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萨克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错把妻子当帽子试读：
推荐序1
因为写这篇序的缘故，仔细阅读了奥利弗·萨克斯的生平，发现其实我早就与他有些联系。萨克斯的研究理念，可以说师承俄国神经科学家卢瑞亚（A. R. Luria），而这位前辈，曾经因为在大脑皮层功能研究领域的探索性研究，被我的博士论文多次引用。
五六十年前，关于神经系统可塑性的研究，还远没有现在这么深入，大脑内“神经线路”的联系，一旦固定还能否改变，还没有一个笃定的结论。卢瑞亚和萨克斯认定大脑有“卓越的可塑性、惊人的适应能力”，而且这些“不仅仅是在神经或感知障碍的这种特殊（而且经常是令人绝望的）环境下才会出现”，他们主张不单单要面对来问诊的病人，更要看到处在日常生活环境中的病人。这些见地，在当时的情境下，可谓先锋。
萨克斯和卢瑞亚的交情，始于1974年前后的一段通信。那年萨克斯在挪威的一个边远山区，遭遇了一头愤怒的公牛，情急之下他急转逃生，一脚踩空，左腿肌腱断裂，神经损伤，造成了严重的残疾。他慢慢发现这条腿仿佛不再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奇异的遭遇让他以一个病人的视角审视自己的身体和心理。他将之称为“医学的机缘”。正是因为这个机缘，他和卢瑞亚讨论起人体的整体机能，关于个体和环境的联系。卢瑞亚鼓励说“你正在揭示一个全新的领域”，这样的信件给了他极大的支持。
萨克斯的这段遭遇，后来被写成《单腿站立》一书，于1984年出版。事实上，从1973年起，他就开始以亲身的医患经历，写作了一系列的“医疗轶事”，《觉醒》、《错把妻子当帽子》，这些都成为世界范围的畅销书。他将病患案例文学化，将虚构与真实融为一体，饱含同情，着力描写患者的各种身心体验，给读者打开一道通往奇异世界之门。这一系列的书，获得了极大成功，被翻译成多国语言。萨克斯因癌症于2015年8月30日在纽约去世，享年82岁。他生前就职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为顶尖医生的同时，也成为了著名的畅销书作家，被称为“脑神经文学家”，被《纽约时报》誉为“医学桂冠诗人”。
萨克斯的书中描写了很多例“病感失认症”，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话题。由于中风或其他原因，病人可能无法辨认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甚至觉得那是别人的。他们会在火车上指着自己的手对邻座说：“对不起，先生，您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了。”即便被旁人提醒，这些可怜的病人都很难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对自己身体的错误感知，有时会发展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记得英国《卫报》曾有个记者写到自己的遭遇，他有天早晨起来，感觉“自己跟电视机遥控器一样高”，“脚陷进了地毯里”。此后，他时不时被猛然抛进童话世界：手指变得有半里长，走到街上，路旁的车看起来像威尔士矮脚狗那么大。有时办公的时候，身体突然缩小，椅子变得好大，感觉自己就好像走进了仙境的爱丽丝。还记得阿兰·德波顿描写过一个家伙，他把自己当做一个煎蛋，始终不敢坐在椅子上，后来有个朋友出了个招，在椅子上放了块面包。如此，他始终肯把自己像三明治一样放在椅子上了。
萨克斯将神经病学的理论和案例深入浅出地写进书里，既轻盈又沉厚。本来，神经病患，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类与自己很少发生关联的遥远而陌生的群体。萨克斯以客观平等的态度看待他们，与他们交流，在书中展现了他们的心灵世界。那是另外一个伟大而奇异的境界。每一个患者，其实都有自己独特的、值得尊重的人格世界，有着我们未必能够达到的宁静和辽远，甚至是通透。
每一本萨克斯医生的书都可当做非常精彩的医学传奇集。《错把妻子当帽子》展现了24个脑神经失序的患者，这本书大多数讲述的是“白痴天才（或称白痴学者）”的事迹。这些故事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告诉我们，“病”这种东西，未必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缺陷、不适与疾病，会产生出另一些发展、进化与生命的形态，激发出我们远不能预料的创造力。普通读者能通过阅读这些故事感受到人类心智活动的繁复和奇妙，更能以新的眼光重新发现日常与人生。《火星上的人类学家》描写的则是另一种“变形记”。书名同题文写的则是一位自闭症患者、杰出的动物行为科学家坦普·葛兰汀。一方面，她有韧性、真诚、坦率、非常敏锐，然而，另一方面，由于病症带来的情感缺陷，使得她在感知情绪时会有障碍，在社交中常感困惑。文中也提到阿斯伯格综合征——因为一部动画电影《玛丽与麦克斯》而让影迷们熟知的病症。阿斯伯格综合征和自闭症的关系，学界尚不是很清楚，两者有类似的症状，例如人际交往障碍、刻板、重复的兴趣、自我中心、然而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不易被发现，他们在外在表现上很难与正常人区分开。影片中的麦克斯就是一个44岁的肥胖古怪的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不擅长交际却又渴望温情。我们自认为是正常的地球人，将这些病人视为“火星人”，其实我们又何尝不被他们当做是“外星人”呢？又何尝不处处表现出怪异的举动呢？这正是萨克斯想告诉读者的。
萨克斯的“小说”谈的不仅仅是猎奇的故事，他探讨的是人性的无限可能性，人与人之间微妙的超越我们现有认知的关系，他希望“火星人”与地球人相互了解，相互表达。这正是萨克斯的文字的珍贵之处，也是中信出版社这套书的珍贵之处。姬十三（神经生物学博士，果壳网创始人）
推荐序2
20世纪人类上天入地。人类到太空行走并登上月球；携带人类信息的飞船飞出太阳系和银河系并正飞向宇宙深处；“蛟龙号”潜入最深的海底……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人类思维和认知的结果。但如果要问，人类是如何进行思维和认知的，或者说，人类的大脑是如何对信息进行加工，并指导我们的行为？这个问题可比上天入地要复杂得多！对这个问题的追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诞生了一门全新的学科——认知科学。
认知科学是探索和研究认知现象和规律的交叉综合学科，由神经科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计算机科学和人类学构成，其科学目标是探索并最终揭开人类心智的奥秘。
英国出生的美国神经科学家、科普作家奥利弗·萨克斯的一系列与神经科学有关的科普读物、游记、回忆录式的非虚构作品，以及有自传性质的著作，包括奥利弗·萨克斯这套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探索者”系列丛书，其实也是引人入胜的认知科学读物，因为他所讲的故事，都是与神经认知和心理认知有关的经典案例。
与大多数的科普作品一样，萨克斯讲故事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只负责记录和描述现象和事件，提出问题，但不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作为一位科学大师和聪明的科普作家，他更愿意把思考的空间留给读者。
每一本萨克斯的书都是非常精彩的认知神经科学经典读物。例如，《错把妻子当帽子》一书的第一章，讲述了一位音乐家和歌唱家皮博士的故事。皮博士大脑视觉区长了一个肿瘤，导致他有视觉功能缺陷，他分辨脸孔、景物的能力严重受损，只是辨别事物架构的能力依然存在，当他起身寻找帽子时，伸出手抓住妻子的头，把她的头拿起来戴上。他把自己的妻子当成了帽子！他还会轻拍消防栓或站牌的顶部，把它们当成小孩子的头，在家里他会亲切地跟家具上的雕花把手聊天。当萨克斯对患者进行测试时，他连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手套也不认识，但却能够识别出那是用来装东西的“五个小袋子”。他无时无刻不在唱歌、吃饭、穿衣、洗澡，每件事都化成了歌曲。若不能把每件事变成歌曲，他就做不了任何事。
很多读者恐怕难以理解皮博士的故事，而多半只会把他当成一个行为怪异的病人。但如果你稍微懂得一点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的知识，你就会知道，皮博士其实是一个右脑受到损伤而左脑仍然正常的病人。他能够正常辨别物体的形态并进行逻辑判断——这是左脑的功能；但却不能将这些事物与日常生活的经验联系起来——这是右脑的功能。他为何做每件事都要唱歌？因为音乐和歌唱能够启动他的右脑功能，这样他的受损伤的右脑认知能力会得到某种激活！
虽然萨克斯想把更多的思考空间留给读者，但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会有答案。例如，在《火星上的人类学家》一书中，作者讲述了一位彻底成为色盲的画家艾先生的故事。艾先生由于遭遇车祸而受到脑损伤，此后便出现种种怪异的行为。他无法辨认字母和颜色，变成了完全的色盲！对一位画家来说，没有比失去颜色认知能力更悲惨的了！令人奇怪的是，这位画家对黑白二色和各种灰度的知觉能力却得到异常的加强！艾先生说，他现在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多变的世界，一个光明与黑暗随着照明亮度波长变动的世界，这和他过去所知的彩色世界形成强烈对比，因为原来的世界比较稳定，也比较持久不变，而他现在的世界却是变化不居的。
这一切以传统的色彩理论来解释的话，是非常困难的。按照牛顿的观念，波长与色彩之间的关系固定不变，从视网膜传送波长信息到大脑的方式为细胞对细胞，而且这使信息更直接地转换成颜色。但如果将神经方面的现象模拟为光线透过三棱镜的分解与重新组合，根本无法解释真实生活中视觉的错综复杂性。
这些研究也许会改变自牛顿以来，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关于色彩是客观存在的看法。也许色彩的认知只是人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主观加工的结果。
萨克斯不仅是一位科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会讲故事的科普作家。萨克斯的案例通过奇闻异事讲出来，生动有趣。即使是一般的科学爱好者和普通读者，也可以读懂这些书，正如我们能够读懂科学大师霍金介绍相对论的科普作品《时间简史》一样。本书所提供的大量丰富生动的案例，则是神经科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研究的重要素材。
20世纪人类上天入地，遨游太空。21世纪人类回到自身，探索自己肩上这几磅重的“宇宙中最复杂的也最不可思议的物体”——人类的大脑。这是一个新的时代，让我们来参与其中吧！蔡曙山（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自序“心”天方夜谭的创造与源起“一本书最后完成的部分，”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认为，“其实是作者应该放到篇首的。”所以，写了这些奇怪的故事，搜集、整理完毕，也选定篇名和两段引言，现在是我检验成果，也是检视自己动机的时候了。
引言中的一语双关，以及它们之间的对照，事实上，也就是麦肯齐所描述的医生和自然学家之间的不同，正符合了我本身的某种双重性：我觉得自己既是自然主义者，也是个医生，对疾病与对人同样感兴趣；或许，我也是个理论家兼剧作家，尽管不甚称职。科学的事物与浪漫的事物同样吸引我，我也不断地在人们身上看到这两种特质。在疾病中，依然看到人之所以为人的精髓所在。动物会染患疾病，但唯有人才会身陷病态之中。
我的工作，我的生活，都是与生病的人为伍，然而，患者和他们的病情，促使我去思考。若非在这种环境当中，我可能不会想得这么深刻。见到这么多的疾病，让我不得不提出与尼采同样的问题：“谈到疾病，我们几乎都曾偷偷地问自己，没有疾病，我们还活得下去吗？”我也被迫将疾病所引发的问题，视为自然中的基本原理。我的病人不断促使我去问问题，而我的问题，也常常将我带到病人那里。所以，接下来的故事和研究，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进行式。探究病人背后的故事
研究是必要的，为什么还要讲故事、谈病例呢？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提出了病史的观念，认为疾病从发病到症状最厉害或最危险的阶段，到恢复健康或不幸致命，这中间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他因此引入了病历，也就是对于疾病自然发展过程的描述或呈现。“病理”（Pathography，译注：字源有途径、过程的涵义）一字当初的意义，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个观念。病史也是自然历史的一种形式，但它告诉我们的不是一个人和他的经历。病史毫不涉及患者本身，从中我们看不到这个人面对疾病的奋斗、求生经验。
在狭隘的病历中，并无主体；现代的病史，提到患者时，只是一笔带过，例如，“第21对染色体白化病女性”。但简单的一句话，既可以用在人身上，也可以拿来形容老鼠。要恢复以人作为中心主体——承受痛苦、折磨，与疾病抗争的那个人，我们必须加深病历的深度，使其成为一篇叙事或故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看到“病人”又看到“病症”，看到一个真实的人、一名病患与疾病的关系，以及与肉体的关系。
高层次的神经学和心理学，与患者的本质密切相关，因为患者的个人特性融入这类疾病之中，所以研究疾病与研究本人是分不开的。看待这类疾病，以及如何呈现它们、研究它们，的确需要新的学问，我们或可称之为“自我身份的神经学”，因为它所要面对的是自我身份的神经基础，是脑与心智最古老的问题。
或许，在生理和心理之间，基于某些需要，必须有界限、加以分门别类；但是研究和故事却自然而然关系到两方面，而且无法加以切割，也就是这一点让我深为着迷，也是我整本书所要呈现的。透过故事可以拉近两者的距离，引领我们走向机械与生命交汇之点，让我们看到生理的历程对人一生的影响。
具有丰富人文色彩的医学故事传统，在19世纪到达高峰，接着就衰退了，逐渐兴起的是无个人性色彩的神经学。卢瑞亚写道：“常见于19世纪，神经学家与精神学家所拥有的叙述能力，如今几乎荡然无存。必须加以重振。”他最后的一些著作，例如《记忆大师的心灵》（The Mind of a Mnemonist）、《破碎的人》（The Man with a Shattered World），都试图回复这个失去的传统。
因此，本书中的个案病史，也力图回归古老的传统：回到卢瑞亚所言的19世纪传统，回到第一位医疗史家希波克拉底的传统；也是回归普世和史前的传统：当时病人总是把他们的故事告诉医生。带有传奇色彩的生命旅程
古老的传说总是有英雄、受害者、暴君、战士等固定的人物。神经科的病人可以囊括所有的角色，在本书所说的奇异故事中，他们扮演的角色还更多。我们如何以这些神秘或比喻的名词来区分“迷航水手”，或者书中其他奇怪的人物？我们或许可说他们是迷思的旅行者，到了一个若没有生病就无法了解、无法想象的地方。
这是为什么他们的生命和旅程，让我感觉带着传奇色彩，也是我之所以用奥斯勒（William Osler）的《天方夜谭》（Arabian Nights）的意象来当引言，而且为何必须一边谈病例，一边说故事。科学和浪漫，在这方领域彼此贴近，卢瑞亚喜欢说这是“浪漫的科学”。两者在事实与传说的交汇中结合，也点出了本书中每个患者的生命特质。
然而，多么特别的事实！多么奇异的传说！我们拿什么来跟它们相比？可能现今世上还没有任何模式、隐喻或神话足以形容它们。或许时间久了，会有新的意象、新的神话出现。
本书中有8篇文章曾经发表过：《迷航水手》、《天生我手必有用》、《数字天才宝一对》、《自闭画家的心路历程》刊登在《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鬼灵精怪的小雷》、《错把妻子当帽子》、《回荡脑中的儿时记忆》登载于《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其中最后一篇的简写版，当时的篇名是《音乐耳》。《麦格雷戈的平准眼镜》刊登在《科学》（The Science）杂志。我很早期对一个患者的描述，可以在本书《63岁的“不良少女”》中找到[最早是以《左旋多巴引发之不可抑遏的乡愁》之名，刊登在1970年春季号的《柳叶刀》（Lancet）季刊]。关于四个《“割”剧幻影》的故事，前两个曾出现在《英国医学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的“诊所轶闻”中。两篇短篇故事《被一条怪腿纠缠的男子》和《希尔德嘉德的异象》则分别出自已出版的《单脚站立》（A Leg to Stand on）与《偏头痛》（Migraine）里。其余12篇不曾出版过，皆完成于1984年的秋冬。谢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我要特别向本书的编辑致上谢意：首先是《纽约时报书评》的西尔维（Robert Silver）和《伦敦书评》的维尔摩斯（Mary-Kay Wilmers）；还要感谢纽约高峰出版社（Summit Books）的希尔贝曼（Jim Silberman），以及伦敦达科沃斯出版社（Duck Worth）的海克拉夫（Colin Haycraft），他们为这本书下了许多润饰的工夫。
在我的神经科的同事中，我要特别感谢马丁医生（Dr. James Purdon Martin），我让他看了“克里斯蒂娜”和“麦格雷戈”的两卷录像带，并且与他就《灵魂与躯体分家了》和《麦格雷戈的平准眼镜》两篇文章做了完整的讨论。
感谢克雷默医生（Dr. Michael Kremer），他是我过去在伦敦的上司，他为《单脚站立》一书提供了非常类似的例子，收录在《被一条怪腿纠缠的男子》一文中。
感谢麦克雷医生（Dr. Donald Macrae），他那个视觉辨识失能的精彩例子，与我自己的病例相映成趣，他是在我文章写成两年之后，无意间发现了这个病例。我在《错把妻子当帽子》的后记里，引用了他的发现。
我也要向我在纽约的好友兼同事罗萍（Dr. Isabelle Rapin）致谢，她与我一起讨论了许多病例，介绍我认识了克里斯蒂娜（那位“灵魂与躯体分家了”的女子），罗萍也与自闭画家荷西（José）相识多年，从他小时候就认识了。
我更要对患者的慷慨与无私的协助（某些例子由患者的亲人提供），对本书的贡献致意。他们知道自己虽然无法直接受益，却仍允许我，甚至鼓励我写下他们的生命故事，希望别人从中有所学习和了解，或许有一天有能力对症治疗。就像《觉醒》（Awakenings）一书一样，本书中的名字和场景细节都经过修改，这是为了保护病人的隐私和专业上的保密需要，但我的目标在于保留这些人生命的基本“感觉”。
最后，我要向我的指导老师献上感谢，比感谢还多的感谢，将本书献给我的老师。第一部不足：失去左脑会怎样
整个神经学与脑神经心理学的发展史，
可以说就是左脑半球的研究史。
忽略右脑或一般称为“次要”脑半球的原因，
是因为要指出左脑各个部位损伤所带来的影响较容易，
而属于右脑的病症，却不是那么明显。
一般人通常草率地认定右脑比左脑“原始”，
而左脑被认为是人类演化下的独特成果。导言具有传奇故事性的科学
神经学最喜欢的字眼就是“不足”，包含神经功能上的损伤或者失去能力的状况：失去说话能力、失去语言、失去记忆、失去视觉、失去四肢功能、失去自我，以及许许多多特殊功能（或机制）的丧失。这一切功能失常（又是一个常用术语）的状况，每一种都有其专有名词：失音症、失语症、失读症、失用症、失认症、失忆症、失调症，每个名词都有其特别指定的神经或精神上的功能，而病人因为生病、受伤或是发展上的欠缺，可能部分或全部失去了这些功能。左脑比右脑高等？
对于大脑与心智关系的科学研究始于1861年。当时法国的科学家布鲁卡发现，语言表达发生障碍的情况，或称失语症，常常是在左脑某个特别部位受伤之后产生的。这个发现开启了大脑神经学的领域，也使得经过几十年后，人类脑部的“地图”得以绘成，并归结出各种能力，包括：语言、智力、知觉等在脑部对应的主要位置。
19世纪末期，许多更敏锐的研究者已经清楚地看到，这样的绘图仍太过粗略，因为所有的精神活动都有其复杂的内心建构，也必定有同样复杂的生理基础。弗洛伊德（Freud）在其著作《失语症》（Aphasia）中，就力持这个观点。弗洛伊德特别研究了一些与某些辨识或知觉障碍有关的案例，他统称这些病症为“认失症”。他相信，对于失语症或认失症充分的了解，将会产生一门更新、更精密的学科。
弗洛伊德所预见的脑与心的学科，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俄国，终于在卢瑞亚、里昂特夫（Leontev）、安诺金（Anokhin）、伯恩斯坦（Bernstein），以及其他人的通力合作之下产生，他们称之为“神经心理学”。
在卢瑞亚毕生的努力发展下，这门学科成果斐然，而且从其革命性的份量上来说，流传到西方的速度仍然慢了一点。他的研究，有系统的论述开始于一本里程碑式著作《人类的高层皮质功能》（Higher Cortical Functions in Man），以及另一本完全不同手法的传记（病例史）《破碎的人》。虽然这两本书本身几乎无可挑剔，但涉及右半大脑功能，仍有一整片领域是卢瑞亚未曾触及的。《人类的高层皮质功能》只讨论了左脑功能的问题；同样地，《破碎的人》书中的主角泽特斯基（Zazetsky），则是左脑半球受到巨大的损伤，右脑则完好无损。的确，整个神经学与脑神经心理学的发展史，可以说就是左脑半球的研究史。
忽略右脑或一般称为“次要”脑半球的原因，是因为要指出左脑各个部位损伤所带来的影响容易，而属于右脑的病症，却不是那么明显。一般人通常草率地认定右脑比左脑“原始”，而左脑被认为是人类演化下的独特成果。从某些方面来说是没错：左脑比较复杂而分工精细，是灵长类尤其是人脑后期发展出来的部分。但在另一方面，每个生物生存所不可或缺的认知现实的能力，却是由右脑所控制。左脑就像一部计算机被嵌入了人脑中，是用来规划、设计的；而古典的神经学，比较关心一些运作法则，对真实内容是什么并不感兴趣。因此，当某些右脑的症状出现时，专家们就摸不着头绪了。述说右脑的故事
过去也有人想探索右脑的症状，例如19世纪90年代的安东（Anton），1928年时珀兹（Pötzl）也做过同样的尝试，但这些努力却莫名其妙地被忽略了。卢瑞亚最后的著作之一《工作的大脑》（The Working Brain）一书中，以篇幅不长但是举足轻重的一章，来探讨右脑的问题。他在结尾写道：这些仍然未经研究的缺陷，引领我们指向一个最基本的
问题——右脑在直接意识上的角色，对于这个相当重要的
领域，研究却付之阙如。想要出版这类的研究，必须以特别
一系列的专门文章，仔细加以分析。
卢瑞亚后来得了不治之症，在他弥留之际写了一些文章进行探讨。他无缘看到这几篇文章的出版，而且它们也不是在俄国国内出版的。他把文章寄给了英国的格雷戈里（R. L. Gregory），后来出现在格雷戈里出版的《思想的伴侣》（Oxford Companion to the Mind）里。
内在的困难与外在的困境加在一起，让右脑出现问题的病人想知道他们到底有什么毛病，这不只难上加难，简直就是不可能。就像巴宾斯基（Babinski）所说，他们得的是一种奇怪而特殊的“疾病失认
[1]症”。即使是最具观察力的医生，想要观察这一类病人内在的情况，也是难如上青天。因为这种病跟他过去所认识的其他所有症状有着天壤之别。左脑的症状，相对比较容易想象。虽然右脑的病症跟左脑一样普遍，我们却要看过数千份探讨左脑疾病的神经与神经心理的文献，才找得到一两篇讨论右脑病症的文章。好像这一类的问题，完全不受神经学的青睐。
然而，就像卢瑞亚说的，它们却非常重要。其重要的程度，可能需要创立一门新的神经学：一门“个人化”或“传奇性”的学科。因为在此所要揭示的，是每一个个体的物质基础，也就是个人和自我。卢瑞亚认为这样一门科学，最好是以故事的形式导入，详细描述一个重度右脑障碍的人的病史，而这个病史的描述，恰可以作为《破碎的人》一书的补充与对照。在写给我的最后几封信中，他说：“发表这类病史吧，即使只是简单的素描也好。这是个神奇的领域。”我必须承认，自己也深为这类疾病所吸引，因为它们开启了一个难以想象的领域（或可能的领域），指向更开阔的神经学与心理学，全然不同于过去古板又机械性的神经学理论。对古典神经学提出挑战
比较起来，我主要的兴趣不在于神经系统疾病，而在于一般认定较轻微的功能偏差症状对自我的影响。这一类的病症可能有多种形式，病因可能出于功能过度或功能不足，所以分开讨论似乎比较合适。不过必须在此开宗明义地指出，从来没有一种病症会永远只是功能过度或功能不足。可以说，小至器官，大至整个人，每当问题出现时，身体总是会有反应，无论以什么奇怪的方式，都是为了重拾失去的功能，或是加以替代、补充，以保有原有的功能。而医生的任务，除了要了解病人神经系统受损的状况之外，去研究、甚至影响这些人体自我修复的方式，同样是不可少的。麦肯齐就力陈这样的观点：构成“疾病”或一项“新疾病”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与
自然主义者不同的是，医生所关心的，不是理论上在一般状
况下都差不多的大范围的生命体，而是单一个别的对象，也
就是在疾病折磨之下，仍力图恢复健康的患者。
如此的动力，如此“力图恢复健康”的力量，不管是用什么奇怪的方式表现出来，或带来什么影响，从很早以前就已经被精神医学所承认，弗洛伊德在这方面贡献良多。所以，他不把偏执妄想视为疾病的根源，而是把它视为在完全的混乱之下，重新建构世界的企图（只是不幸走偏了）。麦肯齐也写了完全相同的一段话：帕金森症的病理生理学，研究的是一种“有组织的混
乱”。混乱的产生，是因为原先重要的系统被破坏了，而重
建的过程却建立在一个不稳定的基础上。《觉醒》一书所谈的，正是由一个症状多重的疾病所引发的“有组织的混乱”。而本书接下来有多篇文章要探讨的，也同样是研究各样不同疾病所产生的有组织的混乱。
我个人认为，在第一部分里，最重要的案例是视觉失认症：“错把妻子当帽子”。我相信这个研究相当重要。这一类的病例，尖锐地挑战古典神经学一项最牢不可破的定理或假设，尤其是认定脑部的任何损伤，都会减低或消除“抽象或分类的能力”[戈尔德施泰因（Goldstein）的说法]，使人降格到只有情感与对具象事物认知的层次[杰克逊（Jackson）在19世纪60年代也提出同样的论点]。但从皮博士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几乎相反的状况。一个人虽然只是脑部视觉的区域出现状况，却完全失去情感、具象、个人化或对“真实事物”的感知能力，只认识抽象的、类别性的事物，表现出来的结果异常荒谬。杰克逊或戈尔德施泰因看到这种情形会有什么说法呢？我常会在想象中，要求他们诊断一下皮博士，然后问他们：“先生们，现在，你们怎么说？”
[1] 即无法察觉自己身患病。——译者注第一章错把妻子当帽子
他伸出手，握住他妻子的头，
想要把她的头拿起来，戴到自己头上去。
很明显地，
他错把自己老婆当成一顶帽子！
而她的表情看起来，
好像早已对这样的事见怪不怪了。
皮博士是杰出的音乐家，也是颇具知名度的歌唱家。他任教于一所音乐学校，就在他和学生相处的过程中，某种怪异的现象开始出现。有时某个学生来到他面前，皮博士却认不出他是谁，说得精准一点，是无法辨认他的脸。但只要学生一开口，他却可以通过声音认出对方来。类似的小状况可谓层出不穷，让人既尴尬又困惑，也同时让人害怕，有时更成了闹剧。
因为皮博士不只愈来愈无法辨识旁人的“脸”，也会把没有生命的事物看成是“脸”。在街上走着走着，他会以一种和蔼的长者般的姿态，轻拍消防栓或停车定时器的顶部，显然，把那玩意儿当成了小孩子的头；有时，他会轻声细语地和家具上的雕花把手闲话家常，然后在发现对方没有响应后，一脸错愕。
刚开始这些奇特的错误，总是被一笑置之，皮博士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他向来不就是幽默过人，擅长讲冷笑话吗？他的音乐才能依旧精湛，也不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相反，他的感觉好极了。那些怪异举动虽然滑稽，但也蛮有创意的，应该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不需要大惊小怪。
直到三年后他罹患了糖尿病，才发现事态严重。由于知道糖尿病会侵害眼睛，皮博士向眼科医生求诊，医生做了详细病史调查和视力检查后，做出结论：“你的眼睛没大碍，但大脑主管视觉的部分恐怕有问题，这方面我帮不上忙，你需要去看神经专科医生。”经由介绍，皮博士到我这里求诊。他用耳朵“看着我”
刚见面的刹那，我可以明显看出他并无一般的痴呆症状，而是一位极有修养、魅力十足、言谈举止适切且流畅的人，还兼具了想象力与幽默感。我无法理解他为何被转诊到我这里。
不过，他的确有些奇怪的地方。他说话时面对我，感觉是向着我这边，但又有些不对劲，那种感觉我也说不上来。我突然意识到：他是以耳朵面对我，而不是用双眼。他不像一般人注视对方那样地“看着我”，而是以很奇怪的方式，双眼快速转动，从我的鼻子、右耳、转到下巴，又移到右眼，好像是留意（说研究也不为过）这些部位，却没有看到我的整张脸、脸部表情的变化、整个人。
当时我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有种说不出的怪异，他没有人与人交谈时该有的目光交汇和表情变化。他看着我，他检视我，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我终于开口问他。“我也不晓得，”他微笑着说，“但大家都认为我的眼睛有问题。”“而你却不知道自己的眼睛有什么不对劲？”“我不知道！没有特别感觉，不过我偶尔会搞错。”
我出去跟他妻子说了几句话。当我回来时，皮博士正静静地靠在窗边坐着，神情专注，不过倾听的成分好像大于观看。“川流不息的车潮，”他说，“街市的喧闹，还有远处的火车，就好像在演奏一首交响乐，你不觉得吗？你听过奥涅格（Honegger）的交响乐《太平洋234》（Pacific 234）吗？”“多可爱的一个男人，”我心想，“他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呢？他会愿意让我帮他做检查吗？”“哦，当然可以，萨克斯医生！”以为右脚是只鞋
包括肌力、协调性、反射性、健康状况等在内的神经系统常规检查，都进行得很顺利，让我不再那么担心，他可能也觉得放心了。直到检查他的反射能力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的左半边身体有一点不正常。我脱掉他左脚的鞋，用一把钥匙去挠他的脚底，这个动作看似无聊，却是反射试验的必要步骤；之后，我就起身去拧紧眼底镜，让他自己穿上鞋子。
出乎意料的是，过了一分钟，他竟然还没有把鞋穿好。“需要帮忙吗？”我问。“帮什么忙？帮谁的忙？”“帮你穿鞋啊！”“哎呀！”他说，“我忘了！”但又低声说了句：“鞋子？鞋子？”
他看起来有点困惑。“你的鞋子，”我又重复了一次，“或许你该把它穿上。”
他不断地往下望，专心地找那一只鞋子，只是目光不在鞋上。最后，他的目光停在脚上：“这是我的鞋子，对不对？”
是我听错了？还是他看错了？“我的眼睛，”他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脚上，带着解释的口吻说，“这是我的鞋，不是吗？”“不对，那是你的脚。鞋在这儿。”“哦！我以为那是我的脚。”
是开玩笑吗？他疯了还是瞎了？如果这是他所犯的一次“不可思议的错误”，我还真是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奇怪的事。
我赶紧帮他穿上鞋子，免得事情更复杂。皮博士自己似乎一点也不觉得困扰，他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甚至还挺开心的。
我再次翻阅他的检查结果，发现他的视力不错，轻易就能看见地上的大头针。不过，大头针如果放在他的左边，有时他会找不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他可以“看”到东西，但他看到的是什么呢？我翻开一本《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请他描述上面的照片。
他的反应相当奇怪。他的目光会从一点跳到另一点上，就像他在看我的时候一样，总是注意些细枝末节。色彩亮丽、形状鲜明的事物，会吸引他的注意力，诱使他做出评论，但是他没有一次看到的是完整的景象。他无法看见全景，只看得到细节，这些细节就如同雷达屏幕上的小光点。他始终无法把细节与完整的图像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他始终看不到事物的全貌。不管面对的是一片风景还是某个景象，他都没有感觉。
我让他看封面，上面是一片绵延不绝的撒哈拉沙漠。“你看到什么了？”我问。“一条河，”他说，“和一家旅店，有阳台伸出河面，人们在阳台上享用晚餐；一支支彩色的遮阳伞，散落在各个角落。”他边看（如果说这也叫“看”的话）封面以外的地方，边胡扯些不存在的事物，好像真实照片中欠缺的东西驱使他联想出河流、阳台和彩色遮阳伞。
我当时的表情一定很惊讶，但他好像认为自己已经圆满达成任务了。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同时，他也一副认定检查已经结束的样子，起身去找他的帽子。他伸出手，握住他妻子的头，想把她的头拿起来戴到头上去。很明显，他错把自己老婆当成了一顶帽子！而从她的表情来看，她好像早已对这样的事见怪不怪了。
我无法以传统神经学（或神经心理学）来说明这一切。他许多方面的功能仍相当正常，但某些功能毫无疑问地被摧毁殆尽，这真是难以理解。他怎么能错认老婆是顶帽子的同时，却还能在音乐学校里教书呢？
我得再进一步地了解、观察，看看他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也就是在家中是什么情况。登门造访，一探究竟
几天后，我到皮博士家拜访他们夫妻俩。我的手提箱里放着《诗人之恋》（Dichterliebe）的乐谱[我知道他喜欢舒曼（Schumann）]，以及几种奇形怪状、测试认知能力的材料。皮太太把我引进一间挑高宽敞的房间，这房子令人想起颓废派盛行的柏林。一架陈旧、巨大的贝森朵夫钢琴，庄严地立在屋子中央，四周散布着乐器架、乐器、乐谱……屋内还有书、画等，但音乐才是重心。
皮博士走了进来，身躯微弯，心不在焉地伸出手，往那老爷钟的方向前进。一听到我的声音，随即修正方向，来到我面前和我握手。彼此寒暄一番，闲聊了最近的音乐会和演出。抱着碰运气的心情，我随口问他是否能唱一曲。“诗人之恋！”他发出赞叹声。“但我看不了乐谱了，你来弹好吗？”我说我试试看。在那架性能极佳的老钢琴上，我这种技巧弹起来也挺像那么一回事的。皮博士虽然上了年纪，却有着费舍·迪斯考（Fischer-Dieskau）般的醇厚歌喉；而且他的乐感极佳，对音乐有着非常高的天赋。由此可见，音乐学校继续聘用他，绝非出于怜悯。
显然，皮博士脑部的颞叶还相当正常：他有极佳的音乐皮质区；但是不知他的顶叶及枕叶，特别是那些掌管视觉的部分，出了什么问题。我的神经检查工具箱里有“柏拉图多面体”，我决定从这些开始试验。“这是什么？”我抽出第一样东西，问他。“当然是个立方体。”“好，那这个是什么？”我拿出另一件东西问他。
他要求看仔细点。没一会儿功夫，他有条不紊地说：“十二面体，我看其他的就不必了……二十面体也难不倒我。”
他并没有抽象形状理解的障碍，那辨认脸孔呢？我拿出一盒扑克牌，J、Q、K，还有大小王，他都能迅速地辨识，但毕竟这些是模式化的图样，这么做无法判断他所看到的是脸孔，或者只是它们的固定样式。我决定给他看我手提箱里的一本漫画书。这次还是如出一辙，绝大部分他都说对了：丘吉尔的雪茄与特大号鼻子，只要抓到了特征，他都能辨识出脸孔。但卡通图案也是有一定的规格和样式。现在就要看看他对于呈现在眼前的真实脸孔有何反应了。只能靠特征猜测身份
我打开电视，调成静音，并找到了早期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的影片。一幕感情戏正在上演。皮博士没有认出女主角，这或许是他对演员本就陌生的缘故；但令人惊讶的是，他无法说出她的脸上或她父母的脸上有何表情，虽然在那一场煽情的戏里，有热切的渴望，揉合了激情、惊喜、憎恶与愤怒的情绪，以及最后赚人热泪的氛围贯穿其中。皮博士完全看不出所以然来。他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也搞不清楚谁是谁，甚至连角色的性别也无法分辨。而他对这幕戏的评论更是和剧情相差十万八千里。
他会有这种种困难的表现，唯一的可能是因为好莱坞电影与现实生活是脱节的。这让我产生一个想法，搞不好他更善于判别真实生活的人物。屋内墙上挂着家人、同事、学生及他自己的相片，我选了一堆照片拿给他看，心中充满着未知。结果是，看电影时的笑话再次上演，这种事情在真实生活中就是个悲剧了。他没办法从任何一张照片中认出半个人，连自己的照片也同样陌生。他认出了其中一张照片是爱因斯坦，因为他抓到了爱因斯坦披头散发与胡须的特征；另外一两个人的照片，他也是用同样的方式认出来的。“呀，保罗！”他说，那是他哥哥的照片，“他的大嘴和大门牙，化成灰我都认得！”但他是一眼就看出这个人是保罗呢？还是他基于对方的一两个特征，对其身份做出合理的猜测？把这些醒目的标记拿掉，他就又陷入云里雾里。但这不单单是认知和感知的问题，而是他的整个运作系统发生了严重的问题。那些他目光所接触到的脸孔，即使是那些亲近、亲密的脸，他都像是看到艰涩的谜题或考题一般。
他跟这些脸孔之间搭不上关系，对它们也视若无睹。没有一张脸他能认得出是你、我、他，只是将它们看成一组特征：通通都是“它”。因此，他只是做了外观上的直觉反应，而不是以人的容貌去辨识；也因而才会形成他这种没有感情、瞎子摸象式的表达方式。一张脸，对我们而言，是一个人的外在表现，可谓是“以貌取人”；但皮博士却没有这样一个“人”的概念。一言以蔽之，他看到的都“里外不是人”。连玫瑰和手套都不认得
在去他家的路上，我绕到一家花店，买了一朵价格不菲的红色玫瑰，别在钮扣眼边。这时，我把花拿下来交给他。他接过花的样子，不像是一般人从别人手中接过一朵鲜花，倒像是从植物学家或形态学家手中拿到一份标本。“大概六英寸长，”他如此评断，“有红色的螺旋形状，贴有一条绿色的线状物。”
我以鼓励的口吻说：“不错，那你认为它是什么东西呢，皮博士？”“不好说，”他似乎有点为难，“它缺乏柏拉图多面体单纯的对称性，虽然它可能具有更高层次的对称形态……我想这东西应该是一朵花。”“应该是？”我反问。“应该是！”他语气坚定。“闻闻看。”我提出建议。他又是一阵错愕，好像我要求他去闻一个高层次的对称体，但他仍礼貌性地照做了，将花拿到鼻子边。此时，他突然回到了真实世界。“真漂亮！”他脱口而出，“初开的玫瑰，多浓郁的芬芳啊！”他开始哼唱出“褪色的玫瑰，枯萎的百合……”。看来，现实的东西，不一定要依靠视觉，嗅觉也是一种渠道。
之后，我做了最后的一项试验。当时仍是早春凉意袭人的气候，进门时，我把大衣与手套都扔在了沙发上。“这是什么？”我拿起手套问他。“我来仔细看一看，好吗？”他从我手中把手套接过去，开始检视起来，就跟刚才检视那些几何体时一模一样。“是一片平整的表面，”他终于开口说道，“能包住东西，它好像有……”他犹豫了一下，“有五个小袋子，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是的，”我慎重地回答他，“你已经给了我一个描述，现在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吗？”“是某种容器！”“答对了，”我说，“那用来装什么呢？”“装该装的东西！”皮博士边说边笑了出来，“有好多种可能，比如说，它可以是零钱包，装五种大小不同的硬币，也可能是……”
我打断他的话，免得他再瞎掰下去：“你不觉得它眼熟吗？你不觉得它可以装下或者说适合，你身体的某个部位吗？”[2]
他的脸上没有显露任何豁然开朗的表情。
小孩子没有能力体会，也说不出什么“连续的表面……包住东西”的话来，但是随便一个小鬼，在看到手套的时候，就会马上认出那是手套，同时会把它们和手联系在一起。皮博士却没有，他看到的东西对他而言，都是陌生的。在视觉上，他迷失在一个了无生机的抽象世界里。毋庸置疑，他因缺少视觉上的自我，也就无法把这世界逼真地呈现出来。他对事物只能略知一二，却无法面面俱到。不再有想象的美感
杰克逊在谈到失语症和左侧半身不遂的患者时，说这些病人失去“抽象性”与“命题式”的思考能力，并将他们与狗相提并论（倒不如说，拿小狗的标准来评判他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皮博士的生理运作方式与一部机器没有两样。他不仅像计算机一样：功能超强却没有天地间的视觉感受；更令人诧异的是，他思考这个世界的方式与计算机如出一辙，只凭一些关键性特征和模式化的程序。程序是可以靠着一套“辨识套路”分辨出来，即便是对现实一无所知也没关系。
即使做了这么多的试验，皮博士的内心世界对我来说仍是一片模糊，而他的视觉记忆及想象力是否仍完整呢？我要求他假想由北边进入本地的某个广场，在走过它时，想象会经过哪几栋建筑物。结果他列举出的建筑物全都在他的右边，没有一栋是在他的左边。接着我请他想象由南边进入广场，这次说的也全都在他的右边，正好就是那些先前遗漏掉的建筑物。上次那些“看”到的建筑物，此刻都没被提到。大概是被“遮蔽”了。这证明他的左边确有问题，他视觉上的缺陷是内外同体，因为他的视觉记忆和想象也正被影响着。
而他脑中对层次更高的事物的内在描绘能力又如何呢？想到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全凭他的想象力赋予生命，我就询问皮博士有关《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这部作品的种种。他轻而易举地说出内容，没漏掉半点故事的架构，但却完全遗漏了需要用双眼去感受的角色外表、情节变化与场景转换。他记得人物的对白，却对他们的容貌毫无印象。他可以逐字逐句近乎完美地引述剧中的对白，但他对原著的视觉描述却是一片空白，且缺乏真实的感觉、想象及情感，因[3]此他也有内在的失认症。
毫无疑问，他的缺陷只存在于几种特殊的视觉功能中。皮博士辨识脸孔及景物的能力受到相当程度的损害，可以说几乎丧失了。但认出事物架构的能力仍完好无缺，搞不好还会更强化。当我绞尽脑汁和他下棋时，他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看清楚棋盘上棋子的移动。事实上，他三两下就把我打败了。
卢瑞亚说泽特斯基不会下棋，可是他鲜活的想象力却没受到任何损伤。泽特斯基和皮博士两人的世界，简直就像是镜子的里外，是相互映照的。但他们之间最可悲的差别是：卢瑞亚说泽特斯基“如同地狱行者般，以那不屈不挠的意志，极力弥补他失去的机能”。然而，皮博士没有任何奋斗的迹象。他并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也不晓得已经丧失很多功能。但到底谁更悲哀呢？谁更倒霉呢？是知情的人？还是浑然未觉的人呢？疾病带来的礼物
检查结束后，皮太太招呼我们用餐，餐桌上摆了咖啡及一些可口的甜点，饿扁了的皮博士，口中边轻哼着旋律，边开始享用甜点。他以一种轻快、流畅、不假思索、优美的方式，将盘子拉向自己，吃了这、又吃了那，整个动作进行得如潺潺流水般富有旋律，形成了一首歌颂美味的歌，不曾停歇。
突然间，他被一阵敲在门上急促巨大的咚咚声打断。因为受到惊扰，皮博士不再吃东西，他动也不动，呆坐在那儿，脸上出现漠然、呆滞的不知所措的表情。他看着餐桌，但眼神显得非常茫然，他不再觉得那是一张摆满美食的桌子。在他妻子倒给他一杯咖啡之后，浓浓的香味摄住他的鼻子，再度把他勾回现实。就这样，他又开始了吃东西的旋律。
我想着，不知他平常的作息会是如何？穿衣服、上厕所、洗澡怎么应付？他妻子进厨房时，我跟了进去，问她皮博士如何处理日常杂务，譬如穿衣服。“就和他吃东西的情形一样”，她解释着：“我会把他常穿的衣服挑出来放在固定的位置，他通常可以轻松地唱着歌完成这些动作。他唱着歌做每一件事，但如果被打断而失去连贯性，他就会完全停住，衣服变得陌生，连对自己的身体也是这样的感觉。他无时无刻不在唱歌，吃饭，穿衣，洗澡，每件事都化成了歌曲。若不能把每件事变成歌曲，他就做不了任何事。”
交谈时，我注意到墙上的图画。“是的，”皮太太说，“他有绘画及歌唱方面的才能，学校每年都会展出他的画作。”我好奇地逛了一圈，这些画是依照年代的顺序排列。他早期的作品自然、写实，有着鲜明的情境，且一定都有深具巧思的细节和具体的内容。接下来几年的画，则变得欠缺活泼性、写实性及那一份真实与自然，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抽象表现，偏重几何与立体的手法。到了最后这几年的作品，在画布上的呈现显得毫无意义，至少对我而言是如此，只有混乱的线条与颜料所构成的斑点。我对皮太太发表了上述的评论。“哎呀！医生，你怎么如此庸俗！”她反驳，“难道你没看出他艺术风格的发展过程如何挣脱早期的现实主义，进展至抽象派的艺术创作吗？”“不对，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自言自语（不敢对皮太太说出这些话）。他的确经历了现实主义、表现主义与抽象主义的过程，但这并非艺术家经历的艺术风格转型，而是因为疾病不断恶化造成的。是一种严重的视觉失认症，造成所有的想象与具象表达的能力、所有对具象和现实的感知能力都被破坏殆尽。墙上的画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悲哀的神经病病史。
尽管如此，我仍然怀疑皮太太还是说对了一部分。冲突是常有的现象，病态和创作力常常巧妙地共存共荣，也许在他的立体派时期里，有艺术创作与病情共同发展的成分，相互影响而形成一个具原创性的形式。
既然他失去了具体想象的能力，想必在抽象的想象力上反而有所增强，进而发展出对线条、边框、轮廓等构图元素极佳的敏感度，逐渐以毕加索般的眼光看待事物，并依此描绘现实中那些看不到的抽象构图，而那具象的表现就……在稍后的那几幅画里，我们看到的恐怕只是一片混沌和一些难以辨识的意念。陶醉在音乐围绕的世界
我们回到那间放着贝森朵夫钢琴的大厅，皮博士正轻哼着歌，品尝最后一块蛋糕。“好了，萨克斯医生，”他对我说，“想必你一定发现我这个案例很有趣。你能告诉我哪里有问题，同时给我一些建议吗？”“我无法告诉你哪里有问题。”我回答，“但我知道哪里没有问题。你是一位了不起的音乐家，音乐是你的生命，如果要我针对你的病情开处方的话，我会说，‘充满音符的生活’是解药。在此之前，音乐是你的生活重心，此刻就让它充满你的生活吧！”
四年过去了，我再没有见过他，但我经常若有所思，皮博士莫名其妙地就失去这种想象与视觉的能力，虽仍完整保有其动人的音乐性，但他该如何去诠释这个世界。我想对他而言，音乐会取代想象力。他无法做形体的想象，却可解读肢体的音乐性，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动作及行为可以这么流畅，可是一旦“内在音乐”停止后，他整个人会[4]陷入无所适从、完全静止状态的原因。而对外界也是一样……
叔本华（Schopenhauer）在《意志与表象的世界》（The World as Representation and Will）一书中提到，音乐是“纯意志”的表现。如果时空倒转，想必叔本华会很高兴遇到皮博士，这位全然失去表象世界的人，却让空间弥漫着音乐与意志。撇开逐渐恶化的病情不谈（在他脑中视觉区有个肿瘤或视觉区慢慢退化），该感谢上苍悲天悯人，让皮博士的这项功能自始至终都维持不变，就这样陶醉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并以音乐传授学生，度过他的一生。
后记
我们该如何解释皮博士这种不寻常的、无法辨识出手套的情况？很明显，即使他拥有层出不穷的认知性假设，也无法做出确定的判断。人的判断力是直觉的、个人的、广泛的、具体的。我们会“看见”东西的存在，是因为它们彼此及与自身的关系所促成。而皮博士所欠缺的，正是这种环境与相互关系（虽然在其他范畴里，他的判断依旧运转如常，而且犀利），而这种情形是否就是因为“视觉信息”的缺乏，或者视觉信息的处理不当而导致的呢（古典的结构神经学可能会做此解释）？或是皮博士某些精神状况功能不良，所以他无法道出所见之物与他自身的关联性。
这些林林总总的解释或其解释模式，并不互斥，虽然角度不同，但它们可能共存且都是正确的。古典神经学不管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均不否认这点。麦克雷发现“缺陷结构”，即视觉运作过程与整合有缺陷，这样的解释不够充分时，便以间接的方式承认了这点。而戈尔德施泰因谈到“抽象态度”时，则直接引述了这个观点。
但所谓的抽象态度丧失，虽然也包括“分类”能力，但还是不足以说明皮博士的病情特点。或许更贴切地说，不足以说明一般性“判断力”的缺损。皮博士并没有丧失抽象态度，相反地，除了这个以外，他一无所有。就是他这种怪异的抽象态度，造成了他除了无法辨识别人的身份以外，更严重地丧失了其判断力。我们之所以说它怪异，是因为它单独存在，其他事物都对他不发生作用。判断力让我们得以生存
令我感到好奇的是，神经学与心理学中谈到好多问题，就是鲜少谈到判断力。判断力的瓦解（像皮博士这个特殊案例，或稍普通的如有额叶综合征的病人，参见第十二、十三章）是造成许多神经心理失调的基本因素。判断力与身份辨识酿成灾祸，但神经心理学却提也不提。
然而，不管是以哲学观点[康德（Kant）的观点]或是经验主义和进化论的观点，判断力是我们拥有的最重要的能力。没有“抽象态度”的动物或人能发展得很好，但一旦失去判断力，就会迅速走向灭亡。判断力是高层次生命或心智的第一要件，但古典（计算性）神经学却忽视、误解它。如果我们去追溯这些荒谬事情的源头时，可在神经学本身的假设或其发展过程中找到答案。古典神经学（如同古典物理学一般），总是十分机械化，从杰克逊的机械模拟到今天使用电脑模拟皆是如此。
当然，人脑像是部机器或电脑，而古典神经学中提到的观念也都是正确的，但构成我们生命本质的“心智”，不只是抽象或是机械的运作，也具有个人色彩，它不只包含分辨、归类的能力，且无时无刻不在做判断并加诸情感。一旦丧失心智功能，便无异于计算机，皮博士就是如此。同样的道理，如果把人类的情感与判断（个人的部分）从认知学中拿掉，我们所遭遇的，就和皮博士没什么两样，我们对具体与客观事实的理解力就会减弱。
凭借这个既滑稽又可怕的类推，现今的认知神经学与认知心理学所面临的问题，和可怜的皮博士所遭遇的再相似不过了！我们需要有具体与客观的事实，就像他所需要的；我们所忽视的，也和他忽视整体的情况一样。我们的认知科学本身与皮博士同样患上某种辨识不能症。说到最后，皮博士的案例倒成了警示与活生生的例子，说明了如果某项学问避而不谈判断力（特别是属于个人方面的），而变为完全抽象与计算性的学科时，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受到环境的限制，无法更进一步追踪他的病例，无论是就观察、研究方面而言，抑或是找出病理学上确定的致病原因。
所有的医生都害怕碰到“绝无仅有”的病例，尤其是像皮博士这一类罕见的病症。因此，当我凭着运气，在1956年《脑》（Brain）这本期刊上，找到了一篇有着类似荒诞故事的病例时，觉得兴趣盎然、欣喜不已，当然也松了一口气。这两个病例相似（事实上该是相同）之处是就神经心理与现象方面而言；然而，基本的病因（头部重创）和个人环境背景则迥然不同。作者说到此一病例时，把它当成“有文字记载以来首见的案例”。显然他们也和我一样，对自己的发现惊奇不已。另一个把妻子当帽子的人
在此，我引用该篇文章内容做些扼要的补充说明，有兴趣的读者可直接参阅麦克雷和特罗雷1956年的最初报告。
这名患者是个32岁的年轻人，经历过一次严重的车祸，有三个星期不省人事，“……他自怨自艾失去了辨识脸孔的能力，包括他妻儿的脸在内。”每一张脸都让他感到陌生，但他可以认出三张脸；他们都是他的工作伙伴：一位是一只眼睛常眨呀眨的，另一位脸颊有颗黑痣，第三位则是因为“他又高又瘦，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
麦克雷和特罗雷还详细提到，这个年轻人甚至连镜中的自己都不认识：在康复阶段初期，他常常会怀疑那张瞪着他看的脸孔是否就是自己，尤其是刮胡子时，虽然他也明了那不可能是别人的模样。有好几次他扮鬼脸、伸舌头，说是想“确认一下”。在镜子里他小心地研究自己的脸，才能慢慢想起来，不能再像过去只需匆匆一瞥，他得靠头发、脸部的轮廓和左脸颊的两颗小黑痣来辨别自己。
通常他无法“第一眼”就认出东西来，但会经由一两个特征去探究、臆测，不过偶尔会错得离谱。作者提到，具有生命现象的东西，他辨识起来特别困难。麦克雷和特罗雷也提到“他对空间图形的记忆是奇特的”。他可以找到从家里到医院的路，可是却无法说出途中经过的街名（不过，与皮博士不同的是，他同时有轻微的失语症）或以视觉想象出空间图形。
对人物的视觉记忆，即使是那些车祸发生前所熟悉的人物，也相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