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璀璨的嘉祐二年贡举(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曾枣庄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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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璀璨的嘉祐二年贡举试读：

自序

第二，作为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之一，禁止进士称主考官为恩师，自称门生。在宋以前，进士与主考官的关系是座主与门生的关系。顾炎武云：“贡举之士，以有司为座主，而自称门生，自中唐以后遂有〔17〕朋党之祸。”虽然“后唐长兴元年六月，中书门下奏：‘时论以贡举官为恩门及以登第为门生。门生者，门弟子也，颜、闵、游、夏等并受仲尼之训，即是师门。大朝所命春官，不曾教诲举子。是国家贡士，非宗伯门徒。今后及第人，不得呼春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但并未真正实行。《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一载：“太祖建隆三年（962）九月一日，诏曰：‘国家悬科取士，为官择人，既擢第于公朝，宁谢恩于私室？将惩薄俗，宜举明文。今后及第举人，不得辄拜知举官子孙弟姪，如违，御史台弹奏。……兼不得呼春官为恩门、师门，亦不得自称门生。除赐宴外，不得辄有率敛。并依后唐长兴元年六月敕处分。’”唐代一般仅设一人知贡举，宋代除设权知贡举外，还设同知贡举数人，省试用六曹尚书、翰林学士权知贡举，侍郎、给事中同知贡举，卿监、郎官参详，馆职、学官点检，御史监视，这也是为了分散主考官的权力。

第三，实行御试，把进士的录取权收归皇帝。开宝六年（973）二月，以李昉权知贡举，三月，宋太祖以所奏进士武济川、“三传”刘濬材质鄙陋，应对失次，黜去。而武济川为李昉乡人，正好进士徐士廉等击登闻鼓，诉李昉取舍不公。太祖乃令籍终场下第者姓名，并御讲武殿亲自复试新及第进士及下第进士，内出《未明求衣赋》、〔18〕《悬爵待士诗》题，得进士二十六人，诸科五经以下一百一人。自此殿试（又叫廷试、御试、复试）遂为常式。柳开《与郑景宗书》引徐士廉伏阙请太祖廷试云：“方今中外兵百万，提强黜弱，日决自上前，出无敢悖者；惟岁取儒为吏，官下百数，常常赘戾，以其授于人而不自决致也。为国家天下，止文与武二柄取士耳，无为其下鬻恩〔19〕也。”御试就是把进士及第与否的决定权由“授于人”变为“自决”，收归皇帝作决定，把进士从主考官的门生变为天子门生，至少名义上是如此。

第四，扩大录取名额。宋代科举考试，除“不许有大逆人、缌麻〔20〕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悌、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外，其他人皆可应试，并大大扩充了录取名额。唐代及宋初的进士及第者，每年不过一二十人、二三十人。宋代自太宗朝起，动辄数百人，甚至逾千人。这虽使中下层士子有更多进入仕途的机会，但也造成宋代的〔21〕官冗。宋代的疆域小于唐，官员竟“五倍于旧”。但从总体看，宋代的进士考试是宋代人才济济的重要保证：“（宋代）三百余年，元臣硕辅、鸿博之儒、清强之吏，皆自此出，得人为最盛焉。”〔22〕

第五，为防舞弊，进一步完善科举考试制度。

一是严禁请托。过去，知举官将赴贡闱，台阁近臣，可荐所知者。乾德元年（963）九月，诏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23〕者重置其罪。《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云：“有笃废疾者不得贡，贡不应法及校试不以实者，监官、试官停任，受赂则论以枉法”；并“谕馆阁台省官，有请属举人者密以闻，隐匿不告者论罪，仍诏诸王、公主、近臣，毋得以下第亲族宾客求赐科名”。

二是为防考官照顾所识应试者，实行糊名、誊录考校制度。淳化〔24〕三年（992）始令糊名考校，第其优劣以分等级。“大中祥符八年，始置誊录院，令封印官封所试卷付之，集书吏录本，诸司供帐，内侍二人监焉。命京官校对，用两京奉使印讫，复送封印院，始送知〔25〕举官考校。”

三是实行回避制度，凡与考官有关的官员子弟、亲戚、门客应试，必须回避，另派官员考试，称为别试或别头试。《宋史·选举志》二云：“国子监、开封府所贡士与举送官为姻戚，则两司更互考试，始命遣官别试。”

四是考试期间实行锁院，锁院自任命知举官之日起，到殿试发榜为止。《长编》卷三三载，太宗淳化三年春正月，“命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等同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后遂为常制”。第二节　锁院五十日与《礼部唱和诗集》

从嘉祐二年正月六日以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贡举，至三月五日仁〔26〕宗御崇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内出《民监赋》、《鸾刀诗》〔27〕〔28〕、《重申巽命论》。在这将近两个月时间里，实行锁院，考官不得与外界有任何联系。省试诸公为打发时间，例有唱和，欧阳〔29〕修把这些唱和诗编为《礼部唱和诗集》。

唱和之作古已有之，大约汉末就有了。但古代的唱和诗，和意而不和韵。洪迈云：“古人酬和诗，必答其来意，非若今人为次韵所局也。观《文选》所编何劭、张华、卢谌、刘琨、二陆、三谢诸人赠答〔30〕可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载。”和韵诗自唐元（稹）、白（居易）始，张表臣云：“前人作诗未始和韵，自唐白乐天为杭州刺史，元微之为浙东观察，往来置邮筒倡和，始依韵，而多至千言，少或百〔31〕数十言，篇章甚富。”和韵诗有三种形式，刘攽云：“有次韵，〔32〕先后无易；有依韵，同在一韵；有用韵，用彼韵而不必次。”宋代唱和成风，仅编成集的就有《二李唱和集》、《广平公唱和集》、《商於唱和集》、《山游唱和诗集》、《岐梁唱和集》、《坡门酬唱集》、《张子厚睦州唱和集》、《筠阳唱和集》、《汝阴唱和集》、《同文馆唱和诗》、《会稽唱和诗》、《永嘉唱和诗》、《睦州唱和诗集》、《许昌唱和集》、《轩唱和诗集》、《南岳倡酬集》、《西湖唱和诗》等，欧阳修编的《礼部唱和诗集》只不过是众多唱和集中的一种而已。其序（卷四三）云：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从五人者于尚书礼部考天下所贡士，凡六千五百人。盖绝不通人者五十日，乃于其间时相与作为古律长短歌诗杂言，庶几所谓群居燕处言谈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滞而忘其倦怠也。故其为言易而近，择而不精。然绸缪反复，若断若续，而时发于奇怪，杂以诙嘲笑谑，及其至也，往往亦造于精微。夫君子之博取于人者，虽滑稽鄙俚犹或不遗，而况于诗乎？古者《诗》三百篇，其言无所不有，惟其肆而不放，乐而不流，以卒归乎正，此所以为贵也。于是次而录之，得一百七十三篇，以传于六家。呜呼，吾六人者，志气可谓盛矣！然壮者有时而衰，衰者有时而老，其出处离合，参差不齐。则是诗也，足以追惟平昔，握手以为笑乐。至于慨然掩卷而流涕嘘嚱者，亦将有之。虽然，岂徒如此而止也，览者其必有取焉。

欧阳修《归田录》卷二也曾详记此事，足证孙悰“自爱自惜”之说：“嘉祐二年，余与端明韩子华（绛）、翰长王禹玉（珪）、侍读范景仁（镇）、龙图梅公仪（挚）同知礼部贡举，辟梅圣俞为小试官。凡锁院五十日，六人者相与唱和，为古律歌诗一百七十余篇，集为三卷。”记与王珪唱和云：“禹玉，余为校理时，武成王庙所解进士也，至此新人翰林，与余同院，又同知贡举，故禹玉赠余云：‘十五年前出门下，最荣今日预东堂。’余答云‘昔时叼入武成宫，曾看挥毫气吐虹。梦寐闲思十年事，笑谈今此一樽同。喜君新赐黄金带，顾我宜为白发翁’也。”记与范镇唱和云：“天圣中，余举进士，国学、南省皆忝第一人荐名，其后景仁相继亦然，故景仁赠余云‘淡墨题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继前尘’也。”记与梅尧臣唱和云：“圣俞自〔33〕天圣中与余为诗友，余尝赠以《蟠桃诗》，有韩、孟之戏，故至此梅赠余云：‘犹喜共量天下士，亦胜东野亦胜韩。’”最后又云：“而子华（韩绛）笔力豪赡，公仪（梅挚）文思温雅而敏捷，皆劲敌也。前此为南省试官者，多窘束条制，不少放怀。余六人者，欢然相得，群居终日，长篇险韵，众制交作，笔吏疲于写录，僮隶奔走往来，间以滑稽嘲谑，形于讽刺，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绝倒。自谓一时盛事，前此未之有也。”

他们敢于摆脱“窘束条制”，敢于放怀唱酬，招致落第士子的不满和围攻，招致以后“礼闱不复敢作诗”。蔡絛《西清诗话》卷中云：“嘉祐初，欧阳公修、王禹玉珪、梅公仪挚、韩子华绛、范景仁镇，五人名在当世，同掌春闱，有《礼部唱和》传落华夏。时梅圣俞为其属，有阅进士就试云：‘万蚁战酣春昼永，五星明处夜堂深。’举子戏曰：‘主文自目为星，我辈为蚁，此试官谦德也。’”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云：“至和、嘉祐间，场屋举子为文尚奇涩，读或不能成句。欧阳文忠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贡举，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未引试前，唱酬诗极多。文忠‘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最为警策。圣俞有‘万蚁战时春昼永，五星明处夜堂深’，亦为诸公所称。及放榜，平时有声如刘辉（或作晖）辈，皆不预选，士论颇汹汹。未几，诗传，遂哄哄然，以为主司耽于唱酬，不暇详考校，且言以五星自比，而待吾曹为蚕、蚁，因造为丑语。自是礼闱不复敢作诗，终元丰末几三十年。元祐初虽稍稍为之，要不如前日之盛。然是榜得苏子瞻为第二人，子由与曾子固皆在选中，亦不可谓不得人矣。”

所谓梅圣俞“阅进士就试”指他的《较艺和王禹玉内翰》：“分庭答拜士倾心，却下朱帘绝语音。白蚁战来春日暖，五星明处夜堂深。力搥顽石方逢玉，尽拨寒沙始见金。淡墨牓名何日出，清明池苑可能寻？”所谓“元祐初虽稍稍为之”，指哲宗元祐三年（1088）正月二十一日，以翰林学士苏轼权知贡举，吏部侍郎孙觉、中书舍人孔文仲同知贡举（《长编》卷四○八），黄庭坚等检点试卷，张耒为参详官。《瀛奎律髓》卷二收了梅诗，并论及这两次贡举：“承平时省试诸公例有倡和，于考校两不相妨。是年欧阳公知举，王岐公以翰学与圣俞俱在院，得二苏与南丰（曾巩）之年也。元祐三年，东坡为知举，黄山谷、李伯时俱为属，唱和尤盛。张宛邱集后有同文馆倡和数卷，晁无咎、曹子方、蔡天启、邓忠臣皆与，佳句无算，亦考试时作。南渡以后此风颓落。”所谓“张宛邱集后有同文馆倡和数卷”是指张耒《柯山集》卷二十八至卷三○的《同文唱和诗》。同文馆是接待高丽使者之馆，元祐三年以其地为试院，苏轼权知贡举，相与酬答者有邓忠臣、张耒、晁补之、蔡肇、余乾、耿南仲、商倚、曹辅、柳子文、李公麟、孔武仲等凡十一人。《长编》卷四○八载：“元祐三年春正月……乙丑，命翰林学士苏轼权知礼部贡举，吏部侍郎孙觉、中书舍人孔文仲同知贡举。”第三节　从嘉祐二年贡举看宋代文学的地域性、家族性

嘉祐二年贡举集中反映了宋代文学的地域性、家族性。权知贡举和同知贡举共五人，只有韩绛一人为北方（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其他四人皆为南方人，欧阳修籍贯江西而生于四川，王珪、范镇皆为成都华阳（今四川成都）人，梅挚为成都新繁（今四川新都）人。《长编》卷一八五注引李复圭《记闻》云：“是春以进士群辱欧阳修之故，殿试并赐及第，不落一人。”礼部奏名之人即御试发榜之人，但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对“殿试并赐及第”的原因作了另一种解释：“旧制，殿试皆有黜落，临时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经省试取中，屡摈弃于殿试者。故张元以积忿降元昊，大为中国之患，朝廷始囚其家属，未几复纵之，于是群臣建议，归咎于殿试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贼子，为天下后世士子无穷之利也。”二说似当以《长编》所说为是。〔34〕

魏了翁撰有《跋嘉祐二年进士小录》，可惜此书已佚。嘉祐二年贡举各科共录取八百九十九人，特别是进士科的三百八十八人，多为北宋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但多数人的事迹已湮灭无闻，甚至连姓名都已失传，幸好中国方志往往是对正史的重要补充，有些方志以“章衡榜”领起，记载了此科的进士及第者，可惜不是每种方志都有这类记载，各省《通志》列有嘉祐二年章衡榜进士的也很不全。陆元规，嘉祐二年章衡榜进士，见范成大《吴郡志》卷二八；于锐（籍贯开封），嘉祐二年章衡榜进士，见宋罗濬《宝庆四明志》卷一○，元袁桷《延祐四明志》卷六所载同，陆、于二人皆不见于《浙江通志》。

各省通志所列项目也不尽相同，一般只列进士，但《福建通志》还列有诸科、特奏名。从记有章衡榜进士的方志可看出宋代文化与宋代文学具有明显的地域不平衡性。北方各省仅《陕西通志》卷三○载嘉祐二年章衡榜进士两人：吕大钧（蓝田人，中乙科）、张载（郿人）。《山西通志》卷六五载嘉祐二年进士，仅长治盖抃一人。南方各省则多得多，《江西通志》卷四九嘉祐二年章衡榜所载多达三十三人：

王华（南昌人）、黄孝宽（分宁人）、黄湜（分宁人，茂宗弟）、黄灏（分宁人，茂宗弟）、熊皋（鄱阳人）、程中立（乐平人）、马修辅（乐平人，通山尉）、汪浃（德兴人，吏部郎中）、黄翊（安仁人）、程筠（浮梁人，户部郎中）、陈晞（安仁人）、许昌龄（建昌人）、洪规（建昌人）、皇镇（都昌人）、李宗复（建昌人）、周牧（德化人）、王韶（德安人，观文殿学士，谥襄敏）、吴乾（南城人）、曾巩（南丰人，易占子，直龙图阁，谥文定）、蔡承禧（临川人，元道子）、王正辞（临川人，《安志》讹王为曾，《林志》、《郡志》皆作王，今改正）、曾布（南丰人，易占子）、曾牟（易占子，南城人）、王无咎（南城人）、潘洙（临川人）、蔡元道（临川人，推官）、曾阜（南丰人，巩从弟）、邓考甫（临川人，提点开封府）、章格（庐陵人，《章林志》作张）、郭元通（泰和人）、胡辟（吉水人）、萧汝器（吉水人）、张君卿（永新人）、萧世京（龙泉人，吏部员外，赐金紫）、李鹗（清江人）、傅燮（清江人，少府少监）、李中（清江人）、李浑（兴国人，秘书省校书郎）。《浙江通志》卷一二三所载嘉祐二年章衡榜多达三十九人：

杨完（钱塘人）、钱大顺（钱塘人）、叶温叟（盐官人）、陈已（临安人）、陆覃（临安人）、黄显（于潜人）、许广渊（新城人，复州刺史）、胡訚（嘉兴人）、吕全（嘉兴人）、莫君陈（归安人）、施硕（归安人）、张修（归安人）、卢隐（鄞人）、项晞（鄞人）、葛良嗣（鄞人）、周师厚（鄞人，转运判官）、刘仲渊（鄞人）、于诜（鄞人）、陈谏（象山人）、陈辅（象山人，安吉令）、陈（象山人）、王渊（山阴人）、褚理（山阴人）、傅传正（山阴人）、唐彀（山阴人）、余京（会稽人）、章蒙（诸暨人，县令）、石深之（新昌人）、石景渊（新昌人）、徐无欲（永康人，郡博士）、张巽（武义人，道州参军）、戴洙（武义人，道州参军）、徐庠（西安人）、郑晋（西安人）、郑旭（西安人）、赵扬（西安人）、景松（常山人）、祝宝（江山人）、方仲谋（淳安人，殿中丞）。《福建通志》卷三四所载嘉祐二年章衡榜进士多达二十四人，诸科十七人，特奏名三十人，凡七十一人：

进士：闽县张宗闵（建阳令）、李皇臣（知婺州）、侯官县陆长倩（广子，朝请大夫）、陆衍（通判郓州）、曾默（以太子中允为福州运判）、王回（平子，传见人物）、王向（回弟，峡石主簿）、陆宪元（广子，知祥符县）、长乐县林密（慎思曾孙，知潮州）、林棐（高侄，新昌令）、林开（高侄，秘书省校书郎）、古田县陈格（秘书丞）、苏随（子，博罗知县、蔡洵（衮子）、辜肃、陈龙辅（汝奭子）、杨汲（尧昌子）、张纪（汴子）、陈思、陈辟、南安县柯世程（庆文子）、惠安县谢履、陈沼（国录）、崔宋臣（丽则子，金部员外郎）。

诸科：张应、许齐、黄彦、陈弈（县贯俱无考）、莆田县林辅德、陈若宾、林伸（伟弟，传见人物）、顾寀、陈侗（动之子）、林冕、林子春、宋并、方洞（诸王宫教授）、俞则之、黄维翰（华亭簿）、王世卿（俱莆田人）、郑少连（仙游人，有传）。

特奏名：陈锡（晋江人）、李中孚（龙溪人）、剑浦县陈皋谟、吴潜、建安县刘泾、范贶、黄任、魏洙（信州推官）、黄先、陈戬、李弼、瓯宁县彭次云、陈沂、黄翊、杨长聘、陈让贤、邱高、徐昉、黄洙、建阳县陈郛（历官司农丞，未尝私谒政府，迁大府，乞外，元符中以元祐党废。后复朝奉大夫卒）。崇安县翁仲通（传见人物）、浦城县章衡（第一人，集贤院学士）、黄好谦（孝先子，传见人物）、詹枢（汀州户曹）、彭歆（将仕郎，俱崇安人）、杨昭述（浦城人，为池州尉，邑人呼为杨夫子）、邵武县黄通（传见《文苑》）、上官垲（凝子，转运判）、孙迪、光泽县上官基（传见延平《名宦》）。

福建仅福州一地就多达十六人，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二六〔35〕载，嘉祐二年章衡榜，进士及第者十四人，诸科四人，凡十八人：

进士：林开（高之孙，字道甫，终秘书省校书郎）

陆长倩（广之子，字才仲，终朝散大夫）

曾默（字识之，侯官人，以太子中允为本路运使、建阳令）

张宗闵（字遵道，闽县人，终从政郎）

林密（慎思曾孙，字伯通，终知潮州）

陆衍（广之从弟，字道源，终朝请郎，通判郓州）

林旦（概之子，字次中，历监察御史，终朝议郎，直秘阁、河东运使）

李皇臣（字道夫，闽县人，终朝议大夫，知婺州）

林希（概之子，字子中，别头省试第一人，历同知枢密院事，终资政殿学士、金紫光禄大夫，谥文节）

王向（平之子，字子直，终峡石主簿）

林棐（高之侄，字信甫，终新昌令）

陈格（字元规，古田人，终秘书丞）

王回（平之子，向之兄，字深甫，终忠武军节度推官，知南顿县）

陆宪元（廙之子，字道祖，终知祥符县）

诸科：张应、许齐（并同五经）

黄彦、陈奕（并同学究）

各地方志所载未必没有脱漏，《淳熙三山志》所载的林旦、林希，《福建通志》就失载。但不会相差太远，仅从《陕西通志》与《江西通志》、《浙江通志》、《福建通志》相比较，就不难看出南方及第者远较北方为多。《四川通志》卷三三未列章衡榜，也未列嘉祐二年进士，而是统列嘉祐进士：“苏轼、盛义史、程进、程之才、杨谘、石良方、王洵、史元、史家、家定、苏惟演、杜溥、苏辙、荣开、宋岳、任贯、杨齐、杨亮、杜敏求、王颛、杨耸、冯敢：上俱嘉祐进士。”其中家定，或为家定国之误。《四川通志》虽未标明嘉祐二年进士及第者，但从苏轼《谢范舍人（镇）书》（卷四九）不难看出，此科蜀人及第者一定很多：

文章之风，惟汉为盛。而贵显暴著者，蜀人为多。盖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继其后。峨冠曳佩，大车驷马，徜徉乎乡闾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弦歌之声，与邹、鲁比。然而二子者，不闻其能有所荐达。岂其身之富贵而遂忘其徒耶？尝闻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伤不暇，故数十年间，学校衰息。天圣中，伯父（苏涣）解褐西归，乡人叹嗟，观者塞途。其后执事与诸公相继登于朝，以文章功业闻于天下。于是释耒耜而执笔砚者，十室而九。比之西刘，又以远过。且蜀之郡数十，轼不敢远引其他，盖通义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县，去岁举于礼部者，凡四五十人，而执事与梅公（挚）亲执权衡而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则其他可知矣。

仅仅眉山一县，举于礼部者就多达四五十人，而及第者就有十三人，确实，“则其他可知矣”。

南方各省也很不平衡，如《广东通志》卷三一所载嘉祐二年丁酉章衡榜就只有五人：姚宗卿（南海人）、徐元更（番禺人）、余仲荀（曲江人）、李中复（博罗人，通直郎）、邝靖（潮州人）。《广西通志》卷七○所列嘉祐二年丁酉章衡榜只有四人：黄君奭（平乐人）、黄君卿（平乐人）、李时亮（博白人，封开国伯，详《人物》）、秦怀忠（博白人，知容州，详《人物》）。

这次贡举还集中表现出宋代文化与宋代文学的家族性，无论组织考试者还是应试及第者，不少都是文学世家。如权知贡举欧阳修及其子欧阳发、欧阳棐，权同知贡举王珪及其子王仲修。特别是权同知贡举韩绛，其父韩亿官至尚书左丞；兄弟八人，长兄韩纲官太常博士、集贤校理；次兄韩综，官知制诰；五弟韩维，官至门下侍郎；六弟韩缜，官至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别试官祖无择，少从孙复学经术，后又从穆修学为古文，故其为文“峭厉劲折，当风气初变之时，足与尹洙相上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其弟祖无颇官至提点利州、福建二路刑狱，亦能文，所撰《跋韩熙载夜宴图》具体生动，读其文如观其画。

嘉祐二年贡举，不少是兄弟同科进士及第。最著名的是苏轼、苏辙兄弟，曾巩、曾布、曾牟兄弟及从弟曾阜；其他如黄湜、黄灏兄弟，王回、王向兄弟，林希、林旦兄弟亦同科及第。也有父子同科及第者，如《江西通志》卷八○谓“蔡元道与子承禧同登嘉祐二年进士”。

宋代文化和宋代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自宋朝建立起已很明显。〔36〕宋初文士主要来自南唐。南唐则为“文物最盛处”，有李煜、徐铉、徐锴、高越、潘佑、江文蔚、史虚白、左郾、汤悦、张洎、张泌、郑文宝、陈彭年、乐史、龙衮、周惟简、舒雅、邱旭、吴淑、刁衎、樊若水等，还有画家徐熙、顾闳中、顾德谦、董源、王齐翰、钟〔37〕隐等。科举取士“所得率江南之秀”。最发达的地区是闽、蜀：〔38〕“闽、蜀同风，……今读书应举，为浮屠者，并多于他处”，福建“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登科第者尤多”；四川“声教所暨，〔39〕文学之士，彬彬辈出”。江东、江西、浙东、浙西文化的发达也不亚于闽、蜀，苏轼《南安军学记》（卷一一）谓其“儒术之富，与闽、蜀等”，《至元嘉禾志》卷二五谓浙西嘉兴“诗书礼乐，相辉相扶，里之秀民，家之良子弟，无不风厉向学”。

对南方“登科第者尤多”，北方人是不满的，江休复《嘉祐杂志》云：“莱公（寇准）性自矜，恶南人轻巧。萧贯当作状元，莱公进曰：‘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遂用蔡齐。出院顾同列曰：‘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蔡齐为大中祥符八年状元。英宗治平元年，司马光上〔40〕《贡院乞逐路取人状》论科举取人的不平衡性云：“国家间岁一开科场，诏下州郡，使之乡举里选，遣诣京师，覆试于礼部，虽幽远之士，咸与其进。然而天下发解进士到省，常不下二千余人，南省取者，才及二百。而开封、国学、锁厅预奏名者，殆将太半；其诸路州军所得者，仅百余人尔。惟陕西、河东、河北、荆湖北、广南东西等路州军举人，近年中第者或一二。”然后详尽比较了嘉祐各年各地应试者与及第者的人数和所占比例，有的是“五人中取一人”，有的是“三十四人中取一人”，而“河东路得解及免解进士共四十四人，全无人及第”。并云：“以此比较在京及诸路举人得失多少之数，显然大段不均。……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赋、诗、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赋、诗、论、策。……国家设官分职以待贤能，大者道德器识，以弼谐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县；其次方略勇果，以扞御外侮；小者刑狱钱谷，以供给役使。岂可专取文艺之人，欲以备百官、济万事邪？然则四方之人虽于文艺或有所短，而其余所长有益于公家之用者，盖亦多矣。安可尽加弃斥，使终身不仕邪？”欧阳修《论逐路取人札子》（卷一一三）反驳司马光，谓有六不可，其前二条云：“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所以科场取士，东南多取进士，西北多取经学者，各因其材性所长，而各随其多少取之。今以进士、经学合而较之，则其数均，若必论进士，则多少不等。此臣所谓偏见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今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盖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东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减东南而增西北，则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这类南北取士多少之争，以后仍在继续。第四节　打击太学体与宋代文风的改变

在嘉祐二年贡举中，欧阳修罢黜务为险怪奇涩的“太学体”，推〔41〕崇“以西汉文词为宗师”，造语平淡、议论中理的苏轼兄弟，改变了整个文坛的风气，基本上结束了宋初文坛的长期存在的文道之争、骈散之争、难易之争，形成了以平易流畅为特征的宋代文学风格，奠定了整个宋代乃至元明清各代古文发展的基础。这是欧阳修权知嘉祐二年贡举的最大贡献。

北宋的古文家都以反对时文，提倡韩、柳古文相号召。但是，在不同时期，古文家们所反对的时文，其对象是不同的。从宋王朝建立到10世纪末，以柳开、王禹偁为代表的古文家，主要是反对“五代文弊”；11世纪初的三四十年，穆修、石介、尹洙、苏舜钦等人，则主要反对以杨亿为代表的西昆体；但在11世纪中叶，特别是在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时，他所打击的“太学体”已是反对古文运动中求深务奇的不良文风；欧阳修去世后，在11世纪的后三十年，苏轼继续反对时文，但他所反对的时文是指王安石“欲以其学同天下”〔42〕的主张，这更是古文运动内部的分歧。

太学体是石介在太学任教时所逐渐形成的文体，这是古文革新内部的不良文风。石介（1005—1045）字守道，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东南）人。尝讲学徂徕山下，世称徂徕先生。天圣八年进士，为郓州观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嘉州军事判官。庆历二年召为国子监直讲，以师道自任，四方诸生来学者数千人。拜太子中允，直集贤院。五年，除濮州通判，未赴任，卒于家，年四十一。石介为人，乐善疾恶，遇事敢为。他是反西昆体的急先锋，尝著《怪说》及《中国论》，力排佛老与杨亿：“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巧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他抨击杨亿的文字很多，有未指名者，如《上赵先生书》、《上蔡副枢书》、《与裴员外书》等；而更多的则是指名道姓地攻击杨亿，如《与君贶学士书》、《祥符诏书记》、《石曼卿诗集序》。石介对杨亿的批评显然太过激了，欧阳修《与石推官第一书》（卷六六）谓其“自许太高，诋时太过，其论若未深究其源者”；清人王士禛云：“石守道作《怪说》三篇刺之，张皇其词，亦过矣。介最推柳仲涂，〔43〕至拟之周、孔，尤妄。”矫枉易失于过正，但不过正也难于矫枉，石介对杨亿的猛烈攻击，实际结束了西昆体的统治地位。朱熹云：“有杨亿、刘筠者，……守道尤嫉之，以为孔门之大害，作《怪说》三篇以排佛、老及杨亿。于是新进后学，不敢为杨、刘体，亦不敢谈佛、〔44〕老。后欧、苏主杨大年。”石介卒于庆历五年，可见至迟在庆历年间，学子已“不敢为杨、刘体”。

张方平在欧阳修之前，于庆历六年二月所上《贡院请诫励天下举人文章奏》中，就猛烈批评以石介为代表的太学体：

自景祐元年有以变体而擢高第者，后进传效，因是以习。尔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至太学之建，直讲石介课诸生，试所业，因其好尚，而遂成风。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赡，逾越规矩，或误后学。朝廷恶其然也，故下诏书丁宁诫励，而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今贡院考试诸进士，太学新体，间复有之。其赋至八百字已上，而每句有十六、十八字者；论有一千二百字以上；策有置所问而妄肆胸臆，条陈他事者。以为不合格，则辞理粗通；如是而取之，则上违诏书之意，轻乱旧章，重亏雅俗，驱扇浮薄，忽上所令，岂国家取贤敛材以备治具之意耶？其举人程试，有擅习新体而尤诞漫不合程试者，已准格考落外，窃虑远人未尽详之，伏乞朝廷申明〔45〕前诏，更于贡院前榜示，使天下之士知循常道。“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赡”，这就是太学体的特点。自庆历六年至嘉祐二年（1046—1057）已逾十年，但“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直至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才给太学体以致命打击。为了纠正古文革新中的上述不良倾向，他在嘉祐二年知贡举时采取了两条有力措施。一方面把“生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46〕所藻饰”的苏轼兄弟置之高等，另一方面就是对凡为险怪奇涩之文者皆予废黜，飞声场屋的刘几亦落选。苏轼在进士及第后作的《谢欧阳内翰启》（卷四九）中说：

轼以天下之事，难于改为。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质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彩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摹写，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或禁。

苏轼这段话很重要。所谓“风俗靡靡，日以涂地”，“浮巧轻媚丛错彩绣之文”，即指西昆体。所谓“圣人慨然太息”，“明诏天下”，即欧阳修在《与荆南乐秀才书》（卷四七）中所说的“天圣中天子下诏书敕学者去浮华”。仁宗下诏之后，就好的方面讲，诚如欧阳修所说，昆体之风“渐息”；就不好的一面看，又如苏轼所言：“余风未殄，新弊复作”，“余风”指西昆体的“靡靡”之风：“新弊”就是“求深”、“务奇”、“怪僻”，“转相摹写”的所谓“古文”。欧阳修这次所打击的正是“号称古文”的“新弊”。苏轼《监试呈诸试官》回忆嘉祐初的文风说：“缅怀嘉祐初，文格变已甚。千金碎全璧，百衲收寸锦。调和椒桂酽，咀嚼沙砾碜。广眉成半额，学步归踔踸。”又称美欧阳修改变文风之功说：“维时老宗伯，气压群儿凛。蛟龙不世出，鱼鲔初惊淰（鱼骇貌）。至音久乃信，知味犹食椹（桑果）。〔47〕至令天下士，微管几左袵。”管指管仲，《论语·宪问》：“微（没有）管仲，吾其被发左袵（少数民族服饰）矣。”这是以管仲喻欧阳修。〔48〕

苏辙在《祭欧阳少师文》中回忆说：“嗟维此时，文律颓毁。奇邪谲怪，不可告止。剽剥珠贝，缀饰耳鼻。调和椒葁，毒病唇齿。咀嚼荆棘，弁斥羹胾。号兹古文，不自愧耻。公为宗伯，思复正始。狂词怪论，见者投弃。”苏辙所描绘的当年“文律颓毁”的情况，与苏轼所说完全相同。他所说的“奇邪谲怪”，“狂词怪论”，正是苏轼说的“求深”、“务奇”、“怪僻”；他所说的“剽剥珠贝，缀饰耳鼻”，正是苏轼所说的“转相摹写”。当事者苏轼兄弟都说，当时的太学生把这种以怪僻和剽剥为特征的文章“号兹古文”。正因为它玷辱了古文的称号，古文革新的领袖欧阳修才深恶痛绝，“见者投弃”。

韩琦《太子太师欧阳公墓志铭》云：“嘉祐初权知贡举。时举者务为险怪之语，号太学体。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淡造理者即预奏名。〔49〕初虽怨讟纷纭，而文格终以复故者，公之力也。”史书所载与韩琦、苏轼兄弟所说完全一致，《长编》卷一八五云：“嘉祐二年春正月癸未，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贡举。先是，进士益相习为奇僻，钩章棘句，寖失浑淳。修深疾之，遂痛加裁抑，仍严禁挟书者。及试榜出，时所推誉皆不在选。嚣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诋斥之，至街司逻吏不能止，或为《祭欧阳修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于法。然文体自是亦少变。”《宋史·欧阳修传》：“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文格终以复故”，“场屋之习从是遂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刘晖文风的改变。刘晖（1030—1065，《江西通志》卷八五作“”）原名几，字之道，信州铅山（今江西铅山西南）人。入太学，屡试为第一人，文风险怪，学者争效之。嘉祐二年应试，为欧阳修所黜。四年，改名刘晖再试，文格迥变，欧阳修称赏之，仁宗擢为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河中府节度判官，移建康，便于养亲。改著作佐郎。祖母卒，力请解官，扶柩归葬。在家设义学，以处四方之从学者。治平二年卒，年三十六。其初文风奇涩，以雕琢相尚，后趋于平易。著有《东归集》〔50〕十卷，已佚。杨杰《故刘之道状元墓志铭》云：“先是，皇祐、至和间，场屋文章以搜奇抉怪，雕镂相尚，庐陵欧阳公深所疾之。及嘉祐二年知贡举，则力革其弊，时之道亦尝被黜。至是欧阳公预殿廷考校官，得程文一篇，更相激赏，以奏天子。天子称善，乃启其封，即之道之所为也。由是场屋传诵，辞格一变。议者既推欧阳公有力于〔51〕斯文，而又服之道能精敏于变也。”沈括讲得更具体更生动：“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怪险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功也。有一举人论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公曰：‘此必刘几也。’戏续之曰：‘秀才剌，试官刷。’乃以大朱笔横抹之，自首至尾，谓之红勒帛，判‘大纰缪’字榜之。既而果几也。复数年，公为御试考官，而几在庭。公曰：‘除恶务力，今必痛斥轻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论曰：‘主上收精藏明于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刘几矣。’既黜，乃吴人萧稷也。是时试《尧舜性之赋》，有曰：‘故得静而延年，独高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四罪之诛。’公大称赏，擢为第一人。及唱名，乃刘晖，人有识〔52〕之者曰：‘此刘几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刘几、刘晖同一人，两次参加进士考试，文风迥然不同，颇能说明欧阳修知嘉祐二年贡举，严厉打击太学体，对推动北宋古文革新的作用。确实如苏轼所说，“曾未数年”，那些以生涩怪僻闻名一时的人或烟消云散，或“仿其程文而速化矣”。

注释

〔1〕《苏轼文集》卷四六，中华书局，1986年。

〔2〕脱脱等《宋史》卷一五五至一六○《选举志》，中华书局，1977年。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八，中华书局，1979年。下简称《长编》。

〔4〕《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一五。

〔5〕《景迂生集》卷一，四库全书本。

〔6〕《欧阳文忠公集》卷七四《进拟御试应天以实不以文赋》，四部丛刊初编本。

〔7〕《六一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8〕《公是集》卷首，四库全书本。

〔9〕《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八，四部丛刊初编本。

〔10〕《雪坡舍人集》卷三八，四库全书本。

〔11〕《山堂肆考》卷一二九，四库全书本。

〔12〕《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七《律赋》，四库全书本。

〔13〕《宋景文公笔记》卷上引，湖北先正遗书本。

〔14〕欧阳修《归田录》卷下，四库全书本。

〔15〕《邵氏闻见录》卷七，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

〔16〕《青箱杂记》卷一○，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

〔17〕《日知录集释》卷一七《座主门生》，岳麓书社，1994年。

〔18〕《长编》卷一四、《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一。

〔19〕《河东先生集》卷八，四部丛刊初编本。

〔20〕《宋史》卷一五六《选举》二。

〔21〕宋祁《景文集》卷二六《上三冗三费疏》，四库全书本。

〔22〕《宋史》卷一五五《选举》二。

〔23〕《长编》卷五。

〔24〕《长编》卷三四。

〔25〕《长编》卷八四。

〔26〕语出《尚书·酒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监通鉴，镜子，借鉴。

〔27〕语出《诗经·信南山》：“执其鸾刀，以启其毛。”

〔28〕语出《周易·彖》：“重巽以申命。”巽为命令，重命令者欲丁宁也。

〔29〕《宋史》卷二○九《艺文志》八载有欧阳修《礼部唱和诗集》三卷。

〔30〕《容斋随笔》卷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31〕《珊瑚钩诗话》卷一，历代诗话本。

〔32〕《中山诗话》，四库全书本。

〔33〕指欧阳修《读圣俞蟠桃诗寄子美》（卷二）：“韩、孟于文词，两雄力相当。篇章缀谈笑，雷电击幽荒。众鸟谁敢和，鸣凤呼其凰。孟穷苦累累，韩富浩穰穰。穷者啄其精，富者烂文章。”

〔34〕《攻媿先生文集》卷七一，四部丛刊初编本。

〔35〕四库全书本，三山，福建福州的别称。

〔36〕无名氏《钓矶立谈》。

〔37〕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三，四库全书本。

〔38〕王得臣《麈史》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39〕《宋史·地理志》。

〔40〕《司马公文集》卷三○，四部丛刊初编本。

〔41〕苏轼《眉州远景楼记》（卷一一）。

〔42〕苏轼《答张文潜县丞书》（卷四九）。

〔43〕《居易录》卷一一，四库全书本。

〔44〕《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卷一○，四库全书本。

〔45〕《乐全先生文集》卷二○，四库全书本。

〔46〕苏轼《谢梅龙图书》（卷四九）。

〔47〕《苏轼诗集》卷五，中华书局，1982年。

〔48〕《栾城集》卷二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49〕《安阳集》卷五○，四库全书本。

〔50〕《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51〕《无为集》卷一三，宜秋馆宋人集本。

〔52〕《梦溪笔谈》卷九，中华书局，1957年。  第二章权知贡举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一一载：“嘉祐二年正月六日，以翰林学士欧阳修知贡举，翰林学士王珪、龙图阁直学士梅挚、知制诰韩绛、集贤殿修撰范镇并权同知贡举。”第一节　“平生自持心无愧”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自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但他出生在四川，景德四年（1007），其父欧阳观任绵州（今四川绵阳）军事推官，他就在这年六月二十一日出生在绵州。江西、四川在宋代均出了很多文化名人，而欧阳修是应该由两地分享其荣耀的。

欧阳修一生经历了北宋两次革新，他是庆历新政的核心人物之一，是王安石变法的目睹者。他一生经历了由学西昆体到反西昆体、反太学体的过程，是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

在天圣八年（1030）二十四岁进士及第以前，欧阳修的生活是比较贫寒的。他“四岁而孤”，大中祥符四年（1010），父亲卒于泰州（今属江苏）任上。年仅二十九岁的母亲郑氏，只好带着他投靠担任随州（今属湖北）推官的叔父欧阳晔，遂定居随州。家贫无钱买纸，母亲就以荻画地，教欧阳修读书练字。无钱买书，欧阳修就借书抄诵。当地大姓李氏子好学，修常游其家，在他家觅得韩愈文六卷，读而爱之。他在《记旧本韩文后》（卷七三）中说：

予少家汉东，汉东僻陋无学者，吾家又贫无藏书。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尧辅颇好学。予为儿童时，多游其家，见有弊筐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李氏以归。读之，见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犹少，未能悉究其义，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曰：“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因怪时人之不道，而顾己亦未暇学，徒时时独念于予心，以谓方从进士干禄以养亲，苟得禄矣，当尽力于斯文，以偿其素志。后七年，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余年矣，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呜呼！道固有行于远而止于近，有忽于往而贵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恶之使然，亦其理有当然者。而孔、孟惶惶于一时，而师法于千万世。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恶之所上下，盖其久而愈明，不可磨灭，虽蔽于暂而终耀于无穷者，其道当然也。予之始得于韩也，当其沉没弃废之时，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时好而取势利，于是就而学之，则予之所为者，岂所以急名誉而干势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于进不为喜、退不为惧者，盖其志先定，而所学者宜然也。集本出于蜀，文字刻画颇精于今世俗本，而脱缪尤多。凡三十年间，闻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后卷帙不足，今不复补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书万卷，独《昌黎先生集》为旧物也。呜呼！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予于此本，特以其旧物而尤惜之。

可见，欧阳修在十七岁“试于州”以前就爱上了韩文，但为了应试，他不得不学风靡一时的昆体四六。这次应试所作的《左氏失之诬论》，中有“石言于宋，神降于莘。外蛇斗而内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之句，就是典型的四六文，“虽被黜落而奇警之句大传于时”〔1〕

。其后虽已决心“尽力于斯文”，但在进士及第以前，毕竟“未暇学”韩文。他在《苏氏文集序》（卷四一）中说：“子美（苏舜钦）之齿少于予，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天圣之间，予举进士于有司，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相摘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而子美与其兄才翁（苏舜元）及穆参军伯长（穆修）作为古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顾也。”这表明当时已有不少人在倡导古文，但昆体之风仍占优势。欧阳修虽已决心致力于古文，但还没有付诸实践。

从天圣九年（1031）二十五岁入仕至庆历五年（1045）三十九岁知滁州，是他积极参与政治革新和诗文革新，并两度被贬的时期。欧阳修一生从事诗文革新有三个高潮。第一次就是在天圣末、明道年间他初入仕途，担任西京留守推官时。他在《书怀感事寄梅圣俞》（卷五二）中回忆说：“幕府足文士，相公方好贤。”说来也巧，这时担任西京留守的“相公”正是西昆体的三大领袖之一的钱惟演，恰恰在他周围集中了一批反西昆体、从事诗文革新的士子，有梅尧臣、谢绛、尹洙、尹源、富弼、王复、杨愈、张先、孙延仲等人。“逢君（梅尧臣）伊水畔，一见已开颜。未暇谒大尹（钱惟演），相携步香山。”欧阳修到西京留守推官任，不是首先去谒见“大尹”钱惟演，而是同梅尧臣去游山玩水，但钱惟演并不以为无礼。钱惟演于府第起双桂楼，命欧阳修、尹洙作记。欧文先成，凡千余言，尹洙仅用五百字，修服其简古，“自此始学为古文”。钱惟演还经常与这群文士或宴于后园，或同访水南隐士。有时他不能同游，待这群文士归来，还“遣厨传歌妓”迎劳，并“传言曰：‘山行良苦，当少留龙门赏雪。府〔2〕事简，勿遽归也。’钱相遇诸公之厚如此！”宽容，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如果当年钱惟演只允许他这群幕僚对他亦步亦趋，只能作昆体诗文，也许北宋诗文革新的胜利，还会推迟若干年。

这是北宋诗文革新史上值得追忆的第一次兴会，其《书怀感事寄梅圣俞》继续回忆说：“君吟倚树立，我醉欹云眠。子聪疑日近，谓若手可攀。共题三醉石，留在八仙坛。”但好景不长：“乐事不可极，酣歌亦为叹。”不久，钱惟演被劾南迁，梅尧臣赴开封应礼部试，欧也秩满还京，被任命为馆阁校勘。当时范仲淹知开封府，每进见，辄论时政得失。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上《百官图》，坐讥刺大臣，落职知饶州。集贤校理余靖、馆阁校勘尹洙论范仲淹不当贬，亦坐贬。谏官高若讷诋范仲淹，以为当黜，欧阳修作《与高司谏书》（卷六七）以责之。此信行文曲折，语言幽默，笔锋犀利，“可以折冲万里”〔3〕

，表现了欧阳修疾恶如仇的精神，颇能代表欧阳修早期散文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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