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中原,夏杏珍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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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转折中的人和事试读：
毛泽东
长征的胜利与以毛洛合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最初格局的形成
长征的胜利与以毛洛合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最初格局的形成，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在遵义会议前，中共有过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实际当权者是李立三）、王明、博古几任总负责人，但都没有形成稳定的、能够团结全党进行胜利斗争的领导集体。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在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中开始建立，在领导长征取得胜利的过程中逐步巩固，并最终确立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的。正因为正确的领导取代了错误的领导，中央红军才能胜利到达陕北，红军三大主力才能胜利会师，震惊世界的长征才能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终。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长征中形成而又领导长征取得胜利的历史，饱含着丰富的经验，值得研究总结。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中建立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伟大转折。遵义会议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它的主要功绩：一是批判和否定了“左”倾军事路线和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指明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这就首先在当时最为重要的革命战争问题上，纠正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二是变换了党中央的领导，取消原来的最高“三人团”，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洛甫（即张闻天）起草决议，常委中再作适当分工。这就在实际上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
共产党的领导集体是在斗争中逐步形成的。遵义会议后建立的毛洛合作领导党和红军的格局，也是在从反“围剿”到西征突围一系列矛盾斗争中逐步形成的。
首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一些事关重大的问题上意见分歧，“博洛矛盾”不断加深，洛与毛的看法趋于接近，逐渐形成“毛洛合作”的局面。
早在1932年秋冬，张闻天就已经在文艺和宣传战线上比较自觉地开始反对“左”倾错误。1933年春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以后，洛甫和博古等一起进行了错误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但洛甫很快就同博古在政治上产生了分歧。在对联合中间势力的“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上，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和政策上，“左”倾领导集团的两位主要人物进行了争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洛矛盾进一步发展和加深。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为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可是博古和李德采取关门主义态度，没有抓住这个重要关键。张闻天著文从反倾向斗争高度，予以批评，并主张军事上应该“积极配合”，明确反对红军西调而主张东进援助十九路军，联合起来反蒋抗日。广昌战役前，张闻天和毛泽东都反对组织这次拼消耗的战役。广昌战役失败后，张闻天在中革军委会上批评博古“不该同敌人死拼”，引起激烈争论以致不欢而散。二苏大会后，张闻天在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上同毛泽东配合合作得很好。他不仅在主编的《斗争》上首次发表毛泽东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而且学习毛泽东的方法调查研究了区乡苏维埃的工作，同毛泽东联名出版了《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长征出发前，张闻天和毛泽东同住云山古寺，两人坦诚交谈，感情融洽，思想一致。这时，张闻天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已经明确提出“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在署名社论中已经明确论述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批判执行“左”倾军事路线的机械论者的种种错误，阐明灵活运用各种斗争方式（包括转移地区）以保存有生力量争取胜利的观点。长征出发前，在张闻天接受毛泽东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基础之上的“毛洛合作”已经相当紧密了。
第二，在长征之初，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组成的“中央队三人团”奠定了遵义会议胜利的基础。
毛、张、王“中央队三人团”是由毛泽东和张闻天一起对最高“三人团”要把他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表示异议后留在总部而形成的。“博洛矛盾”和“毛洛合作”在党内高层领导中本来就已经不是秘密，“中央队三人团”的出现，更成为张闻天和王稼祥在组织上从“左”倾集团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标志。毛、张、王三人一起行军、一起宿营，在这种特定条件下，毛泽东结合前后五次反“围剿”胜利和失败的实践，主动地系统阐述他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张闻天和王稼祥服膺并系统地接受毛泽东的思想观点。这样，毛、张、王“中央队三人团”必然地成了反对错误军事领导的决定性的主要力量，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三，在湘江战役失败后，毛泽东、张闻天抓住最高“三人团”无法再领导下去的时机，通过争论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过了老山界以后，毛泽东、张闻天不失时机地开始了对错误军事领导的批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西征突围以来的挫折，已经证明毛泽东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原则是正确的，李德、博古的那一套是错误的；同时也已经证明，在博洛矛盾中，洛甫的主张是正确的，而博古的主张和做法是错误的。这样，毛、张、王三人在争论中占据了主动，而李德、博古则陷入了被动。但毛泽东、张闻天并没有把主要精力花在失败原因的讨论上，而是集中在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上，这就抓住了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最为急迫的问题，极有利于在政治局内争取多数。于是，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否定博古、李德继续进军湘西而改向贵州进军的主张得到通过。接着，周恩来又主持“黎平会议”，通过激烈争论，再次否定去湘西的方针而决定进军川黔边区，并决定到达遵义地区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五次反“围剿”和西征突围以来军事路线上的是非问题。会后两天，张闻天在黄平的橘林里同王稼祥谈话，提出要由毛泽东出来指挥军事。而王稼祥先前已有过把李德、博古轰下去的意见。王把张的提议首先在红军主要将领中加以传播，得到赞同。此后“猴场会议”决定强渡乌江，袭占遵义。在行军途中又实际上停止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至此，召开遵义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实际上也已经明确了。
第四，在遵义会议上，政治局多数以毛泽东和张闻天为中坚和核心，同“左”倾错误领导展开了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和周恩来作副报告以后，第一个站出来讲话的，是张闻天。他作了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旗帜鲜明而又有系统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突围以来军事领导的“左”倾错误。张闻天作“反报告”时拿着一份提纲，这个提纲是毛、张、王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的。这时由张闻天在会上讲出来，分量很重。因为张闻天是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书记处书记（即常委），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他首先站出来作“反报告”，就为彻底否定单纯军事防御路线和“左”倾的中央领导定下了基调。毛泽东紧接着作了一个多小时的重要发言，深刻地分析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王稼祥发言也有力地支持了张闻天和毛泽东。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以及王稼祥的发言，得到周恩来、朱德和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遵义会议的胜利是政治局和各军团领导同志团结斗争的结果，而“中央队三人团”，特别是毛泽东、张闻天的配合合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遵义会议对变换中央领导作出了决定，但由于时间仓促，新的领导集体的建立、健全还有待于会后“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遵义会议后一天（1月18日），政治局对常委分工首先作出一项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从此，毛泽东重新回到军队的领导岗位。在土城战斗失利、红军一渡赤水向扎西集结途中，2月5日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替代博古，在党内负总责。张闻天就任后，在短短几天里，连续召开中央会议（即扎西会议），讨论通过《遵义会议决议》，作出中央红军回兵黔北和缩编部队的决定，对中央苏区和红二、六军团的战略问题和组织问题作出决定，向红四方面军及时电告中央红军战略方向的改变，并于2月10日召集军委纵队干部会议亲自作了遵义会议决议的传达报告。在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后，张闻天提议成立前敌司令部，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由此授予了毛泽东前方的指挥权。此后为要不要进攻打鼓新场发生了争论。事后，张闻天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并通过成立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毛泽东进入最高军事指挥机构，遵义会议变换领导的使命全部完成。此后，毛泽东逐步成为实际上的中央红军的军事统帅。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央红军取得长征胜利中得到巩固
遵义会议后建立起来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分巩固的。土城战斗失利后，博古曾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毛泽东坚持不能进攻打鼓新场，还被政治局会议撤了刚任命的前敌总指挥的职。毛泽东、张闻天的权威是在正确指挥军事行动，又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进行党内斗争的过程中树立起来的。他们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是在粉碎敌人围追堵截、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胜利过程中得到巩固的。
第一，“四渡赤水”的胜利和会理会议的召开，巩固了毛泽东军事领导的地位。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打运动战，声东击西，迂回穿插，于1月29日、2月20日前后、3月16日至17日、3月21日至22日四次渡过赤水河。接着，3月底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调出滇军后，又奔袭云南，威逼昆明。然后挥师北上，于5月3日至9日抢渡金沙江，跳出了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实践证明了毛泽东战略战术原则的正确和军事指挥的高明。可是，在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兜大圈子机动作战时，军中领导干部并不都理解、信服，反映意见颇多，林彪甚至建议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前敌指挥。在跳出包围圈后，5月12日张闻天在会理城外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怀疑和动摇。通过会理会议，毛泽东用运动战摆脱重兵包围的方针得到确认，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地位逐步巩固起来。
第二，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对张国焘的团结和斗争，巩固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地位，并为今后三大主力的会师打下了基础。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党中央和军委领导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做了许多工作。除了举行会师大会，号召互相学习，要求红四方面军学习遵义会议决议等以外，决定周恩来的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担任；组织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吸收红四方面军6名干部为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其中两人进政治局；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原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与原红四方面军的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编入左路军，朱德、刘伯承同张国焘一起随左路军行动。对于红军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始终坚持北上的正确方针，反对张国焘南下的退却、逃跑方针。从两河口会议到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对张国焘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和思想斗争。对于张国焘攻击遵义会议为调和主义，进行军事示威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的无理行为，则坚决加以抵制。面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张闻天主持常委会作出决定，将统一领导的权力集中于常委会和党中央书记，毛泽东负责军事，博古负责宣传部并主编《斗争》，各部有事与书记张闻天商量，张还兼管组织部，主编《干部必读》。在这之前已经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委。毛泽东、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了团结的方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对张国焘破坏团结的错误主张又坚决进行了抵制。所以，遵义会议后建立起来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警觉到张国焘有分裂和危害中央的企图时，果断地一致作出率领右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决定，及时脱离了险境。
第三，中央红军落脚陕北，结束长征，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完全确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领红一、三军团脱离险境后，在俄界即决定将北上红军缩编为陕甘支队，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由毛、彭和周恩来、林彪、王稼祥组成“五人团”指挥军事。到达哈达铺后，及时决定把陕北作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这样，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于10月到达陕北，11月初在甘泉地区同红十五军团会合，形成一支可观的武装力量，并且有了一块较大的根据地，结束了一年来无后方流动作战的状况，胜利完成了长征。陕北是长征的落脚点，又是打开革命新局面的出发点和指挥部。领导中央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自己的领导地位巩固地建立在这一支红军和这一块根据地之上，从而为日后战胜张国焘分裂活动，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确立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全党全军领导地位完全确立的标志
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固然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打下了基础，但同时应该看到，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在落脚陕北之时，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还没有能够实现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特别严重的是，张国焘不仅掌握着对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而且从1935年9月底起凭恃通电密码和总政委头衔直接指挥着长征途中的红二、六军团；10月5日又公开打出分裂旗号，宣布另立中央，自封党中央主席，通过决议开除毛、周、博、张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所以，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全党全军的统一领导，是经过一年多艰苦复杂的斗争，直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才真正实现的。
对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致电张国焘，严肃批评他“另立中央妨碍统一”的“政治错误”，劝诫他“自动取消”，并由林育英（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进行批评教育，还通过朱德做团结争取工作。在组织关系方面，则在坚持合法的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的前提下，采取变通办法，红四方面军方面成立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代表团，暂与中央发生横的关系。争论的问题可提交共产国际解决。与此同时，提出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最终应来陕甘，在北方建立、壮大根据地。毛泽东、张闻天与林育英商定的这一方案，立足于团结，既坚持了原则，又作出了一定的妥协，无论在共产国际面前，还是在全党全军面前，都取得了主动。而张国焘执迷不悟，继续坚持其另立的“中央”，与党中央分庭抗礼，这就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陷入了被动和孤立。
促使矛盾发生根本变化的还是实践的检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以后，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毛泽东、张闻天密切合作，把握历史的关键，贯彻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卓有成效地及时领导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陕甘边区根据地得到扩大和巩固，红军得到发展和壮大。在这一年间，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做了许多大事：从瓦窑堡会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经过1936年春的晋西会议，到八九月的政治局会议，把人民共和国的口号转变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把抗日反蒋方针转变为逼蒋抗日以至联蒋抗日方针，完成了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从初到陕北时调整对富农的政策开始，调整了各种政策，团结了各种可以团结的力量；和东北军、西北军实行了联合抗日，同各地方实力派建立了程度不同的统战联系，同国民党就联合抗日条件的秘密谈判逐步进行；红军于1936年春过黄河进行了东征，胜利回师后又进行了西征，扩大巩固了根据地，发展壮大了红军，并在全国人民中传扬了红军和共产党的声威；派刘少奇到处在华北抗日斗争前线的北方局领导白区工作，建立了中央与北方、东北、华中、西南各地党组织的联系，同上海救亡团体、爱国人士和地下党的关系也恢复和建立起来；由于林育英被共产国际派回到陕北，及时了解并贯彻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恢复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支持和指导。总之，取得巨大成绩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已经被共产国际认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已经被国民党南京政府确认为代表共产党的谈判对手，已经得到东北军、西北军和各地方实力派的重视，已经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关心和支持。这些事实说明，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其创造的业绩确立了无法动摇的领导地位。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张国焘推行“南下”方针使红四方面军遭到严重损失。到1936年2月下旬，南下时的8万部队，只剩下4万人。南下失败，张国焘又变计“西进”，企图在康川青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并于5月初在甘孜建立“波巴依得瓦政府”（藏族人民政府），致使几万红军被困在人烟稀少、粮食缺乏的西康一隅，难以生存。实践证明了党中央“南下是绝路”的预言，证明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和逃跑方针是完全错误的。
党中央领导下发展革命新局面的胜利，张国焘分裂、逃跑的失败，是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完全确立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决定性因素。但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经过了一系列的工作和斗争。
5月20日，被张国焘切断8个多月的红二、六军团同中央的联系得到恢复。红二、六军团已北渡金沙江，将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国焘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他另立的“中央”了。在毛泽东、张闻天、林育英等通过电报反复说服教育下，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帮助、敦促下，张国焘不得不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共中央”，并勉强同意北上。但张国焘仍不愿放弃其脱离中央以自成局面的打算，到9月中旬又对北上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的方针产生动摇。在朱德将张国焘不愿北上、坚持西进等情况紧急致电中央后，毛泽东、张闻天、林育英等连续致电张国焘和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制止张国焘的动摇，力促迅速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由于党中央的耐心说服和明令禁止，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等的反对，红四方面军其他领导人的抵制和广大指战员的不满，加之在兰州以西渡黄河困难，张国焘才不得不放弃西进的计划而继续北上。
10月9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会宁城会师。10月22日，红二军团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23日红六军团在兴隆镇，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举世闻名的长征以三大主力在会宁、将台堡等地的大会师而宣告胜利结束。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完全确立。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的最初格局及其历史贡献
众所周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胜利，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长达四十余年。四十余年间，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相对稳定的，同时也有一些变动。本文评述的长征时期，正处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阶段。所以，通过遵义会议建立起来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的最初格局，是实际上的军事统帅毛泽东同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的合作。毛洛合作领导全党全军的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1938年9月的六届六中全会。
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将近四年时间里，中央领导核心纠正和克服了“左”倾军事指挥，领导红军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逃跑和分裂，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在1936年10月，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同时，还领导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实现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继纠正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后又战胜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独立自主地创建了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从而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在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张闻天，同毛泽东密切合作，领导全党全军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业绩。在此过程中，得到张闻天的支持，逐渐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又有了新的格局。
毛泽东进行“第二次结合”的探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
列宁在1923年初曾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1]性。”历史的发展果如列宁所料，中国的社会主义确实“带有更多的特殊性”，以至用“中国特色”来指称，来命名。而毛泽东首先提出并开始探索的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日子里，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的中国人民，深深缅怀、永远铭记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基的卓著功勋。
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第一次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辟了井冈山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取得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又探索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指出现在中国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要求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2]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就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创举。毛泽东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经验。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设想过，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可以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的办法。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机会实践他们的设想。列宁在1918年和1921年两次提出“赎买”的主张，也都因得不到俄国资本家的合作而失败。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的东方大国取得了成功。这是因为，毛泽东与列宁处在很不相同的历史条件之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情况，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同苏联的情况很不一样：
——从历史上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解放战争中政治上大部分处于中立，一部分有影响的人士表现进步，拥护新民主主义，故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全国工商业界”的名义，作为16个“团体代表”单位之一、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国民主建国会作为14个“党派代表”单位之一，参加了中国人[3]民政治协商会议；其代表人物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担任领导职务。[4]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营发生困难的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大都要依靠政府的支持，后来他们对于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的依赖程度愈来愈深，愈来愈广。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把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同原有的海外市场割开，把他们的许多原材料、零配件来源切断，把他们在海外的一部分资金冻结，这就促使他们依靠人民政府。
——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对民族工商业者的生产和收入都比较有利，他们的企业可以通过接受加工、订货、代销等方式维持和发展生产，可以从企业盈余中领取四分之一作为股息（通称“红利”）。
——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同政府发生过冲突甚至严重冲突，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加上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思想改造等运动的教育，他们认识到不接受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的领导，采取对抗的态度，是没有出路的。
——1952年，中共中央按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有一个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1952年9月，毛泽东就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指出，土地改革完成标志着民主革命任务完成，接下来要向社会主义过渡。要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10月初，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访苏。受毛泽东委托，于10月20日致信斯大林，通报中共中央关于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进行的设想，通过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指出：“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党的任务是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5]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6月28日，毛泽东对有关利用、限[6]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几个文件写了批语，作了修改。6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青年团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的谈话中再次对总路线进行论述。他说：“党的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十五年。一年一小步，五年一[7]大步，三个大步就差不多了。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8月，毛泽东在审改周恩来8月11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结论中，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第一次作了正式的文字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8]倾或‘左’倾的错误。”
在总路线指引下，中国农村掀起社会主义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在一定时期内，国家按核定的私股股额付给私方（即民族工商业者）年息五厘作为“赎买”的代价。对他们来说，这样的政策比苏俄实行的没收的政策，有利得多。再者，对私方人员，还进行恰当的工作安排和政治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有用武之地。所以，社会主义中国的资本家愿意接受“赎买”政策。
总之，形势的发展，国际的环境，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历史的和现实的教育，促使民族工商业者体认到，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也不错，所以他们愿意接受“赎买”政策，拥护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毛泽东就对其必然性和可能性作过透辟的论述。1953年7月29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在过渡时期，我们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其性质和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相同的，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但实行的办法则有很多不同。列宁在1918年指出的这条路，我们实行了。资产阶级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对资产阶级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现在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他们。使独立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变为受限制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大进攻，只有有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这五个条件，加上社会主义工业和经[9]济的发展，才能这样搞。”
必然性、必要性、可能性，还不是现实。要使发展的趋势变为现实，还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还要领导、引导、推动。这时，毛泽东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成功地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推向高潮。
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邀集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他在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论述这个问题，希望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具体阐述了新中国的和平赎买政策。他说：“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十五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这部分利润，是工人生产的利润中间分给私人的部分，有说一年四五个亿的，有说没有这么多的，大概是一年几个亿吧，十年就是几十个亿。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么一种政策。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价，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二十五亿元，商业方面有八亿元，合计是三十三亿元。我想，如果十五年再加恢复时期三年共十八年，工人阶级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这个数字。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一九四九年对官僚资本那样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呢，还是拖十五年、十八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办法好呢？这是两个办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办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对资本家的安排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通统地安排好。……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合作的政策，他们的政治权利是已经有的，将来阶级成分变了，不是资本家了，变成工人就更好了，因为工人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吃香嘛。……你们想当工人阶级有没有希望呢？是一定有希望的，我可以开一张支票给你们。这是一个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把个体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了，社会上就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整个民族只有到那个时[10]候才更有前途，更有发展希望。”
11月，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举行会议，学习毛主席讲话，陈云、陈毅到会上做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会议发表《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工商界认清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稍后，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会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个别合营进入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被批准为公私合营。1月15日下午，北京市各界二十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此后，天津、西安、沈阳、重庆、武汉、广州、上海等大城市也先后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月底全国有118个大中城市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私营工业人数的99%，私营商业人数的85%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基本上完成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就这样，中国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完全以和平方式有秩序地实现了社会主义运动中先进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以“赎买”方法解决资产阶级问题的伟大设想。虽然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不很适当，但应该看到，这个方法确实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巨大成功。今后人类历史在遇到类似情况时，后来者也许会比中国共产党人做得更完善，但是中国的这个经验无疑表现了在艰辛探索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巨大智慧和创造性。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以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作出结论说：“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胡乔木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而作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出：“中国在五十年代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八十年代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这两座里程碑。”并指出：“改革开放事业是五[11]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真正的续篇。”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又正视现实，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实际进行分析，指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据此，毛泽东提出一个重要的论断：“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并明确提出可以实行“新经济政策”。还阐述了若干重要的政策、方针：上海的地下工厂“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12]。虽然后来没有朝着这个趋向发展，但他的这些思想给人有益的启示，而若干年后改革开放的实践，恰恰印证了他的这些思想的价值。
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作用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确立社会主义经济根本制度之外，扼要地说，还有以下六个重要的方面：
一、毛泽东在实行“第二次结合”、艰辛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进行理论创造。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论十大关系》等著作，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性思考，具有警戒的意义，不乏有益的启示。
二、毛泽东领导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主持制定的《共同纲领》（1949）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苏联那样的两院制）、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不是苏联那样的一党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是苏联那样的联邦制），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保证。
三、毛泽东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又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纠正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贯彻执行总路线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制定了一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20世纪60年代前期制定的八个条例：《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商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教育工作条例草案》（共三个，分别简称《高校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科学工作条例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文艺工作条例草案》（简称《文艺八条》），使得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都有了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章程”。这些“章程”，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直具有指导作用。
四、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到按农轻重为序，毛泽东探索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培养了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为改革开放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五、毛泽东制定了繁荣文化、发展科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都取得巨大发展。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国防科技事业的成就，打破了霸权主义的“核垄断”，使中国跻身于核大国和航天大国的行列。
六、在毛泽东领导下，从倡导、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我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和国际统一战线策略。在毛泽东时代，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突破了中美之间长期对抗的局面，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政治大国的地位。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我国同11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毛泽东打开的外交新局面，为我国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总而言之，毛泽东虽然没有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在探索、实践“第二次结合”的过程中也产生过不少失误，遭遇到许多挫折，甚至犯了全局性的错误，但他领导建立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思想理论和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各个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毛泽东领导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共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分两步走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蓝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方向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目标。毛泽东在领导党和人民进行探索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理论创造，固然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探索过程中的重大失误和严重挫折，其深刻的经验教训，也给予后来者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不可缺少的宝贵启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在毛泽东奠定的基业之上，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说：“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途和制度基础。”这一精辟论述，是对毛泽东进行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基础的伟大功绩做出的历史结论。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贯彻实施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
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同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毛泽东从古田会议提出群众路线开始，在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到中共七大报告时，将密切联系群众和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党的三大作风进行了系统论述。群众路线包含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等群众观点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它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生命线。贯彻实施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毛泽东始终坚持这条生命线，教育并领导全党继续贯彻、实施群众路线，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为保证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毛泽东根据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提出新任务、新要求、新措施，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第一，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毛泽东总是根据新形势和新任务，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意义，提出贯彻实施群众路线的新内容。
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13]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指明了密切联系群众、贯彻群众路线的关键。为七届二中全会做总结时又提出贯彻实施的具体意见，他说：“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14][15]现象。”还说：“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六项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新中国建立以后，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即作出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
从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新情况出发，毛泽东对在城市工作中怎样贯彻群众路线这个新问题作了具体明确的阐述。当时，干部中对于城市工作中应该依靠谁的问题存在着不少糊涂思想。有些人认为应该依靠贫民群众，有些人甚至认为应该依靠资产阶级。针对这些糊涂思想，毛泽东指出，城市工作应该依靠工人阶级。他对城市工作中群众路线的内涵作了如下阐述：“在城市斗争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16]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针对党内较为普遍存在的看不起工人的思想，强调要“向干部做教育，明确依靠工人[17]阶级的思想”。指出“明确依靠工人阶级应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应把它贯彻到各项工作各个部门中去”。要求各地及时“召开一次城[18]市工作会议，着重地研究和解决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问题”。这就抓住了城市工作中贯彻实施群众路线的关键。同时，他又“提倡关[19]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1951年2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写指示，指出：“现在大城市房屋缺乏，已引起人民很大不满，必须有计划地建筑新房，修理旧房，满足人民的需要。”要[20]求各地“均可仿行”北京市委的做法。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之际，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指明一个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三件主要武器之一。强调在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面前，“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21]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这就根据新形势下新任务的需要扩大了“依靠群众”的范围。
在指导铁路工作时，毛泽东更明确指出“依靠和团结广大群众”的范围不仅包括“工程师”这样的“内行的人们”，而且包括“自由资产阶级”在内。他说：只要我们依靠群众，就有力量，就能够修好铁路。要修成几十万公里铁路，我们主要要依靠群众，就是工人、工程师等一切有用的人。还特别强调：我们要依靠群众，要依靠最下层群众，这是基本的。他进一步说：以后在我们面前困难是一定会有的，但不管困难有多大，只要我们注意依靠和团结广大群众，就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不管是共产党员或不是共产党员，只要是想把中国搞好的人，都要团结他们，这样困难就可以克服，我们的人民铁路事业就可以从少到多，从二万多公[22]里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这番话的精神无疑适用于经济工作的各个领域。
在领导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革命运动时，毛泽东把实行群众路线放到第一重要的位置。把是否动员了群众，是否发动了群众，作为衡量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的标尺。
对于土地改革工作，毛泽东运用老解放区土改的成熟经验，明确指出：一、土改的正确方向是发动群众。他说：“土改工作主要应注意是否真正发动了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由上面派干部帮助）推翻[23]地主阶级，分配土地。只要合乎这个方向就是好的。”二、土改第一阶段是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各项斗争。他说：土地改革要有秩序分阶段进行，“首先在各县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减租、退押、反霸及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整顿基层组织，将此作为一个阶段，接着转入分田[24]阶段”。三、衡量土改是否成功的标准是农民群众是否高兴。他指出，要求一点不出乱子是很难的，只要省、地两级掌握得好，随时纠正偏差，使农民群众高高兴兴地减了租，退了押，清了匪，反了霸，分了土地，农会、乡政权和民兵都掌握在以贫雇农为骨干的人们的手[25]里，那就很好了。
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毛泽东指出：“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他具体阐明实行群众路线应该怎样做工作。他说：“目前在全国进行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激烈的和复杂的斗争。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26]向。凡是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毛泽东指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这个运动，已推行者深入之，未推行者普及之，务使全国每[27]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51年夏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更把它推向新的高潮。一年间，全国人民捐资5亿多元，可购买3710架战斗机。
在领导开展“三反”运动时，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发动群众。他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28]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毛泽东十分强调走群众路线。他说：“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29]不可能巩固。”
1961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六十条》规定：“人民公社各级的干部，都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依靠群众做好一切工作。要关心群众生活，处处为群众打算。要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遇事和群众商量，反对强迫命令。”（第八章第46条）
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由“四清”发展而来。“四清问题”是从群众中来的。河北保定地委同志到农村进行调查，发现农民在经济上迫切要求社、队认真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毛泽东注意到群众中来的新情况，指出：“目前社、队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亦即干群之[30]间的矛盾，必须予以解决，也不难解决。”及时地到群众中去，指导开展以清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四清”运动。以后，又进一步总结各地的实际经验，扩大“四清”范围，发展为包含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四个方面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31]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指出：“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他期待通过这次教育运动，“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32]的气象”。并告诫说：“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33]景啊！”
在领导运动中，毛泽东指示应该推广发动群众搞好运动的经验。当时浙江诸暨创造了好经验，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通过说理斗争，制服敌人，把“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内部肃反的方针推广到用来处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他着重指出：“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34]过试点，推广去做。”
深为遗憾的是，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形势，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致使社教运动步入“左”倾的邪路。以后更发展为“文革”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错误。由于根本上走偏了方向，群众路线没有同民主与法制相结合，而是同个人崇拜、无政府主义联系在一起，群众运动变成了运动群众，成为制造内乱、带来灾难的破坏力量。历史的经验说明，贯彻实施群众路线，一定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第二，坚持不懈地反对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脱离群众的恶劣作风，提倡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提倡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毛泽东在领导开展“三反”运动时，把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作风联系起来考察，指出：“反贪污斗争和反浪费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必将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35]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对贪污腐败，对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深恶痛绝。他说：“主观主义、命令主义，一万年也是要不得的。不仅对于分散的小农经济要不得，就是对于合作社也是要不得的。……凡是主观主义的，不合实际的，都是错误的。凡是用命令主义去办事，都是错误[36]的。”他指出：要知道下面的命令主义、违法乱纪，是跟我们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因为我们没有去过问，没有去检查，或者缺乏检查。……我们应该轮流到下面去检查，经常有人在下面。……这次会议以[37]后，要从我们中央开始，带头下去检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1953年1月5日发出），指出：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下情，不了解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视无睹，不引起义愤，不感觉问题的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则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我们的领导任务有所加强，我们的领导办法有所改进，则危害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可以逐步减少，就可以使我们的许多党政组织较早地远离国民党作风。而混在我们党政组织中的许多坏人就可以早日[38]清除，目前存在的许多坏事就可以早日消灭。
他反复揭露脱离群众的种种恶劣作风，指出：
——有大量的好同志却被那些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爱好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同志们，亦即官僚主义者，[39]所压住了，现在必须加以改革。
——整训干部已经成了极端迫切的任务，各阶层人民相当普遍地不满意我们许多干部的强迫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尤其表现于征粮、收税和催缴公粮等项工作中的上述作风，如不及时加以整顿，即[40]将脱离群众。
——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41]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42]对的。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
[43]评。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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