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左娟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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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合法性与电信运营企业可持续发展试读：
前言
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认识和理解组织决策的制定者如何做出选择。企业成长的行为选择与路径实际上是根植于特定的制度环境，制度合法性，是新制度主义在组织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由于新制度主义将组织的行为与组织所处的外部环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比较资源基础观等战略管理理论强调组织内部资源与能力而非组织及其代理人生存的环境及其互动和影响过程，其对解释企业的竞争优势、解释企业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更具说服力。
既有研究（尤其是国内研究）较少涉及制度合法性与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及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且，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存在结论复杂甚至因果关系不清晰的情况。因此，构建一个合法性制度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及绩效的影响模型，重视组织对制度环境的反向影响、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提出新的测量变量，检验特定情境下的合法性制度与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及绩效的关系，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通过文献回顾发现，围绕制度合法性提出的变量，很可能离不开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分析，因为只有与企业利益相关的群体才有可能对企业造成影响，这些群体是企业所处“由信念、信仰、准则和概念等要素社会性建构而成的系统”的参与者。而且，对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因素应考虑更多变量，将制度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模型做得更加细致。
本研究从内、外部两方面来考虑企业的制度环境，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制度合法性提出了更为细分的变量，并考虑模仿机制提出关于其他企业示范的变量，以及结合电信运营企业实际而提出集团公司内部资源配置要求等变量。本研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定义，并针对电信行业提出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可持续发展绩效的研究维度，构建了一个合法性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及绩效的影响模型，提出变量间的假设关系。随后，本研究通过大规模的内容分析、获取二手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本书主要得到以下结论：①行业监管约束显著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及绩效，且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发挥着中介作用。主要原因在于有着与政府部门传统的上下互动关系，同时制度因素通过改变企业的资源供给会影响到企业的战略演变。②客户、产业上下游、社会公众和媒体的要求，均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有显著影响，且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发挥着中介作用。③内部资源配置要求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影响显著，且是负相关。④企业规模、财务表现不一定显著影响电信运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本书的创新主要体现在：①结合电信行业实践，对合法性提出了更多的研究变量。②提出了合法性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中介变量。在本书通过数据验证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行为是一个中介变量。③针对电信行业提出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以及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绩效、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的测量标准和方法，从而丰富了合法性及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在行业层面的研究成果。④围绕着企业可持续发展这一问题对电信行业的组织场域与制度演化进行了分析。本书通过分析验证了关于组织场域研究的重要观点，以中国电信业的数据判断了场域相关者演变与制度演变的一致性。
当然，囿于研究者本身的学术素养，研究工作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对此，论文最后部分提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以及在未来还需要深入研究的若干问题。第1章导论1.1研究背景1.1.1 现实背景：企业持续发展的需求
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们对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广泛讨论而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是人们对传统发展模式进行的深刻反思。人们之所以对自己的发展模式产生困惑，主要是因为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给人类造成各种困境和危机。而在过去的几十年，各国政府和大型企业的决策者们，纷纷提高了环保意识，各种关于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的团体在世界各地出现。一个多世纪的工业发展已经使得全球付出了代价：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空气和水污染、水土流失等。这些环境问题都被广泛认为需要立即解决。这些问题和认识，也导致各国政府增加了监管力量，提高了对公共环境的关注。
如果说世界的环境问题十分复杂，那么中国的环境问题则更为复杂。中国的环境问题呈复合型、压缩型、结构型特征。发达国家上百年逐步出现、分阶段解决的问题，在我国最近的30年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集中爆发。而中国解决环境问题的时期，正好又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环境问题都将十分突出。根据《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透露的数字，199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40.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2004年则达到了61亿吨。10年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增长了20亿吨，年均增长率约为4%。而另有资料显示，我国1/3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2/5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
与此同时，从企业的发展来看，市场竞争日益复杂和环境不确定性造成企业竞争更加激烈，短命企业比比皆是。很多企业几乎一夜成名，又几乎同样迅速甚至更快地消亡。在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中还存在着大量的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事件、偷漏税等违法违规现象，例如多年来民工欠薪已经形成顽疾，不少讨薪事件发展为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而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引发的食品安全和侵害客户权益的现象，不仅导致三鹿企业宣告破产，还造成社会的巨大震动，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次思考。
可以说，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细胞，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紧密相关，不仅关乎企业自身是否能够基业长青，也是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和谐安定的需要。
短期内，企业不负责任的行为也许能够给企业带来利益；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些不负责任的行为必然会导致对社会经济秩序的破坏而进一步造成对企业利益的损害。而中国政府构建和谐社会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也促进了公众不断增加对自身权益和社会利益的关注。政府和公众都要求企业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长期以来，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及成本最小化为目标的经济人。在这种“经济人”假设之下，往往会认为企业对社会的贡献主要在于经济贡献，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和放任了企业的盲目逐利行为。因此，研究企业可持续发展问题，将有助于走出对企业“经济人”的认识和实践误区，并为企业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新途径提供客观的依据和理论基础。
因此，研究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如何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是推动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1.1.2 理论背景：影响机制研究薄弱
制度研究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其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制度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制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中期之前是早期的制度研究阶段；20世纪70年代的组织被引入制度研究领域，并且获得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由此拉开了新制度主义研究的序幕。
Meyer和Brian在1977年发表了《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和仪式的正式化结构》一文，标志着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创立。新制度主义学派认为，在制度环境中，组织会由于采用了适当的结构和程序而受到奖励和认同；组织会在无形的压力中采用那些在制度环境下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无论这些形式和做法对组织运作是否有效率。Meyer等界定了组织的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区别，而之前学者们对环境的研究着眼点主要在技术环境。Scott（1987）认为，新制度主义对于组织研究的一个最重要贡献就是对组织环境概念的重新界定。这让人们注意到了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另外一面，即制度化的信仰体系、规则和惯例等并非是学者虚幻的想象或者仅仅是文化历史层面上的表现形式，而是内化在个体和组织的思想和行为之中，成为个体和组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长久以来在战略研究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基本上是理性行动者（rationalactor）的分析范式。体现这一立场的有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以及产业组织理论等（Farjoun，2002）。而制度理论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即分析企业决策和行为的具体情景，使得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组织的结构、行为模式同组织所处的特定、更广阔的社会情境脉络之间的内在关联。
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指出，与社会期望保持一致有利于组织的生存和成功（Baum等，1991；Carroll等，1989；DiMaggio等，1983），通过遵从环境来增加其合法性、资源和生存能力，从而获得回报，是企业得以成功发展和长久发展的重要原因。
由于新制度主义将组织的行为与组织所处的外部环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比较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view）等战略管理理论强调组织内部资源与能力，而非组织生存的环境及其互动和影响过程（郭毅，2006），其对解释企业的竞争优势、解释企业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更具说服力。
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已经清楚地揭示出制度环境差异所导致的战略行为特质。例如，针对转型经济的实证研究表明，转型背景对于企业在成长和战略演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战略倾向（strategic orientation）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Peng,1997; Tanand Litschert,1994）。据此可以推断，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行为与制度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然而，尽管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因是离不开制度环境的，但到目前为止，利用制度理论研究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文献仍然较少，尤其是实证研究还很薄弱。大部分关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都还是把重点放在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内涵的讨论上，或者停留在对理论模型的构建上。
可以说，制度环境如何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研究还十分薄弱，有待进一步的细致研究。1.2问题的提出
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认识和理解组织决策的制定者如何做出选择（Child，1972）。企业成长的行为选择与路径实际上是根植于特定的制度环境的。除了强调产业、企业层面条件的重要性之外，国家和社会的特定制度因素必须纳入揭示企业战略行为特质的理论视野中来，用一种新的、以制度为基础的战略观点来解释企业战略的特质（DiMaggio和Powell，1991；Oliver, 1997）。“制度直接决定企业在制定和实施战略、打造竞争优势时的方向”（Ingram和Silverman,2002）。即便是在成熟的市场背景下，不同国家特定的制度情境也对企业战略行为及其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应成为研究企业异质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Wan和Hoskisson（2003）针对西欧六个国家的企业样本的实证研究揭示了不同国家企业在多元化的战略行为模式上具有不同的选择。又如，有研究指出，东道国制度发展水平的确与该国的外国子公司绩效变化平均水平有着曲线关系（Makino S, Isobe T,2004）。而大量关于转型经济中企业战略演变路径的研究更是表明了类似的观点。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和发达经济体在制度框架上的巨大差异使学者们在考虑产业和资源基础因素之外，更多地关注这些制度差异（Doh, Teegen和Mudambi,2004; Makino, Isobe和Chan,2004）。
企业所做出的每一个战略选择都会内在地受到特定制度框架中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约因素的影响（王益民，2004）。Oliver（1997）曾就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对企业的利润性影响问题做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分别都对企业利润业绩产生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当技术环境保持稳定而外部规制压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制度环境成了影响企业利润的关键因素。这说明，制度环境在企业成长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促进或制约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企业面对制度变迁并不仅仅是消极应对，而是可以采取多种应对方式来改变和控制制度环境（Oliver，1991）。Goodstein（1994）则进一步认为，组织会根据他们自身所具备的独特制约条件和激励因素，对制度性压力做出各自不同的战略性反应。
强调企业可以通过其战略选择和行为来改变其所处的制度环境，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有可能基于企业与制度环境的互动来提出关于企业在转型经济制度背景下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观点。
事实上，有关“解释组织战略的内容与有效性的时候应关注制度因素”的研究理念越来越为国际上战略管理研究者所接受。在战略管理及其他管理学分支的研究领域中，研究者对于应用新制度主义从事研究的兴趣日益增加。
制度理论进行“合法性”的探讨，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还是在探讨如何有利于组织的成功和生存，最终还是会落到企业如何发展，与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实现基业长青的核心议题联系起来。
那么，基于对制度合法性的认识，我们不禁要思考：制度合法性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课题应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二者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换句话说，制度合法性体现在不同方面、有不同的要素，究竟是哪些要素会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产生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又会进一步影响其绩效，制度合法性、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绩效之间是什么关系？
如果将企业可持续发展这一课题同中国转型经济的特殊背景结合起来，其研究就更具吸引力了。而电信运营业又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第一，电信运营企业都是大型央企且均已在海外上市，面临国资委和海外投资者的双重监督约束。既要接受国资委的管理，又要接受国际资本市场严格的监管要求。第二，电信运营业作为垄断行业，政府的监管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很大。第三，电信运营企业一直是媒体、公众、消费者关心的焦点。电信霸王条款、网络质量、辐射、垃圾短信、手机互联网非法内容等的投诉热点不断吸引着社会各方的关注。第四，电信业由诸多主体构成，电信产业变得日益庞大而复杂（王育民，2004）。电信运营企业与产业上下游合作伙伴的关系也在不断演变之中。第五，电信行业的竞争日益激烈和复杂。电信行业虽然是属于较为典型的自然垄断产业，且因为历史原因有着较为浓厚的行政垄断色彩，但是近十几年来不断被破除行政垄断的保护。几大电信运营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这直接反映在电信资费的不断下降上。一方面运营企业会更加注重同政府、客户、合作伙伴、社会公众的关系，以利于在竞争中取胜；另一方面竞争也可能导致企业利润下降，从而迫使企业更加重视提高内部资源配置效率以提升运营效益。因此，可以说，电信运营企业面临复杂的制度环境。
同时，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电信运营企业对政府部门、对客户、对社会公众、对合作伙伴也在不断做出响应，例如不断推出服务质量改进措施、治理垃圾短信、推出环保计划、改变产业合作管理方式等；这几年来，围绕投诉热点也不断出现热点事件，而回顾每次热点事件，我们也能够发现电信运营企业对于热点事件的反应速度在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电信企业邀请客户、政府、媒体走进企业进行参观和交流，以加强互动和双向了解。
从上述关于电信运营业现状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制度环境的各个要素显然会影响电信运营企业的战略，导致企业的战略在逐渐演变。另一方面，企业采取这些行动已不仅仅是为了提高企业财务绩效。例如，电信运营企业中国移动公司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中就是围绕三个要点：经济责任、社会责任、环境责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电信运营企业对自身价值的衡量已超越了传统的财务绩效。电信运营企业为了追求各方的认可，努力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来自各方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要求。这种行为，已经不能用效率机制来解释了，而是与新制度主义的“合法性”概念相契合。
这些都不禁令我们思考：电信运营企业遇到的内、外部环境的诸多要求与其战略行动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运营企业采取了这些行动，对其“绩效”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该如何衡量运营企业所产生的“绩效”？
从理论和电信行业实践这两方面所提出的问题，使得我们有必要针对电信行业进行合法性与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绩效之间的研究。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进一步揭示企业制度环境与其战略决策行为以及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且围绕“可持续发展”这一既关系到企业自身生存发展，更关系到社会和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大主题，把企业制度环境同可持续发展战略、绩效密切联系起来，可以丰富战略管理研究的内容，并且为电信运营企业的管理实践提供指导和参考观点。1.3研究目的和方法1.3.1 研究目的
新制度主义对合法性的研究，证实了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对于企业决策有着重要影响，均重视合法性产生的要求对组织决策行为的影响方式研究。但是，从实证的角度看，用合法性哪些变量来测量，却是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差异很大，而且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尽一致。同时，对于制度合法性对组织战略的影响，较少有站在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研究的。合法性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和实施的影响的实证检验就更加少了。
而对于有着复杂制度环境的中国电信运营企业，在国内目前还几乎没有对其制度合法性同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
本研究将梳理制度合法性、企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建立合法性对电信运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绩效的影响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本研究将实现以下几个目标：（1）探讨企业面临的制度合法性。根据合法性的内涵及得到广泛认同的分类方式，主要是从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认知合法性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从电信运营业的实际出发，分析其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2）探讨制度合法性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影响。收集数据和资料，测量多家企业2004—2008年面临的来自制度合法性的压力，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及绩效，检验制度合法性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及绩效的影响的显著性。（3）基于前人的研究，结合电信运营业的实际特点，通过细致的分析，建立起对制度合法性、可持续发展在电信运营企业的测量标准和方法。从而为制度合法性及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在行业层面的实证研究做出方法上的贡献。（4）结合企业实践案例分析，对比不同电信运营企业在合法性动因之下的行为异同，探讨制度合法性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影响机制。从而揭示具体情境和战略行动之间的联系，以便更好地检验合法性对电信运营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解释力量。1.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同时将理论演绎与实证方法相结合。首先，通过理论演绎得出制度合法性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关系的理论基础，构建了一个影响关系的概念模型，然后以中国移动31省公司为实证研究对象，选取这31省公司2004—2008年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数据，对概念模型进行统计分析，验证理论假设，形成研究结论。
为了更好地揭示制度合法性对企业战略行为及绩效的影响关系，本研究还站在组织场域的视角研究了制度合法性与电信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演化，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原）、中国网通（原）等几家运营商作为研究对象，选取其2004—2008年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数据，结合实例进行了探讨，从行业层面揭示了制度合法性对于电信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影响机制。最后，基于理论和实证研究，为了促进电信运营企业提高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探讨了电信企业在实践方面如何构建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策略问题。
在本研究中使用的主要数据分析方法是二手数据分析和统计分析方法：（1）二手数据分析。
本研究中对多个变量的测量都是采用了二手数据分析中的内容分析法。主要是采用定性形式的原始二手数据，然后通过分析、编码，把定性形式的二手数据转化为结构化的定量数据，在对自变量、中介变量、因变量的测量中均有使用。
内容分析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对信息内容的分析和归类，找出其特征并将其数量化。内容分析是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变量的分类和计分制定明确、全面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定义和规则，在该定义和规则下，研究者按设计好的程序进行研究，不能因为研究人员的主观态度和偏好而影响分析研究的结论。因而内容分析法也是一种相对较为客观的研究方法，其在本质上是一种“编码”（coding）运作。
这种将定性数据转化为定量数据的方法，对于本研究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目前管理领域研究主要使用已经矩阵结构化的定量形式的二手数据，但这样的数据来源也有不利的方面，主要表现为现成的定量形式的二手数据往往不是为具体设计的研究定制的数据，所以数据可能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同时，因为这种数据收集、变量识别和提取的过程涉及众多的工作人员，数据的一致性、准确性和可靠性可能会存在问题。
近年来，西方管理研究学者有不少使用定性数据转化成定量数据的方法进行研究的例子，在SM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上屡见不鲜。例如Nadkarni和Narayanan（2007）在SMJ发表的论文采取的技术路线是阅读上市公司年报中CEO致股东大会的信，通过阅读来识别和测量“战略谋划”这一反映CEO认知的变量。Nadkarni和Narayanan利用年报信息，通过识别因果关系陈述，构建了因果关系概念，对概念进行编码、分类，创建了因果关系图（a causal map）。然后，他们把这些编码后的概念和概念之间的联系看作点和线，然后利用社会网络分析中对点、线及集中度等指标处理技术创建并定量测度了“战略谋划”的复杂性和专注性两个具体维度。这样，他们就解决了对战略谋划的测度。
又如，在战略管理文献中，陈明哲（Ming-jer Chen）对竞争攻击与反应的研究也是采用通过内容分析把定性形式的二手数据转化为定量数据的方法完成的。陈明哲为了识别和编码“报复性反映”，在Aviation Daily（《航空日报》）上搜索了如下关键词汇：“in responding to”“following”“match”“under the pressure of”和“reacting to”，通过倒推的方式追踪“初始行动”，然后确认攻击与报复反应的交互关系。
Nadkarni和Narayanan、陈明哲这些学者所做的研究，在方法上的共同特点是利用定性形式的二手数据，通过内容分析的方法或者叫结构性内容分析的方法（structured content analysis），识别、提取和编码所需要的变量信息。这种分析通常是通过识别关键词汇、主题、某种陈述或者故事描述，然后进行编码，转化成定量形式的数据。
利用这种数据方法的优点很突出：数据客观、样本量大、内容丰富。就客观性而言，研究者利用定性形式的二手数据识别关于做了什么、发生了什么、谁做的、在哪里发生、什么情况下等的信息，都是具有非常高的客观性。而如果通过访谈和问卷来获取这些过去的行动信息，其准确性和客观性极有可能会因为被访谈人和问卷填写人的个人因素（包括信息掌握的充分性、一时的疏漏、理性反思倾向等）而受到很大的影响。
由于笔者多年从事电信行业管理咨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电信行业背景知识。同时，帮助笔者进行基础性的二手资料的整理和编码工作的，还有其他同样从事了数年电信行业管理咨询并具有邮电院校教育背景的几位同事。（2）统计分析方法。
包括多元回归分析、面板数据分析法及其他一些相关的统计分析方法。用于检验自变量与中介变量、中介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多元回归分析是从经典统计学中发展起来的一个分支，是一种综合分析方法，它能够在多个对象和多个指标互相关联的情况下分析它们的统计规律。其主要作用：确定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即用自变量所解释的因变量的变差部分是否显著；确定这种关系的强度，即因变量变差中的多大部分可以用自变量来解释；确定联系因变量和自变量的数学方程，即这种关系的结构或形式；预测，即给出自变量已知的情况下因变量的理论值或预测值；评价某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贡献，即将其他的自变量控制不变时，该自变量的变化所伴随发生的因变量的变化；寻找最重要的和比较重要的自变量，即比较各个自变量在拟合对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相对作用的大小。
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是最近几十年来发展起来的新的统计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可以克服时间序列分析受多重共线性的困扰，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更多的变化、更少的共线性、更多的自由度和更高的估计效率，从而可以构造和检验更为真实的方程模型。因此，显而易见，它比以往单独使用横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所得到的模型更深刻。更重要的是，对于像电信、电力等垄断性的行业，由于企业的数量少，且行业变革时有发生，获取企业层面较长时间跨度的数据非常困难。因此，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能够有更多的数据点，从而会带来较大的自由度；由于面板数据是对同一单位的多次观测，从而能够控制个人、企业等观测单位本身具有而又观测不到的特征。1.4研究意义1.4.1 理论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将制度合法性与企业可持续发展及绩效结合起来的研究目前很少，并且没有针对中国的电信运营企业进行合法性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其绩效的影响研究。
目前，理论界关于企业组织的战略行为及其与环境因素的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都是基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背景进行的研究。那么，这些研究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否适用于解释其他制度背景或市场环境（比如特定的过渡经济或转型经济环境）下的企业战略行为，却很少有人加以验证。因而，本研究将制度合法性与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及绩效结合起来，针对中国国有企业色彩浓厚的电信运营业进行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更有意义，也将使得制度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本身发挥出更大的解释力量。（2）针对电信行业构建并验证了制度合法性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及绩效的关系模型。本研究深入探讨电信运营企业主要面临哪些合法性要求，并且探讨主要的合法性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影响机制，检验其对绩效的影响显著性。国外学者关于组织规模、财务表现，以及媒体关注、模仿等制度因素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关系还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正是这种不一致使得结合行业特点进行的实证研究愈发有着重要意义。本书的实证研究结果为今后针对中国电信行业进行制度合法性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的更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3）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制度合法性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论，基于前人的研究界定了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定义，以及结合电信行业实践对制度合法性的内涵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了新的研究变量。其中，还对比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差异，有助于提高人们对于二者的理论认识。1.4.2 实践意义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体现在以下各方面：（1）有助于电信业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正确认识制度环境。由于企业在实际运营中不断面临要决策是否采取合乎常理，但似乎有损经营效率或效益的行为，所以，正确认识制度合法性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就变得十分重要。尽管最近几年电信运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在不断提高，但是从实践中来看，企业对于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认知还存在不一致，许多企业还是埋头于经济发展，对于环境、经济、社会三方面的均衡发展，对于可持续发展理念，重视程度还不够。那么，研究制度合法性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及绩效的影响，将能够指导企业进一步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入企业发展实践之中，以适应制度环境的要求，有助于电信运营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2）能够为电信业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应对合法性提供有力的指导。对于合法性对组织的影响结果是更多地激发互动，还是更多地造成组织行为趋同，需要结合具体情境来分析。而本研究结合多家电信运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实践，通过细致分析合法性的关键因素，揭示合法性对中国电信运营企业的多方面影响，分析不同的大型电信企业集团之间在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上的异同，利用制度理论分析其背后的原因。显然，这将使得研究人员能够更好地理解特定情境下的制度合法性与企业战略行为之间的关系，也使得企业决策者更易于进行合法性管理决策。（3）能够为电信运营企业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指导。本研究为了促进电信运营企业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实证研究测量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以及绩效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探讨了如何搭建一个企业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同时，还从制度合法性管理以及可持续发展的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对电信运营企业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相关建议。1.5研究的技术路线
本书通过文献整理与阅读、实地调研和现实观察发现问题，从制度合法性理论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理论出发，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制度合法性的维度分类的视角和标准，将制度合法性分为多个维度，并且细分了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与战略执行绩效的区别，定性讨论它们之间可能的内在联系和影响机理。并分别讨论制度合法性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的影响机理，制度合法性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机理，以及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对绩效的影响的中介作用。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提出变量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并提出本研究中各个变量之间的理论假设。根据实证检验的需要和假设的内容，设计本研究的内容分析标准，进行内容分析，同时收集其他相关的二手数据，获得模型的各个变量的输入。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面板数据分析法等方法，使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使用Eviews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从而验证理论模型、探讨变量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理。出于希望获取行业层面制度合法性动因与企业可持续发展之间关系的更深入认识，本研究还以组织场域的视角分析了围绕企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组织场域同制度的共同演化，通过将几家电信运营企业集团公司企业可持续发展实践的异同进行对比，揭示了具体情境和战略行动之间的联系。全书的研究技术路线如图1-1所示：图1-1 研究的技术路线1.6结构及内容安排
在研究的结构和内容上，本书包括导论部分在内一共分为8章。
第1章为导论部分。本章内容主要以战略研究的出发点为思考切入点，基于对“制度因素必须纳入到揭示企业战略行为特质的理论视野中”这一战略研究理论界的普遍认识，结合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两方面的背景，分析了制度合法性应该被纳入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研究中。在本章中，本书也分析了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以及创新之处。
第2章为本书研究的理论基础。本书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制度合法性的概念、分类，以及合法性机制、合法性管理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本书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理论进行了回顾，总结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演进、深化和拓展，提出了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定义，对比了企业可持续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异同。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制度合法性与企业可持续发展之间实证研究的方法，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分析了目前研究中尚待挖掘和进一步深化的研究方向，从而为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3章是理论拓展与研究假说。在这一章中，笔者根据电信行业的特点，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从电信运营企业的角度定义了制度合法性的分类，并分析了制度合法性对于电信运营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影响，提出了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和绩效应从环境完整、经济繁荣和社会公平这三个方面来进行测量。同时，笔者也分析了其他可能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而构建起制度合法性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及绩效的影响关系的概念模型，并且结合电信行业特点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研究假说。
第4章是以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的31省公司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在这一章中，笔者详细阐述了各个变量的测量方法，交代了本书进行量化实证分析的数据来源和获取数据的基本过程。其中内容分析法的应用十分关键。笔者在详细分析各个制度合法性动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各个动因的衡量标准，形成了对二手资料编码的依据，并严格控制编码的过程，保证编码质量。
第5章是对实证研究结果的分析和讨论。笔者在这一章中阐述了模型的检验结果，并对结果进行了讨论。本书发现，在外部制度合法性动因中，行业监管约束、客户要求、产业上下游要求，以及社会公众和媒体要求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绩效有着显著影响，且验证了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的中介作用。同时，笔者讨论了实证研究的结论，分析解释了个别假设未得到实证研究支持的原因。
第6章是从电信行业层面来看制度合法性与各运营商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笔者根据组织场域的相关理论，分析了围绕企业可持续发展这一中心主题的组织场域的发展变化，揭示出企业战略与制度环境互动、共同演化的过程。同时，将各运营企业集团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与执行行为进行了对比分析，并结合数据，通过对各运营企业集团公司的实例分析验证了企业可持续发展行为的趋同性。
第7章是对电信运营企业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建议。在这一章里，笔者首先是基于对制度合法性与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系的认识，提出了制定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的步骤与方法。然后，笔者从制度合法性的管理、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保障以及人才价值工程等方面，对电信运营企业提出了建议。
第8章是本书的结论和展望部分。这是本书的最后一章，交代了本书通过综合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同时对一些研究不够完善的地方进行了评述，还对可能的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1.7创新之处
第一，结合电信行业实践，对制度合法性提出了更多的研究变量。
本研究对外部的制度合法性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将合法性从规制、规范和认知三方面细分为了5个方面的变量进行测量，这在国内外的研究中是很少见的。此前，学者们对于制度因素的细化并不深入，尤其是没有结合企业的利益相关方进行细化研究。
第二，提出了制度合法性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中介变量。
在以往的研究中，通常是直接将制度因素作为解释变量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这一被解释变量进行相关性研究，而未考虑到企业管理决策者认知的这一环节，即未考虑企业管理决策者在意识到制度要求之后做出选择。本书通过数据验证了这种选择行为是一个中介变量。
第三，针对电信行业提出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测量标准和方法。
针对电信行业提出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及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绩效、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的测量标准和方法，从而丰富了制度合法性及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在行业层面的研究成果。并且基于这些测量标准，进一步探讨了如何搭建电信运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评估指标体系，帮助企业更科学地评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第四，围绕企业可持续发展这一问题对电信行业的组织场域与制度演化进行了分析。
本书通过数据分析验证了国外学者（Hoffman，1999）关于组织场域研究的重要观点。以中国电信业的数据为基础判断了场域相关者演变与制度演变的一致性。同时，将几家电信运营企业的制度合法性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数据进行对比，验证了为追求制度合法性电信运营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上的趋同性，并结合电信行业实际特点深入分析了企业可持续发展实践背后的制度动因。
第五，实现西方战略理论前沿发展与国内本土战略实践的有机结合。
本研究所采用的基本理论工具如制度合法性、组织场域等均为国外近年来在战略管理研究领域方兴未艾的新的研究思想，本研究力求将这些新的理论与本土战略实践有机结合，利用本土的行业数据在一个更高的理论层面上对国内企业战略管理的宝贵实践经验进行提炼和提升。第2章制度合法性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相关理论概述2.1制度合法性的理论研究2.1.1 制度理论：战略三角的第三条腿
显然，到目前为止，战略领域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还是产业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长期以来，对环境影响的考量主要是关注经济变量，例如市场需求和技术变化。至于正式的制度（如法律和规制）和非正式（如规范和认知）的制度则被假定为背景条件。很大程度上，作为“游戏规则”的正式、非正式的制度对战略决策的影响被忽视了。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讨制度、组织和战略决策之间的关系，例如Oliver C、M.W.Peng、M.C.Suchman等。制度理论将制度作为自变量，关注制度和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把企业的战略选择和绩效看成这种互动的结果（Peng,2002）。学者们认为，企业的战略选择和绩效不仅由产业条件和企业能力所驱动，还反映了企业管理者们面临的、由正式和非正式约束所形成的特定制度框架（Khanna和Palepu,2000;Lee, Peng和Barney,2005）。这种研究的范式，即是“制度—战略—绩效”的研究范式。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研究在近年来蓬勃发展，制度理论已经成为战略研究的前沿，成为战略“三角”的第三个支柱（Peng，2005）。因为，制度理论相对产业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更加重视和强调制度同组织之间的关系（Boisot和Child，1996；Peng和Health，1996），而且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在制度框架上的确有着巨大的差异。图2-1 制度基础理论：战略三角的第三条腿资料来源：PENG M W.2006.Globalstrategy[M].Cincinnati：Thomson South-Western：115.
制度合法性，是新制度主义在组织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早期的制度研究存在着共同的缺陷，即它们或者关注广泛的制度结构，例如政治系统、语言和法律系统等，或者关注公共意义和规范框架的出现，但几乎没有学者研究作为一度化形成的组织本身（郭毅，2007）。自20世纪40年代起，组织开始受到制度学家的关注，并且逐渐成为制度领域的研究重点。
1977年，Meyer等提出了一个命题：为什么不同的组织会有类似的内部制度和机构？（例如，他们发现，虽然教育管理在美国由各州自主负责，但各州的教育体制却非常相似，表现出明显的制度趋同特点）根据权变理论，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组织应该选择不同的结构来适应环境，获取最大的效率。权变理论解释了组织结构的演进，却无法解释组织结构趋同这一现象。这种同构化（isomorphism）是怎样发生的呢？有什么样的机制在发挥作用？ Meyer等指出，必须将制度引入分析，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对组织的要求不同；在关注环境时不能只考虑技术环境，还必须考虑到组织所处的制度环境，即组织只有让自身的形式、结构、内容和活动符合所处环境中的法律、规范和惯例，才能获得存在的机会与存在的意义。按照Meyer等的解释，其背后的原因就是，普通人的这种判断能力来自他们对制度环境的遵从，即这是合法性机制作用的结果。“合法性”这个概念最早是由Parsons提出的，但成为Meyer等组织社会学领域新制度学派学者用来解释组织制度结构趋同的核心思想。2.1.2 合法性的概念和分类
早期的管理学者把组织看作“合理系统”（rational systems），是被设计用来将物质投入高效地转化为物质产出的社会机器（Scott,1987）。同时，学者们经常把组织描述为与周围环境有着清晰界限的、被严格界定的主体。但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这种观点被颠覆。“开放系统”（open system）（Scott,1987）认为组织边界是可渗透、问题式的。制度理论强调组织的动力许多都不是由技术或物质压力产生的，而是来自文化规范、信条、信仰和仪式等（Powell和DiMaggio,1991）。这种精神塑造的核心在于组织合法性的概念。从Weber（1978）和Parsons（1960）的奠基性研究中，研究者们把合法性作为一个理论体系的支撑点，强调规范和认知对组织的制约、建构和强化。
在社会学领域，合法性是一个与社会的权威、政治制度相关的一个问题。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契约。”而且这些规则是由人设计的，“制度是人类设计的、构造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制度是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法规（宪法、法令、产权）组成”。这些规则对人具有约束力，“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秩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尽管学者们的研究很聚焦，但关于组织合法性的文献在概念方面却很薄弱。许多研究者运用“合法性”这个词，却很少加以定义。而且大部分都是只涉及现象的某一方面、很少注意到把可选择的多个视角进行体系化，或者提出一个词来描述各种发散的方法。为此，Suchman在1995年的一篇经典文献中，对合法性概念进行了界定。Suchman指出：合法性就是在某个由信念、信仰、准则和概念等要素社会性建构而成的系统中，一个关于某一群体的行为是合理的、正当的或适当的总的观念和假设。
如何解构合法性的内涵呢？比较有影响力的几种观点包括：（1）Parson（1960）从文化制度观的角度把合法性的范围从组织中的权威系统扩展为与权威系统相关的要素，把组织合法性分解为三个层次：制度层次合法性、管理或治理层次合法性、技术或产品层次合法性；这三个层次松散地联系在一起。（2）Suchman（1995）认为合法性有三种主要形式：实用合法性（pragmatic Legitimacy），建立在组织直接接触的对象（audience）的自利计算之上；道德合法性（moral Legitimacy），建立在对组织规范的接受（normative approval）基础上；认知合法性（cognitive Legitimacy）则是建立在对组织存在与行为的必然（comprehensibility）与理所当然（taken-for-granted）的感知基础上。（3）从被认可的角度，Scott（1995）把合法性分为规制合法性（regulative legitimacy）、规范合法性（normative legitimacy）和认知合法性（cognitive legitimacy）。基于Scott的观点，Ruef和Scott（1998）认为从规范合法性的角度可以把合法性分为管理合法性和技术合法性，而制度合法性目标可以融入这两个合法性之中讨论。（4）其他一些观点。Howard E.（1999）把新生组织的合法性分为认知性合法性（cognitive legitimacy）和社会政治性合法性（socio-political legitimacy），所谓认知性合法性是指新生组织被当作环境中的正常产物而在主观上被接受，社会政治性合法性是指新生组织被重要的风险投资家、一般公众、重要的意见领袖和政府所认可，其中社会政治合法性包含规范合法性和规制合法性。而我国学者赵孟营（2005）则把组织的合法性分为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认为组织合法性是权威结构的被承认、支持和服从，而“承认、支持和服从”来自两个显然不同的领域：一个是组织内的成员对组织权威结构的承认、支持和服从，另一个是组织外的社会成员对组织权威结构的承认、支持和服从。Dacin、Oliver和Roy（2007）则把合法性分为市场合法性（market legitimacy）、投资合法性（investment legitimacy）、关系合法性（relational legitimacy）、社会合法性（social legitimacy）和联盟合法性（alliance legitimacy）。
国外学者从文化认知的角度来理解和分析组织合法性，我国学者赵孟营则是从组织的环境角度来进行分类。学者们对合法性的不同分类都体现了制度环境与组织的各个层面包括组织间、组织内部各个层面以及组织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这样看待组织合法性：组织是一个开放系统，受到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影响，制度环境要求组织的行为、结构等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得到相关利益者的认可，否则就有可能导致组织失败。
在这些观点中，Scott将合法性分为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的分类方法，所获得的认同最为广泛，被研究制度合法性的学者普遍采用。从规制、规范和认知三个层面来看制度合法性，Scott对此的具体内涵解释：（1）规制合法性。规制合法性的来源是诸如政府、专业机构、行业协会等部门所制定的规章制度，是因为这些部门和机构拥有对企业的制裁权（包括行政管理权）。如果企业的行为完全符合这些部门和机构所制定的规章制度，那么在其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眼里，企业也就具备了规制合法性。（2）规范合法性。规范合法性与道德合法性的内涵基本一样，它的来源是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规范。规制合法性与规范合法性不同，前者是“要正确地做事”，后者则是“做正确的事”。但是，企业并不能通过一厢情愿地宣称自己符合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就能获得规范合法性。规范合法性是必须由社会公众等相关者根据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来判断的（Nauta，1988）。（3）认知合法性。认知合法性来源于对于特定事物或者活动的认知的扩散。当一项活动被人们所熟悉的时候，该活动就具备了认知合法性。认知合法性与规范合法性，有的时候比较难以区分。二者的区别在于：认知合法性侧重于“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而规范合法性强调要符合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例如，有些活动虽然不符合人们的道德标准（也就是说这些活动不具备规范合法性），但却有可能是人们所熟悉和了解的（也就是说这些活动具备认知合法性）。2.1.3 合法性机制的概念和分类
Meyer等（Meyer，1977；Meyer和Rowan，1977；Meyer等，1978；Meyer和Scott，1983；Meyer等，1988）运用合法性机制来解释组织同构这一现象。他们认为，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组织之间的趋同现象，即为了与制度环境保持一致、得到认同，各个组织都采用了类似的结构。因为组织所处的大环境是一样的，所以它们对于组织结构的做法都非常相似。二是组织之间的相互模仿学习，这些模仿行为也减轻了组织的动荡，因为它追随制度环境中的准则，得到了合法性，不容易受到环境的冲击。因此，即使这些组织效率不高，它们也可能生存下去。合法性本身能够提高组织的生存能力。这种观点很好地解释了科层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周雪光（2003）认为，“合法性机制是诱使组织或迫使组织采纳在外部环境中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或做法这样一种制度力量”。该机制有强意义和弱意义之分。强意义的合法性，指的是组织的行为、组织形式完全被制度所塑造，组织或个人没有自主选择性。而弱意义的合法性，则是指制度通过影响资源分配方式或者激励方式来影响人们的行为，鼓励人们去采纳那些社会上认可的做法。
DiMaggio（1983）等认为，有3个机制导致公司表现出相似的结构和行为，即：①强迫性机制（coercive）。强迫性机制描述了外部的制度环境对组织行为的强制影响，如组织为避免惩罚必须遵守政府制定的法律、法令。②模仿机制（mimic）。模仿性机制描述了组织为了回避不确定性并获得外部的支持而模仿其他组织的行为。③社会规范机制（normative）。规范性机制描述了来自组织内部的员工社会职业认同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规范，从而导致对企业行为的规范作用。在考察这些机制时，DiMaggio等强调了机制发生的功利性基础，即组织对这些机制的选择要符合自身利益，有助于提升组织的生存能力。换言之，这是组织基于自身利益基础的有意识的选择。与Meyer（1977）等的观点相比较，DiMaggio（1983）等更注重组织和组织之间的网络关系，以及组织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甚至组织内部的运行机制，并通过采用组织场域（organizational field）等分析单位，使其组织研究更具可操作性。合法性机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同一制度背景条件下的企业采取了同样的战略行为，为什么不同制度背景条件下的企业的战略选择存在明显差异。
学者们认为，在组织不同的阶段，效率机制同合法性机制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在组织的成长期，效率机制会是主要的；而在成熟期，制度的同构力量则能够发挥出更大作用。2.1.4 合法性的功用
组织基于多种原因寻求合法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组织追求合法性的原因：（1）寻求一致性（continuity）与可信性（credibility）。合法性提高了组织行为的稳定性和可知性。一方面，合法性能够为企业带来一致性。因为人们最乐于给那些值得、正确的或恰当的组织提供资源，所以合法性带来一致性（Parsons,1960）。同时，合法性不仅影响人们对组织的行为，而且影响人们如何看待组织。人们认为合法性的组织不仅更有价值，而且更有意义、更易预测、更值得信赖。所以，合法性带来可信性。（2）寻求支持（包括主动支持与被动支持）。企业追求合法性，还为了寻求支持。而合法性的门槛高低，要区分组织是寻求主动支持还是仅仅寻求被动支持。如果组织仅仅希望受众消极地支持，那么合法性的门槛很低；通常，组织仅仅需要与一些毫无疑问的社会行为相一致即可。而如果组织寻求受众参与（例如，反对与自己有竞争关系的一方），那么合法性的要求可能较苛刻。2.1.5 合法性管理
2.1.5.1 合法性研究的两大阵营
对组织合法性的研究日益分为两大阵营——战略观和制度观，二者有着不同的目标（Elsbach，1994）。战略合法性研究（Dowling和Pfeffer，1975；Pfeffer，1981；Pfeffer和Salancik，1997；Ashforth和Gibbs，1990），将组织合法性视为一种运营资源（Suchman，1988），认为组织往往是通过竞争方式从文化环境中抽离（extract）出这种资源，并将其用于实现组织的目标（Ashforth和Gibbs，1990；Dowling和Pfeffer，1975）。通常认为，组织的合法化过程可以通过有效的管理控制来达到预先设定的目标。战略合法性研究为了符合这种实用观点，通常设想对合法性过程的高度经营控制。
制度观与战略观不同，与战略视角的研究相反，制度视角研究者（DiMaggio和Powell,1983, 1991; Meyer和Rowan, 1991; Meyer和Scott, 1983;Zucker,1987）将合法性刻画为一套结构化的信仰（Suchman,1988），认为组织的首要目标应该是使自己看起来合乎常理并有意义，而获得其他资源则是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所产生的副产品。组织不是简单把合法性从环境中抽离，而是外部制度在各个方面建构、渗透组织。组织追求合法性的目的在于适应外部制度化环境的要求。持制度观的学者并不关心管理者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认为文化阐释决定组织如何构建、运转，同时决定组织如何被理解和如何被评价，因此合法性和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是同义的。制度视角研究者不重视管理机构和股东的冲突，因而，他们不去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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