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晓虹、谢寿光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研究(2015年春季卷 总第21期)试读：
编委会
封面题字：金耀基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音序排列为序）：
Anagnost，Ann（美国华盛顿大学）
边燕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Christiansen，Flemming（英国利兹大学）
Duara，Prasenjit（美国芝加哥大学）
范可（南京大学）
风笑天（南京大学）
Friedman，Edward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关信基（香港中文大学）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
Houlden，Gordon（加拿大爱尔伯特大学）
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
加加美光行（日本爱知大学）
金光亿（韩国首尔大学）
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
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强（清华大学）
李友梅（上海大学）
林南（美国杜克大学）
刘宏（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马戎（北京大学）
Mohanty，Manoranjan（印度德里大学）
Perry，Elizabeth（美国哈佛大学）
乔健（台湾东华大学）
Stafford，Charles（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Unger，Jonathan（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Vogel，Ezra F.（美国哈佛大学）
汪晖（清华大学）
王庚武（新加坡国立大学）
谢寿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阎云翔（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
园田茂人（日本东京大学）
翟学伟（南京大学）
张玉林（南京大学）
周大鸣（中山大学）
周晓虹（南京大学）
周怡（复旦大学）
主编：
周晓虹谢曙光
编辑部主任：
周培勤
编辑：
杨渝东
陆远
郭未
英文编辑：
秦晨
发刊词
作为新兴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可以看作1949年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横空出世所引发的一种必然的学术反应。而当1978年由改革开放所引发的“第二次革命”兴起之后，这门首先发端于“西方”的学术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一是研究阵容不断壮大，尤其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加入了对其生活其间的社会的研究；二是逐渐脱离了冷战时期作为“中国观察学”所带有的实用主义倾向和意识形态的束缚，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并在近十年以来显示出走向繁荣的迹象。
不过，考虑到“渐进式改革”所引发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景观的剧烈变迁，考虑到中国社会空间固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它的尚不确定的“复兴”可能造成的对于其本身和整个世界的同样不确定的影响，我们不能不承认，作为科学的“中国研究”似乎才刚刚起步。与这个巨大有机体浓缩了19、20和21三个世纪、凝聚了农业、工业及“后工业”三种社会的博大厚重相比，与它的庞大的人口及其散发的无尽的能量相比，与它的让人兴奋又令人困惑的矛盾性相比，现有的中国研究依然显得单薄、单调和单纯。从能够切近它的适当的研究方法，到足以解释它的经得住验证的理论，都仍然处于摸索阶段；从对于其制度和状况的具体描述，到对于其文化和哲学的抽象归纳，也依旧给人以支离破碎之感。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决定出版《中国研究》。这份在中国本土编辑的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客体的学术刊物，将成为面向全球中国学界的开放的学术园地，承担起海内外学术同仁沟通和交流的媒介作用，为促进中国研究领域的日益精进而努力。《中国研究》将本着开放和务实的精神，坚持宏观视野和问题取向。这是它的办刊宗旨。
开放性是指它的跨学科性和综合性。《中国研究》将努力突破单一学科的局限和研究领域的禁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都既属于它的研究范围，也成为它的研究视角。开放性同时也包括研究主体（研究者）的多样性，不同学术背景和志向的学者，只要他（她）坚守学术共同体所公认的伦理规范，将得到同样的尊重。需要强调的是，鉴于学术界目前的状况和学术事业发展的考虑，我们特别鼓励和支持学术新人的艰苦劳作。
务实性是指它的实证性和经验性。《中国研究》奉行“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希冀重点置于中国的基层社会，从微观的问题或现实经验入手，在对许多单个领域、地域进行切实调查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追求最终的对中国社会整体的通透认识。它当然期望博大而混沌的中国最终能产生宏大而精确的理论，但也努力避免“宏大理论”先行或抽象概念主导下的天马行空式的空谈。务实性还表现在鼓励朴实平易的文风和学风，倡导平和的学术批评氛围。《中国研究》属于全球中国学界展示睿智的公共空间，而不是少数编辑、学者的封闭领地。为此，我们热切希望整个中国学界的广泛参与，希望有广泛而深层的互动。同时，我们也真诚欢迎来自学术界的监督和批评。这种严肃的监督和批评是《中国研究》健康成长的重要前提。《中国研究》编辑委员会2005年5月中国研究
主题研究：劳工研究
现实与期望：立足本土经验事实的劳工研究（主持人语）
[1]刘林平本刊中有关农民工（劳工）研究的文章涉及多个主题：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留乡农民工之特征与困境，小组计件制下的赶工游戏所生产的工人对游戏规则的同意与工厂秩序的接受，劳动力商品化与教育商品化对学生工的影响及其回应，对农民工城镇化研究的方法论反思。这些文章各有特点，其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读者自可评判。本刊将之集结在一起，是为了显示农民工（劳工）研究是中国现实社会研究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数千万乃至上亿的农民离开家乡外出打工，形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巨大群体，至2014[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7395万人。他们的行动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乡村和城市、内地和沿海的经济社会发展版图，创造了令世人惊奇并将载入史册的中国奇迹和中国经验，也留下了血汗与眼泪交融的中国故事。
相应的，农民工（劳工）研究也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议题。我们以“农民工”“外来工”“劳工”“进城务工人员”“流动人口”“外来人口”和“新生代农民工”等关键词，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搜索，得到结果如表1所示。表1 CNKI历年有关农民工（劳工）研究论文情况
截至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共发表有关农民工（劳工）研究的论文为17807篇，其中，定量研究的论文占比超过20%。自2010年以来，相关论文每年发表数超过2000篇。这些论文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人口学、心理学、教育学和新闻学等多个学科。
总体来看，这些研究主题众多、内容丰富，多数论文有较为扎实的经验事实支持，一些文章的观点或看法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其中一些专题研究（如劳动力市场、权益保护等）已经较为深入，一些结论（如农民工权益严重受损）已经被不同时点、地点的调查所反复证明，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毋庸讳言，相关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或缺陷。我曾经较为仔细地阅读了有关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文献，并从研究资料、概念框架、社会背景、学科立场、研究方法、因果关系和政策设想等方面指出了这些研究的缺陷（刘林平等，2015：77～78）。我认为，这些缺陷也普遍地存在于整个农民工（劳工）研究领域。
对于有关农民工（劳工）研究的成就与缺点进行较为完整的总结，不是这篇短文可以胜任的。我在下面想就农民工（劳工）研究要立足本土经验事实的问题，与学界同行探讨。所提看法，只是抛砖引玉，敬请批评。
中国人口为世界之最，农村或农业人口所占比例之高众所周知。近3亿人口的农民工群体，他们的迁移流动、生产生活、社会交往、情感观念，一句话，他们的行为活动所留下的轨迹或经验事实之丰富、多样，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社会科学面对这一巨大宝藏，理应好好发掘。可惜，当下中国社会科学对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种种问题。
其一，农民工丰富的经验事实，造就了一些“博客”式的论文，对此必须提出质疑。
由于农民工几乎生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边，一些人文社会科学乃至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觉得都有能力对农民工问题进行研究或者发表相关言论。一些社会科学论文常常以提出几个观点并列举一些案例或数字的方式来表现研究成果。我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我将这一类论文视为网络上常见的“博客”。撰写博客是每个人都具有的权利，但以科学的名义或者在社会科学的专业期刊上发表“博客”式论文是不可取的。科学研究首先要尊重事实，要用经验事实去检验科学假设，而对经验事实并不是随意取之，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缺乏科学程序所获取的经验事实，往往是不可靠的，尽管这可能是一个人的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当然，还有一些完全不顾经验事实而从抽象理论出发的论文，那些文章属于空头理论，我对此不做评论。
其二，农民工丰富的经验事实，造就了众多的定性或质性研究论文，对此，也必须仔细斟酌、反思。
社会科学中的质性研究自有其价值，这一点不用怀疑。但质性研究，尤其是当下社会科学中的质性研究，所选取的案例数量非常有限并有不少研究仅有单一案例，大多数质性研究者也没有抽样的概念，案例的选取往往基于便利或随意，因而存在严重的“样本选择性”问题。质性研究的小样本当然不适合采用随机抽样，但“放弃随机选择也意味着偏差发生的概率会显著提高”（罗伯特·维巴，2014：124）。不能随机抽样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选择样本，质性研究同样需要严谨科学的选样设计。更有一些质性研究往往只选取能论证自己研究结论正确性的案例，而对相反或其他案例视而不见。因而，质性研究者必须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研究结论，对案例的“选择性”问题进行反思，切莫以为这些问题只是定量研究的问题。“在统计推断中应用到的那些准则同样适用于定性研究”，“如果定性研究者能够关注那些在定量研究中已经普及的科学推论原则，他们所从事的非统计研究的结论将会更加可靠”（罗伯特·维尼，2014：25）。
其三，农民工丰富的经验事实，引发了众多的问卷调查，学者在此基础上写作了大量的定量研究论文，对此，也必须有所反思并努力改进抽样方法。
如表1所示，定量研究论文在农民工研究中占有较高比例。根据我们的检索，在CNKI数据库的社会科学论文中，总体上，定量研究论文仅占7.5%，这远低于农民工研究中的20%。由于经费或其他因素的限制，以往对于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大多在其打工地进行，而农民工所在打工城市往往缺乏完整的户籍登记资料，很难获得一个好的抽样框。配额或偶遇抽样就成为农民工问卷调查的主要抽样方法。在农民工来源地家乡进行抽样调查也会遭遇空户较多等困扰。以完整的抽样框为基础的严格的随机抽样，并在实际操作中严格执行的调查在农民工研究中还比较少见。因而，使用这样的数据所生产的定量研究论文也难免发生种种问题。解决方案之一是使用前沿的统计方法及其模型努力克服样本偏差，解决方案之二是改进抽样方法。我们在2014年6～8月对7省13市（区）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就采用了被访者驱动抽样，所得样本有较好的代表性，并能对样本的质量进行评估（刘林平等，2015）。这或可给社会科学界在抽样上一些启示。
其四，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喷涌而出，农民工并不外在于大数据，使用大数据对其进行研究，是社会科学应该紧跟的时代潮流。
比如说，快递业是当下中国快速发展的行业之一，其从业人员中农民工为数众多，他们的行动轨迹基本被记录并形成了大规模的数据库，使用这样的数据进行研究已经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还有，互联网上以博客、微博、微信等形式对农民工的形容、判断、评价形成了海量文本数据，对此进行分析是认知农民工所面临的社会环境特征的重要途径之一。使用大数据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现在还刚刚起步，理论、方法和技术都还不完善，但这恰好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机遇。中国社会科学不能对大数据及其影响视而不见，而应该改变传统理念，努力学习新的方法和技术，使用新的研究工具进行探索。
其五，哪怕有完整、理想的数据，也只是具有良好的数据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在农民工（劳工）领域或其他领域的研究还须面向前沿理论方法，与国际社会科学成果对话。
中国的社会科学不能自外于国际社会科学，建立中国的本土理论并不意味着不与国际社会科学理论进行对话。面向国际前沿理论与研究方法，首先必须广泛阅读文献。现在发表的众多论文，一个基本的缺陷是引述文献太少，尤其是英文文献太少。不少研究论文自说自话，不与以往研究成果对话，视研究文献为无物。其次必须进行多学科对话。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涉及多种学科，哪一个学科都没有能力单打独斗。在劳动力市场研究方面，劳动经济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他学科可以向其学习，引入其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西方的移民研究，也是多个学科考察的领域。最后必须确立现代学术理念。我认为，社会科学的学术理念关键是将其理解为科学，以科学的理论、程序、方法、技术、逻辑去进行研究，时刻警惕非科学的随意性，从科学而不是个体经验的视角来看待社会科学研究。
总之，立足本土经验事实，以亿万农民工行为后果所形成的丰富数据为基础，中国的劳工研究已经并将进一步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我们必须警惕和质疑“博客式”的看似科学的论文，反思并谨慎对待质性研究论文及其结论，反思并改进定量研究论文的统计技术及更为基础的抽样方法，紧跟时代潮流，努力使用大数据进行相关研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将农民工（劳工）研究理解为科学研究，去除非科学的随意性。科学不可任性，社会科学亦不可任性为之。若如此，劳工研究或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就可以一点一滴地取得进步，脚踏实地前进。
参考文献
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悉尼·维巴，2014，《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刘林平等，2016，《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刘林平、范长煜、王娅，2015，《被访者驱动抽样在农民工调查中的应用》，《实践与评估》2015年第2期。（责任编辑：郭未 佟英磊）
[1] 刘林平，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教授（linpingl@163.com）。
[2] 参见《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gov.cn/xinwen/2015-04/29/content_2854930.htm。[1]新农村建设：农村发展类型与劳动力人口流动[2]梁玉成 刘河庆
摘要：研究集中探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在农村衰落的背景下，国家的新农村建设政策对于农村发展的效应，以及这种效应在不同类型农村间的变异。其次，分析不同农村类型所代表的农村拉力对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依据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基于农村流出地调查法收集到的农村劳动力人口调查数据，我们发现，新农村建设在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发展的同时，国家理性导致了不同类型村庄之间的投入存在差异。新农村建设形塑下的农村发展类型，影响农村劳动力人口的流动，市场力量导致的农村劳动力流出和流入的马太效应被国家新农村建设政策反向修订。
关键词：村庄类型 新农村建设 劳动力流动 流出地调查法
一 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不断增加，其中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业部门的转移，这种大规模人口转移在为城市快速发展提供充足劳动力的同时，也为农村发展带来了建设主体缺位等巨大挑战（周祝平，2008）；有学者甚至提出村落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将走向终结（李培林，2002；田毅鹏等，2011）。在转型过程中农村大面积衰落的情况下，近年来国家运用自身的财政力量，通过向农村定向投入建设资金等方式开展了新农村建设，试图扭转农村发展局面。
新农村建设政策执行至今刚好十年，以此为契机，本文将探究新农村建设对农村发展的效应，以及该效应在不同农村类型之间的差异；农村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因此本文还将探究农村发展的差异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从而较为完整地分析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后果。
二 研究综述
1.关于农村人口流动的研究
农村人口流动由于其规模大、变动快、情况复杂，关系着中国城镇化的进度以及农村未来的发展，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早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城市规模及人口吸纳能力的不断增强，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流向城市，因此研究多聚焦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发展趋势及成因分析（Liang et al.，1997；段成荣、杨舸、张雯、卢雪和，2008）。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及生活的日益艰难，以及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提升（张术环、张文萃，2009），大量农民工选择从大城市回到自己的家乡，“民工荒”与“回乡潮”这一现象的出现及其成因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章铮，2008）。
学界关于农村人口流出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依据古典迁移理论、新迁移经济理论以及推拉理论。其中古典迁移理论强调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做出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结果，因此收入水平或者预期收入水平等是决定农村劳动力外流的主要因素，代表性的理论解释包括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以及托达罗的预期收入理论（Todaro，1969）；新迁移经济理论则与古典迁移理论有所不同，强调家庭作为决策主体的重要性，认为家庭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原则决定其成员的迁移（Stark and Taylor，1991）；“推拉理论”则认为宏观层次的劳动力流入地及流出地的不同特征及发展情况，意味着不同的推力和拉力，这同样会对人们的流动决策产生影响（Murphy，2002）。
针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实证研究表明：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较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其劳动力外出打工率较高，同时村庄社会网络对家庭劳动力流动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潘静、陈广汉，2014）。朱传耿等利用1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从城市角度分析中国流动人口的“拉力”要素，认为城市流动人口规模与城市经济增长要素、投资要素有着显著关联。而李强则进一步研究了“推拉理论”对于解释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现象的适用性，指出其与国外不同，中国的户籍制度的存在可能会使推力或拉力失去作用（李强，2003）。
学界关于农村人口返回迁移的研究，使用的理论依然是托达罗的预期收入理论、新迁移经济理论以及推拉理论等（余运江、孙斌栋、孙旭，2014）。针对中国返乡农民工的实证研究则多是从农民工城市生活、工作条件、权益保障、社会融入情况、家庭因素以及与家乡的联系等多个角度对农民工“回乡潮”的具体成因进行分析（白南生、何宇鹏，2002；章铮，2008；石智雷、杨云彦，2012）。
总之，关于农村人口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无论是农村人口外流还是回流，学者多从个体社会经济地位、个体预期、家庭因素等视角进行分析，虽然推拉理论关注宏观层次的流入地或流出地特征对于人们迁移选择的影响，但因为数据限制，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于农村劳动力的城市拉力和农村推力，而较少讨论农村的拉力。
实际上，2005年以来中央政府的惠农、扶农政策，使得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收入大幅度增长，因此农民工的回流逐渐增加（王翌等，2007），农村对农村流动人口的拉力在不断增强。因此，农村拉力讨论的缺失越来越成为一个严重的学术空白。
2.新农村建设与农村拉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伴随着城市化而来的是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集中（丁守海，2014），我国长期偏好规模经济，着力发展大、中城市，不断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种发展取向造成的后果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进一步凸显，我国大部分农村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陷入普遍的经济不景气甚至凋敝之中（温铁军、温厉，2007）。基于农村经济发展的不景气以及大城市建设的种种负面效应的产生（赵新平、周一星，2002），政府开始重视农村以及小城镇的建设，最为典型的是自2005年以来，国家重点提倡并推行新农村建设。
该举措要求的重点是从发展农村经济、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推进农村体制改革、建设农村现代文明、增加农民收入等几个方面不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李炳坤，2005）。政府提出从多个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基于农村发展的现实情况，必然会有所侧重。如林毅夫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通过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农村的内需，进而促进经济发展（林毅夫，2005）。这一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方向。遗憾的是，学术界对于新农村建设对农村发展的具体影响效应、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力度可能存在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农村不同发展类型，缺乏基于农村本身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通过实证数据，验证新农村建设对于农村发展的建设效应；进而根据农村发展的主要指标，尝试划分农村发展类型。最后，不同于以往研究仅从个体及家庭视角研究农村人口流动，本研究运用基于流出地（农村）调查法得到的对农村社区具有代表性的数据，从村的层面出发，验证不同的农村发展类型与发展现状对于村庄人口流动的具体影响，从而在总体上对新农村建设的效果和前景做出科学的评判。
三 数据
本研究使用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该调查涉及除港澳台、西藏、海南之外的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文中简称“全国”）。CLDS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抽取社区、家庭、个体三个层次的样本，并分别采用社区问卷、家庭问卷、个体问卷对不同类型的样本进行调查。2012年调查成功获得303个社区样本、10612个家庭样本以及16253个个体样本的数据；2014年调查成功获得401个社区样本、14226个家庭样本以及23594个个体样本的数据。
与以往绝大多数关于农村流动人口的调查不同，CLDS采用的是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出地调查法。相比农村流动人口流入地调查法存在的难以克服的抽样框问题、样本选择性问题、追踪调查难问题和系统误差问题，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出地调查法，在减少调查系统误差、提高样本代表性、更具操作性以及可追踪性等几个重要的方面具有巨大[3]的优势。更为关键的是，基于流出地调查法收集到的农村人口数据，不仅包括农村未流动劳动力、返乡劳动力，还包括通过家人代答的方式收集了村庄流动人口的基本信息，因此可以对各种类型的农村劳动力进行全面对比和分析，从而可以对农村劳动力情况进行全面的分析。
四 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发展
1.新农村建设的基础设施效益
在过去，国家长期推行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战略，使得国家财政基本建设投资的绝大部分都到了城市，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针对全国17个省份的调查数据显示，大部分农民对修路、医疗、卫生服务、垃圾回收、厕所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有需求（解少勇，2010）。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求各级政府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条件。除了农民的迫切需求和政策的推进，在政策的实践上，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效果立竿见影，是政府部门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基于以上三点原因，我们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测量新农村建设的指标。
我们参考李立清等人所建构的新农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李立清、李明贤，2007），选取了村居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如下11个指标：村庄是否有卫生站、医院、银行、信用社、运动设施、图书馆、幼儿园、矿厂，是否通自来水，是否有公交车站，是否有环卫设施等。这些指标中部分指标是基础性指标，部分指标是促进性指标，CLDS数据询问了村里是否有这些设施，同时询问了村里最早出现这些设施的时间。我们依据这些设施出现的时间，每个指标均生成从2000～2014年每年的基本发展情况变量，将这些指标按照年份的不同进行汇总，从而形成总体的各村庄2000～2014年基础设施建设指标。例如A村，我们能得到2000年该村在11项基础设施中拥有卫生站、幼儿园、公交站和矿厂4项，那么该年份该村基础设置指标的数值为4；2001年有了图书馆，基础设置变为5项，相应的数值也变为5。
从上文可以看到，当我们要研究新农村建设是否导致农村基础设施发展的时候，最理想的情况是分别分析新农村建设政策实施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农村发展速度的趋势变化。如果2005年新农村建设实施以来，前后年份的基础设施发展速度发生明显的变化，则我们可以认为这是由新农村建设带来的。两阶段潜变量增长模型（2-stage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为我们进行此分析提供了可能。
利用一般的潜变量增长（Latent Growth Curve，LGC）模型，我们将个体某个指标增长曲线的截距和斜率作为潜变量，通过估计某个指标随时间增长曲线的起始值（截距）和变动趋势（斜率）来分析其随时间的变化特征。但是，这种一般的潜变量增长模型假定某个指标的增长是稳定的线性增长。然而，就如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一样，新农村建设政策执行之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在政策执行前后很有可能是不一致的。因此，我们采用多阶段的潜变量增长模型（Piecewise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这种模型允许我们分段（Piecewise），将整个时间段划分为不同的分时间段，进而估计每个分时间段变化的起点和斜率（Hughes，2015；Melanie M.）。我们将2000～2014年分为新农村建设实施前（2000～2004年）以及新农村建设实施后（2005～2014年）两个时间段，具体分析新农村建设对[4]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
关于不同时间段村庄基础设施随时间发展的公式如下：
Y=α+βλ+βλ+ε （1）iti1i1t2i2tit
其中Y表示第i个村庄在t年的村庄基础设施情况，α代表第i个村iti庄基础设施建设的起点情况，而β则代表新农村建设实施前第i个村1i庄发展的斜率，β则代表新农村建设实施后第i个村庄发展的斜率，i2λ和λ代表为得到两个时间段的函数关系而进行的常数调整，ε则代1t2tit表误差项。β和β为不可直接观察到的潜变量，因此上述模型也被1i2i称为“两阶段潜变量线性增长模型”，使用该模型获得两个不同发展时间阶段的斜率，以便比较两者差异的显著性。当第二阶段增长的斜率显著高于第一阶段时，我们即能验证新农村建设是否对农村基础设施有显著的增长效应。
我们使用Mplus 6.0软件，对前面整理的2000～2014年农村基础设施两阶段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见，新农村建设政策实施前后两个时间段，我国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速度。新农村建设实施后这一阶段，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增长速度（即斜率）显著高于新农村建设前（双尾P值显著）。表1 新农村建设实施前后农村基础设施增长模型结果
通过两阶段增长曲线图（图1）则可以更为直观地看到，对我们观测到的全部村庄样本而言，其基础设施建设均在不断增长（斜率均为正）。同时以2005年为界，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以后增长迅速。由此我们可以断言，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新农村建设的实施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图1 新农村建设实施前后农村基础设施变化情况
2.实践导向的农村发展类型
以贺雪峰为首的一批学者，反对西方理论导向的中国研究，提出实践导向的中国农村研究。他认为许多中国农村研究的注意力集中于与西方社会科学的对话，或是集中于少数农村的局部经验。这两种研究都倾向于将中国农村视为未加区分的整体，不关注农村间的非均衡情况，从而难以洞察不同政策对于不同发展类型农村的真正影响（贺雪峰，2004）。
贺雪峰等学者的观点无疑具有方法论上的正确性，但他们并没有提出一个实践导向的分类方法。在本研究中，我们尝试以大型实证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农村发展类型进行实证导向的发展类型划分，我们要求该类型的区分既能反映新农村建设的影响，也能有效地传递不同农村类型的组间差异。
我们仍然使用CLDS 2014年全国调查数据中“村居问卷”部分，其中包含了“人口”“土地与经济”“基层组织”“社区环境与设施”“社区安全与和谐”五个主题的资料，2014年调查共成功获得了226个村庄的资料。按照抽样设计，该样本对全国农村具有总体代表性。
我们参考上文提及建构的新农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李立清、李明贤，2007），重点选取关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部分的指标，进而构建农村发展类型。我们从CLDS 2014的村庄数据中抽取农村非农人口比例、农村土地情况、农村经济发展以及社区基础设施等维度，从中选取9个变量进行重点分析（见表2）。表2中村庄外来流动人口占比、村庄非农业人口占比、村庄征地面积对数、行政区域内企业数量以及户籍人口人均年收入对数则是反映村庄经济发展程度及土地利用情况的重要指标；而社区生活及生产基础设施情况则用该村是否有卫生室（站）或者医院、是否有信用合作社及银行、是否[5]有运动场所/健身设施及是否有公交车站等问题进行测量。表2 农村城镇化因子分析选取的变量
为了更为深入地了解这些变量间的关系及内部结构，我们采用主[6]成分分析法，对测量农村城镇化的9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具体结果见表3），经过正交旋转，得出二个特征值大于1的农村城镇化发展因子。其中第一个因子与户籍人口人均年收入、村庄非农业人口占比、行政区域内企业数量、村庄外来流动人口以及征地面积五个变量密切相关（因子负载分别为0.7571、0.6637、0.5721、0.5223及0.4984），反映了农村经济方面的发展程度，我们将第一个因子称为“经济发展程度因子”；第二个因子与该村是否有卫生室（站）、是否有信用合作社、是否有运动场所/健身设施及是否有公交车站等变量密切相关，反映了各村基础设施建设及发展情况，我们称之为“基础设施发展因子”；两个因子均是因子得分越高，意味着相应的农村发展程度越高。因此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评价农村发展程度的两个重要因素：“经济发展程度因子”“基础设施建设因子”。表3 正交旋转后因子分析结果
至此，我们通过对大量村庄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发展数据的具体指标进行降维处理，获得了每个村庄在这两个维度上的具体综合得分。理论上，村庄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发展构成的二维分类将会有四种类型：村庄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发展均很好的双重发展型、村庄经济发展良好而基础设施发展不好的不均衡发展型、村庄经济发展不好而基础设施发展良好的不均衡发展型，以及村庄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发展均不理想的双重滞后型。
对于这四种类型，我们有如下的判断。首先，村庄经济发展良好而基础设施发展不好的不均衡发展型应该很少。胡洪曙（2007）认为，农村公共产品大多直接关系到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都是农民所急需的，而且农村又是一个熟人社会，因而农民不愿或较少隐瞒其偏好，这使得建立在良好的公共选择机制上的村民自治模式较好地解决了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自我供给问题。1982年开始的村民自治制度已经实施30多年，存在的公共选择偏差有将近10轮次的纠偏机会。因此，作为公共物品的基础设施落后于村庄经济水平，应该很少被观测到。其次，村庄经济发展不好而基础设施发展良好的不均衡发展型之所以存在，恰恰就是新农村建设所期望的政策效果，因此这个类型的数量应该是最多的。只有这样，新农村建设才有可能取得效果。
为了使在此基础上的基于实证数据的村庄类型分类更加稳健，我们同时使用了聚类分析和散点图分析，而非简单的散点图分析。在因[7]子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使用平均连结法（average linkage）对两个公因子的因子得分（标准值）进行聚类，并根据不同聚类类型在两个公因子上的得分对聚类分析结果进行判断，得出三种类型的村庄，每种类型分别有15个、171个及24个村庄。我们在图2，将聚类判断获得的三种类型的村庄的类别报告在两个因子上的散点图分布上（纵坐标为农村经济发展因子，横坐标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因子）。
诚如我们理论预期的，我们没有观察到经济发展好但基础设施差的村庄类型；同时，我们还预期地看到了新农村建设对于农村发展的形塑——村庄经济发展不好而基础设施发展良好的不均衡发展型大量存在——新农村建设就是为了改变农村普遍落后的面貌，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来拉动农村的经济发展，其数量171个，占到总数的82%。图2 村庄类型分布
说明：左图，理论类型；右图，实证观察到的类型情况。
双重发展类型和双重滞后类型的数量均较少，分别占7%和11%。其中双重滞后类型的存在，很可能体现的是国家在新农村建设上的理性。当一个村庄没有任何发展前景的时候，可能放弃是理性的。
3.各农村发展类型的新农村建设效应
在评估新农村建设对于农村发展的整体影响以及对农村发展类型进行分类之后，我们用实证数据，进一步验证新农村建设政策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在不同类型农村的差异，结果显示三类不同发展情况的村庄类型在新农村建设的起点有所不同。2005年新农村建设政策实施后，三类村庄的发展速度也存在较大差异，表4是2005年新农村建设实施后，三类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函数。表4 三种类型村庄基础设施增长模型结果
本文对表4中三类不同村庄发展函数的斜率与截距进行了检验，发现双重发展型和双重滞后型的斜率差异并不显著，双重滞后型与不均衡的设施优先发展型两类村庄，其截距的差异并不显著，其余都有明显差异。通过这三个函数我们可以发现，相比第一类，第二类村庄尽管发展起点与第一类发展村庄并无显著差异，但其新农村建设实施后的发展速度显著高于第一类村庄。同时第三类村庄与第一类村庄相比，发展起点很高，发展速度则无太大差异。
国家的新农村建设，使得82%的经济状况不太好的村庄，达到了经济状况好的村庄的公共设施发展速度，这显然是对市场机制马太效应的抑制。同时我们也观察到，11%发展很糟糕的村庄，其设施改善程度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理性，即各类村庄都有投入，但投入和支持的力度是根据发展起点等方面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与贺雪峰提出的不同阶段不同政策可能对于不同发展类型农村有不同的具体影响的看法是一致的。
4.各发展类型下的农村人口流动
不同政策可能对于不同发展类型的农村有不同的具体影响。我们下面就具体分析新农村建设对不同类型村庄的人口的影响。CLDS在农村地区，对在当地居住的劳动力人口采用了通常的入户调查；对于流出的劳动力人口，采取了流出地家人代答的流入地调查法。因此，可以获得全部农村劳动力人口：未流动劳动力人口、短期返乡的劳动力人口、长期返乡的劳动力人口与流出的劳动力人口的数据。由于短期返乡人口其未来是否在农村定居存在较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因此本研究未将短期返乡的人群列入回流人群的范畴。
我们在表5中列出三个发展类型的村庄的各类劳动力基本特征。对比可见，越发达的农村类型，农村本地劳动力人口（未流动劳动力人口以及长期返乡的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的方向则刚好相反，越发达的农村类型中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高。表5 不同类型农村三类人口基本情况描述
同时，从三类村庄劳动力流动与保留的描述来看，双重滞后类型的村庄劳动力流失最多，流出人口占40.39%；不均衡的设施优先发展型村庄次之，流出人口比例为38.35%；双重发展型村庄其劳动力的保留情况最好，流出人口的比例仅为16.75%，同时长期返乡的人口比例也最高，占13.83%。通过以上的描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农村不同的发展程度与发展现状确实会对劳动力的流动有重要的影响，发展越好的村庄，越有利于其本地劳动力的保留。无论哪种类型农村，流出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均高于本地劳动力人口，显示出城市对农村精英的吸纳逻辑。基于上述描述，我们提出新农村建设所致的村庄类型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假设。
农村推力假设：对于农村外出人口而言，在控制个人和家庭层面影响的基础上，所在村庄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越差，人们越容易选择外出打工。
农村拉力假设：在控制个人和家庭层面因素的基础上，人们是否选择回流受到所在村庄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村庄发展越好人们越容易选择回流。
五 不同村庄类型中劳动力流动状况分析
为了严谨地验证新农村建设所致的村庄类型对农村人口的推拉假设，我们将分两个部分进行研究，第一个部分我们通过传统的定类logistic回归，分析村庄类型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效应。第二个部分，我们将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运用增强反概率加权多类处理效应模型（Treatment effects based on Augmented inverse-probability weighting）进一步评估农村发展类型对于村庄劳动力流动的真实影响。
1.logistic回归分析
我们使用CLDS 2004的流出地调查法获得的全部农村劳动力人口数据研究农村的整体劳动力变化情况。我们使用logistic模型来获得村庄类型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净效应。结果见表6。模型一验证了不同类型的村庄对人们是否选择外流的影响。分析的结论是，相对于女性，男性更倾向于外出打工；而年龄对是否选择外出打工的影响则呈倒U型。受教育程度方面，以小学为参照项，可以看出受教育程度越高，人们越倾向于外出打工。而家庭人数越多，家庭外出人口越多，都会使得人们更倾向于外出打工。在控制以上这些个体和家庭方面的影响之后，我们发现村庄发展类型对于农村人口是否选择外出流动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不均衡的设施优先发展型村庄的劳动力人口比双滞后类型村庄的劳动力人口更倾向于选择留在本地。而双重发展类型村庄的劳动力又比不均衡的设施优先发展型村庄的劳动力更倾向于选择留在本地。这验证了农村推力假设，在控制个人和家庭层面影响的基础上，所在村庄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越差，人们越容易选择外出打工。表6 不同类型农村人口流动的logistic回归模型
模型二则对村庄发展类型对农村人口是否选择回流的影响进行了验证。控制变量中，对于不同性别的人而言，女性更倾向于选择回流。从受教育程度来看，以小学为参照项，相比而言，初中与高中学历对是否选择回流的影响并不大，而大专以上的人更倾向于选择留在外地。家庭人口越多的人，越倾向于选择留在外地。同样，家庭中外出人口比例越大的，也越倾向于留在外地。进一步看不同村庄类型的影响。以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均较差的双重滞后类型为参照项，不均衡的设施优先发展型村庄的劳动力则更容易选择回流，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而双重发展类型村庄的劳动力则更倾向选择回流。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均较好的村庄，其人口更倾向于选择回流。这基本验证了农村拉力假设，即在控制个人和家庭层面因素的基础上，人们是否选择回流受到所在村庄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村庄发展越好人们越容易选择回流。
以上我们从农村发展类型角度，验证农村层面的因素对于农村人口流动的影响。基本上我们可以确定农村发展越好，越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保有；而农村发展程度越差，其劳动力越容易流失。新农村建设确实在客观上减缓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增加了农村劳动力的回流。
2.针对内生性的增强逆概率加权多类处理效应模型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验证了村居层面即不同发展类型的农村对于农村人口流动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必须考虑到不同类型村庄天然就存在人口结构、人口数量以及区位因素的差异，这本身也可能会导致人口流动，因此在研究中加以控制。
为解决上述可能的偏误，我们尝试使用增强逆概率加权（Augmented Inverse-probability Weighting，AIPW）模型，通过计算逆概率权重来矫正这种偏差（Cattaneo，2010）。增强逆概率加权处理效应模型是对逆概率加权（IPW）模型的扩展，逆概率加权模型的核心原理是利用倾向值得分对观测数据进行加权，以使得处理组和对照组达到平衡。而增强逆概率加权模型则是在此基础上，综合利用加权倾向值方法和回归方法，得出广义倾向值估计量（AIPW），从而在IPW模型结果可能有偏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矫正。公式如下：
其中t表示个体i是否属于控制组或对照组，t=0时，表示i处于对ii照组，t=1时，表示i处于控制组。x为解释变量，y（0）表示i在对照iii组的情况，y（1）表示i在控制组的情况。r=0时，表示个体i时观察ii不到因变量，为倾向值，π（x）为缺失概率。由公式可知，i当倾向值接近0时，公式部分会变大，使得处理组和对照组达到更为稳健的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的模型多基于二元干预，Cattaneo及Imbens等发展了解决多值干预的模型。运用这一模型，我们可以评估多类不同发展类型的村庄对于农村人口流动的真实的无偏影响（Imbens，2000；Cattaneo，2010）。
表7中的模型一与表4模型一结果一致，相对于双重滞后类型村庄，不均衡的设施优先发展型村庄及双重发展型村庄的劳动力均有更大的概率留在本地。同时对比系数可以发现，在logistic回归中，不均衡的设施优先发展型村庄的农村劳动力人口外流的影响被高估了，而双重发展型村庄的效应则被低估了。表7 tteffectsaipw模型分析结果
模型二则显示，当克服了内生性问题后，不均衡的设施优先发展型村庄，即新农村建设政策所造成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农村劳动力回[8]流选择的真实效应开始显现。相比于双重滞后型村庄，不均衡的设施优先发展型村庄的劳动力人口有更大的概率回流，而对比系数可以看到双重发展型村庄对于劳动力回流的效应在普通logistic回归中被高估了。
六 不同村庄发展维度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分析
新农村建设先从农村基础设施着手，最终目的还是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因此，我们不仅需要了解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增加之后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还应该了解经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此，我们使用前文所提取的，代表农村社会发展的两个维度——经济发展维度和基础设施建设维度——来分析不同维度的农村发展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具体影响。由于因子得分进行过正交旋转，所以两个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其系数代表各自对因变量的影响；且由于因子得分是标准分，因此其系数可以直接对比。表8 不同农村发展维度对劳动力流动影响的logistic回归
模型一中，控制变量对与农村人口是否选择流动的影响与模型二基本类似，这里不再赘述。从经济发展程度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程度越好的村庄，其人口更倾向于选择留在本地。同样，基础设施越好的村庄，其人口越倾向于留在本地。这验证了农村推力假设：在控制个人和家庭层面的影响的基础上，所在村庄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越差，人们越容易选择外出打工。
模型二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程度越好的村庄，其已流动的人口越倾向于选择回流；同样，基础设施建设越好的村庄，其已流动的人口越倾向于选择回流。反之，经济发展程度与基础设施建设越差的村庄，其已外流的人口越倾向于留在外地。我们又一次验证了农村拉力假设。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推力还是拉力，经济发展的效用均大于基础设施发展的效用。这表明，如果新农村建设不能最终切实提高农村的经济发展，而仅仅是提高了基础设施的供给，那么其作用会很快被经济的持续落后所稀释，农村依然会陷入劳动力流失的陷阱之中。
七 小结
总体而言，农村基础设施以及经济发展情况越好，其劳动力越容易得到维持，从而越有利于这些村庄未来的持续发展。而那些基础设施以及经济发展情况较差的村庄，其劳动力则更加容易外流，这可能会给这些村庄的未来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造成村庄凋敝。在单纯的市场逻辑之下，农村发展与劳动力变化之间存在马太效应，好者更好，坏者更坏。
市场的逻辑未必符合国家的需要。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情况下，国家推行新农村建设，在国家层面对农村实施强有力的调节，其特征是以投资农村基础设施来拉动农村经济发展。
使用基于农村流出地调查法收集到的数据，我们检验新农村建设对于农村发展的真实效应。我们发现新农村建设的确实现了其政策目标。对于大部分农村社区而言，在新农村建设政策实施后，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有了一定幅度的提升。同时，我们观察到由于国家治理理性的存在，不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正是这种建设速度上的差异，形塑了当今农村的不同发展类型。
我们也看到了隐忧：如果以基础设施投入为核心的新农村建设最终不能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其拉力所带回来的农村劳动力仍将最终被不断走低的农村经济发展现状用更大的推力推走。一方面，十年以来的新农村建设成效巨大；另一方面，新农村的建设道路仍然漫长，挑战依然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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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2015年重大项目“基于大型调查数据基础上中国城镇社区结构异质性及其基层治理研究”（批准号：15ZDB172）资助。
[2] 梁玉成，博士，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主任（lyucheng@mail.sysu.edu.cn）；刘河庆，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博士研究生（liuheqing321@163.com）。
[3] 各种农民工调查方法及其对比，以及CLDS的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出地调查法的具体细节，请参考梁玉成、周文等的《流出地调查法：农村流动人口调查的理论与实践》。
[4] 此处两阶段线性增长模型的处理方法来自于周文博士的建议，特此感谢。
[5] 该村是否有卫生室（站）或者医院以及该村是否有信用合作社及银行这两个指标，均由两个变量合成。以该村是否有卫生室或医院这一变量为例，如该村同时有卫生室或医院，或二者有其一，则赋值为1，两者都没有则赋值为0。是否有信用合作社及银行这一变量的生成采取同样的方式。
[6] 为了保证各个变量之间量纲统一，在因子分析之前，首先对这10个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7] 平均连结法使用两个组之间观测案例的平均值，产生的属性居于最短连结法（single linkage）和最长连结法（compete linkage）之间。模拟研究报告表明，这一方法在很多情况下都表现很好，并且合理、稳健。
[8] 不均衡的设施优先发展型和双重滞后型两类农村的真实效应之所以在使用增强逆概率加权模型开始显现，与双重滞后型农村数量较少造成的偏差有关。在普通logistic回归中，由于双重滞后型村庄数量较少，因此其预测概率接近为0有较大的可能，从而导致难以稳定估计其真实效应。增强逆概率加权模型通过利用加权倾向值方法和回归方法，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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