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济群法师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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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误解了这个世界试读：
本来空，本来满
周国平济群法师是我特别敬重和欣赏的当代僧人，他于我真正是亦师亦友，我受教良多，默契也良多。他人品正，悟性高，所以心态好。在佛门中，他是——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自由主义者，超脱具体佛事，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在人世间，他却又是——用我的话说——一个理想主义者，然而是关注现实、惦念众生的理想主义者，孜孜不倦地传播人生的真理。他善于用日常的话语说透精妙的佛理，有拨云见日之效。我本人认为，在今天的时代，他的声音值得每一个被欲念和烦恼所困的人倾听。
我和法师神交已久。最早是在2002年6月，他给我发电子邮件，为他主编的杂志《人世间》约稿，从此建立了联系。我们之间时有书信往来，但未尝谋面，直至十年后的2012年6月，才在北京第一次见面。随着交往变得具体，彼此更加了解，我们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做一个比较系统的对话。
佛教讲因缘，一个僧人和一个哲学工作者相遇在这个时代，想必也隐含着某种因缘吧。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新旧交替，万象并呈，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在激烈的竞争中，人们急切地向外寻求成功，但不论成功与否，却普遍地不感到幸福，因此迷茫。其中相当一些人，已发觉问题出在心灵层面的缺失，对宗教和哲学产生了兴趣，又苦于不能深入。这使得我相信，作为“专业的”僧人和哲学工作者，我们的合作对人们或许会有所助益。
人生在世，向外寻求成功无可非议，但倘若只有这一个目标，未免格局太小，境界太低。目标小而低，其结果必定是达到了没有大欢喜，达不到则有无穷的低级烦恼。人生不可缺少大而高的目标，最大最高的目标就是向内寻求觉醒。关于这一点，哲学和宗教早有共识。中国哲学的始祖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西方哲学的始祖苏格拉底说：“未经思考的人生不值得一过。”佛教的始祖释迦牟尼说：“不知正确的教法而活百年，不如听闻正确的教法而活一日。”这些教导都把觉醒视为人生的主要目标，而且在语言表述上竟也高度相似，绝不是偶然的。如果要给古今中外的哲学和宗教确定一个共同主题，便是觉醒。如果要给本书确定一个主题，也便是觉醒。读者还会看到，以觉醒为人生的主题，这一点在佛教中体现得比其他一切宗教和哲学更为鲜明。
我和法师共进行了六次对话，时间和地点先后为：2012年6月18日我的家里；2012年10月17日北京法源寺；2013年1月22日我的工作室；2013年12月16日北京国宾宾馆；2014年7月20日北京华贸中心字里行间书店；2015年4月21日我的工作室。近三年里，我一直在为我们的系统对话做准备，而把这些对话视为一种预热，不曾想到，六次对话下来，发现提纲所列的问题已谈得相当充分。那么，既然柳已成行，就不必在乎插柳是有心还是无心的了。于是，以六次对话的录音记录为基础，我按照话题做了梳理，整理出初稿，法师再对初稿做认真的修改和补充，遂成本书。
和法师谈话是极愉快之事。我对佛法素有兴趣，但所知甚少，疑惑颇多。一半凭着无知者无畏的胆量，一半凭着追根究底的认真，我常常几乎放肆地向法师发起“挑战”。偏偏法师乃真性情人，喜欢有人向他“挑战”，在传播佛法智慧的同时，也很享受哲学爱智的乐趣。在很大程度上，我是有意立足于西方哲学的立场，像辩论赛中的乙方那样，向甲方抛出难题。我相信，这是比一味顺从更好的方式，有助于法师更活泼地启动智慧，阐明佛理。不用说，在这种方式背后，动机仍是虚心求教，而事实上我亦大有收获。
本书的主角是法师，我只是一个配角，全部对话是围绕佛法这个中心进行的。我还乐于承认，即使扩大来看，在生命觉悟的领域里，哲学给佛学当配角是一点儿也不冤枉的。和法师对话坚定了我的一个信念，即人生问题的究竟解决是在佛法之中。2015年8月22日于北京
编者注：序言题目《本来空，本来满》由本书互联网征名活动的参与者周捷提供。
问心寻路
济群法师在多数人的印象中，似乎觉得佛法离生活很遥远。其实，佛法是人生的大智慧。人生存在的各种问题，佛法都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正确认识，并提供究竟的解决途径。因为世界的所有问题，无非是人的问题。很多时候，事情对我们产生多大影响，并不在于事情本身，而在于我们具备什么认识，以什么心态来处理。
佛法自古被称为心学，是引导我们认识并改善心性的一种智慧。过去的许多文人士大夫，往往既是儒者，也是虔诚的佛教徒，依此安身立命，修心养性。而对普通百姓来说，佛教则承担着心理抚慰和指点迷津的作用。当他们不知何去何从，就会到寺院烧香礼佛，祈求佛菩萨加持，或直接请求法师开示。所以，出家众的职责就是内修外弘，一方面精进修行，令自己明心见性；另一方面要传播佛法，为信众排忧解难。相比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西方心理学，佛教对心性的认识更为透彻。所以近几十年来，西方心理学界也在不断吸收佛法的理论和禅修方法，用于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及临床治疗。相关书籍正在陆续介绍到国内。
从文化传统来说，西方哲学早期关注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其后才重视认识论及人的问题。因为我们能认识什么样的世界，是取决于我们的认识能力。就像一面镜子，如果它是哈哈镜，或破碎而布满污垢的，就不可能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的认识能力极大提高，对浩瀚太空有了越来越多的发现，对微观世界也有了越来越深的了解。这就说明，你的认识达到什么程度，世界就在你面前展现相应的广度和深度。
那么，人有没有能力认识无限的宇宙？佛法认为，人的认识有两个层面。一是来自经验积累，即通过教育和生活学到的。在这个层面，再多的有限还是有限，不可能认识无限。但佛法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和宇宙是相通的，所以生命内在还蕴含无限的智慧。在没有开发无限性之前，生命是渺小而短暂的。不必说人生短短几十年，即使我们生存的地球，在宇宙中也是微不足道的。唯有开发无限的智慧，我们才有能力认识无限的世界。这种对无限性的认识，需要通过禅修向内开发，而不是向外寻求。
此外，佛教关于轮回和心性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国文化的不足。儒家关注的重点在于现世，不太关心死后的问题。但不关心，是不是死后就没问题？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回避“死”，从来不愿正视它，一旦死到临头，就被巨大的恐惧所淹没，死得痛苦、挣扎、毫无尊严。生从何来，死往何去？始终是人类永恒的困惑。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才能找到生命的真正价值所在。
千百年来，中国社会向往的成功，是通过寒窗苦读，求取功名，由此光宗耀祖，扬名后世，都是在现实层面的。而印度文明关注的核心，是轮回与解脱。当我们立足于现实，所见永远是局部的，是没有来龙去脉的片段。就像人生，哪怕盖棺定论时，也只能看到今生的起点和终点。而在无尽的生命长河中，这个起点和终点不过是一片浪花的生灭。只有成就无限的智慧，才能真正看清，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轮回的思想，重点是帮助我们了解生命的长度。如果不认识轮回，生命只是一个短暂的片段，是没有长度的，对生命的认识也是不完整的。除了轮回，佛教也很关注心性，这是帮助我们了解生命的深度。生命的存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古希腊哲人在三千多年前就警醒世人：“认识你自己！”那么，什么代表你自己？如果不了解心性，我们又何以认识自己？而认识世界真相乃至成贤成圣，同样离不开对心性的了悟。
我曾在北大参加“佛学与心理学”的对话，也涉及到这个话题。为什么佛教如此关注心性，而西方宗教却不太关注这一点？因为西方宗教属于他力信仰，不需要对生命有太多了解，只要信仰、听话、多做善事就行了。至于能不能升到天堂，那是上帝的事，不需要你关注。而佛教偏重自力，要靠自我拯救。这就必须向内探究，了解心性的真相和运作规律，才能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自我拯救的能力，以及如何开发这种能力。
此外还有价值观的问题。人生究竟蕴含多少价值？如果不了解心性，所谓的价值观，必然局限于现实生活，以现前的利益和感受为导向，注定是肤浅而渺小的。就像在孩子眼中，最有价值的往往是一粒糖或一个玩具，为此，他愿意拿自己的全部去交换。如果不能找到人生的最大价值，我们未必比一个孩子看得更远，也难免做出荒唐的选择。所以说，价值观绝不是形而上的抽象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人生选择，关系到今生的幸福与否。
我们能认识什么样的世界，是取决于自身的认识能力。就像望远镜，每一次改进，都使人类的观察范围扩大一步。但不论怎么发现，相对无限的宇宙，仍是沧海一粟。而佛法对心性的认识是向内开发，一旦打开我们本来具足的无限智慧，就天上天下，无所不知了。因为心的本质就是宇宙的本质，两者是一体的，没有能知和所知的分别，也没有已知和未知的界限。正如《大般若经》所说：“一切世界一切有情色相差别，及余物类种种不同，如来皆见，如观掌中阿摩洛果。”
佛法讲缘起性空，讲诸法唯识，既说明事物本质是空，没有固定不变的特质；也说明在认识世界时，心并不是单纯的观察者，同时也在影响物质世界，决定它以什么方式存在，所以说，不论对自然还是人类社会的认识，关键在于我们具备什么样的心性。这是开发认识能力的根本所在。儒家文化立足社会现实，西方哲学重视探究世界真相，而佛教心性论和轮回说恰恰可以弥补两者的不足。《我们误解了这个世界》根据我和周国平老师的多次对话整理而成。周老师富有求真精神，对哲学、社会都有深入的思考。我自己在修学过程中，也致力于探究生命真相、解决人生问题。我们研究的领域虽然不同，关注的问题却极其相似，有谈不完的话题。自2012年第一次见面以来，我多次在北京和周老师相约见面，或在法源寺的走廊下，或在周老师的茶室中。我们在放松的状态下，随着思维的自由流淌，交流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和周老师对话，让我开阔视野，激发灵感，增长见识，可谓畅快！
这本书，可以说是西方哲学与东方佛学的一次碰撞。我们谈话的内容，既是哲学关注的，也是佛法要解决的，更是现实人生回避不了的问题，如信仰、本体、自我、命运、生死、苦乐、道德等。周老师阐发西方哲学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则从佛法角度分享我的认识。每一次，我们都在意犹未尽的享受中结束交流。
人类创造了文明，文明也改变着人类命运。今天，人们有了梦寐以求的舒适生活，可很多人过得并不幸福，社会、生态等问题日益尖锐。问题到底在哪里？我想，还是要回归到人类自身来思考。佛法提供的角度，是充分认识心性，造就健康的心态、人格及生命品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相信这样的对话，既能增进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了解，也能为解决社会人生的问题提供思路。2015年9月18日于五老峰阿兰若处
编者注：序言题目《问心寻路》由本书互联网征名活动的参与者穆如清风提供。
时代与责任
真理属于人类，谬误属于时代。——歌德
今诸世间，皆悉空旷。常处黑暗，怖畏中行。邪见炽盛，不善增长。——《善见论》
两个“自由主义者”
周：我和法师神交已久，今天终于见面。最早应该是在2002年6月，你给我发电子邮件，为你主编的《人世间》向我约稿，从此建立了联系，至今已经十多年。当时我略感惊讶，一个僧人发电子邮件，很与时俱进啊。我知道你现在还开博客和微博，有几十万粉丝，是你自己打理的？
济：博客是一位居士在帮忙打理，主要从我以往的文章里摘录编辑，包括我的各种演讲和上课内容。微博是我自己每天写的。
周：那也是贴旧的段落吧？
济：没有，微博是随时想到随时写的。
周：天天都写吗？
济：正常一天会写一条，多一点就两条，也有时候不写。
周：比我强多了。我是一个星期更新一次，多半是从旧文里摘取。看你的简历，你是中国佛学院的第一批学生，是上佛学院后出家吗？
济：在上学之前，我已经出家了。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在他们的影响下，全家都信佛。我14岁就以行者身份住过寺院，17岁正式剃度，在佛教界算是童真入道。
周：这么早就出家，人生的许多滋味还没有尝试过，不觉得遗憾吗？
济：我觉得，我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出家的。现在回头再看，在没有进入世俗生活之前就能出家，也算是很好的开端吧！随着佛法修学的深入，我越来越觉得，对我来说，没有比追求真理、弘扬佛法更有意义的人生了。
周：从中国佛学院毕业之后，你到过不同的寺院？
济：1984年毕业后，我在福建广化寺比较安静地住了几年。每天主要是自学，以戒律为主，兼看俱舍、唯识，随后在福建佛学院开始担任一些课程。八十年代末，我到了南普陀，就是我现在常住的地方。此后，一直在佛学院从事教学，指导研究生修学。同时也在苏州主持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工作，定期去讲课。总之，几十年都在修学和教学，一以贯之。
周：我看到你的访谈说，你是个自由主义者，是个山野之人，在教学之外，谢绝一切社会头衔和行政职务。我很欣赏。我也是个自由主义者，受不了杂务的束缚。
济：我觉得人只有在自由开放的状态下，才会有智慧的火花。每天都在机械、忙碌的生活常态中，会扼杀灵性的东西。我不喜欢管人管事，也不愿意被别人管，害怕介入复杂的行政事务中，更讨厌无谓的应酬。
周：对，人就应该顺应自己的性情，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不意味着对社会不负责任，事实上，用适合于自己性情的方式来做事情，不但自己舒服，而且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也是最好的。如果你当住持，为行政事务操劳，就会浪费了你的长处。我也一样，此生无官运也不想有，像现在这样是最好的。我们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一方面独立地从事佛学或哲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关注社会精神层面的问题，把二者结合起来，为改善时代的精神状况尽一点力。
什么卡住了你？
周：你觉得现在中国的佛教界怎么样，有什么问题？
济：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把佛法和佛教分开。我们要学的是佛法，法是“法尔如是”，不会因为时代或地域出现什么问题。但佛教是一个缘起的现象，是社会的一部分。也因此，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同样会在佛教界有不同程度的折射。在古代，一道黄墙就能围出红尘不到的方外之地，但现在，各种媒介早已突破围墙的屏障，这就使得今天的修行变得格外困难。修行上不去，问题自然接踵而至。尤其是佛教经历了“文革”的摧残，又在百废待兴的环境中恢复起来，说起来比较复杂。
周：没关系，你是自由主义者，可以说一说。
济：近二十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当今教界存在的问题，希望提出解决之道。我觉得，根本问题就在于修学。出家人修学得力了，都能如法如律，具足僧格，教界即使有什么问题，也是微不足道的。但如果出家人的修学上不去，结果无非是两种，或者要名利，或者混日子，和社会上的人不会有本质区别。在加强僧教育的同时，还要让大众了解佛教对当代社会的价值，对个体生命的意义。如果能出现一批高素质的正信佛子，既可以为教界提供优秀僧才，又可以通过他们的身体力行，消除民众对佛教的误解。佛法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普世性的智慧。这种智慧蕴藏在深奥的佛典中，很少有人能够了解，也没有适当的渠道去了解。之所以说它是普世性的，是因为每个生命都有迷惑和烦恼。佛法就是帮助我们看清生命中存在的问题，并提供究竟的解决之道。当然，也有些人活得懵懵懂懂，吃饱睡足就万事大吉，可能不觉得人生有什么问题。
周：这样的人好像挺幸福啊。
济：这种幸福只是需求和所得暂时达到平衡时的一种假象，但很不稳定。一旦条件发生改变，所谓的幸福随时可能破灭。更何况，人还有更深层次的精神需求，他现在意识不到，不等于始终意识不到。当这种需求出现在他生命中，他又如何面对，如何安顿身心？多数人的生命现状，无非是一大堆错误想法再加上一大堆混乱情绪。而物质的过度和信息的泛滥，又加剧了这种混乱。所以现代人普遍心态不好，焦虑，躁动，茫然，连吃饭睡觉都要不停地刷着手机，真可谓寝食难安。因为心态不好，就使得生命品质趋向堕落。在今天，虽然我们的物质生活有了大幅度提升，但生命品质不升反降。古人崇尚的是道德，是圣贤；而今人崇尚的是声色，是明星。从这种选择的变化中，就可以看到这个社会的价值取向。
周：总结得好，一大堆错误想法加上一大堆混乱情绪，真的是这样。
济：更严重的是，人在这一大堆错误想法和混乱情绪中，根本就是不知不觉，身不由己。
周：观念和情绪具有巨大的力量，人们往往被这两样东西支配着，很少去想一想自己所接受的那些观念到底有没有道理，让自己陷入强烈情绪的那些事情是否真的重要。
济：所以这个时代需要启蒙，启发大家对人生的思考。每个人终究要面对那些终极困惑，包括“我是谁”“生从何来，死往何去”“人为什么活着”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佛法给了我们究竟的答案。但作为一个出家人，光自己理解还不行，还需要把它说得大家都能听懂。只有把个中原理理解透彻之后，才能自由表达，一切才能变得简单。你对哲学也做了很多普及工作。
周：其实我更多地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后来我发现，这些问题是很多人都面临的，所以会有比较大的反响。
济：佛法本身就有哲学的层面。哲学关注的问题，佛法也在关注。不同只是在于，两者有各自的认识和解决方式。佛法非常重视正见，将之作为“八正道”之首。换言之，首先是对每个问题建立正确认识，这是走向觉醒、解脱的前提。反之，当你产生错误认识并执著于自己的想法时，就会被卡在其中，不得解脱。
周：“卡”这个词用得好，很通俗，但生动而准确，和解脱还是对应的。
济：佛教中，和解脱相对的是一种束缚，一种捆绑，也就是被“卡”住了。
周：对，还是“卡”更形象，好像能看到一样，而且状态更悲惨一点，还有点卡通，能够联想到漫画的形象。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
济：在你看来，中国人是不是天生缺少哲学潜质？或者说，它的整个文化环境比较重视实用，这就影响到很多人的观念，天生不喜欢去想那些形而上的东西。
周：从本性来说，一个稍微有点慧根的人，就不会甘心像动物一样生活，一定会有追求，我称之为精神本能。人都有这种精神本能，中国人也不例外，但我们的文化是不鼓励的。
济：这种文化的鼓励很重要。每个孩子都有思考人生问题的潜质，很多人小时候会好奇：人为什么会死啊？死了到哪里啊？我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但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老师和父母会不断告诉你，不需要去关心这些，只应该关心考试和升学。他的这些思考非但得不到支持，还会被直接扼杀。所以在长大后，关心的只是眼前的柴米油盐，升官发财。
周：很小就被扼杀了，这是当代中国很严重的一个情况。现在比以前更严重。
济：因为社会更功利了，做什么都要马上看到回报，要有现前的结果和利益。
周：实际上把幸福的源头给掐死了。幸福的源头是精神的健康，从小就被掐死了，只好向外界乞求，一辈子受苦受难，还以为是在追求幸福，太可怜了。教育的问题特别大，信仰的缺失也是特别大的问题。对于有信仰传统的民族来说，没有信仰会心慌的，但我们这里没有信仰才是正常的，大家都无所谓，不认为信仰是生活的必需品。
济：还是教育的问题。整个教育让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或者说，一种按部就班的惯性。一旦进入这个轨道，虽然生活内容有所不同，但生命品质就几乎没有提升的可能了，接下来往往是被社会磨砺得更世俗，更势利，更斤斤计较。
周：文化传统也是一个原因。
济：如何才能启发更多的人去关注这些问题？
周：所以需要弘法。弘法的实质就是教育，不一定是要让你成为佛教徒，是要让你活得明白一点，要有人生的觉悟。
济：现代教育偏向于生存技能和知识的传授，其实这只是文化的一部分，甚至不是主要部分。教育应该是全方位的，包括如何做事，做学问，更包括如何做人。每个人需要健康地活着，就得处理好与自己、与他人乃至与世界的关系，这就离不开哲学和宗教。目前，整个社会特别缺乏关于心性和生命的教育。
周：不光是缺乏，我觉得基本是在对着干。
济：这样一种教育也是任重道远，需要整个社会的重视和参与。希望政府能把这样的教育落实到民众教育中去。
周：政府能做的是给你提供一个自由的空间，让民间来做这些教育就行了。
济：从社会发展来说，物质基础形成之后，精神问题就会显现。在今天，人们已经真切感受到，物质无法解决一切问题，也未必能带来幸福。所以，一部分人开始关注心灵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缺乏健康的文化和信仰作为心灵引导，是非常可怕的。当人有了精神或信仰的需求，却不能通过正当途径得到满足时，邪教就可能乘虚而入。因为人们从来没接受过相关教育，没有标准，缺乏比较，但内心又有需求亟待满足，在这种供需不匹配的情况下，就很容易被似是而非的东西迷惑。
周：现在这种东西很有市场。有些人就是骗子，打出某种信仰的旗号，宣称能在根本上改变你的人生，很多富裕人士反而容易信仰这些。
济：这确实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总体上，整个社会教育是个大问题。对一个国家来说，体制和教育方式是关系到国民素质的重要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人的人格和心态。
周：不管狭义还是广义的教育都很成问题。核心是价值观的问题，到底追求什么，要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这是现代中国最大的问题。
济：没有核心价值观，大家都活在自我的欲望中，跟着感觉走，是很可怕的。因为这种感觉是混乱的，如果再缺乏道德或信仰的约束，失控是必然的。现在整个社会充满戾气，连师生和医患的关系都变得剑拔弩张。要知道，老师是“灵魂工程师”，而医生是“白衣天使”，当这样的职业都让人失去信任，甚至产生对立时，这个社会还能相信什么？
周：教育培育心灵，医学救治生命，本来应该是两个最干净的领域，现在却成了民怨最沸腾的领域，突出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问题。在匡正世风人心的事业上，佛教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从各种宗教比较来说，佛教在中国还是有基础的。
学佛要有次第和方法
济：佛法博大精深，经典浩瀚，今天的人学起来确实有一定难度。这个难度不在于我们接触佛法的机会太少，正相反，是在于资讯过于发达，以致让人无所适从。很多人虽然对佛教有兴趣，但并不清楚应该通过学佛来解决什么问题。有病急乱投医的，也有附庸风雅、当作文化修养的，不一而足。而那些有心学佛者，因为对佛教缺乏基本正见，所以在面对各个宗派的各种说法时，不知道这个经典和那个经典是什么关系，也不知道先学什么后学什么。因为不同经典代表不同的修学体系，如果没有次第，缺乏对佛法的宏观认识，在学习过程中，往往会陷入选择上的困难。
周：是的，面对佛学的浩瀚典籍，我也是望而生畏，不知从何入手。
济：佛法太博大了，每一部经论，每一个宗派，都包括从教理到修证的完整体系。虽然条条道路归长安，指向的终点是一样的，但起点不同，路径不同，有的看起来完全是两码事，甚至彼此矛盾。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次第，往往学了几十年还是不得要领。
周：这不光是方法问题，还有慧根的问题。
济：学佛需要有良好的氛围和有效的引导。这种引导，主要是明确先后次第，掌握方式方法。学佛不能单纯作为理论去学，那就和做学术没什么区别了；但也不能什么理论都不学就盲修瞎炼，那只会在自己的感觉中闭门造车。不少人看起来很精进，但见地跟不上，修来修去都不得力。如果观念有问题，就意味着他还会不断制造烦恼。他修的那点法往往还挡不住制造的烦恼，就会修得很痛苦，很怪异，所以见地很重要。
周：其实，学哲学也是这样，首先必须知道自己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对哲学经典的脉络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样才能找到二者的对接点。
济：学佛是学习佛法的智慧。在修学过程中，需要把佛法见地转化成自己的观念。我们在没有学佛前，也会有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学佛之后，就要发自内心地接受佛法，以此代替原有观念。当然，这种接受不是盲目的，而是在闻法、思维、理解基础上的接受，并且经过现实人生的检验，确认佛法所言不虚。只有这样，学佛才能落到实处。特别要注意的是，替换观念不是知道概念。仅仅知道概念，就像得到一张药方但不去服药，或是得到产品说明书而不去使用产品，是没有真实力用的。唯有将佛法落实到心行，以佛法智慧看问题，才能消除错误观念，进而消除由此产生的痛苦烦恼。
周：按照我的理解，接受佛法，代替自己原有的观念，不是一个单纯代替的过程。任何一种接受，都是在自己已有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实际发生的是对已有积累的一种清理，去除谬见，而让优良的种子发芽生长。用宋明新儒家的话说，这叫明心见性。
济：明心见性也是佛法修行的重点，禅宗尤其重视，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当然，这是对上根利智设定的捷径。对一般人来说，还是要经历戒定慧、闻思修的常道，需要从树立正见、改变观念入手。所以，我提倡的学习方法是“理解，接受、应用”。首先是从法义上理解，比如佛教说“诸行无常”，告诉我们，世间一切都是无常变化的。我们不仅要“理解”无常的道理，还要把这个道理拿到现实中去检验，看看哪样东西不是无常的。当你通过自己的观察，发现事物的确是无常的，就能发自内心地“接受”这个观念。具备这一认识，就要用来替换过去对“永恒”的幻想，学会用无常的眼光看待一切，这就是“运用”。当你对佛法真正地理解、接受并应用后，自然会达到观念、心态乃至生命品质的改变。因为观念会影响心态，心态会造就生命品质，这是由此及彼的。
周：佛教界本身是否也存在这个学习方法的问题？
济：佛教有自身的修学传统，但对多数人来说，还是存在文字、理解和选择等方面的障碍。我们目前做的，是针对现代人对佛法存在的误解和修学困惑提出解决之道，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建立正信。很多人对佛教有误解，这就需要帮助他们一一扫除，认识到佛法对人生的重大意义，知道为什么需要学佛。其次是让佛法和现实人生建立联系。一般人会觉得，佛法离生活非常遥远，这就需要让佛法落地，让大家了解，如何运用佛法来认识并解决人生存在的各种问题。第三是对修学的引导。学佛不仅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让我们心态平和一点，快乐一点，而是要引导学人从迷惑走向觉醒，走上自觉觉他的菩提大道。
向古希腊学园看齐
济：过去的哲学家搞一个学园，自己带一班学生在那里，修身养性，探讨人生问题，这种状态很有意思。
周：对，柏拉图的学园，延续了几百年。亚里士多德是廊下学派，古希腊的建筑都是大殿和大走廊，哲学家就带着学生一边散步一边聊天。
济：不是一本正经地坐在教室里。
周：估计那时候都没有教室。
济：我们现在也在廊下（按：当天谈话是在北京法源寺悯忠阁廊下进行的）。
周：这是一种最自然的状态。
济：真正的哲学思考，来自放松的状态。只有在最放松的状态下，才会出现灵感的火花。
周：尼采说过，哲学是不能在课堂上讲的，因为哲学需要一种思考状态，你不能保证自己在课堂上出现这种思考状态。
济：佛教界的传统教学，也是一个法师或禅师，带领一帮弟子，在水边林下，或研究经论，或参禅悟道。可惜，目前整个佛教教育都偏向学院式，已经偏离佛教自身的教育传统。学院教育着重知识性和综合性，一学期要学五六部经论，如果文化基础不是特别好，听懂都不容易，更谈不上深入理解和运用。而佛教教育有自身的目标导向和方式方法，是有次第地修学一部经论，专研一个宗派，不仅要深入理解，还要实修实证。这样的学习比较扎实。
周：你自己采取什么方式教学？
济：我有几种方式。一种是在研究所上大课，有六十多个学生，大家席地而坐，像古代的书院，我也盘腿坐在上面。我没有PPT和板书，从头讲到尾，还会留一定时间和大家交流。此外，研究所有四个方向的研究生，他们平时都有带着学习的老师。我会不定期把他们找来，在庭院里，让他们每人谈谈近期的学习情况，汇报一下心得。我再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和他们讲一讲，比如认识有什么问题，或方法上还要注意些什么。我会根据研究生的不同专业做些指导，平时主要靠他们自己学习。
周：你讲课有备课提纲吗？
济：我讲课会有一本原著，做笔记，画重点，就这一本。
周：每一课讲哪一段，这有计划吗？
济：我有大概的课时评估，但没有很具体的计划。讲解经论主要是对研究所的学生。面向社会举办讲座时，需要特别考虑听众的接受能力，如果他们听不懂，或者觉得没用，可能就坐不住了。研究所学生有一定的学习基础和连贯性，讲起来比较轻松。
周：研究所学生是一块，社会大众是一块，还有没有别的？
济：还有就是菩提书院，这是特别为在家居士学佛量身定制的，也是我最重要的弘法项目。这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心灵学院，修学内容包括初、中、高三级，修学方式分为个人自修和班级共修。对于怎么自修，怎么讨论，有一套详细的操作流程。现在学校的学习往往是被动的、单向的，缺乏交流，而且偏向知识性。我们提倡的是一种主动的、交流互动式的学习。学员平时根据课程设置自学、看书或观听音像，然后每周聚在一起交流对法义的理解，以及佛法在生活中的运用和心得。我们还会把学得好的学员培训成辅导员，带领新加入的学员一起修学。学院式的佛教教学，一是内容庞杂，缺乏次第；二是面面俱到，不易深入；三是被动听讲，缺乏交流。菩提书院的修学设置恰好纠正了这几个问题。首先是内容明确，次第清楚；其次是深入学习，反复听闻；第三是主动学习，坦诚交流。这样的方式，效果比学院式的教育好得多。
周：现在大学教学基本也是灌输式的。
济：书院的修学内容是我精心规划的。如果把生命理解为一个产品的话，它的成长也需要经过设计。这个产品有哪些潜能？如何去开发它？此外还要评估，这个产品目前的状态如何，离我们希望的品质差多远？如果它已经形成不良品质，又该如何改造？对多数人来说，现在的观念和状态，往往是被动而非主动的选择，是迷妄而非智慧的选择。换言之，是在不知不觉中铸造了这个生命产品。在这种情况下，要成就一个优秀的生命品质真的很难。
周：这就要看造化、看运气了。你只能是针对一般情况设计，很难个别化地设计吧。
济：佛教强调应机设教，如果有条件做到，当然是最理想的。但在教界目前的状况下，有能力进行引导的师长奇缺，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大众化且可复制的模式，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求。我们目前的重点，就是建立三级修学模式。这种模式不仅要让有限的教育资源发挥更大作用，还要保障它的纯度，不致因为大量复制而出现偏差。每个生命都有共同的核心，修学也不例外，掌握这个特质，就可以从共性入手。
周：这个共性应该是更本质的东西。
回归佛陀的本怀
济：从传统佛教到面向社会的传播，教界还需要做很多努力。首先要认识到，什么才是佛教的优良传统，而不是流传过程中形成的陈规陋习。这就需要拨乱反正，回归到佛陀出世的本怀，回归到佛法应有的定位。
周：有哪些属于陈规陋习？还有一些应该是现代商业社会产生的问题吧？
济：有些是在经济浪潮下出现的，比如寺院的商业化。寺院是一个道场，其作用是成就僧人用功办道，同时作为民众的精神家园，起到化世导俗的作用。但在不少地区，寺院已经背离修道和弘法的功能，只能起到旅游景点的作用，甚至被某些地方作为敛财机构。至于传统的问题，比如来世化、鬼神化的倾向，使佛教脱离“此时、此地、此人”，失去在现实中的教化作用。还有明清以来的寺院建筑，也和佛教本身的职能不相吻合。寺院应该是传播佛法的教育机构，但现在的佛寺建筑偏向崇拜，重点用于礼佛和参观，教育和弘法的功能反而比较薄弱。不少寺院虽然殿堂巍峨，金碧辉煌，却缺乏供人静修和举办讲座弘法的场所。关于出家人的修行，往往也只关注两堂功课。虽然早晚都在念，但多半只是念念、拜拜而已，形式大于实质，修行效果不尽如人意。
周：历史上汉传佛教的建筑都是这样的吗？
济：不都是这样。汉传佛教现在的建筑格局，主要是继承明清以来的传统，而隋唐时期就是以禅修和教育为中心，所以禅宗丛林有“不立佛殿，唯立法堂”之说。
周：建筑形式是很重要的。
济：因为建筑本身就包含一种引导，也决定了寺院的功能，它有哪些用途，又能为大众提供什么。现在各地建了很多寺院，似乎只是供人旅游参观用的。很多人外出旅游，就是“上车睡觉，下车看庙”。他们到寺院转了一圈，除了看到殿堂、佛像，能不能对佛教有一点正确认识？原因是什么？此外，如何把高深的佛理转化为生活智慧，佛教界在这方面也做得远远不够。社会大众对佛教的各种误解，比如消极、出世，及鬼神化、哲理化等，使佛教离生活非常遥远，只是少部分精英在研究，不接地气。
周：各种形式都应该有，有些人可以专门去研究比较高深的佛理。
济：也需要有些人把这些研究转化为实际应用。佛法有哲学的层面，但目的是为了指导修学，成就觉醒、解脱，而不仅仅是为了从中获得思辨之乐，更不是作为谈资卖弄。
周：现在佛教似乎成了一种时髦，很多人热衷于灵修一段时间，但进入佛教之根本的人太少了。
济：这也反映人们有解决心灵问题的需要，但社会普遍缺乏这方面的教育和引导。
周：缺乏的原因何在？是缺乏优秀的老师？
济：长期以来的教育环境，以及文革期间的破坏，使佛教界出现了断层。宗教政策恢复后，教界的教育方式也不理想，虽然出现了一些优秀人才，但他们的成长轨迹往往有很大的偶然性。只有建立真正有效的模式，优秀人才的出现才能具有必然性。否则，培养人才就成了小概率事件，有很大的随机性。
周：没有优秀的人才，教育就很难根本改观，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但愿偶然脱颖而出的人越来越多。
济：从佛法角度来说，这需要众缘和合。缘起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切结果都由条件决定。你创造什么样的条件，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教育也是同样。现在的关键是，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不到位，更多是外行在指手画脚，抓不到根本。虽然现状如此，但我们还是要去努力。只要努力，总可以为这个社会尽一些力量。总之，做就是了。畏冰 摄
哲学与宗教
宗教就像萤火虫一样，为了发光而需要黑暗。——叔本华
若人信心无有智慧，是人则能增长无明。若有智慧无有信心，是人则能增长邪见。——《大般涅槃经》
智慧与爱智慧
周：我一直觉得，佛法是古今中外最博大精深的哲学。请法师说说佛法和哲学的区别。
济：我觉得，主要区别是哲学会有一定的玄想成分，而佛法来源于实证，目的也是解决实际的生命问题，而不是单纯停留在理论探索。当然，理论是必要基础。但我们由闻思树立正见之后，还要通过禅修，把这种闻思正见落实于心行，体认生命真谛和诸法实相。这必须是自己亲证的，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周：我看到你经常批判把佛教哲学化。
济：我批判的并不是哲学，而是一部分人把佛法仅仅当作哲学来研究，并以此为佛法的全部。从佛法角度来说，掌握理论是为了指导实践。也只有付诸实践，才能真正明了这些理论的内涵。否则，在名相中转来转去，永远只是画饼充饥，不知个中滋味。
周：哲学和佛法的共同点是要寻求智慧，所谓的智慧，就是要弄明白人生的根本道理。二者的区别是不是说，哲学到此为止，没有修行和实证这一块，因此很难把认识到的道理内化为真正的智慧，就像融入了血肉一样。这是一。二是佛教尤其大乘佛教，除了智慧还强调慈悲，而哲学没有特别强调慈悲这个方面的内容。是不是这样的区别？
济：哲学本身属于追求智慧的学问，但每个哲学家对世界和生命自身的认识有深有浅。能否对生命自身和世界真相有正确认识，取决于认识者的认识能力。
周：在这一点上，哲学很谦虚，从来不自称“智慧”，只是自称“爱智慧”，也就是在寻求智慧。
济：有时，人的想象和推理很可能接近真相，但没有通过实证，并不等于亲见真相，还是隔了一层。虽然这一层已经很接近，但它隔开的是两个世界。真相来自实证，而不是想象、思考的产物。比如我们要体认世界的真相——空性，就要有体认空性的智慧。科学家提出的不少观点，包括现在的量子力学、弦论，跟唯识、中观对世界的认识很接近。不过这是通过仪器得来的知识，虽然有助于提升我们的认识，但和以生命来现量实证是两回事。
周：从源头上看，哲学也不是纯思辨，更不是学术，而是生活方式，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包含了修行和实证体验的意思，只是没有特别建立一套方法而已。有一种说法，实际上是一种责难，认为佛教也好，基督教也好，修行就是让你的身体处于一种特殊状态，然后这种状态支配了你的认识，支配了你的心理活动。比如说对空性的体验，为什么一定要让身体处于一种特殊状态，比如通过戒定这些步骤进入这种状态，才能有所体验？这种状态中的认识，和你平时在一般状态中的认识，两者不同的原因是不是和身体有关？
济：从佛法角度来说，一个真正证得空性的人，可以同时活在相对和超越相对的两个世界，不是必须在特定状态下才能具备某种认识。我们都是活在肉眼所见的、二元对立的世界，并且执著于此，所以生命充满局限。而圣者的内心已经超越这些界限，既能安住在他所证得的空性状态，又能活在相对的世界。凡夫因为内心有设定、执著和牵挂，所以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是不自在的。或者身体让你不自在，或者家庭让你不自在，或者事业让你不自在，或者人际关系让你不自在。即使这些问题都不存在，我们还会自寻烦恼，自己让自己不自在。而圣者虽然和我们处在同一个世界，面对同样的问题，却能自在无碍，游刃有余。所以，体认空性并不是身体处于某种特殊状态下的幻觉，更不是臆想。智慧是来自心灵的体证和觉醒，而不是身体。
周：应该是这样的。所以修行只是手段，到了圣者的境界，就应该是不依赖于这些手段了。
济：至于其他宗教，不管怎么修，关键是对宇宙人生能否做出合理的解读，在理论上足以让大家认识清楚。
周：其实基督教也有苦修，不过，它的信仰决定了它的修行方式。面对全知全能的上帝，修行的重点必定是祈祷和忏悔，求得上帝的启示。
济：佛法是一种内证。佛法认为，人的问题都是无明迷惑造成的，同时也认为，人具有潜在的觉悟本性，能够完成生命的自我拯救。
周：达到这种内证，是不是一定要通过戒律和禅定？
济：戒律也好，禅定也好，只是开发这些潜能的手段。比如戒律，是帮助我们简单健康地生活。如果一个人生活混乱，内心往往也躁动不安，并发展出种种不良情绪。这就需要通过戒律进行规范，让我们从生活到内心进行简化，避免不必要的干扰。而禅定是培养持续稳定的专注力，弱化并最终摆脱迷惑系统。如果不修禅定，内心会有各种情绪和念头来来去去，使心处于浑浊而非清明的状态，内在的观照力就无法开显出来。所以，戒和定都是帮助我们开发潜能的途径。但潜能是本自具足的，就像矿藏，本来就已经在那里，只是需要通过相应手段才能开启。
周：这样说我觉得就好理解，戒律的目的是物质生活的简化，禅定的目的是心念的简化，这两种简化是通向觉悟的必由之途。
佛学补中国哲学之不足
济：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中，佛教虽然是外来文化，但在中国已经流传了两千年。如何依循这些文化传承，建设当代中国的主流思想，造就健康的人格和心态，在今天尤为重要。包括西方哲学，也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吸收的地方。
周：这是一个普世价值的问题。佛教思想中有很多普世价值，这些是可以打通的。
济：西方的很多观念，比如自由、平等、民主、博爱，也是佛教重点提倡的。比如佛教称佛陀为“得大自在”，自在就是最高的自由。除了重视社会环境的自由，尤其重视心灵自由。佛陀入灭后，没有另立一位教主，而是要求弟子们以戒为师、以法为师、僧事僧断，强调法治、民主。此外，佛教认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在业力面前人人平等。而大乘佛教提倡菩提心，对一切众生都要生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些思想和西方哲学有相通之处，但佛法立足缘起无我的智慧，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更为究竟圆满。
周：哲学与佛教论证的途径很不一样，但追求的价值目标有相通之处。
济：社会上受过教育的人，还是接受西方哲学的观点比较多。
周：其实也不多。
济：哲学在中国始终处于不景气的状况。我听到一些学生说，之所以读哲学系，是因为进不了别的系。即使读了哲学系，大多数人也成不了哲学家。你是研究哲学的，对这种状况应该体会更深。
周：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念哲学系的时候，环境就已经是这样。那时候，大部分考哲学系的同学，是因为考理工科没有希望，或是在中学里当学生干部，以为学哲学就是当干部，真正喜欢哲学的很少。整个社会上关心哲学的人就很少，这和我们民族的实用品格有关，也和我们的教育有关。从传统来说，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过于关注国家、社会、家族的层面，很少关注人的精神层面。它主张的道德，也是为社会的稳定服务的，不太关心人的精神上的提升。
济：儒家关注的是怎么做人和治理国家。
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把中国人的精神层次提升了一大截。佛教对中国的儒家和道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宋明理学，接受了很多佛教的内容。如果没有佛教，就不会有宋明理学。在中国哲学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儒家或道家，但它们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尤其是儒家，不思考那些终极问题，包括生死问题、心性问题。你曾经说，佛教所思考的两大问题，就是心性和生死问题。到了宋明理学，两者都成了主题。所以说，佛教让中国哲学深刻化了，更有形而上学的底蕴，弥补了中国哲学的缺陷。
济：佛教在中国流传两千多年，在此过程中，为了在这片土地生根，必然会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而中国文化本身非常强大，所以佛教进入中国后，首先经历了冲突期，然后再进入融合期。冲突期的主要矛盾有两点。首先，按中国的传统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有人看到皇帝都要礼拜。但在印度，反而是国王看到出家人要顶礼。因为出家人是出世的修行者，是追求觉醒、解脱，传播真理和智慧的人。不论你在世间地位多高，哪怕贵为国王，也要对这些人表示恭敬。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印度社会的价值取向。而在中国的传统中，帝王才是九五之尊，是天下最高贵的人。关于这个问题，南北朝起就有不少高僧撰文批驳。最著名的是慧远大师的《沙门不拜王者论》，就出家人为什么不能礼拜帝王的问题，提供了很多理论依据。
周：这真是源头上的不同，一个是崇拜世俗权力，一个是敬仰精神高度。孔子在后世被尊为万世师表，可是在活着时找不到一个肯尊他为师的诸侯。古希腊的情况比我们好一些，政治领袖会把同时代的某一个大哲学家尊为老师，比如阿那克萨戈拉是伯里克利的老师，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不过，都比不上印度对圣者的尊敬。
济：其次是关于不孝的问题。儒家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也”等观念，早已被国人奉为真理。而出家人不仅剃除须发，还独身无后，自然为社会大众所诟病。于是，当时的高僧大德又从佛经中找到各种依据，告诉大家，出家并非不孝，正相反，这是一种令现生乃至往昔父母都能受益的大孝。
周：这仍然是注重世俗价值还是神圣价值的区别。
济：这些理论逐渐说服了社会大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领略到佛法智慧的高深。包括很多优秀知识分子，也逐渐接受并信仰佛教。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出家人，不少是社会一流的知识分子。当时的文人士大夫，能有一位方外之交，在一起参究佛法，畅谈人生，觉得是非常荣耀的事。在经历冲突到接纳之后，佛教开始影响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艺术、文学等等。在此过程中，当时的高僧大德为了让佛教顺利发展，让人们知道佛教和儒家文化也有相通之处，会带着佛学思想去注解《论语》《易经》，乃至《老子》《庄子》等。这样一些注解，无形中把孔孟和老庄思想佛化了，他们做的其实是这么一件事。所以，说中国文化对佛教有多大影响，我觉得其实并不多。只不过说，在特定时期，为了便于国人接受，它在一些概念的表达上会有相通之处。
周：这是一个方面，是高僧大德们做的事情。另一方面，儒家的学者们也在主动地接纳佛法思想，把它融入到儒家理论中，宋明理学是这种情况。
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缺少完整的建构。诸子百家对某些问题有思考，但不像佛法或西方哲学，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周：西方哲学和佛教，相同之处是重视本体论，对世界本体要说清楚，并且重视逻辑，而中国儒家缺少这两样东西。
济：儒家有“未知生，焉知死”之说，又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存”，不太关注现世之外的东西。
周：智慧文化占主流的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吗？
济：汉魏之后，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儒释道三家，基本可以算是主流文化。儒家比较唯物，也比较功利，对心性、生死和世界本质的思考，总体比较薄弱。关于这些问题，佛教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在严格意义上，单纯的儒家文化可能算不上是一种哲学。
周：不是哲学，更不是宗教。
济：只能是一种道德，一种治理社会的伦理和规则。
周：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王国维。他曾尖锐地指出：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没有本土的宗教，只有政治学和道德学。孔子和孟子都是政治家、道德家。中国缺乏形而上层面的最高哲学，道家有一些。
济：非常简明，一条一条，并不是很系统。
周：对本体有了一种关注，提出了道的概念。
济：刚才讲到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诸子百家多半是为政治服务的，缺乏对生命自身的关注。
周：这是个缺陷，佛教传入后打破了这一点。但中国传统的势力还是很强大，打破得还很有限。
禅宗与净土缘何流行？
周：佛教在中国的流传，似乎遭遇了一个悖论。比如汉传佛教的八个宗派，就净土宗和禅宗比较流行，你也多次讲到这个问题，流行的原因是因为它们简化，但缺少对闻思正见的重视。其他宗派比较哲学化，但缺少修行的部分。那么，修行和哲学之间是不是很难兼顾？佛教本身好像有这个问题。
济：佛教本身没有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宗派或法门来说，应该有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体系。汉传佛教八大宗派虽然各有侧重，有的偏重教理，如唯识、华严；有的偏重实修，如禅宗、净宗。但不能说，偏重教理的就没有实修，偏重实修的就不讲教理。它们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传承过程中出现的流弊。
周：具体情形是怎样的？
济：佛教在隋唐时期高僧辈出，人才济济，所以一些宗派的修学往往起点过高。宋元以降，佛教一路衰落，也是伴随中国文化的衰落。尤其是明清之后，学佛者的总体素质很难继承如此博大的思想及高深的修法。久而久之，这些宗派就变得难以为继。佛教有句话叫“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因为法尔如是，有没有人修行都是这样，但它在世间的弘扬，必须靠实证和传播才能得以延续。相对来说，禅宗和净土看似比较简单，就逐渐成为学人的首选。但我们要知道，这种简单只是表面上的简单，你真要去领会它并不容易。且不说禅宗是直截了当的“向上一着”，就是净土法门，连玄奘三藏都称之为“极难信之法”。
周：你给学生们讲唯识论，他们中能理解的多不多？
济：唯识宗在唐朝仅仅传了两三代，就开始衰落。到清末民初，早年失传的一些唯识典籍又从海外陆续被发现并请回，刊印流通，开启了唯识宗的复兴之旅。民国高僧太虚大师就称自己是“教学法相唯识，行在瑜伽菩萨戒”。此外，还有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等人研究唯识，北大蔡元培先生也邀请梁漱溟讲授唯识，从南至北，蔚然成风。至今仍有不少佛学院在开设唯识课程，这应该和太虚大师当年的倡导有关。但佛学院的教学方式偏重知识传授，能够深入学习的人才并不多。在今天，特别需要有人把佛法精神真正领会透彻之后，按照当代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我们这代人要做的事。
万能的神难以成立
周：我们已经把佛学和哲学做了比较，现在来比较一下佛教与其他宗教的异同。我看过法师在这方面的论述，讲得很清楚。按照我的理解，宗教的根本目的都是要解决人生问题，给人生一个最高的指导。同时，佛教成其为宗教，是因为它和其他宗教一样，也有自己的教义、组织和戒律。那么，它和其他宗教的区别在哪里呢？
济：其他宗教往往建立一个万能的神，世界是神造的，人的命运也是由神决定的。除了神的恩赐，人是没有能力拯救自己的。而佛教否认万能神的存在，认为一切都是由心创造，由因缘因果决定的。人的身体、语言和思想行为，直接决定了生命的未来走向。修行就是为了摆脱迷惑，开发自我觉醒的力量。
周：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修建寺院让大家去拜呢？
济：寺院最初的功能更接近学校，是出家人修行和传播佛法的道场，佛菩萨则是起到榜样、老师的作用。当然从信仰的角度来说，佛菩萨是具有加持力的。我们礼敬佛菩萨，一方面是提醒自己以佛菩萨为榜样，见贤思齐，策励修行；一方面可以通过对佛菩萨的至诚忆念，与之感应道交，获得力量。当然，佛教更强调的是依教奉行，通过学习佛菩萨的智慧和慈悲，完成生命的自我拯救。所以说，佛教是自力而非他力的，这是佛教和其他宗教的主要区别之一。
周：作为一种信仰，基督教同样也起到让人向善弃恶的作用。
济：总体上，基督教是用简单的方式在处理各种问题。只要相信万能的神，其他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如果一个人对生命有更多思考，这些理论显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比如上帝也喜怒无常，还把人造得各种各样，太多的问题不容易说通。但它通过建立外在力量让人心生敬畏，并在道德层面提倡博爱、忏悔、与人为善，对民众心理健康还是有益的。
周：这是《旧约》中的上帝，《新约》不是这样，更强调精神性的信仰。在基督教看来，人的认识能力有限，靠理性不能解决宇宙和人生的终极问题，必须靠信仰来解决。
济：提出一个万能的神，似乎把很多问题解决了——因为神是万能的，那就没什么不可能。但要让万能的神成立，就存在太大的问题了。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所有矛盾都落在一点上，然后回避这个矛盾——貌似采取了这样一种方式。
周：而且它告诉你，神的存在是无需证明的，你要不见而信。不但基督教，从柏拉图开始，就是这样一个传统，设定宇宙具有一个永恒的精神本质，我们靠理性无法认识，但我们的灵魂可以去寻求它，感应它，柏拉图的基本理论就是灵魂来自理念世界。后来基督教演变成整个欧洲的宗教，柏拉图起了很大的作用。
济：上帝的内涵，根据他们的需要被不断深化了。早期基督教信仰提出的耶和华，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神，一个地方的神，也有喜怒哀乐，甚至有些暴力，会以洪水惩罚世人。通过哲学家和神学家们的努力，逐渐变成一个宇宙级的无所不能的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从明星包装为超级巨星的过程。
周：你的这个说法很生动。不过，这可能是西方哲学从柏拉图以来发展的必然结果。古希腊哲学的特点就是追问世界永恒不变的本体是什么，柏拉图把它确定为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基督教把上帝的名称赋予了它。在西方传统中，信仰就是相信宇宙有一个精神性的本体。在佛教中，信仰的含义就完全不同了。
济：关于信仰，《大智度论》有两句话，叫作“信为能入，智为能度”。这就告诉我们，信仰只是入门的基础，真正解决问题，要靠生命内在的智慧，而不是仅仅靠信就可以的。对佛法义理的接受，又有“信解行证”四个阶段。从对法义的相信和理解，到通过实践，真正体认空性，才被称为证信，即证得的信仰。也就是说，随着对佛法的理解、认识和体证，你的信仰程度在不断深化，纯度在不断提升。可见，佛教信仰不是简单的相信，而是伴随着整个修行过程。
周：这个意义上的信仰，其实是一种融入血肉的人生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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