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宗品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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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书与修史：东观与东汉帝制文化整合(陕西师范大学史学丛书·汉魏六朝帝制社会研究系列)试读：
总序中华帝制社会是延续两千一百三十三年的存在，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一超长期的存在，习惯性地被赋予了古老、沉重甚至腐朽的意象，而让人们忘记了它也年轻过，在演进的过程中新鲜因素不断加入，它自我调适，腐朽的同时也有新生。汉魏六朝是中华帝制社会新生与初见腐朽的时代，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中华帝制社会在此一时期新生、腐朽的某些特质及其自我调适的过程，就是“陕西师范大学史学丛书·汉魏六朝帝制社会研究系列”的初心所在。
提及帝制，我们往往不自觉地会想到秦始皇，如果认为这是中国帝制的开端，应不会有太大的疑义；同时我们也许会联想到另一个概念——国家，它又是怎样形成并逐步被接受的？三代以来形成的松散的国家，今天看来在一定意义上与此后的国家概念存在很大区别，其间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认知，或许只是向下的统治与向上服从统治的关系，这种对政治的简单概括尚不足以形成国家的认知，其最大的缺陷即忽略了被统治者群体的意识与观念。从三代的松散联盟经过春秋战国的浴火，一种高强度的统治形式应运而生。宏观的帝制不仅仅是皇帝制度，伴随着皇帝制度的产生，与之相关的所有政治生活的内容或许都应包含在其中，现代史学中“政治史”的研究范围，或许一定程度上与这一内容有较多重合。
回到国家的概念，两个最重要的要素即为统治机器与被统治群体（抛开人的要素，地域本身并不能成为历史学研究的内容）。提及“社会”，往往很难给它下定义，但在帝制社会这一话题下或许不难理解，即被统治群体所形成的共同体，它拥有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我们对古代中国稍做了解就会发现，国家并非一步即达到我们今天认知的面貌，或许可将其理解为伴随着帝制一步步被灌输并缓慢获得认同的观念存在，而并不是简单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对古代社会的认识，提及社会观念或意识形态，掌控这一话语的群体往往指代的都是读书人，先秦以来所谓的“士”、魏晋隋唐以后的“士大夫”，这里姑且称之为“知识人群体”。他们借用社会的概念出现在政治中，从而代表了社会的话语。奇怪的是，他们几乎没有经过任何努力，就获得了这一代表权，堂而皇之地以社会或“黔首”的名义，向权力的掌控者摊牌，攫取属于其自身的利益。事实上，在古代中国社会，如果剔除知识人群体，芸芸众生极少能在政治生活中表达他们的认知与政治态度。如果将知识人看作一个群体，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可以明确地看到他们的成长历程。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知识人群体并未表现出独立的观念，也未能形成群体的自我认知，相反他们只是岌岌于在政治上获得显赫的地位，从而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或许地位在其中显得更为重要。从这一角度而言，他们只是政治的附庸或追逐者。从“焚书坑儒”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体现了执政思想的选择与坚守，国家层面所表现出的仍然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统治遇到观念的第一次反抗，或许正是秦朝的灭亡，抛开政治的高压与农民的反抗不论，我们看到旧秦国境内并未出现太多混乱。秦灭以后，战国时期的熟悉面孔（齐、楚、韩、赵、魏等）又陆续登场，这一情况甚至在西汉前期仍有相当长时间的持续，在郡县制的现实中，司马迁在撰述传记时仍不时有“楚人”“赵人”“齐人”等记载。从这一角度而言，可以认为这是新的统治思想被旧的政治观念掀翻，呈现政治革新背景下观念滞后的特点。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国认知下对社会观念的忽略到其自身遇到挑战，体现了社会意识的形成是无法阻挡的，加强对于这一意识的控制势在必行。从周厉王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到“焚书坑儒”，再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朴素的防范到引导与规范舆论，如果说这仍是政治话语内部的事情，则伴随着社会文化的稳步发展，两汉时期尤其是东汉，中国社会出现了剧变。伴随着“士”的觉醒，公与私、忠与孝，这些原本在儒家理想统治下不是问题的问题，却在儒家经学土壤中成长起来的社会观念下，开始出现频繁的抵牾与冲突，并被列入讨论的范畴，甚至出现完全相反的结论。
帝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面对统治，服从不再是与生俱来的原罪，而被套上了条件。对政治关怀的“忠”遇到了挑战，甚至在很多场合下不得不让位于私门伦理的“孝”，政治伦理与社会伦理出现了不一致甚至是直接冲突。在此前朴素国家观念以及帝制开创阶段一直缺席的社会观念姗姗来迟，代表着统治机器的帝制与社会的对立统一成为政治生活中无法忽略的隐含话题。随着两汉教育系统的发展，知识人群体空前壮大，群体的自我认同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作为社会的代言人，知识人群体开始向当政者说不，其精英群体——名士，虽然仍一定程度上抱有政治关怀与理想，但背靠强大的“粉丝群体”，他们在政治中表现得极为强势。随着活动范围的扩大与群体内部交流的深入，围绕着“海内”的概念，他们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共同体，疯狂地拥抱着自己的价值观念，与传统的政治伦理分庭抗礼。虽然这时候表现最明显的是对东汉朝堂的抗争，但更广泛地体现为对一直以来传统观念的对抗。“名”之所及，舍身忘家，区区仕途，在这一观念下瑟瑟发抖。出仕为官，虽然体现的是政权在统治区域内拣选人才，但从读书人的角度而言，对选官活动的参与也表达着其对政权的认可。“不应辟举”作为“名”的试金石，虽然产生于东汉，却不同程度地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对选官活动的排斥成为建立名望的重要标准，它并不是直接的不参与，而是在被选中的情况下，对这一机会弃如敝履，表现为对理想结果的拒绝，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政治不合作的态度，社会话语全面超越了政治话语。名士领袖们“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以社会精英的身份代替国家规范社会，桥玄建议曹操访许劭以建立名望，可见三公的号召力不及汝南郡功曹，如果放到郭泰身上，这一点体现得似更为突出，其背后是政治话语的全面衰落。政治的号召力全面让位于社会话语，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是否拥有这样的号召力与他们居官与否并无太大关系。在这种疯狂甚至癫狂的情绪下，古代政治生活中不时露脸的清流第一次走上政治舞台。这是东汉为此后的魏晋南北朝留下的遗产。
汉末的大动荡带来的不仅是政治的解体，更是社会的全面重组，东汉的清流陷入低谷，在这片废墟上建立起的是军事主导的政权，军事主导的时代已经到来。政治秩序成为重组社会中唯一的秩序，名士共同体失去了知识人群体的力捧，也就失去了舆论的主宰，无法独立形成规范社会的号召力，从而只能在官僚群体中悄悄重建。长期的分裂与割据导致官僚群体同质化情况严重，继承色彩浓厚成为三国的共性。曹魏的颍川势力、孙吴的江东旧族、蜀汉的荆湘人士，在同一时期相互对立的三个政权中，都形成了稳定掌握权力且带有浓厚继承色彩的特定群体。伴随着统一的步伐，蜀汉的既得利益群体随政权陪葬，江东旧族也走向式微，不同的是曹魏的特定家族在经历魏晋革代的洗礼后重装上阵。他们并未仅仅停留在追求政治权力的层面，反而依据权力装扮后形成了新的名士群体，家族的概念伴随着官僚群体也渗透到新建的士林中，这就形成了现代史学中“士族社会”的概念。整个魏晋南朝，政治话语一直臣服于严重官僚化的名士话语，名士的递补也逐步关闭了下层人士进入的大门，知识人群体的凝固与更新的停滞，使得它显得既脆弱又异常顽固，东晋南朝虽然政变频繁，建康的士人社会一直屹立不倒，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知识人群体的极度自我认同及在话语上的优势，导致政治话语难以展开，整个魏晋南北朝所体现的往往是依赖军事为基础的政权臣服于既有的社会观念，无法实现对社会的规范与重组，其所求不过是加入这一群体而已。或许改变这一形势的唯一途径是完成统一，对知识人群体进行全面调整，颠覆其固有的体系。此后，隋唐正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的。科举制的建立与扩招，印刷术导致的知识大爆炸与平民化，使对知识的垄断被打破，知识人群体的结构在这一背景下被冲击得支离破碎，国家的观念在此过程中得以重建，科举逐步得到全面认同，政治重新树立主导地位。但这种引虎驱狼的方式留下的弊端显而易见，知识人群体空前扩大，短暂的阵痛后，迎来的必然是稳定与沉淀，科举制实现了国家观念的主导，士大夫社会的形成也随之产生，清流来得虽然远不及东汉时期迅猛，却稳定地出现在此后的政治生活中，帝制与社会在不一致的步调下互相冲击，寻找着妥协的平衡点。
秦汉六朝无疑是中国古代帝制社会问题的开端阶段，在政治上，经历了新体系（三公九卿制度）的建立与解体，另一个新体系的酝酿生成过程。经历了春秋战国的阵痛，实现统一，迎来了新时代，也迎来了新问题，空前辽阔的疆域，为统治带来了难题，地域性的差异成为无法回避的话题。帝制虽然建立，皇权传递的方式却一直难以固定，若隐若现的嫡长子继承制，虽然被作为原则，但似乎又从未被严格遵守。观念的冲击带来的信仰危机如梦魇般牵制着统治者，普天之下不见得都是王土，率土之滨也并不是毫无保留的王臣。皇权不下县的现状与如何才能让皇权下县的努力并存，帝制的权力在社会层面的展开，一方面表现出努力向下极力实现统治不留死角的控制，另一方面是基层抵制权力的介入，为地方力量撑起发展空间的反抗。从汉武帝打击游侠豪强到光武帝对地方豪族力量的无奈，可以看到皇权向下伸展又向上收缩的过程，在此形势下，东汉后期的局面似乎已呼之欲出。
这套书共包括四部专著，其中秦汉史两部、魏晋南北朝史两部，如果抛开具体的章节安排，按照时间线索审视，有三位作者不约而同揭示了长时期战乱对于政治家的影响：习惯于用斗争手段而非“文治”来解决政治问题，即便明明知道可采用的文治策略。具体到秦，崔建华博士在其专著《秦汉社会观念与政治秩序论稿》中用四篇文章来探讨秦国、秦帝国的政治文化。在其中的一篇，建华博士论道：“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三代革命的宣言书中虽然未见‘暴乱’一词，但字里行间充斥着对敌方暴乱的论述，其主要内容是意在表明对方违背天意、民心。相比之下，初并天下诏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虽然明确使用了‘暴乱’一词，但通观诏书全文，不见对天意、民心的吁求。读史者所能看到的，是以违约为理由而展开的对东方六国连篇累牍的指责。秦始皇声称，韩国‘倍约’，赵国‘倍盟’，魏国‘始约服’而后‘谋袭秦’，楚国‘畔约’，因此，诸国的灭亡是咎由自取，怪不得秦国。”显然秦始皇等对于自身反思不足，更完全忽视“天意、民心”这两个政权合法性的基石。那么，这是秦的特色吗？建华博士继续论述：“秦始皇执约以责，理论建设采取这样的模式，以后世的眼光看来，并不高明，甚至显得有些笨拙。不过，放在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环境中，秦始皇的做法自有其缘由。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应当关注约誓会盟在战国政局演进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暴力的合理性在现实需要、历史传统、天地自然之理等方面得到全方位论证的情况下，秦人以违约为借口，‘蛮横’地剥夺东方诸国的自卫权，也就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至少也会减轻不少的罪恶感。”如果对建华博士的观点略做非专业的通俗解释，可以说秦始皇的生硬态度、生硬政策是长期战乱形成的政治文化的自然流露，并非秦所独有。换作山东六国会好一些吗？虽说历史无法假设，不过从建华博士的研究来推论，恐怕不会有明显改善。为什么呢？因为，在权家玉博士的论著《魏晋政治与皇权传递》中能读到类似的观点，“魏晋政治总体而言，皇权在行使过程中偏重权力的营造而轻于王朝的塑造，政权一直停留在生存的顾虑，而忽略帝国观念的灌输。大体曹魏并未统一，长期的三国鼎立使军权仍为国家第一要务，西晋的建立，虽经长期的作家门营造，终究基础薄弱，这也是晋武帝在权力建构中种种奇怪举动的根源。西晋虽然统一，三国长期分裂的观念犹存，激烈的政治斗争使皇权的视线始终聚焦在王朝的生存线上，干宝所谓私天下之心正为此而论，何曾所谓不闻经国远图，正是西晋一朝整体情况”。天下的崩溃迎来了军权至上的混乱时期，然而却未能带来统一，反而形成了极为罕见的三国稳定对峙。如果说曹魏政权和秦一样文化积淀不够，那么河内司马氏及其统治核心成员则代表了当时文化积淀最为厚重的那个阶层，在通过政变夺取曹魏政权后，他们却迎来了权力展开的困境，这就决定了其仍同样受百年政治斗争的影响，过于重视权力的掌控范式，这一时期的立国政策设计都是重在防范，全局观、包容性有所缺失。如果读者对于两汉之际的历史氛围和汉末魏晋的历史氛围有[1]过比较的话，就能领悟家玉博士的观点。建华博士、家玉博士所揭示的这个原则可以解释同出自“关陇集团”，为何隋就失败了，唐就成功了，可以说隋代两位皇帝过于注重权力的掌控而忽略了整体政治文化氛围的培育，通过苏小华博士在《南北朝侫佛与废教事初探》中对周武帝与隋炀帝宗教文化策略的比较，可以更好地体会这一点。
此外，宗品博士、建华博士对于两汉政治文化的构建做了独到的剖析，触及社会是怎么从动荡走向稳定的一些原则。《校书与修史：东观与东汉帝制文化整合》是一个“小题大做”的设计。一般来说容易将这种题目写成史学史类型的著作，但是宗品博士的立意在政治文化上，他说：“与西汉天禄、石渠等藏书机构不同，东观不仅是负责典藏图籍，更兼有校订五经、杂定礼仪、读书进学、教授生员等职能，是处理国家诸多层面知识、教育和意识形态问题的一个平台。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者约有三端：一是东观士人贾逵、杨终等参与白虎论议，并由班固著为《白虎通德论》，完成了帝制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二是校定经书文本师说，并将之作为官方定本，立诸太学，颁布天下。所刻熹平石经，也是我国首次官方审定颁行的经书文本。三是召集群儒，群修国史。《东观汉记》成为从史官到史馆转变的首部著作，而群体修撰则成为此后帝制时代官修史书的基本模式。经书文本的刊定及其解释，本朝史的撰写，遂由个人行为上升到国家行为，从而削弱了经师个人学说的权威性。规范经书文本，诏集士人群体修史，其目的皆在于规范思想，宣示东汉帝国的合法‘政统’。”以经史文本的形成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作为切入点，对于出身历史学专业的学者来说，应该会有所启发。
从政治文化角度来揭示汉魏六朝帝制社会的某些方面只是这套书比较宏观的部分，在微观、具体的方面或更能反映诸位作者的学术风格。
崔建华博士是一位跟着感觉走的学者，在他看来，对帝制社会的研究的确需要围绕皇帝及官僚、士大夫群体来进行考察。然而他也一再强调，帝制社会定然存在着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伸展其触角的趋势，也定然存在着精英意识与民众观念、民俗习惯等基层文化形态对立融合的情形。虽然秦汉以前也存在这些问题，但整体上处于集权时代的秦汉大一统王朝往往格外重视“要在中央”“六合同风”等治理目标，使得帝制社会内部的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上层与下层的关系更加具有联动性。正是基于这个认识，建华博士除了探讨诏书、帝陵、正统等与皇帝、顶层密切相关的话题外，还“四处留情”，对民众生活、地方管控等帝制国家运转的其他面向投入颇多精力。比如对早慧现象的探讨，他指出东汉以来有越来越多的士大夫对早慧持负面看法，之所以如此，与东汉权力架构以及这一架构中士大夫群体的特定遭遇密不可分。这样的分析路径意味着，宏大的主题其实也可以在一些小的论题中得到体现。而通过日常琐屑来认知帝制、体验社会，这一研究视角，不仅体现在建华博士对早慧现象的分析中，如果阅读他对反季节栽培、白马物象的认知、复作身份等论题的探讨，应当能够较为强烈地体会到这一点。
宗品博士是专一的模范，他所有的考证都是围绕着东观来展开的，所以踏踏实实地展现了东观蕴含的方方面面的政治文化信息。家玉博士一贯喜欢“爆猛料”，他认为在魏明帝末年曹魏的权力已经掌握在了司马懿手中，高平陵事变只是政变的尾声。欲知详情，请读者移步各专著。“帝制”与“社会”这一话题似乎极为松散，但推敲之下，又显得如此紧密相关，其话题之复杂固非区区这四本书所能解决，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纵然仅能窥测冰山之一角，希望仍能够以此引起学界兴趣，启发对中国古代这一绵亘两千余年的制度下，国家行走路程的重新思考。在没有申请“汉魏六朝帝制社会研究”这个课题之前，我们的工作似汪洋孤舟，有了这个课题，才勉强形成了一支团队。在此，感谢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给予课题的各方面的支持。
这套书可能还存在着某些不足。有些不足，是我们目前的学识所无法解决的，希望在各位师友的指点下，能够将此话题继续深入下去。有些不足本可以避免，比如多一点时间去打磨、多一点时间去复按史料，由于种种不可抗力，这些不足可能还保留在论著中，诚请读者批评指正，我们会通过合适的途径在第一时间改正。“汉魏六朝帝制社会研究”课题组2019年8月27日[1] 在汉末魏晋时期，可以说出现了争当皇帝的这么一种思潮，不是说你逮到那只“鹿”了我来分一杯羹，而是我想办法把你的“鹿”抢过来的这么一种氛围。历史再往后走，移民又成为社会动荡的另外一个因素。当时的政治家被卷进这种旋涡而没有或者不能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去引导。导言 东观与帝制国家的文化整合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车同轨，书同文，去分封，[1][2]行郡县，自号“皇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制国家。公元前202年，刘邦在秦末楚汉之争中获胜，建立汉帝国。强盛之秦何以十余年间即告覆灭，汉承秦而何以长治久安，这是汉初统治阶层极为关心的问题。一定意义上，高帝刘邦和大臣陆贾之间有关治道的争[3]议，决定了帝国政治的基本走向。治道之争，是帝制国家文化整合[4]的方式之争，也是“秦汉王朝所肩负的最为艰巨的历史使命”。而这一重大历史使命，直至东汉明帝、章帝时期才基本完成。
汉初七十年，为缓解秦法苛酷，统治阶层多用道家治术，政务宽缓，与民休息。至武帝时，国力大增，遂取董仲舒议，“罢黜百家，[5]表章《六经》”，宣扬君权天授，更立五经博士，确定儒学为帝制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与立儒学以治平的政治意图相应，武帝时期颇[6][7]重典籍，“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8]府”。官方经学兴盛，陵夷以为利禄之途，师法杂说继之而起。至宣帝时，遂召集诸儒辩论经义，帝王称制临决。成帝在位期间，又命刘向、刘歆父子校勘中秘群籍，系统整理古书及相关知识系统。
西汉立五经博士，是确立儒学立国的标志；石渠议经，“帝称制[9]临决”，是以帝王权威评定儒者异说，掌控儒学发展方向；命宗亲[10]近臣系统校理典籍，是将历史上知识文本系统清理整合。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发展逻辑，可谓“奠定帝国文教的三大关键举措”。[11]
但直至成帝时期，西汉国家意识形态的整合工作仍面临诸多问题。虽然儒学被立为官学以后，经术已成利禄之途，儒生唯帝命是从，但史家竟然自命承继道统，以道衡势，以独立第三方的姿态，褒贬当朝。刘向、刘歆父子校中秘图书，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故。古文文献的重新整理和解读进一步冲击了传统经传师说，谶纬蜂起，士人竞相造作异说。王莽逐步掌控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竟以复古应谶之名，行篡权夺位之实。
两汉之际，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天下连岁灾蝗，寇盗锋[12][13]起”，“寇贼为害，强弱相陵，元元失所”，情势复近于秦末。当时武装势力除南阳刘伯升、刘秀兄弟外，另有刘玄的绿林军、刘盆[14]子的赤眉军。王郎、刘永、张步、李宪、彭宠、卢芳等或自称[15]帝，或割据一方，转相攻杀，民多死伤，甚有抄寇食人之事。
刘秀虽然利用谶纬和两汉之际“人心思汉”的舆论形势再次称帝复汉，但对汉室颠覆之弊依然心有余悸。故称帝之后即从两方面着手整治：一是仿西汉立国故事，积极恢复农业生产，安定平民生活；[16]二是大兴文教，建学校，修明堂，重儒生，倡孝道，举贤才，选[17]博士。在行政制度上承续西汉的同时，继续推进社会思想领域的文化整合。
史称刘秀游学京师，颇有学养，诏书笔札多自拟定，引经据典，[18]辞采可观。但光武帝讲习儒术，目的在于保持汉帝国的长治久安，而非纯粹的兴儒学。刘氏能夺回政权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儒家所提[19]倡的“忠君爱国”的号召力，故建国之后多“退功臣而进文吏”。[20]东汉官员接受儒家文化教育，即所谓“法吏儒生化”，或者“儒生[21]法吏化”，地方豪族也多受儒学熏染。光武帝无论是笼络地方豪族，还是驯化官吏以使帝业永固，都以儒学相标榜。
同时，因为对谶纬和古文诸说的顾忌，光武帝在天下初定之后，立即命人整理谶纬，蠲除对自己和汉帝国不利的条文。中元元年[22]（56），谶纬文献改造完成，遂“宣布图谶于天下”。此后，无论今古文经说，凡学者有所述作，多需引谶纬之言。而两汉之世，立于学官的也基本上是今文家，即便平帝时因王莽执政而短暂增列古文，[23]东汉时旋即废除。
光武帝虽有重新校理经义、实现文化整合的动议，但经书历时长久，经义关涉甚深，故对之改作审定颇为谨慎。学理上的改造和统一在章帝时才最终得以实现。《后汉书·章帝纪》云：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鯈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24]事，作《白虎议奏》。
白虎观会议论五经同异，多以纬书宣扬王权天授，其中章帝及诸[25]儒所论被班固编为《白虎通义》。侯外庐称此举是“利用经义为汉制法”，“把前汉宣帝、东汉光武的法典和国教更系统化”，“宗教地改变历史传下的思想形式和材料，是石渠阁以至白虎观钦定经义的[26]统治阶级的支配思想”。至此，始于董仲舒的帝制时期国家意识形[27]态理论建构基本完成，初步实现了思想领域大一统的基本目标。
史为经义的当下运用，是士人对当朝合法性认识的直接体现。如果说经学解决了帝制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问题，史学则是一朝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乃至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的集中体现，更能体现帝国的文化整合结果。对自命继承道统的史家，东汉帝王也找到了解决策略。明帝时期先禁止私修国史，后又召集士人奉诏群体撰作，[28]取消史家独自褒贬当朝的文化权利，务与帝国意志一致。明帝又自命为孔子，意图同时掌握治统与道统两个领域的最高权力，实现内[29]圣外王，道势合一。困扰汉武帝的难题，最终在明帝手中得以解[30]决，实现了帝制国家文化形态的另一种整合。
东观正是明帝时期进行文化整合的重要平台。东汉不仅建有辟雍，太学以教授儒家经典，更有兰台、东观等藏书之地，专门负责典籍之整理。东汉初年，校书机构开始由兰台到东观。东汉诸帝进行帝制文化整合之际，也正是东观兴建繁盛之时。东观以藏书之闳富、地位之尊崇成为东汉图书整理的核心机构。章、和以后，学者多称东观为[31]“老氏臧室，道家蓬莱山”。典职东观更为一时之殊荣，故东观聚集了当时最为优秀的士人儒者，班固、贾逵、马融、许慎、张衡、蔡邕等相继撰述其中。
与西汉天禄、石渠等藏书机构不同，东观不仅负责典藏图籍，更兼有校订五经、杂定礼仪、读书进学、教授生员等职能，是处理国家诸多层面知识、教育和意识形态问题的一个平台。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者约有三端：一是东观士人贾逵、杨终等参与白虎论议，并由班固著为《白虎通德论》，完成了帝制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二是校订经书文本师说，并将之作为官方定本，立诸太学，颁布天下。所刻熹平石经，也是我国首次官方审定颁行的经书文本。三是召集群儒，群修国史。《东观汉记》成为从史官到史馆转变的首部著作，而群体修撰则成为此后帝制时代官修史书的基本模式。经书文本的刊定及其解释、本朝史的撰写，遂由个人行为上升为国家行为，从而削弱了经师个人学说的权威性。规范经书文本，召集士人群体修史，其目的皆在于规范思想，宣示东汉帝国的合法“政统”。
东观乃至东汉学术的嬗变与东汉时期帝制国家文化整合的进程较为一致。东汉诸帝汲取元帝时期放任儒学为王莽利用的教训，自光武[32]以降，多注重对儒生和儒学的掌控。传统学者对东汉帝王重儒的看法，以顾炎武说影响较大：“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33]东京者。”顾氏此论只关注到其崇儒的一面，而有意或无意之间忽略了控制的一面。如果说西汉帝王侧重对儒术的褒扬利用，东汉帝王则有意改造经义，表面褒扬而实际上则加强控制。在谶纬和《白虎通义》对经义的双重限制下，学者钻研今文经义的空间有限，遂多转向古文。
在帝制进程中，以帝王为代表的“治统”和以士人为代表的“道统”都在努力寻求一种维持“治道合一”的动态平衡方式。由于帝制权力的集中而制衡机制又不够完善，帝王与宦官、外戚和权臣之间经常存在激烈的权力斗争。并无实权的东观士人和史家努力充当“第三方”的角色，在皇权高压下积极宣扬“道统”，在皇权倾危时又努力维持“治统”。东观学术之升降与相关学者之际遇，适与帝制国家进程相浮沉。基于此，本书试图以东观为中心，勾勒帝制进程中东观校书修史的相关图景，努力呈现学术机构和学术活动与帝制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1] （汉）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63，第236页。[2] 本文所指的“帝制国家”是指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到1911年清王朝结束的以皇帝制度为核心，以中央集权和国家权力意志决定一切为特征，以特定的层级官僚制、地方行政体制和土地制度等国家统治体系为支撑的国家制度。中日译文以中国古籍中原有的“封建”一词对译西欧中世纪社会的feudalismus，多有未洽。有关这一历史时期社会形态及性质的集中讨论，参见侯建新《“封建主义”概念辨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冯天瑜《“封建”考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006年10月武汉大学“‘封建社会’再认识”学术研讨会，余来明《〈“封建”考论〉：廓清史学核心概念的坚实努力——“封建社会”再认识学术研讨会综述》，《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2期；2007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与《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封建’社会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学术研讨会，朱昌荣《“‘封建’社会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研讨会综述》，《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2008年3月《史学月刊》编辑部组织的“‘封建’译名与中国‘封建社会笔谈’专栏”，《史学月刊》2008年第3期系列专栏文章；2008年武汉大学与苏州大学、苏州科技学院学者在苏州进行的“‘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学术研讨会，陈文山《学者探讨“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社会科学报》2009年2月26日，第04版；2010年5月《文史哲》杂志举办“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高端学术论坛，诸多与会专家提出以“帝制时代”“皇权社会”等代替旧有“封建社会”，见《〈文史哲〉杂志举办“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高端学术论坛》，《文史哲》2010年第4期封里。[3] 《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第2699页。[4]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中华书局，2011，第616页。[5] （汉）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第212页。[6]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1701页。[7]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1756页。[8]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1702页注一〇引刘歆《七略》。[9] 《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72页。[10] 在一定意义上，与清修《四库全书》并无本质不同。[11] 徐兴无称：“武帝立五经博士，宣帝石渠会议，成帝校中秘书是奠定帝国文教的三大关键举措。”徐兴无：《刘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87页。[12]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中华书局，1965，第2页。[13] 《后汉书》卷一，第50页。[14] 《后汉书》卷一一，第467～489页。[15] 《后汉书》卷一二，第491～512页。隗嚣至建武十年（34）、公孙述至建武十二年（36）始告破灭。因二人兵力强盛，平定之时给平民造成的灾难也更为深重。史载东汉大将吴汉在平定公孙述之后，“遂放兵大掠，焚述宫室”，以至于光武闻之怒而责让之曰：“城降三日，吏人从服，孩儿老母，口以万数，一旦放兵纵火，闻之可为酸鼻。”《后汉书》卷一三，第543页。[16] 刘秀以“司隶校尉”身份前往洛阳整修宫府之时，便“置僚属，作文移，从事司察，一如旧章”，所到部县，复汉官名。光武屡屡下诏，免除殊死以下犯人罪行，保护奴婢还家，并及时让军人还复民伍（《后汉书》卷一，第9～10页）。如建武七年春正月丙申免罪诏，同年三月丁酉令军复民伍诏（《后汉书》卷一，第51页）。又建武七年五月甲寅诏吏人勿留遭饥乱奴婢，建武十一年八月癸亥、十月壬午又分别下诏保护奴婢（《后汉书》卷一，第52、58页）。建武十三年冬十二月，“诏益州民自八年来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人”（《后汉书》卷一，第63页）。又命军士屯田，对郡国农人田租政策由战乱时暂时性的什一之税改为三十税一，如西汉旧制（《后汉书》卷一，第50页）。[17] 建武五年，各地诸侯、叛将尚未平定，刘秀便于此年冬十月，“使大司空祀孔子”。是年起太学，车驾还宫，便“幸太学，赐博士弟子各有差”（《后汉书》卷一，第40页）。翌年冬十月丁丑，“敕公卿举贤良、方正各一人；百僚并上封事”（《后汉书》卷一，第50页）。建武七年春，又诏举贤良方正（《后汉书》卷一，第52页）。随后，刘秀又于建武十四年夏四月辛巳，封孔子后人孔志为褒成侯，以敦睦儒学（《后汉书》卷一，第63页）。[18] 《后汉书》载：“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时光武亦游学京师，禹年虽幼，而见光武知非常人，遂相亲附。数年归家。”又“初，光武与晖父岑俱学长安”（《后汉书》卷四三，第1457页）。又，马援盛赞其“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后汉书》卷二四，第830页）。朱浮亦称光武帝“尊敬先圣，垂意古典，宫室未饰，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学，造立横舍，比日车驾亲临观飨，将以弘时雍之化，显勉进之功也”（《后汉书》卷三三，第1144页）。[19] 陈启云：《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33～34页。[20] “初，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虽身济大业，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后汉书》卷一，第85页。[21] 陈启云：《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二），第42～46页。[22] 《后汉书》卷二，第84页。[23] “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逸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3621页。[24] 《后汉书》卷三，第137～138页。又《后汉书·儒林传》载：“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后汉书》卷七九上，第2546页。[25] 关于会议所论与《白虎奏议》和《白虎通义》、《白虎通德论》的争议，参见（清）陈立《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中华书局，1994，“出版说明”，第1～2页。[26]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225～236页。[27] 张国华亦称，儒学神学化始于董学，成于《白虎通义》。见张国华《中国秦汉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4，第191页。[28] 汉明帝可能是学术史上为我们所忽略的人物，但其在东汉帝制进程中的意义不容忽视。参见张鹤泉《汉明帝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29] “乡射礼毕，帝自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后汉书》卷七九上，第2545页）据《桓郁传》注文引《东观记》：“上谓郁曰：卿经及先师，致复文雅。其冬，上亲于辟雍，自讲所制《五行章句》已，复令郁说一篇。上谓郁曰：我为孔子，卿为子夏。”《后汉书》卷三七，第1255页。[30] 此后历经南北朝之乱，唐代收拾人心，稳固帝国体制，其国初文化整合方式基本与东汉帝国同符：官定《五经正义》，建立史馆。[31] 《后汉书》卷二三，第821～822页。[32] 光武、明帝之后，章帝、和帝皆继踵其事，隆礼重儒。明帝承光武崇文重儒之意，养三老、五更，汇集图书，雠校记传。史称：“期门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经。博士议郎，一人开门，徒众百数。化自圣躬，流及蛮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车且渠来入就学。八方肃清，上下无事。是以议者每称盛时，咸言永平。”（《后汉书》卷三二，第1125～1126页）章帝“少宽容，好儒术，显宗器重之”（《后汉书》卷三，第129页）。“耕于定陶，柴望山川，告祀明堂。”“祠孔子于阙里，及七十二弟子。”（《后汉书》卷三，第149～150页）并有矫正明帝苛切，务求“事从宽厚”之名（《后汉书》卷三，第159页）。和帝、安帝之文德虽不足以与光武、明帝等相提并论，政事文章亦不偏废。和帝继位之后“亲临策问，选补郎吏”（《后汉书》卷四，第178页）。安帝少年好学而和帝称之：“年十岁，好学史书，和帝称之，数见禁中。”（《后汉书》卷五，第203页）桓帝时期虽社会政治为后人所诟病，却并未放松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开鸿都门学，招引人才。故在世风浇薄的桓、灵时期，依然有较大规模的图书整理活动。[33] （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一三“两汉风俗”条，栾保群、吕宗力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752～753页。第一章 从兰台到东观
东汉沿袭西汉旧制，崇儒重教，外有辟雍、太学教授儒家经典，内设兰台、东观等机构收藏典籍。章、和以后，图籍盛于东观，学者多称东观为“老氏臧室，道家蓬莱山”。东观与东汉经学和史学的诸多问题颇有关涉。本书拟参稽相关资料，先就东观的建筑特征、职能、[1]建制等外部问题再作讨论。第一节 作为建筑的东观[2][3]
东观在洛阳南宫。秦时洛阳已有南、北二宫，汉高祖刘邦曾[4]置酒南宫大会群臣。东汉光武帝建都洛阳，因成周之故址加以扩建，[5]历光武、明帝两朝而初具规模。东汉建武十四年（38）至永平八年（65），曾大规模整修南北宫。《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十四年[6]春正月，始建南宫前殿。又《后汉书·明帝纪》载，永平三年（60）[7][8]“起北宫及诸官府”，至八年冬，北宫始成。东观修建时间应与建南宫前殿相近而不晚于明帝永平八年。[9]
东观得名或因其位于南宫之东。刘煕《释名·释宫室》云：“观，[10]观也，于上观望也。”或其位于东方，形制高耸，故曰东观。《艺文类聚》卷六三引李尤《东观赋》曰：敷华实于雍堂，集干质于东观。东观之艺，孽孽洋洋，上承重阁，下属周廊，步西蕃以徙倚，好绿树之成行，历东厓之敞座，庇蔽芾之甘棠。前望云台，后匝德阳。道无隐而不显，书无阙而不陈。[11]览三代而采宜，包郁郁之周文。
据此，则东观应在德阳殿以南，云台以北。德阳殿属组合宫殿，有前后殿，有东西阁，东观位于德阳殿之前正如处在其怀抱之中，此所谓“后匝德阳”。德阳殿在北宫，东观在南宫，二者之间正是南北宫的分界线。南北宫之间为中东门大街，又有复道相连。“前望云台”当指东观、云台俱为高阁，云台又在东观之南，遥遥相望，非直接相
[12]接。德阳殿为北宫正殿，是东汉非常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召见大臣、处理公务多在德阳前殿。东观紧邻之，亦可推见其地位之重要，[13]便于帝王览阅图书，诏问东观侍臣。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五〇载，李尤所作赋、铭，《德阳殿赋》、《东观赋》与《东观铭》、《德阳殿铭》并举，而东观之作有二，其他铭赋罕见南北宫之宫观，亦可推[14]见当时东观地位的尊显。
东观之构造。由前引东汉李尤《东观赋》可知，东观地理位置优越，环境优雅，东西绿树成行。李尤《东观铭》曰：“周氏旧区，皇汉实循。房闼内布，疏绮外陈。升降三除，贯启七门。是谓东观，书[15]籍林泉，列侯弘雅，治掌艺文。”则东观内施帷幕，陈图书，座椅宽敞舒适。外有三阶，墙开七门，下有围廊，楼外绿树成荫，室内光线和阅读环境极佳。李尤认为东观源于周朝史官书府旧制，故称“周氏旧区，皇汉实循”。崔瑗《东观箴》亦云：“洋洋东观，古之史官。三坟五典，靡义不贯。”也溯源于周朝史官制度，盖称东观为经[16]籍典藏之所。
明帝时期，南宫的重要机构为云台。《后汉书》卷二二载：“永平中，显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其外又有王常、[17]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章帝初年辩论经义在南宫云台[18]与北宫白虎观，未言东观。东汉章帝、和帝之后，“图籍盛于东[19]观”。和帝永元十三年（101）春，“帝幸东观，览书林，阅篇[20]籍，博选术艺之士以充其官”。据陆侃如考证，李尤作《东观赋》及《东观铭》在和帝永元八年（96），同时作《德阳殿赋》。至汉末董、郭之乱，纵火烧掠，东观当毁于此次兵燹之厄。第二节 东观职能
作为东汉重要的图书典藏机构，东观不仅负责收藏典籍，还兼有校订文献、修撰国史等相关职能。甚至可以说，当时最重要的学术活动多与东观相关。一 校书东观[21]
东汉校书，滥觞于光武帝之校图谶。《后汉书·桓郁传》载，[22]永平十四年（71），令桓郁校《五家要说章句》在宣明殿。明帝之[23]后，著作校书咸在东观，前后相接，斯文不坠，应为定制。史籍中所见较早为“校书郎”而典校图书的为班固。《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固传》称：“……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据《班超传》，班固私撰国史案发生于明帝永平五年[24]（62），则此时已有校书。《后汉书·贾逵传》云：“帝敕兰台给笔札，使作《神雀颂》，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贾逵[25]为校书郎在永平十五年（72）之前。至章帝建初年间（76～84），又有傅毅等人。《后汉书·傅毅传》称：“建初中，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此时校书人员有所增益。其中较大规模的集中校书有以下三次。（1）汉安帝永初四年（110）春二月。《后汉书·孝安帝纪》载，安帝“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26]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后汉书·皇后纪》称述此次校书原因略有不同：“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昼省王政，夜则诵读，而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雠校传记。事毕奏御，赐葛布各有差。又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27]朝夕济济。”当为邓太后鉴于书传乖谬，故安帝下诏征集博士等入东观校书。此次校书人数众多，规模较大，但校毕即令中官等受读，则校书时间应该不长。（2）汉顺帝永和元年（136）。《后汉书·伏无忌传》称：“（无忌）顺帝时，为侍中屯骑校尉。永和元年，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元嘉中，桓帝复诏无忌与黄景、崔寔[28]等共撰《汉记》。”据此，则此次校书有伏无忌、黄景等人，校订典籍也是包罗群书。准照熹平四年（175）之例，此称“中书”，亦于东观校订。（3）灵帝熹平四年。史书所载人员有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扬和杨彪、卢植等人。[29]此次校书从熹平四年一直持续至熹平五年左右，所校中书《五经》[30]记传，后刊石即《熹平石经》，今有残石。
除以上三次大规模集中校书外，东观校书当为常制。如《后汉书·孔僖传》载校书东观为元和二年（85），章帝仍令孔僖至东观校书。[31]此距章帝朝之末——章和二年（88），只有三年。此前建初年间有班固、贾逵等校书东观，据此可知，章帝之世校书几为定制。又《后汉书·马融传》载，马融于汉安帝永初四年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32]典校秘书。因上《广成颂》以讽谏邓太后，史称“滞于东观，十年不得调”，是其十年之内依然为校书郎中，典校秘籍图书，直至桓[33]帝时又为议郎，在东观著述。从汉安帝永初四年至桓帝时期，历时近四十年，马融一再为东观郎官（校书郎中、议郎），校书活动也当为其常业。汉灵帝建宁三年（170），蔡邕拜郎中，已经开始校书[34]东观，熹平四年始集中校书，正《五经》文字。前揭《卢植传》亦云熹平五年左右蔡邕、杨彪等仍在东观校订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而灵帝又以为非“急务”转领他事，可见校书非一次集中整理即可告毕。联系此前班固校书的时间，我们可以推定东汉时期，典校秘书为常制，东汉一朝校书活动几乎延续不绝，而非此前学者所论只有几次。二 著作东观“著作”主要指修史而言，东观史臣也随时受诏献作赋颂。修史[35]或先在兰台，如班固曾在明帝时以兰台令史之职修《光武本纪》。随着政治中心逐渐由南宫移至北宫，典籍逐渐集中于临近北宫之东观，修史遂集中于此处。东汉沿袭古制，有专职人员记载帝王言行，以为注记。汉安帝元初五年（118），平望侯刘毅上书安帝令史官作[36]《长乐宫注》及《圣德颂》，即称“汉之旧典，世有注记”。这些注记资料可能先汇集于东观，在皇帝或皇后、皇太后驾崩之后再由史官纂集，为帝后之纪传。而据刘毅所上奏书，当时纪传之后还附有颂赞，歌颂功德。在这一制度下，东汉修史历有赓续，也非只有几次续
[37]修。检诸史籍，东观著作人员有如下一些。[38]（1）明帝时期（58～75）。永平中有刘复、贾逵、傅毅、班[39][40]固、陈宗、尹敏、孟异、杜抚、马严。至永平十七年（74），[41]复有班固、贾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虽则东汉修史始于永平年间，但是否在东观，尚有疑问。如余嘉锡以为《东观汉记》[42]初修于兰台及仁寿闼（一作仁寿阁）。而《隋书》卷三二《经籍一》称当时“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43]焉”，是不专在仁寿阁。又据梁剡令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所言，[44]“至乎永平，执简东观。纪传虽显，书志未闻”，则东观著作，亦始于永平。可能正因为班固等著作东观，章帝才令班昭在东观藏书阁[45]续成《汉书》，命马融等在东观受读，东观遂渐为修史之所。班固、贾逵俱曾拜兰台令史，似乎专领兰台事，不当在东观。但《后汉书·李尤传》称“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稍迁，安帝时为谏议大夫，受诏与谒者仆射[46]刘珍等俱撰《汉记》”。则李尤召诣东观，作赋颂，再拜兰台令史，虽官名“兰台”，实在东观。可能明帝后期已有部分修史活动开始在[47]东观进行，只是地点尚未完全固定于此。（2）章帝时期（76～88），撰人不详。《周书·萧大圜传》云，“昔汉明为《世祖纪》，章帝为《显宗纪》，殷鉴不远，足为成例”，[48]可知此时修前代帝纪已开始成为定例。（3）和帝时期（89～105）。这一时期的东观著述活动主要是班昭、马续补续《汉书》。《后汉书·班昭传》云：扶风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学高才。世叔早卒，有节行法度。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49]诏融兄续继昭成之。[50]《史通·史官建制》篇以为王逸亦预其列。（4）安帝时期（107～125）。元初年间，有刘珍、邓耽、尹[51]兑、马融等，又有李尤、李胜。至永宁年间，有刘、刘毅，[52]时刘珍仍在东观著述。《后汉书·刘毅传》载：刘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永元中，坐事夺爵。毅少有文辩称，元初元年，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篇。时刘珍、邓耽、尹兑、马融共上书称其美，安帝嘉之，赐钱三万，拜议郎。[53]
按，刘珍、马融为东观名臣，邓耽、尹兑与二人同上书称美刘毅，当同为东观著作人员，否则可能无缘亲见呈给安帝的文章，也没有资格评头论足。而当时著作上奏一般下东观评议，如《后汉书·张奂传》载，奂删《牟氏章句》四十五万余言为九万言，并向桓帝奏其新作之[54]《章句》。桓帝“诏下东观”，即入东观评议收藏。所谓四人共上书称美，类似于联名上书，如无职务上的关联，应不会共署名。较为合理的解释就是邓耽、尹兑与刘珍、马融同属东观著作之臣。此处四人排序刘珍在前，马融居末。考融传，马融于安帝永初四年应诏校书郎中，官职较低，至元初元年（114）资历尚浅，故居后。由此推之，邓、尹二人官职资历时当优于马融。
又有刘陶，《隋书·经籍志》云：固撰后汉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其后刘珍、刘[55]毅、刘陶、伏无忌等，相次著述东观，谓之《汉记》。[56]
按，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以为刘陶当为刘之误，此说虽似得其理，但并不能排除刘陶参与其事的可能。《隋志》称“相次著述东观”，而永宁年间刘珍典领撰述，与刘毅、刘同时著述其中。据《后汉书·刘陶传》，陶为济北贞王刘勃之后，皇室宗亲，与此前著作人员之背景相似。陶当桓、灵二帝之时，时间相合。曾游太学，数上书言事，称赞朱穆等，又“陶明《尚书》、《春秋》，为之训诂，推三家《尚书》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余事，名曰《中文尚书》”，其学术兴味与此前著作人员绝类。《后汉书·灵帝纪》载，灵帝中平二年（185）冬刘陶下狱冤死，时官职为谏议大夫。而东汉著述人员多以谏议大夫或议郎身份著作东观（见前文），是刘陶完全可能在东观修史。虽本传未载修史之事，但并不能因此就断定其人未入东观，刘毅等人本传并未言入东观修史，而他文言及，故本传未载不足为未入东观之凭。[57]
此外，还有张衡。《后汉书》衡本传称：“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因定汉家礼仪。上[58]言请衡参论其事，会并卒。而衡常叹息，欲终成之。”《史通·核才》称“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59]又称“敬宗所作纪传，或曲希时旨，或猥释私憾，凡有毁誉，多[60]非实录。必方诸魏伯起，亦犹张衡之蔡邕焉”，此云其史文不佳，[61]当有所作。南宋高似孙《史略》“入东观人”条，王应麟《玉海》[62][63]卷四六，《玉海》卷一二六“汉中都官”条下，俱称张衡于永[64]初、永宁年间曾修《汉记》，次述《汉事》。《史通·古今正史》云：事业垂竟而珍、尤继卒。复命侍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南单于》《西羌传》《地理志》。刘珍卒于顺帝初年，则上述诸传应作于此时。[65]（5）桓帝时期（147～167）。这一时期《东观汉记》的修撰从[66]元嘉至永寿（151～158），递有延续。元嘉中有伏无忌、黄景、
[67][68][69]崔寔、曹寿、朱穆、边韶、延笃等。永寿年间邓嗣入东观著[70]作，此时伏无忌、延笃等并在。《史通·古今正史》对上述诸人修撰内容有较详细论载：至元嘉元年，复令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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