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高墙内的中性人试读：
第一章 “太监”简介
太监的原意
通常是指中国古代被割去男根后失去性能力的男性，他们是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
宦官称“太监”，是隋唐以后的事，地位较高的内监就被称为“太监”。唐高宗时，改殿中省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监，少监。后宦官亦通称为太监。到了明代，宦官权势日增，人们就把所有宦官都尊称“太监”，太监也就成为宦官代名词了。
据记载，我国先秦和西汉时期的宦官并非全是阉人；自东汉开始，才全部用阉人（“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他士”，出自《后汉书 宦者列传序》）。这是由于在皇宫内廷，上自皇太后、太妃、本朝后、妃以及宫女等，女眷较多，如果允许男侍出入，难免会发生秽乱宫帷的事。所以绝不允许有其他成年男性在宫内当差。
太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名称很多，诸如中宦、宦官、宦者、内侍、内宦、阉人、中涓、内竖、中贵人等。
在中国历史上，在封建社会消亡之前，没有宦官的时代不多。太监，作为帝王与后妃的奴仆，支撑着皇家宫殿那广厦高台的金碧辉煌，成就了皇宫内统治者舒适优裕的生活条件。
常人想成为太监必先去势，即割掉生殖器。这称为“净身”，使他们成为“六根不全”的人。太监如为自幼阉割，未经青春期第二性征发育，即没有胡须、喉结和变声过程，故声音较普通男子尖锐。
其实，太监并不是中国的特产。在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土耳其、朝鲜，乃至整个亚洲都有太监。但是，中国的太监制度是在历史上占有相当分量的。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太监不仅涉足王公贵族、高官显爵的生活中，而且还涉足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历朝的衰亡大都与太监作乱有关，汉、唐、明三朝的覆灭与太监的专横暴虐有直接关系。
概况简述
唐代设内侍省，其长官为监及少监。《辽史·百官志》载，辽代南面官诸“监”职名中，有“太监”之称，但在具体称呼上，仅称监，如太府监。元代的太府和各监，多有“太监”一官（如仪文监、典牧监、典室监、太府监等均设太监）。明代诸监不设此官，但在宦官所领的二十四衙门，各专设掌印太监等，在宫廷内专门侍奉皇帝及其家族。明中叶以后，太监的权力扩大，拥有出使、监军、镇守、侦察臣民等大权。清代相沿，太监成为宦官的专称，设总管太监等为首领，隶属于内务府。
我国历代宦官的人数以明朝为最多，号称10万。清朝改革了明代臃肿的太监机构，并制定了一套管理制度即宫规宫法，将明崇祯末年的9万多太监，削减为9000人。清朝太监的等级极其严格，清朝宫廷内设有管理太监的机构称“敬事房”，又谓“宫殿监办事处”。规定在督领侍下面，有大总管、副总管、带班首领、御前太监、殿上太监、一般太监和下层打扫处小太监之分。发展至清代末期，太监等级更加复杂。在宫殿监中，就有总管、首领、掌案、回事和小太监之分；在各处所中又有首领、大师父、师父、带班、陈人、徒弟之别等等。如此层层节制，一级管一级，一级压一级，统治得非常严密。
封建帝王是世袭的，皇帝唯恐他人篡夺自己的皇位。一般情况下，皇帝猜忌朝廷的文武外官，总防着他们有外心：但却认为朝夕侍候在自己身边百依百顺、出身低下而又没有后代的内官员可靠。而宦官则往往利用在宫廷中的这种特殊地位，攫取极大的权力，甚至操纵帝上。这些人数量不多，但奴性十足，狡黠阴险、残忍狠毒。一旦成为皇帝的心腹，更是谗谄佞邪，毫无顾忌。他们结成死党，挟持皇帝，假传圣旨，卖官鬻爵，贪赃枉法，陷害忠良，甚至可以废立以至杀死皇帝。而一旦皇帝没有威信或过于幼小，便会去依靠从小跟他在一起生活的太监，就会变成太监专权，与想要争夺皇位的大臣对抗。一旦有太监专权的情况发生，便代表此时的朝廷是处在黑暗时期。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宦官专权曾演出了一幕幕祸国殃民的惨剧，其中以东汉、唐、明三代为最。秦朝的赵高，东汉的侯览、张让，唐代的仇士良、田令孜，明朝的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以及清代末年的李莲英，邹杰，都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宦官。
发展历史
先秦时期
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诗经》、《周礼》、《礼记》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秦国宦官嫪毐受太后宠幸，权势显赫，封为长信侯。宦官一般由身份卑贱的人充当。其来源或由处以宫刑的罪人充任，或从民间百姓的年幼子弟中挑选。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宦官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势力，对许多朝代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秦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宦官由少府管辖。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教训，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复萌。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皇帝视听。其时，外戚势大，皇帝常利用宦官牵制外戚，往往造成宦官集团专政局面。
唐宋时期
唐代，宦官由内侍省、掖廷局、宫闱局、奚官局、内仆局、内府局管理。掌管宫内的簿册、门卫、病丧、仓库供应等事项。各局长官称令或丞。唐太宗时，对宦官限制较严格，规定内侍省宦官最高官阶为三品，数额亦有限制。太宗死后，制度渐弛。中宗时，宦官总数增至3000名，被授七品以上者多达千人，玄宗时，宦官多而滥，仅四、五品者就在千人以上。授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衔者大有人在。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膨胀，有的甚至封王爵，位列三公。部分宦官还染指军权。肃宗时，设观军容使，专以宦官中的掌权者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从德宗朝开始，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兵的兵权。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因军政大权被宦官集团把持，不仅文武百官出于其下，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在宪宗到昭宗期间登基的9个皇帝中有7个是由宦官所拥立，两个被他们所杀。宦官专政成为中、晚唐社会的一大痼疾。宋代也设内侍省，由宦官主管。但宋代宦官干政的现象不如外戚专权严重。
明清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管理较严，规定宦官不得识字，压低其官阶，禁止其兼外臣的文武职衔，并悬铁牌于宫门上，明示不许干政的警戒。从永乐朝始，宦官渐受重用。皇帝亲信的太监经常被派出巡出洋，担任监军。永乐十八年（1420）设东厂，由宦官执掌，从事特务活动，诸事直接报告皇帝。宣宗时，改太监不得识字的祖制，在宫内设内书堂。令学官教授小太监识字。成化十三年（1477）在东厂外另设西厂，以宦官任提督，加强特务统治。此外，宦官任职机构膨胀，宫廷中设有司礼、内官、御用、司设、御马等12监。惜薪、钟鼓、宝钞、混堂等4司及兵仗、银作等8局，总称为二十四衙门，各设专职掌印太监。宦官人数激增，至明末多达数万之众。英宗时，掌权宦官王振网罗部分官僚为党羽，形成阉党，开明代宦官专政先声。此后，宦官之祸迭起。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等，都是权倾朝野、势力显赫的权宦。他们专横跋扈，排斥异己，巧取豪夺，屡兴大狱，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
鉴于明朝宦官为害之烈，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清初规定：宦官归内务府管辖，具体由敬事房管理。敬事房亦称宫殿监办处，设总管、副总管等职。康熙时总管宦官为五品，雍正时改成四品。裁明代“二十四衙门”为“十三衙门”，人数大幅度缩减。顺治时设置宦官千余人，乾隆年间增至3000人，直至清末未过此数。宦官升迁降调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尤禁其干政。顺治帝仿朱元璋旧制，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这些措施得到较好贯彻。虽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宠宦安德海、李莲英等屡犯例禁，朝臣为之侧目，终未出现汉、唐、明宦官的专权现象。
清代末年，河北省的宛平，还有山东省的乐陵，都是出太监的地方。太监都是劳苦人出身，被生活所迫，指望把孩子送进宫里，有条活路，将来也得些好处。当时有的只有10岁左右就阉割净了身，李莲英就是8岁净身，9岁进宫的。民国初年。一个13岁的小太监马德清就被送进了溥仪的逊清皇室小朝廷当差。
说到净身，清光绪年间，北京有专门干这种营生的，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毕五”和地安门内方砖胡同的“小刀刘”，就是专干这一行当的。有的说这两家的家主都是清朝的七品官，还有的说小刀刘是六品顶戴。他们每年分4次，即每个季度给总管内务府送净好身的孩子，这是他们的职业。净身的“手续”则全由他们两家包办了。在清初，对净身还有个规定，不能私自行事，按刑律规定，违者问斩。到了晚清就不那么严格了，也有个别人是父亲亲自给儿子净身的，上面提到的马德清就是在他9岁那年，被他父亲亲自切除了生殖器。解放后，据马德清老先生回忆，净身是他一辈子最伤心的事，是一场难忘的酷刑。
太监入宫后，其中有少数人靠着奉承和钻营的手段，慢慢爬上有权有势的地位，慈禧太后宠信的李莲英和小德张，便是其中突出的两个。一代权监李莲英，曾与袁世凯互相勾结，藉以大发横财，仅一次就接受袁的贿赂20万两白银。据说李莲英临死时，不仅有大量的地产，还有无数的玉器珠宝，4个继子分得了大量银钱财物，就连2个继女，也每人各得白银17万两。当时李莲英得罪了不少人，慈禧死后，他于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底即向隆裕太后告老出宫，悄悄地离开了紫禁城，然而他终于在宣统三年正月归天了，有说是得痢疾死的，有说是被人害死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葬在海淀区恩济庄的坟墓被人挖开，竞只有人头，无身子，弄得人首异地，被人害死的可能性更大，结局归宿也够惨的！出时的小德张效法李莲英，一面讨好慈禧，同时又和光绪皇后后来的隆裕太后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终于爬上了大总管的地位。他的财产也无法计数，在河北省静海县以及京畿南苑都有他的地产，天津英租界里他曾置楼房12座，北京永康胡同有他宏伟的大宅第，此外还有当铺、绸缎店等多处。
但是，紫禁城内不少下层小太监，终日辛苦劳动，到暮年离开皇宫，也没见过皇帝一面；太监受污辱被损害乃至折磨而死的事，亦时有发生。例如晚清宫廷中被慈禧派往光绪身边的太监寇连材，因他深明大义，斗胆违例向慈禧上奏折凡10条，劝慈禧归政，并言不宜去忠直人而专用阿谀者。最后被慈禧以内监有言事者斩，按清朝成例，送交刑部命处斩勿论。据说寇连材问斩时镇定自若，死而无憾。
紫禁城内责打太监的事，屡屡发生，他们只要稍有“不规”或偶有“犯错”，慈禧即下令动辄责打和处罚。刑罚之残酷，无以复加，实在骇人听闻，有的还要株连他人。光绪末年，慈禧曾用“气毙”之刑，竟把珍纪宫中30来个太监活活处死，造成迫害太监的一大惨案。所谓“气毙”，是用七层白棉纸沾水后，将受刑人的口鼻耳封闭，再用杖刑责打而死。
另外，那些下层小太监一旦失掉服役能力之后，都要被逐出紫禁城。不少太监晚年以寺庙栖身。据调查，在北京城郊，共有明清时期的太监寺庙约20多座。
辛亥革命至今
191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退位。1922年，宫外的中国正在出现大变化，而17岁的溥仪仍在紫禁城内过着平淡的生活。许多太妃心生歹意，联合太监对越发成熟的溥仪进行打击。一次，溥仪打开了自嘉庆年间就被封起来的建福宫宫殿群，里面全是乾隆的收藏品，嘉庆是为了怕子孙玩物丧志，所以把这些书画、瓷器、金佛都封在了这里。当时“小朝廷”经济很窘迫，溥仪准备用这些来换钱。但发现没过几天的一个晚上，建福宫宫殿群在晚上10点燃起了熊熊大火，直到次日正午才被扑灭。这一场大火烧毁了乾隆所收藏的自夏商以来的许多名人字画、青铜器、金佛、瓷器上百万件，最后经调查为人为纵火！没过几日，溥仪所居住的养心殿东院又着起了火但被迅速扑灭，这次找到了一个还未烧完的被煤油泡过的棉絮，这更说明了是人为纵火。溥仪为了自己的安全，于几日后命令：每位王爷、太妃身边（不包括溥仪）各留20名太监，其余所有太监一律驱逐出宫。这一决策虽然是为了溥仪自己的私利，虽然使成百上千的人失了业，但象征着再也不会有社会底层人物被阉割。
1959年，溥仪出狱。他直接去探望了住在庙里的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太监，向他们连连道歉，但太监们仍在叫他“万岁爷”，真是令人感叹不已。溥仪也在《我的前半生》中忏悔道：“他们陪我玩，哄我睡觉，喂我吃饭；他们领我的赏，也挨我的打；别人可能有时会离开我，但他们却日夜陪着我；他们是我的奴隶，也是我的老师。”
相关评论
紫禁城。游人如织，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一张张天真的容颜，一声声惊异的叹息。中外游客争睹琼楼玉宇、雕栏玉砌。呼风唤雨的几条巨龙似乎要从九龙壁上飞下来，现代叶公们不停地拍照。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北中国惯有的灿烂的阳光，熙熙攘攘中，我却一口口地倒吸凉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冷——无论在巍峨雄伟的三大殿外，还是在曲径通幽的御花园里，我不停地打着寒战。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间，没有一间亮丽堂皇，光线被冷漠地隔在房间外，只有残余的几束从小小的雕花的窗眼偷渡进去。在这几束光中，有无数的灰尘在飞舞，如昔日的霓裳舞曲。
没有参观者会注意这个小小的、破落的房间。我却注意到了。它位于西华门附近，官方的名字叫“净身房”，民间的名字叫“场子”。
谁也不知道，皇朝文明的“精髓”就藏在这间房子里。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
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瘿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不然，他完成了《史记》。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士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所谓学富五车、德行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惘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怜其不幸好。龚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五》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阉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内在化的自我阉割。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郎，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我在《状元图考》中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由华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见其渊博。而当时的皇帝是谁呢？是以荒淫昏庸著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状元郎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简直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娇。如果说阉割阳具是太监入官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证。《明史》中记载，丁士美为廪生时，年龄尚小。依据当时规定，凡为廪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给廪米六斗。一些年龄较大的廪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廪米全部分掉。他依然和颜悦色，没有一丝不乐意。《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自我阉割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结到一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老子》还是《论语》，都让我觉得阴风惨惨、透体生凉。
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事，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生。午膳时，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汤，同学们都注意到汤里例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尽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瓢汤的当儿，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着不要瓢上那片肉。一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就在他把肉片倒进碗里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色顿时苍白无人色。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贪吃猪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瓢了一片肉，往后每次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没了他的份。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深刻内疚中，郁郁寡欢，一蹶不振，性情大变。一个一片猪肉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环境，是过分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环境“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产性。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行为？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极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丧失了性欲的太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而丧失了精神愉悦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赖希研究的对象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主义。就整个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观已经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赖希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便成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发作用的障碍”。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融端。
第二章 阉割术
在古代相对落后的医疗技术条件下，阉割手术的死亡率是相当高的。明代天顺年间，镇守湖广贵州的太监阮让，一次精选了虏获的苗族幼童1565人，将他们统统阉割，准备悉数送呈朝廷。但由于手术太残酷及医疗技术条件太差，在阮让自阉割幼童到奏闻朝廷这短短的时间内，幼童疼死、病死者竟达329人。后来，阮让又重新买了一批幼童加以阉割，以补上死亡之数，送呈朝廷。阮让前后共计阉割幼童1894人，死亡率接近20%。如此集中而大量的死亡，显然同阉割手术失败或手术后的并发症有关。
既然宦官都是惨遭阉割之人，那么，阉割术的出现则必然成为宦官赖以产生的基本前提之一。
在古代中国，阉割术的渊源是相当久远的。有证据表明，至迟在殷商时代就有了阉割男性生殖器的意识与行为。殷商甲骨文中有字，字形结构一半象形为男性生殖器，另一半从刀，其字义甚明。若进一步从字形分析，当时的阉割术可能是将阴茎与睾丸一并割除的，但具体方法已难以详考。
秦汉时期的阉割技术已较为完备，并已经注意到阉割手术后的防风、保暖、静养等护理措施。当时施行阉割的场所称为“蚕室”，《汉书·张安世传》颜师古注曰：“凡养蚕者，欲其温而早成，故为密室蓄火以置之。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需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大致相同的解释见于《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所谓“宫刑者畏风，须暖，作窨室蓄火如蚕室，因以名焉。”
古代的阉割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尽去其势”，即用金属利刃之类的器具将男性生殖器完全割除。《旧唐书·安禄山传》中曾记载一则阉割实例：
猪儿出契丹部落，十数岁事（安）禄山，甚黠慧。禄山持刃尽去其势，血流数升，欲死。禄山以灰火傅之，尽日而苏。
由此可以看出，阉割过程是相当残酷的，被阉割者会因失血过多或过于痛疼而长时间昏迷，止血消炎的措施也非常简单，只是“以灰火傅之”。二是用利刃割开阴囊，剥出睾丸。用这一方法进行阉割显然并不需要完全割除生殖器官，但同样可以达到目的。洪迈所著《夷坚志》卷八对这一方法有所记载。另据记载，古代还有所谓的“绳系法”与“揉捏法”。前者是在男童幼小时，用一根麻绳从生殖器的“睾丸”根部系死，既不影响溺尿，却阻碍了生殖器的正常发育。久而久之，男童的生殖器便会失去功能。后者是在男童幼小时，由深谙此道之人每天轻轻揉捏其睾丸，渐渐适应后，再加大手劲，直至将睾丸捏碎。然而，专将睾丸割去或捏碎，如果是业已发育之人，尽管能够完全避免授精，但其性欲及淫乱宫廷的能力在一定时期内会依然存在，甚至有的人反会因此而更加强劲耐久。所以，古代的宦官都是采用“尽去其势”之法，将生殖器全部割除。
在古代相对落后的医疗技术条件下，阉割手术的死亡率是相当高的。明代天顺年间，镇守湖广贵州的太监阮让，一次精选了虏获的苗族幼童1565人，将他们统统阉割，准备悉数送呈朝廷。但由于手术太残酷及医疗技术条件太差，在阮让自阉割幼童到奏闻朝廷这短短的时间内，幼童疼死、病死者竟达329人。后来，阮让又重新买了一批幼童加以阉割，以补上死亡之数，送呈朝廷。阮让前后共计阉割幼童1894人，死亡率接近20%。如此集中而大量的死亡，显然同阉割手术失败或手术后的并发症有关。
历代古籍对阉割手术的具体情形大致上都记载得很是简略。清朝末年，一些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对迥异于西方的中国宫廷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阉割手术情形。但这些描述多为道听途说，远不及清末宫廷宦官以切身经历为基础的回忆详细，其可靠性也值得怀疑。据清末宦官回忆，北京城有两个赫赫有名的阉割世家，号称“厂子”：一是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毕家；另一是地安门外方砖胡同的“小刀刘”。主持其事者都是得到朝廷认可的家族世传，六品顶戴，称“刀子匠”。两家据说各有绝招，但技艺绝不外露，只是父子相传。
净身需要选好季节，最好在春末夏初，气温不高不低，没有苍蝇蚊子，因为手术后约一个月下身不能穿衣服。净身者在手术前都需履行必要的手续，其中关键是订立生死文书，并需请上三老四少作为证明人，写明系自愿净身，生死不论，免得将来出麻烦吃官司。费用自然是要收取的，但净身者多来自贫困之家，一时或许拿不出很多银子，因而可以待进宫发迹后再逐年交纳。这些也需要在文书上写明白。但有两样东西是必须带着的，一是送给刀子匠的礼物，一般是一个猪头或一只鸡，外加一瓶酒。二是手术所用的物品，包括三十斤米、几篓玉米棒、几担芝麻秸及半刀窗户纸。其中，米是净身者一个月的口粮，玉米棒烧炕保暖用，芝麻秸烧成灰后用来垫炕，窗户纸则用来糊窗子，以免手术后受风。刀子匠要准备两个新鲜的猪苦胆、臭大麻汤和麦秆。猪苦胆有消肿止痛的作用，手术后敷在伤口处；臭大麻汤的功用很多，手术前喝一碗让人迷糊，起麻醉作用，手术后再喝，让手术者泻肚，以减轻小便的排泄量，保证手术成功；麦秆的功用不言自明，即手术后插入尿道。
手术过程中，除了主刀者外，一般还需三四名助手。被阉割者都需采用半卧姿势仰倒在床位上，几位助手将他的下腹及双股上部用白布扎紧、固定，然后有人负责按住其腰腹部，另外的人则用“热胡椒汤”清洗阉割部位，加以消毒。用于阉割的手术刀是一种呈镰状弯曲的利刃，据说是用金与铜的合金制成，可防止手术后感染，但使用时通常并没有特别的消毒措施，在火上烤一下，便算是消毒了。这一切完成后，主刀者即用镰状弯曲的利刃，对被阉割者的阴茎连同阴囊进行切除，通常分两步：
第一步是割睾丸。在球囊左右各横割开一个深口子，把筋络割断以便把睾丸挤出来。这需要阉割者身子打挺，小肚子使劲往外鼓。待用全身的力气把睾丸挤出来，刀子匠会把片好的猪苦胆贴到球囊左右两边。
第二步是割阴茎。这需要相当高的技术，割浅了会留有余势，将来里面的脆骨会往外鼓出，就必须再挨第二刀，即宫里俗称的“刷茬”；如果割深了，将来痊愈后会往里塌陷，形成坑状，解小便时呈扇面状，一辈子不方便。宫里的太监十个有九个都有尿裆的毛病，这就是阉割的后遗症。阴茎割除后，要插上一根大麦秆，然后把另一个猪苦胆劈开，呈蝴蝶状地敷在创口上。据说也有的是用栓状白蜡针插入尿道，并用冷水浸湿的纸张，将伤口覆盖包扎。这大概是净身场所不同而出现的技术性差异。
被阉割者在手术后必须由人架持搀扶着在室内遛二至三个小时，然后方可横卧休息。手术之后的三天，是被阉割者最难熬的时光。在这三天里，他们躺在特制的门板上，双手、双腿都被套锁牢牢地捆住，根本不能动，目的主要是避免触摸创口，以免感染。门板中间还留有带活板的小洞口，大小便时用。当时也没有太好的止痛消炎手段，为了避免伤口感染要严禁饮水，可谓是痛苦异常。待三天后白蜡针或麦秆拔除，尿液能够排出，手术即告成功。然而苦难并没有过去，最重要的是抻腿，每抻一次都痛得心肝碎裂、浑身发颤，但这对阉割者来说是必须的，否则可能导致腰佝偻，一生都不能伸直，所以只能忍受这种剧痛。此后的调养期仍需百日左右。
每一个被阉割的男人，都毫无例外地经历过一番惨痛的折磨。这一过程是如此的残酷，如此的痛苦，以至于那些惨遭阉割者终其一生都对此记忆犹新。清末太监马德清曾在晚年回忆道：
那年头，没有麻药，没有什么注射针、止血药那一类东西……硬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按在那儿，把他要命的器官从他身上割下去，那孩子该多么疼啊！一根根脉通着心，心疼得简直要从嘴里跳出来了……手术后，要在尿道上安上一个管子，不然，肉芽长死了，尿就撒不出来啦，还得动第二次手术。我后来听懂得这个道道的人讲，割掉那个玩意儿以后，不能让伤口很快地结疤……所以要常常换药。说实在的，哪里是药呢，不过是涂着白腊、香油、花椒粉的棉纸儿。每一次换药，都把人疼得死去活来。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整天躺在土炕上……脊梁骨像断了一样，想翻一下身，可是哪敢动一动呢，就是略微欠一下身子，伤口也牵着心疼呢！大、小便就这样躺着拉、尿。屁股下面垫着灰土，灰土天天换，也是湿漉漉的。
被切下的阳具，称为“宝”，而在通常情况下刀子匠确实会把这东西像“宝”一样地藏起来，被净身者反而无权要回。经过刀子匠的加工之后，“宝”一般会放入“升”中，用大红布包好，小心地放置在室内高处，称“高升”，取升至高位之意，借以预祝净身者将来走红运，步步高升。等到将来净身者发迹了，赎回自己的“宝”，刀子匠就可以趁机量财索讨。赎回自己的身上物，阉者称为“骨肉还家”。这在他们来说，是一生中最大的喜事，仪式非常隆重，就如同迎亲一般。也有由净身者的家人自己保存的情形。过去乡间贫苦人家，高处莫过于房梁，因而多将之垂吊于梁上，每过一年升高一截，以祝愿孩子能够在宫里“步步高升”。
保存“宝”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为了做宦官后升级时查验，以证明阉者身份，即通常所说的“验宝”；二是将来宦官死后，要将“宝”放进棺木里一起埋葬，因为宦官们希望自己到另一个世界或转胎之时能恢复男人的本色；三是中国传统中有身之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宦官作为刑余之人已属不孝，不能传宗接代更属不孝之大者，所以将“宝”加以保存，死后随棺而葬，也是一种心理的补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阉割是成为宦官的必要前提，但并不是每一个被阉割的人都能够顺利地进入宫廷的，历朝都有严格的选用制度与程序。不过，无论进入宫廷与否，受阉之人自此就开始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也正因如此，他们普遍认为，人生的一切苦乐都是从受阉之日开始的，而受阉之日就成为其新的诞辰日，日后算命也是依据受阉之日的天干地支。
第三章 太监为何需要经常体检
皇帝把男人的阴茎割了，本意是想断绝后宫之乱，但麻烦往往就出在太监的身上。如果净身不彻底，太监与普通男人并无多少区别，也会有性欲、性功能的。传言慈禧与安德海、李莲英“有一腿”，便是这么回事情。
过去，男人净身有两种机构，一是官办的，清朝的净身机构是管理后宫事务的内务府下面的“慎刑司”；再是民间的“职业净身所”。当然，也有家庭作坊式的。
净身的风险很大，死亡率很高，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能活下来。不是走投无路，一般人家不会做这种“断子绝孙”的事情。
清朝民间的“职业净身所”颇专业，手术时痛苦和死亡率都较低，所以很有生意。清代光绪年间，京城有两家比较出名，主人一叫“毕五”，一叫“小刀刘”，清宫中不少太监都“产自”这里。因为输送的太监质量好，渠道稳定，两位“刀儿客”还被赐授七品顶戴，成了县级“净身师”。
父母送孩子去净身，还要给“刀儿客”支付五六两银子的“净身费”。去势前不吃不喝，得把屎、尿排净。去势时则将被净者绑在“手术床”（有时就是门板做的）上。那时不会有麻醉药，也有说会在生殖器上抹些麻醉神经的东西。
动刀前有时会让净者喝点北京二锅头这样的高度白酒，以麻痹一下神经；再是分散注意力，例如在其眼前悬一把刀，与其说话聊天，以吸引注意力。待其感觉到疼时，生殖器已让割去了。
净身时卫生条件很差，一刀子下去，血流如注，人一下便疼昏死过去了。“刀儿客”使用的刀子在火上烤一下，就算消毒了。而止血的方式则是将刀子烤红，烙在刀口处，让其结痂，或是敷上药末（有时就是香灰）止血。然后抬到密封的小房子，在其身下铺上一层草灰，吸收血水、失禁的尿液，一个月后伤口愈合才能出来。
术后要将一根细管（有时是大麦秆制成的）插进排尿管内，防止新肉长出堵塞尿道，不然会尿胀死。如果发现真的堵死了，还要再割一次，受二茬罪。有不少太监身上常有尿骚味，多是净身手术做得不好，割得不到位，或是过头了，导致小便失禁。
由于人体器官都有重新生长的可能，重新“发芽”。所以，即便入宫后当了太监，每年也要“体检”一次，即所谓“验净”。一旦发现长出了，就要再割，杜绝“发芽”，以免祸患后宫。但有经验有头脸的太监往往会想办法逃避“验净”，甚至使用秘方促进生殖器生长。
如在明代便出现太监吃童男脑子的传闻。《万历获野编·食人》（卷28）记载，“近日福建抽税太监高采谬听方士言：食小儿脑千余，其阳道可复生如故。乃遍买童稚潜杀之。”所以，很难保证太监都是无根之人。
安德海、李莲英、小德张都是图慕财富，自己把自己给阉。但因为是“自阉”的，便存在割不净的可能性。当然，不排除阴茎是重新长出来的，或是买通慎刑司主管留下来的。
买通主管这事情史上是存在的。秦始皇母亲赵姬的面首嫪毐，当初便是冒充太监进宫的，赵姬与吕不韦合谋，花钱打点一下“腐刑”的主管，仅将嫪毐小胡子拔掉了事，而保留阴茎。
太监去势除了上面所说的“割法”，还有如劁猪、牛一样的“骟法”，仅剖开外肾（阴囊）去其睾丸，阴茎尚存，虽然不能勃起，但形状还是存在的，性交时还可以“意思意思”。这样的太监皇帝也不放心，明朝后便禁止这样的阉人进入后宫。
第四章 太监宰相第一人
——秦赵高指鹿为马赵高（？-前207），中国秦朝二世皇帝时丞相，著名宦官（一说并非宦官）。秦始皇死后与李斯合谋篡改诏书，立始皇幼子胡亥为帝，并逼死始皇长子扶苏。秦二世即位后设计陷害李斯，并成为丞相。后派人杀死秦二世，不久后被秦王子婴所杀。
赵高——本为秦国宗室远亲（一说赵国宗室远亲），入秦宫为宦官（一说赵高为“宦官”乃后世曲解），任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管事二十余年」。秦始皇死后，他与丞相李斯合谋伪造诏书，逼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另立始皇幼子胡亥为帝，是为秦二世并自任郎中令。他在任职期间独揽大权，结党营私，征役更加繁重，行政更加苛暴。公元前208年又设计害死李斯，继之为秦朝丞相。第二年他迫秦二世自杀，另立子婴。不久被子婴杀掉，诛夷三族。
另外，赵高还是秦汉时期的书法大家，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云：“赵高作《爱历篇》，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北魏·王情《古今文字志目》中卷列秦、汉、吴三朝书法家五十九人，中有赵高。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谓赵高“善大篆”。唐·张怀罐《书断》卷上《大篆》日：“赵高善篆。教始皇少子胡亥书。”著有《爰历篇》六章。
事迹
生平
提起赵高，人们往往会很自然地想到“指鹿为马”的成语。赵高从一名小小的宦官起家，依仗着秦二世胡亥对他的宠信，在秦王朝最后的几年统治中翻云覆雨，把秦朝的暴虐苛政推向了顶峰，从而加速了它的灭亡。故陆贾叹曰：“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指秦朝灭亡）”而《战国策》的编者刘向更是直言不讳：“秦信同姓（即宗室，这里指赵高）以王，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国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于行法，不在于信同姓。”
与秦始皇的渊源
赵高本是秦国某位国君之后，他的父亲是秦王的远房本家，因为犯罪，被施刑，其母受牵连沦为奴婢，赵高弟兄数人世世卑贱。秦始皇听说他身强力大，又精通法律，便提拔他为中车府令掌皇帝车舆，还让他教自己的少子胡亥判案断狱。由于赵高善于观言察色、逢迎献媚，因而很快就博得了秦始皇和公子胡亥的赏识和信任。有一次，赵高犯下重罪，蒙毅不敢阿法，要按律处他死刑，秦始皇却赦免了他并复其原职，由此不难看出秦始皇对赵高的偏爱，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位在自己眼中“敏于事”的宠臣，日后会成为断送大秦江山的祸首。
始皇驾崩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十月，年逾半百的始皇在第五次出巡的途中病倒了。虽然他一生都在寻求着长生不老的秘方且“恶言死”，但仍然无法抗拒生命的自然运作规律。随着病势一天天加重，秦始皇深知自己的大限已到，当务之急是赶快确定立储之事。他将二十几个儿子一一进行掂量，觉得胡亥虽然最得他的疼爱，但知子莫若父，此子昏庸无能，不成器；长子扶苏虽屡屡与自己政见不合，但为人“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再加上大将蒙恬的辅佐，无疑会是一位贤能的君王。况且，依照嫡长子继承制也应该传位于他。当下始皇不再犹豫，召来兼管着皇帝符玺和发布命令诸事的赵高，让他代拟一道诏书给长子扶苏。时扶苏正监军在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始皇命他将军事托付给蒙恬，赶回咸阳主持丧事。这实际上已确认了他继承者的身份。诏书封好后，始皇吩咐赵高火速派使者发出，岂料老奸巨猾的赵高假意允诺着，暗中却扣压了遗诏。
扣下诏书
七月丙寅，秦始皇驾崩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西北太平台）。丞相李斯鉴于皇上死于宫外而太子又未确立，害怕天下人知道真相后大乱起来，也担心秦始皇的诸多儿子纷纷起来争夺皇位，于是封锁了消息，将棺材置于韫辕车（古代可以卧的车，有窗户，闭之则温，开之则凉，后也用作丧车）内，队伍所经之处，进献食物、百官奏事一切如故。因此当时除了随行的胡亥、赵高和五六名宠幸之臣知晓始皇已逝外，其余的人均被蒙在鼓里。
扶立二世
一天傍晚，车队停下住宿。赵高觉得时机已到，便带着扣压的遗诏来见胡亥，劝他取而代之：“而今大权全掌握在你我和丞相手中，希望公子早作打算。”胡亥早就梦想有朝一日能够登上皇帝的宝座，只是碍于忠孝仁义而不敢轻举妄动。现在听赵高一番贴心之语，蓄蕴已久的野心不禁蠢蠢欲动起来，但仍还有些犹豫，叹息道：“父皇病逝的消息还没有诏示天下，怎么好就去麻烦丞相呢？”赵高早已摸透了他的心思，胸有成竹地说：“公子不必再瞻前顾后，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事没有丞相的支持不行，臣愿替公子去与丞相谋划。”胡亥正求之不得，立即答应了。
劝说李斯
李斯是秦朝开国元老之一。他跟随始皇多年，协助始皇统一天下，治理国家，因而在朝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赵高看出：只有争取到李斯，篡位之事才有可能成功。为此，他颇费了一番心计。赵高了解到李斯本出身布衣，正是因为不堪卑贱穷困才效命于秦始皇，而今虽然位居三公，享尽荣华富贵，但依然时时为自己的未来担忧，唯恐有一天眼前的一切会化为泡影。于是，他决定抓住李斯这个性格弱点发动进攻。
赵高径直找到李斯，有恃无恐地对他坦言：“皇上驾崩一事，外人无从知道，给大公子扶苏的诏书及符玺也在我那里，定谁为太子，全在丞相与高一句话，丞相看着办吧！”
李斯大惊，听出了他想篡诏改立的意图。当下断然拒绝，义正辞严地说，“如此大逆不道的话，你怎么说得出口！李斯本来出身低微，幸得皇上提拔，才有今日的显贵。皇上现今将天下存亡安危托付给你我，怎么能够辜负他呢！”
赵高是何等奸滑之人，见正面游说无效，便一转话锋，问道：“丞相，依你之见，在才能、功绩、谋略、取信天下以及扶苏的信任程度这几方面，你与蒙恬将军谁强呢？”这句话正触到李斯的痛处，他沉默半晌，黯然地说：“不及也。”赵高装出十分关切的样子，进一步试探道：“丞相是个聪明人，其中的厉害关系恐怕比高看得更清楚。大公子一旦即位，丞相之职必定落入蒙恬之手，到时候，你还能得善终吗？胡亥公子慈仁敦厚，实乃立嗣的最佳人选，希望丞相仔细度量度量。”
李斯此刻已心乱如麻，他太懂得失宠之臣是什么滋味了！而且，这也是他最害怕见到的。“万念私为首”，李斯当然也不例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向赵高妥协，仰天长叹一声，滴下泪来：“遭遇乱世，也只能以保身为重了！”赵高知计已成，欣喜若狂，马上与李斯合谋，假托始皇之命，立胡亥为太子；又另外炮制一份诏书送往上郡，以“不忠不孝”的罪名赐扶苏与蒙恬自裁。
除掉扶苏
扶苏接到诏书后，如晴天霹雳，肝胆俱裂。他失声大哭着，转身回到帐中就要拔剑自杀。蒙恬与始皇素日相交甚厚，对这份意外的诏书产生了怀疑，劝阻道：“陛下而今出巡在外，又没有立定太子，诸公子必定都虎视眈眈，暗含窥伺之心。他委任你我监军守边，足见信任之深。今天忽然派使者送来赐死命令，怎知不是有诈？不如提出恳请，弄清楚再死不迟。”那使者早就受了赵高胡亥等人的指使，只在一旁不断地催促。扶苏一向仁孝，哪里还去想是真是假，悲伤地说：“君要臣死，父要子亡，还有什么好请求的呢？”言罢挥剑自杀。蒙恬不肯不明不白地就死，使者便将他囚禁在阳周（今陕西子长县北），兵权移交给副将王离，又安排李斯的亲信为护军，这才回去复命。胡亥听说扶苏已死，心中大石落地，就有释放蒙恬的念头。此时正好遇上蒙毅替始皇祭祀名山大川归来，赵高本对他积怨已久，同时也担心日后蒙氏重新掌握大权，不如索性一网打尽。于是对胡亥进谗言：“先帝本来早就想选贤立太子，就是因为蒙毅屡次阻止才没有实行。这种不忠惑主的人，不如杀之，永绝后患。”胡亥信以为真，就派人把蒙毅拘留在代地（今河北蔚县东北）。
阴谋成功
赵高见障碍已除，建议胡亥赶快回去继承皇位。由于气候炎热，始皇的尸体己开始腐烂，一阵阵恶臭从车中传出。为掩人耳目，赵高便命人买来大批鲍鱼将臭味盖住，一行人浩浩荡荡回到了咸阳，这才发丧，公告天下，不久举行了空前隆重的葬礼。太子胡亥称帝，是为秦二世。赵高官被封郎中令，成为了胡亥最亲信的决策者。从此以后，这对暴君奸臣便在一起制造出了一幕又一幕令人发指的惨剧。貌似强大的秦王朝，也由此分崩离析。
铲除忠良
胡亥登上皇位不久，就开始追求起穷奢极欲的生活来。为了显示皇帝的威仪，即位第一年（公元前209年）的春天，他就仿效始皇的排场沿着东线出巡，一直到达海边。又南下会稽，最后由辽东返回。此外，他还大修阿房宫，征召5万名精壮之士屯卫咸阳，并收集天下奇花异草、珍禽奇兽供自己玩乐，以致于“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但他毕竟清楚自己这个皇帝当得不够光彩，因此仍时时忧心忡忡。一天，他向赵高感叹：“朕既然已君临天下，如果能在有生之年享尽人间欢乐，实现自己所有的心愿，那该是多么惬意啊！”赵高何尝没有这样的隐忧，立嗣一事，全是他一手策划，纸终究包不住火，倘若机密泄露，自己便会死无葬身之地。今日见二世亦如此，乘机和盘托出自己的想法：“陛下所虑极是！沙丘之谋，诸公子和大臣们都在怀疑，这些人难保不怀有二心。臣每每想到这些，就战战兢兢，恐有不测。心腹大患不除，陛下又怎能安乐一世呢！”
胡亥连连点头称是，急急地问：“卿有何高见，但说无妨。”
赵高略一思忖，目露凶光，面显杀机：“陛下唯有严刑峻法，将有罪之人连坐诛族，对心怀不满的大臣及诸公子逐一打击，同时提拔陛下的心腹，安排要职。这样一来，才可保您高枕无忧，肆志宠乐矣！”胡亥对赵高早已深信不疑，立刻采纳了他的意见，将生杀大权一并交付给他。一时间，咸阳城内腥风血雨，魂号鬼哭，惨无人道的屠杀拉开了序幕。
秦二世
赵高第一个开刀的就是蒙氏兄弟。蒙恬、蒙毅在始皇生前颇受重用，屡建奇功，在朝中也权高位尊，因此是赵高平生最忌之人。他“日夜毁恶蒙氏，求其罪过，举劾之”。胡亥的叔父知道了赵高欲杀蒙氏兄弟，赶忙进宫劝阻二世，认为诛杀忠臣乃亡国之举。无奈，利令智昏的胡亥根本听不进去，以“先帝欲立太子而蒙毅阻拦，实属危害社稷之举”的罪名，迫蒙毅自杀。随即赵高又遣使阳周追逼蒙恬，蒙恬悲愤难当，大声疾呼：“我何罪之有，无过而死乎？”遂吞药自尽。可怜一代名将战无敌手，没有捐躯疆场，却惨死于卑劣的小人之手。
除掉蒙氏兄弟后，赵高的心病去了一半，便将谋杀的矛头转向了秦王室。据史书记载，赵高一次就在咸阳杀掉了胡亥的12个兄弟，将10名公主碾死于杜邮（今陕西咸阳市东）。公子将闾昆弟三人，被囚在内宫，赐死前，皆痛哭流涕，仰天大叫：“吾无罪”惨不及言。另一公子高，见众手足都死于非命，知道赵高不会放过自己，便想逃亡，却又怕连累亲族，遂提出为父皇殉葬的要求。赵高就向胡亥报告说：“现在众人整天提心吊胆，自顾不暇，已经毫无犯上作乱之心。”胡亥大悦，对他深表欣赏。接着，赵高又排挤掉不少敢于直言进谏的官员，安插了大批亲信。他的兄弟赵成，封为中车府令；女婿阎乐，当上了咸阳县令。为了堵塞群议，防止二世与其他人接触，进一步把他控制于股掌间，赵高又编造谎言说：“天子之所以尊贵，就在于要随时保持自己的威仪，使人只闻其声，不见其形。陛下年纪还轻，如果在众臣面前不经意地暴露了弱点，恐为天下人耻笑。故陛下不如居内朝处理政事，由微臣等人一旁辅佐。这样，人人都会称颂皇上的圣明。”
掌握大权
昏庸无知的胡亥乐得把朝野大事交给赵高代理，于是不再上朝，一味寻欢作乐，决断之权大部落到了赵高的手中。随着权力的扩大，赵高的野心也不断地膨胀。他不再满足于只做一名郎中令，而将眼光转向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之位。因此，除掉李斯在他的心目中显得日益迫切了。
祸根以埋
当时的秦朝已是危机四伏，自秦始皇以来的暴政到了胡亥之世更加变本加厉。“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沉重的徭役赋税和残酷的苛政刑法，使人民苦不堪言；六国的旧贵族们也日夜谋划着复辟江山。各种复杂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终于点燃了反秦的熊熊烈火。农民领袖陈胜、吴广首先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刘村集）揭竿而起；旧贵族的势力也很活跃，他们纷纷招兵买马，企图利用农民力量达到复辟目的；秦朝的小官吏如刘邦等人，由于不满秦的统治，也加入了起义的队伍。虽然他们心怀各异，但由于眼前利益一致，因此很快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所向披靡，极大地震撼着秦室的根基。
陷害李斯
李斯面对危局，心急如焚，屡次想进见二世，二世只是不许。赵高见此情形，假意问李斯：“现在关东反叛的盗贼如此嚣张，但皇上仍然声色犬马，毫不关心。我本想劝阻一番，无奈位卑言微。丞相乃先帝重臣，说话有份量，为何不进谏呢？”李斯苦笑摇头：“我何尝没有想过。只是现在陛下常居深宫，很难见到，我找不到机会啊。”赵高见李斯已上钩，心下窃喜，表面却不动声色：“只要丞相肯进言，卑职一定留心，瞅到皇上有空闲，立即来禀报。”李斯自是感激不尽。
赵高深知胡亥已沉湎于酒色而不能自拔，当然就十分反感别人在他玩兴正浓的时候来打扰。于是，每当看到胡亥歌舞狂欢，与众姬妾厮混时，赵高就派人通知李斯：“皇上正闲着，可以奏事。”李斯赶忙去求见，一连几次，都是如此。二世非常恼怒，破口大骂：“李斯这老贼，竟敢拿朕寻开心！我闲着的时候他不奏事，偏我宴饮正酣之时再三扫我兴致。难道是看朕年轻，瞧不起朕吗？”
赵高在一旁，立即应声说：“哎呀！如果丞相真这么想，那就糟了！沙丘之谋，丞相也是参与者。现在，陛下做了皇帝，他却没捞到多少好处，必定怀恨在心。大概他是想让陛下实行分封，立他为王呢！”赵高见胡亥的脸色越来越青，压低了嗓门，轻轻叹道：“另外，还有一事，陛下不问，臣还不敢直言相告。”胡亥见他欲言又止，立时引起了警惕，厉声问：“莫非又与李斯有关？”赵高拜了两拜，接着说：“丞相的长子李由现任三川郡守，造反闹事的贼子陈胜等人与丞相本是同乡。正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盗贼们经过三川的时候，李由也不组织攻击，致使事端越闹越大。臣还听说李由与陈贼有过书信往来，由于还没有得到真凭实据，才不敢贸然奏知圣上。”胡亥正在气头上，闻之雷霆大发，立刻就要审办李斯，并当即派人去调查李由通盗一事。李斯知道后，才恍悟自己中了赵高的圈套。他上书给二世，一面申诉自己的冤屈，一面指出赵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提醒二世当心。
然而此时的胡亥，早就被赵高完全迷惑，视其为股肱心腹，尽忠贤臣。他将李斯的申诉书交给赵高过目，嘱其小心。赵高佯作悲伤，凄凄惨惨地说：“丞相父子谋逆之心已久，所担心的就臣一人。臣死不足惜，只是担心陛下的安危。”这几句“赤胆忠心”之言，使胡亥大为感动。他安慰赵高道：“爱卿不必挂心，有朕在，谁敢动你。”自此赵高更加肆无忌惮。
过了几日，李斯邀同将军冯劫和右丞相冯去疾联名上奏二世，建议暂停阿房宫的工程，减少边区戍守和转输，以缓解民愤。二世对李斯本就有怒气，这下一触即发。他咆哮道：“这些都是先帝开创的功业，必须继续从事！如今我才即位两年，就蜂盗并起，完全是因为你们镇压不力所致，却想罢先帝之所为。你们身为两朝重臣，上无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还有何资格占着丞相、将军的位子！”说罢，下令将他们交付司法官审办。
冯去疾、冯劫非常痛心，为了不受羞辱，不久便在狱中含恨自杀。胡亥派赵高审讯李斯父子谋反的案件，包藏祸心的赵高马上露出了魔王般的本性。他天天严刑逼供，直打得李斯皮开肉绽，体无完肤；李斯实在受不住，只得招了假供。他之所以不自杀，是因为自思有雄辩之才，又是秦王朝的有功之臣；而且，自己也的确没有谋反，说不定通过上书二世就会赦免他。可是天真的李斯哪里知道，进谏之路已完全为赵高一党把持，申诉书全落入了赵高手中。恣意妄为的赵高轻蔑地将书撕个粉碎：“囚犯还有资格上书！”为了堵住李斯曲嘴。他派自己的亲信扮成御史（监察官）、谒者（官名，为国君掌管传达）、侍中（官名，秦时设五人，往来殿内、东厢奏事），轮番提审。若李斯以实情相对，则施行拷打，直到李斯坚持假供不再改口为止。后来二世真的派人来审讯他，李斯以为还是和以前一样，就仍以假口供对之。胡亥看到口供后，以为李斯真想谋反，对赵高感恩戴德：“如果不是爱卿，朕几乎被丞相出卖了！”等到调查“李由通盗”的使者到三川时，李由已为项梁带领的起义军所杀。赵高见死无对证，便又欺骗二世说已将其就地正法。
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七月，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李斯的罪名终于被赵高罗织而成，再也无法改变了。奔赴腰斩刑场的李斯，悔恨交加却为时晚矣。当年沙丘之谋，他如果不贪求一时私利，又何至于落得今日的下场呢？胡亥的昏庸，赵高的阴毒，都是他始料不及的。这位功过参半的丞相；临死前已敏锐地嗅到了秦必亡的气息：“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赵高为佐，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于朝也。”大秦的气数，在胡亥与赵高的统治下，已丧失殆尽。
指鹿为马
李斯死后，赵高名正言顺地当上了丞相，事无大小，都完全由他决断，几乎成了太上皇。羽翼已丰的他，渐渐不把胡亥放在眼中了。一天，赵高趁群臣朝贺之时，命人牵来一头鹿献给胡亥，说：“臣进献一马供陛下赏玩。”胡亥虽然糊涂，但是鹿是马还是分得清。他失声笑道：“丞相错了，这明明是头鹿，怎么说是马呢？”
赵高板起脸，一本正经地问左右大臣；“你们说这是鹿还是马？”围观的人，有的慑于赵高的淫威，缄默不语；有的惯于奉承，忙说是马；有的弄不清赵高的意图，说了真话。胡亥见众口不一，以为自己是冲撞了神灵，才会认马为鹿，遂召太卜算卦，太卜道：“陛下祭祀时没有斋戒沐浴，故至于此。”胡亥信以为真，便在赵高的安排下，打着斋戒的幌子，躲进上林苑游猎去了。二世一走，赵高便将那些敢于说“鹿”的人纷纷正法。
那么，赵高为什么要导演这场“指鹿为马”的丑剧呢？这是有其险恶用心的。他考虑到，虽然自己铲除了一批朝中重臣，但不能保证人人都服从自己。借此正好检验一下人心向背，进一步清除异己分子，巩固自己的势力，为篡位扫清道路；此外，他还可以从中了解到胡亥对自己的信任程度，以便伺机而动。果然，这件事以后，朝中上下莫不噤声，都看赵高的眼色行事，任其为所欲为。
导致乱世
然而，此刻的咸阳城外，已到处卷起了亡秦风暴。陈胜、吴广起义失败后，项羽、刘邦领导的反秦义军以更加迅猛的势头继续战斗。秦二世三年巨鹿（今河北平乡县西南）一役中，秦军主力被项羽打得落花流水，精锐尽失，大将王离被擒。章邯求助不成，恐朝廷降罪，率12万大军投诚。六国旧贵族见机纷纷自立为王，并力西进。刘邦带着数万兵马迂回进入武关（今陕西商洛县西南丹江北岸），为了早日攻克咸阳，他派人暗中与赵高联系，希望赵高能作内应。赵高担心胡亥知道后祸及自己，便称病不上朝，私下里暗算着乘乱夺位之事。
章邯的倒戈，给了摇摇欲坠的秦王朝一个沉重的打击，荒淫的胡亥也不能再坐视不管了，他寝食难安，日日斋戒于望夷宫，惶惶不可终日。他派使者质问赵高：“丞相不是总说关东盗贼不能成气候吗，令天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赵高听了大惊失色，知道二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与不满，若不尽早下手，只怕日后夜长梦多。于是秘密与弟弟赵成和女婿阎乐商议对策，制定了弑君政变的计划：由咸阳令阎乐率领手下士兵装扮成山东农民军攻打望夷宫（今河南咸阳市东北泾河南岸），以郎中令赵成为内应，赵高则负责指挥全局。
杀害二世
一切安排妥当后，赵成便在宫内散布谣言，假装说有盗贼，命令阎乐发兵追击，致使宫内防守空虚。同时，阎乐指使部分亲兵，化装成农民军，将自己的母亲劫持起来，暗中送到赵高家中，一边又率千余人以追贼为名直逼望夷宫而来。他们冲到宫门前，大声向守门官吼道：“强盗进了宫门，你们为何不抵挡？”守门官莫名其妙，问：“宫内外禁卫森严，怎么会有贼人进宫呢？”
阎乐不容分辩，手起刀落，杀死了守门官，冲进了望夷宫。逢人便砍，见人放箭。一时宫中血肉横飞，惨不忍睹。胡亥见状吓得目瞪口呆，全身瘫软，直到赵成与阎乐走进来。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胡亥又惊又怒，急召左右护驾，怎料侍从们早已溜之大吉，只有一个宦者站在身边。他揪住宦者的衣衫，歇斯底里大叫：“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现在弄成这样，我该怎么办！”宦者鼓起勇气道：“正因为奴才平时不敢说话，才能活到今天。否则，早就被皇上赐死了。”二世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垂头丧气。今日的局面，的确是他咎由自取。
阎乐冲到胡亥面前，胡亥一边后退一边颤声道：“朕乃真龙天子，你敢弑君！”阎乐气势汹汹：“你这个无道暴君，搜刮民膏，残害无辜，天下人人得而诛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胡亥还欲作垂死挣扎，胆战心惊地问：“我可以见一见丞相吗？”阎乐一口拒绝：“不行！”胡亥仍不死心，哭丧着脸哀求：“那么，可以给我一个郡王当吗？万户侯也行。”阎乐摇摇头。胡亥绝望地叫道：“只要保全性命，我情愿做一名百姓，这总行了吧！”阎乐不耐烦地说：“我奉丞相之命，为天下铲除暴君，你说得再多也没用，快快自裁吧！”此时的胡亥，才了解到这场宫廷政变的幕后指使人竟然是他曾经无比尊重和信赖的赵高。多年来养在身边的居然是一只老虎！他痛心疾首，悔怨交加，却已无可奈何，只得最后再眷恋地环顾了一下巍峨的宫殿，回想了一下昔日奢靡安逸的生活，咬咬牙，拔出长剑，结束了他可怜又可恨的一生。
黄粱一梦
阎乐向赵高报告了胡亥已死的消息，赵高欣喜若狂，匆匆赶到现场，摘下了胡亥身上的玉玺佩上，大步走上殿去，仰仗着自己也有着嬴姓赵氏的血统，准备宣布登基。但是文武百官皆低头不从，以无声的反抗粉碎了他的皇帝梦。赵高顿觉天旋地转，他这才感到自己的罪恶达到了“天弗与，群臣弗与”的程度，只得临时改变主意，将玉玺传给了赵子婴（子婴的身世说法众多，比较合乎史实的说法是秦始皇之弟）。由于秦的力量已大为削弱，子婴只得取消帝号，复称秦王。
子婴早在当公子期间，就已耳闻目睹了赵高的种种罪行。现在被赵高推上王位，知道自己不过乃是一个傀儡而已。子婴不愿再重蹈胡亥的覆辙，便与自己的贴身宦官韩谈商定了斩除赵高的计划。
不得善终
原来赵高要子婴斋戒五日后正式即王位。等到期限到了，赵高便派人来请子婴接受王印，正式登基。可子婴推说有病，不肯前往。赵高无奈，只得亲自去请。等赵高一到，宦官韩谈眼疾手快，一刀就将他砍死了。子婴随即召群臣进宫，历数了赵高的罪孽，并夷其三族（父族、母族、妻族）。
赵高的非宦官之说
赵高是沙丘之谋的主谋，也是未来毁灭秦帝国的主要人物。有关赵高的身世，两千年来了解甚少而曲解甚多。
我们知道，赵高是有儿女的人。他的女儿嫁与阎乐。阎乐任咸阳令，曾经参与望夷宫政变。这是赵高不是宦阉的明确证据。实际上，司马迁从来没有说过赵高是宦阉，不仅司马迁没有说过，东汉以前的所有史籍中都没有赵高是宦阉的记载。说赵高是宦阉的误解，一是出于对“宦”字理解的错误，二是基于错误的文字“隐宫”所作的丑化曲解。《史记·李斯列传》记载说赵高是“宦人”，有“宦籍”。这是赵高被误解为宦阉的一条材料。然而，根据新出土的《张家山汉墓竹简》，“宦”，就是在宫中内廷任职的意思。宦人，就是任职于宫内之人，相当于王或者皇帝的亲近侍卫之臣。宦籍，就是用来登录出入于宫门者的登记册。秦汉时代，不管是“宦人”、“宦籍”，还是“宦官”的用语，都没有指被去势的男人出仕宫内官职，也就是后代所谓的“宦官”的语义。当时，被去势后的男人被称为“奄（阉）人”，在宫中任职的阉人被称为“宦奄（阉）”，定义非常清楚。根据这个最新的材料，赵高是任职于宫中的宦人，也就是皇帝的亲近之臣，而不是被去势的宦阉。《史记·蒙恬列传》说“赵高兄弟皆生隐宫”。这是赵高被曲解为宦阉的另一条材料。“隐宫”一词，本来语义不明。东汉以后，一位为《史记》作注解的刘姓人士借题发挥，他将“隐宫”之“宫”解释为去势的宫刑，进而生发开去说，赵高的父亲受宫刑去势，母亲与他人野合生下了赵高兄弟。赵高兄弟冒姓赵，也受宫刑被去势成了宦官。谎话越编越大，越编越痛快，于是以讹传讹，到了唐代以后，赵高一家都是宦阉的不经流言，就逐渐固定下来。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早就根据《睡虎地云梦秦简》指出，“赵高兄弟皆生隐宫”的“隐宫”一词，是“隐官”的误写。《张家山汉墓竹简》出土以后，隐官的意义更加清楚明白。隐官，既用来指称刑满人员工作的地方，也用来指称刑满人员的身份，与宫刑和“去势”完全没有关系。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论断，叫做层累地形成的古代史。顾先生以为，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古代史，经过了历代不断地改造重写，已经不是原汁原味，而是添加了历代所喜好的口味。为了了解真实的古代史，必须清理历代的添加，复原古代的真相。东汉因为宦阉之祸亡了国，刘氏的曲解投合了当时人痛恨宦阉的心情，大家都愿意传布亡国祸首都是宦阉的流言。唐代又是宦官专权乱政，古来宦阉亡国的阴魂未散，在类比声讨的风气下，赵高是宦阉的流言蜚语，自然光大发扬，成了不刊定论。明代，宦阉之祸愈演愈烈，到了清末，大太监李连英还在慈禧宫中肆意擅权，人们对宦官的痛恨无以复加。如此代代层累之下，曲解的历史也就一直被作为正史流传下来，一直到今天。不过，这些都是题外话了，我只是借此感慨人性的软弱，我们都愿意相信我们愿意相信的事情，至于真不真，假不假，倒在其次了。
历史叙事，是基于历史事实的叙事。核实历史事实的真相，是历史学家所从事的工作的基础，因为没有真实，尔后的一切都是流沙上的建筑。不过，真假的鉴定，史料的考证，那是需要用论文的形式表达的另一种历史。眼下而今，我们还是回到历史叙事上，再次切入沙丘之谋前赵高的为人行事上来。“嬴”与“赵”是秦国王室与赵国王族的共有的姓与氏，赵高的父系当为秦国王室的疏族。赵高祖上，大概是到秦国某位较远的君王某一不得势的公子，而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启用军功爵制度，但凡没有武功之人，即便是王室子弟，也难以得到升迁，秦国的公子们以及他们的后代地位逐次降低，传至赵高已与普通庶民无异。
赵高有兄弟数人，都出生于隐官。在历史上留下姓名者，只有弟弟赵成。赵成后来接替赵高，做了秦帝国的郎中令，曾经参与谋杀秦二世的望夷宫政变，也是一位人物。隐官是政府设置于不引人注目处的手工作坊，用来安置刑满罪人工作。赵高的母亲，因为有罪受过刑罚，赦免后，由于身体有受刑后的残疾，不便见人，也不愿被人瞧见，就一直在隐官劳动生活。
在秦代的等级身份规定中，在隐官劳动生活的人，其身份也叫隐官，用现在的话来说，相当于刑满释放人员，地位在普通庶民之下，所能占有的土地和住宅，只有普通庶民的一半。帝国法律注重公正，隐官虽然地位低下，其婚姻却不受限制，隐官子女的身份也同于普通庶民。赵高的父亲，大概是在隐官工作的下级文法官吏，通晓法律，精于书法，在隐官任职时结识了赵高的母亲，组建了家庭，生下赵高兄弟。秦是注重世业的国家，子承父业、以吏为师成了帝国的国策。赵高成年以后能够走文法的道路入仕，成为第一流的书法家和法学家，都与父亲的职业和影响密切相关。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以耕战立国，以法律治国。军人，最受社会推崇；官吏，最为民人敬畏。秦国男子走上社会的途径，不外从军和为吏两条正道。男子十七岁成年，傅籍开始承担国家的徭役租税，或者应征参军，杀敌立功，或者入学室学习，通过选考出任官吏。学室是专门培养文法官吏的官设学校，分别设置在首都和各郡。学生多从文法官吏的子弟当中选拔，十七岁入学，学习三年，主要学习识字、书法和法律。学满三年以后，在所在学室参加资格考试，可以背写五千字以上者为合格，除授为史，即可以担当文法事务的小吏，也就是办事员。除授为史者，进而可以参加中央政府主持的初等选拔考试。初等选拔考试在各地举行，各郡的试卷送到首都咸阳，统一由少府属下的大史审阅判定。判定的结果，提拔最优，处罚最劣。成绩最优秀者被任命为出身县的令史，相当于秘书一类，直接在县令的手下工作；成绩最差者，其所除授的史职将被取消。三年后，出任令史者还有一次高等选拔考试，经过严格的考试和审查，选拔最优秀者一人，进入宫廷担当尚书卒史，以内廷秘书的职务，直接在秦王的左右工作。
赵高身世考
有关赵高身世的史料甚少，《史记》蒙恬列传曰：
赵高者，诸赵疏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
这条材料，是我们现今发现的了解赵高身世的唯一史料。我们将这条材料分为两个部分来加以解读。首先看史料的前半部分。“赵高者，诸赵疏属也。”
在《史记·田单列传》也有着与之相似的笔迹“田单者，齐诸田疏属也”。意思是讲齐国名将田单身世，为齐国诸田（即齐国公族）。注意，“诸田”中的“田”字并不是一个国名而是齐国公族的氏。与《史记》《汉书》乃至《三国志》等正史当中此结构类似的词组，如：诸姬、诸窦、诸吕、诸赵……因此判断《史记·蒙恬列传》中的“诸赵”的“赵”字也是指姓氏，而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赵国。赵国的国君姓赵氏，但是秦国的国君也同样姓赵氏，例如《史记·秦本纪》最后一段总结性的指出秦国王室的姓氏称谓：“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即秦国与赵国同祖同宗，同姓同氏。按照先秦（包括秦朝）贵族礼制，男子用氏，女子用姓，所以名字叫赵高而不是嬴高（这也就揭示了正史中称秦始皇为赵政而不是嬴政的真实原因）。依照秦始皇对赵高如此信任，应当是秦国王室远亲。赵高的父系，是秦国王室一族的远亲。究竟是什么样的远亲，何时从赵氏公族之中分出，因为没有其它更为确切的史料，已经无法准确地知道。至少在赵高这一代时已与普通庶民无异。
现代有不少人（包括清朝的赵翼）多凭臆想的认为：秦始皇和赵高基本上是同龄人，他们在历史上扮演了交换毁灭的角色。秦始皇的父亲是秦国的王族，他由秦入质于赵，娶赵人为妻。秦始皇出生于赵都邯郸，后来灭亡了赵国。赵高的祖上是赵国的王族，由赵入质于秦，娶秦人为妻。赵高出生于秦都咸阳，后来毁灭了秦国。于是又衍生出赵高为故国——赵国复仇（尤其以长平之战的国耻家恨）而潜入秦国，阴谋颠覆秦朝，族灭秦国王室。其实这些被人广为传颂的赵高复仇之论实际上都是缺乏历史根据。
如果以上推则不错的话，我们再继续来解读史料后半部分。“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
赵高有兄弟数人，史书上见到名字的有弟弟赵成。赵高出任丞相以后，赵成接替赵高担任郎中令，参与了废杀二世皇帝的望夷宫政变。赵高的母亲受过刑罚，赵高兄弟数人，都出生于“隐宫”，世世代代，低下卑贱。隐宫，《正义》说：“余刑见于市朝。宫刑，一百日隐于荫室养之乃可，故曰隐宫，下蚕室是。”将“隐宫”解释为“蚕室”，为处宫刑以及宫刑者疗养康复之处。这个解释，姑且不论其正确与否，依照这个解释，对于赵高的母亲受刑，赵高兄弟数人为何生于这种地方，道理上完全讲不通。马非百先生以为，隐宫当为“隐官”之文误。他根据《云梦秦简》秦律十八种军爵律及法律问答，隐官为官府的手工作坊，收容赦免后身体有残缺的受刑者作工。赵高的母亲有罪“被刑僇”，身体有残缺，赦免后在“隐官”做工生活，赵高及其兄弟数人，出生于这里。马先生所论，甚为恰当。据《张家山汉简》户律，隐官一词，不仅用来指称收容刑余者的官府手工作坊，更用来指称被收容于隐官的刑余之人，在爵制等级身份的秦汉社会中，隐官是一种法律定义明确的身份，其身份与（减刑有期）刑徒的司寇同等，在没有爵位的什伍、公卒和庶人之下一等，其田宅名有量的限制为半顷半宅，相当于庶人等级的一半，允许单独立户。也就是说，隐官是介于庶人和奴隶之间的一种身份，相当于今天的刑满释放人员。因为母亲的身份为刑余隐官的原故，所以史称赵高世世卑贱。《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傅律：“公士、公卒及士五（伍）、司寇、隐官子，皆为士五（伍）。”据此，隐官产子，其身份当是无爵的士五。也就是说，尽管赵高的母亲是刑余隐官，身份低贱，但是，赵高兄弟的法律身份是士五，与普通的庶民相同。赵高的身份仕途，主要受“其母为刑戮”的影响。关于赵高的父亲，史书完全没有提及。
据《云梦秦简》，《秦律十八种》之《内史杂》“非史子医殳（也），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上引《张家山·汉简》史律也说史之子学史。史是世袭，史之子才能作史学童入学室学习。已如前述，赵高出仕，走的是学史入仕的途径，以史之子学史而论，他的父亲，当然也是史了。作为一种可能，赵高的父亲也是长于刀笔的史，在隐官作下级文牍官吏，与在隐官工作的赵母婚配生育赵高与兄弟数人。如此，我们也便于解释赵高何以能够成为当时第一流的法律家和书法家，能够学史步步高中，出人头地，乃是有父亲的身传家教的原故。这一点，可以参见汉初能吏张汤的家世。张汤为刀笔之吏是子承父业，他的执法行政能力，完全受家业和父亲的影响。张汤以后，张家世代以律学传家，皆是身传家教的世业。
赵高生年考
关于赵高的生年，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根据赵高的仕宦经历，我们可以作大致的推测。上引《史记》李斯列传载赵高说李斯拥立胡亥说：
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世者也，卒皆以诛亡。
赵高说李斯，是在秦始皇三十七（公元前210）年的沙丘政变。此时，赵高进入秦宫为吏，已有二十余年。据此前推二十余年，以二十一到二十九年计算，赵高进入秦宫当在秦王政八年到十六年之间。取其中间，以二十五年计算，可以大致将赵高进入秦宫的时间定在秦王政十二（前235）年。
那么，赵高进入秦宫时的年龄究竟是多少岁呢？已如上述，赵高的仕宦经历是：史学童-史-令史-尚书卒史-中车府令-郎中令-丞相。根据上引《张家山汉简》史律，史学童入学室是十七岁，三年后有揄史的考试，三年后再有统一考试。以此推测，赵高十七岁入学室为史学童，二十岁太史考试合格揄史，二十三岁参加统一大试，以第一名除为尚书卒史入宫任职，时间在秦王政十二年。也就是说，秦王政十二年，赵高二十三岁。以此计算，赵高出生于秦昭王四十九（前258）年，死于秦二世三（前207）年，活了五十二岁。赵高任郎中令，是在五十岁时，出任丞相，是在五十一岁时。
史书记载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赵高为郎中令，任用事。二世下诏，增始皇寝庙牺牲及山川百祀之礼。令群臣议尊始皇庙。群臣皆顿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虽万世世不轶毁。今始皇为极庙，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礼咸备，毋以加。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天子仪当独奉酌祠始皇庙。自襄公已下轶毁。所置凡七庙。群臣以礼进祠，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皇帝复自称‘朕’。”二世与赵高谋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彊，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於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遂至辽东而还。於是二世乃遵用赵高，申法令。乃阴与赵高谋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柰何？”高曰：“臣固愿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今高素小贱，陛下幸称举，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从臣，其心实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时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时不师文而决於武力，愿陛下遂从时毋疑，即群臣不及谋。明主收举馀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无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
论赵高
历史有时会玩弄一个恶作剧。使得一个平庸可笑的人物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于是，哪怕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也使善恶、忠奸、美丑一下子都被颠倒，甚至成为一个社会或者一个王朝分崩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赫赫烈烈的大秦帝国建国以后，秦始皇帝曾踌躇满志地想：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记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然而，秦王朝传不过三世，享国仅及十五，便江山易姓，国破家亡。究其原因，自然很多。赵高所起的作用，虽不是根本原因，也是重要原因，汉朝人说：秦使赵高执其辔而覆其车。（一）
司马迁在《史记》中，没有为赵高列传。他是鄙薄这个人物，还是赵高不足以列传，不得而知。但是，从《秦始皇本纪》、《蒙恬列传》、《李斯列传》等文中，却散见着赵高的生平行事。所以，赵高卑污的一生，还是比较清晰的。赵高是秦国的旧贵族，他的生年，应早于始皇帝5～10年，即公元前249年前后，死于公元前206年，即秦二世三年。秦始皇帝为秦王时，因为赵高有强力，通于狱法，任命他当了中车府令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儿，同一个县令的级别差不多。虽然不算重用，但对一个阴谋家来说，任何一片枯叶，都能成为他的进身之阶。官虽不大，但却是秦王的近臣，这就非同小可了。所以，这个台阶也就为赵高奠定了发迹的基石，也为秦王朝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一个中车府令，当了十余年。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十月（公元前210年），是赵高跃入龙门的重要时期。这一年，秦始皇帝最后一次出巡。丞相李斯、始皇帝的小儿子胡亥、中车府令赵高等相从。赵高并兼行府玺令事，掌握了府玺大权。器乐，秦始皇帝回程中到了沙丘（今河北巨鹿东南），得了重病。他知道自己要死了，便叫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旨意还未送走，这位千古一帝便与世长辞了。于是，赵高便使出了浑身解数，摇唇鼓舌，往来于李斯、胡亥之间，利用胡亥与扶苏，李斯与蒙恬面临的权力分配的矛盾，打着自己的算盘，他要在新的双方找到对自己有利的一方，作为暂时投靠，进一步向上爬的靠山。矛盾的双方，胡亥与扶苏是主要矛盾，而胡亥贴近始皇帝，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赵高托荫的也是胡亥。他曾为胡亥教过狱法。赵高怕的是扶苏执政。因为扶苏信任的是蒙恬。他曾有过大罪，秦王令蒙恬的弟弟蒙毅处理，蒙毅判了他死刑。秦王对赵高有所偏爱，免了他的罪。赵高清楚，如果扶苏当皇帝，蒙恬必受重用，哪还有他的好果子吃呢？于是，他费劲心机，导演了一出宫廷政变，遏制了扶苏继位。
二世胡亥是这个政变的核心。赵高看准了这一点。他利用二世与扶苏在皇位继承上的矛盾。他扣下了始皇帝的诏书，向胡亥进行策反活动。他利用臣人与见臣于人，制人与见制于人，岂可同日道哉！煽起胡亥的权势欲，促成胡亥当皇帝的野心。然后以汤武革命，天下称义，卫君杀其父，而卫国载其德这些堂堂皇皇的历史事件，为其政变刷上一层正义的灵光，实际是遮羞布，使胡亥不致做贼心虚。这大约也就是盗亦有道吧。把神圣的灵光涂满小丑的咀脸，借以行其奸，似乎成了历史上一些奸邪小人演示其丑行的常规。说动胡亥以后，他让胡亥断而敢行，惟恐后时，促使胡亥抓紧时机，早些下手。
李斯的态度，是这场政变的关键。但是，赵高说通了胡亥后，李斯实际已陷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但是，李斯是有权力欲望的。他奔向秦国的思想动机是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就是赵高觉得有把握说动李斯的思想基础。这位在名利面前患得患失的李斯，正因为名缰利锁，而掉入了赵高的#中。赵高对李斯的策动就是从李斯的这个弱点入手软硬兼施而取得主动权的。他先说始皇帝赐长子书及府玺皆在胡亥处，抬高胡亥的权势，让李斯掂掂斤两。然后让李斯自己同蒙恬相比，说明扶苏一旦执政，李斯必不发达。然后举出秦罢免丞相、功臣，没有及于二世者也。使李斯自感地位动摇。如何巩固既得利益呢，赵高亮出了最后一著，上下合同，可以长久；中外若一，事无表里。君以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今拜此而不从，祸及子孙，是以为寒心。赵高的话，句句关系到李斯的个人利益。这是致命的一击。这位为求权势，以老鼠自况，为求权势，害死自己的同窗挚友，缺乏气节的李斯，最后仰天而叹，垂泪太息，同意了赵高的政变计划，被赵高栓上了胡亥、赵高、李斯联盟的战车上了。
以胡亥为首，但以赵高为中心的政变集团组成了，于是他们诈称始皇帝的诏书：立胡亥为太子，赐扶苏死。扶苏接到书信后，即自杀，除掉了胡亥即位的第一个巨大的障碍。他们到了咸阳，为秦始皇发丧，立胡亥为二世皇帝。赵高也升任郎中令，常侍中用事。赵高乃市皇帝的近臣。而这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于是，野心家的阴谋，便可以肆志以逞了。（二）
野心是一把屠刀，一个野心不断膨胀的人，是会挥着屠刀向一个阻拦他达到狂妄目的的人砍去的。哪怕这个人本人无心去阻拦他，但只要他认为这个人是一个绊脚石，都不能逃脱。哪怕这个人曾是他的亲密伙伴，也不能放过。赵高的野心随着他的阴谋的得逞而不断膨胀。
如果说赵高拉拢胡亥、李斯，终于达到了立胡亥为太子，是用了战国纵横家的本领，鼓如簧之舌而成功的话，那么，他达到了第一个目的后，便念念不忘的是法家的一个糟粕思想，即韩非说的：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御贤者也。就是说，本事大与否，品德的好与坏，都没有什么了不起，重要的是要有权势，有地位。于是，他便在势与位的阶梯上，运用权术，步步近逼。他的策略是，利用胡亥、消灭异己；孤立胡亥、窃取高位。
胡亥做了皇帝，并不是事件的结束。赵高忘不了：蒙恬、蒙毅手握重兵，宗室大臣，窃有异议，这些总是他实现阴谋的严重阻碍。他要实现自己的目的，现在应该走第二步棋，即利用胡亥，消灭政敌。他的基本策略是由远而近，由疏而亲；主要方法是挑拨离间；打的旗号是维护二世的地位。他向胡亥进谗言说：臣闻先帝欲举贤立太子久矣，而毅谏不可。若知贤而愈弗立，则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诛之。于是，胡亥派曲宫杀了蒙毅，以后又迫蒙恬服毒自杀。野心的行动，但是残忍和阴毒。除却了蒙氏弟兄。赵高便回手来对付始皇帝的宗室和故臣。他向二世建议：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先帝之故臣。二世接受了这个建议，重新立法，各大臣及诸公子有罪，都令赵高处置。这无异于驱羊群入虎口。结果，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财务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公子高想一跑了之，于是上书愿为始皇帝丛葬于骊山。秦俑考古队在秦陵东侧的临潼县上焦村发现十七座秦代墓葬，清理了八座。其中有男有女，四肢分裂，身首异处，有带箭，骨骼分离，其情可惨。但陪葬品比较豪华。简报编写者认为，这是秦始皇的宗亲或大臣的陪葬墓。另外，公子将闾昆弟三人，也因被诬，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无罪！拔箭自杀。
经过由外及内，先易后难的处置以后，朝内唯一可与赵高抗衡的，只剩下沙丘之谋的合作者李斯了。赵高便及时的将屠刀挥向李斯头顶。赵高知道，李斯也不是无能之辈。于是他设计了一个牢笼，让李斯去钻。《史记·李斯列传》中对这一过程，有着详细的描绘。这些描绘揭示了赵高的内心世界，使赵高的污浊灵魂及酷毒形象，跃然纸上。他先诱导二世沉醉于酒色享乐之中，不理朝政。然后，又以忧国之心，让李斯规劝二世不要沉溺于酒色。赵高给李斯安排了一个特定的环境。即在二世正玩的兴浓的时候，让李斯去触霉头，拂逆鳞，引起二世反感。赵高则乘机向二世说，一是沙丘之谋，李斯参与，未得贵重，心怀不满；二是陈胜、吴广起义，李斯的大儿子李由同起义军勾结；三是李斯权重，威胁二世。这三点，每点都足以使耳世心动神#，也都足以致李斯于死地。于是，二世先叫人审查李由的通盗罪。李斯此时见也不见，并下令其以李斯属郎中令，由赵高处置李斯与李由。赵高治斯，榜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二世二年（公元前二0七年）七月，李斯被以谋反罪腰斩于咸阳市，同时大吃大喝，耀武扬威的政治家，就是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对秦始皇帝的统一大业作过不少贡献，有过巨大建树，又是以为有才气的文学家、书法家。却因为私心太重，利欲熏心，随波逐流，而湮没在自己追逐的浪滔之中。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评论他，持利禄之重，阿顺苟合，书不错的。这是李斯卑劣的一面，但他仍不愧为一代政治家。李贽认为：李斯杀人众多，应受此报。自是亢龙之悔。然，斯，龙也；高，蛆也。后人以两人同传，冤哉。李贽的感慨是可以理解的，但因果报应之说是不对的。这是李斯的悲剧性格造成的悲剧结局。李斯一死，秦王朝的大权便彻底落在了赵高的手中。（三）
李斯死后，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都决定于赵高。但是，这时赵高的欲壑，岂是中丞相这个位子可以填补的。他有着更大的野心。野心的产儿便是严刑苛法。他要用杀人为自己立威，爬上最高统治地位。秦始皇帝的专制和严刑已经为秦王朝埋下了潜在危机。这时需要的是温和政治，以发展生产，缓解人民的紧张心理。但是，赵高为了达到他的卑鄙阴谋，鼓励二世，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先坐诛，至收族。以至法令诛日益刻深。李斯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也上书二世，重申韩非、商鞅法制思想中的严酷一面，让二世行督责之术。这不啻是火上浇油。于是，税民深者为明吏，刑着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为忠臣，群臣人人自危。这便是二世以后秦的政治。贾宜说：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秦王朝到了这时，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秦王朝处于风雨飘摇的危乱之中。
贤者见乱则忧，奸佞见乱则喜，他可以在纷乱中乘乱而入，夺取自己想得到的东西。赵高乘乱而作，一步步进行着阴谋活动，向着窃取最高权位的目的走去。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6），为了测验大臣们的心理，他在秦宫中导演了奇特的民意测验。这便是臭名昭著的指鹿为马，束蒲为脯的丑剧。接着，令他的女婿阎乐逼死胡亥于望夷宫。胡亥这位无能而又残忍的可怜虫，死到临头，还在无耻的同阎乐讨价还价。他由愿得一郡之王，逐步降到愿与妻子为黔首，也得不到同意，才无奈自杀。二世死后，赵高权衡轻重，审时度势，琢磨人心，觉得自己还是当不了皇帝，才立了子婴为王。这一方面是中国古代人正统观念的心理状态使然，更重要的还在于赵高多行不义，遭到正义力量反对的结果。所谓神鬼不佐，无非反映了天怒人怨在赵高内心深处造成的邪恶心理对正义情绪的恐惧心态。
这时，农民起义军已对秦王朝造成四面楚歌之势，秦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际，人心不思报效以赵高为实际统治者的秦朝。章邯感到，在赵高的淫威下，战胜战败都不免获罪，率领秦军主力投降了项羽。穷途末路的赵高，周旋于刘邦、项羽之间，约与他们灭秦宗室，分王关中。刘邦恐其有诈没有同意。不久，他便被子婴所杀。李贽赞扬子婴这一义举时说：子婴此时何等孤弱，乃刺杀高如腐鼠，此何等识，何等才，何等胆，真贤主也。但是此时的秦朝已成众矢之的，难以挽救了。刘邦入关中，子婴即系领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府，降轵道旁。秦王朝统一不到十五年，子婴上台四十六天，赵高为中丞相不到一年，却覆灭一朝。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政治的终结》一文中曾经说过的：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太多的场合下所以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想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秦王朝没有传至万世，赵高也没有达到野心的顶峰。
赵高推着阴谋的车轮，沿着他酿成的血腥道路，走上了高位。他运用阴谋、机诈、权术和恐怖，给自己铺成了达到权势高位的台阶，同时也挖成了跌向粉身碎骨的深渊。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自己把自己钉上了万劫不复的耻辱柱。
第五章 敛财弄权乱汉宫
——东汉张让东汉末年，以张让为首的十常侍宦官集团独霸朝纲，权倾天下。张让颍州（今河南禹州）人。他从宫中一杂役太监，逐步爬上太监首领中常侍。他怂恿昏君刘灵帝刘宏设立“四园卖官所”，公开卖官敛财。又在汉宫西苑设“裸游馆”，专供灵帝淫乐，哄得灵帝喜笑言开。他“僭越”朝制，把自家庄园建得皇宫还高，又怕灵帝发现，挖空心思拿“天子不可登高，登高必遭大祸”来蒙骗灵帝，这个昏君竟然确信，还口口声声称张让为父，真是昏君奸臣，一路货色。
张让率领十常侍，颠倒黑白除异已，捏造罪名杀朝臣，终于引起以何进为首的外戚集团不满。张让又先下手为强，诱杀何进，导致京师卫军变乱，杀尽宫中几千太监，张让也走上绝路，投河自尽。
历史概况
汉中常侍。少给事者中，桓帝时为小黄门。灵帝时，让、赵忠并迁中常侍，封列侯，与曹节、王甫等相为表里。让有监奴典任家事，交通货赂，威形喧赫。是时，让、忠及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十二人，皆为中常侍，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贱，为人蠹害。黄巾既作，盗贼糜沸，郎中张钧上书斩十常侍。让等诬奏钧学黄巾道，收掠死狱中。而让等实多与张角交通。明年，南宫灾。让、忠等说帝令敛天下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有钱不毕者，或至自杀。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又造万金堂于西园，引司农金钱缯帛，仞积其中。宦者得志，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明年，遂使钩盾令宋典缮修南宫玉堂。六年，帝崩。中军校尉袁绍说大将军何进，令诛中官以悦天下。谋泄，让、忠等因进入省，遂共杀进。而绍勒兵斩忠，捕宦官无少长悉斩之。让等数十人劫质天子走河上。追急，让等悲哭辞曰：“臣等殄灭，天下乱矣。惟陛下自爱！”皆投河而死。
历史评价
汉灵帝：“张常侍是我公。”《后汉书·张让传》：“任失无小，过用则违。况乃巷职，远参天机。舞文巧态，作惠作威。凶家害国，夫岂异归！”
简单概况
东汉末年的大宦官，张让自小聪明伶俐，七岁时，父亲为了光宗耀祖，将他净身送入皇宫做宦官，从此，他察言观色，献媚邀宠，深得汉桓帝、灵帝、少帝和诸多皇后、皇太后的宠信，被灵帝常谓“张常侍是我父”；残害忠良，阴险毒辣，参与了臭名昭著的两次“党锢事件”，杀戮禁锢“党人”千余人；巧取豪夺、疯狂聚敛，残酷掠夺不义之财数以亿计；心理变态，丧失人性，为了“阳道复生”啖噬幼儿、人脑无数；倒行逆施，蠹国害政，残酷压榨人民，加速了东汉了东汉王朝的灭亡。作恶多端，终得恶报，在被卢植追杀时自投黄河，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东汉的历史，从建武元年（25年）刘秀称帝算起，到黄初元年（220年）曹丕代汉截止，总共196年。实际上，从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年）董卓率军进入洛阳开始，东汉皇帝便陷于军阀的挟制之中，全国一统的局面也随着瓦解，所以我们说东汉王朝的寿命实际只有165年。在封建时代，无论那一个王朝，由于剥削阶级的贪婪性和腐朽性，统治集团内部总是矛盾百出，顾此失彼。秦统一中国以后，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废除封国制，建立郡县制。秦始皇认为这样，就可以把皇位传至子孙万代。因之骄纵淫侈之心大炽，对人民的役使和榨取无所不用其极，诸如造宫室，修坟墓，求仙药，盛巡游，闹得民不聊生，海内愁怨。很快就招致了陈胜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秦王朝便短命夭折了。刘邦及其子孙吸取了秦速亡的教训，在地方上不断分封同姓王；在朝廷内部经常将政柄交给母后和外戚，结果，外戚王莽篡夺了政权。刘秀统一中国以后，吸收了王莽篡位的教训，采取了一些加强皇帝专制的措施。可是，东汉的皇帝只有刘秀和明、章二帝能够做到政由己出。其余各帝由于宫廷生活过于荒淫腐化等原因，差不多都短命而亡，继位的皇帝年纪都很幼小，因此政权便落在母后及其父兄（即外戚）手里。等到皇帝长大以后，想要收回政权，只有和自己身边的宦官商量，于是皇帝在宦官的协助下，打倒了外戚。宦官因为扫倒外戚有功，并且又能包围和愚弄皇帝，所以实权便落在宦官手里。不久，这个皇帝又短命死了。于是再来一套外戚专权以至宦官擅势的过程。东汉中后期一百余年的历史，可以说是外戚和宦官争夺统治权的历史。从外戚和宦官斗争的事实看，宦官越来越占上风。东汉时宦官曾经六次打倒外戚（和帝时，郑众捕杀窦氏；安帝时，李闰等谋害邓氏；顺帝时，孙程等捕杀阎氏；桓帝时，单超等诛杀梁氏；灵帝时，曹节等诛杀窦氏；少帝时，张让等诛杀何氏）。宦官为什么这样嚣张？这是因为：（1）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皇帝既和外戚有矛盾，又害怕同姓诸王和大臣篡夺政权，同时也不愿让他们同士人过多地接近，所以容易信任宦官。因宦官大都出身于门第低的家庭；本人又是刑余之人，没有声望和什么社会地位，使皇帝感到他们没有篡夺政权的危险，所以对宦官的猜疑最轻。（2）宦官常在皇帝身边，他们对皇帝察言观色，包围之，愚弄之，迷惑之，使皇帝容易把他们当作最可信任的人。（3）宦官多自幼生长宫禁，对宫中朝中之事颇为熟悉。特别是在宫中，他们的势力盘根错节，耳目众多，外戚、大臣同太后有什么预谋，往往被他们事先侦知，因而能随机应变，先发制人。（4）由于东汉统治者强化君主专制，内官一般由宦者担当。而且还不断增加宦官的人数、扩大其职权。当皇帝年幼或腐化无能、执掌不起政柄时，宦官便乘机盗窃权柄。（5）外戚虽然同宦官有矛盾，但东汉母后临朝者多，不能不让宦者传达政令，因之宦官“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并能利用皇帝同太后的矛盾，从中窃取权力。基于以上各种原因，宦官势力逐渐膨胀，形成了“群辈相党”的政治集团，特别是诛除外戚梁冀以后，“权势专归宦官”。单超等五个宦官因诛梁冀有功，同日被封为侯。当时人称之为“五侯”，并用“回天”、“雨坠”等字眼形容宦官势力的强大和猖狂。五侯的“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宦官侯览，“前后掠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制度重深，僣类宫省”。宦官苏康和管霸“用事于内，遂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民庶穷困，州郡累气”。永康元年（167年），桓帝死，灵帝立，外戚大将军窦武与官僚士大夫领袖人物陈蕃欲尽诛宦官当权者，但事机不密，反而被宦官所杀。这时灵帝才十三岁，完全是宦官曹节、王甫、张让、赵忠等手中的傀儡。灵帝甚至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范晔在《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中叙述宦官的权势与为虐情况时说：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子弟支附，过半于州郡……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同敝相济，故其徒有繁，败国蠹政之事，不可单书。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穷栖。由上可知东汉后期宦官之害政祸民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二、士人阶层的壮大及共与宦官的斗争东汉后期宦官的害政祸民，不仅激化了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并且也严重堵塞了士人阶层的仕进之路，因而引起了他们的抗争。中国历史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士”这一阶层已经壮大起来，他们凭借其文化知识积极参预政治，到处游说。各国诸侯对之多加宾礼，或予以重用。有些士人出将入相，纵横捭合，诸子百家，变法争鸣。所谓“得士者强，失士者亡”，充分说明了士人在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多数士人为了找到一个可以建功立业的机会，经常“朝秦暮楚”，只顾个人功名利禄，谈不上忠于那个政权。秦统一以后，早已成为显学的儒家虽然具有广泛的社会力量，但秦王朝所重用的只是狱吏，对儒家不但不重用，而且还用“焚书坑儒”的办法加以打击。秦王朝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统一思想，加强君主专制。但实际上却削弱了支持自己的社会基础，扩大了对立面。所以当陈胜领导农民进行反秦斗争时，有的儒生也跟着造反。西汉政权建立以后，吸收了秦王朝这个教训，对儒生有一定程度的重视。到汉武帝时，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式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但西汉时期，只是加强了儒生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并没有成功地给他们灌输忠于刘氏的思想。到王莽把持政权时，给王莽歌功颂德，甚至劝王莽做皇帝的儒生也不少，致使王莽轻而易举地篡夺了政权。刘秀及明、章二帝吸取了这个经验教训，特别注意表彰士节，对不肯在王莽驾下做官和隐居山野的士人加以表扬和优待，或者给以高官厚禄。这样做，是为了让士人知道要想做官和求得名誉，不一定专门去投靠权贵，只要一个人的行为清白，照样可以出人头地。所谓“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就是指此而言。这对已往士风的矫正，无疑起很大的作用。东汉统治者除了积极表彰士节以外，还大力提倡学习儒家经典，给士人开辟广阔的利禄之途，从而扩大忠于王朝的依靠力量。刘秀时已经恢复太学。明帝崇尚儒学，命令皇太子及王侯大臣子弟都读经书，连卫士都要读《孝经》。其他如掌朝政多年的和帝邓后、顺帝梁后，也有类似的劝学措施。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太学迅速扩充，太学生多至三万余人，那时攻读儒家经典更成为士人做官发迹的敲门砖。读儒家的书，自然要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到东汉后期，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更进一步浸透于士人的头脑。东汉时期，由于太学弟子员日益增多，公私讲学之风大开，以及进入太学、郡国学能够得到免除徭役等特权，因而使属于中小地主阶层的士人队伍日益扩大，他们的经济力量和社会政治地位也与日俱增。例如陈寔和郭泰原来都出身寒素，后来都享有很高的名望，当郭泰从京师洛阳返回故里时，“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陈寔老死于家，“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以百数。”说明到东汉后期，士人阶层已不只是达官贵人的攀附者，而俨然成为一支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政治力量了。如上所述，士人力量壮大之时，恰好也是宦官权势猖獗之日。顺帝初年，李固已反映“中常侍在日月之侧，声势振天下，子弟禄位，曾无限极……谄伪之徒，望风进举”。桓帝时，宦官势盛，“州郡牧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举愚。”这样，士人的仕进便受到阻塞。再者，由于宦官专权等因素所引起的政治腐化，使农民起义事件层出不穷。因此，士人为了挽救垂危的东汉政权和保护自身的利益，便不能不与宦官进行斗争。
在士人和宦官两个敌对力量中，前一集团除了一般地主阶级出身的士人和太学生以外，还包括许多中央和地方大小官吏。因为这些官吏原来也是士人，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东汉所崇尚的名节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忠和义。那时的忠义行为已不只是忠于皇帝，因为在阶级社会里，士人求得仕进，殊非容易，所以士人对选用自己的官吏，常怀知遇之感，因而有报恩和尽忠的道德上的义务。例如名士荀爽被司空袁逢举为有道，他虽然并未应召，但袁逢死后，荀爽仍为他服丧三年。而州郡长官察举孝廉，也多取年少能够报恩的人。至于僚属与长官的关系，自然更是如此。这样，便增添了士人与官僚在政治上结合的因素。太学生与朝中大官往来，既然是为了求仕，而大官亦愿诸生为他效力，乐于和太学生交结，如外戚窦武把两宫赏赐全部分赐给太学生。当时太学生标榜的士人领袖，最高的是“三君”，即以大官僚窦武、陈蕃、刘淑当之。说明有些官僚已经和士人结合起来了。在东汉尚名节和激浊扬清的风气影响下，太学生、名士和有声望的官吏的言论，常常能够影响和指导各地士人的行动，使他们向往并参加这一结合，形成了广阔的士大夫集团，而与宦官相敌对，于是招致了所谓“党锢之祸”。所谓“党锢”，就是操纵政柄的宦官把对他们进行抗争的士大夫指为党人而剥夺其政治权利。在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轮流把持政权，可是士人反对外戚的时候少，而对宦官则无时不反对，这是因为东汉的外戚多出身于高级世族，他们与士人有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宦官多出身于非读书仕宦的家庭，与士人一向缺乏联系；在外戚里面还有一些比较谨饬的。而宦官有势者则多肆无忌惮。众所周知，梁冀是外戚中最坏的，在他被杀以前，士人对外戚、宦官均有斗争，梁冀被杀以后，权力专归宦官，士人一直与宦官进行斗争。士大夫和太学生不仅在舆论上抨击宦官，许多做地方官的士人还用实际行动惩治作恶多端的宦官及其党羽。由于昏庸的皇帝经常袒护宦官，所以许多士人遭到打击报复，但他们仍不畏缩，为了激励士气，他们把孚众望的官僚士大夫加上各种名号，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名目。桓帝永康元年（167年）十二月，灵帝立，窦太后临朝，窦太后父窦武与陈蕃共同辅政，于是重新起用遭受禁锢的李膺、杜密等，共同筹谋诛除宦官，但措置不力，遭到失败。宦官杀死窦武、陈蕃，还制造了一个“钩党”之狱，捕杀李膺、范滂等一百多人，并把“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都指为党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罹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在党锢之祸中，被宦官杀害的正是作风比较耿直的士人。实际上，他们还是比较忠于汉朝皇帝的。士大夫看到他们的同伴不断惨遭杀戮之后，对东汉的腐朽统治逐渐产生厌恶，甚至不复希望其继续存在。例如当时名士郭泰即说：“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汉室灭矣，但未知瞻鸟爰止，于谁之屋耳”。从此，有的士人公开宣讲：“天下将乱”，“汉家将亡”。士人或转而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或“阴交结豪杰”，准备到天下大乱时，建立一番改朝换代的事业；有的士人更劝说有实力的将领发动兵变，以取代汉室。只是由于士人阶级立场的限制，他们不可能直接以武装行动推倒东汉王朝，只有当农民革命发生及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使皇帝不能行使权力时，他们才出来从事武装角逐，以重新建立地主阶级政权。
三、黄巾大起义与东汉王朝的崩溃东汉时代，压在农民群众头上、进行残酷剥削的是皇帝、宦官、外戚、官吏、豪族等，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自然是最大的吸血鬼。汉桓帝的妻妾多到五、六千人，其他在宫中服役的更兼倍于此。灵帝的贪婪更胜过桓帝。他把原有的卖官制度扩大执行，每品官都有定价。如果买官的人，当时拿不出钱来，还可赊欠一下，到任后再加倍缴纳。当时地方官吏贪污成风，“官非其人，政以贿成”。各种类型的地主包括贵族、世家大族、地方豪强、富商等，无不广占田地，役使农民，敲诈勒索，奢侈踰制。由于地主阶级进行竭泽而渔的剥夺，广大人民群众纷纷破产逃亡，饥寒交迫，求生无路，只有起来进行反压迫斗争。从汉安帝时起，农民起义即不断发生，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多，终于在中平元年（184年）酝酿成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愤怒的起义群众到处烧官府，杀官吏，镇压豪强恶霸，攻打地主庄园。东汉统治者惊惶万状，急忙颁布大赦令，赦免了原来因反对宦官而被禁锢的士人、官吏，以团结统治阶级内部力量，共同对付农民起义军。同时任命皇后兄何进为大将军，布置京师洛阳的防务，并派遣皇甫嵩、朱�、卢植等率领军队镇压活动在今河南、河北等地的黄巾起义军。这时，各地的豪强大族也利用他们的人力、财力招兵买马，组织私人武装，修建坞壁营堑，以与农民起义军相敌对。皇甫嵩等官僚对于改善政治虽然束手无策，可是对于镇压农民起义仍然富有军事伎俩。起义军面对着强大的阶级敌人，作战虽极英勇，但缺乏军事经验，只有半年多的时间，张角直接领导的黄巾军便被镇压下去了。农民起义的暴风骤雨，并不能使封建统治者有所收敛，他们反而变本加厉地向人民搜刮。《后汉书》卷31《贾琮传》言：“时黄巾新破，兵凶之后，郡县重敛，因缘生奸。”《后汉书》卷71《皇甫嵩传》也言：“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乱，海内虚困。”中平二年（185年），灵帝为了修宫室和铸铜人，增收天下田赋，每亩多出十钱。并令太原、河东、陇西诸郡输送材木、文石。运抵京师后，宦官验收时，百般挑剔，折钱贱买，十才酬一。而调发不已，来回折腾。结果，材木搁得腐朽了，可是宫室连年修不成。刺史、太守也趁机打劫，增派私调，百姓承受不了，怨声载道。灵帝规定凡是新任和调职的郡守等官都要先到西园缴纳助军修宫钱，然后才准到任。有些比较清廉的官，宁愿不去上任，也不肯出钱。可是朝廷不答应，硬逼着去上任。当时有位新任命为钜鹿太守的名士司马直，“以有清名，减责三百万”。
司马直忿慨地说：“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终于“吞药自杀”。汉灵帝原是河间国的解渎亭侯，因桓帝无子，被迎入为帝。他生母董太后是有名的敛财婆，灵帝更采取各种办法搜刮民脂民膏。除了吞占郡国贡物和增加田赋及铸钱、经商、卖官以外，还“造万金堂于西园，引司农金钱、缯帛，仞积堂中……又于河间买田宅，起第观”。他把许多私财存放在宦官家中；设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统帅，于是宦官的气焰更加嚣张。统治者倒行逆施，所招致的后果只能是农民的不断反抗。《后汉书》卷71《皇甫嵩朱�传》言：自黄巾贼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唒之徒，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其大声者称雷公，骑白马者为张白骑，轻便者言飞燕，多髭者号于氐根，大眼者为大目，如此称号，各有所因。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另外，青、徐、并、幽各州也都有黄巾余部崛起，而涼州北宫伯玉、李文侯、边章、韩遂等领导的反抗斗争历时最久，使东汉政府疲于应付。这样，东汉政府便不能不加强各州刺史的职权，使其兼管军政财赋。有的地方更设置州牧，使朝廷重臣出任其职，以便让他们更有力地联络地主武装，随时镇压农民起义。这样也增加了地方的独立性，形成了内轻外重的局面。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死，长子刘辩继立为帝，其生母何太后临朝听政，于是外戚同宦官的斗争又重新激烈起来。太后兄大将军何进为了一举杀尽宦官，召并州牧董卓带兵入京，董卓还没有赶到，何进已为宦官所诱杀，官僚世族袁绍等又大杀宦官。持续百年的外戚同宦官的斗争至此最终结束。但身拥强兵、骄纵跋扈的董卓也已到京，从此，皇帝被挟制于强臣之手，东汉王朝也就名存实亡了。
东汉后期的宦官专权
公元前一一九年，西汉武帝置盐铁官，从豪强手中收回盐铁大利。这是中央集权势力压倒豪强割据势力的一个重大标志。公元八八年，汉章帝死，汉和帝（十岁）继位，窦太后临朝称朕，外戚窦宪总揽大权，事实上窦家做汉皇帝了。这是一件非常的事，不取得整个统治阶级特别是豪强的默许是会发生困难的。窦太后临朝，首先宣布“罢盐铁之禁，纵（任）民煮铸”。这就是朝廷让出盐铁大利来换取豪强对窦氏政权的默许。从此豪强富力大增，政治上野心也随着加强。一向被排斥的下层豪强，现在不肯屈服了，他们很自然的要求参与政权，但做官吏却有困难。例如富人王仲家有千金，送给贫士公沙穆一百万钱，让公沙穆买个官做，自己间接得些做官的好处。公沙穆决心求做孝廉，拒绝他的买官钱。王仲这一类人有了投靠宦官的一条道路，自然都成为宦官的拥护者。宦官凭借这个社会基础，也就有了相当的力量和外戚争夺政权。盐铁官的废除，标志着中央集权势力的削弱，豪强割据势力的增强，同时也是东汉后期黑暗政治开始的一个信号。在这个黑暗时期里，广大劳动人民遭受了严重的灾难，国境内的少数族，也受到残酷的欺压，反抗战争到处发生，但都被豪强势力镇压下去。东汉后期国家衰弱，豪强却拥有坚强的武力，终于酿成东汉末年社会空前大破坏的军阀混斗。
窦宪得政权后，窦家的大批徒党都做了朝官和地方官，最小的也得做个县令。这些徒党们尽量搜刮民财给窦宪送礼报恩。窦家又养了许多刺客，迫害比较正直不肯附从的官僚集团中人。公元九二年，汉和帝与宦官郑众密谋，杀窦宪，窦家党徒全部革官下狱治罪。郑众因功封侯，宦官从此参与政事。
一〇五年，汉和帝死。一〇七年汉安帝（十三岁）继位，邓太后临朝。邓骘（音至zhì）辅政。邓太后从窦家的失败里取得了一些经验，她并用外戚和宦官，形式上不偏重外戚。她又授权河南尹、南阳太守（洛阳、南阳是贵族集中地）等重要地方官严格管束邓家人和邓家的亲戚宾客。这些人犯罪，地方官有权惩罚他们。她又表扬儒学，尊礼三公，使邓骘荐举名士杨震等多人，把官僚集团吸引到外戚方面来。邓太后这样做，地位算是巩固了。一二一年，邓太后死，汉安帝结合一部分宦官起来杀逐邓家人。新得势的宦官引用失意官僚与下层豪强做官，作为自己的徒党。杨震一派鲠直的官僚认为“白黑混淆，清浊同源”，坚决抗议。所谓白清，就是按正途仕进的士人，所谓黑浊，就是无权做官的微贱人。从此外戚与宦官的冲突以外，又加上清流与浊流的冲突。杨震被迫自杀，更加深了清流对浊流的仇恨。
一二五年，汉安帝死，幼童北乡侯继位，阎太后临朝，阎显掌大权，杀逐汉安帝宠信的宦官。阎家专权不过几个月，北乡侯病死。宦官孙程等十九人杀阎显，立汉顺帝（十一岁）。十九人都封了侯，宦官势力又大进一步。他们得兼做朝官，得传爵给养子，并得荐举人做官。从此下层豪强不合法的仕进变为合法的仕进，“无功小人，皆有官爵”，大大激怒了士人。李固一派比较鲠直的官僚依靠梁皇后家，企图和宦官对抗。
一四四年，汉顺帝死。一四六年，汉桓帝（十五岁）继位。梁太后临朝，梁冀掌管朝政。梁太后从外戚的失败里取得了更多的经验，她并用外戚和宦官，又表扬儒学，招募太学生多至三万余人。她杀逐李固为首的鲠直派官僚，引用以胡广为首的典型官僚。胡广是官僚集团的代表人物。他与宦官通婚姻，又与名士相交结，荐举陈蕃等人。当时谚语说“万事不理问伯始（胡广字），天下中庸有胡公”，意思是胡广熟悉典章有办事经验，柔媚谦恭能不抵触任何人。梁太后选用这一派官僚，使三个集团各行其事，取得相当的均衡，梁家政权因此保持了将近二十年。
一五九年，汉桓帝结合一批宦官杀梁冀。又杀梁家重要徒党自三公、九卿至州刺史、郡太守凡数十人，斥逐次等徒党三百余人，朝官几乎空了。这几百个徒党献给梁冀和梁冀自己直接搜括来的赃物，被朝廷没收后，官卖得钱三十万万。官卖价当然比实在价低，梁冀财产实际上应超过三十万万。加上梁冀一家人二十年来无限奢侈浪费的财物，再加上几百个徒党家的巨大赃物，总数真是骇人。从这个骇人的总数里可以想见劳动人民遭受到怎样可骇的剥削。梁家赃物很快就卖出了，收买的人无疑是宦官和有势力的贵族，他们拥有极大的赃钱，也就可以想见。
梁冀结交梁太后宠用的宦官，凡宦官家子弟徒党都荐举做地方官。名士出身的鲠直派官僚朱穆，某次被任为冀州刺史。冀州共有一百个县，听说朱穆快要到来，挂印逃避的县官就有四十多个；恃势不避，被朱穆拘捕治罪的又有多人。从上述事例看来，做朝官的主要是外戚徒党，做地方官的主要是宦官徒党，留给官僚集团的道路是不宽的。那些鲠直派官僚当然感到不满，企图仕进的士人更是无路可走。这种情形，迫使鲠直派官僚、名士、太学生结合起来，联络外戚来反对宦官。
朱穆因得罪宦官，被汉桓帝逮捕下狱。刘陶为首的太学生数千人到宫门外上书诉冤，说：宦官“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民”。太学生斥责宦官“噬食小民”，固然是出于义愤，但梁冀罪恶并不比宦官轻多少，太学生却一句话也没说，足见他们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反对宦官侵夺仕路，反对下层豪强公然做官。
自一五九年梁冀死后至一六七年汉桓帝死，八九年间宦官势力几乎达到独霸政权的地位。以前宦官徒党多做地方官，现在也做朝官了；以前做地方官多是县官，现在做州刺史郡太守了。内外重要官职多被他们把持着，官僚集团的道路比梁冀死前更狭窄了。鲠直派官僚、名士、太学生以及地方官学生、私门学生结成广泛的士人集团，以宦官“虐遍天下，民不堪命”为理由，展开了士人、宦官间的斗争。
鲠直派官僚大都是名士出身。有些人已经做了大官，仍保持名士身份。如李膺做河南尹，与名士郭泰等人交结，被士人推为名士的首领。当时名士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求名不求官的名士。他们不就官府的征召，每拒绝征召一次，他们的声望和社会地位也就提高一次。他们认为“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虽然不做官，他们的社会地位实际上抵得一个大官。这一类人数最少，郭泰是著名的代表。第二类是言行刚劲疾恶如仇的名士。他们依据儒学的道德标准，实行了孔子“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的格言，认为善的人，互相推荐标榜，自然结合成一类，认为恶的人，不分轻重，一概深恶痛疾，只想杀逐他们。这是宦官政治激发起来的一种愤怒反抗。他们的行动是勇敢的，但丝毫也不能削弱宦官势力。这一类名士，是统治阶级中的鲠直派，也是抱有正义感、对人民有同情心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在士人中却起着倡导作用。范滂是著名的代表。第三类是迎合风气的名士。这一类人数最多，是第二类名士得势时的附和者，也是典型官僚的候补者。例如张俭激昂地毁灭宦官侯览的家园，名闻天下。后来汉灵帝杀党人，张俭逃难，连累了许多隐藏他的人。张俭为要保全自己的生命，让成千的人破家灭族来替死。党祸解除后，张俭回家过着富裕生活，活到八十四岁，再也不敢说一句反对宦官的话。又如黄允，不就官府征召。大官们想见他，黄允自称养病，不见宾客。大官们派遣亲信人早晚到门上问候病情，也拒绝不见。黄允被认为清高士，声名极大。司徒袁隗是一个典型的大官僚，慕黄允大名，要把侄女嫁给他。黄允听说，托故逐走妻夏侯氏。夏侯氏大会亲族，当众宣布黄允隐恶事十五条，不过十天，黄允逃出洛阳，不再是名士了。黄允只是名士中不幸被揭露的一个，幸而不被揭露的名士，当然多得很。太学名士极大部分就是张俭、黄允一类的名士。
太学生三万余人，郭泰、贾彪为首领。郭泰等人结合陈蕃、李膺等鲠直派大官僚，评论朝政，褒贬人物，公卿大臣竭力接待士人，希望免受恶评。州郡都有官学，太学生与州郡官学生互通声气，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政治团体。宦官和他的徒党无论在宫内、在朝廷或在地方做官，都遭到猛烈的攻击。一六六年，汉桓帝指名士李膺范滂等二百余人为党人，下狱治罪。这些党人项颈、手、足加上所谓“三木”的刑具，头被一种东西蒙盖着，一个挨一个的受狱吏惨毒的拷打。汉桓帝皇后的父亲窦武，向来用财物结交太学生，颇得好评，这时候出面劝汉桓帝释免党人。宦官也不敢过度得罪士人。一六七年，汉桓帝赦党人回家，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
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从这次党祸里，显示出统治阶级三个集团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原来在政治上有极大势力的外戚集团，自梁冀失败以后，政治势力和社会影响都降落了。象窦武那样的贵族，也要装出朴素生活来接近太学生。这说明外戚已经削弱到不能代表上层豪强。代表下层豪强的宦官集团，社会地位极低，虽然政治上有极大权力，精神上却感自卑，以获得名士们的一些礼遇为荣幸。李膺在狱中牵引出不少宦官子弟，足见宦官家某些子弟在接近士人，企图使自己士人化。宦官集团得势是暂时的，它所代表的下层豪强，极小部分转化为士人，大部分仍被看作无权做官吏的微贱人。原来代表中小地主以举孝廉为最好出路的士人，其中很多人因仕途顺利上升为大地主，自东汉初年以来，逐渐形成所谓“衣冠望族”（世代做官）或“姓族”（有名望的姓。称士族为望族、姓族与称豪强为大姓、豪姓形式上有些区别，实际都是豪强），散布在各州郡。这个士族即官僚集团，上起望族下至广大学生，包括了地主阶级的各个阶层。特别是鲠直派官僚与名士在坚强地攻击宦官中，造成一种很高的声望，原来依靠外戚的上层豪强现在转到官僚集团方面来，与官僚集团的上层结合成一体，这样，官僚集团愈益扩大，成为代替外戚集团对抗宦官集团的主要力量。郭泰自洛阳归太原，“衣冠诸儒”到黄河岸送行，车数千辆。这里所谓“衣冠”是指各种身份的官僚，所谓“诸儒”是指太学生一类的士人。范滂自狱中释放回汝南，路过南阳，南阳士大夫迎接他，车数千辆。洛阳、南阳是贵族、豪强、官僚的集中地，郭泰、范滂受到他们这样的尊崇，说明东汉末年，士族（即官僚集团）已经是统治阶级的主要代表。宦官失败以后，经过一番大混斗，士族对下层豪强以及一切所谓微贱人的压迫权进一步确立了，同时也不需要提拔那些出身低级士族的名士来反对宦官了。剩下的一件事，就是士族内部按族望的高低，门阀的上下，也就是按势力的大小来分配做官权。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上上、上中至下中、下下）官人法，就是这一件既成事实的法律规定。
一六七年，汉桓帝死，汉灵帝（十二岁）继位。窦太后临朝，窦武掌朝政。窦武结合陈蕃、李膺等人，准备杀宦官。一六八年，宦官杀窦武、陈蕃，又杀逐所有窦、陈派的朝官，宦官权力达到了最高峰。前些时，太学生和全国士人共相标榜，给大名士三十二人（加三君为三十五人）立称号。窦武（外戚）、陈蕃（官僚）、刘淑（宗室）三人称三君，算是士人的首领。李膺等称八俊（俊杰），郭泰、范滂等称八顾（有德行），张俭、刘表等称八及（能引导后进），度尚（农民起义的凶恶镇压者）等称八厨（有钱救济贫士）。地方名士也立称号，如山阳郡有张俭为首的八俊、八顾、八及二十四人。窦武、陈蕃死后，汉灵帝大兴党狱，杀李膺、范滂等一百余人，禁锢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一千余人。党人五服内亲属以及门生故吏凡有官职的人全部免官禁锢。这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对士族的打击是惨重的，内外官职几乎全部被宦官集团占据了。一个富人孟佗，想得个官做。他和宦官张让的管家奴交朋友，送管家奴很多财物，要管家奴当众对他一拜。某日，孟佗去谒见张让。张让门前经常有求官人的车数百或千余辆，孟佗的车不能前进。管家奴率领一群苍头（低级奴）迎到路上拜孟佗，把他的车子抬进门去。求官人见了大惊，以为孟佗是张让的好朋友，争着送他珍宝。孟佗分出一部分送张让，张让很满意，叫他做凉州刺史。一说，孟佗送张让葡萄酒一斗，便得凉州刺史。不管孟佗怎样取得刺史这个大官，宦官引用大批下层豪强来填补从士族那里夺得的官职则是事实。凡属于宦官集团的大小官有一个共同性，那就是“贪如豺虎”（当然，不是说士族中没有很多的豺虎）。宦官杀逐了党人，但对士人还是有疑惧，他们想出一些办法来，企图加强自己的势力。一七五年（熹平四年），汉灵帝命蔡邕写定五经文字，刻石碑四十六块立在太学讲堂前（熹平石经）。五经文字与宦官本来毫不相干。因为太学生在太学争考试等第的高下，往往闹到官府里去争讼。宦官早已被名士们议论政事吓得发狂，乱杀一阵，现在这些太学生又来纠缠经学，扰攘不休，对宦官确是一种可厌的刺激。五经石碑一立，宦官得到清静了。不过，太学生既然诵习经书作为议论的根据，想公然说出拥护宦官的议论来是困难的，因此宦官在太学以外，要另立一个太学。一七八年，汉灵帝立鸿都门学。这个皇帝亲自创办的太学里，讲究辞赋、小说、绘画、书法，意在用文学艺术来对抗太学的腐朽经学。又为鸿都文学家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画像题赞辞来对抗党人们标榜的三十二大名士。学生考试及格，就给大官做，不及格也得个较小的官做。还有一些学生，汉灵帝命令三公州郡荐举或征召来代替荐举孝廉。宦官这样做，觉得对士族的排斥还不够彻底，因为鸿都学生虽然被士族称为出身“微蔑”（极低微为蔑）、“斗筲小人”（不足道的人），到底还是读书人，下层豪强不一定读过书，想做官仍受到限制。
汉灵帝和宦官们为了彻底排斥士族并满足自己的无底囊，索性开一个叫做西园的官员交易所，标出官价公开卖官，地方官一般比朝官价贵一倍。各县肥瘦不等，让求官人估价投标，出价较高的人才能得标上任。定价以外，又看求官人身份及财产随时加减，如名士崔烈半价买得一个司徒（定价一千万钱）做，宦官曹腾（汉桓帝的宦官）的养子曹嵩家极富饶，买太尉出钱一万万，比定价贵十倍。又为优待主顾，扩充营业起见，允许先挂赊欠账，到任后限期加倍还欠。又为尽快周转以广招徕起见，一个官上任不久，另派一个新官又去上任，州郡官一月内甚至替换好几次。官怕损失本钱又要大获利钱，一到任就得本利兼收，刻不容缓。人民被迫“寒不敢衣，饥不敢食”，贱价卖出自己仅有的一点谷物，让新官一到就得钱，以免一家人性命不能保。汉灵帝和宦官觉得这样做还是不够，命令州郡送助军（当时黄巾已起义）修宫钱，大郡多至二三千万钱，最小的县也不能免。送钱以外，还要“价买”木材石料，令州郡运送到京师。宦官派人点收，硬说材料不中用，只给价十分之一，转手卖给商人，得十足价钱。有些材料根本不点收，让州郡再送。人民在这一大群豺虎盗贼的吞噬下，逼得实在生路全绝，一八四年开始的黄巾大起义，虽然很快彼镇压下去，但农民仍到处起来反抗。当时宦官害怕黄巾起义的威力，有些暗中投降，愿作内应，其余都召还做地方官的子弟和徒党，准备退避。汉灵帝感到孤立，下诏赦免党人，利用那些口头上斥责宦官虐民自己似乎是同情农民的士族来镇压起义军。经常宣称“张常侍（张让）是我的父亲，赵常侍（赵忠）是我的母亲”的汉灵帝开始觉得士族有用，质问宦官们说：你们总说党人想造反，该杀该禁锢。现在党人都给国家出力，你们反倒和黄巾通情，该杀不该杀！饱受宦官高压的士族因此又得了势。士族仇视宦官，更仇视农民起义，他们看到汉朝必亡，纷纷组织武力，等待割据称雄的时机到来。
一八九年，汉灵帝死，皇子刘辩继位。何太后临朝，何进掌朝政。社会下层（屠户）出身的何进企图依靠下层豪强的大豪强董卓杀宦官，不料宦官首先发动，杀死何进。士族大豪强袁绍起兵杀宦官二千余人，宦官全部歼灭。董卓引兵到洛阳，逐走袁绍，废皇子刘辩，杀何太后，立汉献帝。罪孽深重的外戚和宦官一起消灭了，东汉的朝廷实际上也消灭了。象征中央集权的朝廷已经消灭，豪强们便公开进行着疯狂的武装混斗，黑暗的东汉后期转入了社会空前大破坏的分裂时期。
第六章 太监军师
——唐高力士高力士（684年—762年），本名冯元一，是中国唐代的著名宦官之一。祖籍高州良德霞洞堡（今电白县霞洞镇）人，曾祖冯盎、祖父冯智玳、父为冯君衡，曾任潘州刺史。他幼年时入宫，由高延福收为养子，遂改名高力士，受到当时女皇帝武则天的赏识。在唐玄宗管治期间，其地位达到顶点，由于曾助唐玄宗平定韦皇后和太平公主之乱，故深得玄宗宠信，终于累官至骠骑大将军、进开府仪同三司。
高力士（690-762），千古贤宦第一人，唐潘州人（今广东省高州市城区），为冯盎之曾孙、冯智玳之孙、冯君衡之子，10岁时，其家因株连罪被抄，武则天圣历初（698年），岭南招讨使李千里进二阉儿，一为力士，为则天赏识，后因小过逐出宫，中人高延福收为养子，一年多后，则天又召力士入宫。景龙中（708年），临淄王李隆基引为知己，景龙四年李隆基发动宫廷政变，杀韦皇后、安乐公主和武氏党羽，唐睿宗复位，立隆基为皇太子，力士参与谋划有功，擢升朝散大夫、内给事。先天元年（712年），力士协助玄宗又发动一次宫廷政变平乱，迁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正员。开元初（714年）加封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玄宗宠信宦官，尤以力士为心腹。而考古发掘证实高力士身高一米七五左右，颇有度量、文武双全、时行善事，侍奉玄宗，深受信任，掌握大权，并不是凭着一味的逢迎和巴结。而是虽身为宦官，却能在关键时刻对唐玄宗起到政治上的有力帮助和情感上的倾心关怀。高力士虽为阉人，却有非凡的政治眼光和决断性格，“善于骑射，一发而中，三军心服”，确实颇有大将之风。自此，力士权倾朝野，据《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兼内侍监赠扬州大都督陪葬泰陵高公神道碑并序》记叙：由于唐玄宗“恩遇特崇，功卿宰臣，因以决事”，但高力士则“中立而不倚，得君而不骄，顺而不谀，谏而不犯。（进）王言而有度，持国柄而无权。近无闲言，远无横议。君子曰：此所谓事君之美也。”这一段话对高力士的评价虽有过誉之词，但也清楚地说明玄宗对高力士非常器重，朝廷内外的公卿大臣很尊重他的意见，力士因之常常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并能直接向皇帝提议。天宝初（742年），加封力士为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进封渤海郡公。七年，加封力士骠骑大将军，其家产富有非王侯能比。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安史之乱陷两京，力士兵随玄宗入蜀，行至马嵬坡，将士哗变，杀杨国忠，并胁迫玄宗杀杨贵妃，玄宗犹豫不决，力士力劝玄宗而缢杀之。（一说设计帮助贵妃逃亡海外）至成都后，力士因有功受封齐国公。天宝十五年（756年）肃宗称帝，改为至德元年。后力士随玄宗还京，加开府仪同三司，封赏五百户。上元元年（760年），力士被诬流放巫州。宝应元年（762年），唐代宗即位，力士遇赦还京，归至朗州，知悉玄宗上皇驾崩，力士面朝北哀恸呕血而卒。代宗复其原官职，并赠封扬州大都督，陪葬唐玄宗泰陵。
李白与高力士
天宝元年（742），两位声名煊赫、风格迥异的人物相遇于大唐首都长安宫苑。一个是权重四海的冠军大将军、渤海郡开国公、内侍监高力士（690-762），一个是落笔摇五岳、啸傲凌王侯独领风骚的天才诗人李白（701-762）。他们相聚在唐皇帝李隆基身边，周旋于沉香亭上、白莲池畔的轻歌曼舞、美酒香花中，这该有多少动人的故事，巧妙的过招吸引人的目光、引发人的遐想。事实也果然如此。请看李浚《松窗杂录》：
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照夜白（马名）太真妃以步辇从。诏特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部。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将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供奉李白，立进清平调三章……龟年以歌词进。上命梨园弟子略约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之。太真妃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葡桃酒，笑领歌词，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诸学士。会高力士终以脱乌皮六缝（靴）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词。力士曰：始以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反拳拳如是耶？太真妃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贱之甚矣。太真妃颇深然之。上尝三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
还有段成式的《酉阳杂俎》：
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履。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及出，上指白谓力士曰：此人固穷相。
这两则栩栩如生的故事，就是高力士为李白脱靴的原创本。李、段皆晚唐人，晚于李白百年左右。这些材料后被大量引用，写入正史、搬上舞台，盛传入口。加上很多人往往喜欢把玄宗晚年政治腐败的责任往他身边的人身上推，高力士的弄臣形象就是这样塑成的。但，这是真的吗？
首先《松窗杂录》所讲的时间背景开元中就完全不对。开元共二十九年。中是多少，对折算也在十四、五年左右。殊不知贵妃册封在开元二十四年。开元中哪会有赞美贵妃之诗作？另李白在《代宋中丞作自荐表》亦云：天宝初，五府交辟（推荐），名动京师。上皇闻而悦之，召入掖庭。天宝初入京，写得明明白白，可谓铁证，足以否定开元中其说之非。此外，一些与李白有亲密交往并为他编诗写序的人，如：李阳冰、魏颢以及为他作墓碣的刘全白，也都一致认为是天宝初间奉诏入京。更值得注意的是李白在《为赵宣城与杨右相书》中说：伏惟相公，开张徽猷，寅亮天地。入夔龙之室，持造化之权。安石高枕，苍生是仰。此文作于天宝十四年，是代宣城守赵悦写的。这里说的杨右相，不是别人，正是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将杨比为夔龙（舜之贤臣夔与龙），安石（晋谢安字安石），此等夸词，皆谀言非实。不过，却从另一侧面反证李白并不怎么嫉恨杨氏兄妹吧。假设真有贵妃谗逐李白之事，能这样写吗？李浚之说，不足取信，再明白不过了。至于《酉阳杂俎》所载，则更为离奇。试想尊贵风流、旷古一人的李隆基能为被他召来的白衣诗人李白的风采震慑和压倒而说出这样进退失据，出尔反尔的话吗？既然不满李白的放肆，又怎能要提拔他呢？其不合情理，一想可知。实为文人快意编出的小说家言而已。前人对此早有质疑。明人钟泰华在《文苑四史》即指出恐出自稗官小说。清人王琦在《李太白文集跋》中亦云：后人深快其事（指高力士脱靴），而多为溢美之言以称之。然核其事，太白亦安能如论者之期许哉。表现了一种冷静的理性思考。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