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舜臣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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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舜臣历史随笔：东眺西望试读：
东方之光——亚洲大航海时代
伊斯兰与伊比利亚半岛
亚当·斯密说，15世纪末发现美洲和开辟绕过好望角前往东印度的新航线，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重要的事件。美洲大陆本有原住民，所以“发现美洲”这种说法确实明显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不过，这两件大事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分。亚、非、美三大洲因此与欧洲连为一体，人们看到了他们各自所熟悉的“世界”之外的世界。
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两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拉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正如瓦斯科·达·伽马在印度的那句话——“我们是来找基督徒和香料的。”——所指出的，驱使他们行动的，包含物质和精神双重动力。
然而，大航海是有前史的。无限地向前追溯可能没有尽头，但15世纪初，明朝郑和前往西亚和非洲的大航海，无论如何都不容忽视。早在发现好望角航线9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就开始了。第七次，即最后一次出海，于宣德六年（1431）出发，宣德八年（1433）返回。如果从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算起，也要比西方大航海早60多年，或许应该将其视为大航海时代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是其前史。
8世纪上半叶，伊比利亚半岛成为伊斯兰帝国版图的一部分，很长一段时间内属于伊斯兰文化圈。虽然伊比利亚半岛的伊斯兰帝国（欧洲多称撒拉逊）在蒙古西征之前已经开始分裂，但小君主国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5世纪，直到基督徒发动收复失地运动。有人认为，伊比利亚半岛向新世界扩张也是借了该运动之威势，所以他们的扩张才带有浓厚的传播基督教信仰的十字军式色彩。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受伊斯兰文化影响长达800年之久的伊比利亚半岛的基督徒，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其他世界”的生活，因而即便是绕过好望角到达了印度，也知道应该如何与居于该地的异教徒打交道。美国对于他们来说的确是新世界，但东方的印度则未必如此。在那里，他们与他们熟悉的穆斯林商人之间，发生了火星四溅的商战。
郑和下西洋
瓦斯科·达·伽马炮击并占领的印度加尔各答，正是郑和自第一次下西洋开始就必经之地。这不禁让人想起郑和虽然是出生于云南的中国人，但同时也是穆斯林。人们发现了他父亲的坟墓，据墓志记载，他父亲姓马，字哈只。郑姓是明成祖（永乐帝）赐予郑和的姓氏，现在我们知道了他本来姓马。中国的穆斯林中姓马的占绝大多数，“马”是取“穆罕默德”的开头部分发音而来的。此外，郑和父亲的字哈只也并非特有的名字，而是授予有过赴麦加巡礼经历的穆斯林的称号“哈吉”的汉语音译。事实上，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虽然没有亲自去麦加巡礼，却从船队成员中选出七名穆斯林，命他们前往。
如果将郑和下西洋算作大航海时代的前史的话，这部前史堪称辉煌。据《明史·郑和传》记载，南京宝船厂建造的宝船长44丈（约150米），宽18丈（约62米）。经专家计算，相当于如今8000吨级的船舶。这样的大船一共建造了62艘，载官兵27800多人。不过，有很多史学家对这个数字持怀疑态度，甚至这一数字夸大其实的说法已成通说。然而，1957年南京郊外的宝船厂遗址出土了巨大的船舵，从舵的大小来看，《明史·郑和传》中的记载应无夸张粉饰之处。
90年后绕过好望角的瓦斯科·达·伽马的船队，其旗舰也仅为120吨级。拉开大航海时代大幕的，就是这种与郑和舰队船舶相比小得可怜的船。其实，莫如说是郑和的船大得惊人。小船成就了发现新航路的伟业，体现了勇敢进取的冒险精神。而郑和船队虽然巨船首尾相接，横渡大洋，但所经过的多是早已开辟的航线。5世纪初，僧人法显经陆路前往天竺，回国时则从斯里兰卡经海路返回。早在大航海时代千年以前，运载数百人的便船就已经大致定期航行于爪哇和广州之间了。虽然当时尚需在主要港口换船，但航线本身早已被开发出来，郑和只不过是用无需更换的大船又走了一遍而已。瓦斯科·达·伽马找到了绕过好望角的新航线，但在好望角的东方，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片早已被开发的海域。
示威与交易
如果只因为用大船在熟悉的航线上航行就说下西洋的冒险精神不强，对郑和来说可能有失公道。郑和的大航海并不具有达·伽马“来找基督徒”的传教性质。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有各种说法，从侄子建文帝手中篡夺帝位的永乐帝（明成祖）欲扬威于海外应该是目的之一。此外，由于攻陷南京时，宫殿内外均未找到建文帝的尸骨，也就意味着建文帝有可能逃到了国外，因此也有说法称郑和下西洋其实是寻找建文帝。这种说法也难以令人相信，但肯定起到了向天下表明建文帝不可能东山再起的政治宣传作用。60多艘大船的威严阵容比起搜查队本身，更加具有示威的效果。
当然，目的不仅是扬威。下西洋的船队载着中国的绢、生丝、陶瓷和药材等物资，交换胡椒、龙涎香、其他香料、珍珠、宝石、珊瑚等物，或是狮子、长颈鹿、斑马、鸵鸟等珍奇野兽。从进口的物品来看，大多为宫廷用的奢侈品，由郑和船队的别名“取宝船”也可看出这一点，其动机为扬威和交易，似乎不包含大航海时代伊比利亚半岛人传播信仰的精神方面的动机。
大航海时代的人们都有着强烈的交易欲望，而作为其前史的郑和七次下西洋进行的大规模交易与大航海时代之间的继承性则不容忽视。明朝突然令郑和率大船队下西洋也许有些唐突，但其实下西洋也是有前史的。9世纪末的晚唐时期，以阿拉伯人为首的数万外国商人来到广州，宋元之时也是如此。明朝开国时实行“海禁”政策，其中应该有防止反政府势力与外国势力勾结的意图，但我觉得也有明朝打算通过国营的方式垄断之前个体贸易者获得的利益的因素。
马可·波罗的时代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前史，我们最熟悉的便是马可·波罗。相传13世纪90年代中期，他从中国福建泉州出发回到西方。这比郑和下西洋要早100多年，比达·伽马发现好望角航线要早将近200年。
从5世纪法显多次换乘船只可以看出，东南亚自古就有局部航线将各国联系起来。这些局部航线最终统一为一条航线有诸多因素，其中伊斯兰商人的活动不容忽视。据推断，宋代广州建起伊斯兰寺庙怀圣寺。当时伊斯兰教扩展到印度的很多地区、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乃至菲律宾群岛的一部分。由此可见，与寻找基督徒（即让当地居民改信基督教）的大航海时代的欧洲人相比，穆斯林的传教工作要成功得多。
13世纪马可·波罗时代，在大航海时代前史时期的亚洲东西航线上航行，依然是需要换船的。波罗一家去时打算从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乘船出发，然而所乘的那艘船过于破旧，安全起见，他们改走陆路，沿着荒废的丝绸之路前行。回国时由于身负蒙古帝国的公务，得以乘大船而返。不过，据说他们出发时原本也是计划在霍尔木兹乘伊斯兰船到印度最南端，然后在那里换乘中国的大船的。也就是说，伊斯兰船只要到达印度即可，但波罗一家认为那艘船连印度也到不了。
马可·波罗在《东方见闻录》中详细记载了元代船只的巨大与坚固。经比较，中国船在运载量上也远胜欧洲船。《东方见闻录》详细记述了他从威尼斯经过君士坦丁堡，从西亚进入中国，最后从海路而归的旅途见闻。在解释城市的规模时，他经常用胡椒的消费量来举例。例如，他说杭州每日消费的胡椒达到了惊人的43荷（1荷为223镑）。
以“点”出现的殖民地
中国也从东南亚采购胡椒，东南亚的胡椒贸易应该是体系化的。按照以往的商业习惯，收货、商定时价、运载等流程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发现新航线之后，这个商业体系的规则恐怕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最晚加入的势力，葡萄牙极其好战。基督教传教者的身份可能使他们变得更加傲慢了。他们带着一种给野蛮的偶像崇拜者送去光明的心态，这种心态与确保商业利益的活动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殖民统治这种臭名昭著的新体制。
殖民统治无论是以何种形式，都是依靠武力。1510年，葡萄牙的阿丰布克尔克占领了印度的果阿，葡萄牙士兵在果阿干出了掠夺和屠杀穆斯林的暴行。大航海时代的第一块殖民地，从开辟之初便浸透着鲜血。果阿不仅成为葡萄牙的商业基地，还成为天主教传教的桥头堡。来到日本的耶稣会士弗朗西斯科·扎比艾尔（虽然他是西班牙人）也是先到达果阿，之后再踏上东方传教之路的。占领果阿一年后，葡萄牙又占领了马六甲。葡萄牙始终以“点”的形式建立殖民地，其目的可能是将香料贸易路线上的各个重要据点连接起来，而葡萄牙本国国力也过于微弱，可能无力维持“面”的殖民统治。
香料与基督教
继葡萄牙和西班牙等伊比利亚半岛国家之后，荷兰、法国、英国等国陆续开始殖民扩张，最为成功的是英国。这些国家大体上将商业利益放在第一位，对传教事业热情不大。这与天主教和清教的区别不无关系，天主教缺乏宽容性，在各地引发冲突，成为众矢之的。耶稣会的传教活动虽然最为成功，但由于耶稣会允许中国人祭祖祭孔，因而产生了“礼仪”问题，不被教皇所承认。所以，明朝政府开始禁止传教，日本德川幕府也严厉打击切支丹的活动。
正如达·伽马所说，大航海时代最初的动机是寻找基督徒和香料，但并没有成功寻得基督徒。虽然以香料为代表的商业利润巨大，但为了维持这种商业利益，各国均使用武力，在各地建立起殖民地。美洲新大陆原有玛雅、印加等文明，但其先进程度远远无法与欧洲文明相提并论。然而，亚洲却存在着比当时欧洲更加先进的文明，前面提到的造船术也体现了这一点。严格意义上的“殖民”发生在美洲新世界，而对于亚洲，欧洲采用的统治方式不是大量移民，而是武装少数人来实行统治，这种统治直到20世纪才崩溃。
这两次“发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世界还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大航海时代和接踵而来的帝国主义时代便是现代的前史。在这种脉络下，我们会感到大航海时代与我们的距离突然拉近了。现代史中的一些难以理解之处，通过回顾那段历史便可疑惑冰释。至少就我个人而言，这种情况不在少数。
澳门与龙涎香
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下与澳门有关的一件事，以此为例来看看大航海时代的一个特点。
澳门原称“妈阁”，是祭祀妈祖之地。妈祖是福建一带保佑航海的女神，广东人称其为“天后”。广东的妈祖庙或妈祖阁不叫“天后阁”，大概是当初由福建人兴建起来的缘 故。
有个说法称，这片窄小的土地是葡萄牙人晾晒淋湿的货物的地方。由于地理之便，葡萄牙人按例想择机使其成为自己的一个殖民据点。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明朝，朝廷向各地派遣宦官，令其采购宫廷用的物资。据说，他们必须按规定的量采购，否则便会以玩忽职守罪遭到处罚。然而，各种物资有易于获得与不易获得之分。制作供宫廷后妃与宫女使用的香水的原料“龙涎香”是鲸鱼肠道的某种分泌物，当时中国沿海地区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属于极难觅得之物。据说，朝廷的采香使（负责购香的差役）是从葡萄牙人手中购买龙涎香的，而且再也没有其他采购渠道了。这就形成了卖方市场，卖方提出的条件大体上都能被接受。如果采香使未能买到龙涎香，就会遭到严厉惩罚。明朝刑罚之严厉为历代王朝之冠，甚至大臣都有被廷杖打死的。据说每天上早朝时，家人都会流泪送别，因为完全有可能就此天人永隔。此说或有夸张之嫌，但刑罚之严厉是毫无疑问的。于是，采香使就默许了葡萄牙人在澳门居留。
火枪与大炮
除此之外，也有别的说法，认为葡萄牙船曾援助明朝海军打击海盗，而居留澳门则是交换条件。但他们绝非占领，而是租借，并且要向中国政府上贡。葡萄牙派遣了总督，但中国政府也派遣了地方官，清朝时的澳门长官称“澳门同知”。澳门成了“葡萄牙人特别居留区”。澳门同果阿一起，成了天主教在东方的传教基地，在切支丹遭到封禁的时代，日本曾有信徒被流放至此。日本曾用“天川”称呼澳 门。
在十字军时代，穆斯林称葡萄牙人为“弗朗克”，中国人也曾称他们为“佛朗机”。有时候葡萄牙人会惹起祸端，那时候喜欢在文字上做文章的中国人就改“朗”字为“狼”字，称其“佛狼机”。
葡萄牙人将火枪传到了日本，这是非常有名的历史事件。日本人以传入地的名字称火枪为“种子岛”。而在中国，同是面对葡萄牙人，中国（明朝）感兴趣的对象不是小枪而是大炮，于是前面提到的“佛狼机”又成了大炮的别名。这也许可以看作两个国家性格差异的一个例子。大航海时代的西方人将“种子岛”和“佛狼机”带到了东方，并改变了东亚的战争面貌。织田信长组织的火枪队为他的霸业立下汗马功劳。兴起于中国东北的清太祖努尔哈赤之所以无法攻破山海关，是因为攻打宁远城时被明朝将军袁崇焕用“佛狼机”击退了。而此战中努尔哈赤负伤，则为之后他的死埋下了伏笔。此外，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时，明朝曾派兵增援朝鲜。这场战役虽然最后以秀吉之死、日本退兵告终，在明军成功部署“佛狼机”的平壤，日军战败，但在日本有效利用“种子岛”的碧蹄馆，则是明军战败。这些都是使用大航海时代传入的武器作战的战例。
东方之光
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与西班牙之所以能够拉开大航海时代的大幕，除了上述乘着夺回被伊斯兰占领的国土之余威以外，曾受伊斯兰教影响的两国科学的进步程度比欧洲其他国家都高也是原因之一。众所周知，对于航海不可或缺的天文学、造船术、物理学、力学等方面，伊比利亚的伊斯兰大学有着很高的水准。希腊的哲学与自然科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希波克拉底等）及印度的数学与医学都是先被译成阿拉伯文，再被翻译成拉丁文的。这就是为什么欧洲语言的学术词汇中有不少带有阿拉伯语的定冠词al（如alkali、alcohol、algebra等）的原因。不仅仅是希腊与印度，阿拉伯自己的天文学家法干尼、医学家拉齐等人的著作也被翻译成了拉丁文。由于伟大知识从东方传来，因而当时有“光芒自东方来”一语。
伊斯兰帝国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科学成就，是因为她有着深厚的知识分子储备，换言之就是学术的普及度很高，而这与从中国传来的造纸术不无关系。
751年的怛罗斯之战中，唐将高仙芝败于阿拔斯朝伊斯兰将军伊本·萨里夫之手。被俘唐兵中有抄纸工匠，在其指导下，757年撒马尔罕建起了造纸作坊。“撒马尔罕纸”声名鹊起，从此学术的普及程度与用羊皮纸书写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撒马尔罕的造纸术被视作绝密，阿拔斯朝首都巴格达在约40年后的795年才建起造纸作坊，而且据说工匠还是从唐朝广东聘请来的，撒马尔罕造纸术保密工作之严密可见一斑。12世纪中叶，伊比利亚半岛有了自己的第一间，同时也是欧洲的第一间造纸作坊，比撒马尔罕要晚400年之久，这导致文化上也形成落差。伊比利亚半岛国家在欧洲率先拥有了纸这种文化传播武器，并且受到了通过纸提高学术水平的伊斯兰的统治，由他们率先发起的大航海时代，因而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结果。
追问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现代
大萧条与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其出入口各不相同，各自的历史坡度也各异。有些人在自己的历史中只经历过缓坡，他们不会明白其他人曾经攀爬过怎样的悬崖峭壁，反之亦然。我们总会将多数人的历史与自己的历史两相对照，以寻求这一时代的真相。这不是一个凭借历史记录和文献来理性把握的时代，而是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以略带感性色彩的方式来把握的时代。也可以说，这不是缅怀祖先所经历痛苦的历史，而是鲜明地忆起自己所受伤痛的历史。
1929年大萧条时，我还没上小学，自然对当时的情况一无所知。后来，我在家人经营的小贸易公司当助手时，经常听父亲说起那个“不景气的时代”。我也读了几本关于大萧条的书，知道以股票市场价格暴跌为导火索，普通市民被卷入“失业狂潮”之中。据说股价暴跌之前，生产过剩，“股份热”这种过度投机和过度信用不断累积，形成了巨大的落 差。
关于所谓美国股市危机的“黑色星期四”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天文数字级通货膨胀之类的情形，我们这一代人只是听过或者在书中读过而已。这场波及全世界的经济萧条，父亲说起过，学校老师也说起过。“大学毕业了，却……”后来当上学校老师的亲历者带着怨恨的口吻告诉我们，当时即便是一流大学的毕业生也找不到工作。
各国拉动经济的政策
不过，到了我上小学5年级（1935）即稍微懂事的时候，情况似乎明显好转。我的直观感受是，我上的神户某小学里城市周边商店街的子弟本来就多，那时学生数更是达到了空前规模，经常听人说“学生实在太多了”。于是，教室前面的讲台被撤了下去，腾出来的地方摆放上了桌椅。学校按照身高安排座次，我个子矮，坐在最前排，所以总是扬着脖子看黑板，看得脖子疼。为什么神户中心地带的小学人满为患？无非是经济状况变好了，因为神户是以海运和造船为主的城市。
是什么促使经济状况好转的？人们似乎将其归于“九一八事变”。日本把侵略中国看成恢复经济发展的特效药，侵略中国是以武力为后盾的，这样一来军需产业就兴盛起来。神户在建造军舰和一般船只中受益，那些商店街也利益均沾。我脖子疼、视力有所下降，则是那个时代末期对我个人产生的影响。
在美国，共和党的赫伯特·胡佛坐等经济自然恢复，而民主党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则主张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来扭转事态。双方在总统选举战中交锋，现任总统胡佛大败。当时失业人口达到了1200万，破产者不计其数，等待经济自然恢复的共和党当然处于不利地位。罗斯福的政策被称为“新政”，目的是要调整资本主义结构。由于过于激进，也有保守人士对此感到不安。
苏联从一开始便实行管制经济，证明社会主义应对经济危机颇有一手，为社会主义加了不少分，这肯定是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对很多人产生吸引力的重要原因。
德国的情况不必多说，希特勒掌握政权后，国家加强了经济控制。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先于德国建立了法西斯制度。20世纪30年代，所有人都认为不能对资本主义放任不管，大家都在摸索调整方式，而为调整方向提供样板的，是社会主 义。
不同立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可谓摸索的时代。各国都在黑暗中摸索，所以“左”与“右”经常互相碰撞。右翼带有左翼色彩、左翼带有右翼倾向的现象并不少见。正因如此，人们才认为表明自己的原则非常重要。罗斯福实行的新政，没有背离民主的原则。
民主主义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模式极为鲜明，虽说如此，并不是所有事情都能用这种模式来解释。侵略与反抗势力之间的对立，就不适于这种模式。
纵观历史的方向，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哨战就立即打响了，表现最明显的就是东亚。第一次世界大战将世界的目光吸引到欧洲，日本认为机会难得，大隈内阁把“二十一条”强加给袁世凯。这自然会激起中国民众的反抗，于是有了五四运动，并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对中国的经济剥削有所缓和，中国民族产业得以发展，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也培养出了抵抗日本侵略的顽强精神和经济活力。如果把日本侵华战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要更加强调这种历史的连续性呢？
西班牙内战
西班牙内战可以说是摸索时代的典型。1936年，针对在总选举中获胜的人民阵线政府，弗朗哥将军得到德国和意大利支援，发起叛乱。但是，法国和英国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苏联虽然向人民阵线提供了援助，但与德、意相比，其援助在质上与量上都不够充分。
弗朗哥将军掌控着原本就有着明确指挥体系的组织——军队，也确实有人希望坚毅果敢的强权人物站出来维持秩序。弗朗哥阵营是由一群服从命令的人组成的，即便他们的想法不尽相同。与之相反，人民阵线的成员则想法各异，每个人都忠于自己的思想或者理念，他们之所以选择人民阵线，是把它当成了实现自己理想的平台。它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政党联盟，这一点既有优势也有弱点。据说来自世界各国的志愿义勇军达数千人之多，年轻的海明威也以特派员身份出现在人民阵线之中，《丧钟为谁而鸣》描绘的便是当时他所看到的世界。人们都在为实现更加美好的社会而摸索着，弗朗哥派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人民阵线随后分裂成为尼古林派和阿萨尼派并最终解体，向人们展示了法西斯主义的强大，也使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更加胆大妄为。不过，人民阵线并不是因为分裂而失败的，分裂是出于被逼无奈，人民阵线的最大败因在于英、法的不干涉政策。信奉民主主义的人一定感觉到有异质分子混入了人民阵线，而考虑到当时大家都处于摸索之中，作为国家大政的责任人，出手不够果断倒也可以理解。
德国称霸欧洲与犹太人
势不可挡的德国大胆推进称霸欧洲的作战计划，法西斯君临天下似乎指日可待。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军部的发言权越来越大，日本也自然对法西斯主义产生了亲近感。如今，我们回顾当年德、意、日三国同盟的缔结过程时，往往把重点放在那些反对和抵抗轴心国同盟的声音上。抵抗确实存在，但力量不够强大，当时的日本已经被希特勒的闪电战迷得神魂颠倒。
记得那是我上中学4年级的时候，希特勒的青年护卫队——希特勒青年团来日本访问。他们是乘坐军舰来的还是搭乘商船来的，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我记得他们是在神户登陆的。也许是军部提出的要求，我们这些神户的中学生也被动员去参加欢迎他们的仪式。希特勒青年团在神户的防波堤上整装行进，军靴声哒哒作响，行进队伍一丝不乱，非常壮观。现在我还清晰记得，回到学校后校内教官鞭策我们：“瞧见了吗？你们要好好学学人家！”社会上下对纳粹一片赞扬之声，我们也被要求以希特勒青年团为楷模。
希特勒青年团访问日本应该是在昭和十五年，即1940年前后。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我们在神户的街头看见一群外国人，他们走路时披着大衣，就像披着斗篷一样，将手插在衣兜里。他们并不是所有人都那样，但在我的印象里，似乎所有人都弓着背走路。他们是遭到纳粹驱逐，经西伯利亚逃难过来的犹太人，似乎是波兰籍犹太人。日本虽然醉心于纳粹，但对这些漂泊在外的犹太人却热情相待。本来日本对犹太人就没有任何仇视情绪，当时还有外交官和民间人士无私地帮助他们。在日本逗留一段时间后，他们移居到了美国。最近报纸还报道说，其中有人后来在以色列身居要职，并表达了对日本的感谢之意。
中学时代的我们已经得知纳粹对犹太人采取排斥政策，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并没有传入我们耳中。那时，我就对纳粹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十分厌恶。看着面前经过的一群群犹太人，年少的我心情十分复杂。
战争中的日本
由于特高警察的镇压，日本左翼人士纷纷入狱或者转向。不过，人们对共产主义和苏联依然暗中抱有期待。昭和十五年（1940）前后的中学生，都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种期待。高尔基和肖霍洛夫的文艺作品没有被列为禁书。但是，当苏联和德国瓜分波兰之后，这些人的期待感就受到了挫败，因为苏联的这种做法与帝国主义列强无异。先前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人们认为这是为了国家安全而采取的措施，与哪个国家约定互不侵犯都无可厚非，所以左翼人士并没有受到什么打击。感到不知所措的反而是保守的日本政治家，因为日本已经与德国签订协议，高调“防共”，他们对德国与共产党大本营苏联签订这种条约感到不解。时任首相平沼发出“欧洲形势复杂诡异”的声明后，内阁便全体辞职了。“复杂诡异”这个词一时间还成为流行语。
昭和十六年（1941）我们从旧制中学毕业，时值第二次近卫内阁时代。时任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制定了《战阵训》，我们还担心“是不是又要让我们背诵”。好在当时我们即将毕业，便未作强制性要求。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英宣战。我已经升入比中学更自由的高中。我是在从车站到学校的途中的一家香烟店门口听到广播的。
虽说如此，之后的一年多时间，我的学生生活还是比较悠闲自在的，这种宽裕或许是战争初期日本的胜利带来的。然而，之后物资便逐渐匮乏，开始严格执行食品配给制度。高年级学生接到了征兵通知，目送着他们离开，令我们感到一阵紧张。升入二年级后的某天，我和朋友逃学到京都玩耍时，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了防空警报。这是首次空袭，炸弹落到了我居住的神户。不过，市内与平时没有什么区别，我记得第二天还去看了一场电影。我领教到空袭的真正可怕之处大概是在三年之后。与飞机一掠而过便飞往中国的首次空袭不同，从塞班岛基地起飞的B-29轰炸机银翼交叠，对日本展开了地毯式轰炸。昭和二十年（1945）3月和5月的两次大空袭，将我生活的神户的绝大部分地区化为灰烬。
8月，广岛和长崎几乎完全被原子弹摧毁。核武器首次登上世界历史舞台。战争结束了，或者说非结束不可。意大利投降了，柏林化为一片焦土，德国也投降了。
胜败已分，法西斯主义失败了。在反法西斯的旗帜下团结在一起的苏联共产主义，由此取得巨大发展。美苏之间的蜜月期转瞬即逝，很快进入“冷战时期”，核武器也不再为美国所独霸。
殖民地独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堪称人类历史的剧变期，列强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圣雄甘地遭暗杀的事件令我十分震惊。印度次大陆未能从整体上独立，最终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部分，其独立过程再次让人感受到宗教力量之强大。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占领的各地区也陆续独立。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公元前便失去祖国的犹太人，终于建立了渴望已久的国家——以色列。然而，这是以强制居住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作出牺牲为代价的，问题至今未得到解决。
战后最大的变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击败国民党，世界的力量对比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由美国武装起来的国民党政府大军，面对缺乏装备、兵力不足的中共军队却连战连败，堪称奇闻。不过，如果深入阅读中国历史，就会发现这种逆转取胜绝非首次。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不管装备和兵力如何，最终结果总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对于苏联自然是一大利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成立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最终，全人类的危机虽然暂时解除了，但朝鲜半岛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可以说仍是现在人类面临的最大难题。
核武器时代的美苏和中国
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如“铁板一块”，两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看似坚不可摧。然而，中苏之间的蜜月期于20世纪50年代便早早宣告结束。不少人预见了这个结果，因为如果冷静分析两国关系，中苏对立可以说是必然的。朝鲜战争之后，一直高举“反美”大旗的中国就发生了变化，契机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但这也仅仅是个契机而已。赫鲁晓夫的路线被称为修正主义，中国的政治路线也发生了变化，两条路线之间的矛盾不再像以往那般尖锐了。不过，“霸权主义”这一字眼还是取代了“修正主义”，成为反苏的宣传口 号。
有一个新词叫作“超级大国”，现在的美苏两国是不折不扣的超级大国。苏联以国民生活贫困为代价，成为了军事超级大国，将东欧也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东欧也有诸如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这样未必对苏联言听计从的国家，它们与非同盟国一起，构成了第三世界。第三世界林林总总，可以说它们对美苏两大势力的影响多限于精神层面。不过，世界在核武器的威胁下，也确实逐渐开始重视人类的精神层面了。包括日本在内，很多国家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却不造。而且，似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核武器已经不再意味着高昂的造价，超级大国独享核武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小国若有此心也能成为有核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格局，已经从根本上遭到颠覆。需要承认的是，中国造出了核武器，这一重大举措是为了不受苏联控制。高唱反对两个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中国面对两面受敌的情势。中国与美国恢复邦交后，虽然还在一直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但“美苏”这一表达方式在1977年的中共党代会上变成了“苏美”。这一点值得注意。
审视地球和平
如果贫富差距变大，失去平衡，政权往往就会崩溃。中产阶层占多数的国家比较稳定，如今的日本大概就处于这种状态。以往仅在一国之内发生的现象，现在必须要在世界视野下思考。财富在向原油生产国集中，但以出口为重点的国家也在奋斗着。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领土广阔、资源丰富的国家背负着天文数字级的债务，非洲的孩子们在忍饥挨饿。交通设施和通讯设施的发展令世界变得越来越小，“锁国”已经不可能，一意孤行也为现实所难容；平均分配资源、缩小贫富差距、消灭纳粹式的种族歧视——可以说，当今世界或者说我们的地球正在向着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前进，这是在核武器的驱使下实现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催生的核武器就像宣告“最后期限”的造物主一般，强制人类去思考，而这将有利于世界和平。也许，这就是我们不辜负千千万万牺牲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朋友和亲人的必经之路。从这个角度来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今后需要重新审视。
茶叶改变世界——美国独立与茶叶
茶叶——生活必需品
今天的美国人喜欢喝一杯淡淡的咖啡，之后再续上几杯，日本也有不少喜欢这种喝法的“美式人类”。不过，在18世纪前后的美国，咖啡是上层人士的饮品，一般家庭多喝绿茶。绿茶不是奢侈品，而是生活必需品。
美国原为英国的殖民地，美国独立运动是以抗议英国征收茶叶税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为契机的。1764年的《砂糖法》、1765年的《印花税法》使得殖民地对英国的不满愈发高涨，而当增税涉及茶叶时，终于发展成1773年的倾茶事件。
英国增加砂糖税和印花税时，殖民地也曾爆发抗议集会，人们举行了抵制英国商品的运动和游行示威。增税一而再，再而三，在轮到茶叶时，火山终于爆发了。茶叶在当时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所以茶叶才成为了火种，这一事实值得注意。当时人们的心情是“砂糖增税尚可忍受，百姓的日常饮料茶叶就……”
最早将茶叶带到欧洲的是荷兰人。据记载，自1610年，荷属东印度公司便开始将中国和日本的茶叶运往欧洲。当时日本关原战役刚刚结束，德川幕府体制终于稳定下来，中国则处于明末的社会混乱之中，英国人最初在美国弗吉尼亚的詹姆斯小镇建立殖民地（1607）也还刚过去不久。茶叶在美国的普及花了不少时间。起初价格昂贵，需要在药店用秤来称重，而且咖啡还在跟茶叶竞争，各国人的喜好也各不相同。德国人和法国人算是咖啡党，而俄国人和英国人则喜欢饮茶，两国都有茶歇的习惯便是他们爱茶的反映。
虽说如此，茶叶在英国和俄国的普及，是以茶叶变得廉价为前提的，大批量进口是茶叶价格达到普通百姓日常消费水平的前提条件。关于英国茶歇成为习惯，有人批评是浪费时间，也有人辩解说茶叶有助于控制饮酒。就在这种辩论中，茶歇不声不响地融入了英国人的生活。
在中国，茶是仅次于盐的刚性需求商品，二者都是生活必需品，即便略有提价，也不能不买。唐德宗为了增加宫廷的收入来源，于建中三年（782）开始征收茶税，这成为唐朝走向衰亡的信号。此后百余年间，唐朝径直走下坡路，直到最后灭亡。
以肉食为主的蒙古人和西藏人，要专门靠茶叶来补充维生素C，茶叶对他们的日常生活而言必不可少。中国为了维持国防实力，需要战马，曾经用绢与少数民族交换马匹，但自唐朝以后，绢被茶叶所取代。身着裘皮的塞外民族似乎将中国的绢转手卖给了西方，而茶叶却自己用了。宋朝还出现了名为茶马司的衙门，负责管理茶马交易。宋朝和之后的明清两朝都将茶叶作为怀柔蒙古人和西藏人的政治手段。
茶叶贸易——造船与航海术的进步
毋庸赘言，只有造船技术和航海术发达以后，向新大陆殖民才成为可能。有一种说法认为，英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之所以突飞猛进，多得益于茶叶贸易。茶叶是价格变动剧烈的商品，第一艘船的新茶能卖出非常好的价钱，第二艘船的就便宜很多，等到第三、第四艘船，茶叶的价格就已经很贱了。英国商人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必须造出航速更快的商船，也就有了开发加快船速技术的必要。此外还要保证有足够大的空间装载茶叶——出于这种需要，英国的造船和航海术才处于世界顶端。
美洲殖民地与七年战争
1630年，清教徒在马萨诸塞州建立殖民地。向新大陆移民的原因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宗教方面的，还有人为了寻求政治自由而前往这片新天地。移民几乎都是英国人。对于英国人而言，美洲殖民地与以往的印度和马来西亚有所不同，以前的殖民地都是其他民族占大部分，英国人仅有一小撮，所以英国政府始终不敢放松警惕。然而美洲殖民地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其他民族（原住民）成为少数派，迁徙过来的白人占了多数，这似乎也让英国政府有所松懈。英国政府乐观地认为这里不会发生太大的民族问题，对美洲殖民地也就不大关心。
英国政府开始关注美洲殖民地，是从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开始的。
七年战争原本始于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争夺西里西亚地区的领土，法国与俄国共同支持奥地利，英国则站在普鲁士一方。普鲁士名将腓特烈二世奋力而战，但随着战事陷入胶着状态，巨大的兵力损耗令普鲁士陷入困境。然而，俄国伊丽莎白女皇去世后，彼得三世即位，他是腓特烈二世的崇拜者，于是普鲁士便与沙俄媾和了。
战争不仅发生在欧洲，也发生在殖民地。当时的殖民大国，除未参战的西班牙和荷兰之外，便数英、法两国，两国在印度和北美也处于对立状态。
法国的杜布雷最初采取的方法，是用欧式装备武装印度雇佣兵（sepoy），法属东印度公司由此拥有了强大的武力。然而英属东印度公司也如法炮制，加强了军力。七年战争爆发前夕，由于颇有领导才能的杜布雷被解除职务（1754），所以法国缺少总指挥。杜布雷被解职有遭到政敌非难的因素，也与法国不喜欢在印度殖民地冒险行使武力，希望东印度公司能获取稳定利润有关。殖民地前线得知本国政府采取保守路线，其士气自然不高。而与此相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杰出领袖克莱武从一开始就积极推进武装路线。1757年，英国在普拉西大败法国，结果法国整体撤出印度，仅在本地治里和昌德那戈尔保有据点。
在北美，法国已经对英国殖民地形成了包围之势，还得到了印第安人的支持，所以法国占据着优势。因此，在印度取得胜利后，英国政府终于开始关注起美洲殖民地了。皮特首相将北美殖民地视为战略要地加以重视。1757年，魁北克法军基地陷落，与印度一样，法国在北美的势力几乎丧失殆尽。由于在印度和北美均告战败，法国退出了七年战争。
加强对美洲殖民地征税
七年战争后，普鲁士保住了欧洲列强的地位，而殖民帝国英国已经没有对手。
但是，英国政府对美洲殖民地的关注日渐热切。那些为了寻求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而来到美洲的人原本就不喜欢受制于人，而七年战争以后，英国的干涉反而加强了。
七年战争使英国陷入了财政困难。在殖民宗主国政府看来，通过向殖民地征税来解决这个困难是再正常不过的思 路。
对殖民地征税除了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也包含加强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纽带的意图。一般认为，与非英系民族占多数的印度相比，加强大英帝国的团结在英系移民占多数的美洲更容易实现。可是，对于那些原本就是为寻求自由而来到这块新天地的移民而言，问题恰恰就出在对他们管束过多上。
实际上，英国一直在对美洲殖民地征税，只是移民并未在意而已。作为殖民地，美洲受英国派遣的总督或高级官僚管理，他们的薪水却由殖民地来负担。殖民地也组建了议会，但英国议会中并没有殖民地代表的议席。在殖民地人民看来，英国议会没有反映出殖民地的意志，因而不管英国议会通过了什么样的法律，对殖民地都不应具有约束力。所以，英国政府强加给殖民地的法律中，殖民地觉得不合适的就自然会被无视。《唐森德法》
事情的转变发生在七年战争之后。当法国殖民地包围了英国殖民地时，宗主国英国施以援手，欠了这个人情债，财政困难的问题理所应当要由殖民地负担一部分。海外殖民机构开始督促以往被无视的法律的实施，继前面说过的《砂糖法》《印花税法》之后，《唐森德法》终于粉墨登场。
1767年，财政大臣唐森德向议会提出四条法案，获议会通过。其目的是在减轻地租的同时，通过提高关税来增加收入。抛去细节不谈，简单地说就是减轻宗主国地主的负担，而用殖民地的收入来填补。一方面，当时英国国会中地主阶级的议员很多，所以减轻地租的法案当然会受到欢迎；另一方面，减轻地租产生的收入减少的部分要由关税来填补，也就意味着殖民地的负担会加重，这自然会招致殖民地的反对。《唐森德法》的第一条是《休会条例》，针对的是拒绝负担英军宿舍费用的纽约殖民地，强制殖民地议会停止活动，这无疑是对殖民地的惩罚性法案。第二条是《唐森德税法》，对玻璃、纸、茶叶等进口到殖民地的商品收税，并规定这些商品只能从英国进口。第三条《征收关税法》内容为在波士顿设立海关事务司总署，不仅总管关税政务，而且有权以打击走私为由进行搜查。第四条是关于免除东印度公司从英国进口再向美国出口的茶叶在英国方面的进口关税的法 律。
不必说，殖民地对这一系列法案肯定是火冒三丈。马萨诸塞州向各州发文，组织反抗运动，英国打算从本土派遣军队镇压，最终导致了波士顿惨案的发生。英国不得不废除第二条《唐森德税法》，因为他们无法回答“既然是为加强宗主国和殖民地的联系的法案，为何要对同一国内流动的商品征税”这一正当的质问。虽然法令被废除了，但唯独茶叶成了例外，因为虽然英国殖民地购买英国产的商品要交税的确于道理上说不通，但茶叶的产地不是英国而是中国。于是，虽然对玻璃和纸的征税被取消，但对茶叶征税依然保留了下 来。
走私和茶叶税
虽然为了简明起见，标题上用了加征茶叶税这样的表达，但实际上是取消了对其他商品征税，而唯独茶叶税被保留了下来。其结果是茶叶税以《茶税法》（Tea Act）的形式固定下来。那时候，茶不单纯是一种嗜好品，而已经升级为准主食了，人们还有专门吃茶点的时间。
生活必需品必须便宜，所以不能由垄断企业来供应，英属东印度公司的船从伦敦运来的茶叶可以说是专卖品。那时的美国人更加青睐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等地商人走私来的茶叶。上面提到的《茶税法》也有打击走私茶叶，确保东印度公司对市场的垄断的目的。当时茶税为每英镑三便士。
法国和荷兰的茶叶不仅走私到美国殖民地，英国本土也是走私的对象。法国等国本是产咖啡的国度，但也经营茶叶的买卖。
虽然英国是大量消费茶叶的国家，还有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庞大机构，但在七年战争之后英国的茶叶贸易却落在了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四个国家的后面，它们钻了英国因为忙于战事而无暇他顾的空子。1769年至1772年，英国的茶叶进口量为1062万磅，而上述四国的总进口量则超过1990万磅。从这些数字中我们也能明白为什么在“茶”的问题上英国会有危机感了。
波士顿倾茶事件
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倾茶事件爆发。人们袭击了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把船上的茶叶扔到了海里。针对这一事件，英国议会制定了惩罚马萨诸塞州的法案。对此，殖民地成立了“大陆会议”，与宗主国对抗。1775年4月，对抗升级为武装冲突，美国独立战争爆发。1776年，殖民地将总督和宗主国官僚驱逐出去，并批准了由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从这一系列事件的经过中也可以看出，中国的茶叶在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过程中扮演了何等重要的角色。
茶与花旗参
在独立战争中，美国遭到了英国的海上封锁。为了打破英国的封锁，美国发行了“私掠许可证”（Letter of Marque），也就是允许私人在海上掠夺敌船。冒险家们瞅准了这个大发横财的机会，纷纷出海，获财巨万。
私掠许可证为本来是农业国的美国文化抹上了一笔海洋国家的色彩。移民本就富于探险精神，独立后的美国马上踏出了对华贸易的第一步。1784年，“中国皇后号”抵达广州，这是独立后的美国与中国往来的第一艘船。
其实在一年前，一艘从波士顿出发、名为“哈里特号”的55吨小型船曾计划绕过好望角，前往广州。东印度公司想阻止它去中国，向“哈里特号”的船长哈雷特提出，不管船上装载的花旗参在广州能换回多少茶叶，公司都愿出两倍的茶叶与之交换。不用穿过印度洋，还能得到两倍的茶叶，这真是梦寐以求的划算买卖。哈雷特答应了这个提议，在好望角用花旗参交换了茶叶，然后就直接返回了波士顿。虽然他大赚了一笔，却为此失去了成为独立后的美国有史以来造访广州第一人的机会。
花旗参在中国能卖出很好的价钱。东印度公司在美国的新英格兰殖民地上，以威士忌和烟草为报酬，让印第安人四处挖人参。不过，据说最早将美国的花旗参出口到中国的是法国人。根据东印度公司的记录，1750年法国人曾把40担人参运到广州。“中国皇后号”“中国皇后号”上载有473担人参、361担棉花、476担铅矿、26担胡椒、1270匹纱布及2600件毛皮。
该船于1784年2月22日从纽约出海；8月28日抵达广州；12月27日离开广州。
在广州，有2460担红茶、562担绿茶、864匹棉布、962担瓷器、70匹绢织物和21担肉桂被装上船。第二年的5月12日，这艘对华贸易第一船返回纽约。
可以说，这艘船带回来的商品绝大部分是茶叶，其中红茶又多于绿茶。该船以12万美元的成本，获得了37700多美元的净利润。
与英国类似的是，美国在独立后自主开展的对华贸易中，进口商品总是茶叶，但开发出口商品一直令他们感到头 疼。
美国虽有人参，而且这种商品英国没有，但数量有限，价格也不稳定。
1788年，“埃莉诺拉号”把海豹皮运到广州贩卖，取得成功。之前广州进口的是海獭皮，海豹皮属于新商品。由于这些毛皮可以在美国西北部获取，所以最后促成了从美国西北海岸横渡太平洋的贸易航线的开发，不用再经过好望角 了。
起初，在美国当地人之间一个铁制首饰可以交换三张海獭皮，而海獭皮在广州的价格是25美元一张，算得上暴利。这也算是购买茶叶的一种补偿。
说是暴利，但与英国为扭转贸易逆差而进行的鸦片贸易相比，其实还是相当中性的商品。
鸦片大量流入和用于贸易支出的白银的大量流出，使中国大伤脑筋，终于导致了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门户，近代的大幕拉开了。新生的美国以自己的力量建造船队购买茶叶，为了出口毛皮而开发了西北海岸，横渡太平洋前往广州的船只增多了。此外，捕鲸船也开始在太平洋上活动。捕鲸船救起过日本的漂流难民，还顺路去过小笠原。这是在敲日本的国门。很快，日本也不得不开放门户。
不知从何时起，美国从喜欢喝茶的国家变成了喜欢喝咖啡的国家。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茶叶在美国建国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且几经辗转，最后还对日本开国产生了影 响。
人类的步伐永无止境——“史前史”的厚重
“人”与人类似乎每当遇到困难，感到危机之时，人总想要回顾过去，理所当然地想要追索以前是否有过类似的状况。案例集和临床病例卡等用于将来参考的资料都是过去的东西。我认为，追本溯源成为一种流行风尚，也与现代人的危机意识有 关。
所谓回首过去，也要有限度，要是追溯到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那就过头了。发现于爪哇的爪哇猿人（1894年命名）和发现于联邦德国的海德堡人离我们也远得虚无缥缈，这些旧石器时代前期的原始人类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
1910年，在英国皮尔丹河的河床冲积地中，有人发现了一些头盖骨和下颚骨碎片，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原始人化石，年代为百万年前的洪积世初期，比北京猿人和爪哇猿人要早很多。这也就意味着智人的出现年代要比当时已经发现的爪哇猿人要提前数十万年。然而，这其实是个大骗局：头盖骨碎片出自洪积世后期，下颚骨碎片则属于一只黑猩猩。为了伪装成化石，其表面被重新着色，牙齿也被削去一部分，以显得更加逼真。很难相信人类会被这种假冒的东西欺骗了这么久，当时即便有学者提出质疑，也无法给出决定性的证据。随着近代科学的迅速发展，人们有了测定物体所含的氟和氮的方法，才终于在1949年拆穿了这场骗局。
虽说假货的存在能提高真品的价值，但在长达近40年的时间里，皮尔丹人给学术界造成了混乱。科学研究中掺杂了人们对原始时代所抱有的浪漫情结以及功利心理，使得造假有了滋生的土壤。
现代人类诞生之谜
所谓浪漫情结，是因为搞不清楚的地方太多，所以才有浪漫情结。邪马台国也是如此，唯一的文献记载只有《魏志·倭人传》，其中的记载还非常短，剩下的只好依靠各自推理去填补。正是这一点吸引了无数人，浪漫色彩也就越发浓厚了。
尼安德特人于旧石器时代突然灭绝了。这个在旧石器时代留下最多化石、人口最多且最强盛的人种为什么会灭绝呢？此事诸说纷纭，人们也因不明其因而产生了浪漫情结。
有一种说法认为，大约在15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由于掌握了“结缚”的方法，体格发生了改变。他们知道了系东西和绑东西的方法后，包括四肢骨骼在内的身体上受到压迫的部分变得松快了，骨骼结构和身体形态逐渐发生变化，最后转化为了克罗马农人，直至变为现代人类。但是，现代人类与尼安德特人之间有着本质区别，所以尼安德特人被来自亚洲的文明程度更高的现代人灭绝的观点并没有被舍弃。
关于尼安德特人的研究是高级学术问题，外行不可以随意掺入自己的想象。但是，我们确实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约40年间日本人由于生活环境和饮食结构的改变而在体格上发生的变化，统计数据也与我们的感受一致。即便说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智人）之间的物种更替是突然发生的，但也要以百年、千年为单位。我认为骨骼结构和体型变化的说法似乎相当有说服力。
进化的时间
人与其他动物的差别在于人会制造工具。在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扔出去，这样的行为猴子也会，但把石头敲开，做成石器则非人类不能为之。从敲击获得石器进化为将石头研磨成石器，需要数十万年的岁月。区分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要素，就是研磨。有了研磨石器，人类就不仅能狩猎和采集，还能进行农耕，豢养牲畜，生活的地域范围扩大了，生活的稳定程度也提高了。
在人看来，岁月是一种时长时短的东西。
过去，人们曾在非洲的坦桑尼亚发现200万年前人类群居的遗迹。但是，最近报纸上报道，认为不能认定那是群居遗迹，人类开始以群居方式生活还是在大约50万年前。被更加普遍认可的说法是，坦桑尼亚的所谓群居遗迹，并非生活区域，而是堆放石器的场所，这些石器是用来宰杀捕捉到的动物的。因为用电子显微镜观察遗迹的骨骼化石时，发现人的骨骼上有被动物咬过的痕迹，这不像是安全的生活场所会有的现象。那时候的人类祖先是住在树上的，所以群居是很困难的。人类转移到地面上来生活，从而满足群居生活的条件，是以学会用火为前提的。而能确认人类学会用火的就是北京猿人的时代，即50万年前。
诸如此般，讨论的时间段突然跨越了150万年的光阴，也许这就是原始人类研究真正引人入胜之处。使用火的痕迹保存不易，人们偶然在穴居的北京猿人的遗址中发现了使用火的痕迹，但也许人类在那之前已经学会用火。而轻飘飘的一句“在那之前”，可能就要向前飞跃万年以上，这就是这个领域的迷人之处。
巨人
现代人类究竟是从巨人逐渐变小进化而来的，还是由小个子人逐渐长高进化来的呢？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考虑到这一学术领域的性质，这两种观点并存倒也不难理解。按照前者的观点，所谓“巨人”指的是“巨人症”，而随着人类的进化，巨人症患者逐渐减少，最后实现了整体上的小型化。
日俄战争时期，荷兰的孔尼华博士在香港的药店里买到了一种被称作“龙牙”的动物臼齿化石，推断其为类人猿的牙齿。然而，曾提交关于北京猿人的报告书的魏敦瑞教授认为，虽然该齿尺寸很大，但并非类人猿的牙齿，而是人类的牙齿，并将这颗牙齿的主人命名为“ Giganthropus”（“巨人”之意）。
魏敦瑞教授本来就坚持人是从巨人变小而来的观点，所以不管看到多大的牙齿都不会惊讶。根据那颗臼齿推算，巨人身高达到3~4米。魏敦瑞推测，这种巨人生于喜马拉雅地区，随着进化体型逐渐变小，其中一支北上，另一支南下，前者便是北京猿人，而后者则是爪哇猿人。
巨猿
然而，买下“龙牙”的孔尼华博士认为这不是人齿而是猿齿。孔尼华博士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他在华南的化石研究中，发现在相同地层中出土的十颗牙齿中，除了八颗“龙牙”以外还有两颗属于北京猿人的新种“中国猿人药铺种”（Sinanthropus Officinalis）。既然巨型牙齿的主人与北京猿人系人类生活在同一时代，那就不可能是后者的祖先了。“到底是人还是猿？”这又是一个大得摸不着边的话题。
1956年，北京猿人调查组成员之一裴文中博士在广西调查了200个洞窟，找到了50颗龙牙。每一颗牙齿的长度都有人齿的3~6倍，这样就有可能以此为基础复原出口腔中上下牙齿的状态了，最后发现它们并不是人类化石，而更接近猩猩。同年12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古人类研究所公开宣布认定其为猿类。牙齿的主人也按照将其推测为猿类的孔尼华博士的命名方式，定名为“巨猿”。几年后，人们找到了完整的巨猿下颚化石，而不是像之前那样只有拼凑来的牙齿化石，进一步证明了上述官方意见是准确的。
东方石器时代遗迹发掘情况
学会制造工具（石器）以后，人类的祖先终于能算得上是人了。石器成为区分人与动物的标志，石器的诞生也就是人类的诞生，同时也是文明的诞生。换言之，石器时代又可以称作“文明时代”。说来可能有些难以置信，直到本世纪初为止，人们还以为中国和日本没有经历过石器时代，至少是没有经历旧石器时代，连美国的天才东方学者劳费尔（1874—1934）也是这样以为的。
日本最早确认存在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是昭和二十四年（1949）发现的岩宿遗址。在此之前，人们只是推测旧石器时代理应存在。京都大学的浜田耕作博士（1881—1938）也相信旧石器时代是存在的，他对国府遗址的发掘正是为了证明这一点，但他在生前未能完成这一夙愿。岩宿遗址被发掘后，各地接连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目前数量已经达到2000处之多，可以说旧石器时代遗址遍布日本全国。
瑞典的安特生博士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北京猿人的调查工作。1920年，他的被派到河南省西部的助手刘长山将找到的石斧和石刃带回北京。他看到时，惊喜地脱口而出“是石器！”中国有石器时代这个事实，终于在这一年得到了证明。安特生也推测中国可能有石器时代，因而建议刘长山注意寻找石器时代的遗物。
石器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器物，认为中国和日本没有经历石器时代，就等于说中国和日本没有经历过最古老的文明时代。“东渐说”认为，中国和日本的文明是从亚西里亚传过去的，而非本土所固有的。按照此学说观点，中国和日本没有经历石器时代就是当然的了。经历过石器时代的文明从西方传入东方，所以东方自然没有石器——直到不久以前，欧美的一部分学者依然持这种说法。那时西方至上主义思潮之强烈程度，是现在所无法想象的。
如果稍加留意，石器应该是一下子就能找到的。刘长山收到了安特生“可能有石器，记得找一找”的建议后，那次出差就带回来200多件石器。
在中国，存在石器时代确认较晚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传统的中华思想。人们没有将石器视作文明的开端的意识，反而认为那是野蛮未开化的象征。虽然有人挖掘收集了埋在地下的青铜器，却没有人去挖掘收集同样埋在地下的石器，因为人们认为青铜器是文明的器物，而石器则是未开化之物。中国不可能有石器时代那样的野蛮时代，这种错位的自尊感让人们对石器缺乏应有的重视。
彩陶技术的起源
因发现石器而欢呼雀跃的安特生，又前往中国西部地区，在那里发现了彩陶，欣喜的同时却又不免生出疑惑。他是一位地质学家，被中国政府聘为矿政顾问。当时他的考古学知识还比较粗浅，因而他对新石器时代地层中发现描画有精美纹样的彩陶感到不可思议，于是查阅了大量以前的记 录。
安特生在其著作中记载道，他曾经几天不眠不休地思考这个问题。但实际上在考古学界，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彩陶乃是常识，他是从庞贝利（1837—1923）发表的中亚阿瑙遗迹调查报告书中得知这一点的。庞贝利曾于幕府末期被幕府聘用，负责北海道的地质调查。而安特生理所当然地会将西面的阿瑙和中国甘肃的彩陶联系在一起，认为中国的彩陶技术是从西方传入的。
对于缺少资料的古代研究来说，先入为主的观念是难以移除。安特生前往甘肃收集彩陶的十几年后，以斯文·赫定考察团团员的身份来到新疆的贝格曼，已经对西方和中国的彩陶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质疑。直到今天，关于彩陶技术是传入的还是在各地自然产生的，依旧没有定论，成为了悬而未决的问题。
人类文明的突飞猛进
彩陶等土器均为烧制的，是人能够自由控制火以后产生的器物。如前文所述，学会用火是人类在地面上建立生活据点的前提条件。对于人类来说，群居才第一次成为可能。据推测，在那之前的人类只是组成20人至60人规模的群落，四处迁徙流浪，寻找狩猎和采集的机会。不同的群落偶然相遇时，便举行仪式，告知对方自己没有敌意，并且进行交易。这肯定是各种祭典的起源之一。“祭”这个汉字的甲骨文形象是把肉摆放到桌子上，说明会餐是表示友好的方式。主持这种仪式的应该是各自团队的长老，长老由经验丰富的人担任，肯定不是世袭的。
人类有一个特点，就是生长期特别长。人类以外的动物刚生下来就会走路，唯独人类出生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自立，要从家人或所在群体的长者那里大量地学习。这看似是人类的弱点，其实应该说是一个无可匹敌的优势。这样一来，各种经验之中的有用之物就得以切实保存和继承下来，成为文明的积累，其自身不断进步。这种文明的进步速度远远快于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
与人类50万年的历史相较而言，最近数千年是极为短暂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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