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尼古拉斯·卡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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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转换：重连世界，从爱迪生到Google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大转换：重连世界，从爱迪生到Google
作者：尼古拉斯·卡尔
排版：JINAN ENPUTDATA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3-01
ISBN：9787508657424
本书由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言这里就是未来
那是11月的一个大风天，很冷，但晴朗无云，我迷路了。虽然从网上下载了地图，但我仍然不得要领。在电脑上显得很简单的地图，此刻却让我十分糊涂——全怪波士顿迷宫一样的公路和令人看不明白的路标。当汽车仪表盘上的时钟显示我已赶不上午餐约会时，我决定步行前往。我把车开到芬威公园高墙外的一个露天停车场，下车向一位路人问清了方向。他指引我走向附近的一条街道，于是我终于能按照地图的引导，在拐了几个弯后找到了约会地点。它在一条垃圾满地的小街的尽头，是一栋古板的灰色楼房。
我想至少我找对了地方。我要找的是VeriCenter公司，可是楼房外并无公司标牌——只有一个破旧的、写着街道门牌号的小标牌吊在铁棍上，从沉重的钢门里伸出来。我再次核对地址，门牌号肯定没错。于是我推门而入，走进了世界上最不像样子的公司接待室：没有办公家具，没有窗户，没有公司介绍手册，什么都没有。在另一扇沉重的钢门旁的墙上，安装着一部黑色的无键盘电话。
我拿起电话，一位男士的声音传来，我报上自己的名字及来意，于是他通过遥控开关打开了钢门，放我进入第二间接待室。这间接待室与第一间接待室几乎一样，空空荡荡的。那位男士是保安，坐在一张金属桌子后面。他将我的驾驶执照塞入一个小小的扫描器，我的照片便被模糊地印在访客证上。然后他要我坐在电梯旁的折叠椅上等候，说马上会有人下来。这时，我开始后悔没有坚持拒绝这个约会。很长一段时间以来，VeriCenter公司公关部的一位男士给我发了好几封电子邮件约我见面，但我一直没有理会，把他的邮件删除了。然后，他又打电话给我，于是我被说服了，同意见一次面。此刻，在2004年感恩节前的周五，我来了，进入他们的办公楼（好似一座破旧的工厂），坐在一把并不舒服的椅子上。
老实讲，VeriCenter公司的人这么积极地想见我，令我感到很奇怪。我不太了解这家公司，那位公关代表说该公司成立于互联网公司热潮的后期，总部设在波士顿。但我知道它是做信息技术生意的，而信息技术业的大部分人都对我敬而远之。因为我就是“IT不再重要”（Does IT Matter?）一文的作者。这是我为《哈佛商业评论》（2003年5月刊）写的一篇文章。我在文章中的论点是，尽管人们总是夸耀公司电脑系统有多么神奇，但实际上它们对公司的成功并没有那么重要。它们是必要的——没有它们，公司就无法运转，但大部分的公司电脑系统已是常见设备，它们不能为公司提供一个可压倒竞争对手的优势。当有人用电脑玩出新花样时，其他人很快就会照猫画虎。从战略上讲，信息技术已成为无生命力的东西。它只是做生意的又一项成本而已。
有记者称，这篇文章相当于一枚5 000万吨爆炸当量的激光制导炸弹。在文章发表之后的几个月，信息技术业界的大人物纷纷抨击我的观点。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宣称我的文章是“胡说八道”。时任惠普公司总裁的卡莉·菲奥莉娜（Carly Fiorina）说我“肯定说错了”。英特尔公司CEO克雷格·贝瑞特（Craig Barrett）在信息技术业界的一次大会上高声说道：“IT非常非常重要！”这场争论甚至在大众媒体上也有报道。《新闻周刊》称我是“信息技术业的头号公敌”。在哈佛商学院出版社将我的文章汇编出书后，信息技术业界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歇斯底里。
于是，如你可以想象的那样，信息技术公司约我共进午餐还真令我不习惯。
电梯门开了，衣着光鲜的VeriCenter公司营销总监珍妮弗·洛齐尔（Jennifer Lozier）走了出来。她将我领到了一间会议室，并把我介绍给她的几位同事，包括VeriCenter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迈克·沙利文（Mike Sullivan）。沙利文是一位天生的企业家，他的热情几乎无法阻挡。他拿了一本我写的书，书页中露出好几张书签。他说：“当我读到这本书时，就决定一定要见你一面。我们做的事正是你所写的。”他拍了拍书的封面说：“这就是我们的业务。”
我感到困惑不解。为什么一家信息技术公司会认同“IT不再重要”这一观点呢？
沙利文解释说，他曾担任微软公司某部门的总经理，1999年离职参与创办了VeriCenter公司，因为他想开创为企业提供信息技术服务的全新方式。他坚信未来的企业不必购买和维护自己的电脑和软件，只需上网完成所需要的数据处理，然后每月交一点儿费用，由其他专业的公司提供一切服务。我在自己的文章中，曾把信息技术比作电力。沙利文说，VeriCenter公司即将迈出符合发展过程的下一步：通过墙上的插座，像供应电力一样实际供应信息技术。
在迅速吃完午餐、看完例行的公司介绍幻灯片后，沙利文说他想领我看看“数据中心”。他带我下楼穿过走廊，来到一扇钢网门的前面。一位保安认真核对了我们的证件，然后用系在腰带上的门卡打开门，领着我们走了进去。
进了门就像进了一个新世界。这栋楼虽然外表像一家旧工厂，但里面藏着与众不同的东西——它并不反映工业时代的历史，而是体现着数字时代的未来。我面前是一间巨大的屋子，有城里一个街区那么大，在1 000盏日光灯的照耀下，满眼皆是电脑。它们排成长长的队列，每台电脑都被带锁的钢丝网罩着。电脑的机身上有各公司的标识，如IBM、Sun Microsystems、Dell及HP。屋内似乎没有其他人，只有一排排电脑，风机嗡嗡响着，当海量的数据流过电脑的微处理器时，红色和绿色的发光二极管无声地不断闪烁。在我们的头顶，有的排风扇将电脑芯片产生的热量排到室外，有的排风扇则将凉爽的、过滤后的空气吹进室内。
沙利文带我从一台台电脑旁经过，走到旁边的两间发电室。每间发电室里都有一台巨大的卡特彼勒牌柴油发电机，它的发电能力是2兆瓦。他解释说，燃油就存放在现场，一旦城市电网停电，这两台发电机可使数据中心继续运转3天以上。他还带我参观了另一间屋子，里面从地板到天花板全堆着工业蓄电池，这是应对停电问题的另一个后备办法。然后我们走到一个角落，看到一根粗管子穿墙而出，粗管子里面有许多条光纤电缆。原来这里是互联网接入口，整间屋子的电脑通过这里与几十家企业连接，使它们利用这个数据中心来运转软件和储存数据。这些公司再也不必自己配备数据中心或安装自己的软件。它们只需通过互联网与这间屋子里的机器连接上，VeriCenter公司会负责照料其余的事情。
我一边打量着数据中心，一边感到自己就像漫画中的人物，头上有一个大灯泡明晃晃地照着。我意识到，这里简直是一座新型动力工厂的原型——它就是一个电脑运算工厂，能像大型公共电厂为旧工业时代供电一样，为信息时代带来动力。只要连接上互联网，这个现代的“发电机”就可为我们的企业和家庭服务，送来大量数字化信息和数据处理能力。它可以供我们运行所有复杂的软件，使我们不必再将软件装入自己的小小电脑。而且和早期的发电机一样，它将具有空前的工作效率。它将使电脑运算变成一种廉价的、普通的商品。“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公共服务。”我对沙利文说。
他点点头，咧嘴笑着说：“这就是未来。”第一部分一个被重构的世界
系统的各部分都必须在制造时参照所有其他部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部分合起来才构成一台机器。
——托马斯·爱迪生第一章水车、电力与互联网：越来越精彩的世界
亨利·伯登（Henry Burden）于1851年在纽约州北部某个铁厂的旁边，制造了一台惊人的机器，它像一个巨大的自行车车轮，从厚实的中心轮毂处伸出几十根粗粗的铁辐条。这台机器有60英尺的功率。通过一个由齿轮、皮带和滑轮组成的复杂系统，伯登手下的工人利用这台工业水车来驱动钻床、研磨轮、锻锤和车床。
亨利·伯登有着工业发明方面的天赋。他是一位苏格兰工程师，1819年，28岁的他移民来到美国。他到美国后即在奥尔巴尼的一家农具厂工作，在几个月内就发明了全美第一台苗床中耕机，并设计了一种改进型的犁。他在3年后迁到了附近的特洛伊镇，负责管理特洛伊铁器和制钉厂。后来，他买下了这座工厂并改名为伯登铁厂。他很快就发现，该厂位置极佳，附近就是哈得孙河和刚建成的伊利运河的交汇点。如果他能提高工厂的产量，即可通过运河将产品运销到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的新市场。他开始行动，将这家百年来一直依靠铁匠手艺吃饭的小厂，发展成了机械化的工厂。他在几十年中制造了多台机器，使铁钉和铁路道钉的生产实现了自动化。他还在1835年发明了伯登马蹄铁机。这是一种精巧的机械装置，能够以每秒1个的速度将铁条弯成马蹄形。他还用业余时间设计了一种大型航海蒸汽船，这种船成为日后很多渡轮和巡航船的范本。
但是，伯登最伟大的、使他名利双收的发明还是工业水车。这种水车被一位当地诗人称为“水车里的尼亚加拉巨人”。它以空前巨大的体积和功率，使伯登铁厂把其他制造商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凭借产量和效率的提高，伯登铁厂以更少的工人和时间生产出了比竞争对手更多的马蹄铁、道钉等产品。伯登铁厂赢得了在南北战争期间为联邦军队提供几乎全部马蹄铁的合同，并成为美国铁路道钉的主要供应商之一，为铁路进军西部做出了贡献。
对伯登来说，有效利用机械动力进行生产对公司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完全可与工人技能或产品质量的重要性相提并论。他与当时的其他工厂主一样，既生产能源，也生产产品。
若是有人在20世纪初探访该铁厂，他会看到一番令人吃惊的景象。那台巨大的工业水车已被弃用，场地四周野草丛生，机器本身已是锈迹斑斑，它在连续运转50年后被闲置了。制造商们不再需要自己解决动力问题，它们可以通过输电到厂的电网，用大型电力公司下属电厂发的电来驱动自己的机器进行生产，这些新的公共电厂很快就替代了工业动力的供应。伯登的大水车和美国成千上万台私人水车、蒸汽机和发电机过时了。
一系列科学和工程上的突破，特别是在发电、输电及设计方面的突破，使大型电力公司的出现成为可能。但确保电力公司取胜的根本并不是技术，而是经济的发展。电力公司通过从中央电厂为众多买主送电，取得了在动力生产上的规模经济效应，而这一点是单个私人工厂无法做到的。对制造商来说，将工厂与新兴的电网相连，以利用更便宜的动力来源，已成为竞争之路上的必用招数。电力公司的成功全靠自己的努力，它们一旦开始为工厂供电，即可提高发电能力，进一步扩大规模经济，从而取得效率上的又一次大飞跃。电价下跌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全美几乎每个企业和家庭很快就都能用得起电了。
对于电力普及所产生的商业和社会影响，我们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电灯改变了生活的节奏，电动组装线使工业和加工有了新的定义，而家用电器则使工业革命进入了家庭，廉价且源源不断的电力使世界的面貌焕然一新。当今的世界是100年前的人们不可想象的，这种只用了几代人时间就完成的转变是如此巨大、全面，使我们几乎无法想象家庭用上电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今天，我们正处于另一场划时代的转变之中，而且也在走与电类似的路径。动力生产在一个世纪前发生的变化，现在正发生在信息处理上。由单个公司生产和运营的私人计算机系统，正被中央数据处理工厂通过互联网提供的服务——公共网格所取代。计算机应用正在变成一项公用事业，而决定我们工作和生活方式的经济等式正被再一次改写。
自公司数据中心首次安装电脑以来的半个世纪里，企业为信息技术已花费了几十万亿美元。它们为了实现各业务领域（从材料和耗材采购到雇员管理，再到向客户交货）的自动化，不断为日趋复杂的系统增添硬件和软件；它们把这些系统放在工厂或办公室里，安排专门技术人员保养维护。正如亨利·伯登和其他制造商曾为自己动力系统的先进性而竞争一样，现在的公司也在为自己计算机系统的先进性而互相竞争。不管它们的主营业务是什么，反正都要从事数据处理这门业务。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
已有一些刚刚崭露头角的公共计算公司，利用微处理器效能的提高和数据存储系统容量的扩大，开始兴建巨大的、极有效率的信息处理工厂。它们为此利用了几百万英里光纤电缆，通过这个全球网格将自己的服务送到客户手中。这些新兴的计算机应用公司如同早年的电力公司，将会取得极大的规模经济效应，远远超过大多数公司自建计算机系统所能达到的效果。
一些公司看到了这种公共服务模式在经济上的有利之处，正在重新思考自己采购和使用信息技术的方式。它们不再花大笔钱购买电脑和软件，而正在努力与这种新的网格连接。这一变化不仅会改变公司信息技术部门的性质，也会动摇整个计算机行业。大的技术公司如微软、甲骨文、Dell、IBM等，已通过向无数公司出售相同的计算机系统赚得盆满钵满。当计算机应用变得更具中央形态时，这种计算机系统的销售额将大大减少。鉴于企业界每年要投入1万亿美元以上的预算来购买硬件和软件，全球经济将会反映出这一新变化带来的影响。
很难说这只是一种商业现象。在计算机公共服务业的典范中，不少公司的目标客户并不是企业，而是你我这样的普通老百姓，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可能是Google（谷歌）的搜索引擎。你想，难道Google不是一个巨大的公共信息服务公司吗？当你需要在互联网上搜索时，你会通过网络浏览器连接上Google巨大的数据中心（这种数据中心建立在全球若干个秘密地点）。你输入关键字后，由千百台电脑组成的Google数据网络即会在几十亿个网页组成的数据库中搜索，选出与你的关键字最匹配的几千个网页，按相关程度排好序，并将结果通过互联网传到你电脑的屏幕上——这一切通常只用零点几秒。Google每天要重复几十亿次这种令人惊叹的运算，而这种运算并不发生在你的个人电脑中，也不可能发生在你的个人电脑中。事实上，它的发生地点离你很远，可能离你千百英里，也可能在地球的另一边，是哪个地方的计算机芯片处理了你的搜索请求呢？你不知道，而且也不在乎，正如你不知道，而且也不在乎是哪个电厂发出的电点亮了你的台灯。
当然，一切历史范例和类比都有局限性，而且信息技术在许多重要方面都与电不同，但在技术差异的表象下，电与计算机应用又有很深刻的相似之处——人们今天很容易就会忽视这一点。我们把电看作一种“简单的”效用，一种标准化的、不引人注目的电流，通过墙上的插座即可安全和可预见地到来。电的无数应用，从电视、洗衣机到机床和组装线，已变得如此常见，以至于我们不再认为它们是基本技术要素——它们已呈现出自己独立的、令人熟悉的生命形态。
事情并不总是如此。电气化开始时尚是一股未被驯服和不可预测的力量，它能改变接触过的一切，它的应用是技术的一部分，正如发电机、输电线和电流本身。恰如今天的计算机系统，所有公司都要判断如何将电用到自己的业务上，并经常对自己的组织和流程做重大调整。在技术进步后，公司又要勉强用着陈旧且常常互不兼容的设备（用现代计算机术语说就是“遗产性的系统”），尽管这些设备只会将业务锁定在过去并阻碍公司发展，而且公司还要适应客户正在变化的需要和期望。电气化，恰如计算机化一样，给各公司及各行业（当家庭开始与电网连通时，也给全社会）带来了复杂的、影响深远的、常常令人迷茫的变化。
在纯粹的经济层面上，电与信息技术的类似之处更加令人吃惊。两者皆是经济学家所称的通用技术。它们被各路人马使用，应用于各方面，执行着许多功能，而不是仅一项或几项功能。通用技术不应被看作单个工具，而应被视为一种平台，可供许多不同工具或应用方法进行操作。一旦铁路的路轨铺好，你只能用它做一件事：承载送货或载客的火车。一旦你建起电网，即可为无数电器提供动力，如工厂中的机器人、厨房中的烤面包片机及教室中的电灯。通用技术的应用是如此广泛，若通用技术的供应也可以统一，就可为巨大的规模经济提供潜在动力。
这种集中供应并不总是可以做到的，蒸汽机和水车就是难以实现集中供应的通用技术——除非位于动力供应机器附近。正因如此，亨利·伯登才紧挨着自己的铁厂建造了一个大水车。如果他把大水车挪远几百米，水车产生的能量将会完全消耗在传动轴和皮带上。如此一来，就没有动力再供应工厂里的机器了。
但是电和计算机应用有一个特性，使其在较小型的通用技术中也能独树一帜：它们均可通过网络进行远程有效传输。由于它们的源头可以不在本地，所以能够取得集中供应的规模经济效应。但是，这种节约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被人理解，甚至花更长时间才能被充分利用。在任何一项通用技术发展的早期，既谈不上技术标准，也没有广泛的配送网，因此难以实现中央供应。它的供应出于必要，是无组织的。如果一个公司想利用这项技术，就只能购买匹配它而且必需的各种部件，将这些部件在现场组装好，使其成为一个工作系统，并雇用一群专业人员来维持其运转。在电气化的早期，各工厂为了用上电，只能自己安装发电机——恰如今天的公司为了用上计算机，只能建立自己的信息系统一样。
这无疑是一种浪费，它造成了巨大的投资负担，给公司带来了沉重的固定成本负担，并导致技术和操作人员方面不必要的开支和能力的严重过剩。这种情况对技术的供应商来说很理想：它们收获了公司过度投资带来的益处，但这种益处是无法持续的。一旦实现这种技术的集中供应，大规模公共服务供应商即可排挤私人供应商。公司可能要花几十年时间才能够放弃自给自足的设备供应以及对这些设备的投资。但是最终，公共服务带来的巨大节约将使人难以抗拒，即使是最大的企业也会顺应潮流，集中供应网格终将取胜。
2004年夏天，在巴黎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苹果公司推出了其广受欢迎的最新款iMac电脑。这种电脑自1998年问世以来，一直因不同寻常的设计而令人耳目一新，这次的新款尤其令人吃惊。它的外观就像一台平板电视，长方形的显示屏嵌在白色塑料外壳上，其底座居然是铝制的。电脑本身的全部部件——芯片、驱动器、电缆、连接器，均藏在显示屏的后面。它的广告词“很聪明”地预测到了潜在买主的反应：电脑到哪儿去了？
但是，这不仅是一次精明的促销活动，也是一种微妙的承认：我们长期以来持有的对电脑的观念已经过时了。虽然大部分人仍然在家里或在上班时依赖个人电脑，但我们利用个人电脑的方式已与以往非常不同。我们不再依赖电脑硬盘中的数据和软件，而是更多地利用公共互联网传来的数据和软件。我们的个人电脑正在变成这样一种终端，其力量和作用不是主要来自电脑里的内容，而是主要来自电脑连上的互联网——尤其是连入互联网的其他电脑。
我们利用电脑的方式的改变，并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初步的集中计算已有较长的历史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早期的个人电脑拥有者通过调制解调器经电话线拨号上网，以便接入CompuServe、Prodigy、Well等中央数据库并与其他用户交换信息——人们通常称这些数据库为“公告牌”（BBS）。“美国在线”普及了这种网络社区，并增加了丰富的图形、聊天室、游戏、天气预报、杂志、报纸文章，以及许多其他服务。还有其他更专业的数据库向学者、工程师、图书馆人员、军事计划人员和商业分析人员开放。当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在1990年创立万维网（WWW）时，他为一件事准备好了舞台：用一个巨大的公共在线数据存储器来取代一切私人的在线数据存储器。万维网使互联网得到普及，将其变成一个分享数字信息的全球集市。当易操作的浏览器（如网景浏览器和IE浏览器）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可供免费使用时，大家都一窝蜂地上网了。
但在万维网出现后的前10年中，网络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是一个相当乏味的地方。我们主要把它当作一个庞大的目录，一个以超级链接捆在一起的网页合集。我们在网上“阅读”，用和阅读杂志类似的方式浏览网络内容。当我们想工作或玩游戏时，就会关掉浏览器，打开自己电脑硬盘里已装好的软件，比如微软的Word，或Aldus Pagemaker、Encarta、Myst等。
但在万维网令人熟悉的、如书页一般的外观之下，有一系列强大的技术作为支撑，包括用于描述和传送数据的复杂软件，而这些强大的技术不仅会极大地扩大互联网的效用，还会改变计算机应用本身。这些技术将使所有接入互联网的计算机都变成单一的信息处理机，很容易就能与他人分享信息和软件编码。一旦充分掌握这些技术，你不仅能通过互联网看单个网站上的网页，还能运行复杂的软件，而这些软件有可能从许多网站和数据库同时接收信息。你将不仅能在互联网上“阅读”，还能在互联网上“书写”——正如你一直可以阅读自己个人电脑硬盘上的内容并写入内容一样，万维网将转变成万维电脑。
互联网的另一维度在一开始就是可见的，只不过当时是隐约可见而已。当你用早期的搜索引擎（如AltaVista）进行网络搜索时，相当于在用你的浏览器运行一个软件，该软件的编码主要留存在存放AltaVista网站的那台电脑中。当你进行网上银行相关操作，将钱在支票账户和储蓄账户之间转移时，你也是在使用一种公共软件，它运行在银行的电脑上，而不是你自己的电脑上。当你用浏览器查看你的雅虎或Hotmail电子邮箱账户，或追踪联邦快递快件的状态时，就是在使用一个复杂的软件，而它正运行在遥远的服务器电脑上。甚至当你用亚马逊网站的购物系统订购一本书，或当你随后在亚马逊网站发表该书的评价时，你都是在利用互联网的隐形力量。
早期的公共软件大多是初级的，只涉及很少量的数据交换。原因很简单：更复杂的软件可能会取代你硬盘中的软件，要求拥有迅速转移大量数据的能力，而这在传统的、低速的拨号上网时代是做不到的。运行这种软件会使电话线的运载能力迅速超负荷，或损坏你的调制解调器，你的个人电脑会因此停机。在复杂的软件大范围普及之前，一批身处关键位置的人必须掌握宽带上网的方法。于是，宽带上网的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就是互联网公司投资热正红火之时，开始出现了——当时各家电话电报公司争相把铜芯电线换成了光纤电缆（依靠这种和头发丝一样粗细的玻璃纤维，信息能够以光速传输，而不是以电流传导的速度传输），而且它们还改造了自己的线网，以便能处理海量数据。
互联网第二次兴起（后被称为Web 2.0）的首个征兆出现于1999年夏天，它是突然显现的。当时出现了一个很小的自由软件，叫作Napster，它是由18岁的大学肄业生肖恩·范宁（Shawn Fanning）用了几个月编写的。Napster可使人们以全新的方式在互联网上分享音乐：它能扫描所有安装这种软件的人的电脑硬盘，然后在范宁操作的一台中央服务器电脑中生成一个信息名录，汇集它发现的全部歌曲文件，并按歌名、乐队名、唱片名、音质等分类编成名录。Napster的用户可搜索这个名录，找到自己喜欢的音乐并从其他用户的电脑上直接下载。它的操作方法很简单，而且如果你用的是宽带，它的下载速度也很快——你可以用几个小时下载几百首歌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Napster最流行的时候，用户可通过这个软件找到并免费下载几乎每一首存储进光盘的流行音乐，以及很多从没存储进光盘的流行音乐。
Napster很快就大受欢迎，尤其是在有高速互联网接入的大学校园里。据市场研究公司Media Metrix估计，到2001年年初，已有2 600多万人在使用这种软件，并且每个月花1亿多小时来交换音乐文件。肖恩·范宁的发明首次向世界表明：互联网可使许多电脑作为一台单独的共有电脑发挥作用，让几千甚或几百万人访问曾经归属私人的数据库，并分享其中的数据内容。尽管每个用户都要在自己的个人电脑里装一个小软件，但Napster的真正力量在于网络本身——它创造了一种中央文档管理系统，使数据能在各台电脑之间方便地传输，即使是身处东西半球的人也能分享共同的数据。
只存在一个问题——这么做是不合法的。通过Napster下载的绝大部分歌曲的版权都属于音乐家和唱片公司，不经允许或未付费就分享它们是违犯法律的。Napster的出现已使几百万人（他们本是守法良民）成了通过网络偷窃商店货品的扒手，也引发了一场历史上最大规模或者至少范围最广的抢劫。音乐家和唱片公司进行了反击，纷纷提起诉讼，指控范宁的公司侵害其版权。它们的法律反击导致的结果是，这项服务在推出仅两年后就于2001年夏天下线了。
Napster消失了，但通过互联网提供电脑应用服务则有了爆炸式的发展。我们中的许多人现在花更多的时间使用网上的新服务，使用自己电脑硬盘中的传统软件的时间却少了。我们依赖新出现的公用网络，通过MySpace、脸谱网等社交网站与朋友联系，在Flickr、Photobucket等网站管理我们的照片集，在Second Life、Disney’s Club Penguin等虚拟世界建立假想的自我，在YouTube、Joost等网站看视频，用WordPress写博客，用Google Docs写备忘录，用Rojo、Bloglines等订阅器追踪爆炸性新闻，并把自己的文档存入Omnidrive、Box这类虚拟硬盘。
所有这些服务都暗示：信息的公共服务具有革命性潜力。未来，我们在家或上班时需要完成的信息处理任务，将越来越多地由互联网上的大型数据中心来处理。电脑应用的性质和经济意义将出现戏剧性变化，恰如机械动力的性质和经济意义在20世纪初曾有过的类似惊人变化。这种变化对我们生活、工作、学习、交流、娱乐，甚至思维方式的影响，必将是同样深刻的。如果说发电机是塑造20世纪社会的机器，使我们有了新的生活方式，那么，互联网这个信息生产机将是塑造21世纪新社会的机器。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1970年创作了《权势五角大楼》（The Pentagon of Power）一书，这是他的技术批评巨著《机器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Machine）的第二卷。他在这本新书中雄辩地反驳了“技术进步决定了历史的进程”这一流行观点。他写道：“西方社会已毫无疑问地接受了一个在技术方面必须履行的责任——不仅有责任促进发明和不断创造技术领域的新事物，而且同样有责任对这些技术领域的新事物无条件投降，这只是因为它们已被创造出来了，不必考虑它们对人类的影响。这个责任与最原始的禁忌一样专断。”芒福德暗示不应让技术控制我们，而是我们要能够控制技术——只要我们能鼓起勇气，对我们制造的机器施加我们自由意志的全部力量。
他的观点很具有迷惑性，是我们大部分人都愿意认同的观点，但也是一个错误的观点。芒福德的错误并不在于断言西方社会对技术进步的追求和拥抱毫无保留，这一点毋庸置疑。他的错误在于暗示我们可以改变做法，塑造了西方社会的在技术方面必须履行的责任并不是专断的，而且我们对它的“屈服”也不是自由决定的。促进技术进步和拥抱随之产生的新技术并不是“责任”，也不是我们出于某种原因而自愿接受的，它们是种种经济力量导致的结果，而这种种经济力量是我们基本上无法控制的。芒福德从孤立的角度看待技术，因此无法认清技术进步的道路和它对人类造成的结果，不仅源自科学和工程方面的进展，更源自技术对产品、服务生产和消费成本的影响。在一个充满竞争的市场上，更有效率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必然胜过不那么有效率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因此，亨利·伯登才建造了他的大水车，并在几十年后将其闲置。技术进步促进了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塑造了社会。它是一个混合的过程，当你把技术、经济发展和人的本性组合起来时，你会得到许多变量，但有一个不会改变的逻辑，尽管我们只有在回顾历史时才能发现。作为个人，我们可以质疑技术领域必须履行的责任，甚至抵制它，但这种行为总是孤独而徒劳的。准确地说，在一个由经济交换统治的社会中，在技术领域必须履行的责任就是“必须履行的责任”，个人选择与它无关。
在某些罕见的时刻，社会某一关键资源的供应方式会发生变化，某一重要产品或服务会从本地供应变成中央供应（或从中央供应变成本地供应）。这时，我们就能够非常清楚地看清技术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在原始的狩猎采集社会中，食物生产是分散进行的。在引入农业技术后，这种分散的食物生产开始变为集中进行，文明就出现了。其他重要资源（水、运输、文字、政府等）的供应变化，也会改变塑造了社会形态的经济交换。在100年以前，当技术的变化增强了人的体力时，我们就有了社会形态方面的变化。如今，我们又到了一个社会形态发生变化的时刻，因为今天的技术已经提高了我们的智力。
计算机应用供应上的变化有可能引起尤为轰动的后果，软件不仅控制或影响了工业、商业，还控制或影响了娱乐、新闻、教育，甚至政治和国防。因此，计算机应用技术的改变所产生的冲击波将是剧烈而影响深远的。我们在生活中已经看到了早期的效果——对媒体的控制权从机构转到了个人，人们对虚拟社区（而不是真实社区）的归属感越来越强，人们就个人信息的安全进行着辩论，知识工人的就业机会开始转到美国以外的地方，财富日趋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所有这些趋势，都是基于互联网的计算机应用的兴起所造成或促成的。随着信息公用企业在规模和成熟度方面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和社会及我们自己由此产生的变化只会增多。而且，这种变化只会越来越快，不会减速。
当今美国社会的特点，有许多是在电气化普及后才出现的。中产阶层的崛起、公共教育的扩张、群众文化的兴起、人口向郊区的迁移、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变——没有电力公司送来的廉价电力，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在今天，我们会认为这些事态发展是社会的永久特点，但这只是一种错觉，它们实际上是一系列特定经济交换的副产品，而这种特定的经济交换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技术水平。我们有可能很快发现，那些我们认为是社会长期基础的东西，事实上只是临时的结构，它们很容易就会像亨利·伯登的大水车一样被弃用。第二章爱迪生和他的大管家
1878年夏天，托马斯·爱迪生感到很疲倦，这一年他过得很累，因为他一直在尽力完善和推销自己最惊人的发明：锡箔摄影术。他需要离开门洛帕克实验室，暂停夜以继日的操劳，好好休息一下，以便清醒清醒头脑，再开始新的、伟大的技术探索。当一群朋友邀请他一起去美国西部野营和打猎时，他立刻就同意了。他们一行先去怀俄明州的罗林斯观赏了日食，然后又去了犹他州、内华达州、约塞米蒂峡谷和旧金山。
爱迪生在落基山脉旅行时，曾去探访过普拉特河边的一座矿井。他看到矿工们费力地抡锤打眼，于是扭头对同伴说：“为什么不能用这里的河水为他们发电呢？”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因为当时人们对电的研究应用才刚起步，但对爱迪生来说，大胆即是灵感的同义词。当秋天回到美国东部时，他已经有了通过电网由中央电厂供电的设想，但他的兴趣并非让矿山的工人用上电钻——他想用电照亮整座城市。他很快就成立了爱迪生电灯公司来运作这个项目，并于10月20日向媒体宣布，他将很快为纽约市的家庭和办公室供应电力。在做出承诺后，他和手下的一群人一心想着如何实现这一承诺。
爱迪生和普通的发明家不一样，他不会只发明单个物品，而是会发明整个系统。他先设计整体，然后制造出必要的零件，同时确保所有零件能完美地结合成一个整体。关于集中供电计划，爱迪生后来写道：“不仅要让发电机发出电，让电灯亮起来，而且电灯还要适应发电机的电流，发电机发的电也要符合电灯的要求。系统的各部分都必须在制造时参照所有其他部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部分合起来才构成一台机器。”爱迪生很幸运，他手边就有一个很好的范例。城市煤气灯系统是19世纪初发明的，当时已安装在很多城市。它的原理是，将天然煤气从工厂输送到建筑物里，作为灯的燃料。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用简单的蜡烛和油灯照明，但现在照明已成为一种统一经营的公用事业。爱迪生面临的挑战是，用电灯系统取代煤气灯系统。
从理论上讲，电作为照明能源比煤气更合适，它易于控制，又没有火苗，所以更干净更安全。相比之下，煤气灯又脏又危险，它会消耗屋内的氧气，产生毒烟，熏黑墙面，使窗帘落满黑灰，使室温升高，并且很容易引发致命的大爆炸。沃尔夫冈·施维尔布施（Wolfgang Schivelbusch）在他关于照明系统历史的著作《灯光：19世纪的照明史》（Disenchanted Night）中写道，虽然煤气灯曾被誉为“干净和纯洁的典型”，但它的缺点在它普及后变得更明显了。人们开始觉得它“又脏又不卫生”——它有害，但又不得不用。爱迪生本人曾指责煤气灯“野蛮而浪费”，称之为“黑暗时代的灯”。
在爱迪生开始做电灯实验的那个年代，尽管人们已日益对煤气灯不满，但技术上的限制使人们尚无法用电照明。至少在当时，人们还没有发明现代的白炽灯。当时唯一可用的电灯是弧光灯，其原理是让电通过两个带电的粗铁丝之间的缝隙。弧光灯的光线太刺眼，温度也太高，因此无法被放在室内或封闭的空间，只能用于大型的露天公共场所。另外，当时还没发明中央供电设施，每个弧光灯都需自备电池。沃尔夫冈·施维尔布施解释说：“弧光灯和蜡烛、油灯一样，体现的是自供燃料的前工业时代的信条。”虽然煤气灯缺点很多，但当时电灯还无法替代它。
因此，爱迪生为造出心目中的“那一台机器”，必须在系统的每一主要部件都取得技术突破。他必须首创一种高效发电的方法，一种将电流安全输送到家庭和办公室的办法，一种检测客户用电量的办法，以及一种将电转化成可控和可靠家居照明的办法。他还要确保电灯的售价与煤气灯一样，同时仍有利润。
这真是一个令人敬畏的挑战，但他和助手们经过努力，终于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取得了成功。他们在两年内开发了该系统的所有关键部件，发明了著名的爱迪生灯泡（在很小的玻璃真空灯泡中封装一根细灯丝），一位记者诗意地描写道：“小小的阳光之球，十足的阿拉丁神灯。”他们设计了一种新型的发电机，它的功率比以前大4倍（他们将其命名为Jumbo，这是当时某马戏团一头明星大象的名字）。他们完善了一种并联线路，它可使同一条线路上的多个灯泡各自有独立的开关，并各自拥有单独的控制装置，他们还发明了一种电表，可以检测每个用户用了多少电。爱迪生于1881年前往巴黎，在国际电力博览会上展示了他发明的电灯系统的一个小模型。他还表示即将建设世界上首个中央电厂，这个中央电厂将建立在曼哈顿珀尔街的两座仓库里。
这个关于珀尔街电厂的计划雄心勃勃，该电厂将采用4台大型燃煤锅炉生产高压蒸汽，以驱动6台125马力的蒸汽机，而蒸汽机又将驱动6台巨型发电机，发出的电将通过地下电缆网送到电站周围1平方英里范围内的建筑物，而每座建筑物里都将安装一个电表。在巴黎国际电力博览会举办之后不久，这个项目的实际建设就开始了。爱迪生常常加班到深夜，以监督工程的进展。一年多以后，这个项目建成了，人们在地下铺设了几英里长的电缆。在1882年9月4日下午3点整，爱迪生指示总电气师约翰·利布（John Lieb）合上珀尔街电厂的电闸，于是电流就从其中一台发电机输送出来了。正如《纽约论坛报》次日所称：“一眨眼的工夫，以云杉街、华尔街、拿索街和珀尔街为界的整个地区都亮了起来。”中央电厂出现了。
但是，爱迪生对经营中央电厂并不感兴趣。珀尔街电厂在他看来，只是一个旨在展示他的电灯系统行得通的小项目。他真正的商业兴趣在于，将这种有专利的系统通过特许经销或专利授权许可方式，交由其他经营者经营，他通过卖设备和零件来赚钱。他组建了一个商业帝国来实现自己的野心，爱迪生独立照明公司通过专利授权许可的方式将这种系统推广到美国各地，爱迪生大陆公司（位于法国）和欧洲的其他子公司也如此办理。爱迪生灯具公司负责制造灯泡，爱迪生电气公司负责制造发电机，爱迪生电线公司负责生产电线，还有另一家公司出售各种零配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他的多元化商业帝国也愈加稳固。
但这位发明家的成功也蒙蔽了他的双眼。尽管他是一个脑中充满幻想的天才，但他的眼光并没有超越专利授权许可和设备生意。他起初以为电厂仅比煤气厂更吸引人：电厂是比较小的，建在城里，只负责解决附近办公室和家庭的照明需求。的确，由于爱迪生的设备系统使用直流电，无法传输到很远的地方，所以供电范围不能超过1平方英里。当电的应用已扩展到工厂和运输时，爱迪生仍坚持自己的信念，即发电应走小规模和直流电的路子。他认为，工业公司会用他的设计和设备自建私人发电厂。爱迪生对自己完美的设备系统充满自豪，而这种自豪强化了他的信念。他对经济利益的诉求也强化了这一信念。小型发电厂（不论是中央电厂还是自备电厂）建得越多，他卖掉的设备就越多。爱迪生发明了首个有生命力的电厂系统，但他无法从逻辑上解释下一步该做的事：所有的电都是由统一建设的大电厂发出的，并设有一个全国性电网来分发这种动力能源。爱迪生设想和实现的小型电厂系统，限制了他的想象力。
将电力公用事业完成的是另一个有着不同眼光的男人，正如爱迪生在完善发电技术方面很有才干一样，他在完善技术系统的经济回报方面也很有才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男人的雇主和心目中的英雄就是爱迪生本人。
1881年2月28日傍晚，远洋邮轮“切斯特”号驶入纽约港。在乘客中，有一位相貌清瘦、眼睛近视的男青年，他就是21岁的英国速记员塞缪尔·英萨尔（Samuel Insull），虽然在整个航程中几乎一直晕船，但他走下舷梯时仍然十分激动，他知道自己很快就要实现梦想：见到传奇的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
英萨尔是一个传统、有事业心的青年才俊，出生于一个积极号召禁酒的家庭，在青年时代就爱读《伟大工程师之传记》（Lives of the Great Engineers）和《自助》（Self-Help）一类的书。据为他立传的福里斯特·麦克唐纳（Forrest McDonald）称，英萨尔很早就展示出一种“古怪的奇特性格”。他总是一大早就惊醒，突然感到充满活力，而且一整个白天都觉得干劲十足，直到半夜才有倦意。他和爱迪生一样，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经常像人体发电机一样精力充沛。他也和爱迪生一样，善于从全局思考问题，但令他充满激情的不是机械系统，而是商业系统。麦克唐纳写道：“英萨尔很早就认识到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实质，并非常清楚地理解基本的原则，因此他能想出办法来调整这些关系，使其效果更好。尽管学问的抽象之处也使他感到麻烦，但他‘有一种天然的才华’，能对自己看到的事情做出量化的、演算的分析——就像会计师看待事物的方式。”
英萨尔14岁时离开了学校，在伦敦一家拍卖公司当勤杂工，他从一位同事那里学会了速记，于是很快找到一份兼职：每天晚上为一位报纸编辑当速记员。他在业余时间自学记账，听歌剧，广泛阅读，把所有知识都储存在自己的脑中。他19岁时，偶然在杂志上看到了托马斯·爱迪生的一幅画像。据英萨尔多年后回忆，就是这件事改变了他的生活：
有一天晚上，我乘地铁去为一位大编辑做速记。我无意中拾起一本旧的《斯克里布纳月刊》，其中有一幅爱迪生在位于门洛帕克市的实验室工作的速写，那是他做电灯早期实验的地方……我曾为我加入的文学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我为写这篇文章而查资料时根本没有想到，我会在日后跑到几千英里之外，在他领导下干一番事业，而且他最终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英萨尔在写完那篇文章后不久就找到一份工作，为著名银行家乔治·古罗（George Gouraud）当私人秘书，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幸事。原来，古罗就是爱迪生欧洲业务的负责人。英萨尔通过自己的新老板与爱迪生的总工程师爱德华·约翰逊（Edward Johnson）结识并成了好朋友。约翰逊深为英萨尔的智慧和活力所打动，加上英萨尔对爱迪生的工作成果如此熟悉，于是就建议爱迪生让这位年轻人去美国并聘他为私人助理。
当英萨尔走下远洋邮轮“切斯特”号时，约翰逊就等在船下并随即带他去了爱迪生电灯公司在曼哈顿的办公室。英萨尔在那里被介绍给了神情疲倦、胡子也没刮的爱迪生。爱迪生马上让这位新助理着手审查公司复杂的、好坏难料的财务安排，爱迪生和英萨尔并肩研究了一整夜。拂晓时分，英萨尔拿出了一个有创造性的计划：把爱迪生在欧洲的专利打包作为抵押，再借一笔钱。麦克唐纳写道：“从那时起，英萨尔就成了爱迪生的财务总监。”但英萨尔不仅是财务总监，他事实上成了那位伟大发明家的业务总管。
爱迪生的业务多种多样，并且一直缺少现金，而随着电力需求的增加，英萨尔在维护业务运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监督着“爱迪生帝国”的各个组成部分，重组了其市场和销售部门，在美国到处出差，以推动各地电厂的建立，并与银行家和其他金融家进行谈判。他在1889年指导了“爱迪生帝国”几家制造公司的合并，将其统一成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并在3年后领导它和最大的竞争者（汤姆森—休斯敦公司）合并，从而组建了通用电气公司。尽管32岁的英萨尔已是世界最知名公司的高级经理之一，但他对自己的地位并不满意。他已经了解电力生意的各个方面，从技术、财务到法律，因此他渴望自己当一把手，而不是在一个庞大且充满明争暗斗的公司里当一个官僚——不论地位和报酬有多高。
更重要的是，他对电力工业的思考已与其导师产生了差异。他坚信，经营公共电厂会最终成为比制造电力设备更重要的生意。他一直在追踪发电、输电和电力应用方面的最新进展，眼光已超越了爱迪生的小型中央电厂系统，开始盯住新型中央电厂这样一种全新的模式和角色。英萨尔在1892年春天得到了出任芝加哥爱迪生公司（这是一个独立的小电厂，只为5 000个客户供电）总经理的邀请，他立刻就同意了。此举导致他的收入大减，从3.6万美元降到了1.2万美元。但报酬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他期待的是一个更宽广的舞台。在纽约举行的告别晚宴上，他站起来致辞，充满激情地保证，小小的芝加哥爱迪生公司会发展壮大，直至超过庞大的通用电气公司。麦克唐纳写道，这个预言“太漫无边际了，非常可笑，但看着英萨尔那种无比坚定的神情，没人能笑得出来”。
英萨尔认识到或至少感觉到的情况是，公共电厂供应的电力可满足的用电需求，远大于当时用户的用电量。电可以成为一种真实存在的通用技术，供企业和家庭驱动各种机器和家用电器，但如果要让电和发电企业实现自己的使命，那么电力的生产、配送和消费方式都需要改变。正如爱迪生为组合其中央电厂系统不得不克服了许多令人畏惧的挑战，英萨尔为建立新型中央电厂系统也需克服许多令人畏惧的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在于要让各工业企业相信，它们应该停止自己生产电力，并把电作为一种服务从中央电厂买回来。这个挑战考验了英萨尔作为商人的全方位才干。
从首次使用机器开始，人们就别无选择，只能自己生产驱动机器所用的动力，而动力源自人的肌肉。正如路易斯·亨特（Louis C．Hunter）在《美国工业动力的历史》（History of Industrial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中描写的一样：“几千年来，人和动物的肌肉为最早的无名机器——磨盘、制陶工用的转轮和弓钻、铁匠用的风箱和手泵等，提供了必要的动力。当机器变得更复杂时，仍然是肌肉在驱动它们——是马拉的绞车驱动着磨盘碾压谷物，驱动着锯子切割木材，驱动着压力机把棉花打成包，驱动着钻头打地道和开挖港池。”亨特写道：“1900年以前的美国制造业以小企业为主，而它们所用的能源主要是人力和畜力。”
虽然肌肉产生的动力对小企业已经够用，但对较大型企业来说是不够用的。当商品的生产开始集中到工厂时，制造商需要大量可靠且可控的动力供应，以驱动他们工厂里的机器。工业动力的第一大来源是流水。制造商们会把工厂建在大小河流的旁边，用水车控制水流的力量，并将其转化成机械能。把水当作动力来源在工业革命之前很长时间就开始了。希腊人和罗马人就利用过水车，而欧洲农民多世纪以来一直在建造由水车驱动的磨坊。当英国国王威廉一世为组织编写土地调查清册而于1066年考察英格兰时，他发现全国有几千座这样的磨坊。
在19世纪，由于较大的工厂采用水力为动力来源，这种水力系统变得更加复杂了。水力工程师努力让水车更有效率，并为此做了一系列的设计改进。除完善传统水车（如亨利·伯登建造的巨型水车等）外，他们开发的水力叶轮机——一种功率强大的涡轮水车，得到了广泛采用。水坝、水闸和水渠的设计也有了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使设备以必要的精确测量来调节水流，从而驱动复杂而灵敏的机械。
水力的应用曾一度很简单，磨坊主只要和木匠签订一个合同，木匠会为他制造一个有驱动轴的木质水车，把水车安装在急流上就可以工作了。现在发电是复杂且成本高昂的事情，而且正一天天变得更复杂、更昂贵。工厂主们或要学习水力原理，或要雇用懂这门科学的专家。他们必须为本厂水力系统的建造和维护进行大量投资，还要就该买哪种水车和采用哪种水流控制设计做出困难的抉择。就动力生产做出选择，从前只是例行的事情，如今却事关企业的生死存亡。
使问题进一步复杂的是工业动力生产的第二项伟大发明——蒸汽机出现了。作为18世纪的一项发明，蒸汽机可把热能转化为机械能，其原理是把水加热至沸腾以产生蒸汽，待蒸汽膨胀时，用它来推动活塞或驱动叶轮机。蒸汽机的优点是不需要利用水流，这使制造商不必将工厂建在河边。蒸汽机的缺点则是操作起来比水车更费钱，它要消耗大量燃料，如烧水用的煤或木材。
蒸汽技术与水力系统一样，发展十分迅速，因为全球的发明家和工程师竞相制造更有效率、更可靠的蒸汽机，动力生产方面的发展与动力传输方面的发展是同步的。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用一台水车或蒸汽机直接驱动一台机器（如一个磨坊）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了。动力必须分给一个工厂内的许多不同装置，或几座相邻建筑里的不同装置使用。这就需要建造传动装置——用由齿轮、皮带、滑轮组、传动轴组成的传动系统来传输和调节动力。
当工厂扩大规模或生产流程更复杂时，传动系统也会变得非常复杂。工厂主们必须雇用建筑师来设计各个系统，并雇用熟练技工来维护它们。有人在19世纪70年代访问一家英国工厂后说：“工厂内部是一幅令人困惑的景象，无数滑轮组和皮带在朝各个方向运动，这在外行人看来简直是令人绝望的混乱。”除了建造成本高昂、易出故障、常引发事故外，传动系统的效率也不高。滑轮组和皮带通常会消耗水车或蒸汽机所产生动力的1/3甚至更多。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电机作为工业动力的第三种伟大来源出现了。电有一个让人不得不采用的优点：它不需要累赘的传动装置。由于每台机器都能单独由电驱动，工厂主们可以利用这个新的灵活性，设计加工流程并扩大生产规模，他们不再因皮带和滑轮组装置的复杂和难以改变而受限制。与水动力和蒸汽动力相比，电更干净且更易控制。
但是，改成以电为动力也是一件需要深思熟虑的事情：不仅要牺牲过去在水力或蒸汽系统及其传动装置上的投资，还必须安装一台发电机并在工厂里布线。最要命的是要改装机器，以使每台机器都能由电马达驱动。这么做要花很多钱，而且因为电是新生事物，尚未得到时间的检验，所以也是有风险的。这场改造运动开始时进展缓慢，1900年，在电动系统成为工厂主的备选替代方案已近10年时，改由电驱动的机器还不到5％。但是，由于通用电气公司和西屋电气公司等供应商在技术上的进步，电动系统和电马达的价格下降了，质量也更可靠了。加上供应商的大力营销，工厂改用新技术和电力的步伐加快了。熟练电气工程师数量的迅速增加，进一步加速了这场改造运动的展开，因为他们为新系统的安装和运行提供了必需的专业知识。到1905年时，《工程》杂志的一篇文章称：“人们现在一想到建一座新工厂，就会选用电力系统。”在很短时间内，以电为动力变成了常见的选择。
但是有一件事没有改变，工厂主仍然在厂内设立自己的动力供应系统，很少有制造商考虑从各地新出现的小型中央电厂（如爱迪生的珀尔街电厂）那里购买电，这种小型中央电厂是为家庭和商店提供照明用电的，没有大工厂供电所需的技术，也达不到相应的规模。由于工厂主们一向是自己解决动力问题，所以也不愿把这一关键环节托付给别人。他们知道，一旦供电系统出了故障，就会使工厂停工，出现故障的次数如果多了也就等于工厂要破产。正如路易斯·亨特所说：“在早期，人们总认为，如果制造商想要使自己的机械实现电动化，他必然会使用私人发电装置。”这种观点可以从统计数字中得到证明。20世纪初，美国人口调查局的一份调查表明，全美已有5万个私人发电装置，而中央电厂只有3 600座。
随着私人发电系统数量的爆发式增长，为建造和操作这类系统提供必需部件和技术的相关行业也有了迅速的增长。通用电气公司和西屋电气公司成为巨头，此外，还有许多小型供应商。就普及私人发电系统而言，供应商及在背后支持他们的银行家自然日进斗金。当英萨尔担任芝加哥爱迪生公司总经理时，工厂主应该自己发电的观点不仅在制造业根深蒂固，在电力行业也深入人心。日益庞大的电力行业为制造业提供服务，并因此获利丰厚，处于电力行业中心位置的，就是英萨尔心目中的英雄和前老板——托马斯·爱迪生。
当工厂主们争相建造或扩建自营电厂时，两项技术正在研发过程中，它们的出现将会使自营电厂过时。英国工程师查尔斯·帕森（Charles Parson）在19世纪80年代初发明了一种高效的蒸汽轮机，它的发电效率远高于传统的活塞式蒸汽机。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正在完善一种交流电（而不是直流电）配送系统。把这两项突破性技术结合起来，即可从根本上改变电厂的收益模式。蒸汽轮机可使中央电厂在发电方面的规模经济效应大大增强，降低每千瓦生产成本。交流电配送系统可将电力输送到很远的地方，使客户群扩大。
新的交流电系统在应用初期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由于交流电系统的工作电压比现有的直流电系统高很多，所以许多人担心会有安全问题。爱迪生这时仍坚信自己的直流电系统是最好的，因此发动了一场旨在扼杀交流电系统的公关活动，企图以此放大人们的恐惧。他邀请一位名叫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的电气专家一起合作，进行了一系列公开演示：用交流发电机发出的电当场电死动物（如狗、牛、马等）。他甚至说服纽约立法机构买了一台交流发电机（购自西屋电气公司，当时西屋电气公司已购买了特斯拉的专利，成为交流电系统的最大经销商），用于处决死刑犯。1890年8月6日，杀人犯威廉·克姆勒（William Kemmler）成为第一个被纽约新式电椅处死的犯人。尽管次日报纸上的标题——“克姆勒被西屋电气公司送上不归路”肯定会让爱迪生高兴，但他放大人们恐惧的做法并没有奏效，技术上占据领先地位的交流电系统正在迅速普及。
与爱迪生阻止技术进步不同，英萨尔正努力利用这种进步，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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