作者：内维尔·布拉德利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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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滇缅路(抗战“输血线”的前身，再现那要消失的老滇缅路)试读：
前言
《马可·波罗游记》闻名遐迩，但书中没有一个字是马可·波罗（Marco Polo）自己写的。马可·波罗曾把他的经历讲给一位名叫鲁斯提谦诺（Rusticiano）或是鲁斯蒂凯罗（Rustichello）的人听，这个人把故事记下来，然后写出了那本举世闻名的游记。
李惠来医生（Doctor Neville Bradley）无意成为第二个马可·波罗，我也不是鲁斯蒂凯罗。李惠来医生曾经是一名传教士医生，在中国生活过许多年，很了解中国人，也精通中国话。他给我看了当年的日记、笔记和照片，向我详细讲述了十多年前的一段滇缅路之旅，我便把这些记录了下来。
他的旅行一半靠步行，一半靠骑骡子。经过的这条花岗岩石板路，也正是650年前马可·波罗在忽必烈大汗骑兵队的护卫下，骑着高头大马走过的那条。
那个时代已一去不返了……不过，直到近期重建前，这条古道的面貌都没有太大变化。
这条路从最东端到最西端，行经数十座城池，穿越无数崇山峻岭与急流深谷；道路两旁的山谷和高原上，桃花与其他各色野花竞相开放，还有美艳却危险的罂粟花。路上还能见到古老的观音庙和阎王殿。
近期的重建工程对这条路进行了多处改造，道路周边的生态环境也将逐渐发生变化。
李惠来医生担心那些旧日风光渐渐被人们遗忘，所以急切地想把他所见过的沿途风景用文字记录下来；而我，因为在克什米尔、锡金和喜马拉雅中部地区有过类似的旅行经历，所以就成了他的“鲁斯蒂凯罗”。
在本书中，我尽量用他的语言来讲述他的故事，并且时时提醒自己：他的讲述并没有文学创作的野心，而是基于一种铭记的渴望，他想把那些生活在穷乡僻壤却和自己有过亲密接触的乡下人永远地记录下来；同时，这些文字对于将来有志于继续从事这份神圣事业的人来说，也是一种激励。李惠来医生曾尽心尽力地去解救中国人的身心苦痛，他热爱中国人，我相信，中国人也一样热爱他。他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医生”。V·M·厄斯金·克拉姆第一章去安宁州：安逸宁静的小城
1930年3月9日 星期日
我和罗纳德·兰克斯特（Ronald Lankester）现在充满期待。明天，我们就要出发，开始长达800英里的老滇缅路之旅，那也是从云南府到缅甸八莫的贸易线。
我们的计划细致周密，可谓完美无缺。对于可能出现的意外状况也做了充分准备。3月的天气好极了，40天的时间绰绰有余，我们应该能在6月雨季到来前就从容地完成旅行。骡子驮着行李已经先上路了。我们还借了一辆车，准备明天出发去安宁州，到那里再拿上行李。
3月10日 星期一
好不容易盼来了星期一早晨，可是天公不作美，毫无征兆地下起了倾盆大雨，且雨势越来越大。随着这突如其来的大雨倾泻而下，我们的好心情也突然没了。以我游历中国30年的经验，我很清楚这样的暴雨意味着什么。
如果你坐出租车去赶轮船或赶火车，下雨只是不方便，不至于可怕。但对我们来说，碰上这样的雨就意味着要蹚水数英里，才能追上在安宁州的骡子；意味着我们必须踩着厚厚的烂泥，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艰难地前行，因为这种情况下，没有车能上路。
想临时雇两匹马来骑也不太可能。要是中国人，还可以雇一顶轿子和一班轿夫出行，但我们去订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我再清楚不过了。
在接下轿行老板安排的活儿之前，中国的轿夫们总会这样说——倒不一定有轻视的意思——“让我们先看看洋鬼子长啥样儿！”可是，只要一瞄到我一米九、近二百斤重的身形，一瞬间方圆数百万里的中国大地上，连一个轿夫的影子都没了。
总得想个办法才是。这是我的假期，按照原计划，我5月25日要到仰光乘坐轮船，我已经订好了回英国的船票。兰克斯特好久没休假了，他计划陪我一道去仰光，然后坐轮船经槟城和西贡回到海防（这有点像探险），然后再乘坐火车沿东京铁路回到云南府。
兰克斯特是我们圣公会医院的牧师，这所医院是我在云南府创办的。“云南”这两个字的意思是“彩云之南”或是“有云彩的南方”，你喜欢哪个解释都行。云南省的面积相当于法国的全部国土面积，南面与法属印度支那接壤，西面则毗邻缅甸。这里与喜马拉雅山脉相交，不但地势险峻，重峦叠嶂，而且河谷深邃，水流湍急，渡河极为困难。
我担任惠滇医院（Bestowing Grace Hospital）的医务主管已有14年了。这家医院收治整个云南省的病患，同时，还建有一个为边远医疗站提供补给的药品仓库。幸亏这里地处崇山峻岭之中而且十分偏僻，社会巨变并未波及到此，我们的工作才得以顺利展开。
云南府，位于云南省的中心，海拔6000英尺，距离越南海防港450英里。
兰克斯特和我是雷普顿（Reptonian）学院的校友，他也是一个酷爱探险旅行的人，所以，这次有他同行我感到特别幸运，毕竟这可不是什么轻松的漫游，也不是什么快乐的乡间散步，我们要绕着整个印度支那和马来半岛，走完这个大圈的四分之三。
我被那些崇山峻岭深深吸引。毕竟，远游过的人，总想去见识更多新的地方，去了解生活在那里的人们。除此之外，我特别想去看看这条滇缅路通往的国家——缅甸。我有这个愿望已经好久了。
云南的这块区域被誉为“鲜花王国”。人们告诉我，这里的鲜花比全中国任何地方的花都开得更加繁盛艳丽。
我不是植物学家，不过上次在英国的时候，我参观过莱昂内尔·德·罗斯柴尔德（Lionel de Rothschild）先生位于埃克斯伯里的花园，我十分惊奇地把那些花花草草的标识牌读了一遍又一遍，上面写着：“原产地：中国云南。”
在邱园也是一样，我发现那里最漂亮的杜鹃花也来自云南。我还见过洛克博士，他是一位杰出的旅行家和种子收藏家。他告诉我说他曾在云南收集到400多种植物种子，并送往旧金山的一家公园进行培育。
我这趟旅行之所以选择离开云南府，绕过昆明湖，去往西北边陲，走进那些连绵的山脉和高原，还有其他的一些现实原因。
我想考察一下中国内陆的状况；考虑在那里拓展医疗服务的可能性；去探望偏远传教站的同事，给他们送一些药品补给；同时，收集关于甲状腺肿、肺炎、疟疾和伤寒等疾病的一手资料；考察中缅边境地区鸦片种植的情况。只有在假期我才有时间完成这些。
但是现在——我们到底怎样才能追上那些骡子呢？四头驮着我们全部家当的骡子，还有两匹代步的矮种马！要是今天在安宁州追不上它们，我们就惨了，那就不知要辛苦多少天才能找到它们。我们按照中国的运输惯例签了租约，上面的起止日期是固定的，运行李的骡马比人提前一天走。
从云南府的西门到安宁州有25英里路。第一段行程就是大问题，因为这是一段新筑不久的土路。
据我所知，云南府是全中国最整洁有序的城市之一。城里的道路平整宽阔，维护得很好。这里有完善的下水道系统，不是那种你会在很多东方城市见到的露天排水沟。这里也有自来水、电灯和电话。
西门外新建的这条土路，标志着云南地方政府在建设急需的现代运输基础设施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可是，这条代替了从前花岗岩石板路的新路，在暴雨过后已变得泥泞不堪。当地新开辟了一条公交线路，公交车上总是挤满了乘客，车轮频繁地碾压在路面上留下了一道又一道深深的辙痕。
怀着对现代化机械运输工具的热忱，中国司机总是忍不住允许乘客一波又一波地挤进来。这种公共汽车——用进口的雪佛兰卡车头，加上自制的木板车厢组装而成——开起来很笨重，而且来回晃荡。即便如此，车上还是挤满了乘客，剩余的空间被行李、农副产品、牲畜和货物塞得满满当当的。车轮和车轴因负载过大而变形是司空见惯的事。
整个早上，不停有朋友忧心忡忡地打来电话，询问我们打算怎么办。“打算出发。”我们如此回答。其实我们心里完全清楚，我们被自己制订的“完美计划”害惨了。
汽车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有许多中国朋友聚集在那里为我们送行。我们发现，今天所有常规班次的汽车都停止运营了。其他事情倒还好，我最忧心的是，我们的中国朋友恐怕不得不失望地放弃十分隆重的送别仪式。他们是一群英勇无畏的绅士，曾坚持不懈地与我并肩奋斗，他们对工作总是那么竭尽全力。
喜出望外的是，突然有人通知我，政府奖励了我们医院一辆大汽车——云南府赠送的送别礼物，这让我们一群人松了口气。因为有一些朋友，按照真正的中国传统，计划一路送我们到安宁州。这当中有毕业于伦敦盖斯医院的姚博士，农学家李先生和王先生，还有来自上海的工程师周先生。
我很高兴他们不用无奈地留在原地了。我们曾一起度过许多欢乐的时光，而对于他们来说，能按照古老的传统习俗来送别朋友非常重要。在中国，为朋友送行的距离，代表了对朋友的敬重程度——送得越远，表示感情越深厚。这些好兄弟们打算送我们25英里，直到安宁州。
我们都收拾好行李上了车。车窗外还是大雨滂沱。在雨点持续地击打下，路面出现了许多坑洼，险象环生。尽管司机已经小心翼翼地缓慢前进，汽车还是晃晃悠悠，后轮打滑，车身左摇右摆，让人提心吊胆。
开出不到几英里，车子就彻底陷入了泥沼。我们都下车帮忙。可我感觉这努力似乎徒劳无功，就像吉卜林小说里写的试图用象牙娃娃拽出大水牛一样。不过，兰克斯特可不这么想。1914年到1918年在法国期间，他从未雇用劳工干过任何活儿，都是自己做的。我们听说过无数关于他超常体力的传闻，其中一个好像就与利维坦（Leviathan，圣经里的怪兽）和泥泞有关。
中国人有一个很奇怪的特点：尽管他们的手臂提不了多重的东西，但却有一种“特异功能”，他们可以忽略掉自己的身体，包括肩膀上的肌肉，而把双臂张开，让自己成为一根用来拉拽的“绳索”。
天知道我们是如何成功的。每个人都出了力，大家连拖带撬，好不容易才把车子从深陷的泥沼里拉了出来。
我们的车终于又一次行驶在了平路上，雨大得几乎看不清路面。这条路通向远处绵延的山丘，南面是一望无垠的稻田，阡陌纵横交错，桉树和柏树零星地点缀其间，这番胜景一路延伸至远处的昆明湖畔。“昆明”，在汉语里代表璀璨明亮。昆明湖湖面极其宽阔，约有40英里长、10英里宽，位于云南府和安宁州之间。昆明湖的西岸是西山，山势陡峭，与湖相接。春天里，湖面上总是漂浮着一大片柔美的白色睡莲。
沿着险峻的山崖拾级而上，你会看到建筑在岩石上的庙宇和画楼，周围有松林环绕，还有一圈雕刻着龙、狮子和胖青蛙花纹的浮雕栏杆。我常常站在这些亭台楼阁间，远眺昆明湖上的捕鱼人。他们把捕到鱼的鸬鹚唤回来，取下鱼又放鸬鹚出去再抓。这些画楼收藏了一大批刻画云南风光的作品：田间的农人们有男有女，他们或手扶爬犁，跟在大水牛后面一步步辛勤地耕作；或分成小组，用手把在田头角落育好的秧苗整整齐齐地移栽到水田里；或忙着收割——那时候的黄土地，已变成了一片翻滚着金色波浪的丰收海洋。
可是，今天的那片农田里一个农夫也没有，就连一向繁忙的道路上也看不见司机或者运货的骡子。
前方的路又让车没法开了。轮子陷在泥泞里打空转，溅起一层厚厚的泥浆。我们再次全体下车，踩着烂泥前行，好让车的负重减轻一些。这辆可怜的车，好不容易才摆脱深陷的泥坑，为避开前方接二连三的坑洼，左摇右晃地向前开着，时不时还会因路面泥泞而突然滑向一侧。
开出8英里之后，路况有所好转，车子缓慢地爬向坡上的关卡。我们最后回望了一眼昆明湖和省城，向着我工作的医院的方向挥手告别。我曾在那里奋斗过无数个日夜，而如今，它已被日军的炮火炸得面目全非。云南府现在已经改名为“昆明”，意思是“闪烁的光芒”，在这个季节，城里那些五彩的琉璃瓦屋顶、庙宇和佛塔，应该正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呢。
而爬到坡顶后，目力所及则完全是另一番热闹景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成群结队地等待着过关。他们大多是穷苦人，穿着的黑色或蓝色棉布衣裳是自家织的，而且破破烂烂。骡队等候在一旁，货物都被卸了下来，等待收税官收完税，这些货物才能运进省城贩卖。
尽管整个中国都已经废除了厘金制度，但集市上售卖的每样东西还是要缴纳通行费的，连烧饭的柴火这种可怜的农民们用以维持生计的基本生活用品都不例外。可怜他们又是砍柴又是搬运，也挣不到什么钱。我实在不明白，收税官能从他们这点微薄的收入里得到什么。不过，收税官和政府签订了协议，每年都要向政府缴纳一笔钱，从而获得在关卡收税的权力，所以他一定能够从中捞一笔！
我们离开了碧鸡关（这里为什么叫碧鸡关我也不清楚），离开那些吵吵嚷嚷的人群和他们的骡马、柴火，向着安宁州那片平原前进。
现在车窗外的景色大不相同了，不再是千篇一律的水田和光秃秃的斜坡。很快，安宁州（安逸宁静的小城）的东大门在瓢泼大雨中若隐若现。城楼的顶呈六边形，分为三层，每层覆盖着灰色瓦片，瓦片上布满了青苔。每个檐角装饰有木刻的猴子，尾巴高高翘起，显得神气活现，还有一些小小的鱼形木刻，也十分形象。城楼的每一面都有一尊财神像，守护着古老商路的入口，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条从城楼下穿过的花岗岩石板路。一对高达20英尺的石狮子威武地屹立在城楼两旁。狮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认定的非常凶猛的动物，它们身上镏着金银，一动不动地蹲坐在那里，圆溜溜的大眼睛直瞪着我们。
我们的中国友人准备了一顿丰盛的餐食，早前在汽车站候车室就分发给了大家，候车室那儿原先是座庙。几番依依不舍的话别之后，他们返回了云南府。
现在，我们俩只能靠自己了！小城里到处是赶集的人们，我们一边走一边打听骡夫的下落。有人曾肯定地告诉过我们，说我们已经赶上他们了，因为骡夫曾在关口留了口信。突然间，雨好像没那么大了，天甚至就要放晴了，这对需要收割水稻的人来说是件好事。
我们在迷宫似的人群中穿梭，一路踩着污泥，经过了襁褓中的婴儿，满身泥垢的小孩子，背着柴火的妇女、男人，还有骡子……最后终于找到了要入住的客栈。一块醒目的黑红招牌上写着“昌永”二字。（是的，我能看懂汉字——但也没法做到瞄一眼商店橱窗就能机智地告诉你，那块牌子上的神秘符号代表的是卷心菜还是靴子。）“昌永”，意思是一座快乐永驻的客栈。它实际上是一家驿站。比起普通的客栈，我更愿意住驿站。因为普通客栈只提供一间破破烂烂的房间，墙上满是裂缝被填平后留下的补丁，房间里放着一张被虫蛀得厉害的木质床，外加一张脏兮兮的塞满稻草的床垫。
我还记得有一次不得不住进客栈时的经历。半夜，床下传来一种极其凄惨的声音，我感到惶恐不安，赶紧找来了客栈老板娘。她却嫌我大惊小怪，若无其事地解释说：“不过是一只瘟猪在叫唤。”
驿站则不同了，它通常有个略显体面的门楼，带有木刻的栏杆，有时还会有石头柱子。走进去通常是一座四面带围墙的庭院，庭院周围一圈是马厩，客房是一座二层小楼，顶上有一间小阁楼。虽然那间阁楼一般用来存放谷物，但我总是选择阁楼住。正当我们打扫阁楼的时候，骡夫到了，随之而来的还有我们的行军床、睡袋、洗漱用品、炊具和食物，还有我们的仆人阿洋。他之前跟着洛克博士在外旅行过好几年，负责打杂和做饭。
我们很快睡下了，晚上感觉有些凉。目前我们所处的地方海拔大约6500英尺，所以我的睡袋似乎不够暖和。门外是去驿站老板房间的必经之路，所以男女老少来来往往，各种吵闹声、尖叫声一直持续到深夜。显然，安宁州并不怎么“安宁”。不过，中国人总是那么欢快而友善，你没法儿不喜欢他们！第二章去禄脿：热闹的集市
3月11日 星期二
大雨下了一整夜，早上6点半终于停了。我们的出发时间比既定日程晚了一些，差不多快9点才动身。早饭吃得很好，有粥、有鸡蛋；还有培根——是个很棒的英国牌子（我出门在外总会带着），切成薄片装在小罐里头。虽然中国猪肉很常见，可比起何记“一口酥”或波波家的炸猪皮，我还是更中意这种英国培根。不过在伊利亚看来，它们都是人间美味，难分高下。
今天的任务不重，只有20英里路，所以即使出发晚了，我们也不会太过担心。
我们的时间主要花在了寻找同行者上。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找了一支由百多头运货骡子组成的商队同行。毕竟，再往前就是土匪的地盘了。
出发之前需要获得云南省主席的批准，否则无法上路。申请是通过英国领事馆提交的。这条路不是很安全，我们被警告过，乡下的地方秩序很差，固执地走这条路是很不明智的选择。就在我们出发前不久，我们的朋友、省主席龙云将军，刚带兵从那块区域经过，万幸的是没有出什么事。
土匪的老巢在我们要经过的大山深处。正规军对土匪的所作所为其实很清楚，但只要不过分，他们一般不会去管。
地方政府也时刻掌握着土匪的一举一动，但基本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般，离贸易中心60英里开外就属于危险地带了。
申请旅行证件要提前7天，这决定了我们只能在固定日期出发。如果官方建议你那天不要出行，那最好还是乖乖听话，因为一定是出了什么特殊状况。在一个月前，我们申请的结果就是“无法通行”。
土匪头子大多是正规军出身，他们对给当权者做保镖深感失望，又没什么经商渠道，无奈之下便落草为寇，在乡野劫富济贫，也算当个“良民”。土匪队伍通常由装备着毛瑟枪的逃兵组成。土匪，说白了，就是由无业游民和那些领不到粮饷的士兵所创造出的一项产业。
旅行在外这么多年，我还从没有遇到过土匪打劫，这绝对是我人生中的奇妙事儿。以前我基本都是独自一人出行。土匪这码事，是让革命闹出来的。
我们大概要走三天才能到达那座山的山脚下。龙云将军最近已经围剿了一些大肆抢劫商队的匪帮，留存下来的帮派中，只剩一个势力算比较大的。他们的头儿曾经是个陆军上尉，估计他不想闹出太大动静惊扰龙将军，毕竟他们也算是老战友。
省主席已把我们的行程提前通知给了地方官员。我敢肯定，“两个洋鬼子要来了”的消息早已传到了腹地。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任何消息都无须经过无线电波，而只靠一个神秘的隐形网络就能迅速传播。
兰克斯特和我走在队伍最前面，还有我们的两匹矮种马和一头驮着随身物品的骡子。只有一条道，骡马不需要牵引也能自己走。
路途没有我们预想的那么艰险，一路上很愉快。我们走的正是经过安宁城门口的那条路，能再一次踏上这条古老的花岗岩石板路让我满心欢喜，它勾起了我许多昔日旅行的回忆！路面宽约7英尺到9英尺，上面铺着1英尺厚的花岗岩石板，石板铺成格子状。之前，我沿着这种石板路走过最远的一趟旅程，是从云南出发，沿一条大路向北，去到水富，然后渡过长江，到达成都，那是天府之国四川的省会。要知道，缅甸的大象就是沿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跋山涉水来到中国的。云南府当年建起来的那些象舍，后来在我去的时候，发现已改建成了英国领事馆。
一条斑驳的石凳，或是一块平整的空地，都会让人产生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浪漫想象。在中国，每当我踏上这种古老的石板路时，都忍不住浮想联翩。
中国历史上那些未被记录下来的故事，大概都埋藏在这层层叠叠的砖石之下。据我了解，在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中国人就已经开始大规模生产和使用这种砖石了。
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人物要数始皇帝。公元前246年，13岁的他继承了父亲的王位，随后的26年里，他在事实上征服了整个中国，于是下令让天下人尊称他为“始皇帝”，意思是“第一位最高统治者”或“第一位皇帝”。始皇帝的有些改革措施实在很小孩子气，纯属迷信；但有些改革措施却卓有成效，包括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修建宽阔的道路供他出行，等等。最举世闻名的功绩是修建长城，最臭名昭著的劣迹是“焚书”（烧毁的都是儒家经典），更别提他还活埋了460多名儒生，不过这件事并没有留下太多记录。而“焚书坑儒”这件事，让他被中国的读书人怨恨了几千年。
汉朝取代了秦朝后，中华帝国得以进一步巩固。在汉武帝的领导下，中国开始了与印度、帕提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的陆路贸易。“条条大路通长安”，这是最古老的中国谚语之一。
古老的商路像钟表的指针一样，横扫了整个中国，有的通往缅甸，有的通往西藏地区。北上的路线，通过蒙古到达俄罗斯边境，再通过俄罗斯延伸至鞑靼，到北冰洋沿岸，到鄂霍次克海；南下的路线，则经过黄海一路到达柬埔寨，这条线对于由横向的长江与纵向的大运河所构成的水路交通网是一大补充。从北境的哨所和西部山脉间的关卡，一路通往北平，从北平又去往喜马拉雅山脉，再翻山越岭，通往更远的地方。直到现在，古老商路的很多路段上还能发现古时候筑路使用的花岗岩遗迹。
中国人有句俗话，“漂漂亮亮用十年，破破烂烂一万年”，说的就是这些铺路石。
旧古董终究得为新事物让路，铁路逐渐取代了这些快被岁月湮灭的石板路。我记得有一处，石板路似乎风采依旧。那里的地方政府为修铁路筹集了一大笔钱，漂亮的火车站造好了，铁轨也铺了3英里。然后，钱就没了——是真的没了——所有经手人都从中捞了一笔之后，一分钱也不剩了。结果，那条破旧的石板路依旧是交通要道，依旧回荡着叮咚的骡铃声和哒哒的马蹄声。
我们一路愉快地向前进。路很好走，这使得我们能一直保持良好的状态，以面对之后翻山越岭时真正的艰难险阻。
途中，我们停在草铺休息。“草铺”的意思是“有草地的村庄”。路边有个茶摊，我们准备去喝点儿茶。茶摊很小——只是一间屋顶盖着瓦的小屋子。屋前有个土砌的柜台，约两英尺半高，柜台连着栅栏，晚上收摊了就关起来。
摊主招呼我们到一张四方桌旁坐下，木头椅子特别硬。堂倌儿身上系着一条脏得不能再脏的围裙，中国厨子的围裙也比这干净多了，所以我们决定，只点炸鸡（因为油炸能杀菌比较安全）。不过，我提醒兰克斯特，即便在英国，也要到李斯特之后，外科医生才开始有意识地清洗手术服。在那之前，一台手术结束了，医生就把脏兮兮的手术服脱下挂在衣钩上，等来了下一位病人接着用。
鸡肉炸得很酥嫩，切成小块盛在碗里，和米饭、筷子一道摆上桌，筷子其实没有传言中说的那么难用。我们婉拒了堂倌用手拿来的一些绿色配菜。随后上的是茶，堂倌儿把一小撮带着茎的茶叶放进一个没有把手的茶杯里，然后倒入开水，盖上茶盖。这个像茶托一样的杯盖既用于保温，也可以用来在喝茶的时候撇开茶叶。我们也谢绝了往茶里加牛奶或黄油的提议。我们挺喜欢这个“脏围裙”，他很友善，话不多，但手脚麻利，我们吃得很尽兴。
屋外慢慢地聚了一群人，我刚要起身，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妇人就颤巍巍地走了进来。一定是拜那个神秘的“民间消息网”所赐，周围的老百姓都知道“医生”来了。我知道，我的假是休不成了，显然，我不能不理他们，一走了之。
老奶奶并不知道我急于脱身。我听得懂简单的中国话，但想听懂老人家絮絮叨叨的故事可没那么容易。她准备从头开始一点一点地讲，全世界的老奶奶都一个样。我知道，她想告诉我她身体不舒服，但因为说的是农村土话，我只能听懂她说山上有头驴，她的朋友要去集市，这中间的话我都没听懂，然后就听到她说吃完喜酒回到家。根本没法打断这位老奶奶，她一定要把想说的事情说完。
然后，又来了一对夫妇，带着一个盲眼的女婴。我不得不告诉他们自己无能为力。但他们却依然用哀求的目光看着我。我就不能做点什么吗？至少给他们一点儿药？让他们空手而归实在太残忍了，于是，我给了他们一点有舒缓作用的眼药水。其他有眼疾的人，我给了金眼药膏；得疟疾的，我给了奎宁；甲状腺肿的，我给了一种特制药片；还有腿、头和手上溃烂的，我给了消毒液、药膏以及包扎用的绷带。
突然有只黄色青蛙往前一跳，它是一个小男孩的。男孩的腿骨折了，家人让他躺在床上，想让骨头自己长回去。不行，我又一次声明，现在在这里我没法帮他治疗；但我给医院写了一封信，交给孩子的家人，告诉他们赶紧带着孩子去治。还有一个乞丐要给我磕头（看见有人磕头总会让我打哆嗦），我就把头转向一边不看他，直到他站起身。
最后来了一位长相甜美、皮肤光洁的年轻妇人，抱着一个长相聪明伶俐的男婴。“他多大了？”“两百岁，三百岁。”她这样回答，不安地四下张望。
我不该这样问。所有中国妈妈都不会大声说出孩子的年纪，为的是“欺骗”恶魔——因为如果恶魔听到了真实年龄，就会施某种诅咒夺走孩子的性命。
他们都满怀感激。他们向我道谢，称呼我为“先生”。“先生”是对大人物或者老师的尊称，所以他们有时候更愿意称我为“先生”，而不是“医生”（“医生”的字面意思是“救治生命”）。
我们又途经两个村庄：一个叫“欲得角”（意思是“想得到的角落”），另一个叫“清朗沙”（干净明亮的沙子），和之前遇到的状况差不多。我们一到那儿，老百姓就围过来求我们看病。显然，消息走得比我们快。
我们再次上路了，谈论起中国人对于西医的崇拜是多么奇怪。更奇怪的是，在这个国家，从上到下任何一层官员，似乎都不怎么重视发展医疗事业。一些市镇里，只要有外国旅行者带了贴着欧洲商标的药，人们就都争相购买，场面像争着买刚出炉的蛋糕一样热闹。但是，政府却从不想着安排中国医生或医学院毕业生去从事公共医疗工作，也不给民众提供任何救治服务。
这些与我们打交道的可怜人似乎认为，我们的小药片有种神奇的魔力，尽管《英国药典》里没有写，但任何病它都能治好。后来，我甚至发现，如果我们的骡夫感觉哪里不舒服，只要在需要的时候给他们吃片药，他们也会心情愉快。
商队的人马还没到，但我们打算继续赶路，以便在天黑前找好休息的地方。
我们到达了禄脿（热闹的集市），找到了一家还算干净的旅馆，要了阁楼，打扫完毕，然后放下行李。
幸亏我们随身带着一些日用品，因为那晚商队没有到，没一个人来找我们。第三章在禄脿等待
3月12日 星期三
第二天早上，还是不见商队的踪影。所幸房间通风，住着还算舒服。我们先修了修我那一堆毛病的行军床，每次我一翻身它就摆出一副要塌的架势。修完之后，我们焦急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不停向外张望，看看商队赶上来没有。最后却也只能坐下来吃饭。房间里存放着一大堆稻谷，还有这户人家的祖先牌位和新换的灶神像。我们在他们的“注视”下吃完了午饭。
中国的富人通常会用一间专门的屋子来供奉祖先牌位，而开旅馆的人，只能把祖先们供在阁楼上。桌子上摆着三四块儿竖立的带框木牌，上面刻有逝者的名字，还有一张崭新的灶王爷画像，大小与相框差不多。前一任灶王爷在今年农历新年——二月的时候——被派去了天庭。他的嘴上抹了蜜糖，还吃了供奉的瓜果茶点，所以，他上天述职的时候（一种烧掉画像的仪式），就会只说这户人家的好话。灶王爷背后的墙上挂着一幅花花绿绿的财神像，财神看起来有点儿像从天上下凡的圣诞老人，后面跟着一排端着金银钵的善财童子。最下面还有一句吉祥话：“粮满千仓。”
楼下的人，正聊着些家长里短和听来的新鲜事儿。新到的客人在付钱时都会被问候几句，像苏格兰人通常跟你打招呼那样：“您从哪儿来啊？您是做哪一行的？有同行的人吗？”或者，被盘问得更仔细一点儿，比如要去哪里？做什么？是出差，还是回老家？再有，就是关于哪里的村子被烧了，土匪有多少人，他们是如何凶残，这些真真假假的事一直被人们传来传去——不过我们对这些没什么兴趣。
午饭过后，在散步回来的路上，我们被三个女人拦住了，她们听说“医生”在这里，就赶来问我能不能跟着她们去救一个生病的小男孩。于是我们商定，兰克斯特留守在小旅馆，一有大部队的消息就派人通知我，我跟着那几个女人走。
她们急忙问我，是否听说了土匪的事。有消息说，土匪洗劫了西边的一个村庄。那伙强盗抢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大米、衣物和钱——还绑架了她们的几个亲戚。里面有两个小伙子，一个18岁，一个20岁，还有一个小姑娘，叫水仙，才8岁。
这三个女人穿着统一，都是蓝色棉布外套和裤子，布料早已褪了色，上面还打着补丁。她们体格强壮，没有裹脚，都是做苦力活的人。她们一直很害怕那帮打家劫舍的暴徒，还把所有的银子都埋进地里，这样万一房子被烧了，还可以回来找到钱——除非一些被抓去的人质忍不住折磨说出了秘密。
生病孩子的母亲带我去了她家。那是一座风景如画的小村庄，坐落在一片果园之中，园子里有李树、梨树、桃树，还有石榴树。走过一片低矮的桑树丛，绕过一棵苹果树，就是她的家了。那棵苹果树结出的小苹果特别好吃，名叫“红花”，树枝上还缠绕着金银花和茉莉花的藤蔓。
堂屋里供奉着祖宗牌位，有一张圆桌和几条木凳。做饭在后面一间小屋里，用的是石头砌成的灶台。再过去一间小屋就是那个孩子的房间。他叫阿福，名字是幸福、有福气的意思。小家伙躺在一张硬木板床上，床边的帷幔垂下来，可能是用于保暖或是阻挡蚊子。他的小脑袋枕在一个红漆木枕上，小脸绯红，但他一睁开眼睛，就露出了欣喜的微笑和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我觉得“阿福”这名字很适合这个小家伙。他的兄弟姐妹都围在一旁，孩子的父亲也放下工作，从外面赶了回来。
我告诉他们一些注意事项，说稍后派人送药来，然后很不舍地离开了小阿福。接着，我又给家里的其他几个成员看了病，告诉他们该怎么办，承诺给他们送药来。
另一个病怏怏的女人被领进来坐在床上。当她解开衣服后，我发现她身上长了个很严重的脓疮。我叫人端来热水，想办法去除脓液，又留下一些纱布，还答应之后再送一些来。我建议她如果有可能，还是去一趟我们在云南府的教会医院。可是，想想她一个病恹恹的女人家，要骑着骡子一路颠簸去云南府，该有多么辛苦啊！
这些可怜的人们，身处困境却无人帮助，一想到这些我就很绝望。
当我走到堂屋时，阿福的小妹宝玉，正把蒸好的米饭端上圆桌，桌子中间放着一大盆蔬菜。筷子也摆放好了。这个小姑娘编着小辫儿，朝我害羞地笑了笑，笑容和她哥哥一样。她走过来，向我鞠了几个躬，感谢我救了她哥哥。
屋外的农田里，女人们正结束一天的劳作准备回家，她们的蓝布裤子挽到膝盖上；几头长着大犄角的老水牛，背上驮着小孩子，悠闲地往谷场走。孩子父亲跟我道别，为了表示谢意，他特地杀了两只鸭子送给我，朝我鞠了个躬，送我出门，嘴里还不断说着感谢和祝福的话。
我上路了，孩子们还在我身后大喊：“好行（háng），好行！”（当地方言，意思是“走好，走好”）他们又是拍手又是挥动手臂地向我告别。
回到住处我们继续等待。宝贵的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了。到下午4点，也就是我们到这里整整24小时后，骡队终于慢悠悠地来了，但是没有看到马洪鹏的踪影。他是“骡王”，这支商队里的所有牲口都是他的，也包括我们的骡子和马。当晚过了8点钟，他才终于出现，但却没有解释为什么迟到。
我很清楚地告诉他，这种情况不能再发生了。也怪我不够聪明，一开始和他商量的时候，我同意先付一半的钱。结果，他拿着这笔钱，做起了自己的“小生意”，沿路采购一些商品，打算旅程结束的时候转卖掉。我告诉他，只要他做生意不影响帮助我们赶路，我不反对他这样做。
很显然，当晚是走不了了。
晚些时候，马洪鹏上楼来告诉我们，确实有土匪出没，问我们要不要下来一起商量对策，下面还有和商队同行的一些赶路人和客商。
首先是一些仪式性的环节。我以“李医生”的名义被介绍给大家，这是我第一次到中国时取的名字，“李”是我的姓，“医生”说明治病救人是我的职业。
可能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外国人来到中国，一定要找一个“老师”。“你得取一个中国名字，明白吗？”我的老师这么说，“还得有一个中国的姓。”
姓，一般是从《百家姓》里选的，找一个和你本来的姓比较接近的音。“布拉德布拉德布拉德……”他反复念着，然后摇摇头。“利利利？”他感觉这个音最合适，但立马又变了，“利……李！”一瞬间，我发现我已经加入了这个超级大姓。我的全名是“李惠来”，后两个字的读音是最接近我的教名内维尔（Neville）的选择了。
我会被这样问：“贵姓？”
回答的时候我应该说：“免贵姓李。”
如果正好对方也姓李，他就会对我拱手作揖，称呼我为“家门儿”。
兰克斯特被介绍为“兰牧师”。“兰”代表他的姓兰克斯特（Lankester），“牧师”在汉语里既指放羊的人，也指基督教的牧师。
中国人通常有三个名字（幸好他们不知道莎士比亚，不然，他们估计要取七个名字）：
小时候有一个乳名。
上学了有一个学名。
然后走上社会开始谋生，又有一个名字。
自我介绍终于结束了，我们开始进入正题。
有确切消息称，土匪正在禄脿和楚雄之间的主路上沿途抢劫，离我们现在的位置大约4天行程。这段路两边是荒无人烟的山野，正是打劫的理想地段，也方便抢完迅速逃跑。
最佳方案是从小路绕道而行，希望能平安通过。
不过我们俩身上也没带什么钱。
土匪的问题商讨完后，我们就回房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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