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小云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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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援助的未来：西方模式的困境和中国的新角色试读：
序言
1985年5月的一天，我的老师对我说，你明天去陪一下德国专家艾迪特博士到颐和园参观一下。老师说，你先熟悉一下他，日后可能会派你去德国留学。我当时硕士即将毕业，想出国读博士。艾迪特是这位德国专家的中文名字，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西方人。我和同学孙其信陪艾迪特先生游览了颐和园。我不记得与艾迪特先生都交流了什么，好像孙其信和他说的话更多。实话说，那时候我的英语口语水平至多只能说些你好、再见之类的话。在这本书的序言一开始就讲这件事的主要原因是，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居然会与我过去几十年所做的工作密切相关，国际发展援助竟然成了我的专业，我当时还并不知道什么是国际发展援助。艾迪特博士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联邦德国政府间发展合作项目“中德综合农业发展中心”项目的德方代表，是派驻到中国的德方长期专家。我当时只是只言片语地从老师那里获知德国政府在未来五年中为这个项目提供800万德国马克的援助。我当时想，这德国人为啥要为中国提供这么多钱的援助呢？直到我博士毕业，我的老师再也没有跟我提及送我到德国留学的事情，我也再没有和艾迪特博士有过直接的接触。
1987年，我在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当时有一个关于中国农业发展是不是应该依然坚持提高化肥施用量的讨论，我写了一篇文章，论述了中国人多地少，需要注重通过良种和化肥的应用，提高土地产出。这篇文章报给了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先生，杜先生在文章上做了批示，他讲文章写得很好。正好这时国际施肥大会在中国召开，杜先生让我去参会。我在这个会上见到了当时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著名的土壤化学专家毛达如教授，他跟我讲，你到学校来工作吧，我们有一个中国-联邦德国综合农业发展中心项目。他的邀请让我想到了几年前和艾迪特博士的简短接触。我对毛达如教授讲，我考虑考虑。1988年年底，我在中央农村政策会议上碰到了当时北京农业大学的校长石元春院士，石元春院士对我讲，你可以考虑考虑回到学校工作，你知道我们有一个中德项目吗？我说，知道呀，毛校长也跟我讲过这个事。1989年，出于多方面原因，在两位校领导的邀请下，我回到了北京农业大学担任中德综合农业发展中心常务副主任兼中德综合农业发展中心项目中方副代表。当时中心的主任是老校长安民教授，项目中方代表是毛达如教授，我实际上是日常工作的负责人。我报到后，毛达如教授、安民教授带着我正式见到了艾迪特博士。艾迪特博士带着疑惑不解的神情，看着中方给他配了一个只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问了很多问题，我基本上都听不懂，是由我们的老校长安民教授做的翻译。我从来没有想过，当时让我去陪同一下的这位德国专家，以后我要和他一起工作，更为尴尬的是，每次开会，我都需要翻译，当时我们的德文翻译是现在在联合国妇女发展署工作的郭瑞香女士。不久，艾迪特博士给了我一本小薄书，英文名是The Guidelines of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综合农业开发指南》）。我从这本书里了解了社区开发、参与、性别、赋权等很多概念。我在工作中开始了解发展项目的规划、监测和评价，开始了解国际发展项目，并且把这些概念都视为西方的先进理念。我从来没有对这些理念提出过任何质疑，客观地说，我当时也没有那样的视野和知识水平来质疑。
后来，在这个项目的支持下，我踏上了西方的土地，在德国和荷兰学习了农村发展、发展研究理论和实践的方法。我学习的课程都是德国和荷兰为在发展中国家从事发展工作的人设置的课程。我的身份就是所谓的“当地合作伙伴”。我在德国、荷兰比较系统地接触到国际发展的概念、理论和实践方法，把这些理论和实践方法都当作西方先进的知识，认真地学习。回国后，我将我学到的这些理论和实践经验在中国进行传播。1992年，中德综合农业发展中心来了一位德方派出的培训专家，她的中文名字叫杨嘉琳。她从其他德国援助中国的项目中承接了很多咨询类的合同工作，带着我们中心的工作人员开始为德国的项目和其他国际组织的项目提供咨询服务。从事这样一项工作的理由是，要让德国的援助项目逐渐成为经济上可持续的项目，这样我和我的同事就从原来的“当地合作伙伴”转变成“当地专家”。我后来将这种当地专家取名为“发展掮客”，就是一种穿梭在外方和中方之间的协调人，给外方解释中方的意图、中方的想法，有时候实际上更多的是在落实外方的理念。外方每天支付100德国马克的费用，相当于现在每天500元人民币，而当时的工资水平也就是每月100元人民币。我们逐渐成了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华援助非常重要的当地专家团队，我自己也成了“知名的国际发展专家”。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从来没有思考过国际发展究竟是什么，我遇到最多的问题就是每到一个地方，很多国内的项目单位的同志都会问，他们为什么要给我们提供援助？我总回答，他们有钱有技术，他们想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我这样的回答，实际上也是发达国家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组织从事发展援助所讲的他们的援助目的。我对此一直深信不疑。我在这个过程中先后编写了农村区域发展规划、农村妇女与发展研究、性别与发展、参与式发展等方面的书，我的同事也编写了国际发展项目管理、参与式培训等方面的书。我和我的同事在实践过程中同时传播了国际发展援助的理论和概念。所以，客观地说，我和我的同事都算是典型的“发展掮客”。
1998年，中德综合农业发展中心团队召开了一个内部会议，讨论我们走向何处的问题。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我们不应成为一个纯粹的发展咨询公司，而应该成为一个大学的教学科研部门。同年，我找到福特基金会的代表托尼·赛奇博士和麦思文博士，请求他们为我们建立学科提供资助。我与福特基金会在过去几年中一直都有比较紧密的合作，托尼·赛奇博士一直关注我们的发展。福特基金会对我们的想法予以积极的回应。与此同时，我通过学校向农业部和教育部提出建立发展研究本科专业。那一年正好赶上教育部调整本科专业，当时的政策是压缩本科专业的数量，好在石元春院士是教育部学科调整小组的成员，我的建议同时也得到了农业部的大力支持。后来教育部的反馈意见是，农业大学搞发展研究不合适，应该叫农村发展，我无奈之下只能同意农村发展；接着，毛达如教授是时任校长，他说农村发展不好，加上个“区域”吧，我也只好说加上吧。这样，就诞生了“农村区域发展”这样一个本科专业。前一段，突然有一个朋友邀请我加入微信群，这个微信名叫“农区”，我当时很纳闷，他解释说就是全国农村区域发展专业的微信群。实话说，无论是教育部，还是毛达如教授都曲解了我提出建立发展研究专业的初衷。当然，当时的初衷也仅仅是简单地想复制西方的“发展研究”。实际上，尽管我们形成了农村区域发展这样一个本科专业，但是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我们这个专业的课程设置基本上采用了西方发展研究的教学框架。我也完全没有想到，国际发展格局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变化。更没有想到，中国有一天会真的需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发展研究”学科。
2004年，在上海召开了全球扶贫大会，我在会上听到了很多中国扶贫经验、中国发展方式等新的提法。在以后的几年中，国内的很多机构和国际组织开始找我研究中国的减贫经验。这样的工作好像还属于“发展掮客”的惯性，但是我也隐隐约约感觉到了某种变化。2006年我主持由英国国际发展部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支持的中非减贫比较研究工作；2007年我带领团队到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展开实地调研工作。这一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讲标志着我们身份的转变，也就如同我在很多场合讲的主客体关系的改变。2009年，我在世界银行坦桑尼亚代表处开始作为专家研究坦桑尼亚农业发展战略并为坦桑尼亚政府提供农业发展方面的政策咨询。在两年的工作中，我了解了世界银行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方式，开始反思包括我过去工作在内的国际发展援助的问题。2011年，我基于在坦桑尼亚工作期间建立起的社会关系，建议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能够在坦桑尼亚展开中国减贫经验的实地示范工作。我与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同志一起，在中国农业发展集团坦桑尼亚分公司的支持下，在莫罗戈罗省选择了一个叫佩亚佩亚的村建立了村级减贫学习中心。这应该算是中国第一个在非洲村里展开的扶贫项目。2012年，我们又在科技部的支持下，利用科技援外项目，在莫罗戈罗省的另一个村狮子村建立了第二个村级减贫学习中心。从2011年到现在，我和我的同事频繁往返于中国和非洲，我们的身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由原来的受援者变成了援助者，由当地专家转变成了真正的国际专家，或叫“中国专家”。我们也开始在非洲寻找当地的合作伙伴，为这些合作伙伴提供“能力建设”；我们也在非洲找“当地专家”，支付他们咨询费用。在这一过程中，我亲身感受到了被支配和支配的结构性含义，我在一些文章中提到的所谓“霸权”的政治警觉和文化自觉，指的就是在这样的身份转换过程中的这种权力的意识。
我们在非洲实施援助的过程中，我反复强调：我们就是示范中国是如何做的，这叫“平行经验”，不要去做我们在中国为西方援助项目做的那些事，比如社会经济评价、性别培训、参与式培训等。我说，这些都是西方发展援助中的做法，并不是中国自有的做法，我们不需要把从西方学来的并且不确定在中国是否有用的东西，再搬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介绍中国自己的发展经验。我把这样的做法称为中国经验的“主体性”，这听起来和在实践中是有一些“中国中心主义”的色彩。有些人说我是搞“中国特殊论”，其实我认为，非洲并不缺乏西方的概念和实践，你到非洲工作就会发现，非洲的同事比我们更熟悉西方的东西，但他们的确不熟悉中国的做法。
在这些年里，我一方面和西方发展援助组织以及国际发展援助机构有着长期的合作，并开始在非洲展开中国方式的援助实践，有机会更多地参与国际发展援助方面的各种学术和工作会议；另一方面，国内的政府机构和研究机构也常常邀请我参与讨论中国的对外援助工作，因此也有机会接触国内的各方面专家。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形成了一些关于国际发展援助、中国对外援助的观点，这些观点当然也来自我在过去30年集“当地合作伙伴”、“发展掮客”和“援助提供者”于一体的个人实践。
在过去几年我在互联网、报刊、微信公众号和一些学术讨论会等场合写了很多关于国际发展援助和中国对外援助的评论，也有一些对话和访谈，很多同事建议把这些散落在不同角落的材料汇集起来，便于大家参考。所以我将这些短文做了筛选和编辑，形成这本书。我要强调的是，这不是一本学术著作，也不是系统的观点论述，而是在不同场合的观点的汇集，便于从事国际发展研究和中国对外援助研究的同事参考和批评。本书回答了我30年前问的问题——西方为什么要为其他国家提供援助，谈到了我对这个体系的反思。我在书里还提到了新援助的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引起国际发展援助领域的关注。我不能说西方发展援助将会消失，也不能说中国的对外援助会取代西方的。但是很显然，中国独特的援助方式正在改变国际发展援助的版图。
需要提到的是，本书中的很多观点并非我个人的观点，也来自国内很多的同行，来自我单位的同事。而且，我也把我同事唐丽霞、徐秀丽、陆继霞、张传红等，以及我的学生肖瑾、徐加、孟雷、陈玮冰在这方面写的一些短文收录进来。我要感谢这些同事和学生同意我把他们的观点放入这本书里，感谢我的学生孙兴斌和徐加帮我做了大量的筛选和编辑工作。第一编发展援助从何而来？
从18世纪末期由英国基督教福音促进会和福音传播会开始推动的向非洲这个“愚昧而深受压迫的”民族传播基督教福音，到杜鲁门1949年在国情咨文中宣称帮助欠发达国家走向繁荣，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的使命从“上帝对落后野蛮群体的心灵拯救”转到了“推动非西方世界向西方物质文明的转化”。在这期间，教会组织为了显示上帝的关怀展开了对落后和“野蛮”群体的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援助，这就是所谓的非官方援助的起源；接着又出现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殖民地有目标、有计划的社会经济改造，这也可以说是西方官方援助的起源。
当殖民主义受到抛弃以后，西方将殖民主义的遗产转化为欠发达国家的“发展”。源于基督教的传教救助行动以及西方官方在殖民地开展的社会经济改造均在去殖民化主义语境的新历史条件下逐渐发展成西方发展援助。杜鲁门的“四点方案”标志着西方对非西方的关系正式从宗教和对殖民地的改造中脱胎出来，成为一种更具“文明”和“合法性”的新的结构关系。自从西方现代发展援助诞生以来，西方一直通过不断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机制强化西方发展理念和路径的合法性，无论是早期有关劳动力供给和投资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还是后来的全球消除贫困理论以及现在盛行的可持续发展，无不体现着西方发展思想的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的成长，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西方发展理念和经验的普适性开始受到挑战。新兴国家坚持的南南合作的发展方式在全球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西方发展援助体系开始出现深刻的变化。第一章 西方发展援助ABC
我们经常听到“西方对外援助”“西方发展援助”“国际发展援助”“国际发展合作”等不同的名词概念。实际上，所谓的“国际发展援助”“国际发展合作”这些概念过去一直是指由西方发达国家也就是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主导的国际发展援助的内容，而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则是这些国家主导下的各种援助机构的总称。现在我们讲到国际发展合作时，包括的内容较多，除了西方的官方援助以外，还包括非西方国家提供的援助，以及私有企业和各种非政府组织等提供的援助。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资金、技术和理论的优势在过去几十年中逐步将其对外援助演化成了所谓的“国际发展援助”，并继而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化手段和资助框架将其演化为“国际发展合作”，并使其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提供的援助经历了主要由所谓的非官方主导也就是说由教会主导、以人道主义救助为主要内容的援助，逐步到由政府主导的官方对外援助，并最后发展成为所谓的国际发展合作。虽说当代的国际发展合作已经不能说由西方垄断，但是西方国家依然是国际发展合作的主导性力量。这种主导性，一方面来自资金的优势，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则来自援助框架和援助理论的主导性。西方发展援助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引发了不同的问题，因此关于西方发展援助有效性的质疑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到现在愈演愈烈。这样的一种争议，一方面来源于这个体系自身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来源于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变化。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长期倡导的南南合作呈现出的生命力极大地挑战了西方主导的“援助-被援助”关系的模式。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西方为主导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也开始发生变化。从利文斯通到杜鲁门
尼尔·弗格森（Niel Ferguson）在他的《帝国》（Empire）一书里讲述了英国早期的基督教传教历史。1776年英国伦敦的福音教会，在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社论，呼吁“我们要向那些处于愚昧的、深受压迫的民族传播基督”。该社论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很多传教士因为这个社论，开始到其他国家传教。1792年，一个叫威廉·凯里的英国人，在诺丁汉布道的时候明确提出，要把传教士组织起来，到海外去传教。国际发展援助的序曲从此刻就开始了。后来，另一个英国人戴维·利文斯通，受伦敦传教士协会的派遣，到今天的南非传教，他需要说服南非一个部落——巴克温那——的首领赛凯勒。赛凯勒有好几个妻子，而一夫多妻制在基督教里属于落后的习俗，利文斯通就希望说服赛凯勒放弃这个习俗，但并不起作用。后来，赛凯勒的儿子生病了，病得非常严重，生命垂危。恰巧利文斯通也是医生，他将赛凯勒儿子的病治好了。治好以后，出于感恩，首领赛凯勒认为上帝很好，于是要求其部落的人都信奉上帝。宗教被当地人接受了，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信奉了宗教，但至少宗教能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这些人才开始信教。这就是卫生医疗人道主义援助的开端，也可以看成国际援助的开始。
卫生医疗人道主义援助是从非洲开始的，但却不仅限于非洲。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很多医院，最初都是由基督教的传教士建的。他们建医院、建学校的目的是希望改造中国人，因为当时的中国非常落后，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带领落后地区的人走向文明。这是他们的理念，这也成为殖民主义自认为合法性的依据。谈到殖民主义，很多人认为殖民主义是一个很负面的词，认为殖民主义就是一种反动的行为。但当时的殖民主义应该算一个现代的词语，当时的殖民主义行为也是非常合法的。对殖民者来说，通过殖民主义改造那些“野蛮人”是非常光荣的。笔者曾去过南太平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生活在那里高山上的人几乎不穿衣服，殖民主义者认为这些人就是野蛮人，所以他们要带领这些“野蛮人”走向现代化。殖民统治就把这样的理念付诸行动，殖民者在殖民地修学校、建医院等，这就是殖民主义的援助。比如香港，香港很多东西都是英化的、英式的，是英国殖民统治期间建成的。英国在1929年通过了《殖民地发展法案》，从此以后，在殖民地的建设就有了法律的支持。因为在此之前，英国的政府不会拿钱去为其“殖民地”搞建设，一般由教会自行修建。所以，1929年以后英国政府在“殖民地”建学校、建医院、建农场、修道路，这些就属于政府行为了。于是，始于宗教传播的民间援助开始演化为改造落后民族的官方援助。
1944年7月，二战基本结束，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华盛顿山大旅社召开了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会议通过了布雷顿森林会议协定，决定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正常运作。简单说，如果一国的金融体系出了问题，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支付国际贸易和进口货物，或是国内经济出现重大问题，经济系统瘫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提供大量的贷款，用以稳定该国家的财政。世界银行最初的使命是帮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破坏的国家重建，资助它们摆脱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后来，转为帮助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比如一国需要建设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可以向世界银行申请贷款。世界银行还举办相关的培训，以促进成员国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立，为国际发展援助提供了资金和制度支持。1947年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做演讲，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即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通过该计划，美国将自己过剩的物资捐给欧洲，并向欧洲提供贷款，帮助欧洲重建。西欧各国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0多亿美元，相当于如今的1000多亿美元。“马歇尔计划”历时四年，绝大多数参与国的国民经济都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之后二十多年整个西欧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
为什么西方国家推行“马歇尔计划”？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会提供援助？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过去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西方国家认为自己有义务，或者有一种道德责任，去帮助这些原殖民地发展，不能让这些国家走上他们所谓的“歧途”。所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援助和资金支持，希望这些发展中国家都能够按照他们的价值体系、发展方式发展。第二，如果欧洲不能复兴发展，美国就没有办法发展。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关系很密切，在历史上美国为欧洲提供原材料并同时也是欧洲的主要市场，所以，如果欧洲发展不起来，美国是无法发展的。当欧洲发展起来以后，如果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发展起来，又没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帮忙，南北差别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别会越来越大，将直接威胁到他们的利益。所以西方国家采取的措施就是：拿出自己财政的一部分，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第三，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西方的发展援助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因为二战以后美国是除了苏联以外唯一的超级大国，因此，美国开始实施“马歇尔计划”，为被二战破坏的国家提供援助，包括欧洲国家、日本、韩国，甚至台湾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起来以后，美国又将它们团结在一起，成立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共同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但是它们必须遵守由美国主导的共同规则，这样就在经合组织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叫发展援助委员会，通过委员会规范成员的行为。美国通过控制经合组织，约束各国遵守其制定的相关规则，不允许其他国家做不同于美国的事情，由此，美国就形成了霸权。美国的霸权不仅表现在金融方面，还体现在发展领域，国际发展援助的制度化进程由此开始。
现代国际发展援助从“马歇尔计划”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然而，发展中国家还是落后，经济没有实现快速增长，非洲国家、印度、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都没有变化。于是，很多国家认为，过去开展的援助是不可行的，不起作用，需要更换援助主题和方向，援助资金不应再被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应在人们的基本需求、教育、卫生、社会发展等领域开展援助。所以，2000年联合国通过的千年发展目标主要是做扶贫工作。要扶贫、要脱贫，成为国际发展援助第二个阶段的主要任务。
201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到期。但是，如果把中国的扶贫成就去掉，非洲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贫困情况基本上没有变化。这意味着过去的援助并没有效果。那么，以后怎么办呢？所以，联合国又开始召开可持续发展峰会，于是，国际发展援助进入第三个阶段，即可持续发展阶段。国际发展援助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主题。虽然，发展中国家在这些问题上的话语权越来越大，这些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的挑战，但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影响力还是很大。中国不是依赖援助的国家，但很多国家都非常依赖援助。对它们来说，援助非常重要，有些国家预算的60%~70%都是援助资金。这些援助通常都是附带条件的。
既然西方的援助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实际的援助效果也不好，西方国家为什么还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西方国家的人们为什么不反对呢？西方发展援助经过了上百年的历史演变，特别是经过二战后六十多年的演变，对外援助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条，形成一个产业，实现了技能化、制度化，为很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一旦停止对外援助，这些人就会失业，出于本国的利益考虑，西方国家无法停止对外援助。
国际援助发展到现在，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第一，很多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等，特别是中国，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现在的第三世界也不再是过去由众多很穷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了。第二，南南合作的性质和内涵发生了变化。过去的南南合作是穷国在富国的封锁之下万不得已进行的，旨在一起相互交流经验，“抱团取暖”。如今，像中国、巴西、印度等国家都有了发展的经验；经过多年的发展，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发展中国家还建立了自己的发展筹资机构，比如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过去的合作，政治上的意义较大，今天的合作则具有更多的实质性内涵。比如中非合作，是具有实质性的合作。从“四点方案”到“釜山会议”
有人说杜鲁门开启了西方的现代发展援助，而釜山会议形成的所谓“全球有效发展合作伙伴”则标志着西方现代发展援助的衰落。杜鲁门总统在1949年1月20日的讲话中阐述的“四点方案”标志着现代发展援助体系开始形成。在二战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际发展援助的资金主要由美国提供并用于“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这使得战后的西欧及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受益，国家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并随后加入了提供国际发展援助的行列。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出现国际发展援助各自为政的乱局，美国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国家间的制度机制协调不同国家、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发展援助。基于此，美国及其盟友于1960年1月共同组建了“发展援助小组”，该小组成立时吸纳了包括美国在内的11名成员。这既可以看作西方发展援助集体型组织形态的形成和美国主导地位的确立，也可以被视为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在美国主导下的第一次扩张。1961年9月，原“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简称OEEC）让位于现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同年10月，“发展援助小组”并入经合组织，并更名为“发展援助委员会”。为了配合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工作，经合组织内部成立了包括“发展筹资”和“技术援助”两个子部门的发展部，其中发展筹资部门于1969年改为发展援助司，1975年更名为现在的发展合作司，并长期承担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和秘书处角色。从表面上看，建立这样一个体系的基本逻辑是首先假设不同的援助提供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但如果提供援助的方式、路径等相互不协调，那么援助的目标很难落实；其次，在一个具有共同目标的群体内，如果没有一个相互对照和制约的机制，也难以保证援助提供者履行其提供援助的承诺；最后，如果缺乏普遍适用的统一援助标准，援助质量也很难保障。基于上述考虑，发展援助委员会于1961年采用了“发达国家应提供占其GNP（国民生产总值）1%的资金用于发展援助”的标准，该比例经1969年的《皮尔森报告》建议后更改为0.7%，又于1993年以GNI（国民总收入）替代了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概念，比例保持不变。此外，发展援助委员会于1962年首次实施了针对成员国的评估，也就是今天仍在坚持实施的“同行评议”。同时，发展援助委员还建立了不同国家之间可比较的数据统计和报告系统，致力于更加有效地推进同行评议。然而从实质上看，建立这样一套发展援助整合机制是美国在发展援助提供者日趋多元的格局下力图确保发展援助的实施不会偏离美国政治目标的战略性措施，尤其考虑到在冷战这一历史背景下，其对美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更进一步来看，美国为了规避外界对其通过“绑架”其他国家的援助来实现其自身安全和政治利益的目的的质疑，一方面继续强化其自身发展援助的政治影响，如向拉丁美洲派遣和平队；另一方面又不断通过强化其援助的技术特点的方式，力图将发展援助去政治化并保持中性化，并且还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倡导单一价值体系来实现其发展援助道德普世化。落实到更具体的做法上，首先，美国着力推动发展援助与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相挂钩，这奠定了发展援助的制度合法性基础，而联合国于1970年10月通过的决议采纳了发达国家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7%用于海外发展援助的提议，更进一步夯实了发达国家在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掌握话语权的经济基础。其次，经合组织在美国的支持下成立了发展中心，许多发达国家也纷纷成立发展研究智库以展开有关发展援助的科学研究，积极为发展援助的去政治化提供知识储备，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提出的“基本需求战略”“性别与发展”“参与式发展”“可持续发展”等概念均是西方通过其研究机构生产出的“发展知识”。这些知识打着“共同价值”的名号，以中性甚至同情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了一大批忠实信徒。然而，这些知识也隐含着西方的霸权思想，发展援助的技术官僚化发展也掩盖了发展援助的政治意图。不仅如此，西方在发展援助道德化与知识技术化的过程中还着力将其主导的发展援助同时植入教育体系，建立了一整套发展研究培养本科、硕士和博士的教学体系，形成了发展知识生产与应用的完整链条，并且发展理论一直坚持的在西方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发展方面的经验普世化这一使命也长期主导着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与此同时，美国还进一步采用将其政治议程道德普世化的手段，巧妙地将不同的援助提供者统一到由美国制定的规范下，实现了其对国际发展援助体系长期的主导和控制。总体而言，美国以占据普世化道德高地为前提，依托一系列规范建立起了一个能有效地践行自身价值，并通过所谓的“拉入”（buy-in）手段来实现的、旨在整合不同的援助资源的制度路径。其结果是将不同的援助资源有效地纳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展援助体系内，造成了国际发展援助变革对西方框架路径严重依赖的状况。同样，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发达国家在整合非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的过程中使用的一系列做法，无论在动机上还是手段上都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设法纳入其他西方援助提供国如出一辙。
在1995年召开的发展援助委员会的部长级会议上，与会者集中讨论了“发展援助如何有效地发挥可以度量的作用”的问题。会议提出，发展援助的目标是“使全球范围内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一半”，该目标后被联合国采纳为“千年发展目标”的主要内容。随后，2002年3月在墨西哥蒙特雷召开的联合国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增加援助数量并不一定会产生好的援助效果”这一观点，发展援助的有效性开始备受关注，发展援助委员会也随即将援助有效性问题纳入其主要的工作内容中。2003年2月，发展援助委员会在意大利罗马召开了“第一次援助有效性高级别论坛”。在该论坛上，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成员发现他们要求受援国提交的各类报告给其造成了巨大负担，分散了他们专注研究自身发展战略的精力，因此，罗马会议形成的宣言明确提出了“和谐援助”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援助有效性工作团”。同时，发展援助委员会也意识到要想改善援助的有效性仅仅靠自身的努力是不够的，因此将讨论和制定援助有效性政策的范围扩大到双边机构、多边机构、发展中国家政府、新兴国家、公民社会组织以及公共和私营部门等领域。这是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第一次将其政策讨论范围扩大到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之外，该工作团最终由80位来自上述部门的代表组成。这个工作团实际上成为之后一系列有关发展援助有效性的高级别会议的发起者和组织者，而且围绕这个工作团的运作还形成了一个开放的讨论发展援助有效性的全球论坛，这一行动可被视为在美国主导下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第二次扩张。与第一次扩张相比，它呈现出了两个更加鲜明的特征：首先，这一次的扩张范围涉及参与全球发展的各个方面，参与方的广泛性前所未有；其次，参与方的扩大本身又意味着长期统治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发展援助委员会在援助政策决策中的作用开始下降，发展援助政策已不再可能仅由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单独主导，对全球发展援助政策的讨论已过渡至更加开放和包容的阶段，并逐步奠定了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制度性基础。继罗马会议后，援助有效性工作团于2005年在巴黎召开“第二次援助有效性高级别论坛”，并在论坛之后发表了《巴黎宣言》。该宣言围绕援助的拥有权、一致性、和谐援助、结果导向和相互问责五个方面提出了56项具体措施，其中最积极的贡献是开始认识到援助和发展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并试图充分调动受援国在利用援助上的自主性和能动性。随后，2008年9月在加纳阿克拉召开了“第三次援助有效性高级别论坛”，最终形成《阿克拉行动议程》。参会各方在此次论坛上就如何进一步发挥受援国的拥有权，特别是更大程度地利用受援国自身的系统展开工作达成共识。2011年11月，援助有效性工作团在韩国釜山召开了“第四次援助有效性高级别论坛”。釜山会议不仅在参与方的范围上比以往三次会议更广泛，更重要的是论坛议程也从对“援助有效性”问题的关注转变到对“发展有效性”问题的讨论，这使得传统西方在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实际统治地位遭遇了空前挑战。为了应对挑战，发展援助委员会等会议主导方在会议文件、议题和参与机制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让步，同时他们仍寄希望于依托传统的“拉入”方式坚守底线。因此，釜山会议可被视为国际发展援助体系进行第三次扩张的标志性事件，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扩张使统治国际发展援助议程的援助有效性问题被发展中国家关心的发展问题取代；同时，实际领导历次援助有效性高级别论坛的工作团至少在名义上消失了，被“全球有效发展合作伙伴”的领导及其管理机制取代。上述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以美国为中心、依托发展援助委员会制度机制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在议程和结构上发生了某种意义上的转型，这一转型所具有的进步意义可见一斑。然而，即便发生了上述一系列积极的变化，新的发展伙伴议程无论在形成的方式上还是在其工作的具体内容上，仍未彻底摆脱西方发达国家长期施加的实质影响。首先，西方发达国家关于发展的知识生产体系在过去六十多年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对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主导性话语影响难以在短时间内被迅速削弱，同时，包括新兴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性知识生产体系仍处于探索阶段，还无法同西方的发展知识抗衡；其次，国际发展援助仍存在严重的对西方发展框架的路径依赖，虽然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发展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对西方的发展路径形成了挑战，但仍不足以对既有的西方发展路径形式的长期影响产生冲击；最后，全球有效发展合作伙伴议程在本质上还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展援助体系在新的条件下通过“拉入”策略使其继续发挥作用的一种隐蔽手段，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晰的认识和判断。西方发展援助的三个伦理视角
世界上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明确表示提供国际援助是出于国际责任，认为自己有义务帮助其他国家，但不同国家对自己提供援助的根本动机表述存在很大差异。大部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政府将其提供对外援助的主要原因归于“团结”（solidarity）。如在1962年，瑞典议会就其提供对外援助发表声明：“除道义责任和国际团结外再无其他动机。”丹麦和芬兰也强调促进与全世界贫困人口的大团结和分配正义是他们提供国际发展援助的主要原因。荷兰将财富的公平分配、社会正义、非歧视和减贫视作提供对外援助的道义基础。英国政府则指出：“世界贫困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提供国际援助只是因为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挪威则明确表示，反贫困就是为正义而战（fight for justice）。美国也一直声称帮助世界上的贫困人口和向面临紧急需要的其他国家的人民提供援助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表面上看，全球财富增长、贫富差距扩大、发达国家援助能力的增强及与之共存的发展中世界的极端贫困、紧急需求和人类苦难，是主权国家政府，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政府，提供对外援助的责任道义基础。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主权国家政府是否应该承担国际援助责任，具体应该承担多少，期待的结果是什么，远比话语描述的要复杂得多。目前国际上从三个视角解读政府、援助和伦理三者之间的关系。狭隘绝对主义视角
狭隘绝对主义视角的核心假设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只对本国公民承担道义责任。也就是说，政府没有向“远方的需要者”提供固定数量援助的道义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会提供援助，而是援助的道义不是来自责任，而仅仅是一种善行。政府对遭受贫穷困苦的人提供援助，不是因为政府必须这么做，而是一种自愿行为，所提供的援助与受援者实际需要的援助数量之间没有明确关联，寻求本国利益往往成为援助国政府提供对外援助的根本原因。
从上面我们举例的各个国家阐述的自己提供援助的原因看，没有一个国家会明确把自己归于狭隘绝对主义者的范畴。但事实上，很多国家都将对外援助的主要目标定为促进本国利益。日本外务省公布的文件中明确表示，日本提供官方发展援助的目的是维护日本自身安全和促进本国繁荣。对外援助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美国“地缘利益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严重影响和制约下，美国援助资金大部分流向美国的同盟国。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地缘政治目标压力减缓的情况下，对外援助不仅没有流向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反而大大减少了援助资金。1990—1997年，美国对外援助总量减少一半。“9·11”事件之后，美国将对外援助与国防和外交并列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明确写入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援助促发展（aid for development）与援助促国家利益（aid for national interest）之间的界限模糊化。如2005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公布的文件中明确提道：“威胁美国和国际社会安全的根源是欠发展，这个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靠军事和外交手段。”在最新公布的美国2019年援助预算支持的目标活动中，美国明确指出本年度的援助资金将会流向四大领域：（1）保护美国本土和海外安全；（2）重塑美国在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就业中的竞争优势；（3）确保美国在平衡全球势力方面的领导地位；（4）向美国纳税人保证援助有效性。
当然，把美国当成完全狭隘的绝对主义者也有失偏颇，因为美国援助资金的很大一部分也流向了人道主义援助，美国不断强调向发生紧急状态的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其应承担的道义责任。混合视角
在该视角下，政府虽然承认发达国家具有承担提供对外援助的责任和义务，但对责任和义务的大小不做任何承诺，同时认为承担国际援助义务不应该受到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制约。该视角下的国际援助提供模式包含以下四个特征：（1）保护本国国土和海外安全；（2）更多援助会流向人道主义援助和减贫领域，较少支持援助国国内和战略利益；（3）援助提供的方式和方法会基于受援国需求；（4）援助与受援国本身商业利益的结合并不明显。目前大部分发达国家属于该视角下的援助提供者。
该视角存在以下几大缺陷：（1）援助国政府虽然具有提供对外援助的道义责任，但具体应该向本国公民负责还是向那些遭受贫困的受援者负责，并没有明确的评价标准，援助资源在两者之间的分配标准也不明确；（2）没有统一的规范对援助国群体进行约束，本质上，提供援助仍然是一个自愿行为；（3）没有一个有约束力的规则来决定穷国和富国之间不断加大的财富差距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对援助国提供的援助数额也无法预期；（4）不能基于对援助的整体需求评估援助提供数量；（5）不能对某一个援助国提供的援助数额提出要求，也不能因为国际援助资金存在短缺而要求某一援助国与其他援助国一起增加援助额。
尽管该视角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援助国政府对自身道义责任的共同认知和理解大大促进了国际发展援助有效性话语的构建，如在规定时间段内将官方发展援助标准定为国民总收入的0.7%；引导援助流向最需要的领域；尽量减少援助数额的不确定性，增强其可预测性；利用援助将全世界贫困人口减半等。这些迹象表明，越来越多的援助国政府已经开始从更广泛的国际视角来认识政府援助、道义和责任的问题。国际视角
该视角认为，国家的道义责任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超越国界的某些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会影响国家政府对本国公民和非本国公民之间传统的责任划分。对该视角的形成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的应该是联合国2005年世界峰会，本次峰会的主要目的是讨论千年发展目标的实施进展，重申世界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承诺。本次会议的一个例外成果提出“保护责任”和“人道主义干预权利”。会议成果文件指出：在本国权威政府明显不能让本国民众免于种族灭绝、战争犯罪、民族清剿和反人道主义的迫害时，国际社会有责任提供“保护”。发展、和平与安全和人权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主权国家对自身发展负最重要责任，但国际合作也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本次峰会后，所有国家基本接受了富裕国家负有向贫困国家提供援助的一般性义务的判断。千年发展目标的颁布，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政府承诺也将国际合作引向全球减贫领域。各国政府对实施千年发展目标的庄严承诺，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主权国家政府对承担具有约束力的国际义务的认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国际惯例法的特征。
对极端贫困问题的普遍同情和关注为对外援助领域的国际合作奠定了道义基础。贫穷国家，尤其是资源、技术、能力或制度匮乏的国家，有义务制定出自己的发展计划，对实现减贫所需要的外部资源与援助国进行协商，向援助国提出具体的援助需求。而援助国也有义务对其进行帮助。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极端贫困实际上是对人们最根本尊严的践踏，因此有必要采取一致的、综合性的、合法的国际行动来对抗极端贫困，这些行动可以作为援助国政府自愿提供援助的一个补充。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克服三大挑战：（1）国际社会并不能对全球需求的援助数额做出精确评估并达成一致意见；（2）缺乏被大家统一接受的具体时间表；（3）对如何动员和分配全球援助资金，确保所有国家根据自己的能力对全球发展做出贡献并没有明确的机制和实质性的讨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颁布似乎为克服这些挑战提出了解决方案，但在民族主义盛行，主要西方大国为维护本国利益不惜破坏自己制定的国际规则的环境下，如何确保主权国家政府承担具有国际约束力的对外援助义务似乎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因此如何重塑国际援助道义基础和约束机制，更好地动员国际资源，鼓励和约束援助国政府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加强受援国在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提高援助有效性，是目前国际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任务。西方发展援助体系如何制造全球公共品
现代西方援助的干预性除了其历史、政治、社会文化根源外，还有一个特有的发展知识背景。西方在非西方世界的构建中形成了特定的对非西方的认知体系，这个认知体系逐渐发展成了特有的知识生产系统。西方利用其物质化的文明和特有的知识生产系统将西方的发展知识变成了全球公共品。
西方的基本路径是：在西方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按照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通过对非西方世界的研究从而生产出一套针对非西方世界发展的理论，然后将这种理论实践化和制度化。实际上这种理论在西方并无具体的实践，是一个基于“想象”的理论。现代化理论就是这种知识的核心。
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负责国际发展事务的部长在巴黎开会，讨论援助的有效性问题，并提出了全球减贫的概念。这个概念迅速被西方的知识生产系统再生产，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化手段成为全球公共品。西方减贫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结合，但是其主张全球性的减贫，占据伦理道德高地。正如戴维·莫斯（David Moss）所说的那样：西方相信只有建立像西方那样的制度，贫困问题才能解决。这样干预就变得必然了，也更加合法了。有趣的是，西方援助方案很少将一些他们正在实践的政策或做法直接介绍到发展中国家，凡是介绍的都是“再生产”的知识。我的一位德国朋友是德国黑森州经济部东亚处处长，他和他的领导不停地往中国跑，试图吸引更多的中国人前往投资。他们的招商引资与中国很像。我说：“你们的国际发展项目为什么不给非洲国家讲你们如何招商引资啊？却讲什么性别与发展，这连你们国家都没有。”他说：“我们的国际援助已经和我们的经验断裂了。”
中国的对外援助往往是把中国的经验直接转移。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八字宪法”，农业学大寨，80年代到90年代的承包经营，以及目前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如援非农业示范中心等都是直接的表现。这样的做法备受批评，被认为脱离了非洲的实际。但是，把很多中国援外项目的失败归结为没有因地制宜是不全面的。实际上，平行经验转移比构建性的再生产更加便于学习，而且相当经济，这也是我一直对培育一个专门的知识职业体系有所顾虑的原因。
西方发展援助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这个链条消化了很大一部分援助资金，而且这个系统以非政治化的面貌出现，不断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如各种各样的评估、规划、社区驱动式发展、性别敏感化发展等我们熟悉的概念，让发展援助系统越来越复杂，成本越来越高。
加纳财政部的一位副部长在某个会上说，西方的援助给了我们劳工标准、工会和性别平等，而中国给了我们公路，当时在座的很多人都大笑。西方的援助在其对抗性的国内政治体系和发达的发展技术官僚体系的约束下，虽然不容易出现援助腐败，但也很难有效地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中国的对外援助虽然也面临提高援助质量、成本上升等问题，但是在援助执行中的简化和低成本一直是中国对外援助坚持的原则。将援助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交给受援国把控是提高援助拥有感的关键。我在一个国际会上就这个问题与当时的法国援外署首席经济学家有过激烈的讨论。
他认为：我们出了钱，就得管钱是如何花的。我的观点是，钱是你愿意给人家的，他们应该负责钱如何花。
中国迅速发展的基本经验恰恰是没有遵循优先变更制度这一路径，而是采取了优先发展经济，再逐步调整制度使其更符合中国社会文化和政治条件。这正是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失败的情况下，有识之士对中国产生兴趣的原因。他们希望中国的发展援助能把这个方案带到发展中国家，有的甚至明确表示这是新的和替代性的发展方案。
中国的经验当然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但是要成为全球的公共品则需讨论。一国发展经验的全球化需要具备一些条件。首先，要有解决带有普适性问题的实践和经验，这一点中国具备了；其次，要具备将普世化经验转变为知识的能力，这一点中国具有一定的条件，但是还不具备为全球提供知识产品的系统能力。这是中国与国际发展体系合作的结合点。中国正处于重新寻找其世界位置的时期，仍需要谦虚地学习西方发展援助的经验和理论。最后，要看是否具备将经验和知识转化的物质和制度条件，这一点，中国正开始尝试。
亚投行和金砖银行等都可看成中国把握西方的历史性尝试。大家可能注意到，最近关于亚投行的一些报道，其中提到的非驻会的执董制度、简易化的管理等都是中国的发展经验，也得到了西方国家的认可。因此，发展知识是在发展学习中融合发展的。
中国的对外援助一直以硬件为主，避免涉及制度性问题，这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优势。同时，中国也注意到了能力和治理的重要性，开始将治国理念的交流作为援助的内容，使涉及制度方面的问题不从干预的角度入手。中国这种不遵循西方发展方式，又广泛学习西方发展经验，以及通过平行技术转移的对外援助的综合模式，构成了21世纪最重要的发展趋势。随着中国知识生产能力的加强和包容性合作的深化，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减贫以及国际和社会治理等经验，将会逐渐转变成有价值的全球公共品。
无论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对外援助，都不能按照历史的经验简单地延续。中国目前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个倡议是基于中国自身经济发展延伸出来的惠及全球的发展框架。这个框架看起来具有很强的“自我性”，但是，在全球多元化的背景下，这个战略必定是利益均衡的，否则将不可能落实。将中国的对外援助放置在这个大的框架下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是，中国的对外援助应该更大程度地服务于解决全球发展问题。
事实上，即使过去中国强调对外援助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国的对外援助也还是按照全球发展的需要布局的。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在过去十多年中，中国对外援助投入低收入国家中的比例，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投入这些国家的比例。但是，最近几年，中国国内公众对对外援助的批评不断增加。这一方面来源于在援助透明性低的情况下对援助效果的质疑，同时也来源于国内民粹主义的影响。中国如何保持其对外援助的优势，同时又能面对诸多挑战，是中国对外援助需要研究的课题。西方发展援助的知识生产机制
讲到西方的发展援助，就不能不提“发展研究”这个学科。西方发展援助在实践中应用的如减贫、良政、全球卫生等很多的知识产品主要是由“发展研究”这个学科生产的。发展研究是西方发展援助的理论支撑，西方的发展研究学科不仅提供了展开发展援助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产品，也为发展援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是西方发展援助知识生产的基本制度。
虽然，有关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的研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很多学者如斯图尔特·科布里奇（Stuart Corbridge）认为，发展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
1947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就职演说中所提出的“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誓言被广泛认为是现代发展研究的起点，这标志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扩张模式由原来的殖民主义正式进入现代的发展主义。
从历史的角度看，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体系，与传统的资本主义者热衷于殖民主义不同，美国更倾向于去殖民化的新全球结构和秩序。因此，美国促进了现代发展主义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催生了现代的发展研究。
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研究主要是在现代化理论主导之下展开的，这个阶段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如何促进穷国按照富国的发展经验实现发展。这个阶段的主要理论来自发展经济学，其主要的假设是：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投入资本和技术来协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所要强调的是，早期的发展经济学一方面从西方发展的经验里吸取了关于自由化、自由贸易等方面的观点，同时又将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作为前提，通过一系列理论构建，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路径假设。
从政治意义上讲，美国推动去殖民化的过程，也为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西方发展模式向非西方的扩散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方面的，民族国家的模式也是西方资本主义扩散的重要特点之一，这也是后来在非洲或很多亚洲地区，形成众多民族国家的主要原因。
现代化的理论主导并没有使拉丁美洲取得预期的发展，在此情况下出现了批判现代化理论的依附理论。依附理论认为西方主导的发展会让穷国更穷。穷国要想得到发展，必须脱离发达国家的体系，因为在目前的全球体系中，穷国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不断地受到发达国家的剥削，而现代化理论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导致穷国贫困的原因。所以在这个阶段，依附理论打破了现代化理论主导发展研究的局面，以批判现代化理论为特点的批判发展研究开始出现。发展研究进入了建构性和解构性同时存在的阶段。同时在方法上，发展研究也进入一个强调跨学科和多学科研究的阶段。
这个阶段的发展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以结构主义为特点、以依附理论形态出现的新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影响。在此影响下，批判发展研究的思潮开始出现。批判发展研究的思潮同时也受到了后现代发展观念的影响。因此，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与主流发展经济学不同的发展观点，如性别与发展、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参与式发展、权力与发展。同时，原本以经济转型为主要内容的发展研究扩展到减贫等社会发展领域。20世纪60—70年代同时也是发展研究学科迅速发展的阶段。
进入80年代后，发展实践和发展政策开始受到来自欧洲的“新右派”和来自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共同影响。在此影响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逐渐推出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发展政策。在此情况下，一方面，在福柯后现代哲学思想影响下，批判发展研究日益深入；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和市场主义的发展政策开始影响发展研究。这个阶段主流的发展研究，无论是从自由主义还是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都承认了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重要性，因此研究的主要问题集中于如何摆脱贫困。
这个阶段，同时也发生了日本与欧美的巨大分歧。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全球重要的发展资源的提供方，同时也是向亚洲国家提供援助的最大资助方。日本在这个阶段的全球发展系统中大力强调政府主导型的东亚发展模式，这与欧美和世界银行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产生了巨大分歧。所以，东亚发展模式成为这个阶段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发展研究从这个阶段开始，具有了能与西方发展经验对话的非西方的实践经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发展研究也形成了一些“新发展”的思想要素。
进入21世纪以后，基于经典发展经济学和西方发展经验的发展研究，几乎进入重建阶段。新兴国家的出现以及南方国家的成长，将原来的东亚发展奇迹全球化，这进一步促成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组。
在这个阶段，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以中国成功的发展经验为基础的各种新理论观点不断涌现，“经济特区”“减贫”“政策实验”“劳动力流动”“城市化”等基于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概念，开始影响发展研究，同时也开始影响发展研究学科的建设。很多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开始建立自己的发展研究学科体系，开始培养学生，并传播自身的发展经验。在某种意义上，进入21世纪以后，发展研究进入“新发展研究”阶段。
有关发展研究的起源和特点，这些问题属于发展研究的基本问题。总的来说，发展研究就是探讨在发展中国家如何取得经济社会变化和进步的理论框架。
记得斯图尔特·科布里奇曾经说过，发展研究有点自相矛盾，因为一方面它沿着西方-非西方这个线性的逻辑展开研究，另一方面它又强调文化的特殊性。无论如何，严格意义上的发展研究还是在关注如何产生变化和社会转型。需要注意的是，发展研究不研究发达国家的发展，而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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