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眼中的西部中国大开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烨子

出版社：中国艺术文化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专家眼中的西部中国大开发试读：

导论

世纪之交，中国面临双重难题：一方面，地区间发展不平衡，西部区域仍有3000余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国民经济和社会指标有很大差距。

可持续发展不平衡性是中国基本国情。从国际比较看，中国是世界上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社会差异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以来，从绝对意义上来说，中国任何一个地区都比22年前进步得多、富裕得多。但不可否认，在转型期各地区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地区间收入绝对差距不断扩大，贫困地区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严重问题，并引起社会各层的广泛关注与忧虑。国外普遍关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特别提醒中国政府小心对待这一敏感而又棘手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因教授和西蒙研究员认为，中国应吸取墨西哥忽视分配均等问题导致吉巴斯地区起义的教训。来自汉堡经济研究所一份报告指出：中国西部地区不稳定因素说明，中国必须改变对贫困地区的发展政策，以防止突发事件和因社会变革运动高涨造成的危机。日本经济社会学家南亮进认为，分配过分失衡的确是个必须警惕的危险倾向，日本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大国兴衰》的作者、历史学名流肯尼迪则认为，中国面临人口爆炸和贫富悬殊两大难题。要管理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问题纷繁的国家，协调党、政、军、民各集团关系，取得进步又保持稳定，困难很大，对于哪怕最灵活、最明智的领导人都是一个严峻考验。邓小平同志早就提出，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在不削弱发达地区活力的前提下，先发展起来的地区支持贫困地区。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构想，提出了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战略方针，决定从“十五”开始，全面启动西部大开发，逐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地区差距的方向努力。实施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切实解决贫困地区群众，尤其是少数民族温饱问题，这是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21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奋斗目标的一个伟大战役。江泽民同志指出，打好扶贫攻坚战是由我们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部分人富起来，一部分人长期贫困，也不是社会主义。古代有的政治家尚且讲“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作为共产党人，更应对群众的困苦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他还谈到，建国半个多世纪了，如果还有几千人吃不饱饭，摆脱不了贫困，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那样我们将愧对革命先烈，愧对老区人民。他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今后扶贫任务不管多么艰巨，时间多么紧迫，也要下决心打赢这场攻坚战，啃下这块硬骨头。这表明，由中国共产党谱写的“西进”曲已奏响最为牵动人心的乐章。2民意倾向：从锦上添花到雪里送炭

(1)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老百姓看贫富差距

出于源远流长传统文化沉淀和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心理定势，出于一如既往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赶超信念，炎黄子孙对于祖国的积弱积贫这一历史现象更多地显示出痛苦和不安。调查表明，平民百姓对我国贫富差距状况颇为关注。调查中问题之一：“您怎样看我国目前贫富差距问题?”回答“很严重”的占26%，“比较严重”的占47%，答“一般”的占13%，“不太严重的占6%，答“不严重”的占1%，其余表示“说不清”。总的看，认为贫富差距比较严重的高达73%，反映大多数人对不平等状况忧心忡忡。

问题之二：“为什么社会上仍然存在穷人阶层?”回答“个人原因造成”、“家庭”、“社会问题”的分别占15%、2%、54%；其余皆未置可否。在直言不讳表达自己观点的被问者中过半的比例都认为“穷人阶层”由社会原因所致，表示与评价上述贫富差别问题时的同一倾向，即对社会造成这种重大差别状况的普遍不满，同时，也体现了平民百姓对穷人的同情和关注。

问题之三：“是否可以建立一些民间慈善机构帮助穷人?”回答“是”的占4/5。由此可见，中国当代活雷锋、王杰大有人在，他们仍然保存着那颗扶贫携弱的真善美心灵。总之，对富人的不满和对贫富差距现状的焦虑成为主导意识，当引起决策者高度警觉。

(2)“两代会”关注贫困问题

在2000年的“两代会”上，西部大开发问题，成为代表、委员最关注的议题。缩小贫富差距、解决贫困问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贵州省代表认为，中央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使缩小东、西部贫富差距的目标真正付诸实施。甘肃省代表认为，市场经济改革中许多矛盾十分突出，难以回避，其中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经济差距拉大，是当前议论最多、日益尖锐的矛盾焦点。解决这个重大问题是议事日程的当务之急。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不仅是中国，在世界上贫富地区差距都有拉大的趋势。不平衡发展是绝对的，但超过一定限度后，一方面会产生对环境、生态等各方面的影响，更严重的是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胡鞍钢等学者曾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来自全国各省、地、县人大、民委的近200名县级以上干部进行了问卷调查。93%的人认定目前中国贫富差距过大，已超过了必要的限度，认为“解决这个问题近在眉睫”的和“不解决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分别占96%和84%。这些地方干部的意愿清楚表明贫困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有些省、地领导认为，民族矛盾、民族关系的走向与贫富差距的走向密切相关，不容忽视。在2000年两代会上，来自四川、西藏、新疆、宁夏、甘肃、青海、贵州、云南、陕西、内蒙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缩小东西部差距问题，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江泽民同志就缩小地区差距问题同宁夏、甘肃代表进行座谈，强调要通过扩大开放和密切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共同发展。

(3)三大差距与日俱增

一是由来已久的经济发展速度差距。80年代流行提法是，把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存在的经济差距称为“经济发展梯度格局”。这种梯度格局到90年代仍然存在，甚至日益明显。2000年，东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为18%和12%。根据卡斯特经济中心评价，中国经济发展格局在2000年第一季度为：东部呈现投资快速增长、工业生产稳定、物价回落、市场繁荣的发展格局；中部内部差异大，部分省发展势头好，已步入追赶东部路程，不过在东部经济全面复苏后，中部的持续增长将面临新的挑战；而西部的增长潜力相对较弱，物价在高位徘徊，减势缓慢，与东部距离还在继续扩大。二是最令人愤愤不平的收入差距。从人口群体的收入差距来看，2000年10%最高收入家庭与10%最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年收入差距为5倍。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来看，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部收入接近6000元，陕、甘、宁、青、新及内蒙等西部省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50个百分点。位居全国第一的广东省比最低的内蒙古高出75%以上。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为3000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市有10个，上海、浙江、广东、北京、江苏等遥遥领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区有10个，其中甘、贵、青、陕、豫等贫困省居后。上海最高达8000元，比最低的甘肃高6倍之多。三是消费水平上的贫富差距也存在同样扩大趋势，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现金支出为2000元，与1998年、1999年比，仍然是上海消费水平最高，甘、贵、青、陕、豫等贫困省居后，与人均收入排序相似。其中，上海比甘肃人均现金支出和人均生活消费水平分别高出6倍和7倍。

(4)异曲同工：“民工潮”与“洋插队”心态相似

世界银行报告认为，中国70年代末以来发动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和高速发展推进了社会变革，它不但造就了新的富裕人口和中产阶级，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农村和城市贫困人口。在乡村，特别是在民族贫困地区，各级政府财力有限，压力重重。贫富差距的扩大已经变成了一种持续强劲的拉力，促进了东西部城乡间旷日持久、规模巨大的人口流动。低收入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形成了5000～8000万庞大(潜在脆弱)的贫民群体，使得处于经济发展梯度两极的人们生活在同一个空间，共同面对收入的不均、利益的不平和地位的不公正。根据李强、洪大用及李梦白、胡欣等学者的研究，流入城市的贫民文化素质普遍低于当地居民。在上海市的流动人口，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比重分别为9 4%、24%和47 6%，明显高于当地常住人口7%、18 8%和41 3%的比重；而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18 5%则大大低于当地居民33%的水平。低文化素质、无专业特长使进城农民只能挤在建筑、纺织、服装、环卫、矿区和搬运装卸等行业。2000年广东省900万民工大军中，仅童工就有60万。在城市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中，民工劳动权益被侵犯现象普遍存在。条件劣，强度大，工时长，工资低，生活差，决定了民工处在社会最底层。城郊结合部，是进城农民居住、生活、工作相对集中地带。2000年，北京85%的暂住人口分布于近郊区，上海市边缘街道容纳流动人口70%以上，在这些交叉边缘地区形成北京的“浙江村”、“四川村”和上海的“安徽村”、“新疆村”等。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城市中“五不管”的“独立王国”，是都市中的村庄”，一种与城市主流文化迥异的贫民区文化正在大城市地缘性聚落悄然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城市农民的心理状况与“洋插队”(留洋)者的心理状况有相似性。在空间上，他们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长距离流动；在时间上，他们从落后区向发达区的迁移带有历时性，迁出地与迁入地存在着文明进程的落差。对于中国城市农民和“洋插队”的中国人来说，他们的流动最初混合着多种多样的动机。对幸福生活渴望，对怀才不遇的排遣，对社会不公的抗争使他们不甘沉寂和安贫乐道，但现实的无情又使他们有一种边缘人萍水无根的感觉，但倒回去又有一种失落感，比以前未出门的滋味更难熬。他们的心态诚如一首流行歌所唱：“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民工潮”与“洋插队”现象耐人寻味，引人深思，大致可将他们区分为不同类型，如奋斗型、顺应型、越轨型、抗争型等。不难看出，“民工潮”的动因很多，但长期存在的城乡、工农差距和户籍制度无疑是导致农民贫困的结构性因素。3一对贫困两种趋势

什么是贫困?这是一个至今仍有广泛争议的问题。但一个被人们视而不见的事实是，迄今为止的所有社会中都存在穷人。在中国，由于受“歌德派”意识形态的影响，贫困问题一直讳莫如深。只是在改革开放以来，贫困的存在才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的“歌德巴赫猜想”而日益引起社会普遍的关注。

(1)贫困定义：从汤森、朗特里、布思到西勃海姆

汤森认为被迫丧失物质生活条件达一定时间之久，以至难以参加正常活动，缺乏日常起居设备和认可的最低限度的东西即为贫困。汤森定义中所给出的若干变项，包含了较为丰富的内容，深化了更具有理论意义的系列问题，为贫困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工具。按照国际公认的划分标准，贫困的衡量分为绝对和相对两类。绝对贫困也称生存贫困，是指在一定社会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下，个人和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生存需求。相对贫困是指生活水平低于所在国家或地区平均水平一定比例的人口或家庭，例如10%最低收入人口或20%最低收入家庭等。绝对贫困概念最早由英国的朗特里和布思提出，即认为一定数量的货物和服务对于个人和家庭的生存与福利是必需的，缺乏获得这些物品服务的经济资源或经济能力的人和家庭的生活状况，即为贫困。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是由西勃海姆在1899年作出的，即“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维持仅仅是物质生活所必备的需要，那么该家庭处于贫困状态”。在这里可通俗地理解为收入难以维持最低限度生活水准的一种状况。所谓相对贫困更通俗地解释是指相对于社会上其他人的生活水平而言，有一部分人处于社会生活水准的最下层。相对贫困要测量的是财富或收入以及生活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问题。

(2)贫困加剧或缓解

在明确了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定义之后，对“两极分化”或两种倾向的理解就迎刃而解了。首先，在全国范围内两类贫困并存：一方面绝对贫困逐步缓解；另一方面贫富相对差距越来越大。两者并存的局面可能要维持相当长时期。其次，在区域范围内两极分化和贫困缓解互相渗透。再次，绝对贫困的缓解速度停滞不前，而两极分化的势头尚未减退。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分析意义有别。理论上，绝对贫困既能够缓解也能够消除，实践中则应当注意标准的客观性、真实性及其覆盖的贫困人口和受益范围。相对贫困在任何国家或地区都不同程度存在，能够缓解但难以消除，发达国家也不能完全避免。贫富差距是表象，利益结构变化是实质。收入分配差距是外在指标，人们真正关心的不是分配不平衡而是分配不公平，是在宏观利益格局中的位置。应当尽可能地把不公平状况约束在一个可控的安全范围内。

我国的绝对贫困问题有三大特征：一是社会经济结构特征。表现为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总数占全国的88%，这是我国特有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必然产物。所谓二元社会结构，是指在一系列社会制度支持下，整个社会被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大社会形态：城市和农村。两者在身份、收入、地位、价值观念乃至文化形态上都存在巨大差别，强化了城乡差距。二是民族阶层群体特征。表现为贫困人口往往是那些在社区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分配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阶层性贫困首先反映为贫困地区内也有非贫困人口。实际上贫困地区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生活质量也有很大差距。其次，少数民族贫困问题十分突出，在4000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过半，区域性贫困问题也如此。三是自然地理区域特征。表现为绝对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分布在若干自然条件较差、生态环境恶化的地区。主要是西南喀斯特、西北荒漠化、南方红壤丘陵、北方黄土高原地区及地方病高发区和水库移民区。70%集中在近500个分布在中西部的深山、石山、荒漠、高寒、高原区的贫困县中。这些县明显地表现出区域性贫困特征；自然条件恶劣；人口繁殖过快；区域内整体贫穷；社会发育程度低；反贫困难进入性。泰国、印度都有类似情况。

市场经济并非消除贫困的灵丹妙药。古典经济学家乐观派亚当·斯密认为，如果每个人都按照符合自己利益的原则行事，那么整个社会也能达到最大收益状态。他相信“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可以做到人人各得其所，出现平等和公平现象，没有贫困。然而现实社会中，在奉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或地区，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区域发展不平衡，一些地区陷于贫困。威廉森实验报告试图说明的区域经济增长趋于均衡的结论也是不真实的，他的结论极易将人们导向经济增长自然消除贫困的误区。与古典经济学理论背道而驰的是，50年代以来形成了以缪尔达尔、弗雷德曼、佩鲁等人为代表的“非均衡增长理论”。它认为，在核心区与边缘区的相互作用中，存在两种不同效应，即回波(或回流)与涓滴(或扩散)效应。回波效应是指核心区凭借自己的支配地位，从边缘区吸入要素和资源壮大自己，引起边缘区衰落。涓滴效应是核心区为了保持自身发展，不断增加边缘区采购原料、能源和食品，输出技术、资本和设备，帮助他们发展。初期，回波(回流)效应大于涓滴(扩散)效应，深化后，涓滴(扩散)效应逐步增强。由于不断递增和外部经济渗透，核心区经济增长总是表现为上升的、循环的正反馈运动，因此“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际差异”。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多种多样，其中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形成和技术是经济进步的发动机赖以支撑的“四个车轮”。在纯粹市场经济条件下，这四个车轮的转动大大有利于先发展地区，从而加大贫困区域的相对贫困化程度。可以作为参证的是，我国自1978年末开始的市场化进程“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在西部，人均GNP之比由1980年的1 8：1扩大为2000年的2 5：1。2000年，人均GNP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贵州比为10：1。贫困地区受到的回波效应更为强烈，1980年陕北农民人均纯收入130元，中国东部地区为227元，绝对差距不到100元；2000年陕北为800元，东部则近3000元，绝对差距超过3倍以上。从对发展中大国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的分析可以得出基本结论，在完全市场经济作用下，贫困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呈扩大趋势，单靠市场机制很难在短期内彻底扭转这种积重难返的局面，只能正视这一事与愿违的现实。

(3)生死攸关：贫富差距过大可能酿成社会危机

发展中大国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面临的问题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在其发展的同一阶段都要复杂和艰难。“市场萎缩”与“效益外溢”。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差距太大，会使经济运行出现困难。首先是“市场萎缩”。有研究表明，富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要远小于穷国。在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比例高，有效需求减少，社会购买力下降，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尚有相当差距，国内市场的大小对其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引起较高的失业率和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率，使宏观经济不稳定。再次，差距过大会直接损害贫困地区利益，导致”效益外溢”现象。一是人才效益外溢，二是投资效益外溢，三是资源效益外溢。贫困地区大多是“原”字号省，“原粮、原棉、原木、原油、原煤、原材料”。输出的原物越多，对其他地区的贡献就越大。发展中国家必须在主要资源上依托国内各种基础资源，这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正是从这点出发，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提出了“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的战略构想。

国际经验表明，贫富差距过大是国家分裂的诱因。我国及亚洲发展中大国的贫困通常是绝对贫困，是基本生存贫困。联合国在《发展权利宣言》中向全世界宣布：“发展权利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人权，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实现。”任何一个负责政府都不能漠视自己的人民因失去发展机会而丧失这种发展权。同时更现实的是，在当今社会各种大众传媒高度发达，贫困人口对外界的了解日益增多的情况下，他们内心压力更大，不可能有多大耐心容忍自己难以温饱和家乡贫困而不对政府施加压力。国际上因此导致烽火连天、国家分裂的例子数以十计。如果发展中国家内部差距过大，贫困地区就可能产生三种倾向。一是认为是政府不平等政策带来的结果；二是认为领导人嫌贫爱富；三是有“独立”意向。发达地区也会形成三种相反的欲求。一会感到负担太重，额外贡献过多；二会认为扶贫援困是鼓励贫困地区的低效率，助长其懒汉思想；三会认为中央的税收法规是“杀富济贫”，也有“谋反”考虑。无论墨西歌贫困地区吉巴斯揭竿而起，还是南斯拉夫最富的地区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共和国率先独立，都说明贫困加剧或贫富差距拉大会带来严重的政治问题。

贫富差距过大将激化民族矛盾，并引起正义问题。我国基本国情之一就是多民族，而贫困县中，少数民族自治县占44%，远大于少数民族自治县占全国总县数30%的比例。在2000年全国人均收入低于800元的贫困县中，少数民族自治县占68%。全国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占45%，远大于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8%的比例。贫富分配不均必然会直接影响民族裂隙，在这一背景下更要慎重对待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从正义原则出发，改革所带来的受益或受损都将在预期中拉平或补偿。从社会主义公平原则看，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之一，含义有三：贫困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裕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发展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它不仅是理想，而且还是占全国人口2/3的欠发达或贫困地区人民强烈需求的现实。经济发展只能缩小差距，而绝不能成为扩大贫富差距的理由。平等意味着社会各集团各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平等。此外，差距拉大还会对社会治安、社会控制方面形成威胁，从而使社会发展停滞，甚或出现倒退。

(4)前南斯拉夫分裂的教训

导致前南斯拉夫分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是国内外错综复杂矛盾不断积累激发的结果，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必然。除了长期酝酿的民族矛盾和近期公开的民族冲突外，从经济角度看，其中有两个致命因素为前南斯拉夫联邦国家分裂埋下了祸根：一是中央汲取财政能力不断下降，地方“诸侯”财力日益庞大；二是地区经济贫富相对差距与日俱增，地区矛盾和民族矛盾白热化。两种因素相互影响渗透，形成恶性循环。中央财力下降无法实现地区均衡发展，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反过来又导致中央财力愈益下降，富区不愿多交税，贫区又认为中央不公平，不但激化了中央与地方矛盾，而且激化了地区与地区矛盾。我们应当从中吸取下列教训：其一，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不能一味追求分权，分权应有底线，适可而止。越过这一限度，分权就变成分裂。其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不能一味追求经济效率，单独让少数地区富裕起来，还应当兼顾社会公平，促进平稳，缩小差距。其三，必须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贫区与富区之间的矛盾。其四，有备无患，要考虑到最坏的可能性，从而避免因社会动乱而中断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进程。4各国政府缓解贫困行动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欧美发达国家一些历史形成的贫困地区更是首当其冲，倍受其害。

(1)世界超级难题与西方贫困化

中国有贫困。不过，中国贫困的比例不算很高。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现有贫困人口4000万。由占世界贫困人口的1/4降低到1/20。全世界现有贫困人口12亿，占总人口的20%。贫困是世界超级难题。

2000年全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达35万亿美元。北美、欧共体和日本16个国家的人口为8 7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5 58%。国民生产总值约有25万亿美元，占世界总产值的70%。西方7个大国的人口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2%，国民生产总值却占世界总产值的62 5%。据世界银行统计，在过去50年内，全球财富增长了6倍，但穷人与富人的差距越拉越大。占全球人口20%的富人拥有世界财富的75%，而占全球人口20%的穷人人均每天不足1美元。少数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2万美元，其中瑞士高达3 6万美元，人均每天100美元。而莫桑比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80美元，人均每天0 2美元。可是，即使在欧洲，也有15%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欧盟12个成员国中便有5000万穷人，有500万人无家可归。他们终日挣扎在生命线上，被剥夺了住房权、医疗权、受教育权、工作权和家庭生活权。四个比利时人中有一人生活在贫困线下。1979～2000年，英国人的平均工资增加了35%，可是在英国竟有占人口10%的穷人的00工资下降了17%以上，另有10%的富人的工资增加了50%。美国也一样。2000年美国有3000万人食品不足，处于程度不等的饥饿之中，更为严重的是，在3000万人食品不足的人当中，有1200多万是儿童，在1200万饥饿儿童中，6岁以下的儿童占600万。他们营养不良，发育不全。在美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378万人生活在贫困中，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2 4%。另据美国无家可归者联盟估计，美国每年约有200余万人有过无家可归的经历。2000年4月，克林顿政府宣布，美国有700万人无家可归，人数之多异乎寻常。导致美国穷人增多的原因很多，失业是一条。在美国800万个贫困家庭中，有326万个是失业家庭。失业就意味着失去收入来源。在美国的一些大城市中，男性黑人劳动人口的失业经高达40%～50%，这又同种族歧视有关。种族歧视是美国穷人增多的又一条原因。

在国外穷人聚居城市社区，贫困文化正在形成。贫困文化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其一，愚昧性。贫困地区文盲较多。在贫困家庭的子女中，失学率高。穷人的天赋虽然同富人没有丝毫差别，可是，由于他们失去了深造学习和广泛实践的机会，便带来了愚昧。其二，边缘性。穷人由于贫穷便会失去许多社会参与、政治参与的机会。失去了参与的机会，便渐渐地处于远离社会中心的社会边缘地位。远离中心的边缘地位，很容易对主流社会产生离心力。其三，叛逆性。如果富人对穷人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久而久之，穷人就会对富人产生敌意。人们常说，穷则思变。这“变”，有变富的一面，也难免有变乱的一面。1992年在美国洛杉矶市爆发了骚乱，打死53人，打伤2300多人，砸了数千家店铺，经济损失达20亿美元。这场骚乱的导火线是种族歧视，深层次的原因是贫困。关于穷人的叛逆性，正如法国《解放报》2000年3月6日在评论联合国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时所指出的：“人们终地可以对100来位国家元首大声地谈论一些年来人们只能在各种场合低声议论的话题：富国与穷国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已不再仅仅是一个道义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国际安全问题”。事实很清楚，富国与穷国之间的矛盾是国际安全问题，富区和穷区之间的矛盾便是 地区安全问题。其四，家庭两极化。从国外的情况看，贫困家庭的类型是截然相反的两极。一极是在家庭。美国约有一半的穷人生活在五口以上的大家庭中。美国的贫困妇女平均每人生5个，甚至10多个孩子。有人认为：“贫困家庭的膨胀已成为美国贫困人口居高不下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极是单亲家庭。在美国的只有母亲的单亲家庭中，贫困率高达34 3%。现在美国约有100万13岁至15岁的少女未婚先孕。这样的未成年母亲无法就业，只能靠救济为生。

(2)美英30年代经济调整

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中部大平原受纺织工业不景气的影响，植棉业全面凋零，给主要从事棉花生产的当地居民带来了苦难。在英国，大规模的工业无序竞争，使威尔士的苏格兰东南部地区陷入了十分困难 的境地，许多居民不得不离开他们原先居住的城市举家迁到伦敦谋生。感受到区域经济不平衡给经济滞后地区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严重危机之后，一些西方国家的中央政府开始干预区域经济发展。其中英国于1936年成立了巴洛委员会，试图建立工业开发区，实行税收优惠等手段，促使产业向威尔士、苏格兰北部等萧条地区分散，遏制产业与人口向以伦敦为中心的英格兰东南部过度集中的趋势。而在美国，1933年成立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动用大量国家资金在此流域兴建一批水利工程，试图以此安置一部分因植棉业凋零而失业的农业工人，并带动西部经济发展。

(3)不平衡发展日趋明显，政府干预水涨船高

50年代后，世界经济进入发展较快时期，在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现象日趋明显，政府干预区域经济发展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一直提倡实行自由经济的美国政府，于1961年制定了《区域再开发法》，1965年以后，又相继制定了《公共工程与经济开发法》、《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等法律，其目的都在于通过政府的干预，促使贫困地区加快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增长较快的日本，1962年、1965年、1975年和1983年，先后制定了4部《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希望通过建立所谓分散型的国土，抑制京滨、阪神等人口高度集中的大都市区的过度发展，有计划地把新产业中相当大部分引向围绕中等城市建立的核心地区，并为广大边缘地区的经济开发做好准备。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将首都由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迁往经济贫困的内陆地区。如巴基斯坦将首都从卡拉奇迁往伊斯兰堡；巴西将首都从里约热内卢迁往巴西利亚，尼日利亚将首都从拉各斯迁往阿希贾。这是各国中央政府为缩小首都与外省差距，在经济上的大动作。另外，各国在贫困地区建立各种出口加工区的举措，也都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在我国，70年代末之前，中央政府利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势，倾举国之力促进京广铁路沿线地区和大西北、大西南三线地区经济发展的行为，与前苏联三四十年代建设马拉尔工业基地和六七十年代大规模开发西伯利亚的努力一样，可以说是政府对内陆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进行干预的极端情况。

(4)事倍功半：违背经济规律的惩罚

政府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干预，可以促进部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必须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原有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尽管世界各国政府官员为了夸大自己的政绩，都极力证明政府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干预卓有成效，可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却是无情的。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干预并不能取得预期效果。例如，美国田纳西河流域时至今日仍是国内贫困地区之一；日本人口和产业向京滨地区集中的趋势仍在继续；巴西、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的迁都行动，也未能改变这些国家经济活动集中于沿海地区的局面。还有我国中央政府倾举国之力促进京广铁路沿线地区和大西北、大西南三线地区经济发展的努力，不仅未能取得预期效果，还使得本来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丧失了20多年的发展机会，远远落在原先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不多的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亚洲四小龙”后面。一、西部大开发意义1西部开发理论前沿

(1)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

对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前期理论考察说明，关于适度人口数量和节制消费、节约资源以及兼顾当代与后代利益的思想由来已久，在希腊、中国等文明古国的大思想家中就曾闪光。19世纪中叶“适度人口”论出现后，“适度”包含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萌芽；而从马尔萨斯人口论到现代“人口爆炸”论，认定人口无限增长将穷竭有限的资源，导致世界未日，则从相反方面说明发展的不可持续。可见可持续发展思想蕴育已久，但尚待理论升华。

本世纪以来，工业化浪潮打破了传统经济下的田园式宁静，人类以前未有的效率和速度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和文明进步。然而，伴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的“普照之光”，人类又面临着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显著的是人口剧增、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资源浪费。不仅影响和制约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还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在这种形势下，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所走过的历程，寻求一条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在传统发展观念中，人们视发展为单纯的经济增长，把经济看作是利用自然资源尽可能多地生产所必需的物质产品活动。应该说，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拉开了这一发展序幕。伴随机器大工业的迅速发展，西方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物质财富迅猛增长。“工业文明”取得的巨大成就，刺激人们不顾后果的追求物质财富。传统经济学的发展观基本上是一种“工业文明观”和“工业实现观”。在这里，工业增长是衡量发展的唯一尺度。“经济增长”是传统经济的关键词语，是支撑传统经济学思想的三大基础(与“充分就业”、“自由贸易”并列)之一。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一发展观表现为对国民生产总值GNP高速增长的热列追求，按照这种发展逻辑，工业化国家以日益膨胀的水平维持其消费生活方式，而非工业化国家则需以美国为模式实现其工业化。二战结束后，发达国家抓住战后有利时机，致力发展经济，普遍经历了2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发展中国家不甘落后，千方百计谋求经济发展，在亚洲出现了“四小龙”腾飞奇迹。

同时，二战结束之际，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凯歌声中诞生了一大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这些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后，要在经济上真正获得独立与解放，就必须解决向什么方向发展以及如何发展的问题。这不仅是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面临的迫切问题，而且也是全世界普遍关注的重大全球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欧美国家的一批学者首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和南北关系中的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了一门跨学科的、新兴的学科或学说，即发展理论。发展理论自50年代以来，相继形成三大理论，即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因此，它们也可以看作是发展理论的三个阶段。无论是现代化理论还是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都试图解释为什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实现了现代化，而许多非西方不发达国家至今仍处于落后的不发达状态，都试图解决和回答非西方不发达国家如何发展、如何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问题。他们在这些问题上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值得参考和借鉴。但是，这些理论存在严重缺陷。第三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也证明，发展理论无法满足其发展需要，并没有真正回答和解决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如何发展、如何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问题，更没有也不可能回答和解决中国这样原来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前苏联和东欧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对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作过一些有益的探索，但也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关于西部开发问题，20世纪70年代美国西部开发是以自然资源型开发战略为龙头，前苏联远东开发也是以自然资源型开发为主，而21世纪初叶的中国西部开发则是以社会资源、人力资源开发型为导向，坚持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方向。

从发展观的演变看，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对发展最新认识成果。五六十年代是“经济中心型”的发展观，它把发展视为单纯的经济增长，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的唯一标准，它带来的是“有增长而无发展”的严重社会问题；70年代是“社会中心型”的发展观，它既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强调把社会文明纳入发展内容中，这是人类发展观的巨大进步。80年代以来，出现了“可持续发展”，针对世界生态环境日趋恶化问题提出，要求经济增长与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人口控制协调发展。从可持续发展内容看，是人类发展观的质的飞跃。经济上，评价经济发展的标准是产品质量，而不是产量。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过渡到集约型，政治上扩大民众参与范围，同时经济稳定发展；社会上尊重人的需要，消除贫困、失业，减少社会不平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等。从可持续发展特征看，它是宏观整体性、战略性的高层次发展。从时间上看，它是世世代代的延续不绝的发展，不是短期行为。从空间上看，它不是以局部利益牺牲社会整体利益，不是以区域利益牺牲全球利益。从发展方式看，它是各要素系统协调并进，不是片面的单打一式的发展。从发展类型看，它是内涵型、质量型的发展，是全面提高民族整体素质和人类生活质量，保护和改善生存环境，不单纯是外延型、数量型的扩张。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是一种高层次的社会文明观。

可持续发展概念、理论和战略及其操作运行模式，是在人类重新审视人口与资源相互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基础上的反思，是人类发展史上伟大里程碑。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科教兴国战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战略并列为中国跨世纪的三大国略。而可持续发展国略又是联合国所倡导，国际社会普遍接受，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的主要政策依据。既是跨学科综合理论研究的重大学术创新，又是政治性、操作性极强的重要舆论先导和精神力量。

考察近30年来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演进，本课题基本赞成布伦特兰夫人关于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定义，田雪原、邬沧萍、张纯元、叶文虎、马霭乃等学者对其概念的内涵和特征及其支撑理论作出了界定。一是以人为本发展观及其理论。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是为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这里强调的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谋求人口、资源与其他相关方面协调发展，将非持续发展减少到最低限度。二是总体效益发展观及其理论。即由单纯追求GNP增长的发展，转变到注重经济、环境、社会全面效益、长远效益和质量效益的发展。三是稀缺资源发展观及其理论。树立资源稀缺意识，要在节约资源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中求发展。四是生态平衡发展观及其理论。包括环境人口观，何种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对环境和生态平衡最为适宜；环境资源观，将资源纳入生态发展系统；生态经济观，经济发展不应损害环境质量和破环生态平衡。五是社会协调发展观及其理论。需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产业、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履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承诺。

美国可持续发展专家布朗(J·W·Brown)在《人口、资源消费和可持续发展途径》中指出，迅速增长的人口对资源加剧破坏超出其再生能力，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布朗对资源消耗的定义包括：终极产品、原料和副产品，以及从原料开采到处理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切垃圾，也包括工业、商界、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及个人消费的各种资源。

贾俐贞等在《区域经济政策三大理论基础》中指出，由于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各地区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资本资源等方面的禀赋条件、稀缺程度和分布组合特征一般存在较大差异，表现出优劣并存、长短互见，彼此都有所求的特征。这种资源需求与资源分布之间的不对称现象，是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西部区域因为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人口密度与素质、技术水平和原有基础等历史条件不同，形成与东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和综合实力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田雪原在《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中指出：人口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归根结蒂，还是要以人口与资源能否达到“协调一致”和“互动平衡”为转移，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是全部可持续发展的条件，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终极因素。经济增长和发展经济表现为资源物质变换的过程和结果，是直接的物质变换。间接的物质变换也要以直接的物质变换为前提。在资源与发展之间存在几种情况：一种是资源与发展成正比，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迅速，资源贫乏的地区发展缓慢。另一种是资源与发展成反比，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缓慢，当今西部地区就是这样，它们缺少资本、技术和专门人才，人口素质低下，虽然资源丰富，但难以开发和提高资源的使用价值，依靠出口自然资源换取短线产品，走的是资源出口型发展道路。人口对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不仅来自数量增长，还来自每个人消耗资源的增长，在人均资源减少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分母加权效应”。

专家们对资源介定了三层涵义：一是资源分成自然和社会资源。二是资源的价值属性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三是资源的物质属性分成固定物质形态和非固定物质形态。发展是资源的物质变换，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条件。经济增长和发展经济表现为资源物质变换的过程和结果，是直接的物质变换。间接的物质变换也要以直接的物质变换为前提。在资源与发展之间存在几种情况：一是资源与发展成相同的比例推进，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迅速，资源贫乏的地区发展缓慢。二是资源与可持续发展成反比例，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缓慢，比如西部地区，缺少资本、技术和专门人才，人口素质低下，虽然资源丰富，但难以开发和提高资源的使用价值，依靠出口自然资源换取短线产品，走的是资源出口型发展道路。

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之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性，需要从两种资源的结合和相互使用、资源的总体配置上看待中国西部资源。人口对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不仅来自数量增长，还来自每个人消耗资源的增长，在人均资源减少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分母加权效应”。研究西部大开发，必须将人口与资源、人力资源与社会资源、自然资源有机结合，树立人均资源意识，探求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互动关系。

(2)区域理论与中国西部开发

国外经济学家对区域经济问题研究的历史较长。最初可追溯到以1826年德国农业经济和农业地理学家杜能(Thunen)的著作《农业和国民经济中的孤立国》(第一卷)出版为标志的区位论。但真正对现代区域经济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的成果，50年代末、60年代初主要有：Myrdal的“累积因果论”(1957)、Hirrshman的“核心与边缘区理论”(1958)和Isard的“国家干预政策”(1960)。到60年代初西方开始普遍制定区域经济调控政策。区际差异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区之间出现的普遍性问题，西方学者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与区际差异，提出了各种理论。而就产业的发展与地区布局来看，主要有均衡发展论和非均衡发展论。

均衡发展论既包括区域各产业、各部门的同步发展，又包括区域内各地区的同步发展。产业均衡发展论是以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哈罗德—多马模型、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即同时对许多项目大量投资)理论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在产业发展方面，可以使工农业，一、二、三产业，轻重工业以及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各个部门都得到平衡发展；而在区域发展方面，区域发展理论以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为代表，主要观点是：任何实质性的区域差异现象都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只要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资本和劳动的逆向运动就可实现总体效率与空间平等的最优组合，社会不需要什么总体效率的损失。随着区际要素的区际运动，各区的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即平衡。因此，他们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特别是工业生产力，通过在区域上的全面铺开，齐头并进，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新古典主义选择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用人均资本的增加和外生的技术进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区域增长的关键在于增加投资。杨开忠在《中国市场经济与区域发展战略》中对此提出了批评：现实中既存在规模经济，技术进步也并非外生；同时，新古典主义由“要素自由流动导致要素收益均等化”的药方显然难以在人口素质低、密度低和城市化比例低，客观上不具备人口充分自由流动的中国西部地区奏效。对资本的有效需求不足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新古典主义投资决定论。

国际上关于区域经济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围绕三个领域展开：一是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与区域内地区间的均衡发展问题，重点研究区际关系。代表成果主要有Friedman的《区域政策》(1966)、Hoover的《区域经济导论》(1975)、Isard的《区域科学导论》(1978)等。二是研究特定地区经济开发的发展战略和综合布局，代表性成果主要有：Hanesn主编的《区域开发中的增长极核》(1972)、Lioyd等的《空间区位》(1977)、Patnaik的《第三世界国家区域开发与规划经济学》(1981)、Richardson的《区域增长理论》、以及H.H.涅克拉索夫的《区域经济学》(1987)等著作。三是关于区域经济研究中的数学模型问题。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Brown的《区域—国家经济模型》(1978)、Intigator的《经济模型技术与应用》(1977)。

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Edgar M·Hoover,Frank Giarratani) 1992年在《区域经济学导论》中指出：所有的定义都把区域概括为一个整体的地理范畴，因而可从整体上对其进行分析。为此，可把区域划分为同质区域和功能区域。美国经济学家奥登和莫尔曾把美国划分为六大同质经济区。他们解释自己使用的尺度是为尽可能多的目的，用尽可能多的指数来衡量，以达到尽可能大的同质性。功能区域的典型形式就是结节区域。在胡佛看来，这种结节区域类似于生物细胞或原子结构，它有一个核心及一个相补充的周围地区。一个城市与环绕它的流动人口和贸易就构成了一个结节区域。

循环积累学派则向不发达地区显示了一幅更加暗淡的前景。增长极理论和出口导向说异曲同工。增长极理论学派代表缪尔达尔认为发达地区条件优越，经济优先增长，拉大区际差异。出口导向说认为发达地区以出口高增长带动了产出的高增长，区域增长形成良性循环，同样具有循环累积性质。

杨格(A·Young)在《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中指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分工的演进，技术进步不是外生的，而是生产率与劳动分工关系演进的结果。市场产品种类的增加，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新企业的出现，生产率的上升，市场的扩大，收入的增加，人均资本的增加，都是劳动分工深化的若干侧面。

舒尔茨推进了杨格理论。他认为经济增长应源自劳动分工和递增规模报酬，强调劳动分工与竞争的市场可以通过企业家的组织活动而相容。专门企业家、专门教育家、专门的科研是分工更重要的方面，他强调分工的好处主要在加速积累。(Schultz,1986)

施蒂格利茨建立了一个用以解释生产中的专业化学习和学习的专业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动态模型，将专化经济与规模经济相区别(Stiglitz，1986)。

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与专业化加速知识积累、技术的作用有关，所以人力资本问题实际上属于用经济组织结构演进解释增长的问题，经济组织的演进是决定技术进步的因素(Lucas，1986)。

专业化经济学和比较利益说共同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的基础，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只剩下比较利益说，而比较利益说在解释国家贸易现象时的局限性受到广泛批评。赫尔普曼、克鲁格曼指出，很多没有比较利益的国家(如资源结构类似、技术水平相近的发达国家)之间贸易量很大，而且国际贸易越来越朝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发展，这意味着，在同类产品的细目上，国与国之间有了更细密的分工，贸易能使双方获益(Helpman.E and Krugman，1985)。

迪克里特和斯蒂格利茨构造的D—S效用函数把商品描述为按层次不断细分种类系统。人类偏好于细分种类的增加。如果生产中有规模经济，则均衡会使每一厂商生产一种与其它产品在细节上不同的产品，形成垄断竞争的局面，这种局面虽有垄断的坏处，却有利用规模经济的好处。

鲍莫尔(W.Baumol)等人的竞争市场理论认为规模经济使完全竞争不可能，但是只要有自由进入，即使一个部门只有少数生产者也足以使价格接近成本。

徐春秀博士在《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的实现途径》中认为：杨小凯对新增长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他首先对专业化、规模经济和分工概念进行了澄清，并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专业化是对个体而言，规模经济是对企业而言，多个个体专业化于不同活动上形成分工，多样化与专业化是分工的两个侧面。分工越发达，多样化程度越高，使贸易依存度上升。杨小凯将分工划分为三种类型：基于比较利益的分工、基于规模经济的分工和基于专业化的分工。在这三种类型的分工中，他认为基于专业化的分工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分工类型。因为基于比较利益的分工可由基于专业化的分工发展而来，而规模经济也与专业化有关。他建立了一个基于专业化经济的劳动分工模型。与以往的生产函数描述投入与产出之间技术关系不同的是，杨小凯的生产函数描述了生产率与专业化水平的关系，这种生产函数加上对多样化消费的偏好和交易费用，可用来描述分工的好处和交易费用此消彼长的关系，这种关系达到边际好处等于边际费用时会趋向某种均衡，如果有自由进入且没有固定费用，则这个竞争均衡是帕累托最优。这个竞争均衡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差别是它不但决定资源的最优配置，而且决定一个最优的经济组织水平。可以用均衡贸易依存度表征这一水平，它是交易效率的增函数。即交易效率提高，均衡分工水平(贸易依存度)上升。反过来交易规模扩大，交易效率提高。交易效率的提高又会进一步扩大均衡分工水平，形成良性循环的正反馈系统。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提高交易效率，使分工的发达保持高效率刺激。

国内在文革前关于区域经济问题研究主要受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体系的影响，实际工作中主要是大型工业基地区域规划和全国经济区划等方面。“文革”期间此类研究工作出现空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全面恢复区域经济问题的研究。80年代主要是针对具体区域发展战略与规划问题展开研究。80年代末，开始系统引入现代西方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展开区际关系或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联系问题的研究。20年来，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周起业等的《区域经济学》(1989)、陆大道的《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1995) 、杨开忠的《中国区域发展研究》(1989)、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的《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1992)、陈栋生主编的《区域经济学》(1993)和《经济布局的理论与实践》(1988)、刘再兴主编的《中国区域经济：数量分析与对比研究》(1993)和《中国生产力总体布局研究》(1995)、刘树成主编的《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研究》(1994)、孙尚清主编的《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1994)、韦伟的《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区域差异与区域协调》(1995)、胡鞍钢等的《中国地区差距报告》(1995)、曾坤生的《区域经济论》(1998)和《动态协调发展：迈向21世纪的中国区域经济论》(1998)、周毅的《中国经济均衡发展战略》(1999)等著作。

陈文科在《论区域特色经济与中国东西合作》中指出，以市场公平竞争和遵循非平衡发展规律为前提，是构建区域特色经济体系，市场经济与区域经济有机结合，转变传统发展思路，振兴西部的有力支撑，也是东西合作协调发展的治本良策。区域特色经济是市场配置资源与区域经济优势的结合点。区域特色经济特点如下：一是有较强支撑力的支柱产品；二是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市场前景；三是有较高的产业关联度；四是有较高的科技进步贡献域；五是区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很慢，很大程度上在于未能实现市场经济与资源优势的有机结合。

曾坤生在《区域关系与区域经济发展》中指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发展中各国共同面临的突出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廉姆逊通过对24个国家横截面数据和1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发现国家发展水平与区域不平等或地理差异之间存在有机联系。提出了著名的威氏倒“U”型理论：在国家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必然会出现区际收入差异扩大和南北二元结构加剧，而在国家经济发展成熟阶段，则会出现区际收入趋同和尖锐的南北问题消失。任维德在《中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差距探因》中指出：西部地区虽然地域广阔，国土面积占全国30％以上，但沙漠戈壁和海拔3000米以上高寒地带占60％，加上交通不便，国土单位面积仅及全国1/10，相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形成了极不合理的人口分布。我国95％以上偏集于瑗珲—兰州—腾冲一线以东，以西广大地区人口不足全国的5％，平均每平方公里仅10人，反映了西部地区生存条件差、人口承受力低下的客观状况，从而使西部劳动力供给受到数量限制，资源消耗缺乏供给弹性，难以大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市场狭小，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缺乏集聚效应。

胡长清在《共同富裕论》中指出，在人文发展指标方面，中国属于世界上地区差距甚大的国家之一。中国在横断面自西向东经济形态上存在相当悬殊的差距，尤其是西部地区的人口素质低、城市化比例低和沙漠化严重等因素严重制约可持续发展。

魏宏凯在《跨世纪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中指出：“九·五”期间，尽管东部与中部地区间人均GDP相对差距有所缩小，2000年已下降到38％，但东部与西部地区间相对差距仍在继续扩大，2000年增加到57％。

厉以宁在《区域发展新思路》中指出，劳动力文化素质指数全国前10名的省，东部占6个，中部占3个，西部只占1个。

客观来说，国内外学术理论界对区域经济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成果，也为区域经济和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和思路，但如何科学阐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特别是如何分析90年代以来出现的区域经济差距扩大问题，为政府提供既能保持区域经济正常发展，又能协调区际利益、促进人口与资源全面协调发展的政策依据，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因此，通过严谨扎实的研究，全方位地思考中国西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人口与资源非持续发展问题，刻不容缓。

国内外专家关于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主要包括地域分工理论、区域发展阶段理论和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区域分工论的主体是比较优势理论和地区主导产业论。比较优势理论包括静态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静态比较优势是自然形成的比较优势。由此区域与彼区域的差异性表现出来。构成这种差异性的因素有：自然因素(包括气候、土壤和植被、矿产原料、燃料、动力、森林和水力资源等)、社会历史因素(民族、习惯、人口等)和经济因素。动态比较优势是静态比较优势的发展和完善，其实质是用动态观点看问题。地区主导产业是结构理论的基本理论。在区域发展速度中，各产业在地区产业系统中的地位作用不同，其中一个或几个产业处于支配地位，构成地区主导产业和主导产业群。

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认为，在封闭的区域经济条件下，一个区域的经济成长过程通常经历五个发展阶段：自给自足阶段、乡村工业崛起阶段、农业生产结构变迁阶段，工业化阶段和服务业输出阶段。以开放程度为标准，可分为三个阶段：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国内开放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和面向国际市场的开放型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我国东部处于第三阶段，中部处于第二阶段，西部处于第一阶段。

在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中，均衡与非均衡以及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是最基本的理论。均衡发展理论强调产业间的关联互补作用，消除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地区需求和供给双方面的障碍，走出西部“贫困”的恶性“循环”具有一定理论意义。产业均衡理论以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哈罗德—多马模型、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等为代表。但在现实中很难实现。非均衡发展战略理论以赫希曼、佩尔鲁克斯等为代表。这种倾斜式发展战略有利于重点部门、重点地区的发展，但也有一些缺陷，忽视协调发展，往往造成“产业二元结构”和“空间二元结构”，反过来制约重点部门和重点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可见，采用均衡发展战略或非均衡发展战略都不尽如人意。一些学者集上述两种战略的优势，扬长避短，提出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理论，在非均衡推进中同时采用重点论和协同论。结合中国西部国情，在产业发展方面调整产业结构，给予投资和政策双倾斜，使之率先起飞，成为产业发展的火车头。在此基础上，调整主导部门与非主导部门、基础结构部门的发展，彼此产业部门处于协调发展状态。在区域发展方面，结合主导部门和优势部门的发展，选择某些区位优越的地域或地点作为增长极密集投资，通过这些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带动整个西部经济发展。如云南的主导产业型模式、新疆的资源开发型模式和西藏的推动发展型模式。我国东西区域间这种优劣并存、长短互见的多重错位和彼此都有所求的愿望，是推动国内区域间相互依靠、互相补充，开展经济、技术协作和促进国内经济循环的内在动力。在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国内经济要建立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优势互补、互通有无的区域经济新格局。

从70年代未期至2000年，我国陆续设置了一系列经济特区和开放特区，逐渐形成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对外开放格局。专家们总体上将其分为：“四沿”和“六区”。“四沿”即沿海开放区及沿江、沿边、沿线开放区。“六区”即：东北开放区、西北开放区、沿江开放区、陇海—兰新沿线开放区和京广沿线开放区。

在六大区中，西南开放区、西北开放区完全在民族地区，陇海—兰新沿线开放区、东北开放区和沿江开放区几乎有一半位于西部地区；京广线沿线开发区虽未直接参与西部经济发展，但西部的原料和能源供应是该地区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专家们一致认为，西部民族地区在全国开放格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中国西部民族区域反贫困

周毅在《西部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中指出：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包括回、东乡、土、撒拉、保安、裕固、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俄罗斯、塔塔尔、藏、门巴、珞巴、羌、彝、白、哈尼、傈僳、佤、拉祜、纳西、景颇、布朗、阿昌、普米、怒、德昂、独龙、基诺、苗、布依、侗、水、仡佬等近40个民族。在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穷人的利益最易被忽视，西部民族贫困地区的资源和贫困人口最易受到耗竭和伤害。认真研究民族地区人口增长和资源开发反贫困的关系，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竹青、那日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中指出，协调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的关系，必须根据西部民族地区人口增长的实际状况，从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的角度加强计划生育管理，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和规模。必须理性地认识西部民族地区的所谓“地广人稀”实际蕴含着国土单位面积人口承载力相对弱的国情。西部民族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人口问题，并不是数量短缺，而是低素质以及日益强化的人口压力，导致一些地方出现的“越穷越生”，贫困与人口增长恶性循环的现象。低素质的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压力：一方面增长了对生活资料的需求；一方面却未能提高经济效率，未能形成与自身生活资料需求相适应的产出。同时还极易造成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

张克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中指出：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客观上要求加快资源开发，加快潜在资源向现实利益的转化，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对资源和环境保护构成巨大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落后的背后，涉及到人口增长对资源消耗的强烈欲望和人口科学文化素质较低本身所导致的资源开发过程中的浪费和环境破坏；另一方面是源自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自身的脆弱性，即民族贫困地区荒漠化、水土流失等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在经济发展速度迅猛增加的严峻形势下，更需要加强对经济行为约束，合理地开发利用资源，善待生态环境。应当结合西部民族地区的资源和环境特征，从有利于民族生存、发展的角度考虑、安排经济结构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方式，加强对经济发展过程的生态设计和环境保护教育，逐步培养全民族自觉的环境保护意识。

黄健英在《论三次飞跃——中国民族地区通向市场经济之路》中认为，正确处理、协调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关系，需要从国家制度安排的角度加强区域利益协调，应看到西部民族地区在我国生态环境演进过程中的“江河源”、“生态源”地位，区域间的资源配置、利益实现和分配，应有利于维护“江河源”、“生态源”的生态平衡，不仅要关照到西部民族地区贫困面积较大、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事实，加大对该地区资源配置和扶贫开发力度，而且要关照到加强“江河源”、“生态源”环境保护的代价，在利益分配和环境保护的物质技术方面给予必要支持。

周海林在《论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中指出：西部民族社会基本结构从根本上决定了西部民族地区特征：其一，各民族、各地域之间存在差距，同步发展的制约因素较多。其二，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的同质性过强。其三，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结构的调适过慢。其四，西部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冲突较大。一是畸形消费与扩大再生产之间的矛盾；二是平均主义观念抹煞了竞争和商品经济意识；三是重义轻财、轻商贱利观念的制约；四是旧的行为规范习俗等与现行法律法规的矛盾。

周星在《多民族地区：资源·贫困与发展》中指出：目前，困扰西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问题就是贫困，是土地与精神双重贫困。西部民族贫困问题研究要打破过去单一学科的简单叠加传统方式，需用多学科进行综合、系统、整体、交叉、嫁接。

吴宝科在《西部区域文化与贫困人口》中指出：由于生产方式、传统结构和人口分布等差异造成“不平等”的社会原因、民俗、家庭和社会体制及心态形成的历史—心理缘由，以及人的素质缘由，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经济结构的超稳定性；二是经济关系的超封闭性；三是经济发展的缓慢性；四是自然经济基础根深蒂固。具体表现在文化层次低、品位低，文化心理的愚昧迂腐，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低层次性，包括经验性思维、简单思维和封闭性思维。

佩雷认为：思想结构和社会习俗改变，不但能够促使实际总产值增长，而且能够使个别领域的进步变为整个社会进步。发展是通过产品或劳务交换以及信息和符号交换进行的人改造人的活动。王俊祥认为：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一项实质性的内容是人改造人。即给人温饱、教育、关怀，充分发挥人的才能和调动人力资源。

甘肃省定西地区是全国首屈一指的贫困区。生态条件极度恶化，缺乏技术资金投入，人们生产活动以传统的广种薄收方式进行。为了养活一个新增人口，需要开垦十多亩“荒地”。在人口增长与生态退化间形成无法摆脱的恶性循环。位于长江三峡入口的四川省奉节县以壮丽山川和古迹众多而拥有极为丰富的旅游资源。但在80年代中期，县境内小硫矿和小炼磺业一哄而起。严重的磺烟酸雨，导致了数十万亩森林死亡。中国沿海以及海岛的众多渔村的渔民依靠传统小船渔具生产长期限制在近海作业，建国后人口激增，导致近海捕捞能力严重过剩。这是海洋渔业资源衰退之势难以挽回的重大原因之一。以上几种现象有一共同特点，即人们的生产劳动造成了巨大环境资源损失。为养活新增人口大片垦荒的农民劳动几乎不产生剩余价值。国家还要年复一年地提供大量救济或扶贫款。而另一方面，植被的损失则是整个社会损失。就劳动剩余价值而言，这部分农民实现的是负值。驾着小吨位渔轮在近海渔场狂捕滥捞幼鱼和亲鱼，幼鱼与成鱼重量在1∶20～40，价格差距更大，捕捞亲鱼则更是杀鸡取卵，实际上是对公共资源的破坏。由于被破坏的资源价值远大于实现的价值，其劳动的净价值也是负的。至于奉节县被毁的松林，包含有风景资源和涵养水土等多重价值，其损失将环境资源代价估算入生产成本以后，这种所谓“负劳动”现象并不少见。广义地说，因经营不善和技术落后产生的亏损也应被列入负劳动之列。

以劳作方式作用于资源系统，大体可被视为人口、环境、社会和技术四大类因素组成的复合系统的运行。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往往是社会经济活动无序的表现，因而法制和经济体制的作用极为重要。从表面上，造成资源重大破坏的，与人口过度增长分不开。应该承认人口增长在其中的作用，但更应看到人口压力是相对的。某些负劳动在人口特征上的一个共性是过多的劳动适龄人口堆积在传统生产领域，并以传统技术从事生产。因此，缓解矛盾的途径，要么是剩余劳动力有效地向其他领域转移，要么是以先进生产技术和经营手段渗透并改造传统产业。无论何种出路，劳动力素质的提高都极为重要。负劳动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低素质劳动力过度积压的结果。

在西部农村腹地，教育、科技普及、适用技术推广以及相关服务需要有一个极大发展，才能有效地使低素质劳动力形成可观的人力资本存量。低效益、高浪费和巨额公费消费等种种弊病，是阻碍西部反贫困与科技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因此，实现西部民族地区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不仅是文化变革的起点，而且也是社会整体改革发展的终极目标。只有全面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实现现代化的自我改造，自我完善，自我超越，更新文化环境，扬弃传统文化模式，重构社会价值体系，建树新的文化机制，才能实现西部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

专家们认为：中国西部民族地区贫困是在多种因素起作用的条件下形成，长期陷于“贫困—人口增长快—环境退化”的怪圈之中。东部与西部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存在互动关系：一方面，两者的差异既在人均收入、思想观念、文化教育程度、市场需求、都市化程度等层次上制约可持续发展，又可通过资源互补、信息传递、社会流动加速发展等对可持续发展进程有一定积极作用。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主要有两种发展战略：一是梯度推进战略，二是中心辐射战略。考虑到梯度推进战略有较大缺陷，而单纯的中心辐射战略也有不足之处，有的专家提出一种新思路：把中心辐射战略扩展为中心城市联网辐射战略，即充分发挥各个发达和较发达的市县优势，实施点辐射、线辐射和面辐射，分期分批缩小民族贫困地区面积。显然，中心城市联网辐射战略优于梯度推进战略。由于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幅员广阔，40多个民族发展不平衡，在实行中心城市联网辐射战略的条件下，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必然是一个渐进过程。决不能走“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那种不顾生态平衡，急功近利的开发贫困地区的方式，不仅会继续扩大差距，而且会给子孙后代带来极大灾难。中国可持续发展渐进性，即生态平衡的恢复与经济建设是统一的，渐进的发展才能持续，而要实现有效的可持续发展，一定要建立即适合西部民族特色，又适合于人口与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科学、综合的评价指标体系。

西部民族贫困地区的开发应是多种模式。适合西南地区的，不一定适合于西北地区；适合于维吾尔地区的，不一定适合于回族；适合于内陆的，不一定适合于边疆。因此，只要符合当地民族利益，符合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要求，符合国家总体规划，适合采取哪一种模式就采取哪一种模式，不必强求一律。比如内蒙赤峰发展模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模式……，它们都适合于当地情况，并且在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中卓有成效。

专家们提出的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走人口与资源协调发展道路的若干对策，究竟是否正确，尚有待实践检验，尽管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检验往往滞后。2跨越“断层”的引擎：西部开发

(1)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似乎已经迈入了一个新增长阶段。短缺经济消失与相对过剩经济形成；总量经济短周期波动的超常规高速增长，转入平移式中速盘整；总量经济冲击压力困扰，转换为结构矛盾全面凸显的震荡。这种阶段性转换日益显露出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断层危机”。

在总需求增长趋缓，有效需求不足所导致的减速背后，透视最深层的原因。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断层危机”也许是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波动的深层原因，走出“断层危机”乃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举。

所谓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断层危机”，是指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拉大，导致产业发展、消费水平和层次、基础条件等的空间地域差异扩展，形成需求结构断裂与产业关联断裂，国民经济增长受制于西部落后地区的拖曳，无法靠东部先进地区持续升级带动，从而落入衰退的危机陷阱。

这种“断层危机”在发展中大国模型中，尤其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资源、产业、人口等跨地区自由流动障碍严重的大国，发生的可能性较大。经历22年改革开放与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重新启动加速，将主要取决于能否跃出“断层危机”的陷阱。因为中国经济90年代以来的减速下滑波动，从深层来看与地区发展不平衡加大的“断层危机”相关甚密。

首先，从经济增长率变动趋势与地区间经济差距变动趋势分析，90年代以来两者之间呈现出增长率减缓与地区差距拉大的关联搭配。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每年以0.8～1个百分点的速度回落，呈一路下滑之势。而中国地区间的收入与发展差距也恰恰在1991年以后，再度转入逐步拉大的轨道。根据吴明瑜、李泊溪等专家的研究，1991年以后，中国最富裕地区和最贫穷地区之间人均GDP的差距，不仅绝对扩大，相对差距也扩大。并且人均消费水平的差别在80年代初短暂下降后，便一直呈缓慢上升趋势。变异系数分析还显示，不同地区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差异明显大于城市居民消费水平差异；地区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差异水平在90年代后加速攀升；城市居民的地区消费水平差距自1988年后逐年上升。

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再度步入拉大过程同中国经济增长率减速下滑轨迹的偶合，不是巧合，而是具有因果关系的偶合。因为90年代以来地区间经济差距再度呈拉大趋势，是在80年代农业超常规增长推动和工业消费品加速扩张拉动的国民经济高增长与居民收入迅速攀升基础上出现的。这种增长基础上的地区差距拉大的强度前所未有，它对高增长与居民收入攀升的“断层制约”逐渐显露。受落后地区产业结构层级、收入增长水平与消费结构等演进举步维艰的制约，东部发达地区无法靠内部支撑及国外拉动来独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格局。

其次，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地区发展差距拉大的“断层问题”在90年代引致可持续发展危机。一是收入差距拉大下消费需求结构的断裂，引致改革开放以来最终需求加速拉动增长的趋势受阻。

伴随东西部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居民之间消费需求水平与层次的差异日趋凸显，高收入者与中低收入者之间消费选择结构反差突出。这种状况的累积性效应，引致中国居民消费结构演进升级过程中的断层冲突。当东部沿海发达省市的居民消费需求迈过以高档耐用品，主要是家用电器消费为主的阶段后，西部民族地区尚未达到大规模家电消费为主的阶段。与此同时，受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制约，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在越过家电为主的消费阶段后，收入水平还不足以支撑规模汽车、住房与服务消费时代的到来。少数高收入家庭的消费需求不可能迅速拉动上述高收入弹性产业成为带动国民经济成长的新主导产业。

于是，地区发展差异扩大所带来的收入结构及其决定的消费需求结构的断裂、失衡、严重制约了依靠居民消费品工业大规模、多样化扩张带动的超常规增长过程的延续。离开最终消费需求结构升级和连续演进拉动的国民经济，必然呈现减速下滑的波动趋势。

二是内部关联薄弱与外部循环受阻的叠加，抑制了国民经济向上增长的势头。改革开放以来前10年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内部关联支撑和拉动的。受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协调，以及中国的对外开放度逐渐提高，国内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贸易依存度、资源依存度一直较高，对外贸、外资的依存度较低。因此，国内需求的持续过旺增长，往往拉动国内各地区、各部门的投资、贸易、供给的连环增长。但是，随着市场机制的生成、扩展和中国对外开放度的不断提高，外贸、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拉动越益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依存度明显提高。相反，中国经济的内部关联相对变得薄弱。尤其是中国的开放具有明显的地区梯度差异，东南沿海等东部发达地区率先开放，而西部民族地区居后，东部与西部开放反差很大。

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外向循环加快。特别是东部地区基本形成外向大循环的增长格局，90年代之前的东、中、西关联增长格局逐渐消失。这种格局的形成，使得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主要依赖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在外向化循环中拉动，外贸、外资大幅度增长的受益主要是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相对陷入更加困难的低水平自我循环陷阱。这种东、西关联薄弱，东部外向循环拉动的增长格局，最令人担忧的是外部环境恶化，导致外向拉力不足，东西联动困难的叠加。对一个大国经济来讲，这种结局迟早会到来，并对经济增长产生双重断裂的破坏性影响。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4年以来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已经给出了叠加效应释放的信号。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只不过加速这种矛盾提前爆发。

显然，中国经济内部的地区关联，特别是东、西部关联弱化，以及发达地区的外向循环增长，到90年代中后期已进入临界状态。不从根本上打通地区间，尤其是东西部之间关联通道，中国经济的内需难以启动，无法走出减速波动震荡的困境。

三是梯度推进乏力与结构转换受阻，国民经济增长动力衰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根据大国经济中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具体情况，采取了梯度推进，优先开发东部沿海地区，渐进西移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激励了增长与开放条件相对较好的沿海地区率先迈入加速 增长与结构高度化阶段，使中国经济发展抓住了八九十年代中期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长足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以高于全国经济50%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创下世界经济增长奇迹。但是，这种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并没有多少梯度推进，带动西部及内地快速跟进效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东部更多只有聚集效应，把西部大量人才、资金、技术吸引东流，没有多少扩散效应，未把企业、人才、资金等向西部扩散。因此，梯度转移的“涓流效应”微乎其微。

梯度推进的倒吸现象，打断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产业结构协调分工的体系，刺激了各地区自成一体的结构升级扩张。东部沿海地区在加速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进程中，并没有辅之以传统产业，分散的小规模乡镇企业向中西部加速转移的战略。结果背负沉重，结构高度化演进艰难。而西部地区在缺乏东部产业转移推动的条件下，只能采取带有“正当防卫”性质的地方保护主义措施，并仿效东部进行自主的结构高度化演进。所谓的“地区产业结构同构”就是其结果。这种没有地区依照相对优势选择的产业结构地域分工协作体系，结构演进迟早要遇到严重的升级障碍。伴随结构升级乏力，与结构扩张相应的高速增长必然难以为继。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的结构矛盾全面凸显，增长速度持续回落，正是梯度推进不力及结构转换受阻的必然产物。

当我们切换思维视野，从地区差异的空间角度透视中国现阶段的发展问题，便可发现如何消除地区发展的断层危机，是迈向可持续发展轨道的关键环节。全面启动西部开发可能是带动我们跨越断层的引擎。

首先，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断层危机，最突出的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的反差悬殊的深层冲突。从世界许多国家的经验来看，区域间增长差异在经济发展初期会有一个扩大过程，进入成熟阶段这种差异会缩小。问题是中国目前的地域差别已到了必须转换的临界点。地区发展不平衡“断层危机”日趋显露就是最重要的标志。对中国来说，而向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必然把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尤其是东部与西部的巨大差距，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到达临界转换点后，经济增长主要受到落后地区拖曳。所以，落后的西部民族地区开发应成为跨越断层的引擎。

其次，全面启动西部开发的引擎功能，能够迅速弥补居民消费需求结构的断裂，强化中国经济的内部关联，促进东西联动的结构大重组，带动国民经济新一轮大发展。中国现阶段城乡居民之间消费结构的断裂，主要是中西部，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广大农民与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相差很大。这不仅因为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大大低于东部，还因贫困人口主要聚集在西部农村。即使西部的一些县城与镇，人均收入水平也远低于东部农村。西部开发的全面启动，无疑会有力地提升最贫困人口的收入与消费水平，推动消费结构的升级演进。更重要的是西部开发的全面启动，必然引致西部城市化、市场化、产业化进程加快，吸引东部与国外资金、人才、企业西进开发，促进东部、西部、中部资源、产业、企业大范围重组。

中国经济步入相对过剩阶段以后，消费无热点，投资无方向，出口增长难的现象愈益普遍，东部、西部的重组、流动，无疑是创造机会、启动需求、盘活存量的最重要举措。

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已经到了非启动西部开发不可的关头。有效需求不足，相对过剩严重，启动内需艰难，结构升级受阻，地区差异悬殊，亟待探寻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契机，全方位、高强度开发西部，正是时不我待的选择。

在追求西部大开发的时候，对于人口密度低、素质低、承载力低、城市化比例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具有区域民族特色的西部中国来说，充分认识人口这个举世瞩目的热点因素在西部开发中的地位、作用，实现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协调发展和良性循环，为国家振兴和开发西部经济提出参考性建议和可操作性对策，推动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两大国略在西部区域付诸实践，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2)中国西部问题：世界超级难题

目前，大西洋经济增长热浪正波及太平洋和亚太地区。从1972年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那个历史时刻开始，人们已逐步习惯于向迄立于世界东方第一人口大国行注目礼。近30年过去了，中国经济正持续稳定高速增长。从杜尔干、韦伯、帕森斯到沃勒斯坦，从罗斯任，钱纳里、刘易斯到库茨涅兹，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创造了多样化的社会转型理论。如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化社会的转型，从前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从边陲、半边陲国家到核心国家的转型，从贫困社会到小康社会的转型，从欠发达国家到发达国家的转型等等。中国21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创造性地融合、发展了西方理论，它的社会转型既具有现代化的普遍性，又带有前现代化的过渡性，这就是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转型同步进行。整个社会转型具有“农村包围城市”的趋势。人们最终放弃了经济单项突破的思维定势，树立了整体社会发展观。中国正从单一、伦理型计划经济体制向多元、法理型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农业、乡村、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工业、城镇、开放社会转变。这两个转变是一场极其复杂、丰富深刻、艰苦卓绝的革命。因为这不仅是单一的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的过程，而且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自身发展三位一体、和谐进步的巨大社会系统工程，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推进、整体发展过程。况且这场变革是在一个人口众多、“一穷二白”、又经历了“十年动乱”的起点上摸着石头探索的。其艰难程度前所未有。中国政府所倡导的“西部大开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1992年中国政府首脑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作出了庄严的承诺，会后不久并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对实现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持续、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成功与否，必然会对全球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定和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不仅体现了我国政府深知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责任和作用，也体现了我国政府热切希望在这一领域里能进一步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合作，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1995年～2000年党的十四届至十五届历次全会，把可持续发展提到战略高度，使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实现良性循环。这表明，对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全党全国已形成共识。中国经过51年的经济建设，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基本解决了人口温饱问题并正向小康水平过渡。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要继续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艰巨任务。在实现这一任务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所遇到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在我国已经出现，尤其在西部区域还相当严重。所以，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西部大开发中实施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第一，它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唯一选择。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是进行社会生产的必备条件。任何生产活动，无论是工业、农业或其他部门的经济活动，都是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富饶的资源宝藏是一笔天然财富，是自然对人类社会的无偿“恩赐”。自然资源分为再生资源(如森林和草原)和非再生资源(如矿山)两大类。随着工业化和人口的增加，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巨大需求和大规模开发，已导致资源基础的削弱、减少甚至枯竭，进而影响到环境和生态平衡。中国也不例外。目前，中国西部地区的淡水资源供给正受到水质恶化和生态系统破坏的威胁。西部缺水城市200多个，农作物每年因灌溉水不足减产250多万吨。据预测，到2000年，我国供水保证率仅为75％，西部仅为40％。严重的酸雨使我国西部国土受到危害，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百亿元。由于对森林的过度采伐，导致林地逆转的恶果。中国森林覆盖面积11.34亿公倾，占全国面积的13.92％，西部仅为6％。一个国家的森林覆盖率若低于20％，不仅木材不能自给，土地也难于保证安全。由于渔获过量，渔业资源急剧减少，中国海域生态环境趋于恶化。我国人均资源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资源浪费严重，致使本来就已短缺的资源和脆弱的环境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面对上述现实，中国西部既没有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容量，也没有沿海发达地区目前所拥有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几年来环境治理费只占GNP的0.7％，所以，要想妥善解决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唯一选择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一战略不仅必须实施，而且能够实施，是保证经济、社会发展安全的良方益法。

第二，它是中国实现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措施。中国现代化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转型期党的领导集体，凭借对中国国情和世界局势的深刻把握，为中华民族重新走在时代前列，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富强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提出和确立的。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实现过程，不仅是一个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过程，只有将“持续、快速、健康”三者统一起来，才能顺利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但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高速度、低效益、高投入、低产出的现象严重存在；尤其在西部，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十分普遍，产业结构扭曲，加工工业膨胀，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发展滞后；农业基础脆弱，耕地连年锐减，水土流失，河道堵塞，抗灾能力减弱；工业技术落后，设备陈旧，经营管理水平低，成本消耗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价格体系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源性产品价格长期偏低。西部区域的这种现状，都是制约中国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因素。因此，只有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继续深化改革，切实完善价格体系，努力调整产业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减少对非再生资源的依赖和使用量，加强对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才能全面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第三，它是谋求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保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要从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中推动经济建设的发展，并在发展进程中促使社会全面进步。社会进步的关键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合理的分配关系是可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环节，分配的严重不公是社会稳定的大敌。为此要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对合法的高收入通过税收手段调节；要努力消除贫困，通过实施行之有效的扶贫政策和措施，增强贫困地区自身经济发展能力。力争21世纪初期基本解决西部民族地区4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追求尽可能多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是人类的本能和社会发展的目标。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容易产生消费方面的异化现象。比如，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以占世界人口的20％，消耗着75％以上的商业能源和80％以上的原料，还在第三世界实行“生态殖民主义”，通过转移污染严重的工业而进行新的“生态犯罪”，如印度的核污染事件就是一例。正因为这样，我们需要像马克思所倡导的那样，建立一个摆脱异化劳动与异化消费，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并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的、“稳态”的市场经济模式。

第四，它有助于防止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产生。从本质上说，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密切相关，从西部经济发展现状来看，生态危机实际上已成为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新的表现形式，因为生态危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会限制、阻碍、破坏西部经济发展，从而也会进一步加深西部区域的经济危机。

中国西部民族人口密度低、素质低、城市化比例底，而且由于目前仍在沿袭传统的非持续性发展模式，伴随经济高速增长出现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失业增加、分配不公等现象越来越严重，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并呈激化之势。因此，只有将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正确选择。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为此指出：“中国面临的挑战就是世界面临的挑战，这个巨大的国家在制定西部新发展战略中的成功将影响所有其他国家”，并预言：“目前这个发明造纸术的国家有可能超越西方而进入可持续发展轨道。如果西部开发成功，中国则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光辉榜样；如果失败，将使所有人付出代价。”中国西部问题就是世界问题。这个巨龙的西部新开发战略成败对其他一切国家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相同，至今为止中国西部对地球环境的影响甚微。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中国西部对地球资源的影响参与度将超过人口大大少于自己的美国。而其他各国当面临由于中国西部发展所引起的地球极限状态时，也将不得不再讨论各自无法持续的经济计划。日本人口学家若林敬子指出：“位于邻国、同为宇宙飞船地球号一员的日本乃至亚洲，在上述长期潮流中，也不得不将中国西部的人口、资源、粮食问题当作重大难题进行再认识。”“西部大开发”是一个理论难度较艰深，社会性操作较复杂，调查统计较辛劳，分析领域较宽广，地区差异较阔大的创新项目。既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中无现成答案可遵循，又不能照搬照抄国内外理论和实践模式。

应重新审视中国西部国情和深入探讨西部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指标、目标及其与科教兴国战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战略、东西均衡发展战略的关系。在西部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诸因素中，论证人口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条件，可持续发展在终极意义上可归结为资源的物质变换，树立资源稀缺、人口增长及分母加权效应(即畸形消费、人口素质低和贫困文化及传统思维定势三合力使西部人均资源消耗增加)意识。努力寻求社会资源短缺与民族人口矛盾加剧相适应的适度消费模式。分析西部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增长、人口质量与经济技术进步、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可持续发展，制定出相应解决就业、民族宗教信仰、人口分布与产业结构及其生产力布局合理化方略，重组工业文明。

农业作为西部地区活动最早的初级门类，是对西部人口与资源影响和依赖性最大的第一产业，又是西部国民经济基础。西部40多个民族人口都有赖于农业可持续发展产生的“关联效应”。就西部国情而言，人口、资源、经济、社会等问题在农村，农业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是总体可持续发展战略主体，是解决西部人口问题的根本。无论是从保障民族人口消费品供给这一生活现实看，还是从农业生产的剩余是社会其他分工的起点这一经济学原理看，从农业开始树立可持续发展意识，就是探寻到21世纪关于西部人口脱离贫困，走向现代化的客观真理。如果西部民族能在这一真理上达成共识，并迅速付诸行动就是最智慧的实践。

解析影响西部农业粮食保障及民族人口压力因素，为西部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设计技术路线并提供政策选择。西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定位在于产业化。即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实现西部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其本质是通过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西部农业产业体系，使西部农业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产生最佳经济效益，在产业发展、民族富裕的同时，推动西部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

经验表明，实现西部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创造市场环境和条件：一是农业必须为市场而产生；二是农业生产要有一定规模。农业产业只有在市场化和集约化这两个前提下才能得以顺利进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由市场带动，农业要发展，就必须建立市场经济环境。市场化不仅是农业产业化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农业产业化的前提条件。农业市场化就是改变农村几千年来传统小农经济的封闭式经营方式，建立农业生产要素和农产品销售市场体系，使农业生产各要素和农产品全部进入市场。农产品流通是农业发展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理顺农产品流通的关键是建立平等竞争的多元流通主体，特别是要培育西部农民自己的或代表农民利益的流通中介组织。同时逐步建立起结构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的西部初级农产品市场网络体系，并在通迅、交通、邮电、金融、信息等方面加强配套建设，使之成为运行成本低、效率高，触角延伸到西部农村各个角落的大市场。农业集约化旨在改变分散农户的小生产方式，逐步实行与大市场要求相适应的规模经营和专业化生产，提高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能力。

在对中国西部各地区考察的基础上，应对西部农业规模经营的概念和内涵赋予新内容，增加传统解释没有强调的部分——除了自然资源外还应包括其开发利用程度的高低，确认这一点至关重要。对西部规模经营的开发条件、形式、途径、制度以及国际经验、内陆模式进行分析和优选。憧憬农业规模经营从沿海到内地循序渐进的“金光大道”。同时描述启动农业生物工程的四大高科技：生物、信息、遥感和核能在中国西部应用的广阔前景。从生产革新和大生态环境建设两方面着手建树生态农业和立体农业，并对西部农业保护提出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

中国西部面临双重难题：一方面，与发达地区相比国民经济和社会指标有很大差距；另一方面九省一市发展不平衡，存在许多贫困区域，至今仍有4000万民族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应站在可持续发展立场，透过贫困现象，冷静分析两极分化、贫富不均实质，剖析“市场萎缩”与“效益外溢”(人才、资金、资源外溢)的原字号——原粮、原棉、原木、原油、原煤、原材料等以基础资源为主的西部省市发展的“瓶颈”效应。西学中用，参照西方反贫困理论和以埃治理荒漠经验，拟从梯度向点轴开发，计划与市场融合，把握好平等与效率的度，社会与政府行为同步，产业与区域调控交叉，治贫与治愚结合等十方面思考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大战略。

(3)用全新思路开发西部

西部开发并非史无前例，80年代以来国家在优先发展东部沿海的同时，也加强了对西部落后地区的扶持工作。主要包括，基金与专项贷款支持，“以工代赈”工程项目和相关扶贫工程，财政性转移支付的补助，以及东部对西部的对口支援等。应当肯定，这些促进西部发展的扶持政策，起到了积极效果。特别是在反贫困方面成效较为突出。中国贫困人口从8000万减到2000年的4000万，仅花了8年时间，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长期聚集在西部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

但是，西部地区的绝对贫困状况与发展虽有持续改善与逐步提高，然而整体上的“造血机制”并未形成，相对于东部而言的经济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总体的竞争力、结构层级提高缓慢。显然，以往的西部开发与扶持战略不足以实现西部振兴、发展的目标。开发西部必须有全新的思路与战略。

要把西部开发放到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位置上来思考，从解开“断层危机”的纽结来认识全方位、大跨度开发西部的紧迫性、重要性。应当使决策者和公众深刻意识到，国民经济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一部分地区、某些部门不可能较长时间脱离其它地区、部门而持续、快速发展。特别是一国经济在经过超常规长时间高增长后，走出下滑调整，步入新一轮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通常取决于能否突破落后地区、瓶颈部门的制约。

国际经验也曾显示，一些国家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的重大阶段性跨越，往往是同大跨度地域空间重组，特别是落后地区的赶超性强开发密切相联的。美国历史上的大规模西部开发，就是地域空间重组带动产业结构大跃迁与经济发展大跨跃的明证。

因此，从更大的宏观视野来看21世纪的西部开发，其思路、战略以及在中国进一步发展中的地位、作用、都同80年代以来的支援、扶持西部完全不同。

一是要走出80年以来扶贫济困为目的的中央财政金融，零星、小额给钱、送物的支援、扶持西部的做法，大幅度给以强力、配套的政策扶持，旨在扭转东、西部差距拉大的趋势，促进西部经济后发赶超。由于西部开发、开放的条件与环境同八九十年代东部开放、发展的条件、环境相差很大，国际经济环境偏紧和国内地区差距拉大，使得中央与西部地区现阶段加快西部开发，要有比以往东部开发、开放更强有力的政策支援体系。

二是要跳出80年代以来东西部地区赈济性质的对口支援的扶助发展模式，开创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竞争、相互协作、互惠互利的东西联动新路。

三是摈弃8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散点式、无积聚开发与发展的战略，构筑“增长极核”带动的分层网络发展格局。

四是要消除以往的那种人力资源地域流动管制政策，率先放开西部地区的城乡割裂、地区封闭的户藉制度，实行自由移民的开放政策。

诸如此类，对西部民族特色的社会文化重构与市场经济完善以及两者良性互动，从而使西部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这株新纪元的“理想树”硕果累累，无一不是有益的探索和贡献。“西部大开发”应在国内外相关研究基础上，站在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区域人口经济学、文化人类学和民族问题理论以及交叉学科等理论基础上，运用综合研究、比较研究、历史研究、实证研究等方法以及大量经验性材料，将理论与实证、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本土与国际、东部与西部有机结合。

应跨学科、全方位、多视角地论述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农业、社会、经济及其精神文明诸方面在西部发展的对立与统一。

直陈非持续发展危机，审视工业文明惨重代价。众所周知，1998年夏秋之际，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洪灾，震惊全球。这场持续长达百天的自然灾害，冲击了长江流域、松花江流域和嫩江流域等九个省市近半个中国，肥沃平原的鱼米之乡变成了哀鸿遍野的不毛之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究其原因，是地球生命支持系统严重超负荷运转，自然生态惨遭破坏积重难返的总爆发，可以说是对工业文明的报复和起诉。20世纪是人类物质文明最发达，但也是地球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最为严重的历史关头，非持续的人口膨胀、经济畸增和环境污染及资源穷竭意味着工业文明已走到尽头。人类正处在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第三次大转变的关键时刻。中国西部民族人口基数大，素质低，农村人口占很大比例，人口增长与资源短缺矛盾日趋激化，并将长期存在，地大物博变成地小物贫。预示着中国西部经济发展已不能单凭依靠土地种植和挖掘地球资源来维持，而必须深入开发和利用人类自身的智慧资源。中国西部现代化决不能重蹈工业发达国家“卫星上天，公害泛滥”四面楚歌重围的复辙。需要重新审视传统消费模式，坚定不移地走国际社会共同遵循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跨学科系统研究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描述从野蛮到文明的动态演进，热烈呼唤从异化到本真的回归。未来学者的发展模式应是帅才和通才，许多跨学科研究的成功人士提供了有益范例。“西部大开发”研究者应具备专业特长，在可持续发展这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上，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知识结构特色和宽厚的专业优势，运用综合、交叉和嫁接的多学科研究方法，从全球视角深入剖析中国西部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农业、经济、社会的非持续负面及其恶性循环，探索从单一到整体，从分离到结合，从失落到回归，从异化到本真，从野性到理性，从逻辑到历史的动态演进理想蓝图及可持续新途径。有力拓展古典、传统和现代发展理论，产生强烈的震憾力。

科学艺术化的有益尝试和中西合壁、独树一帜的研究特色。立足于大量无可辩驳的实证材料与精确数据，熔观点和材料于一炉。笔调轻轻活泼，文理渗透，用文学语言描述科学，读来不见理论的生硬晦涩，真知灼见却融汇其间。比如所提出一系列观点，经济增长绝非西部社会发展唯一动力；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蕴含民族人文价值重塑；西部可持续发展归根结缔是民族综合素质的竞争等，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启谛。根据时空观、物质观和生态平衡观等唯物辩证法原理，将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这株新纪元的理想树形象地比做世纪坐标轴，纵轴兼顾当代与后代，横轴上物质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并举，是科学艺术化的有益尝试。

(4)西部大开发意义

邓小平同志1992年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谈话时指出：“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地区差距问题”。目前，小康目标虽还没有全部实现，但东西差距问题已不容忽视。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西部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现阶段促进西部开发是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通过发挥地区比较优势，使先富起来的地区带动其他地区更好地发展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的贫困县大部分分布在西北、西南地区，因此从促进共同富裕的意义上讲，加强西部的自我发展能力尤为必要。

其次，加速西部开发是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需要。保持政治、社会稳定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而经济发展又是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基础。目前东西部差距的拉大，使国家整体发展效率降低，带来区际经济关系的剧烈冲突。西部是地大物博之区，又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在我国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国防巩固诸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要积极采取措施，促进西部开发，以巩固边疆和发展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

再次，西部开发是调整经济产业结构的需要。目前，我国经济结构中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比例严重失调，能源原材料生产严重滞后，这越来越成为实现全国战略目标的制约因素，使已有的工业生产能力大量放空。因此，今后必须进一步大幅度调整产业结构，向基础工业倾斜，由于能源、原材料工业特别是矿业和大中型水电站建设周期长，如果从现在开始在这些方面没有较大的动作，以后即使有足够的投入，也难在新的基础上实现基础工业与加工业的协调，又由于能源原材料的工业空间布局的指向性，国家产业政策倾斜的重点落实到地区，就必须加快“两源兼富”的西部地区的开发。西部地区在解决我国产业结构失衡方面肩负重大责任，必须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加速西部开发是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需要。实行对外开放是我国长期坚持的一项方针，我国在沿海率先实行了开放政策，并且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海外开放战略的实施，主要是面对发达、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因此导致我国的外贸结构形成明显的市场偏置的特点，它约束了我国国际市场的开拓，并导致了一系列不利的影响。目前，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都已有了重大改善，西部面临对外开放的良好机遇。在我国周边地区正在形成若干区域市场，并可能发展为地区性的经济合作组织，这包括东北亚经济圈、中亚经济圈、伊斯兰经济圈、南亚经济圈、中南半岛经济圈等。面对上述趋势，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必须调整，使之以80年代的沿海开放战略向边疆开放战略推进一步。使我国的对外开放从单边(主要是沿海)单向(主要面向发达、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开放演进为多边(东边沿海与北边、西边、南边内陆边疆)多向(面向发达、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中东石油输出国)开放的新格局，使我国能够在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中有效地把握机会，扩大选择空间，提高竞争能力和应变能力，更有效地参与地区性经济分工与合作，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开拓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使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强调西部开发在当前的重要意义，是否意味我国战略重点又一次西移?并不是这样。如今的西部开发战略与建国头30年的均衡发展战略有很大不同。

首先，两个战略实施的国际环境不同。建国头30年，我国所处的国际形势严峻，先后受到美苏等大国的严重威胁，在国际上遭孤立封锁，影响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出于国防备战需要，战略重点长期侧重于内地，忽视内地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项目设置主要集中于军工、机械、钢铁等部门，在相当程度上脱离当地的社会需求和原有工业基础，形成先进技术与落后工业基础的二元组合。另外，经济运行受纵向束缚过度，集中的垂直管理使生产要素主要与区外进行交流，产业发展游离于地区国民经济之外。当今的国际形势是，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国际和平环境可望继续保持，我国仍有可能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在国际上的回旋余地增大。这样，新阶段的西部开放战略有一个宽松的国际环境，可以综合考虑西部地区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以及区域发展效益与均衡等因素，走出一条符合西部区情的工业化道路，充分发挥西部优势。另外，由于摆脱了过去的封闭状态，可以重构西部边疆开放格局，对外开放成为可能。

其次，在两个战略中，东部的地位不同。建国头30年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只是单纯为了平衡而平衡，影响了沿海地区的发展。“一五”期间156项苏联援建项目，西部省区占1/5；“三五”时期，党中央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做出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大后方的决定，由于对三线建设要求过急，规模过大，占用了过多的建设资金，以致对沿海地区投资不足，不利于发挥沿海地区的优势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及提高投资效益。现阶段的开发是在全国尤其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得到巨大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东部地区将仍是地域倾斜的重点，这样才能保证国家和沿海地区有能力支持西部的更大开发。但是，西部开发也不只是消极等外部的带动，而是日益表现出发展的自觉性，在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前提下，从国家按照区域优势实施的产业倾斜政策中获得好处，逐步缩小东西差距扩大的趋势，达到“兴地”、“富民”的两大目标。总之，历史发展到今天，西部地区具有良好的发展条件和机遇，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有着重要地位，因此必须将西部开发纳入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轨道中。

走有特色的重化工的工业化道路。地区工业化道路的选择，要以地区的经济区情以及国家的经济大势为依据，在多因素综合限定的边界内进行抉择，而不能只依据个别因素来确定，也不能简单地以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演进的历史轨迹为准绳。基于此，从总体上看，今后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既不能继续走单一的重点发展能源原材料初级产品的老路，也不宜向轻型化逆转。或者超越西部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追求高加工化，而应沿着资源型及资源加工转换型为主的重化工化道路推进。

建构西部边疆开放格局。西部边疆开放格局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但关于它的战略构想却已日益成熟：通过对外、对内的双向开放，从根本上改善内外部贸易条件及经济发展环境，促进边疆地区与国内的经济技术合作，从而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置于国际经济和国内经济的双向循环系统之中；通过国际市场需求增量的拉动作用，增强经济要素向边疆地区的输入强度，促进边疆地区的新产业开发和结构升位，形成西部地区经济成长的新格局，促进经济振兴和民族繁荣；完善国家对外开放的体系，在西部要以边境贸易为突破口，首先发展边疆地区的小额贸易、法人贸易和边民市场贸易，形成不同层次有机组合的贸易体和多渠道发展边境贸易的新格局，以最终实现我国全方位、多层次、多功能总体开放战略。用一句话概括西部开放战略就是：外开内联，双向推进，振兴边疆，促进全国。建立起这种与沿海开放对象不同，条件各异，结构有别，功能互补的边疆开放格局，将非常有利于我国开拓更广泛的国际市场，赢得在国际分工合作竞争中的主动权。需要指出的是，现阶段的西部开发并不仅仅追求经济的发展和效益，它还追求另一个目标即西部地区的社会发展，这包括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城市化的合理推进，教育、体育、卫生事业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等等。也就是说，现阶段的西部开发是一种可持续发展，必须抛弃那种只有增长而没有发展的旧模式。

经过建国后50年的努力，现代化建设发展到今天，已处于一个崭新阶段，面临新的机遇和巨大挑战，只有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及时调整现代化战略，加强区域协调发展与西部开发，才能在未来处于不败之地，从而实现跨世纪的可持续发展国略。3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

(1)西部市场化意义

梯度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将我国经济板块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带，西部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带。西部地区较长时期形成的以开发自然资源为突破口的基础产业，是长时期支撑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同时也由于西部经济结构畸重型，以及过度发展而形成的结构老化、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运力不足、投资回报错位及资金供需失衡等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市场化进程中呈现的价值流失、资金和人才的流失，进一步加剧了西部同东部的落差。总结22年改革实践，缩小地区落差，继续支撑东部经济繁荣和加速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核心是继续推进市场化进程。建立和完善西部地区的市场体系，重在更新观念，创新政治体制，树立政府就是服务的宗旨，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政企分开；加大总量投资力度，彻底解决存量与增长量结构调整难的问题；利用财政政策，解决好因地区落差而呈现的流失问题；加速要素市场建设，发挥各类市场功能，使区域经济在市场化进程中得到快速增长，提高区域经济实力，增强竞争力。

我国是一个地广人多，但人均资源占有并不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各地区的自然、资源 和经济基础存在很大差异，地区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以致形成发达地区、西部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三种经济类型。

梯度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围绕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将我国经济板块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带。西部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带。据统计分析，在社会总产值中东部占57%、西部占43%，在国民收入中东部占55%、西部占45%。经济增长的轨迹是：东部快于西部。所以，西部地区就我国整体来讲就是我国的发展中地区。

建国52年，我国在经济总量获得大幅度增长的同时，经济管理体制经历了两个主要的大的阶段。1949～1978年近30年实行的是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资源配置是在大一统的行政性方式下进行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在这种情形下，由于投资主体单一(基本上是中央政府)，统收统支，统购统销，因此，区域不可能统筹规划管理自己的资源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区域性国民经济计划大多为中央计划的延伸，区域缺乏自我增长能力和自我组织能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实力弱。由于投资对西部的倾斜，使西部形成了以开发自然资源为突破口的基础产业(农业、原材料、能源、运输邮电业)。基础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产业关联中其行业的感应系数都比较大(煤炭为1.054、电力1.072、冶炼锻压2.195、农业2.062、化学工业2.564)，因而居于重要地位，是决定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一时期，虽然西部同东部经济差距并不大，但西部经济结构畸重型的形成，以及过度采掘与发展而呈现的结构老化、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运力不足、投资回报率错位及资金供需失衡等问题成为后来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1979～2000年是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我国从70年代末确定了对外开放政策。80年代初，在总结“三线”建设时期生产力布局不当的教训和配合对外开放政策的要求，提出“沿海地区发展战略”之后，划分了东、中、西三个地带。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地区范围是有选择的和逐步扩大的，最早建立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在广东的南中国海，后来扩大到沿海开放城市及整个沿海开放区，1992年扩大到沿边、内陆开放城市，并按此制定了相应的地区倾斜战略。国家宏观区域政策的正确，成为80年代以来全国持续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东部沿海“捷足先登”，利用优势，经济总量的大幅度增加与产业结构的演进、升级同时并举，很快完成了资本的初级积累。同时，在经济较快增长的情况下，资本、原料、土地等要素较顺利地实现了行业上的流动和转移，导致要素组合优化和某些优势产业的发展。城市化的发展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带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及在产业总体结构中地位的提高，促进外经外贸和技术合作的增加，使区域在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工业化初期向中期的转换以及部分产业向工业化后期的转换。1981～1990年，沿海地区12个省市自治区的GNP年平均增长率高于全国约1个百分点，由于沿海地区GNP占全国一半以上，因此，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高，成为80年代全国经济持快速增长的支柱，而东部沿海地区同西部地区的差距也在扩大。1979～2000年，全国GNP年均增长9.0%，广东为13.3%，浙江12.6%，福建11.6%，山东11.1%；而山西6.1%，陕西7.3%，河南8.4%，甘肃6.7%，青海4.5%。

市场经济发展客观上会促进资源向经济效益好的地区流动。这必然有利于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好的地区的发展，使地区间经济差距拉大。因此，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确立，国家的区域发展政策没有必要再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而应着眼于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并逐步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所以，自90年代初起，国家在宏观调控和制订“九五”～“十五”及2010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时，对地区发展政策进行调整，调整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的投资和布局优先在西部地区安排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调整加工工业的地区布局，引导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西部转移。2000年国家安排的151个重点项目中，西部占了91项；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增加对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1993年，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与地方的分配格局比例为22%：78%；1994年变为55.7%：44.3%。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西部地区发展；在政策上加快了西部地区改革开放步伐，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西部地区。如税收优惠政策在逐步拉平，同时国家对外投资出口、进口替代项目，或投资于农业、原材料工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项目并给予优惠，包括适当减税和开放市场。这就有利于西部地区发挥资源、土地和劳动力等优势，有利于西部的市场开发；加强区域合作，鼓励并加强东部沿海同西部的经济、技术合作，实施东部发达省市和内陆落后省区的对口支援和协作；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力度，扶贫方式从救济型转向开发型。上述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实施时间虽然不长，但已初见成效。截止2000年统计，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长率快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也接近东部地区，GNP增长率西部地区比东部约高1个百分点。

总结22年改革开放实践，西部地区突出的问题是：自然地理较为封闭，开放力度较差，传统体制束缚较深，改革步伐迟缓；基础产业薄弱，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工业产业结构老化、品种单一、资源产业比重大、层次低，整体经济结构失衡、关联度差；贫困地区连片，人均生活水平低、文化素质差等。据此，众多志士仁人提出了扭转这一被动局面的良策。其核心内容归结为一条：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市场化进程。这将有利于打破封闭的格局，使西部地区在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中有效地把握机遇，扩大自由活动空间，提高竞争能力和应变能力，更有效地参与世界或区域间经济的分工和合作；有利于加速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产业和产品结构优化，提高城乡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增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提高小康生活水平；从而缩小三大区落差，实现东部与西部经济的共同繁荣。

推进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也是继续支撑东部经济繁荣乃至实现“十五”至2010年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东部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西部的支撑。同时，就全国而言，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是21世纪世界经济潮流。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极大地提高了综合国力和国民生活水平。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发展的形势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二元结构和区域经济发展失衡，从整体上不利于国际竞争力的加强。因此，加速推进国内经济的区域协调，优势互补，加速结构调整，增加产品科技含量，发展主导产业，提高规模效益，对于发挥我国在国际间的优势，提高国际竞争力，有利于国内国外的政治局势稳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2)西部市场化政策导向

西部同东部相比，西部农村比重大，城市化程度低。全国200万人以上的大中城市的65%集中在东部。而且在交通邮电基础设施上，西部明显滞后于东部。因此，在推进市场化进程中，西部地区的着眼点首先在于农村市场。首先是推动农村市场化，农副产品商品化，农村集镇城市化。同时，西部地区的农村，不仅地域广市场大，而且随着农村联产承包制的广泛推广，农村异常活跃，农村居民购买力增强，购买欲呈上升趋势，农民的消费水平虽然比城市居民低，但有消费热点。农民收入每增一个百分点，农民消费品零售市场就大体增长1.18。80年代，农民消费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15%以上需求。在西部地区率先启动农村市场不仅符合国情而且符合区情。在政策导向上：要建构稳定、完善、流动的农村土地制度，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和家庭联产承包制不变的政策下，放活土地使用权，使用权可实行有偿转让、出租、入股，可拍卖荒山、荒坡、荒沟、荒滩的使用权，“四荒”使用权可继承、有偿转让、出租和抵押，把农村土地纳入市场，以市场为导向，加大力度调整农村产业结构；鼓励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组合，打破单一的集体经济模式和以种植业为主的格局，实施因地制宜，农林牧副结合，农民可亦农亦工亦商；在资金需求上可组织农村发展基金合作社，可“搭台唱戏”开发民间融资，可长途贩运，组织农产品进城和农业生产资料下乡；实施科技兴农，鼓励科技人员下乡，发展乡镇企业，以工补农；允许农村人口流动，建立以集镇为主的集约化的农村人口“离土不离乡”的流动体系；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以小城镇为中心发展农村各类市场，实施以市场调节为主的价格管理；取消统价统购统销，逐步实施以计划价、指导价和市场价相结合而过渡到以市场价为主，开店设摊，自由贸易，顺价销售；农民组织的自产自销的肉、蛋、禽、奶、蔬菜等农副产品进城，可享受当地政府规定的优惠政策；“筑巢引凤”，建立健全农村批发集散市场。农村市场的启动和发展，要求规模的扩大，西部地区结合中华腹地文化沉积和传统的“庙会”交易与商品流向，集资建立一批城乡结合地带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批发市场，“引商入市”，“推货出境”，活跃农村市场，切实解决农民的“买难”与“卖难”问题；改革农村“供销体制”，推动“农工商”一体化和“产供销服务”一条龙；改革供销社体制，建立农工商联合体，实施产、供、销服务一条龙；在把粮棉推向市场的同时，对粮棉实施保护价收购和风险储备制度。西部地区农村市场的发展，对区域市场的发育起到了拉动作用。农村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突出表现在农村市场投资不足，市场发育和市场体系残缺不全；政府对农村市场的开发力度不够，农村市场上的农业生产资料质量、品种问题较多，价格波动较大；农村市场管理收取费用缺乏约束，商品流转运输中设卡较多，农村市场的总体是在低层次上运营。

西部地区推进市场化进程的最难点在于城市的商品市场。西部地区的城市同发达地区相比，普遍存在城市规模偏小，城市功能较弱，很难在区域市场中发挥核心动力作用；城市结构单一，多数属工矿性城市，发展活力不够，竞争能力差，居中等偏下的落后位置；城市企业中大中型国有企业占70%，能源、原材料企业占70%，国家税收中国有企业上缴税利占70%，而且普遍存在着企业经济效差，亏损严重，投入不足，缺乏发展后劲，企业负担太重，企业内部缺乏竞争和约束机制的现象。跨世纪赶超战略的实施有赖于经济龙头的城市经济的较大发展。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条件下，经济的增长必然转向为城市成长推动型。振兴城市经济，是市场化进程的关键。这是西部地区干部群众的共识。例如，目前山西全省20个城市，大中小城市的比为1：2：7。市区非农业人口不足20万人的小城市有14个，占城市总数70%，全省有6个城市的乡及乡以上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不足50%，此外第三产业不发达，城市基础设施落后，自身发展力不从心。加快城市经济发展，使城市经济全方位市场化，就必须依托新生产力(科技化、综合化、一体化和国际化)，实现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充分发挥城市教育、科研、人才优势，实现教育产业化、高科技产业化、人才流动市场化，提高经济增长和科技含量，充分发挥市场方式调整城市结构，以市场机制来调节资源配置，突出优势产业，实施名牌战略，超前发展经济效益高的新技术产业群，依托中心城市，建立经济区网络，加速第三产业发展。因此，在推进城市商品市场化进程中，西部地区在经受着区内农村市场迅速发展的刺激和东部发达区商品市场潮的压力，市场化进程在政策导向上1978～2000年22年间经历了五个阶段，表现出五种循序渐进的形式。第一阶段是1978～1984年(启动阶段)，从改革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入手，试行各种形式盈利包干、利润留成、扩大企业自主权，普遍实行工资加奖金同实物量挂钩办法，拉开了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城市市场改革的序幕；第二阶段是1984～1988年，根据国家规定，进行了第二步利改税，围绕增强企业活力，发展各种市场，发挥中心城市作用，改善宏观调控，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改革企业的城市市场改革引向深入；第三阶段是1988～1991年，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秩序的同时，主要围绕治理整顿的目标，稳定、充实、调整、完善已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推行行之有效的改革经验，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使城市的经济建设、市政建设、环境保护及各项事业得到同步发展；第四阶段是1992～1996年，一是加快建立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重点在政企分开，转换机制，强化管理上突破；二是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重点在培育要素市场上有突破。三是加快建立合理的劳动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使职工在就业保险、医疗、住房制度改革上有新突破；四是改革科技和教育体制，重点在人才培养和用人制度上有所突破；五是加快外经贸体制改革，重点在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技术上突破。随着四个阶段的进程呈现出四种形式：即一是政企分开，企业实现独立自主，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二是建立国家指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市场机制，培育企业为市场主体。三是加速企业改革，加强宏观调控。四是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具有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最后一个阶段是1997～2000年，加大城市投入，建立市场管县体制，美化城市环境，重塑城市形象，重点启动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证券市场，组建区域性集团公司和上市公司，突破价格双轨制，实施单轨运营，加强宏观调控，增强企业发展后劲和活力。从1996年起，重点推进环境战略，对城市环境污染实行全方位治理，加大对城市的综合开发建设，全面启动以安居工程为主的房地产市场，在市场价格上，彻底改革双轨制(即上游产品计划价，下游产品市场价)，对能源、原材料产品实施统一市场价。最后阶段的表现形式为建立健全区域市场，推动全国统一市场形成。

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总体目标应该是微观与宏观的结合，整体与局部的结合，近期与远期的结合，改革与发展的结合。

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突出特点是进展缓慢，难度较大，其有人的因素，亦有物的因素。在人的因素方面，重点是更新观念。计划管理体制下形成的官本位思想，权力重于法制，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凡事无决策而一人说了算，宁用奴才而不用人才，外行当政而内行当“兵”，多层管理而推诿扯皮等，要在深化改革中彻底根除，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政企分开，摒弃政府职能部门“创收”伸手的做法，精兵简政，重点突破人才使用制度的改革，创造机遇，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树立政府就是服务的宗旨。

在物的方面，加大投入，彻底解决存量与增量结构调整难的问题，改革产权制度，推行股份制，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减轻企业重负，废除苛捐杂费，实施以税为本；改革价格体系，商品与货币交换一律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坚持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重在缩减地区差距，堵塞借机额外追加官员经费不足的漏洞；培育企业为市场主体，规范市场运行机制；打开通道，制定“政策放开、市场放开、人才放开、流通通道放开”的实施方案等。

党的十四大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针和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进一步阐述，是西部地区推进市场化进程总体目标的纲领，总体目标在于要结合实际，借鉴经验，创造发展新模式，开拓发展新路子，认清西部与东部在发展速度，总量增长和人均收入上的差距。表面是数量差距，实质是观念上的差距、结构上的差距、体制上的差距。变革的力量就在于后来居上。要在建立和完善区域市场的基础 上推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快速形成，要在重点建立要素市场的基础上来完善市场体系，要在加强市场法制建设和培育高素质市场人才的基础上来实现市场的宏观调控和健康发展。

(3)西部市场体系发育

现代商品经济下的市场体系，它应该包括三个构成部分：一是市场主体，即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求发展和自我约束的市场运行的主体；二是市场客体，它是市场主体运行的基础条件，由各类市场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形成完整而统一的市场网络；三是市场的调节和控制系统，主要是政府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建立市场经济运行的准则，规范各类市场的运行，约束市场的主体的行为，保证市场运行的有序化。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是基础，政府对市场的合理调控是必备的条件，而关键是建立健全和完善的市场网络。

市场网络是相互联系的各类市场的采购统一体，亦称市场体系，这不仅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等商品市场，而且还包括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市场中介组织等生产要素市场。其中，消费品和服务市场的层次较为基础，而要素市场的层次较高。

市场体系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市场体系中最早的是商品市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配置要求生产要素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从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

随着改革的深化，行政机关的监管职能和服务职能开始细化并逐步分离。为适应社会需要，市场中介组织逐渐发育，并在规范、优化市场秩序，维护和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提供各种形式的服务，沟通政府与市场、企业的联系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组织市场体系的各类相对独立的市场，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发挥着各自不同的功能。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有机联系。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一般具有统一性、完整性、开放性、竞争性四个主要特点。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应在国家宏观指导下，在广泛开展横向联合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开放性、竞争性、完备性的城乡统一市场体系，使城乡生产要素在最大限度的区域间与产业间得到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我国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各种市场已经逐步发展起来，但与建立一个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一目标相比，还存在不少问题，各类市场间发育不平衡，要素市场发育严重滞后，特别是我国市场体系的发育在地区上很不平衡，西部与东部落差很大。

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建立在满足人类生存最基本条件基础上的消费品市场，经过转轨改制，市场进一步扩大，90年代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80年代增长5～7倍，社会商业、服务业网点发展迅速，消费品市场在西部地区较早地进入快车道，商品越来越多，多种流通渠道已经形成，各种消费品市场蓬勃发展。1980～2000年，消费品市场物价随着全国经济的波动出现过两次大的起伏：一次是1988～1989年持续近两年的“抢购风”，推动消费品市场价格大幅度上扬。第二次在1994年左右，由于社会总需求在“南巡讲话”后的快速增长(1992～1994年西部地区总需求分别增长16.7%、20.1%和26%)。总需求增长幅如此之高的直接原因是资金供给总量的放大(财政支出增幅和信贷资金投放总量增幅均在25%上下，大量外资涌入，外汇储备增长大)。1993年末到1998年上半年，西部地区基于城乡居民货币收入的高速增长，消费品市场稳中趋旺。由于货币供给偏多，工业消费品和农产品供给不足，居民收入增加过猛，国有企业效益不稳以及政府总额增长速度却比1993年下半年回落了3个百分点。从1995年开始，国家从宏观上保持社会供需平衡，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使国民经济步入“软着陆”时期。1997～2000年，西部地区显示出消费需求不足的状况，供求结构矛盾是供过于求的相对饱和，其发展潜力还很大。供给趋同性与消费的差异性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差异性不仅表现在城乡、区域之间，更主要表现在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之间。商业企业效益下滑，破产倒闭有扩大趋势，流通领域改革步伐滞后。扭转消费品市场的被动局面，核心在刺激消费需求；降低银行存款利率，放“虎”出笼；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改变抑制消费的种种戒令，启动经济复苏，鼓励社会消费的正常发展；加大流通领域企业改革力度，抓大放小，减员增效；出台有利于促进消费需求增长的经济政策，促进市场组织的发育和成长。

西部地区的生产资料市场是在经历计划调节、以计划调节为主而市场调节为辅、全方位市场调节等三个阶段的发展后发育起来的。西部地区的生产资料市场的发育成长步履维艰。其主要原因是国家较长时期实行“上游产品计划价”。在计划调节下，西部地区生产生产资料的企业为支撑东部经济快速增长和支撑全国经济增长中的平稳过渡做出了贡献。但由此也带来目前因积累过低，企业缺乏自我发展和自身约束机制而出现不景气和亏损。生产资料市场进入90年代末已基本形成买方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建设在稳步发展，国有物资系统市场份额呈下滑趋势，农村市场销售增长缓慢。西部地区生产资料市场的发展趋势，根据专家预测，生产资料的生产与需求严重脱节，需求总量将继续下降，而传统物资需求趋升，市场价格大势平稳。西部地区生产资料市场的主要问题是，需求疲软，大多数生产企业处于半停顿状态。这一问题解决的关键是加速经济快速增长，拉动有效需求增长。应当较多地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启动城市房地产市场，做为村镇规划和开发小城镇建设市场。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的发展要相互配置。加强对期货市场的规范化管理。深化物资流通企业的改革，放水养鱼，建立不同形式的物资流通批零市场，敢于对生产企业或流通企业进行资产重组，搞好资本运营。对于高投入的基础产业、资源、产业、支柱产业、主导产业要保证资金的有效供给，继续形成资产、技术与资金的合理组合，焕发企业生机。

随着国家对劳动用人制度的改革和新的用人制度的确立，在劳动力市场需求主体方面，已进入市场的非公有制经济和没有完全进入市场的国有经济两类经济并存的格局仍没有完全改变，但由于买方市场的初步形成，市场机制力量促使国有经济进入市场的改革步伐加快。在劳动力供给主体方面，已进入市场化的非国有从业者与没有完全市场化的国有从业者两类情况并存局面仍没有完全改革，但市场机制对国有单位劳动者的冲击力度明显加大，竞争就业的格局加速形成。在劳动力市场上，农村闲散劳动力进城和城市国有单位劳动者下岗再就业，已经成为西部地区的社会大问题。保持社会稳定，必须是“耕者有其田”，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

纵观我国劳动力市场，失业率趋于上升，1999年失业者增加到900～1100万人，失业率5～6%；2000年失业人口增加到1050～1500万人，失业率6～7%；失业分布不平衡，西部地区比重较高。虽然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地位已经确定，市场规则和秩序已进一步建立，劳动力市场的服务体系已全面推开，但必须看到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仍不明确，劳动力就业观念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户籍制度仍然束缚着劳动力自由流动，劳动者收入差别的法律调节体系尚未建立。非公有经济单位在用人制度上国家尚未建立健全一套管理制度，确保劳动者权益不受侵犯已成为一个新的敏感问题；农村劳动力进城的有序流动和从事正常职业问题；行政事业单位乘机搭“下岗车”干扰正常的企业职工下岗再就业问题等，都应该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力求解决。

技术市场和人才市场。由于50年代起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建厂和“三线”西移，西部地区确实积聚了一批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这一宝贵资源正在流失。西部地区在用人问题上严重存在的“高俅挤走林冲”的现象至今尚未解决。1989～2000年12年间，西部地区在技术市场的发展上，诸如：多项技术市场管理办法相继出台，各地技术市场监督管理体系相继建立和加强，技术合同成交额稳步增长，技术需求强劲，技术市场经营队伍不断扩大，中小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吸纳技术的生产能力和农村技术市场已呈现热点等等。但科技人才的流失，使西部地区技术市场蒙上了阴影。另外，东西部技术经济合作问题，舆论强，成效少，至今落到实处的不多。解决的良药应当是创造技术人才扎根的大环境和小环境，建立技术市场融资体制，建立技术或人才等无形资产评估入股的规则，对技术人才创造的价值而相应取得的合法报酬应在政策上鼓励“上不封顶”，可以继承、转让、再投资入股或自由流动。

资金市场是集金融市场、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和外资外汇市场以及民间融资市场于一身的要素市场。西部地区的资金市场的运行轨迹是过重的依附于金融市场。财政资金信贷化和信贷资金财政化是资金市场发育和发展中产出的畸型儿。西部地区理应建立以区域银行为主导、功能齐全、布局合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严格管理、科学高效的资金市场体系。建立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纵横交错的资金市场体系网络，如证券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票据贴现市场、产权抵押市场、信托租赁市场、外汇调剂市场和民间借贷市场、保险业市场。特别要解决因受东部投资回报率较高的吸引而出现的资金流失问题。90年代东部沿海地区掀起的股票热、开发热、房地产热，使大量西部资金通过直接投资和拆借市场涌入东部地区。据统计分析，1993年国家增拨西部的扶贫资金50亿元，1994年增拨的100亿元，有40%近60亿元是通过不规则的银行间跨区同业拆借渠道涌入东部的。1991年山西省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启动后，到1993年银行同业拆借资金1000亿元，除拆入300亿元外，有700亿元是拆出资金，遍布20多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有85%流向江苏、广东、上海、海南、天津、山东、辽宁等地。在资金市场上还应引起注意的是以存顶贷。国有四大区域银行为了吸储资金，实施存贷挂钩的新体制，鼓励开户单位招揽社会闲散资金入开户行，规定企业申请贷款的数客同吸储资金比为60%～70%，贷款除支付正常贷款的利息外，行外费用高达5%～10%。再有税金切块交纳制度，税务部门将按月缴纳税金变为年初一次性预交。另外，在税费问题上，费大于税，费多、费乱、费重已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例如，山西企业头顶着收费基金约102亿元，共397项。其中国家确定的294项，占74%，省定项目103项，占26%，总额102亿元，是税收的10倍，约占全省税收的7%。上述表明，资金市场在发育和发展过程中，有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在资金市场的建设上，不是如何完善的问题，而是清理整顿，扫除障碍的问题。

(4)西部市场化进程对策

从西部地区市场发展情况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发展不平衡，没有充分发挥出促进商品生产的功能。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一是一般商品市场较发达，要素市场发展滞后；二是城市市场较发达，农村市场滞后。从市场功能的发挥情况看，完善的市场应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桥梁和纽带，能促使市场参与者各方在保障各自利益的情况下各得其所，促使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在良性循环情况下，规模不断得到扩大。东部发达地区的市场建设，一般都能结合当地主导产业的生产，成为当地商业辐射全国的强大“龙头”，能促使当地生产的商品化、专业化和规模化，如浙江的温州、义乌等地的市场建设。西部地区市场建设恰恰没能做到这一点。近几年，山西省的太原、侯马等地也建起了一些大型的市场，如服装市场、小商品批发市场等。但这些市场的商品大多是外地加工生产的，本地商品很少；而本省丰富的能源、原材料产品，优质和具有特色的农副产品等，因市场建设的滞后，流通渠道不畅，或是产品销不出去，或是过度竞争，压价销售，严重地影响了本地商品的价值实现，影响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

从西部地区市场发展的要求来说，要服务于当地商品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特别是要从当地的产业结构特点出发，要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建立紧密结合当地主导产品的商品批发市场或商品交易中心。同时，要按照市场发展的内在要求，本着先易后难，先简后繁的原则，先发展一般商品市场，后发展要素市场；先发展有形商品市场，后发展无形商品市场；先发展现货市场，后发展期货市场。做到既要积极主动，又要循序渐进，积极稳妥地推进西部地区市场进程的步伐。

一般商品和服务市场主要功能是服务于人民生活消费。西部地区农村市场的建设，着重点应该放在挖掘农村消费和购买力的潜力上，通过增设市场网点和完善服务方式方法，真正满足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农民消费需求，为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农村商品市场建设的主力军是农村供销合作社，但由于供销社自身的原因，其在农村市场的主体地位不断下降。供销社要重新占领农村市场主体地位，必须不断深化改革，进行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服务方式方法的创新。城市商业近几年随着买方市场特征的日趋明显，传统经营方式也日益困难。山西省贸易厅系统国有商业1996年盈亏相抵后净亏损1795万元，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全行业亏损。因此，城市商业应针对目前消费品市场组织化程度低、流通组织创新缓慢的现状，一方面应淘汰和限制一些传统的、效率低的流通组织，另一方面要积极培育和发展新型、高效率的流通组织，例如大型流通企业集团、连销经营组织、新型零售业市场组织、非传统集贸市场型的现代批发市场等。市场组织的发展及其效率的提高，可以有效地改善消费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充分发挥市场流通组织对生产和消费的引导和组织作用。太原市美特好大型仓储式超级市场的开办及成功的经营，为我省城市商业组织创新和改革应能提供许多有益的经验。

生产资料市场和农副产品市场建设在西部地区的市场建设中应占有重要的位置。山西优势产品主要集中在两在大类，即能源原材料和农副土特产品，能源除原煤之外，近几年洗精煤、焦炭发展最快，原材料包括钢铁产品、化工产品、耐火材料、铝矾土及铝产品等。农副产品中山西最具特色的是小杂粮、红枣、苹果及蔬菜等。1995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农副土特产品博览会上，山西获奖的产品数量超过了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但由于市场建设滞后，这些产品的市场优势远未挖掘出来。这些产品要么是粗大笨重，要么是生产分散，生产周期长，因而适宜于无形市场和期贷市场等形式交易。过去由于缺乏相对集中的统一交易中心等透明度高的交易市场，各生产者的对外销售的选择余地较小，各个交易过程相互分离，导致价格透明度低，严重损害了山西的利益。建立主要产品的统一交易中心，使交易过程相对集中，形成统一的价格体系，才能使未来的价格走势显现出来，真正发挥引导生产消费的功能。山西今后应建立的商品市场或交易中心主要有：煤炭交易中心、焦炭交易中心、钢铁产品交易中心、耐火材料交易中心、农副产品交易中心等。农副产品市场建设还应和农业产业化结合起来。

要素市场在西部地区已有零星萌芽式的发展，但离真正发挥带动当地生产的发展的功能要求相差很远。要素市场滞后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经济发展水平低、要素投资回报率低，因而限制了要素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如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信息市场等；也有因政府政策不放开、不配套而限制了要素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如劳动力市场，西部地区大部分人的就业观念比较落后，社会养老保险开展程度低，大部分职工抱着全民企事业职工的身份而难以真正流动。再如产权交易市场，主要是由政府操作的，为解决国有企业面临的困境而设，而且发展时间很短，因而存在着许多体制、制度以及技术性障碍。西部地区要使经济实现赶超和跨越，必须建立要素市场并充分利用之。

西部地区市场进程与发达地区存在的差距，实质上是人们的观念、商品经济意识、生产的商品化程序、以及社会生产的组织管理水平诸方面存在着差距。西部地区要推进市场建设进程，必须从这些影响市场进程的环境条件着手，才能使市场进程落到实处。

西部地区受传统经济影响较深，商品经济意识和开放观念一般较薄弱，成为市场建设的思想障碍。西部地区进行市场建设，必须转变这些落后的观念。山西人的封闭观念也是较浓厚的，如太原开放内陆口岸后，出口货物均是邻省转动的货物，山西的诸多进出口企业竞无一家利用这个口岸，仍然是按过去的思维定势，远途运输去天津口岸。观念的解放是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必须补的一课。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的市场必然对诸如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商品仓储等基础设施有较高的要求，而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力量薄弱，建设欠帐多，基础设施建设是落后的。山西近几年狠抓交通通讯设施建设，以太旧高速公路为主的高速交通体系的建设，大大提高了山西交通运输能力，有力地缓解了过去因运输瓶颈而对山西市场建设的制约因素。但基础设施建设任务仍然很重。特别是要随着现代商品交易形式的出现，要有更完善、更现代的交易设施。如荷兰的花卉拍卖市场，就是集高科技、现代化于一身的规范化、高效率的交易市场，其交易设施规范可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交易市场作借鉴和参考。

完善市场法律建设，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有关，西部地区的市场主体行为存在着更多的不规范之处，诸如交易欺诈、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欺行霸市等行为明显超过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因此，进一步完善市场法制建设，保障市场的有序运行就显得十分重要，特别是在各类流通组织的市场准入规则方面、交易规则方面、市场中介组织的服务和管理规范方面相关法规有待完善和提高，其内在要求是等价交换和公平竞争。

政府部门深化改革，从政策上为市场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特别是生产资料市场建设、要素市场建设等方面，涉及到政府政策的改革和完善，需要劳动人事管理制度、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国有企业资产管理制度、住房制度、金融管理制度等方面的配套改革，制度、体制方面没有大的改革突破，就会从根本上制约要素市场的推进步伐。4西部发展“瓶颈”及成因

(1)西部发展“瓶颈”

中国西部贫困地区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较低层次，处在中国扶贫宏伟系统工程的攻坚阶段，共同特点是：资源比较丰富但开发度低、难度大，经济落后。固然有不少有利条件——资源开发、固定资产存量利用、改革开放的潜力大，但也面临不少制约因素，在西部地区的经济活动中，常会出现许多相互矛盾而令人困惑的现象。

人口与素质是制约西部地区脱贫致富步伐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人口增长过快；另一方面人口素质降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茵教授1981年在费城曾对中国访问学者说，中国经济有两大问题，一是农业；二是人口。如果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人口控制住了，这个国家就了不起。日本《读卖新闻》指出：中国每年新出生的人，相当于一个东京都的总人数，罕见的人口压力如不能解决，制定任何美妙的经济计划，大概都只是画饼充饥。中国有许多世界之最，而当今“之最”中的之最就是人口。有人估计，到2005年，中国仅仅为了填饱肚子，每年至少得增加9000万吨粮食，而那时中国人均自然资源下降1/6。人口和农业问题，与其说是中国经济的两大问题，不如说是中国西部贫困地区的两大难题。当前，粮食不足，人均资源不足，资金不足，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主要是人口过多、素质过低的结果。人口压力首先会产生生态压力和资源匮乏，导致过度的开荒、耕作、放牧和环境破坏，然后又转化为经济压力：产量低、效率差、失业、分配困难等；接着又转化为社会压力：饥饿、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低、教育困难、道德败坏、管理混乱等。Ash,R·中国农业部门：90年代工作与政策困境·中国季刊，131期

资金短缺是当前制约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西部贫困地区，一方面资金严重缺乏，另一方面银行贷款乃至扶贫资金寻不到适度开发的投资项目；一方面许多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另一方面银行又有大笔款项拆借到外地，寻找高投资回报率。越是穷的地方，越是需要脱贫起动资金的滞后农村，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潜力越小、能力越低，借钱发财的本领越弱，开发增殖的冲动越小。虽然发展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乡镇企业是摆脱区域贫困的必由之路已成为共识，但由于资金紧缺严重制约着刚升温的脱贫致富。一是新的“半拉子”工程大批出现。二是停产企业大量增加。三是大批有市场有效益的好项目无法上马。四是新的“三角债”形成，使许多企业因贷款回笼难而陷入困境，严重影响了企业正常生产。由于信贷紧缩，乡镇企业贷款往往被固有商业企业、银行和其他企业大量占用。在经济活动中，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商业信用被破坏，使“欠债有理，欠债有利，欠债拖欠”现象又有抬头。

人才缺乏是制约西部脱贫致富的关键因素。人才是一个广义概念，既包括自然科学，又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没有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即使有了资金，也不能合理使用，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有限资金和资源的最大效用，取得最大效果。有了驾驶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没有资金可以引进，没有设备可以购置。在贫困地区的人才拥有和使用方面，也同样存在着相互矛盾和令人困惑的现象：一方面人才严重缺乏，另一方面人才闲置不用或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国家动员科技人员支边、扶贫，另一方面又出现科技人才逆向流动。人才缺乏和流失，是西部地区关键制约。中国一切有关战略西移的设想，全国尚未解决温饱的4000万贫困人口扶贫攻坚计划目标的实现，都要考虑这样一个事实：“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趋势难以扭转，“孔雀东南飞”的现象仍在继续，越是在改革、开放、竞争、发展条件下，中国东西部的差距越有可能进一步拉大。这是在经济规律作用下表现出来的人才流动趋势，也是在现代社会条件“无才则衰，有才则兴”的具体体现。

交通运输邮电通讯落后是西部脱贫致富的“瓶颈”制约。西部一些自然条件差的老少边山穷困地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对于以“物流”、“人流”、“信息流”、“价值流”为载体的商品经济发展，是关键制约。从经济角度看，交通功能是运输，运输功能是交换，邮电通讯功能是传递，传递载体是信息；没有运输就没有交换。落后地区运输困难的约束，意味着对商品交换总量和频率的严重束缚；意味着任何产业的发展，都将承担一笔较发达省份高昂许多的“交换税”，使起点差距极大的落后地区产业发展处于不平等竞争地位。老少边山穷地区远离城市和物资中心、漫长的运输距离和交易半径，意味着任何产业发展和产品价值实现，都要比发达地区付出高昂的运输成本费用。问题的关键在于，交通运输对商品交换的约束，只是在平均意义上；而不同的商品相对相同的运输条件，都具有物质、价值和信息含量的不同结构。一次通过运输的交换活动，是同一事物的同一过程，以上三个不同的“含量”关系，可用三者之间的相对关系说明。即同一重量的货物，可以含有不同的价值量和信息量；而同样单位的价值量或信息量，也可以通过不同重量货物实现。从财务指标说，只有货物所包含的价值量大于运输成本，才算是绝对意义的“没白运”。从获得信息量的目的出发，则意味着在相同运输成本和实现相同价值的条件下，实现的信息传递越多、越丰富就越合算。从社会消费需求的物质量来说，往往越是价值和信息含量低的商品，消费寿命(即一次性消费与多次性消费。次数越少，寿命越短。）越短，社会需求的物质量越大，同时对交通运输条件在量上的要求也越大，比如为了运粮食，不少落后地区都动用了大量汽车，仍嫌运力不足，满足不了社会需要。如果运进同样价值量的钻石，恐怕这些路和车都成了闲置之物。由此可见，交通运输落后，对商品交换的约束，只是在物质层次上。在价值流、信息流层次上，正确的产业方向选择，完全有可能相对超越运输条件约束。西藏50％以上的进藏运力都在运输购销倒挂的粮食，另外大部分运力，则忙于“进口”砖瓦灰石一类的基建物资。运输产品结构层次太低，既是运力紧张原因，同时也是运价低、交通运输无法发展原因。

落后的观念是西部脱贫致富的关键制约。如果说客观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那么落后的思想观念和经济行为，则加剧了宏观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之于客观条件，落后观念比“穷山恶水”更为可怕。长期以来，禁锢着贫困地区人们头脑的“守贫”思想和落后观念，归纳起来，主要有十个方面阎文学、毋青松·贫困地区应破除十种旧思想·经济探索，1987年7期。：人穷志短的依赖思想。在过去较长时期对贫困地区实行人道主义，采取的是单粮单钱的扶贫办法，结果救饥没有救贫，扶贫没有扶志，使一些特贫地区养成了依靠国家和政府救济过日子的依赖思想。无所作为的懒汉思想。通过对贫困地区的调查分析，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贫困与懒惰紧密相联，甚至形成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一般说来，贫困落后地区的群众多有一种无所作为的懒惰思想和习惯，在脱贫致富上懒于动脑动手，不愿在开发头脑资源、智力资源上下功夫，不选择以智力开发人力、物力、财力，并以物力、财力的增强发展智力的开发模式。宁愿在丰饶的资源上捧着金碗、银碗讨饭吃，也不愿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上动脑筋。由此限制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宁愿一块穷，不愿个人富”的平均主义思想。自古以来流传着“不患贫而患不均”经典平均主义思想。这种否定差别、排斥竞争的保守思想，在落后农村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根深蒂固的影响。历代农民起义都打着“均贫富”旗号，反对地主阶级的统治剥削。解放后，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广大群众把“一大二公”、“按劳分配”、“同工同酬”、“普遍贫困”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党中央制定的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难以在贫困落后地区得到贯彻落实，谁先富受嫉妒，富裕人家怕露富。由此，制约了农村地区先富带后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思想。在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西部老少边山穷困地区的农村，仍然存在着以家庭为生产和消费单位。从事着“小而全”的传统经营方式，产品的自给率高，商品率低。从而导致群众的商品观念、市场观念、信息观念、时间观念，价值观念、效益观念等都非常淡薄。制约贫困农村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由“小而全”向“小而专”、由家庭小生产向专业化大生产的转变。怕担风险的胆怯心理。在扶贫工作队从科技上扶持困难户发展商品生产过程中，普遍发现贫困落后地区群众既有怕承担投资风险的胆怯心理，又存在着家庭工业产品不能占领大市场的自卑心理。束缚了广大农户发展家庭工业、自我创造发展机遇的信心和勇气。因循守旧的落后观念。贫困落后地区的群众，在长期的自然经济环境中养成了一种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年复一年地固守落后生产方式，害怕变化，躲避变革，排斥新的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和推广。虽然农村闲置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但不想在农业和农村以外寻求发展空间，总认为弃农经商不光彩，离土离乡进城务工是不务正业，只有种地才是“守本分”。并且种地也要按照传统方式耕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贫困落后——因循守旧——贫困落后。要引导和扶持贫困落后地区群众走向富裕道路，必须打破传统的因循守旧思想。固步自封的落后观念。贫困落后地区生产力水平低下，长期的粗放经营，耳儒目染的传授方式，使农民感受不到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在农业生产中的重大作用，形成轻视知识和科学技术的愚昧落后观念。在群众中流行的“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的顺口溜，是这种愚昧落后观念的真实写照。在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固步自封的愚昧落后观念成了贫困落后地区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实现农业翻番、农民脱贫致富的思想障碍。华而不实的“浮夸风”。中国是一个饱尝“浮夸风”苦头而又难以铲除劣根性的国家。见怪不怪的是，富裕地区怕露富，穷困地区怕露穷，实事求是难落实。改革开放给贫困地区干部新“浮夸风”提供了机遇，酿造了机制。分灶吃饭的财政扶贫包干制和弹性很大的干部任期目标考核制，滋长了干部的不实之风。一方面，在向上级有关部门申请扶贫款项时，千方百计把贫困状况说得极其严峻；另一方面，有些干部为了向上级领导表明自己工作政绩突出，显示自己有办法、有能力，取得领导的信任、重用和提拔，在口头或书面反映本地的情况时，总喜欢采用“自我纵比法”，纵比起止时间乐意用“时间延伸法”，在估计本地的形势时习惯用“莺歌燕舞”来形容。“自我纵比法”是一种“自我安慰法”，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时间延伸法”是一种成绩虚增法，实际上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浮夸风”，风趣地说，也是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中国老百姓吃够了浮夸苦头，贫困落后地区的群众不欢迎这种自我纵比，沾沾自喜，稍有成绩就吹嘘的干部作风。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扶贫开发的目标和任务确定之后，干部及其作风就成了决定因素。不能把此种决定因素转化成扶贫开发的制约因素。落后保守的小生产意识。凡贫困落后地区，小生产意识较强，其具体表现是，目光短浅、思想狭隘，在生产技术、投资决策、新产品开发等方面，左顾右盼，瞻前顾后，总是看到别人干什么，才肯干什么；别人没干的事情，自己不敢去干。即使在农作物的种植上也是别人种什么自己种什么，连别人试验成功的良种，没有在本地本村大面积推广之前，也不敢去采用，使传统的生产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缺乏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目标的经营观念，制约了贫困落后地区的市场发育和可持续发展。“温饱即安”的自满自足思想。在自然环境恶劣的西部老少边山穷困地区，闭塞的交通和信息，狭小的活动半径，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抑制了群众的消费欲望，形成了“温饱即安”的心态。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满足于“吃得好，穿得暖，有零钱”，把“盖新房、娶新娘、吃细粮”作为最大目标追求。这种“温饱即安”的思想束缚了人们的进取心和求富欲，制约着西部贫困地区的资源开发和可持续发展。

保护主义政策妨碍了西部地区的企业进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贫困落后地区在由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换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扩大商品流通，引入竞争机制，另一方面又人为地设置重重关卡和围墙。本地生产的农副产品在外地有销路、有市场，且能卖得好价钱也不许“肥水外流”，外地物美价廉的工业品也不容易打进来，害怕冲击本地的落后工业和落后企业。这种受小生产观念影响形成的地区保护主义门槛政策，从短期看似乎可以缓解困难，但从长期看却压抑了贫困落后地区农民发展市场经济的积极性，妨碍了工业、乡镇企业的进步，致使闭塞落后的状况得不到根本改革。

贫困开发受到“二元结构”的制约。中国正处在由“二元经济”向“现代一元经济”转换的过程中，对于西部贫困地区来说，一方面要求加快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另一方面贫困开发的空间结构又很松散（城乡联系松散、军工与民用、产业之间的联系松散），二元经济反差特别大。有不少大型企业是孤岛式的“飞地企业”，附近大片古老落后的农村沾不到工业化实惠。实行市管县以后，数十上百万人口的大中城市还叫苦说：“小马拉不动大车”。城市实力有限，对农村的辐射力、扩张力和吸引力不强，农村自然经济保护层又很厚，习惯势力强，惯性大，城市辐射和农村接受辐射的机制没有形成，功能作用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从而制约了贫困开发进程。

贫困开发受到总需求相对不足的制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指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生产就没有目的。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创造出生产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71，第14页西部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除了其他方面的制约因素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即人均占有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外，落后地区投资需求不足，是对总需求发生约束性影响的另一个方面。贫困落后地区一方面是惊人的贫困，导致总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又受传统文化影响，产生不合理消费。或者说是一种惊人的浪费。越是穷困、愚昧、落后地区的群众，越缺乏正确的消费指向，多年从喉咙里抠下来的积累，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而是用在红白喜事和祭祀鬼神的铺张上；把做买卖和出售剩余产品看成是见不得人的丑事，认为无偿赠予才是慷慨大方，妨碍了生产性投资规模的扩大，影响了贫困开发的进程。

总之，西部贫困地区经济运行的制约因素很多，封闭的格局没有根本打破，“贫困落后——封闭保守——更加落后”的恶性循环还在老少边山穷困地区继续存在，市场机制难以形成，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竞争观念难以增强，经济效益难以提高。缺乏资金与技术，固然是妨碍西部贫困地区经济开发的重要因素，但解决的前提和途径，在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实现由封闭性自然经济向开放式商品经济转化，由传统计划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关于西部贫困问题的研究，既有历史回顾，又有现状客观描述，更重要的还是对导致西部贫困的成因进行系统分析，以求找到破译西部贫困的“密码”，研究和制定脱贫致富的良策。西部贫困是全球性问题，世界通病，是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探究产生这一复杂社会现象的多层面原因问题，也就成了贫困研究者不得不啃的“酸果”了。贫困的掣肘与成因，实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从不同层面探讨制约西部贫困发展与导致贫困的原因。

(2)自然原因和历史原因

贫困的自然原因。自然条件差是造成贫困地区贫困的前提性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二，区位上的边缘性和山区内的分散性。据有关资料，目前西部地区近400个贫困县，绝大多数地处与邻国交接的边界上或省区之间的边界地位，地势险峻且多离中心城市。按汽车行程计，从贫困县城至最近的大中城市，短则一天半日，长则三五天不等。这种区位边缘性的影响，又由于贫困县内人口和经济活动空间高度分散性而被进一步放大。其不利影响有四：一是任何连接贫困地区与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所需投资都十分巨大，使本来就囊中羞涩的贫困地区望而却步；二是县内的教育、卫生和能源等设施难以形成经济规模，通常是建设的设施利用率不高，很多有需求的人却又进不来用不上；三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高。一方面限制了正常活动的进行，农民非常希望子女读书，可是学校离家远又不能提供寄宿条件，小孩每天得起早摸黑赶一二个小时路程，学生家长担心受累，坚持不了一年两载只好辍学；另一方面则严重影响贫困地区商品的竞争能力，即使是同样成本含量的可比产品，加上沉重的运费，难与外地同类产品竞争，贫困地区的厂商难以用同样的费用及时取得市场信息；四是由于不发达地区的边缘、分散和贫穷，造成既缺乏与其他地区争夺人才的经济实力，又缺乏吸引所需人才的区位魅力。区位条件差，人才难招进，分配的人才难留住，即使拥有丰饶的资源，也难以摆脱贫穷的困扰。

其二，地形的复杂性和气候的恶劣性。西部地区地势较高，高山、高原多，共有山区、半山丘陵县601个，占全国39％。这些地区海拔大多在1000米以上，有的3000米以上。除云贵高原外，多属于干旱半干旱农牧区。西北各省区年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大都存在干旱危机。干旱缺水是西北地区长期贫困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据农业专家研究和多年生产实践证明，每生产1公斤小麦需要水1000～1500公斤，1公斤水稻需水2000公斤，1公斤棉花需水5000公斤，每生产1公斤牛肉则需15000公斤的水所生产的饲料。从一定意义上说，有水才有生命、粮食和农牧业。开发西北地区不解决水的问题，无论是农牧业或工业都将一事无成。西部地区的开发不仅受水制约，而且受恶劣气候影响。除西南省区外，大部分地区年积温在摄氏2000～3000度以下。植被差，森林覆盖率低，特别是宁、青、新三省区覆盖率只有0．3～0．9％，干旱和风沙威胁很大，沙漠化日益加剧。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的水土流失也很严重。据估计，黄河平均每年输沙量为16亿吨，长江5亿吨，大部分来自西部地区。该区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的40％。不利的自然条件，不仅影响了本地区农牧业生产发展，也使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受到不利影响。

贫困的社会历史原因。对贫困地区原因分析不能割断历史联系。贫困落后地区之所以难摆脱贫困，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由旧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沉淀下来，并支配着劳动者行为的旧传统观念或意识，对社会生产发展起着顽强的抗拒作用，以致国家输送的科技人才和资金难以取得应有效益，后进民族地区比先进地区严重得多。解放前，由于种种原因，各少数民族处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如布朗、独龙、怒、佤、赫哲等少数民族仍残存某些氏族公社遗迹，生产工具相当原始、简陋，铁制工具不足，木制、竹制、石制和骨制工具同时并存，“刀耕火种”仍是主要耕作方法，物物交换占主导地位。部分彝族、珞巴族停留在奴隶制社会，藏族大多封闭在农奴制社会形态，手工业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无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当然也有一些少数民族进入封建社会并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接近或相当于汉族的生产力水平。解放后，在党和政府关怀下，少数民族从不同的社会形态向社会主义过渡，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然而后进民族地区却有相当多的群众仍然保持与原来相去不远的生产力水平，沿用古老、落后的生产工具，有些民族地区甚至还保留着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指出：“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活动的产物。……单是后来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当作原料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联系，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社会关系的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第321页近50年来，国家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后进民族地区巨大支援，也没能有效地改变旧生产方式。这表明，落后民族在国家或先进民族地区的帮助下，通过努力，可以跨越某种社会发展阶段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过渡，使生产关系发生“突变”。然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会因为生产关系的“突变”而“突变”，生产力的变革有其自身固有的规律性，它是一个“渐进”过程，在后进民族地区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诸因素中，由旧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沉淀下来，并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旧传统观念或意识，对落后地区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潜移默化的、顽强的抗拒作用。

在西部民族地区，教育这种通过文化科学知识传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手段难以取得应有效果。越是贫困落后地区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越低，越是文化素质低的群众也就越不重视教育投资的重大作用。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经焉仍然从前辈那里获得，致使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得以延续下来。科学技术或先进生产方式在后进民族地区推广受到传统习惯阻碍。特别是在牧区，科学养育、合理畜群结构、改良畜品种、牲畜人工授精技术等在部分少数民族牧民中难以推广，他们仍然按照传统习惯从事“靠天养畜”的畜牧业生产，养长寿畜的现象仍较普通，缺乏商品经济的成本观念、核算观念。正如列宁精辟指出的：习惯势力是一种很可怕的势力。传统的游牧方式每年冬春造成牲畜大量死亡，有些牧区的死亡率甚至超过了出栏率。如在云南景颇族山区，人们认为刀耕火种是阿公阿祖传下来的，是景颇传统，旧生产方式沿袭至今。鬼神旨意仍然是部分少数民族的精神支柱。在宗教思想束缚下，一些人宁可节衣缩食甚至讨饭也心甘情愿把一年劳动所得捐给寺庙；杀牲祭鬼的陋习在部分落后民族地区仍相当盛行，以至使正常的生产生活受到影响。在封闭、愚昧、侄梏的环境中搞贫困开发，就象在隆冬气候环境下搞育苗、栽培一样，几乎不可能。

总之，越是自然条件差的贫困落后地区，习惯作用越大，传统观念越根深蒂固，越难以冲破旧习惯势力束缚，突破贫困的循环难度也就越大。

(3)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毛泽东选集》卷4·人民出版社，1968，第277页可从外因和内因两方面分析西部贫困地区形成的原因。

贫困形成的外部原因。首先，西部贫困地区的成因在于国家对该地区扶持开发的资金和物资相对不足。很难想象，在那“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的茫茫戈壁滩、高原、高山、高寒区生活着的群众，如果没有国家扶贫，又怎能谈得上解决温饱、摆脱贫困呢？长期以来，党和政府为了帮助西部老少边山穷地区的群众战胜饥饿威胁，每年投入大量扶贫救济资金和大批物资。从绝对量上说是巨额的。在高度集中管理的计划体制下，国家的扶贫经费是无偿的。从1985年开始，国家每年用于贫困地区的财政、信贷资金和物资均超过了50亿元。如果再把各级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和物资加在一起，估计全国每年用于扶贫的资金和物资不少于100亿元。这100亿元的扶贫资金和物资，如果再被贫困人口（按可比价格计算，1985年的200元贫困线相当于2000年的600元）以平均，每个贫困人口平均占有的扶贫资金和物资的货币表现只有172元。再将172元平均分配到12个月，每月每人仅有14．3元。这些相对不足的扶贫资金和物资，不要说用于改善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方面的基本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也不必说用于老企业技术改造，甚至连糊住贫困地区群众的口也难以保证。因此，对于自然条件差、环境恶劣、交通闭塞、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贫困落后地区来说，扶贫资金和物资相对不足是外部原因之一。

其次，环境恶劣也是形成西部贫困的外部原因之一。主要包括自然、社会和经济三大环境。自然环境对西部贫困地区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在前面曾谈过。社会环境对西部贫困地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比如社会文化环境，贫困地区文化观念不强，文化设施落后，文化投资不足，文化团体太少，进步、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和精神产品少，不利于启迪人们的思想，更新人们的传统观念。再比如社会舆论环境，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中国经济活动和经济生活出现了许多新变化，资源配置市场化，市场主体多元化。竞争日趋激烈化，利益目标明朗化，利润追求最大化，在新形势、新冲击、新挑战面前，扶贫开发的舆论环境被利益主体追逐自身利益的扩张力污染和淡化，影响金融部门对贫困地区扶持资金的意识和责任。从区位环境来讲，老少边山穷困地区无法与沿海和近临中心城市的农村相比拟。在“地无三里平”、海拨几千米沟壑山区，又怎能与中心城市平坦如镜的水泥马路所能提供的运输条件相比呢？密布在中心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区，可以利用城市提供的外部有利环境，加快当地经济资源的开发进程，节约开发成本费用，提高产出效益，实行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与此相反，老少边山穷困地区不具有如此优越的开发环境。地不平，路不通，战线长，人分散，急需的资源和原材料运不进，营销的农副牧产品运不出，信息含量和价值含量低的产品，经过遥远的运途之后再进行交换，其结果是产品价值低，交易成本高，收支相抵得不偿失，由此造成“富饶的贫困”。

贫困形成的内部原因。分析贫困的成因，不能仅从外部条件和环境来分析，陷入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必须把视角和注意力着重放在贫困的内因上。贫困来自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恩格斯在经典《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有一段最著名的论述：“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6，第296页尽管对贫困成因的分析，还抽象不到社会制度变革和社会形态交替的理论层次上，但恩格斯论述中阐明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为分析贫困成因提供了思想指导。

农业经济学家陈吉元教授应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的邀请，赴危地马拉参加有关食品、营养问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向会议提交了题为《商品化——脱贫致富的关键》的论文。分析了中国大陆农村贫困地区分布状况，并对贫困地区的经济特征、贫困产生的经济根源以及脱贫途径等问题提出独到见解，主要论点如下：第一，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和中间地区的差距，不仅是生产效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准的差距，而且包括市场发育、商品化程度、文化观念在内的整个经济进化过程历史阶段的差距。第二，与发达地区相比较，商品率不高和经济封闭性，是贫困地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特征，无论从整体还是个别地区看，都是如此。第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严重阻碍着经济发展，是一个地区长期陷入贫困的经济根源。封闭的自然经济长期存在，是多种因素，包括经济、政策和观念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第四，提高商品化程度是脱贫致富的关键。商品化是扶贫工作的中心环节，把握住这一点才能抓到根本，避免扶贫工作流于形式陈吉元·商品化——脱贫致富的关键·1989年危地马拉国际粮食政策学术交流会论文。

西部老少边山穷困地区的生产交换方式，和发达国家以及富裕的“亚太四小龙”地区无法比拟，也远远落后于国内发达地区的农村。不能仅用云南景颇山区沿袭“刀耕火种”传统生产例子说明所有贫困地区的生产状况，对于从事林、牧业生产的贫困地区来说，既不需要“刀耕”，也不需要“火种”。但“刀耕火种”不仅限于云南景颇山区，在云贵山区也有一定的代表性。西部贫困落后地区至今从事自给自足的传统小生产方式，不足为怪。广种薄收，单一经营，粗放管理，靠天吃饭等是其共性特征。在传统小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力构成要素都是低水平的。首先，从构成生产力的三个实体性要素来看。排在生产力实体性要素之首的是劳动者素质。囿于小生产方式下的劳动者，普遍受教育程度低，文盲半文盲占有相当比例，与现代社会化分工和生产无缘。区位边缘，交通闭塞，观念上的封闭，经济上的贫困，使生活在小生产方式下的群众养成了排斥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有价值的商品信息，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式生活方式，生产技能难以大幅度提高。劳动资料（也称劳动手段）是构成生产力的第二个实体性要素。局限于传统小生产方式下的基本劳动资料，则是简陋的手工生产工具，如镰刀、锄头、木犁等；此外就是土地、山林、草场等。劳动对象是构成生产力的第三个实体性要素。与前两个实体性要素相联系，贫困落后地区的劳动对象，既不可能是技术含量高的高、精、尖产品，也不可能是价值含量高的工业品，而是一些农林牧副类的初级产品。马克思在宏篇巨著《资本论》中明确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4，第44页但象贫困地区素质低的体力型劳动者和简陋的手工生产与土地结合，能和发达地区高技能的智力劳动者与现代大机器高层次结合产生同样的经济效果吗?绝对不会。前者生产规模狭小，手段落后，效率差，产品加工链条短、层次低，相应地技术、信息和价值含量也低，在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中总是处于不利境地；后者则相反，生产规模大，手段先进、科学，效率优，加工链条长、层次高，其技术、信息和价值含量也高，因而在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中总是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总之，贫困原因千万条，落后的生产方式、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是最根本的一条。

贫困落后的本质规定是人的素质差。生产方式落后固然是贫困的根本原因，不过生产方式落后是在最高和最抽象的理论层次来进行静态分析的。如果进行动态的深入分析，就不难发现，生产方式落后和生产力水平低下，在于人的素质差。现实生产力高低体现着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小，而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能力的大小又由人自身素质高低决定，因此人的素质是现实生产力的主要支点。贫困地区人口素质差的原因，同样由先天和后天两方面构成。贫困地区人的先天素质差，主要表现在“弱智”人口所占比重过大。造成“弱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是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据对西部最贫困的109个贫困县调查，有血吸虫病、克山病、大骨节病、气中毒等主要地方病94种，占86 3％，贫、病、愚交加使贫困地区人力资源优势锐减。除了自然因素中的水质和生态环境对人的影响外，后天人为因素对人的“弱智”影响也是很大的。由于西部老少边山穷困地区，地僻人稀，婚配圈子狭小，同村人之间的婚配比例高，近亲婚配、换亲、娃娃亲、买卖婚姻屡见不鲜。这种落后乃至违法的婚姻方式，加上后天不利的社会经济环境，严重影响了贫困地区的人口生理素质。中国社科院赴贵州毕节山区扶贫的干部形象地说：这里有许多是“六七八九部队”(即六成痴呆傻、七成痴呆傻、八成痴呆傻、九成痴呆傻）成员。低劣的人口素质，不仅不能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而且还会单纯地消耗掉大量物质生活资料，既构成所在家庭的精神和经济负担，又给社会带来压力。低人口素质占相当比例的贫困山区，又怎能不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呢？“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和“越傻越生，越生越傻”的恶性循环难以遏制！据有关资料，西部处于生育年龄的傻女人有56万，大多成了因穷娶不上老婆的男光棍的婚配对象。傻女人所生的后代，多患有各种遗传性疾病，智商普遍低下。素质低不仅表现在人的生理素质方面，而且表现在人的文化技术等社会素质方面。由于经济贫困限制了教育发展，教育落后使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十分低下。据1999年统计，西部近400个贫困县中每万人文盲、半文盲人数为2000人，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为4000人，这种文化低质状况在地处边远偏僻的贫困地区尤为突出。在秦巴山区智能低下的70万人中，2/3以上由后天造成。调查资料表明，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同劳动力素质之间存在强正相关关系。从地区分布看，文盲率西高东低。东部地区大部分省、市文盲率低于20％，而西部却比全国平均数高出20个百分点左右。例如，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13．15％、17．27％、18．47％，而甘肃、青海分别为43．92％、51．61％，西藏则高达70．17％。充分说明，东西部地区富贫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人口素质。更值得注意的是，西部省、区，目前人口文化素质与过去相比，出现下降趋势。以青海省为例，1987年全省12岁以上人口文盲率为36 81%，1999年却上升到41 61%。尤其令人担心的是，12～19岁青少年中，文盲半文盲人口占该年龄组人口的比重为38 41%，比1987年上升了0 43个百分点，90年代以来又出现一批新文盲。形成了贫困——受教育少——人口素质差——更贫困的恶性循环。资源的富饶并不等于富裕，资源的贫乏也不等于贫困，关键在于人的素质。

贫困的关键成因是没有建立起自我积累机制。制约西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直接原因是资金不足。如果西部贫困地区有较充足的资金，就能够增添对教育科研方面投资，提高人的素质；增加对农业、工业、建筑业等方面投资，提高支柱产业的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增加对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电力等方面投资，解决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总之，资金是加快西部脱贫致富步伐的基本前提。西部贫困地区资金短缺的主要原因是自身积累不足。过去，由于国家对贫困地区采取“输血”政策和救济式扶贫方针，弱化了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形成“等靠要”型的积累机制，使贫困地区患上了败血症，只输血不造血。形成贫困地区“等靠要”型积累机制的原因及其特征是：外部资金的输入构成这种积累机制的主要来源。由于经济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产品商品率和交换率也低，自然人均收入水平低，货币自积累率低，财源增加缓慢，财政收支缺口越来越大，扩大再生产主要靠国家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贫困县财政赤字较为普遍。目前西部贫困县中有70％是赤字县，少则几百万，多则2000万元以上。据初步统计，目前西部贫困县累计财政赤字约25亿元。由于财政困难，收入缺口大，建设资金严重缺乏，有限的资金基本上用于人头经费开支，是典型的吃饭财政，形成“负债经济”。贫困县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本地经济发展，形成“经济落后→收支逆差→资金短缺→投入不足→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陈吉元·冲破贫困的循环·经济纵横·1993年1期

贫困山区贫困的主要成因是封闭。在西部贫困地区地型分布上，贫困山区占有较大比重。在西部贫困地区划分的6大类中，4大类属于山区贫困类型；在21个亚类区中，有16类属于山区贫困类型。西部贫困山区的贫困原因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在众多因素中，主要因素就是封闭。

西部贫困山区的封闭带有多层次相交叉特点：从空间上看，一方面是贫困山区本身与山外隔绝，形成一个区域性的自封闭圈；另一方面，在山区内部封闭圈的各个经济单元又互相隔绝，形成一个个小封闭圈。从时间进程看，贫困山区的封闭表现为发展的迟缓与停滞，与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不协调。如果说整个社会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那么，贫困山区的封闭只不过是整个封闭社会中更为封闭的组成部分。贫困山区的时间进程与整个社会的时间进程视为同质、同轨、同步；当贫困山区外部的社会经济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成为开放性经济，那么，贫困山区的封闭实质上就表现为与时代发展进程不同质、不同轨、不同步。从这个意义上说，封闭性贫困山区经济的存在，是中国经济尚处于“不同质的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原因和特殊表现。从内容上看，贫困山区的封闭不仅包括经济封闭，而且也包括文化、观念意识、人际关系、信息交流的封闭。经济封闭是基础，而文化、信息、观念意识和人际关系封闭反过来又强化了经济封闭。如同贫困地区贫困由多种原因形成，贫困山区的封闭也由多种原因造成。概括地讲，形成封闭的主要原因是贫困山区内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所酿成的商品经济不发育；主要症结在于社会分工的不发育，而社会分工不发育的首要原因是人口居住的极度分散化，使社会分工缺乏内在动力和物质前提。马克思认为，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是社会分工的物质前提。法国学者列凡塞尔曾提出经济发展程度和人口密度之间存在对比关系：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0 02～0．03人为渔猎时期；每平方公里0．5～0．7人为畜牧业时期；每平方公里40人以上为耕作业时期；每平方公里160人为工业时期；如果人口密度更大则为商业时期农牧渔业部·贫困与发展·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第53页。据测算，山区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约为68人。贫困山区的人口密度显然低于山区的平均数值。越是深山区、高山区，人口密度越低，也就越贫困。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相对概念。交通、通讯的现代化，将使那些人口较少的国家也能有比较密集的人口。列凡塞尔上述对比关系的不足之处在于它忽视了交通、通讯对人口密度的重要制约作用。马克思认为，人口密度是相对的。人口较少但交通工具发达的国家，比人口较多但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国家有更加密集的人口。例如，美国北部各州比印度的人口更加稠密。西部贫困山区，不仅每平方公里居住人口的绝对数值小，居住分散，“三户一村，五户一庄”，而且交通阻塞、通讯落后，恶化了居住人口的极度分散化，本来已很低的人口密度更低，使得散布于大山之间的小山林更显得孤立、分散、封闭。据有关资料，四川省有792个乡和50％的村不通公路，基本上都属于贫困山区。甘肃定西县叶窝村，5口人家居于高山之上，把猪赶到食品站出售，需要花费2天时间，交通艰难，可见一斑。在人口居住极度分散、交通阻塞、通讯落后的贫困山区，很难形成经济意义上的社会分工。阻塞的交通、落后的通十分狭小的空间地域、居住人口数量稀少且极度分散的情况下，脱离耕地独立从事手工业的艺匠难以产生，更不用说专事流通的商人。商人的形成需要具备以下条件：首先需要有消费欲望和支付能力的顾客数量，其次是适销对路的商品数量，再次是可供商人和顾客进行交易活动的固定场所。而在贫困山区，方园数里，廖廖数户人家，这种人口密度，很难产生任何意义的社会分工。为了生存，只能采取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不但商品流通难以产生，就连物资交换也不多见。同时，囿于人口居住的高度分散，加上交通通讯的极端落后，地域内外的人们连见面都感到困难，更不用说信息交流、思想交流和观念更新。同一活动区域内基本相同的生产方式必然带来基本相同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阻碍社会分工发育，形成封闭→落后→贫困→封闭的恶性循环。

当然，西部贫困成因来自多方面，还可从经济成因与非经济成因、直接成因与间接成因等方面再分析。二、区域经济理论1区域经济发展论

(1)概述

对区域(region)这个概念作出明确的界定和定义，是研究区域经济问题的基础之一。但是，由于区域实在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而且相对性极强的概念，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和分析各种不同的区域，因此，经常就连地理学家也很难给区域一个明确的界定。甚至有些地理学家还无可奈何地说，唯一存在的地区就是地球的表面，人类在这里安下家，这个地区实在太大。

我们经常按照自然的、经济的、行政的、历史的或一些其它方面的标准，划分为种类繁多的区域，以便于人们的观察、分析和思考。但不管怎样分类，区域的一个基本属性没有改变，美国著名区域经济学家埃德加·M·胡佛说：“所有的定义都把区域概括为一个整体的地理范畴，因而可以从整体上对其进行分析。”作为整体的地理范畴，标准的区域属性建立在对区域共同利益的一般认识之上，即区域内必有某组事物具有同类性或联系性，而在区域间则表现为差异性。由于这种关系在地区内部结构中会必然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可以把区域划分为两种，即同质区域和功能区域。

同质区域也称为匀质区域，它是根据区域内部的一致性来划分，如收入水平或农作物种类的一致性，都是划分同质区域的依据。1938年美国经济学家奥登和莫尔，曾把美国划为6个大的同质经济区。他们解释自己使用的尺度是“为尽可能多的目的，用尽可能多的指数来衡量，以达到尽可能大的同质性。”这种划分的结果往往是大规模的经济区，因而要忽略很多差别，只适用于一般性研究工作。

功能区域则是指区域所属范畴被某区形式的流动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有内聚力的空间组织的区域。在区域经济分析中，为了分析区域经济的增长与发展，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往往把一个国家分成若干个小区，每一个小区都有一个中心位置和它所服务的腹地。一个地区的经济命运依赖于其中心位置与它的腹地之间相互作用。功能区域中的一种典型的形式就是结节区域(nodal reigon)。这种结节区域类似于生物细胞或原子结构，它有一个核心及一个相补充的周围地区。一个城市与环绕它的流动人口和贸易区就构成了一个结节区域。在结节区内，主要的商业区和就业集中区与居民区。特别是郊外住宅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核心及其周围地区，哪一方离开另一方都不可能繁荣兴旺。美国的标准都市统计区(SMSAs)就是按照结节原理划定，以流动人口及城市报纸覆盖地区作为划分标准。

在各种区域分类中，同质区域和功能区域是基础。但是，在经济计划工作中，计划区域也是一种重要的区域。所谓计划区域，是指所属范围均被置于同一计划权威或行政权威之下，例如，各种行政区域就属此例。

在区域经济研究中，按照经济属性来划分区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区域经济中的区域一般都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区域经济就与行政区域格格不入。恰恰在区域经济研究中，行政区域也会受到高度重视，这是因为从本质上说，经济区域不是和行政区域完全分开，研究经济区域必须结合行政区域才能进行有效的研究。正如胡佛所说，“最实用的区域划分应当符合行政区划的疆界”。经济区域一般要符合同质性、联系性与经济管理上的合理性等要求。经济区域一定至少有一个被某种形式的流动联系在一起的经济中心。因此，构成一个经济区域的必要条件或形成要素是：

经济中心。即必须拥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经济中心作为全区经济的核心。

紧密的经济联系。这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是指经济区内组成区域经济整体的各个主要产业部门之间，要建立起彼此有机联系、相互协调促进的结构关系；另一方面则指的是组成这个经济区的各人地区之间，要在扬长避短、发挥地区优势的基础上建立起分工协作、加强横向联合的地域结构关系。

明显的全国劳动地域分工——地区生产专业化。即每个经济区都必须在全国劳动地域分工体系中，承担起能充分发挥地区优势的任务，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地区生产专业化，以利于明确它与其它经济区之间的劳动地域分工，与其他经济区建立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的区际关系。

相当幅员的连片地域和必要的物质要素。前者指的是每个经济区都必须具有由若干行政区连片组合而成、具有一定地理界限、有相当幅员的地域作为其发育、成长的必要场所、空间；后者则指应当拥有形成一定规模经济区的各项必要物质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与技术资源、生产性、社会性基础设施，以及第一、二、三各产业部门等。

区域虽然具有内容丰富的含义，但从本质上说，它仍然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来加以考察的一片地区。

既然区域是为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察的一片地区，那么，区域就必然是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区域有大有小，有强有弱，彼此相连，会发生各种关系。尤其是从经济角度考察区域，区域之间或区域内各组成部分之间都不可避免地发生联系，彼此间有积极地推动，也会有消极的摩擦和冲突。因此，必须关注对区域关系的考察。区域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区域内部的关系；另一类是区域之间的关系。但不管哪种关系，都是通过各种活动的相互作用方式反映出来的。这些关系可以分为下面几种主要类型：水平关系。区域内外的水平关系主要反映在相似单位之间竞争上，这既可以是市场区域的竞争，也可以是供给区域的竞争。因此，水平关系是区域内外对于市场或原料的各类活动的竞争，是一系列活动的组合。

正如胡佛所指出的那样，在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中，至关重要的是不同活动对于稀缺、不易开拓的地方性资源的竞争。在区域内部，由于使用这类地方性资源的新活动的不断增加，将提高这些活动的成本，这就有可能妨碍或阻止需要相同资源的其它活动的进入。因此，一个整体区域在这种竞争面前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例如，是让用水工业优先占用沿河地段，使用水源，以至造成水资源污染，还是为居民、机关的使用保留一部分洁净的水源?这是很难抉择的。区域外部的水平关系只是区域内部水平关系范围的扩大，其竞争在本质上基本 一致，都是市场区结构或供给区结构在空间上的相互排斥。由此，就决定了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垂直关系。这是区域关系中一种活动的产出表现为另一种活动的投入时所结成的相互吸引的关系。因为随着两种活动场所的接近时，转移成本就会减少，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增强对方活动的区位进行选择的吸引力。这种相互吸引所形成的关系就是垂直关系。垂直关系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后向联系，另一种则是前向联系。后向联系是针对供给性活动的相互吸引，它含有将一种活动的结果，依照操作顺序不断向后传递，使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之类的初级投入转化为最终消费产品的过程。前向联系则是指变化产生的影响通过一系列操作过程传向另一种活动，它是买方被卖方吸引的结果。受前向联系影响的在区位上必然对于价格 或投入物的供给具有较强的敏感性。例如，一座城市是否能够提供大量的外部聚集经济，包括良好的公用基础设施和服务，在地区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这就是强调基础设施这些前向联系的关键性作用的表现。

互补关系。区域活动之间存在着十分普遍的互补关系，这是由于区域效应往往都是相互之间的吸引导致。无论是区域内部还是区域外部，一种活动的增加都可能促进互补活动的增加。这种互补情况既可以表现在互补产品供应者之间的相互吸引，也可以表现为附带供给品使用者之间的相互吸引。例如，在市场区，服装生产商就发现群集的区位模式比分散更有利，图书经销商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区域之间，互补关系就更具有意义。例如，原材料生产地和产品加工地之间的互补性就是不言而喻的。

区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要了解一个大国的国民经济，不能不把它分解成区域经济或地区经济。1943年美国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就有过这样的议论：“美国经济是如此复杂，我们对它的认识是如此不够，以至我们很难全面地观察它和理解它，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明智的作法是研究它的每一局部的地方经济。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要观察和分析任一发达大国或发展中大国的经济，这种做法尤为重要。但值得指出的是，国民经济并不是区域经济或地方经济的简单累加，不能简单地以对某一区域的经济分析来取代对一个大国整体经济的分析。

以区域为主要对象，研究区域的经济活动、经济实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运行机制与基本规律，以及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促进区域经济和全国经济的良性发展，是区域经济研究的基本任务。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区域经济研究是经济学、地理学等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的区域经济研究中，一直在相对意义上使用“区域经济”概念，它既可以是一省、数省的经济，也可以是包括很大一部分国土的条形地带经济。作为经济计划工作的一部分，我国的综合性区域经济研究工作一直没有间断过。各省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对省域以及与省域有关的地区性经济研究更极为平常。但是，如何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分析和考察我国区域经济，并按市场经济精神指导区域经济发展。还只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事。因此，中国的区域经济怎样面向21世纪，怎样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既是当前现实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也是我国区域经济研究中不可回避的理论问题。

区域发展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这是因为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概念。区域经济研究的重点仅限于区域经济发展，以及与区域经济发展有比较直接关系的区际问题。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是区域经济的增长。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经济增长才是发展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

如何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过去一直有平衡与非平衡之争。平衡的方式更多的是依靠旧体制，依靠中央集权，不平衡可以更多地依靠市场，可以促进新体制的诞生与完善，但又可能引起一些社会震荡和不良反应。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全面增长的历史极好时期，这是一个全面推动我国各区域的经济尽可能快速发展的极好机会，但我们无法用过去已经习惯使用的全面行政计划方式来指导和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我们迫切需要寻找适合于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手段。经济理论工作者用比较理性的思维方式阐明这些道理，并尽可能提出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和方法，是当今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义务。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是一个具有国际性普遍意义的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各区域之间在资源赋存、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综合经济实力等方面都会存在程度不一的差异，这种差异往往表现为大国甚于小国、穷国大于富国的特点。

从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来看，经济发展过程从来就是一个逐步拓宽生存空间和梯度推移的过程。最早发展起来的主要是那些有利于农牧业的江河中下游平原地带。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城市，对外贸易的发展需要港口。城市和港口就在这种背景下成为新的经济生长点，并演变为经济最繁荣的地方。正是由于经济发展经历了这样一个历程，各个区域因为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人口密度与素质、技术水平和原有基础等历史条件不同，形成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和综合实力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和区域发展的差异，在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之所以比小国更为突出，是因为大国幅员辽阔，导致发展不平衡因素的作用范围更为广泛。当今世界上的几个发展中大国如中国、巴西、印度等国，其国内不同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都十分突出。以巴西为例，巴西的经济中心主要在东南部，尤其是圣保罗、贝洛奥里藏特和里约热内卢三角地带。这一地区的面积虽仅占全国的11%，但却聚集了全国45%的人口，6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其中对保罗一市就占全国工业生产能力的40%以上，成为南美洲最发达的地区。而占全国面积60%以上的北部和中西部地区人烟稀少，生产落后；巴西的东北部更是南美洲最贫困的地区。不仅如此，西方发达大国的发展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大西洋沿岸地区和五大湖地区是美国最早高速增长的区域，这两个地区也恰是交通发达、市场便利、资源丰富的地区，因而率先发展成为美国工业的心脏的地带。

本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J.G.Williamson)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通过对24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和1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发现“国家发展水平与区域不平等或地理差异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由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威氏倒“U”型理论：“在国家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必然会出现区际收入差异扩大和南北二元结构的加剧，而在国家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则会出现区际收入趋同和尖锐的南北问题的消失。”这一理论揭示了一国经济发展中区域差异变动的长期一般趋势，有助于我们对处于发展中的中国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问题，有一个客观理性的认识。也正是基于此，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过度差异，实现一国宏观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面协调，一直都是各国政府领导人和经济学家极为关注的内容。

80年代末期以来，世界经济的区域化倾向更为突出，经济区域集团化的特点已成为各国政府和学者关注的热点。世界经济的区域化和各国内部的区域经济发展形成的交互影响，使得区域经济这一论题的内涵与外延又有了新的发展。

我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一直十分突出。虽然在建国以后的一个时期，党和政府花了很大精力试图缩小或消除区域间的发展差异，促进各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但由于体制和具体政策等方面出现严重偏差，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和取得的成果两相比较极不对称。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注入了崭新的活力，各区域的经济发展一方面表现为普遍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另一方则迅速地扩大了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而且这种区际间的差异仍然呈现出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继续扩大的趋势。正因为如此，中国经济发展中区域发展与宏观发展如何协调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一个突出矛盾。

党的十四大以来，区域经济与宏观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就一直是党和政府高层决策领导极为重视的问题之一。特别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这一问题成为全党议论的中心议题之一。正 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十分明确地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今后15年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之一，提出“地方要自觉服从和顾全大局，遵循国家统一政策，正确运用国家赋予的必要权力，调节好本地区经济活动，促进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并把这归结到“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方面”的高度，要求全党重视。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总书记在报告中又对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述。理论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现象作出正确的阐释，并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为缩小区际差异，促进宏观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比较科学的政策依据，是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否则，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任何政策偏差都有可能再度膨胀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过度失衡，由此而造成一系列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甚至衍生为影响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大政治问题。因此，认真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科学阐释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指导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即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又具有重要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的大问题。

国外经济学家对区域经济问题的研究，有一段比较长的历史。最初可以追溯到以1826年德国农业经济和农业地理学家杜能(J.H.V.Thunen)的著作《农业和国民经济中的孤立国》(第一卷)出版为标志的区位论。但真正对现代区域经济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的成果，50年代末、60年代初主要有：Myrdal的“累积因果论”(1957)、Hirrshman的“核心与边缘区理论”(1958)和Isard的“国家干预政策”(1960)。到60年代初西方开始普遍制定区域经济调控政策。区际差异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区之间出现的普遍性问题，西方学者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与区际差异，提出了各种理论。而就产业的发展与地区布局来看，主要有均衡发展论和非均衡发展论。

均衡发展论既包括区域各产业、各部门的同步发展，又包括区域内各地区的同步发展。产业均衡发展论是以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哈罗德—多马模型、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即同时对许多项目大量投资)理论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在产业发展方面，可以使工农业，一、二、三产业，轻重工业以及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各个部门都得到平衡发展；而在区域发展方面，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是以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为代表，他们的主要观点是：任何实质性的区域差异现象都是暂时的，一定条件下，只要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资本和劳动的逆向运动可实现总体效率与空间平等的最优组合，社会不需要什么总体效率的损失。随着区际要素的区际运动，各区的发展水平将趋势于收敛，即趋于平衡。因此，他们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特别是工业生产力，通过在地域上的全面铺开，齐头并进，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均衡发展理论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对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地区来说，不可能拥有推动所有产业和地域平衡发展的丰裕资金，现实中很难做到经济地区均衡发展。从各国各区域经济开发实践来看，真正采用或有效实现这种战略的为数很少。

产业与区域不同步发展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主要有：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J·弗里德曼等人提出的“核心与边缘区理论”以及由冈纳·缪尔达尔倡导的后经卡尔多予以发展的“累积的地区增长和下降”理论(即循环累积因果原理)。这些理论都明确地指出，经济进步不会在所有地区同时出现，在资本主义市场体制作用下，不管理什么原因，一旦地区间发展水平与发展的条件出现差距，条件好的、发展快的地区(中心区)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有效的服务和更大更繁荣的市场等优势，必然具有对投资者和劳动力比周围地区更大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使周围地区或条件较差地区的劳动力、资本、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向中心地集中，并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产生更大的动态规模经济。在此过程中，尽管中心区也向周围地区施加“扩展作用”，即通过推广新技术和对原料及初加工产品的需求，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但在自由的市场经营条件下，“极化效应”的作用往往要超过“扩散效应”的作用，使区际差异加大。非均衡发展论还认为，这种区际差异是暂时的，中心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通过外部力量，来加大中心区“扩散效应”的发挥，因而，区际差异会按“倒U”型相关曲线的形状逐步缩小。

基于以上原因，非均衡发展论主张投资只能有选择地在若干部门或地区进行，其他部门或地区则主要通过利用产业间的“前后间及旁侧联系效应”和区域增长极的“扩散效应”而逐步得到发展。

这种倾斜式发展战略有利于区域内重点部门、重点地区的发展，对区域整体经济实力的较快提高也具有重大意义。然而，某种程度上，它忽视了产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倾斜过度还可能形成“产业二元结构”和“空间二元结构”，带来支柱产业过于单一或城市与其腹地的反差极大等负效应，反过来又会制约重点部门和重点地区的进一步发展。随后40多年，国际上关于区域经济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围绕三个领域展开：一是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与区域内地区间的均衡发展问题，重点研究区际关系。代表性成果主要有Friedman的《区域政策》(1966)、 Hoover的《区域经济导论》(1975)、 Isard的《区域科学导论》(1978)等。二是针对特定地区的经济开发问题研究地区发展战略和综合布局，代表性成果主要有： Hansen主编的《区域开发中的增长极核》 (1972)、Lioyd等的《空间区位》(1977)、Patnajk《第三世界国家区域开发与规划经济学》(1981)、Richardson的《区域增长理论》、以及H.H.涅克拉索夫的《区域经济学》(1987)等著作。三是关于区域经济研究中的数学模型问题。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 Brown的《区域—国家经济模型》(1978)、 Intigator的《经济模型技术与应用》(1977)。国内在文革前关于区域经济问题的研究主要受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体系的影响较深，实际工作中主要是大型工业基地区域规划和全国经济区划等方面。“文革”期间此类研究工作出现空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全面恢复区域经济问题的研究。80年代主要是针对具体区域发展战略与规划问题展开研究。80年代末，开始系统引入现代西方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展开区际关系或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联系问题的研究。近10多年来，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周起业等的《区域经济学》(1989)、陆大道的《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1995)、杨开忠的《中国区域发展研究》(1989)、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的《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1992)、陈栋生主编的《区域经济学》(1993)、《经济布局的理论与实践》(1988)、刘再兴主编的《中国区域经济：数量分析与对比研究》(1993)和《中国生产力总体布局研究》(1995)、蒋清海撰写的《中国区域经济分析》(1995)、刘树成主编的《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研究》(1994)，孙尚清主编的《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1994)，韦伟撰写的《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区域差异与区域协调》(1995)、胡鞍钢等的《中国地区差距报告》(1995)、曾坤生的《区域经济论》(1998)和《动态协调发展：迈向21世纪的中国区域经济》(1998)等著作。

国内外学术理论界对区域经济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成果，也为区域经济和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和思路，但如何科学阐释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特别是如何分析和对待90年代以来出现的区域经济差距扩大问题、为政府提供既能保持区域经济正常发展又能协调区际利益、促进人口与资源全面协调的政策依据，还需要做很多更为扎实工作。

(2)区域政策三大理论

区域经济政策，亦称区域经济协调政策、地区经济政策或简称区域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优化资源空间配置，调控区域经济发展与运行的重要手段。区域经济政策的三大理论基础是：地域分工理论、区域发展阶段理论和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

地域分工论是区域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主体是比较优势理论和地区主导产业论。

比较优势理论包括静态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静态比较优势是自然形成的比较优势。是由此区域与彼区域的差异性表现出来的。构成这种差异性的因素有：自然因素(包括气候、土壤和植被、矿产原料、燃料、动力、森林和水力资源等)、社会历史因素(民族、习惯、人口等)和经济因素。自然条件是社会物质生产的客观因素。人类的生产在任何情况下都离不开外在的自然。但客观的自然条件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有的区域自然条件优越，自然资源丰富；有的区域自然条件较差，自然资源不足。正是由于每个地区的生产要素禀赋不同，为了有效利用各种生产要素，各地区在地域分工以至国际贸易中应利用其禀赋好、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来从事生产经营，为此才能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利用禀赋差、相对稀缺的要素来从事生产经营，则会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根据上述原理，劳动力资源丰富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有利；矿产资源富集区，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比较有利；资金供给比较充分的地区，发展资金密集型产业比较有利。因为任何一种丰裕的资源的存在，都可以或是降低地区特定部门的产品生产成本，或是提高产品质量，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其结果都会增大产业利润。资源的区域优势对提高特定产业部门的利润起的作用愈大，则区域对这种部门的吸引力也就愈大。还需指出，由于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各国各地区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资本资源等方面的禀赋条件、稀缺程度和分布组合特征一般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表现出优劣并存、长短互见，彼此都有所求的特征。这种资源需求与资源分布之间存在的不对称现象，是推动各国各地区间相互依赖、互相补充的内在动力和制定区域协作和联合政策的重要基础。我们要发挥地区优势和特色，塑造新型的地域分工格局，就要合理利用静态比较优势。

动态比较优势是静态比较优势的发展和完善。其基本点是：地区比较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变的。其实质是用动态的观点来看问题，某一时期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随着时间推移，原先赖以高速增长的优势条件，不断变更以至丧失，这时就不能死抱住这种产业不放；相反，有的产业，原先发展的条件不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并通过主观的努力，不利条件向有利方面转化，发展前景看好。对这类产业，就应有意识地加以扶持、培育。新的技术和革命出现后，地区比较优势对地区分工出现了新的转机。这就是，随着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提高。普遍要求良好的生活环境，首先是良好的自然环境，包括气候温暖、风景秀丽、空气新鲜，或依山傍水，或面临海湾。同时，新兴工业对原料、燃料的依赖性较小，布局上的机动性较强，对自然条件的主要追求是温暖的天气，新鲜的空气，纯洁的水源。新兴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要求接近科学教育中心，而科学教育中心对自然环境的要求较高。因此，不少自然景色秀丽的地区成为高新科技园区。应该看到，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或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动态比较优势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力会大大增强，并成为决定产业布局、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

地区主导产业理论，这是结构理论中的基本理论。其基本点是：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各个产业在地区产业系统中的地位、作用是不同的，其中有一个或几个产业处于主要的支配地位，构成地区的主导产业和主导产业群。现代区域经济成长的过程，实质上是产业部门的成长过程。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本质上就是正确选择地区的主导产业，合理确定其发展规模和速度，以此为核心，协调地区主导产业与其他非主导产业的关系，既提高区内与区外经济上的互补性，又提高区内产业间的关联度。区域中围绕主导产业而派生的一些产业部门，一般都有较高的经济效益， 发展派生的产业即辅助产业受地方政府强烈的财政动机驱使，因而更容易形成多种产业配套发展的局面。特别是一些优势产业，是地方在国民经济中一种自我和自然选择，它同区域内的各类产业主次相依、共同发展。

正如马克思的劳动分工理论告诉我们，一定的产业总是坐落在一定的区域空间上，一定的劳动空间必然有一定的产业与之相应。区域经济是在一国范围内，以客观存在的地域单元为基础，按照劳动地域分工原则建立起来的具有区域特色的地域性经济。优势性和专业化是区域经济的基本特征。因此，区域经济政策的特定要从区域本身的情况出发，发现和认识自己在全国劳动地域分工中的地位和优势，使得政策能充分体现自己区域的优势和特色，促使区域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形成具有全国意义的专业化产业。当然，地区分工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重要的是要形成合理分工的动力机制，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故国家要从宏观大局出发，对投资与布局政策要统筹规划，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经济发展既包括产业结构演进，也包括空间经济扩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区域经济空间总是不断扩大，非经济空间逐渐变小，生产部门、生产要素、生产环境的空间结合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空间经济成长的一般过程和规律。区域经济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过程。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深化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力布局日趋合理，区域内产业结构、各项经济功能日趋完善，区域经济实力也日趋加强，这正是区域经济的成长过程。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认为，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通常经历五个发展阶段：自给自足阶段、乡村工业崛起阶段、农业生产结构变迁阶段、工业化阶段和服务业输出阶段。这是在封闭的区域经济条件下来研讨区域经济发展的。以开放程度为标准，区域经济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国内开放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和面向国际市场的开放型区域经济发展阶段。

中央政府的区域经济政策和地方政府的发展政策，在不同的时期，都会依据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情况而相应改变。从区域经济的经济功能、经济结构、组织管理形式，逐步由不完善向完善化发展，留下清晰的阶段性运动轨迹。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58年，我国对国民经济首次作了整体性区域发展规划，即划分经济协作区。这个阶段的区域政策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行政指令性。各个协作区都只是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非独立利益的部分，区际联系是靠国家通过指令性计划来实现的，区域内各种生产要素并未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二是封闭性。经济协作区之间的联系往往要通过国家的“中枢中转”，使本来就十分微弱的经济联系，更加曲折化。三是非系统性。经济协作区只是执行高度集中的中央经济计划的一种形式，协作区自身没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因此，也就不可能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区域经济政策体系。在当时的经济运行体制下，地方经济的自主性甚微，从投资、金融到税收、财政等，权限几乎全部集中在中央政府，地方自主发展政策既没有形成的依据，也缺乏必要的条件。这一时期，地方所谓的区域经济政策，充其量不过是一些临时性的解决问题的措施。

区域经济政策发展的第二阶段，始于70年代末期。我国对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经济的首肯，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重大转变。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一阶段的区域政策有几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地方政府的区域经济政策逐步完善化。随着国家在各个经济领域的责权下放，地方的区域政策所涉及的领域剧增，政策的体系化日益发展。二是区域经济联系日益广泛和深入。区域之间的生产和技术的协作交流进一步扩张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三是区域经济的国内开放度大大提高，区域经济的各个层次都开始根据本区的条件、特点，来规划和发展对中央政府的依赖性削弱。由于地方以及地方政府可直接影响的企业投资等权益增加，地方的发展自主权扩大了，地方政策对区域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影响加大了。

目前我国正处于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即面向国际市场的开放型区域经济发展阶段过渡。区域经济是一种充分承认并利用各个经济区域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的差异，充分承认区际流通和区际交换，反对地区行政割据和封锁的开放式经济。它不像国家经济那样，常常有人为的障碍如关税、进口配额、移民限制等。特别是随着我国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深入进行，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不仅要分析认识自己的“区情”，而且也要了解近邻区域以及其它区域、甚至国外经济变化情况，充分利用区域经济的开放性，及时地了解外部经济发展变化的信息，从而不失时机地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在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中，均衡与非均衡以及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是最基本的理论。这里的均衡与非均衡以及非均衡协调，既指区域各产业、各部门的发展，又指区域内各地区的发展。各产业和各地区同步发展的均衡发展理论，是指在产业发展方面，同时对各部门进行大规模投资，使工农业，一、二、三产业，轻重工业以及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各个部门都得到平衡发展。这种理论强调产业间的关联互补作用，对消除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地区需求和供给双方面的障碍，走出“贫困的恶性循环”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产业均衡发展理论以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哈罗德—多马模型、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等为代表。在区域发展方面，均衡发展理论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发展。特别是工业生产力，通过在地域上的全面铺开，齐头并进，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应当说，无论产业均衡发展战略还是区域均衡发展战略，这两种战略的主观愿望都是好的，但却都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对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地区来说，不可能拥有推动所有产业和地域平衡发展的丰裕的资金。因此，尽管均衡发展战略令人神往，但在现实中很难做到。从世界各国区域经济开发的实践来看，真正采用这种发展战略的为数很少。

各产业和各地域 不同步发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理论以赫希曼、佩尔鲁克斯等为代表。这种战略强调不发达地区具备产业和地域全面增长的资本和其它资源，因而平衡增长是不可能的，投资只能有选择地在若干部门、若干地区进行，其他部门、其他地区通过利用产业间的“前后向及旁侧联系效应”和区域增长极的扩散效应而逐步得到发展，这样所取得的经济发展速度会比采取均衡发展战略所能取得的发展快些。这种倾斜式发展战略，有利于重点部门、重点地区的发展，对地区整体经济实力的较快提高也具有重大意义。当然，这种倾斜战略也具有一些缺陷，即忽视了产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倾斜过度还会造成“产业二元结构”和“空间二元结构”，带来支柱产业过于单一和城市与其腹地的极大反差，反过来又会制约重点部门和重点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可见，区域经济发展单纯采用均衡发展战略或非均衡发展战略都不尽如人意。因此，一些学者集上述两种战略之精华，作出了新的选择，提出了非均衡协调发展的战略理论。

所谓非均衡协调发展，是指在区域经济发展中非均衡是必然的，既有产业、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又有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不能强求实现工业和区域的平衡推进(实际上区域经济开发无论是在产业选择上，还是在地域选择上，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平行发展)，而应根据条件的成熟程度实行非均衡推进。但在非均衡推进中必须把重点论和协同论结合起来，注意协调产业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关系，以先行的带动后起的，以先进的带动落后的，从而在非均衡发展中求得协调，形成产业之间、区域之间和整个地区经济系统良性协调运转的经济机制。具体来说就是，在产业发展方面，根据地区资源优势、已有基础和服务全国、兴地富民的要求，选择重点发展的主导产业和部门，给予投资和政策双倾斜，使之率先起飞，成为产业发展的“火车头”。在此基础上，协调主导部门与非主导部门、基础结构部门的发展，使各产业部门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之中。在区域发展方面，结合主导部门和优势部门的发展，选择某些区位优越的地域或地点作为增长极密集投资，通过这些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带动地区整个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自然、经济和人力等资源分布极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技术先进，资金雄厚，人才荟萃，但自然资源短缺；中西部地区地大物博，自然资源极为丰富，但经济落后，资源不足，人才缺乏。区域间这种优劣并存，长短互见的多重错位和彼此都有所求的愿望，正是推动国内区域间相互依靠、互相补充，开展经济技术协作和促进国内经济循环的内在动力。在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国内经济要建立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优势互补、互通有无的区域经济新格局，互相支援、协调发展。在比较利益选择作优化产业结构的基础上，创造真正的经济活力。在这个前提下，实施非均衡协调发展模式，还要着重解决好国家重点建设与地方经济发展、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关系问题，服务全国与兴地富民两者不可偏废。

(3)新概念

市场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三大浪潮使区域研究理论无所适从，冲击了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中既存的思维定式。基于这一认识，应对区域研究前沿中的若干新概念，如生产要素、区域优势、生产系统、地理集聚等问题进行重新解释，从而更好地加强区域研究，科学规律，处理好硬环境和软环境、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等级制和网络化等区域发展的有关问题。

8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区域研究中，对传统的“自上而下”建立增长中心的政策进行了反思。经验表明：长期的经济增长来源于知识创新能力，单纯依赖外力(外来资本以及本地自然资源禀赋等)将造成脆弱的国民经济。很多国家都在探寻依靠内力发展地方经济的道路,寻求以知识和技术为本的区域发展战略。这种认识是技术进步和组织变革的反映。发达国家内的资金积累方式已经从所谓福特制转向后福特制。19世纪福特在底特律倡导的生产方式所形成的传统工业区域，其特点是使用不灵活的、落后的机器，狭窄地定义职业种类，利用低技能的劳动力，大规模地生产标准化的产品。其典型组织模式是所谓“增长中心”模式，以垂直一体化的主导工厂为主，后向联系(与原料供应的联系)十分广泛。在传统的工业区域衰退的同时，标准化产品日常装配的制造业分支工厂越来越多地建立在其边缘区域或第三世界的生产地点。

7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的柔性生产方式使用程序控制的机器和高度灵活的劳动力，大公司垂直分离，并利用企业之间转包、战略联盟等关系，使产品开发、生产和营销一体化。相应地，出现了一组新的机构，能够处理劳动关系，以及劳动力培训、竞争法规和金融市场等问题。这些紧密联系的企业和机构在地理上集聚在一起，创造了新的产业空间。

在我国，“烟囱鳞次栉比”、“沸腾的矿山”式的工业蓬勃发展局面也已成过去，传统的工业区衰退，耗费自然资源而大规模生产的产品出现了积压，“傻、大、黑、粗”的机械大量闲置，利用单一技能工人的刚性流水线停滞下来，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几百万劳动人口失业，而且失业率呈上升趋势。从生产技术来看，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刚性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的福特制类同，它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另外，实践证明，仅仅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土地、基础设施来吸引外来资本，也不能获得健康的发展。

我国正处在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三维空间中，受到三大变迁潮浪冲击。虽然科教兴国的大政方针已定，但是在区域发展战略中还存在认识误区，一些思维定式亟待更新。

80年代初期，我国区域发展的含义是国民生产总值的数量增长，并伴随产业结构变化。与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曾经实行所谓“赶超型”战略，增长极、增长轴等概念在各地屡见不鲜。但是，现代工业集中在少数相对发达的核心地区，地区差异不断加大。近些年来，由于“诸侯割据”和缺乏科学决策等诸多原因，各地不顾条件“筑巢引凤”，并大量重复投资于机场、港口建设，而且屡禁不止，已经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企业是区域的行为主体。90年代中期出现了盲目组建大集团的又一股“风”。一些地方出现了由于政府部门“拉郎配”而造成子体未救活、母体先拖垮的现象。中小企业的培育问题至今仍未明确提到区域发展的高度来认识。

当前，我国改革进程进入了攻坚阶段。繁荣的国家是由繁荣的区域构成的，区域发展问题关系到民族的生死存亡。开放政策的实施，信息技术的发展，既极大地拓展了人的视野，又猛烈地冲击着当代中国社会。作为工业化和信息化并存而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征途上，挑战多于机遇。

根据美国哈佛商学院波特教授的分析，生产要素分为基本要素和高等要素。前者包括自然资源、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初级劳工等；后者包括高技术人才及其创造力、科教机构和领先学科、现代化的电讯网络等。基本要素状况如石油储量、人口、土地面积等，是“遗传”的或先天条件；高等要素需要长期投资，是“人造”的，后天开发的。

由于交通通讯和贸易的迅速发展、可替代原料的增多等，基本生产要素对于发展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同时高等生产要素重要性上升。不仅因为高等要素是发展知识经济的必要条件，而且因为其稀缺性——它难以在公开市场上获得，也难以通过建立国外分公司的办法获得。高等要素的开发不但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而且需要相应的社会、经济、政法环境，需要相应的机构体系，以促进科研和产业等各部门及其人员的紧密配合。

区域和国家的竞争优势主要是建立在其高等要素的基础之上的，而对于国家和区域来说，头等重要的是营建高等要素所需要的创新环境。

目前我国很多地方仍然习惯于如数家珍地罗列本地的自然资源，或者津津有味地介绍本地的地理位置，而未能以长远眼光致力于高等要素的培育和保护。

我国区域研究的学者已经熟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不同的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和文化提供不同的利益，产生了资源成本方面的差异。除了资源成本差异以外，在约束成本上也有变化。例如，环境法规约束的成本在世界各地不同；某些公司把对环境不利的生产过程放到环境法规薄弱的国家和地区。

波特等人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概念不仅对国家的发展，而且对区域的发展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国家(或区域)竞争优势的问题，说到底是若干特色产业的竞争优势问题。国家(或区域)应当创造条件(一种经济、社会和政法环境)来影响特色产业的竞争力。波特教授1990年告诫说，臆想培养出一两个“国家冠军”企业来参加国际竞争而获得优势，是错误的，因为国家竞争优势产业是由在区域内成组产生的企业促成的。它们获得成功的原因，是由于具备最有生气的、最富有挑战性的国内环境。特色产业持续创新与升级，从而获得国家竞争优势，取决于该国在以下四方面的条件：生产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支撑产业；厂商结构、战略与竞争。这四个决定因素形成一个“菱形构架”的系统。1990年以来，国家竞争优势的理论在一些国家区域和城市的战略规划中得到了大量运用。

我国目前很多区域研究文献仍然延续比较优势的思维，离竞争优势的分析相差甚远。

区域的成功在于构筑价值链，而不是把产业作为不可分的整体来看待。价值链，即创造价值的一系列不同而又相关的经济活动的总和，包括基本增值活动(从购入原材料开始，经过生产活动，直到售后服务的生产经营环节)和支撑增值活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开发和管理环节)。这些价值活动可以在大企业内部进行，也可以充分利用企业的外部能力(其它企业的能力)来进行(正如方正集团所认识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可以在本地区进行，也可以跨地区甚至跨国进行。

在全球化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需要的重要资源越来越多，合作战略变得与竞争战略同等重要。为此，从企业来说，要分析所需物资或信息是生产还是购买，选择本企业在价值链上应处的战略环节，与其他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政府应当建立解决纠纷的良好机制，并为公司提供联系渠道。这就是说，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是推进联系的建立，具体合作伙半的选择由企业自主决策。

国家或区域的发展，应是从附加价值低的活动(如简单装配业)向附加价值高的活动(如研究与开发和营销等)升级的过程。

在我国，区域发展至今停留在用“支柱产业”带动其它产业发展这一概念上，例如，各省、区、市“十五”计划中，将汽车列为支柱产业的有22个，将机械列为支柱产业的业有16个；将电子列为支柱产业的有24个。而各地“支柱产业”的发展，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企业集团，这是一个认识误区。

费里克森和林德马克(Frediriksson and Lindmark,1979)提出了生产系统的概念，即生产某种最终产品的一个或多个企业所发生的一系列联系，包括发生在物质、服务和信息等的方面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历史中，企业为了控制供应链，采取了通过收购或吞并进行垂直一体化的方法。例如享利·福特拥有一座为汽车坐垫的生产供应羊毛的农场等但20多年以来，生产系统的垂直一体化(即全部价值链环节组织在大企业内部)的趋势正在削弱。

国际经验说明，公司正越来越多地要用外购而非自己制造的战略，承包出去的组织形式越来越普遍，这种现象称为垂直分离。可以看到，由于发展技术的愿望而渐趋流行的合作关系，使得专业化企业在地理上集聚的要求日趋强烈，在区域内发展了高度的社会劳动分工。

从我国目前来看，只有少数发达区域，例如珠江三角洲的东莞市域内，生产系统垂直分离的专业化企业在地理上靠近，而技术落后、不正当竞争等是中小企业过分分散的主要原因。区域研究中，重要的是分析区内企业的联系(本地联系)和区内外的联系(非本地联系)。区内联系的增强和交易费用的降低可以促进区域生产综合体形成。

对于区域发展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需要认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概念。“规模”是指生产系统的大小，由固定资产、职工人数、产量或生产能力的大小或多少来衡量。“范围”是指生产系统集合分离程度。指产品、工艺过程、市场及其地理区域的不同程度。从企业内部和外部的不同角度来观察，这两种概念可以组成四种情况：把不可任意分割的生产活动放到企业内部进行，产生内部规模经济；这类生产活动由于企业数增加而成本 降低，就是外部规模经济；企业内追求多样化产品、或规模经济不明显的生产活动由于特殊需求而放到企业内部进行，获得成本节约，即产生内部范围经济；当社会分工高度发达时，在产品或设备整体性不明确的生产中，以及由于受到技术限制而不能达到内部范围经济的某些生产中，生产系统被肢解为许多较小的企业，通过外部交易结成网络，获得外部范围经济。

在当今世界中，由于产品多样化的要求和竞争加剧等原因，在企业和区域发展的某些战略中，主导的逻辑应当是范围经济，而不是规模经济。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使不同的企业进行合作，并通过专业化产业集聚的地理手段来实现外部范围经济。在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地区等发达国家的新产业区中，既合作又竞争的小企业组成网络，成为高效的柔性生产综合体，集体参与国际竞争，其经验十分值得注意。

很多企业集团都把进入《幸福》杂志500强作为奋斗目标，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往往机械地把它们看作必须被“吞并”、“收购”之列，未能加强培训和促进合作，缺乏网络思维而是停留于等级思维定式。

增长极是由帕鲁(Perroux,1987)提出，并由保德威尔(Bouderville,1996)等人引申的概念，增长极理论表明了在区域内投资建立(或嵌入)推动型的产业之后，会通过乘数效应带动区域内其它产业的发展，从而促使周围其它区域经济增长的动态机理。这个理论在世界各国区域发展中曾经广泛地采用。由于其过于简单化和理想化，20世纪末期受到国际上有关研究者各种非议，但从2000年开始在分析科学园政策时又重新得到了某些青睐。

由于单纯的增长极可能出现过分依赖外力并致使区域差异加大等问题，在新的区域发展战略中常常用孵化器理论，强调小企业繁衍对生成区域活力的作用。区域需要创造良好的孵化环境，促使新企业不断地繁衍和集聚，区内的供应商、制造商和客商日益频繁地相互作用，减少交易费用，产生协同效应，从而促进整个区域乃至全国经济的产业结构转换。

新企业的衍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企业家的成长和产业文化的变迁应是判断区域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准。但是在缺乏风险资本、交通和通讯不发达的地方，本地支持新企业启动的条件不足，企业家成功的历史很短，因此吸引大型成功公司的分厂，以保证基本的设施建设，可以为孵化小企业提供资金条件。但是，同时需要加强对本地企业家和创新企业的培育。在当前再就业工程中，应认真研究孵化器的概念和发达国家小企业创业服务中心的经验，搞好创业指导和培训

根植性，是企业扎根于本地的性质。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国家环境，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它所在的区域和地方环境。公司—供应商—客商三位一体，在地理上尽可能接近，有利于使研究与开发、生产、销售的信息及时反馈，减少交易费用。为了加快新产品开发和减少成本，需要靠近市场。无论是依赖当地资源的小企业，还是多区位的跨国公司，都需要扎根于不寻的社会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密切接近目标用户，考虑当地原有技术的基础和联系的界面，适应当地的法律和行政法夫，建立标准和规范。

结网的含义，是在激烈竞争的同时，企业跨越边界，选择性地与其他企业和机构结成长期的、稳定的、互惠的关系。这种网络关系，既包括正式的、纸面上的合同关系，例如合资企业和跨国公司战略联盟，又包括非正式的信息交流，例如在座谈会上、餐桌上、球队中频繁地面对面接触等。在美国硅谷等新产业区中，企业间是平等互惠的，而不是支配与依存的联系。大企业和小企业并存，国际联系与区内联系并存，贸易的联系与非贸易的联系并存。

本地化，与全球化相辅相成。企业本地化对于区域发展十分重要。本地化有两方面含义：第一，跨国公司当地化。例如，菲利浦要在中国发展，就要办成具有中国特性的公司。从中国的“立场”出发，向中国用户提供他们所喜好和接受的产品；由当地供应零部件；在当地招聘录用技术人员。第二，我国公司本土化。任何企业，如果只与它国企业结网而不与本地企业联系，完全依赖全球战略，将会腐蚀母国本土区域的技术创新能力，造成对外国的严重依赖，这是很危险的。

1890年马歇尔研究发现，创新是存在于一种“空气”之中的。在一种小企业集聚的产业区中，某企业有一种新工艺，很快会传播出去，通过人们的交流，新思想也会很快地被接受。1988年，美国地理学者斯哥特在一项对美国南加利福尼亚的宇航综合体的研究中发现，那里和历史上马歇尔所描述密集型，还有传统劳动密集型的，很多中小企业和大企业共同完成生产过程。意大利东北部以及美国硅谷等少数经济增长地区是马歇尔式的新产业区。后来有些学者提出，广义的新产业区还包容当今绝大多数新兴的、以专业化生产为特点的就业增长的地区。

尽管新产业区最初源于欧洲与北美，但由于它经济效率高和吸收就业能力强，博得了国际学者以及区域决策者们的青睐。新产业区成功的法宝是促使企业不断创新，以及技术、经济、社会三者协调并持续发展。联合国世界发展报告，曾经建议我国学习新产业区的经验。

这种新产业区存在的创新环境是区域发展的文化力，在这种文化力的推动下，供—产—销企业在地理上接近，各类信息及时反馈，交易费用得以降低。新企业不断繁衍，区内企业频繁接触，协同作用，呈现既竞争又合作的动态均衡局面，共同获得成功。

通过企业在本地的根植性和结网所形成的地方集聚，可以使企业构筑起交流和合作的桥梁，因此增强区域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区域创新环境，又称创新网络，是地方行为主体(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地方政府等机构及其个人)之间在长期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企业间非贸易的相互依赖是建立在人间相互信赖的社会资本之上的，这是新的精神文明。发达国家的政府把结网看作一种新的制度的手段，从本区域企业的共同兴趣点出发，为它们提供信息交流的场所和机会，活化本区域的物质和信息资源，增加企业的灵活性，减少不确定性，因而使企业和区域的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

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了中小企业集聚区域(主要是高新技术企业区域和专业化的乡镇企业区域)，以及由于招商引资而出现的各类工业开发区。这些新的产业空间虽然从发展阶段来看与西方新产业区有较大不同，但是从技术进步的观点来研究这些区域的发展战略可能有利。有些区域(例如中关村区域)可以比作新产业区的胚胎状态，从而进行深入研究。

新产业区理论是分析新的企业集聚现象的重要工具。国外文献研究指出，在存在不正当竞争和过度竞争而缺少合作交流的区域，将发生大量问题。很多问题在我国各类新区域中已经或者正在暴露出来。根据最近对东莞、惠州等城市的调查，数千个与电子产业有关的中小个体企业，在地理上星群般地集聚在一起，它们虽然规模小，但活力很大。借助区域发展新概念研究，提出相应对策，可以促使这些区域获得健康发展。

(4)超越认识误区

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过程中合理与不合理因素、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并存造成地区差距原因的复杂性。目前国内学者对地区差距问题所持态度大体为三类：主张控制与缩小差距，以西部人士居多，亦有少数东部学者认为缩小差距不可操之过急，否则将损害国民经济增长效率，以东部人士居多；主张在全国经济一体化中主要依靠市场力量使差距自然得以缩小，具有中立性质，亦以东部学者为代表。对待地区差距问题不同的理论主张将对区域政策制订产生不同导向作用。新古典主义选择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用人均资本增加和外生技术进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区域增长的关键在于增加投资。现实中既存在规模经济，技术进步也并非外生。同时，新古典主义由“要素自由流动导致要素收益均等化”的药方显得难以在由于人口压力巨大，客观上不具备人口充分自由流动条件的中国奏效。国内学者杨开忠认为对资本的有效需求不足才是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首要限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修正新古典主义投资决定的论点。

循环累积学派则向不发达地区显示一幅更加暗淡的前景。增长极理论和出口导向说是该学派殊途同归的两个学说。增长极理论认为发达地区条件优越，经济优先增长。这种增长一旦开始，就会在集聚力量的作用下增长得越来越快，产生累积性增长。由于区域增长过程中极化效应总是大于扩散效应，因此“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倾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际差异”。出口导向说认为发达地区出口的高增长带动产出高增长，区域增长形成良性循环，同样具有循环累积的性质。

经济发展史表明：区域发展往往是此起彼伏的。现行的增长理论对现实缺乏合理解释甚至与经济现实相冲突：新古典主义用生产函数解释经济增长的来源，而不反映专业化水平、组织结构对生产率的影响，认为有规模经济就会有市场失败，而经济现实表明纯粹市场加上公司制度可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和劳动分工的潜力。鉴于此，人们转而寻求对经济增长更加合理的解释。

亚当·斯密认为，市场竞争在分配时能将社会福利最大化和劳动分工对提高生产率的进步作用是经济学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即分权市场和劳动分工是驱动经济发展的两轮。新古典主义发展斯密分权市场作用思想，却丢弃斯密劳动分工作用思想，这使增长理论误入歧途。

杨格于1928年发表的《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一文，现已成为新增长理论的经典文献，它使增长理论复归到古典经济思想所指示的方向上。杨格指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分工的演进，技术进步不应外生，而就是生产率与劳动分工关系演进的结果。卷入市场产品种类的增加，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新企业的出现，生产率的提高，市场的扩大，收入的增加，人均资本的增加都是劳动分工加深的若干侧面。

舒尔茨推进了杨格的理论。他认为经济增长应源自劳动分工和递增规模报酬，强调劳动分工(规模报酬)与竞争的市场可以通过企业家的组织活动而相容。他认为以往对于分工的理解过于狭窄。专门的企业家、专门的教育、专门的科研是分工更重要的方面，他强调分工的好处主要是在加速知识积累方面。

施蒂格利茨建立了一个用以解释生产中的专业化学习和学习的专业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动态模型，将专业化经济与规模经济相区别。

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与专业化加速知识积累、技术的作用有关，所以人力资本问题实际上属于用经济组织结构演进解释增长的问题，经济组织结构的演进是决定技术进步的因素。

专业化经济学和比较利益说共同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的基础，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只剩下比较利益说，而比较利益说在解释国家贸易现象时的局限性受到广泛的批评。赫尔普曼、克鲁格曼指出很多没有比较利益的国家(如资源结构类似、技术水平相近的发达国家)之间贸易量很大，而且国际贸易越来越朝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发展，这意味着同类产品的细目上国与国之间有了更细密的分工，贸易能使双方获益。

迪克里特和斯蒂格利茨构造的D—S效用函数把商品描述为按层次不断细分种类的系统。人类偏好于细分种类的增加。如果生产中有规模经济，则均衡会使每一厂商生产一种与其它产品在细节上不同的产品，而形成一种垄断竞争的局面，这种局面虽有垄断的坏处，却有利用规模经济的好处。

鲍莫尔等人的竞争市场理论认为规模经济使完全竞争不可能，但是只要有自由进入，即使一个部门只有少数生产者也足以使价格接近成本。

杨小凯的新增长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首先对专业化、规模经济和分工的概念进行了澄清，并阐明它们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专业化是对个体而言，规模经济是对企业而言，多个个体专业化于不同的活动上的形成分工，多样化与专业化是分工的两个侧面。分工越发达，多样化程度越高。因消费是偏向于多样性的，故分工的深化，促进了专业化经济与多样化经济的发展，使贸易依存度上升。杨小凯将分工划分为三种类型：基于比较利益的分工、基于规模经济的分工和基于专业化的分工。在这三种类型的分工中，他认为基于专业化的分工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分工类型。因为基于比较利益的分工可以由基于专业化的分工发展而来，而规模经济也与专业化有关。他建立了一个描述基于专业化经济的劳动分工模型。与以往的生产函数描述投入与产出之间技术关系不同的是，杨小凯的生产函数描述了生产率与专业化水平的关系。这种生产函数加上对多样化消费的偏好和交易费用，可用来描述分工的好处和交易费用此消彼长的关系，这种关系达到边际好处等于边际费用时会达到某种均衡，如果有自由进入且没有固定费用，则这个竞争均衡是帕累托最优。这个竞争均衡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差别是它不但决定资源的最优配置，而且决定一个最优的经济组织水平。可以用均衡的贸易依存度表征这一水平，它是交易效率的增函数。即交易效率提高，均衡分工水平(贸易依存度)上升。反过来交易规模扩大，交易效率提高。交易效率的提高又会进一步扩大均衡分工水平。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正反馈系统。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提高交易，使分工的发达保持高效率的刺激。

误区之一：不发达地区只能与发达地区开展垂直分工，以初级产品与后者的加工制成品相交换。

按照传统的分工理论与贸易理论，不发达地区由于生产力水平低，技术落后，似乎只能成为低价原材料的提供者和高价制成品的接受者；计划经济时期，短缺普遍存在，垂直型分工在区域间具有自然性和合理性；“全国一盘棋”思想下，区域没有自己的利益可言，经济落后的资源型省区必须服从、服务于全国的大局，这些主客观原因造成不发达地区对于分工角色定位的认识与操作上的误区。但是，从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实力普遍增强，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已发生重大转变，即从供给不足转向有效需求不足，商品相对充裕，各个区域都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人民消费水平普遍提高，消费偏好趋向于多样性，这些都为区域间开展水平分工创造了条件。

误区之二：增加不发达地区稀缺生产要素(如资金、人才)的供给是解决发展问题的关键。

根据新古典主义生产函数理论，经济增长由储蓄率及由此转化的投资率决定，不发达地区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人才浪费现象严重这一事实本身就使通过增加要素供给解决问题的思路不能成立。有效需求不足造成不发达地区生产要素不能充分就业，盲目地增加要素供给，只能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有效需求取决于投资能力、经济组织结构的有效性及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的多寡。只有满足有效需求的供给才能成为有效供给，反之则是无效供给。增加要素供给，体现了用新古典主义生产函数解释经济增长来源的思想，造成了认识与操作上的误区。

误区之三：资源转换战略是资型省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

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战略的制定要以市场为出发点，在市场上能够找到买主的产品才能实现其价值和使用价值，而资源转换战略显然还停留在产品经济的思维模式上，况且这种战略也未将实现转换所要求的各种条件，如资源组合、制度创新、组织演进、环境成本、生态代价等考虑在内。资源转换战略根据其制定者的意图实际上是自有资源优势转换战略，自有资源的转换无疑需要与之配套的社会、经济资源的供给。否则，转换难以实现。而社会、经济资源短缺使不发达地区难以实现从资源优势到产品优势的跨越。加之上述的其它条件在西部地区也远未具备，在自然资源优势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跨度。

主动参与、积极创造自身内部及与发达地区的分工。

分工是以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水平和层次为基础的，一般将分工划分为两类：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前者是指初级产品和加工制成品的分工，后者是初级产品之间或加工制成品之间的分工。垂直分工的企业间存在着很强的前、后向联系。这种联系具有正负双重作用：向前具有供给推动或资源约束的作用，向后具有需求拉动或需求约束的作用。另一方面，进行垂直贸易的双方因贸易地位的不对等，贸易的结果必然是一方受损一方受益。若输出初级产品，进口制成品，则无论顺差、逆差都将承受国民价值的亏损，出口越多，实物资源的流失越多，国民价值的亏损越大(王新奎，1993)。鉴于直接垂直分工在区域发展中能引致巨大的伸展力，故应尽可能将此种分工留在区内，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培植区域自立成长的能力。不发达地区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与相对发达地区开展水平分工，以特色产品和优势产品占领市场。通过专业化和规模经营，改进技术、降低成本、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对于不发达地区分工并不只是意味着被动地接受，而应主动地去参与并积极地去创造。从区域经济现实来看，发达地区有自己的相对外围，不发达地区也有自己的相对中心。经过新中国成立几十年的发展，西部，特别是西部的一些大中城市已有了相当的工业和技术基础，特别是在传统产业技术已经很成熟的情况下，西部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与东部地区开展水平分工，既可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又有助于全国生产力分布的合理化。

分工应兼顾资源优势、市场需求及环境约束。

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过程，生产出产品满足社会需要的过程。资源和市场对经济增长缺一不可。同时，经济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展开的。资源、市场和环境是确定发展何种分工时三个必须考虑的因素。资源条件为经济增长提供物质基础，市场需求对经济增长形成拉动，优美、适宜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对投资者与居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不发达地区，往往自然生态脆弱，或干旱，或高寒。环境本身的条件对产业的选择具有限制性。一个地区，即使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也未必非得走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化工业化之路，迁就资源不顾其他的做法可能使其付出高昂的代价，从而丧失可持续发展的机会。故分工选择的思路应是：资源条件允许我选择什么来发展?市场需求如何?哪些产品需求弹性大，生产率上升快，发展前景好。把满足上述条件的产业或产品选出来以后跟现实的及潜在的竞争对手加以比较，在考虑环境制约以后确定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作为分工的对象。

积极进行制度创新、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为分工的深化开辟道路。

不发达地区往往人口和经济活动稀疏，造成高额的行政管理成本。中国的不发达地区多为少数民族地区，干部配备的比例远高于其它非少数民族地区，行政支出大，经济地域结构的组织更接近于克里斯泰勒中地论中的行政原则(K-7)模式，行政部门多且普遍冗员，投入、产出效率低，对经济过度干预构成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体制约束，抑制投资和创新活动，损害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目前不发达地区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滞后于创新应以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为突破口，改变个人利益缺位的局面。学会懂得承认和尊重个人利益，因为这正是激励机制有效的基点。吸引投资，鼓励创新，经济活力由此而生。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改善投资环境，为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优质服务，而不是设置重重障碍。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无疑是社会公正、经济公平的必要条件。

建立产业综合体，形成合力，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组建产业综合体，即把具有紧密的纵向与旁侧联系的企业作地理上的集聚。不发达地区靠单个产品无力与发达地区相抗衡。而通过组建产业综合体，情况会有所改观。组成产业综合体的产业群由驱动产业、支持产业和专业化基础设施组成。驱动产业作为产业群的主导产业，通过强大的后向联系，带动产业群中一系列相关产业(支持产业)的发展，并在消费和投资领域产生巨大的乘数效应。2区域增长论

(1)增长极

增长极理论是佩鲁于1950年在法国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经济空间：理论的应用》一文中提出。这一理论问世，引起许多经济学家对增长极理论的讨论。许多国家把增长极理论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增长极理论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突破，它在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了解它的基本内容、理论前提和应用的可能性，对于研究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

增长极理论产生于50年代，由佩鲁首先提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以抽象的经济空间为出发点，把抽象的经济空间定义为经济变量的结构关系，并将其分为三类：统计学上的统一或均质经济空间；作为势力场的经济空间；计划经济空间或政策运用的经济空间。第二种分类是佩鲁分析的重点。佩鲁认为，经济增长应该是不同部门、行业或地区按不同速度不平衡增长的。主导产业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集中于一些大城市或地区，以较快的速度优先得到发展，形成“增长极”。这种主导产业(或称领头产业)，佩鲁称之为推进型产业。这些作为“增长极”的推进型产业，通过其吸引力及扩散力不断地增大自身的规模并对所在部门和地区发生支配影响，并且使所在地区迅速壮大发展，进而带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发展。那些被带动发展的产业，佩鲁称之为被推进型产业。佩鲁认为推进型产业和被推进型产业通过经济联系建立起非竞争性的联合机制，并在一定的地域上聚集。佩鲁所强调的是产业间的关联效应。

60年代中期，佩鲁的弟子，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布代维尔重新探讨了经济空间的含义。布代维尔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括与一定地理范围相联系的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而且也包括经济现象的地域结构关系。他也将区域分为三类：均质区域。在这种空间中，每一组成部分或地域彼此都有尽可能相近的特性；极化区域。极化是指增长极的“磁极”作用，或者说对经济活动的吸引过程，极化区域内的不同部分通过增长极相互关联、相互依存；计划区域。一般是指实际存在的关联区域。它是政府的计划、政策实施地区，在性质上更富有政治性。一般来说，计划区域和极化区域是大致协调的。但由于极化区域随着时间的变化其范围不断变化，因此在时间上要保持计划区域与极化区域的协调也有相当的难度。

这种理论实质是强调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尽可能把有限的稀缺资源集中投入到发展潜力大、规模经济和投资效益明显的少数地区，使增长极的经济实力强化，同周围地区形成一个势差，通过市场机制的传导以引导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增长极理论及区域分类，已成为经济学研究中普遍遵循的规范。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人们采用不同的分类方法。综上所述，增长极理论包括三种内涵：

第一，在经济意义上的某一推进型产业或企业；

第二，在地理意义上的空间单元，即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它通过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带动整个地区及相邻企业的经济发展；

第三，在经济意义上的和地理意义上的拥有推进型产业的城市。

由于每个国家或地区强调的重点不同，增长极理论被赋予的内涵也不同。譬如，增长极在欧洲的应用一般注重于推动型产业，利用其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而在美国注重于能够吸引投资的城市的选择，即强调城市增长极的作用。增长极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特别是由抽象的经济空间拓宽到地理空间，表明经济空间既存在功能极化，也存在地域极化。极化过程不仅是一个自组织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可控过程。前者是增长极的理论基础，后者是增长极的应用基础。所谓自组织过程是指由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引导企业和行业在某些大城市和地区聚集发展而自动建立“增长极”，所谓可控过程是指由政府通过经济计划和重点投资来主动建立“增长极”。正因为如此，许多国家把增长极理论运用于增长战略、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

增长极从理论走向实践，所带来的不同效果，引起了不同评论。

许多人用意大利南部的开发来说明增长极理论的失败或效果极差。二战后，意大利精心挑选了一些地域作为增长极的典型，以其通过它们实现南部工业化，缩小南北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为此，政府曾经在南部地区建设了许多基础设施，并对愿意投资或迁入的企业给予种种经济优惠。但结果投资不多，迁入的厂家也数量甚少。到了70年代，意大利南部由政府推动建立的以重化工产业为主的增长，不但没有带动相关产业，而且自身的发展也困难重重。这种问题的出现值得我们反思。然而，由此来否定增长理论是不公允的。欧洲的其它一些国家，像法国和德国运用增长极理论开发落后地区，取得了较大成功。在50年代到7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增长极政策中，成功和失败的例子几乎对半。

我国从80年代开始，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由内地转向沿海，对东部沿海地区实施投资倾斜并辅之以财税、信贷、外资外贸和价格等政策倾斜。相比较而言，东部地区除了自然资源居劣势之外，在技术、人才和市场等方面都拥有较强的优势。拥有了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企业规模和城市规模。潜在能力的释放，加上各种优惠政策，使得东部沿海地区获得迅速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以“城市增长极”为其特征，表现出明显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各种生产要素向“城市增长极”集聚，从而有力推动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从扩散效应来看，它首先表现为对本区域的扩散。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东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实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扩散效应的另一方面就是技术和深加工产品向中西部的转移，对中西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建设起到了重大作用。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存在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增长极理论从总体上讲是以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为背景的。诸如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较为成熟的技术力量、比较广阔的区域市场以及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等。佩鲁本人指出“增长极”的形成有三个条件。其一，必须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其二，必须有规模经济效益；其三，需要有适当的周围环境。

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与发达国家环境条件的差异，增长极理论的简单引入往往会导致失败。即使是发达国家，在开发落后地区时，运用增长极理论也是存在问题的。如意大利南部地区，政府区域政策推动的增长极与当地的产业结构未发生联系，形成现代化资本密集工业与当地传统工业结构之间的二元经济形态。钢铁工业、化工工业与传统的榨油、家具制造业并不相关。由于二元结构中产业之间的隔离作用，使得企业之间的连锁作用、扩散作用未能发挥出来。这些都是削弱增长极作用的原因。

由于增长极的极化过程具有可控性，它所体现的是极化区域对计划区域的融合乃至校正，故增长极理论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和区域差距的急速扩大，如何认识和合理解决好这一问题，促使区域和区域间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便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国内外的经济发展经验和教训表明，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是一个客观规律。如果把佩鲁对产业(或城市)不平衡增长的论述用于区域不平衡增长，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发展是由增长极带动的，即按由一个地区引发另一个地区增长的方式进行的，关键在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要适度，不在于区域是否要不平衡发展。必须注重不同时期重点发展的地区和产业的变换，及其所产生的各种经济效益的扩散。因此，今后的区域发展，必须在有效抑制差距扩大的同时，坚持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分类指导的区域增长极发展政策。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在地域分工及其伴生的区际利益分配中，各区域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趋势性地协调行动的过程和组织。显然，它的实质就是资源配置在不断增长的空间范围内的调整与重组。显然，如果能够实现它们之间的合理、有机的组合，会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由于这一政策的实施受多种因素制约，执行起来难度很大，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长远政策来逐步规范区域经济行为。

分类指导的区域增长极发展政策是指，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应继续推进以“城市增长极”为主的政策，中西部落后地区应推进“产业增长极”和“城市增长极”相结合的政策。“产业增长极”表现为点，“城市增长极”表现为面。

考虑到东部有着较为优越的条件，应以“城市增长极”为主。城市是区域的中心、现代工业的中心，会产生极重要的作用。沿海地区“城市增长极”的引入，就是要把区域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人的素质提高、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劳动密集型为辅的战略上来。大力发展金融、信息、咨询和科技产业。更重要的特点是与整个城市体系增长结合在一起，逐步形成有世界性影响的“增长极”。

我国西部地区，由于产业体系和城镇体系发育不良，产业联系断档，城市间的联系也较弱，单独引入一个企业或产业作为极，其对地区的带动作用是不大的。事实表明，不发达地区即使建立一些大工业，也会由于功能不健全而导致经济效益不高，无法实现规模经济要求，使整个城市工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因此，这个“极”的引入必须是双重的，它既是一个创立经济联系的过程，又是一个空间联系的过程。由于我国不发达区域资源拥有优势，因此，其产业极和城市极的引入应以资源为基础，工业区位应由资源分布所决定。

一般而言，所引入的增长极诱发效应表现为以其先进的技术和部门诱发本地的经济活动，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不仅如此，随着增长极的引入和发展，从区域和区际角度来看还存在着由极化效应向扩散效应的转换过程。增长极在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之前极化效应占主要地位。由于极化效应需要较长时间，在其向扩散效应转化过程中，很可能表现为周围地区并没有分享到增长极的预期效果。因此，运用政府政策，充分协调增长极的发展与周围地区关系，使增长极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十分必要。我国的区域发展表明，政府推动建立的计划区域的增长极(如西部的重化工产业)，在传统的高度集中体制下，割断了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利益关系，阻滞了增长极的自组织发展过程。西部的“极”并不体现以诱发本地经济为本，而是通过计划约束保证能源、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供应。从而表现了计划区域和极化区域的极大分离。西部所引入的“极”，其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被计划体制所淹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体制的转换，特别是逐步取消生产资料双轨制，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渠道，西部地区如何摆脱区域分工和产业结构的不利地位，实现与发达区域的平等竞争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沿海地区以“面”为增长极获得极大发展，原有区域分工体制逐步丧失，区域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发达区域和不发达区域间的摩擦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不合理一面。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既要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也要承认区域利益和区域主体性。在东部地区努力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和高收入弹性的三高产品，逐步放弃失去区际竞争优势、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传统工业。在东部地区努力实施“城市增长极”战略时，西部地区要协同沿海地区的结构调整和升级、依靠资源优势和已有的经济技术基础，努力创建“增长极”。西部增长极建设既要考虑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也要兼顾西部自身的利益。西部地区依靠资源为特征的增长极建立，受重工业投资起点和投资周期影响，投资后可以形成生产与消费需求，但若干年后才能较大地增加产出。考虑到西部承受能力和结构性矛盾，必须寻找联合建“极”方略。一方面保证区域间协调发展，另一方面避免类似传统的重型化结构战略的致命缺陷的再现。从西部自身条件看，依托原有技术，不断引进适宜技术，努力发展轻工业、基本消费品工业和组装加工业，是符合产业结构深化战略的，也是对原有产业缺陷的弥补。在东西部建“极”发展中，国家要在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中，按规模经济原则，促进地区间的分工和协作。

60年代后期以来的国际区域规划经验表明，引入增长极的推进型单元，不仅要求很强的内部联系，而且要求周围地区的环境条件与之密切配合。否则，推进型单元将通过内部联系和外部购买而形成的地区乘数作用将会在本地区之外实现，从而致使增长极成为“孤岛”或“飞地”。譬如包钢作为重工业基地，应该说它有足够的力量带动包头市以及周围区域经济发展，似乎可成为佩鲁所讲的推进型企业或部门。然而，新兴的工业基地并没有体现出对本区域的重大贡献，它的真正贡献不在包头和内蒙，而在向沿海地区供应原材料。更为惊异的是，包头所需的钢铁原材料还得由外地调进。由政府通过计划和重点投资建立起的增长极与增长极的自组织过程，被严格的计划体制所隔断，而且由政府推进建立的增长极与当地的产业结构表现为极大的分离。在缺乏社会性专业化和协作的条件下，诸如包钢这类增长极很难实现降低单位产品成本的规模经济的要求。由于这类增长极属于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工业，与当地的传统工业结构形成了二元经济形态，从而使得企业间的连锁作用、扩散作用都未发挥出来，这样也就很难谈得上带动周围企业和地区发展。如果说有扩散作用的话，就是以国家指令性计划向外调拨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作为远距离幅射的增长极。它已成为孤岛或飞地在封闭的系统内运转。避免这一问题的再现，在于掌握和实现不同区域社会经济背景中增长极的不同形式，把区域政策和产业政策结合起来，不失时机地加速推动型产业的地方化。避免飞地经济问题的出现。对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是一个极重要而又现实的问题。 对于西部地区，飞地经济问题解决得好与坏在于二元结构问题能否得到较好解决。

增长极理论启示我们，建立增长极要明确其建立的具体条件，注意区位因素的具体要求，了解初始规模和部门构成，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2)区域经济增长方式

区域经济增长方式是区域经济研究的核心内容。应在分析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基础上，分析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诸要素，探讨转变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对策。

发挥生产要素的潜能。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要素、资本要素、自然资源要素、技术要素等。一个区域在一定时期，生产要素的赋存是客观的，要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比如资源禀赋，开发条件，历史基础等。其潜能相对无限，因为生产要素的潜能既包括量的潜能，也包括质的潜能。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看，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有的区域处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要素的开发尚处于初始阶段，有量的扩张条件和需求。有的区域则量的扩张潜能以至极限，质的潜能尚待发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量的潜能的开发一般会受到特定区域经济、社会、自然、历史因素的限制，而质的潜能开发则可以随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技术更新而永无止境地充分利用和发掘。

优化生产要素的组合。生产要素潜能开发利用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前提，但单个生产要素是不可能形成生产能力的，当然也就难以发挥各自的作用。生产过程是各个要素组合、协调的过程，但组合的方式有优有劣，并不是简单的拼凑，其效能也不是机械的相加。各区域生产要素禀赋不同，环境各异，其组合方式必然有其特殊性。在某个特定区域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和结构是合理、优化的，但在其它区域却不一定能够表现出同样优化、合理的特征。

投入效率提高会使产出效率改善，但并不意味着产出效率会同速提高，同量增长。更为重要的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特定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或效率提高的关系指标应该是产出指标，而不应是投入指标，投入是产出的前提，产出是投入的目的。转变投入方式，提高投入效率归根结底是为了提高产出效率。

产出质量的界定。质量，是一个开放性指标。产品质量的高低，主要是取决于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需求的满足程度，不单是一个耐用问题。重要的是一个科技含量问题，也就是说，产出的产品是否反映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水平。产出的产品和劳务质量的好坏优劣取决于各种因素，有观念因素、管理因素、技术因素、政府监管和生产过程控制等内、外部因素。低效率投入会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高效率的投入也会生产出低质量的东西。两种结果我们都不能接受。进一步讲，高效率投入而生产出高效率的产品也不意味着产出结构是合理的。因为，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合理性，主要是由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宏观经济发展中的区域分工、区域优势要素组合潜能的发挥等因素决定的。

产出结构的界定。一个特定区域或一个国家提供产品和劳务的结构组合指标，则为产出结构。产出结构，是与特定区域的产业结构直接联系的指标：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一个特定区域有一个特定区域的产业结构。对于产出结构来讲，考核一个国家合理的产出结构，重要的是否发挥了本国的产业优势——这是一个属于国际经济学范畴的问题：对于一个国家来讲，重要的是区域产业结构。考核区域产出结构，则是是否发挥了本区域的产业优势。而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特定区域的产业结构是否就是合理的，应该说是另一个问题，但是产出结构确是基础决定因素。所以优化产出结构的首要工作是调整产业结构。

劳动力数量增加的贡献率，即是当其它诸要素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一个劳动力人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量。无论科学技术发达到何种程度，人是第一位，没有人力保证，不可能创造人间奇迹。人力投入，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区域对人力结构的要求不一样。

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是指在劳动力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是对社会活动的节约，使得单位产品和劳务中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对下降，表现为产品成本的降低和产品、劳务价格的下降；另一方面，是对原材料、燃料、动力的节约问题。这两个方面，在我国的每一个区域都有许多大文章可做。

资本成本，即为筹措和使用一定量的资本所付出的代价，包括用资费用和筹资费用。筹资费用的下降，可以通过扩张筹资渠道来获得；降低用资费用，则需要提高资本利用率和加速资本周转速度。

技术贡献度，即经济增长量中科技进步提供的增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增长中科学技术含量的高低，取决于一个特定区域的生产发展潜力，努力提高科学技术含量是目前各个区域的中心工作之一。

规模报酬率，即是指规模和效益之间的函数关系。这一函数关系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微观经济角度的规模经济问题，中心是改变“大而全”、“小而全”的现象，把事业给予有能力承担、并达到规模经济目标的社会成员；其二是区域经济领域的产业优势度的大小问题，只有充分发挥了本区域的产业优势度，我们才可以说该区域的经济报酬率高。

产品质量合格率，在这里是针对一个特定区域考核的指标，而不是对一个企业而言。一个特定区域的产品质量合格率的高低，是衡量该区域经济运行质量的主要指标。如果一个区域提供的产品质量和劳务质量合格率低下，所造成的资源浪费，要比一个、两个、若干个企业大。建立这一指标体系，把它作为考核区域经济运行正常与否的一个主要指标来使用的话，一方面可以强化区域管理者的自我约束，自觉矫正区域社会成员的行为，另一方面，从本质上解决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

产品销售实现率，是与产品质量合格率密切联系的，考核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性指标。产品和劳务生产出来，不论是销向外区域，还是销在本区域，只要顺利的进入消费领域，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产品生产和劳务的提供才算完结。

对于产品销售实现率的考核，我们主张细分指标，分别对待，即把拓宽本区域的市场提高产品销售率和开拓外区域市场提高产品销售率相提并论。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大小，只要有区域划分，就有区域优势的互补问题，只有提高了一个国家的区域之间的互补性，才有特定区域产品销售率的真正提高。否则，对于区域经济来讲，只能是一个披着市场经济“外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如果通过改变区域经济增长方式，仍然不可能改变这一状况的话，这个区域的存在实质就成为不必要，中央政府对区域的重新划定就成为必然。

转变区域经济增长方式，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粗放”还是“集约”，人们对二者理解不同：一是在经营方式上有“粗放经营”、“集约经营”。所谓“粗放经营”是指从事粗加工、对原材料利用不充分的生产活动；而“集约经营”是指从事粗加工、对原材料进行综合利用的生产活动。二是在经济增长原因上有“粗放增长”“集约增长”，如果经济增长是依靠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而产生的，比如劳动、资本等要素量的增加，这种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带来的增长为“粗放增长”；而由于要素质量提高，结构重组所带来的那部分增长，便为“集约增长”。三是在增长方式上有“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以资源、资金的双高投入拉动经济高速增长；集约经济增长主要不再依靠资源、资金量的投入，而是通过要素质量、管理效率、要素重组实现经济增长。

我国各区域由于自然、经济、历史差异大，在各区域之间要辩证地看待粗放与集约的关系，既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排斥，更不能把粗放向集约的转变绝对化。一种资源配置在发达区域可能是粗放的，但在欠发达区域可能是集约的；一种资源配置在一个区域今天可能是集约的，在后来的发展由于新技术的出现等条件的变化而由此引起的原先资源配置比较成本提高则成为粗放。一个区域是选择粗放模式还是集约模式要受到自身客观条件制约，以谁为主的选择必须具有客观性。粗放模式向集约模式的转变是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但是这种趋势并不能排斥“粗放经营”的重要性。我们的政策选择要顺应历史进步的总趋势，但是脱离区域实际、超越客观现实的硬性“矫正”是不可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

外延性扩大再生产或内涵性扩大再生产与效率高低存在必然联系。内涵性增长所产生的效率比外延性增长所产生的效率高，因为，它在多数情况下，可以提高剩余产品率。但在不同区域，则要看各区域的实际条件，要对投入与产出进行比较。如果一个区域处于经济发展的数量扩张阶段，客观上有外延性扩大再生产的需求，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情况下，采用外延性增长的途径效率明显，那么围绕外延性扩大再生产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对策不失为明智之举。然而，如果一个区域经济发展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产业结构并已达到一定规模，生产要素的数量扩张必然会带来扩张成本的明显上升，区域社会对外延性扩大再生产所带来的诸多压力的承受能力会明显减弱，此时内涵性扩大再生产的效率优势就会突出地显示出来——或者说围绕内涵性扩大再生产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对策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同时，外延性扩大再生产与内涵性扩大再生产作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两条基本途径相辅相成。对任何一个区域而言，都不可能在较长的时期内，只采用一种扩张模式。

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发展趋势是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但这种趋势是渐进的、有条件的。一个特定区域应选择何种要素组合模式，何时实现向高级组合方式的转变，要视自身实际情况而定。如果一个区域，资本价格很昂贵和高新技术取得很困难，只有廉价的劳动力，用廉价的劳动力有选择地优先发展一些有竞争力、国内外市场所需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样可以推动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样一个区域如果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高，高新技术取得同样困难，只有资本优势，发展高资本构成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则顺理成章。就目前而言，在许多区域，我们还不能过快地放弃劳动密集型要素组合模式，一是我国目前已经存在着数量庞大的下岗队伍，再就业压力很大，劳动力成本低，这是我们的困难，也是我们的优势，坚持在一些区域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既可以缓解就业压力，保持社会安定，也可以利用大量劳动力优势以吸引国外资本、技术、加快区域工业化进程，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产业。同样应该看到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化，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化，虽然不是绝对不可跳越，从国内外已经完成这一转化过程的经验和教训来看，一般是逐级完成，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形成进行资本积累，资本密集型产业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形成创造实现条件，这是一条规律。形成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组合链，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3)区域增长机制

区域经济增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源泉，要实现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必须建立一种良好的区域经济增长机制。本文主要讨论了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传递机制和协调机制，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政策建议。

区域经济增长机制是保证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要确保区域快速增长，就必须有一个能促使区域经济增长运行良好、完整、系统的机制。本文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传递机制和协调机制作一些初步研究。

区域经济增长是指区域所生产的物质产品与劳务的数量，在一段较长时期内的持续增长。区域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该区域经济总产出来衡量的。一般是通过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收入(NI)等量值表达。

在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按一定时期内某区域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变化率衡量区域经济增长。如果以t表示报告期年份，b表示基期年份，n表示这段时间内的年数，r表示所要确定的年平均变化率，其计算公式即为GNPt=GNPb(1+r)n用对数方程来解，则是Log(1+r) (logGNPt-logGNPb)/n经济增长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含义，“前一个时代经济增长的定义也许只侧重于人口增长或者是人均产量的增长，更多的情况下是侧重于人口增长”，但是，现代经济增长则是“指人均或每个劳动者平均产量的持续增长”。区域经济发展比区域经济增长的含义更为广泛，它除了要求区域经济在产出量上有增加外，还包括随着产量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结构变动、经济体制演进、人口素质提高、收入分配调整，以及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扩大等内容。区域经济增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只有区域经济的不断增长，区域经济发展才有坚实的经济保障。如果一个区域经济增长的结果只是增加了区域的产出，但并没有提升原有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还造成了贫富两极分化、体制更趋僵硬和区际贸易条件更加恶化等结果时，我们就认为这只是一种经济增长，并不是经济发展。但必须指出的是，一个区域没有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不能以向社会提供更多的产出来获取更好的收益，就缺少改善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物质条件，因此也无法实现其经济的发展。

关于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学家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很多经济学家都把经济增长的源泉归结为以下几种：劳动供给增长率，资本存量增长率以及技术进步速率。为此，有些学者还试图将特定时期内已实现的经济增长率分摊到上述这些源泉之上，据以说明每一个源泉在经济增长中的相对比重。

舒尔茨和贝克尔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则把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作为重要的增长源泉引入经济增长理论之中，突破了以往要素收益递减和收益不变的假定，形成了收益递增的增长模式。舒尔茨曾指出：“一经把人力投资因素考虑进去，我们的动态增长经济所面临的许多疑难问题就能迎难而解。”以往技术进步与资本投入之间此消彼长式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没有人力资本增长，就只会有艰苦的体力和贫穷。”贝克尔还对人力资本投资中几种基本形式的收入效应和收益率情况进行了分析，人力资本将是关于发展、收入分配、劳动转变和其他许多长期出现的问题的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 。罗默(Romer)在1990年发表文章指出，经济规模并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人力资本的规模才是至关重要。

新制度主义学派经济学家则认为经济增长不仅是技术变迁的结果，也是制度变迁的结果。诺思(North)在大量研究西欧经济史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提出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认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由此，他提出，较好地界定和行使产权、提高效率和扩大市场结合在一起，引导资源投入新的渠道，是对作为加速创新速度的产业革命最令人信服的解释。这样，经济增长的源泉不仅有资本、劳动、技术变革、知识积累、产业间及国际间的技术转移等因素，而且还包括制度结构的安排和制度变迁等因素。

对于经济增长源泉的众说纷纭，我们很赞成英国经济学家海韦尔·琼斯的看法：宁愿相信健康的多样性，也不愿轻信整体的一致性。因此，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实际上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从区域经济增长与一国整体经济增长不尽相同的特殊性来看，在上述诸多因素中，发展中大国的区域经济增长应该更加重视制度因素的作用。在发展中大国中，其经济现代化往往是政府推动型或政府主导型。制度作为政府主持制定的由各区域接受的规则，是国家行动对区域选择的控制或约束。“鉴于政府的保护总是选择的，故政府便成了一种分配责任与利益的制度化身。”制度是政府促进、保护或抑制某一区域经济增长的基本工具。

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性特征的问题，它取决于不同时代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经济体制。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区域经济增长也随着不同的经济体制模式表现出不同力量的作用。在完全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由于生产力布局完全由国家统一规划，生产规模和产量也受国家统一控制，各地区干部和职工的分配也是由国家在划分大区的基础上高度统一。这样，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被完全“全国一盘棋”思想所压抑，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或者表现为一种极端的政治热情，或者被高度计划经济体制所弱化，使得这一时代从表面上看变成了一个区域经济增长的淡化时代。地方官员对追求本区域的经济增长本身并没有太强烈的要求。更为荒诞的是，在当时“以粮为纲”的口号下，有的地方首长对于中央有关部委的项目，不仅不争取，而且还出于害怕影响粮食生产的顾虑采取反对的态度。改革开放使区域经济增长得到了必要的刺激，但由于改革初期，国家在众多领域实行了“双轨制”，各地并不在同一起跑线上(不仅在经济发展上不是同一起跑线，而且在政策支持上也不是在同一起跑线上)，因而很多地方更多地是把两眼盯着中央政府，希望在软预算约束环境下争得中央更多的支持。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进一步改革财政包干体制，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此后，国务院又几次修改完善了这一制度。这些改革比较有效地扩大了地方的权力，对于调动、发挥地方因地制宜地发展区域经济的积极性，打破长期以来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格局，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现在，我国已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资金的约束已成为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经济增长的利益已被各地高度重视。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一个与时代特征密切相关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经济利益将取代其他任何东西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经济利益，建立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就必须在有利于区域经济利益提高上做文章，在我国当前的条件下，建立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注意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中央和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探索处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上，已经有明显的进步。但是，我们仍然不时在要么放权过多、要么放权太少二者之间摇摆。为此，引发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调整。目前，从总体上看，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比较顺畅，但在某些情况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有冲突，这主要表现在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在一些直接利益领域，经济有不太合拍的地方。例如，在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经常出现中央与地方相互争资源的问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地方小矿大闹中央大矿的严重问题。在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上，由于中央给予的政策条件不一样，地方之间互不卖帐，甚至互相拆台，搞相互封锁的事情也屡见不鲜。

改革和完善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关键是要制定正确的地区政策。“地区政策的最高目标是在国家不同地区创造同等的生活条件。并且充分利用地域，除保障基础设施之外，这方面的重点特别是要改善增加收入的机会。”因此，中央政府要把区域政策落到实处，在不影响先进地区发展的同时，把重点放在提高后发地区的收入改善上。

建立激励和考核干部的有效机制，把干部的积极性引导到发展地区经济上。在其它条件确定之后，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取决于所在地区干部素质的高低。我们虽然早已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但在干部的任免和考核上，一直还存在着若干不健全的机制，有些地区干部的选拔与培养不能真正的启用有德有才的人，在干部的考核中花架子太多，硬指标太少，不能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这种结果必然导致有效激励不足，难以真正激发干部对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为此，必须在干部的遴选和晋升上，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能者上，庸者下，平者让”的方法，坚持把最能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干部提拔到合适的岗位上，以保证干部切实把主要精力用在发展本地区的经济上。同时，要特别注意干部的使用和爱护，要建立良好的制度机制让干部充分发挥作用，要用制度减少或消除干部因搞腐败而坏掉的问题。例如，要制定有效的干部交流制度和干部回避制度，特别是县级以上干部尤其是公、检、法、司干部要进行跨地域流动和交流，尽可能铲除干部腐败的土壤，给干部创造一个有利于放手工作的环境。

积极鼓励大批优秀人才去当企业家，并为优秀人才成为优秀企业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济表明：无论是地区的发展还是企业发展，都离不开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队伍，不管是发达地区还是发展中地区，企业家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稀缺资源。因此，培养新兴的企业家阶层，是各级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中的共同责任。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它为企业家提供了一个大展才华的宏大舞台。但是，我国还缺乏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不能保证让有良好经营管理素质的企业家脱颖而出，我国各地都严重缺乏高素质和经营者队伍，更缺少有雄才大略的大企业家。因此，我们必须下决心改革现在的企业家遴选机制，努力探索选拔和培养新兴企业家的新路子。要鼓励最优秀的人才去当企业家，为发展中国的企业经济作贡献。同时，应该让优秀的企业家得到公正的收益分配，让其在经营管理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首先承认企业家是一切生产资源中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改变过去那种不让或害怕企业家冒尖冒富的“恐资症”与“红眼病”，保证谁对企业作的贡献大，就让谁香起来；谁为企业生存和发展抹了黑，就让谁臭下去。这样，就可能营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与机制，有利于企业家脱颖而出，从而推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各国经济增长史都已表明：经济增长在一个国家内是一个不平衡的、连续的动态过程。经济增长总是最先发生在那些具有比较优势和区位条件相对优越的地方，然后由此扩散、逐步推进到其他地方。正如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所说：“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经济增长的这种空间传递过程既表现在各个国家间，也出现在一国内部的各个地区之间。

当一国内部各区域之间由于其市场的一体化和社会文化背景具有较高一致性时，经济增长的这种空间传递过程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主要是因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地区之间没有关税的障碍；一国内部实行统一的币制；国内各地区在地理空间上相互接近，无论是在通讯网络还是在交通运输方面，地区间的通达性都比较好；国内各地区的消费者在社会文化和消费习惯方面具有较强的通融性，语言和心理上的障碍较少；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随着全国统一市场的逐步形成，以资金、人才、技术为主体的生产要素在地区间能相对自由地流动；中央政府在平衡地区经济发展中往往能比较有效地运用各种宏观调控手段，促进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向发展中地区流动。

在区域经济增长的传递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发达地区比发展中地区的经济增长迅速。这种情况在市场机制和政府的共同作用下，会对发展中地区产生一系列影响，这些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艾伯特·赫希曼(A·O·Hirshman)曾以“北方”作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地区(或城市中心)，“南方”代表经济增长缓慢的地区(或周围腹地)为例，说明北方的快速增长对南方经济的影响将是利弊兼存。赫希曼将其中有利的影响称之为淋下效应(trickling down effect)，把不利的影响叫做极化效应(polarized effect)。缪乐达尔(G.Myrdal)则将其分别称为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和回浪效应(backwash effect)。

淋下效应主要由发达地区对发展中地区的购买力或投资的增加而产生。一般来说，经济快速增长的地区必然在加工工业的发展上快于发展中地区。这就会不断增加对发展中地区农产品、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进而推动发展中地区的农业和原材料工业的发展。同时，由于经济快速增长地区在能源、原材料相对短缺，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污染限制严格、以及远离消费市场和集聚不经济等因素的作用下，会主动在发展中地区寻求增加投资的机会，把一些耗能耗料较多的低档次加工产品逐步转移到那些经济增长虽然缓慢但资源丰富的地区。经济增长缓慢地区又会因为存在着严重的隐蔽性失业，大量剩余劳动力会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从而有利于提高其边际劳动生产率。这部分流动劳动力不仅以汇回的大量工资和劳动务收入提高了经济增长缓慢地区的消费水平，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流动中学到了技术，结交了朋友，获得了信息，重回家乡办企业、跑销售，从而推动发展中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据有关研究证实，1995年全国乡镇企业东西合作协议近万项，协议投资金额达300亿元，其西部地区可引入资金150亿元。2000年四川省外出打工的民工汇回的工资就有150亿元，这些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来自东部地区的广东省。东部地区的一部分专业技术人才到西部地区从事工商活动，也有助于西部地区的发展。

极化效应主要来自于经济快速增长地区生产经营者在市场竞争和关税保护中所处的优势地位，或“由于技术性工作，流动性最高，较为优秀的人才势必最先、最多从南方流向北方”，或所谓“增长极”的累积集中性增长在起初阶段会扩大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差距，出现“极”的增长对其腹地的负效应。据有关研究，我国经济增长的这种不利影响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东部地区由于生产效率较高，其生产的加工产品大量进入并销售到西部地区，使西部地区加工工业的发展处境艰难；二是在东部地区工资收入较高的吸引下，西部地区的中高级专业人才、经营管理者以及一大批富有创新意识的青年人纷纷流向东部地区，形成所谓“孔雀东南飞”，甚至“麻雀”也有东南飞的现象；三是受资金利润率的支配，西部地区有相当一部分资金通过银行中介流向东部地区，给本来严重缺少资金的西部地区造成雪上加霜的局面。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快速增长地区的淋下效应和极化效应究竟何者是主要的，这要视两类发展地区在经济力量上的对比而定。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聚集经济的存在，经济快速增长地区的累积集中性增长将会产生一种强大的极化效应，促使发展中地区的生产要素向发达地区集中，而淋下效应必然非常微弱，经济快速增长地区的净溢出效应一般为零，两大地区的经济差距扩大。但是，在生产要素向发达地区的聚集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种地理集中达到一定规模后，就会引起聚集的不经济，从而促使生产要素由集中走向分散。正如赫希曼所说：“不论情况如何黯淡，我们仍然有信心，如果北方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必须依靠于南方的产品。淋下效应与极化效应相比，终究将会占居优势。”因此，极化效应显示出的优势只能是暂时的，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巨大作用，也必须会要求周密的经济决策应运而生，从而改变这一状态。

充分认识和掌握经济增长的这一区际传递规律，建立良好的区际传递机制，是我们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应给予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根据经济增长的上述传递规律，我们认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在缩小区际经济增长差异上有步骤地建设一批重点开发区，以有效地形成一批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增长极”。特别是在国家重点扶贫的地区，国家要把扶贫资金集中在重点扶贫开发区域，在每一重点扶贫开发区域选择(或者规划)建设至少一个经济基础较好、增长潜力较大的增长中心，以便能够带动周围广大腹地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积极推进地区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今后，国家要特别重视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多方联合、共同发展的原则，积极推动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特别是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更高层次的多边经济技术合作。国家可以采取的措施有：积极推进西部地区本身的经济一体化，使之形成一个相互开放的区域共同市场；鼓励多方联合开发西部地区资源；支持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与东部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工程；鼓励沿海工业向西部地区转移等等。

区域经济增长过程必然伴随着一个暂时性的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过程。这一差距有可能在某一时期超过经济所能容忍的限度，从而引起人们对公平的重新思考和呼唤。当前，国人十分关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实质上就是人们不能忍受区域差距过大的反映。因此，只有把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差距限定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才能促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尽可能地为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条件，又应注意不要把区域经济差距拉得太大，这就有必要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关系协调的机制。

区域经济增长的协调机制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区域经济系统内的协调机制。二是区域经济增长中各种经济关系的协调机制。

区域经济系统是构筑于一定的资源系统之上的，并与之发生耦合关系的系统。资源系统的变化(短缺)不但是经济系统运行的结果，也直接反馈于经济系统。在区域经济系统中，资源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基础。解决资源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以“人为”的经济系统适应“天赋”的资源系统，促进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是区域资源结构、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协调机制的核心问题。资源结构在区域产业结构形成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对环境背景资源短缺的反馈调整是区域资源结构与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协调的重要机制。资源结构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空间聚集的程度，原料性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工业化期间区域经济活动聚集的重要影响因素，因而这种聚集又会引起环境背景资源在城市中的短缺，引发城市聚集区域资源与环境的很多问题，导致城市聚集效益下降，使得调整空间结构将资源引向资源富存区，是区域资源结构、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协调的又一重要机制。

区域经济系统的协调要求解决区域间经济结构和产业分工的协调，其直接结果应是促进区域间的合理分工。国家必须统筹规划，注意发挥各区域的比较优势，促进各区域发展有优势的产业和产品，避免不合理的重复建设和重复引进，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建立和发展地区经济的合理分工体系。就我国而言，要注意到建立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不可能像一些小国搞单一经济。同时，各地由于自身条件所限，绝不能搞全方位、全门类的经济，不应追求自成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利益机制的驱动，各地生产和输出也会更多地使用其相对丰裕的要素，换取本地稀缺的要素。因此，我们应该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利益为纽带，搞好统筹规划，建立和发展区域经济的合理分工体系。

总之，建立区域经济增长中各种经济关系的协调机制，重中之重是正确处理区域经济差距的协调问题，核心是在保持东部地区发展势头的前提下，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国家要为此对东部与西部地区的发展进行协调，沟通东部与西部、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间的经济联系。

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正确认识和处理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西部发展中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至为重要。从我国现实情况考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基础等方面都明显高于或好于西部发展中地区，呈现出一种很典型的依序由东向西的梯度推移趋势。也正是因为这一基本趋势，有很多同志强调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技术向西部发展中地区的梯度推移，却忽视了中部和西部发展中地区向东部发达地区的反梯度推移的能力。这是片面的。事实上，就中国区域经济现状出发，东部发达地区向西部发展中地区的梯度推移虽是主流趋势，但由于建国以后，我国政府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实行了向内地倾斜的发展战略，广大西部发展中地区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特别是在内地诸如重庆、武汉、西安等经济发展中心，人才积聚量大，工业门类也比较齐全，对周围地区有较大的扩散力，具有较强的反梯度推移能力。不仅这些特大型城市具有反梯度推移能力，就是内地一些大中型城市和某些产业部门在接受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技术辐射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向周边地区甚至向沿海发达地区反梯度推移的能力。因此，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必须既重视发达地区向发展中地区的经济技术推移过程的研究，又要注意发展中地区向发达地区具有反梯度推移的一面。

在认识和处理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的经济关系上，目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仍然主要表现为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的梯度推移趋势，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时，要特别关注东部发达地区向西部地区经济技术的传递作用，并根据这种传递的实际情况加速西部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西部地区不能坐等东部地区的传递，应该积极动员和充分利用现有的优势力量，在积极接受来自于东部辐射的同时，又要主动出击，利用自身的某些优势向周边地区辐射，甚至向东部发达地区推进。这就是我们所主张的，实行发达地区向发展中地区的梯度推移和发展中地区向发达地区的反梯度推移相结合的方式。只有这样，经济快速增长地区与经济缓慢增长地区在各种经济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就会出现区域发展的“双赢”格局。

正确处理增强国家整体实力，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和缩小国内地区间的发展差距的关系。

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证明，只有增强国家整体实力，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的国际地位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真正得到全面改善。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国家应该仍然把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水平，提高国家整体经济效益，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放在首位。在此前提下，尽可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缩小国内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正确处理沿海发达地区的再发展与支持发展中地区的加快发展的关系。区域经济差距的过大，必然造成区域间的矛盾和冲突，甚至引发一些不稳定的因素。虽然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势头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整体水平还很低，至今仍是发展中国家。即使是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水平也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其羽翼并不十分丰满。我们不能因为沿海地区相对内地较为发达，就迫不及待地挖肉补疮，搞拆壁补墙的蠢事，以抑制沿海地区的发展为代价换取西部地区的发展。正确的选择只能是，在保持沿海发达地区良好的发展势头的前提下，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国家可以在调控范围内，有选择有步骤地增加对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在西部地区培育若干有发展前景的支柱产业，适当培育新的增长极。

正确处理市场调控与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市场机制虽然能够促进生产要素向效益好的地区流动，但不能解决国民收入在地区间合理分配问题。特别是在我国当前的条件下，完全依靠市场竞争达到产业结构优化是不现实的。我国沿海地区在经过十几年的超高速发展后，无论是生产设备、技术水平、管理经验、营销手段，还是经济基础、投资环境等多方面都具有绝对优势，其产品质量、竞争能力的总体水平都已明显强于西部。如果完全靠市场机制调节，其结果必然是沿海地区的多数产业在竞争中取胜，从而使东部地区发展更快，而西部地区的大部分产业在竞争中败下阵来，只能成为沿海地区的制成品市场和能源原材料供应地。因此，在市场发育程度不高，能源原材料等基础性产品的价格还未能理顺，诸多体制改革措施还不到位的情况下，东部沿海比西部有更大的级差收益，完全的市场配置只能加剧地区间的不平衡。为此，国家要采用必要的手段，加大调控力度，在“九五”及其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一方面要增加西部地区资金投入比重，运用国家掌握的部分资源增加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支柱产业的投入，以改善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和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制定促进西部地区进步法、区域发展政策和规划，鼓励发达地区与发展中地区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多重联合，使各地真正按照经济规律选择主导产业，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正确处理区域经济关系的协调，必须依靠一定的机制与手段。我们认为，在协调我国区域间的利益关系时，政府应在市场机制调节和分配结果的修正上，采取一些有利于保持发达地区的发展势头、提高经济滞后地区发展能力、竞争能力和提高贫困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的政策和措施。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逐步增强中央政府协调地区经济利益关系的能力。中央政府协调地区经济利益关系的直接手段是直接投资和财政转移支付，间接手段主要有政策引导和利率与税率的优惠。在目前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成熟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协调地区经济关系只能以直接手段为主，间接手段为辅。然而，由于我国目前中央政府对各地区的税收返还基本上属于中央财政不可控财力，中央财政可用于转移的财力实际上只有财政收入增量中多分的一部分以及原有的用于专项补助的资金。因此，中央政府实际所掌握的财力是很有限的，必须增强中央政府的经济实力，这可以通过提高“两个比重”，即适当增加中央财政经常性支出中央补助地方经常性支出，以及建设性预算支出中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基金所占比重来实现。

加大国家向西部地区投入的力度，实现增长速度上的协调。建立规范化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财力上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这就要求我们在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的基础之上，建立以横向平衡为主的转移支付制度。在转移支付制度中，要改变目前以基数法确定支付数额的传统做法，根据因素法确定转移支付的数额，以保证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适当规模。

适当调整国家投资布局政策，有限度地减少国家在东部地区的直接投资比重，逐步提高国家在西部地区的投资比重，并且对西部落后地区实行一定程度的投资优惠政策。特别是要努力增加对西部地区用于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的投入，如适当降低地方为中央项目提供配套资金的比例，逐步提高在西部地区的政策性贷款比例，以此改善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

坚持综合治理原则，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把“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落到实处，实现21世纪初基本消灭绝对贫困的目标。今后，中央和地方都要想方设法增加扶贫资金的投入。这就要求不断拓宽扶贫资金渠道，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解决地区差距过大问题的经验，考虑建立国家区域共同发展基金；进一步扩大经济发达地区对贫困地区的对口支援和开展互利互惠的经济技术合作；积极争取国际援助和世界银行贷款；吸引外商和爱国华侨的投资；对落后地区实行企业投资补贴制度，鼓励外国企业和国内发达地区的企业在西部地区投资办企业，以提供有效刺激，支持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

利用经济杠杆，促进比较优势的发展，实现区域分工的协调。充分发挥国家投融资政策在地区经济布局中的调控作用。支持西部地区从事国家鼓励发展的项目建设，适当压缩国家对东部沿海地区的直接投资比例而转用于西部地区；对直接用国家财政投资、三大政策性银行贷款新建及改扩建的大中型建设项目，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给西部地区；对贫困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有计划、有重点地安排一些有利于开发利用当地资源和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骨干项目；在项目审批、地方配套资金比例、贷款利率及偿还期限等方面都要给予优惠。

协调国家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之间的关系，减少政策之间的摩擦。鼓励西部地区在地区分工中加快由资源加工转换的转变，特别是加强与农业基础相对应的轻纺工业的发展，提高地区内自我积累能力，促进西部地区的市场发育。国家要通过西部地区发展基金，促进有助于发挥西部地区优势的资源加工业、重工业和轻纺工业的发展，逐步向西部地区转移。

发挥西部资源优势，要充分发挥各种成分的投资主体和下游部门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建立新兴的跨地区的以产业联系为纽带的投资体制，组建跨地域的大型企业集团，协调上、下游部门之间的关系。

加快西部地区农业、能源、通讯和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力提高加工工业的发展质量，尽可能地积极培育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的有机结合。基思·B·格里芬在论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时曾指出以强调农业增长为主的绿色革命战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这一战略认为，通过增加食物的供给，并通过提供原材料刺激对农业投入、资金和中间产品的需要可以促进座落在乡村的工业的发展。这对于加速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是有指导意义的。

加大内地改革、开放力度，实现经济体制、观念意识等方面的协调。加快内地本身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加快内地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要积极扶植私营企业发展，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放宽对外商在西部尤其是在西部地区投资的控制，进一步扩大地方政府对投资项目的审批权，寻找能把内地资源、人才、资金最大限度地诱发和动员起来的动力和诱导机制。

内地本身要转变观念，加大内地开放程度和开放意识，一是加快、加大利用外资开发和加工西部资源的步伐；二是内地地方政府、群众要增加与其他地区的互惠合作意识，学会借用外部力量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积极发展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提高人力资源适应经济发展的能力。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增长的全过程中，自然资源和资本货物都是生产的被动因素，其作用要依赖于人民的智慧、创造能力和企业管理能力，而这都是教育的功能。因此，教育是人力资本的主要源泉。要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的有效协调，提高经济增长缓慢地区的人口素质非常重要。当前的重点是要着力发展发展中地区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为工业化准备高素质的劳动者。

正确对待人口流动和移民问题，积极扩大劳务输出。经济落后地区剩余劳动力向发达地区的移动，既促进了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同时也为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积累了技术和资金。因此，要做好移动人口的组织、协调和引导工作，鼓励而不是反对剩余劳动力的跨地区移动。

继续大力发边境贸易和区际贸易，加强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横向联系，鼓励先富起来的发达地区对内地在技术、资金、人才、物质等方面的支持。同时，要利用广大西部地区的漫长边境线，加强边境口岸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沿边的多方位开放，继续加强对边境贸易的规范化管理和协调监督，发展边境贸易的规模经营，以此促进西部沿边地区的经济繁荣。3级差·公平·制度

(1)级差

区域经济及其差异思想渊远流长。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的领地经济思想，柏拉图关于城邦经济的构想，似乎均可以视为区域经济的萌芽。而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人从城乡分工观点出发，对农业衰落和城市繁荣过程的考察与分析，则使这一思想获得进一步的拓展。但是，这一思想的系统形成则是19世纪以后的事。由德国经济家屠能于1826年完成的《孤立国》一书，采用局部均衡方法分析了农业生产者聚集在市场和城镇周围的原因，首开专题研究区域经济的先河，提出“农业区位论”。以后又有韦伯的《工业区位论》，鲁什的《区位经济学》和美国经济学家费特尔的商业区位论。进入20世纪以后，德国学者克利斯塔勒则提出了市场区位论。在各种“区位理论”中，关于各区之间存在级差的思想已露端倪。但直到克利斯塔勒的《德国南部的中心地方》一书部世，关于经济区位问题的研究还仍属于微观经济的分析方法，虽已提出各种区位理论，也分析各经济区域之间的差距，但未能进行量化的科学分析。

二战后，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区域经济理论有了突破性进展。一是实现各经济区域之间协调发展的迫切需要。20世纪50～60年代是西方各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在这一发展中已逐渐显露出诸多不稳定因素，如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稳加剧；城市人口膨胀，环境污染严重；落后地区土地荒芜、生态环境恶化等，传统经济理论难以适应区域经济新发展的需要。二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影响，促使区域经济的研究从微观走向宏观，从静态分析向动态分析过渡，从单因素局部分析向综合分析发展。

60年代初，美国经济家伊萨德·沃尔特“从空间经济论”出发研究区位理论，其特点是把各种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应用于工业区位的分析，使区域经济理论迈上新的发展阶段，其可贵之处则在于它使经济区域理论的研究进一步量化。与伊萨特·沃尔特相比，将时间变量纳入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分析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的研究，使区域经济理论研究中的量化分析又 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种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非均衡过程即区域发展差异的扩大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均衡过程即区域发展差异的缩小又构成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为此，它提出了著名的非均衡的倒“U”字型理论，描述了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所呈现出的非线性变化特征。这一研究尽管只是以时间变量、GNP总量和人均量的变化为数量关系进行研究，但却使区域经济理论的量化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首先，关于区域经济的分析与研究要有新概念和新方法，要突破原有的框架。目前我国关于区域经济的研究资料很多，其中进行定量分析和研究的著述也颇丰。为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应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有所突破。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目前所形成的统计口径只有按行政区划进行的资料数据的统计，它所反映的基本上是一定行政区域内经济发展的水平与问题。有些区域经济的研究课题较难借助资料对某一经济区域(笔者所指经济区域是指突破行政区划，按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所形成的特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预期作出全面的认定和客观的评价。按照一定的经济区域进行数据统计的要求日益迫切。另外，我国客观上将区域经济划分为沿海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三大块的作法也有其不合理之处。这些概念本身应属于地理学概念。划分经济带、经济圈、增长极等办法能更好地反映经济区域发展的整体状况，如珠江三角州经济区、环渤海地区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区、长江沿岸经济区等。

其次，区域经济研究要有定量分析，但要有所突破。经济体制改革之初，经济理论界曾对中国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要定量分析进行较多讨论。22年后的今天，定性研究基础上的定量分析，使我国经济理论获得长足发展，出现个量分析和总量分析、比较分析及借鉴各种计算公式所进行的对比分析等。

第三，区域经济研究的更高水准在于使区域经济理论更具有中国特色，使它更适合于指导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我国区域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总体水平较低。有些研究奉行“拿来主义”的照抄照搬，有些则就事论事，难有新的观点和思想的形成。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得知，这一理论的产生之初就与实际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不论是领地经济思想还是城邦经济思想，都明显地表露出这一特征。那么这一理论发展特征则应在于研究成果的可操作性，应与经济政策的研究紧密相联接。

经济区域级差是指由诸多因素构成的能引起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差异的软环境和硬环境方面的等级差别。各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差异已成不争之事实，对引起这些差异的诸多因素进行综合研究。其中的硬环境是指一定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及该地区的资源、产业结构、运输、金融保险、邮电通讯的状况、劳动力的素质、生态环境的情况、科技发展的水平等因素所形成的经济持续发展的可能性。这里的许多指标可量化，也可计算。所谓软环境则是指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文化传统、政策的开放程度和稳定性、政府的权威性和办事效率等因素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程度。各经济区域之间硬环境方面的差异，笔者称其为经济区域绝对级差；各经济区域之间软环境方面的差异，笔者称其为经济区域相对级差。

经济区域级差不同于形成级差地租的土地级差，也不同于自然地理学上的各类区域的划分，更不同于行政区域的类别级差，与时下通行的东部地区(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划分也明显不同。

始于古典经济学的级差地租及土地级差问题研究，经马克思以及后来许多经济学家的发展所形成的土地级差收益的理论，是经济学的重要内容，论证了人类社会有效利用土地资源的最基本问题。经济区域级差问题与土地级差问题的分析有很大区别，但也有相通之处。两者都要分析一定区域内土地的利用效益或一定地区内的经济效益，都要研究这些效益产生差别的原因及其变动趋势。两种研究的区别主要有如下几方面：一是土地级差及其收益是小范围的分析，更主要是微观方面；经济区域的级差及其效益的研究则是大范围，更主要的是中观和宏观，其在更大的区域内进行比较。二是土地的级差问题相对讲较直观、较简单；经济区域的级差则较复杂、较全方位。必须对影响和制约区域级差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总体的分析，才能对各经济区域的级差作出科学界定，其难度要比前者大。三是从方法论方面看，土地级差问题的研究更主要是动用规范分析方法，而经济区域级差问题的研究除了要运用规范分析方法之外，将更多地运用实证分析方法。

经济区域级差的概念不同于从自然地理学角度对各地区的划分。自然地理学是以光、热、水分、土壤和植被的地域分异为依据，以气候、土壤和植被的地理相关关系为基础，对各不同地域按其自然特征进行划分。它的含义与范围同行政上或经济上的划分不同，但却与经济划分有密切联系。它是各经济区域形成级差的自然基础，对于经济区域的级差有着重要的影响。拥有肥沃良田和天然良港的地区，比之大漠戈壁和交通闭塞的内陆地区更具发展经济的可能性。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确切地说明包括资源状况和生态环境在内的自然条件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区域的级差问题。经典作家为这种探讨提供了一个基本前提，即承认自然条件是形成经济区域级差的客观因素，提出“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有了较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较好的自然条件，经济增长和发展就有了必要条件，经济增长和发展就有了较多的可能性；反之则可能性较少。

经济区域级差与行政上各地区类别级差的划分也有所不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曾几次对各地区的类别进行划分，至今这种划分的影响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80年代以来，理论界所使用的东部地区、西部和中部的区域经济概念，既有与行政性区域划分相联系的内容，也有与自然地理划分相关联的不合理因素。“东部地区”是我国发达地区的代名称，但以行政省区为基础划分的东部地区是一个界定不清的概念。不讲各省区之间的差别，即使是在一个省区内，一部分地区是发达地区，一部分地区却是欠发达地区甚至是贫困地区的现象仍然存在。另外所谓“东部地区”，顾名思义，应是位居我国东部省区，但实际上，它只包括我国的华南地区、华东地区和华北地区的部分省市。在我国地理位置上位居东经122。以东的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却被列入“中部地区”。现在所说的“东部地区”的所有省市自治区均在东经122。以西。这显然使“东部地区”成为一个界定不严密、不科学的概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有关问题的研究。据此，我国不仅存在东西差别，还事实上存在南北差别。

经济区域级差问题研究的价值和必要性在于：其一，有助于人们对于区域差异原因的认识趋于科学和客观。长期以来，关于区域经济差异原因的认识颇存歧义，许多人都将这种差异笼统简单地归结为是中央政府对不同地区实施不同政策的结果，本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人们转变这种认识。其二，能使人们对于各不同经济区域富裕与贫困的认识产生新的观念。因为，在现实经济发展中，有些地区不顾资源的开发开采规律，乱采滥挖，导致区域内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环境恶化，虽然暂时富裕了但却难以持续发展，潜藏着深层次的危机，需花巨额资金去治理环境，这样的富裕就要大打折扣。其三，将为各经济区域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目前，我国各经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者往往都具有很强的赶超意识，这本无可非议。但如果他对本地区与其它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异知之甚少或基本不知，那么所制定出来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怎样的可行性和科学性就可想而知。经济区域级差问题的研究将为此提供较为精确的材料。

依据前面的定义，将经济区域对级差界定在如下几组数据内进行量化分析。

人均自然资源拥有量离差，是指经济区域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综合指数与全国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综合指数平均值的偏离程度。记为：m1=Ai-A其中Ai指某一地区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的综合指数；A指全国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综合指数的平均值。如m1为正值，则表明该地区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高于全国的平均值；如m1为负值则表明该地区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低于全国的平均值。在我国，已有学者对人均自然资源拥有量进行了计算。这里的自然资源是指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矿产资源、能源资源、水资源、林木草场资源、耕地资源等。

人均经济资源拥有量离差，是指经济区域人均经济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数与全国人均经济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数的偏离程度。将这一离差记为：m2=bi-B其中Bi指某一地区人均经济资源拥有量的综合指数；B指全国人均经济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数的平均值。如m2为正值，则表明该地区人均经济资源占有量高于全国的平均值；如m2为负数，财表明该地区人均经济资源拥有量低于全国的平均值。经济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数的基础指标有资产存量、资金供给能力、智力资源、劳动力资源等。

科技对国民经济贡献度离差，是指经济区域内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与全国平均值的偏离程度。记为：m3=ci-C其中Ci表示某一地区内，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C是指全国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平均值。如果m3为正值，则表明某地区科技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如m3为负值，则表明某地区科技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外贸依存度离差，是指经济区域内国民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与全国平均值的偏离程度。记为：m4=Di-D其中Di表示某一经济区域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区域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D表示全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如m4为负值则表明某地区国民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低于全国的平均值。

地区产业结构效应值离差，是指地区产业结构效应值(经济区域产业结构变动指数与工业年增长率的比值)同全国产业结构效应值(全国产业结构变动指数与工业年增长率的比值)的偏离程度。记为：m5=Ei-E其中Ei指某经济区域产业结构效应值；E则表示全国产业结构效应值。如果m5为正值，则表明该地区产业结构效应值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如果m5为负值则表明该地区产业结构效应值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环保投资比例值离差，是指经济区域环境保护投资占该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与全国该项值的偏离程度。记为：m6=Fi-F其中Fi指某经济区域环境保护投资占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F则表示全国环境保护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若m6为正值则该地区环保投资的相对额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若m6为负值则表明该地区的环保投资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上述数值的计算要在一个较长时间内进行，而不是按一个年度来统计计算。

将上述6项数据加权汇总。m1和m2属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因素、静态因素，可考虑确定其权数为0.5～1.5之间；m3、m4、m5属影响经济发展的动态性因素，且对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在逐步增大，可考虑设定其权数为1～2之间；m6则属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如一个地区生态环境污染严重却不加大投入进行治理，即使其它条件都很好，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也很脆弱，所以可考虑确定其权数为1.5～2.5之间。对各经济区域6项数据汇总后进行比较，即可得出各经济区域之间的绝对级差，确定它们的等级差别。

经济区域相对级差比其绝对级差能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经济的发展已成定局。但在有关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人们更多地看重硬环境而忽略软环境的倾向却依然存在，加强对经济区域相对级差的研究十分重要。

对经济区域相对级差的研究，首先需要探讨和剖析的问题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文化传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经济与文化的一体化，“今天的经济昨天的文化，今天的文化明天的经济”的观念，已成共识。特别是已被许多人所接受的“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商业文化”等，对经济的发展具有直接明显的促进作用。而被人们称作“精英文化”、“贵族文化”中的某些观念、理论、学说和意识以及由此而发生的某些行为，却往往在离经济发展较远的地方独立存在。另外，文化的进取性与求实性，或相反的守成性与浮华性；文化的自由性与外向性，或相反的有序性、束缚性和封闭性等，都会对经济区域的等级差别产生重要影响。其次，政策的差异也是形成经济区域相对级差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对沿海特区、开放区和开放城市实施了地区倾斜政策，表现为各不同的经济区域，具有不同的建设项目审批权，具有不同的外汇留成和使用额度，也具有不同的税收政策、外贸易政策和信贷政策。使各地区的经济政策在开放性和超前性方面，在经济政策的倾斜水平与优惠度以及稳定性方面形成重大差别。最后，政府的办事效率和权威性也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包括区域内各级政府事权划分的合理性，政府自身规模的合理性程度，是否实现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政府是否具有权威性和办事效率等。

上述分析可列图表作进一步量化分析。

经济区域相对级差等级图表

项目〖〗内容〖〗强〖〗中〖〗弱〖〗无价值观念、传统文化方面的差异〖〗1.经济与文化的一体性

2.价值观念、文化的进取性、求实性

3.价值观念、文化的自由性、外向性经济政策方面的差异〖〗1.政策的开放性与超前性

2.政策的倾斜度与优惠度

3.政策的稳定性〖〗〖〗〖〗优〖〗良〖〗中〖〗差政府的权威和办事效率〖〗1.区域内各级政府事权划分的合理性

2.政府自身规模的合理程度

3.政府的权威性和办事效率

给上述表格中的强、中、弱、无和优、良、中、差各个等级确定不同的分值，即可得出各经济区域的相对级差，将其与绝对级差汇总就可求出某些经济区域之间的等级差别。

(2)公平说

任何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如果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持续表现为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快于欠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其结果必然加大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这使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条件更加恶劣，并将对全国总体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国家都力图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改善落后地区发展条件，实施相应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等，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平衡增长和追逐公平目标。我国已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今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指导方针，如何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赖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的建立及其应用，而公平问题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概念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又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进行进一步的澄清。

经济公平是指经济活动中各个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由统一规则调节。在不同经济体制下，经济活动的调节规则的内容与形式完全不同。人类社会存在两种不同的典型模式：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与此相适应，存在两种不同规定的经济公平。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自上而下、无所不包的指令性计划对地方政府、企业、个人的经济行为和利益所得统一规定，以集权指令代替个体抉择，地方、企业及个人附属于国家，国家是唯一的经济利益主体，地方政府、企业及个人都是国家各项指令的被动接受者，因而国家规定是社会经济唯一的调节规则。在这种经济体制中，区域经济发展实施均衡发展战略，追逐生产力空间布局的“均衡”目标，提高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努力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在经济公平基础上的社会公平。这种由国家制定规则统一调节国民经济主体行为和区域资源配置的方式，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公平的含义。

与此相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如何分配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企业和个人作为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依据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的变动来调整经济行为，自主地组织生产经营以及其他经济活动，竞争机制优胜劣汰的强制力赋予每个市场主体自主抉择的权力和行为结果的有效。企业为了在市场竞争中求发展，必然竞相提供质量更好价格更便宜的商品，以争取到更多的顾客。无论是工厂、商店，还是银行、旅馆，顾客就是上帝，谁得罪了上帝谁就要灭亡。正是这种公开的、自由的、机会均等的市场机制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这种竞争过程中的规则对于参与竞争的每一个人来说都具有同等的效力的表述，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公平的基本含义。

不论在哪一种体制下，只要做到了调节规则的统一、公开、公正和有效，就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公平。计划经济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都实现了经济公平，只不过其具体内容有很大差别。计划经济中的经济公平以企业、个人、地方政府的非主体利益为前提，对各种经济活动的调节以命令代替了自主抉择，缺乏激励与约束功能，因而它本身与经济效率无关，经济公平的实施并不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公平则承认企业、个人、地方政府的利益独立性，提供各种经济活动的竞赛规则，保护优胜劣汰机制的有效，从而刺激各经济主体提高效率。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条件下，是否也能实现经济公平呢?从理论上讲，只要使各种经济主体接受同一规则的约束，就能实现经济公平。但实际上，对一个经济转型国家来说， 往往根据不同的地区和企业情况而制定不同的竞赛规则，或以计划规则为主，或以市场规则为主，或对计划规则与市场规则进行不同组合。由于转型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矛盾错综复杂，经济发展面临基础薄弱，要素结构不合理，资本和外汇严重短缺等问题，开放部分部门和地区，以吸引外资，调整结构，增加外汇，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不同部门、行业、企业、个人和地区因受制于不同规则的调节而使发展水平差距拉大，出现了经济不公平问题。因此，双重体制中经济公平的程度很低，经济公平有一个缓慢的推进过程。

经济公平中通行的调节规则的具体化与受调节经济主体有很大关系。对个人而言，经济公平包括人人生而公平和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里机会均等和人身平等一样，是指人的天赋、文化素质、个性、才能是不一样的，他们有权选择并从事不同的事业。出身、民族、肤色、信仰、性别或其他情况都不决定对一个人开放的机会，只有他的个性和才干他所得到的机会和成就。由努力得来的报酬是公平的，没有付出相应的努力就没有资格要求相应的价值所得。正是这种竞争机制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使那些善于捕捉机会，正确选择和不懈努力的人先富起来，从而拉开收入差距。不过竞争又促使落后者更快地赶上先行者，从而缩小差距。这种“拉开——缩小”的过程，促使社会经济效率不断提高。经济公平产生经济效率，经济效率又要求经济公平。在经济公平创造经济效率的过程中，市场按照经济效率向生产要供给者提供报酬，这些报酬构成人们的收入，要促使经济效率提高，就必须使报酬有差别，从而使收入有差别。而这恰恰是经济公平的必然结果，是市场机制的内在要求，必须保护其强制执行。经济公平导致的个人收入不平等只能通过非市场机制加以修正和弥补。社会公平就是调节经济公平产生的个人收入极不平等的有效机制。

现代经济学认为，社会公平是指社会成员收入的均等化。与经济公平是通过市场进行的收入分配不同，社会公平是基于市场的收入再分配。“收入再分配的根据通常并不是对经济效率的追求。它是基于超越其上的社会价值观：社会各界一致同意，当市场导致一些人收入很低以至于他们不能维持一个最低的生活水平时，政府应当救助这些人们”。救助措施包括：税收。“如果政府决定高收入者应支付高税收，低收入者应支付低税收，那么这样的决定将改变现有产品的消费方式。对比他们按收入的同一比例支付给政府税收的情况，富人消费得更少，而穷人消费得更多了”。减少贫困的政府计划。政府通过对付造成贫困的各种原因来减少贫困：它寻求各种方法以减少失业人数，提高就业者的收入，对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不能工作的人提供支持，提高低工资工人的技能，以及减少歧视。随着把更多的收入再分配给穷人，政府不得不提高对富人及中等收入者的税收，这会削弱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一旦政府设计出了一种有效率的税收体系，即一种处在平等——效率边缘的体系。它们将面临一种替换：它只能通过牺牲一些效率来进行更多的再分配。这是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关系的一层含义。

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社会公平的调节规则兼顾经济公平的要求，那么，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就存在另一层含义：二者是相互促进的。首先，社会公平是由经济公平产生的。经济公平的收入分配状况的不平衡客观上要求对其进行再分配，社会公平对经济公平造成的个人收入极不均等状况进行均衡化调节，使后续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顺利进行。其次，社会公平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经济公平的水平。社会公平的目标、手段和实施途径都是由经济公平决定的。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愈高，政府所能掌握的财政收入愈多，则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选择余地就比较大。最后，社会公平中通行的原则要受到经济公平原则的约束。社会公平所确定的价值判断和调节原则要接受经济公平的检验，体现经济公平贯彻的条件的要求，为经济公平机制正常发挥功能创造条件，如为失业者再培训，让贫穷者的子女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这样既有利于人力资本的增长，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公平竞争，又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对于导致地区间个人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政府利用财政支付转移制度来调节地区差距，改善落后地区的投资环境，为落后地区参与公平竞争创造机会。

经济发展的空间平等是从空间分布角度考察经济发展的公平问题。关于经济发展空间平等的涵义，国内外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空间平等是指区域间经济增长率差异缩小和收入的差异缩小。区域间经济总是要经济过较长时期的非均衡增长，才能逐步实现区域间的平等。这已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所证实。发达国家基本上实现了经济发展的空间平等。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在空间上分解为两极：一极是少数地区持续的经济高涨；另一极是多数地区持续的经济落后、停滞，空间上的两极分化更重要更直接的表现是人口、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过度集中以及地区之间收入水平差异的扩大。这种空间平等的涵义主要局限于社会公平的视角内，没有包容经济公平的基本要求，这是不完整的。

空间平等最重要的内容是经济公平。没有经济公平，就谈不上社会公平。经济公平是区域间经济增长和有效竞争的必要条件。经济公平繁荣了区域经济，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奠定了基础。离开了经济公平，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绝对难以保障，社会公平的目标无法经过收入再分配实现。经济公平作为社会公平的先决条件在任何体制下都是一样的。国外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间的经济公平自动导致社会公平。以均衡概念为基础形成的新古典主义区域增长模型认为：给定一个不均衡的区域经济状态，只要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资本和劳动的逆向运动可实现总体效率与空间平等的最优结合，社会不需要付出总体效率的损失，随着时间的流逝，空间上的平等自动实现。如果没有经济公平，经济发展秩序就会出现紊乱，过度竞争和缺乏竞争都会降低国民经济的效率，使社会公平目标因缺乏实施的物质手段而搁浅。

区域间的经济公平具有多重含义：

第一，区域间的经济公平是指区域间经济的均衡增长。以罗丹、纳克斯、刘易斯为代表的区域均衡增长理论提出：消灭不发达地区投资、需求、市场全面萎缩的局面，必须在部门、地区之间平衡地投资，谋求平衡地增长，即用规模的社会预投资本，在各个相关的行业或地区同时形成相当数量的固定资产，并同时形成相当规模的产品、市场，这样，可以节约社会成本，减轻落后部门对先进部门或落后地区对先进地区的牵制力，以达到“大推进”的目的。区域间经济均衡增长，对于有效改善现存的空间二元经济结构和维持空间经济一体化趋势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区域间的经济公平是指区域间竞争机会的平等。区域间竞争机会的平等是指：在承认不同区域竞争起点(如自然资源、地理位置、气候环境、经济实力)不相同的前提下，不同区域都有自主选择参与竞争活动的权利，接受同一竞争规则的调节，经过公开的竞争过程，宣布并保护竞争结果的有效。区域间竞争机会的平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间经济公平的重要内容。调节机制基本相同。一般来说，不同区域存在相同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调节机制，区域间经济公平必然存在。但从动态角度看，即使不同区域实行同一经济运行机制，可能由于自然条件、发展历史、累积循环效应等原因，区域间仍然无法实现经济公平。例如，某些区域发展更快一些，而另外一些区域发展相对较慢。一旦某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超前于别的区域发展，在既得优势的基础上会继续超前发展，即发展快的地区发展更快，发展慢的地区发展更慢。

区域间经济公平的涵义与前述经济发展的公平涵义相比较显然要丰富得多。对于国民经济发展而言，只要对个人、企业等经济活动主体实行统一规则调节，就实现了经济公平。但对于区域间经济来说，即使实行同一调节规则，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可能产生不同的经济效益。对甲地区公平，可能对乙地区不公平，形式上公平可能事实上不公平。区域间经济公平的完整表述是：区域间经济均衡增长是经济公平的表现形式，区域间均衡增长以区域间竞争机会的平等为基础，竞争机会的平等由区域间同一经济运行机制所决定。在一个制度成熟的经济体系中，区域间同一调节规则意味着区域间经济公平。但在一个制度转型的经济体系中区域间同一调节规则是否意味着经济公平，还要分析较长时期内区域间调节规则的变化情况。借助于区域间调节规则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判定区域间同一调节规则的实施是形式上的经济公平还是事实上的经济公平。

区域间的经济公平导致社会公平，区域间经济公平要求缩短或消除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增长率差距，并逐步消除二者之间的历史差距。如果区域间经济实行同一调节规则，实现了区域间经济公平竞争和均衡增长，那么，经过特定的发展时期，区域间经济一体化和收入均等化目标必然达到。经济发展的空间平等包含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两层含义，经济公平是基础，没有经济公平，社会公平不可能实现。

区域经济公平实质上是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制度约束和实现机制的公平问题。如前所述，如果一个国家内区域制度约束和实现机制基本相同，即各个地区经济调节规则一样，那么就实现了区域经济的公平，从而导致地区间竞争机会均等，经济增长趋于一致，收入分配逐渐接近。反之，意味着区域经济不公平。

80年代以来，我国地区间尤其是三大地带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状态。沿海地区在全国GDP中所占的份额16年(1984～2000年)提高了5 3个百分点，而中部内陆和西部内陆地区的GDP份额分别下降4 6个百分点和0 7个百分点。是什么原因导致80年代以来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事实?理论界进行了大量探讨，大多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经济、社会、历史、地理等因素。但这些解释比较多的停留在经验总结层次上，将各种因素不分主次地罗列在一起，无助于区域发展差距拉大问题的解决。

80年代以来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拉大主要是经济不公平所致。地区间经济非均衡增长和收入差距拉大是区域经济不公平的结果形态，地区间竞争机会不均等和经济运行机制根本不同是造成地区经济差距的重要原因。80年代初以来，我国实现先沿海、后内陆、先沿边、后内地腹地、先交通便利地区，后交通闭塞地区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对沿海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在经济特区、技术经济开发区，对“三资”企业实行免几年所得税，减几年所得税再实行15%的所得税率，这种优惠政策后来扩展到区外的“三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甚至一些内资企业也享受了类似的减免税政策。而不发达地区，在发达地区开始税收优惠政策后的一个长时期内，没有这类的税收优惠政策，大中型企业普遍要交55%的所得税，小型企业实行8级超额累进税率的所得税。发达地区企业的税负较轻，而不发达地区的税负较重。除在税收政策方面存在不均等外，在其他经济政策上也存在不平等。其他经济政策包括投资规模的审批权限、进出口优惠方面政策、土地审批和出让方面的优惠政策等，发达地区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利用这些政策充分受益，不发达地区各种优惠政策获得的时间较短， 还没有受益，就随着税制、投资体制、进出口管理、土地管理等方面的改革而结束了。这样，发达地区利用较长时间的各种优惠政策赢得了发展的资金、时间和优势，而不发达地区失去了机会和时间。

区域间经济不公平还体现在经济运行机制的差异上。包括所有制结构、价格制度、政府管理等方面。首先，区域间所有制结构差异拉大。进入80年代以来，由于沿海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以及中央政府对沿海地区实行了一系列特殊政策，使沿海地区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并已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与此相反，中、西部地区市场化改革的进度较慢，国有经济在经济发展中一直占居主体地位，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从经营管理人员到内部组织结构，不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配置和建立的，效率很低，不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国有企业对其存在和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等无力支付其费用，从而牵制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其次，区域间价格制度有所不同。不发达地区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如原煤、原油、原木以及其他矿产品和农产品的价格长期以来由国家控制，改革开放以后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并存，影响资源的合理配置，导致利润流失，并且是一些大中型企业严重亏损的重要原因。与此不同，非国有企业生产的加工工业产品尤其是轻工业产品放开较早，价格基本上由市场调节，市场竞争调节加工工业产品结构，引导投资的合理布局，推动加工工业的迅速发展。不发达地区一般资源丰富，除了三线军工企业外，余下的企业大多属于采掘工业和能源原材料工业，而其加工部分一般在区外。发达地区资源较少，但加工工业发达，产业结构较轻，主要生产消费品等最终产品。价格体系改革的渐进性实际上体现为区域价格变动的差异性，发达地区以市场价格为主，不发达地区以计划价格为主，这直接影响着各地区的利润分配和资本积累，从而影响投入规模，最终产生不同的资源配置效应。最后，政府体制有所不同。发达地区以“小政府大社会”为建设目标，其政府机构设置和政府官员数量小于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并不因人口过少和经济发展总量过小而在机构设置和政府官员配备规模方面小于发达地区。刚好相反，不发达地区“吃皇粮”的上层建筑规模庞大，该区人口和企业负担的上层建筑的费用要大于发达地区。另一方面，不发达地区企业相对数量少，而上层建筑机构相对过多，企业遇到和承受的干预要比发达地区企业多一些，政府的转轨。以上情况说明，发达地区实行市场经济为主的体制，不发达地区仍然沿袭计划经济体制，这两种根本不同的运行机制对区域经济差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90年代中期前后，国家政策在时空上的不平衡状态发生了变化。1994年实行新的税制，不同所有制企业同一税负，在均等的税负下展开竞争，使不发达地区低税率政策在时间上只是赶了尾，还未充分利用，就被新的税率政策替代了。其他政策，包括投资规模的审批权限，经济开发区在进出口方面的优惠政策、土地审批和出让方面的优惠政策等，都随着一系列新政策，如，土地出让增值税等政策的实施而改变了。1997年国家计委、财政部公布 了首批降低22项管理费收费标准，1998年财政部等6部委又取消了147个基金(附加、收费)项目的通知，这些政策的出台，对于规范区域间的经济政策，统一全国市场体系，实现21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具有积极意义。

上述新经济政策旨在纠正前期经济政策多元化和区域倾斜政策所造成的区域经济不公平，试图创造区域间经济主体公平竞争的环境，但市场主体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要经历一个历史过程，前期非均衡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不可能由后期的均衡政策所抵消。前期非均衡政策对发达地区强烈的正效应，使发达地区的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和扩张能力，而非均衡政策对西部地区基本上未发挥其正效应，西部地区发展缓慢。应变能力和扩张能力都比较弱，政府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驾驭能力很差，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实行均衡经济政策，把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放在同一起跑线上，按同一规则竞赛，但结果仍然是西部地区落后于东部地区。因此，现阶段的区域均衡政策只是形式上公平，事实上则不公平。当前国家在实施区域均衡政策的同时，应考虑前期政策的累积效应，辅之以补偿性的区域倾斜政策，以消除事实上的区域经济不公平，切实推进西部地区经济的转轨进程，完成市场经济在时空上均衡化进程。

(3)区域差距的制度分析

我国的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在不同的区域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为了缩小区域差距，应注重以下几点：国家必须从政策尤其是法律上明晰财产关系，清楚界定产权，既要达到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又要大力发展非国有制经济；培育和发展中西部资本市场；应鼓励中西部国有和非国有经济组织、地方政府、个人进行制度创新，来满足制度服务需求，突破制度供给的“瓶颈”；提高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建立开放的劳动力流动机制、移风易俗、加强信息工程建设。

近代以来到解放前为止，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此相应，我国70%以上的工业偏集于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区，而沿海工业又绝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天津和辽宁中部、江苏南部少数几个城市。1949年工业总产值最高的上海地区与最低的宁夏地区两者相差了29倍；面积占国土68%的西南、西北和内蒙古，其工业总产值仅占全国的9%。王玉珍：《我国改革时期区域差距扩大的成因透析》，载《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这种区域差距的形成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特征相吻合的。

解放以后，由于施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央政府出于平衡生产力布局以及政治、军事上的考虑，大举在中西部地区投资建设。1953年，在沿海地区的投资比例为37.7%，内地的比例占36.5%，不分地区的占26.2%；到1962年，沿海的投资比例降为37.5%，内地上升为52.8%，不分地区的占9.2%；陈计旺：《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回顾与展望》，载《延边大学社会科学报》，1997年第1期其中“二五”和“四五”时期，为了备战，国家对内地的基本建设投资进一步提高到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64.7%。王玉珍：《我国改革时期区域差距扩大的成因透析》，载《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从1949～1979年的30年内，沿海和内地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由7：3转变为6：4。魏先锋：《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区域经济差距发展的趋势和对策》，《开发研究》，1997年第1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区域经济发展采取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区域差距进一步扩大。

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是指新制度(或新制度结构)产生，并否定、扬弃或改变旧制度(或旧制度结构)的过程，是创新者或创新集团通过制度的调整与变革取得潜在利益的活动。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到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十五大继续深化和完善，中国经济发展就是一个逐步市场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市场机制的萌生及其作用的逐步发挥，是在不改变公有制性质的条件下，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权能分解开始的。这种分解使农户、企业有自主权与独立的经济利益，因而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所以在不改变公有制性质，只改变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此萌生成长、发展壮大。刘贵斌：《市场经济与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的有机结合》，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1998年第4期

以上所指的公有制性质下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权能分解是在原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制结构存量的改革，也就是对原有的国有制经济实现形式的改革；而从财产关系(产权)的调整来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过程中还包括发展增量，也就是发展原有所有制结构中不存在的非国有制经济。

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而制度因素之中财产关系的明确尤其重要，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道格拉斯·诺思等著：《西方世界的兴起》，学苑出版社，1933而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种由点到面、渐近式的改革，因此在不同区域之间，对于财产关系调整的力度和深度，以及市场体制建立的完善与否有很大差异，而这又极大的影响了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

从改革22年来在不同区域之间财产关系的调整结果来看：到2000年，东部沿海地区的国有企业份额已降至小于33%，而中部地区的比重为52.5%，西部地区则高达70%；在工业总产值中，东部沿海地区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比例为3：7，而中西部地区则为6：4。对于财产关系的调整所产生的所有制结构的不同，在不同区域之间已经形成了很大的差别。由于国有制经济还未在改革中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新体制，活力仍然不够，亏损面较大；而非国有制经济已基本具备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体制，具有较强的活力。从1980年改革开始，非国有制经济就以高于国有经济的速度推动国民经济向前发展，见表如下：李德伟、盖学玲、陶学新：《我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状况》，载《中国工业经济》，1996年第1期

行业〖〗所有制类型〖〗1980～1985〖〗1986～1990〖〗1991～1992〖〗总平均工业

(按工业总产值)〖〗全国企业〖〗112.23%〖〗113.18%〖〗120.98%〖〗113.96%国有企业〖〗108.11%〖〗107.31%〖〗110.4%〖〗108.93%非国有企业〖〗121.7%〖〗121.19%〖〗130.16%〖〗122.87%商业

(按商品零售额计)〖〗全部企业〖〗115.0%〖〗114.03%〖〗115.09%〖〗114.63%国有企业〖〗109.59%〖〗113.56%〖〗117.54%〖〗112.53%非国有企业〖〗119.8%〖〗114.35%〖〗113.45%〖〗116.44%

所有制结构在不同区域的差异，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发展速度的显著不同，必然对区域差距的扩大产生很大影响。

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在不同区域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

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的建立和完善中，资本市场的发展明显具有区域性差异。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东部沿海地区始终走在前列，无论从金融组织体系的完善，还是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都领先于中西部地区。我国仅有的两家证券交易市场设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上海和深圳，而截止2000年，我国上市公司中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占70%以上；另外东部沿海地区的金融组织体系除4家国有专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外，还包括大批全国性和区域性的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而中西部地区资本市场的滞后必然严重制约其市场主体投融资渠道的顺畅。

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最为重要的机制，经过22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已初步形成，其中消费品市场上90%以上的商品价格是通过市场来决定。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扭曲的价格体系还未根本扭转，两个“剪刀差”依然存在。表现在农副产品、能源、原材料相对于加工工业产品的价格偏低。由于加工工业产品的价格已基本放开，价格是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来决定；而农副产品、能源、原材料的价格还处于转轨时期，还未完全通过市场来调节。然而受计划经济时期的生产力布局的影响，中西部地区主要以农副产品、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而东部沿海地区则以加工工业为主。从而在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产品交换中，不合理的比价体系将导致中西部地区的一部分利润流向东部地区，阻碍了中西部地区的资本积累。

从我国市场发育的完善程度来看，其中市场发育水平排在前14位的省份中沿海地区就占12个，其中广东省的市场化指数居全国之首，为95.2%；而西部的青海省则为最后，市场化指数仅为14.8%。1991年，东部沿海地区的出口依赖度为22.08%，其中广东 已达42.28%，而西部地区只有5.72%。尼合迈提·霍嘉：《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成因与对策》，载《经济科学》，1996年第1期

我国的改革模式是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的渐近式改革模式。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模式以及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决定了我国制度变迁的模式是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与供给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综合体，也就是制度变迁在个别省份、地区的产生是由于创新者(个人、组织按照诺思的解释：组织是由共同目标的个人结合起来的集合，包括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和教育组织等，而国家是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所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可以认为是组织。)对最大化的潜在利润的追求。但在全国的推广则采用政策、法规等正式规则的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

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点是：盈利性。即只有当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有关组织才会推进制度变迁。自发性。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有关组织对制度不均衡的一种自发性反应，自发性反应的诱因就是潜在利润的存在。渐进性。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的制度变迁过程。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则是：目的复合性。国家按税收净收入、政治支持以及其他进入统治者效用函数的商品来衡量，因而国家的成本—收益计算比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更复杂，不仅包括经济因素，而且还有非经济因素。手段的强制性。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并保护产权以换取税收。而国家可以不必遵循一致性的原则，凭代表其强制力、意识形成等优势来引入和实现制度变迁。

由于我国制度变迁模式上的特点，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制度变迁上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区域性的时滞：

我国改革开放的试点大都选择在东部沿海地区，作为制度创新主体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往往在原有制度边际上“打擦边球”，追求自身的最大化潜在利润，而中央政府根据个别省份、地区的边际制度创新所取得的经济推而广之，本身已形成一种制度变迁的区域性时滞。

由于现存制度具有残存价值。这就如同一架机器用了一段时间后，在物质和精神磨损的双重作用下会发生贬值，但只要这架机器还未彻底报废，其残余价值就存在，这种价值越大，抛弃它就越觉可惜。我国的制度变迁也与此类似：东部沿海地区历来是我国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域，建国以后向中西部地区偏移的经济发展战略促使计划经济对其影响相应在一定程度上也适应他们的部分制度需求，但与新制度融合时的摩擦也较大，制度变迁的区域性时滞也就在所难免。

制度是调节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系列规则，不同的个人和组织对于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的评价有差异，所以制度变迁就存在一个适应性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很难适用于所有地方、所有领域，因而对于东部沿海地区适用的制度变迁不一定适用于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在对这种强制性制度供给的“消化和吸收”中，有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适应过程，形成制度变迁的另一种区域性时滞。

改革的成本，根据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主要有实施成本即谈判、签约的成本；摩擦成本即由于改革引起的社会冲突而引起的损失。盛洪：《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制度变迁的过程主要是用新制度替代传统制度，制度变迁的过程主要表现在摩擦成本。而对于东部沿海地区来说，制度变迁的过程主要是一个新制度的建立过程，制度变迁的成本主要表现在实施成本。

诺思指出：“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线往下滑；如果弄得不好，它们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一旦进入锁定状态，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建国以后，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对中西部地区进行的大量投资建设是出于备战和“赶超战略”的考虑，而这种完全依靠行政性手段进行的资源配置方式，必然在中西部地区建成的经济体系中打上“计划经济”的时代烙印。改革的进程中，中西部地区新制度替代旧制度首先涉及到利益的补偿和再分配的问题，对旧制度存在很强的路径依赖必然会使现有制度的所得利益者力图阻碍旧制度的变迁，延长制度变迁的时间，有时在尖锐的利益矛盾下，不得不放弃最优方案。而东部沿海地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沉淀相对较浅，建立新制度的实施成本要小于新旧制度替代的摩擦成本。

因而从我国不同区域的制度变迁成本看，改革的进程中中西部地区制度变迁的成本要远远大于沿海地区制度变迁成本。

按照诺思的解释，制度构成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是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一系列政策规则的总和。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以及由此形成的等级结构。非正式规则指人们在长期的交往中无意识形成，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一般包括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

1993年诺思在获得诺贝尔奖发表演讲时指出：离开了非正式规则，即使将成功的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正式政治经济规则搬到第三世界和东欧国家也不再是取得良好经济绩效的充分条件。道格拉斯·诺思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1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中，某些省份、地区尝试成功的一些正式规则在移植到其它省份、地区时却很难达到应有的经济绩效，这就存在一个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相容性的问题。东部沿海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科学技术、教育文化水平较为先进，商品经济意识较为浓厚，对新观念、新思想的接收能力较强；而中西部地区大都为闭塞落后的地域，科学技术、教育文化水平较为落后，商品经济意识较为薄弱，对新观念、新思想的接收能力较差。所以，许多全国一致的正式规则，却在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绩效上产生了很大的差异，而非正式规则具有内在的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它的变迁往往是个长期演化的过程。

我国经济学家杨小凯认为：“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所有权的模糊度太高，造成无形的交易费用太大，交易效率极低，所以中国应该在制度创新上提高交易效率，使分工的发达能保持高效率的刺激(明确的财产所有权)”。杨小凯：《贸易理论和增长理论的重新思考及产权经济学》，载《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1集，商务印书馆，1989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就要 求国家必须从政策，尤其是法律上明晰财产关系，清楚界定产权，既要实现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又要大力发展非国有制经济，这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来说尤为重要。

培育和发展西部资本市场。首先要大力发展西部地区的证券融资市场。证券市场有利于我国西部地区市场体系的完善，有利于通过直接融资方式解决西部地区企业严重资金短缺的矛盾；第二，要完善西部地区的金融体系。大力发展区域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拓宽中小型非国有企业的资金融通渠道。第三，改变国有金融组织的歧视性信贷安排。国有金融组织应该坚持商业化经营原则，加大对非国有制经济的信贷规模，把资金投入到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和部门，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

目前，西部地区制度变迁的主体主要是政府，依靠政府强制性推动的制度变迁难以满足西部地区对自身潜在利润的挖掘，从而形成制度供给的“瓶颈”。所以，在努力调整财产关系的同时，鼓励国有和非国有经济组织、地方政府、个人进行制度创新，来满足制度服务需求，突破制度供给的“瓶颈”。

西部地区，由于地理区位的影响社会文化特征长期处于一种较为封闭的环境中自我循环，很难及时和轻易接受外界的新生事物和信息。因而努力提高西部地区的教育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建立开放的劳动力流动机制、移风易俗、加强信息工程建设，是加快非正式规则变迁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制度变迁中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相容性的重要途径。

在我国这样一个大国出现区域经济发展上的差距本来是一种正常现象。按照区域分工理论，我国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在许多方面都是发展的，但目前这种一边倒的现象却是在制度均衡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的。因而从制度和制度变迁的角度为区域差距“看病抓药”，也许才能找到区域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和对策。三、区域发展模式1区域特色设计

(1)区域特色

区域特色经济，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利用比较优势和市场原则，通过竞争而形成具有鲜明的产业特色及企业、产品特色的经济结构。特色经济的构成要素是在国内外市场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特色企业(企业集团)、特色产品(产品系列)。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以公平竞争为生命线，而区域经济发展又必须遵循差异发展，比较优势原则，从而造就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特色的区域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区域特色经济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有较强支撑力度的支柱产品(产品系列)。支柱产品，包括占有重大市场份额的名、特、优、新产品(产品系列)，是一个地区特色经济的最基本要素或标志。这种支柱产品，充分利用一个地区现有基础，发挥资源优势，提高加工深度是高水平、高质量、高附加值、高市场容量的产品(产品系列)。一个地区要发展特色经济，首要的是立足产品，开发产品，从而开发产业，发展产业，构建支柱产业。

二是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市场前景。一个地区无论是产业，还是产品和企业的发展，都要围绕提高市场占有份额做文章。占有了一定市场份额，就有特色经济，反之就没有特色经济。提高市场占有份额，既要考虑与国内市场消费结构及其变化趋势相一致，适应居民购买力增长的需要，为广大居民消费需求升级提供有效供给；又要面向国际市场，在技术水平、经济规模、消耗指标、产品性能和质量等方面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能够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三是有较高的产业关联度。构成一个地区特色经济的支柱产业及骨干企业集团、产品系列，应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相当的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比较大，并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要求相一致，以利于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和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

四是有较高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一个地区特色产业、特色产品的科技含量高，从而决定产业、产品较大开发潜力和较高市场份额，在产品成本、结构换代、产品附加值等方面具有明显市场优势。科技进步贡献率反映了科技含量贡献数额与生产要素数额二者之比。科技含量数额主要包括在新工艺新设备、新兴材料、员工技能培养等方面的投入量，生产要素数额主要包括除科技方面的投入以外的凝结在产品价值中的其它投入量，科技含量贡献数额愈大，科技进步贡献率就愈高。

五是达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由于专业化与社会化的相互影响，任何一个产业或产品都不可能绝对不依赖其他产业或产品的支撑而独立发展，从而引发同一产业或产品的多个利益主体。对单个利益主体而言，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往往并不统一。在既定生产条件下，社会效益较好的产品，其经济效益不一定理想，如部分关系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农副产品；经济效益较高的产业往往又伴随着人力资源的浪费、环境污染、威胁人生安全等社会问题。特色产业或产品应该达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区域特色经济，又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利用、发挥资源优势，形成、发展经济优势的必然结果。资源积累是产业或产品开发的物质基础，没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资源供给，开发特色产业或产品乃至形成特色经济，只能是纸上谈兵。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由于地理区位不同，拥有的自然资源及人才、技术、资金等资源也不同，资源要素优势起着市场经济发展的先导作用。特别是在国家宏观产业政策和外部经济环境大体相同的情况下，资源要素的数量多寡和资源优势的组合集聚，对一个地区特色经济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色产业的形成与特色产品的开发，一方面取决于相关资源在市场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也受制于资源的市场份额拥有量，也就是资源开发与应用的潜力以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能力。从一个地区到一个行业或企业，都必须结合自身的条件，始终以市场为导向，独辟蹊径，合理开发各利用资源，培植优势资源，构造优势产业、产品和优势企业。如我国具有开发开放区位优势和加工业优势的沿海城市及省区，可以发展以外贸为龙头，有特色的加工工业以及第三产业，而拥有矿藏、能源、水资源和农业资源优势的内地省区，则可以大力发展有特色的能源工业、大耗水的重化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人们经常提到的山西“一柱”(煤炭)擎天、新疆的一黑(石油)一白(棉花)、云南的“两烟”(烤烟、卷烟)、湖北的葛洲坝及三峡的水电等，均属于这样的特色产业、特色产品。

区域特色经济是区域优势、资源优势的延伸，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就是优势经济，但区域特色经济并不等于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尽管一个国家或地区所处地理位置、资源秉赋，交通条件以及工农业的发展水平，对其特色经济的形成有重要先导作用或先行优势，却不能起最终的决定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产业或企业、产品仅仅凭借其自身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是不可能变为现实经济优势的。只有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不断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相应的收益回报，形成国内外市场认可的特色优势，特别是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作为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特色经济，不论是产业，产品开发，还是企业集团化发展，都不应只满足于利用当地资源、国内资源，而要大胆地和充分地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既重视发挥既有优势，挖掘潜力，又注意节能降耗，保护资源环境，以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国改革开放22年来的实践证明，哪个地区注重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哪个地区发挥优势就比较成功，发展也就快。东部沿海省区率先实现了市场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也率先形成本地区拥有特色产特色产业、特色企业和特色产品(产品系列)的经济结构；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西部省区，虽然资源优势有所发挥，并开始形成某些支柱产业，但远未发展为有较强竞争力、占有较大市场份额的区域特色经济。完全可以说，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缓慢，很大程度上在于末能实现较快发展市场经济与较好发挥资源优势的有机结合。西部地区要加快发展，没有“追赶”的捷径可走，只有加快改革开放，并顺非平衡发展之势，利资源优势之导，形成具有西部各地特色的区域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东部地区高速发展，西部地区也有较快发展，但由于西部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实行传统的赶超战略、粗放型增长方式和计划农业发展思路，与东部的发展差距仍在继续扩大。80年代中期以来，中部一些省区非但末能崛起，反而呈凹陷之势，被人称为“面窝经济”。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说明，世纪之交加强东西合作，协调发展，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西部。如前所述，形成区域特色经济是西部因势利导，加快发展的必然选择。但其深远意义和重要作用远不仅于此，从更深层次上看，西部形成区域特色经济，就是转变全面赶超战略，转变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计划农业发展思路，构造有优势、有特色，有竞争力的市场经济。因而，它是实现西部经济振兴崛起。并与东部市场经济接轨的巨大支撑点。区域特色经济对西部经济振兴崛起支撑点作用，也集中表现在转变全面赶超战略、转变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计划农业发展思路的“三个转变”上。

区域特色经济是西部转变全面赶超战略，科学确立和发挥比较优势的支撑点。首先，西部地区确立赶超战略，从赶超出发，往往目标定位过高，急于求成，而不可能是从实际出发，目标适度、稳中求进的务实战略。西部地区之所以是发展中地区或欠发达地区，有其深厚的历史积淀、鲜明的地域差异和复杂的现实原因，与东部有着许多不可比拟的因素。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全国实行赶超发达国家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人为地扭曲一些部门、行业的价格信号，其中原材料、能源等产品价格长期偏低，对于具有资源优势，并作为原材料、能源等上游产品基地的西部发展明显不利。要改变上游产品、原材料、能源产品价格过低的状况，需要假以时日。特别是80年代中期实施沿海战略以来，沿海与内地市场经济的竞争基础和起点不平等，必然进一步影响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这就是制约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最大实际。同时，东部发达地区的实际也在发生变化，包括要素市场发育、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特区、三资企业的培育等，这些都是信息相对闭塞、改革开放相对滞后的中西地区难以比拟，也难以准确把握和预测的。如果西部地区一味实行目标赶超，不能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既不可能从自己当地的实际出发，也不可能从东部发达地区的最新实际出发，很可能照搬东部地区某个时期的发展模式。如东部地区8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高速发展乡镇企业模式，即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到90年代的今天，它们从内涵到形式均发生了变化。如果西部地区仍以前期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为榜样，乡镇企业发展势必走弯路，难免有东施效颦之嫌。

其次，西部地区确立赶超战略，从赶超出发，往往长、短不分，甚至舍长就短，而不可能是扬长避短，发挥比较优势的特色战略。与东部地区人才、技术、资金及管理等优势相比较，西部最大的优势是自然资源(含农业资源和矿藏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优势，有利于发展(自然)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最大的劣势恰恰是资本短缺、技术、信息资源欠缺，不利于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如果西部实行全面赶超东部战略，必然要模仿或基本照搬东部重点和优先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作法。这对于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低、资本极为短缺的西部地区而言，无疑是弃长就短，无比较优势可言。一方面，它将十分有限的资本资源以及紧缺的能源集中投入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否定和放弃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先发展，非但不能发挥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反而造成资金更严重短缺；另一方面在处理原有的和新建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关系上，重视新建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外延扩大，忽视原有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内涵发展，非但不利于老企业的技术改革创造，同时也不利于新建企业的高起点发展。特别是在赶超目标下，西部地区政府职能部门为了把短缺资源集中配置到赶超所要求的产业部门，不仅加强了计划配置信贷、外汇和其他物资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同时强化了对企业经济行为的不适当干预，很可能导致新形势下以计划经济配置资源的制度在一定范围内的强化和回归。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西部地区如果选择“赶超”东部战略，不可能科学地认识把握自己的优势，正确发挥比较优势，很可能重蹈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高速赶超(发达国家)战略的覆辙。如果说二者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赶超战略，是通过“完善”的高度集中计划体制，以一整套指令性计划及为其服务的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结果欲速不达，造成全面经济短缺。而现在的地区赶超战略，只能利用新旧体制的空隙，有限地回归政府集中配置资源的反市场体制，但终究不敌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大势所趋，到头来不但加剧了西部资源短缺，并将导致西部处于一种长期在东部后面亦步亦趋“爬行”的尴尬境地。为此，唯有发展有西部特色的区域经济，才能从根本上转变以政府高度集中配置资源为中心内容的赶超战略，实施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发挥西部地区比较优势的务实战略。

区域特色经济是西部转变粗放型增长方式，实现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支撑点。与实施赶超战略相适应，西部一些地区往往不具备条件也要创造条件赶超，那么就加剧原有粗放型、数量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特别是资源开发走粗放型或原始型路子，不讲与先进技术嫁接，不讲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资源产品的附加值，不讲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西部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在处理与东部关系上，突出特征有三：一是不与东部比经济增长质量、效益，而是比经济增长速度。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不论是否有效益的增长)，认为本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就是速度上的差距，有速度，就有效益，就有发展，这是典型的“速度论”。可能速度一时上去了，但与东部在经济增长质量、效益上的差距反而拉大了。而且，由于经济效益增长的滞后(更不待说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高)，也就不可能给老百姓带来实惠。二是不与东部比产业结构优化，而是比产业门类齐全，体系完整。不承认或不顾及资金短缺的最大制约因素，并且忽视或不愿花力度调整、盘活几十年积累起来的资产存量，而去发展那些未作市场前景论证、明显与东部地区争市场、争原材料、争能源的新加工项目，颇有点“叫花子”与龙王爷比宝的味道。结果，上了新项目，丢了老项目，而且新上项目或捉襟见肘，难以为继，或在新一轮产业结构趋同中败下阵来。三是不与东部比开拓国内外市场的战略性调整，而是只顾近期甚至是眼前的产品销路，即产业结构的适应性调整。作为传统产业、传统技术占主导的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既有纠偏性调整，更有升级性调整；既有增长量调整，更有存量调整；既有战略“退却”性调整，又有战略“进攻”性调整。但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作用下，西部地区往往只注重于眼前的产品结构调整，大多数是适应性，应急性或纠偏性调整，忽视以产品升级换代为主要内容的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以至迟迟不能走出“结构不优、支柱不强、产业不高、产品不精、效益不佳”的怪圈。

由此可见，粗放型增长方式及其导致的结构不优，是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深层矛盾。西部与东部的差距表面上的增长速度、人均收入等方面的差距，深层上则反映增长方式，尤其是产业结构差距。要转变西部地区相当根深蒂固的粗放型、数量型增长方式，就必须加大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力度，发展区域特色经济，以区域特色经济作为集约型、效益型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第一，发展区域特色经济，推动增量调整与存量调整相结合，尤其是盘活大量中小企业的资产存量。从西部地区国有资产存量不活且中小企业居多的实际出发，除择优扶强，通过要素和产权重组，抓好那些关系国计民生、对本地经济发展有重大牵引作用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外，更要把注意力放在“放小扶小”上。对作为当地经济生力军的大量中小企业，必须充分发挥“船小好掉头”的优势，分类指导，盘活存量。引导其联合兼并，让大户带动其发展；对于那些适应市场需求，活力较强的中小企业，在政府引导下放开经营，鼓励其进一步发展壮大，并引导中小企业自求联合，互补优势，营造一批“小巨人”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银行、企业应共同推动存量资产盘活，促进不同企业按各自的实际情况走向市场，取得生存和发展。

第二，发展区域特色经济，推动战略“退却”性调整与战略“进攻”性调整相结合，重新构造有西部省区特色的支柱产业。西部各省区过去并非没有支柱产业，而是支柱产业大都短中选长，不是优中先优，因而支柱多而不强。特别是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形成的条件下，这些支柱产业因无实力、无特色而相形见绌。西部地区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应适时 退出一部分优势不明显、市场前景不乐观，且与东部发达地区难以竞争的行业、领域，进军那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能够发挥资源要素优势(尤其是农业资源和矿藏资源优势)有较大市场潜力和市场前景的产业。特别是国家产业政策已经向能源、原材料产业倾斜，西部应进一步发挥已初步 形成的能源、原材料、农业和部分轻纺产品工业、机电工业等优势，优中选 优，择其中二、三个优势产业，成为主导各地经济的支柱产业。只有这样的进攻性调整，才能降低生产成本，开拓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并通过优势产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有市场竞争力、有自己特色的支柱产业。

第三，发展区域特色经济，推动纠偏性调整与升级性调整相结合。西部省区产业结构不合理，集中表现在产业、产品档次低，科技含量低，既不适应近期市场，更不适应长期市场。实行纠偏性调整，就是校正现存结构与现阶段合理结构的较大偏差，通过取长补短，使现存产业结构、产品结构适应现阶段市场经济消费需求结构和资源供给结构。但要解决西部地区“结构不优、支柱不强、产业不高、产品不精、效益不佳”的矛盾，更要推进升级性调整，以提高产业总体技术水平和素质，推动产业、产品的升级换代。不仅要用市场的力量推动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市场的选择机制对产品不断地进行择优汰劣，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同时要用科技的创新力量带动升级性调整。以科技力量推动一部分有竞争力、有市场前景的产业、产品的或升级换代，主要内容包括：建立完整的科研产品推广体系，促进产学研、农科教的结合，确立企业技术开发的主体地位；在稳定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建立健全科技投资风险体制，引导社会和企业增加科技投入；从体制上和机制上推动科技产业化和传统产业高新技术化。

区域特色经济是西部转变计划农业发展思路，建设市场农业强省的支撑点。应该承认，“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作为一种全面发展农业的思路，特别是发展乡镇企业的思路，分析农、工、商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以粮为纲”的单一发展农业思路的否定是一种很大进步，曾一度大大推动了农村分工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乡镇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但现阶段又确实有其局限性：一是“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社会分工起点低。其“工”、其“商”的初衷是“围绕农业办工业”、“围绕农业办商业”，其“农”也没有跳出狭义农业圈子，并不是从农业产业化经营规律出发，实行农工商的内在结合，进而发展到贸工农一体化，因而称不上真正专业化社会化的分工，充其量是一种自然经济加计划经济的分工。二是“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市场发育起点低。其“工”、其“商”主要是面向当地市场，带有拾遗补缺性质，很少考虑占有一定市场份额，不是面向国内外大市场努力扩大市场占有份额，所以这种“工”、“商”先天不足，虽脱传统农业之胎而出，却未从根本上脱离自给农业和计划农业。三是“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带有政府推动的痕迹。特别是乡镇集体企业中的“工”、“商”，相当部分与地方政府有千丝万缕地联系，不利于企业主体独立自主地走向市场。正因如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全国基本形成买方市场和国家大中型企业全面走向市场、占邻市场之后，“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农业发展思路受到市场农业的严重挑战，说明它本质上仍然是计划农业的发展思路，或者说是计划经济(“农”)为主加市场调节(“工”、“商”)为辅的一种思路，至多是不完全的市场农业发展思路。也正因如此，苏南、温州等沿海发达地区率先突破其局限，已不再拘泥于“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思路，而是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以贸工农一体化的优势参与了大规模的国内外市场竞争，探索市场农业的新思路。如果离开市场龙头，离开贸工农一体化，“无工不亏”、“无商不亏”。所以，西部地区必须大力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尤其是有特色的贸工农一体化，推进农村的分工分业和商品经济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转变计划农业的发展思路，把农业大省建成市场农业强省。

发展有西部特色的贸工农一体化，核心是发展有特色的市场农业，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由“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到以贸促农，以农富省。从现阶段西部地区农村分工分业和商品农业有了较快发展的实际出发，实行“名、特、优、新”产品战略，发展有特色的市场农业，重点是发展有特色的农产品加工和销售。首先，发展有特色的农产品加工、销售、有利于形成西部市场农业的主导产业。市场农业的主导产业，是指市场农业中产业链条长、前向、后向影响广 、对其它产业带动推动力强的产业。西部从发展有特色的农产品加工、销售入手选择市场农业的主导产业，就是从已形成的贸工农一体化产业中选优，它体现了本地诸种优势的综合，既发挥了比较优势，又避开瓶颈或劣势因素的制约。可以说，这种主导产业不仅是西部市场农业的支柱，而且也是西部经济 发展的支柱，是西部省区以农富省的强大后劲所在。其次，发展有特色的农产品加工、销售，有利于解决西部农业比较效益低下的矛盾。我国农业，特别是西部农业长期效益低下，“务农必亏”，除了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并居高不下的原因外，还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广义农业的“两个分离”导致农业比较效益低息息相关，即：粮食(种植业)与多种经营相分离，农产品的生产与加工、销售相分离。发展有特色的农产品加工、销售，变以上两个“分离”为两个“结合”，形成以市场为龙头，种养加一体和产加销一体的两个产业链，必将大大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从而促进农业成为成本低、回报率高、附加值高、效益高、能抵御多重风险的农业，也就是由亏损农业变为盈利农业，由弱质农业变为强质农业。

(2)从差别出发

发展区域特色经济首先是承认差别、差别发展的合作，而不是否认差别、无差别发展的合作。

世纪之交，我国当然应加快带动发展、共同富裕的进程，但又要量力而行，从东西部存在的差别出发，东西合作仍然是以差别发展为基础，实行承认差别、差别发展的合作。承认差别，是指承认东西部发展的差别，包括历史发展基础的差别和现实发展水平的差别；差别发展，是指不能拉富济贫、拉东补西，允许和鼓励东西合作中东部地区继续先行、先富。从这个意义上讲，东部继续先行、先富是东西合作的龙头和源泉。

东部在合作中先行、先富的特殊作用有三个方面：一是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和经济循环，即在扩大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中的先行作用。包括：在保护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优势的基本上，努力扩大技术密集度较高的机电产品出口，实现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增加经济外向发展中的技术要素对劳动要素的替代；将引进外资的战略重点转到更多地引进跨国公司和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上来，推动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在“引进来”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打出去”，到海外投资办厂，带动设备、技术和劳动力的出口，在参与亚太地区的国际分工和国际循环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继续发挥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的“窗口”和“辐射”作用，鼓励这些地区在体制创新、产业升级、扩大开放等方面继续走在前列，发挥对全国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二是在高技技术产业领域发挥前沿作用。差别发展，使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有“退”、有“让”、有“进”，即退出一部分科技含量较低的产业、产品，让出一部分缺乏资源优势而有利于西部发展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及产品，重点进攻和开发一部分西部不具备条件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及产品。它要求东部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加快发展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支撑经济增长强的产业和产品；东部要着眼于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整体经济素质提高；东部要以振兴支柱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突破口，尤其要大力发展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推动国际信息化，带动传统产业技术进步，从而带动本地区乃至全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三是加快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领先和样板作用。东部地区在近20年来的经济发展中，增长速度一直领先于西部地区，提前实现经济翻两番的目标。特别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的一些地区，又在东部地区居领先地位。如1997年上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3000美元，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的一些地区也已接近这一水平。到2000年有望达到5000美元，基本接近那时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在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东部地区尤其要在城市化问题上走在全国前列。我国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目前城市化仅为30%左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80～90%的水平，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40%的水平。东部地区应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特别是中国城乡一体化的道路，克服城市化与工业化相分离的倾向，使城市化与工业化相适应，加快现代化工业进程。总之，只有充分发挥东部的先行和龙头作用，继续保证东西部差别发展的势头。才可能建立东西长远合作的基础，进一步调动和激发东部带动西部发展的积极性。

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必然是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合作，而不是抑长就短、相互扯皮的合作。

优势互补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东西双方能否进一步拓展合作的领域，不断提高合作的起点和水平。实践证明，东西部之间应广泛开展以下多领域、多形式的合作：一是积极开展项目合作。东部地区可以组织优势行业、优势产品的骨干企业和优秀人才到西部地区办企业，也可以出资金、出技术、出管理，与西部地区联合办企业。二是联合开发资源。可以有选择地合作开发价值高、效益好的矿产资源、能源资源，吸引东部到西部建立原材料和能源基地。还可以承包荒地、荒山、荒水、荒滩等连片进行农业综合开发，发展种养业和林果业，实行产供销、贸工农一体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同时，可以利用西部的动植物资源和农副 产品资源，合作兴办加工业企业，提高西部地区产品的商品率和附加值。三是加强科学技术交流和转移。东西双方首先应考虑把科技转移集中于重点技术领域，然后再发挥重点技术对其他技术的推动、辐射作用，以及重点产业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东部可以合作或独立的形式在西部地区建立科技城、科技中心、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部地区可以用资源优势加入东部跨地区的企业集团，通过与东部地区形成相关利益纽带来促进资源与技术的交换与互补，引发科技向西部地区转移的内外综合动力机制。四是联合发展外经贸业务。东西部可以在境外联合招商、联合引资，联合与外商在西部地区兴办三资企业。同时，立足东部地区沿海、沿边的优势，以港口、海关、边贸点为依托，互通信息，加强合作，联合出口。还可以联办驻外机构，建立境外窗口，拓展双方的外贸业务。五是加强商品流通和物资协作。东西部之间可以进行商商联营、工商联营、农商联营，积极组织各自产品到民地展销，并建立长期的稳定供货关系，拓展市场，根据市场变化和双方需求，可互通有地，及时调剂物资余缺。六是加强人才交流。东部地区可以有针对性地为西部培训工程技术、乡镇企业、农业栽培、畜牧水产养殖等方面的人才，也可以与西部地区实行领导干部及管理、技术等方面人才在各个领域的双向交流。

在中近期内，西部地区要利用东西合作，优势互补，加快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包括：要充分用好沿江，沿边地区和内陆省会城市的对外开放政策，采取多种灵活措施，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开发当地的能源、矿产资源和发展有明显优势的部分加工工业；要加大资源开发力度，特别是要走多渠道吸引各种资金联合开发的路子，采取资源换资金、资源换技术的模式，以实现以有换无、取长补短和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要选好发挥优势的突破口，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使之能向一、两个或两、三个优势产业集聚。

发展区域特色经济也必然是以公平竞争为主导的互利合作，而不是以倾斜政策为主导的让利合作。

东西区域合作是否持久，是否有生命力，要看是否坚持了公平竞争与互惠互利相结合的原则。抑或是改革前那种轻沿海重内地的备战战略，抑或是改革初期那种优先开放东部地区的倾斜战略，尽管在一定时期内或对全国生产力合理布局，或对全国分层开放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它毕竞使合作与竞争带有较多的人为因素。以发展区域特色经济为导向和动力推进东西合作，表明它鼓励发挥优势，公平竞争，不同于以往以政府行为为导向和动力的合作，这就是要坚持以公平竞争为主导的互利合作，而不是以倾斜或优惠政策为主导的让利合作。具体表现在：

第一，以公平竞争为主导的互利合作，是以企业及各种经济实体为主角的合作和联合，而非以地方政府为主角的合作和联合。在发展区域特色经济条件下，开展以经济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东西合作，这就决定了企业及各种经济实体是合作舞台上的主角，价值规律、市场功能将发挥主要作用。尽管东西合作还需要政府的一定参与及其适当的行政手段，如政府会在规划、政策、引导、督促、服务、保障等方面发挥作用，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尤其是这样，但在合作的整个过程中，政府主要管“搭台”，“戏”应由企业来唱，东西合作的中心环节只能是运用经济规律，采用经济手段。合作双方既要公平竞争，又要有利可图，特别是企业之间的合作，有利则合，无利则分。实行以往那种中央政府引导，地方政府唱主角的合作，非但东部发达省区及企业不答应，即使是西部地区及企业也不会答应——它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只能充当资源产地、上游产品加工区，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和初加工产品。今天的东西互利合作，也意味着西部要逐步摆脱“第三世界”的地位，既要解决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也要解决东西部地区产品价格剪刀差。

第二，以公平竞争为主导的互利合作，是鼓励东西互惠互利，而非让利的合作。东西合作，从宏观领域到微观经济单位的合作，以发展区域特色经济为导向，必然带来双方互利互促。它既有东部地区支持西部地区发展的一面，又有西部地区为东部地区提供新的发展机遇的一面；它既有东部地区企业为西部企业提供人才、技术、管理和资金等要素的一面，又有中西总地区企业向东部地区提供资源、劳动力等要素的一面。二者是一种相互需要、相互促进的关系。西部地区应摆脱地方保护主义和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自觉地把区域经济融合于东西合作经济大循环之中，拿出自己最先进的技术、最好的企业、最有开发价值的资源与东部合作。东部地区也应树立东西合作的双方求得新发展新提高的必然选择的观念。只要坚持相互新生、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走出地方保护主义和单方让利的误区、东西合作就会长盛不衰。

第三，以公平竞争为主导的互利合作，并不排斥特定时期内国家在投资政策上对西部予以有限的倾斜。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如世纪之交)对综合实力较弱、投资环境欠佳的西部地区加大支持力度，这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对东西部公平竞争的一种政策补充，其目的是为了创造西部能与东部公平竞争的必要条件。这种有限的支持或倾斜，主要应包括：支持西部开发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和产品，提高西部在国家预算内投资和政策性投资的比例；国家重大项目布点对西部采取“同等优先”的政策；依托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优先考虑布点能够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水利、交通、能源、原材料等重点建设项目；按照财政体制改革目标，逐步实行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扩大中央财政对西部的转移支付额度；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向西部地区转移，尤其是投资西部农业、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项目；在利用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的中长期优惠贷款时，增加西部的使用比例，在安排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无偿援助时，优先考虑西部落后地区的需要。

(3)发挥区域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全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宏观背景下，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却日益突出。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大体为：东部6份，中部3份，西部1份，而且这种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因此，在保持东部地区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步伐，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稳定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件大事。

从强化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入手，改善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缩短和缩小西部地区同国际市场、国内市场的空间距离和时间差距。基础设施是支撑整 个社会和国民经济运行、发展的骨架，也是整个社会和国民经济运行、发展的动脉。就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来讲，基础设施的好坏，不仅对其区域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促进和制约作用，而且对其同区域外的经济联系和社会交往也有着重要影响。实践证明，经济的封闭性往往同地域的封闭性连在一起，市场的发展程度往往同基础设施的发育水平成正比。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于东部地区，就其客观条件来说，基础设施落后可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不仅严重地制约了商品的生产、集散和疏运的能力，造成区域市场与区外市场的接轨困难，而且极大地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内在发育。因此，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以此来克服历史和自然形成的时空差距，弥补区位劣势，就成为今后西部地区经济能否迅速发展的一个关键。

加强水、电、路、话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环境条件。西部地区地处偏远，远离国际市场，远离国内中心市场，同东部地区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区位劣势。而西部地区交通通讯网络不完善，缺乏区内、区际联系的主要通道，更加重了西部地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困难。就整个西部地区而言，还应当继续加强联通区内、区际以及国际骨干通道的建设，特别是能源原材料外运走廊、进出山海关交通走廊、长江黄金水道、欧亚大陆桥等重大骨干通道的建设更要加紧加快。在加强西部地区骨干通道建设方面，国家应根据我国区域发展的新格局，加强对西部地区骨干通道建设的资金支持和政策倾斜。

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西部地区水土流失严重。据资料记载，仅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面积竟达47万平方公里，占总土地面积的72.3％，年输沙量16亿立方米，对黄河下游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因此，从根本上治理西部地区的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既是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大计和战略措施，也是保障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安全的生命线。改革开放以来，先后推出了户包治理小流域、拍卖“四荒”等重大改革举措，依靠千家万户，治理千沟万土，发动千家万户，建设千园万场（厂）。不仅使生态环境治理的速度明显加快，而且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根据西部山区实际，要从根本上治理水上流失，一是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基本农田建设。它不仅是山区农民的温饱工程，也是治山治水的基础工程。为退耕还林还草、调整产业结构奠定基础。是要植树造林、种草种灌。人们常说山水相依，实质是林草资源和水源涵量呈正相关，林草覆盖率与水土侵蚀强度呈负相关。有了青山常在，才会有绿水长流。要在更高的水平上治山治水，必须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基础上，继续向前走，大种乔灌草。必须把林草业和种草养育视为一个特殊的产业来抓，作为一项战略举措来实施。因为在农业产业内部，有一个产业之间的生态依存规律，不搞基本农田不行，光搞基本农田也不行。单一种粮，不光效益低，即使效益可观，由于没有林草植被的“保护”，其效益也难以持久，因而真正经济意义上的根治水上流失和改善生态环境，必须在西部地区，特别是广大山区形成以保护基本农田为中心的粮、林、草相嵌式布局，建立起粮、果、草、畜复合发展、连环拉动的生态农业结构。鉴此，坚持种植业、养殖业、林果业一齐上，经济林、用材林、防护林一齐上，乔、灌、草相结合林果业为生态农业骨架，农牧结合配套，形成生态区。实践证明，把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的改善结合起来，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结合起来，不仅是西部地区脱贫致富的现实途径，而且对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从发挥地域优势和产业地域合理分工的角度出发，加大西部地区的产业调整和产业开发，促进西部地区整体经济素质的提高和西部地区同世界经济的接轨。 西部地区是资源富集区。以晋、陕、蒙、宁等省区构成的能源基地的煤炭产量约占全国的50％，仅山西省煤炭年调出量就2亿多吨，约占全国调出量的70％。长期以来，西部地区所生产的原材料、燃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偏低，而东部地区所生产的加工业产品价格相对较高。两大地区产品交换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价格“剪刀差”。这种不等价交换的过程，实质上是西部地区利益流失的过程。形成这种格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部地区产业开发程度低、结构单一和转换能力差。以采掘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以及专业性很强的军事工业和传统的重型机械工业为主的西部工业，不仅普遍存在着重工业畸重、轻工业畸轻的严重结构性问题，而且产业开发程度低、产业链条短等问题也十分严重。上述工业格局决定 了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只能以出卖初级产品和原料来换取有限的增长，与东部地区以轻加工工业为主流的增长格局相比，差距也只能是越拉越大。再从农业来，以出卖初级产品为主的西部地区农业，同样存在着结构效益低下，产业开发程度不深、不广等问题。因此，加大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开发的力度，也就成为事关西部地区经济今后能否迅速发展的一个关键。根据西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开发的实践，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开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精心培育主导产业。主导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主导产业培育的如何，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主导产业的形成和确立，只能在产业结构调整积优化的过程中逐步实现。近几年来，围绕产业结调的调整，在不断强化粮棉生产基础的同时，大力扶持和发展林果、畜牧、蔬菜等主导产业。事实表明。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精心培育和发展主导产业，对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促进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和增加农民收入都有着重要意义。

大力扶持龙头企业。由于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低，西部地区企业参与市场的程度和能力普遍较低。远离市场，远离最终产品是对西部地区的形象概括。为此，大力扶持和发展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业带动西部地区企业闯市场。几年来，围绕产业化开发，狠抓龙头企业建设，把扶持兴建龙头企业作为农业产业化开发桥梁和纽带，对提高西部地区企业的市场参与程度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积极开发名牌产品。拳头产品少、优质产品少、名牌产品少，可以说是西部地区企业难以占领市场的最主要原因。在市场经济形势下，名优产品的有无和多寡，不仅是衡量一个企业成败兴衰的重要标志，而且是衡量一个地区产业开发程度的重要标准。如果说撑起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是主导产业和龙头企业的话，那么撑起主导产业和龙头企业最终靠名优产品。能开发出多少名优产品，既是对一个地区参与市场的程度和能力的最终检验，也是能否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关键所在。

从经济对科技日益依赖的现实出发，加大西部地区科学技术开发和推广的力度，并使之融入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用科技发展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 在当今世界，经济上的竞争实质上已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正是依据这一客观事实，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利用对外开放的政策，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采取灵活的措施吸引内地的人才，不但使科学技术的整体水平居于全国领先地位，而且创造出了令世人瞩目的“东部奇迹”。反观西部地区，由于历史、地理等多方面的原因，该地区的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水平较之东部地区本来就有很大的差距，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科技教育的投入低以及人才外流——孔雀东南飞，科技差距更加扩大。最终表现在经济上就是西部地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越来越弱。近几年来，西部地区除长虹电视、嘉陵摩托车等寥寥可数的几个品牌之外，其他电器品牌大部分被淘汰，其原因固然很多，但科学技术水平低所造成的产品质量低下、品种款式单一，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西部地区渴望科技，科技在西部地区的作用也更为显著。因此，加快西部地区的科技进步刻不容缓。

树立科技为先导的思想，不断加大对科技的投入，提高西部地区的整体科技水平。 加大西部地区的科技投入，在优化科技资源市场配置的前提条件下，造就精干、高效的研究开发主力军，同时加速民营科技事业的发展和全民科学技术素质的提高，切实把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向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围绕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和关键问题，集中人才、物力、财力，进行科技攻关，力争在一些主要行业和重点行业的关键技术上有所突破，并形成配套的技术体系，全面提高西部地区产业的整体科技水平。近几年来，围绕制约农业发展的几个关键技术问题，先后实施了种子工程、节水灌溉工程、旱作农业科技水平有较大提高，而且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如黄土高原重点研制推广的细管渗灌节水灌溉新技术，省水、省电、省地、省工、省钱，变“浇地”为“浇庄稼”，亩次用水仅15立方左右，亩均投资200～300元，增户效果十分显著。这项技术，目前已为广大农民群众普遍接受，全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会议专门在北方地区进行推广。

在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的基础上，积极引进、吸收和消化国外和区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亚洲“四小龙”的掘起以及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高速发展充分证明，引进、吸收和消化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不仅能尽快提高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而且投资少、见效快。依靠科技进步，包括依靠省外、国外的科技。在引进、吸收和消化国外的先进技术上，国家对西部地区应给予大力支持，在高新技术开发区、星火技术密集区和科技引导社会发展综合试验区的布点上，要逐步向西部倾斜，同时要对西部地区的先进技术引进给予更多的政策优惠和资金支持。

从科技经济一体化的角度出发，充分重视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使科学技术进步的成就真正融入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西部地区科技水平低，在科技推广方面则更为落后。目前西部地区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不足2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5～20个百分点；科技对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只有30％左右，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10多个百分点。因此，从科技经济一体化的角度出发，强化西部地区科学技术的推广和运用也就成为西部地区整体科技水平提高的一个关键。近几年来，围绕农业科学技术成果的转化，西部地区大力推广农科教一体化的新体制，先后建立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示范区、星火计划密集区、乡镇企业工业小区和扶贫开发试验区等融科研、教学、生产为一体的农科教一体化试验示范基地，相继涌现出全面实施农、科、教结合的好典型，有力地推进了西部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

(4)区域协调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基于众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区域不平衡等诸多经济提出。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全面均衡发展的实力不足，因而区域发展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有效的经济发展策略。早在80年代初，邓小平就提出了“部分先富，共同富裕”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重点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使之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点，然后努力使东部带动西部经济向前发展。这一战略取得相当大的成效，但同时也造成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东西部差距过大的后果。处于世纪之交的我国经济。提出实现经济两个转变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大战略要求，有必要在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基础上，重新审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并作出适当调整。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有静态和动态之分。

静态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由三部分组成：经济区域、生产力布局和发展政策。

用函数表示为：A=F(E,G,P)(1)

其中A代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E代表经济区域，G代表生产力布局，P代表发展政策。函数意义表现为：E，G，P中任何一个发展变化，A便发生变化，即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变化表现为经济区域、生产力布局、发展政策中任何一个发生变化。

我国经济区域的划分方式很多，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是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区。描述经济区域的主要是经济地理位置、资源状况、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状况、生态环境状况等。中西部地区是“富饶”的贫困地区，资源丰富、人口众多，但经济发展水平低；东部地区相对来说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贫乏，但交通便利，贸易、金融、信息发展迅速，加上国内的优政策倾斜，对国外资金具有极大吸引力，从而使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快。

生产力布局，即为着在各经济区域上的生产力分布状况；发展政策，即为附着在经济区域上的促进生产力(被布局的)高速发展的各种政策。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

假设生产力布局即为国家的投资分配。根据(1)式，即使在国家投资总量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对各地区投资分配方案不同，实际上也形成了不同的区域战略。如果用R表示投资效益，M表示国家的投资总额，东、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分配为这样两种方案：

M=M1+M2+M3和M=M1,+M2,+M3,(其中至少有一个不等式Mi≠Mi,，成立，i=1,2,3)

前者的投资总效益为：

R=R1(M1)+R2(M2)+R3(M3);

后者的投资总效益为：

R,=R1,(M1,)+R2(M2,)+R3(M3,);

如果不同地区的投资效益不同，则两种方案的总体效益不同。事实上，每个经济区域的投资不可能相同，即使可能，不同地区相同行业的投资效益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以上分析说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基本情况差距很大，实施区域发展战略是必要的；

由于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产生不同的国民经济，因而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内，必然存在一种最佳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它使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在最佳状态下发挥。

动态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时间的函数，随着时间的变迁，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适时地调整，以适应新的情况。

如果以T(i)［i=1,2,3……］表示有序，以时间进行测度的经济发展阶段，那么，动态区域发展战略应有如下离散形式的表达式：

K(i)=F［E(i),G(i),P(i),T(i)］(2)

其中K(i)表示动态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E(i),G(i)和P(i)分别依次表示第i个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区域状况、生产力布局状况和发展政策状况。

历史地看，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总是动态发展，这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发生变化，首先是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将会发生变化或进行再选择，其次是经济区域的相对资源状况，经济发展水平都将发生重大变化。十五大提出实现经济的两个转变，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后新一届政府又提出经济增长目标达到8%等，这些均以国民经济效益达到相当水平为前提。为适应这种新的要求，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

从实践上来说，我国经济建设呼唤一个崭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是“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均衡”，其目的是使东部沿海地区迅速发展成中国经济增长点增长点：由于经济增长在每个地区并非以同样的速度进行，发展较快的地区的主导部门或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或行业的聚集会形成一种资本和技术的高度集中、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地区和大城市中心，这些中心优先增长，可以带动沿边地区的共同发展。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各个厂商和行业的集聚可以互相利用培养起来的人力；二是厂商和行业的集聚会使他们在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供应维修服务及技术资源等方面获得利益。，利用增长点的示范、辐射、渗透等效用带动全国经济向前快速发展。为了实现这一战略，国家对东部及沿海地区除了给予优惠政策外，在资金投入方面也加大了倾斜力度。1994年总产值达到41781亿元，中西部地区的工农业总产值分别只有16461和8518亿元。按人均计算的GDP为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东部及沿海、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9823、3253和1885亿元，而三大经济区域的人口总数分别为4.89、4.26和2.73亿，国土面积分别为129、286、538平方公里。作为倾斜政策的必然结果，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拉开。东部、沿海地区的工农业在1987年差距不大，三大经济区域分别为466、312和257元，但到2000年，差距相当悬殊，分别为5352、2878和2320元，从发展趋势看，差距仍会进一步扩大。

东西部差距日益扩大，一方面使东部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同时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实力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又成为国民经济继续向前发展的极大障碍。“水桶理论”可以解释这一问题。这一理论认为，水桶的容量同构成水桶壁的最短一块木板的长度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从全局或长远看，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处于相对平衡状态时，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效应才能进入最佳状态。否则，低发展水平的地区将会制约高发展水平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最终制约全局(全国)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状态，对国民经济的持久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产生消极影响。

中国幅员辽阔，靠东部沿海这一增长点要扩散到遥远的西部地区，不仅时间漫长，而且增长点本身的能量也存在问题。如国家继续追加增长点的势能，只会使地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从而恶化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

经济发展的回波效应已发生作用，这种作用大大强于增长点的扩散作用，从而使东西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这与国家扶持增长点实行梯度战略的初衷不符。

新的经济发展目标要求增强国民经济整体效益，而以往不均衡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对此无能为力，亟需调整。

根据发展经济学观点，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模式；一是效率优先，兼顾东西部增长均衡模式，即相对倾斜东部发达地区的协调发展模式；二是东西部地区均衡优先，兼顾效率的模式，即相对倾斜西部不发达地区的模式；三是兼顾效率和东西部均衡模式，即东西部同步增长的中性协调模式。

下面利用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的移动来推导区域经济发展的数学模型，以进一步明确界定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三种模式的范围。

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逐年向外扩张。在图1中，A点表示上期东部与西部地区生产的国民收入组合。当现期东西部地区生产点组合沿AD方向发展，则表现为东部的国民收入增长率高于西部的国民收入增长率，即效率优先，兼顾东西部均衡协调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的就是这种模式；如果现期沿AE方向发展，则表现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国民收入同步增长，即兼顾效率和东西部地区均衡的协调发展战略，或者说平衡发展模式。一方面会导致总体经济以适度水平和速度增长；另一方面维持现在区域格局不变；如果现期东西部地区的生产点组合沿AF方向发展，那么由F决定的东西部生产点组合表现为东部地区国民收入增长率低于西部地区，即均衡优先兼顾效率的协调发展模式。一方面有利于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另一方面，又不利于整体的经济效率和速度的提高。

同时，还可以看出，B点是经济区域协调发展的上限，突破了B点，就意味着以西地区零增长或负增长为代价换取东部地区的高速增长；同理，C点为经济区域协调发展的下限，突破了C点，就意味牺牲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代价，换取西部地区的高速增长，显然，这会降低整个国民经济效益。

我国目前的任务是在稳步提高国民经济总体效益的基础上，实现东西部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这实际上是第二种模式和第三种模式的结合，只有找出两者的切合点，才能实现经济发的目标。这一点用数学模型表示即为图2：

它在弧线BC上，使矩形OK，GH，的面积达到较大甚至最大，同时又使矩形的边长OH，和OK，的长度尽量相等。这个点的经济意义在于：在稳定提高国民经济总体效益的基础上，逐步缩小东西差距，并最终实现均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这一点的确定，还需要不断的探索和实践。

要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G点，就应采用多极增长点战略。所谓多极增长点战略，就是在中西部选择几个省、市、地区或流域，像过去扶持东部沿海增长点那样，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多极战略格局即吸收了水桶理论中平衡发展有利于总体发展的思想，也吸纳了梯度理论中不平衡发展有利于经济扩散和集中力量扶持重点的思想。因为中西部地区也存在增长点，故从全局来讲，相对于单极来说是平衡或较平衡的，就局部来讲，特别是两极之间，多极战略仍强调梯度推进。

由于增长点的增多，每个增长点所要求的辐射范围缩小了，这其实就相对增强了每个增长点的势能，有利于实现增长点所应具备而又未发挥出来的功效；同时，中西部地区的自身增长点可以把本区域的资源相对吸引住，体现市场竞争的公平性。我国现在的经济实力较前是增强了，足以再扶持几个增长点，随着国力进一步增强，均衡发展模式将可启动。

我国多极增长点战略实施的具体举措是：

分析各地资源优势，构建有机统一的市场体系，以线带点，以点连线合理布局生产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改善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将各项工作纳入法制轨道，抓住十五大契机，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协调发展的高质量飞跃。

首先，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以建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其次，要充分开发中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这不仅可以启动其经济，增加其收入，缩小其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而且也可为全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丰富必需的资源。要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必须要将资源开发作为切入点之一。第三，中西部地区有丰富的市场资源，从构造全国市场体系的角度看，其开发价值比沿海高，武汉、郑州、南昌、兰州等一批省会城市都是地处交通咽喉、信息四通八达的中心城市，它们都应该而且能够成为未来中国大市场的骨架。第四，沿边地区，特别是沿边地区的通商口岸，市场和经济的开发潜力大，一旦这些地区经济隆起，将对周边地区产生强大的吸附作用，由此产生的回波效应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我们应通过多极战略在这类地区“创造”回波效应。

以线带点，以点连线是多极战略中合理布局生产力的基本方法。所谓“线”是指经济发展带，所谓“点”是指重点发展城市和经济特区。“以线带点”是指新确立的经济增长点应该是带状延伸的、重点发展城市相间座落的有机整体。“以点连线”是指先发展重点城市然后带动整个经济带全面腾飞。有专家认为：长江流域(其重点城市为：上海、南京、芜湖、安庆、九江、黄石、武汉、岳阳、宜昌、万县等)和欧亚大陆桥(其重点城市为连云港、徐州、商丘、郑州、洛阳、咸阳、宝鸡、武山、兰州、武威、嘉峪关、哈密、乌鲁木齐等)可以成为多极战略的两个基本增长点或经济带，在此两个基本增长点上，若把赣州、南昌、麻城、阜阳、荷泽、衡水等点增加进去，则在纵向形成京九增长点，这一增长点的发展潜力极大。根据在沿边地区制造“回波效应”的思想，新的区域经济战略还应把沿边各重要口岸(如图们江、漠河、友谊关、河口、景洪等)纳入其中，作为重点建设城市和地区。这样的多极战略共包括二纵(东南沿海和京九线)，二横(长江流域和欧亚大陆桥)4个增长点，新增增长点3个，新增重点建设城市40个。

国家必须集中财力，从宏观上尽快改善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主要是加快交通运输的投资速度，把内地重要城市的新市场中心与沿海城市、港口连接起来。在新建、改建水运通道和铁路建设的同时，将投资重点放在连接省级运输枢纽与沿海港口的高速公路建设上，所有建设规格都应符合集装箱运输，这是促进中西部地区在扩大开放中缩小差距的关键。目前，我国仅有高速公路3000多公里，远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应从国家战略利益的高度，重视和加快全国高速公路网络的建设，为逐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创造条件。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增加西部地区的就业机会，增强其自身的发展潜力。“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核心，是培育和增强西部地区自身的创造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重点是创造就业机会，使西部地区的人民靠自身的劳动和智慧摆脱贫困。目前我国农村余劳动力已达1.3亿人，城镇也出现上千万富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大部分在西部地区，如何解决西部严重的劳动力剩余问题，现实的选择主要有：一是立足农业综合开发，多方位开拓就业渠道。西部地区农牧业比较发达，通过发展农牧业，开发“四荒”资源，调整种植业、养殖业结构，不断挖掘农牧业中的就业潜力；通过发展以多种经营、非耕地资源利用和区域化、专业化、贸工农一体化为特点的农业综合开发，进一步扩大农村的就业容量。二是鼓励西部地区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支持这些地区发展以当地资源为原料的加工业项目。应把各项财政扶贫拨款或贷款集中起来，发展有原料、有市场的项目，尽快实现农业产业化目标。三是以优惠政策吸引东部资金和境外资金到西部投资，加大西部地区重要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重点建设项目的改革力度，使其有效率地运转起来，增加真实的就业机会。

逐步把援助西部地区的各项工作纳入法制轨道。首先要进一步健全立法工作，把现行扶持西部地区、贫困地区发展的各项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用法制形式确定下来；对刚开始或即将实行的若干制度，要在完善后立法，以增加公开性和透明度；对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区域发展中的职责义务也要用法律明确下来，以利于互相监督和制约。其次，要加强执法工作，切实保证扶贫资金用到实处，用得有效。

统筹规划、综合管理，促进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在促进国家区域间协调发展的同时，必须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应当综合治理西部地区的诸多问题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共同提高，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蔡思复：《发展经济学》，武汉出版社，1997治贫与治愚结合。西部地区要想实现后来居上，就必须在发展本地优势产业的同时，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高新科技产业，这就需要高度重视人力资格资本投入，大力培养人才，下真功夫发展教育，不断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素质。

徐国弟：《区域经济学的发展：缩小地区差距的必由之路》，载《中国城市经济报》，1997年7月发展生产与控制人口结合。“越穷越生、越生越穷”早已成为西部地区长期贫困落后的重要原因。我们必须要像抓住经济发展一样狠抓计划生育，要把扶贫资金与每个地区计划生育的实绩挂钩。

张军：《小城镇规划的区域观点和动态观点》，载《城市发展研究》，1998年1月资源开发与资源保护相结合。西部的丰富矿产资源是整个国家的战略后备资源，因此既要鼓励西部地区有计划、有规模地利用当地资源发展经济、又要制止和防止乱挖乱采、破坏浪费的行为。

Moore,B.and phodes,J1986,“The Effect of Govemment regional Eoonomical Policy”,Loadon:Her Mar jesty's Stationery Offices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西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河流发源和主要植物的生长带，决定整个国家的环境质量和生态平衡。西部地区发展经济尤其要强化环境意识，严格防止东部和境外的污染型工业转移内地，应鼓励发展生态农业、绿色产业和无烟产业(旅游业、信息业、服务业类)，要严格治理“三废”，植树造林，加强长江、黄河中上游的水土保持等。

(5)连锁经济区

经济区域化、集团化，一个世界性潮流。据统计，目前共有各种形式和规模的区域经济集团(不包括单纯合作开发自然资源和论坛性质的)25个：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比荷卢经济联盟、欧洲经济区、维谢格拉德集团(匈、波、捷、斯四国)、黑海经济合作区、独联体经济联盟、经济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海湾合作委员会、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阿拉伯合作委员会、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西非经济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东部和南部非洲优惠贸易区、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安第斯集团、加勒比共同体、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南锥体共同市场（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北美自由贸易区、中美洲自由贸易区、澳新自由贸易区。参加区域经济集团的国家达150个左右。还有一些经济集团正在积极筹备。世界上角角落落、旮旮旯旯都晃动着经济集团的影子，极少有国家不参加区域合作。从集团功能看，一方面具有外向竞争性；另一方面具有内向保护性。从合作内容看，各集团成员国之间大多进行经济互补合作，实行关税互惠，取消贸易壁垒，组建共同市场，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化。区域合作是世界性趋势，也是中国发展经济值得借鉴的好形式。发展区域合作，使各个区域相互连锁成统一的整体。在各个经济圈内部共同发展，经济圈与经济圈之间互补合作，走向共同富裕。发展区域经济，是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单一个省或市，在发展经济时，往往会出现一定的局限，因此，结合若干个相邻条件相若的地区省份，形成庞大的完整的经济区，利用整体优势，发挥更大的发展经济作用。

环渤海经济区。由华北七省市共同构成的环渤海经济区近几年来经济与科技实力猛增，在全国经济发展中作用日益突出，成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后最活跃的经济发达区。据统计，环渤海地区土地面积仅占全国的5．36％，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社会总产值为全国的4．23倍、4．59倍，劳动生产率为全国的1 37倍；农村耕地占全国的18 4％，农村社会总产值占全国的24 38％。这一地区潜力巨大，且联合开发、共同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只要抓住这一机遇加快联合，北方经济再次成为全国的重心完全可能。陈吉元·冲破贫困的循环·经济纵横，1993年1期。

东北经济区。由东北三省即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组成。东北既是全国著名的林海与粮仓，又是中国最大的钢铁工业、石油工业、重型机械工业基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居于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没有东北经济区的起飞，中国现代化的起飞将是缓慢而沉重的。况且，东北地区经济比较发达，有很强的综合发展能力，各个省区的发展水平比较整齐，使它们联成一个整体，其前景不可限量。

京津大经济圈。它不仅包括京津，而且包括河北环京津、环渤海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科技文化力量强大，有最多的利益结合点，共同联合，其发展潜力巨大。并且这一经济圈具有扩大服务的辐射作用，能推动环渤海湾地区的北方经济加快发展。

黄河中下游经济区。包括内蒙、河南、河北、山西、山东以及北京和天津五省二市。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丰富，有雄厚的经济实力，1997年工业总产值为超过万亿元。选择准主导产业和突破口，合理布局，加强联合，将会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带动地区。

晋冀鲁豫经济技术协作区。包括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山东西南部的11个市2个地区，人口5500万。1985年协作区成立以来，成员地市间传递信息100万余条；协进、协出物资108种、金额达38亿元；协作项目达4000多个，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这一协作区正放射出中原之光、希望之光。

以浦东为龙头的长江中下游经济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6省一市。目前是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最多的地区。这一地区人文发达，经济具有活力，对外交往的基础和条件比较好。加强这一地区的整体实力，利用长江中下游便利的水上交通，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

长江经济圈。为了共和国的理想，国家开始实施本世纪末最为宠大的，以上海浦东和四川重庆为两头，包括沿江8个地区28个城市和三峡工程在内的“长江经济圈”建设战略。预计在本世纪末，国家投资10000亿人民币，在长江沿岸地区兴建一批重点工程，其中投资额在2亿元以上的工程项目就有100个。某种意义上讲，共和国的梦想就寄托在长江经济圈的腾飞上。

沪湘经济协作区。从1986年底到1999年，两地共实施协作项目1000项，湖南新增产值4 8亿元，新增利税6500万元以上。上海为湖南提供技术、管理方面的帮助，湖南为上海提供大批原料、大宗农副产品。这种协作对提高双方的经济水平都很有利。

华东四省九方经济区。包括福建的南平，浙江金华、丽水、衢州，江西上饶、抚州、景德镇、鹰潭，安徽的黄山。这九个地区加强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取得明显效果。加速了商品、资金、人才等市场的发育，有效地促进了各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中原经济圈。包括山西、河南、江西、安徽、湖南、湖北。资源丰富、农业发展条件较好，缺乏的是具有雄厚带动实力的大工业和高技术产业。如果这一地区各方同心协力，共同构筑一些带整体效应的大企业，扬长避短，起飞指日可待。

华中经济区。包括湖南、湖北、河南、江西等省。以武汉为龙头，长江为依托，共同发展一种协作、互补的经济关系。利用华中，西接云贵川，东带苏沪皖的地域优势，华中经济可以在不太长时间崛起。

湘鄂川黔边区经济区。这一地区拆掉篱笆墙，共建协作网，建立大市场。他们统一农副产品、工商税收政策，修通断头路，组建七大贸易集团。据初步统计，七大集团至今贸易总额已达30多亿，协作物资40多亿，融通资金5亿多。促进了该地区经济跃进。

东南经济区。包括海南、广东、广西、江苏、浙江、福建、上海。这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带，在中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头羊，中国希望驻足于此。

华南经济圈。包括海南、广东、广西。这一地区从中国的海防前线一跃而改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最大的特区、最成功的特区、最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均在这一圈内。只要顺势发展下去，华南经济圈将很快如日中天。

西南经济区。包括川、滇、黔、桂、藏五省区及重庆、成都两市。占地257万平方公里，有丰富的生物、矿产和水能资源，拥有数百所各类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上千万人的科研队伍。1984年起，这7个省区和市通过联合和协作，打破了省区以邻为壑的经济割据和相互封锁，使西南地区的整体优势和整体功能得到发挥，给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是1993年被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国家区域战略发展规划。打破了原有的行政区域，以经济的自然联系和资源、区位优势互为纽带，以交通、能源、原材料及旅游资源的整体布局和优势产业群的规划为重点。提出了若干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项目，为大西南的振兴绘制了宏伟蓝图。这是一着妙棋。

西北地区经济圈。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五省区。开发历史较短，社会经济发育水平较低，但矿产资源、能源十分丰富，且有着新生地带的勃勃生机。西北地区有可能成为中国21世纪经济发展的明星区。朱副总理讲：西部的经济腾飞是下世纪中国的希望。真知灼见。

16大经济圈各有发展优势，且相互交叉、重叠，每一个省（区）或直辖市又同时属于几个经济圈，很有利于中国16个经济圈的联锁。这些经济圈一旦联动，并形成一种综合的整体效应，中国经济将跃至世界经济的潮头，成为“弄潮儿”。这些经济圈不仅内部联锁，而且蔚为壮观地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据有关权威人士称，以中国大陆为中心，围绕一省或数省，正在与周围国家和地区形成一些经济圈。这主要有：“广东——港澳经济圈”，其轮廓已日渐清晰。香港已经进入同华南地区一体化的过程，该经济圈扩大一些，可以将海南、广西、新加坡包括在内成为“南海经济圈”。“福建——台湾经济圈”。由于海峡两岸经贸往来日益扩大，这个经济圈已初步形成，迅速成长，是在特殊条件下的国内区域性经济圈。由以上两经济圈融合，组成一个更大的经济圈，包含广东、福建、台湾、香港、澳门、广西、海南、新加坡在内，有人称为“中华经济圈”或“南中国经济圈”等。“山东——韩国经济圈”。随着朝鲜半岛北南关系的缓和与变化，这个经济圈将扩大到整个朝鲜半岛和中国渤海湾地区，成为“渤海——黄海经济圈”。中外人士频繁谈论“东北亚经济圈”，它包含渤海海湾地区和东北地区、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地区。“黑龙江经济圈”。如果说东北亚经济圈为时尚远，黑龙江省和内蒙自治区部分地区与原苏联、蒙古的地方边境贸易、劳务合作等活动已相当活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前苏联与巴基斯坦的地方边境贸易和其他经济技术合作也比较活跃，阿拉山口和霍尔果斯口岸对于北疆与前苏联、红其拉甫口岸对于南疆与巴基斯坦，以及通过这些口岸对于第三国，提供了经济往来的重要通道，也即将形成一个经济圈。西藏与印度、尼泊尔等国之间，云南与缅甸等国之间，云南、广西与越南、老挝之间都存在经济贸易关系，这些关系必将加强与扩大，从而形成经济圈。这一势头已见端倪。例如，泰国政府提出“黄金四角成长计划”，倡议在澜沧江下游、媚公河上游的中、老、缅、泰四国邻接地带建立“黄金四角”经济合作区，以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进行小区域范围的国际合作。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国、老挝、缅甸的积极响应，四国一致同意建立“黄金四角”经济区。这一经济区是指从云南的思茅、景洪港至泰老两国交界处的会晒港和清孔港这一长达487公里的澜沧江流经地段。既有内部横向经济联合、又有外部国际合作的经济区形成，将使中国东西部在融合中发展，在发展中交融，在交融中均衡。何异煌、方承·中国不发达地区经济新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第201页

(6)区域经济规划设计

区域经济规划是一种重要规划，不仅能够促进区域平衡发展，而且还可以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规模方法一般有常规方法和模型方法。常规方法也叫定性分析方法，则是根据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对发展方向、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布局以及规划涉及到的内容作出判断，从而形成规划方案。模型方法即系统工程方法，也叫定量分析方法。定性分析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可以互为补充，相互结合，不能够把它们的任何一方绝对化，它们各有长处，也各有不足之处，所以，有任何地区的规划中都应当结合使用。当然，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模型方法为主，结合常规方法综合运用；在没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采用常规的方法进行规划。若是前者，比较常用的数学模型有：分类模型、优化模型、协调平衡模型、网络化模型、预测模型和模拟模型等。下面介绍几个常用的模型组合形式。一个规划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所有模型都用上，也不要指望采用多种模型(认为多多益善)构成一个规模宏大的模型群来解决所有问题，而应当有针对性地选择几个模型构成适当“模型组合”来研究所在地区的规划问题。在这个组合中，各个模型不是孤立和杂乱无章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是按一定框架构成的“系统化模型组合”。在实践中模型组合有如下几种：

以系统动态仿真模型为主体的模型组合形式。该模型组合是以系统动态仿真模型作为总的枢纽，与预测模型和线性规划模型联系成一个有机整体，接受初始战略目标的输入和子系统优化方案的反馈，进行总体协调，输出总体方案，经过综合评审，选择出决策方案，最后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