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流放的爱国者(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重旭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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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流放的爱国者试读：

人间何处觅清流

当年唐太宗挥舞起科举的指挥棒，让天下士子围着他团团转。于是他老人家拈须微笑，洋洋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然而，相对于官场的浊流，中国的士大夫中还有一股清流，这股清流虽没有成为滔滔之势，却也是细流涓涓，流淌千年，绵绵不断，在中国的历史上纷呈异彩，让史学家们大书而特书的。

应该说，中国官场上的这股清流，源远流长，如果追溯源头的话，最早应该是许由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许由只写了一句话，“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话虽少，但我们却可以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先人许由认为当官是一件耻辱的事儿。但让人不解的是，尧的时代，实行的是一种禅让的制度，选天下有德之人，经过考察，然后把帝位传给他，这应该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可许由不但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坚辞不受不说，还偷偷地跑掉。关于许由还有一段佳话，说是许由逃跑后，尧又派人来劝说他，许由觉得这些话赃了自己的耳朵，便跑到河边，用清水来洗。这时，隐士巢父正好牵着一头牛到河边饮水，见许由洗耳，问其故，许由说：“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一听，鄙视道：“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我犊口。”许由傻眼了，他碰到的这位巢父才是一个真正的隐士。

后来到了夏的时候，又出现了卞随、务光两个人，商汤也是一个很有贤德的君主，商汤让位于他们，不明白他们究竟为何坚辞不受。不过，司马迁很为他们遗憾，认为他们的德行是最高尚的，可惜那些正儿八经的书中却没有记载。所以，司马迁在发愤写《史记》的时候，没忘了把这几个人写进去。在《史记》的70列传中，司马迁专门写了一篇《伯夷列传》，并把许由和卞随、务光也带上一笔，好让他们的“积仁洁行”和高风亮节名垂千古。

于是，伯夷和叔齐就成为史书中第一位“清流”者了。

伯夷和叔齐生活在商代，他们的那个小国叫孤竹国，父亲叫孤竹君，名字够雅的。本来孤竹君是安排叔齐为国君的，可是，等孤竹君去世后，叔齐说什么也不肯即位，他觉得应该哥哥当国君。但是哥哥怎么能当呢？当初父亲就没那个意思，压根就没看上自己，如果现在坐上君位就是违背父亲的意愿，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厚着脸皮，就会让天下人耻笑。所以伯夷坚辞不就，并对叔齐说：“如果你坚持让我做国君，那我就只好一走了之。”结果弟弟也坚决不肯做这个国君，他对哥哥说：“如果你一走了之，那我就和你一起一走了之。”于是两兄弟一起一走了之。但是伯夷的二弟还是很有责任心的，你们都走了，国家怎么办？老百姓怎么办？于是自己便做了国君。

伯夷和叔齐的做法，历史上一直争议不断。唐代的韩愈，还写了一篇文章，叫《伯夷颂》，对伯夷和叔齐的高风亮节大加赞颂。他说“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还说他“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其评价不可谓不高。

但是，韩愈的观点却也有人不赞同，巧的是，其中一位是明朝的缔造者朱元璋，一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

朱元璋在看了韩愈的《伯夷颂》之后，心里不太高兴，本来大老粗一个，却也写了一篇《驳韩愈颂伯夷文》，不知是不是秘书代笔。这位朱天子说：“忽见颂伯夷之文，乃悉观之，中有疵焉。疵者何？曰过天地、小日月是也。伯夷过天地、小日月，吾不知其为何物，此果诬耶妄耶？”

毛泽东也不喜欢韩愈的这篇文章，不赞成“伯夷叔齐”，他在《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中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

这两个人，一个嫌韩愈把伯夷说得过高了，一个嫌韩愈竟歌颂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但两人的意思几乎都是一样，如果都向伯夷学习起来，我手下可就无人差遣了。但不管怎样，伯夷叔齐之后，官场上的这股清流还是源源不断地流淌起来。

我国有一个节叫寒食节，这个节就在清明的前一天，其来历，就和清流有关。春秋的时候，晋国有一个人叫介子推，当时晋国的公子重耳因在国内处境不怎么好，便流亡国外，开始奔逃的那几年非常惨，先是父亲晋献公追杀，后是兄弟晋惠公通缉。搞得他非常狼狈，经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有一天重耳饿得都快晕过去了，和他一起逃亡的介子推便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做成汤，救了重耳一命。但是后来重耳当上国君，成了晋文公，封赏有功人员的时候，把介子推给忘了。于是介子推便背着老母到山上隐居去了。晋文公后来想起来介子推，便很后悔，派人请他下山，介子推不肯。于是晋文公便放火烧山，逼他出来做官。没想到这个介子推很有气节，抱着大树，被活活烧死。晋文公无奈，为纪念介子推，便在介子推死亡的那天禁烟火，只吃冷食，用以纪念，于是便有了寒食节一说。

春秋的时候，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个人就是范蠡。

如果说，介子推不肯做官多少有些和晋文公赌气的成分，那么范蠡不肯做官则是明哲保身了。范蠡在越王勾践的手下当大臣，这人足智多谋，西施的美人计就是他想出来的。但是当越王革命成功，庆功会上却找不到了范蠡，原来人家范蠡走了，而且他还给朋友文种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尽，良犬就烹。夫越王为人，长颈鸟喙，鹰视狼步，可与共患难而不可与其处乐，子若不去，将害于子。”不出所料，文种贪恋权位，最后被杀。范蠡不仅有远见，也很有本事，他不像伯夷叔齐，不当官只能要饭，范蠡弃官经商，成了天底下第一号的富翁。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清流当数晋代的嵇康那一伙人了。他们每天坐在竹林里一杯清茶，谈天说地，非薄礼教，不肯做官。尤其那位嵇康，人家山巨源推荐他，本来是要好的朋友，可他还写了一封信，把人家挖苦了一番，还和人家绝交，那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倒成了千古名篇。其实，嵇康不是不肯做官，只是不肯做司马氏的官。于是司马氏便找个理由，把他给杀掉了。临刑的时候，嵇康摆上琴，神色自若，奏一曲《广陵散》，从容赴死。嵇康的朋友中，包括阮籍以及向秀等人，也都不愿和司马氏合作，这些人都是出于一种对前朝皇帝的忠贞不贰，而对后朝皇帝的不屑一顾，他们宁愿付出生命的代价，于是便有了魏晋风骨。而那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和嵇康这些人比起来，却显得温和了许多。

看来，清流绝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式的悠闲与潇洒，其中也有刀光剑影，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而代价最为惨烈的当数明代的方孝孺了。

方孝孺是明代第二个皇帝建文帝的老师，名满天下，而朱棣夺了建文帝的皇位之后，却非要方孝孺来写即位诏书不可。方孝孺鄙视朱棣，坚决不肯。朱棣似乎在求他，但又软中带硬地说：“这写诏书的事非先生不可！”方孝孺毫不客气，执笔写下“燕贼篡位”几个大字，然后把笔一扔，厉声骂道：“我就是死了也不会写的。”朱棣恼羞成怒，“难道你就不怕诛九族吗？”方孝孺正在气头上，想都没想，顺嘴就说：“就是诛我十族又怎么样？”

和皇帝较真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朱棣气急败坏，果然说到做到，立即派人把方孝孺的九族再加上学生，凑齐十族，800余口，当着方孝孺的面，一一杀戮。

方孝孺的气节可以说天底下再也没人可比了，但是，方孝孺毕竟言重了，面对一个丧心病狂的帝王，还是不要过于意气用事为好，因为除他以外的那800余人毕竟是无辜的，他们的想法未必和你方孝孺一样。所以，相比之下，汉朝时的龚胜就做得很得体，这个人在汉哀帝时，三举孝廉，有些名气，后来因为王莽篡逆，便归隐乡里。王莽慕其名，多次派遣使者，要拜他为上卿。开始他装病，可是王莽派的人就在那儿等着，你什么时候病好了就什么时候带你走。龚胜泡了一两年，也不能老是躺在床上不起来呀，实在没有办法，既“受汉厚恩，岂以一身事二姓”，又不能和王莽对抗，给子孙带来祸患，于是便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绝食一十四天，气绝身亡。自己死了，名节有了，儿孙也保住了。

说到这，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这人叫楼琏，官侍读。方孝孺死后，朱棣便命他草诏，史书记载，“楼琏承命不敢辞，归语妻子曰：‘我固甘死，正恐累汝辈耳。’其夕，遂自刭。”这位楼琏没有像方孝孺那样大义凛然，但也视死如归，自杀而死，而未牵累妻小。

我想，方孝孺说过诛十族的话之后，大概也会后悔的，悔的不是自己死，而是牵连那么多无辜的人。据说方孝孺的胞弟方孝友临刑时，方孝孺泪如雨下，不知是不是心有悔意，但是弟弟的大义凛然，不在哥哥之下。其弟从容吟诗：“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回家山。”方孝孺也作绝命诗一首：“天将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贲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乎哀哉兮庶不我尤。”

其实，说来说去，这些事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都不是什么太大的原则问题，无非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而已，用朱棣的话说，“此朕家事”，别人犯不着过于较真。但历史上的确有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却是含糊不得的。

拿元朝来说，很多宋代的老臣就是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的，不管你元朝皇帝给什么高级职务，多优厚待遇，我就是坚辞不就，宁死不屈。

有一个叫谢枋得的人，南宋文学家，进士出身。宋灭亡后，隐居闽中。元朝皇帝很看重他，多次诏他出来做官，他坚辞不就。后来皇帝派人硬是把他绑到北京，可是谢枋得坚贞不屈，绝食二十多天而死。

元朝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叫文天祥，更是名满神州，无人不晓。宋亡后，文天祥被俘，写下《正气歌》。元人佩服他的气节和才能，舍不得杀他，要授他高官显位，而且元世祖亲自召见文天祥，劝他投降。但是文天祥不为所动，只求一死。行刑那天，文天祥面南而跪，从容就义。他那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感天动地。

清朝的情况和元代有些相似，都是外族入主中原，但是他们都没有以胜利者自居，都没有老子天下第一，而是非常虚心地学习汉族文化，努力与汉族融合。尽管如此，汉族的士大夫们该拒绝合作的照样拒绝合作，该坚辞不就的照样坚辞不就。

康熙的时候，开了一个“博学鸿词科”，意思是只要有各地官员或朝廷大臣的推荐，那些有学问有才能的人，不必通过考试，就可以直接做官。但是，面对诱惑，明代的那些有名的士大夫们，照样不为所动。那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就拒绝出山，他说：“我这个七十岁的老头子还有什么想法吗？已经就是等死了，如果非要逼我应召，我就马上死了算了。”

还有那位黄宗羲，清政府屡次逼他出来做官，他坚决不肯，隐居家中，讲学著书，开思想启蒙的先河。还有一位叫吕留良的，清朝逼他做官，他不但拒绝，还出家做了和尚。他还写诗说：“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公然表示和清廷不合作的态度。后来因卷入曾静文字狱案，被开棺鞭尸。

时代毕竟发展了，我们现在如果回过头来看，无论元代也好，还是清代也好，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大融合的一个时代。尤其现在，都是中华民族了，所以我们也就不大提起这些人的气节了。但无论如何，这股清流却永远是一个民族的精髓。

到了清朝以后的民国，这股清流越发地滔滔起来。也许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关系，各种势力需要的人才多了起来，所以坚辞不就，不违心做官的人，也就渐渐多了起来。

先说黎元洪。如果说，辛亥革命一声炮响，革命党从桌子底下把他揪出来，逼他做大元帅，他坚辞不就是因为形势并不明朗，革命党能否成功还是未知数的话，那么1915年袁世凯称帝，册封他为武义亲王的时候，黎元洪能做到坚辞不就，可以说在政治上就比较成熟了，知道什么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什么叫不得人心。甚至袁世凯派人带全套礼仪前去宣旨，黎元洪连门都不开。

还有，民国的五位总统除袁世凯外，其他几位如徐世昌、曹锟、段祺瑞这几个人，在民族大义面前，都没有给中国人丢脸，这一点，很值得我们骄傲。

日本侵略中国后，多次邀请徐世昌出任华北政府要职，但徐世昌几请几辞。那位在中国选举史上被称为贿选总统的曹锟，虽然花钱买总统，但当日本人几次邀请他到“冀察政务委员会”任职的时候，都被他断然拒绝。他的这种精神还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嘉奖，死后被追授为陆军一级上将。还有段祺瑞，为了拉拢段祺瑞，日本特务土肥原亲自出马，但段祺瑞坚决拒绝，并离开天津，躲到上海，不和你日本人来往了。

其实，在民族大义上，我感觉人们还是容易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尽管做汉奸的人也有，但毕竟是少数。而面对革命党的时候，人家亮出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旗，在选择上，就有些难度了。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在武昌起义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因不满袁世凯专权而辞职。后来作为北大校长，又为抗议北洋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愤而辞职。1928年的时候，他又不愿意和蒋介石合作，辞去所兼各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来国民政府任命他为监察院院长，他坚辞不就。

还有那位胡适先生，一生崇尚自由主义，蒋介石多次邀他参加政府，并施加压力，他仍不接受。他认为自己不愿做官，“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我不愿放弃我独往独来的自由……”而且胡适的太太也坚决反对胡适做官，胡适自己说：“有一次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可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

说起来也真是有些怪，蔡元培左一次辞官右一次辞官，偏偏越辞名气越大，找他当官的人也越来越多。就连胡适这样坚决不肯做官的人，反倒越发地受人敬重，他不仅不做国民党的官，还常常批评国民党，但国民党却一点都没有嫌弃他。1949年的时候，共产党本来极力挽留他，让他当北平图书馆的馆长，但他还是跑到台湾，后来又到了美国。所以，后来有人批评他，说他骂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各路人马纷纷进京做官去了，坚辞不就的事便渐渐少了下来，因为人民政府嘛，为人民做事嘛，你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

可偏偏就有。

这人便是陈寅恪。陈寅恪一生恪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特立独行，独往独来。1953年，中央决定任命陈寅恪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可是他却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听起来有点让人替他捏把汗，在那个时代，提出那样的要求，你说他是不懂还是故意刁难？在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居然提出不宗奉马列主义，不搞政治学习，这样的人，其实比坚辞不就还要让人不可思议了。

陈寅恪终于还是没有去，一生都在中山大学做他的教授，只是不知道他是怎样坚持他的人生准则“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的。

陈寅恪之后，还有一个值得我们一提的人，这人就是粟裕。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设了十位元帅、十位大将。粟裕一生戎马倥偬，战功显赫，令人敬仰。但是他却不是元帅，而是大将，名列元帅之末，大将之首。所以，有不少人为他惋惜。

据《历史的真言——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纪实》这本书介绍说粟裕本来应该评为元帅，但是由于他自己主动请辞，把元帅让了出去，于是被评为大将。这种高风亮节，主动让帅的做法，感人至深。

李银桥是毛泽东的卫士长，他回忆道：中央几位领导在中南海讨论解放军高级将领军衔问题，讨论到粟裕的时候，毛泽东不仅要给粟裕授元帅衔，而且还给予极高评价，他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这时周恩来说：“可是粟裕已经请求辞帅呢？”毛泽东又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我们军队中有些人，打仗时连命都不要了，现在为了肩上一颗星，硬是要争一争、闹一闹，有什么意思！”毛泽东又说：“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三次辞帅，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又让元帅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么！”周恩来也说：“粟裕二让司令一让元帅，人才难得，大将还是要当的。”毛泽东补充说：“而且是第一大将。”

从几位领袖的谈话来看，粟裕作为一个元帅是够格的，但是因为让了那么一下，也就顺水推舟，换了别人。于是，粟裕之后，再也听不到有主动让官的了。尤其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有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坚辞不就或主动归隐更是闻所未闻。至此，这股清流便渐渐地有些干涸了。

并非圣洁的竹林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这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出现过一批非常特殊的人物，而这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这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就是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

其实，中国历史上的文人群体或被称之为流派的，非常之多，像汉魏的“建安七子”、唐代的“初唐四杰”、中唐的“香山九老”、宋代的“苏门四学士”、明代的“北郭十友”等等。但是影响最大，最被人们所津津乐道，而且一听名字就让人神清气爽，心向往之的，便是“竹林七贤”了。

先不说“竹林七贤”的内涵如何，单就这个名字，人们便觉得起得好。中国人喜欢竹，视竹为君子，有气节。所以，王羲之兰亭修禊，离不开“茂林修竹”；陶渊明世外桃源，亦是“桑竹之属”；而诗人王维更是“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到了苏东坡那儿，则更是把这竹推到了极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了。

所以，千百年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文人，给予“竹林七贤”以极高的评价，像什么“正始之音”“魏晋风度”“不拘礼法”“超越名教”“放浪形骸”“恣肆潇洒”等，真是赞誉之文，连篇累牍；溢美之词，不绝于耳呀。一

大约在1500年前，南朝有一个叫刘义庆的人，是皇室宗亲，他的手下养了一批文人雅士，并组织他们编了一本书。按理说，作为皇室的人，理应有点政治头脑，编写一些有教育意义的读本什么的，在理论上算有所建树。可他偏偏领着大伙，编了一本遗闻轶事，清谈玄言，机智应对，甚至是搞笑逗乐的书，名之曰《世说新语》，很无聊。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没想到这样一本书却一经问世，千百年来，便一直畅销不衰。“竹林七贤”的故事便大都出现在这本书中：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这就是“竹林七贤”的来历。不过，如果仅从这段话中，我们丝毫看不出这“竹林七贤”究竟“贤”在哪里？无非就是有这么七个人，常在竹林之下尽兴喝酒，酣畅恣肆，于是便“竹林七贤”了。其实，《世说新语》的这段话并没有说到点子上，贤人是什么？贤人在我们中国其地位仅仅次于圣人，不得了，如果喝酒就能喝成贤人来，那中国的贤人真的要“恒河沙数”了。

所以，还是司马光的话有理论色彩，不愧是为皇家编书的人，人家的话就是能说到点子上，他在《资治通鉴》中说，“谯郡康，与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友善，号竹林七贤，皆豪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这里的“豪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四句话，涵盖了“竹林七贤”的行为方式和精神追求，也就是说他们除了拼命喝酒，还崇尚老庄，轻蔑礼法，抛弃世俗之事。这才是“竹林七贤”的真正来历和他们的过人之处。

然而，历史一旦成为历史，便不再是历史本身。无论是刘义庆《世说新语》的描述，还是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都不再是历史的真实。只要我们回到晋代的“山阳竹林”之中，揭下笼罩在“竹林七贤”身上的神秘面纱，就会发现，千百年来，我们对这七位古人实在有些过誉了，他们的所为和我们的所想完全不是一回事，至少不全是那么回事。二

如果有人问，“竹林七贤”有几个人呀？大家一定会笑曰，这是问题吗？“竹林七贤”当然是七个人了。

其实不然，“竹林七贤”并不是七个人，因为和他们经常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吕巽，一个是吕安，两人是亲兄弟，他们两人和嵇康、向秀、山涛等人的交往，比其他人还要多。

比如向秀在他的《思旧赋》中说：“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向秀说：我和嵇康、吕安志趣爱好差不多，两个人都放浪不羁，很有才华。这里有吕安。

比如《晋书·向秀列传》中说：“康善锻，秀为之佐，相对欣然，旁若无人。又共吕安灌园于山阳。”这里是说向秀和嵇康一起打铁，还和吕安一起种菜。

比如《晋书·山涛本记》中说：山涛“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游，着忘言之契”。忘言之契，就是不用说话就能相互理解，这样的朋友不是一般的朋友。这句话进一步证明了吕安和嵇康、向秀、山涛友善，其资历比阮籍还早，而且也参与了竹林之游。

比如《世说新语》中有：“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就是说嵇康和吕安很要好，吕安只要思念嵇康，便不远千里，跑来看望他。当然还要喝酒，还要竹林之游。

比如嵇康在《与吕长悌绝交书》中说：“昔与足下年时相比，以故数面相亲，足下笃意，遂成大好。由是许足下以至交，虽出处殊途而欢爱不衰也。”吕长悌就是吕安的哥哥吕巽。这里，嵇康用了“至交”“欢爱不衰”两个词，可见情感非同一般。所以，在嵇康的朋友当中，少不了吕巽。

那么，他们的这个圈子里明明是九个人，为什么被说成是七个人呢？这里面有一段难言之隐。

据嵇康《与吕长悌绝交书》及《三国志》《世说新语》等书披露，哥哥吕巽乃一色鬼，他见弟弟吕安的妻子徐氏面容姣好，便动了邪念，将其奸污。吕安知道后，非常愤怒，要把哥哥告上官府。嵇康知道这事之后，便从中斡旋，劝吕安“家丑不可外扬”，若说出去，连他这个朋友都觉得丢面子。然后又找到吕巽，把他痛骂一顿，让他保证以后不再做这种有损家族声誉的事。事情到此本应该划个句号了，可是没过多久，风波骤起，弟弟忍了没告哥哥，哥哥却毫不客气，把弟弟告上法庭，说吕安“不孝”，打了母亲。这司马氏虽然是从曹家手里夺了龙椅，却偏偏要“以孝治天下”，于是逮捕了吕安。作为朋友，嵇康岂能坐视不管，于是挺身而出，为吕安辩护。结果司马氏顺手牵羊，把嵇康也抓起来，最后杀掉。嵇康在狱中写下这篇《与吕长悌绝交书》，很后悔自己竟然交了吕巽这样的一个背信忘义、残害手足、禽兽不如的朋友。

竹林乃圣洁之地，岂能藏污纳垢，所以必须把吕巽剔除，这样的人何贤之有？可是，吕安总该保留下来吧，因为大家都说他是冤枉的呀！其实不然，这些“不拘礼教”纵情喝酒的人，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既然做哥哥的强奸弟媳的事情都做得出来，那么做弟弟的酒后失手，对母亲不孝的事情也就做得出来了，而且他的母亲也并没有出面来洗刷儿子的清白呀。

所以，“竹林九贤”变成“竹林七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三

我们常以为，“竹林七贤”每次到竹林中开怀畅饮，都是七个人一同前往，竹林之中，各具神态。其实不是，想想看，他们七个人并不都是邻居，天南海北，散居各地，那时又没有动车组，相聚一次谈何容易？所以只能是有时七人齐聚，有时或二人，或三人，或五人。比如《魏氏春秋》中有：“康寓居河内之山阳，与河内向秀相友善，游于竹林。”这里是两个人。《世说新语·简傲篇》载：“王戎弱冠诣阮籍，时刘公荣在坐。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这里是三个人。《世说新语·排调篇》记载：“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这里是五个人。所以，七个人一同前往，畅游竹林的情景并不多。

我们常以为，“竹林七贤”但凡喝酒，必到竹林之中。其实不是，他们喝酒也常到酒店里。《世说新语·伤逝》记载，王戎做尚书令的时候，“著公服，乘轺车”，经过黄公酒垆的时候，回过头对后车的客人动情地回忆道：“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饮于此垆。”“垆”，就是酒店里安置酒瓮的土堆，借以代称酒店。王戎的话是非常可信的，想想看，在竹林中喝酒，菜肴不会很方便，而且还有天气的原因，比如刮风、下雨，所以还是到酒馆里方便。而《世说新语》中的那句“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的那件事，就发生在阮籍的家中。还有那件被大家所津津乐道的事，就是阮籍看到邻居酒家的媳妇漂亮，便到人家家里去喝酒，醉了就睡在人家媳妇的身边，还引起人家丈夫的怀疑。且不管阮籍这件事是否得体，但至少告诉我们，这些人喝酒并不都在竹林之中。那么，为什么后人喜欢说竹林，并以竹林来命名这个团体呢？这就像电影导演改编名著一样，并不一定拘泥于原著所描绘的场景，它可以变换一下，只要画面好看，只要对烘托气氛、塑造人物有利就行，就像过去我们常说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一样。

我们常以为，七贤相聚，除了刘义庆说的“肆意酣畅”，就是司马光说的“纵酒昏酣”，除了喝酒还是喝酒。其实不是这样，《晋书》上说，“康善锻，秀为之佐，相对欣然，旁若无人”，就是说，他们相聚的时候，除了喝酒，有时也在专心致志地打铁，打得很认真，很投入，旁若无人。以至那位叫钟会的公子慕名前来，他瞅都不瞅，还问人家“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除了打铁，他们还“灌园于山阳”，灌园就是浇菜，既然能浇菜，就免不了还要翻地、种菜、除草、收获。至于史书中多次出现的那句“游于竹林”的话，也很有可能是在家里或酒馆里喝完酒，一起到竹林中去散步而已。四“竹林七贤”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气节，这气节就表现在不与司马氏的合作上，他们不去做官，藐视权贵，远离尘世。甚至有人说他们在竹林里放浪形骸，玩世不恭，纵酒放歌，实际上是对统治者的一种消极反抗，充分表现了他们的高风亮节。

其实，说来有些可笑，他们这七个人中，除了嵇康被杀而没有机会和司马氏合作之外，其他六个人，没有一个人远离官场，没有一个人拒绝和司马氏合作，甚至有的在官场上还如鱼得水。

我们不妨对这七个人一一做以甄别：

嵇康：嵇康是曹操的孙女婿，在曹魏政权中做过中散大夫，所以后人称嵇康为“嵇中散”。司马氏篡权之后，想让嵇康做官，嵇康不肯，后来自己的好朋友山涛推荐他顶替自己做吏部侍郎，嵇康一怒之下，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表达了自己的志向。这是真正的不合作。

阮籍：阮籍在曹氏政权的时候，倒是多次辞官不做，但是司马家族掌权时，阮籍当过从事中郎、东平相，步兵校尉，所以世称“阮步兵”。阮籍还为司马昭写过“劝进文”，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效忠信”。其实，这事一般人很少提起，因为这太有损“竹林七贤”的形象了。当然，也有人说，这是被逼无奈，这是迫于淫威。然而，历史的污点是抹不掉的，无论怎样掩饰。

阮咸：在司马政权中做了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所以后人称其为“阮始平”。

向秀：在司马政权中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人称“向常侍”。

刘伶：在司马政权中任建威参军，后被罢免。人称“刘参军”。

山涛：在司马政权中，担任冀州刺史，后为侍中、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最后官至司徒，可谓位极人臣。

王戎：在司马政权中，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封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晋惠帝时，官至司徒，名列三公。

如此看来，这七个人中，除嵇康外，其他六个人都在司马政权中当了官，合了作。

其实，无论被逼也好，无奈也罢，甚至是“不得已而为之”，毕竟还是和司马氏合作了，而且山涛和王戎还合作得那么好，甚至位极人臣，名列三公。当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阻止他们出仕，当不当官那是他们的自由，但明明做了官却非要说不合作，本来无关“气节”，却非要把“气节”这两个字用到他们的身上，这就有些讽刺的意味了。五

如果说，“竹林七贤”不和司马氏合作是他们的政治态度的话，那么他们的不拘礼法，放浪形骸，超越名教，便是我们后人所极力推崇的魏晋风度了。

可以肯定地说，“竹林七贤”中，嵇康的风度是无与伦比的，达到了风流的极致。比如贵公子钟会求见，他和向秀在树荫下打铁，根本不予理睬。钟会羞愧离开，他反倒问人家：“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我们今天讲，嵇康是看不起钟会，所以不理他。其实呢，也许嵇康打铁兴趣正浓，俗语讲“趁热打铁”，凉了不行，所以顾不上他。而钟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后来对嵇康加以陷害。

其实这段对话还是很有些禅意的，嵇康问得巧，钟会答得妙，值得玩味。还有一件最能表现嵇康风度的则是《世说新语·雅量》中那段著名的描写：“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曲，吾终不顾，广陵散于今绝矣！”在临刑之际，尚且如此从容，后人确实难以企及。

但是其他几个人的所为，则不过是流于形式，有作秀之嫌。我们不妨再来梳理一番。

先说阮籍。阮籍的故事很多，常被津津乐道。比如阮籍的邻居酒家有一妇人，面容姣好，阮籍便到人家家里买酒喝，醉了，便睡在美妇身边。开始的时候，人家丈夫很不高兴，但观察了一阵子，见阮籍倒也没什么歹意，便不再放在心上了。其实这不过是好色男人之好色之举罢了，若其夫不看得紧，事情的发展很难预料。还有一件事，有一个“步兵校尉”空缺，因为阮籍得知那里“厨中有贮酒数百斛”，于是阮籍“乃求步兵校尉”。为酒而去做官，看似潇洒，其实是把公家的酒据为己有，不说贪污，也是侵占公物。阮籍母亲病逝，做儿子的本该守孝，但阮籍照旧喝酒吃肉。朋友前来吊唁，朋友行礼他不还礼，朋友掉泪他不掉泪，好像去世的不是他的母亲。这种所谓的不拘礼节，实在不足夸赞，也更不足效法。至于李白夸赞阮籍的那首“阮籍为太守，乘驴上东平。判竹十余日，一朝化风清”的诗，我们也就只能当成诗来看，认真不得，就像他的“白发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一样，无非是夸张而已。阮籍骑驴上任，东平十日，除了把官衙的结构乱改一通外，也不可能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当年范仲淹说滕子京在岳州“越明年，政通人和”，人们尚且半信半疑，那么，阮籍仅十余日，便把东平治理得“官衙敞达，政通人和”（余秋雨语）的说法，则更是信口开河了。

阮咸：有一次家族聚会，阮咸不用酒杯，干脆就用大瓮盛酒，这时一群猪跑过来喝酒，阮咸便和这些猪一起喝。这种事其实和不拘礼法一点都挨不上边，如果能天天和猪生活在一起，那才叫人佩服。阮咸母亲去世，姑姑带着婢女前来奔丧，没想到，阮咸竟然和这个婢女搞到一起。姑姑走的时候带走婢女，阮咸身穿重孝，骑着驴追赶，并说：“人种不可失！”果然不拘礼法，但是有违人伦，这样的事做了也就做了，容忍也就容忍了，若当成美谈，则有失偏颇了。

刘伶：经常乘着鹿车，带着一个酒壶，一路狂饮，还令仆人跟在后面，扛着锹，边喝边说，如果我喝死，就地掩埋，真难为他怎么想出来的。读书至此，我倒想起一个成语来，叫“招摇过市”。如果真的想死，就在自己家里喝死，或者直接到山上挖了坑，躺到里面一口气喝死，也免得麻烦别人。

说心里话，这三个人的行为，其实并不美好，也不高尚，更谈不上什么反抗名教，只不过是酒后失德失态或者故意整景而已，我们只当一则趣闻和酒后谈资，大可不必上升到什么高度而大加赞叹。

那么另外三个人又怎么样呢？

向秀：据《晋书·向秀传》中记载：“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文帝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猖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秀乃自此役。”什么意思呢？文帝带有讽刺意味地说：“你不是要隐居吗？今天怎么也站到了我的面前？”向秀讨好地说：“像巢父和许由这样的人，不了解尧帝求贤若渴的用心，所以隐居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于是皇帝很高兴。潇洒也好，轻蔑礼法也好，在皇帝面前，都荡然无存了。

山涛：山涛这人很老成，也很会做官，在当组织部长的时候，知道怎样才能让皇帝满意。《晋书》记载：“涛再居选职十余年，每有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就是说，山涛在选拔干部的时候，不管你优秀不优秀，胜任不胜任，反正只要皇帝想提拔谁，我就考核谁。后来皇帝看出这个问题，便嘱咐他：“夫用人惟才，不遗疏远单贱，天下便化矣。”但山涛依然如此，没往心里去，“行之自若”。还有一件事，有一个叫袁毅的人，“贪浊而贿赂公卿”，给山涛送了“丝百斤”，山涛这个人很狡猾，收吧怕出事，不收吧又显得与时格格不入。于是便封好“藏于阁上”。后袁毅行贿的事情败露，凡接受贿赂的，都被检举出来，而山涛则“取丝付吏，积年尘埃，印封如初”。你看，我并不想收他的贿赂，我早就封好了，只等上交呢。

王戎：王戎的所为离贤人更远，这个人一是贪婪，二是吝啬，三是阿谀奉承。

先说贪婪：据《晋书》记载，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而又俭啬，不自奉养，天下人谓之膏肓之疾”。《世说新语》中还有一句：“每与夫人烛下思旧散筹算计。”这里没一句好话。

再说吝啬：王戎“家有好李，常出货之，恐人得种，恒钻其核。以此获讥于世”。为了不让别人得到这棵李树的种子，在卖之前竟把李子的核逐个钻眼，使之不能再种。这是其一。“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侄子结婚，他送一件衣服，后来多次讨要，这是其二。“王戎女适裴頠，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悦，女遽还钱，乃释然。”女儿结婚，借他些钱，女儿回来，他给脸子，女儿把钱还上，他这才露出笑容。一个中国版的吝啬鬼跃然纸上。

再说奉承：王戎很会吹捧，山涛是朝廷重臣，他吹捧山涛“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见到阮籍的族兄阮文业，为了讨好阮籍，便说他“清伦有鉴识，汉元以来未有此人”。其实这个人并没有什么成就，也没有什么名气。王衍是太尉，大权在握，他吹捧说：“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王戎为什么官做得好，会奉承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吧。

如此看来，所谓风度，其实并不翩翩。六

应该说，凡讲中国古代文学史，都不会绕过“竹林七贤”的。古人的不算，就是今人对其在文学史上的评价，也是很高的。

比如，竹林七贤，是继建安七子之后，在中国文学史上颇具影响的文人群体。

比如，竹林七贤在文学创作上的巨大成就，得益于他们哲学研究的深厚功底，即，竹林七贤对魏晋玄学的深入研究，为他们从事文学创作以及文学风格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底气。

比如，（建安）七子生于汉末动乱的形势下，（竹林）七贤生于党争最激烈动荡的时期，从时代背景下，两个文学集团都处在群雄逐鹿的动荡年代，他们的作品中也反映了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文学成就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真的这么巨大和这么重要吗？我们不妨再来仔细鉴别一下：

应该说，嵇康和阮籍的文学成就是巨大的，他们两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不容否定的。但是除他两人之外，其他人在文学上的成就便不敢恭维了。向秀有一篇十分不错也十分感人的《思旧赋》，其水平勉强可以上得了文学史；刘伶有一篇《酒德颂》，文笔实在一般，上文学史就比较勉强了；阮咸基本上不会写文章，更不会作诗，喝酒还是一条汉子；山涛这个人文字功底还不错，但也没有写过什么像样的东西；最后一个王戎，有评论说他“擅长言谈而不擅长诗文”，善谈而不会写文章的，算不得文学家，而且他的所谈与文学无关。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竹林七贤诗文全集》，在这部全集中，阮咸、山涛、王戎三个人竟然没有一篇像样的作品，只有编者从各历史著作中摘过来的只言片语，如果这些人在世的话，肯定会感到羞愧甚至无地自容的。

没有文学作品，却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位，是很让人费解的。也许人们太喜欢阮籍特别是嵇康，便爱屋及乌，把常和他们在一起的人也当成了文人。其实阮籍就是阮籍，嵇康就是嵇康，他们的文学成就，别人是不可以分享的。七

说到“竹林七贤”，我们会惊讶于他们的怪诞行径。其实，在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行为并不是特立独行，而是那个时代的风气使然。为什么他们“豪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而皇帝还照样召他们出来做官呢？就是因为皇帝对他们的行为方式并不怎么讨厌，还在容忍的范围之内，而且那时和他们差不多的人还有很多，仅《世说新语》这本书中就有许多记载，这里不妨略摘几例：

1．“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身后名不如当下一杯酒。还有一则，“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官可以不做，鱼不可以不吃，潇洒不？

2．“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这段话，说得也够豪爽的了。毕茂世在吏部任职，常常因酒而耽误工作，但他满不在乎，上级似乎也没把他怎么样。

3．阮修“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饮”。阮修为太子洗马，就是辅佐太子的官，可他却把钱挂在手杖上，走到哪喝到哪。

4．“周伯仁风德雅重，深达危乱。过江积年，恒大饮酒，尝经三日不醒。时人谓之‘三日仆射’。”竟然大醉三日，真是无人可比。一次朝廷宴请大臣，晋元帝高兴地说“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尧舜时邪！”周伯仁趁着酒兴大声说：“今虽同人主，何得复比圣世？”皇帝自比尧舜，他却说当今非比圣世。其胆量，“竹林七贤”哪个堪比？

从这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在魏晋那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中，人们的行为方式在今天看来，是有一些反常。但是，这种反常是整个社会风气使然，并不是“竹林七贤”所独有的。所以，晋人王孝伯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真是一语道破。

其实，嵇康也不喜欢自己的所为，他在临刑前，写了一篇《家诫》，对儿子提出了很多要求，最后一条就是：“喝酒的时候不要纠缠别人硬要人家喝，人家不喝你就不要再劝。要是别人来劝你喝酒，你就要尽量奉陪，不要不给面子。如果对方已经醉了，就不要再喝了，千万不要喝得酩酊大醉，自己管不了自己。”

同样，当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想加入他们的团体去放浪形骸的时候，阮籍坚决反对，他说：“仲容（阮咸）已预吾此流，汝不得复尔！”说是阮咸加入进来我都有些后悔，你可万万使不得。

从这一点来说，无论是嵇康还是阮籍，对自己的行为都是有所反省的。

看来，“竹林七贤”并非高尚得高不可攀，也并非圣洁得一尘不染，不过是被后来的一些心中不服却又胆小怕事的文人所理想化了的一个群体。这些文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想做而不敢做的事，通过对“竹林七贤”的无限放大而婉转地表达出来。事实上，“竹林七贤”虽然没有那么糟，但也没有那么好，不过是如阮籍自己所感叹的那样：“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罢了。

天子呼来也上船

这是谁的诗？不消说，但凡喜欢李白的人，都知道，这是杜甫的诗。这诗虽只寥寥数语，却将一个藐视权贵、放浪形骸的李白，活脱脱地呈现于纸上。然而，此诗虽好，却和李白相去甚远。杜甫一生景仰李白，视李白为知己。但事实上，杜甫对李白实在是知之甚少。李白何曾有过“天子呼来不上船”？李白一生都在“李白乘舟将欲行”，在仕途上苦苦追寻，不惜摧眉折腰。别说天子呼来，就是天子未呼，他也紧紧地跟在天子大船的后面，拼命地追赶，一心想登上天子龙舟，成为天子之臣，以至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误上贼船，铸成大错，差点掉了脑袋。其实，对一个读书人来讲，走仕途并不是什么耻辱的事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封建时代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否则，读书作甚？而且，古时候，尤其唐代，虽然社会蓬勃发展，但社会职业却十分单一。经商，被人瞧不起；当工匠，是下九流；当职业作家，没这个行当。所以，读书人要想有所作为，要想青史留名，只有做官这一条路。所以，李白走仕途，对他的人格，对他的境界，甚至对他的诗歌，都丝毫无损。

可是，千百年来，凡喜欢李白的人，几乎和杜甫一样，偏偏对李白在仕途上的良苦用心视而不见，非要把他描绘成一个藐视权贵，放浪形骸，甚至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谪仙。仿佛若不如此，便不是李白了，便有损于李白，便不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了。有一段评价李白的话，读来甚觉可笑，说李白“一生不以功名显露，却高自期许，以布衣之身来藐视权贵，肆无忌惮地嘲笑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等级秩序，批判腐败的政治现象，以大胆反抗的姿态，推进了盛唐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这样的评价其实就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地按照自己的想象去说、去写。李白形象高大起来了，但是，如此高大的李白，还是李白吗？二

我们还是来看看李白的历史吧。

李白，字太白。何谓太白？原来李白的母亲在怀他的时候，梦见了天上的长庚星，即太白金星，于是便以太白为字，若神若仙。这样的故事其实大可不信，因为这种惯技我们见得实在太多了。

李白有一个不错的出身，倒不是他的父亲是什么达官显贵，而是“我们先前阔多了”。这“先前”要先到什么时候呢？李白追根溯源，说几百年前的兴圣皇帝是自己的祖先。这兴圣皇帝又是谁呢？这兴圣皇帝是李唐王朝的先祖，叫李暠，十六国时的西凉王，而这位西凉王的先人又是汉飞将军李广。所以，唐王朝在修史的时候，干脆把这个李暠追谥为“兴圣皇帝”。唐代的皇帝姓李，李白也姓李，就像当年刘备被称为“刘皇叔”一样，虽然织席贩履，出身卑微，但就这一个刘姓，便说明了人家血管里流淌的是皇族的血液。所以，若仔细论起来，和刘皇叔一样，李白也是唐玄宗的叔叔呢。李白天生聪颖，用李白自己的话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启蒙很早，少年神童。李白才华横溢，用李白自己的话说：“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文章比司马相如还要好。李白少有大志，用李白自己的话说：“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桑弧蓬矢就是弓和箭，一个人的志向，像射出去的箭，想想该有多远大呀。李白学习勤奋，用李白自己的话说：“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真是不亚于“头悬梁，锥刺股”了。

所以，具备了这么多的条件，李白应该做什么去呢？种地？经商？做一小吏？如果就这些，那还用如此刻苦地学习吗？我们过去特别强调“学习目的”，这“学习目的”就是一个人为什么而学？周恩来那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学习目的非常明确。相比之下，李白虽没有如此崇高的思想境界，但其学习目的，想必也是非常明了，那就是“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得到皇帝的赏识，走仕途、当高官，治国安邦，名垂青史，否则，哪来的动力？

但是，年轻的李白还没有得到皇帝的垂青，皇帝的身边暂时还不缺少人手，所以也没想到派大员来请他。但是，李白不可能像诸葛亮那样，躬耕垄亩，等待皇上三顾茅庐。他知道，若端坐家里，非了此一生不可。所以，皇帝你不来，我就走出去。

李白在20岁的时候，“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只身一人走出四川。显然，他出川的目的，并不是要去藐视权贵，也不是去追求自由，更不是去游山玩水，而是要结交社会名流，认识达官显贵，通过他们的推荐，一举登上高位。

在《李太白全集》中，第一篇便是《大鹏赋》，李白在这篇赋的序言中，直言不讳地表白了自己的志向，他说：“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著《大鹏遇希有鸟赋》以自广。”就是说，有个叫司马子微的人，见到李白，夸他长得好，有仙风道骨，两人很谈得拢，可以一起出游。接下来，李白化用了庄子的《逍遥游》，以大鹏自喻，把司马子微比成“希有鸟”，两人“我呼尔游，尔同我翔”，于是，“此二禽已登于寥廓，而斥鷃之辈，空见笑于藩篱”。此时的李白可是志向远大，他要像大鹏一样，“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九天”。

应该说，唐代的科举制度，在隋代的基础上，已渐趋完备，打破魏晋以来的氏族门阀制度，通过科举考试，使得很多出身卑微的读书人也有机会跻身于仕的行列，而不再是以出身、贵贱来选贤用人。所以，李白完全有机会通过正常的科举考试，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李白自视太高，他不屑于和那些穷书生一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他认为自己是天下奇才，既然是奇才，就要以一个奇特的方式走上政治舞台。就应该像周文王和姜子牙那样，就应该像刘备与诸葛亮那样，一步登天，实现跨越式发展，做宰相，做帝王师。

李白在《赠钱征君少阳》诗中写道：“秉烛唯须饮，投竿也未迟。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这里，他把自己比作姜太公，只可惜，李白端坐河边，垂钓已久，那个叫周文王的人却始终没有出现。

还有，李白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一文中，借寿山之名，表达自己的志向，他先夸耀自己“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这样的人，本来应该“将欲倚剑天外，持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像神仙一样，驾云远游，潇洒自在。但是，“吾未可去也”，我不能去呀，因为国家需要我，皇帝需要我，我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为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大唐王朝尽我的全部力量呀！

这里的管，就是管仲，史称“春秋第一相”，曾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这里的晏，就是晏婴，是管仲之后的齐国名相。李白在这里的表白非常明确，那就是做官就要做宰相，就要辅佐皇帝，就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建功立业，治国安邦。

27岁那年，李白在湖北安陆成了家。这个成家，不是李白娶媳妇，而是媳妇娶李白。李白入赘许家，和已故宰相许圉师的孙女结婚了，倒插门。其实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是一个夫权社会，男人入赘，无论如何也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入赘的男人，在女方家里，自己便先矮了一头。今人如此，何况唐代呢。所以，李白的入赘，其实已经就是摧眉折腰了。但是，对一心要一鸣惊人的李白来说，如果因此而能够结交当朝权贵，走上仕途，也是一条不错的选择。可是，这时的宰相家族毕竟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对李白爱莫能助。于是，李白不得不再弯下腰来，另寻途径。

这一时期，李白为了推举自己，曾写过三封自荐信，《上安州李长史书》《与韩荆州书》和《上安州裴长史书》。

第一封《上安州李长史书》，这封信细读起来，很有些意味。乍看起来，好像李白因为李长史的车驾过来，他没有及时回避，冲撞了父母官，多有得罪，于是便写书一封，向李长官道歉。但实际上，道歉不过是一个借口，目的是借此结识这位李长官。唐代有一位叫贾岛的诗人，不知是不是受到李白的启发，为了要见到韩愈，得到他的举荐，假装吟诗，闯进韩愈车队，生出“推敲”的佳话来。两个故事，如出一辙。但是，李白没贾岛那么幸运，这位李长官虽然没有怪罪李白，但也没有理睬李白，让李白的精心写作，石沉大海。

在这封信中，李白首先向李长史表示歉意，说自己是一个率性可笑之人，虽然读了很多书，却不懂规矩，不知道是您的车驾过来，还上前观看，结果没来得及回避，您大人大量，多多原谅。给您写这封信，就是要“敢昧负荆，请罪门下”。

接下来李白切入正题，把自己的艰难处境倾诉一番，说自己“白孤剑谁托，悲歌自怜。迫于悽惶，席不暇暖，寄绝国而何仰？若浮云而无依。”然后又把李长史捧了一通，“伏惟君侯明夺秋月，和均韶风，扫尘辞场，振发文雅。陆机作太康之杰士，未可比肩；曹植为建安之雄才，惟堪捧驾。天下豪俊，翕然趋风。”所以，“如果您能原谅我的无知，我将以死报答您的大恩大德。这里，我献上几首新写的诗，请多多指教。您若能于百忙之中抽时间读读，我将不胜荣幸。”李白的傲骨在这封信中，不但一点都看不到，反倒让我们为李白的卑微感到脸红。试想，李白如果不想当官，不想让这位李长史推荐自己，他何必如此卑躬屈膝，委屈自己呢？

遗憾的是，这位李长史根本就没有理睬李白，这让李白很失望。

第二封信是写给韩荆州的。韩荆州姓韩名朝宗，官荆州长史，这个人很善于发现人才，经他的手，推荐了许多读书人。李白给他写信，目的很明确，就是请其推荐自己。

李白在这封信中，开头便对韩荆州大肆吹捧，简直有些肉麻，读后真让人不敢相信，这信竟出自狂傲的李白之手。

我们看看李白是怎样捧韩荆州的吧，“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又说韩荆州礼贤下士，有周公之风，爱惜人才，拔举人才，使得天下人才“奔走而归之”，都归到您的门下了。而且，只要是被您赏识的人，便“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所以，天下人才，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都想“收名定价于君侯”。所以，我李白也希望您“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宾中有毛遂，使白得颖脱而出”。求你了，行行好，让我也有个出头之日吧！

李白捧完韩荆州，便接着捧自己，“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接下来又说，我之所以把我全部的本事都向您展露，就是希望您能够“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只要您能给个机会，让我展示，那么我李白“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所以，君侯您“何惜阶前盈尺之地”，让我上前去站上一会，给我一个平台，也让我也能够有机会“扬眉吐气，激昂青云”啊。难为李白了，求人不易。然而，如此识人的韩荆州，却不识李白，理都没理。李白又一次失望了，不过他没有死心，他还要在这条坎坷的路上艰难前行。

不久，安陆又来了一位裴长史，李白抓住机会，赶紧再给这位裴长史写了封《上安州裴长史书》。

李白说，“我听说天和地，不用言语，便四时运行，万物生长。可我李白不是天，也不是地，是一个人，所以，我如果不说，谁会了解我呢？”接下来便夸耀自己：“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我的学问可大了。接着，又借一位礼部尚书的口来称赞自己，说这位尚书曾对群僚夸李白，“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与相如比肩也。”他怕裴长史不信，又说，“四海明识，具知此谈。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一见礼，许为奇才。因谓长史李京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澈，句句动人。’”接下来，李白又拿出惯用的手法，盛赞裴长史地位高贵，长得也好，“伏惟君侯，贵而且贤，鹰扬虎视，齿若编贝，肤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上行，朗然映人也。”而且您重情重义，慷慨豪放，名扬天下，“高义重诺，名飞天京，四方诸侯，闻风暗许。倚剑慷慨，气干虹霓。月费千金，日宴群客。出跃骏马，入罗红颜。所在之处，宾朋成市。”

如果我是裴公，读了这文章，会晕过去的。

李白接着又说：“白窃慕高义，已经十年。”只是因为“云山间之，造谒无路”。这话有些离谱，但求人办事，总得把话说到位才行。所以，“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天心颜，终乎前恩，再辱英眄。白必能使精诚动天，长虹贯日，直度易水，不以为寒。”真够恳切的，但是结果和前两次一样，这位裴长史读了李白的自荐信，无动于衷，也没有理睬李白。

其实，李白的单纯和幼稚并不可笑，可笑的是李白都如此摧眉折腰了，还有人说这样的求职信“同样张扬了李白的个性，显露出一代诗仙的英风豪气，充分展示出其放荡不羁、傲岸自负的个性特征”。

真没办法。

应该说，古时候凡以文采获得君王重视的人，他们的言论或者文章，都高屋建瓴，有针对性、有前瞻性，发人深省。举几个例子，言论如《召公谏厉王止谤》《邹忌讽齐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李斯谏逐客书》等，文章如，贾谊的《过秦论》、晁错的《论贵粟疏》、诸葛亮的《隆中对》、魏徵的《谏太宗十思书》等等，无不表现出政治家的高瞻远瞩，而且观点鲜明，见解独到。在论天下大势之时，虽寥寥数语，便使君王茅塞顿开，不仅有指导性，还有操作性。可是李白的这几封信，除了吹嘘自己，便是吹捧对方，显示不出他在治国安邦方面有什么过人之处。所以，我想那三位长官读了李白的信，不过是笑笑而已，这样的人多去了，不见也罢。三

李白屡次碰钉，并不泄气，他干脆直闯京城，不信没有机会。但是，这次进京，却没有什么重大收获，这对李白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进长安后，李白结识了卫尉张卿，又通过张卿结识了玉真公主。这位张卿是谁？有人认为是玉真公主的丈夫，当朝驸马爷，还有说是玉真公主的侄女婿。总之，是谁无妨，只是这人可以接近玉真公主。

玉真公主是唐玄宗的妹妹。她崇信道教，又喜欢接触读书人，唐代如王维等大诗人和玉真公主都有过交往。可是，不知是不是这位张卿办事不认真，答应引见却没办成，弄得李白在宾馆苦苦等待，好不凄凉。李白在《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中写道：“秋坐金张馆，繁阴昼不开。空烟迷雨色，萧飒望中来。翳翳昏垫苦，沉沉忧恨催。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吟咏思管乐，此人已成灰。独酌聊自勉，谁贵经纶才。弹剑谢公子，无鱼良可哀。”秋风、苦雨、孤独、无望，此刻，李白的心情好不凄凉。

于是，李白仰天长叹：“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傍。”这里，李白用了一个典，讲的是晋朝刘穆之的故事。刘穆之，字道和，为南朝刘裕倚重之臣，两人推心置腹，无话不说。因为他的辅佐，刘裕才夺得天下。刘穆之年轻时，家里很穷，结婚后，常到岳父家混饭。岳父家很富裕，有饭后吃槟榔的习惯。一次，刘穆之饭后也跟着吃起槟榔来，岳父家的人便嘲笑他说，槟榔是帮助消化的，你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吃什么槟榔呀。后来刘穆之做了高官，便用黄金盘盛上槟榔，端上来给大家吃。李白这里感慨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像刘穆之那样，坐上高官，不再受人白眼。

长安之行失败，李白的人生陷入低谷，他在《赠新平少年》一诗中写：韩信在淮阴，少年相欺凌。屈体若无骨，壮心有所凭。一遭龙颜君，啸咤从此兴。千金答漂母，万古共嗟称。而我竟何为？寒苦坐相仍。长风入短袂，内手如怀冰。故友不相恤，新交宁见矜？摧残槛中虎，羁绁鞲上鹰。何时腾风云，搏击申所能？

意思是你看人家韩信，当年被人欺凌，受胯下之辱。但是，他一旦遇到了明主，便叱咤风云，而且当官了，有钱了，可以报答当年对他有恩的“漂母”了。可我呢，什么都做不了，还在寒苦中煎熬，长风吹进我的短衣，两只手冻得像握块冰。老朋友一点都不怜惜我，新朋友一个个也很矜持，不肯上前。我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虎，被缚住翅膀的鹰，什么时候我才能真正腾挪风云，搏击长空啊！

一个人壮志难酬，是很悲痛的事情。而且此时的李白穷困潦倒，还和长安的小流氓发生冲突。人在失意之时，是容易冲动的。32岁那年的5月，李白在长安实在走投无路，不得不选择离开，由黄河东下至梁苑，回到安陆。

这个时期，李白有几首很出名的诗，我们不妨重温一下。首先是《行路难》三首：其一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李白心中茫然，连饭都吃不下。他怨自己命不好，老是倒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时运不济，喝凉水都塞牙。但是，李白并没有心灰意冷，还梦想自己垂钓碧溪旁，乘舟过日月，得到帝王的赏识。尽管行路艰难，但是李白还是坚信，自己的机会一定会到来的。其二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雉赌梨栗。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篲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行路难，归去来！

能不伤感吗？如果大家都无路可行，也就罢了，可是，大路平坦，别人都走得很顺畅，偏偏我走不通，这是为什么啊？而且还要遭受白眼，受人嫉恨。行路难啊，我还是回去吧。其三 有耳莫洗颍川水，有口莫食首阳蕨。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怎么办？还是自己安慰自己吧，当官有什么好处，哪一个能全身而退呢？像伍子胥、屈原、李斯、陆机这些人，哪个得好死？还是及时行乐，管他什么身后名呢？

这是李白官场幻灭之后的一个反思。这反思并没有让李白从失意中解脱出来。比如他的《将进酒》，其中的“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为什么悲？人生短暂，李白已逾不惑之年，还一无所成，能不让人焦灼吗？所以，李白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能做到的就只有借酒浇愁了。然而，借酒浇愁的结果，只能是“借酒浇愁愁更愁”了。

但是，尽管如此，李白还是没有放弃对仕途、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他真的有一种百折不挠的劲，他还是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还是坚持要“我欲攀龙见明主”。四

终于，李白在42岁那年，拨云见日，机会来了，皇帝真的召他入京了。李白得到消息，按捺不住心头喜悦，立刻赋诗一首：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一点都不知道矜持，皇帝的一声呼唤，便让李白得意忘形，这样的人，怎么能说“天子呼来不上船”呢？

皇帝的召见，得益于李白的多年好友元丹丘，是他把李白举荐给玉真公主的。这位元丹丘就是李白《将进酒》中的那个“丹丘生”，这人是个道士，和李白交往多年，因为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也喜爱道教，所以丹丘生和玉真公主有过交往。于是，再由玉真公主推荐给唐玄宗。唐玄宗看了李白的诗赋，十分欣赏，便召李白进宫。而且，这位一国之尊的皇上，对李白礼遇有加。李白进宫那天，唐玄宗居然下车步迎，这让李白受宠若惊。

不过，唐玄宗并没有把李白放到朝廷之上，委以重任，而是留在身边，令李白供奉翰林，平时的主要工作就是草拟文告，陪侍皇帝左右。玄宗每有宴请或郊游，总是带上李白。

终于扬眉吐气了，李白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在《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诗中写道：“汉家天子驰驷马，赤军蜀道迎相如。天门九重谒圣人，龙颜一解四海春。彤庭左右呼万岁，拜贺明主收沉沦。翰林秉笔回英眄，麟阁峥嵘谁可见。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意思是说，皇上召我进京，十分看重，就像当年汉武帝对司马相如一样。皇上见到我，龙颜大悦，真是四海之内，草木逢春。我出入翰林院，著书金銮殿，那是今非昔比呀！李白接着写道：“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当年那些嘲笑我低微贫贱的人，现在反过来要见我，巴结我了。

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

还有《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一诗也是这样，“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璋紫绶来相趋。当时结交何纷纷，片言道合惟有君。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

这样的诗读起来，让人感到李白格调不高，轻薄幼稚，有损形象。但李白自己却浑然不觉。

这期间，李白的人生达到了顶峰，但他的诗歌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降到了谷底，除了自鸣得意，便是歌功颂德。不妨试举几例：《温泉侍从归逢故人》：“汉帝长杨苑，夸胡羽猎归。子云叨侍从，献赋有光辉。激赏摇天笔，承恩赐御衣。逢君奏明主，他日共翻飞。”

尤其《宫中行乐词》八首，更是那种艳诗，让人不忍卒读：其一 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山花插宝髻，石竹绣罗衣。每出深宫里，常随步辇归。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其二 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金殿锁鸳鸯。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

剩下那六首，也都是如此。

其实，李白的这个翰林，是此翰林非彼翰林，是御用文人，或者说是艺人，既不用想什么军国大事，也不用为皇帝出谋划策，只是当皇帝闲来无事或者游玩的时候，你就做些诗词歌赋来让皇帝乐呵乐呵，解解闷子而已。和皇帝身边那些算卦的术士、求仙的道士、唱歌跳舞的优伶、画画的画师，大体上没有什么不同。就像孙悟空在天宫之上，虽然被封为齐天大圣，但毕竟是个闲职，尽管众神仙都客客气气，但在他们眼里，孙悟空不过还是一只妖猴而已。

但李白并不知道，他还是很得意，也很卖力气，尽可能地多写那些让皇帝高兴的诗。比如他奉命为杨贵妃写的那三首《清平调》便是如此：其一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其二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其三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这诗让唐玄宗和杨贵妃都很满意。我们暂不去评价杨贵妃这个人的是非功过，但仅从马嵬坡兵变来看，当时的人们还是把安史之乱的罪过算到了杨贵妃的头上。就像我们30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一样，很多人对江青恨之入骨，把“文革”的账都算到她的头上一样。所以，如果有谁在“文革”中给江青写了效忠信，写了赞扬伟大旗手的诗歌，那肯定是一种耻辱。李白就是这样，在唐人的眼里，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就是杨贵妃。而你李白对杨贵妃百般称道，殷勤献媚，人们自然要对你嗤之以鼻了。

人在得意之后，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忘形，而忘形之后，便不知自己是谁，便容易做出许多过格的事情来。在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有这样一个记载，说是“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履。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遂为脱之。”这样的做派究竟值不值得去赞赏呢？我觉得虽然符合李白的性格，却并没有给李白增彩，因为无论如何，这都是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难怪事后唐玄宗对高力士说，李白这个人“固穷相”。何谓“固穷相”？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贱骨头”，不识抬举。

让朝廷大臣为自己脱靴，算不得潇洒，更不是藐视权贵，而恰恰说明了李白的浅薄，不成大器，不堪大用。仅仅是皇帝召见，便拉开这么大的架势，若真的掌握一部分权力，别说一个长安城，就是整个中国恐怕也装不下他了。这样的事情，李白做得出来。因为他长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要改变自己，也要成为权贵，却处处受阻，难免对这些权贵记恨在心。一旦他认为自己也是权贵的时候，他就要拉开架势，表现出对权贵的不屑，就要以某种极端的方式，让权贵们难堪，以换取自己的快意。

所以，一个御用文人，和治国能臣不同，能臣是国家的栋梁，而文人则是可有可无。所以，李白后来被赐金放还，这就说明一个纯粹的文人和一个优伶没有什么不同，需要的时候，可以把你放在身边，用你的文采来为自己开心，或者歌功颂德。不需要的时候，就如同弃履。没有你李白，皇上开心的方式还有很多呢。五

李白从长安走出来了，这是他人生最失意的时刻。和第一次从长安回到安陆不同，那次是从谷底回到谷底，而这次，却是从巅峰落到了谷底。但是，自尊心极强的李白，开始并没有表现出十分的失落，反倒常常到处炫耀长安那段人生的辉煌，并把在长安那段日子当成人生的资本，极力夸大。那种心态，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从城里回到末庄，滔滔不绝地夸耀自己一样。《唐才子传》中有一段关于李白的故事，说李白被“赐黄金，诏放归”后，浮游四方，有一天，李白“欲登华山，乘醉跨驴经县治，宰不知，怒，引至庭下曰：‘汝何人，敢无礼！’白供状不书姓名，曰：‘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天子门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宰惊愧，拜谢曰：‘不知翰林至此。’白长笑而去。”

瞎了你的狗眼，我是谁呀？我喝醉了用龙巾擦拭，皇帝为我调羹，贵妃为我捧砚，高力士为脱靴，我在天子门前都可以骑马，在你一个小小的华阴县，却不能骑驴？可怜李白，已经什么都不是了，却还放不下架子。《新唐书》还记载，李白“尝乘舟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着宫锦袍坐舟中，旁若无人”。宫锦袍就是用宫锦做的袍子，民间是没有的，穿上它可是身份的象征。李白呀李白，虽然已经是老百姓了，还穿上当年在皇宫里穿的衣服，大肆炫耀，旁若无人，让我们说你什么好呢？只能说你太浅薄了。可见，李白对当年短暂的黄金岁月，还是相当留恋的，看不出哪怕一点点藐视权贵的样子。

尽管赐金放还表面看起来，还算体面，但毕竟离开皇宫，走下神坛，那么究竟是皇上让你走，还是你自己要求走，是老板炒了你，还是你炒了老板，当别人问起的时候，你总得给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李白有，那就是《梦游天姥吟留別》一诗中所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个解释似乎顺理成章，千百年来，也博得了天下人的赞赏。但是，这个理由却不合情理，因为李白一生追求的就是做一个权贵，而且为求做权贵而不惜折腰。所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个理由，很难成立。从前面的“华阴骑驴”和“金陵着锦”两个故事中，就可以看出他对“事权贵”时的生活是多么留恋。而且，这种情绪，在他后来的诗作中，常常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

比如他在《东武吟》这首诗中写道：君王赐颜色，声价凌烟虹。乘舆拥翠盖，扈从金城东。宝马丽绝景，锦衣入新丰。依岩望松雪，对酒鸣丝桐。因学扬子云，献赋甘泉宫。天书美片善，清芬播无穷。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

多荣耀，多辉煌，真是无限留恋啊。这种割舍不去的情感，在后来的许多诗中，表现得愈来愈强烈了。

比如李白在《赠从弟冽》中写道：“报国有长策，成功羞执珪。无由谒明主，杖策还蓬藜。他年尔相訪，知我在磻溪。”磻溪，是姜太公钓鱼的地方。我虽然离开长安了，但我还是要到磻溪去垂钓的，在那里等待明主来请呢。

再比如《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李白认为，自己被赐金放还，是小人的妒忌和谗言遮蔽了圣上，李白始终没有在自己身上找原因。现在，远离政治中心，望不见长安，心中怎能不哀愁呢？

这时的李白，始终心有不甘，还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东山再起。他这一个时期居然写了不少励志的诗，表达自己的志向。

比如《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醉来脱宝剑，旅憩高堂眠。中夜忽惊觉，起立明灯前。开轩聊直望，晓雪河冰壮。哀哀歌苦寒，郁郁独惆怅。傅说版筑臣，李斯鹰犬人。欻起匡社稷，宁复长艰辛。而我胡为者？叹息龙门下。富贵未可期，殷忧向谁写？去去泪满襟，举声梁甫吟。青云当自致，何必求知音？”

这首诗是说，冬夜喝醉之后，揭下宝剑上床睡去，半夜忽然惊醒，起身站在灯前。打开窗子向外望去，外面正下着小雪，河水已经结了厚厚的冰。我不禁吟起古乐府中的《苦寒行》这首诗来，心中郁闷独自惆怅，难以排遣。人家都有出头之日，可我现在有什么作为呢？只能在龙门这里独自叹息。富贵不可期待，殷切的忧愁写给谁看呢？一个人要想平步青云，只能靠自己，何必苦苦求别人呢？

这个时候的李白，其实都已经年过半百了，但我们的李白却仍然“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也正因为这种壮心不已，铸就了李白人生的最大悲剧。在安史之乱的时候，李白正住庐山，永王三次派人，邀请李白出山，差不多就是三顾茅庐了，还犹豫什么呢？李白欣然前往，他以为这是他人生的又一个机会。

永王名璘，唐玄宗第16子，因从小失去母亲，在哥哥李亨即后来的唐肃宗身边长大，封永王。安禄山造反，被任命为江淮兵马大都督，扬州节度使。永王虽然头脑简单，却有野心。他见玄宗大势已去，便也萌发了做皇帝的念头。哥哥李亨称帝后，他不大服气，不听调遣，并率兵取金陵，《新唐书》说，“时江淮租赋巨亿万，在所山委。璘生宫中，于事不通晓，见富且强，遂有窥江左意。”以为自己的地盘很富庶，而且兵强马壮，差哪儿，你能称帝，我为何称臣？但龙生九子，九子不同，人家李亨审时度势，运筹帷幄，而你李璘却“于事不通晓”，事都看不明白，也敢和人家争天下，结果被哥哥的军队击败，被杀。

所以，对永王的邀请，李白没有半点警惕之心，他欣然前往。他不知道自己这一去，便是犯了方向和路线的错误，还以为是自己人生的又一次重大机遇呢。这一点，他连自己的老婆都不如，当时李白的妻子极力劝阻，不让他去，但李白根本不听，临行时还慷慨陈词：“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归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这首诗是说他出门的时候，妻子恋恋不舍，牵住他的衣服不让走，还问什么时候能回来。李白告诉妻子，此去不同寻常，当我佩戴黄金印归来的时候，你可别像苏秦的妻子那样，不理睬我呀。那意思就是这次出征，肯定要建功立业，再创辉煌的。真是如在梦中，李白太天真了。

在永王幕府中，李白全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永王歌功颂德，摇旗呐喊。比如他所作的《永王东巡歌》，此诗共十一首。在第一首中李白写道：“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翻为燕鹜池。”写永王军队的威武雄壮，所到之处，立刻莺歌燕舞，一派和平。如果说这样的诗还勉强过得去的话，那么第四首和第九首，就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了。

其四，“龙盘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故丘。春风试暖昭阳殿，明月还过鳷鹊楼。”这诗中有暗喻，就是希望永王夺取金陵，而金陵曾是帝王之地，那意思很明确，就是希望永王当皇帝了。

而第九首就更直截了当了：“祖龙浮海不成桥，汉武寻阳空射蛟。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祖龙是秦始皇，汉武是汉武帝，文皇是唐太宗，这里李白直接把永王比成秦始皇和汉武帝，甚至唐太宗。这不是造反，不是叛逆，又是什么呢？

而更可笑的是第十一首，李白写道，“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这里李白是在向永王请缨，希望永王给他兵马指挥权力，那么他就可以亲率大军，冲锋陷阵，一扫胡尘，直抵长安了。

然而，仅仅过了两个月，永王的军队便被朝廷击败了。永王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叛逆不得人心，当人们识破永王的野心，很快众叛亲离。但这不过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永王不识人，不会用人，像李白这样连父皇玄宗都不肯用的人，他都网罗身边，当成宝贝，可见其失败便是注定的了。最后，永王被杀，李白被捕，流放夜郎。这一年，李白57岁。

李白的人生再次陷入低谷，而这次的低谷和前次还不一样，那时是赐金放还，还算有些面子，但这次却是因叛逆而被流放的罪人，李白的痛苦和感伤可想而知了。但是痛苦和感伤之余，李白竟然还在怀念当年长安时的辉煌。

他在《流夜郎贈辛判官》一诗中写道：“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夫子红颜我少年，章台走马著金鞭。文章献纳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筵。与君自谓长如此，宁知草动风尘起。函谷忽惊胡马来，秦宫桃李向明开。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当时还以为那种快乐的日子会“长如此”呢，可是哪里想到“宁知草动风尘起”，世道突变，当年的富贵荣华，已成过眼烟云。而眼下我又被流放夜郎，什么时候才能遇赦还家啊！

其实，大唐王朝对李白还是相当宽容的，他们知道，李白虽然在永王麾下，奋勇争先，摇旗呐喊，但毕竟不是罪魁祸首，虽为幕府，却出不了什么高明的主意，他也没那么大的本事。所以，在李白流放路经白帝城的时候，突然接到朝廷大赦的文件，李白惊喜万状，无以言表，立即掉转船头，东下江陵，并写下著名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按说，遭受如此磨难和惊吓的李白，这时该静下心来很好地反思反思自己了。但是李白没有，他不但没有从自己的思想深处查找原因，反而一再为自己的错误遮掩和辩解。他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这首长诗中写道：“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空名适自娱，迫胁上楼船。”明明是自己对形势判断有误，奋勇向前，以为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但是现在却说是人家胁迫他，而不是自愿的，这就有点文过饰非，推托责任的嫌疑了。

到此，李白该彻底死心了吧，遭受这样一段坎坷，该心灰意冷了吧。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不是李白了。李白在61岁的时候，流落江南的金陵一带，穷困潦倒，无生活来源，靠人接济度日，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李白听说安史之乱中的史朝义势力又起，大将李光弼前往征讨，李白再次请缨，并随军前往。但终因老病缠身，不得不半道而还。

公元762年11月，62岁的诗仙李白，病死当涂。临终前，李白将诗稿交于族叔李阳冰。并写下一首《临终歌》，歌曰：“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终于，带着无限的惆怅和遗憾，李白结束了自己悲剧的一生，也是疲惫的一生。六

李白的人生是失败的，也是悲剧的。其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人生的错位。他就是一个诗人，一个天真却洋溢着才气的天才诗人。但是，他却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非要到风高浪急的宦海去乘风破浪。所以，他的这艘小船，几经颠簸，差点葬身大海。

其实，他的机会还是有的，唐玄宗给了他机会，虽然没有真正走上政治舞台，但毕竟伴随君王，如果真有雄才大略，睿智的唐玄宗是不会埋没他的。那么，李白不堪重用的原因又在哪里呢？是他过于自我，过于轻狂，政治上还十分幼稚。李白给自己的定位是“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这个定位其实是很误事的，为狂而狂，就并不是发自内心的狂，而是外在的狂，是给他人表演的狂，是沽名钓誉的狂，是没有底气的狂。

杜甫有一首写给李白的诗，标题是《不见》，诗中说：“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许多人都对这首诗进行了解读，并极力解读出李白和杜甫之间的友谊和同情来。这没有错，但是如果仅仅就是理解成杜甫对李白的怀念和友谊，那就曲解了杜甫的愿意了。因为杜甫的这首诗还透露出另外一个让我们无法回避的信息，那就是“世人皆欲杀”。

真的，杜甫的这句诗让我很惊讶，也很难接受。为什么如李白这样的伟大诗人，当时的人们却认为应该杀掉呢？是诗人的夸张吗？是像李白笔下的“燕山雪花大如席”，“飞流直下三千尺”，“千里江陵一日还”那样的夸张？把本来并不十分严重的事情说得很严重呢？不是，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而杜甫却是现实主义的诗人，而现实主义诗人的最大特点就是写实，就是实事求是。

所以，杜甫的话还是非常可信的，一方面，李白参与永王叛逆，这本身就是死罪，但这样的死罪用不着世人都来“皆欲杀”呀，即便是叛逆也会有人暗中同情的。那么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李白的轻狂，李白因为轻狂，所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无论社交宴请，还是言语酬答，肯定是那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样子，势必要得罪很多人。所以，李白在当时不得人心，也就是必然的了。作为一个朋友，杜甫都没有去替李白辩白，可见当时的社会对李白是已有定论了。

那么，杜甫为什么又说李白“佯狂真可哀”呢？何谓佯狂？佯狂就是装出来的狂。也就是说，真狂，是从骨子里自然流淌出来的狂，这种狂要有资本，这资本无外有三，一是权，二是钱，三是才。三者必具其一，那狂，才是真狂，而真狂并不需要十分张扬，只是若即若离，若有若无，感觉得出来，却看不到摸不着，既畏惧又亲切。而装出来的狂，则是外在的、张扬的、可笑的，没有底气的，让人反感的、鄙视的。

那么，李白没有权，没有钱，但他有才，这不就具备了狂的资格吗？不，因为李白的才，不是傲然独立的才，而是沽名钓誉的才，在他看来，他的才没有实用的价值，他要用自己的才，去换取功名，去换取富贵。这样一来，他的才，就偏离了人格，偏离了尊严，失去了狂的价值。所以，一个才华横溢之人，只有当他无所求，无所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时候，他的才华才能实现价值的最大化，从而换来人格的最大化，尊严的最大化。

可见，李白的狂是表演出来的狂，是伪装出来的狂，而不是骨子里的狂。他就是要用这种佯狂来包装自我，做大自我，赚取政治资本，作为向上攀援的阶梯，求取惊天动地的功名。所以他把姜子牙、管仲、乐毅、诸葛亮这些古人作为榜样，亦步亦趋，念念不忘。但他却不知道，时代发展了，时势不同了，他不但没有与时俱进，却依然停留在自己营造的远离现实的梦境之中。杜甫不愧是李白的朋友，他说李白“佯狂真可哀”，这一点，算是说到点子上了。其实，一个人越要表现出不在乎的样子，便说明其想得到的欲望愈强烈，越表现出狂傲的姿态，越说明其底气不足。而越是底气不足，便越容易把狂傲演变成轻薄。本来想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傲然独立，结果却事与愿违，把自己最丑陋的一面暴露给世人。

但是作为帝王，没有人会喜欢李白这样的派头，他希望自己的臣子是正人君子，而不是小人得志。唐玄宗是一个久经政治风雨锤炼的封建社会的政治家，他很睿智，能一眼把人看穿，李白的小伎俩在他面前，实在是小儿科。在他眼里，李白就像一个幼儿一样，很聪明，但又很可笑。所以，即便有点小错误，也无伤大雅，大人也不会很生气，不会给予严厉的惩罚，不过笑笑而已。所以，尽管唐玄宗看到了李白的不堪重用，看到了李白的小人得志，也只是让他体面地从哪里来，再回到哪里去。

清朝的时候，乾隆皇帝曾在斥责纪晓岚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畜之，汝何敢妄谈国事！”我让你编四库全书，不过是看你文学还算不错，你别臭美，以为自己就了不起了，其实我不过是把你和那些倡优一样蓄养而已，你竟然在我面前指手画脚起来！这话很伤人自尊，不过，唐玄宗尽管也会有如此之想，却并没有如此之说。相比之下，玄宗比起乾隆来，还是要文雅许多的。

我们常常被文人们骗了，我们总以为最好的文人，一定是最好的政治家，皇帝不用他们真是瞎了眼了。想想看，为什么楚怀王不用屈原，为什么陶渊明连一个小县令都做不好。为什么陆游、辛弃疾诗写得那么好，政治上却不得志？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确实没有真本事，尽管他们在诗中所表达出来的报国之志，让我们感动，但就是不被君王所用。惋惜吗？对他个人来说，可能是惋惜，但对一个国家来说，未必就是一件坏事。就像我们今天组织上要安排干部一样，一个京剧演员哪怕你英雄人物演得再好，也不会让你到一个重要的岗位；就像扮演毛泽东的演员，演得再好，大家再热烈鼓掌，也不会因此就把他放到领袖的位置上，因为他充其量不过就是一个演员而已。

那么，人们为什么如此这般地喜欢李白的狂傲呢？甚至读起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会有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呢？其原因，就是这世上，入世者多，出世者少。而入世者中，又多为怀才不遇者。所以，李白的诗永远都会拥有大量的读者，慷慨激昂，愤愤不平，快意恩仇，解我心颐。

还是回到杜甫的那首《不见》上来吧，在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杜甫是这样写的，“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什么意思呢？杜甫是在劝李白，说，我们其实都不是当官的料，就不要在宦海中苦苦挣扎了，还是回到你从前读书的地方，平平静静地安度晚年吧。

这话，其实不仅仅是说给李白的。

走下神坛的尧舜禹

如果有人问，什么时代是中国最好的时代？其必曰：尧舜禹。

如果有人问，哪个帝王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帝王？其必曰：尧舜禹。

尧舜禹是中国历代帝王的楷模，尧舜禹的时代是中国老百姓向往的桃花源，太平盛世，荡荡乾坤，人称“尧天舜日”。

古人中，对尧舜禹评价最高的当属孔子。

孔子对尧的评价是：“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译成白话就是：“尧这个君王真是伟人呀！他非常高大，天是最大的，而尧却可以和天相比。他向老百姓广施恩惠，老百姓简直都不知道怎样称赞他好了。他的功绩是那样的崇高，他的礼仪制度也是太美好了！”孔子是圣人，圣人推崇的圣人，当然要用尽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了。

孔子对舜和禹也有评价，他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译成白话就是，“多么崇高呀！舜和禹有了天下，却一点也不视为己有，真是无私啊！”

除孔子，对尧舜禹予以高度评价的亦不乏其人，我们不妨再略举一二：《吕氏春秋》称赞尧舜：“尧有十子，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说的是他们的禅让。至公者，大公无私也。

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赞尧：“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意思是他的仁慈就像天上的太阳，他的智慧就像天上的神仙，靠近他，就像靠近太阳一样温暖；仰望他，就像看到天上缤纷的云霞。他富而不傲慢，贵而不骄纵。评价之高，无出其右者。

如神如幻的尧舜禹，他们的伟大就这样一代代地传下来。一位中学生在他的作文中充满向往地写下这样的一段话：“这是个美好和天真的时代，传说那时的人们都纯洁高尚，没有险恶的钩心斗角，大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尧舜禹以及他们的那个时代，真的好到这种程度吗？我不信！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人而不是神。我相信他们是中国古代帝王中最不坏的一个，但绝不会是最好的一个。而且，被后人所一直推崇的禅让制肯定不是最坏的制度，但也绝不是最好的制度。二、哥只是一个传说

尽管我们对尧舜禹的故事已经耳熟能详了，但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还是把他们的故事重温一遍吧，尽管这不过是一个传说。

中国有24部史书，第一部就是司马迁的《史记》。而《史记》中的第一篇，就是《五帝本纪》。在《五帝本纪》中，司马迁记载了中国最早的五位帝王，他们是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但由于材料所限，这五个人中，前三位的记载比较少，到了尧和舜的时候材料渐渐丰富起来，所以司马迁的记载也就多了一些。

禹没有被放到“五帝”中，不是因为他的资历不够，而是因为禹的儿子启建立了夏，夏是一个新的王朝的开始，所以司马迁便另起炉灶，写了一篇《夏本纪》，禹便成了五帝之后的第一个帝王了。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这5000年的文明史就是从黄帝算起的。黄帝的天下不是谁送的，而是他自己从战火中打拼出来的，从血泊中杀将出来的。黄帝的子女很多，一共有25个，他的正妃嫘祖，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但黄帝对这两个儿子一个都没看上，所以便把帝位传给了自己的孙子。

黄帝为什么不把帝位传给儿子而传给孙子呢？我估计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不肖”，两个都是混蛋，纨绔子弟，不足以传天下；另一种可能就是早亡，没等黄帝坐腻了天下他们就早早地告别人世了。所以，黄帝无奈，只好把帝位传给孙子了。

黄帝的这个孙子叫颛顼，颛顼登上帝位后，和他的爷爷一样，也没看上自己的儿子，倒觉得自己的叔伯侄子不错，因为这个侄子从小就在他身边，帮他打理朝政，很有些才能，颛顼任人唯贤，所以便把帝位传给了侄子，这个侄子叫帝喾。

帝喾也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挚，一个叫放勋。帝喾晚年把帝位传给了挚，但是挚很不争气，没干好，帝位便到了放勋的手里，这位放勋就是尧。至于挚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尧又是怎样地被“黄袍加身”，拥上帝位，语焉不详，我们便不得而知。

尧不是一般人物，他的母亲因赤龙扑身而孕，生下尧。尧做了帝，干得非常出色，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四方归顺，老百姓安居乐业。尧从16岁登上帝位，一干就是70年。到了86岁的时候，忽然想到应该培养接班人了，于是便和四方诸侯商量，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接班人的事，那可是大事，四方诸侯试探着说，“您的儿子丹朱不错，他可以继承帝位。”尧摇摇头说：“不行，我这个儿子既愚笨又凶狠，还是选别人吧。”一个叫讙兜的人推举共工，尧摆摆手说：“这个人也不行，花言巧语，旁门左道，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于是大家又推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叫舜。他们推荐的理由是这个人非常孝顺，尽管他的父母对他不好，尽管他的弟弟也总想害他，可是舜对他们一点都不怨恨。

尧很高兴，说，是吗？竟有这样的人，那我得好好考验考验他。尧考验舜的办法很独特，他先是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一块嫁给了舜这个穷小子，看他在两个女人面前如何摆布，能否公平。结果舜一视同仁，两个人他都喜欢。尧的两个女儿都很高兴，对舜爱得死去活来，从来没有打架吃醋的时候。舜晚年的时候到南方巡视，死于苍梧。娥皇和女英前去寻找，“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但是泪水没有唤醒舜，于是两女便投湘水而死。这个伟大的爱情故事感动了历代无数人，就连从不儿女情长的毛泽东都写诗赞叹：“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接下来，尧又让舜和自己的九个儿子相处，这是考验的升级。其难度之大无以言表。为什么？你想，这九个人，都是王子，而且其中一个丹朱，尧明确地说他“不肖”，那么其他几个儿子也不会好到哪里，不然也不会选舜来做接班人。所以，我们简直无法想象舜是如何与他们相处的，是忍耐，是讨好，还是帮教，不得而知，总之这一关最后还是平安度了过来。

尧不罢休，说还要继续考验，他让舜来处理老百姓之间那些棘手的事情，舜处理得井井有条，老百姓交口称赞；又接下来，尧又让舜处理百官的事情，百官对他服服帖帖，恭恭敬敬；再接下来，尧又把舜放到无边无际的大森林中，即便狂风暴雨，即便乌云蔽日，舜也没有迷失方向，也没有被野兽吃掉，最后毫发无损地走出来。大概那时没有指南针，当头头的方向感非常重要，不能带领大家走出迷途，就不配做领袖。

经过种种考验，一看舜确实不错，尧说，那就跟着我干吧。如果说之前舜是作为后备干部培养的话，那么现在就是到领导岗位上来锻炼了，帮助尧处理国家的一些重大事情。尧亲自培养他，手把手地教了他20年。这时的尧已经106岁了，实在干不动了，可是在他看来，舜还是没有真正成熟起来，怎么办？尧对舜说，看来我真的有点老了，我暂时退居二线，一般小一点的事情就由你来处理吧，但是大事必须通过我。于是舜就战战兢兢地开始摄政了，早请示，晚汇报。这样又过了8年，尧看真的没有问题了，这才把权力全部交给了舜，放心地去死了，死的时候已经112岁了。

我们过去都以为舜是从平头百姓当中，像中彩票似地被直接选拔上来的，其实不是，舜可不是一般的出身，他的身上流淌着皇族的血液，他的祖上就是五帝当中的第二个帝王颛顼，和尧一样，都是黄帝的后代，如果不是颛顼把帝位让给了帝喾，说不定在自己家里传来传去，也会传到他的手里的。

舜比尧小四辈，应该是尧的孙子的孙子。舜的简历应该是这样的：20岁的时候以孝出了名，30岁的时候被人推荐给了尧，50岁的时候走上了领导岗位，58岁的时候尧去世了才开始正式接班。但是尧的儿子丹朱还有一定的势力，舜不敢轻举妄动，又忍耐了3年，到61岁的时候才算真正行使帝王的权力，一干就是39年，直到100岁死去。

舜也有个儿子，名叫商均，但是这个儿子也不争气，再加上尧立下禅让的规矩，舜轻易不敢破坏。所以，舜在位干了22年以后，也就是83岁那年，开始把接班人问题纳入议事日程。由于诸侯推荐，舜把禹作为接班人来培养和考验，并给他一个艰巨任务，让他去继承父业，治理洪水。舜这个人可是唯才是举，刚刚杀了禹的父亲，一点都不在乎禹会不会怨恨自己，一点都不考虑禹将来会不会报复自己，只要你有才干，只要你能为老百姓做事，我就用你。

禹没有辜负舜的期望，化悲痛为力量，用了13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治水大业。又过了4年，舜在南巡时突然生病，死于苍梧。禹是舜钦定的接班人，地球人都知道的，但是禹却不敢贸然登基，因为舜还有个儿子叫商均。又等了3年，禹战战兢兢地对商均说：“商均啊，虽然你老爸有过话，说是让我来接这个帝位，但是我这才能哪里比得上你，还是你来干吧。”但是诸侯不答应，他们不朝拜商均而朝拜禹，禹一看众望所归，有了底气，便毅然登了帝位。

其实禹在登帝位之前就已经不是一般人了，他的名气要比当年的舜大得多，因为他继承父业，以疏导的办法，治理了天下洪水，居外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真是功绩显赫，老百姓对他歌功颂德，非常拥戴。而且，大禹的出身也非常高贵，他的身上也流淌着皇族的血液，他的父亲叫鲧，他的爷爷就是颛顼。和尧、舜一样，都是黄帝的后代。

禹也很注重接班人的培养，他最先看中的是皋陶，皋陶这个人很了不起，有人甚至把他和尧舜禹放在一起，称为“上古四圣”，可惜他死得早了一些。皋陶和禹的关系非常好，对禹的帮助也很大。没有他，大禹很可能就登不上帝位了。当时，皋陶在舜的政府里，负责宣传工作，专门抓典型，对老百姓进行德育教育。禹呢，吸取了父亲鲧的教训，因为当年父亲只知道低头拉车，不知道抬头看路，不知道宣传自己，没有很好地树立自己的形象，所以下场很惨。于是大禹反其道而行之，他不仅向舜宣传自己怎样兢兢业业忘我工作，还经常地对皋陶宣传自己的事迹，他说：“予娶涂山，癸甲生启，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辅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师；处薄四海，咸建五长，各道有功。”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当时结婚娶了涂山氏，只在家里住了三天，便为了天下百姓的安居乐业，为了治水大业离开了家里，后来孩子启出生我都没有时间看他一眼，一心一意在工地上忙碌，撇小家为大家，生怕辜负了舜和天下人的期望。他的话，使得负责宣传的皋陶感动得热泪盈眶，“皋陶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则刑之。”就是说，皋陶非常敬重大禹的品德，立刻命令天下人向大禹学习，以大禹为榜样，爱岗敬业，三过家门而不入。谁不学习，就收拾谁。大禹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一下子成了英雄。于是，“禹德大明”，威信大增。所以舜死后，各方诸侯不去朝拜商均而去朝拜禹就是自然的事了。

禹和自己的前辈一样，到了晚年的时候，也为接班人问题发愁，本来他物色了皋陶，但皋陶死在他前面。后来又物色了益，把帝位传给他。但是禹死后，益觉得自己的威信还不够高，不足以担此大任，便把帝位让给了禹的儿子启，自己跑到萁山躲了起来。从此，中国就再也没有禅让了，天下也就从公天下，变成了私天下，家天下。三、帝力于我何有哉

尧舜禹的故事很美丽，很动人，然而，越是美丽的故事，越是动人的传说，其虚构的成分便越多，离生活的真实便越远。

一个令人怀恋的时代，一个让人赞美的时代，一定是太平盛世，荡荡乾坤，正如那位可爱的中学生所说的，“那是一个美好和天真的时代，传说那时的人们都纯洁高尚，没有险恶的钩心斗角，大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可是，这样的图画，怎么可能出现在那远古洪荒的时代呢？“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这是司马迁在他《史记·五帝本纪》中所写下的沉痛一笔。

我们说，凡太平盛世，须国泰民安，没有外敌侵扰，没有天降灾祸，老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才行。而尧时，洪水滔天，民不堪其忧。我们不妨略算一下，鲧治水9年，禹治水13年，计22年。而鲧之前，谁又知道洪水还泛滥多少年？好，鲧之前的洪水我们姑且不论，仅这22年之中，洪水泛滥，瘟疫盛行，人同禽兽，命如草芥，这样的时代你怀念它作甚？

可是，有人会以为，虽然自然条件恶劣，可是人都心地纯洁啊。用前面那位中学生的话说就是，“那时候的人们都纯洁高尚，没有险恶的钩心斗角，大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怎么可能呢？

你看，当众人推荐尧的儿子丹朱做接班人的时候，尧毫不犹豫地说：“吁！顽凶，不用。”什么样的人可配称“顽凶”？那是既顽劣愚蠢，又凶恶残暴。做父亲的如此评价儿子，那可不是一时的气话，若不是丹朱平时胡作非为，屡教不改，尧不会如此伤心。而且“子不教父之过”，一个连自己的儿子都管教不好的人，又怎么能教化天下呢？

你看，当有人推荐共工担当大任的时候，尧不屑一顾地说：“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什么叫“善言”？就是口齿伶俐，会说漂亮话，甚至假话、套话；什么叫“僻”，就是性情古怪，和谁都合不来；什么叫“似恭漫天”？就是表面上恭恭敬敬，实际上心术不正，这是一个十足的小人。

你看，当有人推荐鲧去治理洪水的时候，尧还是一口否定，“鲧负命毁族，不可。”意思是鲧这个人违背天命，败坏同族，这样的人怎么能担当大任呢？只是后来实在是“蜀中无大将”，加之众人劝说，尧这才勉强同意试用。果然，鲧治水九年，无功被杀。

这几个人，一个是尧的儿子，两个是尧的臣子，可是在尧的眼里，那是“洪洞县里无好人”，这样的时代，你还歌颂它作甚？

不过，可能有人会说，自然环境不好，身边臣子不好，那治下的百姓一定都很善良吧？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很少为老百姓写下一笔的。但是，在司马迁的《史纪》中，还真的写了几位老百姓。这几个人不是别人，是舜的父亲、母亲和弟弟。可是，令人遗憾的是，这几位群众代表，依然没有一个好人，“父顽，母嚚，弟傲”，你看，一个愚蠢凶恶，一个嚣张乱叫，一个傲慢无礼，他们不但虐待舜，还多次谋害于他。我们且不说那个时代吧，就说这样的家庭，如何让“大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还有，尧舜禹这三位圣人竟没有一个人生下好儿子，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禹子启，没一个好东西。

这样的时代，这样的臣民，争斗和血腥就不可避免地要接二连三地发生了。比如尧和共工的斗争，比如舜与鲧的斗争，比如舜和禹的斗争，比如禹和商均的斗争。

我们知道，尧之时，洪水滔天，鲧被派去治水。但是由于鲧治水的方法不对，“九年而水不息”，于是被舜“殛于羽山而死”。想想看，鲧有过错吗？他既没违抗圣命，也没消极怠工；既没渎职，也没贪污；既无前人经验可以借鉴，又无先进科技可以利用，只能在实践中一点一点地摸索，失败是正常的。以舜的英明，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但是舜还是杀掉了鲧。

那么，鲧之死，便不仅仅是治水没有成功，其中必有隐情。

韩非子这个人有时也真敢讲点真话，他就毫不隐瞒地道出真情：“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详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你看，真相大白了，鲧是因为反对尧把帝位传给舜，所以舜记恨在心，找个理由，把鲧杀掉了。反对把舜列入接班人的还有共工，尧根本听不进去，还杀掉了共工，于是“天下莫敢言勿传天下于舜”，没有人再敢这样说了。

当然，对于鲧之死，还有其他说法，《吕氏春秋》说，“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以吴刀。”向尧要官，责尧不公，对尧大发脾气，还想作乱，这样的人不杀何以平民愤？

但是，老百姓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鲧死得有些冤屈，鲧不是一个罪人，更不是一个恶人，而是如同西方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一样。《山海经·海内经》这样写道：“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为老百姓而死，便是死得其所。

其实，我们常指责鲧治水方法不对，怕是根据不足，鲧的“堵”其实和我们今天修堤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现在无论长江还是黄河，其实还是以堵为主，甚至在河南开封一带，黄河被堵得真可以“欲与天公试比高”了。

我们现在大都众口一词，说大禹以导的方法，战胜洪水。其实这不太合情理，禹其实是在父亲堵的基础上，加之以导，才战胜洪水的。几千年过去了，堵的方法，仍然是我们与洪水作战的利器。

鲧被杀，作为儿子，禹就一点想法都没有，还兢兢业业地治水，甚至“三过家门而不入”？其实，司马迁早就道破天机了，他说，“禹伤先人父鲧功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13年，过家门不敢入。”这里说得已经非常清楚了，大禹不是不想回家，而是不敢回家。舜能向鲧下手，也会对禹下手，因为禹也是他的一个竞争对手。禹是一个聪明人，他深知自己处境的危险，所以，他必须保护好自己，必须治水成功，必须接受父亲的教训，必须赢得天下的信赖，使得舜不敢轻易下手才行。《吕氏春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为司空。以通水潦，颜色黧黑。步不相过，窍气不通，以中帝心。”就是说，大禹敢怒不敢言，只有老老实实，小心翼翼侍奉舜，以赢得舜对他的信任，缓解舜对他的戒心，走路的时候紧紧跟随在舜的后面，不越过半步，大气都不敢出，千方百计让舜高兴。

禹，多不容易啊！

尧的时候有一首民歌，叫《击壤歌》，说有一些老人在玩“击壤”游戏，击壤就是投掷木片。这些老人玩得很快乐很幸福，于是观看的人便感叹道：“大哉，尧之德也！”意思是你们这些老人能如此幸福快乐，那是尧领导得好啊！可是这些老人却不屑地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意思是说：“太阳升起我们就起来干活，太阳落山我们就回家休息。凿了水井我们就有水喝，种了粮食我们就有饭吃。我们祖祖辈辈从来如此，和尧帝的功德有什么关系？”在这些老人的脑瓜里，非但没有帝尧的概念，反倒有些《国际歌》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可见，“尧天舜日”那是后人赋予的，而尧时的百姓并没有把他们看成是神，也没有把他们当成大救星，或英明领袖什么的。

对那个时代，当时的老百姓都不以为然，我们又何必过于多情呢？四、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你看，尧舜禹的时代，既不是太平盛世，也不是荡荡乾坤，人也并非都是正人君子，老百姓对领袖们似乎也不怎么爱戴，从来不祝他们万寿无疆，可是，千百年来人们所歌颂的禅让总该是真的吧？

说到禅让，我们应该先厘清两个问题，一个是禅让自尧始，一个是禅让至启终。其实，此说实难自圆。只要我们细读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就会发现，禅让其实是从颛顼帝开始的。你看，黄帝的正妃嫘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玄嚣，一个叫昌意。但是黄帝没有把帝位传给这两个儿子，而是传给了孙子，这个孙子叫颛顼。颛顼也有两个儿子，一个是穷蝉，一个是鲧。但是颛顼也没有把帝位传给儿子，却传给了侄子，即尧的父亲帝喾。帝喾15岁开始就在颛顼身边做事，颛顼见他有才能，便把帝位传给了他。什么叫禅让？就是不传儿子而传别人。所以，最早的禅让不是尧，而是帝喾。

禅让至启终也是如此。我们常常说，大禹把帝位传给了儿子启，从此中国就再也没有禅让了，这也是一个误解。按司马迁的说法，禹并没有把帝位传给儿子启，而是先培养了皋陶，皋陶死了又培养益，最后把帝位禅让给了益。但是益觉得自己不行，能力不够，便又禅让给了启。而启之后，中国的禅让也并没有停止过，其中最著名的有东汉的献帝刘协禅让给魏文帝曹丕；魏元帝曹奂禅让给晋武帝司马炎；后周恭帝柴宗训禅让给宋太祖赵匡胤等等。至于想让而没让成的，或让了之后又发生变故的，我们还可以举出几例，如秦孝公禅让于商鞅，魏惠王禅让于惠子，燕王哙禅让于之子等等。如果详细统计一下，中国历史上的禅让至少有20多起。

也许有人会说，启之后的禅让，不能叫作禅让，因为他们温情脉脉的禅让背后是刀光剑影，是被逼无奈。可是，我们又有什么根据说，尧舜禹之间的禅让就没有刀光剑影呢？

其一，尧舜禹之间的禅让并不是真正的唯才是举，是家族内部的一种权力再分配。你看，尧是黄帝的玄孙，舜的祖先是颛顼，颛顼的爷爷是黄帝；禹就更不用说了，禹的爷爷就是颛顼，颛顼的爷爷不就是黄帝吗？所以，让也好，争也罢，帝位始终没离开过他们家。这一点连司马迁都承认：“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

其二，尧舜禹的禅让不是公天下，仍然是家天下的表现。因为如果是公天下，尧就没有权力选定接班人，只有把天下视为己有，才会拱手相让。

其三，禅让因为还是钦定，舜上台是尧说了算；禹上台是舜说了算。所以，无论舜还是禹，都不可能对民众负责，而只能对能决定他们命运的人负责。而且，选拔接班人这样的大事，如果靠一个人来定，迟早有走眼的时候。

其四，一禅定终身。无论是舜还是禹，只要走上领导岗位，就只能上而不能下，只要接过帝位，便死而后已，不死不交权。

其五，禅让制下的帝王，为了巩固地位，使天下归心，往往一登上帝位，周围的人便马上给他罩上圣人的光环，这样很容易使他滋生骄傲自满的情绪，很容易使他高高在上，并误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然后便要求人们对他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以致唯我独尊，独断专行了。

其六，禅让制下的帝王和家天下的帝王没有本质区别，因为他们的权力都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而没有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

也许人们会说，尧舜禹他们在选拔接班人的时候，还是有一套严格的考核制度的。这样，完全可以保证选拔上来的是一个优秀的、合格的继承者了。

错了，拿尧来说，表面上看，尧对舜考核了3年，接着又摄政辅佐20年，但实际上，这20年中，舜虽然名义上是君主，但说了算的还是尧。而且，从考核开始，在这23年中，决定舜命运的不是你和我，更不是老百姓，而是尧一个人。尧是圣人，说话句句是真理，舜只有顺从的份，只有按最高指示办的份，德将如何印证？才又如何发挥？

所以，尧对舜的考察，既不是考察他的德，也不是考察他的才，无非就是看他听话不听话罢了。那么，除非舜不想当这个君主，只要想，不唯尧之命是从行吗？不夹着尾巴做人行吗？不千方百计讨他老人家喜欢行吗？没有点耐心行吗？

而且，尧是一个贪恋权位的人，他轻易是不会禅让的。据史料记载，尧在君主的位子上一干就是70年。尧在这70年里，一个人说了算，不知犯了多少错误，干了多少坏事，只是别人不敢说罢了。后来尧虽然退居二线，但还是凌驾于舜之上，摄政20年，等舜真正可以独立主政的时候已是“廉颇老矣”。

其实又何止尧呢？舜到了100岁才退位，禹也是到100岁才退位。想想看，百岁老人掌管国家命运，这个国家还指望蓬勃昌盛、兴旺发达吗？

所以，就连儒家的亚圣孟子也对禅让提出了疑义。有一天，一位叫万章的人问孟子：“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非常肯定地回答：“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万章又问：“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孟子说：“天与之。”接着，孟子又说：“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孟子的话说很清楚，尧没有权力把天下让给舜，他只能向天推荐，然后由天把天下给予舜。

这天应该是谁？孟子没说，但仅此也已说明，他对禅让是否定的。五、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

司马迁在《五帝本纪》和《夏本纪》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尧舜禹三代君王的关系搞得清清楚楚了，使我们对我们的所崇敬的尧舜禹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但是，对这两篇本纪，如不细读则罢，若细读，便会生出许多疑问来，甚至对尧舜禹的真实性都会产生怀疑：

从尧舜禹的年龄来看：

尧活了114岁，舜活了100岁，禹的年龄也是100岁。这一点值得怀疑，因为远古的时候，无论自然条件还是生活条件，都十分恶劣，人的寿命不会很长，尧舜禹也概莫能外，他们不可能那样长寿。杜甫诗云“人生七十古来稀”，杜甫生活在唐代，比起尧舜禹，社会发展了3000来年，生活质量有所改善，人的寿命有所增长，但是活到七十岁的还很稀少。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帝王的寿命就更短了。我粗略统计了一下，中国的帝王从秦始皇到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一共400人左右，70岁以上的仅仅10余个，年龄最大的是乾隆，活了89岁，其他皇帝大部分都在40岁左右，没有高寿的。换句话说，尧舜禹即便活到了那样的年龄，也很难清醒地处理国政了。

从尧舜禹之间的辈分来看：

尧舜禹之间的辈分问题，很多读《史记》的人大概都会注意到的。从辈分上讲，从尧到舜整整5辈人，也就是说，尧是舜的爷爷的爷爷。5辈人的话应该相差近100年，舜被当作接班人培养的时候是30岁，接班的时候快60岁，那么尧至少也应该是150多岁的人了。更不可思议的是，舜把帝位传给禹，而禹并不是舜的晚辈，而是和尧平辈，也是舜的爷爷的爷爷，年龄比舜也要大出百八十岁。这样的年龄如何接班呢？也许有人说，这是因为古人结婚早的原因。但是，从司马迁的记载来看，舜结婚并不早，你看，“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就是说，舜是三十岁的时候才结婚。那么大禹呢？据说大禹因为忙于治水，也是三十岁的时候才娶涂山氏的。所以，古人结婚也并不很早。

从尧的两个女儿来看：

尧的两个女儿身上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更多了。尧为了考验舜而把自己的两个女儿，一个叫娥皇，一个叫女英，一块嫁给了舜。这里面有几个问题：

其一是年龄问题：前面说过，尧是在86岁的时候，把两个女儿嫁给舜的。从年龄上看，一个86岁的老爷爷，他的女儿应该有多大年纪呢？而且，如果从辈分上看，尧是舜的爷爷的爷爷，那么，他的两个女儿就是舜的爷爷的姑姑，是太姑奶奶了。很显然，这两人绝对不是妙龄少女，至少是半老徐娘，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了。

其二是相貌问题：如果从长相上看，我们不知道尧长的什么样子，但是，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司马迁说了孔子的长相很像尧，而孔子又是一个丑男，七露，或七陋，也就是指头上七窍豁露，“眼露白、耳露轮、口露齿、鼻露孔”，那么可以断定，尧肯定不是一个美男子。一般来讲，女儿大多像父，那么尧的两个女儿大概也不会漂亮。况且，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而尧的两个女儿却没有嫁出去，更说明相貌丑陋。尧要用嫁女的方式考验舜，如果是两个年轻美貌的公主格格，就像穷小子娶仙妻一样，何谈考验？只有相貌丑陋，人老珠黄，或身有残疾，而舜未嫌弃，这才是真正的考验呢。

其三是伦理问题：从血缘关系上看，舜与尧的两个女儿的婚姻，属于家族内部通婚，这在伦理上是说不过去的。也许有人说，这在当时也许是可以的，其实不是。我们看，黄帝娶的是西陵之女，昌意娶的是蜀山氏之女，帝喾娶的是陈锋氏之女，尧娶的是娵訾氏之女，禹娶的是涂山氏之女，他们娶的妻子都不是自己族内的人。更何况，娥皇和女英还是舜的太姑奶奶呢。

所以，一笔捋不清的糊涂账，让尧舜禹的历史真实性，大打折扣。六、并非都是空穴来风

其实，自古以来，尽管对尧舜禹的赞扬之声不断，但质疑之声也从未断过。

荀子的质疑最为彻底。他说，“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也就是说，尧舜禹的禅让不过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历史上压根就没有存在过。

韩非的质疑最为激烈。他认为所谓的禅让，不过是“臣弑君”的结果。他在《韩非子·说疑》中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中还有这样一段质问：舜去教化民众的时候，尧在做什么？如果需要舜去教化民众，就说明尧没有教化好天下，尧没有治理好天下，又怎么能称作圣人呢？既然需要舜去补救社会风气，就说明尧有错失，歌颂尧，就是否定舜，歌颂舜，就是否定尧，两人的关系就像矛和盾一样，两者是不可以同时称颂的。

庄子的质疑最为调侃。他说，尧让天下与许由，许由不受，又让给子州支父，子州支父说，我这个人做天子的能力还是有的，不过我身体不好，正忙着治病，哪有时间去治理天下呀！庄子又说：舜让天下于善卷，善卷说，你真是不了解我呀，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由快活，干吗要去操劳天下呢？善卷干脆隐入深山。于是舜又让天下于石户农夫，这位农夫嫌“舜之德为未至也”，算不上大德之人，羞于从舜手里接过天下，便带着老婆孩子逃到海上的一个荒岛去了。接着舜又把天下让于北人无泽，北人无泽气愤地说，你舜不要脸，愿意做天子便做好了，干吗还要拿那个天子之位来羞辱我呢？我真不如死了算了。于是，“自投清泠之渊”而死。

这是历史名人对尧舜禹的质疑，还有很多历史名著记载了尧舜禹的劣行。《史记》中记载了尧是怎么登上帝位的，“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而帝放勋立，是为帝尧。”这里面，没有说挚把帝位禅让给尧，也没有说诸侯拥立尧登上帝位，反正就为帝尧了。这种语焉不详的记载，难免让人想入非非，是否尧逼宫，从哥哥的手里篡夺的帝位？《史记》中记载了舜对禹的警告，“毋若丹朱傲，维幔游是好，毋水舟行，朋淫于家，用绝其也，予不能顺是。”那意思就是说：“大禹啊，你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无礼，不要只喜好怠惰游乐，戏谑胡为，你不论白天黑夜都不停息地作恶，在没有水的地方，你还坐在船上，强迫民工为你推舟游乐，你还和众多的女子在屋里放纵淫乱，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决不会听之任之。”大禹治水成功之后，受到百姓拥护，难免功高盖主，不把舜放在眼里，舜有点忍无可忍了。《尚书》中记载了禹对舜的警告，在《尚书》的第二篇《皋陶谟》中，禹对舜说：“都！帝，慎乃在位。”意思是说：“舜帝呀，你身为天子，不要随意决策，小心你的位置。”一个臣子对帝王说话，以如此教训口吻，实在是有些大不敬啊。看来此时的大禹羽毛已丰。《尚书·舜典》中记载了舜时的血腥，“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这里的服，绝不是佩服的服，而是制服的服，没有一定的手段，没有残酷的争斗，没有血腥的镇压，怎么会有“天下咸服”呢？

其他诸如《史通》中有“舜放尧于平阳”之说；《竹书纪年》中有“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见”之说；就连我们现在最权威的辞书《辞海》，也有“尧到了晚年，德衰，为舜所囚，其位为舜所夺”，“舜为禹所放逐，死在南方的苍梧”之说……

这些话，不会是空穴来风吧？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却不是人民写成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历史，有时并不是历史的本身。那么，关于尧舜禹的评价，关于他们的禅让，又有多少是真实的呢？就连孔子在《论语》第十五篇《宪问》中也无奈地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意思是说，“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以安抚天下百姓，尧舜也没有做到啊！”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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