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朝鲜战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大华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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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朝鲜战场试读：

201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60年。浙江省磐安县档案局历时两年多，记录了当地健在的83位志愿军老兵的战场亲历。10万字口述档案《我在朝鲜战场》，打开了我军战史上一段珍贵记忆。我曾经参加过30年前我国那场“最后的战争”，但当我有幸作为第一读者，一口气读完这部沉甸甸的口述档案后，还是被60年前那场历时三年的战争所震撼，为我们志愿军战士英勇善战的壮举而感念，为磐安志愿军老兵的真情讲述而感动，长期和平环境养成的宁静心境被重重地撞击着。战士一切为战胜

翻开一部我军壮大史，曾经打败过21个国家军队，包括一些军事强国、霸权国家的骄奢之军，无愧是一部中国人民扬眉吐气、中华民族百年雪耻的英雄史诗。在我们军队，不仅有名彪青史的著名将帅，也有家喻户晓的知名英雄，更有成千上万为共和国浴血奋战的无名战士。磐安83位志愿军老兵真实鲜活的生动讲述再一次证明：我们的军队攻必克战必胜，我们的战士能打仗打胜仗。“明知是条死路，还是得向前冲。”陈希彬是首长的通信员，肩挂步枪、身佩手枪。上甘岭战役打响后，为解围志愿军某部，首长亲笔写了“救兵到”三个字的情报，派通信班9名通讯员去完成看起来很轻松的任务。我们把情报攥在手心，一旦发生情况，即使要死了也必须在死前把情报咽到肚子里，不能让敌人拿走。当我们9人匍匐到某部指挥所附近时，突然感到送情报的担子比山还重。进入某部指挥所的通道仅五六米宽，被接二连三的照明弹打得亮如白昼，一只鸟也很难在这条通道上飞过。第一组的3名通信员牺牲了。轮到我们第二组了，我是组长，其他2名战友都是老乡，一个是金华的倪起通，一个是兰溪的童国林，他们也牺牲了。我蹬出了吃奶的力气，一个大跨步，窜过了这条死路，只听子弹在耳边、头发边呼啸而过。我飞一样地把情报送到了某部指挥所，保证了部队胜利突围。当天晚上9时左右，首长专门召开会议给我记功一次，还当场奖励300元钱。这么多奖金让我与战友发呆了，那时我一个月的津贴只有3元。“誓死不做俘虏，誓死不交枪。”楼普良是炮兵，部队开赴前线接防，他们背着70多斤的武器装备一直走了48天。临战训练，要求每个战士至少会使用轻机枪、重机枪、冲锋枪、手枪、手榴弹等5种常用武器。我军阵地与美军驻地仅一溪之隔，部队一进入阵地就与美军交上了火，连着打了10来天。美军飞机轰炸很频繁，一天最少有三四次，而且飞机数量很多，最多的一次有五六十架，像一片乌云压过来。我们炮兵，既要防御敌机轰炸又要协同步兵作战，精神一直都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最多的时候一小时打出了140多发炮弹。当时大家都没有怕死的思想，战前都宣过誓。“宁可光荣战死也不当俘虏。”陈金法是机枪连副班长。慰问团首长说，你们吃一颗糖就要消灭一个敌人。我就背着一个小口袋，吃了几颗糖就放几个小石子，打死一个敌人扔掉一颗。我们经常要清理战场，把战友的遗体背到一边埋葬。打过仗后都要背，一开始有些害怕。志愿军战士的信息一般都写在手臂上，捡到写着名字的手臂就知道谁牺牲了。我们也背美国大兵的尸体。美国兵比较高大，若是拉着两条手臂背的话，两条腿就会拖到地上，只能横过来拉着一条手臂和一条腿背。说不清自己到底背了多少遗体了。战争的残酷，不仅仅在于死亡，还有比死亡更痛苦的是当俘虏后被折磨。“武器差，但战士们的武艺高。”陈茂贵在乡里第一个报名参加志愿军，复员前任副连长。志愿军士兵装备一支步枪、4枚手榴弹、80发子弹、一把铁锹，机枪班则有歪把子轻机枪和马克沁重机枪，干部则有最新式的五一式手枪、五一式冲锋枪。美军全部装备现代化武器。我是连里的神枪手，步枪250米，轻机枪两连发，都是我的长项，迫击炮射击3枚能有2枚命中目标。“在清川江上与敌人展开了残酷的造桥炸桥拉锯战，始终保证这条供给线畅通无阻。”郑绍泰是一名工程兵。白天常有飞机袭击，战士们只得在晚上六七点钟天黑后架桥，每个战士腰上挂着3盏手电筒，左、中、右各一盏，各有开关，在哪边干活就按哪边开关。有一天，班长李跃明与二班的沈逸木、四班的孔庆龙一起往江中运送木料，飞机轰炸时，来不及回撤，光荣牺牲了。1952年时，美军看我们的桥越造越长，炸了马上能修回去，就变得更狡猾更凶残，在木桥上游扔定时炸弹，让水流冲到桥脚。我亲眼看到一名班长带着两名战士去排除定时炸弹，结果被炸牺牲。有一次去修复6号洞口，事后才知道，这就是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牺牲的地方。“那时我们不知道，正是这样一座座桥梁的畅通才铺平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前进道路。”马荣力入伍前学了6年的木匠，报酬是一天1.5斤大米。部队根据我的专长，把我编入工兵团机械连。轰炸、寒冷、食物短缺，这些和平年代难以忍受的困难，当时却稀松平常。再苦，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的战场在江边，主要任务是保护三座桥：一座是水上桥，高水面约30厘米；一座是水下桥，在水下约10厘米；还有一座是浮桥，先是铁索横江，再在上面横铺木板。保证桥梁畅通就是我们的天责。“最开心是打完胜仗，大家一起评‘谁是最可爱的人’，每次被评到心里就甜甜的。”孔宪义已记不住打了多少场仗，只知道很多很多。经常是这边打完马上去另一边打，一打一两天是常有的事。记忆最深刻的是上甘岭战役了，美军17次冲锋，都被我们打退回去了，当我们取得胜利的时候，真的非常高兴。打仗时候都不睡觉，打完仗回营地随便找个地方睡。七天一般有一餐吃饺子，一餐吃饭，其他时候都吃高粱或者炒米。那里跳蚤很多，战友得皮肤病也很多。但是，我们都不怕苦，心里就想着早点打完仗，早点回祖国。“在炮火连天的战斗中，战友们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没有一点私心杂念，唯一想法是战胜敌人，夺取战争胜利。”郑昌郎是坦克工兵。有时候，头一天修好的防空洞，第二天就遭到敌机的轰炸。如果防空洞修得不牢，根本经不起敌机的一次折腾。我们连队的战士，个个身强体壮，用粗的木头搭建，用大的石头和泥土加固，防御工程坚不可摧。在高地上，我一次次地目睹敌人在飞机掩护下，从山腰向山头进军。看到战友们一个个被美军击倒，心里很是着急。守在山头上想去救，却用不上力，胸中怒火越烧越旺。战斗间隙下去救人，用铁镐挖，恐伤到战友，就用手挖。在战场上，我曾救出了许多战友。战争是残酷的。战友们的英勇气概，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是永远体会不到的。在战场上，绝对没有怕死的战士。面对生与死的考验，牺牲是光荣的，活着是幸运的，我们会更加懂得珍惜现在的生活。“保卫桥梁、保卫祖国、保卫毛主席。”蒋炳湘是工兵连的机枪手，专打飞机。飞机来的时候，两箱子弹一下子就打光。1953年2月，敌机300多架，飞到大同江炸桥，照明弹照得像白天一样，战士满地跑，排长班长大声喊别跑，一个炸弹下来，12个战士当场死亡，我所在班牺牲了3个，伤的就更多了。还看过飞机和飞机打，一架飞机一个筋斗翻过来，又打，很激烈。工兵苦，没日没夜。步兵打完仗可以休息，工兵没有，那个苦啊，做梦想想也很苦。打仗除外就是政治学习，经常喊口号。上完政治课后，每个人视死如归，恨不得马上去和敌人战死。死在战场最光荣

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毛主席也说过，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抗美援朝战争，是我军所经历最残酷的战争之一。60年前，磐安有4000多名青年报名、425名参加志愿军，牺牲14名。磐安县档案局记录的83位志愿军老兵，入朝参战时年龄最小的17岁，最大的32岁，有32人立功52次。他们不仅是战争的幸存者，还有幸活到当下，从他们朴实真情的表露中，让我们真切感受到那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壮士情怀。“一到驻地，迎接我们的第一阵是子弹，第二阵是炮弹，第三阵是炸弹。”赵法华在机动部队。过江后东奔西走，白天隐蔽在柴草蓬里，晚饭后开始行军，每晚走六七十里。整个连只有一盏灯，摸黑前行，抽烟也禁止。偶尔会有汽车灯光照来，眼睛一下子不能适应，灯光过后眼前更黑，常常摔倒，手和膝盖的皮都破了。炸弹将黄泥炸飞，落在一位湖南战士背上，这位战士大喊“班长，炸弹炸到我了”，站起身，抖落身上的泥，什么事也没有。可是我们的排长、副排长却真的被炸死了，一位仙居籍战士被炸断了脚筋。“我参加了上甘岭战役的战场打扫，场面十分悲壮。”陈家福所在的工兵连，在上甘岭战役中有六七人牺牲。战后的上甘岭一片狼藉，看不到一棵树，看到的是一片焦土，焦土上飘扬着雪白的棉花，是被炸战士棉衣上飘散开来的。我们眼含热泪，忍着悲痛把牺牲战友的遗体抬回来，把丢在战场的武器收回来。“我们的生死事小，通讯畅通高于一切。”陈新其是营部通信员。1952年5月的一天晚上，营里有两个连队到河对面搭桥，与营队失去了联系。营长当即下令，必须在一个小时内通上电话。我接到命令，立即和另外一名战士出发了。我把从美军缴获的电话线捆在身上，足足200多米，分量可不轻。还差三分之一的路程就能到达对岸时，河面开始汹涌起来，涨潮时间快到了，如不及时就会被潮水冲走。当时我们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在潮水来临前赶到对岸。“我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王秀标是一名工兵。1952年年初，我探到了首个地雷，排除后很高兴。1951年在开城，我与30多名战友一起建碉堡，造到2米多高时，敌人打来榴弹炮，炮弹就在我身边爆炸，1名战友的屁股被炸伤，我却没事。有一次，我前后的两多战友都被打死了，站在中间的我还活着。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跟排长去侦察，一发炮弹打来，排长被炸成两截，我居然没受伤。1952年5月的一个凌晨，我请假到防空洞解手，一发迫击炮打来，我提着裤子跑回防空洞，第二发炮弹便在我蹲过的地方爆炸。“我们都写过这样的血书：当兵就要打仗，打仗就要死人，只有前进、不能后退！”周土门与战友们都写过血书。每个人都在白布上写下编号、姓名、地址等识别身份信息，缝在衣服腋窝处（这个地方敌人枪打不到，不容易被损坏），有的则是直接写在衣服上。在战场上，战士在哪儿牺牲就先埋葬在哪儿，靠衣服上的编号来辨认血肉模糊的遗体，然后在墓边竖上一块牌子。1952年初，我第一次参加作战，战况十分激烈，晚上也跟白天一样，被敌人照明弹照得连一根针掉地都能看见，一打就是十几天。我们用的老式重机枪有360多个零件，坏一个零件就要拆掉重装，还要加水冷却，三个枪架换着打，极不方便。子弹又少，一挺重机枪配6箱子弹250发。打飞机，就要靠眼睛亮、耳朵灵，指挥快、目标准，靠战友团结配合。白天打仗，晚上行军，吃住都在山上，天冷靠炭火取暖、用甘油擦脸，饥饿舔一舔“保命”的压缩饼干。打仗胜利，靠的是士兵勇敢、不怕死。“虽然大家都知道去了朝鲜可能永远也回不来了，即使这样，大家都强烈要求参战。”朝鲜战争爆发时，曹加好已是一名军人，正到上海交通学校学习驾驶。我和战友们纷纷写请愿书请求参战。可只有表现好的、先进的同志有资格参加抗美援朝，当时我是班长，表现好才被批准参战的。“在战场上，我们都做好了死的准备，心里也真这么想，死了也没关系，死也光荣，自己有多少力，总要出多少力的。”陈成料体质较弱，临战训练时晕倒被送回国养病，病愈后立即回到朝鲜战场。最艰苦的一次经历是从鸭绿江到“三八线”的夜行军，整整走了27天，每天下午5点到次日天亮前，每天要赶100多里路，白天则隐蔽休息。那些天，大家的脚都起了很多泡，磨出了很多血。只要还有一点点力气，就不坐车。在过鸭绿江的第二个晚上，有一个整排被炸死了。“我来之前就发过誓，不把敌人消灭光，死也要死在前线。”叶良根是一名炊事员。当时父母不同意我参军，但我坚持要去。我不想当炊事员，愿望就是去杀敌，开会时就提意见。炊事员也危险，正在做饭敌机来了，马上钻进防空洞，锅碗饭菜就被炸毁了。“战争是残酷的，人命都挂在头发丝上。”刘大兴是工兵连里的炊事员。听起来做饭很容易，其实不是这样，战场上做饭是很困难的事。那时候，美军掌握着制空权，天上飞机整天在飞，到处扔炸弹，他们炸弹很多，一看见哪里冒烟就往哪里扔，他们就是不想让你安稳做饭。有一天，到小河边挑水，被敌人飞机发现，重机枪子弹打下来，差点要了命。战争是危险的。一过鸭绿江，看到伤兵一车一车运回来，我心里就发紧。从鸭绿江出发到三八线附近，共有100多道封锁线，过封锁线的时候，10来个人一组，每个人至少相差一丈多路，用力往前冲，每过一道封锁线，相当于迈过一道“生死槛”。不怕死更不怕苦

战争，是对军人生理极限、精神意志的最大挑战。“置之死地而后生。”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孙武的这种“死地”战争观，作为军人战斗精神的重要内涵仍不过时。我们的军队要能打胜仗，必须严格培育过硬战斗作风，培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磐安83位志愿军老兵刻骨铭心，甚至鲜为人知的战场记忆，正是经历过这种战斗精神高峰体验后的真实写照。“残酷艰苦做鬼都会哭，是我最深刻的记忆。”陈章洪是一名炮兵观察员。我在观察所用仪器观察前方敌情，边观察边用电话报告，电话线打坏时就用步话机通话。吃的以压缩饼干为主，也有高粱玉米、罐头等，当时伙食标准是每天3元，比国内高出一倍。由于缺乏蔬菜，很多志愿兵得了夜盲症，国内就用蔬菜食品搭配熟干粮制成颗粒状送到前线，服用后症状消失。战斗的具体情形已是记不清，总是没日没夜观察，修坑道等等，见到的都是双方炮击，美军飞机轰炸，敌我双方步兵冲来冲去。“战友们有棉衣裤却没有棉被，睡在山洞里不潮但很冷。”王忠良在一次搭桥打桩过程中，被突然倒下的重达几百斤的打桩机压伤了腰，卧床近三个月。我们不能到外面洗澡，连洗衣服也要躲起来洗，洗完后也只能晒在树丛里。从驻扎地到开会地点短短的六七里路，常常要十几次防空躲避。1953年的一次轰炸，敌军集结了1300多架飞机，未爆的炸弹都随处可见。1951年农历12月，我们奔赴前线板门店，在那儿驻扎了1个月。天气很冷，积雪有30公分以上。我们晚上睡在朝鲜老乡家里，去时他们往往已经休息了，有时候不禁就会钻到他们的热被窝里，先是把脚伸进去，还好朝鲜老乡都很理解很宽容。战友们有时候也会爆发一下：“我们参军不是来朝鲜受这样的苦，我们要去解放台湾，解放全中国。”但战友们终究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敌人靠的是武器，咱拼的是意志，靠的是勇敢。”郑岩方入朝时已近30岁。行军要躲在窄窄的栈道下面通过，脚在地上走，眼要往上看。我的一个战友就因为走出栈道解手，差点被敌机炸死。我们面临的不仅是死神的威胁，还有寒冷和饥饿。那时，我们还没有空军和海军，作战只能靠陆军，武器装备也十分落后，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相差太悬殊了。“桥梁就是我们的命。”胡绍寿记忆最深的一次是河边修碉堡，敌机当场炸死两名战友。零下二三十摄氏度也要下水，穿着防水服也非常冷，下水前喝一口白酒。尽管如此，不少战友被冻伤。1952年，每天有飞机轰炸，没日没夜。每次飞机把桥炸毁，我们就赶紧架桥修桥，直到桥修好才能吃饭。“很多同志的手肘膝盖的皮都没了”。楼福喜记忆中最苦的是行军。朝鲜的冬天比磐安冷很多，鼻子耳朵都起冻疮，雪有一米多深，所以只能“四脚爬”前行，前面的人像游泳一样用两手扫雪，为后面的队伍开路。为了避免暴露目标，晚上不能点灯，一个连队只有一只手电筒，都是摸黑爬行。但是可以唱歌，走累的时候，后面宣传队的女同志就给我们唱歌鼓舞士气。“最难受是没有水喝，只能拿海水用醋过滤后再喝。”陈银木过江后，每晚行军百余里，连续走7夜之后休息3天，又连续行军16个晚上到最前线。行军时，都是由朝鲜老乡带着走的山路。不少战友一开始还随身带着雨伞、萧、胡琴等，过江后第三天全丢掉了。有一次挖防空洞时，被敌机炸塌了一个，两名装电话的战士被埋了，我们马上组织救援，有一位是磐安老乡。1952年下半年的一天，敌军飞机来搞反动宣传，飞机上那人却喊：“志愿军同志们，把工事筑得坚固些，胜利一定是属于你们的。”我们猜测那可能是个被美军抓来的中国留学生。“一边尿一边结成冰柱子，尿完后就可以直接用脚踢开。”陈守天是一名舟桥兵。手接触到铁，很快被冻住，不小心就撕烂了。有一回，敌人的轰炸从下午1时一直延续到晚上9时，9座桥梁被炸毁，水中桥也被炸掉了。炸弹在空中炸开，掉下的炮弹盖比大碗口还大，弹坑直径一米左右，水很快渗满，人滑入就会被淹死。一连有兄弟俩，哥哥被炸牺牲，弟弟去抢遗物，掉进弹坑也淹死了。兄弟俩都是我抬着去埋葬的。“重伤不叫苦，轻伤不下火线。”邵福禄是坦克二炮手。坦克最危险的是被敌人包围。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要撤离坦克，保护坦克。有一次，我们跟敌人展开了白刃战。面对身材高大的美国兵，我毫无惧色，避开敌人的正面突刺，转身一枪托把对方砸倒，继续与美国兵拼刺刀。那次我的左大腿受了伤，被敌人捅出七八厘米长的口子。在去野战医院的路上，汽车被敌机炸毁，拖着伤腿走了两天才到达。一个月后，我又回到前线，不能上坦克就到山炮部队去，学会了操作多种类型的火炮。“坚持英雄，逃跑狗熊。谁愿是狗熊呢！”陈水品的连队刚入朝就开赴三八线以南构筑防线。我面临的第一个考验是负重行军，开始不累，时间长了就吃不消，脚起泡。比负重行军更难的是夜间行军，一个晚上要走70里，经常有战士掉队。最大的考验是过封锁线，夜间被照明弹照得像白天一样。敌机会进行火力侦察，返航前会扔下很多炸弹，战士一动不能动。如果让飞机发现目标，整个部队就受到轰炸。遇到敌机轰炸，没有一个战友会动，更别说逃跑了。舍得只为尽忠孝《我是一个兵》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流传甚广、传唱至今的军旅歌曲。“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歌词简单质朴，却充满着激情与力量，始终迸发着时代最强音。磐安83位志愿军老兵阐发的生死观念、思想感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主旋律中的铿锵音符，唱响的正是最美中国人的好声音，彰显着当下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深刻内涵。“保家卫国，我们不打死敌人，敌人就要打到我们的家。”卢加丁是家里的独子。在我心里，始终想到的是国家。一进入朝鲜，大家就看到了战争的残酷无情。虽然远在朝鲜，但想到的还有祖国。如果敌人打垮了朝鲜，那接着就是打中国。在部队，不打仗就是修建防御工程。生与死、苦与累，算什么。自豪的是，自己在很多战役中，亲手打过三七机关炮，消灭了许多敌人。如今，我很满足。我想对大家说：“遇上好时代，知足能常乐。”“我觉得国家需要我们，就坚持一定要去参军。”羊圣希7岁失去父母，是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的。我们从磐安走了两天的路到金华，换上军装就北上。一次遇上了敌机轰炸，我迅速隐蔽，正好趴到一堆牛粪上。有时候还会趴在腐烂的尸体上面。“父亲思想比较先进，动员会后，第一个帮我报了名。”陈绍周先后在步行排和电话排干过。步行排主要负责送五华里范围内的信件，不分白天黑夜，战士需要锻炼胆子和能力，要在规定时间到某个位置放纸条取纸条。执行了无数次任务，从没出过任何差错。电话排主要任务是架设和维护电话线，保证部队之间电话的畅通，部队之间每隔3分钟要通一次话。朝鲜最低气温零下四十五摄氏度，在外作业时，常常被冻伤双手，肿大一圈。“在我带领下，全村10多人报名参军。”郑昌龙参加志愿军时已25岁，是家里的顶梁柱。妻子怀孕七八个月，母亲病故，老父亲带着四个姐妹生活。“打仗越怕越不好，畏畏缩缩更危险，要拍拍胸脯往前冲，能活下来最好，万一牺牲了也是为国捐躯。”陈式品的母亲听说儿子当兵，万分不舍。但我有自己的追求。战场上，枪弹无眼，战士们随时都可能付出血的代价。部队是个锻炼人的地方，2011年我把孙子也送去参军了。“我的志向是当解放军，参加抗美援朝。”陈邦德参加志愿军才17岁。我的身体不太好，耳朵听力不好，走路腿脚不便，手臂上有一个一个小疙瘩，里面是石粒，是战场上受伤留下的。我青少年时就是村里的积极分子，担任村儿童团团长。当时的深泽区指导员颜光明看我不错，想让我当他的通讯员，我不答应，第一个报名参加志愿军。我的一生无怨无悔。“我父亲说，敌人要侵犯我国，现在有了自己的田地，那一定要保卫的。”参军前，吴茂春家里人每个人有一亩。我是机枪手，掩护排雷，力气好，枪法准。扫雷任务很重要，成功了，后面进攻部队就有利了。美军的炮火很厉害，新兵怕大炮，怕飞机，经过老兵带半年后，了解了规律就不怕了，能善于利用地形物进行躲避。“我虽然不用直接去打仗，但也想家时间都没有。”蒋定梅刚刚完婚就入朝。我初中毕业，当时算是文化人了，领导安排我当文书。我要求自己，命可丢保密箱不可丢。“每每想起在朝鲜既艰苦又光荣的时光，令人感慨万端，感觉周身的热血还在沸腾。”陈兆法参军前在乡政府任文书。在朝鲜，没有愧对组织。回忆抗美援朝的战斗岁月，记忆犹新，如在昨天。上战场，大家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但真正发生在战友中间，还是感到无限悲伤。追思逝去的战友，我觉得自己活着是多么幸运，也希望后人能珍惜和平年代的幸福生活。“应该把亲身经历的烽火岁月写在纸上。”戴尉朝退休后发表了多篇亲历朝鲜战场的文章，还有一首诗：“六十年来忆旧情，美式飞机轰炸声。敌军北进到平壤，梦想活捉金日成。哪知中朝团结紧，五次反攻到汉城。铭记历史爱和平，中朝友谊血凝成。”

2013年元宵节后的第一天，我6年中第6次来到磐安调研，在蹲点4天中，到村社走访志愿军老兵，与口述档案记录者深入交流，彻夜阅读10多万字的《我在朝鲜战场》。连日来，我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常常沉浸在感动、感激，甚至汗颜的心绪之中。作为曾经是一名军人，我为前辈们的战斗精神而感动而骄傲；作为伟大祖国的一员，我为前辈们给后人创造的和平生活而感激而知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分子，我为与前辈之间尚存着的差距而汗颜而自励，同时对磐安同志们的辛勤工作深表敬重与敬佩。重视档案就是重视自己。留住了志愿军老兵的记忆，我们的军史就更加有血有肉，我们的文化就会更加丰富多彩。我相信，像《我在朝鲜战场》这样一部档案文化作品，一定能够存史育人、繁荣文化、影响社会，激励和感召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为我们伟大的中国梦而发奋图强。沈伟光2013年2月28日于浙江省磐安县观看空战

人物档案：

朱国华，1928年6月21日出生，安文镇石头村。

1951年4月参加抗美援朝，9月份到朝鲜，属工程兵84团，部队的主要职责是造大宁江上的桥，白天睡觉，晚上点灯造桥，后半夜抢修。

我保存着一本在朝鲜时的相册，泛黄的老照片上横七竖八的插着一些铁桩子，就是造桥的架子，照片的背后写着“朝鲜大宁江高水位桥留念，赠给朱国华同志分别纪念，战友：菅正权”字样。我们造桥时，一边16人拉着绳子，一起喊号子“嗨喽夯喽”，钻头一上一下地打桩。

后力村有一位战士陈献树，早上很早起来打桩，结果桩很滑，掉到水里去了，找了一上午，找不到，最后用炸药包炸，想让他浮上来，结果到下午的时候在火车路桥附近找到了，人早就牺牲了。

两边山上的高地里埋伏着苏联产的高射炮，敌人的飞机来，高射炮就射击，敌人的炮弹也进行还击，噼里啪啦的，热闹得像过年一样。被炮弹击中的敌机尾翼燃烧着冲入水里，战士们就躲在防空洞里看热闹。一开始，敌机是在俯冲的时候丢炸弹，后来怕高射炮，飞到山顶就丢。中国的飞机闻讯赶来，就在后边赶，敌机在前面逃，中国的飞机上有3颗信号弹。晚上的时候，志愿军的探照灯照上去，飞机在天上很清楚的。

晚上行军的时候，一定要跟在老兵身边，神奇的是，敌人的炸弹怎么也炸不到，就算背上有厚厚的一层泥土，人还是安然无恙。

1953年，中朝美谈判的时候，我秘密回国了，到湖南易家湾做砖头，我当上班长，管着12个人，1956年到广东当了一年的器材员，1957年7月回家，当村里的民兵连长，治保主任，参加建造双坑水库和东阳江水库。朱国华口述曹明福记录整理2012年8月副排长牺牲了

人物档案：

葛土高，1932年4月18日出生，安文镇上葛村，立三等功一次。

1951年4月参军，迈出家门的时候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家。从安文出发经金华罗店到吉林，在吉林学习训练体操、打靶两个多月。属工兵1营1连，配合坦克连。印象比较深的是坦克陷在田地里无法动弹，战士们用树木、石块铺路，帮助坦克脱险。

后来，我们部队从三八线撤回，遇到美军阻击，敌人的炮弹就隔着一条路倾泻，一个副排长光荣牺牲，弹片从背后进入，前胸出来，三四个人将他抬回来，人已经不行了。战士们心痛的不得了，因为他对战士尊重爱护，比爹娘还好。还有一次，我们正在挖坦克的掩体，抬着树枝准备掩盖挖出的泥土时，被敌人发现了，一炮打过来，炸弹就在身边爆炸，弹片掉在离脑袋不到五寸的地方，我心想这回完蛋了，摸摸脑袋，还在，幸好命大，没事。战士们修路用的工具是洋镐，树架。朝鲜非常冷，冰结得有一米多厚，只能用炸药炸开，吃的也苦，只吃高粱、小米，菜都是中国运过去的。还有榴弹，打到哪儿，哪儿就着火，危险重重。曾立三等功一次，可是证书被儿子丢了。

后来上甘岭吃紧，因为当时只有一个班，阵地守不住了，我所在部队奉命前往支援，炮兵班先到一步支援，打退了敌人疯狂的进攻，所属部队就没奔赴前线，快到上甘岭的时候回来了。

1957年3月回家，曾任村里的副队长。现有民政局发的抚恤金每月500元，养老金每月1100元。葛土高口述曹明福记录整理2012年8月舍得只为尽忠孝

人物档案：

陈茂贵，1930年6月3日出生，安文镇白云山村。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各地开展了宣传动员抗美援朝运动，同年8月，我在乡里第一个报名，1951年3月正式入伍，所属金华军分区第13独立营2连3班，班长朱盛兵。1952年8月，金华军分区整编，我被编进华东三野21军63师188团1营机炮连。班长陈东勋，是个山东大个子，和我关系很不错，亲切地叫我小兄弟。

1953年2月，我踏上了朝鲜战场。当时志愿军的武器装备和美军相差很大，正面战斗容易吃大亏。志愿军普通士兵装备1支步枪、4个手榴弹、80发子弹、1把铁锹，机枪班则有歪把子轻机枪和马克沁重机枪，干部则有最新式的51式手枪，51式冲锋枪。美国14个联军全部装备现代化武器，上有空军轰炸，地上有坦克、战车、大炮，海上还有军舰，另外还常常使用照明弹、定时炸弹等武器。一个大雨倾盆的夜晚，部队顺着鸭绿江边山麓行军，黎明时到达了一个满地弹坑的废墟，并在那里进行隐蔽工事修筑。突然，敌机出现在上空，分批冲了下来，指导员丁汉福命令我冲过空地，给3、4排下令，不能暴露目标。不料，我一进入空地就被敌机发现，并遭到一阵狂轰滥炸，我急中生智，跳入弹坑才躲过一劫。范连长见此状又气又急，大骂指导员丁汉福，命令我回原地。等到敌机一升空，我迅速回到部队中隐蔽起来。

为躲避敌军的轰炸，部队白天都在山林中休息，夜晚行军。一日，天微微亮，部队来到一道白色大江面前，此时指导员丁汉福下令部队原地休息，等待后面掉队的士兵。不多久，戴参谋上前询问部队停止过桥的原因。“快！跑过桥，天一亮敌机就来炸桥，上级指令，能过一人是一人，过桥后上山会合！”戴参谋大喊。

这时战士们的气力都非常足，我带头一口气跑到了半山腰，遇见了前来接应的刘副指导员，大家坐下来休息几分钟后，天空中出现一大批敌机，三四架一列，一列上下翻飞旋转，一列俯冲向大桥投弹，其余在上空盘旋。顿时大桥冒着浓烟火光，水花飞溅，100多米的木桥，桥头和桥尾都被炸毁，中间也断了好几截。“好险！”

工兵部队在山林中砍树准备修桥材料，天一黑就下水修桥，保证午夜能通车通人。

我高小毕业，喜欢阅读，有写日记的习惯，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雅好。在朝鲜期间，我学习了朝鲜语，负责部队和朝鲜人民交流的翻译工作，同时为响应党中央“脱掉文盲帽子”的号召，我当起了老师，教战士认得1500个生字，学唱《抗美援朝主题曲》。

除了文艺方面的才能，我在军事上也比较有天赋，步枪250米，轻机枪两连发，都是我的长项，迫击炮射击中，3枚能有2枚击中目标，是连里的神枪手。

1956年9月，我已担任副连长，却向连长提出了复员回家的请求，这个决定让所有人都困惑不解。原来，当时磐安已经成立高级农业合作社，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政策，而我的父母都已60多岁，劳动能力低下，不能解决温饱问题。

回到磐安后，我接受民政局安排，任东阳汽车站站长一职，之后又担任过金华地区第三运输队挑木炭队队长。陈茂贵口述胡理平记录整理2012年8月带着双枪做保卫

人物档案：

朱茂开，1933年11月2日出生，安文镇石头村，立四等功一次。

当一名军人是我从小的理想，1951年，我正式加入磐安独立营，如愿成为一名军人。当时独立营有两个连，1连驻扎在安文，2连驻扎在深泽。

1953年6月，独立营整编，分为3批，一批去工厂劳动，一批复员回家，还有一批则是进入正规部队，我被编入正规部队，加入了抗美援朝志愿军，所属部队是华东三野21军63师189团3营3连，随部队到奉化学习文化知识，一周后坐火车来到中国东北部的一个海边城市。

为躲避敌机轰炸，部队白天休息，晚上行军，经过六七天，我们终于踏上了朝鲜战场。1953年6月底，双方处于停战谈判状态，我所在部队被安排到三八线防守。当时士兵们在各自衣服内写上姓名，只带武器，不带其他任何物品，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英雄气概。

几天后，我被指派担任谈判小组的保卫员，随身带两把手枪。虽然双方表面停战，但在和平彻底到来之前，危险就会一直存在。担任保卫员，第一职责就是保护好谈判组人员的安全，一有危险，保卫员们就会用身体挡在谈判人员面前，虽然平时可能会有些紧张，但真正危险信号出现的时候，大家都是奋不顾身的保护谈判人员。

最让我自豪的，是在守夜巡逻时，抓到过美国特工。那晚，我像往常一样在营地巡逻，突然听到一阵不寻常的声音，我不敢马虎大意，马上通知战友一起扩大巡逻面，最后抓获多名美国特务，我们连夜将这几个特务带到领导住处，让上级处理。

我虽没有机会上战场冲锋陷阵，但平时的军事训练还是照常进行，强度大，任务重。特别是在冬天，雪能积30公分，部队在行军过山时，常常是“上山容易下山难”，一不留神就会掉进雪坑，有的雪坑甚至有一人高，士兵们掉下去，无不吓出一身冷汗。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打枪、放炮、站岗这一系列平时看来很寻常的任务，显得困难重重。当时志愿军的装备差，冬天只能穿解放鞋、单薄的军装，美军则有皮鞋和棉衣。

我在朝鲜4年，后两年几乎就是都在帮助朝鲜当地恢复建设，铺设道路，挖山洞，建造房屋，这些工作和打仗并没有区别，同样都是上级命令，同样都是军人的职责。由于我在恢复建设工作中表现突出，荣获部队学习积极分子，四等功一次，还经常去兄弟连指导建设房屋，传授心得。

1957年6月，我复员回磐安，1958年6月，接受民政局安排去杭州钢铁厂工作，1961年回乡，担任村党支部委员、民兵连长25年。朱茂开口述胡理平记录整理2012年8月哪里需要去哪里

人物档案：

朱守龙，1930年5月10日出生，安文镇上马石村。

上世纪50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侵略朝鲜，并进而对我国的东北虎视眈眈，战火烧到了家门口。党中央作出了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的决策。

1951年3月，云山乡上马石村安头自然村召开抗美援朝动员会，发出“战火已烧到鸭绿江边，有责任的青年应参军保卫祖国……”的号召。动员会一结束，我就报了名，与村里15位伙伴一起到安文高中（现磐安二中）检查身体。当时全县只有36人检查合格，我是其中一个。我有些自豪。

检查合格后，我们就被留了下来，没回过家就直接到深泽13独立营接受20天的军事训练，学习打枪、队列、军事理论、文化知识等，我有一定文化基础，学得比较快，还经常帮战友写信。

同年4月，到金华东村（音译）训练半个月，之后我们18人被分到了工兵17团1营3连，然后坐10余天的火车到辽宁安东（现称丹东），徒步行军20余天到朝鲜下达里。刚到鸭绿江边，我们就迎来了第一个考验：过江大桥栏杆被炸得破烂不堪，一路上，美军飞机整日不间断地轰炸，部队既要躲避敌机轰炸，又要防止掉入江中。

入朝后，我当了7264部队警卫连的一名工程兵。

在朝鲜战场上，躲避美军敌机密集轰炸的最佳场所就是防空洞。

当时以排为单位负责做防空洞，一个防空洞可以睡一个班12人，每个班的洞要互相贯通，形成一个交叉的地下网。做防空洞首先用铁锹把堑壕挖好，然后在堑壕的上面铺上木头，盖上树枝和1米厚的毛草，再铺上黏性好的泥土，用铁锹打实，防止雨水渗漏，并在边上挖几条水沟，最后堆上从山上砍来的大树，形成青山一样作掩护之用。因为时间久了，树木就会枯萎变黄，很容易被美军的侦察机发现，所以，一旦发现树木开始变黄，就要堆上新的树木。除了住宿外，防空洞还用来储存食物、停放车辆等，也有单独用于洗澡、吃饭的。

构筑防空工事之余还要值班放哨，两人一组轮换。敌机在轰炸时都飞得比较低，站在山头上放哨，可以看见飞机的背部。美军飞机是有组织的，以飞快的速度俯冲下来，扔下炸弹后马上以极快的速度飞上了天，一批接着一批进行轰炸。如果有一架飞机被歼灭，就会有七八十架飞机飞来一起轰炸。所以，面对敌机，没有收到首长的命令指示，战士不能私自开枪打飞机，否则会付出惨痛的代价。作为“开路先锋”的工程兵，主要担负军事工程保障任务，修桥、铺路、伪装、设渡场、筑给水站等。工程兵就像一名“杂工”，哪里需要去哪里。平日里，看到路面有坑、桥梁受损等情况，我都会自觉地进行修复，班长常夸我为人不错。在朝3年，除了军事任务外，还要帮助朝鲜老百姓劳动，建水库、筑堤坝、收稻子……结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因语言不通，只好以“傻笑”回应。

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11月，我回到广东增城县，学习半年后到海南亭桥市做海防工事——筑炮台，之后又到广东化县渡河连当兵，并担任了6班班长。

1957年，我退役回到金华复员接收站，休息5天后回到了上马石村。一年后，经民政部门安排到杭州钢铁厂上班。因为我有党性，各方面表现相对较好，就给我安排了组长职务。1961年，正值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困难时期，国家号召党员干部、团员、积极分子为国分忧，回家乡扎根落户，我就回到了上马石村务农。现在我在家安享晚年，尽享天伦之乐。朱守龙口述楼俊俊记录整理2012年8月吃一颗糖就要消灭一个敌人

人物档案：

陈金法，1932年5月27日出生，安文镇石贝村，立三等功两次。打完土匪打美帝

1951年2月，我应征入伍，编入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21军63师189团1营机枪连。当时都没有军装，穿的是老百姓的衣服。

一开始，我在县内参与清剿土匪。当时大盘片区土匪还很多，我们全力抓捕。2月底去了朝鲜战场。华东军区比较好的几个军都拉过去，我们21军是其中之一。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之前，部队先在辽宁安东待了一周。过江那天开了一个“出国典礼”。在典礼上，战士们士气高昂，纷纷发誓：一不怕死，二不怕苦。要多杀敌人，等把美国兵全部消灭再回到祖国来。不过典礼开到一半，就被来袭的敌军飞机打断了。

过鸭绿江时也是敌军飞机不断，江里不断被炸起高高的水花，人走在桥上都感觉被炸得一跳一跳的。为了加快行军速度，减少伤亡，不少战士还把随身携带的很多行李都扔进了江里。过了江后，经过36夜的行军，部队到达三八线附近。吃一颗糖就要消灭一个敌人

在朝鲜战场上，我做过连长通讯员，当过连里文书，在火车站站过仪仗队列，也扛过枪冲锋陷阵。我个子比较小，是高小毕业，文化程度相对高一点，所以一开始给首长当通讯员。跟着首长，相对来说比在前线打仗要安全一点。后来，当上了机枪连的副班长，负责机枪射击。那时用的是苏联产的一种重机枪，一分钟能打700发子弹。打这种重机枪不需要瞄准，也瞄不准，都是对着敌人的方向乱扫。因此，一个机枪班除了副班长是负责射击之外，其他普通战士都是负责供应子弹的。

有时候，慰问团前来慰问时会带来一些糖分发给战士们吃。首长发糖时就说“你们吃一颗糖就要消灭一个敌人。”于是我们上战场时就背着一个小口袋，吃了几颗糖就在里面放几个小石子，每打死一个敌人就扔掉一颗，借此来“监督”自己完成首长交给的任务。战争的残酷

战斗过后，战场上尸横遍野。我们也负责清理战场，把尸体背到一边埋葬。每次打过仗后都要背，一天背几十到上百个。一开始对尸体还是有些害怕，后来渐渐地也就习惯了。我们背尸体同时也要负责统计死者信息。志愿军战士一般都在手臂上写着自己的个人信息，清理战场时捡到写着名字的手臂就知道谁已经牺牲了。我们不仅背志愿军战士的尸体，美国大兵的也要背。美国兵身材比较高大，若是拉着两条手臂背的话，两条腿就会拖到地上，所以一般只能横过来拉着一条手臂和一条腿背。几年时间下来，说不清自己到底背了多少人了。

战争的残酷，不仅仅在于死亡，还有比死亡更痛苦的折磨。我们战士中间有着一种共识，宁可光荣战死也不能被俘虏。班上曾有人被俘虏，回来时我们都不认识他了：浑身上下被烫焦，耳朵舌头都被割了……战场上的艰难岁月

战场上战事紧张，食物常常不能保证。有时候，部队被困在山里，连续五六天没东西吃，有时候只能吃少量的马料充饥以维持生命，甚至水都没得喝，渴的时候只能靠舔山洞里面的岩石渗水补充水分。这种情况下，饿死人是常事，听说有个山洞的战士都被活活饿死的。不过，部队打破敌人封锁得到粮食供应的时候，我们偶尔也能一整个一整个地吃牛肉罐头。

在朝鲜6年，我们没住过房屋，都是住山洞里。朝鲜的冬天天气很冷，室外能达到零下四十多摄氏度。晚上站岗时一站就是6个小时。开门时，若手上是湿的，一接触门，手就会被冻在一起。

我立过两次三等功，一次是因打仗英勇，不怕死；一次是当通讯员期间保护首长得力。战争结束后，当大部分人都班师回国时，我与少数战士一起被留在朝鲜帮助朝鲜人民建设家乡。

1957年5月回国。陈金法口述张江峰记录整理2012年8月战场上，死也光荣！

人物档案：

陈成料，1933年8月25日出生，安文镇联谊村。

1951年，我在家人的支持和鼓励下，报名参军成了一名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当时我19岁。

刚去的时候，我被安排在工兵14团运输连，主要是做架桥工作。部队行军时，如果遇到河流无法过去时，我们接到命令就要去架桥，整个连的人会先将船从河面上横铺过去，然后将木板铺在船上，用铁链拴住，这样就搭成了一座简易桥，上面可以供部队行走，也可以让汽车行驶。等部队的人和车都过去之后，我们又将木板、铁链、船都抬到一处收拾起来。

1951年，由于训练时间太长，我的体质一下没适应，在一次跑步中晕倒了，之后被送回国，在吉林养病。同年病愈后，又回到朝鲜战场，这次把我安排在工兵14团里做后勤，主要负责仓库的管理。仓库里放着中国运过去的吃的和穿的，我们8个人一组，每两小时换一次班。在打仗时，主要吃小米、高粱米，这些干粮中80％是粗粮，20％是细粮，很难吃。我们每个兵1个月发一次鞋子，两个月发一条毛巾，有时候我们也用不了，就会拿鞋子或者毛巾偷偷跟朝鲜当地的百姓换苹果吃。

在我的记忆里，最深刻的要属从鸭绿江到三八线那次的夜里行军了。一共走了整整27天，每天下午5点开始到第二天凌晨天亮前，每天最要赶100-110里路，白天则隐蔽起来休息。那些天，大家的脚都起了很多泡，磨出了很多血，但也一直坚持走。有时也有车子来接送的，但一般都是接那些真的不能再走的战友，像我们虽然脚起泡，腿很酸痛，但只要还有一点点力气，就选择自己走而不会去坐车的。行军时我们一个排接着一个排，一个来自兰溪的排，就在过鸭绿江的第二个晚上整个排的人都被炸死了，一转眼啊，都死了。在战场上，我们都是做好了死的准备，心里也真的这么想，死了也没关系，死也光荣，自己有多少力，总要出多少力的。

1953年回国，去了湖南长沙工兵14团汽车连，主要负责保护汽车，直到1957年复员回到磐安。陈成料口述陈天记录整理2012年8月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

人物档案：

黄春火，1932年3月14日出生，安文镇坑口村。赴朝之路，惊险不断

1951年2月，我响应祖国号召，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到深泽13独立营2连步兵训练，之后到金华新兵营训练1个月，9月中旬从辽宁安东跨过鸭绿江到达朝鲜下达里，当了工兵17团指挥连的一名通信兵。

刚起程不久，四五架敌机就在空中不间断地轮番轰炸，车辆被炸毁，钢铁片不断地被炸飞上天，路上是废墟一片。有时一个炸弹把人活埋了，另一个炸弹又把人炸飞了。看到残酷的场面，19岁的我心里着实害怕，在心惊胆战中继续前行。听到指挥官的防空哨子，马上躲避，有时边上是水田，则会搞得一身泥。一路上不断响起爆炸声，硝烟四处弥漫。当时部队武器装备十分落后，没有高射炮，无法打飞机，只能靠躲避防止空袭。有一次，首长让我去接一支大部队，刚到路口就见四架敌机来轰炸，我灵敏地躲避到其他地方去，才躲过了一劫。

除了疯狂扫射，敌机还会扔燃烧弹烧山，让志愿军无处可逃。刚去朝鲜时穿的是3颗纽扣的军装，脱穿不方便，如遇燃烧弹则十分危险。夜晚，敌机扔的是一个个的照明弹，让行军难上加难。

经过17天的艰难行军，终于到达了朝鲜目的地。看到的是遍地的炸弹坑，一个坑有1人多高、30平方米大，我心里充满了疑惑和不解。人在，信就一定要送到

通信兵是军队中担负军事通信任务的专业兵种，主要任务是组织运用各种通信手段，保障军队畅通的通信联络。“人在，信就一定要送到！”我身为通信兵，职责就是送信，不管白天黑夜、晴天雨天，还是严寒酷暑、刮风下雨。送信之前要写下决心书，信件从团部送往营部，等营长签字后立马送回团部，一刻都不能耽搁，同时要写明送达的时间。

朝鲜山多又高，翻越一座座山头那是经常的事。天气寒冷，气温一般在零摄氏度以下，遇到河流，则是脱掉衣服游过去也要把信送到。当时年轻，身体抵抗力好，忍一忍就过去了。

平时在部队跟老兵学了一些简单的朝鲜话，问路基本上不成问题，送信一般来回两三天就能送到。有时晚了、饿了，在百姓家休息一下，但要给百姓相当的饭钱、住宿费。劫后余生，却落下了残疾

1953年，我回到广东增城县休息一段时间后，与团部秘书坐火车到朝鲜领了军功章，之后到海南亭桥市驻军。

某天晚上，一次大轰炸袭击驻地，密集的轰炸就像地震一样，在往外逃离时，前边的战友、后边的营长被炸死了，我幸运地逃过了一劫，但腰被塌下来的房梁压断了，导致左腿比右腿短了2公分。

受伤后，我被送到野战部队医治，部队首长、政委等前来慰问。当时医疗条件差，没有CT等设备。为了接受更好的治疗，我被转到湖南第七十三陆军医院。经会诊，医生告诉我，因为受伤之处神经多，开刀的话可能会使全身瘫痪。开刀或不开刀？三思后，我决定不开刀，在医院住了6个月后，可以勉强拄着拐杖下地走路。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又面临了第二次选择：回家还是读书？最后决定到浙江省革命残疾军人速成中学（也称诸暨荣校）读书。但是，1953年朝鲜停战后，残疾军人人数不多了，荣校也不办了。于是，第三次选择“回家或工作”又摆在了面前，我选择了工作，与其他70余位战友一起被分配到了慈溪市浒山镇第五棉花加工厂，在学习掌握棉花的检验、定价方法后，就开始从事棉花的收购工作。1961年国家困难时期，我被分流下放回家，除了一张二等乙级残疾证，其他一无所有，就连碗筷、被子等基本生活用品都没有，大儿子也因为没钱治病死了。我这一生真是艰辛曲折。黄春火口述楼俊俊记录整理2012年8月我所知道的板门店谈判

人物档案：

戴尉朝，1932年7月2日出生，安文镇羊山头村，立三等功一次。

我于1951年4月入伍，8月到朝鲜，属中国第一个坦克师工兵营，主要职责是保护坦克。曾荣立三等功一次，师内通报模范团员一次，1954年12月入党，在部队任职副班长，上士班长。轰炸机丢下的炸弹在我正头顶落下

1952年4月17日晚上，我们接到命令要在一个山坞里挖坦克掩体，敌部就驻扎在对面山顶，这山坞正好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所以必须做好掩蔽工作，刚挖出来的泥土要用树枝掩盖起来，可有一个班由于疏忽没有掩盖好挖出来的泥土。结果天亮的时候，被敌人的侦察机发现了，侦察机回旋几圈后走了。指导员喊道：“大家赶紧掩蔽好自己！”果不其然，不一会，4架轰炸机就耀武扬威地出现在我们上空，紧接着他们就丢炸弹，每架丢4个炸弹，一共16个炸弹。我竟幸运的“中彩”了：抬头一看，哎呀，我的妈呀，一个炸弹正晃晃悠悠地从我正头顶掉下，我眼睛一闭，想，完了，这一次要“光荣”了……也许是我命大，炸弹偏离了方向，那炸弹在离我三四十米的地方爆炸，飞起的弹片足有两尺长，我们的排长，被一块弹片切去了整个阴部，惨不忍睹。敌人丢的炸弹是重磅炸弹，炸出的弹坑足有20多米长，泥石整层的飞起，整个班的人基本上都被埋在泥土下了，不过我们抖落身上的泥土，又投入战斗。在敌人眼皮底下通宵抢坦克

有一次，上级命令我们坦克部队配合步兵进攻夺回无名高地。但由于突降大雨，上级命令坦克撤离阵地，九辆坦克顺利撤离，可最后一架坦克却陷入了泥里，越陷越深，最后动弹不得。如果坦克不能在凌晨4点之前撤离，肯定会被敌人炮弹作为靶子打的。我们在坦克前面挖出一条斜坡，填上石块，可是坦克实在太沉，连石块也陷入泥里，坦克还是出不来。怎么办？我们一筹莫展。我忽然想起，当时行军的时候我们路过一条铁路，由于南北开战，铁路中断荒废多年，不如用枕木垫着试试。我带着六位同志去取枕木，摸黑前行，两公里路走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找到铁路，可是一摸铁轨，又傻眼了——铁轨结实得像长在地上一样，铁钉钉得很死，大家无论怎样使劲也无法挪动。我们就用手先将枕木两边的石子挖空，挖了两个多小时，大家的手都破了，但没人叫疼。大家又找来两块五六十斤重的石头将枕木砸开，终于取到六根枕木，每根枕木大概120斤左右，大家背了一个多小时回到阵地，时间已是3∶50左右，天快亮了，我们赶紧将枕木垫上，坦克发动，坦克履带慢慢贴上枕木，庞然大物终于顺利开出泥塘，这时，天也亮了，大家长长地吁了口气，紧绷着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后来上级通报表扬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全班荣立三等功一次。战地过春节

1952年农历十二月三十是我们在朝鲜过的第二个春节，第一个春节是在前沿阵地的地道里过的，因为运输困难，吃的是干粮加干菜。这个春节我们住在开城附近，是停战的中立区，有4个大气球表示比较安全，也有了稍许的节日气氛。这时交通有所改善，基本上能每周一次到祖国买吃的，所以连队研究改善一下伙食。大年三十要包饺子吃，每人半斤白面和半斤猪肉罐头，发到各班自己做。战友们在朝鲜能吃到饺子心里很激动，大家齐动手，有的揉面，有的擀面，有的甚至在议论晚会出点什么节目，有的想来段相声，有的想来一段快板，我们的司号员要表演开车的英雄驾驶员。饺子包好的时候，连长、指导员从师部开会回来，立即通知全连战士紧急集合。原来敌人要投入10万兵力，千架飞机，3000辆坦克，3000艘各种战舰，准备在清川江东西两岸两栖登陆。指导员下命令要求我们在今晚到达清川江西岸，准备用一个月左右时间挖19个长12米宽高4米的坦克掩蔽体，连长说5∶30出发，我们狼吞虎咽地吃完饺子，就向清川江出发了。我们在春节期间发扬艰苦卓绝的精神，完成了上级布置的任务，使我们的防线固若金汤，敌人只好放弃了他们的作战计划，为赢得整场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我们的饺子吃得不知其味，但是这也是我一辈子最难忘的春节。我所知道的板门店谈判

1952年3月，战争陷入僵局，对美国越来越不利，美国只好接受谈判。谈判地点先是设在开城市，开城是朝鲜解放区，为了保护谈判代表的安全，在代表出入的公路两旁，每50米设两个岗哨，一名志愿军战士，一名朝鲜人民军战士。谈了三天后，美国代表提出要换地点，他们说这里不安全，谈判地点改在板门店，实际上是看到我方岗哨威严害怕。板门店就是一片开阔地，南面阵地美帝占着，北面是我军，谈判地临时用三合板搭建几间房子，场地方圆800米范围内悬着4个大气球，表明这是停战区。我们连当时就驻扎在板门店附近的中立区内，所以我经常可以看到谈判代表进进出出。美国代表乘坐直升机来，我方代表则坐吉普车前往。在谈判中，美帝代表有时坐下来谈几个小时，有时坐下来喝杯水就走，有时甚至连茶水也不喝，在办公室转一圈就走了。经过我们几个月的观察，发现一个规律：他们能坐下来耐心谈判时，说明我们的打击使他们老实了；转一圈就走的，说明他们正准备进攻，这时我们就通知各防线狠狠地打，这样又把他们老老实实地打回谈判桌上来。如1953年7月20号，他们来到板门店，不但不坐下来谈判，还气焰嚣张地拍桌子。我方代表将敌人表现情况汇报给司令部，志愿军通知全线中朝军队，进行反攻。几天的战斗，全线向南推进40多公里，占领了主高地，他们看到越打对他们越不利，终于在7月23号在谈判桌上签字停战。美帝在朝鲜战场上，带着联合部队和现代化武器装备，根本不把中朝军队放在眼里，美帝司令马克·克拉克，一到朝鲜就向外宣布，当年打下朝鲜回美国过圣诞节，结果经过三年，中朝军队同仇敌忾，把他们从鸭绿江边打到三八线以南，不得不低着头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美帝主义就是纸老虎，真是一语中的啊。不一样的后战争生活：写回忆、作诗

1956年转业到安文供销社工作，先后任营业员、商店经理、副主任，后到大皿供销社任主任，安文商业批发部主任，后调任商业局财务基建股长，1985年退休。我总共只读了四年书，但也算是志愿军中的文化人了，退休以后有了更多的时间，觉得应该把那段自己亲身经历过的烽火岁月写在纸上，到目前为止，已发表了多篇朝鲜战场上亲历的文章，为那段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有时还写诗，在“纪念出兵朝鲜胜利六十周年”的诗里，有我的一首诗：“六十年来忆旧情，美式飞机轰炸声。敌军北进到平壤，梦想活捉金日成。哪知中朝团结紧，五次反攻到汉城。铭记历史爱和平，中朝友谊血凝成。”戴尉朝口述曹明福记录整理2012年8月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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