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永年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改革及其敌人(谷臻小简·AI导读版)试读：
改革及其敌人郑永年 著本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音频技术由讯飞有声提供下面由谷臻小简为您带来1万字本书干货版权信息改革及其敌人
郑永年 著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2019
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
或图表。
DNA-BN：ECFD-N00017219-20190226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 址：www.bookdna.cn
BookDNA是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旗下电子书出版机构，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如您发现本书内容错讹，敬请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9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目 录1. 第一部分 变革中的精英政治2. 第二部分 新社会契约与合法性3. 第三部分 权力与腐败4. 第四部分 重建意识形态5. 第五部分 开放与政治转型6. 第六部分 民主与利益代表7. 第七部分 民主的中国模式8. 第八部分 政治改革的基本议程9. 第九部分 政治改革的挑战第一部分 变革中的精英政治技术官僚和政治智慧
在毛泽东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主导政策，所有的问题都被意识形态化，甚至连很小的技术问题也是这样。技术官僚反其道而行之，尽量把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转化成技术问题来处理。政治问题不是技术官僚通过对成本和利益的权衡所能解决的，而是要靠政治方法，依靠政治大动作来解决。
中国的技术官僚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也是政治转型的问题。高层大量录用技术官僚，为各方面的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现在客观上的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总体政治制度的转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阶层只有政治家而没有技术官僚，现在的中国领导者则太多技术官僚，而缺乏政治家。政治的健全发展和转型取决于政治家和技术官僚两者之间的平衡。目前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需要政治家的政治想象力，需要他们的政治智慧。新领导层政治议程的新选择
政治议程的选择无论对新领导层还是国家内政外交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对新领导层来说尤其如此。选择政治议程说到底就是要做几件大事。
在90年代中期，第三代领导人因为权力趋于巩固，开始做议程的选择。议程的选择不外内政外交两个方面。当时领导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是选择国内的政治改革，还是选择外部的台湾问题。领导人选择了台湾问题，而非政治改革。
不选择政治改革是个错误。
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台湾问题了。新领导层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提出进一步的思想，甚至对从前的“江八点”也少有强调，但这并不是说新领导层不重视台湾问题了，而只是意味着议程选择的转移。
在政治改革方面，新领导层显然较之第三代领导人处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尽管第三代领导人本身没有进行政治改革，但留下的经验是很可贵的。接班人制度还有最艰难的一步
这个制度可以分解为接班人的选择、政治人物的退出和新接班人的权力交接几个部分。在西方，很多人就认为，民主政治与其说是人民参与政治的制度，倒不如说是一种选择政治权力人物的制度。
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如何建立选择接班人的制度。如何选择接班人在今天的中国显得越来越重要。随着老一辈革命家的逝世，指定接班人的时代已经过去。
民主是避免不了的。当接班人不能由某一个人指定时，就要用集体的力量，这是党内民主的问题。不过，确立民主的选择制度也并非容易。指定接班人很容易，强人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只要其他人接受就行了，但民主是一个复杂的程序。第四代的政治改革观
包括胡锦涛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五十周年上的讲话和这次四中全会的决定，那么会发现，第四代领导人的民主观或者说这一代领导人所认同的中国政治发展方向，已经跃然纸上，那就是中国不走激进民主化的道路。
不走西方式民主道路并不等于不要政治改革。
邓小平于是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原则。现在，第四代又从其他一些政党的兴衰史中学到了另外一个教训，那就是执政党不仅要有能力推动经济的发展，也要学会如何治理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胡耀邦与当代中国政治
毋庸置疑，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新局面和胡耀邦密切相关。尽管当时的领导核心是邓小平，但胡耀邦的作用不是邓小平本人所能替代的。
纪念胡耀邦是出于当代中国政治的需要，正如当年邓小平任用胡耀邦也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
加强执政党的领导能力，这是新领导层的最重要的政治主题。显而易见，执政党不可能再固守旧的教条和方式，就是说，执政党的能力必须通过政治创新来实现，而这需要开创一个政治新局面。在这个方面，胡耀邦对当代政治具有借鉴作用。
纪念胡耀邦精神也和新领导层致力于促成共产党转型的努力分不开。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从邓小平时代已经开始。
回到邓小平？
邓小平强调经济发展优先，现在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强调社会公平与正义。这两者之间自然有不同的地方，是发展的优先次序问题，即把政策重点放在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之上.
有效的政策首先就取决于各种社会利益之间的妥协。利益妥协的首要前提就是利益表达，对国家政策的争论是利益表达的最重要途径之一。十七大与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十七大是中共高层人事变化的关键。十七大代表大会增加了来自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简称“两新”）的代表。在政府层面，从修改宪法保护私有财产到《物权法》的通过，都表明了这些新兴社会阶层在中国政治过程中的重要性。
到2006年底，有1690万党员在35岁以下，占党员总数的23.3%；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有2220万，占总数的30.7%。
从1978年到2006年，工人所占的比例从18.7%下降到11.1%，农民从46.9%下降到31.7%，解放军从6.9%下降到2.2%。相比之下，其他社会经济背景的党员数量增长很快。通常所说的“白领阶层”（包括管理层和技术人才）背景的党员已经占了21.4%，私营企业主（或者资本家）占了5.1%。
从积极面来说，这些变化表明了党的开放性、中国政治的开放性。但是除了开放性，党的可持续发展还决定于党的政治公正性。政治退出与中国的政治变革
无论是多党政治还是一党政治，建立“政治退出”制度非常重要。
多党制下，政党轮流执政就是一种政治退出方式。在一党制下，一种有效的方式就是领导层之间的代际更替，如果处理得不好，一党政治的衰落不可避免。
邓小平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不过，邓小平只完成了制度改革的一半。尽管领导人退休制度牢固建立起来了，但还没有确立政治退出制度。
今天的中国，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退而不休。第二，从一线退到二线。第三，从一个职位到另外一个职位。第四，从显身到隐身再到显身。
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从长远来看也会使得国家的财政经济负担过重。第二部分 新社会契约与合法性中国社会问题的终极根源在哪里？
在中国领导人的头脑里，城乡这些社会不稳定因素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政府的作用就是维持社会的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这种思维方式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会导致领导层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存在、发展和恶化产生错误的判断并采取错误的解决方式。如果这种思维方法不能加以纠正，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很快就会出现问题。从“隐性契约”到“显性契约”
在第一个阶段，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就是革命。
在第二个阶段，共产党的合法性就是人民和政权之间的“隐性契约”。
在第三个阶段，共产党的合法性会是其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显性契约”，新的“契约”，新的考验
在人口的绝大多数和领导层之间存在着一种“隐性社会契约”。在这种契约下，政治人物为人民谋利益，而人民接受政治人物的统治，契约的缔结也就为政治人物提供了政治合法性。
不能因为新兴阶级有了政治重要性，就来破坏政权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对工人和农民来说，这种契约绝对不可以单方面被废除。
胡温领导层和人民新签契约已经造就了新的合法性基础，使人民接受新领导层。对新领导层来说，现在更为重要的是要履行和人民的契约。在一些政策领域，新领导层已经在向人民利益倾斜。政治改革也是新领导层履行和人民缔结的“契约”的关键。胡温新政与中国社会主义新潮
胡温新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以人为本”的重心放在社会的大多数成员上，在用法律手段保护新兴阶级的同时，重新认定占社会的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的利益。
社会主义新潮可以说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重新建构。
社会主义新潮的根据是中国的社会现实。
社会主义是一种通过人民参与政治过程来达到社会公正，实现“以人为本”价值的制度。当中国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已经明了之后，人们更为关注的就是政治上的民主化和社会民主制度在中国的确立。这才是中国面临的挑战。中国和谐社会要求重建社会契约“和谐社会”及其相关的各种目标的实现，会导致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契约关系的重建。
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隐性社会契约，政府必须扮演主角，在发展与分配、效率与公平之间进行强有力的协调。
从长远来看，民主政治是中国治理制度的基础，那个时候，显性契约会在中国实现。但现实地看，民主政治需要很长时间来发展。在国家转型到显性契约之前，必须重建隐性社会契约。没有这个隐性社会契约，执政基础就会不断被削弱，社会稳定就不会有制度保障。从这个角度来说，和谐社会意味着一种基于新社会契约之上的国家治理制度。第三部分 权力与腐败副省长竞选组织部长和权钱交易
干部要腐败就必须先找到腐败的机会。副省长竞选省组织部长就是一个途径。
组织部是中共的命脉，掌握着几乎所有官员的命运。中共的官员并非选举产生，所有重要的干部都是由自上而下的任命产生的。省组织部掌握着干部的人事任命权，省内官员的升迁都必须过省组织部这一关。一些权力欲望强烈而实际上又没有能力的干部，只好依靠腐败组织部来得到升迁或者保持职位。
副省长要下沉为组织部长，这个现象既反映了中共政治中的权钱交易现象，更反映了中共党内腐败已经是制度化了的事实。再论为什么中国的腐败得不到控制
中国没有任何民主机制来制约腐败。没有民主就没有政权的轮换，也就没有除掉腐败细菌的机会。腐败在任何国家都会发生，民主国家也是如此。
民主社会有两类官员：一类是行政官员，另一类是政治官员。这两类官员互相制约。在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行政官员有自己的操守，独立行政，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制约政治官员的腐败。
在现存体制下，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没有任何的区别，一样的成长路径，一样的录用程式，一样的待遇收入。在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一体化的情况下，更容易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并且这种利益集团形成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打碎它，腐败也就积重难返。
没有一种制度可以免于腐败。对腐败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无论是体制内的交易还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交易，都会导致腐败。
其腐败是领导人确立个人统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
尽管在理论上说有这样一种可能：领导人结合体制外的力量来反腐败，但现实中，任何领导人一旦转型为体制外的力量，就会成为整个体制的敌人。一旦成为体制的敌人，其政治生涯也就终结了。
对中国的腐败作这样悲观的讨论是为了让人们对腐败有更清醒的认识。正因为腐败已经植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反腐败也就不是发动几场运动，杀一批党政官员那样简单了。对陈良宇案应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上海陈良宇案发生之后，海内外评论如潮。海外评论侧重于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而中国国内的评论则侧重于腐败与反腐败之间的斗争。
从腐败和反腐败的角度来透视陈良宇案并没有错。
在审视陈良宇案这样的腐败事件时，人们的思考应当从个人层面提高到体制层面。而作体制层面的思考时又不能太过于抽象，如提高到民主政体和非民主政体的层面。当今世界上，无论什么样的政体都面临腐败与反腐败的问题。
陈良宇案明显属于人们很长时间以来所说的“第一把手腐败”。
和“第一把手腐败”紧密相关的现象就是地方领导层集体性腐败。
和“第一把手腐败”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外界所称的“秘书帮干政”。中国当依靠社会力量反腐败
反腐败首先要得到腐败的信息，反腐败必须引入外部社会力量。
外部力量的介入会使得上级部门的信息成本大大降低。
自由媒体是人民拥有和传达信息的有效管道，但在中国，人民没有这样的管道。当然，媒体也是会腐败的。正因为这样，媒体之间也必须通过竞争实现相互制衡。
有效的反腐败因此必须结合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力量。在体制内反腐败进行了那么多年而其成效并不理想的情况下，就应该加大引入体制外力量的力度。中国官员腐败的道德代价
官员腐败已经在执政党和人民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成员之间造成了道德衰败。
中共高层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道德权威的重要性是有清醒的认识的。
中国过去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造就了一座利益大厦，但因为缺少道德黏合剂，这座利益大厦并不巩固。
如果社会的这个部门腐败了，那么整体社会将不存在任何凝聚力。要整治腐败和复兴执政党的道德权威，首先必须治党。
社会参与反腐败的另外一个正面作用就是，让社会对党政官员的清廉负有责任，赋予他们公民责任感。要重建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道德力量，就必须走出目前主要依靠“内部消化”的格局。第四部分 重建意识形态为什么必须重建意识形态？
一方面是颇具规模的社会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另一方面是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变得活跃起来。更令人注目的是这两者呈现出相结合的倾向。
意识形态不再能控制和调节他们的行为，结果就是党内大规模的腐败。由于意识形态的衰落，党政官员失去了行动的准则，个人利益成为最高的行为指针，腐败成为必然。
意识形态也是党政官员政党认同感和忠诚感的主要来源。
在中国，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对社会行为也具有调节作用。
意识形态的真空客观上为各种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及其话语的兴起提供了空间。
如果党不能重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执政能力还会因为经济社会的继续发展而加速下降。社会转型要求中国重建意识形态
经济主义很快促使中国社会从一个以传统非物质因素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社会转型到一个物质利益至上社会，国家管治方式的主体也从意识形态转型为物质利益手段。客观地说，从意识形态（尤其是非理性的意识形态）治国转型到利益治国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
意识形态复兴的努力表现得更为明显，有关方面正在努力构建一个以“和谐社会”概念为核心的新意识形态。
中国目前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重建意识形态，而是如何重建意识形态。
只有整合了内部人民核心价值和外部世界共享价值的因素，意识形态才能得以重建，才会展现出持久的生命力。人本社会主义与中共新意识形态
中共新型意识形态即人本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
在改革的这个关键时刻，在实行人本社会主义政策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把人本社会主义从概念发展成为一整套理论或者新的意识形态，即要系统地论述人本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观。
中国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但任何自上而下的、不能反映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