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伟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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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套装共3册)试读：
前言
这本书自出版至今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或者您会觉得这里面的事都太“老”了。不过从一开始，笔者也并没有准备写一本时评出来，当然，根据近期的国际事件，本书依旧对内容做出了调整。正如本系列最开始的那句所说：“世间万事，知其所来，方知其所往。”历史最有意思，抑或说是最有价值之处，并非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其中所隐藏的规律。从这个角度说，这个系列书籍中所涉及的所有事件，其实都可以看作是一个个“案例分析”。
本次所做的修改，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是增加了“山河抗战”这一章的内容。在2015年9月3日，中国举行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由此那场发生在70多年前的战争，再一次成了人们关注的重点。而在感动和缅怀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些东西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品味。和任何一场大规模战争一样，抗日战争同样蕴藏着众多地缘政治和经济原理。以这样一个更“技术化”的角度来观察，或许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很多新鲜的东西，而并不是仅仅局限于那场战争本身。第一部分山河抗战
八年抗战加三年解放战争，中国的胜利果实不是战争期间赢得了多少财富。相反，十几年的战争极大地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付出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中国最大的胜利在于赢得了完全的独立自主，这就为日后的发展搭建了一个最大化的活动空间。我们的话题，便由此开始。大国之殇
对于一场已经过去了70年的战争，有什么是我们最该记住和最该思考的呢？“悲壮”、“顽强”、“视死如归”……仅仅这些恐怕是不够的。历史，终归需要一些“感动”以外的东西。或者也可以说，“历史”归根结底其实是一门“技术”。
一个至少有两千多年居于世界顶峰的文明古国，为什么会一度被自己曾经的“学生”打得需要考虑亡国灭种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借助两个工具：时间和空间。我们可以顺着时间线追溯到几千年以前，从头来看；同时以上帝视角，俯视整个世界。南北二元
日军侵华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段，它并非是偶然事件，而是中国历史上各种积弊的一次总爆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头来看的原因。
从地缘角度来说，对比世界其他几个主要的政治板块，中国的陆权环境可以说是最好的（国土一直延伸至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又有面积超过七成的山地、高原作为屏护），海权环境逊于美国但优于俄罗斯。但并不等于说中国的地缘环境就是完美无缺的——中国的地形由南到北，可以由黄河和长江来划分。在大一统出现之前的商周时代，华夏文明其实可以分为两个亚文明圈：即黄河文明和江淮文明。春秋战国时代的秦、燕、韩、赵、魏、齐都可归于黄河文明，而南方的楚以及吴、越则属于江淮文明。
不同的地理特征赋予了南北两个亚文化区完全不一样的社会政治生态，也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一直存在一个南北二元化的问题。
在历史上，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华夏族始终需要承受两个方面的重压。第一是水患，黄河流量大、流域广，且水害频繁，治水便是一个全流域的问题，靠任何一个单独的部族都无法完成，只能是把流域各段的治权统一起来。上古时代，大禹部族与嬴氏部族，一东一西彼此联合，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国体制下的大工程。而中国第一个朝代夏便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第二个压力，则是来自北方蒙古高原的游牧部族。从最早的林胡、东胡、北胡、戎狄，到后来的匈奴、突厥……游牧部族一次又一次南下对华夏农耕民族进行劫掠，这就决定了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人们必须有一套高度集约化的社会组织体制。事实上从秦汉到隋唐，中国北方一直是兵民一体的社会体制（百姓在官府登记造册，农忙时在田中劳作，农闲时统一训练）。
在这两重压力的作用下，从有史可查的周朝开始，中国黄河流域寻求的就是一种大一统的格局。从周的天下共主，到秦统一六国。这并非仅仅是周王室和秦王室自己的野心，而是整个北方共同的利益所在。而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历朝历代中央政府的最基本职能从未变过——抵御外敌和救灾。
再来说江淮文明。长江流域的土质比黄河流域的黄土更加密实，在刀耕火种的时代，其开垦难度要大得多，这就导致江淮地区的农耕文化比之黄河流域出现得要晚一些。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方的诸侯国视南方的楚人为落后的蛮夷。
而另一方面，江淮流域的水热条件却又好于北方，且长江流域的水患相对于黄河而言要少很多。而在更靠南的区域，当地的百越之民，在社会组织性、悍勇程度上也都不如北方游牧部族。这种相对“宽松”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南方地区相对松散的社会政治生态，对比北方，江淮文明圈更强调宗族封建。譬如春秋战国时的楚国，在某种程度上就有点接近于部族共和的产物——楚先亡于秦，后亡于汉，这当中最重要的原因便在于此。
地理环境决定了生产方式，进而决定了社会结构，也就是人们彼此间的利益关系；再往后，社会结构又会使得经济朝着特定的方式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原有的经济关系。就这样，在千百年之后，那些始于洪荒时代的特质，依旧在影响着后世的历史轨迹。稳自西北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从北方五国的角度来讲，这是一次政权的统一。而对楚而言，这其中还带有几分文明征服的味道。秦朝末年，最先出现大规模叛乱的地区便是楚地，而最终导致秦王朝灭亡的也是楚人。在汉帝国重新统一天下之后，离心倾向最强的依然是江淮地区的封国——吴。
由于地缘的原因，南北方存在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在农业时代，对这种差异你只能设法适应而难以改变。从大一统的角度讲，中国的政治中心必然在北方，而江南地区所扮演的则是一个更为微妙的角色。一方面，自宋明开始，南方良好的农业基础和商业氛围，决定了他是中央财政的重要来源；而另一方面，江淮文明由来已久的宗族封建传统若立足北方，强调大一统的中央政府在诉求上必会有所冲突。
从这个角度说，宋王朝其实可以作为一个中国历史的分界点。在宋之前，秦汉隋唐基本都维持着一种北重南轻，南北平衡的态势。
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建都最多的地区是在关中盆地——周之镐京、秦之咸阳，汉、唐之长安。原因无他，这里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形胜之地（的确是“天下”，在世界其他地区你再难找到地缘环境如此完美的根据地）。
关中盆地外有层层山峦与黄河天险构成的地理屏障，内部则又是完完整整的一块平原，难以出现山高皇帝远、“地头蛇”割据的现象。而且这里的水、热、土壤资源俱佳，可以为定都在此的中央政府提供足够的经济及人力资源。另外，在整个中国版图上的位置，也比较接近中心点，这样就便于统辖全国。
历朝历代，只要是消灭了北方边患，西北地区稳固，则位于关中的皇权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对各地的领导也就有了底气，于是帝国也就容易形成合力。所谓汉唐盛世，说白了就是这样形成的。
而反之，西北不稳，那么作为中央政权最核心的朝廷也就自身难保。中央帝国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地方势力并非是由于文化而是由于实力的差异，所以才会附于朝廷，这才使得国家统一得以维系。一旦朝廷自身难保，那么后面必然就是四分五裂、天下大乱。
历史上有这样一个规律，就是一旦王朝的国都由西北地区迁出到看上去更为富庶，但是地缘上却无险可守的东部的时候，那么这个王朝后面必然会趋于衰落。譬如周由镐京迁入洛邑，之后是四百多年的春秋战国；西汉末年，长安被毁，刘秀重新定都洛阳，后东汉的中央集权能力远不如西汉，最终酿成了三国乱世；自唐朝，武则天把权力中心迁到洛阳，同时大肆杀戮关陇军事贵族，虽然减轻了底层平民的压力，但从地缘上来说却使得北方不稳，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隐患。贯穿数百年的死结
自唐朝末年开始，北方地区持续的战乱彻底终结了传统上中国北重南轻的格局。除了人的因素之外，此时随着气候变化，西北地区的水热资源开始大幅退化，关中盆地也再难继续承载王朝的政治中心。到了这一步，中国地缘环境的一个弱点也就开始显现出来——在大一统的框架之下，事实上依然存在南北二元化的问题，原本利益诉求上的差异，在失去了制衡因素之后，开始导致帝国内部的内耗加剧。
这个问题，又以明清两朝最为典型。地理、气候的差异，加上历次战乱中受摧残最重的多是北方地区，使得当时中国南方的经济状况明显要好于北方。这种经济上的差异，带来的一个直接问题就是“天下士子多出自江南”——在古代，教育不是必需品而是奢侈品，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仅仅是说说而已，平民出身的士子虽然有但少之又少，在士大夫集团中占多数的，是拥有大量财富的江南士绅子弟。如此一来，官僚集团和江南大族之间构成了利益上的共生体，而与强调大一统的中央皇权，则是渐行渐远。
以明朝中后期为例，当时北方连年干旱，自然灾害频发，而同一时期江南则非常富庶，特别是工商业异常发达。按理说，此时最明智的措施就是以南补北，将税收的重点由农业税转为商业税——这也是大一统王朝的优势所在。然而真实的历史却与此相去甚远。明末的所谓“东林党”，说白了就是江南绅宗大族出身的官僚士大夫集团纠集在一起，对抗皇帝的税政。外臣主导的互补干脆拒收商业税，只接收农业税（等于把国家税收全部压在了底层农民身上）。明末政治斗争的主线，其实就是东南士绅集团对抗中央皇权，这一斗争贯穿了万历、天启两朝，至崇祯一代，东林党集团完全占据了上风，而结果则是浙江一省茶税从20万两锐减至最少不过12两银子。
为了解决国家财政危机，崇祯不得不下令对北方的贫苦农民增税，最终导致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大明王朝由此最终宣告灭亡。清朝立国之后，基本延续了明代的社会结构。在康、雍、乾三朝，皇权尚处于强势，于是就有了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上三代清帝数度下江南——此时的汉族官僚依旧多出自江南大族，皇帝要想有效节制南方地区，只能亲自跑过去监督。
在这种强力压制之下，南北二元制的问题暂时得以解决，北京的清廷依靠江淮地区的赋税，补贴西北贫瘠之地，进而保证了北方的防务安全。经过几轮征战，最终维系了新疆、蒙古一线的稳定。
这种平衡到乾隆晚年就开始难以为继，之后中国社会开始再一次回到明朝后期的状态。至清末，西方列强入侵和国内的太平天国运动极大地动摇了清廷的权威性，以后李鸿章为首的江南士大夫集团，在东南沿海地区开始了洋务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主张经营西北的左宗棠在政治斗争中彻底落于李鸿章，清廷对西部战略纵深的经营也就此半途而废。这之后，洋务运动虽然口号是“师夷长技以自强”，然而客观现实却恰恰相反。
洋务运动的所有工业成果都集中于缺乏战略纵深的东南沿海地区，与此同时东南士绅集团在引进工业以及对外贸易的过程中，获得了财富，同时也和西方列强有了越来越多的利益交集。这样一来，东南地区便有了同中央分庭抗礼的底气。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非但没有让国家强大，反倒进一步弱化了中国的大一统。国家在事实上已经逐步倒退回大封建、小专制的落后状态——即各地的地方势力成了自立的诸侯，北京的中央政府与他们不再是命令与被命令的关系，而是彼此商量着来；同时，国家权力只能管到县城，农村完全是乡绅之下的法外之地。此时的中国，事实上恐怕和战国时代的楚国差不多，看似庞大，可真正负责抵御外敌和救灾的中央政府，手里的资源非常有限，多数财富都分散在一众士大夫集团手中。清光绪二年到四年，连续两场大旱致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山西五省灾民死亡超千万（清末全国人口差不多是4亿人），面对饥荒朝廷除了到处凑银子，只能向地方的富商大贾来募集捐款，其捉襟见肘可见一斑。
而与此同时，日本也开始了他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正好相反，明治维新终结掉了幕府时代诸侯林立的状况，借助天皇的权威，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体制，同时通过“奉还籍册”运动，让国家权力延伸到了农村基层。如此一来，中日两国在国势上的对比也就一目了然了，一个走向了“分”，一个走向了“合”。
洋务运动进行了三十多年之后的甲午战争，是近代中日两国的第一次交手，也是对两国数十年现代化运动的一次大考。结果则是中国的GDP是日本的4.2倍，却打输了，不但赔款3.65亿（依当时币值折合为日元，同期日本经济总量不过2.15亿日元），更丢了朝鲜、台湾两个战略要冲。而究其缘由，其实无非是因为日本这边是一个国家，而他们面对的则是一个个相互掣肘的派系。
甲午战败导致朝鲜半岛落入日本之手，北京在海陆两个方向都面临严重的地缘威胁。一个自身难保的朝廷，对于东南诸省也就再谈不上什么节制了。这之后的1900年庚子之难，东南几省不顾中央政府号令，单独和侵略军媾和，搞出了著名的“东南互保”。慈禧和光绪一路西逃至陕西，八国联军面对西北的地理屏障，最终只能放弃进一步的进攻，关中盆地又一次体现了它的价值。然后在洋务运动期间，国家所有的资源都已经集中于无险可守的东南，西北被荒废日久，此时的形胜之地除了让清皇室保命以外，再难有太多作为了。这之后，北京已再难号令东南各省，清王朝的覆灭，也就成了一件毫无悬念的事情。数百年积弊的总爆发
前面分析了一大串历史问题，这跟抗战有什么关系呢？简单说，中国社会一切的弊端，其根源就在我们前面所述的中国历史当中。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正是这些历史问题不断沉积，已经达到了临界点的时期。精明的日本人正是趁着中华民族最虚弱的时候给我们重重一击，这才有了后面中国十几年的苦难历史。
民国取代了清帝国，而民国跟清朝也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从民国的产生就可以看出来。国民党时期的国民政府，从历史传承而言依然是清朝时代东南士绅力量的延续。虽然改朝换代，但是大的社会框架没有出现任何根本性的变化，南北二元化问题依然存在。国民党政府本身就是这个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它不可能对整个中国的环境进行翻天覆地的改造，所以整个中国依然是前面所说的那种大封建、小专制的政治生态。
这种情况之下，中国的经济就进入了一个死循环的状态。因为国家权力到不了基层，中央政府被高高地架在了空中，没有足够的财力。财富都到哪儿去了？绝大多数集中到了那些事实上掌控地方政权的人手里。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有两条路，要么被动挨打，要么奋发自强。可是两条路都不好走：挨完打要赔款，谁出呢？老百姓出，赔款多了老百姓就造反；奋发自强需要搞工业，依然需要钱，谁出呢？还是老百姓出，老百姓被压榨得受不了，最后还是造反。也就是说，不管选哪条路，最终都是死路一条。清朝如此，到了民国依然如此。因为这个死循环的问题，中国错失了两次工业革命。
工业化是弥合中国南北二元化最好的工具。当时同时期的苏联，便正处于快速工业化阶段，除了为国家提供军事保障之外，同时也是未来强化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联系，强化国家的大一统。后来在1949年建国之后，我国工业布局的思路，也与之类似，这是后话。在当时，要发展重化工业，政府没钱搞，而真正掌握国家财富的那些人，则没有心思去搞。
国民党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那段时期，有黄金十年的说法，可是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呢？有富无强。东南沿海经济确实繁荣了，可这个繁荣是指金融、人文，当时有一些轻工业，比如面粉厂、缫丝厂，真正能够打仗的基础工业却找不出多少，以钢产量来论，黄金十年时尚比不过清末洋务运动期间。而有限的，像样的重工业，又都集中于两个地方——当时已经被日本人所占领的东北和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都和黄金十年没有任何关系。究其原因，这些人的利益并非与国家挂钩，国家仅仅是其获利的工具之一，对他们来说，搞工业，让大量资本沉淀在一堆机器上，显然不如搞金融之类的东西来的合算。
而在整个产业布局上。民国时代依然延续了清朝时期的布局，国民政府的建设成果全集中在东南一线。难怪有人夸张地说，黄金十年就建了一个上海，而上海就建了一个闸北。
日本政府曾宣称“三个月灭亡中国”，它的本意并不是说能把中国人在三个月之内杀净，而是要打垮中国的经济基础。从这一点来讲，三个月灭亡中国并不是很夸张的，因为确实在几个月之内，沿海一线就统统丢光了，整个中华民国的经济命脉也就丢掉了。东北亚之谋形胜之地
在《大国之殇》一篇中曾提到，抗日战争所面对的，并不简简单单是一个日本侵略者，而是中国各种历史积弊的总爆发。从这个角度来说，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标志点。日本对中国的侵蚀，抑或说是中国自身危机的爆发，在此之前早已开始了。
从地缘上来讲，日本的对华侵略其实应该是始于甲午战争，巩固于日俄战争，而1931年的“9·18”事变，则最终把日本侵华从前期布局推到了实质操作的一步。
在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中有这么一句话：“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假设日本真的拿下了中国大陆地区，她的势力就可以凭借中国先天的地缘优势一路向西北扩张到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这便是所谓的“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从地缘角度来讲，岛国对于大陆往往具有先天的劣势，那就是资源的不对等，这一点对日本来说同样不例外。要想完成对中国大陆地区的征服，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取得一个可靠的跳板——这个地方必须得有足够的矿产资源、农业资源以及人口，以保障后续战争的物资消耗；其次在地形上必须得有地理屏障用以依托，易守难攻才能保证自己能够长期立足；再次，这块区域内部的地形必须便于管理。在整个东亚地区，能够同时满足这三条的就只有中国的东北地区。
从地图上看东北地区，在整个中国大陆上，她可以看作是相对独立的一块。大兴安岭加上大片的原始森林，使得东北地区具有非常好的封闭性。只要控制住锦州、山海关一线，内陆地区和东北三省就可以完全隔绝。
早在春秋战国末期，公元前226年秦国灭燕，秦军打下了燕国的都城蓟。而燕王喜的流亡政府在此之后竟又存活了四年时间，一直到南边的楚国被灭掉之后，秦人又重新调集兵力，才彻底灭掉了燕国。
当时燕国的国土已经延伸到了辽东地区——差不多是现在辽宁省的南部。燕王喜的流亡政府正是依托辽东的地形，才得以又挺了四年。
在此之后，中原王朝的历次更迭，都必定要首先平定东北地区。虽然当时那里的大部分土地都还未开发，尚属于荒蛮之地，但地形决定了这里关系到华北平原的安全，进而可以影响到山西高原。像三国时期的司马懿就曾平定位于今天朝鲜半岛的乐浪、带方两郡，进而稳固了整个辽东。明朝后期，前清同样是以东北地区为根据地，一路入关南下，统一了中国。
在某种程度上说，东北地区有点类似西北部的关中盆地：外部的封闭性恰到好处，既可以做到易守难攻，也不至于由于过于封闭而使得自己难以走出去；而其内部则都是大平原，且资源丰富，这样的地理环境最适合大规模的工农业生产，譬如松辽平原就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使用大规模联合机械作业的农业区之一；此外，这种内部一马平川的地形，也便于信息流通，不会像过去的山西、四川那样容易滋生出土皇帝，只要你自己不出问题，能让权力延伸到基层，那么这种环境下就很容易建立起由上至下、环环相扣的举国体制。
策划“9·18”事变的石原莞尔曾经说过，他从来没有把满洲看成是日本的生命线，而是看成日本长期战略的“脚手架”——现在有一个说法是：认为当时日本占领东北主要因为资源贫瘠，觊觎东北的资源。这种看法显然低估了日本人的野心，起码在石原的眼里，东北最大的价值是在于这里将是向整个欧亚大陆扩张的第一个前进基地。蚕食东北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夺取了朝鲜半岛和台湾，就此拥有了进军东北的跳板，只是由于“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才最终满足于只控制朝鲜半岛（虽然直接干涉日本的是俄、德、法三国，但是一直支持日本的英国突然不再发声，这才是这一事件的关键之处）。
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最终打败了沙俄。仅仅算经济账的话，日本在日俄战争中付出的费用和人员伤亡是甲午战争的好几倍，却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款和一寸土地（日俄战争之后，同样是由于英国人的暗中掣肘，使得日本再次吐出了东北）。但正是借助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最终在1910年正式在法律意义上吞并了朝鲜。
有了朝鲜这块根据地之后，日本就开始在东北逐步地进行渗透。面对事实上已经处于封建制下的中国，日本人已经无须再有太多顾忌，他们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和北边的俄国维系一种平衡状态。在1906年，日本在东三省设了满洲铁路株式会社，这实际上是一个性质类似于东印度公司的殖民机构。随后日本内部将辽东半岛改称为关东州，日本军部则设立了关东都督府——关东军的名称便由此而来。
20世纪初，在东北地区逐步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局面——日本、苏联以及东北王张作霖控制着。张作霖与日本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一方面借助日本保持了关内和关外的平衡，另一方面日本与张的关系，也保持了东北地区三足鼎立的平衡。
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1928年，日本人逐步意识到张作霖不可能成为甘于受人摆布的傀儡，于是便策划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奉系军阀一下子群龙无首，为了尽快稳住局面，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在法律意义上归附了南京的中央政府。
在皇姑屯事件后一个月，即1929年年初，发生了“中东铁路事件”。东北军针对苏联人的这次以弱击强，最终打破了最初三足鼎立的微妙平衡——前后两个事件，使得东北军同时与日、苏拉开了距离。
此时要建立新的平衡，唯一可以借助的只有南京中央政府。可与此同时，"4·12"政变刚刚结束，南京一方面忙着剿共，一方面忙着清党。不只是大量的共产党员被抓捕屠杀，国民党85%的基层组织也都被他们自己清理掉了。而1931年夏天江淮地区还发生了大面积洪灾，这又牵扯了南京的一大块精力。
而从主观动机上来讲，在南京国民政府眼中，各个地区的权重并不是依据地缘价值来定的，而是靠自己近的越亲近、越远的越疏离。江浙和上海对财阀集团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地方，而北方的“诸侯”，假如能假手他人削弱乃至绝除，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情。
在同一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元气大伤，在远东地区不断地进行收缩，无法再像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那样，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阻断日本在东北亚的扩张。而经历了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精力则放在了加速自身工业化上，以及提防西部的德国上面。
可以说，此时日本人面前已经没有什么像样的障碍了。"9·18"事变
在昭和时代，日本国内的政治结构更接近于多头政治。文官集团、军方、天皇，形成了三大势力。在大正时期，财阀的权重日益膨胀，于是昭和天皇更多地选择了依仗军方势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军部的专权。
在《菊与刀》中对日本人的性格有这样的描述：往往只存在两个极端，且两个极端是同时存在的。一方面日本人有着极其严格的上下级关系，论资排辈、层层服从；可另一方面，日本历史上还一直存在着“下克上”的传统。"9·18"事件，就是“昭和三大下克上事件”中的头一件。
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计划由来已久，并且得到了驻朝鲜日军的支持，但军部上层则持反对意见。第一，他们不想出现被下级架空的局面；第二，日本上层担心三国干涉还辽的历史再次重演。
在“9·18”事变前夕，种种迹象已经让军部意识到关东军可能要自己动手了，于是派遣作战部次长建川美次赶赴东北，阻止石原。然而建川本来就是石原莞尔的支持者。他在去东北的时候，选了最慢的交通方式——坐船。从日本本土慢慢腾腾地坐到朝鲜，然后再走陆路到东北。之所以这样，其实就是为了给关东军留出时间。
东京的一行人抵达关东军总部那一天正好是9月17日。石原莞尔原来计划是要在9月28日动手，至此不得不提前到了18日。就像希特勒向波兰发兵前异常紧张一样，石原当时也是非常紧张——当时真正出动的日军不到700人，而北大营则有东北军驻军8000人，且轻重武器配套齐全。
北大营的背后就是沈阳，那里是东北军的神经中枢，如果打掉这里，整个东北将陷入一片混乱。以这样的力量去打东北军，会打成什么样子？这一点，石原心里恐怕是没有谱的。对于大环境，石原莞尔吃准的是：第一，苏联和欧美在当时的环境下不会干涉；第二，南京的蒋介石不会给张学良实质上的支持。而唯一吃不准的，只有和日军正面交锋的东北军本身，悬殊的实力差距决定了这将是一场豪赌。而最终的结果却大大出乎了日本人的意料（当时驻扎在朝鲜的日军已经做好准备，接应可能溃败的关东军渡过鸭绿江），一纸不抵抗命令，让东北军给了石原莞尔一个大大的惊喜。
1931年9月18日夜，北大营接到了这样一份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9月19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曾说到“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军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
东北军在一枪未放的情况下退回了关内，在走之前，所有的枪械、装备统统入库锁起来。军官们揣着钥匙跑到了北平。
东北不战而降，等于送给日本一个战略级别的前进基地，整个东北亚形式随之大变——在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的时候，日本50%的钢铁是由东北制造出来的，1940年以后美国对日本进行制裁，这之后75%以上的钢铁都是由东北地区提供的。除了钢铁、兵工厂之外，东北还有大量的粮食、煤炭、木材，这些保证了整个日本战争机器的运转。既是起点，也是终点
"9·18"事变之后，对中国来讲这是一场浩劫的开始。而对石原莞尔来说，这既是他的战略设想的开始，也是其终点——恰恰是“9·18”事变，激起了日军下克上的风潮。
有这样一种说法：按照石原莞尔原本的战略构想，日军侵华的时间全面爆发应该是在1956年。可是在“9·18”之后，年轻军官们为了尽早挂上将星（"9·18"之后，石原最终被授予中将军衔），纷纷开始模仿，他们并没有石原的战略眼光，可是有着同样的野心和行动力。
1939年，辻政信和服部卓四郎策划了诺门坎事件，之后富永恭次和佐藤贤了搞出来的北部法属印度支那进驻事件。这便是昭和三大“下克上”事件。
由此开始，日本的侵华战争就有了一个具有讽刺味道的特点——只有战役计划，却没有一个完整的战略，军官们处处点火，迅速拉长了战线，常常出现孤军冒进的情况。然而即便是这种杂乱无章的打法，依旧能打得国民党军节节败退。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在西安事变爆发之前，1936年的11月，当时国民政府的要员高崇武曾在华北秘密地会见过石原莞尔。在谈话当中，高崇武感到非常吃惊。他说：“日本军队居然还有你这样的人，你这样的看法”。此时已经是”9·18事件”五年之后，国民党政府高官对石原竟然是一无所知。可以想象当时国民政府的对敌情报工作已经是荒疏到了什么地步。
关于东北抗战，时下有这样一种说法——有人说东北人平时“好勇斗狠”，日本人来了却甘心做亡国奴。这种说法可以说是毫无常识，东北抗联的悲壮，这里无须多言。而众所周知，在战争后期抗联的确被压制住了。这其实恰恰体现出了东北的地缘优势——前面说过，所谓形胜之地，最重要的一条就在于内部便于治理。东北三省外部封闭，因此抗联和关内无法建立联系；内部平坦，使得抗联难有稳固的根据地，且东北军不战而走，国民政府又给了日本六年时间来经营东北，这种局面下抗联最终才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种完全由上层制造的灾难，却要归咎于老百姓，其荒唐与无耻已经难以言表。东北亚的“三角格局”
审视抗战历史，仅仅把目光局限于1937年到1945年的八年之间是远远不够的。前面说过，抗日战争不仅仅是抗击了日军，更重要的任务是要解决中国百余年的历史积弊。如今我们在各个场合都会提到“红利”，而中国的二战红利，在1945年以后其实很多还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这之后一直到现在，中国事实上都在逐步兑现这些红利。
以东北亚而言，二战期间，国民党的豫湘桂大溃败使得美国对中国失去了信心，美国政界意识到要想尽快接近远东地区的地面战，只能依靠苏联，于是在雅尔塔会议上才有了在远东权益上对苏联的大量许诺。二战结束之后，根据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军驻扎在东北，并且控制着重要的铁路线和旅顺、大连两座海港城市，对中国而言，自己的主权和地缘安全环境事实上并未发生多少改变，所以所谓的二战红利此时仅仅是画饼。
"9·18"事变纪念碑
1949年新中国建立，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取代了民国时期的不平等条约，苏军开始逐步撤出东北，中国开始兑付红利。朝鲜战争爆发后，如果任由战争自行发展，最终中国将不得不和美国隔江而望，这种情况与甲午战败后同样没有什么区别。正是抗美援朝，又进一步兑付了红利，部分偿还了1894年的欠账……
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在东北亚地区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三角形战略布局：以日本为主要前进基地，韩国与台湾岛，守则为日本列岛屏障，攻则为第二级跳板。这种局面事实上和日本明治维新时与英国人所做的部署基本相同。时至今日，这个大框架依旧存在，中日、中韩关系，以及海峡两岸关系，都可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来审视。开辟北方抗战的根据地北方“堡垒群”
从地缘角度来说，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日本在中国是否能够立足，关键所在是能否真正控制中国北方。也可以这样说，能否稳固北方是中华民族能不能生存下来的关键所在——中国历史上，只要北方失守，后面跟着的必然是改朝换代。
众所周知，中国的地形由西向东可以分为三个逐级降低的“阶梯”。而能不能稳固北方，其战略核心在于“第二阶梯”，具体而言就是山、陕两地。我们可以打这样一个比方，陕西相当于是北方战场的神经中枢。山西则是位于陕西东部的“堡垒群”。在太行山以东位于“第三阶梯”的华北平原、山东半岛，乃至于华中、华南，则是这片“堡垒群”前面的“开阔地”。
如果拿一张山西省的地形图来看，就很容易理解上面这段话。山西省的地形南北长是680多公里，东西宽是380多公里，总面积15.63万平方公里。大致看上去，山西的轮廓近似于一个由东北斜向西南的平行四边形。这里的绝大部分都属于黄土高原，平均海拔在1000米到2000米之间。
黄河在第二个拐弯处由北向南将山、陕两省分开。接着抵达山西省最南端之后，黄河开始转向由西向东的流向，又将山西省和河南省分开，再往南，王屋山构成了山西东南部的地理屏障。而整个山西的东面则由太行山脉屏护——两座山、一条河，在地理上为山西提供了一个完整的防御带。
由山西出入中原的战略通道只有两条，一沿大同盆地一路向北走，由河北省或内蒙古出山西。另一个比较便捷的路线就是由太原向东，走井陉关，直达河北石家庄。除了这两条通道之外，其他地区基本上都处于山峦和河流的包围之下。
在并不宽阔的山西大地上，由西向东分布着芦芽山、吕梁山、太岳山、五台山，以及南部的中条山。这些山脉把山西隔绝成了零零碎碎的几块盆地，大一点的盆地包括大同盆地、忻定盆地、临汾盆地，以及最南端的运城盆地。从地形图来看，这些盆地基本都是沿着南北方向的河流（汾河、新河、涑水河、三川河）形成的狭长河谷地带。山西的人口密集区基本上都集中于这几块盆地，因此彼此之间便显得相对独立。这样一来，如果不是长期在此经营的外部势力，即便打进来了，也难以真正实现有效控制（关中盆地则恰恰相反，一旦函谷关失守，则后面再无险可守）。
这种易守难攻的特殊地形，在春秋时代造就了最后一个超级大诸侯国——晋。而同样是由于其地形各个谷底彼此相对独立的特质，导致了在春秋末期最终形成三家分晋的局面。而在民国时代，阎锡山可以关起门来做“山西王”，很大程度上同样是得益于这里“表里山河”式的特质。
另一方面，山西的这种地形又决定了这里的农业基础并不是很好，这就造就了此处发达的商业。早在战国时代，魏国国都大梁就已经是重要的商业中心，而至明清时代，最终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晋商文化。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在占领华北之后，马上就把目光投向了山西。山西的战略价值一目了然，日本人肯定不愿意让自己一直待在这样一个天然堡垒前面的“开阔地”上。当时日本的目标，一是山西，二是在山西全境被占领之后继续向西占领西安。假如当时这一步战略目标达到，下一步日本就可以经宝鸡、陈仓南下进入四川盆地，届时居于重庆的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必然将面临灭顶之灾。沦陷之后
从1937年9月开始，日军分两路进攻山西——就是前面说到的出山西的两条路径。一路日军从北部先占领张家口，沿着同蒲铁路南下，9月9日首先占领了阳高县，这是山西第一个沦陷的县城，至13日占领了大同。另一路日军在10月10日占领了河北省的张家口，之后沿正太铁路向西，在10月26日最终攻占了娘子关。后者距离历史上韩信背水一战的井陉关非常近，其战略价值自然也就无须多言。
娘子关失守以后，仅仅用了20天的时间，10月30日日军占领阳泉。八天后，即11月8号，太原沦陷。至此，南北向的同蒲铁路，东西向的正太铁路，山西一横一纵两条大动脉便都被侵略者所掌控，此后两条铁路沿线的各个县城便先后宣告沦陷。
通过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日军基本都是沿铁路线行军，作战地域也都是在交通线两侧，很少会脱离交通线涉足深处的山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近代战争的高消耗导致军队对后勤的依赖程度明显加大。这一特性加上山西的特殊地貌，使得八路军在山西的敌后抗战有了技术上的可操作性。
在整个抗战期间，山西地区日军的主要兵力都集中在先前说到的几个盆地中，对于盆地之间的山区，日军根本无法有效控制。几经争夺之后，在1942年10月21日，山西省全境105个县城中有103县沦陷。理论上说，此时日军已经占领了山西省98.2%的面积。
但也仅仅是在理论上。事实是，日本人控制力只能到县——当时国民党政府自己搞得其实是事实上的胥吏制度，即为了降低统治成本，将乡村治理统统扔给了所谓的“绅宗”，国家权力只管到县一级，这其实就是英国殖民印度时所采取的柴明达尔制度的翻版。如此一来，作为外来侵略军的日本人就失去了接收原来的基层管理机构的可能，而日本人也没有亲力亲为的可能性，即便是在乡村招募到了汉奸做代理人，也无力给他们提供太多支援。这样一来，广大的农村地区就给共产党八路军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日本人对山西的统治事实上是一种有占而无治的状态。
打个比方，你仅仅控制了一个人的几条大动脉，可是分布于全身的毛细血管完全不由你控制，血液仅仅在大动脉流动却无法与各个组织产生物质交换——日本人在山西的境遇就是这样。
这其实也是当时整个中国北方普遍存在的情况。只是由于山西特殊的地形，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因为此，在北方敌后战场上，山西的形势要比平原地区好很多。持久战的精髓
如果从时间上来讲，当时八路军投入抗战其实有点仓促上阵的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呢？在西安事变之后，1937年7月9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开始就红军的改编问题和蒋介石在南京进行谈判。当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日本已经开始了全面侵华，可南京国民政府却依然不肯松口。
一直拖到一个月之后的8月13日，淞沪战役打响。由于美、英并没有如蒋介石所期望的那样出面干涉日本。蒋之所以主动在淞沪与日军展开正面决战，就是考虑美、英在上海租界的利益一旦受损，就会出面干涉日本人，事实上从地形和对中方来说，淞沪绝不是一个适宜决战的地方，这种以投机心态来打战略的例子，古往今来也是不多见的。在淞沪战场上，面对火力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日军，国民党军投入战场的精锐损失殆尽，首都南京危如累卵，丢失只是时间问题。
到了这个时候，蒋介石的态度才开始有所松动，最后在红军的改编问题上扭扭捏捏地与共产党达成一致。
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和彭德怀分别为八路军的正、副总指挥。红军改编后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分并消灭一部分的作战任务。
说白了，当时蒋介石的心思其实是想把改编之后的八路军作为消耗日军的炮灰来用的。当时陕北的红军总共不到8万人，蒋介石只给了3个师的编制。改编之后能投入到北方战场的红军总共是4.5万人，国民党170万军队被日军打得全线溃散，八路军的4万多人如果此时投入正面决战，会是什么后果不用想都知道。
事实上在八年抗战中，国民政府对于已经归附自己、但并不属于江浙沪集团的派系所辖军队，也就是所谓的杂牌军，一直是这个思路，抗战结束后蒋能够空前地强化自身的地位，也正是拜这个策略所赐。
还需要多说一句的是，在抗战初期有不少大战役，比如徐州的台儿庄、上海的淞沪……这些战役听起来很过瘾，但实际上它们的作用只是迟滞了日军的推进速度，增大了对方的伤亡，而且这两个作用都并不明显。就大局而言，最大的价值其实只是给国民政府南撤争取了时间，撤走了文物和文化精英，可是东部为数不多的工业设施却几乎没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形势示意图
在八路军东渡黄河的时候，国民党军溃散的趋势已经难以挽回。对于抗战的作战方针，当时中共内部也曾产生过争议。在1937年8月22日到25日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最终提出了抗战的总方针——“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而当时，正是这个方针在会议上引起了争议。
因为在一般人看来，战争都是要通过一次次战略决战的大战役，最大限度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最终取得胜利。可中国战场上最特殊的地方恰恰在于在当时的环境之下，那种看似轰轰烈烈的大战役其实反倒缺乏战略意义。
用传统的说法来解释，战之根本在于夺势而非杀敌。用现代的说法来解释，战争的本质是为了打赢，而不是杀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存在，以及针对日本控制的交通线的小规模游击战，看似没有什么“存在感”，不像大战役那样提振人心、战果辉煌，但却是当时最正确的对策。
持久战的战略构想，可以这样归纳：第一，日本如果要占领全中国，首先必须得稳固北方。只有稳固了北方，才能够有效地利用北方的各种自然资源，实现以战养战的经济正循环，如此才有余力一步步吃下整个中国。假如无法有效控制中国北方，后面几步也就无从谈起。
日本本土无论是人力，还是自然资源，都不富裕，尤其是自然资源。不管未来世界格局朝着哪个方向变化，不管美、苏是否会介入战争，只要日本在中国北方占领区始终是只进不出的纯消耗状态，那么最后她的结果只能被拖死，悬念无非是时间而已。
那怎么才能让日本人无法在中国北方立足呢？就是要让他无法在基层建立起真正有效的统治。这就依赖于分布于广大农村地区的根据地，根据地的存在将乡村和县城切割成了两个互不统属的世界，而当时中国主要的人口和资源恰恰都在农村，日军所占领的县城因此最终变成一个个的孤岛。广泛的、不间断的游击战，看起来仅仅是小规模的袭扰，可实际上会不断地增加日军的消耗，这就加剧了日本人的困局。这就是抗日战争中共提出的持久战的核心所在。
无独有偶，当时国民党也提出以拖待变的所谓的持久战，但与中共的持久战方针截然不同。蒋介石也说过以空间换时间，最终是要等美国人参与到战争中，即等外界环境发生变化——这其实也是时下很多人眼中抗战胜利的原因。
1937年南京失守后日本人制造了南京大屠杀，可是国民政府对日宣战却是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因为这才是国民政府要等的“变”。坐守关中，东出三晋
1937年9月，改编之后的八路军3个师开始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地区。
如前面所说，按照最初的计划，八路军还是抱着传统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思路进行对日作战。东渡黄河之后，原计划是在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河北省、察哈尔省、山西省和绥远四省交界地区集结，之后开始阻击日军。在八路军进入山西之后，前期打的几场战役都是以这个思路来进行的，即与国民党进行协同作战，在正面战场尽可能阻击日军，比如平型关、雁门关、娘子关、阳明堡。这些战役在心理上给了当时社会舆论很大的信心，但代价也非常巨大。在当时，由于装备和人员军事素养上均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军队每歼灭一个日军，自身就要付出几倍、甚至十倍的伤亡，在这一点上，国民党军和八路军都是一样的。
1937年9月16日，毛泽东致电当时已经在山西的朱德、任弼时。电报原文是：“你以百十五师（115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为活动重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地区。百二十师（120师）位于晋西北，以冠城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百二十九师（129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
这样一来，原先把三个师集中起来，最大限度阻止日军南下的战略部署被毛泽东彻底改变了——当时日军正一路沿同蒲线南下，一路沿正太线西进。如果把八路军主力三个师全部集中在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大同盆地、忻定盆地，最终肯定会被日军合围，以当时八路军的装备和数量，要面临的是什么也就可想而知。
按照新的部署，三个师的兵力分别分散到了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北这几块区域。这几个区域就是八路军敌后抗战的几块根据地的主要支撑点。
当年11月，太原失守之后，国民党由于失去了所有的大城市和县城，只能一路溃退，大部分都撤到了晋南和晋西地区。
这个时候，毛泽东做出了如下指示：“山西国民党各军大溃，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红军（八路军）的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农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
当时，和国民党相比，中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在军队的指挥上，共产党给出的更多是方针和政策，就是给出一个大原则，具体如何做是让一线的主官依据这个原则来自行决断；而国民党对下属部队给出的更多是命令。
乍一看，大家会觉得以明确的命令形式调动军队会更为正规一些。可是，实际情况则是抗日战争在当时的环境下，首先是各个部队与统帅部、指挥部之间，由于技术条件限制，没法做到及时、实时的联系；其次，各个部队之间的协调性，也就是横向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更为困难。在这种局面下，如果依然机械地使用指令的形式，往往会造成一线部队行动迟缓呆板。战场上的局势瞬息万变，位于大后方的指挥人员根本无法在第一时间了解战场的态势变化，发出的命令往往是滞后的。有的时候由于道路、通讯的封锁，前线部队甚至根本接不到命令。在这种环境之下，这种所谓的正统指挥方式往往会导致部队面对瞬息万变的情况只能原地发呆，坐等着人家把自己干掉。对比之下，至少在北方的作战环境中，像中共军队这样给出明确的大方针，同时授予一线部队最大的指挥权限，其实是更为合适的。
我们再看电报的后半截，这里说的其实就是前面在分析持久战方针的时候说到的问题。日本人控制的无非就是103座县城而已，县城周围的这些乡村地区，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伪政府，都无法真正控制，所以八路军把作战重点放在了和日军争夺乡村地区上。一旦乡村地区全部成为游击根据地，103座县城无非就是103座孤岛而已。
当时毛泽东还做出了进一步的具体指示，第115师一分为二，一部由聂荣臻率领，留在晋东北地区，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也是中国抗日战场上第一块敌后根据地。该师的主力则从晋东北开赴晋西南，创建了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120师以冠城山脉为中心，开创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29师沿正太铁路南下，依托太行山和太岳山脉，最终开辟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这样一来，三大主力就形成了四块区域，最终这个部署在1938年的2月份基本到位。
如此一来，从防守的角度上讲，这四个区域互为掎角之势。每一个区域都有着自己相应的自主性。同时，日军无论向哪个方向进攻，其他三个方向都必然要从侧翼和后方对其进行牵制。对外而言，山西省的四个根据地，又成了未来在华北、华南、华中地区逐步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最稳固的跳板。附章
这里需要强调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八路军在开赴抗日前线的时候，家底到底有多少。知道了这个，我们才能进一步理解毛泽东当时为什么要让八路军尽可能避开正面战场。3个师一共是4.5万人，第一批过黄河的差不多是3万人。这3万人一共只有1万多支步枪，每支步枪平均只有30发子弹。这是什么概念？平均每3个士兵才能拿着一支枪，每个人只能摊上10发子弹。重武器上，八路军只有阎锡山的晋绥军在日军撤离的时候扔下的12门75毫米山炮。炮弹根本没有稳定来源，只能依靠四处收集以及缴获。除非是特别关键的战斗，轻易不敢使用。可八路军就是靠这12门炮组建了第一个炮兵团。
说到抗战，就避不开说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战果，有人喜欢说国军消灭了多少人，共产党消灭了多少人。公正评价的基础是要考虑到双方的战果是在什么样的物质基础之下取得的。
听老一辈的人讲过，在山西抗战的时候，吕梁地区的八路军用的最主要的重火器就是手榴弹。除了战场缴获之外，在太行山的八路军兵工厂也能自己造一些。边区制造的手榴弹就跟现在网上流传的传言和小说是一样的，外面是铸铁壳，里头装填的并不是高能的黄色炸药，而是黑火药，其实就是大号的二踢脚而已。爆炸之后无法形成破片，经常出现的情况就是把铁壳一炸两半儿，根本崩不死人。
怎么办？只能是因陋就简，用一个一个的布袋，里面装满生石灰，把手榴弹插到布袋里头，用绳子系紧。拉弦之后在手里停两三秒，扔出去，保证手榴弹正好在空中爆炸。趁着满天都是石灰、鬼子睁不开眼，就可以冲上去抓俘虏了。
八路军还有很大一部分武器和辎重是来自于晋绥军。怎么来的呢？虽说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也不怎么样，可是在对待物资上，国民党往往却是大手大脚，经常是一旦溃败，立刻就把带不走的东西就地丢弃——对正规军来说，为了避免辎重落入敌手，正常的做法应该是销毁。中智取势，上智得人以势论抗战
中国地形的特殊之处在于：国土由西向东可以非常明显地分成三个地势逐级降低的阶梯，山地和高原占了国土面积的七成以上，多数分布在第一、二阶梯，平原只占12%，丘陵不过10%，基本都集中于东部的“第三阶梯”上。
无论是在工业时代，还是农业时代，地势平缓的地区往往都是最富庶的地方，这样的地形意味着你将会得到更多的耕地、更便捷的交通，也更易于组织大规模成系统的工农业生产。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的地缘战略思路，往往是取势于西，得财于东——平原地区除了富庶，另一个特点就是在军事层面易攻难守。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对于北方敌后战场来说，平原地区成了整个战局的关键之处——八路军东渡黄河之后，“持久战”很快便成了其基本战略。而持久战的精要，则在于通过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及坚持敌后游击战使得日军无法有效利用占领区的资源，从而形成战时经济的正循环。显然，能否把敌后抗战延伸到富庶且人口密集的平原地区，是实现持久战大战略的关键之处。
山西在整个中国战场上的价值相当于是一片堡垒群，而位于太行山以东的华北平原，则是处于堡垒“射界”内的开阔地，而八路军开进华北平原，则好比是向开阔地敌人射出去的子弹。在山西、河北等省相继沦陷之后，日军开始一路沿江淮地区急进，如此一来，背后的华北地区就开始变得相对空虚，此时已经在山西站稳脚跟的八路军，便利用整个窗口期，开始像华北敌后进军。
武汉和广州相继失守之后，中央曾经有人提出继续坚持平原地区抗战难度太大，因为至此日军已经完全占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后面随时可能回师华北。而毛泽东的判断则是，日军会继续向中国西南方向进军，因此进军华北的窗口期尚未过去；而另一方面，也只有在平原地区建立起有效的敌后根据地，中共之前在延安和山西所做的一切才有意义。
1944年，叶剑英在延安会见了美军的观察组。在这次会见中，叶剑英的一段话正好诠释了整个抗战形势：“敌人进攻作战的重心首先是在华北，这是根据田中奏折的老计划，由东北四省而进入华北，企图尽掠黄河以北，抢夺河北的棉花、陕西的煤铁，然后举兵南下，经华中、华南，而直抵南洋”。这是对当时日本对华战略最简洁的概括。在这其中，华北平原在中日双方的棋局中都占据了极大的价值：只有抓牢华北，日本人才能有效控制北方的各类资源，为后续作战提供稳固的大后方。
北方敌后抗战的重心在华北，而华北地区重中之重则是冀中平原。冀中平原位于河北省中部，属于华北平原的一部分，由黄河、海河和滦河三条河长期冲积形成的，东西长300公里，南北宽200多公里，8万多平方公里——并不算很大。
但是，冀中平原却是整个华北地区的交通咽喉所在，津浦、平汉、北宁三条基干铁路交会于此。同时，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当地的各个县城，差不多19%都在种植棉花，是整个中国乃至亚洲地区在战争期间非常重要的棉花产地——战争期间，棉花与粮食、钢铁一样，都是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
从地形上来说，冀中平原几乎找不到一点凸起的高地——平均海拔多数在50米以下，这样的地形很难给八路军提供有限的掩护；平原之上河汊纵横，大一些的河流有大清河、子牙河、永定河等，再加上无数的支流，一起把平原分割成大大小小的碎块，这会大大限制部队的机动性——当然，这一条对双方来说是对等的；较之山西高原，这里的水源更为丰富，树木丛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地形过于平缓的问题，但总体来说，在平原地区进行敌后抗战依然远远难于在山地和高原。
在抗战相持阶段，从山西来的796团第三营——这个营是参加过奇袭明阳堡机场的功勋营，进入冀中平原来接新兵，在行进间与日军遭遇，随即展开激战。由于没有山峦阻隔，日军的增援部队很快就赶到了战场，而火力居于劣势的八路军却找不着任何遮蔽，最终被日军围在一个小村子里，全营只有796团的团政委带着司号员骑着马硬冲出去了。平原地区敌后抗战的难度，由此可见一斑。
从社会层面来讲，由于北平、天津、保定等城市的辐射作用，冀中地区的民间文化水平对比北方其他地区要高出不少。借助这个优势，在冀中地区作战的八路，文化素质普遍不错——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八路军在军事训练和作战间隙，只要一有机会，就会组织士兵学文化。一些模范连，全连只能找出7个文盲来，甚至有中学生在基层担任班排级干部的例子——当时中国80%以上的老百姓都是文盲，高小毕业，就已经可以算是知识分子。
借助当时冀中地区良好的文化氛围，八路军部队在自己的中层吸纳了大量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政治主官，这就使得整个军队在文化水平上反倒要比“正规化”的国军要高出一大截——“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而社会层面的不利因素则在于，日本人在河北地区的根基远比山西、山东、河南等地要深。河北是除了东北三省以外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间最长的地方。1931年“9·18”事变爆发以后，东北三省很快便宣告沦陷，此后不久，日军便开始对察哈尔、热河、河北等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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