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唐德刚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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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缘与人缘试读：
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
——序傅虹霖女士著《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在五光十色的中国近代史中，在百余年当国者的公私生活和政治成败的纪录上，最多彩多姿的领袖人物，少帅张学良将军，应该是独占鳌头了。他那带有浓厚传奇性和高度戏剧化的一生，在民国史上老中青三代的领袖中，真没有第二人可与其相比。尤其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杀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一项，已足千古，其他各项就不必多提了。
前不久我曾看过一部叫做《少帅传奇》的电影。那显然是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使这部电影里的传奇故事比起少帅传记里的真实故事来，恐怕还要逊色呢。少帅实际生活的传奇性，似乎要比传奇电影里的传奇更富于传奇性！
张学良本来就出生于一个富于传奇性和戏剧化的家庭里。他父亲“老帅”张作霖便已很够传奇了。他由一个比小说书上“梁山英雄”更富戏剧性的真实的草莽英雄，在清代由落草剪径，到抗俄抗日，招安立功，升官发财，而出掌方面。他所掌的“方面”竟比西欧英、法、德、奥诸列强的联合版图还要大得很多。
既有方面之权，作霖乃起而逐鹿中原，终成短期的中华之主，当上了北京政府的“大元帅”——当时中国正统的国家元首。学良便是这样一位不平凡的草莽英雄的儿子。他也是在草莽中诞生的，嗣后跟随其父，水涨船高，竟然做了军阀时代的中国“末代皇帝”的太子。
张大元帅由于秉性忠烈，不可能做汉奸，因此不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容，终于在兵败之后，为日人所暗算而以身殉国。这一段简略的老帅传记，本身便已是够戏剧化了。那时曾有意侍候老帅、终于变成少帅顾问的顾维钧博士就曾经告诉我一个真实而富有戏剧性的故事：作霖于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八日就职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时，曾举行一次历代帝王和历届民国总统都循例举行的祭天大典。当张氏正在天坛之中捧爵而祭，并喃喃祝祷之时，孰知一不小心竟把这金爵摔落地上，爵扁酒流，使大元帅惊慌失措，与祭者也都认为是不祥之兆。
其后不久，那批在北京以专才身份待业待诏的博士帮，包括顾氏自己，可能还有王宠惠、颜惠庆、施肇基等一群，日长无事，结伴行街。他们曾戏以张大元帅的生辰冒为一无名老人的八字，请当时知名北京的一位相士代为算命。这相士把八字一排说：“这个命贵则贵矣，只是现在他已是黎明前的‘电灯胆’，马上就要熄灭了。”“电灯胆”便是北京土话中的电灯泡。在那电力不足的北京，黎明前的电灯胆是特别明亮的。果然，不久张氏这个明亮的“电灯胆”便在皇姑屯熄灭了。
这一故事是顾氏在海牙做国际法庭法官返纽约向我口述其《顾维钧回忆录》时亲口告诉我的。这位国际法庭大法官，那时没有向我捏造这一故事的必要。我之所以提出这些小故事，也只是帮助说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一生是多么富于传奇性罢了。
张学良自己在其所撰写的所谓《忏悔录》中，也曾说明他昔日从政的缺失是在识蒋之前一辈子未做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他只跟他的“先大元帅”做了多少年的少帅，而这少帅却是从一个公子哥开始的。
张学良可能是中华民国史上最有名的公子哥了。但是，治民国史者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位统兵治政的干才。把个花花公子和政治家、军事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是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是把这三种不同的身份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无分店了。少帅张学良之所以成为历史性的传奇人物，其难就难在这个三位一体了。
汉卿、汉卿，我国近百年来的凤子龙孙、达官显贵子弟，生活放荡的，也是成队成群了。若论吃喝玩乐的纪录，真正有钱有势有貌有才的邓通、潘岳也不难做到，而难的却是大厦既倾、树倒猢狲散之后，仍有红颜知己舍命相从，坐通牢底，生死不渝——这一点纵是《红楼梦》里情魔情圣的贾二公子也无此福分，而汉卿你却一生受之，岂不难能可贵？我们写历史的、看小说的阅人多矣，书本上有几个真假情郎比得上你？
一荻、一荻，你这个“赵四”之名也将永垂千古。在人类可贵的性灵生活史上长留典范，为后世痴男情女馨香景慕。睹一荻之痴情，羡汉卿之艳福，读史者便知，若汉卿只是个酒色之徒而非性情中人，他哪能有这个美丽的下场。公子哥不难做，但是古今中外的公子哥，有几个不落个丑恶的、难堪的结局？漫说是像张学良这样的大人物了，读者闭目试思，在你所亲见亲闻的酒色之徒中，有几个不凄然而逝？红颜知己、学生战友云乎哉？
赵一荻，我们历史学家也替你喝彩！
至于张学良将军是个军事天才，我们读史者亦不能反证其非。
学良才二十出头，便指挥数万大军，南征西讨。年方二十六便官拜北京政府的“良威上将军”，与吴佩孚等老帅同列——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握大权”。
当然，学良的大官大位是与他有个好爸爸分不开的。但是，我们细阅本书便知他那个好爸爸也幸好有这么个好儿子。学良是他的“先大元帅”麾下不可或缺的助手、智囊和副指挥。他们的父子档，正如京戏舞台上所创造的“杨家将”。没有这个儿子，则张老令公的光彩也就要逊色多了；没有这个儿子，老令公于“碰碑”之后，余众也就统率无人了。
少帅的崛起，确是由于传统的宗法关系而扶摇直上的；但是专靠这点血缘关系便“负方面，独握大权”，雄琚一方，足为西欧各国之共主，也是做不到的。关于这一点，公正的历史家，尤其是本书的作者，自有清楚的交代，读者可细玩之。
张学良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情场、战场之外，也有其政治家的节操与风范，和青年爱国者的热血。他在二十来岁的青年期所具有的现代化的政治观念，已非老帅所能及。年未而立，“即负方面，独握大权”之时，竟能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环伺之中、守旧派元老将领压力之下，义无反顾，归顺南京，幡然“易帜”。
须知学良于一九二八年底的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在三千年的国史上也鲜有先例。东北当局当年处于日俄夹攻之中，据说南京策士曾有“以外交制奉张”的建议。其实反过来说，“奉张”又何尝不可“挟寇自重”呢？在中国边患史中，安禄山、石敬瑭、张邦昌、吴三桂和后来的盛世才，不都是好例子吗？学良何尝不可依违其间、待机而动呢？但是学良不此之图，偏要易帜归顺，促成国家统一，最后招致日俄二寇南北夹攻，终使他独力难以为继。再者，张少帅亦未尝不可效当年李鸿章以夷制夷之故技，联俄以抗日，亦联日以抗俄，于二寇均势中自图生存。而学良亦舍此老例不顾，却（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挥师“抗俄”，做了个希特勒式冒险之前例，对南北二寇两面开弓。结果力有不敌，终于弃甲曳兵而走。或问学良当年何以见不及此？答曰无他，一股青年热血沸腾而已。那时少帅还不过二十九岁，满腔热血，他如何能向那老谋深算炉火纯青的老官僚李鸿章看齐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读历史的，月旦人物，就要看当事人的动机而作其“诛心之论”了。学良当年既拒日又抗俄的干法，实在是一位少年气盛、忠肝义胆的民族英雄之所为，与当时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敌之名行投机之实的军阀、官僚、文人，实无法相比。古人说，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此盖人之异于禽兽者。便是不同的禽兽，也各有其独特的物性，如虎狼之残暴、乌鸦之反哺、鸳鸯之爱情等等。这种不同的灵性，人类却兼而有之，只是人类各个体偏向发展各有其不同程度罢了。世人之中君子小人之辨、爱情色欲之别、贪婪廉洁之分……也就在此。吴三桂说，“父不能为忠臣，儿安能为孝子？”事实上一个人在天赋性灵上，不能做情种，又安能做烈士——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张学良青少年时期的那股血性。明乎此，则我们对赵四为爱情而生殉的感人故事，便也觉得没什么费解了。
显然，张学良青年期的血性和他不愿做帝国主义傀儡的骨气，也是引起“九一八事变”的基因之一。今日史家已完全证实，“九一八事变”是当年日本朝野蓄谋已久的行动。老实说，那也是北伐以后，蒋、李、冯、阎三年内战的必然后果。事变既发，张学良之抵抗与不抵抗，是不会改变事变之结果的；而况他的“不抵抗”原是奉命行事。背了这“不抵抗”三字的黑锅，在当时真是“国人皆曰可杀”。而张氏为此三字之冤不辩一词，并从而戒烟去毒，浪子回头，洗心革面，知耻近乎勇，却是很难能可贵的。
最后，我们就要谈到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了。西安事变这件历史事实，今后恐怕要被史家争辩一千年而终无定论。但是，事变中的若干史实也是无人能够否认的。
第一，事变之发动是激于张学良对国难家仇的义愤。他反对内战，主张枪口向外，是绝少、甚至完全没有考虑到私人利害的。在学良看来，北伐之后，他为谋求国家统一，不惜自弃历史，毅然易帜，归顺中枢。如今外患急于燃眉，蒋公必欲置中共全军于死地，不灭不休，毋乃太过。学良口劝不动，乃贸然实行兵谏，希望蒋公不为已甚，张氏这种心理基础，盖亦为史家所不容否认者。
第二，西安事变之发生，建议为杨，主动为张。迨至骑虎难下之时，学良问计无人，致使精明而识大体的周恩来变成“谋主”。这点也是不争之论。
不过话说回来，西安事变之受惠者，也不全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乃至蒋公本人也未尝不无实惠。盖西安无变，则蒋氏之剿共战争，以蒋之个性，势必坚持到底，然证诸世界各国近代史之各种实例，这一剿共战争，将伊于胡“底”，实无人可以臆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古人说，“扬汤止沸，莫如去薪。”共产党有群众、有理论，不谋釜底抽薪，专求扬汤止沸，是消灭不了的。而专靠枪杆来剿共，就是扬汤止沸。何况外患紧迫，大敌当前，有谁能保证一把野火就可把共产党烧得死灰不燃？所以西安事变未始不是国共之争的光荣收场。
再者，西安事变之圆满解决，对当时南京政府也提供了“全国统一，一致对外”的抗日战争的必要条件，因而提早了全面抗战。根据当时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没有西安事变，则国府对日还得继续“忍辱”，而忍辱又伊于胡“底”呢？以当年日本侵华的气焰来推测，南京之抉择在“抗战”、在“忍辱”，其结果并无轩轾，所不同的只是：抗战者“玉碎也”，忍辱者“瓦碎也”，欲求“瓦全”不可得也。如果没有个“西安事变”，而国民党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结果，则蒋氏与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将奚止“身败名裂”而已哉！所以西安事变对蒋氏对国民党，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总之，抗战八年，实是我国家、民族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这句古训，在抗战初期真表现得刻骨铭心，为后世子孙永留典范。笔者和一些老辈读者们都是有亲身体验的过来人。我们那时亲眼见到蒋氏和国民党的声望，全民仰止，真如日中天。这点史实，任何公正的历史学家，都不会否认。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
蒋氏和国民党，当时有此声望，有此契机，好好搞下去，正是天降大任、民赐良缘，来复兴民族、重建国家。谁又想到八年苦战之后竟落了个派系倾轧、五子登科、关门自杀的局面，这又是谁之过欤？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西安事变提早全民抗战是真，使“反对派的中共”因此壮大也不假，但是说它毁灭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那就过甚其辞了。
但是不论我们对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是怎么个看法，这桩严重的事变和它的多彩多姿的策动者，在我们向以史学炫世的中国，不能没有一部公正翔实的传记。今日坊间有关张、杨之作和老帅、少帅片断的传记，也并不少见；可是由一个职业史学工作者穷根究底地来钻他个牛角尖，写篇水落石出的博士论文，则尚不多见。因此傅虹霖博士以她十年之功，写出了这部《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似乎还是这位不平凡的历史人物张学良将军的第一本全传，虽然她所写的还只是限于张氏“政治生涯”这一面，至于其他多彩多姿的众多方面还有待来者。
本书作者傅虹霖博士，于汉译本完篇之后，不弃浅薄，曾一再要我为她这本中文版写篇序文，她的厚意不是因为我对少帅张学良有多少深入的研究；相反，正是因为我所知道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却多半得自本书——我是这本传记英文原稿的第一个忠实读者。在作者撰写过程中，从导言到结论，不但逐字逐句的细读，有时还签注意见、参酌大纲、详订细节。何以如此呢？因为本书英文原稿原是作者在美国纽约的纽约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博士论文。在她撰写期间，不才适受聘为该校史学系博士班的客座导师，她适是我这位不学导师的博士研究生。这就使我对她这部大作的英文原稿非逐字逐句地细细阅读和慢慢推敲不可了。
美国名牌大学中，博士论文的撰写是十分严肃的。简言之，那就是胡适所说的“拿绣花针的功夫”，一幅百尺锦绣，是用小小的绣花针，一丝不苟、一针针地绣出的。不但要“大胆假设”，更要“小心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夸夸其谈，望文生义等新闻报导式的撰述，是一句不许的。
还有，在“方法学”上的选择也是极其严格的。我国写旧式传记的程序，也被“社会科学处理”的方法所替代，立言持论都要以社会科学各部门的法则为依归，不可信口开河。这样一来，不但难为了学生，也难为了导师。前者的训练便是后者的责任。这种训练，在中国旧戏剧界里叫做“坐科”。经过这种严格地坐科训练的演员，便叫做“科班出身”，否则便是“票友”。但这不是说票友一定不如科班。可是坐科毕竟是一种对“基本功”的训练，他的底子究非“玩票者”所可比。本书作者傅虹霖女士便是史学界有才华而又有科班训练的专才。笔者不学，竟曾一度做过这样有成就的高材生的论文导师。但我对这样不平凡的博士研究生却殊感内疚，因为我虽忝居教席，我对有关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的知识，大体依赖着傅女士的研究。如果说她是青出于蓝，那简直是我自抬身价了。
我说这种话并非谦虚，而是事实。她这位杰出的研究生也是我所指导过的博士研究生中唯一的例外。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任教十余年。老实说，那时在我辅导之下的研究生都可以说获益匪浅。理由是那时我兼掌哥大中文图书馆，并且教授一门“中国目录学”。坐拥书城，二十四小时浸在其中，所以任何艰涩题目和稀奇史料，都可一索即得，迎刃而解。因此诸生问学，往往半日之谈，便可省却他们数周、数月甚至数年之功。这不是夸大，实在是汉家典籍浩如烟海，若无师承，则异族学生摸索终生，有时还是足未入户。今日有些所谓汉学家，难免还是如此。可是我对本书的作者就感到十分歉疚了——我对她没有尽到一位论文导师所应尽的责任。我反而是在批阅她的论文时向她学习。原因是当她开始撰写时，我正自哥大转业在纽约市立大学，而且转过来担任的且是一项综合多种学科的行政工作。我把哥大中文图书馆的钥匙交还原主之后，对图书资料的掌握便没有以前随时出入那样方便了。
本书作者傅虹霖博士攻读的是私立纽约大学，我转业任教的是纽约市立大学，两校皆无汉籍收藏。研究汉学的师生都倚靠哥大的中文馆。我既离哥大，则各校研究生来寻求“指导”者，我都以资料检阅不便而谢却。在这种情况之下，傅女士做了我的研究生也就变成了例外。因为她和她的丈夫祖炳民博士和我夫妇早有通家之好，平时论学衡文都如兄若弟，大家治学亦各有高低。如今老友夫人为进修学位，选师适及下走，我虽自知不学，于情于理，均不得不勉力承乏。今喜见大著问世，我附骥为文，真不胜其惭汗也。
傅虹霖博士是东北的媳妇。她丈夫祖炳民博士原是吉林人氏，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精通日文，曾主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亚洲研究院有年，知名汉学界。他属东北世族，与原东北军将领和老、少帅本家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本书由祖夫人来写真是得心应手；再加上他二人的才华和博士学位的科班训练，我想这部杰作也能够传世了吧。我是精读过她的英文原著的，持论公允，文笔流畅，颇得我心。中文译作我虽尚未寓目，锦上添花自可预卜。不过博士论文毕竟是篇学术著作，自与通俗读物各异其趣，我想有心读者自能得其三昧。然书非自译，偶难达意，也是意料中事。原文撰述本以西文读者为对象，译汉以后，以中国文，谈中国事，让中国读者读之，自更有分外亲切之感。如今发行在即，谨遵作者之嘱，匆草芜篇为序，尚乞海内贤明不吝教之，为幸。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清晨于北美洲（傅虹霖著《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原系英文写作，在美出版，中文版由王海晨、胥波翻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四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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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将军的赤子之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影响历史研究最大的一门学科，便是由杜威大师开山的“行为科学”（Behavior Science）了。这宗新学派的论学主旨则是“个性决定行为”。其“决定”的方式则是通过一种S-R或S-O-R程序，也就是“刺激—生机—反弹”（Stimulus-Organism-Response）连续反应的运作过程。这一过程的发展也是有其等级的：如果这一个性所决定的行为的“行为者”是一介匹夫，则其行为的结果（Consequences）就只限于一家之内；如果他是官吏或教师，其影响便及于社会；如果他是个秉国政、掌重兵的大人物，那就牵涉到国计民生了；更上层楼，他如做了世界级的伟人，不得了，他的个性所决定的行为就关系全人类的生死存亡了。
如今天与人归，由张岳公（张群）所领导发起、群贤共祝九秩大庆的汉卿张学良将军，便是这样一位世界级的历史伟人。他的个性所决定的行为，就关系到全人类的祸福。事实上，他那颗火热热的、老而弥笃的赤子之心所铸造的“个性”，再通过S-O-R的过程所“反弹”出来的社会行为，就部分地改写了二十世纪后期的世界通史，也通盘地改写了同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史。我们搞近代史专业的史学家，如今面对这样一位重量级的历史制造者，执简在手，又怎样去秉笔直书呢？传统史学中的“春秋之义”
老实说，上述西方这宗最新的学问，和我们东方最古老的孔孟教义，基本上是殊途同归的，至少两者之间并没有原则上的矛盾。只是行为科学家只泛论人类社会行为变化之通则，内涵是抽象的，没有涉及“个性”或“人性”善恶的具体问题。而我国儒法两家社会哲学的出发点，则基于具体的人性之为善为恶的问题。其实善恶的标准是人类智慧主观地制订的，人性因此也是善恶兼具的。君子小人之别，只是两种“七分天赋、三分环境”所养成的不同的人品罢了。
可是从实际政治运作的观点来看，则有为有守的君子之间，亦何尝没有误国之士；无所不为的小人之辈，也每有治国用兵之才。那这样我们观察历史人物，又如何落笔呢？所以我们传统史家乃有所谓“春秋之义”，就是把他们的动机与效果分开，不以成败论英雄。历史人物如动机纯正、心际光明，则是国之瑰宝、民之圣贤。行事偶有差池，史家亦只“责备贤者”而已，无伤大节。反之，小人当国，则不论成败都是史家口诛笔伐的对象了。
曹操说：“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对安定汉末那个动乱社会是有其功勋的。但是曹操却永远是传统史家笔下枭雄小人的代表。重视动机、藐视效果，斯之谓“诛心之论”——其功不可没，而其心可诛，则终不足取也。我国传统史学上这点臧否人物的道德标准，是值得我们承继的。
不过传统史学毕竟落伍了。它那衡量忠臣孝子的尺码，已嫌陈腐；它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研究方法，也不够科学。这就需要我们用现时代新兴的社会科学的法则来加以补充了。所以我们要把我国当代世界级的民族英雄在国族历史上试为定位，那我们就得把古今中外历史科学的法则与观念，摊开来比较研究一番，不偏不倚，才能粗得其平。
所以我们如以“春秋大义”来观察张学良将军，他实在是一位动机纯正、心际光明、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爱国将领。就凭这一点，当年假抗日之名行营私之实，其功未必不可没，而其心实属可诛的军人、政客、党人、学者，在中国近代史上，就不能跟张学良这样的老英雄平起平坐了。
再从当代行为科学研究的规律着眼，则少帅当年的政治行为和心理状态，亦无一不可于“刺激—生机—反弹”的通则上找出科学的答案。这是一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如心理学、生理学等等）交配的新品种，不是历史学家可以胡说八道的。
总之，张学良将军早岁的显赫和晚岁的恬淡，都发生于一个“最后之因”。这个“因”便是他个性上有颗“赤子之心”。这颗赤子之心，经过S-O-R的反弹化为行为，是可以翻天覆地的。那是少帅常年道德上的长处，但它可能也是少帅职业上的短处啊。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朋友们或许要问，张学良有颗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何所见而云然呢？答曰，正是有所见而云然！
事实上是，赤子之心，人皆有之；只是基于上帝安排，人各有其多寡罢了。张汉公可能要比一般人更多一些。这是上帝恩赐，不可强求。
事实上，赤子之心，也是人皆失之；只是失去者有早晚之别罢了。而张汉公则保留它至九十高龄而未褪色，这或许就是环境的关系了。赤子之心为何物也？想读者群中善男信女都能详道之，不多赘了。只是失去赤子之心的人，应以“政客”为最早。盖政治最复杂、最诡谲，吃那行饭的人，童心就不易保留了。可是张学良也是吃那行饭的大头领，他竟然年跻九十而有其赤子之心，岂不怪哉？
其实细细推敲一下就没有什么费解了。“行为科学”的S-O-R就足为我们详述之：张汉公虽然“年未而立，便掌方面，独握大权”，俨然一位政界大头目。是他却没有学会“怎样做政客”！他没有做政客的必要嘛。因此他在这个S-O-R的连锁上就缺少了这个做政客的“S”，自然就没有“O-R”了。且看他生为“衙内”，幼为“王子”（东北王之子），稍长“便掌方面”，当行伍出身的老“奉系”搞不下去了，在现代化了的新“奉系”中，少帅就是事实上的一“系”之主，何待于老帅殉国之后呢？他上无其心难测的上司，中缺争权夺位的同僚，下面多的是忠心耿耿的死士部属。日常行政处事，一切为国、为民、为公、为“系”，也就是为着自己。他没有搞“勾心斗角”之必要，因此他也就没有做小政客的历史磨炼了。
汉公真正地卷入政治漩涡，盖在“九一八”之后，而他的对手方又是两位当时中国政坛上的第一等高手，所以少帅就开始吃亏了。“西安事变”之后，张副总司令亲送蒋中正总司令返南京。冯玉祥闻之叹曰：“少不更事！”这位姓冯的“把兄”（冯、张原有金兰之盟）就不知道他那年轻的“把弟”原不是个官僚政客嘛。
人生短短百年，总应留得清白在人间——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吾为张学良将军作期颐之祝。七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匆草于台北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七卷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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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史“每两月一章”（书简）
绍唐兄：拜读五月号贵刊“编者按语”，真不胜惶汗。兄之期许，诚为弟数十年之私愿。每希于衣食无虞而又可长期目不窥园之条件下，为“民国史”作一有系统之整理，庶足以一家之言，就正于史学同文及社会上之一般读者。鄙意拙作将区分为两部门：其“正文”当务求其通俗，庶几非史学界读者偶一阅之亦不致“昏昏然入睡”；其“学报”性文字，则系诸“注释”，必要时重要小注脚均可独立成篇，自成一小专题，以就正于象牙塔内之贤师益友，虽不能至，数稔以来，心向往之矣。
唯弟此次留台数月，实完全出诸偶然。初来时除一把牙刷之外，真是身无长物。数十年旧稿与笔记等物，竟未携来片纸。最近虽承蒋慰堂前辈之提挈及“国立中央图书馆”中诸友好之鼎助，重入宝山，殊可安居乐业；然目前亦有一二专题，必须于留台期间全力以赴。期能略有所成，以补国史之书阙有间。以故兄之盛意嘱“每月一章”，实在是捉襟见肘，力有不足。加以中国近史专才何只数百人，弟何人兮，敢于班门弄斧、草草落笔哉？！如兄宽限为“每两月一章”，则拖破车、牛马走，或可勉强应命。弟自知不学，以故一拖再拖，始终不敢执笔。然弟亦深知“丑媳妇终得见公婆”。如无畏友如兄者执鞭策励于后，将永远不敢“洗手作羹汤”也。
拙作次一篇，姑命题为《论‘帝国主义’与晚清外患》。兄如不弃，当于六月中旬缴卷也。匆上。叩
编安
弟德刚顿首七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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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散从此绝矣（选载）
——敬悼顾维钧先生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上午，我正拿着粉笔走向教室，系秘书忽传有“台北电话”，那原来是金恒炜先生打来要我写一篇悼念顾维钧先生的文章。“顾先生去世了？！”心头为之一怔。台北已知道了，而我近在咫尺却未见消息，所以感到愕然也。
顾先生自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他二十五岁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出任外交部和袁世凯大总统的机要秘书始，至一九六七年近八十高龄自海牙国际法庭退休止，盘旋于政坛的最高阶层先后五十余年而未尝间断。真是一生显赫、福寿全归，不特是中国近代史中所未有，即在世界近代史中，除丘吉尔一人之外，恐怕也难找到第二人了。
先生今以九九高龄无疾而终，这在传统中国原叫做“白喜事”，亲友晚辈本无悲伤之必要。只是顾公的门生故吏、晚辈亲友，近数月来，正准备明年为老人庆祝“百龄嵩寿”，孰知余时不过数月，老人却“避寿”而去，终不能不使晚辈感其哀悼也。
笔者之认识顾先生，进而成为顾氏的助手，还是由我那老本行“口述历史”开始的。在五十年代之末，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一共只有两个“全时”研究员，那便是已故的夏连荫（莲英，英文名Julie How）女士和我。
顾维钧先生在一九六〇年初有意参加我们“口述历史学部”之后，校方原是指定Julie担任访问。Julie工作本就相当重，加以她又是位美而多财的千金小姐，家资万贯，不靠薪金过日子，搞历史本是她的“消遣”，弄得做工如救火，她是不肯干的——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连荫在访问了顾少川先生童年事迹以后，她嫌太忙太累，就辍工不干了。
我那时比连荫还要忙。但是“顾维钧”这个名字对我的诱惑力太大了。搞中国近代史怎能和“顾维钧”失之交臂呢？加以在“北洋”时代，顾总长、顾总理和黄蕙兰夫人还住在铁狮子胡同陈圆圆的故居时，我家的一些长辈，包括我那在法国留学的姑母和姑丈，都认识他们。自我家长辈口中，不知听了多少顾总长的“传奇”——那时的“顾总长”这三个字，对个小孩子是多么遥远啊！
如今这位“铁狮子胡同的顾总长”就近在眼前，这项传奇何能放过？我自连荫处取过录音带，就和顾总长攀谈起来了。顾总长对我的接班，也大为高兴——因为我对“民国史演义”也大有研究。搞起“直系”“皖系”，尤其是后者，也能如数家珍。顾总长提到吴景濂，我就说“吴大头”；他说“国会议员”，我就说“八百罗汉”；他说“张嘉璈使他过不了中秋节”，我就把“张公权回忆录”拿给他看，并告以张公权先生亲口对我所说的关于“中秋节事件”的经过；他提到冯玉祥“倒戈”——此事当时传说是“顾维钧假扮妇人，逃往天津”——我便告诉他黄郛是主谋，黄沈亦云夫人则躲在北京公馆作“内应”。“黄沈亦云夫人告诉我，这件事是‘首都革命’呢！”我以英语向当年的总长、摄阁，提出如上情报。“黄太太那时也在北京？”顾公始终以英语问我。“怎么不在呢？”我说，“黄夫人彻夜不眠，还不时把电灯开关扭动，看看北京是否断电呢！”“啊！原来黄太太也是叛徒的‘共犯’！”他说了也笑起来。总之，顾总长对我这位助手对稗官野史之熟悉，足使他大为欣赏——他的故事，也找到了如响斯应的传人。
一次顾氏把“金佛郎案”当中一段故事张冠李戴了。我更正了他的错误，顾公不服，并说“事如昨日”也。我取出顾总长当年自己签署的文件来再次反证，顾公才服输。“唐博士，”顾总长安慰我说，“这一章是错了。下礼拜，我俩重新写过。”
顾总长和胡适大使及李代总统不同。胡、李二公遇我如晚辈、如子侄，亲如家人。顾公可能是久作外交官的关系，对任何人都文质彬彬地，保持一段礼貌上的距离。我随顾公三年有奇，他未叫过我一声“德刚”或“TK”。每次我往谒见，他总是站起来和我握手，叫我“Dr.Tong”，顾公告诉我，当年他的上司陆徵祥对他总是如此。做职业外交官的人多半是如此吧。
不过顾先生对我这个助手则显然颇为赏识。他那时在海牙，每年回纽约三数月至半年不等。每次回纽之前，他总是写信告诉哥大当轴，盼能调我这位“唐博士”继续做他的“助手”。一次他还把我向宋子文先生推荐呢。退休之后，他和哥大的狄百瑞和国际银行总裁Eugene Black等，图重整美洲最老的华美组织China Society，我还在他这位会长之下，又做了四年的“执行副会长”的苦工呢。
我替顾先生当助手搞“口述自传”，是他自哥大博士那一段开始的。他那时是哥大的真正的超级高材生。老师们一致认为他是位了不起的人才。辛亥革命一旦成功，“老朋友”孙逸仙博士做了总统，古老的中国现代化了，需才孔亟。老师们乃劝“威灵顿”（顾氏的洋名字）立刻回国报效。“我的博士论文才写了一半呢！”威灵顿认为他还未学成，应暂缓归国。“够了！够了！”老师们说。
其实这篇论文实是“不够、不够”的，有待补充。据说几位老师大家分工，补充补充，就由哥大出版部出版了。胡适之老师和在下，都是哥大的博士，都知道顾氏所得的是一份殊荣。
顾君回国时翩翩一表，给“宰相”唐绍仪看中了，以女妻之，他就在相府招亲，做了国务总理的女婿，出任外交部秘书，旋升参赞。那时虽是民国，然帝制还是去年的事，官仪官箴，仍从旧习。“每次梅兰芳见到我，都‘打千’呢。”顾氏说得很平淡，而我这位《梅兰芳传》的作者却心里有数——我知道我的“英雄”，可爱的“梅郎”，那时对这位“相府女婿”的新贵，是怎样“打千”请安的。
顾氏在外交部工作不及数月，大总统府出事了。
原来那时日本正在“洋化”。新天皇（裕仁的爸爸）搞洋规矩，新年期间向全世界各国元首发出“恭贺新禧”的通电，各国元首亦电复新年发财。这个天大的新闻里却独缺北京。袁大总统不安了，内阁和外交部更感惶惑，又不便去电东京质问——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顾秘书想出政府里邮电收发可能有误。外交部、国务院既未收此电，则此电可能径发大总统府——顾秘书乃奉命往总统府“查卷”。这一查，不得了：此电赫然在焉，只是电报上有大总统府秘书的批注说：“东京来电，姓名地址不详，免复。”
原来这位秘书不知道英文电报里的“YOSHIHITO”即是日本大正天皇也——一个天大的乌龙！“这位秘书怎能如此粗心！”笔者也曾干过短期小型的“机要秘书”，知道吃这行饭是既“机”又“要”，大意不得的。“他是哈佛毕业的。”顾氏微笑。“是谁？”我追问。“不必说名字吧。”顾先生是外交官，是忠厚的人，更是聪明人，他知道他这位“助手”是会自己知道的。
哈佛毕业，回国任大总统机要秘书，是比哥伦比亚毕业，任外交部秘书，要“机要”得多啊！“袁大总统如何处理这一过失？”我问。“罚薪一月，”顾微笑地说，“不久就调职了。”“哈佛毕业的”调了职，这位“哥伦比亚毕业的”就奉大总统手谕，兼任双重秘书了。“袁大总统”和“蒋老总统”不同。蒋公选择“幕僚”，尤其是管“机要”一类的人，务求其谨小慎微、鞠躬尽瘁，像陈布雷先生那样的谦谦君子。袁世凯则反是，他取其精明强干，遇有要事，拿出主张，任其艰巨——这一来，这位精明强干、才大心细的顾少川，登高而招，顺风而呼，不久便锥处囊中，脱颖而出了。年方二十七，一位翩翩美少年、浊世佳公子便被大总统逾格超升，以“头品顶戴、三眼花翎、赏穿黄马褂、钦差大臣”的同等官阶和荣誉，出使美利坚合众国的“全权公使”。
顾少川那时在冠盖如云的华盛顿外交圈中，是一位最年轻、最漂亮，可能也是最有风度、最有才华、最有学问的外交官，更是白宫主人早期的忘年之交，英雄识英雄的“老朋友”——真是出尽风头，虽然他所代表的国家却是当时列强的一个最老大、最腐朽、最贫困、最愚弱的“次殖民地”。
在此三数年前，一位哥大的东方学生威灵顿·顾曾率领了一个哥大辩论团远征普林斯顿大学，击败该校的辩论团之后，由普林斯顿校长伍德罗·威尔逊在官邸欢宴，宾主尽欢，相约“再见”。又有谁知道，数年之后，彼此真的“再见”了。“再见”之时，彼此都穿上大礼服，一位是美国的大总统，另一位则是古老中国的“钦差大臣”呢。
呈递国书之后，这两位忘年老友，握手一笑——这是外交史上的国际佳话呢，还是英雄识英雄、“使君与操”的煮酒话旧呢？！这件事，为以前史书上所未有，今后的外交史恐怕也难得五百年一遇了。“现在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我们外交使节行文，总是叫‘训令’，”顾先生偶尔也同我讲几句不上记录的华语，说，“在清代的总理衙门和外务部，只能用‘咨文’——因为外交使节是代表国家的，代表皇帝的，是钦命官、钦差大臣——是和六部尚书‘平等’的……”顾先生向我说这话，并无感叹之意，他只是说明一件历史事实，和行政制度上的变革而已。
顾少川先生自二十七岁时，从“钦差大臣”做起，两度入阁“拜相”，一直做到八十岁退休为止。
他是世界上的第一流外交干才、举世闻名的国际政治家。但是他搞的却是个“弱国外交”——他个人在外交界所代表的分量，往往超过他所代表的政府。检讨起来顾氏一生的成就，读历史的人或许会惋惜他“事非其主”，为其才华抱不平。“办外交不比打仗，”顾氏心平气和地告诉我这位后辈，“打仗有百分之百的胜利，也有无条件投降。办外交能办到百分之七十的成功，就是最大的胜利了……哪有百分之百的胜利？！”
他曾替“军阀政府”服务，遭到国民政府的“通缉”（这点顾氏一直向我否认）；他也替“国民政府”当过“外交部长”、当过“大使”，而成为“战犯”。
顾先生的才华真是一时无两。他是位功不可没的爱国外交官。他本身的传记便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外交史。笔者不学而有幸，竟能襄赞长者，留下他一生最光辉的阶段，自一九一二到一九三七年中，最光辉的记录和最丰富的史料。我曾替他那三十七大箱个人文件和三十五年的英文日记，做过“引得”，在哥大图书馆辟专室保管之。
缅念先贤，我想，像顾先生这样有才华和功业的巨人，他一死只可说是“广陵散从此绝矣”！对一个教外交史的教师来说，顾先生在现代外交史上，实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写顾先生，笔者可文不加点，一下便写出二三十万字来——他的故事太丰富了，也太有传奇性了。姑且应金恒炜兄之嘱，暂时就写到此处吧。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晨八时匆草（本文原载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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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事变五十周年
——兼谈刘廷芳“说服蒋介石先生的一段内幕”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所爆发的六一事变（亦称“两广事变”）距今已整整五十周年了。这一事变，不足两月，不特改变了我们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命运，它甚至改变了今日世界整个人类历史运行的轨迹。六一事变的危机
六一事变是怎么回事？
长话短说，它是和西安事变一样，都是以“抗日救国”为号召而反对“南京中央”的“兵谏”；只是——且让我用个当今的时髦名词——西安事变是一件“阴谋”，六一事变则是件“阳谋”而已。
搞起这个“阳谋”的首脑是虎踞两广、拥兵数十万、飞机数十架、械精饷足的“南天王”陈济棠和广西首脑、桂系领袖李宗仁、白崇禧是也。论造反实力，则后来搞“阴谋”的张、杨和他们简直无法相比。
陈、李、白这三位老哥何以忽于此时要起兵北上抗日，与南京中央为难呢？说穿了，这只是当时国民党实力派内讧之一环罢了。两广这两支久与中央“嫡系”不睦的“杂牌军”，在派系斗争中，屡占下风。但是经过五年生聚、五年教训之后，自觉三人合伙，实力不在蒋氏所控制的“南京中央”之下。如今眼见蒋某外迫于强寇、内困于红军、中窘于学生救亡运动，已经焦头烂额、进退维谷。就在这所有蒋氏政敌都幸灾乐祸之际，他们遂决定以“抗日”为号召，造反有理，来报一箭之仇，与南京抗衡争霸、逐鹿中原。形势看好、万事俱备，陈、李二人乃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领衔发出通电，要率两广健儿北上抗日。宣言既出，桂系精锐随即于六月五日强渡黄沙河，进入永州；粤军亦直迫衡阳，向湖南假道北上。一时刀光剑影，一个“二次北伐”已箭在弦上。
两广有什么把握，能于此时对中央用兵呢？这就因为他们那时估计——也是李宗仁一再向我说的——“中央政令不出五省”！换言之，在两广领袖眼光之中，当时的蒋介石，亦不过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前之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耳。北伐之前，虎踞金陵的孙传芳可以被以两广为根据地的革命军一举打垮，今日占据南京的蒋某，为何不可照样驱除呢？——这便是他们三位搞六一事变的思想体系吧。
孰知他们这一件“阳谋”，事未叠月，兵未血刃，便一败涂地。陈济棠赔了夫人又折兵，弄得众叛亲离，与李宗仁分金散伙，逃之夭夭，到香港做寓公去了。（见《李宗仁回忆录》第四十八章）
这位“南天王”为什么弄得如此狼狈呢？原来这便是中国近代史上那件有名的迷信故事：在事变之前，陈济棠曾“扶乩”问吉凶，而乩仙则鼓励他说“机不可失”。果然于七月四月，粤方空军驾驶员四十余人，忽然驾“机”投奔中央，“报效党国”去了。接着便是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阵前起义，反陈拥蒋。粤军另一主将李汉魂，也认为陈氏“所谓抗日救国云者，直是公开骗人”，因而“挂印封金”“单骑归汉”去了（见《李汉魂将军日记》上集第一册。李将军亦亲口告我甚详）。这一来，六一运动弄巧成拙。军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以“抗日”口号投机造反，岂可骗人？“南天王”一倒，广西李、白二人孤掌难鸣，中央大军四合，讨伐就在旦夕。白崇禧这时只好藏身避祸，让李宗仁单机飞穗，谒蒋表态，重献忠诚。委员长不为已甚，才宽慰而恕之，结束了这场“阳谋”闹剧（见所引的二李前书）。刘廷芳的“内幕”故事
以上所述的六一事变的始末，是事变以后五十年来的公开历史。李宗仁先生在五十年代也亲口告诉我，六一事变中，他的桂系是“被拖下水”，他是和其他元老一样，到广州去替陈伯南“抬轿子”的。整出滑稽剧是陈济棠一人“迷信”和“糊涂”搞起来的。但是这种惊天动地的大“阳谋”，牵涉精兵数十万，真是那么简单吗？我当年将信将疑，手边虽有若干线索，然旁证无多，不敢遽持异议。孰知事隔数十年，竟于纽约这个藏龙卧虎之地遇见了一位八六高龄的刘廷芳先生，才使这一谜团豁然开朗，使这一六一事变有信史可循，也使我对蒋公在西安事变前的自信心态更多一层了解，更使西安事变的“偶然性”多一件佐证。
原来这个六一事变不是陈济棠一人独干的，李宗仁也不是被拖落水。这件“阳谋”原是他们陈、李、白三公精心策划的。他们三人之外还有个今日健在台北、当年荣任桂军总参谋长的李品仙将军——虽然李鹤公（品仙字鹤龄）在他的《李品仙回忆录》上竟然也只字未提！
事缘两广当局在发动二次北伐捣蒋抗日之前，他们知道成败的关键是落在当年湖南省主席何键的身上。湖南地居要冲，“无湘不成军”，民性强悍、省富兵精。当年蒋公所领导的北伐就是由湘军唐生智部附义，并亲任前敌总指挥打起来的。
当时的何键亦有健卒十万，饷械充足。他如依附粤、桂，则陈、李“二次北伐”，兵不血刃，便可直取武汉，重演其“宁汉分立”；甚或如王濬楼船、洪杨江艘，长驱而直下金陵。但是何键如听命中央，力阻粤、桂之师北上，则陈、李二人纵加上个“小诸葛”，想搞个“六出祁山”，前途也就很渺茫了。好在何键与李品仙均为唐生智旧部，交情不浅。李品仙在唐部解体之后，返桂依附李、白，累官至总参谋长要职。何则挟众赶走前湘主席鲁涤平而自代之，由南京事后追认加委。何与粤、桂诸将同属杂牌，临深履薄，时畏中央并吞，难安枕席。
所以两广此次举事，重点便在裹胁何氏。其手段则是：逼之以威，桂军精锐于六月五日即已进入永州，粤军则于十日逼近衡阳，其势汹汹；再诱之以利，如捣蒋事成，则从龙有功，不难三分天下；复动之以情，这一点则鹤龄旧侣便是最适当的人选了。
在陈、李诸人心目中，何氏如加入以“抗日”为号召的捣蒋阵营，则全国各省势将纷起响应（西安事变时，张、杨显然亦作如是想），亦如当年武昌起义，在一呼百诺之下，则金陵王气黯然收，可预卜矣。
为负荷此一“内交”重任，李品仙乃于一九三六年初夏为桂使湘。行踪至为诡秘，真是人不知、鬼不觉，而湖南方面亲自接待他并与之密谈的正是何键自己。何之外，就只有一个刘廷芳了（另外只有个记录秘书）。
这一桩民国史上有关键性的三人密谈，想不到五十年后的今日，竟然还有两位耄耋老人健在人间——李品老在台北，刘廷老在纽约——尚可为历史挺身作证也。难为了何芸樵
在这场湘桂密议之中，处境最难的当然是何键了。他如参加两广“造反”，则中央兴师讨伐时，他便首当其冲。两广一毛未拔，他自己可能已身首异处。他如服从中央，则两广北伐的第一个目标也是他。南京可以乘势一石双鸟，何氏则以一人而敌两省，胜负可知。他如鼠首两端，拒不表态，则南北夹攻之中，就更无完卵矣。
这个密议可难为了何芸樵（何键字芸樵）。但他原始性的反应还是两面磕头——一面亲自接待两广密使；另一面又公开派遣省府秘书长易书竹往南京请示。他这种两边表态又两边都不表态的干法，两广虽在继续劝骂，“假道”并挥军继续北上；中央可就强硬了——蒋委员长拒绝接见何键专派的官方代表易书竹！意味着何键有附逆企图。
在这种南京中央强迫表态的情势之下，何氏权衡轻重，不得已只有向中央“一边倒”。据刘君回忆，何氏事变之前便有“月圆必缺，水满则溢”的心态，屡屡问计于廷芳，欲以所部湘军十余万拨还归中央直接指挥，而刘氏则以自己年岁太轻、经验太浅，不敢借箸代筹，妄言可否。今日面此“六一”危局，他这“一边倒”的决策，虽迫于形势，然亦原为何氏之夙愿。他之归顺中央，亦颇具当年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各地方幕府深明大义、归政中枢之气度。刘自云为何之至交，相知殊深。五十年后，何君墓木已拱，只是根据史实，为何氏之本性，略叙所知。上节所述，今日尚健在之何芸樵夫人亦深知之，唯当时国民党中枢之党方负责人则对芸樵有诸多误解而加以歧视，实有欠公允云云。刘氏言之，至今仍颇为之欷歔不置，希望治国民党史者，执笔亦应以事实为根据才好。
何键既已决定摒弃两广，完全服从中央，但是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办理内交”，则相对实力派之间的“私人往还”，和各派“心腹”人员彼此之间的密议，实非各派“官方代表”之间的公事公办所能及其万一。因而何键这项“向中央秘密表态”的“内交”重任，便落到刘廷芳的身上了——这是何氏在两大之间自求生存的高明手法。
时至五十年后的今日，还有当年当事人健在，这也是治史者之幸，能听到有关当时政治实况的口述历史，来对公开而不全面的历史加以修正。刘廷芳其人
刘廷芳，湘人，北伐之后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与胡适之、朱经农等人同学）毕业，回湘办实业，并主持湖南省银行。那时湘籍海外留学生不多，还湘服务者尤少。刘之新式的企业又办得成绩斐然，是个新时代人物，因此在一群旧式军政人员围绕之下的何将军麾下，很快就脱颖而出。一九三一年委员长因公访长沙，无意之中竟与刘相识。刘在湖南所办企业金融也颇为蒋所称许。据刘回忆，渠曾向蒋条陈，将西南诸省尤其是湖南所特有的锑、钨、锡三种珍贵矿藏收归国家统一开采，以免地方军人或土劣据以自肥。此一建议尤为蒋所激赏。为进一步了解情况，蒋竟偕夫人亲临刘氏为渠所设之私宴。斯时蒋公威震华夏，旰食宵衣，竟能拨冗亲临一位年方三十一岁之地方小企业家之私宴，亦可谓知遇至隆，不平常之甚矣！
战前的蒋氏也和许多当国者早期一样，乍理国政，虚怀若谷而礼贤下士，在四方挖掘其治国用兵之才；借此既可了解“下情”，亦可于地方预布政治棋子，贮才备用。以前曾一度被蒋罗致的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先生就和我谈过蒋氏在这方面的许多轶事，为此左氏对蒋早年作风亦深具好评。刘廷芳之见重于蒋，便是当年发生在湖南地区的一个实例。
五年之后，六一事变发生之时，刘既是何之心腹，亦颇见重于蒋；而刘又年轻，无籍籍之名，秘密代表身份不易外泄，这样他就成为替何向蒋作秘密表态的最佳人选了。
当刘氏衔何之命，乘私租水上飞机专程自汉口飞南京谒蒋时，蒋竟派时任行政院秘书长（蒋时自任院长）、最信任之心腹要员翁文灏秘迎于江干；直驰至地质调查所密议后，旋即谒蒋，由刘替何向蒋披肝沥胆，私诉衷情。这一秘密表态，那就远非易秘书长上访、公事公办的情况所可比了。
刘之私谒蒋氏意味着什么呢？它的真正意义是：两广裹胁何氏之毒计从此完结！何键对蒋以子侄自居，表示了向南京的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的“一边倒”。绝对掌握了湖南，中央才能对两广叛将做该和该战的决策。终使刘某这个小小的密使，参与了扭转了四万万人命运的大大的密勿——秘密一沉五十年不为人知！
据刘氏告诉我，他既是何之密使，又取得蒋之宠信，他乃乘便向蒋代陈何氏之“愿望”。盖何“党龄”太浅，在“以党治国”时代，党位太低，希望在党里有个“中委”的位置，蒋亦立时首肯。而何键后来身兼两湖绥靖主任的军事要职，亦由于密使无意中之一言——蒋或误为何键的“要求”，而何实未有此奢望也。他时来运转，竟于无意中得之。（德刚复按：何键出任中委为一九三五年事。刘廷芳代表何键谒蒋似不止一次。“中委”一事可能在此次之前。再者，何似未尝任“两湖绥靖主任”之职，可能系“长沙绥靖主任”之误。事隔五十年可能记忆不清。）
刘氏既变成两边信任的人物，也接受了两边的差遣，竟乘着“美龄号”专机，仆仆于南京、武汉之间，为和平解决六一事变而努力。他替何向中央表态这一着，显然地（虽然我们尚未掌握到充分证据）就影响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倒戈反陈的决定。余、蒋之间，那时也有密使往还，然何键的态度如不明朗化，那位蜗处粤北，介乎陈济棠、何键之间的余汉谋便很难异动了；而粤军第六师师长兼广东东区绥靖委员、负责地方绥靖及督导指挥粤东军政的李汉魂之“挂印封金”反陈，则是余汉谋倒戈的连锁影响——其中枢纽，还系于何键态度之转移。何键效忠中央之明朗化，刘廷芳密使与“美龄号”专机功莫大焉。“乩仙”先生所开玩笑的“不可失”之“机”，并没有决定性影响，做神仙也会吹牛的。
刘廷芳这段故事，我想在蒋公日记里、“国民党中央”如今尚未开放的秘密档案里，将来一定是可以印证的。在当时，刘廷芳这青年“神秘客”，乘着“美龄号”专机为两方奔波，据说连“美龄”本人和后来代陈济棠坐镇广州、威慑西南的何应钦将军，亦不知底细呢。
由于刘氏的健在，他为我们口述历史留下有关六一事变五十年来，不为人知的另一半更重要的史实。不流于偏听偏信，史家执笔，可不慎哉！（参见刘廷芳著《我说服蒋介石先生化解一场内战危机——记两广事变未曾公开的一段内幕》，载一九八六年二月号《中报月刊》）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于北美洲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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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刘廷芳先生说几句话（书简）
绍唐兄：在贵刊前期所发表有关两广“六一事变”拙作及刘廷芳老先生原文，读者反应颇多，深受鼓励。惟拜读吴相湘兄之评语，弟曾再访刘公长谈。相湘为刘之湘中晚辈，刘氏读其文，莞尔之余，本无意作答。只是吴文中所言刘之通讯处为“湖南省政府转”，深易惹起误会，故嘱弟告兄暨相湘兄“绝无此事”，乞为更正。
刘氏以八七高龄（非吴文所说之八十），虽仍兼廷兴公司董事长，然该公司贸易遍及全球，中国大陆自亦在其中也。刘自云并非毕业于“楚怡小学”，相湘或闻于误传。至于刘为何键说蒋，只是一段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而已。承友好鼓励，略书始末向历史交账。耄耋高龄，侨居海外已四十四载，与政治早已绝缘。受友好之力劝，偶叙往事无他意也。刘公嘱弟转兄暨吴教授垂察之云。谨代转陈，顺叩
编安弟德刚顿首一九八七年四月四日于纽约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卷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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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朱经农与刘廷芳两函
其一绍唐兄：周前接到我的师兄朱文长教授嘱转刘廷芳先生一文，诉说当年何键派刘谒蒋，原与湖南教育厅长、文长的尊翁朱经农先生同机飞去南京的。经农先生是当年蒋公出任中央大学校长时的中大教育长，也是我的老师，所以长期叫文长为师兄，因此对朱师之行亦颇感兴趣。然据刘老言，他与朱师并未同机，他是先朱一日去南京。因军情紧急，他在南京未停，便携了蒋公两封亲笔信（分致在汉口的杨永泰和何成濬），乘“美龄号”匆匆飞汉。经农老师是次日始抵南京，委员长曾设宴款待，刘则未及在南京候朱一晤。
据刘言，当桂军渡过黄沙河时，何键甚为紧张，乃急召刘，嘱其立刻启程赴南京谒蒋。刘甚至未及返家更衣携款，匆忙取一小毛毯便乘粤汉路专车直驰汉口，向友人借些零用饯，乃搭预订水上飞机，只身飞往南京。下机时见政院秘书长翁文灏亲迎于江干。刘并先赴地质调查所见钱昌照略议，随即与翁驰车谒蒋后，即日飞回汉口云。钱昌照仍健在大陆，弟去年访大陆曾一度与其同席午餐，钱或亦撰有回忆录，亦未可知。
文长言刘、朱之行曾有新闻媒体报道，亦出刘之意外。他当时以为衔命谒蒋为极高军事机密也。
史实愈找愈多愈明。文长与弟通电话亦言拙作对西安事变之判断甚为正确。海外亦有史家已根据刘文与拙作重写其著述矣。吾兄对贵刊所付二十五年之心血，自有其永恒价值也，至以为贺。承嘱于二十四小时内赶出小文一篇，今以特快邮奉上。文成仓促，务乞斧正之也。
敬贺
贵列华诞，兼祝
贵体康宁！弟德刚匆上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四日深夜其二绍唐兄：
前函计达左右。函去后，文长兄曾与刘廷芳先生通长途电话，叙旧交甚欢。
刘公又与弟通电话，说及当年在湘之美国留学生朱经农、胡庶华、何浩若、周鲠生四人分掌各厅处，均为渠向何键力荐任用，再经南京中央批准者，而朱、胡、何三人嗣均经中央核准，只周君一人之任命未经中央通过云云。此段交代亦可补湘省地方史之不足，故专书向兄补报。何之于刘既如此亲信，则刘之秘访南京，当亦为蒋所信任非虚也。
刘公又言他当年所携蒋公亲笔信共有三封，一致杨永泰、一致何成濬，另封则为复何键之函，语多嘉勉。何键向南京中央效忠，既经肯定，则胡宗南等大军乃得迅速南下，两广六一之变乃消敉于无形矣。
谨再上数语，以补前函未尽之意。
匆候
编安弟德刚上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五日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卷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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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昌照与刘廷芳
——“口述历史”侧记刘廷芳先生所撰有关两广六一事变的长文，在《传记文学》发表之后，曾引起史学界一些热烈的反应。但是刘氏今已八九高龄，当年和他共事的前辈和同辈，什九均已作古，以致刘氏在事变中所扮演的绝密信使的角色，除他本人在五十年后的口述和朱文长教授所转述其尊翁朱经农先生的故事之外，几乎已找不出第一手的旁证了。事实上这也是我们搞口述历史的最大困难之所在——民国史上该有几千百宗类似的事件，使史家难以掌握。笔者当年为顾维钧、李宗仁诸先生执笔撰写其回忆录，就不知碰到多少类似的难题。
当刘氏之文年前引起史学界注意时，我便想到，当年与刘同参密议，而今仍健在人间的，实在只有钱昌照一人。钱氏早年留英，三十年代初期便荣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后累迁至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协办当年国府政策中最重要的财经资源，可说是才华洋溢、少年得志，甚至黑头开府、参与密勿，允为当年蒋委员长所最亲信的内幕人物之一。因此刘廷芳于六一事变期中，衔何键之密令，专机飞南京谒蒋，在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亲迎于江干之后，他第一个晋谒的竟然是钱昌照——这也可看出钱氏当年在蒋氏幕中的重要性。钱氏的回忆应当可算是刘文第一手的旁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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