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院、江苏省食品安全研究基地主办、吴林海主编、王建华执行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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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安全治理评论(2016年第2卷 总第5卷)试读：
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行为研究
[1]生猪养殖户安全生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2]钟颖琦 黄祖辉摘要：生猪养殖户的生产行为直接影响猪肉的质量安全，并对人体健康造成重大影响。本文将生猪养殖户的饲料使用行为、添加剂使用行为、兽药使用行为以及病死猪处理行为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采用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综合考察了影响生猪养殖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因素。结果显示，养殖年限对养殖户的生产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养殖规模、专业化程度对养殖户不同生产行为的影响程度不同：养殖规模对遵守休药期以及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的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但对饲料和添加剂的使用行为影响不显著；专业化有助于规范养殖户添加剂的使用行为和病死猪的处理行为，但对饲料和兽药的使用行为影响甚微。由此提出，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养殖户的宣传教育，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推广病死猪处理技术以及增强对养殖户的技术指导等，是保障猪肉质量安全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生猪养殖户 安全生产行为 质量安全 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一 引言
近年来频繁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如“瘦肉精”、“抗生素滥用”、“兽药残留超标”及“病死猪”等事件均与猪肉的质量安全相［1］关，猪肉及其制品已成为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食品类别之一。为遏制疾病传播、降低生猪的死亡率，在生猪养殖过程中兽药以及添加剂的使用不可避免。然而，过量使用兽药致使兽药残留超标，将直接［2］影响猪肉的质量安全，威胁食用者的身体健康。当病死猪出现时，随意抛弃及出售将污染土壤和水质，导致病死猪携带的病原微生物进入人体内，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重大影响。如何规范养殖户的生产行为，从源头上控制猪肉的质量安全，是中国政府亟须解决的问题。
已有的文献中关于生猪养殖户单个生产行为的研究较多，如黄延［5］珺对江苏省生猪养殖户饲料选择行为的研究；钟杨等对四川省生［6］猪散养户采用绿色饲料添加剂行为的研究；邬小撑等对养殖户兽［7］药以及抗生素使用行为的研究；等等。国外学者就病死猪的处理技术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Glanville就目前深埋处理病死猪技术［8］的优劣性进行了研究；Keener等指出好氧发酵（composting）技术的安全性高，更符合无害化处理的理念，是国外广泛采用的病死猪［9］处理技术。国内学者对病死猪处理行为的研究也日渐丰富。如张［10］［11］［12］雅燕、李立清等、吴林海等对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国内外学者对生猪养殖户生产行为各个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总结以上研究发现，现有的研究仅侧重养殖户某一方面、单一行为的研究。由于生猪养殖的生产行为涉及饲养环节的各个方面，只有每一个方面都按照规范安全生产才能确保猪肉的质量安全。因此，应当把各个方面的生产行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同时，养殖户的各项生产行为之间是相互关联、互相影响的。鉴于此，本文采用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将生猪养殖户的饲料使用行为、添加剂使用行为、兽药使用行为以及病死猪处理行为纳入生猪养殖户的安全生产行为之中，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考察影响其安全生产行为的主要因素，并分析各项行为之间的关联性，以期为现阶段中国政府监管生猪养殖户的生产行为，保障食品安全提供政策建议。二 模型构建（一）变量设置
依据前文的分析，生猪养殖户的安全生产行为表现在饲料使用行为、添加剂使用行为、兽药使用行为以及病死猪处理行为等方面，本文采用“是否规范使用添加剂预混饲料”（Regulate）、“是否按照说明使用饲料添加剂”（Consult）、“是否遵守休药期”（Interval）以及“是否对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Handle）四个变量综合测度生猪养殖户的安全生产行为。依据现有养殖户生产行为的研究成果，并结合生猪养殖的实际情况，选取养殖户的个体特征、养殖规模、专业化程度以及养殖户的认知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变量设置如表1所示。表1 影响生猪养殖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变量定义和赋值（二）模型设置
为综合考虑养殖户的饲料使用行为、添加剂使用行为、兽药使用［13］［14］行为以及病死猪处理行为，本文借鉴Suri和Liao等的研究方法，采用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进行分析。multivariate probit的方程如下：是多元正态分布的误差项，均值为0，方差为矩阵V，则：
在本研究中，M=4，即m=1，2，3，4，于是，对于n个独立观测的样本，其对数似然函数为：NL=∑w log Φ（μ；Ω） （2）i-1i4i
其中，w是每一个观测样本i=1，2，3，...，n的权重，而Φ（·）i4是均值为μ、方差为Ω的正态分布。iμ=（Kβ′X，Kβ′X，Kβ′X，Kβ′X） （3）ii11i1i22i2i33i3i44i4三 数据来源与模型结果（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来自江南大学江苏省食品安全研究基地调查小组于2016年1～2月对江苏、安徽两省生猪养殖户的实地调查。调查由有经验的研究生一对一进行，共发放问卷450份，回收问卷422份，问卷有效率为93.78%。
表2显示了养殖户的生产行为，可以看出，能够在饲料使用行为、添加剂使用行为、病死猪处理行为以及兽药使用行为各个方面均按照规范进行生产的养殖户仅占36.73%，表明养殖户在饲养过程中难以做到全面的安全生产，从而为猪肉的质量安全埋下隐患。因此，有必要全面考察养殖户的饲养行为，综合考虑影响其安全生产行为的因素。表2 养殖户的生产行为（二）模型结果
建立生猪养殖户安全生产行为影响因素的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运用Stata 11.0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Probit方程组的估计结果显示，影响生猪养殖户不同方面安全生产行为的因素各不相同，不同因素对安全生产行为各个方面的影响程度、影响方式也不尽相同。①对Regulate的估计显示，Year和Feed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检验，养殖年限对养殖户使用添加剂预混饲料的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养殖户对饲料的了解程度正向影响其使用添加剂预混饲料的行为。②对Consult的估计可知，Hedu、Year、Special、Feed以及Additive通过了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对饲料以及饲料添加剂越了解的养殖户，越倾向于参照说明使用饲料添加剂；养殖户的养殖年限越长，其经验越丰富，越倾向于凭自己的经验使用饲料添加剂；专业化程度越高的养殖户，使用饲料添加剂更易参照说明。③对Interval的估计显示，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的变量有Age、Scale、Year以及Residue，表明年龄越大、养殖年限越长，越不遵守休药期；养殖规模对养殖户是否遵守休药期具有正向影响；对兽药残留超标的危害越了解的养殖户，越倾向于遵守休药期。④对Handle的估计可知，Medu、Hedu、Scale、Year以及Special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和1%的检验，表明养殖户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养殖规模越大、专业化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对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养殖年限越长的养殖户，丢弃、出售病死猪的可能性越大。表3 probit方程组的估计结果
对养殖户安全生产行为间的相关系数回归显示（见表4），规范使用添加剂预混饲料与参照说明使用饲料添加剂、遵守休药期、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之间的相关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的检验。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与参照说明使用饲料添加剂、遵守休药期之间的相关系数也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饲料、添加剂以及兽药的使用行为之间存在某种内在关联，不规范的饲料、添加剂以及兽药使用行为可能伴随着不规范的病死猪处理行为，滥用添加剂预混饲料、不参照说明使用饲料添加剂，很可能意味着不遵守兽药的休药期。养殖户的各项生产行为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构成一个复杂的网络关系，因此，应当将其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表4 安全生产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四 结果讨论与政策建议（一）结果讨论
本文运用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对生猪养殖户在饲养过程中的饲料、添加剂、兽药使用行为以及病死猪处理行为进行了全面研究，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养殖年限对养殖户的安全生产行为具有负向影响。对养殖户规范使用添加剂预混饲料、参照说明使用饲料添加剂、遵守休药期以及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的回归均显示，养殖户的养殖年限越长，越倾向于采取不规范的生产行为。当前我国生猪养殖户的年龄普遍较高，本次调查中年龄最大的86岁，养殖年限超过60年，在生猪养殖的饲养方法方面，受传统经验的影响较深，对焚化、深埋等处理病死猪的新技术接受能力有限，在饲料、添加剂以及兽药的使用方面也倾向于凭借自己的经验。另外，养殖年限较长的养殖户，其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不能正确理解饲料、添加剂以及兽药的使用说明，这也是导致其生产行为不规范的原因。对Consult和Handle的回归结果也进一步验证，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养殖户，越倾向于参照说明使用饲料添加剂以及对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2）养殖规模对遵守休药期以及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的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但对饲料和添加剂的使用行为影响不显著。养殖规模越大，越有条件配备无害化处理的设施、获得政府无害化处理补贴的可能性越大，对养殖户进行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的激励也就越大。此外，养殖规模越大，饲养的密集程度越高，发生疫病的可能性越大，对兽药的使用要求可能更为严格，因此更倾向于规范用药。虽然规模养殖的基础设施更完善、生产管理更规范，但是规模越大，进行严格质量控制的机会成本越高，且随着规模的扩大，对添加剂以及工业饲料的需求也会增加，可能导致其在安全方面面临更大的风险，因此养殖规模对饲料和添加剂使用行为的影响不确定。（3）专业化对添加剂的使用行为和病死猪的处理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饲料和兽药的使用行为影响并不显著。专业化程度越高，对生猪养殖投入的精力越大，无害化处理病死猪的可能性越高；同时专业化配备了相应的技术指导，可规范养殖户参照说明使用饲料添加剂的行为。然而专业化程度越高，对饲料以及兽药的需求量可能越大，从而加大了风险性，因此不能确定其对饲料以及兽药使用行为的影响。（4）对预混饲料、饲料添加剂以及兽药残留超标危害的了解程度对规范养殖户的生产行为具有指向性。对预混饲料了解的养殖户倾向于规范使用添加剂预混饲料以及参照说明使用饲料添加剂，但对遵守休药期以及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的行为并无显著影响；对饲料添加剂的了解也仅规范养殖户参照说明使用饲料添加剂的行为；对兽药残留超标的危害越了解的养殖户，越易于遵守休药期以及对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但在规范养殖户预混饲料、饲料添加剂的使用行为上作用不大。（二）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政府规范养殖户安全生产行为，保障猪肉质量安全具有政策借鉴意义。①针对目前我国养殖户年龄普遍较高、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现状，政府应加强对养殖户的宣传教育。通过电视、广播、报刊、宣传栏等多种方式提高养殖者的科学文化水平；有针对性地开展养殖技术培训，通过发放技术资料、开办培训班、举行座谈会等方式，就饲料、兽药、添加剂的使用方法，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方式，猪舍环境、喂养时间等饲养技术进行专业讲解；加强养殖专业人才培养，为养殖户提供生猪养殖产前、产中以及产后的技术指导。②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尽管规模养殖户在遵守休药期以及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方面表现良好，但规模扩大带来的饲料、兽药用量的增加，导致其面临的风险进一步加大。此外，规模化对生态环境以及疫病防控所造成的压力也不容忽视，因此，规模发展应当适度。在生猪养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过程中，应注重管理技术以及配套医疗防疫技术的推广，重视饲料和兽药使用的规范性，加强质量安全控制。③积极推广新技术应用，加大对无害化处理的标准及方法的宣传，落实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的补贴政策。④由于养殖年限、规模以及受教育程度是影响生猪养殖户安全生产的主要因素，为保证猪肉的质量安全，政府应加大对养殖年限较长、文化水平较低的中小规模养殖户的监管力度。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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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群重点项目“农业产业组织体系与农民合作社发展：以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为中心的农业产业组织体系创新与优化研究”（项目编号：7133301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研究”（项目编号：14ZDA069）、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建设项目（项目编号：2013-011）。
[2] 钟颖琦（1989～），女，河北石家庄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黄祖辉﹙1952～﹚，男，上海人，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硕士，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农户对参与式保障体系的参与意愿与影响因素研究[1][2]徐玲玲 于甜甜
摘要：为减少有机农产品烦琐的认证程序与高昂的认证费用，参与式保障体系（PGS）基于信任、社会网络和知识共享，构建当地生产—认证—消费网络，扶持小规模、低收入生产农户生产有机农产品，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升食品安全水平，保护生态环境。我国关于农户对PGS认知和参与意愿的文献研究几近空白，本文通过大范围问卷调查，实证分析我国小规模农产品种植农户对PGS的认知、参与PGS生产有机农产品的意愿与影响因素，并特别探查了农户对PGS认知和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这两个变量对农户PGS参与意愿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PGS的认知度和参与意愿均不高；农户的PGS认知和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对农户PGS参与意愿均有显著影响，听说过PGS和愿意生产有机农产品的农户参与PGS的意愿分别提高8.6个百分点和41.3个百分点；此外，预期利润、态度、大专及以上学历也是影响农户PGS参与意愿的显著因素。据此，本文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小农户 参与式保障体系（PGS）参与意愿 影响因素一 引言
食品安全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一个挑战。为预防食品安全问题，构建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各国逐步建立了一系列食品安全检测与认证体系，如食品可追溯体系、有机食品认证体系等。生产有机食品对提升生产者收益、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社会发展等方［1～3］面都有极大的贡献。由相对独立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对有机食［4］品进行检测和认证，能够向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食品质量信息，增［5］加消费者信任。但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小规模、低收入农户虽然对有机生产充满热情，却难以达到第三方认证体系中烦琐的认证过程要［6～9］求，也难以承担第三方认证体系高昂的认证费用。为突破困境，由农户自身参与的自我监管体制——参与式保障体系（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s，PGS）应运而生，通过生产者与［10～11］消费者之间面对面直接接触建立信任关系，为小规模、低收入有机食品生产农户提供了发展平台。PGS要求所有参与保证最终产品质量的利益相关者负有共同的责任，在信任、社会网络和知识共享基础上，基于当地利益相关者的活动，对产品生产、分配和消费进［12］行一体化的参与式认证与评估，进而确保产品质量，它是支持农村社区发展的新方式，并主要涉及本地市场。如今PGS作为一个替代主流有机认证的可行认证已经获得许多非政府组织和一些国家政府的正式认可，如美国、新西兰、巴西、墨西哥等国家根据各地不同的政治和市场条件，发展了符合地区特色的PGS。
近年来，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三聚氰胺、瘦肉精、毒豆芽、染色馒头、病死猪、黄金大米等食品安全问题不断打击消费者的信心，冲击消费者的忍耐极限。同时，众多而分散的小规模生产农户既是中国国情，也是食品安全监管中的难点。因此，源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重中之重，在中国激励小规模低收入农户加入PGS发展有机农业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在政府相关政策激励下，2008年开始，参与式保障农产品安全的新型农业生产方式在中国逐步发展起来，如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重庆合初人自然农园、河南省兰考县南马庄农民生产合作联社有机农场、云南昆明绿耕、广西桂林双山自然农园、山东济南农夫市集。相关数据统计显示，截止到2013年11月，中国规模性的参与式保障农产品安全生产经营性质的团体约有100家，其中有政府、高校等官方机构发起的，社会团体经营的，还有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以农民为主的团体性探索。然而，在中国探索发展PGS的过程中，除要克服农业基础薄弱和消费者健康消费理念不健全等影响因素外，生产农户自身对PGS的认知、态度以及外部激励因素等也对PGS的发展有极大影响。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大范围调查小规模农户生产行为，挖掘生产农户对PGS的认知、有机农产品生产行为、PGS参与行为与原因，旨在探寻和识别促进农户参与PGS进而提升中国食品安全水平的有效路径。二 文献综述
在农业生产中，小农户由于农业生产规模小、收入少而常常处于弱势地位，因而其生产行为一直以来是国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当采用食品安全控制措施时，较高的初始固定投入给小农户带来更大的负［13］担，因为与大规模生产农户相比，他们的单位采用成本更高。与大规模商业化生产农户相比，小农户在信息、服务和资金获取方面［14］处于劣势。Martinez-Garcia等实证研究墨西哥牛养殖小农户投资采用促进草地恢复措施的影响因素，发现农业收入、农户的牛养殖年限、农户自身的态度是影响农户投资采用促进草地恢复措施的主要［15］因素。Oyewole和Ojeleye实证研究了卡诺州小规模种植农户采用改良的农业技术的影响因素，发现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农户接受的新型农业技术的培训强度是影响小农户采用新型农业技术的关键因素［16］。Mercy等实证研究了加纳小规模可可种植农户采用新型可可技术的行为，发现高投入成本和缺乏可持续与方便的信贷极大地降低了［17］小农户采用新型可可技术的积极性。因此，由于生产率低、缺少信贷和延伸服务，小农户常常无法通过新技术的运用使自身收益最大化。
参与集体组织并采取集体行动是发展中国家小农户普遍采用的克服内在和外在缺陷的一个办法。集体行动通过联合采购投入和市场营［18］销等减少交易成本，进而增加小农户与收购商谈判的机会。采取集体行动的成员间可以分享技术、信息，农户可以增加获得资金支［19］持、技术服务和政策宣传的机会。在集体组织形式方面，小农户更加偏好非正式的组织，以商品为基础，不受法律文件的制约，较为灵活，但这些组织的商业活动依然符合国家的法律体系和制度框［20］架，如参与式保障体系。但国外学者专门针对小农户参与PGS生产有机农产品行为的实证研究还比较欠缺，且大多泛泛而谈。Zanasi等通过收集数据分析了意大利有机农产品种植农户参与PGS的原因与效果，结果发现，农户参与PGS可以增强消费者对农户的信任，［21］发展PGS对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有积极的作用。Nelson等分析了墨西哥参与式保障体系的特点，认为它给有机农产品种植的小农户和消费者都带来了收益，但是也面临缺乏广泛的认知、［22］潜在社会冲突等挑战。Martínez则从增强社区参与、传统农业和内生农村发展等战略视角分析了PGS的运行原理和益处，认为它可［23］以增加有机生产收益，增加供应链主体间的亲密合作。国内参与式保障体系起步较晚且发展缓慢，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是探索式的。孔德树研究了PGS的特点、发展历程、在我国的推广历程和未来发展
［24］方向。刘洋等则分析了山东发展PGS的现状与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覆盖山东省农产品生产全过程、适宜推广的PGS运行
［25］框架。
借鉴国外关于小农户采用新型生产或管理技术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本文实证分析影响小农户参与PGS生产有机农产品意愿的因素，探寻将小农户PGS参与行为与政府作用结合起来的相关制度安排，将填补现有研究的空白，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三 研究方法（一）理论框架
为指导农户参与PGS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文献综述和小农户行为理论，本文建立了一个简单的理论分析框架，概念模型与Suri研究肯尼亚农户对杂交玉米生产技术采用行为所提出的模型一致［26］。第i个生产农户假设为风险中性农户并会选择加入参与式保障体系。是否决定加入取决于加入与不加入参与式保障体系所带来的最PGSNonPGS-大化利润比较。如果假设P和P分别为加入PGS和不加入iiPGS的预期产出价格，α是加入PGS的固定成本，b是信息的单位成iiK本，ω=（ω，ω，…，ω）代表S的投入价格向量，其中，j=1，i1i2iJiji2，…，J，以及K∈PGS，Non-PGS，F表示产出产量，τ表示影响农ii业产量的因素，如农户的个体特征、种植规模、地理条件等，I是搜i寻到的信息总量，那么加入与不加入PGS的利润函数可以表示为：*
根据霍特林引理生产理论可以推出最佳供给方程F，农业投入需i***PGSNonPGS-求S、S，以及信息总量I，随后将这些最佳条件代入方jijii程（1）和（2），加入与不加入PGS的最佳利润方程可以表示为：PGSPGSπ=（P，α，b，ω，τ）， （3）iiiiiiNonNonPGSPGS--π=（P，b，ω，τ）. （4）iiiiiPGSNonPGS-
因此，当π＞π时，农户选择加入PGS，即：ii
由方程（5）可知，农户是否决定加入PGS主要取决于收益差异、信息搜寻成本、与PGS相关的其他投入成本，以及农户个体特征。理论分析联系实证研究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为了与本调查中所包含的**PGSNonPGS-信息一致，信息总量的差异（I-I）由农户对PGS的认知ii变量代替；第二，考虑到本研究的横截面性质，假定一些价格变量（如ω）对于每个农户都是一样的。因此，价格变量没有包括在本文i的实证分析中。（二）经济学分析
本文应用多元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影响农户对PGS的认知、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PGS参与意愿的因素，多元Probit模型被看作传统［27］二元Probit模型的延伸，但允许方程之间存在关联性。假设下标1、2、3分别代表认知、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和PGS参与意愿。多元［28～29］Probit方程体系可以表示为：*y=xβ+zα+ε1ii1i11i*y=xβ+zα+εiiii2222*y=xβ+yγ+yγ+ε3ii31i12i23i**y=1 iff y＞0 以及y=0 iffy≤0（h=1，2，3）， （6）hihihihi*
其中，y为不可观测潜变量，表示对PGS有认知、愿意生产有hi机农产品、愿意参与PGS的概率；y是与这三个变量相对应的二元指hi标；变量x为与这三个方程相关的影响因素；z为工具变量，对PGSii认知、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有直接影响，但对PGS参与意愿有间接影响；β，β、β、α、α、γ、γ为参数项；ε、ε、ε为随机误差iii1231212123项，并假设服从多元正态分布φ（0，∑），0为均值，∑为联合方差。为便于识别，每个方程的方差（如对角线组成的∑）归为一个单元［30］。因此，∑中要估计的参数就是每对产出之间的相关系数，比如：
这三个方程的一致估计可以通过下列方程的最大似然估计获得［27］：
其中，X、X、X表示每个方程中的外生自变量，H、H和H1i2i3i123表示相应的参数项。φ（·）是每个产出函数中三元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常数k、k、k分别为（2y-1）、（2y-1）和（2y-1）。为估iiiiii123123计方程（7），本文应用GHK（Geweke-Hajivassiliou-Keane simulator）模拟估计方法。该方法的优点在于，对任何重复数的评估是无偏的，比其他模拟方法产生的差异更小，是模拟正常概率较为明确和可靠的
［31］方法。
由于多元Probit模型是二元Probit模型的直接延伸，三个方程是独立的假设检测，相当于零值假设检测，即所有估计的相关系数都等于零，可以运用似然比检测（LR检测）。
实证分析中，将农户农业种植规模和是否参与农业合作组织作为工具变量。根据Abdulai和Huffman及Alene和Manyong的研究，农户农业种植规模影响其农业技术搜寻和利用的行为，并且农业组织会向农户提供有关农业技术方面的有用信息，因而农业规模和农业组织是［32～33］提升农业生产知识及相关农业技术支撑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假设这两个变量对PGS认知和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对PGS参与意愿有间接影响。四 样本数据与统计性描述（一）样本来源
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样本数据。在理论框架和经济学分析的指导下，设计初步调查问卷，并在2014年12月上旬对江苏省南通市如城镇农户进行预调研的基础上，确定最终的调查问卷，主要包括农户对参与式保障体系的认知、态度、参与意愿与动机、种植规模与农户个体特征等内容。其中，“您是否了解参与式保障体系”“您是否愿意生产有机农产品”“您是否愿意加入参与式保障体系”这三个问题正是本文计量模型分析中的三个因变量。借鉴Allen和Lueck、Bukenya和Nettles以及Monteiro和Caswell等学者的研究，被调查农户的个体统计［34～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庭人口、学历和农业收入36］。本次调查共覆盖江西、吉林、河南等10个省、自治区（见表1），在每个省、自治区随机选择2个乡镇，在每个乡镇随机调查50位农户，共发放10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637份，有效率为63.70%。表1 样本调查地区分布表1 样本调查地区分布-续表（二）样本统计特征
如表2所示，在637个被调查农户中，男性多于女性，两者比例分别为58.7%和41.3%；被调查农户平均年龄为44.70岁，年龄在18～30岁、31～50岁、51岁及以上的被调查农户分别占5.5%、68.1%、26.4%；93.1%的被调查农户已婚；分别有1.3%、5.0%、31.2%、28.7%和33.8%的被调查农户家庭人口数为1人、2人、3人、4人和5人及以上；学历为初中或初中以下、高中（包括中等职业）、大专及以上的被调查农户占比分别为64.0%、26.7%、9.3%；个人年收入在1万元及以下、1万～2万元，2万～3万元、3万～5万元、5万元以上的被调查农户分别为21.5%、24.6%、28.1%、15.1%和10.7%；被调查农户的家庭农业生产土地规模在10亩及以下、10～50亩、50亩以上的占比分别为83.4%、15.9%和0.7%，土地种植规模平均为7.95亩。表2 被调查农户个体统计特征表2 被调查农户个体统计特征-续表（三）农户对参与式保障体系的认知与态度
农户认知PGS后才有可能加入PGS，本次调查统计结果表明，有25.9%的被调查农户听说过参与式保障体系，而未听说过的比例为74.1%，可见我国大部分农户尚不了解参与式保障体系。在向农户解[3]释了有机种植和PGS的概念后，58.2%的被调查农户认为参与式保障体系是有用的，52.9%的被调查农户认为加入参与式保障体系可以使农户获利。此外，我国的农业合作组织正在快速建设过程中，本次调查发现，有36.7%的被调查农户已经加入了一些地方农业合作组织。（四）农户加入参与式保障体系的意愿与动机
农户加入PGS是为了规避昂贵和烦琐的有机农业第三方认证，提高自身生产有机农产品的收益。因而愿意生产有机农产品的农户更有可能加入PGS。本文调查结果表明，当向被调查农户询问是否愿意生产可能获得更高回报的有机农产品时，58.2%的被调查农户表示愿意生产有机农产品。进一步调查表明，在637个被调查小农户中，仅有19.5%的受访者愿意加入参与式保障体系，绝大多数农户不愿意加入参与式保障体系。对于124个愿意加入参与式保障体系的被调查农户，愿意参与的主要原因分别为降低有机认证成本、更方便地出售给消费者、避开第三方认证的烦琐程序，其占比分别为35.60%、45.10%和19.30%。五 结果与讨论
三个方程的多元Probit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结果见表3。其中的边际效用值衡量当每个自变量发生改变时，因变量发生改变的幅度。1.PGS认知与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对PGS参与意愿的影响
本文的特色在于考察农户对PGS的认知和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对农户PGS参与意愿的影响。正如表3所示，农户对PGS的认知和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均对其PGS参与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农户对PGS的认知变量在10%水平上显著，农户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变量则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与未听说过PGS的农户相比，听说过PGS的农户参与PGS的意愿更高（提高8.6个百分点）。但可惜的是，本次调查表明听说过PGS的农户所占比例非常低，637位被调查农户中，有472位没有听说过PGS。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我国是以小农户种植为主体，但PGS发展却极为缓慢。农户对PGS的认知与其PGS参与意愿［22］之间的正向显著关系与Nelson等的研究结果一致。表3 多元Probit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研究结果还表明农户生产有机农产品的意愿与其PGS参与意愿显著正相关，边际效用表明愿意生产有机农产品的农户参与PGS的意愿会提高41.3个百分点。由于本文的被调查农户均是小规模生产农户，而PGS则是专门服务于有机种植小农户的有机农业生产体系，因而愿意生产有机农产品的小农户参与PGS的意愿会显著提高。但现实中，我国小农户从事有机农业生产的比例相当低，本次调查显示愿意生产有机农产品的小农户比例也仅为58.2%，因而农户PGS参与意愿比较低（19.5%）。2.显著影响农户PGS认知和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的因素
如表3所示，当地农业生产中的行业组织对农户PGS认知和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均有正向显著影响，且显著性水平均达1%。参加农业行业组织的农户听说过PGS的概率增加43.8个百分点，愿意生产有机农产品的概率增加26.8个百分点。可见，地方农业生产组织的宣传、技术示范与指导等，对帮助农户了解新型农业生产方式或农业种植体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进而对推动农户生产有机农产品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农户对PGS的态度和家庭人口数对农户PGS认知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分别在1%和5%水平上显著，对PGS持积极态度的农户和家庭人口数越多的农户，听说过PGS的概率分别增加40.2个百分点和3.6个百分点。这两个变量对农户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均没有显著影响。农户对类似PGS等新型农业生产体系持积极和信任的态度，会促使其搜寻相关信息，进而有助于其了解参与式保障体系；而家庭人口数越多，越会传播和扩散参与式保障体系的相关信息，因而农户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参与式保障体系。农户生产有机农产品的意愿可能更多地受有机农产品能否获利的影响，而非受农户对PGS态度的影响；是否生产有机农产品主要取决于种植户户主的决断，因而家庭人口数未对其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形成显著影响。
大专及以上学历对农户生产有机农产品的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该变量在5%水平上显著。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户生产有机农产品的意愿提高37.8个百分点，生产农户学历越高，越容易掌握生产有机农产品的技术，越愿意生产有机农产品，这一结论与Abhilash和［37］Singh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农户土地种植面积对其生产有机农产品的意愿有负向显著影响，该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土地种植面积增大，农户生产有机农产品的意愿降低1.1个百分点，其原因可能是土地种植面积越大，从事有机种植的人工、有机肥料等投入越高，而目前我国有机农产品尚未充分获得消费者认可，因而这会阻碍农户尝试有机农产品种植的积极性。3.显著影响农户PGS参与意愿的其他因素
农户对参与PGS生产有机农产品的利润预期、对PGS的态度、大专及以上学历三个变量对农户PGS参与意愿均有正向显著影响，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当农户预期参与PGS生产有机农产品会让自己获利时，参与PGS的意愿提高43.0个百分点，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根本动力在于获利，因而能否获利成为其决定是否参与PGS的关键因素之一；当农户对PGS持积极和肯定的态度时，其参与PGS的意愿提高42.5个百分点，态度决定动机与行为，农户认可加入PGS能够帮助其在生产有机农产品时减少烦琐的认证程序、降低成本等，则更愿意加入PGS；学历越高的农户，越容易接受和掌握新型农业生产技术或体系，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户参与PGS的意愿提高28.4个百分点。六 研究结论
PGS基于当地生产—认证—消费网络帮助和支持小规模低收入生产农户生产有机农产品，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提［38～39］供价格合理的有机食品，并促进食品安全水平提高。在中国，面广而分散的小规模低收入种植农户普遍存在且依然占据主体地位。PGS的农业生产与经营理念传入中国不久，且发展比较缓慢，尚未有文献探寻小农户对PGS的认知与接受意愿。本文运用多元Probit回归模型对此展开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研究结论：第一，在637个被调查小农户中，有25.9%的被调查农户听说过参与式保障体系，仅有19.5%的受访者愿意加入参与式保障体系，农户对PGS的认知度和参与意愿均不高；第二，农户的PGS认知和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对农户PGS参与意愿均有显著影响，听说过PGS和愿意生产有机农产品的农户参与PGS的意愿分别提高8.6个百分点和41.3个百分点；第三，预期利润、态度、大专及以上学历也是影响农户PGS参与意愿的显著因素。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第一，为提高农户参与PGS的概率，应该提高农户对PGS的认知。通过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培训，向农户传播PGS理念、运作原理、参与方式等相关信息，使农户更好地理解参与式保障体系的要求，减少农户的信息搜寻成本，提高参与概率，并带动更多的农户加入。第二，提高农户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有必要通过技术培训和实践指导等方式，促进农户生产有机农产品，进而提高农产品安全水平，同时保护生态环境；且愿意生产有机农产品的农户参与PGS的意愿会提高41.3个百分点。第三，选取和引导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对PGS功能及其预期利润持积极态度的农户率先加入PGS发展有机农业，在他们的实践和带动下，再逐步引导其他农户加入PGS。第四，发挥行业组织作用。本文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方农业合作组织对提高农户PGS认知和农户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均发挥了显著作用。而目前我国各类农业生产合作组织正在积极建设过程中，应进一步引导农业合作组织发挥对小规模低收入农户的帮扶和带动作用，如针对小农户宣传有机农产品和参与式保障体系的相关知识，在农户加入参与式保障体系生产有机农产品过程中，发挥指导和监督的作用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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