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玉芹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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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中国东北医疗卫生殖民统制研究试读：
绪论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状况综述
医疗卫生和民众的生活、健康息息相关，常被殖民统治者用作宣传其殖民统治合法性、强化统治的重要工具，正如日本学者饭岛涉所指出的：“医疗卫生视角是探索殖民主义统治实质的一个有效切入点。”为此，国内外学者对本选题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研究成果。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满铁和伪满洲国的殖民医疗卫生
比较而言，欧美、日本学者更多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视角，宏观讨论近代中国东北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日本学者相关著作有饭岛涉的《疟疾与帝国》（东京大学出版，2005），满史会的《“满洲”开发四十年史》补卷（满洲开发四十年史刊行会发行，1964）。代表性论文有白取道博的《“满洲”移民政策与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北海道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第47号，1986），神谷昭典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医疗卫生》（《15年战争与日本医学医疗研究会会志》第11卷第1号，2010）。中国学者对伪满洲国医疗卫生研究较有造诣的是赵晓红，她曾撰写《伪满洲国医疗统制》（《东北亚研究》2008年第14、15合并号）、《宗主国与殖民地医学教育的连动与差异——对伪满时期医学教育的考察（《民国档案》2012年第1期）、《日本在伪满公营医疗制度的实施及其回流》（《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6期）三篇学术论文，对日本殖民时期东北医疗卫生与日本国内医疗卫生关联进行了详尽揭示。此外，相关论文还有沈洁的《“满洲国”社会事业的展开——以卫生事业为中心》（《社会事业史研究》2003年第31号），黄文雄的《后藤新平对台湾近代化的医疗教育观》（《拓殖大学百年史研究》2001年第6号），冷秀锦的《试述后藤新平“文装的武备”论》（《日本学刊》2010第4期），谷永清的《中国近代防疫述论》（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5）等。（二）关于生化武器研制方面
由于日军生化武器研制和使用问题现实意义较强，因此中日学者在该领域投入了大量精力，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日本森村诚一先生堪称是日本研究细菌战的鼻祖，他于1989年撰写的《魔鬼的盛宴：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纪实》一书，让所有日本人耳目一新。1991年该书由中国学者关成和、徐明恳译成中文，并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唤起了中日两国人民对细菌战研究的重视。日本相关著作还有吉见义明的《日军化学武器开发及使用》（岩波书店，2004），松野诚也《日军的化学武器》（凯丰社，2005），常石敬一的《七三一部队——生物武器犯罪的真相》（讲谈社现代新书，1995）等。相关论文有刈田啓史郎的《关于100部队》（《15年战争与日本医学医疗研究会会志》第10卷第1号，2007），吉见义明的《日军化学武器开发及使用》（《15年战争与日本医学医疗研究会会志》第13卷第2号，2013），松村高夫的《731部队与细菌战》（《三田学会杂志》第91卷第2号，1998）、《1940年“新京、农安鼠疫流行”与731部队》（《三田学会杂志》第95卷第4号，2003）、《731部队细菌战与战时、战后医学》（《三田学会杂志》第106卷第1号，2013）等。
中国方面研究成果也很丰富，相关著作不下十多本。主要著作有中央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著的《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韩晓、辛培林的《日军731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解学诗、松村高夫等的《战争与恶疫——731部队罪行考》（人民出版社，1998），佟振宇的《日本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哈尔滨出版社，1998），步平、高晓燕、笪志刚编著的《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徐占江、李茂杰主编的《日本关东军要塞》（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夏治强的《化学武器兴衰史话》（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谢尔顿·H.哈里斯著，王选等译的《死亡工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与本选题相关的代表性论文有韩雪的《论日军731部队的细菌战实验》（硕士学位论文，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2012），刘庭华的《杀人工厂——日军在中国建立的细菌战部队》（《军事历史》2005年第5期），曹志勃的《隐秘的魔鬼——齐齐哈尔516部队》（《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5期），张守生的《侵华日军“516毒瓦斯部队”揭秘》（《军事历史》1998年第3期），步平的《残暴罪行不容掩盖——揭露侵华日军在中国的毒气实验》（《北方文物》2001年第3期）。（三）对大连、沈阳、内蒙古、长春等地区殖民医疗卫生的研究
日本学者较为关注坐落在沈阳的“满洲”医科大学的研究。日本学者末永惠子的《战时医学的实态——满洲医科大学》（树花舍，2005），辅仁会·“满洲”医科大学史编辑委员会的《柳絮飞舞——满洲医科大学史》（辅仁会·“满洲”医科大学史编纂委员会发行，1978）。中国学者普遍关注东北各主要城市殖民医疗卫生的研究。与本选题相关的著作和代表性论文有，孙承岱、徐元辰合著的《帝国主义侵略大连史丛书（卫生卷）》（大连出版社，1999），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吉林省志 卷四十 卫生志》（吉林人民出版，1992），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黑龙江省志 第四十七卷 卫生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任其怿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的文化侵略活动（1931—1945年）》（博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2006），丁晓杰的《日本善邻协会兴亚义塾始末述论》（《内蒙古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日本在伪蒙疆政权时期的家畜防疫政策论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杨忠臣的《伪满新京医疗状况概述》（《伪皇宫陈列馆年鉴》，1996—1997），薛志刚的《日本殖民统治大连时期的医疗卫生事业》（《大连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8卷），内蒙古学者财吉拉胡用日文所作的《近代日本对内蒙古展开的医疗卫生事业——财团法人善郐协会的医疗卫生活动为例》（《哲学·科学史论丛》第14号，2013）。（四）战争罪责认识方面
有关历史认识方面的研究，中日两国研究人员较多，成果颇丰，但从医学罪责认识角度的研究较少。日本方面相关研究著作和论文有，战争与医学伦理检证会的《战争与医学伦理》（三惠社，2012），熊谷彻的《克服“历史风险”的德国与放置的日本》（《中央公论》2005年9月号），西山胜夫的《日本医学医疗对15年战争的支持》（《社会医学研究》第26卷第2号，2009），南典男的《遗弃中国化学武器被害问题》（《15年战争与日本医学医疗研究会会志》第13卷第2号，2013），刈田啓史郎的《15年战争期间日本的医学犯罪与化学武器》（《15年战争与日本医学医疗研究会会志》第13卷第2号，2013）等。中国方面相关研究著作和论文有，吴广义的《解析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王希亮的《战争责任与历史认识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宋志勇的《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与战争责任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4期），杜颖的《日本医学界对战争责任的反省》（《日本研究》2007年第4期）、《日本当代医学界反省战争责任的认识及其实践活动》（《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高晓燕的《从国际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谈日本的化学战责任》（《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6期），宋伟宏、滕飞的《日本民间友好团体在中日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日本侵华史研究》2013年第3卷）等。
由于医疗卫生政策从表面上看体现的是“人道、慈善，不涉及政治问题”，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隐蔽性，对研究者来说，很难客观地评价，甚至国内外常出现认为东北公共卫生事务是由日本单方面推动或主导的错误认识。因此，关于日本在中国东北医疗卫生殖民统制方面的研究，国内外都存在不足和欠缺。
第一，缺少专题研究。国内学者关于东北殖民医疗卫生问题的研究比较凌乱，有的论述比较笼统，有的是对某个问题或某个问题一个方面进行的研究。目前，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医疗卫生问题作为一个专题的研究，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至今无人问津，有待进一步全面深入系统展开研究。
第二，日文资料运用较少。虽然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多利用中国当地的资料进行的研究。相比之下，利用日文资料方面的研究较少，很多日文资料尚未进行充分利用。
第三，日本学者的研究范围较广，但是论证不严密，尤其对殖民医疗卫生机构设立的本质、影响等方面分析不足，不能真实地反映东北殖民医疗卫生机构的全貌。同时，日本学者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对侵略战争的批判只局限于学术上，缺乏深刻的政治性批判。
综上所述，日本对东北医疗卫生殖民统制问题是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经过一代代专家学者的辛勤耕耘，取得了一批优秀成果，这为本选题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同时，由于资料所限和受认识方面偏差的影响，学者们在此领域的研究也存在薄弱环节，这为笔者留下了很多研究空间。
第二节 本书主要内容
本书在大量翻阅整理中、日文史料及分析中日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日本对中国东北殖民医疗卫生统制问题给予全面、系统阐述，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日本在中国东北医疗卫生统制的殖民和侵略特性。本书共分五章，每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阐述日本在东北开启殖民医疗卫生的背景。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此后日本开始殖民统治台湾。然而，台湾的卫生环境给日本的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造成严重威胁。医学出身的后藤新平就任台湾总督府医学顾问后，大刀阔斧进行医疗改革，在各地普设医院、建立医网，推动卫生教育，加强公共卫生防治，使台湾医疗卫生状况有了明显改善。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东北设立了国策会社满铁，后藤出任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入主满铁后就迫不及待地提出“文装的武备”这一殖民主义统治策略，并指出日本难以像欧洲列强那样依靠宗教，只好着重抓文教、卫生设施。然而，不同于台湾，此时东北不是完全殖民地，日本殖民当局受制于列强激烈竞争和日益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反抗情绪。如果说在台湾，日本采取的是“内地”延长“同化”政策，那么在东北则只能通过包括公共卫生事务在内的快速现代化成就展示，以证明其殖民事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此后，后藤新平及其后继者们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在东北开启了殖民医疗卫生，取得了“实际成就”和展示性效果。
第二章阐述满铁对东北医疗卫生的殖民统制。满铁设立后，颁布医疗卫生行政法令，设立制度化的医疗卫生行政机构，创办技术设备先进的医院、医科大学和研究所等。满铁系统医疗卫生主要机构：一是诊疗机构，满铁在东北各地广设医院，如设立满铁大连医院、满铁新京医院、满铁丹东医院、满铁抚顺病院、吉林东洋医院、铁岭满铁医院、营口满铁医院等。二是医育机构，满铁在东北创办多所医学院校，包括“满洲”医科大学、伪新京医科大学和伪哈尔滨医科大学等。三是研究机构，为满足日本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需要，满铁开设了卫生研究所、兽疫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四是防疫机构。为治病、抑制传染病的暴发，满铁设立了保健所、特殊传染病隔离所、“南满洲”保养院、妇人医院、日满防疫联合委员会和临时防疫部等防疫机构。上述医疗卫生机构中，为日本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献力最多的是满铁大连医院、“满洲”医科大学和满铁卫生研究所。同时，“七七”事变后，日本实施了“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移民，满铁全权负责其医疗卫生的指导和管理。此外，由于日本侵华医疗团体同仁会初期活动主要在东北，且满铁继承了同仁会在东北设立的安东医院和营口医院，故将同仁会置入本章研究。
第三章阐述伪满洲国医疗卫生体系的建构。伪满洲国建立之初，着力推进东北公共卫生和医疗卫生建设，然而“七七”事变后，殖民当局将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在如何支持战争上，不断强化对医疗卫生行政权和医疗物资的统制，同时对中医采取既限制又利用的政策。伪满洲国实行公营医疗制度，不仅普遍设立公医，而且在吉林、承德、哈尔滨、奉天和新京等地设立了多所官公立医院，至1944年已达193所。为培养医护人员和对医学人才培养进行统制，伪满设立了伪哈尔滨医科大学、伪佳木斯医科大学和伪齐齐哈尔“开拓”医学院等医育机构，同时设立卫生技术厂、马疫研究处、兽疫研究所和“开拓”研究所等医疗卫生研究机构。同时，日军还在东北设立了很多陆军医院，规模较大的有日军驻东宁第二陆军医院，在长春设置的“关东第五陆军医院”和“关东第七陆军医院”等。日军在东北设立的所有陆军医院都是集医疗、教育和医学实验为一体，为巩固日军对华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提供了有力的卫生勤务保障，同时支持了日军对苏防御和作战。“满洲开拓”是日本完成大陆政策的重要基础。为确保移住日本人的健康，殖民当局设立了移民卫生调查委员会，多次对入殖地进行实地调查，制定了“开拓民”医疗保健政策，开设“开拓地”诊疗所，建立“开拓地”保健所等。为支持关东军占领内蒙古，殖民当局在内蒙古成立了以医疗卫生活动为主进行文化侵略的善邻协会。正像日本人后藤富男所言“善邻协会是发挥完成国策一尖兵作用而诞生的”。同时，“满洲”医科大学曾多次组织巡回诊疗队，到内蒙古东部进行巡回诊疗活动。此外，日本殖民当局也在伪满首都新京、大连、沈阳等地区进行了广泛的殖民医疗卫生活动。
第四章阐述侵华日军在中国东北的生化武器研制。“一战”后，日本公然违背国际公法，开始秘密研制生化武器。20世纪30年代，根据日本裕仁天皇敕令，分别在中国东北哈尔滨设立了第731细菌部队，在长春设立了第100细菌部队。为研制细菌武器，两支部队都进行过活体实验。731部队做过的实验有鼠疫菌感染实验、冻伤实验、毒瓦斯野外人体实验、流行性出血热实验、只喝水的耐久实验和破伤风菌实验等。1940年，731部队在农安、新京实施了投放鼠疫菌实验。之后又派遣“防疫队”打着“防疫”的招牌，获取了很多有关鼠疫菌的数据，这些数据大多用于细菌武器的开发。为验证细菌武器的效力，100部队与731部队联合进行了三河演习、1943年中苏边境演习、1944年兴安北省地区演习、海拉尔演习和秦皇岛演习等。此外，731部队还在中国南方多个省份撒布细菌。日军细菌部队的活动造成东北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和中国南方多个省份鼠疫流行，造成大量无辜平民死亡，同时给当地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损失。在化学武器研制方面，1939年日本在中国东北齐齐哈尔设立了关东军陆军化学研究所，代号516部队。该部队集研究、实验和实战于一体，经常在富拉尔基、扎兰屯和海拉尔等地进行毒气秘密实验，致使许多无辜的中国百姓惨遭毒害，同时日军在张鼓峰战役、诺门坎战役、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宜昌会战和山西省作战中均使用了化学武器。日本战败时，日军将大量化学武器有组织地遗弃在中国各地，造成中国发生多起健康被害事故，同时严重污染了环境和土壤，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害。
第五章阐述日本对殖民医学罪责的历史认识及实践活动。日本侵华期间，其战时医学界积极参与殖民地政策，利用军事侵略进行医学研究，并且与日本军队、司法机构合作，进行医学犯罪。为了让日本医学界乃至整个日本社会了解事件真相，同时深刻反省自己所犯的错误，日本有识之士组成了战医研、保团联、ABC企划委员会、731细菌战部队真相究明会、中归联、爱知县中日友好协会、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中日口述历史研究会、日本侵华实态调查记录访华团等诸多民间团体。他们通过举办展览会、定期召开研究会、开展检证活动、演讲、访问、考察、创办刊物等各种实践活动，揭露日本医学罪责。遗憾的是，这些行动并未成为日本医学、医疗界的主流。当前，整个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反省极不彻底。日本政府、司法机关、国会、日本医学会等对战争责任采取消极应对的态度。不仅如此，日本医学界还对战时“医学犯罪”者采取纵容态度。不仅允许人体实验“成果”在战后各杂志发表，同时向731部队有关人员授予学位，而且很多在731部队进行过人体实验的医生及医学工作者，战后在日本政府机构、军事部门、医疗机构、学术机构和大专院校等社会各领域担任了重要职务。这种纵容的结果直接造成了整个日本很少思考战争责任。诚然，导致日本不善反省战争罪责最主要根源在于美国没有彻底追究日本的战争犯罪责任，同时战后日本扭曲的和平教育及各种传统因素也造成了不善反省的社会氛围。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的错误认识及逃避罪责的不明智举动，给日本造成很深的负面影响和危害。首先导致其国民普遍存有不正常心态，甚至产生可怕的复仇心理。同时削弱了日本的“软实力”，严重影响了日本的国际形象，对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均产生消极影响。此外也使日本在亚洲颇为孤立，妨碍了同亚洲各国在地区问题上的合作，也制约着日本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日本应向同是“二战”肇始国的德国学习，直面历史，积极反省战争责任，敢于承担责任，同时将对侵略战争的反省落实到实际行动上，这样才能得到亚洲人民的宽恕。
第三节 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日本作为“二战”肇始国，战争期间对亚洲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然而在美国的庇护下，这些战争罪犯逍遥法外，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造成了日本社会不善反省的氛围。当前，日本一些官员和反动政客始终坚持错误历史观，公开参拜靖国神社，拒不承认日本侵华罪行，因此中国和亚洲人民必须牢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本选题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1）本书是一部关于日本对中国东北医疗卫生殖民统制问题的历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关乎中国近代东北医疗史、中日医学交流史、中日关系史的著作。本选题研究能够让人们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传播正确的历史观，同时对于了解国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2）本选题全面阐述日本在中国东北殖民医疗卫生史实，还历史以真实面目，对于揭露、批判日本的侵略罪行，反击日本右翼势力为侵略战争翻案，敦促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罪孽，明确承担战争责任，积极公正地处理战后遗留问题将起到重要作用。（3）殖民医疗卫生方面的研究有助于从医疗层面了解日本的侵华政策。（4）日本设在东北的所有医疗卫生机构都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证。中国人民应牢记：勿忘国耻，警示未来！（5）研究日本对东北的殖民医疗卫生，不仅是为了揭露它的侵略性质，而且努力发掘历史资料，深入探讨医学技术与帝国主义形成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一 研究方法本书在深入归纳整理史料的基础上，对日本在东北的卫生殖民统治的历史事实进行了充分阐述，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对相关历史事实进行详细分析，从而研究日本在东北殖民医疗卫生活动的本质。具体采取以下研究方法。（1）文献研究法。从事本选题研究前，首先到东北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单位，或通过个人交往，或从计算机互联网搜集与本选题研究相关的文献。在搜集文献过程中，不仅搜集与本选题相同观点的文献，也注意搜集不同观点甚至相反观点的文献。之后将搜集到的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归纳，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将原始文献和当代中日学者优秀论著相互印证，获取更加准确、可靠的信息。（2）个案研究法。对日本殖民时期设在东北的有代表性的医院、医育机构、医学研究机构等采取个案研究方法。通过对这些具有典型特征的殖民医疗卫生机构的透彻深入、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力窥日本设在东北殖民医疗卫生机构的全貌。（3）比较研究法。在归纳的基础上，本书综合运用横向、纵向的比较分析法。将日本在大连、长春、沈阳等各主要城市的殖民医疗卫生活动进行横向比较，显示日本殖民医疗卫生在各地发展的异同。同时根据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推进，将日本在东北殖民医疗卫生活动分为不同阶段，体现日本殖民医疗卫生活动的发展变化。（4）综合研究法。除历史学研究方法外，综合运用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对日本在东北殖民医疗卫生侵略进行研究，从多视角揭露医疗卫生活动与殖民侵略的深层联系，使得本研究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二 创新之处
本书以日本在中国东北殖民医疗卫生活动为主线，通过对殖民医疗卫生政策、医疗卫生机构和活动等的探讨，揭示日本在东北殖民医疗卫生的实质及对中国的深远影响，同时阐明日本对殖民医疗卫生的历史认识。
一是弥补前人研究的不足。作为日本对华侵略的重要内容，日本对东北医疗卫生殖民统制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然而却从未有过专门的论述。本选题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医疗卫生作为一个整体，从长时间段、由点到面进行综合研究，力窥日本在中国东北殖民医疗卫生的全面实践。
二是研究视角创新。本选题虽从属于东北地方史、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但侧重从殖民医疗卫生这一微观视角进行研究，突出了医疗史研究的特色。
三是将日本侵华期间殖民医学、医疗的起源、发展和后期日本对该问题的历史认识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对殖民医学研究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四是充分利用最新的日文资料，深挖历史，细密分析，将相关史实说透。第一章日本在东北开启殖民医疗卫生的背景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为了解决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原料和市场等问题，日本政府便确立“开疆拓土”的侵略方针，其矛头直指邻国朝鲜和中国。1895年日本侵占了中国台湾。作为文化侵略手段之一，日本在台湾延续本国明治维新后的西医政策，建构一套完整的医疗卫生体系。日俄战争后，获胜的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首任总裁后藤新平将殖民台湾的成功经验运用于中国东北，在东北开启了殖民医学。第一节 日本在台湾殖民医疗卫生的实践一 日本侵台之初台湾卫生状况
19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殖民列强将侵略矛头指向中国，使中国陷入“边疆危机”。台湾战略地位显要，成为列强对外侵略扩张的首选目标。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当时，西乡从道率领的日本远征军登陆台湾南部后，由于疟疾流行，病死者是战死者的数十倍。当时日本远征军3000名，战死者仅12人，溺水者1名，525人因疟疾病
[1]死。当时随军征台的通译官水野遵在《征番私记》一文中记述道：“全军中皆罹患此病（弛张病）……疫病最炽时，一日埋葬十三人……[2]全军病患二千五百人中，能正常饭食者十五六人。”1895年，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失败，根据两国签订的《马关条约》，清政府将台[3]湾岛及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日军部队近卫师团于1895年5月29日“接收”台湾，海军大将桦山资纪出任第一任台湾总督。为镇压台湾人民的抵抗，6月17日在台北参加“台湾始政祝典”后的第二天，近卫师团即开拔南下，攻打新竹、台中、彰化等地。当时正值夏季，气候湿热，霍乱、疟疾、伤寒、肠炎等疾病肆虐整个台湾。此次战役中，实际参加近卫师团的有4806人，其中战死者仅164人，短暂时间病亡人数即达4642人，全部是因为水土不服、霍乱、疟疾等传染病所致。此后，日本战斗部队所到之处遍设军医、卫生兵和野战医院等，然而患病的绝不只限于战场士兵，据《台湾警察四十年史话》记载，1895年殖民治台的日本官吏558人中，553人曾经患过疟疾，很少日本人能够幸免。
台湾岛的疫病也严重肆虐着台湾人。1915年，全台湾人口数为3319300人，因疟疾死亡者达13350人，死亡率达每万人40.2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台湾中医和西医都凤毛麟角，更缺少近代化医疗设备，人们的卫生观念也很淡薄，将疾病等同于灾难。如果患病，多数人祈祷神灵，或是用巫医驱除恶鬼。据史料记载，19世纪前，外来人口很难在台湾居住，来台湾居住的外地人6人中就有4人死亡，有谚语形容“人来即病，得病即死”。足见当时台湾疫病之可怕。因此，疫病成为日本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最大的障碍。二 后藤新平的殖民医疗卫生思想
日本殖民当局为了不受台湾恶劣的卫生环境和疫病肆虐影响，更好地进行殖民统治，便积极改善医疗卫生设施，以遏制疫病的流行。总督府于1895年6月19日宣布组织“卫生委员会”，次日在台北城外大稻埕千秋街设立“大日本台湾病院”。
1895年9月，在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的举荐下，医学出身的后藤新平担任台湾总督府卫生顾问。后藤新平是日本岩手县水泽市人，毕业于福岛县须贺川医疗卫生校，1876年任名古屋爱知医院医师，1879年任爱知县医疗卫生校校长兼医院院长。后藤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善于投机钻营，不久晋升为内务省卫生局局长。任职期间，与日本著名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共同创立了预防传染病研究所，同当时德国、法国传染病研究所并称世界三大研究所。此后，先后发表《国家卫生原理》和《卫生制度论》。后藤在《国家卫生原理》一书中指出，[4]“殖民地经营是各国对外发展的主要路径之一，是世界大趋势”，并且强调以生物学原则统治台湾。当时他用比目鱼和鲷鱼的譬喻来说明生物学原则，“不能将比目鱼的眼睛当作鲷鱼的眼睛，鲷鱼的眼睛在头的两侧，而比目鱼的眼睛却在头的同一侧，虽然奇怪但是要像鲷鱼的眼睛放在两侧是不可能的；比目鱼的一侧有两个眼睛，在生物学上有其必要性，若要将所有鱼的眼睛都置于头的两侧是行不通的。……所以治理台湾时，首先要把台湾的旧惯制度以科学方法详细调查，顺应民情施治。……贸然将日本的法律制度移到台湾实施，就像把比[5]目鱼的眼睛换成鲷鱼的眼睛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立足于生物学基础的西方医疗卫生所着重之有机体的特殊性、情境性与科学性，被转化成一种殖民统治的原则：遵照统治对象的特殊性原则、顺应殖民地风土的施政措施原则及强化科学过程的治理原则。而在此过程中，医疗卫生不再只是个人事务，而是国家统治的要务，风土疾病不再只是个人生死存亡的问题，而是关联到国家力量的展示及整体存亡的问题。以此思想为基础，后藤担任台湾总督府卫生顾问后，一改前三任总督以武力统治台湾失败的教训，采取所谓“民生学”的统治方法，怀柔当地村落首领，对台湾风俗、地形和制度等进行彻底调查，然后以调查成果为基础，在尊重居民原有习俗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殖民统治。在建立社会设施方面，仿效欧洲国家的殖民经验，认为发展殖民地医疗卫生能够解决殖民地经营的实际问题。总之，后藤新平在台湾的殖民医疗卫生活动都是以上述思想为基础展开的。三 后藤新平对台湾的殖民医疗卫生措施
后藤新平就任台湾总督府卫生顾问后，尤其注重殖民地医疗卫生设施建设，大刀阔斧地对殖民地台湾进行医疗卫生改革，制定了普及医疗卫生知识，新建和扩充医疗卫生机构，开设医院和医疗卫生学校，培养医师等施政方针，使台湾环境逐渐适合日本人居住。
第一，建立公医制度。日本侵台之初，医师极其缺乏，无法应付战争所带来的伤病和传染病的横行。加之当时鸦片断禁政策也需要大量的医师。作为权宜之策，警察医制度应运而生。警察医由最初从事警察之医疗工作，扩及管理卫生行政工作，其权限与工作对象较一般医生广泛。1896年，总督府开始招聘日本医师来台担任公医。1897年6月，台湾总督府公布了台湾《公医规则》，规定将受过西方医学教育的医师分配到指定地域开设诊疗所，除在指定地域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外，还从事宣抚工作、指导卫生思想、防疫、检查和治疗等。可以说是国家权力的延伸。台湾创办公医制度的构想来源于后藤新平。后藤在一次公医会演讲中指出：“从外国殖民地政策看，所有国家都利用宗教进行统治。这是抓住人性弱点，宣教师兼用医术对民众进行物质感化，期待人心归一。日本不可能利用宗教，只能通过公医救助[6]疾病方式实现统治。”1897年日本向整个台湾派驻96名公医。公医津贴由就职地而定，一等地每月50日元，二等地70日元，三等地100[7]日元，周边地区更高。1898年7月，总督府制定“公医候补生规则”，规定凡欲担任公医的医师必先为候补生，为期6个月，研习有关台湾语言、医事卫生、风土病、显微镜学、临床实验等课程，然后待有空缺补充之，同时指定由府立医院院长监督地方公医。1899年组织了全台湾“公医会”，1904年制定了“临时台湾公医讲习规程”，1911年废除了“公医候补生规则”。从另一角度看，公医也是殖民当局鸦片政策下的产物，他们在台湾医疗发展史中扮演着微妙的角色。名为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实为笼络、监视台湾人民，然而在公共卫生、基层医疗等方面的贡献也是不容轻视的。
第二，积极创建殖民医院。日本侵占台湾之初，在积极新建医疗卫生设施同时，将台湾庙宇等建筑充当医院使用。1895年6月20日，殖民当局在台北市设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以下简称“台大医院”），名为大日本台湾病院，属陆军省军医部管辖。由医学士滨野升担任第一任院长，同时日本中央政府选派医师10名、药剂师9名、护士20名来台工作。1896年“台大医院”移交台北县管辖，改称[8]“台北病院”。1896年在地方长官要求下，殖民当局分别于台北县淡水等11地设立病院，于恒春、台东设诊疗所。1898年10月经后藤新平介绍，东京帝国大学（以下简称“东京帝大”）卫生学教授绪方正规成为台北病院职员。当时台北病院院长由山口秀高担任，他曾担任过冲绳医院院长、大阪保险会社医局长。此外，仙台第二高等中学医学部细菌学教授崛内次雄等日本著名医学家也纷纷来到台湾，主政医疗卫生工作，后来都成为台湾医学界骨干。1902年后藤晋升为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修订总督府医疗制度。为改善医疗卫生设施，将各地由地方行政机构管理的医院改由总督府直接管理，同时在各地新建总督府医院。在私立医疗院所方面，凡领有医师资格者，皆得报请开业。至1897年台湾私立医院达12所，到1942年执业医师已有1665人，私立医院350所，增加速度惊人。原因之一是日本来台医师纷纷办理行医执照，根据台湾总督府档案《台湾总督府公文类》史料记载，第一位日籍民间开业医师是今村左太郎，是1895年10月27日办理行医执照的。
第三，重视殖民医学教育。鉴于台湾医师奇缺的情况，殖民当局非常重视台湾医学教育，积极创办医学院校。1896年12月，山口秀高担任台北病院院长后，他认为，应募来台的日本医师，受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难以久留，长久之计，应该成立专门培育医师的医学校。此构想得到了后藤新平的赞同。1897年4月1日，山口秀高在台北病院内设立内医学讲习所，这是日本侵台后医学教育的开始。在总督府卫生顾问后藤新平建议下，1899年5月1日，成立台湾总督府医学校。该校每年4月15日开学，每年分三个学期，第一学期从4月15日至7月10日，第二学期从9月1日至12月28日，第三学期从1月4日至4月14日。预科授课一年，本科四年。由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山口秀高担任台湾总督府医院院长，采取“入校从宽，毕业从严”的政策。医学校没有入学考试，1900年全校共95名学生，该校成为当时台湾岛最好的学府。学校讲授课程以日语为主，同时设立研修其他科目。预科包括动物学、伦理、历史、地理、数学、化学、物理学、植物学等，本科包括生理学及实验、卫生学、病理解剖学、外科手术学、生物学及实验、组织学、产科学、外科学和精神病学等。1902年3月，日本著名细菌学者高木友枝接替山口担任总督府医学校第二任校长。同时兼任总督府卫生课长、日本赤十字社台湾支部副部长、台湾总督府台北医院院长。该校建校初期，由学校给学生发放生活费、津贴、制服、皮鞋和帽子等。1904年3月25日修订“医学校规则”，变更学期时间和教学科目等。1905年，为给学生提供实习场所，特别设立“日本赤十字会台湾支部医院”（简称“日赤医院”）。1915年，堀内次雄接替高木友枝就任第三任台湾总督府医学校校长。1918年6月，台湾总督府医学校仿效日本医学专门学校制度，新设“医学专门部”，招收对象为日本人和台湾人，“台日人共学”也是日本殖民当局“同化政策”重要手段。日据时期台湾最高学府是台北帝国大学，该校是日本九所帝国大学之一。初期只开设理农和文政两学部，1936增设医学部，由医学博士三田定制担任部长。医学部教授包括横川定（寄生虫学）、杜聪明（药理学）、上村亲一郎（耳鼻喉科，九州帝大）、酒井洁（小儿科，东京帝大）、茂木宣（眼科）5人。台北帝大医学部的研究大致分为四类：一是热带地方疾病，如沙眼、甲状腺肿、寄生虫病、疟疾、毒蛇问题等；二是慢性疾病，如结核病、性病和皮肤病、精神病；三是热带卫生，如幼儿夏季热等；四是东亚民族[9]学，如解剖学与体质人类学。这些研究议题都是根据日本“战时国家总动员”的要求进行的。
第四，设立专门医院，扑灭疫病。20世纪初的台湾因卫生状况不佳，导致各种疫病横行，为此殖民当局设立专门医院，扑灭疫病。日本侵台第二年鼠疫大流行，为预防、治疗鼠疫患者，1896年10月28日设立“台北县避病院”，11月2日再于城东门外原清兵营地修建设立“第二避病院”。12月16日，又于“第二避病院”东侧增设“台湾人鼠疫治疗所”，专以收容鼠疫患者，所长由日本公医担任，并任命黄玉阶、黄守干两位汉医及台湾人护士若干参与诊治。历经22年，台湾鼠疫才得以扑灭。1906年以后，台湾每年都有很多人因结核病死亡，殖民当局便设立结核疗养所。1915年3月，台北厅在七星区内湖庄设立“锡口养生院”，专治结核病患者。同年5月，日本赤十字社台湾支部也建立一栋结核病房。然而至1938年殖民当局才在台湾推行结核预防法。疟疾也严重威胁着台湾人的健康。1915年台湾因疟疾死亡人数创历史新高，死者高达13350人，每万人口中有30.33人。台北医专教授久保倍曾在《日新医学》报告中提及通过法医学解剖，发现重达1600余公克，约为常人十几倍的脾脏破裂病例。马场信秀、德重泰义和台湾人刘淑等共同发表报告称，“从1919年到1935年间，在台湾人尸体病理解剖263个病例中，有100位病患是疟疾性脾肿”。1919年和1920年，台湾发生空前的霍乱大流行，死亡相当惨重，日本内务省在1919年8月9日宣布台湾为霍乱流行地区。台湾总督府研究所制造预防药剂，推行预防注射，同时印制霍乱预防宣传单，启迪民众卫生常识。此外还委托地方官厅的警务人员、公医和开业医师等，举办卫生演讲会或放映有关卫生常识的电影，以普及民众卫生知识，达到遏防霍乱的目的。此外，为与毒蛇和疾病进行斗争，殖民当局还设立樟脑研究所、热带植物研究所和高山植物研究所等，同时设立直属于总督府的中央研究所等。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日本治台之初，全岛卫生环境状况极差，各类瘟疫横行，日本在台湾进行了大刀阔斧改革，建立起了一套系统的发展计划和体系，以医院及公医制度为主轴，设府立医院、建医学院校，推动卫生教育，加强公共卫生防治，使台湾医疗卫生状况有了明显改善，同时也引起当时列强和中国改革精英的注意。1905年，上海华文《时报》刊登一篇转译英国《泰晤士报》的文章称：日本在该岛不遗余力地整顿卫生，“染疫死亡之数，遂大减少。当1901年上[10]半年，染疫而死者有2619人，1903年仅600人”。当然，作为殖民地经营者，日本治理台湾出发点并不是为殖民地民众谋福利，而是为殖民者服务，为日本殖民统治和殖民侵略服务。第二节 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满铁一 满铁的设立
就在后藤新平在台湾大显身手之时，1904年2月爆发了日俄战争。这是日本和沙皇俄国两个强盗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战争，主战场却在中国东北。6月，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了“满洲军总司令部”，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就任“满洲军总参谋长”，并顺利攻下旅顺、大连、沈阳，将俄军赶到昌图以北。然而，腐朽昏庸的清政府保持中立，直到美国出面调停，日俄两国才停战议和。1905年9月5日，日俄双方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俄国决定将中东铁路南段转让给日本。正当日本国民沉醉于战争喜悦之时，老谋深算的儿玉已经在思考如何经营战后的“满洲”，并委托后藤新平起草题名为《满洲经营梗概》的方案。后藤在方案中指出，应该像英国在印度设立东印度公司一样，在东北设立满铁会社经营战后的“满洲”。后来，后藤拜访了身在“满洲”的儿玉，就战后“满洲”经营和满铁设立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将早已准备好的《满洲经营梗概》呈交给儿玉源太郎。同时向儿玉建议：日本在“满洲”必须重点经营铁路，其次为开发煤矿，从本土移民和发展农业、畜牧业。只有这样，才有实力与俄国再次进行交战，或为全面占领中国做好准备。这一建议得到了儿玉的赞赏。据说这位侵略头子后来曾感慨地说道，他从来没有听到在日本能有第二个人像后藤君这样“从胜败得失中来谈论如何经营‘满洲’的方针，并且是如此的翔实与周密”。1906年1月7日，日本新成立西园寺（公望）内阁将如何经略“满洲”政策列上议事日程。1月中旬，成立“满洲”经营调查委员会，陆军大将儿玉源太郎出任委员长。该委员会的任务是研究日本侵略东北的政策，制定和审议“经营满洲”策略，儿玉将后藤起草的《满洲经营梗概》交给委员们讨论。《满洲经营梗概》的核心有二：一为铁路官办，二为在经营铁路的招牌下实行多种经营，[11]认为这是“战后经营满洲的唯一秘诀”。然而，外务省和大藏省一致反对儿玉和后藤主张的由日本政府直接经营铁路实行殖民统治的方案。最后儿玉放弃“官营方案”，采取“民营方案”。满铁设立进入萌芽期。
3月14日，“满洲”经营委员会向日本政府呈报了关于设立会社的敕令草案。5月22日，在首相官邸召开了“满洲问题协议会”。出席会议的有韩国统鉴伊藤博文，枢密院议长山县有朋，元帅大山严，内阁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枢密顾问官松方正义、井上馨，陆军大臣寺内正毅、桂太郎，海军大臣斋藤实、山本权兵卫，大藏大臣阪谷芳郎，外务大臣林董，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会议由伊藤博文主持。然而伊藤提出的废除“满洲”“军政署”的方案，实施文治的方案并没有通过。6月7日，根据天皇敕令142号，公布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设立的件”。该件共有22条，从其内容可以看出，该社不经日本政府同意不能采取任何重大举动，并随时须按日本政府指示调整业务提供服务。正如日本人指出的那样，“会社是在国家的强有力的统制下举办事业”“会社对国家的行动（特别是指军事行动）进行全面的协[12]助”。可见，虽然满铁是株式会社，但受政府统制和规制，具有国[13]策会社特征。7月13日，日本政府指定满铁会社设立委员81名，其中儿玉源太郎为委员长。委员会于8月10日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11月26日满铁正式成立，经营从俄国手中夺取的铁路及一切附属权益。次年1907年4月1日开始营业，主要项目包括铁路、开发煤矿、移民及发展畜牧业等，同时满铁总部从东京迁往大连。满铁名义上是铁路管理机构，实则是日本侵华急先锋。二 后藤新平就任首任总裁
作为日本新国是的代表，完成日本新大陆政策的重要人物，满铁总裁该何人当选呢？当时日本元老重臣一致推荐已有十年治台经验的后藤新平，却遭到军部头目山县有朋的强烈反对，后在文治派总将伊藤博文和首相西园寺的大力支持下，形成了举国一致推荐后藤新平的局面。“满洲问题协议会”后的6月28日，身在台湾的后藤新平突然接到“政界情报通”杉山茂丸的一封暗号电报，杉山极力劝说后藤就任满铁总裁。后藤在回信中并未明确表明态度，但在7月7日给杉山的电报中明确表示拒绝。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首脑西园寺首相、原敬内相和山县有朋元帅等纷纷单独约见后藤，进行劝说。然而，后藤新平都以婉言拒绝，理由是“满洲政策是国家头等大事，基本政策还未确定，我没有经营商事会社的经验”。其实，后藤拒绝的真实原因是：筹建满铁时，日本政府曾规定满铁实行“民营方案”，除受关东都督监督外，还要受外交大臣的指挥，政府和当地军部均可干预其业务。后藤对政府的这些规定深感不满，这是后藤断然拒绝就任总裁的重要原因。陷入焦急状态的西园寺首相只好求助儿玉说服后藤。1906年7月23日儿玉会见后藤，两人主要围绕“大陆经营”问题，会谈大约三个小时。下午后藤离开儿玉源太郎府宅，当晚儿玉源太郎突然暴死。听到此消息，后藤顿有大厦将倾的感觉，在出任满铁总裁一事上态度出现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同意就任满铁总裁。8月，后藤向军阀头目山县元帅及政府首脑西园寺首相、寺内陆相提交了《满铁总裁就职情由书》。该书提出了满铁总裁任职条件，“一、请按33年敕令对在官者受聘外国政府时所作之规定，颁布可给予受聘满洲铁道者以同一待遇之敕令。二、为使铁道总裁干预关东州行政官的实权，以防止铁通会社与都督府之间缺少一致行动，请颁布单行敕令，规定于都督府内设顾问，关于行政应都督咨询，并授予开陈意见之职权，请任用总裁为顾问。三、请在就职前给予总裁亲任官职，以便将来同清国各大臣及总督交际时享有重要待遇。并请尽可能在总裁就任后仍使享有此亲任待遇。已故儿玉大将所倡议之‘叙勋’此刻亦请一并实行。四、满铁总裁就任后仍任台湾总督府顾问，过问台湾政务；五、关于选任满铁副总裁和各理事问题，政府不加干涉。五条中除关于亲任待遇一条[14]外，其余完全被容纳”。即满铁总裁隶属关东都督府之下，同时作为都督府顾问，在外务大臣监督下，参与都督府的一切行政。这个情由书为日本经略东北政策和满铁的经营方针定下了基调。11月13日满铁成立，后藤正式就任满铁总裁。第三节 台湾经验移植与日本在东北殖民医疗卫生的开启
1840年，西方列强通过船坚炮利敲开了古老封闭清王朝的大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踏进中国东北。他们以游历、办医、办学等形式为辅进行传教，这是东北接触现代医疗卫生的肇始。义和团战争期间，天津被八国联军占领，作为占领行政机构成立了天津都统衙门，随后各项卫生事业兴起。20世纪初，中国在光绪新政制度改革中开始了卫生制度化。1905年清廷在新成立的巡警部下设警保司，警保司又分三科，其中卫生科负责审核医学堂设置、医生执照，相关的卫生事务由此科负责，“巡警部卫生科”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卫生”命名，专门执掌公共卫生事务的政府机构。第二年，巡警部改称民政部，下设五个司，其中卫生司的职责就是掌管全国卫生事务。此后，卫生司便创建由其直接管辖的医院。这是中国近代中央卫生行政机构和官方医院的雏形，尚未形成完整的医疗卫生体系。因此，当时中国东北公共卫生状况极为恶劣，人们普遍缺乏环境卫生观念，传染病时有发生。在西方人眼里，当时中国是“流行疾病的源泉”。为避免危及统治，日本殖民当局决心积极改善东北医疗卫生状况。
后藤新平入主满铁后就迫不及待地提出“文装的武备”这一殖民主义统治策略。因为当时后藤和日本殖民当局都已认识到，东北地区不同于台湾、朝鲜，当时已经成为欧洲各国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并且具有丰富资源和占据重要战略位置。如果对东北地区采取直接的殖民地统治，势将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反对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干涉。日本殖民当局认为，日俄战争胜利后的防守需有坚强的后盾，应是“和平[15]之战”。后藤新平的“文装的武备”与日本政府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可谓是一拍即合。实际上，早在日俄战争之初，后藤就总结殖民统治台湾经验，提出了所谓“文明”统治台湾的思想，这为其后来统治东北并提出“文装的武备”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日俄战后，后藤在其提交儿玉的《满洲经营梗概》一书中，全面阐述了对东北经营的总策略，集中体现了后藤新平“文装的武备”思想。1906年，后藤新平在其《就职情由书》中全面阐述了“文装的武备”的含义。“简而言之，就是以文事设施，以备外来的侵略，以便在突发事变时，兼可[16]有助于武力行动。”可见，后藤经营东北的策略是通过发展经济力量，达到增强军事力量的目的。后藤认为，殖民行政的秘诀在于抓住殖民地人民的弱点，使他们产生依赖宗主国的心理。目的是磨灭东北人民的民族精神，笼络人心，达到思想上的“昄依”，最终构成潜在的军备。从以上可以得出，“王道”只是一种手段，“霸道”才是根本的目的。后藤新平的“文装的武备”是披着“发展经济”“和平经营”等虚伪外衣，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隐蔽性。
在“文装的武备”思想指导下，加之台湾的殖民统治成功经验和统治策略，后藤新平决定在东北创办学校、医院等，推进“文装的武备”。然而，不同于台湾，此时东北不是完全殖民地，日本殖民当局受制于列强激烈竞争和日益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反抗情绪。如果在台湾，日本采取的是“内地”延长“同化”政策，那么在东北则只能通过包括公共卫生事务在内的快速现代化成就展示，以证明其殖民事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日本在东北采取了与先期殖民地朝鲜和台湾不同的措施，即更具柔性的文治行政体系，充分体现出后藤新平文化侵略、扩张的柔性和老谋深算的一面。后藤新平及其后继者们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在中国东北开启了殖民医疗卫生，取得了“实际成就”和展示性效果。
[1] 〔日〕黄文雄：《后藤新平台湾近代化的医疗教育观》，《拓殖大学百年史研究》第6号，2001。
[2] 《台湾时报》大正14年六月号。引自施文尧《日治时期台湾医疗设施体系发展历程之研究——以台北地区为主》，硕士学位论文，台湾桃园私立中原大学，1997，第4页。
[3] 近卫师团实际上是日本天皇的禁卫军，长期以来负担皇宫安全护卫工作，因此近卫师团长期驻扎在东京。是日本最早建立的7个师团之一，也是17个甲种常备师团之一。首任师团长为日本皇族陆军中将小松宫彰仁亲王。
[4] 〔日〕后藤新平：《国家卫生原理》，东京报文社，1889，第23页。
[5] 〔日〕鹤见佑辅：《后藤新平传》（第3卷），东京太平洋协会出版社，1937，第476页。
[6] 〔日〕鹤见佑辅：《后藤新平传》（第3卷），东京太平洋协会出版社，1937，第51页。
[7] 〔日〕小田俊郎：《台湾医学五十年史》，台湾医学书院，1974，第52页。
[8] 1898年更名为台湾总督府台北医院。
[9] 范燕秋：《帝国政治与医学》，《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007年第1期。
[10] 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编《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卫生》，中央训练团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参考资料，1934，第13页。
[11] 〔日〕鹤见佑辅：《后藤新平传》（第2卷），东京太平洋协会出版社，1937，第678页。
[12] 〔日〕安藤岩太郎：《满铁——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水书房，1965，第40～41页。
[13] 〔日〕满史会：《满洲开发四十年史》补卷，“满洲”开发四十年史刊行会，1964，第17页。
[14] 苏崇民编《满铁档案资料汇编》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303页。
[15] 〔日〕鹤见佑辅：《后藤新平传》（第2卷），东京太平洋协会出版社，1937，第815页。
[16] 〔日〕后藤新平：《日本殖民政策一斑》，日本评论社，1944，第120页。第二章满铁对东北医疗卫生的殖民统制
日俄战后，日本在东北设立了国策会社满铁。为更好地进行殖民统治和推进殖民侵略需要，满铁颁布了医疗卫生行政法令，设立了制度化的医疗卫生行政机构，同时在附属地创办技术设备先进的殖民医疗卫生机构，其中为日本殖民侵略献力最多的是满铁大连医院、“满洲”医科大学和满铁卫生研究所。同时，满铁负责东北各地的“防疫”和满铁“义勇队开拓团”的医疗卫生。此外，日本侵华医疗团体同仁会也与满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一节 满铁医疗卫生体系的构成
1907年满铁开业后，遵照“三大臣命令书”第五条之规定，“会社得到政府认可，应在铁道附属地内建设土木、教育、卫生等必要的[1]设施”。因此，作为医疗卫生行政的中央机构，满铁在地方部设置卫生课，负责管理满铁系统的诊疗、医育、卫生研究等各机构，并且负责铁道、工厂、学校、矿山等医疗卫生设施的扩建。卫生课下设保健防疫、学校卫生、现业卫生及医务四系，掌管卫生行政，同时在满铁沿线营口、鞍山、奉天、四平街、新京、安东（今丹东）、抚顺六个重要地区设置保健所，配置检诊医、保健医、校医、巡回卫生妇等各种卫生技术员。满铁地方卫生行政机构包括地方事务所、新京事务局地方课、卫生队、消防队等，负责处理附属地的卫生事务。奉天、安东、营口等民团居留地卫生事务归领事馆警察署管理，海港检疫及旅顺、大连港内与海港有关的卫生事务归港务局管理。
作为诊疗机构，满铁在南满铁路沿线设立很多医院、公医和诊疗所。1907年以后，满铁接收了关东都督府的大连病院，奉天、公主岭民立病院及辽阳、铁岭等处陆军病院等6所医疗机构，同时以大连为本院，在抚顺、千金寨设立分院，并在所谓重要地域开设办事处。1910年，继设安东同仁医院。此后，陆续在熊岳城、抚顺、鞍山、长春、安东、瓦房店、大石桥、营口、辽阳、铁岭、开原、四平、公主岭、本溪湖等地设立规模较大的医院。同时，满铁还在铁路沿线设立很多特殊诊疗设施，包括“南满洲”保养院（大连）、别府满铁馆（别府）、特殊传染病隔离所（大石桥、营口、奉天、四平街、公主岭、新京、安东）等。满铁系统医院最初以诊治会社职工为主，继而普及普通民众。至1925年末，满铁共有医院院长、医师198人，药师[2]及技术员90人，事务员76人，护士471人。1932年共设置医院16所，[3]分院5所，每年求诊人员达100万人次，住院者50万人次。此外，满铁还另设医育机构、研究机构和保健所等。至“九一八”事变前，满铁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医疗服务网络体系，其地域范围涵盖满铁附属地和关东州。至1937年，会社用于修建卫生设施经费高达7842000
[4]元。
1937年12月，随着附属地行政权移交给伪满洲国，会社也进行了改革，在铁道总局人事局下设保健课，在各铁道局人事课及总裁室庶务课、抚顺炭矿总务局人事课下设保健系，在新京支社设立新京满铁防疫所。1941年10月1日，满铁各铁道总局管辖的医院如下：①铁道总局管辖的医院包括抚顺医院、“南满洲”保养院、抚顺保养院、兴城医院，抚顺医院分院或诊疗所，包括古城子诊疗所、千金诊疗所、大山诊疗所、老虎台诊疗所、万达屋诊疗所、东乡诊疗所、龙凤诊疗所、机械制作所诊疗所、新屯公园诊疗所、瓢儿屯诊疗所、烟台诊疗所等。②奉天铁道总局管辖医院包括瓦房店医院、营口医院、大石桥医院、鞍山医院、辽阳医院、苏家屯医院、铁岭医院、开原医院、四平街医院、公主岭医院、新京医院、安东医院、本溪湖医院、皇姑屯医院、新京保养院、奉天保养院，其中新京医院包括东新京分院，安东医院包括通江街分院，皇姑屯医院包括太平街诊疗所。③锦州铁道局管辖医院包括锦州医院、通辽医院、赤峰医院，锦州医院包括大虎山诊疗所、沟帮子诊疗所、西阜新诊疗所、叶柏寿分院、承德诊疗所、葫芦岛分院、山海关诊疗所，通辽医院包括彰武诊疗所，赤峰医院包括林西诊疗所。④吉林铁道局管辖医院包括吉林医院、通化医院。吉林医院包括新站分院、梅河口分院、通化诊疗所、蛟河诊疗所、西安诊疗所、奶子山诊疗所，敦化医院包括朝阳川诊疗所。⑤牡丹江铁道局管辖医院包括图们医院、牡丹江医院、安东医院、佳木斯医院、横道河子医院、绥芬河医院。牡丹江医院包括鹿道诊疗所、林口诊疗所。图们医院包括老黑山诊疗所，东安医院包括虎林诊疗所，佳木斯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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