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彦姝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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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发展新气象(“改革开放与新时代”研究丛书)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文学发展新气象
作者：李彦姝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01
ISBN：978-7-300-26448-6
价格：48.00元前 言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走过了40年的伟大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1]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2018年4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1978年，在邓小平先生倡导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征程。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在40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人民践行了风雷激荡的伟大变革，奏响了响彻寰宇的激昂壮歌，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其中，文学事业也呈现出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崭新气象。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这是对改革开放40年文学发展成就的充分肯定。改革开放赋予文学发展巨大动能，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新时期以来文学事业的蓬勃发展，就没有一代代作家的大胆创新与勤奋耕耘，就没有一座座文学高原与高峰的巍然耸立。“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是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貌最生动最直接的反映，这40年来蓬勃发展的文学事业，不仅是改革开放累累硕果的具体体现，是中国人民全新精神文化风貌的直接映射，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征程上的重要见证。文学兴则文化兴，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而文学则是文化事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最鲜活生动的文化载体之一。只有继续繁荣发展文学事业，才能使全体中国人民更加坚定文化自信，才能使国家文化软实力得到不断增强，从而为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今天，我们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上，我们昂首阔步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上，回首40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总体历程和阶段性特征，总结40年来中国文学事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及宝贵经验，展望中国文学未来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基本路向，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与时代意义。注释[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71．第一章 开启与勃兴：新时期文学发展综论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新征程。当我们谈论改革开放40年文学发展的起点时，自然要回到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的历史语境中。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拘捕，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宣布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这次会议把“文革”结束后的中国社会，[1]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1978年2月底，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华国锋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了新时期的总任务，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同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再次强调“新时期”的来临及其意义。“新时期”这一时间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时代意义，标志着与“文革”时期那种“旧”的社会阶段及政治秩序划清界限。“新时期”这一时间概念很快就在文学界得到积极响应，在1979年10月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四次文代会）上，文联主席周扬做了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新时期文学”这一命名的由来。可见，新时期文学的起点与改革开放的起点基本重合。
当代著名诗人艾青用诗篇《窗外的争吵》记录了“新时期”来临的转折性时刻：
昨天晚上／我听见两个声音——
春天：大家都在咒骂你／整天为你在发愁／谁也不会喜欢你／你让大家吃苦头
冬天：我还留恋这地方／你来得不是时候／我还想打扫打扫／什么也不给你留
春天：你真是冷酷无情／闹得什么也没有／难道糟蹋得还少／难道摧毁得不够
冬天：我也有我的尊严／我讨厌嬉皮笑脸／看你把我怎么办／我就是不愿意走
春天：别以为大家怕你／到时候你就得走／你不走大家轰你／谁也没办法挽留／用不到公民投票／用不到民意测验／用不到开会表决／用不到通过举手／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去问南来的燕子／去问轻柔的杨柳／地里种子要发芽／枝头骨朵要吐秀／万物都频频点头／异口同声劝你走／你要是赖着不走／用拖拉机拉你走／用推土机推你走／敲锣打鼓送你走
这首诗写于1980年春节辞旧迎新之际，诗歌表面是以拟人的修辞书写“春天”与“冬天”之间关于“谁去谁留”问题的争吵；从深层次看则是写在中华大地新旧时代博弈的转折性历史时刻，冬天的萎靡不振象征着“文革”大势已去，而春天的信心饱满则象征着“新时期”的来临已经势不可当。“新时期”之“新”，在时间坐标上与刚刚过去的“文革”十年截然区分，在内涵上则表达了革旧图新、万象更新的美好期冀。从广义上说，“新时期”酝酿于1977年底“文革”结束之时，以拨乱反正作为先声，以思想解放作为旗帜，以改革开放作为标志性事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随着宿冰解冻、万物复苏的时代氛围在全社会蔓延开来，文学事业的春天也随之来临，并一直延续至今。随着时代推移，后来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又有了“后新时期文学”“新世纪文学”“新时代文学”等命名，这些命名既是出于方便研究者论述的考量，又表达了文学史家及研究者试图以断代方式揭示文学发展不同阶段的规律与道路的愿望。
为了更清晰地梳理改革开放40年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为了更好地辨析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整体发展趋势（包括文学发展状况）的显著区别，本书论述过程中将“新时期文学”的下限放在80年代末，而将90年代的文学统称“后新时期文学”，将2000年以来的文学统称“新世纪文学”，这种分期也与当下多数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基本保持一致。如上所言，这种命名背后既有历史时间的规定性的考量，也夹带着内涵方面的梳理和考辨。注释[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85．一、拨乱反正
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但改革开放并非横空出世，而是经历了充分的准备和酝酿阶段。自1976年10月“文革”宣告结束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这两年多时间，是中国文学界全面摆脱“文革”错误思潮笼罩的关键历史时期，社会各界的拨乱反正工作是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不可或缺的先声和序曲。没有经历过“文革”十年，人们就不会真正意识到改革开放事业的伟大；没有经历过“文革”结束期与过渡期的徘徊摸索、拨乱反正，也就没有新时期文学黄金时代的到来。因此，我们在讨论新时期文学发展状况的时候，必须先厘清1976年末至1978年末这段新时期文学孕育期和萌芽期的基本面貌，以期更完整、全面地关照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背景和渊源。“文革”结束后文学界的拨乱反正主要体现在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文艺主管机构恢复工作及其所属报刊复刊或创办、纠正文学界“冤假错案”等方面。
第一，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肃清“文革”期间错误文艺思想流毒。文艺界的拨乱反正是从1977年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开始的。什么是“文艺黑线专政”论？它又是如何被炮制出来的呢？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赶到苏州，以“文艺革命”为题目，同林彪合谋来批判所谓“文艺黑线”。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上海受林彪委托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4月14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正式出炉。《纪要》提出了“黑线专政”论，指出：“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境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纪要》批判了文艺界的所谓“黑八论”，即“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和反“火药味”论，从而全面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领导的文艺事业所取得的成就。《纪要》的炮制，标志着林彪和江青勾结起来利用“文革”[1]大搞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开始，在文学界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成为“文革”结束后文艺界拨乱反正的当务之急和重要任务。第一次对“文艺黑线专政”论进行集中批判的，是1977年11月21日由《人民日报》编辑部组织召开的文艺界人士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茅盾、冰心、刘白羽、张光年、贺敬之等。11月25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了《坚决推倒、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本报编辑部邀请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的报道，“编者按”介绍了“黑线专政”论的由来、危害，正文介绍了与会文艺界人士对“黑线专政”论的批判。11月28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由100多位文学界人士参加的批判“黑线专政”论的座谈会。类似主题的座谈会相继召开，批判文章也陆续发表，其中张光年在1977年1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驳“文艺黑线专政”论——从所谓“文艺黑线”的“黑八论”谈起》是系统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张光年在文章中指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必须彻底清算。……一定要把林彪和‘四人帮’长期颠倒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再颠倒过来，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革命文艺路线得以全面地准确地贯彻执行。”通过上述座谈会及批判文章的内容可以看出，“文艺黑线专政”论统治中国文艺界十余年的局面被打破了，长期压在广大文艺工作者头上的精神枷锁被解除了。这无疑充分表达了文学界摆脱极左思潮控制的迫切愿望，也传递了文学界正本清源、解放思想的呼声。
第二，文艺主管机构恢复工作及其所属报刊复刊或创办。机构调整和创建主要表现为一批在“文革”中被打压的文艺主管部门工作职能得到恢复，一些适应新时期文学发展要求的新机构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得以创设。1977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第43号文件，决定恢复中宣部，规定中宣部的主要职责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掌管新闻、出版的方针政策。中宣部的恢复，是意识形态领域拨乱反正的成果之一，也是文艺界春天即将到来的重要信号之一。1978年5月27日至6月5日，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京召开。经中共中央批准，会议宣布在“文革”期间一度停止活动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文艺团体正式恢复工作。1982年5月26日，中央书记处批准，恢复中国作协原体制，确定中国作家协会是一个全国性的专业团体，同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文联是同级单位。
中国作协下属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立也是新时期文坛的一件大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立与文学泰斗巴金先生的倡议密不可分。巴金先生是一位纯粹的现代作家，他在晚年时意识到自己有将一个时代的印记传承下去的责任。1981年2月14日，巴金先生在为香港《文汇报》写的《创作回忆录》之十一《关于“寒夜”》和《创作回忆录·后记》中最早建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一建议于1981年3月12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刊载，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同年4月20日，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决定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并报中央批准。在多方的积极筹备和共同努力下，1985年1月5日在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宣告成立，杨[2]犁任文学馆第一任馆长。同年3月26日举行隆重的开馆典礼。它成为中国第一座、也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文学博物馆。自此，中国现代文学馆在搜集、收藏、整理、研究、展示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阵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随着上述单位和部门的恢复或新建，一批曾由这些部门主管（主办）、在“文革”中停办的报纸杂志得以复刊，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人民文学》《文艺报》《收获》等。这些报纸杂志的复刊为新时期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学批评文章的发表提供了平台，它们在摸索中积极寻找新的定位，调整办刊（报）宗旨和思路，为新时期文学的创新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民文学》于1949年10月25日创刊，是国家最高级别的文学刊物之一，发表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至1966年5月12日（5月号）出刊198期。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停刊。1976年1月20日《人民文学》重现文坛，目录标明“总第一期”，虽标注为“创办”，实为复刊。复刊后刊物逐步摆脱极左思潮的笼罩，对作者队伍进行了重大调整，一些在“文革”中受压制的“人民作家”重新活跃起来，还有一些颇具潜质的文学新人在刊物崭露头角，而工农兵作者和集体写作班子不再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刊载作品也展现出全新的风貌，摆脱颂歌文学、帮派文学、工具文学等的桎梏，真正深入新时期的社会生活，积极反映人民的心声与诉求。作家走出平面化、机械化的思维模式，以直面现实的智慧与勇气，对社会、政治、历史的种种现象及问题进行反思和剖析，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刊于1977年第11期）便是这种文坛新气象的代表。《文艺报》的创办、停刊、复刊的时间与《人民文学》基本吻合，创办于1949年9月25日，1966年7月停刊，1978年7月复刊。《文艺报》最初是综合性的文学艺术评论杂志，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后，内容上偏重于文学活动的报道和文学评论文章；改版为报纸后，辟有《新收获》《作家论》《文学新人》《争鸣录》《世界文坛漫步》等栏目，成为以文学为主、兼顾艺术的专业报纸。《文艺报》复刊号指出，要彻底粉碎“四人帮”设置的重重精神枷锁，完全解放文学艺术的生产力，为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而斗争，并把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大力支持各种题材、各种体裁、各种风格的社会主义香花，作为其光荣任务。
大型文学刊物《收获》于1979年第1期推出复刊号，标志着刊物经历了60年代初及“文革”时期的两次停刊后，重新正式回归文坛。《收获》复刊后，在主编巴金的领导下，迅速成为新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刊物。在80年代，《收获》刊发的多部作品荣获国内各种奖项，并且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一方面，原先停办的老牌报刊重现活力，另一方面很多新的报刊应运而生。《文学报》1981年4月在上海创刊，是改革开放后非常有影响力的文学类专业报纸。它的不断壮大，使得北有《文艺报》、南有《文学报》的遥相呼应局面得以形成。两报保持着差异化的风格，形成互补关系。《文艺报》历史悠久，数次参与到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中，在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思想战线领域颇具领导权和影响力，是发布、响应、阐释党和国家重大文艺方针政策的权威平台。相比而言，《文学报》的创办时代、创办地点等决定了它更灵活、更新颖、更大胆的风格。《文学报》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产物，条条框框的束缚相对较少；上海文化氛围更为开放多元，这也决定了《文学报》更有条件开辟出一片别样的天地。此外，《当代》《十月》《中国作家》《钟山》《花城》等原创文学期刊，以及《小说月报》《小说选刊》《诗选刊》等文学选刊也相继创办，文学创作及评论发表的平台已经在全国各地陆续搭建起来。
第三，纠正冤假错案，恢复作家名誉。很多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作家名誉的恢复，间接促进了风清气正的文学生态的生成。1978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加快为受迫害的作家和作品平反的步伐》，文章指出：“各级领导，在为受迫害的作者和作品平反的工作中，都不应当狐疑不定，顾虑重重，口将言而嗫嚅，足欲前而趑趄了，要把胆子放大一点，步子加快一点。凡是错案、假案、冤案，都要实事求是地坚决平反，彻底平反，迅速平反，要快刀斩乱麻，有错必纠。”在这一年，有关部门为老舍、赵树理等知名作家举行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各种形式表达对这些作家的缅怀之情。
在一系列纠正冤假错案的过程中，长篇小说《刘志丹》的平反很有代表性。《刘志丹》由李建彤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描写陕北、陕甘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创建者之一刘志丹的革命传奇生涯。小说未经正式出版就引发了轩然大波，康生罗织了“小说反党”的罪名，煽动对《刘志丹》进行批判，其间波及一大批党内外高层领导及文艺界人士。粉碎“四人帮”后，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79年8月4日，中组部向中央递交了《关于为小说 〈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认为：“《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所谓利用写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大错案。中央决定，为小说《刘志丹》平反，因此案受到诬陷的习仲勋等同志一律平反昭[3]雪。”小说于1979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刘志丹》的重见天日洗清了多年的文字沉冤，向文坛释放出强烈的拨乱反正信号。诸多冤假错案得到纠正，诸多作家作品恢复名誉，一个全新的创作时代已经拉开大幕。注释[1]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1966年2月2—20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51935／176588／176596／10556225．html．[2] 创建初始（万寿寺）．http：／／www．wxg．org．cn／cjcs．jhtml．[3] 1979年8月4日 中共中央批准《刘志丹》平反．（2009-08-03）．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txt／2009－08／03／content＿18255629．htm．二、解放思想
20世纪70年代后期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是中国社会拨乱反正的缩影，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时期的文艺工作扫清了障碍，奠定了新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极大地促进了包括文艺界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走出极左思潮阴影，投入解放思想、除旧布新、改革开放的新的事业之中。文艺界的解放思想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文艺理论及创作实践的强有力支撑。思想的解放以理论的解放为根基，理论的解放则以海纳百川的吸收借鉴、传承创新为基础。新时期的理论解放，既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不断推进以及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上，又表现在对古今中外其他各类文艺思想资源的大胆吸收和积极借鉴，以及各种文艺思想之间的融会贯通上。
新时期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新中国文艺发展的基本经验制定出来的，主要体现为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相关论述。
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相关论述在新时期之初召开的文代会、作代会中得以彰显。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第四次文代会召开，这次大会是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出席会议，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在祝词中，他批驳了林彪、“四人帮”把“文革”前17年的文艺战线说成是所谓“黑线专政”的诬蔑，提出了新时期文艺工作的任务、方针和原则，[1]提出了“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对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发展的任务，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2]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
对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发展的方针，邓小平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3]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指明了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的目标宗旨、服务对象、基本方针等，意味着党的文艺政策已由“文革”期间的封闭独断转变为开放包容。他还对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4]人民。”要求文艺工作者不仅要弄清“为什么人”的问题，还要以一种极端负责的态度关注作品的艺术水准和思想深度，将真正精益求精的作品呈现给人民。
邓小平还就党如何对文艺工作进行领导的问题进行了阐述：“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5]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邓小平显然从“文革”时期文艺工作的某些失误中吸取了经验教训。他肯定了尊重文艺自身内在发展规律的必要性，肯定了文艺家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从邓小平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已经跨越“发号施令”“横加干涉”的简单粗暴阶段，僵化的“工具论”“庸俗社会学”思维也开始得到扭转。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相关论述表明，文艺的社会学功能并没有消失，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目标宗旨并没有改变，但是文艺事业要想真正推陈出新、发展壮大，就不能仅仅为附庸于政治而存在，不能仅仅定位于充当政治话语的传声筒；而是必须首先遵照文艺自身发展规律，寻求独立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相应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也开始转向以尊重规律、实事求是为基础的正面的、柔性的引导。总的来说，邓小平的这篇祝词对新时期文艺界的思想解放、文艺工作的繁荣发展、文艺工作者队伍稳步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四次文代会还改选了领导机构，选举茅盾为中国文联名誉主席，周扬为主席。周扬在《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中指出：“这次会议，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历史上将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它标志着林彪、‘四人帮’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毁灭文艺的黑暗年代已经永远结束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新繁荣的时期已经开始。”报告正文分为三个部分：艰巨的斗争历程、新时期光荣任务、文联和各协会的职责。第一部分“艰巨的斗争历程”篇幅最长，既回顾了社会主义文艺走过的曲折道路，也总结了社会主义文艺取得的巨大成就及深刻教训。他认为最值得记取的经验教训有三条，即要正确处理三个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上继承传统和革新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处理得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的成败兴衰。在这三个关系中，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是最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也就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第二部分“新时期光荣任务”，着重指出解放思想仍是当前文艺战线的重要任务，而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第三部分“文联和各协[6]会的职责”对文联和各协会的工作提出新要求、部署新任务。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接续文代会上的讲话精神，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文艺界刚开了文代会，我们讲，对写什么，怎么写，不要横加干涉，这就加重了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对自己工作的要求。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7]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
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社论重申了党中央提出的文艺工作的“二为”方针，正式提出应当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代替“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社论指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口号概括了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它包括了为政治服务，但比孤立地提为政治服务更全面，更科学。它不仅能更完整地反映社会主义时代对文艺的历史要求，而且更符合文艺规律。我们希望各级党委严格地执行党的统一的文艺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方向。”
1982年6月25日，胡乔木在中国文联四届二次全委会招待会上发表题为《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几点意见》的讲话，讲话是对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相关论述的深入阐发。他谈到的一些问题在新时期文艺界思想解放的背景下很有启发意义。比如，他深入分析了中央不再用“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些提法，而改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提法的原因。他指出：“文学艺术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党需要对这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发展方向进行正确的领导，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许多事情，不是在党的直接指挥下，经过党的组织就能够完成的，而是要通过国家和社会的有关组织、党和党外群众的合作才能进行的。而且，有许多与文学艺术发展方向关系不大的事情，党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干预。因此，不能把文学艺术这种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纳入党所独占的范围，把它[8]说成是党的附属物，是党的‘齿轮和螺丝钉’。”
他进而对“文学的党性”问题进行了辨析：“当我们说，党要求在作品中努力表现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这是对党员的有倾向性的文艺创作而言的，不必要也不应该成为对所有的文艺作品的要求；如果那样要求，我们就把问题简单化了，[9]我们的文学观就太狭窄了。”
他还提出了党内及党外作家尊重文艺创作自身规律的重要性：“我们还必须记住，这种倾向性，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要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就是说，要通过深刻反映社会生活本身的规律，通过严格遵循艺术创作本身的规律来表现，而不应该违背生活、违背艺术的规律，从外面加进来，硬塞给读者。对于共产党员文学家，党也是这样要求，因为艺术规律是客观的，违背艺术规律，不从生活出发而从政治概念出发去创作必定不会是成功的，不管你是不[10]是共产党员。”
胡乔木以上几点表述，是对1979年邓小平第四次文代会讲话内容的有力补充和深入阐释，深刻而辩证地澄清了政治与文艺、党与文艺的关系，反映了新时期党的文艺思想解放、文艺方针全面推陈出新的大好局面。
具体来看，以下一些重要事件可以看作新时期文艺领域思想解放、理论解放的标志性事件，具有里程碑意义。
第一，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在文学界引发热议。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驳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改革开放国策的施行提供了思想上的保障。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真理标准大讨论”对包括文学界在内的整个思想理论界都产生了巨大震动，文学界以此次大讨论为契机，举办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活动。茅盾1978年10月20日发表文章《作家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指出身为作家，既要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也要深入实践，在实践中不断检验自己的认识：“一个作家有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不深入生活，是写不出作品来的；同样，一个作家光有革命热情，领受了政治任务，甚至有了重大的主题，但不深入社会实践，[11]也一定写不出好的作品来。”同年10月20日至25日，《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联合召开编委会联席会议。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书记张光年主持会议，刘白羽、魏巍、冰心、唐弢、草明、柯岩、李季、冯至、荒煤、臧克家、李瑛、袁鹰、林默涵、罗荪、韦君宜、赵寻等作家、学者、编辑先后发言，他们结合自身的背景、经历以及所从事的具体工作，本着从实践出发的基本原则，以坦率、果敢、敏锐的态度，对“文革”期间文艺界的经验教训进行回顾和反思，对处于新旧转折期的文坛状况进行了深入剖析和总结归纳，对日后的文学发展道路和方向进行了设想和展望，表现出文艺界人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立场。这次会议，是粉碎“四人帮”后三家报刊联合召开的第一次编委会，会议召开的本身就具有思想解放的标志性意义。会议中发言的编委认为“真理标准大讨论”抓住了揭批“四人帮”的要害。以当下的视角来看，这次会议中的某些发言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结合其时代背景，就会发现发言中的很多观点以及所提出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当时是切中肯綮的。比如呼吁为受迫害的作家和被打成“毒草”的作品平反，揭批“四人帮”捏造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和“文艺黑线”论，重估20世纪30年代文艺和“十七年”文艺的历史功过，恢复毛泽东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导地位，为以“伤痕文学”为开端的新时期文学扫清思想障碍，提倡作家以实践为指导深入生活，等等。总的来说，在这次编委会上文艺界知名人士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推动了文艺界的思想解放，为新时期文学的发[12]展方向定下了基调。
第二，文艺创作及理论界几次大讨论的展开。新时期以来，在思想解放的社会整体氛围中，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文艺界形成了浓厚的讨论、争鸣、商榷氛围，与“文革”时期压抑沉寂的氛围形成鲜明对比。影响较大的讨论有围绕《“歌德”与“缺德”》一文的论争，美学大讨论以及关于“新诗潮”“人道主义”“主体性”等问题的辩论。《河北文艺》1979年第6期发表了青年学者李剑的文艺杂谈《“歌德”与“缺德”》。文章主要观点是：“在阶级社会中，只有阶级的作家，没有超阶级的所谓‘田园诗人’……如果人民的作家不为人民大‘歌’其‘德’，那么，要这些人又有何用？……那种不‘歌德’的人，倒是有点‘缺德’。”这篇文章具有弘扬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意义，“文学为以工农兵为代表的人民服务”这一出发点是正确的，提倡文学发挥“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四化”“歌颂英雄”的社会学功能也无可厚非；可是文章缺乏辩证唯物主义的全局视野和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固守非此即彼的僵化思维模式，一些具体观点有失偏颇，口气也过于武断，存有“工具论”思想的残余。此外，文章将作家所选择和驾驭的艺术题材与作家人格直接“捆绑”，混为一谈，不免有对作家进行人身攻击与道德绑架的嫌疑。文学题材应多样化而非囿于一隅，是“双百”方针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思想解放的具体体现。随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等报刊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歌德”与“缺德”》一文进行批驳。在这场争论中，也有人对李剑的观点予以支持，宣称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已经引起了思想混乱。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得知情况后，按照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的原则，指示中宣部于1979年9月4日至7日召开小型座谈会，专门讨论这篇文章的得失。他亲自到会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李剑同志是个好青年，写了这篇有错误、有缺点的东西，我们不要过分地追究。”还指出：“对文艺上的争论问题，我们都要用同志式的、平心静气的方法来交谈、讨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胡耀邦对事件的介入和表态使这场争论平息下来。
新时期之初，随着创作领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涌现，政界及学界开始介入对“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这一讨论颇具理论争鸣色彩，引发了广泛关注。“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可以拿出来在学界公开讨论，这一事件本身即有里程碑意义。因为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个话题都是一个理论禁区。“人道主义与异化”总的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内的问题，但对文艺理论界及创作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次讨论最初是由周扬和北京大学黄枬森教授等人发起的，后来最具代表性、权威性的两篇文章先后出自周扬、胡乔木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言的讲话稿。一篇是时任中国文联主席的周扬于1983年3月7日做的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篇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于1984年1月3日做的报告《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周扬与胡乔木都是党内拥有深厚资历的理论家，尤其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界具有很高的地位，他们围绕“人道主义与异化”的理论探讨主要涉及以下问题：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是否存在人道主义思想的成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存在异化的现象？这次理论争鸣双方虽然在观点上各持己见，观点针锋相对，但都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维度出发，立足于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阐释和对中国实际国情的观察，而非“扣帽子”式的人身攻击，更没有像“文革”时那样动辄以“反革命分子”相称进行污名化的大批判。这两篇文章后来分别收入公开出版的《周扬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和《胡乔木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标志着两篇文章得到政治界和学术界的认可，成为后辈学者考察20世纪80年代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理论争鸣的重要参考文献。
8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具有强烈的哲学思想支撑及理论争鸣意涵，对美学学科基础理论夯实及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现实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指导性。这次美学大讨论的主要参与者既有各自的理论建构，也有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商榷，从而形成“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活跃局面。学术界常将80年代的这次美学大讨论与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相互比较。两次讨论都具有强烈的争鸣色彩，有所不同的是50年代的讨论更多被放置于政治框架中加以开展，将美学争鸣限定在意识形态分歧的视域中，因此出现了“批判”与“被批判”的强烈对峙；而80年代的讨论发生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新时期，所以从理论建构角度看，学者们更注重学理性、规律性的阐释，更注重方法论的建构；从理论接受角度看，读者也更多是从理论背景差异、学术观点差异的视角出发，以更加包容的心态来审视和讨论各家观点。
总体来看，新时期文坛中人们的理性思考已逐渐代替了“文革”时期那种非理性的狂热，“摆事实、讲道理”代替了上纲上线、捕风捉影甚至人身攻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态度代替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行为。经过这几次较大规模的讨论，各种观点的利害得失越辩越明，广大文艺管理层及文艺工作者越来越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来思考和解决问题，文坛生态也得到明显净化。
当然，那种极端的、不加规约的所谓“思想解放”也可能会有悖初衷，导致一些错误思想观念的滋生，比如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面对新时期文化思想领域的巨大变化，邓小平一直注重以一种辩证的眼光紧盯“左”“右”两方面出现的问题，一方面大力倡导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另一方面丝毫不放弃对“四项基本原则”这一底线的坚守。早在1979年3月27日，针对当时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邓小平在与胡耀邦、胡乔木谈话时，就指出：“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13]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指出：“现在一方面，坚持‘左’倾错误的人攻击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党内和社会上产生一种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因此，我们要在继续批判极左思[14]潮的同时，对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批判。”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时指出：“要求安定团结，不会妨碍百花齐放。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这不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局。我们坚持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双百’方针，是完[15]全一致的。”邓小平以上表述充分体现了底线思维与辩证思维、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特征，为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的党内外各界人士指明了新时期各项工作的基本遵循和前进方向。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界也有表现。尽管80年代的文艺界官方（包括主流媒体）对具有自由化倾向的作家作品进行了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但是大多都较好把握了分寸，批判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有的批判在当事人做出反省和检讨后，便有意识做“降温”收缩的处
[16]理。党对文艺创作的干预，已经远没有此前那么直接和强烈。如邓小平所说的：“既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又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不再搞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了。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17]导，但党要善于领导，不要像过去那样干预一切。”邓小平的这一观点在对待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的态度中得到比较全面的呈现，邓小平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等文章中针对《苦恋》先后指出：
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18]问题。当然，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
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但是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19]
关于《苦恋》，《解放军报》进行了批评，是应该的。首先要肯定应该批评。缺点是，评论文章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得不够周到。《文艺报》要组织几篇评论《苦恋》和其他有关问题的[20]质量高的文章。不能因为批评的方法不够好，就说批评错了。
批评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这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把批评[21]看成打棍子。
通过邓小平上述观点可以看出，他强调对一些具有不良倾向的作品进行批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也指出必须注意批评的客观性并且要讲求批评方法。他既强调反右的必要性，也从历史上反右扩大化及其严重后果中汲取了教训，因此以一种周全、辩证的态度来对待文艺界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1983年发起的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起初声势浩大，但后来党中央认为运动有扩大化的倾向，因此这场运动只维持了28天即告终结。但是，党中央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一直到80年代中后期都还在继续。1987年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坚决反对的。同年2月在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中心议题的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提出“主旋律”的概念。他认为，作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内容，应[22]该成为我们文艺的主旋律。1990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二论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社论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特定的政治概念，是指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不反对在思想理论、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理论探讨、学术争鸣，也不排斥西方国家的优秀文化、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要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既明确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危害以及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也未否定在意识形态领域继续推进思想解放、对外开放的必要性，重申了“双百”方针的适用性。
新时期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以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文艺理论研究热潮，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文艺理论界的巨大指导作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的有机结合。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宝贵经验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充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破除非此即彼的僵化思维。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一直在“放”和“收”之间寻找某种平衡，为了吸取“文革”中的历史教训，总体上还是以“放”为主，呼应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以及思想解放的时代主旋律。即使有“收”的举措，也保持了审慎克制的持重态度，直面问题、勇于出击，又做到及时刹闸，未造成扩大化的不良后果。
第二，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审时度势，紧紧抓住特定历史时期向文艺理论界提出的任务，牢牢把握改革开放条件下文艺理论界面临的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23]际的呼声。”改革开放条件下，文艺界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通过拨乱反正，纠正“文革”中的错误文艺方针路线，通过解放思想真正实现文艺的“二为”方向，落实文艺的“双百”方针，使得文艺事业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开创新局面。正因为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制定切中上述问题，因此深得文艺理论界及全社会的拥护，并有力地引导了新时期的文学创作。
第三，尊重文艺自身发展规律，“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而[24]“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文学作品。马克思、恩格斯历来重视文艺作品的思想倾向，但反对以“传声筒”的形式主观直露地表现倾向，如恩格斯所说：“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25]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文艺方针以及学界的批评实践走出“文革”阴影，不再主张在作品中直接宣传某种政治观点的所谓“传声筒”式的倾向文学，反对离开作品本身对作家进行的道德绑架和人身攻击。由此，文艺从长期而紧迫的政治束缚中松绑，获得了独立宽松的发展空间。
综上所述，党在新时期的文艺方针路线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改革开放初期文艺理论界的思想解放既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也保持了必要的限度，对改革开放40年的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注释[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573．[2][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0．[4]同[2]211．[5]同[2]213．[6]周扬．周扬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489，503，505，509，510．[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5-256．[8]胡乔木．胡乔木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55-556．[9][10]同[8]559．[11]马小敏．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公共性文学史料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336．[12]刘锡诚．文艺界真理标准大讨论：忆《人民文学》、《诗刊》和《文艺报》编委会联席会议．南方文坛．1999（1）．[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499．[14]同[13]501-502．[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593．[16]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91．[17]同[15]528．[1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82．[19]同[18]390．[20]同[18]391．[2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92．[22]欧阳雪梅．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1949—2012）．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261-262．[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89-290．[2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57．[2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0．三、文学思潮及流派的繁荣
改革开放的嘹亮号角响彻中华大地，思想解放运动不断深入，“双百”方针深入人心，这些都极大激发了广大作家的创作热情，使得作家从“蛰伏”状态中苏醒，投身于新一轮文学繁荣发展的事业中。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成绩体现在诸多方面，最突出的表征是各种文学思潮的兴起、各种文学流派的出现，以及具有崭新创作风格的作品的涌现。
新时期最早在文坛引发强烈反响的文学思潮是伤痕文学。1977年第11 期《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它开启了一个新的话语时代，无论是它的内容还是叙事方式，都具有鲜明[1]的启蒙意味”。同时，《班主任》也拉开了伤痕文学的序幕，伤痕[2]小说的意义在于将“颂歌变成忏悔，低沉代替高亢”，对极左思潮的反思、对“文革”所造成苦难的揭露成为伤痕文学的主要标志。《班主任》中最让人难忘的人物形象是中学班主任张俊石和学生团支部书记谢惠敏。张俊石是一位富有仁慈之心的中学教师，他对不同类型的学生都能抱有同情和理解，对“小流氓”宋宝琦，他主动了解情况，极力挽救，坚决不放弃；对被极左思潮蒙蔽的谢惠敏，他并未恶语相加而是深感痛惜并积极纠正。谢惠敏既是极左路线的执行者，也是受害者。她无疑具有强烈的无产阶级情感，但是因为轻信与盲从“四人帮”的说教而变得眼界狭窄、是非模糊。例如，她将《牛虻》《青春之歌》统统看作“黄书”，予以坚决抵制，反映了其思维的僵化。如果将《班主任》放在更广的社会场域中考察，那么我们会发现该小说其实是通过塑造张俊石这位新时期的班主任形象，抛出了一系列教育领域内的重要议题，比如立德树人的意义、教师的使命与责任、教育的目标宗旨与方式方法、师生间的关系等。作家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贯穿于小说始终，这些问题也是教育工作者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所必须深入思考和着手解决的问题。
1978年8月11日卢新华在《文汇报》上发表的短篇小说《伤痕》，是伤痕文学的另一代表作。《伤痕》也可以看作一篇知青文学题材作品，是新时期文坛最早对“文革”中极左路线给知青心灵造成伤害进行控诉的小说之一。主人公王晓华是“六九届”学生，她因希望与被划作“叛徒”的母亲划清界限而来到辽宁沿海乡村插队，她以为乡村能够成为她的避难之所。但是，母亲的成分问题一直影响她的发展，她的插队生活充满曲折，内心孤独寂寞，政治前途黯淡，情感遭受挫败。《伤痕》以王晓华为例写出了极左路线对知青的戕害，父子／母子反目的悲剧在“文革”时期屡见不鲜，这不只是某一个人、某一个家庭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集体悲剧。《人民文学》1979年第2期刊登了茹志鹃的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这篇小说也具有伤痕文学的特征，但是它更多被看作反思文学的代表作。“‘伤痕’‘反思’的概念出现既有先后，各自指称的作品大致也可以分列。但是两者的界限并非很清晰。有关它们的关系，当时的一种说法是，伤痕文学是反思文学的源头，反思文学是伤痕文[3]学的深化。”我们在《剪辑错了的故事》中便可以发现这种“深化”：作家已不再满足于揭露罪行或宣泄情感，而是痛定思痛，表现出一种更加理性的态度，以此对“文革”这场历史悲剧的根源进行深入探寻，反思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小说篇幅不长，却极富张力，以穿插式情节刻画了老寿和甘书记两个人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跌宕的人生经历。两人在解放战争时期曾是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积极投身革命，将生死置之度外，在情感和行动上时刻与老百姓站在一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老寿还是那个老寿，心地纯良，大公无私，心系每位公社社员的冷暖，因为质疑上级在“大跃进”中的表现被打成“右派”；可甘书记却完全变了一个人，随着“大跃进”浮夸风气的全面蔓延，官职不断晋升的甘书记官僚主义作风和形式主义思想凸显，他开始脱离实际、脱离人民，只求政绩、漠视民生。老寿的“不变”与甘书记的“变”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反思空间。作者的用意显然不仅仅是批判甘书记一个人，而是重在揭示甘书记为什么会变，揭示浮夸冒进的社会思潮对干部个人成长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十月》1981年第1期刊登了古华的长篇小说《芙蓉镇》。小说兼具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双重特征，书写了胡玉音、秦书田、谷燕山、黎满庚、王秋赦、李国香等身处湘西芙蓉镇的各色人物自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70年代末期的境遇，借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揭示极左路线对普通群众的摧残和戕害。公社革委会主任李国香是极左思潮的忠实信服者和极左路线的坚定执行者，她有着“充沛却畸形”的革命热情，是“文革”中各种批判活动的“急先锋”。王秋赦是流氓无产者的典型代表，投机是其人生信条，他不问是非，谁在政治上得势谁便是他的靠山，于是他顺势成为李国香各种批斗活动的帮凶。在这种氛围中，也有秦书田、黎满庚这样的坚守正直品性者。秦书田是一个在逆境中隐忍、刚毅、乐观的“右派”人物形象，对不公正的待遇，他并没有决绝地以死相搏或消极悲观地苟且于世，他社会地位卑微，但却过着富有尊严的精神生活。与前几部短篇小说截取个别人物的生活片段来揭示历史悲剧不同，《芙蓉镇》作为一部体量庞大的长篇小说，用更充裕的篇幅叙述了十年间各类人物命运的波澜起伏变化历程，作品最后定格在李国香失势后对过往行为的忏悔以及秦书田对李国香恶行的宽恕上。1982年《芙蓉镇》获得第一届茅盾文学奖，标志着其得到了主流文坛及广大读者的认可。
我们将以上几部作品放在一起比较，能够发现其中的异曲同工之处。从人物类型学上看，谢惠敏、王晓华、甘书记、李国香等人物形象属于同一序列，而老寿、秦书田、黎满庚等人物形象属于另一序列。前者或因少年无知在思想上没有得到正确引导，或因其身份具有某种“神圣的革命标签”，最终走向错误道路，导致人性扭曲；后者则因为对极左思潮的反思和质疑，并自觉与其保持距离而遭受坎坷。从主题学角度看，“创伤叙事”的历史逻辑贯穿于这几部小说中，从个人、家庭所遭受的精神创伤中揭示整个社会的集体性创伤。这种创伤波及各个领域及各类人群，创伤程度之深、范围之广令人唏嘘，但是这些创伤并非不可愈合，几部作品最后都或多或少尝试通过蒙冤者的平反与宽恕、极左人物的溃败及忏悔等去修复、弥合创伤，给历史以慰藉，给时代以启迪，给读者以希望。从叙事技巧角度看，几部作品并非进行线性的、机械的批判或宣教，而大多通过富于艺术感染力的对比描写（同一历史时段不同人物间的横向对比或是不同历史时段的纵向对比）、细腻的心理描写以及灵活的叙事技巧（跳跃、穿插、倒叙等），来达到一种生动形象、极富张力的戏剧化效果，批判方法看似委婉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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