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万盛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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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腾年代：互联网与中国：1995—2018试读：
前言
我似乎觉得，为我们所经历过的那种紧张而富有戏剧性的令人惊诧的生活做见证，是我应尽的一种义务。——［奥］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
20世纪90年代初的某一天，在山东兰陵的一片棉花地里，因为疲惫和孤独，我突发奇想：要是有一种机器能带在身上，让我能随时联系到远方的小伙伴就好了。彼时，因为物质的匮乏和信息的闭塞，“大哥大”于我而言，还是个闻所未闻的词，BP机直到90年代中叶才开始在县城追求时尚的人群中流行。在几乎与信息文明毫无关联的故乡的土地上，我的想法显得遥远而不切实际。对于个人亲历的经验世界之外的认知途径，除了学校发的教科书，偶尔在县城书店购得的杂志，就是口口相传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时间平静舒缓，世界似乎一成不变。
大概在2000年前后，随着网吧在县城零星出现，信息化的浪潮开始冲刷到了我所生活的乡土中国。互联网悄无声息地为无数年轻人打开了一扇大门，将他们带向一个充满了无限可能的世界。他们从网上阅读新闻，浏览信息，消遣娱乐，在论坛中发表一己之见，向不知身在何方的陌生人敞开心扉。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被打上信息技术革命的烙印。事物存在的方式也逐渐分为两部分，现实的和虚拟的。自此，时间开始了加速度，影响生存的变量逐渐增多。
特别是2010年之后，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这种趋势愈发明显。信息科技的门槛越来越低，操作也越来越简单。互联网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手机支付越来越普遍，在城镇的集市上，即使买一碗豆浆，也可以使用支付宝或微信支付。网约车软件把出租车和专车司机与乘客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无论是在人口聚集的县城，还是在散布于原野的村庄，出行用车都变得便捷而高效。互联网拉近了中国村庄和世界各地的距离，在代购网站下单后，海外的各种物品可以通过便捷的物流渠道抵达中国的村落。
互联网给故乡带来的变化，只是一个非典型样本。到目前为止，8亿人笼罩在互联网的晨晖之中。广袤的中国大地，正被互联网赋予崭新的生机与活力。随着数字化的浪潮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相互激荡，一个繁荣的数字社会正在降临。尼葛洛庞帝在20世纪90年代所预言的“数字化生存”，我们都已习以为常。二《失控》的作者凯文·凯利说：“互联网时代是一个关联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会由一种个体变为一种集体。我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中，我们通过结合把自己变为一种新的、更强大的物种。”这种表述并非夸大其词。在互联网时代，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人产生了新的连接，人们存在的方式和以前有着天壤之别。个体正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草根长成参天大树的故事，数不胜数。曾经沉默的、弱小的或孤寂的人，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使卑如苔花、渺如尘埃，同样可以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当个体被赋能以后，组织的存在形态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在互联网的冲击之下，无数行业的固有边界变得模糊不清。交融成为趋势，跨界和重构成为常态。“去中心化”“零距离”“分布式”的互联网特质，投射到各个传统行业领域。平台化管理的互联网企业运营方式，启发着传统的企业寻求互联网时代的再生之道。在诸多企业中，海尔成为颇有代表性的先行者。传统企业管理的封闭式科层制被打破，企业转型为开放式、自组织的创业平台。用张瑞敏的话说：“过去海尔是海，现在海尔是云。海再大，仍有边际。云再小，可接万端。”在他眼中，海尔已经蜕变成了一家互联网公司。
从更宏观的角度审视互联网与中国的关系，人们将会发现，互联网革命给中国带来了重新崛起的时代机遇。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站在了数字化浪潮的前沿，从一个亦步亦趋的追随者转变为勇于革故鼎新的引领者。在全球市值排名前10的互联网公司中，中国已经占据了5个席位。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百度等互联网企业开始成为中国的新名片。而在独角兽企业的世界排名中，中国的独角兽企业数量超过60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国家。中国的“新四大发明”——高铁、移动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年轻人艳羡不已。诞生于互联网时代的“双11”，已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购物节，覆盖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汇聚了全世界1500万种货品。开启未来的人工智能、共享经济、区块链等互联网最新的应用，即便是一些中国大妈也已经耳熟能详。因为在资本觉醒的年代，这些与她们的投资收益息息相关。
如果一个外国人初来乍到，在体验移动互联网技术对于日常生活的渗透之后，将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走进未来的错觉。美国硅谷那些向来有些自负的技术天才，正对微信、淘宝等源自中国的互联网创新思维和模式产生着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在西方媒体的版面上，“世界工厂”这个词显然落伍了，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创新工厂”。三
一切肇始于1987年9月20日。那一天，中国科学家钱天白向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发出了一封内容为“穿越长城，走向世界”的电子邮件，中国由此成为国际互联网络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当时的人们不会料到，这封言简意赅的电子邮件，会开创崭新的历史。1994年4月20日，又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这天，经过中国科学家胡启恒、钱华林等人不竭余力地争取，一条64K国际专线将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与互联网连在了一起。中国成为第77个全功能接入互联网的国家。自此，互联网的神秘之光照到了渴盼早日融入世界数字大潮的中国。面对互联网这个历史上不曾出现的新事物，中国的互联网创业者们将美国互联网公司的做法拷贝到中国，让其在中国生根发芽。而开放的社会环境，则为互联网的壮大提供了广阔的成长空间。
历史的关键之处，往往只有几步。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诞生在美国国防部，而且带着美苏两个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进行冷战的烙印。虽然这个新技术如何影响未来尚不明确，但当互联网的浪潮在世界激荡时，渴望融入世界的中国并未视之为洪水猛兽，而是从中看到了追寻现代性的新希望。尤为难得的是，中国的决策者，准确地把握住了这次难得的机遇，张开双臂，热烈地迎接这个伟大的发明。在美国1993年宣布实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之后，中国政府紧接着于1994年做出了让互联网落地中国的决定。1995年，中国互联网正式开始了商业化应用。接下来，决策者对互联网领域的创新给予了最大限度的支持和包容。每逢关键的时刻，政府层面推出的政策几乎都推动互联网浪潮跃向新的高度。
造就互联网蓬勃发展态势的，还有一股源自市场经济深处的力量，那便是敢于冒险和探索的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滋长于改革开放开辟的新天地中，反过来又拓展着改革开放领域的边界。在中国开辟出一条通向互联网世界的道路之后，嗅到先机的企业家便开始了行动。张树新、马云、丁磊、田溯宁等人，勇敢地和过去的自己告别，义无反顾、无所畏惧地跃向互联网的浪潮之中。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扮演了中国互联网奠基者的角色。基于一种舍我其谁的历史使命感，他们或者凭借技术或者凭借资本或者仅凭对互联网的信仰，试图借助互联网带来的契机助推民族的崛起。他们殚精竭虑地向中国民众普及互联网知识，激发人们对互联网的好奇和向往，并将他们发展成为互联网的用户。“中国人离信息高速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这句写在中关村南大街一块广告牌上的广告词，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发展史和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经典话语。
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中国互联网的光辉灿烂，归根结底来自数亿网民的推动。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是互联网发展的厚重的土壤。没有哪个国家，具有中国这种互联网用户规模。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2018年8月发布的报告，到2018年6月，我国网民数量有8.02亿，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规模达到7.88亿。而放眼未来，中国网民的数量还在呈持续增长趋势。数亿网民就是数亿个节点。他们的思想和创意，他们的参与和分享，他们交往主体角色的增强，造就了互联网的繁荣景象，并推动着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十几年前，网易提出的口号“网聚人的力量”，放在今天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四
在急遽变化的时代中，人们更多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但不论身处何种方位，驻足回望都有其必要性。唯有了解过去的行进之路，才能更好地走进前方未知的地带。
特别是当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不惑之年的时候，对中国互联网的来时之路进行审视，更是别有一番况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中，互联网几乎是最具活力的领域。万物皆流，无物常驻。技术的突飞猛进，让一切都尚未定型。你永远不知道新的力量会在何方突然拔地而起。“我们所有的陈旧观念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社会的古老支柱也正在一个个地倒塌。群体的力量成了唯一没有受到任何威胁的力量，而且它的权威处于不断上升之中。”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写的这句话，用在互联网时代，丝毫没有违和感。紧跟时代潮流，不断地破旧立新，正是互联网时代的魅力所在，也是改革年代的价值所在。
即将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次关于中国互联网的漫长叙事。叙述的时间从1995年开始，正是在这一年，中国互联网进入完全开放的市场化阶段。这是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变化。正是无数普通人的介入，中国互联网的历史进程才变得丰富生动起来。如果不是向大众开放，互联网不会在改革开放的壮阔大潮中激荡起壮丽景观。叙述的内容虽然因互联网而生，但又不局限于互联网。在过去的20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社会管理模式以及人们的交流方式、价值观念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试图通过对历史细节的打捞和梳理，发掘出过去20多年社会变革的基本脉络。叙述的对象既有高瞻远瞩的国家领导人，也有敢为天下先的地方官员；既有声名显赫的商业领袖，也有致力于互联网启蒙和普及的知识分子。当然，还有默默无闻的社会“草根”，他们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在社会结构发生扁平化变革的时代中，“小人物”聚成的群体注定是一支磅礴的力量。第一部拓荒
唯一不会改变的事情是，在每一个时代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法］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1995：潮起
1995年5月17日，第27个世界电信日，一扇无形的大门轰然打开——中国互联网的社会化时间开始了！就在这一天，当时的中国电信管理机构——邮电部正式宣布，向国内社会开放计算机互联网接入服务。在北京西单电贸大楼，邮电部专门设立了业务受理点，普通人只要缴纳一定费用，填写一张用户资料表格，就可以成为互联网用户。
这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天。从这一天起，中国的互联网跨过非开放性的学术网络阶段，正式进入开放的社会化网络时代。从此以后，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只要交钱便可以登录互联网。在这之前，对于普通大众而言，不要说接触互联网，即便听说过也只是把它当作虚无缥缈的遥远传说。因为当时的互联网与社会大众是无缘的，由于网络规模小，传输速率低，加上操作复杂，它的使用只局限于科研人员和计算机专业人员。
所以，为了吊起大众的胃口，同年5月，邮电部在《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推广互联网的广告，也多少带有“成功学”的意味：“中国Internet骨干网——ChinaNet已经与国际Internet连通。您在国内也可以使用Internet业务了，试试看，它会给您带来知识、信息、成功的机会……Internet即国际计算机互联网，是当今世界上普遍使用的全球信息资源网，它已经把当时世界各地的数百万台计算机和4000多万的用户连在一起，使他们之间可以互通信息、共享计算机和各种信息资源。Internet已经成为进行科学研究、商业活动和共享信息的重要手段。”为了让民众亲身体验一下互联网到底是什么新奇玩意儿，邮电部还在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如今已成为国家图书馆）举办了为期6天（5月16日至21日）的“中国公用数据通信演示周”活动。它以“ChinaNet接入Internet的最佳选择，提供所有Internet服务”为口号，向社会介绍和推广互联网络，并提供联网计算机，供人们操作体验。对于中国老百姓而言，这显然是一个新奇的时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闵大洪和两名同事兴致勃勃地去北京图书馆参加体验。对于和互联网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闵大洪几乎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回忆。他后来这样描绘当时的场景：“当时在大厅摆放的30多台连线计算机供来宾亲自操作感受一番。当时邮电部还特意发行了一套电话卡（共4张），第一张就是‘ChinaNet——中国公用Internet网’。它已成为我珍藏的中国互联网文物。”历史的新机遇
5月17日，一个新时代开启的日子。从这一天起，互联网开始逐渐介入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为他们营造出另一种生活方式；从这一天起，互联网开始唤起具有敏锐嗅觉的创业者的梦想，无数人的命运将随之跌宕；从这一天起，互联网开始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挥一系列影响，成为推动中国不断前进的巨大力量。
从信息革命的角度看，一切都不算晚。信息社会已经酝酿多年了。自从1964年日本学者梅棹忠夫提出“信息化”这一概念以来，“信息社会”就被视为是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的第三种社会形态。它被众多研究者寄予了厚望，期待工业社会中因市场失灵而导致的生产过剩、资源过度消耗等问题会得到有效解决。20世纪80年代，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的提出，更是对信息社会进行了激动人心的畅想。在他眼中，由信息化带来的“第三次浪潮”将为人们制定新的生活规范，带领人们“超越标准化、同步化、集中化，超越密集的能源、金钱和权力”。
相对于弊端不断显现的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犹如一个崭新的美丽新世界，矗立在不远的地方。但在互联互通的网络搭建起来之前，要想抵达是困难的。直到1993年年初，美国新总统克林顿上任后不久提出兴建“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才终于水到渠成。1994年1月25日，他在《国情咨文》中详细阐释了美国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目标：争取在2000年以前把全美的公共设施联系在一起，中期计划是21世纪初使大部分美国家庭上网，实现多媒体普及化，最高要求是用15~20年的时间建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美最终扩展至全世界的电子通信网络，它四通八达，将每个人都连在一起，并能提供想象得出的通信服务。1995年，美国完成了互联网的铺设工作，完工后举国庆祝进入信息高速公路时代。
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探索出了一条将信息社会从梦想变成现实的可行路径，迅速激荡起一股全球性的信息化浪潮。1994年2月16日，欧洲委员会宣布将建立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新加坡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也有了初步蓝图，计划在15年之内建成将所有家庭、学校、机关、工厂连接起来的高速信息网络。韩国则计划在2015年时将光纤铺设到普通家庭。大学和企业已经开始使用互联网，“www”也开始流行，很多人都开始谈论互联网商业文化。
不过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变化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1995年2月，欧洲联盟民意调查机构的调查显示：有一半欧洲人从未听说过信息高速公路或信息社会；将近六成的人认为信息技术将威胁人们的私生活，但几乎同样多的人认为互联网将带来更多的个人自由；在世界上，互联网也不过连接了600多万台主机，约有5000多万名用户。根据凌志军在《联想风云》一书中的描述，到1995年全世界还有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完全不知道计算机是什么东西，他们分布在非洲、大洋洲、美洲南部、欧洲东部和亚洲；即使是在宣布“与世界同步”的中国，计算机的普及率也不到1/100；在中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有7000万人还在为衣食发愁，有5亿人从来没有见过计算机。
在崇尚“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中国，毫不犹豫地对这股信息化浪潮展示出热情拥抱的姿态。1994年4月20日，通过美国Sprint公司的一条64K国际专线，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NCFC）完成了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至此，中国成为国际上第77个正式拥有全功能Internet的国家。《中国计算机报》报道说，这算是打开了中国通向国际互联网的第一扇大门，“当时的64K专线则更像是一个缓慢爬行的小蜗牛，只有极少数用户可以透过这个狭小的瞭望孔窥得貌似神秘的网络新世纪”。1995年1月，邮电部分别在北京、上海开通了64K专线，开始尝试向社会提供国际互联网接入服务。5月，中国电信开始筹建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全国骨干网，开始了互联网在中国的大规模建设。据统计，1995年3—7月，我国与互联网连接的主机由400多台迅速增加到6000多台，用户由3000多户增加到4万多户。
可以说，中国牢牢把握住了信息革命的历史机遇。尽管互联网起源于美国，但是中国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化运动开始得却并不算晚。在错过工业革命、电力革命的历史机遇后，科技对于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近代中国一系列屈辱的经历，让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白科技对于国家和民族的价值。
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该决定通过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实践经验，进而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5月26日，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召开。江泽民在大会上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总结历史经验和根据我国现实情况所做出的重大部署。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为互联网技术在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也激发出无数科研工作者的报国情怀。时任联想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的柳传志参加了这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后来他在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文章《责无旁贷的使命》中以充满憧憬的笔触写道：“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将为我们这批知识分子施展才能、报效人民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条件。致力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把高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我们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
如果为中国互联网浪潮的兴起寻找更为深远的历史机缘的话，可以追溯到1978年。这一年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正是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新理念的提出，扫清了十年动乱后科学技术发展的政治障碍，为科技力量的喷涌而出打开了闸门。大会闭幕那天，已经86岁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用饱含诗意的语言致辞：“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在以后的岁月中，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又多次强调了科学技术对中国发展的意义。他曾说，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在诸多技术领域中，信息技术一直是他倍加关注的领域。就在1979年1月，邓小平在与余秋里、王震、谷牧、康世恩四位副总理谈经济工作时，明确提出：“投资的重点，要用在电、煤、石油、交通、电信、建材上来。”1984年2月，第二次深圳之行回京后，他又对信息行业进行了强调：“中国发展经济、搞现代化，要从交通、通信入手，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也就是在1984年2月，在上海市展览馆，邓小平提出了“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的著名口号。
1978年春天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与同年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两次会议。“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主张与改革开放的决策，在以后的历史中交相辉映。科技创新的浪潮与改革开放的浪潮相互推涌，激荡出一幕幕震撼人心的历史景观，让中国不断跃上新的高度。接入处于时代前沿的国际互联网，让无数人接触到一个更加浩瀚的世界，是中国科技创新举措结出的新鲜果实，也是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意外礼物。信息高速公路之争
历史每发生一次变革，社会上几乎都要经历一场争论。特别是新生事物刚刚破茧而出，未来形势还不明朗的时候，思想的交锋和观点的碰撞最为激烈。就在1978年2月的美国《新闻周刊》上，网络专家克利夫·斯托尔（Cliff Stoll）表达出对网上虚拟社区和网上购物的满腹狐疑，文章标题显示出对处于萌芽期的互联网完全不屑一顾的态度：“互联网？呸！”
由于中国人对互联网尚缺乏全面深刻的认知，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专家学者，都各执一词。在这年的国际大专辩论赛上，初赛第四场的辩题即是“信息高速公路对发展中国家有利还是不利”。在这场辩论中，支持者认为信息高速公路带来了一个空前的机会，使发展中国家可以借助新科技的力量跃上时代的潮头，摆脱落后的地位。而反对者则认为它将会带来一系列弊端。这代表了社会上的一般心态。翻阅当年的报纸，关于互联网的新闻更多来自美国。而且过半是关于互联网所面临的黑客入侵、垃圾信息、色情信息泛滥等社会难题。依照美国计算机紧急反应小组的报告，在连接数百万计算机的互联网上，1994年发生了2241起安全事故，比1993年翻了一番。这些信息左右着人们对互联网的认知，让乐观者更加审慎，让反对者更加坚持已有的偏见。
1995年1月7日，《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信息高速公路通向何方》以并不确切的笔触写道：“从对‘信息高速公路’的最高要求，也就是建立真正的信息高速公路来看，有两种可能的前途，其一是由于体制和观念的限制，做不到全民共享，该计划流于形式，实质失败；其二是尽管未必与制定者的本愿一致，但大大促进了信息和知识财富的社会化和实际共享，从而产生社会变革。”随后，《探索与商榷》栏目接二连三地刊登了关于信息高速公路争鸣的文章。
有人认为，从现在起着手研究和规划建设我国高速信息网络已不容迟疑；态度更为急切的文章则称，无论是从现实的需求还是从未来发展的战略来考虑，也无论是从市场的需求还是从技术基础来看，我们都完全有必要、有条件建设自己的高速信息网络，中国应力争在15年至20年的时间内基本建成国家高速信息网络，使全国所有大中城市、沿海开放地带和经济发达地区之间实现高速、宽带的信息传输。
而一篇《宣传信息高速公路应该降温》的文章认为，中国能在15年至20年内建成一个以普及电话为中心的低速光纤通信网络，电话普及率达到70%~80%就已是极大的成就，信息高速公路距离中国国情还太远。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何祚庥。他的观点也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一种基于中国现实的考虑。因为当时美国的电话普及率已经达到93%，而中国尚不到3%；美国的家用电脑普及率已高达31%，而中国根本谈不上电脑普及率。何祚庥认为，在中国，能使用和掌握家用电脑技术的恐怕还不到1000万人，因此与建设高速信息网络相比，建设一条供科研和教育体育使用的电子邮路显得更为实际，因为在科研和教育系统中有较高的电脑普及率。
经济学家、信息经济学创始人乌家培则在《对信息高速公路要全面理解》一文中指出，传输网络的建设适当超前是必要的，我国的现实是传输网络严重滞后，已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信息资源网的建设更为落后，尚未摆脱封闭、割裂、分散的局面，社会化和共享程度很低。所以对信息高速公路的宣传不应降温，而应升温。
学者们对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争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政府内部也存在不同的声音。时任邮电部部长吴基传2009年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当时对互联网是有担心，但是后来，认为互联网从技术上会很有利的意见占了上风，决定先发展了再说。那时对互联网的担心，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互联网没有管制，当时网上就有黑客、病毒，以及很多垃圾和黄色的东西，人们担心青少年的教育问题；二是赢利模式的问题，在网上提供信息的人，怎么获取利益？
抛开争议的问题，几乎所有参与争鸣的人都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进入信息社会是毋庸置疑的。美国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后，世界各国纷纷响应便是最好的例证。因此，问题的焦点不是中国要不要建设信息高速公路，而是如何根据中国的国情实事求是地建设。
关于中国要不要大力发展互联网的争论，1995年正是最高潮的时候。这场起始于民间的争论让中国政府开始重视互联网的崛起，不再单纯地认为它只是一门新兴技术，而是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权衡中国互联网的发展。1996年1月，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共有20多个部委参加，由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担任组长。次年4月，由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组织的第一次“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在深圳举行。与会人员再次就是否发展互联网进行了激烈争论。反对者认为，互联网不过是一场骗局，当年美国人用星球大战拖垮了苏联，现在又试图把中国拖到互联网的泥淖中去；还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应该以发展工农业为主，搞信息业也太超前了。支持者则列出互联网的种种好处，据理力争。争论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决定大力发展信息产业。打造中国第一个百姓网“春江水暖鸭先知”。在1995年，先知先觉嗅到互联网商业气息的人们，已经开始行动起来。就在这一年8月9日，成立仅仅16个月的美国网景公司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这家公司在上市之前虽然没有一分钱的利润，但凭借让互联网实现大众化的网络浏览器Netscap（网景），上市第一天股价就从28美元攀升到75美元，纳斯达克为之疯狂。网景的创始人马克·安德森成为计算机界除比尔·盖茨外最受媒体青睐的人物。网景上市被公认为全球网络经济的转折点。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如此评价：“自从网景上市以来，世界便不再相同。”世界的确是与以前不同了。网景的上市，犹如一座灯塔瞬时照亮了美国互联网的天，也让中国的创业者们看到了一丝光亮。通过网景公司，心潮澎湃的创业者们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奋不顾身地投入这场因技术革命而掀起的创业大潮。
1995年年初，北京32岁的张树新和丈夫姜作贤，将全部家当抵押给银行，用拿到的1500万元创办了一家名叫瀛海威的公司。作为计算机专家的姜作贤负责技术，张树新负责总体策划和管理，二人斗志高昂地举起了向互联网进军的大旗。瀛海威，这个乍听有些莫名其妙的名字，对应的是英语“information highway”（信息高速公路）的汉语音译。张树新说：“在世界之初，我想象过所有事情，哪里种树，哪里栽花，潮怎么涨，土在哪儿，这些我都在脑子里想好了。”
张树新从接触互联网到投身互联网大潮，中间不过间隔了几个月时间。1994年，从事寻呼行业的张树新在美国游历时第一次发现了互联网。在一位同学家里，她接触到一份印有电子邮件地址的通讯录，也对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美国在线（American Online）有了初步了解。她敏锐地感觉到互联网的时代来了。这种新生事物可以改变通信产业的未来，蕴含其中的商机不言自明。犹如发现了新大陆的张树新，回到北京后才发现中国的互联网尚是一片荒芜的处女地。不要说普通百姓根本无法连接互联网，就是处在科技前沿的中关村，也不是所有的科研人员都有电子邮件账户。当她走进邮电部的大楼去申请上网线路时，邮电部的人不知道什么是互联网接入，甚至不知道应该由哪个部门来接待她。费尽各种周折，邮电部最后按照寻呼台租用线路的价格确定了线路费用，一条线一个月的费用6000元。事后回忆起往事，张树新已经难以描述当时的复杂性：“你除了需要申请线路，还必须获得电信增值业务许可，在当时，信息台、电子邮箱、图文信息、传真信息等在邮电部都是分开的业务，而你的互联网是这些都能做，就需要你把各种业务的接入系统连接起来。你还需要卫星线路，还需要光缆，反正很复杂。只能说，你做的是完全新的东西，这条路就要从头闯出来。”
当无数人还不知道互联网为何物的时候，张树新犹如新时代的拓荒者，肩负起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她大胆地提出一个目标，打造第一个遍布中国的百姓网。瀛海威将市场培育、互联网接入、内容制作及服务等全部包揽，试图凭一己之力推动互联网浪潮的到来。张树新在《我们怎样建设自己的信息网络》一文中写道：“建立民族化信息产业，不可缺少的一环是能使千百万普通老百姓参与进来，只有让电脑网络的概念深入千百万普通大众的头脑中，才能引导中国人走向信息高速路，瀛海威公司始终把自己定位在建立中国第一个大众化百姓网，所创立的在线服务网络‘瀛海威时空’实实在在是为广大老百姓服务的。”“瀛海威时空”是瀛海威借鉴“美国在线”模式打造的当时国内唯一立足大众信息服务、面向普通家庭开放的网络。用户登录进去必须先登记注册，并缴纳一笔入网费。这个全中文的网络空间结合社会现实设置了与生活、娱乐、工作等相关的丰富多彩的内容。在其中，用户可以阅读电子报纸，在网络论坛中与陌生人交流，还可以随时接入国际网络。瀛海威的广告写道：“进入瀛海威时空，你可以阅读电子报纸，到网络咖啡屋同不见面的朋友交谈，到网络论坛中畅所欲言，还可以随时到国际网络上漫步。”瀛海威时空不过是个局域网，如果要连到互联网上，还需要另外缴费。即便如此，瀛海威时空还是打开了另一个空间。许多人通过这个虚拟的世界谈天说地、相识相知。他们讲述自己或别人的经历，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获得表达的愉悦。
1996年1月26日，瀛海威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福州、西安、哈尔滨和沈阳等地的8个主要节点建成开通，初步形成全国性瀛海威时空的基干。到1996年8月，瀛海威在北京已经拥有6000名用户，其中既有当时已经年近70岁的民盟副主席丁石孙，也有对未来充满憧憬的中学生。在当时网民的心目中，Internet就是瀛海威。张树新也被媒体冠上了“中国互联网第一人”“中国互联网的传教士”等头衔。张树新说：“瀛海威的理想是当信息革命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发展，信息高速公路覆盖地球上每一个角落之时，让中国作为一个信息巨人屹立于世界东方。”
在瀛海威时空中，诞生了中国网络上的第一个轰动全国的温情故事。1995年12月15日，一个英文名叫Rose的女孩成为瀛海威时空中《情感小屋》的主持人。她每天跟网友们倾心交谈。在1996年新年来临时，Rose给瀛海威时空的网友发出了最后的问候：“我是Rose，你们的朋友。我由于自身的原因，也许见不到各位了。但我会像一枝真正的玫瑰花一样，永远陪伴着你们，在你们苦恼的时候，我会给你们带来快乐，这就是我——一枝即将凋谢的玫瑰花……”Rose真的像一枝玫瑰一样只活了十几天的时间，然后从瀛海威空间彻底消失。没有人知道是否真的存在Rose，但网友们宁愿相信她是真实的存在，并把真实的祝愿送给她。一位网友在《送Rose一枝玫瑰》中写道：“我们来到这样一个网络／我们拥有这样一个家庭／你的快乐会在我脸上找到微笑／你的哭泣会在我心中留下哀伤。”另一位则写道：“别哭，我最爱的人／记得你曾经骄傲地说／这世界我曾来过／不要告诉我永恒是什么／我在最灿烂的夜空中陨落……”受Rose事迹的感染，有网友找到张树新，希望每一个人都能送一枝玫瑰到Rose的病房；也有网友突然闯进张树新正在召开会议的办公室，让她为挽救Rose想想办法。“Rose”的故事成为当年“数字化生存”的一个典型注脚，连张树新也困惑于互联网事业的属性，属于科技、社会、文化，还是经济？结论似乎纷杂无绪。“互联网建筑师”回国
1995年年初，在美国的田溯宁和丁健等人，怀揣着“把Internet带回家”的梦想，回国开始了互联网创业历程。1992年，环保专业出身的田溯宁在聆听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戈尔演讲时，对互联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次演讲，戈尔介绍了20分钟的信息高速公路，田溯宁由此意识到互联网将改变整个世界，于是毅然放弃了原有专业，投入了信息科技的怀抱。1994年，田溯宁和在互联网上认识的中国留学生丁健等人创建互联网公司“亚信”（AsiaInto），利用美国互联网的先发优势，试图将美国互联网引向整个亚洲。1994年的一个深夜，几位创业者在一起猜测中国什么时候能有Internet，有人说两年，有人说三年，也有人悲观地认为中国有Internet得是五六年以后的事。
1994年，田溯宁在一篇发表在《科技导报》上的文章中写道：“‘信息高速公路’所有的技术问题，包括汉字化的许多问题，都正在解决，它现在迫切需要的是政府领导的魄力和深邃，及这一领域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值得一提的是，海外数万中国留学生与学者，将可以为中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尽力。因为目前以美国为主的中国海外学生、学者，是前面提到的Internet上最为活跃的用户群。”这篇文章的名字叫“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及对中国现代化的启示”，充满了“60后”一代海外留学人员用互联网技术推动中国进步的报国情怀。亚信，不仅名称中蕴含了将互联网扩展到整个亚洲的愿景，而且成立之初就植入了报国基因。在田溯宁和丁健回来之前，亚信的天使投资人、知名华侨刘耀伦说：“我一辈子都在美国盖房子，中国不需要我回去盖房子，但需要高科技。高科技也正是美国强大的原因。这件事情不错，我支持你们。”
与张树新不同的是，田溯宁没有做互联网内容，而是将搭建基础网络作为亚信的最初使命。对于普通人来说，先具备连入国际互联网的条件才是首要的。在田溯宁归国之前，亚信已经于1994年在中国尝试着铺设“信息高速公路”。就在那一年，中国邮电部与美国商务部签署了中美双方关于国际互联网的协议，其中一项内容规定中国电信总局通过美国电信设备运营商Sprint公司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开通64k专线。搭建的任务辗转落到了亚信头上，亚信由此担负起了中国Internet建筑师的角色。其中“辗转”的原因是这样的：由于对新兴的中国互联网市场未足够重视，Sprint将在北京、上海搭建国际互联网节点的项目委托给了一家咨询公司，结果亚信在应Sprint之邀检查工程方案时，发现咨询公司的设计完全是错误的，亚信由此获得了Sprint的信任，机缘巧合地承接了这个具有历史开创意义的项目。1995年1月，邮电部在北京、上海的64K专线开通，中国互联网由此进入了商用化阶段。虽然北京、上海两地的拨号端口加在一起最多不过支持500个用户，普通百姓依然难以一窥互联网的真容，但距离毕竟是越来越近了。
1995年，中国掀起了大规模建设互联网的热潮。作为中国唯一有互联网建设经验的公司，找亚信的各省电信部门络绎不绝。年底，中国电信与亚信签约，建设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骨干网，将互联网络从北京、上海两个节点向各省会城市延伸，全国33个省会级城市都要连通。
日后回忆起在中国建设互联网的艰苦岁月时，丁健如此描述：“北京灰色寒冷的天空，似乎可以冻结一切梦想，但顽强的亚信人却用自己的双手，在坚硬的土地上一寸寸地开凿壮观的场面——建立一条条信息高速公路。”2000年，亚信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高科技企业，田溯宁也赢得了“中国互联网主建筑师”的称谓。寒风凛冽中的中国黄页
与张树新、田溯宁在美国发现了互联网的大门类似，马云也是在美国通过互联网嗅到了变革的气息。不同的是，当张树新筹集到1500万元在百姓中热火朝天地进行着互联网普及运动，田溯宁担负起中国互联网铺路者的使命时，马云更多地在考虑怎么让中国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通过互联网走向世界。
1995年，为了让美方一家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尽快到位，还是杭州电子工业学院英语教师的马云，受杭州市政府的委派以翻译的身份到了美国。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不久的中国，这笔投资有着浓厚的时代特点：被用来修建杭州至阜阳的高速公路。让马云不曾料想的是，在遭遇了近似软禁的各种传奇经历后，分文没有拿到。一扇门紧闭，另一扇门却打开了。钢筋水泥的高速公路并没有和他发生太多的关联，信息科技的高速公路却摆在了他面前。
在西雅图一家叫VBN的互联网接入服务公司，马云第一次接触到互联网。西雅图的朋友比尔·阿霍对他说：“这是Internet，你试试看，非常好的网络，不管你想找什么东西，基本上都可以找出来。”日后，包括西班牙《国家报》在内的媒体对马云的心情都有着生动的描述：“我甚至害怕触摸电脑的按键。我当时想，谁知道这玩意儿多少钱呢？我要是把它弄坏了可赔不起。”他小心翼翼地在上面敲了“beer”，结果搜索出来德国啤酒、美国啤酒和日本啤酒，唯独没有中国啤酒。然后他又敲了个“Chinese”，搜索结果是“no data”（无数据），马云又敲“China history”，又只找到一个篇幅为50字的简短介绍。马云查了好多搜索关键词，都没有发现与中国有关的数据。
马云被告知，要想在互联网上被检索到，必须先做个主页。马云让对方帮他的海博翻译社做了个简陋的页面，留下了报价、联系电话和电子邮箱。网页是上午9点做好的，当天晚上就收到了5封邮件，分别来自美国、日本和德国。其中一封来自美国华裔的邮件兴奋地回复道：“海博翻译社是互联网上第一家中国公司。”尽管对互联网技术一窍不通，但一个想法却由此萌发：做一个商业网站，将国内企业的资料在上面向世界发布，从中收取服务费用。于是他和VBN公司协商，让对方负责技术，他回国联系客户，一起经营中国企业上网生意。
回国后，马云立即邀集了24位经营外贸生意的朋友，听听他们对互联网的意见。由于自己也不是深度了解，马云用了两个小时对他们宣讲互联网存在的机遇和前景。马云讲完，面对朋友提出的5个问题，却一个都没有回答上来。24人中有23位朋友反对马云涉足互联网：“你开酒吧，开饭店，办个夜校，都行。就是干这个不行。”但马云考虑了一个晚上后，还是决定投身互联网，即使24人都反对也要干。
4月，杭州海博电脑有限公司成立。5月9日，中国黄页上线。在中国互联网尚未向社会开通服务的时候，中国黄页的运营有着烦琐的过程：马云先向中国的企业描绘互联网带来的生意前景，然后把索要到的资料通过EMS寄到西雅图VBN公司；对方将做好的中国企业的主页发到网上，并打印出来用快递寄回杭州；马云拿着打印件向客户收钱，并告诉他们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看到。在互联网已经风起但仍未潮涌的时候，很多人怀疑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回事。马云说：“你可以给法国的朋友打电话，给德国的朋友打电话，或者给美国的朋友打电话，电话费我出，如果他说没有，那就算了；如果他说有，证明有了，你要付我们一点点钱。”彼时马云的收费标准是，一个3000字并配照片的主页，收费两万元，其中1.2万元要付给美国的VBN公司。8月的一天，马云通过电话拨号连接到了互联网上，敲入中国黄页的网址，利用3个半小时把杭州望湖宾馆的网页下载完毕。看着从美国西雅图传回来的图片和简介，马云终于向外界证明他没有欺骗大家。1995年适逢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由于杭州望湖宾馆是当时互联网上唯一能看到的中国宾馆，许多世界妇女代表到杭州后专程到访。
秋冬之际，马云到北京推广中国黄页，在寒风凛冽中穿梭在北京街头，上门拜会媒体和政府部门。因为政府对于互联网的态度仍未明确，媒体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推广宣传。对于马云在北京吃闭门羹的遭遇，一部叫《书生马云》的专题片有着生动的记录。制片人樊馨蔓曾如此评说：“在片子里，他就像一个坏人，虽然滔滔不绝，但表情总有一点鬼鬼祟祟。他对人讲他要干什么什么，要干中国最大的国际信息库，但再看听者的表情就知道，人家根本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片中的内容成为互联网在中国的真实写照。巨大的变革即将发生，未来正在孕育之中，但大多数人尚没有觉察。网上会诊清华女生
就在这一年，北大学生为救治铊中毒的清华女生朱令向国际互联网发布求救信息，引发全球医生为朱令“网上会诊”。在当时，这成为一件轰动中国乃至世界的大事，也是互联网第一次发力中国社会。
1995年3月28日，清华大学1992级女生、21岁的朱令因病陷入重度昏迷状态。自从3月15日入住北京协和医院后，虽然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但一直没有找到病因。而她的神智越来越恍惚，手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差，说话也越来越含糊不清。
4月10日，就在家人和医生都几乎绝望的时候，转机终于发生了。就在这一天晚上，北大力学系92级本科生贝志诚和室友蔡全清连入国际互联网，用英文向虚拟世界中的几个医学论坛发出了求援信件。三小时后，他们就收到了世界各地的热情回信。在随后的十多天里，他们共收到来自18个国家的医学专家的电子邮件1635封。很多医学专家根据描述的症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提出诊断意见。在出具诊断意见的邮件中，近八成的专家认为朱令是铊中毒。有人在信中写道：“我不是医生，不能提出具体诊断，但我尽我所能向更多的人传达这个消息，或许能得到具体帮助。”一位叫卡拉（Cara）的美国朋友还用汉语拼音写道：“在美国，我们都希望你的朋友的身体越来越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位学习远程医疗专业的博士生还专门建立了个网页帮助朱令进行网上会诊。1995年4月28日，经过北京职业病防治所化验，最终确定了朱令的病因——铊中毒。病因确诊后，对于如何解毒，医院采纳了多位外国专家通过互联网提出的建议：使用工业染料普鲁士蓝。在朱令服用普鲁士蓝后不到24小时，体内铊离子含量开始下降。一个月后，朱令体内的铊含量基本排除，中毒症状消失。然而由于误诊延误了治疗时机，朱令的神经系统遭到了永久性的破坏。
网上救助朱令，让人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互联网的神奇力量。它成为万众瞩目的社会公共事件，也以鲜活的案例对互联网进行了一次普及。人们一边为朱令这位清华才女惋惜，一边又为互联网上的丰富资源和应用价值感到惊讶。1995年6月9日，《南方周末》头版头条《神奇的网上救助》在对互联网救助朱令的事件始末进行了一番交代后，认为国家应及时向大学生普及网络知识来促进互联网的社会应用，并建议中国大医院应与Internet联网获取有价值的资料，以快速诊治疑难杂症。文章写道：“国家应该提出系统的规划，让有关部门充分利用Internet上的资源。节省的资金以及获得的效益将不是几十万元，而是几百万元甚至更多。高科技社会里各部门都注意保守机密，但许多极其有价值的信息却是公开的，它们就放在那里，通过一定的技巧把它们取出来、收集起来、利用起来，就能创造财富。”无形的桥
1995年1月12日，互联网上第一份中文电子杂志——《神州学人》（Chisa）电子版诞生了。《神州学人》是一份创办于1987年5月的刊物，旨在向处在异国他乡的游子们传递祖国的声音，是海外留学人员了解中国信息的重要渠道。杂志的封面由鲜艳的五星红旗和邓小平题写的“神州学人”四个字组成。在电子版的发刊词中，编辑动情地写道：“在祖国和海外留学人员之间搭起一座电子桥，沟通信息，为留学人员服务。这是本刊电子版的唯一宗旨。海外学子，思念祖国、家乡和亲人，盼望及时得到来自国内的信息，这是人之常情。急留学人员之所急，竭诚服务，不遗余力，这是本刊编辑部全体人员的共同心愿。”
在中文信息极度匮乏的互联网世界，《神州学人》电子版刚一诞生，就给身在异国他乡的留学人员带来了特别的惊喜。作为文摘性的新闻周刊，《神州学人》从国内几十种报纸杂志中摘取每周最重要的信息，每周五通过清华大学网络中心的服务器发布到互联网。它除了大量提供国内的信息外，还随时接收电子邮件，并提供问答服务。《神州学人》电子杂志创办一年的时候，订户就达到了3000多个，不定期阅读者超过15万人。
一些漂泊海外的学子在邮件中写道：“每到星期五的早上，我就像一只晨鸟，坐在电脑前静候《神州学人》。”“我几乎读过网上所有的中文刊物，《神州学人》是一份真正的中文杂志，因为它来自中国。”“如你们所知，这里关于中国的消息很少。对于我而言，《神州学人》就像是沙漠里的甘泉。”《神州学人》电子版构建起了海外留学生与祖国联络的全新纽带，他们可以及时地掌握中国正在发生的变革，并把自己的反馈给北京的编辑部。《神州学人》电子版包括“经济快讯”“科技动态”“文体之窗”等内容。首期《神州学人》电子版只有区区两万字的内容，甚至出现了一篇名为《北京市蔬菜零售指导价格》的文章。但在信息传播不通畅的情况下，即便是如此普通的日常生活信息，也显得十足宝贵。
自此，中国的新闻机构纷纷利用互联网传播信息。1995年10月20日，《中国贸易报》电子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开播演示。这是国内第一家正式接入互联网的电子日报，每天上网的文字量为1万字中文、5000字英文。《中国贸易报》电子版试图将中国经济贸易的最新动态展示给世界。该报总编辑孙维佳踌躇满志地表示，电子版旨在创立一种全新的新闻媒介形式，打破纸质报纸在出版发行中受到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广大读者提供更简明、更迅捷的服务。《中国贸易报》的这一举动，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关注。英国路透社经过洽谈，成为电子版的订户。
到1995年年底，中国尝试上网的报刊已接近10家。由于技术的限制，尽管内容和形式都显得比较简单原始，而且查阅调取也并不是容易的事，但毕竟迈出了利用互联网向世界传播的第一步。中国不再是被动地接收来自世界的信息，而是开始尝试利用互联网来影响世界。开放之国
1995年的世界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中国也更深入地介入世界范围的活动中。这是邓小平南方视察后的第三个年头，中国正以更加自信和开放的姿态来面对世界。在这年10月的联合国50周年庆典上，江泽民主席发表了《让我们共同缔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演讲。这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参加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他以包容的态度阐明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并倡导各国携手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他说：“中国是国际大家庭的一员。中国离不开世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需要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世界也需要中国。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需要中国的稳定和繁荣。”
就在这一年，世界贸易组织在瑞士日内瓦成立，之后不久中国开始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举行会谈，并在同年获得世界贸易组织观察员的身份。从这一年的5月1日起，中国正式施行5天工作制，由此成为世界上第145个实行5天工作制的国家。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到90年代初，中国实行的都是每周6天每天8小时工作制。双休日走进普通百姓的生活，除了有助于提升生活质量，也成为中国向世界看齐的一个标志。自从1994年年底引进第一部好莱坞大片《亡命天涯》后，1995年中影公司第一次以分账形式引进的10部大片陆续在中国上映。《真实的谎言》《生死时速》《阿甘正传》《廊桥遗梦》等电影为中国观众带来新的视觉体验，也为中国观众提供了观察问题的新视角。这一年，普通百姓有了新的购物场所——超市。1994年3月26日，马来西亚零售商百盛进入中国，超市随之在中国出现。而家乐福和普尔斯马特等超市于1995年蜂拥进入中国，则将超市演变成为中国人最喜欢的购物场所。
一个愈加开放的中国，做好了准备，迎接互联网时代。1996：启蒙
1996年，一切都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这一年，中国政府将进口关税降低了30%，涉及6000种进口产品中的4000余种，还取消了174种产品的配额销售制度。“韩流”开始波及中国。新潮、时尚、前卫的韩国H.O.T组合凭借具有颠覆性的台风和绚丽的舞台效果，几乎迷倒了整个亚洲的少年。他们成为第一支被中国正式引进唱片的韩国乐队。在大洋彼岸美国的城市亚特兰大，奥运会迎来了百年诞辰，共有来自197个国家和地区的10318名选手参加，媒体直惊呼这次奥运会实现了奥运家庭的大团圆。有“东方神鹿”之称的辽宁姑娘王军霞首次参加奥运会，就获得了女子5000米金牌。她也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奥运会长跑金牌的运动员。王军霞的脱颖而出，让世界都为中国速度惊叹。
飞速发展的当然还有中国的信息科技。1996年，中国人购买了201万台电脑，比此前十几年购买的全部电脑还要多。其中增加最快的就是个人电脑，很多国外媒体惊呼：“中国进入电脑时代。”这年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建成开通，并开始提供服务。即便是雪域高原的城市拉萨，也有了32个端口。北京的端口已经扩张到120个，可以同时支持2000个用户上网。在南方的城市上海，高校的学生开始利用互联网接受教育。学生不需要到课堂听课，只需要一台电脑、一个拨号上网的调制解调器和一条电话线就够了。复旦大学的20名学生成为这种教学方式的最早受益者。
这年年初，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立，由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担任领导小组组长。由此，中国互联网事业的发展有了正式的管理领导团队。6月，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大力发展中国互联网事业。与政府的决策相映衬，一场互联网启蒙运动迅速展开。比尔·盖茨与未来之路
1996年年初，乍暖还寒时节，一本名为《未来之路》的书悄然出现在北京的大小书店和街头巷尾的书摊。在书的封面上，斯文的比尔·盖茨双手插在裤兜中，微笑又自信地站在一条通往遥远天际的高速公路上。封面的寓意不言自明，比尔·盖茨将为我们描绘出通向未来社会的道路。他在书中态度认真地写道：“虽然现在看来这些预测不太可能实现，甚至有些荒谬，但是我保证这是本严肃的书，而绝非戏言。10年后我的观点将会得到证实。”该书出版后，很快就跻身畅销书排行榜，随即旋风般地席卷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
当时的比尔·盖茨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偶像。他所拥有的财富让中国人赞叹不已，他的奋斗历程正为尚不富裕的中国人津津乐道。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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