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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小民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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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一堂生活经济课试读：

第一课　经济学是一种生活态度

幸福的基础是财富

讨论幸福的文章与著作越来越多，总的趋势是倾向于否认财富和幸福之间的关系。有的甚至得出财富越多，越不幸福的结论。

有位经济学家提出，财富在人生整个幸福中所占的比例只有不到2%。我不明白这个数字是如何算出来的。谁都知道，幸福是人的一种心理感觉。同样的事情给不同的人带来的幸福感觉并不一样，如何用一个具体的数字来表示？没有客观的幸福指数，又如何得出财富带来的幸福为2%？如果这个结论是可靠的，我们还创造财富做什么？

国外一家研究机构研究69个国家的“国民幸福指数”得出的结论是：尼日利亚、委内瑞拉、墨西哥、坦桑尼亚这些落后国家的幸福指数远远高于德国、法国、瑞典和美国。国内研究者的结论是：农村人的幸福感远远高于城市人。我不知道这些结论是如何得出的，但无论其调查如何认真，资料如何丰富，逻辑推理如何缜密，正常人都会看出，结论是荒谬的。如果真是财富越少越幸福，墨西哥人为什么要偷渡到美国，农村人为什么要进城工作？

幸福是一种自我感觉，不仅取决于个人的财富和生活水平，更重要的还取决于与周围其他人的比较。穷国和农村的人与周围更穷的人比较会感到自己幸福，富国和城市的人与周围更富的人比较会感到自己不幸福。但不能把穷国与富国、农村与城市人的幸福进行比较，因为他们比较的对象不同。各国可以比较GDP，但不能比较幸福。由这种荒唐的比较中得出穷国的人比富国的人幸福，幸福与财富无关，显然是错误的。

强调幸福不仅来自财富，还有其他因素，是正确的，但如果再往前走一步，认为财富与幸福无关，那就错误了。无论有多少因素影响幸福，财富仍然是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对那些已经有了大量财富的人，财富也许不重要了，但对普通人而言，财富增加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幸福。对那些富国而言，增加财富也许会带来不利于幸福的问题，但对穷国而言，增加财富是使人民幸福的人间正道。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财富或者GDP都是整个社会幸福程度提高的基础。有了更多的GDP，人民才有更好的生活条件，更多的物质与文化享受，更好的教育与医疗。财富的增加会引起环境污染等问题，不利于幸福，但也只有财富增加了才有能力治理环境，实现青山绿水。你比较一下穷国与富国的环境，哪个更好？财富的增加会引起收入差距扩大，但富国穷人的生活条件也比穷国富人强。而且，有了财富才能讲分配，连财富都没有，讲收入平等又有什么意义？唯GDP是片面的，但不讲GDP是绝对错误的。无论什么时候，发展经济增加财富，都是一国的中心。

对于任何一个人，收入或财富都是个人幸福的基础。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莱思认为，当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财富增加会使幸福递减，并称这种现象为“幸福陷阱”。这位学者“基本需求”的概念是含混的。住是基本需求，但应该是一家人住在一个小房子呢，还是住一所别墅？住在小房子中也满足了基本需求，但财富增加换一个别墅当然会更幸福，哪里有财富增加，幸福递减的道理呢？人们财富增加了可以享受到更好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幸福当然是增加的。如果人满足了基本需求后就不再创造财富，这个人会幸福吗？应该记住，创造财富的过程也是幸福的重要来源。只要会使用，钱再多也不会不幸福。比尔·盖茨把自己的财富用于慈善事业，他是幸福的。如果没钱，能从帮助别人中获得幸福吗？

对财富的蔑视实际上是一种穷国或穷人的心态。自己没有财富，就认为有财富的国家或人不幸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酸葡萄”心态。增加财富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如果一个国家或一个人怕财富增加带来幸福递减，这个国家或这个人能进步吗？那些貌似清高，把财富与幸福分开的经济学家忘记了自己的职责：为社会财富增加出谋划策。

幸福不仅来自GDP

美国人曾普遍关注经济增长，迷信GDP。美国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在竞选总统时批评了这种风气。他说，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种东西。也许他的话极端了一点，GDP毕竟是我们幸福的基础。但他的话中有真理，因为GDP不是幸福的唯一来源，GDP并不等于经济福利。

从物质意义上说，幸福来自我们经济活动中所创造的一切产品与劳务。但按现行的统计方法，GDP中有许多遗漏。GDP衡量的是通过市场交易并有价格的东西。但经济中许多活动属于非市场活动，不统计在GDP之内。比如自己在家料理家务也是一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的经济活动，但它不通过市场交易，不在GDP之内。市场交换越不发达，这部分活动的比例越大。

GDP中还不包括地下经济。地下经济有一些是非法的（如贩毒），还有一些是为了逃避税收或其他管制的隐蔽经济活动，如市场上无许可证的生产者或无营业许可证也不纳税的流动摊贩。据经济学家估计，即使在美国这样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地下经济也要占到GDP的5%～15%。而在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地下经济可能占GDP的30%以上。尽管不同经济学家估算的地下经济大小范围不同，但都承认这种未计入GDP的经济活动在各国都相当大。如果把GDP用来判断经济周期的阶段，因为GDP与未统计的经济活动之间有一个较为固定的比例，这种失误并不大；但如果把GDP用来判断和比较不同国家的生活水平，因为各国的遗漏不同，这种失误关系就大了。

GDP在统计时是根据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但并不是这些产品都与我们的幸福相关。例如，军火生产是GDP中重要的一部分，但许多军火产品与我们的幸福无关。相反，多生产了军火，使用了本来能生产消费品的资源，还会减少我们的幸福。两个GDP相同的国家，一个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另一个奉行和平中立。前一个国家的GDP中军火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后一个国家军火生产很少。这两个国家人民幸福的程度肯定不同。法西斯德国和日本的GDP也曾经相当高，但人民有幸福吗？

GDP按市场价格计算，但市场价格与产品质量和数量并没有直接关系。人们的幸福程度与产品的质量和数量相关，而与价格关系不大。例如，电脑质量在提高，数量在增加，但价格急剧下降。按价格计算也许电脑的产值没有增加多少，但质量与数量的提高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是巨大的。现代社会中，许多产品的趋势是质量提高的同时价格下降。仅仅按价格计算无法反映这种趋势。

环境和闲暇是影响人们经济福利和幸福程度的两大因素，但GDP统计中无法正确反映这些因素。经济活动会带来环境污染，如果以环境污染为代价发展生产，GDP无疑增加了。但人们呼吸污浊的空气，喝受污染的水，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这能有幸福吗？经济活动带来污染，治理污染又增加了GDP。但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福利又增加了多少呢？闲暇是人幸福的来源，减少闲暇会增加GDP，但人们没有或减少了闲暇，经济福利虽然会减少，我们用闲暇去从事各种精神或没有产值的活动，例如听音乐、运动、与朋友聊天，都不会引起GDP增加，反而要减少GDP。但这种GDP的减少却是幸福的重要来源。

人们的幸福程度、经济福利的大小还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无论是GDP也好，人均GDP也好，反映不出收入分配的状况。我们考察一个社会的幸福状况，不是看一部分人甚至少数人是否幸福，而是看所有的人是否幸福。衡量经济福利也不是少数人的经济福利，而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一个社会如果收入悬殊过大，少数人花天酒地，多数人难以为生，即使这个社会GDP高，人均GDP高，也不能说是一个幸福的社会。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社会经济福利取决于生产率、失业率与收入分配平等程度。GDP可以反映出生产率与失业率，但完全反映不出收入分配状况。其实收入分配差别太大、社会不安定，即使高收入的少数人也谈不上“幸福”二字。

正因为GDP不能反映出社会经济福利，美国经济学家托宾和诺德蒙斯提出了经济福利衡量指标，萨缪尔森提出了纯经济福利的概念，企图对GDP进行校正。他们的基本观点是，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幸福或经济福利，福利更多地取决于消费而不是生产。GDP是生产的衡量，而经济福利衡量指标和纯经济福利是要衡量对福利有贡献的消费。因此，这两个指标要在GDP之上减去某些不能对福利作贡献的项目，加上某些对福利有贡献而未计入GDP的项目。具体来说，减去GDP中没有对福利作贡献的项目（如超过国防需要的军备生产），减去对福利有副作用的项目（如污染、都市化的影响），加上不通过市场的经济活动的价值（如家务劳动、自给性产品），加上闲暇的价值（用所放弃的生产活动的价值作为机会成本来计算）。这种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进行计算并没有完全解决。

当然，话说回来，GDP并不是不重要。它毕竟是幸福与经济福利的基础。这里又用上了一句俗话：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

信息不对称未必不是福

经济学家经常为信息不对称担忧。这绝非杞人忧天。政府与公众信息不对称使权力失去监督，滋生腐败；企业委托人与代理人信息不对称引起了机会主义行为；劳动市场上信息不对称使雇主和求职者双受其害；保险市场上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信息不对称带来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诚信丧失的根源之一；等等。所以，信息不对称问题及其解决之道成为经济学的热门话题，对此做过开创性贡献的经济学家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然而，这世界是不完美的，无论我们如何努力，信息不对称依然是一种客观存在。信息不对称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当事人双方并不完全了解，每一方的信息都分为双方皆知或容易得到的公开信息，以及只有各方自己知道、对方只有花高代价才能获得，或者根本无法获得的私人信息。当双方只知道对方的公开信息，不完全知道私人信息时，就称为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引起信息多的一方欺骗另一方的可能性。这引起了道德风险，并产生对双方都不利的逆向选择。以上的种种现象都是信息不对称的不良后果。

经济学家设计了各种机制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些机制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的不良后果，使市场经济正常运行，但并不能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一来在许多情况下，获得对方私人信息代价太高，不值得。二来各方私人信息是动态的，总在变，难以预测。

不过，信息不对称也不见得完全是坏事。如果政府的什么信息公众全知道，连国防机密也成公开信息，岂不妨害国家安全？如果夫妻双方信息完全对称，各自连一点隐私都没有，生活能幸福吗？糊里糊涂的爱，我想就是双方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爱，真的清醒了，什么都明白了，爱就没了。这正是许多婚姻成为爱情坟墓的原因。结婚了，双方神秘的私人信息公开了，爱就不存在了。其实你仔细想想，许多情况都是信息太对称，这世界也就变得无趣了。在信息化的今天，还是给各方留点私人空间好。在奥威尔写的《1984》中，每个人都没有一点隐私，在“老大哥”的监督下生活、思考，让人好害怕啊！现实世界是不完美的、残缺的，信息不对称也是正常的。这种不完美也正是一种美，这种信息不对称未必不是福。幸福是一种个人的感觉，知道得太多，反而没有幸福感。

我们没有必要去追求完美，也没有必要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实现信息完全对称。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信息不对称好得不得了。在许多情况下，我们还要努力获得对方更多信息。例如，政府的行为要尽可能公开化；在劳动市场上找工作还要了解企业的情况；委托人寻找代理人要进行多方面考察；买辆二手车还要请专家鉴定一下；婚姻也不能一见钟情，三天就结婚；等等，只要我们收集对方信息所花费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为此而放弃的时间、精力的机会成本）小于所获得的利益（包括可以用货币衡量的物质利益和其他利益），减少信息不对称就是理性的，或者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寻找更多信息增加的成本（边际成本）小于由此增加的利益（边际利益），寻找更多信息就是理性的。否则就是非理性的。

我们说的不必去追求完全对称的信息就是以成本和利益的比较为标准的。你花费精力去破译国家机密信息库，利益只是满足好奇心，而代价是犯罪入狱。你雇私人侦探去寻找丈夫（或妻子）的隐私，结果破坏了一个好婚姻。如此岂非愚蠢至极？

人们经常说经济学追求最优化，其实那仅仅是一个理想。理想的东西是在现实世界之上的，把经济学的目标确定为最优化是一种天大的误解，经济学只追求次优化和较完美。这正是不要总想达到信息完全对称的原因。懂得了经济学的这种真谛，你才能真正幸福。

美丽是个综合指标

美国一项最新调查表明，人生际遇和长相密切相关，俊男靓女比普通人更有机会获得高收入，这个结论是美国联邦政府发行的“地区经济学家”中的一项研究报告得出的。该报告发现，长相漂亮不仅收入高，升迁的机会也大。据调查，长相丑的人待遇比一般人低9%，长相漂亮的人待遇比一般人高5%。此外，身材也会影响收入。胖女人比一般人的收入平均低17%；身材高者，每高一寸，收入平均增加2%～6%。

其实这个结论经济学家早就知道。美国经济学家、曾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的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有一个“案例研究”就是“漂亮的收益”。他根据劳动经济学家丹尼尔·哈莫米斯和杰夫·比德尔的研究得出长相不同引起收入差别的结论，并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解释。香港经济学家林行止把这种现象称为“漂亮贴水”。

看来长相的确是引起收入差别的原因之一（尽管并不是重要的原因）。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如何应对这个现实？

工资或收入是劳动的价格。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一种物品或生产要素的价格都取决于供求关系，因此，我们也必须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漂亮带来高收入的原因。漂亮的需求来自企业，这种需求的大小决定了漂亮的收入有多少，而需求大小又取决于漂亮给企业带来的效益。简言之，漂亮能得到多少收入取决于它给雇主企业带来的效益。应该说，漂亮的确能给企业带来高效益。有些高效益的行业，如演艺界、电视主持、模特，只有漂亮的人才能从事。脸蛋和身材在这些行业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在其他行业中，漂亮对成功也相当重要，例如，服务员漂亮的饭店来的客人更多，漂亮的老师更受学生欢迎，病人对漂亮医护人员的服务更满意，漂亮的记者更容易得到更多新闻，连领导开记者招待会，漂亮记者提问的机会也更多。在社会上漂亮是一张成功的通行证。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们也就愿意为漂亮付费，这种付费就成为企业的效益。企业对漂亮的需求是大的。且漂亮的人毕竟是少数，供小于求，漂亮的价格高，俊男靓女收入高就正常了。

换个角度看，人的收入高低取决于他在经济中的贡献大小。贡献的大小取决于能力、努力程度和机遇。能力包括先天能力和后天能力，先天能力（即天生的能力）包括智力和长相。长相好是先天能力强的一个方面，当然会有高收入。而且，漂亮还影响人的机遇。漂亮的人让人喜爱，机遇就更多。这就是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提升的机会多。由此看来，漂亮有高收益不能算是社会歧视，是理性人经济行为的正常结果。

这样说来，长相普通的人也许会抱怨父母没有给一个好脸蛋和好身材，自暴自弃。其实这大可不必，因为决定一个人成功与否的绝不仅仅是长相。你看看成功的企业家、科学家以及政治家，有几个是俊男靓女？长相对成为名演员、名模也许更重要，但沈殿霞、潘长江、赵本山的成功并没靠长相。至于进入福布斯排行榜的富人，漂亮者并不多，即使长得很帅，也不是成功的原因。

在各种关于漂亮与收入的调查中没有讲清楚的一点是，衡量漂亮的标准是什么。当然，有一些判断漂亮的常识，如身高、三围、脸蛋，等等，但更为重要的是，漂亮往往是主观的，每个人的判断标准并不完全相同。也许对梦露这样的美女，绝大多数人是认同的，但对茱莉亚·罗伯茨，看法就不同了。“大嘴美人”这个称号可以解释为“美得有特色”，也可以解释为“嘴大哪有美”。但这并不妨碍她成为片酬最高的女演员之一。

在各种调查中，漂亮其实是个综合指标，包括外在的美（身材、三围、脸蛋），也包括内在的美（气质与修养）。而且，内在的美往往比外在的美更重要。一个外在美的姑娘可能会由于缺乏文化修养，举止言语不得体，而不让人喜爱，这时她很难成为得到高收入的美人。相反，一个外在普通的姑娘也会由于内在文化修养高、举止行为得体大方而被称为美人。如今选美已从过去单纯评外形改变为内外兼顾，甚至更重视修养与气质。

现在漂亮收入高的道理越来越为人们接受，这就是“整容热”的经济基础。整容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别人无权干预。但千万别进入一个误区：整容是人成功的起点。美是天生的，不是人造的，整容可以局部改变容貌，但难以根本改变。无论如何增高，一个一米六的人也长不到一米七。整容不能把无盐女、嫫母（历史上有名的丑女）变为西施、玉坏（历史上有名的美女）。但是，一个长相普通，甚至有点丑的人，可以通过提高内在修养来改变自己的整体形象。更为重要的是，外在的美会很快消失，但内在的美与年龄俱进。

让自己更漂亮是人的天性，也是增加收入、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方法。外在的美是父母给的，但内在的美是后天努力的结果。记住这一点，人人都会更漂亮。

经济学助人幸福一生

一些朋友在事业成功、财富增长的同时，身体却每况愈下。并没有什么器官性病变，只是感到浑身疲乏，对什么也提不起精神。医生称为“亚健康”状态。再高明的医生，除了告诉你注意休息、多运动之外，也没有什么良方。其实能治疗“亚健康”的，不是医学，而是经济学。“亚健康”的直接原因是工作压力大或工作紧张，引起这种状态的根源在于对财富的认识。经济学以最大化为原则，似乎人就是追求无限财富的经济动物。这种对经济学的误解是“亚健康”真正的罪魁祸首。经济学讲的最大的不是无限，而是在资源既定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任何人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因此，不可能追求无限财富。所追求的财富只能是适度的。这点道理谁都会明白，但什么时候达到“适度”，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判断出来的。那些拼命工作、搏击商场的人都不以无限财富为目的，只不过总认为还没有达到“适度”而已。

什么算“适度”？这就涉及经济学中另一个比“最大化”还重要的概念——均衡。就财富的追求而言，一方面是财富，另一方面是为财富而付出的代价。这两者均衡时，“适度”就实现了。我们知道，财富给我们带来的边际效用，即增加的财富给我们增加的满足或享受是递减的。为获得财富而付出的边际努力，即为增加财富所增加的努力程度是递增的。在这两者相等时，就实现了均衡，对财富的追求达到了“适度”。当然，什么时候财富的边际效用与边际努力相等，对不同的人而言并不一样，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条件和感觉，但每个人都存在这样一个均衡点。“亚健康”的根源正在于没有找到均衡。当为财富而付出的边际努力大于财富带来的边际效用时，你会对财富失去兴趣，而感到工作的疲劳，这时“亚健康”就出现了。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治疗“亚健康”的第一个药方是走出财富这座“围城”。作为“围城”，财富与婚姻还有所不同。按照钱钟书先生的说法，婚姻这座“围城”是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又想出去。但财富这座围城有时是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不想出去。对财富的迷恋，只想到得，而忘却了失，只想向财富围城的中心走去，不想退出，正是“亚健康”的病因。只要下决心向财富围城的外面走去，懂得退出，生活乐趣又会回来，“亚健康”的“亚”字就会逐渐消失。

还有些“亚健康”患者是想走出财富这座围城的，但却苦于找不到走出的途径。一些成功的企业家，财富已经相当可观，也不想无休止地追求下去，但他们或者由于竞争所迫，或者出于对员工的责任，或者由于其他原因，无法从事业中退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为了财富，知道走出财富围城的重要性，也仍然身不由己，只有沿着财富这条路走下去。难道这些人一旦绑在企业这辆战车上，就只有“亚健康”下去吗？

经济学也为这些人开出了药方。这些人事业可以照样做下去，甚至越做越好，但并不必以“亚健康”为代价。这就是要建立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有钱大家赚，有事大家做。

由于种种原因而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关键问题是企业的大小事情都要亲力亲为，不放心让别人做。每天24小时都恨不得全用在工作上，这能不“亚健康”吗？当企业起步或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时，希望成功的人当然要付出异乎寻常的努力。但当企业做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知道放弃，自己集中抓大事，把更多具体工作交给职业经理人去做。企业做大与企业家付出的努力并不一定同比例增加。有多少大企业的领导者把更多时间用于打高尔夫球、读书、品茶，或者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他们在做好事业的同时，又以不同的方式享受人生。这样的成功人士当然不会处于“亚健康”状态。

能不能放手让别人与自己一起做，取决于自己。如果总不相信别人，担心别人做效果不如自己，“放”就是一句空话。其实换个思路，你能力强，做一个项目可以赚100万元，如果别人做只能赚60万元。但你自己只能做一个项目，与别人一起可以做两个项目，赚120万元，有什么不合适的呢？

当然，与别人一起做，不能仅靠合作者之间的信任或友情，而是要靠一套制度。说的玄一点就是建立一套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这包括与合作者之间的权责利界定，也包括如何实现有钱大家赚，或者说如何与合作者分享收益。建立这套公司治理机制并不难，成功的例子多得很。从一个人做一个企业，到一些人在制度规范之下共同做一个企业，是一种质的飞跃。只有这样，你才能在不放弃事业的情况下，始终处于健康状态，精神饱满地迎接每一个朝阳。

我总觉得，“亚健康”不是一种生理上的病，而是一种心理上的病。这种病的根源在于没有真正理解经济学的思想。经济学不是教人如何赚钱，而是教人如何幸福地度过一生。

能力强才能上名校

每年一度的高考“黑六月”，为了上一个好大学，学生累、家长忙，甚至不惜上招生骗子的当。在所有的人看来，上好大学就等于有辉煌的前途，丰厚的收入，如花似锦的人生。毕业于名牌大学必定有高收入吗？

美国经济学家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阿兰·克鲁格与梅隆基金会的斯泰西·戴尔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查。他们调查不同大学1976年入学的学生在1995年的收入。结果是，进入耶鲁、斯瓦茨莫尔这类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年均收入为9.2万美元。进入丹尼逊、杜伦这类一般大学的毕业生年均收入为2.2万美元。收入差距在4倍以上，不可谓不大。好大学与成功之间的强烈正相关关系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国外的许多精英都出自名牌大学，中国的两院院士中绝大部分也出自名牌大学。在人们都认为名牌大学是精英摇篮时，学生为上北大、清华而一年一年地复读，家长为孩子上名牌大学从胎教起步，就不难理解了。

难道名牌大学真有化庸才为精英的能力，无论什么人只要能从这里出来就有大事业、高收入吗？在克鲁格等人的研究中是把入学的难易程度作为大学好坏的标准的。只有能力强的人才能进入这类大学。换言之，不是名牌大学使这些学生能力变强，而是这些人本来能力就强。他们即使不上名牌大学也是成功者。克鲁格等人研究了同样能力的学生上不同学校的结果。他们发现，能力强的学生无论选择录取严格的名牌大学，还是录取宽松的一般大学，毕业10年后收入差别并不大。这就是说，高收入不是取决于是否上名牌大学，而是取决于个人能力。耶鲁等名校毕业生收入高，不是因为他们上了名校，而是因为他们的能力本来就高。不是上名校能力才强，而是能力强才能上名校。名校择优而取，这些学生本来素质就高，出的精英当然也多。

任何一种考试，包括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以及现在的高考，都是测试人的能力的。按考试成绩录取，能力强者自然进入了名校。不过考试能否真正测试出人的能力，还在于考试的内容与方式。美国的高校招生考试不仅包括统考成绩（SAT），而且还包括其他内容，如参与社会活动、科技发明、创新能力，等等。这样就可以把更具成功能力的学生录取进来。我们的高考“一张试卷定终身”，不少内容是死记硬背的，并不能全面反映人的能力，这才有高分低能之说。中学教育受高考指挥棒引导，以应试教育为中心，往往培养出了考试能手，而不是高能力者。这样的人进入名牌大学，综合素质不高，难怪不得不去卖肉或卖糖葫芦。

人的一生能否成就一番大事业，说得俗点是能否有高收入，取决于他对社会的贡献。市场经济是按贡献分配的。贡献的大小取决于能力、努力程度和机遇。人的能力有先天的和后天的。先天的来自遗传，这是在人出生前就决定了，无法改变。我们都知道，爱因斯坦说过，“人的成功是百分之一的天才加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不过引用这句话的人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后面的一句话，“成功的关键还是那百分之一的天才”。应该承认，人的先天才能对人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人的先天才能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他能否上名校，绝不是上了名校才有这种先天的才能。

名校对人的影响在于后天才能的形成。应该承认，名校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更好的设备和名师，以及学习气氛，对人的成才是有作用的。但这些条件仅仅是外因，要通过自身的内因才能起作用。上了名校的人能否成功还取决于自己的内因：先天的能力、努力程度，等等。许多名校毕业生终生一事无成，正在于缺乏这些内因，外因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名校绝不是人成才和有高收入的保险柜。

其实一个人只要有能力、肯努力，无论是否上名校，都可以成才。按通常的标准，是否名校毕业，关键看凭考试而进入的本科院校。按这个标准看，许多极有才华的成功者，并非名校毕业生。

我写这篇文章是有感而发的。许多学生和家长有一种名校崇拜风，甚至以北大、清华为“唯二”的目标。尽管高考成绩相当好，甚至可以进一本院校，也由于进不了北大、清华而去复读。这样的学生与家长就是进了名校崇拜的误区。其实许多学生无论在哪个大学，只要自己努力，同样会有骄人的成绩，高收入只是副产品。非要上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一年又一年地复读，弄得学生心理都变态了。即使最后实现了名校梦，又会有多少成就？想进名校是正常的，如果非上名校不可就变态了。

向往名校不等于盲目推崇名校。把上名校等同于以后的高收入，更是一种天真的想法。把天真的想法变为行动，不惜一切上名校，甚至上当受骗高考移民，就会成为悲剧。人生在于一生的奋斗，而不是在一次考试中上了名校。

致富不能只靠勤劳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勤劳和节俭是财富的来源。勤劳和节俭的确可以维持一个人的小康生活，甚至使之成为一个小地主或小商人。但仅仅靠这两件“常规武器”绝对成不了晋商或徽商这样富可敌国的巨商大贾。对整个国家呢？就连没有来过中国的亚当·斯密也大为称赞中国人的勤劳和节俭，但同时也为中国的经济长期停滞而哀其不幸。勤劳和节俭从来没使我们的国家富裕过，也没有使经济起飞过。

把勤劳和节俭作为一种美德大体上并不错，一个懒惰的人当然让人看不起，一个民风懒散的国家也谈不上崛起。而且，无论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多富有，也应该倡导节约。但扩大了勤劳与节俭的作用，那就使得真理跨过一步变为谬误了。

把勤劳和节俭与财富联系在一起是传统社会的现实。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创造财富的基本手段是劳动，资本和知识所起的作用几乎微不足道。那时农业是最主要的行业，自然资源是丰富的，只要投入劳动，就可以有产出，有财富。一切创造财富的工作都要靠劳动来完成。这就有了“劳动创造财富”之说。在传统社会结束后，这种观念作为一种滞后的意识形态仍然存在。这就有了亚当·斯密这类古典经济学家“劳动是价值唯一来源”的劳动价值论。尽管他们看到了知识与技术含量不同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但否认了资本在创造价值中的作用（资本的价值仅仅是转移到产品中）。

在传统社会中，人靠劳动而创造财富的能力是有限的，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的财富也是有限的。要靠本来就不多的财富来养活那么多人，倡导节俭当然就有现实意义。这就形成了“省一分钱就是赚一分钱”的观念，误以为省钱也是在创造财富。地球上的资源有限，我们应该追求节约型社会。但节俭只是在减少我们对资源的消耗，并不是在创造财富。

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人们创造财富的方式改变了。先是资本在财富的创造中起了重要作用。现代社会开始于工业化，开始于各种机器设备的发明与运用。这就需要资本。这个时代被称为“资本的时代”。机器当然需要人来使用，但机器却是无法替代的。在工业化中，资本比劳动更重要。这时仅仅靠辛勤劳动，只能维持温饱而已，致富谈不上。发明机器的人当然也致富了，但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体力支出的劳动，而是脑力劳动。这种劳动中包含了知识和技术。仅仅靠传统的勤劳是无法发明机器，也无法致富的。节俭是资本的来源，但这时的节俭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窖藏，而是用于投资。节省下来的钱去造机器、买机器。仅仅是省钱，并不能创造财富。

从现代社会进入后现代社会，人们创造财富的方式又改变了。知识和技术在财富的创造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不必“汗滴禾下土”地辛勤劳作，只要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按按电钮就可以创造财富。一个有知识、有技术，会用知识创造财富的人远远不如田间工作的人勤劳，但前者远远比后者富有。没有知识，再勤劳也不会富到哪里。这知识包括技术，也包括一切能增加财富的知识，比如对市场的悟性或艺术这类社会所需要的才能。这时社会创造出了大量财富，不必像过去那样“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地节俭了。人们完全可以享受过去帝王也闻所未闻的生活。如果一味节俭，消费不足，还会使社会财富减少呢！

人们的观念暂时落后于现实并不奇怪，但如果总这样落后，那就会阻碍社会进步。社会的进步首先是观念的改变。起初是少数先知先觉者观念改变，他们先富起来；少数国家观念改变，他们先崛起。然后是大多数人和国家向这些先知先觉者学习，改变观念。那些不肯改变的人和国家，就只好穷下去了。整日在田间劳作，勤劳得很，但无助于改变贫穷的状态。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节俭得很，但并不能增加财富。

这些道理并不深，但不少人一遇到现实问题就困惑了。记得有一本小说中说，环卫工人每天从早到晚，辛辛苦苦，但为什么收入很低，无法致富？从而认为社会对这些人不公平。那些勤劳的工人、农民富不起来的确是一种现实，拿这事指责社会不公平也颇具煽动性。但它用以判断的标准却是传统的勤劳致富的观念。

在现代社会中，决定每个人收入和财富的不是劳动者如何辛苦，而是他对社会做出了多少贡献。环卫工人的劳动，没有什么知识或技术含量，劳动再辛苦，也创造不出多少财富，收入低十分正常。以贡献而不是劳动来决定收入才是社会公正。我们并不否认环卫工人工作的重要性，但重要性并不决定收入，也不否认他们勤劳，但勤劳与收入也没有多大关系。

我们同情关心环卫工人这样的低收入者，并不是根据他们勤劳的程度来给收入，而是要通过提高他们的知识和技术水平，来提高他们创造财富的能力。我们说“知识改变命运”正是这个意思。

对一个国家来说，我们不能仅靠增加劳动来崛起，而更要依靠技术进步，这就是增长方式的转变。在一个知识创造财富的时代，还把勤劳和节俭作为财富之源，就注定是要贫穷下去的。

为什么非当行业老大

数年前在广州，有位学生想约我谈谈她的企业的事。我感到有点奇怪。她经营一家规模不大不小的企业已有多年，为冰箱厂做配套的磁条，管理有序，生产正常。她的小日子安逸而舒适，企业能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坐在她家别墅的客厅中，她老公是公务员，去上班了，女儿在玩电脑。她递过一杯茶，开门见山地问：“我想把企业做大，该怎么做呢？”我吃了一惊：“你现在的企业不是好好的吗？要做大干什么？”她不好意思地说：“前几天听了一位台湾管理大师的讲座，他说要做就做行业老大，只有做大才能做强，不做大就是等死。听了他的讲座，我有危机感，也很受鼓舞。这几天觉也睡不好，想向你请教。”

我知道这位管理大师是谁了。他自称“台湾的德鲁克”，口才极好，演讲极有煽动性，听过他课的人无不激动。不过，他的一些观点我不敢苟同。谁说做企业必当行业老大？照此说来，每个行业不都只有一个企业了吗？看来我必须给这个学生泼点冷水。“大不一定强，强也不等于大。强或弱是企业的生存状态，而不是规模大小，一个大企业市场占有份额高，竞争力强，当然是强，但如果大而内部管理混乱，资金紧张，市场上竞争力差，这样的‘大草包’能说强吗？相反，一个小企业如果有自己的特色，不以数量而以特色形成自己的竞争力，你能说它不强吗？英国伦敦有一家名为‘Lobb’的鞋店，以给名人专门定做鞋为业，前店后厂，经营一百多年而不衰，你说它强不强？有些企业是在做大过程中做强的。但人们只看到成功者而忽视了不计其数的牺牲者。其实还有更多企业是在做大的过程中灭亡的。你知道河北的马胜利吧？他经营一家小造纸厂时成功了，但当他把这个厂在短期内扩张为一个大集团时却失败了。”

我停顿了一下，她就“以我之矛，攻我之盾”。“你在讲课时强调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认为现在的民营企业中缺少通用、微软那样的大企业，怎么现在又讲起小而强了？”“你还记得我说过多次的那句‘做企业有规律而无模式’吗？企业宜大还是宜小是要看具体条件的。企业应不应该做大取决于三个条件。第一是所处的行业，在重化工业、制造业这些资本密集的行业中，规模经济极为重要。企业必须做大，要做行业老大的话，在这时是正确的。但并非每个行业都要做大。像你这个配件厂，规模该有多大，取决于冰箱厂的需要，很难做大。第二是资金限制。即使应该做大，但如果资金有限，筹资能力又有限，也无法做大。民企筹资仍然要受到限制，这决定了短期内民企要做大也不易。第三还要考虑个人管理能力。一个人能管好小企业，不一定能管好大企业。大企业需要一套完善的制度。从管小企业到管大企业是一个飞跃。许多人是跃不过这一步的。”“你是不是说我的能力不行？”她问这话还不像生气。说真的，我觉得她是一个文静、踏实，也算勤奋的女子，但绝不属于女强人。不过作为老师，我总不能说她才干平庸。“能力行不行要在实践中证明，我不能说你没有做好大企业的能力。但有能力不一定非要用。你做企业的目的是全家生活幸福。现在这一点已经实现了。如果一心想把企业做成行业老大，你要付出多少辛苦？像你这样的配件行业，成功了又会有多大？可是要失败了，你还能这样悠闲地与我聊天吗？野心，或者说雄心，可以使人成功，也能使人失败。你看你们同学中，不也有在做企业过程中倒下去的吗？人要追求事业成功是因为这是幸福的基础。但如果事业给你带来的是痛苦，即使成就了再伟大的事业，又有什么用呢？”

看来我的话打动她了，她在沉思。突然她又问：“我还不甘心这种平庸的日子，还想做点事，不把企业做大，我能做什么呢？”她的企业我去看过，运行正常，但绝非无可作为。“其实每个企业都要有危机感，无论现在的状况如何。像你一样给冰箱厂供应磁条的绝不止你一家。你们这些供给商之间仍然是存在竞争的。冰箱厂为了降低成本总要选用物美价廉的零部件。你们之间的合约并不是无限期的，一旦你的价格比别人高或者质量不如别人，就会被淘汰。把现有的企业搞好，努力去降低成本或提高质量，比总想做大要现实得多。而且，在你这样做的过程中也许还可以把别人淘汰，自己做大。有所作为首先是做好自己的企业，而好又是无止境的，还怕没事做吗？你还可以在原有基础上开拓新产品，比如做冰箱上用的磁贴图。这种东西现在颇流行，市场前景大。别以为小东西不值得做，记住‘小产品大市场’这句话。踏踏实实从自己现有的企业做起，也许再过几年你就成了大老板，我再来广东想与你这样聊聊都难了呢！”“当了大老板也要请老师吃饭。”从她的表情看，我的话还是比“台湾德鲁克”的话更适合她的企业。于是，我与她们一家，又约了些同学，去吃大餐了。

我想把这次谈话告诉所有企业小而又急切想做大的企业家朋友。

不为沉没成本后悔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经济学的感悟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在开始学习时，我把经济学作为一门选择的科学，更多关注的是理论本身及分析方法，或者说关注的是形而上的技术层面上的东西。不知在什么时候，我突然悟出，经济学其实是一种人生观。它那种技术分析、理论和概念的背后包含着更有意义的人生态度。这时我开始思考经济学形而上的精神含义了。

这样说起来有点太抽象了。我想用经济学中的沉没成本（Sunk Cost）这个概念来说明这一点。沉没成本指过去已经发生又无法收回或改作他用的成本，在短期中企业已经支出的固定成本就是沉没成本。例如，一个大饭店投资一个亿，使用寿命为50年，每年的折旧为200万元；再假设每年的应支利息、维修等费用需20万元，这220万元就是经营这家饭店的固定成本。固定成本又称不变成本，是指不随产量变动而变动的成本。在饭店的例子中，即使没有一个客人，营业额为零，这220万元也要支出。如果有客人，增加的是服务员工资、水电消耗之类的可变成本，固定成本并不增加。这种固定成本是过去支出的，是现在无法改变的历史（有时也被称为历史成本）。如果饭店没有客人，饭店又不能改作他用，这种成本就无法收回，故而称为沉没成本。像条船沉没了一样，是无可奈何的。

从技术层面上说，这个概念对企业的短期决策十分有意义。短期中，市场价格在变动，企业要决定在哪一个价格水平时停止营业。短期中，产品的平均成本包括平均固定成本与平均可变成本两部分。固定成本属于支出，无法收回又无法改变的沉没成本。因此，经济学分析的结论是，只要价格等于或高于平均可变成本，企业就可以继续营业。或者用经济学术语来说，价格等于平均可变成本是企业中短期停止营业点。换言之，企业在作短期经营决策时完全不用考虑沉没成本——既然已经沉没，就与决策没有什么关系了。沉没成本还有助于企业的其他决策，例如，如果进行割颈式的价格战，下限就是平均可变成本，不用考虑沉没成本。从这种实用的角度看，沉没成本是一个极为有用的概念，在分析企业决策时，经常用到这一概念。过去，我关注的正是这个概念在经济分析与决策中的含义。

但沉没成本的意义仅仅如此吗？在现实中人们经常为过去所做的错事而悔恨，即通常所说的“后悔”。过去所做的事已经是历史，无论对错都无法更改。这与沉没成本是一样的。企业在作决策时考虑沉没成本是非理性的。同样，人在考虑问题时总后悔也是非理性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沉没成本也就是一种向前看的人生态度。向前看是一种健康的人生态度。以这种态度去指导人生才会有幸福。

经济学把幸福作为人的一种感觉，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快乐是自己寻找的，痛苦也是自己寻找的。对同一件事，既可以自己找乐，也可以自寻烦恼。如果能够抛弃过去向前看，他总是快乐的。如果对过去耿耿于怀，总寻找世界上没有的“后悔药”，他没法不痛苦。例如，一个人办一个工厂，每年可以赚10万元。如果他总想当初不办工厂而是投资于股市，每年可赚15万元，为当初的决策悔恨不已，这10万元岂不只能给他带来痛苦吗？

经济学家大多是长寿的、健康的。这与他们的心态相关。已故北大教授陈岱孙先生健康地活了97岁，其长寿之道就是平和、豁达，总相信有更好的未来。他与我们这些年轻一代谈过去，谈历史，都是一种平静的叙述，而没有怨恨的怒气。

美国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阿尔文·费雪也是这样一位大师，他的人生颇为坎坷，1898年感染了当时称为不治之症的肺结核。1919年，他的女儿由于精神崩溃去世。1929年开始的纽约股市崩溃中，他的损失达800万～1000万美元。但他把这一切都作为无法改变的沉没成本，仍然乐观地生活，活了80岁，发表论著两千余种，合著四百多种。在1929年股市失败的沉重打击之后，他发表了《利息理论》（1930年）、《繁荣与萧条》（1932年）、《大萧条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1933年）等重要著作。如果他总为过去悔恨，能有如此辉煌的人生吗？

这些大师们真正学到了经济学的精髓。他们从经济学中领悟到了人生哲理，学到了乐观的人生态度，这才达到了经济学的顶峰。如果我们都以这种态度去学习，理解经济学，经济学就真正成了一门让人幸福的学问。

这就是沉没成本中深刻的人生态度。

外面的女人很精彩

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把经济学原理运用于传统上属于社会学的婚姻、歧视、犯罪等问题，并为此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也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始作俑者。在他的这些分析中，我认为最精彩的是他在《家庭论》中对婚姻问题的分析。

不同的学者对婚姻的分析角度不同。在生物学家看来，婚姻是一种繁衍后代的本能行为；在文学家看来，婚姻是两个人心灵的碰撞与情感结合；在政治学家看来，婚姻服从于统治与维护权力的需要；在社会学家看来，婚姻是门当户对的；在经济学家看来，婚姻是一种经济行为，目标在于双方的效用最大化。有关婚姻与家庭的许多决策事实上都服从于成本—收益分析。贝克尔正是按这个思路分析了结婚、生育、离婚、家庭内的分工、威望和其他非物质行为。他把离婚归结为婚姻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由离婚的成本与收益决定。

我并不认为婚姻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是离婚的主要原因。传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结婚当时完全无信息，美满的不也不少吗？离婚还在于结婚后双方获得的效用的变化。在恋爱中，双方的效用是递增的，结婚时效用达到最大，蜜月过去之后效用就开始递减了。往往并不是婚后发现了对方的某些真实信息，而是双方从对方获得的效用在递减，有时递减得还相当快。离婚中还是男方主动者多，因此，我从男方的角度分析离婚的原因，从女方的角度分析如何保护婚姻。

结婚之前双方毕竟不是天天见，每一次约会都有新鲜感，效用不会递减。结婚后天天生活在一起，效用递减自然是正常的。这种效用递减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双方在一起过平淡无奇的日子，日复一日没有什么改变，从婚姻中获得的效用在递减，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过得没意思”。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对方的品质下降了。一些女性在结婚，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从外形到内在都忽视了“保鲜”，穿着不讲究了，对丈夫远不如谈恋爱时那样温柔，小鸟依人了，满足于小日子，工作学习中不思进取了，甚至对丈夫指手画脚，唠唠叨叨，缺乏理解了。这就使得妻子给丈夫带来的效用下降到相当低的程度，甚至成为负效用。这就是许多丈夫常说的“结婚后她简直换了一个人”。我把结婚后丈夫从妻子那里获得的效用递减称为男人离婚的“内在推力”。

但是，如果丈夫没什么能力，除了上班回家没什么社会活动，这种“内在动力”还不至于引起离婚，因为对他们来说，妻子的效用再递减也比没有妻子效用为零强。如果丈夫经常外出就会发现，外面的女人很精彩，与她们在一起效用太大了。他们能接触到的外面的女人大多年轻、漂亮，谈话又得体，无论真实个性如何，都可以表现出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这时的信息不对称使男人把他们遇到的外面的女人想象成理想中的情人。效用取决于主观感觉，在男人对外面的女人理想化的感觉下，从对方获得的效用就更大了，远远大于从妻子那里得到的效用。我把这种“外面的女人很精彩”称为男人离婚的“外在拉力”。男人从外面的女人那里得到的效用越大于从妻子那里得到的效用，这种拉力就越大。

当然，有推力和拉力并不一定必然离婚。正如贝克尔所说的，男人在作离婚决定时肯定有有意或无意的成本—收益分析。这种成本包括经济的与非经济的。聪明的男人知道，当情人变为妻子后效用递减肯定也会发生，甚至更快，为此而离婚不值得。这才有“家里红旗不能倒”之说。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男方离婚的成本都相当高，包括金钱损失、事业受影响、社会舆论及名声、对子女的影响，等等。考虑到这样巨大的成本，外面的女人再精彩，里面的男人也无奈。在美国这样成熟的社会中，中产阶级的离婚率还是相当低的，因为他们离婚的成本高于其他人。

成功的男人难免要经常在社会上活动，见到外面精彩女人的机会也多得很。因此，他们的妻子要保护婚姻是正常的。但用不同方法保护，效果却完全不同。“外面的女人真精彩”这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千万别责怪人家是“狐狸精”，关键在于你要比外面的女人更精彩，比狐狸精更狐狸精。当然，在青春、外貌这些自然属性方面，肯定无法与外面的女人相比，但一个人的魅力并不在外表，而在内在气质。你不能改变外在的东西（或者称为包装），但可以改变内在的东西、提高自己的修养，善待丈夫，改变一些女人通常都有的“抠门儿”、唠叨等缺点，努力做到“老鸟也能依人”，或者说对自己进行“产品创新”。只要给丈夫带来的效用大于或等于外面的女人，家庭就稳定了。最要不得的是无中生有地指责或监督丈夫（像《中国式离婚》中宋大夫的妻子那样），这是一种核能一样的推力，即使没有外在拉力，成本再高，也无法阻止离婚。

婚姻是个复杂的问题，绝非经济学的三招两式就能说得清的。但如果大家读了这篇文章后知道如何使家庭生活美满，我这种一得之见就有效用了。

如何判断女士的年龄

写下这个题目让我不好意思，难道一个年近花甲的人，放着书不读，要去琢磨这种无聊的问题？且听我慢慢道来。

有一年去成都开会，我们那一组都是年龄相近的中老年男士，有共同的话题。与会议主题相关或不相关的事都聊得十分起劲，冷落了同组一位看似20余岁的女土。到青城山去玩时，她问我：“你们聊天怎么不给我插嘴的机会？”我说：“你是下一代青年团了，与我们没什么共同语言，大家冷落了你也很正常。”她说：“我都40多了，女儿都共青团了，哪还有那个时光？”我吃惊地看着她那张娃娃脸，披肩发和苗条的身材，连说：“不像，不像。”她告诉我：“判断女士的年龄千万别看脸蛋和身材，要看手。”她伸出了自己的手，尽管不能说饱经沧桑，却也是青春已去。那的确不是一双妙龄少女的稚气未脱的手，是一双显示着衰落的干瘪的手。看了这双手，完全可判断出她的年龄来，误差不会超过±2岁。这种经验以后也没有过，但也听其他人说起用这个标准，看破了一些自称纯情少女的真实年龄。

一个女士可以用多种信号——容貌、头发、身材、性格、谈吐等——来有意无意地表示自己的年龄。容貌是可以化妆，甚至美容的，头发也可以染，身材不一定与年龄相关，性格、谈吐并不代表年龄。换言之，这些信号都可以作伪。在判断年龄上，只有手传递的信息才是真实的。这正是要把手作为判断女士年龄重要依据的原因。

当然，得出这种结论的意义并不在于揭那些伪装成纯情少女的人的真面貌。女士的年龄应该保密，知道了也别说出来，甚至要明知老而夸其年轻。根据手去判断女士年龄这个结论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如何从大量信号中判别真假信息，做出正确判断。

现实世界中我们要根据信息做出决策，但信息量极大，真假信息难以识别。如何通过不同的信号来判断信息的真伪，尤其是在无数信息中，找出最关键的信息，是我们做出正确决策的基础。在信息经济学中，找出关键信息称为信号筛选。如果把判断女士的年龄作为一项经济活动（例如，为婚姻中介机构工作，防止假信息骗人），我们应该筛选出的信号，就是那双无法化妆或整容的手。这个信号是真实的，而且获得这个信号又是容易的（用经济学的语言说成本是低的）。

这种信号筛选方法帮我认清了一些问题的真相。记得看一些企业时，听汇报，营业额增加有多少，利润率有多少，讲得头头是道。看企业，处处工作有秩序，严肃而紧张。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回来也替他们说点好话。可是后来，有些原来看似不错的企业却垮了，或出了问题，这就在于我通过听汇报或正式参观得来的信息，或者说这类信号所传递的信息，是虚假的。正如凭一张整过容的脸去判断女士的年龄一样。

其实有一种判断一个企业状态的可靠而又容易得到的信号。这就是办公楼中普通卫生间的状况。我发现，如果一个企业管理有序而严格，其卫生间肯定干净、整洁，这样的企业整体状况必定是好的。因为连一个卫生间都管得如此好，整个企业能管得不好吗？如果一个企业卫生间无论装修多高级，但脏、乱、差，这个企业的管理中一定存在问题，其企业整体状况也无法令人满意。因为连一个卫生间都管不好，遑论其他？我把卫生间状况作为判断一个企业好坏的信号，基本屡试不爽。

为什么卫生间成为传递真实信息、判断一个企业好坏的真实信号呢？各种数字、工作状态等都可以作假，唯独普通卫生间极少有人注意。换言之，企业从不把一个普通卫生间作为自己的脸面，而且，CEO之类领导有自己专门卫生间，也很少过问这些事。但是，如果一个企业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有适用的激励及惩罚机制，每个人权责利明确，不用任何人过问，不用刻意修饰，其卫生间的正常状态就是干净、整洁。这样的企业当然运行状态是好的。相反，一个管理混乱，或者一切都要CEO说了算的企业，当然不会有人注意一个小小的卫生间，CEO又不去，脏乱一点是正常的。这样的企业缺乏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人治代替法制，出问题当然难免。

当然，我找出的判断女士年龄和企业状况的信号也有局限。如果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造假也并不难。这时就要再寻找其他信号了。

经济学家往往迷信数字，什么GDP增长率多少，利润率多少，等等。讲成绩时，谈到这些数字往往如数家珍，精确到小数点以后若干位。其实数字是最容易造假的。判断一个经济的真实信号，应该是街上那一张张的脸。如果你看到街上那一张张脸都充满了自信与乐观，不用说，这个经济肯定是繁荣的，有希望的。如果你看到街上的那一张张脸都充满了失望或麻木，不用看媒体上告诉你什么数字，这个经济恐怕是困难重重。数字可以骗人，但人们的脸色是难以骗人的。所以，人们的表情才是真实的信号。

这世界太复杂了，各种信号传递着大量真假信息。信息经济学正是要告诉我们，如何筛选出真实信号，以免上当。在房地产市场上别上开发商给的假信息的当——告诉你离市中心10分钟，其实指的是开一级方程式赛车，车速240公里以上。在婚介市场上，告诉你年轻漂亮其实是相对意义——相对于80岁老太太，60岁也是年轻，相对于残疾人，四肢齐全也可称漂亮。如果揭开这些假信号后的伪信息，找出反映真信息的信号，对每个人都是重要的。

回到开头的例子。当我一开始见到那位女士时，只觉得年轻而已，当她把以手判断年龄的方法告诉我，大方地让我们看她那双失去青春光辉的手时，则对她有了几份信任与尊敬。把真实信息告诉人家，发出反映真实信息的信号，这是每个人赢得尊重、取得成功的起点。

道德以人性为基础

儒家学说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核心是为人处世的伦理道德，即“修身”。换言之，儒家思想的主体是道德说教。如果按儒家的道德标准去做，不敢说人人都是圣人，起码国人的道德修养相当高了。可惜儒教统治几千年，至今国人的道德仍不敢恭维。甚至连儒学大师的道德也在常人之下。儒学大师朱熹“虐待老母，不孝其老；与尼僧偕行，诱之为妾；儿女嫁娶，利在揽财；开门授徒，厚索束脩”。今之“大儒”郑家栋利用出国机会带六个女人外出，向每人收20万元。讲“思想品德”课的教授与考研女生色题交易。人们感叹这些道学家的两面派做法，故有“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之说。

为什么儒家的道德标准看起来崇高得很，却无法实现呢？关键在于它完全违背了人性，以神的标准要求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还是讲人性的，有“食色性也”之说，到了朱熹，要求“存天理，灭人欲”，就连他老人家自己也做不到，不想去做了。历来的统治者、道学家都摆出一副坐怀不乱的模样，要别人不能这样，不能那样，自己却又这样，又那样，久而久之，这种道德就成了只说不做的伪道德。说教者知其伪，说和做成了两张皮；受教者听其言，观其行，亦知其伪，信都不信，这个社会就成了物欲横流的无道德世界了。任何一种伪道德都是这个结果。

这种伪道德的另一个特点是只对下而不对上。只要求老百姓按这套标准去行事为人，并不要求统治者和说教者接受同样的道德约束。这就有了多元道德标准。皇帝玩女人称为“游龙戏凤”，不仅风雅还亲民呢；名人玩女人称为“浪漫的爱情”，被玩者也成名人了；普通百姓玩女人就是“万恶淫为首”，道德败坏了。同一件事判断的道德标准不同，这个社会的道德风尚无法不败坏。

如果一个社会流行的是这种对下不对上的伪道德，并按这个道德标准去取人，这个社会就是伪君子当权了。在这种社会中要能升上去，就必须作假，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好话不离口。也在公众面前做一点重义轻利的事，实际上是用“曲线救国”，来获取个人最大的私利。现实中开口国家、闭口民族，却借崇高的名义去发不义之财的人并不少见。“儒学”大师贩卖人口，“道德”教授为色泄密，只是众多伪君子中被抓到的个别例子而已。

一个人如果在这种伪道德环境中长大，从小被灌输了许多崇高道德观念，后来发现这些道德实际上做不到，或者教育他的人其实自己也没去做，这就会发生道德危机，最后索性自己也同流合污了。如果一代人都是这样，社会就是道德风尚败坏。今天把儒家作为历史上的一个学派来研究，无可非议，但如果还要按儒家那一套道德标准来要求今人，以儒家思想来纠正道德日下的状况，那就南辕北辙了。郑家栋东窗事发后，不少人强调他的个人行为与儒教无关，其实他不就是儒教熏陶出来的伪君子之一吗？靠这种伪道德如何能改变不良社会风尚呢？

市场经济不仅需要制约人们行为的硬约束——法律，而且要崇高的社会道德。一个没有良好道德的社会是无法建成市场经济的。但市场经济需要的不是那种否认人性，崇高得无法做到的道德标准，而是以人性为基础建立和谐社会的道德规范。

人具有两重性，既有兽性的一面，又有天使的一面。人性中既有利己，也有利他。利己是兽性，利他是天使，道德的基础就在于承认人利己的合理性，又引导人发扬利他的本性。从根本上说，市场机制是使人把利己和利他统一起来的制度。一个人不必“先天下之忧而忧”地考虑如何为社会奉献，只要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做好自己的事，就会有利于社会。一个企业家不必先考虑如何有利于社会（利他），只要从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出发，提供好的产品与劳务就可以了。在法制的社会中，制假贩假，为非作歹，最终损害的是自己的个人利益。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只要有了市场机制，社会道德风尚就好，我们还应该提倡树立良好的道德，还需要进行教育。但这种道德不是高到违背人性，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或者难到常人难以做到。不要以圣人的标准要求常人。道德规范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如尊敬别人，讲社会公德等做人的起码准则。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是圣人，只要求每个人都是有教养的公民。

实现一个道德的市场经济需要两条。一是成功的人士，政治家、企业家、文化精英要做道德榜样，这些人不可口是心非。二是从小培养做人的基本准则，而不是灌输那些貌似崇高的道德说教。实现这样的社会与是否提倡儒学没有什么关系。

财富与品德齐飞

改革开放来，小部分人的确富起来了。他们在自己致富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经济进步，带动了更多的人走向小康或脱贫。富人的这种功绩不可否认。但是，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他们的品德与财富没有同时增长，他们对社会财富和社会文明的贡献不成比例。媒体上经常有为富不仁、鱼肉民工、横行乡里的报道，仇富心态与这些现象也不无关系。

对于那些尚未脱贫的人来说，迫切需要的还是物质上脱贫，但对那些已经富有的人来说，重要的还是精神上脱贫。从社会来看，只有同时实现两种脱贫才能成为和谐社会。在这两种脱贫中，富人都应该当先锋。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财富与品德都不是同时增长的。“仓廪实而知礼节”，物质文明总是先于精神文明。甚至某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要以牺牲一定的精神文明来实现物质文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中世纪田园牧歌式的文明被打破。血腥和暴力推动了物质文明，不必谴责这一段历史，没有这个过程就不会有今天以人为本更高的文明世界。那个时代的英雄是有眼光、有胆识、有开拓奋斗精神，但也是厚颜无耻的人。那些有文化、有教养的人受各种传统观念的束缚，患得患失、安于现状，是成不了大事的。你去看看那第一代成功者的历史，哪一个是文质彬彬的？我们改革中涌现出来的第一代富人也大抵如此。他们在财富上成功的同时也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成了主流媒体吹捧的英雄，或有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耀眼的光环。于是，他们飘飘然了，不知自己姓什么了，做了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事。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他们这种种行为也是社会惯出来的。

有了钱不等于品德高尚，也不等于有文化。许多富人都希望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成为既有钱又有文化的人，甚至成为贵族。但他们不明白的一点是，文化气质不是用钱堆出来的，花钱送孩子到贵族学校，到英国、加拿大，不一定能培养出贵族。孩子的气质很大程度来自家庭熏陶。父母缺乏文化修养，孩子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从小耳濡目染不文明的事，很难养成文明习惯，长大又会如何？文化修养不要寄希望在下一代人身上，要从自己做起。也只有自己做好了，才能言传身教一代，才能形成文明的良性传统。

养成文明习惯比创业致富要容易得多。创业致富要取决于社会环境，要与别人竞争，付出无数心血，但养成文明习惯品德完全取决于自己，只要自己真正愿意就可以做到。美国19世纪的富翁，如洛克菲勒、摩根等人，都以不讲道德的竞争获得了成功。在那个时代，甚至也没有规则、品德可讲。但他们的财富并没有为他们带来社会声誉，而是受到谴责。在财富的顶峰上，他们幡然悔悟，意识到自己品德上的缺陷。认识到就可以做，他们把自己的财富捐给社会，从事各种善举，真正改邪归正，这时他们才真正受到社会尊敬，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也只有在这时，他们的事业才更上一层楼。品德的事，只要自己有决心就可以做到。

我们今天的富人，财富还远远没有达到洛克菲勒那样的程度，难以留下一个今天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洛克菲勒基金。在慈善榜上的名次也不代表品德的高低。如果是把一小部分非法获得的钱捐出去，那只能是欲盖弥彰，或是求得良心平衡。品德体观在人的一言一行中。比如是否关心自己的员工，尤其是那些最底层的民工。那种一边苛待员工，一边大把捐钱的企业家绝不是慈善家，也谈不上品德高尚。

一个富人最重要的品德还是心态平和，真正把自己作为一个与最穷的人没有什么差别的普通公民。千万别以为坐在奔驰、宝马车里就比别人高几等，可以不遵守交规，可以去撞没钱的人。一个暴发户总是以高傲的态度看别人，字里行间都透出一种“一览众山小”的金钱味。一个有品德的富人，你从表面绝对看不出来，他可能就是坐在角落里默默喝一杯清茶，轻声与别人交谈的老头儿。他总会觉得，这世界上比自己强的人太多太多，他会把大把的钱用于改善自己员工的工作、生活条件，或者资助贫困地区的教育。他不会用钱来炫耀自己的富有。他可以友好地与每一个人交流，谁都可以感受到他那颗坦诚的心。有了这种心态，人的一言一行都是文明的，透出了文化修养，这才是让人从心里敬仰的富人。

提高品德还要从文化开始，物质财富的创造不一定要有文化，但精神文明一定要有文化。没有上过学不是没文化的理由。如果把业余生活由麻将和卡拉OK变成读书，任何人都可以有文化。不要只读那些能立竿见影的管理类图书，要看与搞好企业没有直接关系的人类文明经典。成功的企业家读书可以提高自己的整体素质，也才能成为新一代的有文化的企业家。

初唐四杰之一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出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样的千古名句，我把这句话改为“财富与品德齐飞，物质与精神一体”，赠给各位成功人士。

圈子内的有限信任

诚信的丧失正在摧毁我们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重建以诚信为中心的商业道德已成为当务之急。道德作为一种精神依赖于物质，诚信作为一种道德依赖于利益，因此，必须从诚信与利益的关系入手来探讨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只有诚信给人们带来的利益大于不诚信给人们带来的损失时，人们才会讲诚信。仅仅从道德层次，讲什么以德治国，是意义不大的。

在一个完善的社会中，人们之所以重视诚信，社会建立了普遍的信任关系，就在于诚信会使人们的利益最大化，不讲诚信，甚至无法活下去。一个企业只有讲诚信，产品才有市场，才能从银行得到贷款，才会得到其他企业的合作。一个生产伪劣产品，欠账不还，谁都欺骗的企业是生存不下去的，更别说利润最大化了。这样，信誉就成了企业的生命线。同样，一个诚信的人会得到别人信任，才有个人能力发挥和事业成功。不讲诚信的人连生存都困难——有欠债不还、恶意透支之类不良记录之人，无人敢录用，也得不到信用卡，在现代社会中，如何生存下去？

诚信与利益之间的关系要由社会制度来保证，而不能靠道德说教来维系，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诚信的基本保证。产权的重要作用之一在于权责利的一致，保护产权就保证了个人可以获得自己努力的成果。这种努力包括讲诚信在内。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个人努力与个人利益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诚信就可有可无了。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当只有背信弃义才有利益时，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无诚信的社会。因此，经济学家强调诚信的基础是产权明晰。

从法律上说，产权是一种权利，法律正是要保护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法律保护权利的有效手段之一是对违法者的惩罚。一个企业或一个人不讲诚信，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受惩罚是无诚信的代价。只有这种代价高到大于不诚信所获得的利益，人们才会讲诚信。英国市场经济初期曾经有债务人监狱，不讲诚信，欠债不还，是要进大牢的。在狄更斯这些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债务人监狱是苦不堪言，甚至惨无人道的。但没有这种严酷的法律，会有今天市场经济的普遍诚信吗？

一个社会，只有实现了产权明晰和法制才会有人人讲诚信的普遍信任。这种普遍信任的社会正是现实的市场经济。没有诚信，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有交易，也谈不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但是，产权明晰与法制都是近代社会的事，为什么中国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封建社会中产生了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而且还出现了晋商和徽商这样成功的商业群体呢？

晋商和徽商所处的社会的确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产权制度与法律制度。但晋商和徽商的成功仍然与诚信的建立相关。

这种诚信关系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诚信有所不同。现代市场经济的诚信关系以制度为基础，是一种普遍的信任——这种信任不是存在于某些人或某些群体之间，而是存在于整个社会。所有人，无论是相识的，还是不相识的，都可以互相信任。这种信任被美国社会学家福山称为高度信任，是市场经济成功的基础。晋商与徽商所建立的诚信是一种有限信任——只存在于某些人或某些群体之中。这种诚信的基础不是制度，而是血缘或地域关系，这种诚信被福山称为低度信任。这种信任可以产生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但这种商品经济难以发展成现代市场经济。

一些学者把存在于晋商和徽商中的诚信归咎于道德或文化，即儒家文化中所推崇的信义思想。我并不否认儒家文化在晋商和徽商成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我并不认同这种文化决定论。保证晋商与徽商诚信的仍然是利益关系，是诚信带来的物质利益起着关键作用，文化传统的作用只是次要的。

在晋商中，尤其在票号中，实行股东全权授权经营，即股东只出钱，把经营权完全交给职业经理人（称为“老帮”的总经理），自己从不干预，甚至连店里也不去。但晋商的历史中没有出现一起职业经理人贪污或卷款逃跑之事，这种诚信程度在现代社会也不多见。晋商的有限信任建立在人的地域关系上，用人的原则是“用乡不用亲”。在当时社会的环境下，可供选择的机会并不多，经商几乎是唯一的致富之路。在山西，要经商只有进入晋商的店铺或票号。晋商的股东对职业经理人提供了有效的激励——业绩决定收入的身股制。职业经理人讲诚信（忠于东家，即大股东），就能在票号就业，有高收入，诚信就成为利益的来源。另一方面，东家用老乡，一个人的家族亲属都在同一地方，一个人不诚信会损害整个族人的利益，必然受到惩罚。同时，晋商还有些严格的管理制度，防止不诚信的事发生。例如，职业经理人到分号当老板不许带家属——这相当于把分号职业经理人的家属作为人质扣留在当地。讲诚信有利，不讲诚信受害，在有限的地域范围内是可以实现的，这就使晋商以诚信为本。各个晋商之间的竞争又使整个晋商作为一个整体实现“以义制利”。徽商的情况大体相似。不过信任关系不是以地域为基础，而是以血缘为基础，即以家族为纽带的信任关系。

一个社会普遍信任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任何一个社会总是由有限信任发展为普遍信任的。在没有发展为普遍信任的情况下，有限信任就是重要的。应该说，我国离普遍信任关系的建立还有相当距离。因此，人们就相当重视有限信任。不过现代社会中的有限信任还不能仅靠地域与亲缘关系。在老乡与血亲观念淡化的社会中，还有其他建立有限信任的途径。民间所说的值得信任的人要“一起同过窗，下过乡，扛过枪”，正表明在有共同经历的人中间建立有限信任，要比其他人容易得多。人们在同窗学习、下乡受苦和扛枪当兵中建立的友谊和信任关系，比其他情况下要可靠。这是因为一来他们相知与相交的时间长，相互了解，二来他们在相交时并没有利益关系，只是情趣相投。这样交往而来的朋友中，可信任程度高。在商场或官场认识的朋友就没有那么可靠。

在一起攻读的同学属于“同过窗”。在这个圈子里建立有限信任要容易得多。这种有限信任是每一位EMBA学子成功的基础之一。从这种意义上说，读EMBA不仅要学习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还要交朋友，建立一个有限信任的群体。普遍信任不知猴年马月，有限信任就在现在。EMBA有助于扩大和加固有限信任的圈子，这也是花高价上学的一种收益吧！

金牌是玩儿出来的

在美国时，我与一位乌拉圭教授同住在一个美国人家中。适逢世界杯足球赛在美国举行，我就问他乌拉圭球队是如何培训的。他说，乌拉圭根本没有国家养活的球队，喜欢踢球的人有各自的职业，业余玩球，遇有比赛选出佼佼者就成了国家队，赢了大家欢庆一下，输了也无所谓。后来我知道了，其实市场经济各国并没有由政府出钱养活的专业运动队，政府也没有把金牌作为举国支持的目标，人家的体育是玩的，不是来达到什么政治目标的。

我们向来把金牌看得很重，体育是“金牌战略”。尽管也讲一些，“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之类的话，那只是用于政治交易，对于成绩还是看得很重的。获取金牌对相关人员都有极大政治和经济利益，那含金量惠及许多人的全家或个人的一生。计划经济下，体育关系着国家的荣辱，由国家直接管理，倾一国之财力实现金牌目标。有国家大把花钱，体育就不断为国争光。转向市场经济了，举国金牌战略并没有变，不过财政没那么充足了。苏联曾经辉煌的体育正是在失去政府财政支持后衰落的。不过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坏事。金牌再多，人民受苦受难，吃不饱，穿不暖，又有什么用？金牌毕竟是面子的事，衣食足才有面子。大家勒紧裤带造原子弹、导弹，对增强国力、推动技术进步是有意义的，苦也值。仅仅为了面子，勒紧裤带搞体育，就不值了。

其实看重面子的是穷人或暴富的人，看重金牌的也绝非发达国家。金牌与一国的国际地位并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好，没有金牌也有国际地位；落后而又独裁，金牌能往脸上贴多少金呢？1936年，在德国举行奥运会时，德国金牌倒不少，但希特勒为侵略战争而压低人民生活水平，又实行法西斯统治，德国人民难以高兴，国际上受谁尊敬呢？落后者因体育金牌出了口气，但对改变落后无济于事。1968年，世界杯冰球赛中捷克赢了苏联，被占领下的捷克人民出了口气，但并不能改变被占领的事实。金牌改变不了什么。

当然，这并不是说金牌无所谓，如果不需要举国体制，不用大家节衣缩食还可以多得点儿金牌，那当然是大快人心的事。关键在于为这金牌付出了多少。据报道，我们奥运会每块金牌要花七八亿元。一个“神六”才九亿元，一块金牌就七八亿元，对我们这样并不富裕的国家而言，哪个更重要，恐怕不用多说。

在我们的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沿用计划经济下的金牌战略，且国有国营，由政府一手操办，其成本不仅仅是金钱。在转型时期，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物欲横流，人人思钱，个别官员又贪婪成性。当体育仍沿用原来的方法时，问题就比过去复杂了。计划经济之下，除了阶级斗争扭曲人外，社会风气比今天强得多，体育运动总体上干净得多。在今天的金牌战略下，官员和运动员又要面对金钱诱惑和不正之风。为奥运会金牌战略服务的全运会也就发生了扭曲。黑哨、偏哨、斗殴、下跪、假摔、内定冠军、兴奋剂……似乎体育界的丑闻全集中在这里了。我们不禁要问：争夺金牌到底是为了什么？带着丑闻的金牌是国家的荣誉，还是耻辱？难道我们花钱就是为了这个目标？

看来在转向市场经济的今天，体育也该市场化了。体育可以以全民健身为目标，也可以作为一个产业来经营。可以把体育作为娱乐产业进行市场化操作。相当一部分体育运动，如足球、篮球、拳击等，可以作为娱乐业自己养活自己。美国的NBA不就是成功的例子吗？国家也要花钱，但不是以夺取多少金牌为目标，而是推动全民健身运动，或资助一些重要而又无法赚钱的体育运动项目。

市场化的关键还不在于谁来花钱，而在于谁来经营体育，体育不能国有国营，由政府一手操办。体育市场化就在于应该给企业办的就让企业办，各种体育俱乐部（如足球俱乐部）就是企业，实行市场化经营。各国的足球比赛就是由它们组织的，既作为娱乐活动赚了钱，还可以为企业做广告来赚钱，在市场竞争中就提高了足球水平。政府不要插手具体事务，仅仅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性而已。全运会上的众多丑闻恐怕与体育官员的不正之风有关。权力又一次发威。体育部门既是体育运动管理者又是经营者，权力太大，利益得失也太大，明确界定体育部门与官员应起的作用，才能有干净的体育。

体育转向市场，金牌战略会受冲击。但一时少几块金牌，除了那些体育官员面子上不好看，耽误仕途升迁之外，对国家的荣誉和目标地位并没有什么影响。以金牌战略为导向，丑闻不断，那才丢了中国人的脸。坚持市场化方向，全民身体素质提高，体育比赛成为提高人民精神文明程度的娱乐活动，在这个过程中，金牌还会增加。美国这些体育大国走的不正是这一条路吗？

体育本来是玩的，玩好了争光，玩不好也没什么。金牌战略有点举轻若重，花费巨资效果不佳。这值得我们反思。

竞争才能出精英

英语中的精英（Elite）这个词来自法语，意思是社会的上层或杰出人士。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精英，而且由精英统治和主宰这个社会。任何一次革命都不是要消灭精英，而是用一个精英集团取代另一个精英集团。精英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人们先天才能、后天努力和机遇的不同，总有少数人由于才华出众、刻苦努力和运气好而进入精英集团。但是，在不同的社会中，精英形成的方法不同，对社会的作用也完全不同。

在传统社会中，精英的地位来自政治权力，是统治者，当不存在竞争的选举机制时，政权来自暴力革命。在群雄逐鹿中原时，他们是成功者，这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王”与“寇”一字之差，本质上都借助了暴力，所以，都是草莽英雄，能成为精英者，大抵没有什么文化，甚至是流氓无产者。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及开国元勋们，大多如此，不过应该承认，他们无论在脑力还是体力上毕竟是强者，在那样的社会里成为精英也很正常。一代王朝建立之后，精英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贵族，如皇帝或王公，他们的后代能成为精英，靠的不是能力，而是血统。另一种是名门望族，他们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如科举中胜出）进入精英集团的。没有改朝换代，贵族的精英地位是不变的。但即使在一个朝代内，名门望族的地位也是变的。所谓“富不过三代”就是这个意思。

这种精英的形成与延续机制对社会是不利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与停滞性与此相关。运用暴力改朝换代仅仅是实现财富的再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暴力的结果不是生产关系的改变，仅仅是统治者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暴力本身是一场社会动乱，是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这种精英形成的过程是以社会的倒退和千百万人的鲜血为代价的。精英成了历史的罪人。这种精英集团形成之后要巩固自己的地位，防止别人取代他们的地位，这就要在政治上采用高压专制手段。而且，他们把当初投身于暴力作为一种风险投资，获得政权后就要取得投资回报，从而以加重对人民的剥削为能事。其结果是生产力得不到发展，社会贫穷落后。同时又用愚民政策来防止有人夺取他们的地位，扼杀了许多潜在精英的纵向流动之路。这个精英集团也需要补充，但他们需要的是高级奴才，而不是真正的人才，科举制正是为此服务的。对奴才的需求扼杀了人的创造性，进入精英集团者虽然有能人（历史上的贤相），但主体是和珅这样没有独立人格的庸才。这是精英选拔中的逆淘汰机制。

在传统社会中，精英集中于政治，而且只有通过政治这一条路才能成为精英。从商的经济人才贡献再大也难成为精英。经商致富的晋商和徽商再有钱也属于下九流。从文的文化人只要不能进入政治体制，再有才华也没用——诗人李白、杜甫，小说家罗贯中、曹雪芹都是如此。当只有通过政治一条路才能进入精英集团时，这个社会的愚昧、落后、贫穷就是必然的，这时的精英成为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现代社会并没有消灭精英，但精英形成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时的精英不仅有政治精英，而且还有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条条道路都可以成为受人尊敬、有社会地位的精英，而不必人人都去搞政治。更重要的是，这个社会的精英不是靠暴力，也不是靠血统，而是靠在各个领域的竞争。选举制使政治精英来自政治领域的竞争，这种竞争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玩弄阴谋诡计或宫廷政变，而是公开透明的，当选之后还要接受选民和舆论的监督。这就使有经邦治国之才的能人进入政治精英集团，为管理国家贡献才华。经济竞争使一批天才企业家成为经济精英，他们的竞争促进了社会繁荣，极大地增加了社会财富，对社会功德无量。他们在使自己富有并成为精英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进步。文化事业繁荣的基础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个竞争过程中，那些对繁荣文化、艺术、学术作贡献的人成名成家，自然就是精英了。

这些人成为精英的过程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如果我们不是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而是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理解竞争，竞争中产生精英就是这个社会的活力所在。同时，现代社会的公平竞争保证了精英集团永葆活力。这个社会实现了法律权利上的人人平等，使一切人都可以依靠自己的才华和努力成为精英。当然，竞争的结果，精英仍然是少数人，但这少数人一定是对社会贡献最大者，而且，现代社会的精英不会由于血统和出身固定下来。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动，一代精英过去，又一代新精英出现，精英替代速度相当快，往往不是“富不过三代”，而是“富不过一代”，甚至只有几年，这正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现代社会，英雄不问出身，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成为精英的理想，并为此时奋斗。也许你终身也成不了精英，但有过理想，奋斗过，就不会虚度一生。人人都为成为精英而奋斗，这个社会就是永远进步的。

做大胆言利的企业家

有些企业家喜欢以“儒商”自居。如果“儒商”的含义是有文化的企业家，企业家以此为追求是有意义的。如果“儒商”的含义是儒家的“言义不言利”，那就或者是言不由衷，或者是给自己定错了位。

经济学家把包括企业家在内的所有人都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即他们行为的目标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个人作为居民提供生产要素是为了收入最大化，作为消费者购买物品与劳务是为了效用最大化，作为企业家从事经营活动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从现实中看，企业家的经营活动也许有不同目标，但作为共性是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如前所述，经济学分析是把某种假设作为分析的前提的。在分析企业行为时，基本假设是利润最大化。

在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利”是受到排斥的，“唯利是图”是一个贬义词。长期以来，我们也习惯于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对立起来。好像“利己”必定“损人”。经济学家强调个人的利己，实际上是认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也就是贡献社会、增进社会利益的过程。

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有这样几条途径：

——按消费者的偏好。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生产，向消费者和社会提供充分的好产品。这样的产品市场欢迎，能卖出好价格，利也就在其中了。

——进行创新活动，不断提高生产率。首先进行创新的企业，产品成本低于其他企业，又可按市场价格出售，其余额就是利。当其他企业为利而进行模仿或再创新时，整个社会受益。

——承担经济活动的风险也会得到作为“风险贴水”的利。社会需要有人承担风险，利就是对风险承担者的报酬。

——在与其他企业的竞争中获利。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所在，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成功的企业获利，这正是社会进步的过程。

——按最优化原则利用和配置企业拥有的资源。如果每个企业都做到了这一点，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也就实现了最优化。

企业这些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活动哪一项不利于社会？企业言“利”必然对社会有“义”，为何不敢公开言“利”？企业利润增加，向政府交纳的税收增加，企业用利润去投资扩大了就业，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企业唯利是图何罪之有？一个只言“义”，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的企业如果亏损还要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养活，这种“义”有什么意义？这种“为人民服务”，岂不是让人民为它服务？

人们往往把当前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归结为企业唯利是图，其实市场经济首先必须是一个法制社会。每个人都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从事自己认为能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活动。企业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为利润最大化而经营。那些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甚至坑蒙拐骗以谋利的行为不是我们所说的理性经济人行为。犯法的行为最终是要受到法律正义之剑惩罚的，哪有个人利益或利润最大化？现在一些个人或企业为谋私利而从事非法活动的现象存在（甚至还相当严重），并不是因为经济人假设或利润最大化假设不对，而是因为执法不严。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

原计划经济各国的经济改革往往是从承认利润的作用开始的。60年代中期，苏联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从经济学家利别尔曼一篇强调利润作用的文章开始。70年代后期，中国的经济改革也以重新评价孙冶方把利润作为引导企业经济活动“牛鼻子”的观点启动。今天，唯利是图不应是一个贬义词，利润挂帅也不是什么修正主义。企业追求“利”、“义”也就在其中。中国所需要的正是大胆言利、敢作敢为的企业家。

信心来自未来预期

未来是不可预期的，人们对未来经济是否有信心直接影响各种经济决策，尤其是消费和投资。这个道理人们早就知道。但在现代经济学家中认真分析这个问题的第一人还是凯恩斯。

凯恩斯庞大的理论体系是以三大心理规律——心理上的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心理上预期的资本边际效率（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心理上的流动偏好（利率的下降有限度）——为基础的。其中最关键的是心理上预期的资本边际效率。经济中严重衰退（或危机）的发生源于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这种崩溃的根源则在于对未来信心的突然丧失。凯恩斯把这种信心的丧失归因于“动物的本能”（animal spirit），即由于某种说不清的原因（例如早上起来偶感胃疼）引起的本能性冲动。这种解释自然是过于简单，但他对信心的重视是有见地的。现在人们总谈论消费信心指数或投资信心指数，可见都知道信心之重要性。信心来自对未来的预期，因此，研究人们信心的大小还必须了解预期的形成方式。信心对经济的重要性，也就是预期对经济的重要性。

例如，在发生通货膨胀之后，如果人们预期通货膨胀会持续下去，对政府反通货膨胀的政策无信心，那么，无论这种通货膨胀最初是由需求还是供给引起的，即使这些原因消失了，通货膨胀也会由于预期而作为一种惯性存在下去。这就给反通货膨胀带来了困难。假设由于总需求增加，物价水平上升5%，人们预期这种通货膨胀会持续下去，就按这种预期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比如，劳资双方按5%通货膨胀率签订工资合约。到下一年，即使引起通货膨胀的总需求原因不存在了，也会由于工资已上升5%而发生供给推动的通货膨胀。甚至说得极端一点，即使经济中本来没发生通货膨胀，也没有引起通货膨胀的因素，但如果人们普遍预期会发生通货膨胀，并按这种预期调整自己的行为，那么，最后真的就会发生通货膨胀。

相反，如果人们对政府的反通货膨胀信任，预期也有助于通货膨胀治理。沃尔克作为美联储主席决心制止当时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沃尔克的决心和强有力的紧缩政策使人们对治理通货膨胀充满信心，他们修改了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这是沃尔克以比预想的小的代价获得反通货膨胀成功的重要条件。

人们的信心来自哪里？从根本上说来自制度。我们经常讲投资环境。良好的投资环境对坚定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十分重要，但这种投资环境不是来自某些领导的恩惠、特批或临时性政策，而是来自一套制度，一套有法律程序批准的成形制度。信心来自法治而不是人治。人相信法律，但不相信个人——哪怕是极有权势的个人。从制度的角度看，“9·11事件”对美国的冲击并不大，因为美国有一套完善的制度，这种制度是美国长期繁荣的保证。

政府的各种政策对人们的信心也有重要影响。如果政府政策多变，人们无法掌握其规律，人们就会做出错误的预期，动摇信心。理性预期学派证明了政策的无效性。这就是说，如果政策是有规律的，人们会做出正确预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失效。如果政策是随机的，可以靠欺骗起到一定作用，但欺骗不能总起作用，这种政策最后只是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性。因为俗话说得好，你能一时欺骗所有人，也能永远欺骗少数人，但不能永远欺骗所有人。政府的政策还是要以取信于民为本。人们信任政策，会据此做出正确预期，对未来有信心，经济就能克服各种困难而实现稳定。“9·11事件”对人们的信心有相当大的冲击。过去美国人相信自己是强大的、安全的、不会有什么大灾难，但这次严重的恐怖行动打破了美国人的这种信心。人们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是：“美国还安全吗？”如果这种担心扩散、漫延，就会改变美国人对未来的预期，对美国经济有不利影响。

不过美国人的这种担心并不是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是一种随机性外部冲击。美国政府重要的不是去弥补这次事件的物质损失，而是恢复美国人的信心。这正是美国政府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消灭恐怖分子的战争（小布什总统强调这次反恐怖主义是一场战争）进行到底的原因。反恐怖战争不是一种报复行为，而是要重新给美国人一个安全感。这场战争的胜负对美国人未来的信心举足轻重。

我不相信罪恶的恐怖活动会成功，也不相信恐怖分子可以横行无阻。这世界毕竟是有正义的。从这种意义上看，“9·11事件”对美国人信心的打击也是暂时的。美国政府正努力取信于民，信心会恢复。“9·11事件”对美国经济的冲击也只是暂时的。

第二课　回到常识话经济

别求实用好不好

到一些地方讲课，总有人问，经济学有什么用，或者能立竿见影地帮我解决什么问题。对这类问题我只能微微一笑，摆出一副外交官无可奉告的样子。

国人是注重实用的。国内外都有宗教，但信教的目的却不同。洋人把宗教作为一种信仰，一种人生的精神支柱，至多要求上帝抽象地保佑一下。国人的目的就明确得多，拜观音是为了送子，拜佛时总要许一个具体的愿。传教者也有具体目标，如愿了要回来许愿，就现实而言，是高价为你算卦，或卖给你香火、吉祥物之类。宗教似乎成了一种双赢的交易。

对天上的事情尚且如此实用，对人间的事就更实用了，教育必须与劳动生产相结合，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服务，学文的不会写大批判文章，学理工的不会开机器，学农的不会种地，罪莫大焉。大批判的时代过去了，但实用的精神在市场经济大潮下更赤裸裸了。高校的专业设置越来越实用化，从名称看就知道是可以直接用于赚钱的。当年期货热，许多高校都设期货专业，如今电子商务热了，这又成为专业名称。热衷于报考热门专业已成了家长和学生的共同追求。

经济学被定位为“致用之学”，也逃不了实用的目的。对个人，要实现收入最大化；对企业，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对社会，要实现福利最大化。一言以蔽之：“经邦济世”、“富民强国”。不这样就是理论脱离实际，就是无用的空头理论。于是实用性强的学科大行其道，经济思想史、经济史这类没什么用的学科几乎要衰亡了。

以实用为目的就一定有用吗？花重金去拜观音者未必有子，那是基因的事，不是观音的事。如果许了愿都灵验，那不全国人民都成了官，发了财吗？神鬼之事且莫说，大学毕业生有几个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我认识不少学国际贸易、期货、电子商务之类热门专业的毕业生，真正从事本专业并成功者并不多。那些致力于“经邦济世”的经济学家除了个人的名利之外，对现实又有多少用？企业家是天生的，正如中文系培养不出作家（记得当年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教授对每年入学的中文系新生都这样说），经济系也培养不出企业家或主管经济的大官一样。对许多现实的经济问题，号称著名的经济学家都讲不清，争论不休，何以有治国之策？

功利性太强反而实现不了功利，实用性太强反而没有用。宗教是教人为善的，作为一种精神信仰让人有一种正确的人生态度，有了这种态度，知道如何做人的人，也许人生会更幸福、更成功。上帝也好，佛祖也好，给你的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是一种思想境界，它与成功与否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实用主义的宗教信仰其实是没有信仰。

实用主义的教育其实是毁了教育。包括基础与高等在内的正规教育不同于职业培训，它的目的不是给学生一种就业技能，而是提高公民的综合素质。综合素质说起来抽象得很，素质高的人也许不能立竿见影地种好地、做好工。但只要他努力种地、做工，都会比原来只学种地、学做工专业的人强。以色列许多种地人都是硕士或者博士，他们学的是哲学、历史或文学之类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研究的是柏拉图、十字军东征或莎士比亚悲剧之类无法学以致用的课！但他们的综合素质高，环境迫使他们种地以求生时，他们同样能把地种好。以色列在荒漠上供给全世界蔬菜、花卉，不是他们有受过农业专业训练的人，而是以色列人教育水平高，综合素质高。

一个社会，人的综合素质高，其繁荣文明程度就高。仅就个人而言，综合素质高才能学好技能。记得“文革”时，我们一百多个大学生“发配”到一个林业局，有从专业院校来的，有从综合大学来的。开始时那些有专业技能的学生适应得快，综合大学来的则有些迷茫。但过一段时间后，有专业技能的人难以前进了，而受过综合大学教育的人能力大显。管人事的老头儿说，学专业技能是上化肥，见效快，综合大学是上有机肥，见效慢但持续时间长。综合大学教的正是没有实用价值的抽象理论。如果我们的教育都以“上化肥”为能事，国人的综合素质如何提高？特别是专业的“化肥”与社会需求不一致时，综合素质低，如何改行？实用的教育是急功近利的，而急功近利会毁了一个人，也会毁了一个社会，教育的危机正在于不以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为中心。

再回到经济学。经济学知识不是学以致用的实用性技能，是人综合素质的一个组成部分。学经济学也同学文学、历史、物理、化学一样，不是要直接用，而是在学习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从这种意义上说，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把经济学定义为“智力游戏”是千真万确的。任何智力游戏都有益于综合素质的提高。外面的世界太热闹，许多经济学家投入滚滚红尘追逐名利不足为怪，但总要有些人在平静的象牙塔中，为自己、为学术，玩“智力游戏”。

人人懂点经济学

在美国，许多美联储退休的专家被投资公司高薪请去当顾问。市场经济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些专家能被高价聘用在于他们有用。美联储是货币政策决策机构，其决策依靠了许多专家对宏观经济的研究与分析。这些专家都是研究宏观经济与政策的高手。宏观经济走向与政策对投资公司做出决策至关重要。这正是这些公司高价聘请这些专家的原因。其实宏观经济状况和政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我们请不起那些高价老头，但可以学点宏观经济学。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建立以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为标志。但人们关心整体经济运行却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实际是研究今天宏观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问题。自从英国发生世界上第一次过剩性经济周期以来，经济学家就开始关注今天宏观经济学中的周期问题。美国经济学家托宾指出，增长和周期一直是宏观经济学不变的议题。

但在那之前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家信奉“萨伊定理”，即供给会自发地创造需求，经济依靠市场机制调节可以自发地实现充分就业均衡。既然整体经济可以自发实现充分就业均衡，也就不必研究了。新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的是今天称为微观经济学的内容——资源配置问题。

但是，大萧条打破了萨伊定理，经济学发生了第一次危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以总需求分析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经济学的中心由资源配置转向资源利用，由个体转向整体。这是经济学中的一次革命。后人评价说，经济学中的这场“凯恩斯革命”与天文学中的“哥白尼革命”同样重大。今天看来，这个评价并不过分。

宏观经济学是研究整体经济的运行规律的。它研究的对象是影响整体经济的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这四个重大问题。经济学家正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分析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找出经济运行的规律。解释这些宏观经济问题的内容就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宏观经济的目的是整体经济稳定，即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周期平缓，以及适度的经济增长。这些目标要通过政策调节实现。因此，根据宏观经济理论制定的政策就是宏观经济政策。这是宏观经济学中另一个重要部分。用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经济需要定量分析各种经济变量的关系，进行经济预测，也需要评价政策。这就有了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理论、政策、模型是宏观经济学三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

影响整体经济运行的是总需求与总供给。各种事件都通过对总需求或总供给的影响而影响整体经济状况。因此，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是宏观经济学的中心。凯恩斯本人及其追随者侧重总需求分析，但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对经济的冲击使经济学家重视总供给。现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已成为所有宏观经济学家的基本分析工具，所不同的只是对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解释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与政策不同而已。

人们往往把经济学家看为最爱争论的人，甚至认为即使只有两位经济学家，也会有三种观点。其实经济学家对微观经济问题的分析相当一致，即使在分歧最大的宏观经济问题上，也有共识。宏观经济学家对长期经济问题并没有什么分歧。长期中经济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充分就业GDP的大小取决于制度、资源和技术进步。失业率是制度等因素决定的自然失业率。物价水平由货币量决定。他们的分歧在短期分析和政策上。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中的短期波动缘于市场机制调节的不完善性，主张用国家干预来实现稳定。这就是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另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即使在短期中市场机制也是完善的，经济波动来自外部冲击，主张依靠市场调节实现稳定。这就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的争论构成了宏观经济学丰富多彩的内容，也影响到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

也许有人会觉得，宏观经济和政策是经济学家和决策者的事。其实宏观经济状况和政策对每一个人都影响深远。作为企业家和投资者，你只有了解宏观经济的现状与未来，了解政策的影响与趋势，才能做出正确的经营与投资决策。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必然会关心能否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收入有多少，物价变动对自己的财产和收入有什么影响。这些正是宏观经济学所研究的。我们总是在一个社会经济中做出自己的决策。不了解整体经济状况，岂不是盲人骑瞎马吗？美联储的退休老头有高价是因为他们是宏观经济专家。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成为这样的专家，但了解一点宏观经济学还是十分必要的。

微观与宏观分而不离

现在，当你一开始学习经济学时，老师就会告诉你，经济学分为微观与宏观两部分。但在最初，即使最权威的经济学家也还没想到过这种提法。

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个人与企业的决策和资源配置问题，而没有关注整体经济的运行，因为根据萨伊定理，供给创造需求，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整个经济是完美和谐地运行的。但大萧条打破了这个神话，迫使经济学家去考虑整体经济的运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凯恩斯提出，“经济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单个行业与企业、报酬，以及既定资源量分配的理论；另一部分是关于整体经济产出与就业的理论”。

荷兰统计局一位不知名的经济学家P.迪·沃尔夫在一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个词。他说：“微观经济学解释所指的是一个人或家庭……的关系。宏观经济学解释产生于个人或家庭组成的大集团（社会阶层、民族等）……相应的关系。”

应该说，最早把经济学分为微观与宏观两部分的是凯恩斯。他把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源配置的理论称为微观经济学，而把他关于产出与就业决定的资源利用理论称为宏观经济学。美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继承了这种提法，在他《经济学》一书中把经济学分为微观与宏观两部分。自此以后，这种分法被经济学家普遍接受，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应该说，把经济学分为微观与宏观两部分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早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往往只注意到了这两者之间的区分，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以至于不少初学者把微观与宏观作为不同的经济学，而没有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凯恩斯本人把精力集中在宏观经济问题上，对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关系，他只是在《通论》的第24章中提到：“如果我们的中央控制机构能够成功地把总产量推进到相当于在现实中不能达到的充分就业水平，那么，从这一点开始，古典学派的理论仍然是正确的。”这就是说，他的宏观经济学是要解决微观经济学的前提——充分就业，并不是完全否定微观经济学。但综观凯恩斯的论述，他并没有说明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关系。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把微观与宏观综合为一个体系，承认这两部分在经济学中同样重要，但并没有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派的经济学家如托宾、索洛、莫迪利阿尼等人把重点放在发展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上，并没有认真考虑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尽管莫迪利阿尼也力图把他的消费函数理论（生命周期假说）建立在微观经济学的消费者行为理论之上，但整体而言，并没有考虑如何从微观经济学来建立宏观经济学。

美国高失业与高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动摇了“二战”后凯恩斯主义一统江湖的地位。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不仅在政策和具体理论上，更重要的是在一个根本问题上：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经济基础。

谁都知道，个人经济决策与活动是整个经济的基础，整个经济无非是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结果。离开解释个人经济活动的理论——微观经济学——哪会有解释整体经济的宏观经济学呢？离开了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无疑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庞大宏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体系所缺乏的正是这个基础。

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把这一点作为突破口。他们认为，微观经济学的中心仍是新古典经济学，因此，应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来建立整个宏观经济学体系。新古典经济学对个人行为的分析是从理性人出发，得出了市场出清的结论。这是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出发点。理性预期学派正基于这种认识，把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得出了市场调节有效而完善，国家干预有害而无利的结论。这种宏观经济学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运用与发展，所以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坚持凯恩斯主义基本思想的经济学家也认识到，要重振凯恩斯主义的雄风必须给它一个坚实的微观经济基础。这正是新凯恩斯主义者所努力的方向。他们从信息的不对称性出发，论述了价格和工资决定，得出了黏性价格和黏性工资的理论。这就是说，物品市场上和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和工资，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价格和工资是黏性的，即其变动慢于供求的变动。这样，在短期中，价格和工资的调节不能实现供求相等的市场出清，从而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失业与通货膨胀。由此得出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结论：市场调节的不完善性引起国家干预的必要。价格与工资的决定属于微观经济学，由此出发研究宏观经济学应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的结论不同，但都是把宏观经济学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这告诉我们，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尽管在学习时把这两部分分开有其优点，但在理解经济问题时一定不能把它们分开。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正是把微观与宏观融为一体的经济学，也许过若干年后微观与宏观的分法又过时了。我们学习宏观经济学时一定要牢记这一点。

认识货币不容易

如果把各个不同时代的人召集到一起讨论什么是货币，每个时代的人都有不同的回答。原始社会的人把贝壳等实物作为货币，重商主义时代的人只认金银为货币，现代社会的人习惯于把纸币作为货币，而21世纪的人在用电子货币。其实在经济学家看来，他们的回答是一样的：货币是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各个时代的人所认定的货币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货币最基本的职能是作为方便物品流通的交换媒介或支付手段。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只要能作为交换媒介就是货币，无论它采取什么形式。至今在南太平洋的雅普岛上人们仍把石头作为货币，“二战”中的集中营和战后的德国及80年代的俄罗斯都曾把万宝路香烟作为货币。这种万宝路香烟和历史上的金银一样是商品货币，其作为交换媒介的基础在于自身的价值。当然，现代社会的人更习惯于用本身无价值的纸币——法律规定其偿还债务作用的法定货币——作为货币。也许顺着这个思路，未来还会有其他你现在想不出来的货币形式。

但确定什么是货币并不容易。比如，我们经常用信用卡购物进行支付，那么，信用卡是货币吗？如果换一个问题，驾驶证或身份证是不是货币，你肯定回答它们不是货币。其实信用卡和驾驶证或身份证一样是证明某种身份的，本身并不是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驾驶证证明你会开车，身份证证明你的公民身份，信用卡证明你有偿还能力、有信用。用信用卡购物实际上是凭你的信用在借钱一样，但证明你信用的东西本身并不是钱。正如驾驶证本身不是开车技术一样。

货币的本质是交换媒介或支付手段，其他职能则与此相关。货币作为计价单位就是用货币来表示价格或记录债务。货币作为计价单位是其作为交换媒介的前提条件。货币作为价值储藏是把货币作为保存购买力的工具，或者资产的一种形式。这是作为交换媒介的延伸。有谁把交换不到其他东西的东西作为资产或精心储藏呢？价值储藏是把今天的购买力作为明天的购买力，把今天的交换媒介留到明天用。只要是作为货币——无论是雅普岛的石头还是“二战”集中营中的万宝路香烟——都具有这三种职能。

经济学家在论述货币时都会提到一个词——流动性。简单来说，流动性是一种资产兑换为交换媒介的容易程度。这一点对我们理解货币的含义十分重要。

我们知道，货币可以作为价值储藏就是资产的一种形式。但并不是任何一种资产形式都可以作为货币。哪一种资产形式可以作为货币则取决于这种资产的流动性。一种资产越能在价值不变的情况下变为交换媒介，其流动性就越大。现金（纸币和辅币）本身可以直接作为交换媒介使用，流动性无疑最大。银行的一些存款也可以按原价值转变为交换媒介，流动性也大。但股票和债券不太容易按原价值兑换为交换媒介。例如，你有面值为10元的10万股，股票的价格会变动，你并不能随时都可以以10元的价格把这10万股卖出去，变为100万元的交换媒介。这些股票的流动性就小。如果你的资产是一幅张大千的画，购买时为50万元，你想马上再把它变为50万元现金就不那么容易了。像现金和存款这类流动性大的资产可以作为货币，但像股票、债券和艺术品这类流动性小的资产就不是货币了。所以，分清什么资产是货币，什么资产不是货币，关键在于流动性的大小。

当然，即使是作为货币的资产，其流动性也不同。经济学家把直接可以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称为M1或狭义的货币，把包括了其他货币的货币称为M2，或广义的货币。M1中包括现金（纸币与辅币）、旅行支票、活期存款或其他支票存款（例如，在货币市场共同基金中储蓄的可以开支票的存款）。这些货币可以直接作为交换媒介进行各种交易或支付。例如，你买飞机票时可以支付现金，可以支付旅行支票，也可以开一张支票。M2则是在M1之上再加上其他储蓄存款（如商业银行的定期存款、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余额、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流通中的货币量又称货币存量。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想，货币不就是钱吗？谁不知道它呢？经济学家把一个钱字讲得如此复杂，又是什么M1、M2云云，岂不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吗？

其实，货币要是真像人们想的那么简单，还要经济学家做什么？经济学家用许多笔墨去解释货币是为了分析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现代经济是货币经济，货币影响人们经济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不搞清货币的含义就无法说明现代经济的运行。比如说，一个经济的货币存量及其变动在短期中既影响物价水平，又影响产量。如果不区分M1和M2，连经济中货币存量是多少都不知道，如何说明物价水平和产量的决定与变动呢？而要区分M1和M2，就必须引入流动性的概念。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不是故弄玄虚，是为了深入认识经济规律，使经济运行得更好。

揭开货币的面纱

货币这东西让人爱，又让人恨。爱之者称“有钱能使鬼推磨”，恨之者称“钱为万恶之源”。其实这些都是对货币的价值判断。经济学家关心的不是货币本身好坏的道德含义，而是它在经济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货币是随着人类交换的产生而出现的，但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受到关注还是近代的事。地理大发现使金银大量涌入西欧，物价飞涨。这个事件在经济史上被称为“价格革命”。但经济学家发现，这种金银货币的增加仅仅引起物价水平上升，对实际经济并没有实质性影响。于是法国经济学家波丹总结出了货币量与物价水平同比例变动的关系。这就是说，物价水平和货币的价值由货币量决定，物价水平与货币量同比例变动，货币价值与货币量反比例变动。这就是以后由李嘉图、休谟等古典经济学家都坚持的货币数量论。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费雪把货币数量论概括为交易方程式，即货币量乘货币流通速度等于产量（GDP）乘物价水平。当货币流通速度和产量为固定的量时，货币量与物价水平同比例变动。

与货币数量相关的是，经济学家坚持了古典二分法，即经济分为实物经济与货币两部分。实物经济由资源与技术状况决定，与货币无关，而货币仅仅决定物价水平。根据这种古典二分法，货币在经济中是中性的，仅仅是经济的一层面纱。古典二分法、货币中性论和货币面纱论在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前一直占主导地位，成为经典性货币理论。

凯恩斯在《通论》中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打破了古典二分法，揭开了货币面纱，说明了货币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根据凯恩斯的分析，把实物经济与货币联系起来的是利率。在货币市场上，货币的供求决定了利率，利率通过对总需求中投资的影响而影响整个经济。这是因为，企业投资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投资用银行贷款进行，贷款要支付利息，利息是投资的成本之一。利率的高低决定了投资成本的大小。因此，当利润率为既定时，利率上升抑制了投资，利率下降鼓励了投资。投资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把这种过程归纳起来就是：货币量增加使利率下降，利率下降增加了投资，投资增加使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增加，经济进入扩张时期。如果货币量减少，这个过程就反方向发生作用。这个过程就是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的机制，也是政府采用扩张性或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依据。

根据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货币影响经济的关键是利率，因此，货币政策的中心是调节利率。变动货币量是调节利率的工具，通过利率影响总需求是利率变动的结果。

货币主义者对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做出了不同的解释。货币主义者强调货币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就在于在短期中，货币既影响产量又影响物价，但在长期中货币只影响物价而不影响产量。他们的这种理论被称为现代货币数量论。货币主义者强调，在短期中货币对产量的影响并不是通过利率的变动发生的，而是通过对物价水平的影响发生的。因为在短期中，物价水平也由货币量决定。当货币量增加时，物价水平上升。在名义工资不变的情况下，物价水平上升使实际工资下降，从而企业实际利润增加，刺激了生产，增加了产量。货币主义者强调，货币量变动对利率的变动是不确定的，而对物价水平的变动是确定的。凯恩斯主义者把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不爱爱自己的人，而爱不爱自己的人”。

货币主义者强调，货币量增加、物价水平上升对产量的刺激作用是暂时的、有限的。用增加货币量的方法去刺激经济在短期内也许有效，但从长期看，产量取决于资源与技术，不取决于物价水平。一味用增加货币量来刺激经济最终并不能增加产量，只会引起通货膨胀。因此，他们反对这种政策，认为货币政策的目的是实现物价稳定。在一个物价稳定的环境中，只要让市场机制自发地调节，就能实现充分就业。不适当的干预反而会成为经济周期波动加剧的根源。

面对美国经济严重的滞胀，这两派争论激烈。但从现在来看，这两派的观点应该是互相补充的。经济学家现在的共识是在短期中货币量既影响产量又影响物价水平，而在长期中货币量只影响物价水平。但这种共识并不是货币主义战胜了凯恩斯主义，而是结合了这两派的观点。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承认利率对经济的影响，所以，直至今天美联储仍通过调节联邦基金利率来调节经济，并通过改变货币量来达到调节联邦基金利率的目的。但美联储也极为重视货币量对物价水平的影响，力争保持一种低通货膨胀的环境。看来经济学家的确是在争论中逐步接近真理的。

当然，这两派观点的某种接近与融合，并不表明经济学家对货币问题完全达成一致，也不表明货币理论已经十分完善了。在现代经济中货币的作用日益重要、复杂，尤其是在全球一体化的情况下，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人们的认识在深化，还会有新的分歧与融合。经济学无顶峰，要揭开货币面纱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人民币不贬值的影响

东南亚一些国家爆发金融危机时，这些国家的货币竞相贬值，一泻千里。这时，我国政府郑重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人民币不贬值维护了我国经济稳定的局面，坚定了国内外对我国经济的信心，也有利于吸引投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人民币不贬值对国内经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像人民币不贬值这样影响宏观经济的事件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应该如何来分析这些事件的影响呢？我们知道，影响宏观经济状况的是总需求和总供给。所有事件都是通过对总需求或总供给的影响而影响宏观经济状况的。因此，经济学家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来分析宏观经济。为了说明人民币不贬值如何影响宏观经济，我们首先要了解经济学家如何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来分析宏观经济。

在宏观经济中，最重要的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和物价水平。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就是从总需求和总供给相互作用的角度来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和物价水平的决定与变动的。当经济中的总需求与短期总供给相等时就决定了这个经济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与物价水平。这时的国民生产总值水平称为均衡的GDP，物价水平称为均衡的物价水平。均衡的含义是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等。如果总需求或总供给增加，均衡的GDP增加；反之，总需求或总供给减少，均衡的GDP减少。但总需求或总供给变动对物价水平的影响不同。总需求增加，物价水平上升；总需求减少，物价水平下降。总供给增加，物价水平下降；总供给减少，物价水平上升。

当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等时，国内生产总值为均衡的GDP。但要注意的是，均衡的GDP并不一定必然是充分就业的GDP。国民经济均衡也并不一定是充分就业均衡。当均衡的GDP等于充分就业的CDP（潜在的GDP）时，经济实现了充分就业均衡。这种状态是理想的、合意的。但在市场自发调节的情况下，这种状态是偶然的，并不是必然的常态。如果均衡的GDP小于充分就业的GDP，则存在失业和通货紧缩，即衰退。如果均衡的GDP大于充分就业的GDP，则存在超充分就业和通货膨胀，即经济过热。后两种情况都不是理想状况。

我们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来分析某个事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时，首先要看这件事是影响总需求，还是总供给，或者两者都影响；其次，看对总需求或总供给产生了什么影响，即是增加还是减少了总需求或总供给；最后看这种总需求或总供给的变动如何影响GDP和物价水平。我们就根据这个程序分析人民币不贬值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人民币不贬值主要是影响总需求，因为当别国汇率变动而我国不变时，影响相对汇率的变动。相对汇率的变动影响进出口，尤其是出口。出口或净出口（出口-进口）是总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人民币不贬值这样的汇率政策主要影响总需求。对总供给也会有影响，因为相对汇率变动影响进口品价格，如果进口品作为原材料或中间产品，就会影响产品的成本，从而影响总供给。但这一点对我国并不重要，在这里为了简单起见略去不考虑。

人民币不贬值对总需求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用一个假设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假设我国与泰国都生产耐克鞋，并向美国出口。在金融危机前，假设泰铢与美元之比为10:1。一双耐克鞋在泰国的价格为1000泰铢，出口到美国为100美元。人民币与美元之比为8:1，一双耐克鞋在中国的价格为800元，出口到美国为100美元。在美国市场上，中泰两国出产的耐克鞋价格相同，各有一定份额的市场。

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泰铢贬值，假设泰铢与美元之比为20:1，一双耐克鞋在泰国的价格仍为1000泰铢，但由于泰铢贬值，出口到美国为50美元。人民币没贬值，中国生产的耐克鞋在美国市场上仍为100美元。这样，泰国出口到美国的耐克鞋增加，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耐克鞋减少。所以，人民币不贬值会使总需求减少。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经济实现了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不直接影响总供给，只是使总需求减少。在总供给不变的情况下总需求减少引起GDP减少和物价水平下降。如果原来均衡的GDP与充分就业的GDP相等，经济处于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状态，那么，现在当总需求减少时，就会出现就业减少与物价下降，即出现经济衰退与通货紧缩的状况。

在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现实中的确出现了出口减少（许多外贸公司都深感这一点），总需求不足，实际GDP增长率放慢和物价低迷的现象。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我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确是原因之一。

人民币不贬值有助于减轻东南亚国家受金融危机打击的严重性，也有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但这样做的代价是总需求减少、实际GDP增长率放慢和物价低迷。这又一次说明了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人均GDP不是人均收入

其实这两个数字都没错，关键是读者把人均GDP和人均收入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作为一回事了。在报纸、电视等媒体上，我们经常听到GDP等名词。从这些名词中我们可以了解整体经济概况。因此，了解这些名词的含义即使对一个普通老百姓也是重要的。

用数字来衡量一个经济生产与收入的整体状况称为国民收入核算。在国民收入核算中最重要的概念是国内生产总值（英文缩写为GDP）。它指一国一年内所生产的最终物品（包括有形的物品与无形的劳务）市场价值的总和。

理解这个概念时要注意这样几点：第一，一国指一国范围之内。这就是说在一国领土上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所生产的最终物品都是该国的GDP。第二，一年之内所生产的，包括一年内所生产的销售或未销售出去的所有最终物品，但不包括以前生产而在本年销售出去的物品。例如，假设某国在2000年盖了1000亿元的房子，只卖出800亿元，这1000亿元都应计入2000年的GDP，如果在2001年又卖出了剩下的200亿元，这200亿元则不能计人2001年的GDP。第三，为了避免重复计算，只计算最终物品而不计算中间物品。最终物品是最后供人们消费的物品，中间产品是作为生产要素再投入生产的物品。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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