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伟胜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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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之有道广东足球的史经子集试读：
广东足球春常在（代序）
从现代足球传入中国的历史看，广东足球绝对是中国足球的“先行者”，更重要的是，广东足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为中国足球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广东足球一直以来都是中国足球的杰出代表，尤其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广东足球奠定了作为中国足球南派风格技术细腻、功底扎实、无可取代的地位。广东足球在全运会和甲级联赛等国内比赛中，屡创佳绩；在与国外球队的多次国际交往对抗中，获得了不俗战绩，赢得了“外战内行”的美誉；曾经入选各级国家队的广东籍球员，一度成为中国足球不可或缺的“半壁江山”，更有誉满足坛的“志行风格”；广东足球还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职业联赛初期，广东曾拥有6支职业俱乐部队，创造了中国足球的一项纪录。
最为可贵的是，广州恒大的崛起，不仅仅代表了广东足球的辉煌，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足球在亚洲乃至国际足坛的影响力。恒大创造性地为广东足球打造了一个品牌，打造了一个中国乃至亚洲足球的品牌。对此，我发自内心祝贺恒大、祝福广东，恒大是中国足球的骄傲！
从广州恒大所取得伟大成就的成功经验来看，十分符合“不拘一格，不定一尊，不守一隅”广东文化的鲜明特色，恒大务实的作风决定其竞争力，恒大进取的个性决定其创造力，恒大包容的风范决定其亲和力。尊重个性价值的群体必然强盛。
我本人对广东很有感情，当年许多外事出访都是通过广东出境的，我的手机铃声一直都是使用广东音乐《步步高》。
广东四季如春，广东足球春常在，一定会“粤来粤好”！引 言
2014年7月，在广东郁南磨刀山，爆出更改历史的重大发现。考古学家在此发现了中更新世时期的遗址群，这里广东“最早人类”的年代甚至要早于北京猿人。在以往的历史书中，一般认为北京猿人是中国境内最早出现的人类之一，因此，长期以来，历史学家都以此为依据，认为中华文明源于北方。这次磨刀山考古大发现，无疑使大家要重新评估广东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
最为震撼的是，欧美学术界有所谓的“手斧文化圈”之说，即认为以青藏高原为界，西方发现的古人类手斧比东方的精细，以此为据认为西方人种优于东方。但这次考古发现的制作精良的石斧，不仅代表了中国古人类的最高水平，而且在世界上也是最先进的。
在不了解广东历史的人们眼中，“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似乎广东这片“金钱世界”，却是“文化的荒漠”。事实上，岭南文化一直独秀于华夏文明。尤其在当今一日千里的互联网时代，钟灵毓秀的岭南文化，更需要挖掘、推广、发扬、光大，使之真正成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岭南一统 终成一体
公元前219年，刚刚完成六国统一霸业的秦始皇，就派屠睢为统帅，率领50万大军兵分五路，向五岭之南进军。“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浮天。”善于山地战和水战的百越族人，奋起抗击强大的秦军，巧妙利用地形，组织了一次伏击战，击杀了秦军统帅屠睢，并以游击战与秦军周旋，竟然使“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弯。”
吸取轻敌冒进、水土不服的教训，秦始皇决心改变交通不便、秦军后勤给养无法保证的致命伤，在海阳山开凿一条水道，连通了湘江与漓江，即著名的灵渠。从此，秦军不仅可以从岭北水运粮草至岭南，而且可以直接派遣水军参战。秦军水陆并进，步步为营，恩威并施，终于公元前214年，统一了岭南。南海尉任嚣在郡治番禺筑城，古称任嚣城，这就是广州建城之始，也从此奠定了岭南文化的根基。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系广州建城2230周年，广州也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大城市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城市之一。巧合的是，正是在2016年2月19日，国务院正式将广州定位为“国家历史名城、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国际商贸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
需要指出的是，任嚣的部将赵佗当时任龙川令，此地恰好是本书中将提及的现代足球传入中国内地的发源地——五华地区。赵佗，河北真定人，真定后又称常山，三国时期因出了“百胜将军”赵子龙而驰名于世。清代改名为正定。可见此处真乃卧虎藏龙之地。这也表明与中原文化融合，是岭南文化发端之滥觞，包容开放的岭南特色也从此而起。
任嚣病逝后，雄才伟略的赵佗掌权。公元前206年，刘邦称帝，建立汉朝。次年，赵佗即宣布脱离中央政权，自立为南越王，建南越国，其统治范围横跨现中国两广、福建、云南等地区和越南。汉高祖派陆贾南下劝说赵佗臣服于汉朝。后吕后执政，歧视南越，甚至派兵伐赵，掘赵佗真定祖坟，诛赵氏宗族。赵佗一怒之下再次脱汉，自尊为“南越武帝”。吕后死后，汉文帝再派陆贾来劝说赵佗，赵佗再次归汉。赵佗最后活到一百余岁，南越国历五主，直到公元前111年，终被汉武帝所灭，岭南地区回归华夏一统。
三国东吴孙权于226年，调整了州治，设立广州，广州由此得名，并成为了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延续至今。进入宋朝，今广东省境内包括广南东路14州和广南西路7州，形成了粤桂两省区域，“广东”概念首次出现，即广南东路的简称。元朝之后，广东成为明朝的十三行省之一，广东省区域轮廓自此基本形成，清初“广东省”名称正式使用至今。“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从晋代开始，因战乱、卫戍、谪贬、流放、商贸、天灾、避祸等众多原因，历经数代，不断有大批中原人南迁岭南，如同广东行政区域的不断演变一样，岭南文化也是不断兼收并取，交流融合，终成一体。金山珠海 敢为人先
预言中国“未来最有资格和最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开创新文明”的阿诺德·汤因比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立足于全球视野，曾把中国广东单独与日本并称为东方文明的典范：“在今天，远东社会最突出的代表，无疑是日本人和广东人。”
从东汉开始，鉴于原来兴盛的丝绸之路被战乱所封，中国与海外的商贸从陆上转为海上，广州以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唐宋两代，“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的广州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港”和“世界东方大港”。唐三藏玄奘西行取经可谓家喻户晓，但鲜为人知的是，其走海路归国，回到祖国的第一站就是广州。这也间接证明了广州作为当时“中国对外第一门户”的历史地位，故当时的西域诸国，称陆路阻隔的长安为“摩诃支那”，海路畅通的广东为“支那”。
元朝时，与广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有140多个，占元代全国对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总数的64％，是宋朝时的三倍以上。
明清时期，广州两度成为中国唯一对外开放港口，使广州成为明清时期“朝贡贸易”与市舶贸易最重要的口岸。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七年间（1758—1837年），外国商舶向粤海关纳税后贸易商品总值就高达白银422716895两，单一家十三行，给清廷上交的税款就占了全国关税总额的40％，广州故获“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之誉。
广东之“富”绝不仅仅体现在钱财方面，更体现在人才方面。晚清以来，岭南出现了人才高潮期。美国著名人文地理学者亨廷顿曾经对清末京城里各部院高官和各省封疆大吏名单进行比较分析，发现除去改籍移住人才居多的直隶之外，中国十八省人口与人才比例，广东最高，达到10.3‰，而传统的中原人才库，河南和陕西均为7.1‰，山西为4.0‰。如果放眼海外，当时东南亚八国之中，竟然有七国国王祖籍都是广东。
对此，梁启超曾著《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其中有句话可谓画龙点睛：“广东人于地理上受此天然优胜之感化，其傈悍活泼进取冒险之性质，于中国民族中，稍现一特色焉。”
的确，“言西学最早”的广东因地理原因，最早接触到海外的各种文化和思想，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从洪秀全、康有为到孙中山，在中国现代史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外交、军事、社会事件，其中心人物及其发生、发展过程，无不与广东有着紧密的联系。
到了当代，在1979年之前，广东不过是中国的一个欠发达省份，在全国29个省区市中仅排名第23位。但是，改革开放使广东比全国其他省份先行一步，声名鹊起。据2016年2月1日最新统计数据，2015年广东GDP达7.28万亿元，约占全国总量的十分之一，超过第二名江苏约2700亿元，这也是广东连续27年稳居全国各省区市第一。
开放、包容、务实、肯干、敢为人先，无疑是岭南文化传承发展的思想价值观和核心竞争力。穿越历史 足球大乘
2008年，粤语（英文为Cantonese）正式被联合国定义为语言，并且认定为全球范围分布运用最为广泛的五种语言之一，全世界使用粤语的人数仅次于中国的官方语言普通话，已超过1亿。
独具一格、极具特色的广东音乐、广东曲艺、岭南书法、岭南画派、岭南诗歌、岭南建筑、岭南盆景、岭南工艺、岭南民俗、岭南饮食等，以及广东辉煌的历史、优越的岭南文化，其实早已为世界所承认和景仰。相对而言，作为岭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广东体育，尚未获得应有的重视和地位。
广东体育源远流长。在历史上，南粤武术名扬四海。近代西方体育传入，广东成为中国足球、排球、网球、羽毛球、游泳、水球、跳水等多项运动的发源地。清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1月10日，中国最早的综合运动会——广东省运动会创办于1300多年前的唐朝校场。民国时期，广东运动员在全运会和远东运动会屡创佳绩。新中国成立初期，广东的举重、游泳、乒乓球等项目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容国团的“人生能有几回搏”，更是成为中国体育的精神支柱。广东在已经举办的12届全运会中，金牌总数雄居各省区市首位。广东籍运动员获得的奥运金牌和奖牌数，均为全国之最。
最值得一提的是，足球是最具南粤文化传承和当代文明发展所需的对接和串连属性，最能反映广东文化海纳百川的包容、兼收并蓄的博大、只可意会的精深的存在。这也是本书写作的意义所在。足球作为当今世界第一运动，是一种世界语言。一个国家要想获得世界认可，除了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硬实力，足球还是最具影响力的软实力、标志物和代言品之一。
广州恒大在亚冠战场上横扫日本，让日本媒体惊呼恒大“实现了元朝大帝忽必烈两征日本不果的梦想”；许家印礼贤下士，重金聘请意大利名帅里皮执教，让欧洲人将其与昔日两位为中欧文化交流作出过非凡贡献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利玛窦联系在一起，巧合的是，马、利两人都是在广东登陆进入中国的，他们与广东的渊源深厚；作为亚洲冠军，恒大远赴北非摩洛哥征战世俱杯，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掀起了“广州热”，这是因为早在670年前，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经用了25年，游历了海上丝绸之路沿途包括中国在内的44国，广州在白图泰的游记中，更是占有重要的位置。恒大的摩洛哥之行，无意间穿越了历史、宗教的长河，成为贯穿连接当今“一带一路”战略的文化使者。
霍英东先生曾经颇有深意地比较了珠江与黄河、长江的差别，每年黄河冲积的淤泥达11亿吨，长江为5亿吨，珠江只有2000万吨。且珠江因为有八个出海口，其开放程度极高，不易闭塞，不易被淤。珠江各流既不似长江“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也不似黄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珠江真是“无念”，它淤积少，保持清流，“能离于相，法体清净”是为“无相”。不拘于发源的东、西、北，各奔前程，一个目的就是出海，念念无缚，是为“无住”为本。
江河如此，文化如此，足球更是如此。陈伟胜2016年3月史部描写宋代蹴鞠的古画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卷一古道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元·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中国内地现代足球的发源地——元坑“中书馆”
公元2005年5月20日，瑞士苏黎世。
新落成的国际足联总部，阳光灿烂，嘉宾如云。标有醒目“100 YEARS，1904—2004”的FIFA旗帜随处可见，当然，今天还有一个最为特别之处，中国足球享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最崇高待遇——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因为这是国际足联特别给予中国足球的“中国日”。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体育组织之一，国际足联成立于1904年，弹指挥间，百年白驹过隙，世纪更替。为了庆祝国际足联的百岁华诞，国际足联于2004年5月21日，在其诞生地法国巴黎，拉开了为期一年的百年庆典活动的序幕。2005年5月20日，则是这次宏大庆典的闭幕日。“感谢中国，感谢临淄，今天是国际足联百年庆典闭幕式的好日子，足球故乡的人为我们带来了好心情。”在国际足联百年庆典闭幕式上，布拉特主席把向全球宣布中国为足球起源地作为闭幕式的压轴大戏，他还与当时的国际足联秘书长林茨一起，向专程来到瑞士的中国山东淄博市、临淄区代表颁发了FIFA官方确认象征足球起源的牌匾，另外还向中国足协颁发了奖章，感谢中国足协为国际足联作出的历史贡献——尽管这实际上是国际足联向中国古老文明和文化的致敬。
布拉特于20世纪70年代就进入国际足联，从国际足联秘书长做到国际足联主席，其杰出的政治智慧和通晓三国语言的技能，使其连续三届蝉联国际足联主席。这次FIFA的百年华诞，纵论近5000年前的中国古老足球时，布拉特更是将自己的超级感染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热烈的掌声中，布拉特指着主席台上的三个足球，特别介绍其中第一个球来自中国，来自远古足球发源地临淄。“去年的5月21日，在法国巴黎，在国际足联的诞生地，我们开始了国际足联为期一年的百年庆典，今天是最后一天。4600年前，我们有一个证据表明足球游戏是在淄博市的临淄区开始的，那就是蹴鞠。蹴鞠就是踢球的意思，是用脚来踢的，鞠就是一个圆形的球。蹴就是一个符号，是一个还会继续，起码还会不断运转4600年的标志，这就是国际足联的象征，是足球受到欢迎的主要原因。”
布拉特借古喻今开始了“盘带运球”：“我对中国表示敬意，对临淄表示敬意。去年夏天我到了北京，在亚洲杯开幕式上，在世界足球博览会开幕式上，我告诉大家中国是足球的故乡，足球起源于中国的临淄。当时最好的球员，用脚、用头‘踢’蹴鞠，胜利者不是得到今天的奖杯，而是被封官爵。足球是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不会忘记历史，更不会忘记历史给我们今天带来的欢乐。100年了，从1904年到2004年，足球世界上有205个国家和地区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中，我们的成员比联合国的还多。”
穿越了几千年历史之后，布拉特又将话题转回到主席台上的三个足球：“足球就是要求大家积极参与，因为足球不光是踢球，而且还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希望，足球能创造希望。足球还能体现战斗意志，这是在大脑里的活动。在我面前的这三个足球有着不同的意义。第一个来自临淄，是蹴鞠，是4600年前的古代足球；第二个是20世纪初，英格兰决赛用的球，皮球，构造是完美的；第三个是世界杯用的‘飞火流星’，是现代的象征。我们的目的就是把足球带到整个世界，带给所有人。足球带来激情，把球赛带给世界，足球可以改造世界。人人为足球，足球为人人。”
布拉特曾经在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期间，遭遇可怕的财政危机，作为德国资深银行家的林茨，在关键时刻扶了布拉特一把，这一“金手扶”，同时也把林茨自己扶成了国际足联秘书长。他向中国临淄足球起源地代表团讲起足球起源时，表现出了非常风趣幽默的一面。“你们把阳光带到了苏黎世，你们把阳光带到了国际足联。”林茨自己也带着一脸的灿烂笑容。“临淄，听起来好像我的名字？我终于找到了我的起源，说明几千年前我身上也流淌着中国的血液。我想起我的名字就会记起足球起源于临淄。在此，我向足球之乡，向足球起源地的人民表示敬意，向中国山东淄博市表示敬意。”
事实上，国际足联非常重视足球历史，布拉特于2012年4月19日在瑞士苏黎世宣布，国际足联执委会已经作出决议，在其苏黎世总部旁边，投资1.8亿瑞士法郎，由国际足联总部主体建筑的建筑师提拉·希厄斯设计，兴建一座国际足球历史博物馆。
其实，关于足球的起源问题，尽管国际足联已经官方宣布认可足球起源于中国，起源于山东临淄，但表述并不准确，毕竟布拉特不是历史学家，他所说的远古足球在中国的起源、时间与地点，其实相差甚远。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远古足球的起源，还是现代足球的诞生，都是伴随着战争和暴力出现的。一、足球起源
1．蚩尤的胃皮球
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而远古足球正是伴随着华夏文明的开篇而诞生的，尽管它的诞生伴随着浓重的血腥味。
5000年前的中国上古时代，在当时广袤的地域内逐渐形成了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族。其中华夏族以黄帝、炎帝领导的两大部族为核心，分别兴起于今关中平原、山西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经融合后，遂沿着黄河南北岸向今华北大平原西部地带发展。与此同时，兴起于黄河下游的今冀、鲁、豫、苏、皖交界地区的九夷部落（东夷部落的一支），在“九夷之君”蚩尤的统率下，以今山东为根据地，由东向西发展，进入华北大平原。这样华夏部落与东夷部落为争夺适于牧猎和浅耕的黄金土地，开始产生摩擦、冲突，转而爆发战争。
蚩尤，上古时代九夷部落酋长，中国神话中的武战神。传说蚩尤有八只脚，三头六臂，铜头铁额，刀枪不入，善于使用刀、斧、戈作战，不死不休，勇猛无比。九夷部落原居于南方，后北上中原，该族群善于制作兵器，其铜制兵器精良坚利，且部众勇猛剽悍，生性善战，擅长角牴，进入华北地区后，首先与炎帝部族发生了正面冲突。蚩尤联合巨人夸父部族和三苗一部，合力击败了炎帝，并进而占据了炎帝居住的“九隅”（即“九州”）。炎帝为了维持生存，遂向同集团的黄帝求援。黄帝为了维护华夏集团的整体利益，就答应了炎帝的请求，将势力扩向东方。这样，便同正乘势向西北推进的蚩尤展开了长期争夺战。黄帝与蚩尤一共打了三年仗，交锋72次，前后经过阪泉之战、冀州之战和涿鹿之战，最后把蚩尤消灭在涿鹿之野，并因此诞生了远古的足球。
相传约4600年前，今太行山与泰山之间的古河、浊流充斥的广阔原野——“涿鹿之野”，黄帝与炎帝带领的部族联军与蚩尤带领的九夷部落进行了空前惨烈的大决战。这是远古时代一次最大规模的战争，也是我国历史上见于记载的最早战争，对于古代华夏民族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转变产生了历史性重大影响。
当时，蚩尤集结了所属的81个部族（一说72族），在力量上占据优势，所以，双方接触后，蚩尤便倚仗人多势众、武器优良等条件，主动向黄帝发起攻击。黄帝则率领以熊、罴、狼、豹、雕、龙、鸮等为图腾的氏族，迎战蚩尤，并让“应龙高水”，即利用位处上流的条件，在河流上筑土坝蓄水，以阻挡蚩尤的进攻。战争爆发后，适逢浓雾和大风暴雨天气，适合来自东方多雨环境的蚩尤展开军事行动。所以在初战阶段，只适应于在晴天与干燥环境作战的黄帝一度屡战屡败。
黄帝马上与群臣部将进行战地总结，改变了战术。黄帝针对蚩尤的特点，派遣能储水行雨的猛将应龙带领三路军队包围蚩尤，又命战将常先、大鸿在正面与蚩尤对垒，再命骁将风后、王亥把经过训练的300多匹火畜组成一支骑兵。但蚩尤军队及时应对，换上铜铁兵器。双方激战，未分胜负，对峙了七七四十九天。黄帝像
自古用兵就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在这场争夺天下的华夏第一战中，天时果然发挥了重要作用。有道是天有不测之风云，随着时间的推移，雨季过去了，天气开始放晴，这就给黄帝转败为胜提供了重要契机。黄帝把握战机，乘势向蚩尤发动反击，并利用特殊有利的气候——狂风大作，尘沙漫天发动进攻。吹号角，击鼙鼓，以指南车指示方向，挥师掩杀，终于一举击败了蚩尤。其中，黄帝研制出的秘密武器——夔牛大鼓，起到了擒杀蚩尤的关键作用。
原来在东海的流波山上，有种叫作“夔”的野兽，形状像牛却没有角，苍灰色的身体，只有一条腿，能够自由地进出海水。每当它进出的时候，必定伴随着大风大雨，而且眼睛里能发出一种日月般的耀眼光芒，大张着口吼叫时，声音好像打雷。黄帝派人把夔捉来杀了，剥了它的皮，将这皮晾干制成大鼓。战鼓有了，还需要鼓槌，黄帝又打起了雷神的主意，这位雷神，又叫“雷兽”，是龙身人头的怪物，常无忧无虑地拍打自己的肚子玩耍，每拍一次肚子，就放出一个响雷。黄帝为了增强战鼓的威力，派人捕杀了雷神，抽取他的骨头当作鼓槌。
为了毕其功于一役，黄帝制造了800面夔牛大鼓，用雷神骨头做成的鼓槌，敲打夔牛皮制成的战鼓，声震500里。蚩尤军队被鼓震得耳聋眼花，溃不成军。黄帝的六路大军，借鼓声威力，发起总攻，一举把蚩尤的军队全部消灭。蚩尤的头如铜铸般硬，以铁石为饭，还能在空中飞行，在悬崖峭壁上如走平地，黄帝怎么也捉不住他。追到冀州中部时，黄帝灵感突现，命人把夔牛大鼓猛敲九下，这一狠招使蚩尤魂飞魄散，不能行走，被应龙捉住，戴上枷栲，应龙手下一名小将立功心切，一刀将蚩尤砍得身首异处。
擒杀蚩尤后，黄帝深知蚩尤法力高深，害怕蚩尤复生，便下令将蚩尤彻底肢解：剥下蚩尤的皮制成箭靶，令士兵们练习箭射，射中的给予奖赏；剪下蚩尤的头发来装饰军旗，称为“蚩尤旗”，以激励自己的军队勇敢作战，并以此震慑敌人，让蚩尤的残部和其他部族不战而降；取出蚩尤的胃，用毛塞满，制成独特的皮球，扔给士兵们争抢踢踏，踢入坑次数多的给予奖励——这就是远古足球的起源；把蚩尤的骨头剁碎，掺在加苦菜的肉酱中，令天下人来吮吸；把蚩尤的头和身体埋在两个不同地方，然后从他身上摘下血染的枷栲，抛掷在荒山之中。相传枷栲化作了枫林，每一片树叶的颜色都是鲜红的，那便是蚩尤枷栲上斑斑的血迹，直到现在还在诉说着蚩尤的怨恨。
从以上记载于《黄帝四经》《山海经》《汉书》《史记》等古籍的故事，以及民间传说来看，布拉特所称远古足球诞生于4600年前的中国，时间上是准确的，这正是爆发涿鹿之战的年份，但地点却并非山东的临淄，那么“临淄说”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2．胡服骑射与齐都蹴鞠
一阵急速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尘土飞扬之中，出现了一支飒爽英姿的马队。马队中那杆绣着斗大“赵”字的大旗之下，一位“白马王子”，装束精干，让人眼前一亮。
这是公元前307年，战国时期，在赵国境内经常出现的一幕。这位“白马王子”就是后来被梁启超盛赞为黄帝以后“中原第一伟人”的赵武灵王。当时赵武灵王奋发图强，力主变革，推行“胡服骑射”，使赵国国力和军力得到了质的飞跃，成为一代英主。狩猎一直以来都是风靡于古代王室的“体育运动”，崇尚武功、从善如流的赵王对狩猎更是情有独钟，经常带着亲兵随从骑马出城围猎。
一日，赵王马队路过一茂密丛林，发现这里野兔乱窜，顿时引得赵王猎兴大发，马上兵分四路，合而逮之，不想野兔狡猾，居然迎着马队直窜，眨眼间已从马蹄丛中突围而去，气得赵王大发雷霆。一谋士见状，连忙趋前献计：“大王，不必气恼。我有一计可解大王围猎之瘾，而且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原来这位聪明的谋士，为赵王设计了一种逐球的游戏，众人不出宫门就可以任意追逐，只不过将皮毛制成的鞠球代替了兔子，这也被认为是最早衍生为古代足球游戏的“蹴鞠”。赵武灵王像
不过，由于以上的史料记载并非出自正史，所以国际足联最终还是将中国古代足球诞生地确定为山东，而非河北。
史学家考证认为，“蹴鞠”这项活动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蹴鞠运动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齐国的都城临淄，是齐国锻炼武士的一个运动项目，而真正在市井上出现则是在战国早期的齐宣王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首都临淄（今山东临淄）是一个拥有30万人口的大都市。齐国农业、手工业、商业高度发达，经济、军事、文化、体育等事业十分昌盛。据《战国策·齐策》和《史记》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或曰起战国之时。蹹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最早有关“蹴鞠”一词的史册记载。
公元前300年以前蹴鞠运动就已流行于齐国都城，距今有2300多年，由此可见，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对于中国古代足球——蹴鞠诞生的时间和地点，如果是单独表述，似乎正确，但是合在一起就是极大的谬误。严谨地说，远古足球其实诞生于4600年前的冀州之野，而作为大众娱乐游戏运动的蹴鞠则流行于2300年前的齐都临淄。
其实，早在1975年5月，时任国际足联主席的阿维兰热博士首次秘密来华商谈恢复中国在国际足联合法席位时就曾明确表示：足球起源于中国。当时被认为是国际足联送给新中国最大的一份厚礼。
至于中国的蹴鞠与后来西方的足球运动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2000年12月25日圣诞节之夜，时任国际足联主席的布拉特在伊朗举行的“文明杯”国际足球赛上作了公开表示：“足球起源于中国，并从那里传到了埃及，而后又从埃及传到希腊、罗马、法国，最后才传到英国。”
这也有了国内另外一种略带有“戏说”味道的考证：当年赵武灵王谋士发明的蹴鞠，其实相当于马球运动，由于赵武灵王喜与外藩交流，所以这种游戏通过突厥传到阿拉伯半岛，然后再传到埃及，由于路途遥远，游戏用的马也累死了，只剩下了鞠球，因此就演变为古罗马公元前3世纪流行的足球游戏——“哈巴斯托姆（Harpastum）”。
3．丹麦人的头颅
希腊人和罗马人在公元前3世纪，流行一种手脚并用的游戏——哈巴斯托姆。当时，人们在一个长方形场地上划一条白线并把球放于其中，再用脚踢球从而使得球滚到对方场地上。这种被称为“哈巴斯托姆”的游戏的流行时间刚好如前面所述，与中国战国时代流行的蹴鞠游戏处于同一时期。
由于哈巴斯托姆过于粗野，经常引起斗殴，因此被古罗马皇帝取缔。这种游戏后传入法国高卢地区。也有史学家认为，在罗马人征服欧洲期间，这个游戏传到了英格兰，当时已有由罗马人为一方、不列颠土人为一方所进行的足球比赛。据说当时使用的“足球”是战俘的头颅，后来改用牲畜的膀胱充气做成球。这种球有一定的弹性，可拍、可踢，时常是许多人一拥而上，朝某个目标踢去。
不过目前西方较为认可的观点是，现代足球发源于11世纪。当时丹麦人多次入侵甚至统治过英格兰，一度引起了英格兰人对丹麦人的仇视。在一次打扫战场的过程中，英国骑士们在战争废墟中挖出了几个丹麦入侵者的头颅，想起丹麦人入侵的罪恶，这些英格兰人极为愤怒，抬脚狠狠地向骷髅头踢去。一群小孩见了也跟着凑热闹，追着来踢，发现这样既解恨，又有追逐踢球的乐趣，逐渐越来越多的英格兰人加入到这个踢“头”游戏的行列中来。很快，这种“爱国行为”打动了英国国王，国王马上下令在全国开展这项激发士气民心的游戏运动，甚至连王室的场地也对民间开放，以便让士兵和国民一泄国恨家仇。
然而，人们很快发现头骨踢起来会脚痛，于是有聪明人就改用牛膀胱吹气来代替它——现代足球诞生了。很快，这项由战争仇杀衍生而来的“残忍运动”在英国民间迅速传播开来，并成为流行的体育娱乐活动。
12世纪初，英国开始有了足球赛，比赛是娱乐活动，一年两次，一般在两个城镇之间举行。主持人把球往空中一抛，比赛就算开始。当时这项游戏没有规则可言，在市镇之间展开，街道、广场、农田等都是场地，参赛的人数往往可达数千人，只要把球踢到对方的中心区就算胜利。比赛中，人们乱拥乱挤，互相踢打和殴斗，经常出现流血、断腿甚至丧命的事故，皮球所到之处，店铺、公共设施、居民宅院等难逃破坏，以至于这段时期的足球被称为“暴徒足球”。
因此在当时，球赛一来，人们就得关门闭户，躲避灾难，一直到球赛结束才恢复正常。这样的球赛开始遭到市民的强烈反对。1314年，伦敦市长颁布规定，禁止居民踢球，1331年，英王爱德华三世颁布全国性禁令，取缔公众的足球活动。事实上，从12世纪到16世纪，从爱德华二世到伊丽莎白一世等英格兰国王先后四次发布过“足球禁令”，取消“这种罪恶的娱乐方式”。因为这种运动除了引起斗殴伤害事故和破坏事件外，还让年轻的男性不再专注于军事体育活动，统治者怕年轻人不专心致志地习武会使国家受到异邦侵略时处于劣势。
不过，由于足球运动的特殊魅力，禁令也未能使它消失，足球以不合法的身份在民间存在了500多年，到15世纪末有了“football”（足球）的专属名词。据苏格兰足球博物馆的馆长理查德·麦克布赖迪最新考证发现，在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的一份手迹中，居然记录了国王于1497年花两先令买一袋足球的账目。有记录显示，1569年，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曾观看由20个球员在一块长约50米的场地上、用树当球门柱进行的比赛。这表明足球已成为当时皇室成员的一项“秘密游戏”。1602年，在康沃里举办过一次大规模比赛，双方球门相距三四英里，各教区之间相互比赛，席卷了整个地区。鉴于足球运动已经深入民心，1603年，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不得不宣布再度恢复足球运动。
4．一个男孩的冲动
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推动了现代足球运动的发展，因为当时的工业革命需要大批工人，培养工人的各类技工学校应运而生。由于校内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对足球比赛方式和场上的行为要求各不相同，为保证各个地区的学生能在一起比赛，比赛规则急需统一。这段时期，剑桥大学、哈顿公学、新克利夫顿大学等学院都有各自的踢法，没有人想到要统一足球运动的规则。那个时候，最倒霉的人要算为比赛特设的“公证调解人”，他们是裁判的前身，负责记录进球数并调解纠纷和争议，但由于没有统一规则，这些调解人总难服众，经常遭到全场数十人的追打和围攻。
1823年11月21日，一个男孩的冲动改变了一切。在一场比赛中，一个名叫威廉·韦伯·埃斯利的15岁男孩突然用手捡起球，抱着它冲向对方场地发动进攻。这个动作后来引发了有关足球规则的大争论，人们也意识到有必要设定统一的足球规则。在争论中，赞同手脚并用的一方，逐渐将比赛发展为今天的橄榄球，而坚持只能用脚的一方，则开始了对现代足球比赛规则的摸索和创立。1835年，在英国谢菲尔德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足球俱乐部；1848年，足球运动的第一本文字形式规则——《剑桥规则》诞生。
伦敦皇后大街共济会酒馆，是现代足球的诞生地，足球史上里程碑式的会议在这里召开。此前的1848年，剑桥大学分院曾尝试创立一部有关足球比赛的规则，虽未受公众认可，但统一足球比赛规则已经成为共识。1863年10月26日，分别来自森林俱乐部（后改名为森林巡游者）、吉尔伯恩俱乐部、巴恩斯俱乐部、战争办公室俱乐部、十字军战士俱乐部、帕西瓦尔俱乐部、布莱克海斯俱乐部、水晶宫俱乐部（中国球员范志毅和孙继海曾经加盟过）、肯辛顿学院、索尔比顿学院、布莱克海斯学院等11个伦敦足球俱乐部和学院的17名代表们在共济会酒馆召开会议，制定规则并创立权威的足球组织，这一天也被公认为现代足球的生日。
会上关于规则的争论十分激烈，以甘贝尔为代表的少数人坚持手脚并用，最终表决结果为13比4，现代足球运动不允许用手的标志性规则通过。为此，甘贝尔等人愤然离开会场，后于1871年创立了允许用手持球走的英式橄榄球联合会。
在共济会酒馆的这次会议上，还成立了英格兰足球协会，并以文字形式记载了世界上第一部统一的足球运动规则，两个月后的1863年12月26日，英格兰足球协会在伦敦克鲁米沙街的一家小酒店内再度召开会议，将足球运动规则细化为14条，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足球比赛，如今风靡全球的世界第一运动也由此逐渐普及。
英格兰足球协会的成立带动了欧美一些国家足球运动的蓬勃发展。1872年，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两个独立足球协会之间的比赛。1890年奥地利开始举办足球锦标赛，1889年荷兰和阿根廷出现了若干个足球组织，1900年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成立了“加泰罗尼亚”足球协会。各国足球运动的发展，为创建国际性的足球组织创造了条件。在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上，足球就被列为比赛项目之一，结果丹麦队以9比0战胜希腊队，成为奥运会足球比赛的第一个冠军。1904年5月21日，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瑞典和瑞士7个国家的足球协会在法国巴黎圣奥诺雷街229号法国体育运动协会联盟驻地后楼，成立了国际足球联合会，并推选法国人罗伯特·盖林为第一任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的创建，标志着足球作为一项世界性的体育运动项目进入了体坛。
那么，现代足球运动又是如何“出口转内销”，传入中国的呢？二、足球传入中国之谜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东方远征军”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清王朝封闭的国门。从1841年英军登陆香港，强占香港岛，到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承认英国对香港的管辖，现代足球随着英殖民者统治我国香港地区而传入中国。现代足球运动随着英国士兵在香港的戏逐，逐渐在香港发展起来。
19世纪80年代前后，香港皇仁、圣约瑟等学校的华人学生开始模仿英国人踢足球，他们也是最早接触现代足球运动的中国人。随后，足球运动传入内地，在广东、天津、上海、北京、厦门等地迅速发展，开始各自开办联赛及埠际比赛。
然而，虽然大家对于现代足球首先是在香港登陆这一史实没有异议。但是对于现代足球何时传入中国内地，却是众说纷纭。
1．广东足球
清咸丰、同治年间（19世纪60年代前后），近代足球传入香港，之后通过传教士进入广东内地兴办教会学校，率先引进足球运动。据1947年出版的《五华县志》记载，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德国巴色教会开办了元坑中书馆（中学），首次将足球运动作为体育课程传授，使中国人真正第一次成了踢足球的主角。之后，广州的培英书院和格致书院（先后改称岭南学堂、岭南学校、岭南大学），嘉应州（今梅州）务本学堂和中西学堂等也陆续开展足球运动。
华侨对足球运动在广东的开展起了推动作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华侨教育家谢英伯、李蕴石在广州开办南武公学，足球成了学生课外的主要活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从海外归来的同盟会会员谢逸桥、温靖侯、许良牧等为集结革命力量，在嘉应州的松口温仲和学堂内，设立了一所体育学堂，以传授军事知识和技能为主。进行体质训练时，教员古植指导学员踢足球。当地的青少年受到影响，以柚子或棉纱绕成线团当作球，也踢起足球来。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2月25日，香港皇仁书院足球队利用圣诞假期，挥师广州，与岭南学堂队于康乐园比赛，开创了省港两地足球队的交往。
宣统二年（1910年）10月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即首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举行，以东、南、西、北、中五大区为单位参赛。南部足球队基本由香港华人足球会组成，成员全部是广东籍。最后，南部足球队以1比0赢了东部足球队，荣获全国冠军。
1913年2月，第1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鉴于香港、广东开展足球运动早，南部足球队又是全国冠军，教育部决定在广东、香港两地遴选中国足球队队员。广东有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唐福祥、广州南武公学学生许文辉和丘纪祥入选。
1915年第2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由唐福祥任队长、粤港选手组成的中国足球队夺得冠军。这是中国足球队在国际正式比赛中取得的第一枚金牌。
第3届到第10届远东运动会的足球比赛冠军，均由中国足球队蝉联。前5届的队员基本选自香港南华体育会，第8届选自香港中华体育会，除个别队员外，均为广东籍。第9届选自香港球队7人（全部是广东籍）、上海球队7人（3人是广东籍）、广州球队3人。第10届广东6人，其余均选自香港。其中唐福祥（1917年）、梁玉堂（1921年）、李惠堂（1925年）先后被传播媒介誉为“远东球王”。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足球运动的开展，与不少中国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关系密切。作为中国最早的综合运动会——广东省运动会，就创办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921年4月16日，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莅临广州北较场观战第8届省运会岭南大学队对香港南华会队的足球决赛，并向蝉联冠军的南华队队长梁玉堂颁发了冠军奖杯——由大新公司捐赠的银爵杯，这也是孙中山生平唯一一次亲临综合运动会的足球决赛现场颁奖。
1925年3月国民革命军东征叛军陈炯明，时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率部队进驻五华时，在五华县中山公园内规划建造了1万多平方米的大型足球场。接着，梅县、兴宁、蕉岭、平远等县也在当地驻军协助下，建造了一批足球场地设施，为梅州足球运动的普及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2．京津足球
天津是海防要塞，中国近代史上有“南上海、北天津”之称。天津的足球运动，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与港、粤、沪列为四强。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从北塘偷袭登陆，8月25日法军舰队驶到东浮桥，宣布占领天津。八国联军驻扎于津门，闲时修球场、搞比赛，开展体育活动，其中尤以足球为主，这一点与1841年英军占领香港后“大戏足球”相似。
清政府在列强的侵略之下，痛定思痛，开始兴起洋务运动。据《清朝续文献通考》中叙述北洋水师学堂的课程时提及，1881年北洋水师学堂的体育课中就设有足球一项；而在1886年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也把足球列为体育课程的内容之一。
此后，北洋大学、南开学校、各官立中学，相继开展了足球活动。1900年以后，足球冲破了教会学校垄断的局面，有了校际的友谊赛和全市性的学校足球大赛。1907年，新学书院改为新学中学，新学的“辫子足球队”从1905年至1910年，连续五年蝉联全市学校足球赛冠军。
不过，当时的学校并不提倡足球运动，只有少数足球爱好者组织起来的球队，利用课余时间偷练。著名的南开学校于1906年创建，由于张伯苓校长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期间，就对足球甚感兴趣，自身就是一名好中锋，对足球的认识也有独到见解。所以，不管在校内还是在社会上，都极力倡导和支持足球运动，亲自与学生一起踢球，言传身教，把开展足球运动提到强种强国、塑造民族性格的高度来抓。特别是1919年南开大学成立后，南开足球日盛，在全市学校足球赛中取代了新学书院的地位。
19世纪末，足球运动在北京一些教会学校，由西方传教士引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兵营就驻扎在城区，闲暇时他们以踢足球为乐，极大地提升了老北京人对现代足球的认识。1905年，协和书院与汇文大学堂进行了一场足球赛，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场校际的正式比赛。
1906年，著名画家吴昌硕先生经过虎坊桥英国水兵驻扎地，看到英国水兵足球队正在踢球，曾留学英国的吴昌硕便立即组织协和书院足球队，在今天的天安门广场右侧，与英国水兵比赛，观者多达2000余人，最终协和书院队以2比0取胜。清朝官员路过赛场，只闻喧闹，没有观看比赛，便想当然地认为英队必胜，第二天竟派员向英军赠送“白瓫九龙杯”一尊，作为讨好洋人的优胜奖励。面对如此啼笑皆非之事，英队觉得受之有愧，便又将奖杯转赠给协和书院队，因此成为一段京城传奇故事。1987年以此为蓝本拍成电影《京都球侠》，获得当年国产片拷贝销售冠军和电影百花奖。
3．上海足球
1895年圣约翰书院成立了上海第一支足球队，球员都是书院学生，人称“约翰辫子军”。1902年圣约翰书院与南洋公学举行了上海第一场足球赛。后举行华东校际足球联赛，共有8所学校参加，其包括实力最强的圣约翰大学（今华东政法大学）、南洋公学、沪江大学及暨南大学。中学则以南洋模范中学和徐汇中学最出色。
中国上海与中国香港、中国天津与日本横滨之间举行定期的埠际大赛，沪港杯埠际赛始于1908年，由旅居沪港两地的外国侨民发起。1923年沪港杯赛首次有华人（梁玉堂、陈苏、陈光耀及朱广扬）代表香港上阵。
1924年成立由华人球队组成的中华足球联合会，华人球队乐群、共和、博爱等相继成立。1925年梁玉堂、刘九、李惠堂等人离开香港到上海加盟乐华队（由乐群易名）。1926年当时上海已经有12家登记的俱乐部，球员约400人。乐华队参加“史考托杯”比赛，竟以4比1打败老牌冠军猎克斯队，在复赛中才被当届冠军西商队所败。乐华队翌年更在西联甲组联赛和首届高级杯赛中捧走两项冠军，还获得当届中华足球联合会所组织的甲组赛冠军，夺得“大满贯”。从1924年成立中华足球联合会，到1930年乐华队解散，上海足球处于第一个高峰期。
1931年成立的东华队吸纳了多名原乐华队球员，继续与洋人球队对抗，多次获得各类比赛的冠军，一直到1952年才解散，是近代上海足球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
4．厦门足球
清末年间，西学东渐。1898年2月，英国传教士山雅各在鼓浪屿创办英华书院，是当时鼓浪屿影响较大的西式学校。据考证，英华书院创办不久，即成立了英华足球队，英华队经常在“番仔球埔”（今鼓浪屿人民体育场）与岛上洋人球队比赛，岛上居民时常围聚观看，称之为“脚球”比赛。
此后，足球成了厦门绵延至今的传统运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厦门籍球员陈镇和、徐亚辉多次参加远东运动会，并于1936年作为中国队主力参加了在柏林举办的第11届奥运会。
从以上史料记载来看，要确定现代足球何时传入中国内地，首先是要考证传入的时间：广东传入足球运动的年份是1873年，天津把足球作为体育课程来安排是在1881年，上海、北京和厦门开展足球运动则均在18世纪90年代。严格意义上讲，应该由中国人自己从事现代足球运动的最早时间算起。由此来看，现代足球于1873年传入广东梅州五华县长布镇元坑村的最新考证，确定了现代足球在中国内地的发祥地和起源时间。另外从地理上看，足球运动登陆香港后，最近之地就是广东，也更为合理。三、西方宗教的千年“中国梦”
著名诗人北岛在他的散文集中曾经有这样的观点：“圣经译成英文前，仅少数懂拉丁文的牧师掌握解释权，这是导致教会腐败的原因之一。”
暂且不论北岛的观点是否正确，有一点却可以肯定的是，基督教要想真正实现全球传教，必须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和语言入手，让圣经和教义“本土化”才能吸引更多的信众。
所以，现代足球传入内地，始作俑者居然是基督教传教士，尽管他们的初衷并不是为开展体育运动而传播足球运动，而是把体育运动作为吸引中国民众入教的手段。
1．唐太宗海纳基督教
据记载，基督教最早在唐朝就开始传入中国，公元7世纪进入中国的基督教被称为“景教”，景教是早期基督教的一个派别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的汉译名称，该派由于坚持兼顾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两方面各自的完整性，所以在公元431年被定为异端。但该派在波斯地区却大受欢迎，并开始向亚洲中部地区传播。
公元635年，该派的叙利亚主教阿罗本（Alopen）来到中国当时的首都长安，受到了中国皇帝的热情接待，当时唐太宗命宰相房玄龄专程赴长安西郊迎接阿罗本和他率领的传教团，并亲自在皇宫接见了阿罗本。唐太宗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对所有宗教都张开双臂，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李世民当时不仅派出玄奘西游求取佛经，也允许各种中外宗教在华“百家齐放”。所以，阿罗本抵达长安之后，唐太宗不但挽留他在长安翻译《圣经》，3年后，又允许他传教，并提供经费支持，还为阿罗本建造了一座教堂，当时人称“波斯寺”。唐玄宗天宝年间，鉴于景教所谓的“波斯经教”其实出自大秦（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的称谓），因此将波斯寺改名为大秦寺。这也是基督教在中国为期200年的第一个兴盛传播时期。
唐太宗之后的几位中国皇帝，都对景教实行优待政策，甚至允许各省都建立景教寺，发展教徒。但是，景教在中国200多年的发展，引起了其他宗教的不满，佛教和道教纷纷对它进行攻击。公元845年，唐武宗末年，李德裕为相，认为佛教“蠹政害民”，决定“灭佛”，同时，由于这时的唐朝政府已对外来文化失去了宽容，景教与其他外来宗教一同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据公元980年的一份文献记载，当时全中国只剩下一个景教徒。
然而，唐武宗“尽绝佛教”一年后驾崩，公元847年唐宣宗继位，收回先帝成命，重建寺院，景教僧徒也乘机恢复。唐僖宗乾符五年（公元878年），爆发黄巢农民起义。年少即立志“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的黄巢，于公元879年9月，攻克广州，俘唐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广州当时是唐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和重要的财赋供应地，外商云集。黄巢军在广州大肆滥杀无辜，其中阿拉伯、犹太、波斯、大秦商人和教徒就被屠杀二十余万，当中就有许多景教徒，至此，景教第一次完全毁灭，从此，从唐末到五代，再至宋朝，大秦寺及大秦僧（景教徒）在中国绝迹，基督教在中国消失了几百年。
2．崇祯皇后求救罗马教皇
之后，从元朝到明朝，西方宗教重返中国。12～13世纪，随着成吉思汗统一各部建立蒙古国时，在克烈、乃蛮、汪古及回鹘各部中，都有很多景教徒，甚至连元世祖忽必烈的母亲都是景教徒。1215年蒙古军攻下金中都（今北京）继而入主中华后，中亚和西亚景教徒随之而来，但此时教派的名称与唐朝时的名称不同，在元代聂斯托利派称为也里可温教（也里可温，即福音Evangelion的音译），景教寺（大秦寺）也改名为十字寺。据《元史》记载，全国十字寺多达72所，东南西北中比比皆是。罗马教皇多次向中国派出主教，与元朝皇帝互致礼物。期间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先驱孟高维诺（Montecorvino），教皇使者马黎诺里（Marignolli），“中世纪四大旅行家”中的鄂多立克和马可·波罗，都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留下的多部访华著作更是成为西方与中华大国交往的珍贵史书。
其中《鄂多立克东游录》记录了广州的繁华景象，更是广州在历史上就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重要证据。
天主教尽管在元朝得到传播，但随元亡而终，明朝建立后，中国基本上已没有基督徒。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历经千难万险，1601年成功在北京觐见万历皇帝，而且在士大夫中建立了良好声誉和关系，开启了日后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门，而且也开创了日后200多年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方式：一方面用汉语传播基督教；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学知识来博取中国人的好感。
作为大汉学家的利玛窦不仅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大量系统地传播到中国，而且花了4年时间，将中国经典“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成为第一个把孔子和儒家思想介绍到西方的人。他将拉丁文“Deus”翻译成《尚书》和《诗经》中就有的称谓“上帝”，连天主教的中文译名，也是他根据中国古典和儒家“最高莫若天，最尊莫若主”之句而得。利玛窦在中国取得的巨大影响力，竟然延伸到了明末，在清军入关的危急时刻，崇祯皇帝的周皇后竟然写信给罗马教皇，答应皈依天主教，以请求罗马教皇的援兵，此信原件目前尚保存在梵蒂冈的博物馆。
3．传教士与太平天国的奇缘
基督新教在欧洲北部逐渐确立优势后，并开始向全球传教，中国也成为重要的“开垦地”。当时清政府严禁外国人入境，不仅禁止中国人加入基督教，甚至不允许中国人给外国人当汉语老师，如有违反，将受到最严厉的处罚。因此初期的传教士都是在广东外围作进入中国的尝试。
1807年，第一位来华传教的基督新教教士马礼逊（Morrison），受伦敦会的派遣到达澳门。马礼逊最初想搭乘东印度公司的轮船到中国，但被拒绝了，理由是害怕因此会影响与清政府的贸易。马礼逊只好绕道到美国，再搭乘美国的轮船到达中国。可见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成了令传教士们最为头痛的障碍。一直到鸦片战争时期，传教士们进入中国，在中国秘密传教，都如同从事间谍工作一样。可能是中国人口众多的吸引力，西方宗教在这一时期，不仅布道的传教会众多，且教派也是五花八门，传教士来自欧美诸国，他们分别以教师、医生、教授、作家等身份来华。
其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是美国浸礼会牧师罗孝全（Issachar Jacob Roberts），他因与太平天国有着特殊关系而闻名于世。1837年罗孝全被派到澳门传教，在澳门学习中文后，1844年到广州，开始改穿中国唐装，在广州南关东石角教堂传教，他甚至别出心裁买了一艘紫洞艇画舫，在水上宣讲圣经。1847年，第三次科举落第的洪秀全，来到罗孝全靠近天字码头的教堂，意欲入教，但是罗孝全拒绝了洪秀全，洪秀全无可奈何之下，终于决定离开广州，大干一场。对此，中外史学家无不唏嘘，因为如果当时罗孝全接纳洪秀全，那么晚清历史上不过是多了一个循规蹈矩的基督教徒，哪里还会有几乎推翻清朝的“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呢？中国历史也许会改写！
1853年，洪秀全定都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政权。洪秀全不忘罗孝全当年传教之恩，邀请罗孝全加入太平天国。几经曲折，1860年罗孝全抵达南京，受到热情款待，被赐封一等爵位，任洋务丞相，甚至配给3名妻妾。罗孝全与洪秀全传奇般的友谊被大肆宣传，成为各国报刊的头条，不少外国传教士纷纷投靠太平天国。不过，罗孝全很快发现，洪秀全的信仰理念与基督教差距很大，1862年，罗孝全满怀失望和恐惧，从干王府逃到停泊在南京城外江面上的英国军舰“狐狸先生”号上。罗孝全脱离太平天国两年后，南京就被曾国藩的湘军攻陷，太平天国起义失败，罗孝全万念俱灰之下，返回美国，1871年死于伊利诺伊州上阿尔顿的一所麻风病院中。
4．巴色会
正是在基督教大举进入中国的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其中一个教会在传教的过程中，无意之间将现代足球运动传入了中国内地。
巴色会（Basel Mission），基督教新教会，1815年9月25日成立于瑞士北部德语区的巴塞尔市，属路德宗德国教会。路德宗是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后在德意志形成的，路德宗是新教主要宗派之一，也称信义宗。巴色会因此最初称德国差会（German Missionary Society），后为了充分体现该教派的本土化，教会的中文名称改为崇真会。出自当今瑞士“网球天王”费德勒家乡巴塞尔的巴色会，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向国外传教，该会是较早开展涉华活动的基督教教会，1847年开始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主要传教区域在广东省，到1919年时，仅广东省就有130所堂会，还有众多学校和医院，包括梅县德济医院（1893年）和河源仁济医院（1907年），尤其在客家地区，影响极大。
该教有一特殊的传统，就是十分善于通过让传教士学习当地的语言和文化，甚至建立学校、医院，融入当地社会，再进行渗透式传教。
至于巴色会传教士来华的起源，却是与德籍传教士郭仕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有关。郭仕立于1829年在新加坡、马六甲南洋一带传教，期间认识了一些祖籍中国客家的华侨，听闻不少有关中国情况的介绍后，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于1831年到达中国。从1831年至1835年，郭仕立先后七度访华，对中国沿海各地进行考察，其中在1832年，他的身份是东印度公司商船“阿美士德号”的译员和医生。
郭仕立是最早向西方传道会报告中国客家人的，1831年，他乘帆船进入福建及中国沿海各省传教时，就注意到广东有被称为“客家人”（Kea-jin）的人群。1843年定居香港的郭仕立曾致函德国教会，称“余又认识一部华人曰客族者，此种民族，勤俭耐劳，吾既习其言语，与之过从，且招之会集而祈祷焉”。之后，郭仕立在香港创办的“福汉会”（The Chinese Union，取其意“欲汉人信道得福”），就是一个以客家族群为传教对象的基督教会。从1844年到1846年，福汉会在广州、佛山、顺德、三水、韶州、南雄、潮州等地都设立了分站，传教士更远至海南、广西、福建、江西、湖南、山东、浙江等省区传教。
在郭仕立的呼吁下，德国教会开始重视对客家地区的传教。1846年，巴色会派遣韩山明牧师、黎力基牧师来华。1847年3月19日，韩、黎两牧师乘搭航速完全依靠上天喜怒而定的帆船，跨越重洋抵达中国。韩山明牧师被指定专向客家人传教，因而先被安排随郭仕立学习客家话；黎力基牧师被指定专向潮汕人传教，开始学习潮州话，以便能够深入传教。
此时已经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严拒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境内传教。韩、黎两人的传教活动因此进行得极不顺利，多次被清政府驱逐，无法进入内地，还曾遭遇土匪打劫，几乎性命不保，只能在香港传教，行医办学。但在香港吸收了多名五华长布籍的中国教徒，有张复兴、徐复光、曾兴等，这也是巴色会把五华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第一个传教点的原因所在，然后通过他们返回家乡传教，终于渐成气候，发展信徒150多人，并成立了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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