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德广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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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礼宾官到总领事试读：
前言
我当总领事前为外交部礼宾司参赞，三进三出，在礼宾司工作近20年之久，曾多次参与为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的礼宾安排。1978年随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缅甸和日本，并出席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批准书仪式。1983年至1987年任我国驻日本使馆一等秘书，做礼宾官。在礼宾司时曾多次率领或参加先遣组，为我国领导人出访打前站。当礼宾官时间久长，阅历丰富多彩，心中有不少故事鲜为人知。
1994年，笔者任我国驻古晋总领事。古晋号称“猫城”，是沙捞越州的首府。沙捞越州是马来西亚最大的一个州，面积为12万多平方公里。沙巴州为马来西亚的第二州。两州面积共20多万平方公里，占马来西亚总面积的60％，人口共320多万。沙捞越州有26个民族，沙巴州则有30个民族。土著人占两州人口第一，其次是华族，马来族为第三。所述两州被称为东马来西亚，位于加里曼丹岛(原称婆罗洲)西北部，历史上属文莱。1888年两地沦为英国保护国，1963年9月加入马来西亚。但根据两州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时签订的条约，他们在移民、土地、森林等方面保留相对的独立性。
1994年8月，我国在古晋建立总领事馆。开馆之后，总领事馆在颁发签证、开展商务和文化交流以及领事保护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笔者有机会走遍了领区，研读各地风情世态，广泛接触当地官员和人民，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2003年笔者重游“猫城”时，接受了沙捞越州元首授予的PBS荣誉勋章。吴德广苦乐礼宾官当礼宾官的日子
1965年7月我毕业于外交学院，调入外交部礼宾司。外交部礼宾司成为我外交生涯的第一站，一生三进三出，在那里任职约20年之久。两次在驻外使领馆任职也是当礼宾官，最后一任才做总领事。我与礼宾结缘。人生的许多第一次都是难忘的，对我来说，难忘的总是礼宾官的风雨情。国家的窗口
记得到礼宾司报到那一天，我的穿着显得土气十足。接待我的张处长很关心我的“形象工程”，他让我向部行政司仓库管理处借冬、夏中山装各一套。这样，一夜之间，我就从一名清贫的学生变为衣冠楚楚的礼宾官了。当时规定，中山服为我国民族服装，是对外正式礼服。虽然我穿的是崭新的礼服，但当时我不太在乎日常礼貌礼节，因而不时出点洋相。
到礼宾司不久，我和同事去北京饭店出席一个大型招待会。招待会结束后，我随着人流涌出来，在车海中找不到我们的车子。当时我住在东交民巷的集体宿舍里，离饭店不远。我自作聪明，一个人步行回去了。次日上班后，领导批评我：怎能不告而别。礼宾人员，不仅要善于找到自己的车位，还要帮其他同志找车子。这件小事，对我的思想震撼很大——礼宾人员不仅要管好自己，更重要的在于为他人服务。
什么是礼宾？当礼宾官日子长了，我对这种特殊的服务行业越来越感到神秘，越来越感到它是何等重要，每个国家和民族都离不开它。
礼宾在外交上是以礼待宾之意。国家间通用的礼宾是在长期国际交往中逐步形成的，很多基本做法已成为惯例并形成条文，为各国礼宾部门所遵循和采用。各国的礼宾业务虽然有差异，但大体都指官方交往的礼仪、礼节、礼遇、优遇等，又指礼宾活动及其具体安排等。
礼宾司为外交部专司礼宾业务的部门。各国外交部均设有礼宾司，但有的称呼不同，如美国称国务院礼宾司、日本称外务省仪典官室、韩国称仪典室、泰国称礼宾厅、朝鲜称仪礼局。有一些国家还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设立仪典部门或礼宾官。
我国是个文明古国，素称“礼仪之邦”。我国古代封建王朝掌管以外交礼仪为主的机关称为“鸿胪寺”。当然“鸿胪寺”不能和现代的外交部礼宾司同日而语。
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指导下，礼宾工作继承并发扬了我国优良的礼仪传统，并适当汲取了国际上一些好的做法和惯例，不断改革，形成了风格独特的中国礼宾。
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正式成立后，礼宾业务专由外交部办公厅交际处管理。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的典礼局和外交部办公厅的交际处撤销，改设外交部礼宾司，成为外交部专司礼宾工作的职能部门。
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回礼宾司工作时，礼宾工作的职能强调主管国家对外礼仪事项，负责研究和处理各国驻华使馆、欧洲共同体驻华代表团、联合国系统组织代表机构在华的礼仪、优遇问题；指导我国驻外使领馆和地方外办有关涉外工作的礼宾事宜等。当然，接待国宾和重要外宾访华、安排我国领导人出国访问，也是礼宾司的重要职能之一。当时我在礼宾司，虽然不是主要负责人，但已深感任务繁重，工作难度大、时限性强、质量要求高。
随着我国对外关系的不断扩大和发展，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访华频繁，我国领导人出访和出席国际会议、地区经济合作会议也相应增多，进一步完善关于外国驻华外交代表机构优遇的规章制度的工作越来越多……当今的礼宾任务还在扩大，我国家领导人出席已机制化的国际会议很多，例如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家元首会议、政府首脑会议、亚欧首脑会议、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等等。“新文化外交”增强中国魅力，中国领导人出席双边文化年开幕式也多起来。现代礼宾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礼宾工作既要坚持以我为主，又要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不断地系统化和规范化。
礼宾工作是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外交工作就是一部正常运转的机器，而礼宾工作是这部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各个机器正常运转，才能取得外交硕果。人们常说，礼宾是外交关系的寒暑表。确实，礼宾工作体现外交关系的冷热。礼宾工作的确是一种服务行业，它是为总体外交服务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的。
礼宾司是国家的一个重要窗口，通过它，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形象，一目了然。礼宾官先行，给人第一印象。在外交往来中第一印象十分重要。
这项工作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政策性、时效性。而礼宾官必须政治上思维敏捷，有高度的责任心、细致的工作作风、忘我的工作精神，善于协调众多的关系，具有应变能力等素养。我从事礼宾工作多年，很热爱这个岗位，虽然工作紧张，又苦又累，常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礼宾的历程
初到礼宾司我有机会很荣幸地聆听周恩来总理的教诲，牢记周总理对外事干部“站稳立场、掌握政策、钻研业务、遵守纪律”的要求，努力工作，尽快熟悉礼宾业务，平日注意积累资料，总结工作经验，想方设法办好每天的案子。
1969年3月我被派到我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工作，除任总领事英文译员外，还担负总领事馆的礼宾工作。总领馆的礼宾官与北京的礼宾官职责不同，迎送任务繁重。那时我国已与40多个国家建交，我国领导人出访、外交信使出国大多路经卡拉奇，总领馆每月平均要接送20多班信使。总领馆有专门接送信使的领事，我作为礼宾官，也得起早摸黑，奔波于机场与总领馆之间接送客人。我既是礼宾官，也是签证官。每天领事业务由我办理。
1971年3月印巴战争期间，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与巴基斯坦海军总部相邻，处于印度战机轰炸目标附近，弹片有时落到总领馆里来。晚上印度战斗机频繁飞来，我们得不停地跑地下室。后来按照外交部指示，我们在总领馆的草地下挖了防空洞。在硝烟弥漫、轰炸声不绝的日子里，我与司机李师傅往来卡拉奇港口办公务。那半个月的经历，让我终生难忘。
在卡拉奇度过6年时光之后，我于1975年底调回礼宾司。随后我被提升为礼宾司国宾接待处副处长。
1983年9月我到中国驻日本使馆任一等秘书和礼宾官。在那里我面对新的挑战，天天忙忙碌碌。任务重、头绪多、情况复杂并多变，我总是莫名其妙地感受到一种激情，浑身是劲。外交官的责任心让我不露声色夜以继日地工作。1983年11月胡耀邦总书记、1985年4月彭真委员长访问日本，我在繁忙的礼宾事务中，常常以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准确、细致、主动、及时”八个字来勉励自己，凭着信心、责任心，任劳任怨、忘我工作，并及时向大使、主管参赞提建议、出主意，完成了大量的使馆礼宾工作。
1987年底我又回到礼宾司，任处长。1989年12月任礼宾司参赞，并为该司领导成员之一。1992年3月我率先遣组赴日为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打前站，并随江总书记访日，很好地完成了任务。1991年至1994年期间，我先后多次为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访问蒙古、印度尼西亚、泰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打前站。任务急、困难多、情况复杂多变，但我坚信外事无小事，注意及时请示汇报，热情认真细致地工作，圆满完成了任务。
多年来，我当礼宾官夜以继日地办理那些礼宾小事，但心里想着外交大事。我随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或为国家领导人出访打前站，收获甚丰；在国外开了眼界，了解和学习别国的礼宾，感慨万千。榜样的力量
礼宾司有很多老同志都是我学习的榜样。他们那种勤奋、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深深地影响了我。我十分重视向外交战线的老同志学习请教。初到礼宾司，我拜一位李姓老同志为师，每天请教他的礼宾业务案例，细心观察他的举止风度，受益匪浅。
礼宾司很多同志十分尊敬韩叙，当时他是司领导之一。他的人生境界、形象、领导作风和平易近人、谦逊好学的精神，使其成为礼宾司很多人心中的偶像。我很崇拜他，有几件小事，我看在眼里，藏在心里，终生难忘。
他是一个热爱礼宾的领导干部，几乎每天都在办公室工作至晚10点钟以后才下班，必须把当天来往的文电全部阅读、案件处理完毕后才回家。清早上班总提前10分钟到达办公室，搞卫生、打开水。我记得他多次对我们刚入部的年轻人说，下班时，文电要及时送给机要秘书，归入保险柜。他的办公桌上总是井井有条，不乱放东西。在他的要求下，我们的办公桌也片纸不留，干干净净，下班时把办公桌的抽屉锁好。
我听说过一个故事。有一次外事活动，周恩来总理突然问道：“诺曼底登陆是哪月哪日啊？”在座的人都答不出准确日子。当时韩叙在场，他也不知道，便立即打电话问，随后回答说：“是1944年6月6日。”周恩来总理马上表扬了他，说：“韩叙就这点好，他能勤问。不知道的就要问。”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时与韩叙(前右三)、笔者(后左四)等在陕西华清池合影。
办案时他告诉我们，一定要弄清情况，只有情况明，办案才能正确；办案时不能使用“可能”和“大概”的字眼，要准确、细致。礼宾要讲究平衡、对等、惯例。这是原则，但不是教条，必须灵活运用。礼宾工作既是繁琐的事务，又处处含政治因素，处处体现我们的外交政策。
礼宾人员办事要留出机动时间。组织大型招待会或礼仪活动，礼宾人员必须早到晚退。晚到早退者不得找借口。
他教导我们这些入司不久的年轻人，办事要像抓中药一样，抓一味药，就应在药方上做个记号，全抓齐以后，再逐一核对。药抓错了，若多了一味或少了一味，或者量多量少，关乎人命。在他的教导和关心下，我在礼宾司打电话通知重要活动，都要在电话通知单上做记号，注明接电话者的姓名，以便日后查验。
他一向和蔼可亲，宽容待人。记得1968年8月的一个晚上，我借周敏副司长的一间房子举行婚礼。那天他处理好礼宾司的案子后，还骑着自行车赶来出席我的婚礼。当时我是一个入部不久的青年，不知天高地厚，但他十分关心我。他那充满着朝气和活力的形象，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礼宾的技巧
在我心目中，礼宾世界五彩缤纷，礼宾工作有苦有乐，只要认真对待，再复杂的礼宾，也能变得随心应手。多年从事礼宾业务，我心中已形成了自己的礼宾理念。
礼宾工作主要是根据一个国家的对外方针政策，组织安排对外礼仪或交际活动。虽然活动形式各有差异，但归根结底礼宾工作是为本国的对外政策服务的。要做好礼宾，必须考虑我国国情。诸如社会、经济特点和外交的需要等，使其适应我国对外政策和策略的要求。礼宾工作体现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具有高度的政治性。
礼宾工作有很多技巧，它是成功者的行事方式。礼宾官注意多请示、多调查研究，太重要了。兴调查研究之风，才能做到礼宾安排有针对性。重礼仪、重实效，才能不断进行礼宾改革，不断创新。
礼宾工作是一项细致的综合工程。细节决定成败。有时细微的礼宾活动，却表达深层的外交含义。技术上的一点差错，造成外交上的误会或政治错误，时有发生。礼宾官不仅要有细心办事的素养，更要细心观察事物、动态，善于当外交战线上的哨兵。
礼宾工作体现我国在国际交往中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尊重各国的风俗习惯，不强加于人。
能运用投入最少时间而获得最大成果的技巧，是礼宾官应该追求的目标。
当礼宾官的日子里，我随邓小平副总理于1978年1月访问缅甸和10月访问日本，是最为难忘的。胞波情谊长——随邓副总理访缅
我家相册的首页，是一张黑白照片，那是1978年1月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缅甸时，在仰光国宾馆草地上与全体随行人员的合影。随着时间的流逝，照片愈益珍贵。每当我看到它，美好的回忆便涌上心头。
那年1月26日，邓小平副总理一行共25人抵达仰光，对缅甸进行6天的访问，然后访问尼泊尔。我作为随行人员，有幸目睹了这次历史性的出访。这次访问举世瞩目。那是中国人民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位中国高级领导人出国访问。英国广播电台说：“这些年来有不少外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到北京访问，但是中国领导人则很少出国访问。”“这是近3年来中国高级领导人头一次出国访问。”澳大利亚广播电台等外国媒体也纷纷对邓副总理的出访进行报道和评论。外电评价说，邓小平这次出访，标志着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将得到全面的改善和发展。倾国倾城欢迎邓副总理
当天下午3时，邓副总理一行乘坐的专机在仰光国际机场降落，受到隆重欢迎。缅甸总统兼国务委员会主席吴奈温、国务委员会秘书山友将军、总理吴貌貌卡以及几乎所有的缅甸高级官员都到机场迎接。各国驻缅甸的外交使节也前来欢迎。机场鸣礼炮19响，吴奈温总统陪同邓副总理检阅仪仗队，军乐队分别奏两国国歌。摩托车开道，从机场至国宾馆的沿途两边，5万多名市民挥动两国国旗夹道欢迎。他们高呼：“欢迎邓副总理!”“缅中友好万岁!”在民乐声中，人们载歌载舞，挥动着纱巾和彩旗。欢迎一位副总理的礼仪规格比欢迎一位国家元首的礼仪还热烈隆重，让人难以忘怀。
当晚6时半，邓副总理在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以及中国驻缅大使莫燕忠等的陪同下前往亚弄路总统府拜会吴奈温总统。7时半吴奈温总统举行盛大宴会招待邓副总理一行。次日缅文《新光报》发表社论“胞波友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文中引述了邓副总理的一段话：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选择和决定，而不能由别国来强加。在国家关系中，我们一贯严格遵循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社论同时也引用了吴奈温总统的话：“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双方都应该继续努力维护和巩固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不仅我们，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应该珍惜、培育和维护这种友谊……当我们之间出现分歧的时候，只要我们以友谊为重，本着宽容、耐心的态度决心解决问题，问题是不会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缅文《镜报》也发表社论“胞波情谊”。在缅方为邓副总理一行举行的文艺晚会上，一位缅甸歌唱家用中文歌唱陈毅元帅的诗《赠缅甸友人》：“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彼此为近邻，友谊长积累。不老如青山，不断似流水……”歌声在夜空中久久回荡，掌声经久不息。
在仰光的日程中有一项是游览仰光大金塔。这座具有2000年历史的古建筑，巍然屹立，气势宏伟。邓小平被深深吸引，不时通过缅文译员提出问题。一张“全家福”的诞生
在访缅时邓副总理非常尊重礼宾工作人员的安排，他的守时使随行人员十分敬佩。按照多年形成的生活习惯，他晚上10时半就寝，黎明即起。一天清晨散步时，一位工作人员请求与邓副总理合影，他欣然同意。消息传开，全体随行人员都来了。就这样，一张代表团的“全家福”在新华社随行摄影记者的手中诞生。
结束首都访问之前，邓副总理举行答谢宴会，吴奈温总统和缅方高级官员出席。在宴会上又一次畅叙亲戚胞波情谊。为准备好答谢宴会，笔者根据指示，离开北京时随专机运去数筐苹果和梨，为了在宴席上请缅甸朋友品尝。当晚宴席上他们舍不得吃，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硕大且香甜的苹果和梨，要捎回家，与家人共享。
离开首都，邓副总理一行在吴貌貌卡总理和吴拉蓬外长的陪同下，访问了位于孟加拉湾的山道威。山道威风光秀丽，额不里海滩上婆娑的椰树、古老的木屋、强烈的阳光、金色的沙滩，美不胜收。在山道威邓副总理一行参观了晒盐场、珍珠蚌养殖场和渔村，晚上在沙滩篝火旁品尝烤全鹿肉；观看当地村民放在空中的一盏盏“天灯”；欣赏民间艺术家精彩的歌舞表演以及惹人发笑的大象运木头。在观看了划船、摔跤比赛之后，邓副总理为优胜者颁奖，还兴致勃勃地下海踏浪、游泳，令陪同的缅甸朋友称赞不绝，感叹邓副总理的身体健康。
结束山道威之旅，邓副总理一行带着缅甸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胞波情谊，乘专机飞往尼泊尔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应邀于1978年1月26日至31日对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访问期间，邓副总理及其一行受到吴奈温总统、山友将军、吴貌貌卡总理等国家和政府领导人以及缅甸群众的热烈欢迎。1978年1月30日，邓小平副总理结束在山道威的参观访问，缅甸群众热烈欢送。(新华社稿)国事访问礼仪知多少
作为礼宾官，我有幸数次随我国国家主席或其他领导人出国访问，亲见东道国隆重热烈欢迎中国领导人的场面，目睹我国领导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风采，那激动人心的时刻，令人刻骨铭心，深感当今中国领导人在国际的巨大影响力和魅力。
一国国家元首应他国国家元首的邀请进行访问，旨在就某些重大国际或双边问题交换意见，增进两国的友好关系，称国事访问。这种国事访问通常包括两国元首会见，举行政治会谈、签字仪式，举行记者招待会以及国宾参观游览、谒墓、出席文艺晚会等日程。当今的国事访问礼仪，五彩缤纷，不拘一格。
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近年来我国国家主席应邀出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多边国际会议日益增多。如2003年6月1日至2日胡锦涛主席出席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2004年1月访问阿尔及利亚和加蓬等非洲国家，与各国首脑举行了会谈；同年6月访问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并出席在塔什干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等等。我国国家主席除了享受通常的高礼遇外，还受到东道国特殊和破格的礼仪接待。国事访问礼仪主要有以下数项，趣事缤纷。
为专机护航。纵观当今国际礼仪，东道国对一国国家元首访问派战斗机为专机护航者屈指可数。欧洲国家，如德国、挪威等还保留着这种传统礼仪。当外国国家元首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专机进入该国领空时，德国空军出动4架战斗机护航。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问挪威，当江主席的专机从西班牙进入挪威领空时，受到数架挪威空军战斗机迎接，战斗机为专机护航至奥斯陆国际机场。
市民夹道欢迎。1990年3月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朝鲜抵达平壤时，在金日成总书记陪同下乘车前往百花园国宾馆途中，50多万平壤群众组成一条长达12公里的欢迎长廊，热烈欢迎江总书记到访。1993年江主席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途中对古巴作短暂访问，受到古方破格的热烈欢迎。从“何塞·马蒂”机场到下榻的“国家饭店”，沿途有数十万市民夹道欢迎江主席。
多次鸣放礼炮。东道国通常为一国国家元首国事访问鸣放礼炮一次，但偶尔也有例外。1997年江主席应美国克林顿总统的邀请，对美国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国事访问，美方破例三次鸣放21响礼炮。江主席到达美国第一站檀香山时，美方鸣放礼炮21响。美方在白宫南草坪举行隆重热烈欢迎仪式时再次鸣放礼炮21响。从军乐队入场开始，欢迎仪式持续一个小时，参加者达3000多人。江主席结束对美国首都的访问离开时，美方再次在机场鸣放礼炮21响致敬。
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一国国家元首对他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东道国国家元首通常在机场或其他特定的场所举行欢迎仪式，如总统府、议会大厦、国宾馆等。1994年江主席应邀访问法国，密特朗总统在巴黎奥利机场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密特朗总统和江主席分别致词。江主席乘车至国宾馆时25辆摩托车开道护卫，车队盛大浩荡。
举行盛大国宴和家宴。1996年江主席访问西班牙，抵达当晚，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在堂皇的王宫为江主席举行盛大国宴。国宴持续两个小时，出席者都着高雅礼服和民族服装。在“御座厅”，礼宾官逐一唱名介绍出席宴会的双方人员。在金碧辉煌的王宫里举行国宴，礼仪隆重，气势宏伟。当年，江主席和夫人访问挪威时，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和王后不仅为此举行隆重的国宴，还举行了家宴，使中国客人备感亲切，宾至如归!
赠送金钥匙。有些国家，如西班牙、伊朗、泰国、罗马尼亚等，至今还保留着向来访的国家元首赠送金钥匙的习俗，以此表示对国宾的热烈欢迎和尊敬；也象征两国友好关系，互相信任和融洽无间。1996年江主席访问西班牙，在一个古老而隆重仪式上，马德里市长曼萨诺先生亲手将马德里市的金钥匙赠予江主席。
举行授勋仪式。授勋是东道国对来访的他国领导人的一种特殊礼遇和认可。1993年江主席访问古巴和巴西时，两国政府分别授予江主席“何塞·马蒂”勋章和“南十字座”大项链勋章。
应邀出席演讲大会。1995年江主席应邀对韩国进行了国事访问。抵达韩国的第二天下午，江主席应邀在韩国国会发表重要演讲，国会议事堂内座无虚席，韩国各政党领导人、国会议员、议会元老及驻韩外交使节600多人出席，济济一堂。江主席详细介绍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跨世纪的远景规划，同时又精辟地阐述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江主席的演讲受到了热烈欢迎。
礼仪活动是国际交往和国家关系的寒暑表。近年来中国国家主席多次出国进行国事访问，东道国为中国国家主席举行高规格的礼仪活动，受到热情的接待。这既是国家主席个人的光荣，更是国家和人民的光荣。这些丰富多彩、别有一格的礼仪接待，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我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以及外交成就的光辉一页。接待国宾的苦与乐
屈指一算，我共约在礼宾司工作了20年，其中大概最牵情动魄并终生难以忘怀的是，我当礼宾司国宾接待处副处长的日子。
世界上有些国家，如英国、瑞士等，法定或传统习惯上每年仅接待一起或两起外国国家元首的国事访问。1999年3月25日江泽民主席首次对瑞士进行国事访问，瑞方做了特殊安排。瑞士联邦委员会专门将相关规定修改为一年接待两起国事访问，因为葡萄牙总统桑帕约同年9月对瑞士的国事访问早已确定。像瑞士一样，很多国家对外国国家元首国事访问的起数有严格限定。有的国家还法定区分“国宾”和“公宾”的接待。
随着我国外交关系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每年访华的国宾大量增多。上世纪80年代初，每年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重要贵宾访华已近百起。1990年礼宾司在人员编制不足的情况下，单就国宾访华一项，全年共接待94起，为新中国成立41年来接待任务最多的一年。
国宾访华频繁，礼宾司领导深感任务重、压力大。我任接待处副处长，也深感担子的分量。接待处不仅接待国宾，随着我国领导人出访和出席国际会议、地区经济合作会议增多，接待处分担的任务也在扩大。礼宾工作既要坚持以我为主，又要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不断系统化和规范化，也成为当务之急。
国宾接待处任务不断增加，工作千头万绪。在接待国宾的日子里，我常和同事们整日忙碌，要办的事情没完没了。但外交无小事的信念，使我战战兢兢，浑身是劲。国宾不断访华，意味着世界历史天平向中国倾斜，想到此，我兴奋万分。
接待国宾是一项涉及外事、公安、交通、民航、军乐团、仪仗队、首都机场和省区市等许多单位和人员的综合工程。国家领导人要出面接待，会见贵宾，亲自主持会谈，举行宴会等。多个单位的群众参与欢迎，群策群力，尽地主之谊，让国宾感到宾至如归。
接待国宾办公室由外交部礼宾司和地区司、新闻司等有关单位组成，公安部、钓鱼台国宾馆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也参加接待班子。礼宾官责无旁贷，是接待国宾的主角。奉献、勤快、细致、干练、灵活、相互默契配合的工作作风等，都是做好接待工作的基本保证。
说接待国宾的苦，是指礼宾官的工作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几乎没有上下班之分，随时随地要做好应急应变的准备。大量的准备工作必须在国宾抵达前完成。一次重要国宾访华才有几天，但准备工作却是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时间。在繁杂的准备工作中，了解和掌握国宾访华一行的名单很重要。我记得那几年里，几乎没有一起国宾访华的名单是一成不变的。我常常按提供的名单安排好乘车、住房等，但由于名单的变更，不得不重新安排。客人的职务、性别、礼宾次序不同，当然乘车、住房有异。今天电脑普及，更改、重新列表轻而易举。当时办公室没有电脑，因为情况的变化，重复的劳动，成为我的家常便饭。
制定国宾访华的日程也是多变的。日程安排至关重要，对国宾访问的成功与否意义重大。与访问国驻华使馆官员商定其国家领导人访问日程，加班加点是常事。商定日程，除了遵循通常的礼仪程序外，还要考虑各种因素，诸如国宾访华的目的和性质、要求，访问者是否首次访华、主宾年龄和身体健康状况等。日程的商定不可能一蹴而得。我记得安排日本首相访华时，双方多次商定日程，草案变更有9次之多。
接待美国总统访华，任务尤其繁重。美国总统访华队伍规模庞大，要求多。他们的先遣组也多，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我曾多次陪他们前往察看礼仪场所和参观点。接待完安全先遣组，通讯先遣组又来了，又得陪他们与有关部门商谈。礼宾司大部分人员都卷入繁忙的接待中。
国宾访华，安全尤为重要，必须与公安部门精心制定国宾访华的安全计划，包括现场控制、路线警卫、护送、近身保卫、食品安全、交通安全以及一切必要的技术和预防性措施。国宾的医疗保健工作，与安全保卫工作息息相关。新闻媒体、宾馆、乘车等安排，是礼宾官必须仔细考虑的。赠礼方案需要礼宾官落实。礼宾官还需密切注意天气预报，据此调整日程，时刻做应变准备。
国宾抵京前夕，我们就进驻钓鱼台国宾馆，开始紧张的接待工作。在那里时刻处于戒备状态，有时还得提供一天24小时的服务。几天之后国宾离华，我和同事才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家。回家顾不上休息，又得迎接新任务，真是战不旋踵。
一次国宾的接待工作，千头万绪，辛苦万分，没有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很难完成任务。讲党性、讲奉献、讲信念，礼宾工作是外交事业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礼宾官的共同信念。笔者参加国宾接待时，与非洲朋友在颐和园合影。
礼宾官之乐在于看到国宾访华的成果，他们的成功访问成为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里程碑，我为一座座友好的里程碑铺砖垫土感到很荣幸、很快乐；再说能与国宾一起感受我国人民的热情好客，也是一件乐事。在紧张工作之余和工作之便，我还有机会欣赏祖国的美丽河山，更是乐中之乐。祖国的很多名胜，留给我美好深长的回忆。国宾访华礼仪
中国人民热情好客，享誉中外，古今所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对外交往不断扩展，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应中国国家主席或国务院总理的邀请，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或正式友好访问的日益增多。这些纷至沓来的重要外宾通称国宾。每年约有百起国宾访华，他们都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我当礼宾官时，很多人问起国宾访华礼仪，兴趣甚浓。国宾访华礼仪主要如下：
机场红地毯接待。机场是国家重要的窗口，访华国宾大多从国际空港抵达，首都机场行道上铺红地毯迎接。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同来访国驻华大使登机请国宾下机，国宾与前往机场迎接的外交部副部长以及其他欢迎官员握手，并接受献花。欢迎仪式毕，国宾离开机场，由11辆摩托车组成的车队护行，摩托车护行礼遇延至钓鱼台国宾馆国宾下榻处(注：2004年1月1日开始取消摩托车护卫)。国宾如乘火车抵京，同样受到红地毯礼遇。1989年11月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中国领导人到北京火车站迎接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访华，盛大的欢迎仪式，人们记忆犹新。
欢迎仪式。自1980年起，国宾访华欢迎仪式的地点由首都机场改至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广场上飘扬着来访国和中国国旗。国宾抵达广场后，儿童向他们献花，然后贵宾与出席仪式的中方高级官员见面握手。在中方领导人陪同下，国宾登上检阅台检阅三军仪仗队，同时军乐团奏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或19响。在仪仗队队长向国宾报告仪仗队准备完毕后，国宾在中国国家领导人的陪同下，沿红地毯检阅三军仪仗队。国宾行至军旗前向军旗致敬，检阅毕向仪仗队致意。国宾再次登上检阅台，检阅三军仪仗队分列式。检阅毕，客人由中方领导人陪同进入人民大会堂会谈。1983年3月13日，我国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上举行正式欢迎仪式，欢迎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副总统亚历克斯·伊费尼丘库·埃奎梅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埃奎梅副总统由万里副总理陪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新华社稿)
每年12月1日至次年3月1日，或遇雨天、大风以及寒冷天气，或其他原因，欢迎仪式则在人民大会堂内举行。
举行欢迎国宴。国家主席或国务院总理为来访国宾举行的正式欢迎宴会，称国宴。国宴通常在国宾抵京当晚或次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十分隆重、亲切，做到五洲宾客宾至如归。宴会厅内悬挂来访国及中国国旗。席间军乐团演奏席间乐，曲目单经精心挑选印制并有著名歌唱家或艺术家表演节目助兴。
镶嵌国徽的宴席菜单事先印就。礼宾人员根据来访国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有针对性地安排菜肴。国宴通常为四菜一汤或三菜一汤。菜单包括拼盘、点心、甜食、水果。
国宴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礼仪就餐。一般餐桌为圆桌，餐具为筷子。如客人不习惯用筷子，宴席上摆有刀叉，任客人选用。实行分餐制，一人一份菜，这样做既减少浪费又卫生方便，也利于服务人员规范化服务。1961年8月14日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加纳共和国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和其他加纳贵宾。新华社稿)
会见。会见有礼节性会见和政治性、事务性会见之分。国宾会见中国领导人是访华的重要日程之一。在中国习惯上不区分接见、拜会、谒见、觐见之别，通称为会见。1972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中南海会见新中国成立后来访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尼克松；1974年2月毛主席会见来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以及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医院多次会见国宾的情景，历历在眼前。历史性的会见，令人难以忘怀。
政治会谈。国宾与中方领导人举行正式会谈，称为政治会谈。政治会谈通常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政治会谈正式庄重，会场悬挂双方国旗。会谈桌为长方形或椭圆形。桌上摆设由中文和英文写成的座位卡。会谈结束后外交部新闻官员向采访的新闻记者“吹风”。
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根据意愿，国宾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以此表达客人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对中国革命先烈的敬意。
瞻仰毛主席遗容也视来访的客人的意愿安排。
签字仪式。国宾访问期间与中方就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贸易等方面的往来，来访国代表与中方代表签署协议书，为此举行签字仪式。重大的签字仪式均由两国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签字毕，宾主举杯祝贺。2000年7月1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新华社稿)
参观游览。游览长城、参观故宫等，通常为首次访华的国宾最喜欢的日程之一。长城是中国古代一项极为重要的工程，是世界建筑史上的伟大奇迹之一；有着五百多年历史的故宫宏伟壮丽，闻名遐尔。天坛、颐和园……首都众多的园林建筑，日新月异的工农业、科技参观项目以及其他名胜古迹等，供客人称心如意地选择。他们游览参观时常常流连忘返。
国宾在首都北京的其他活动视需要由双方商定。诸如双方元首或政府首脑一同会见采访记者、举行记者招待会，国宾前往北京高等院校演讲，出席在首都举行的论坛会、研讨会，或者为来访国在北京举行的展览会、博展会或者文化周、文化月等等剪彩，活动和礼仪安排不拘一格。
省区市访问。我国的古都西安，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最早的经济特区深圳，风光秀丽的杭州、苏州、桂林等，赴哪个城市访向，或者赴中国西部访问和考察，均与来访国宾事先商定。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事礼仪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优良礼仪传统的基础上，适当汲取国际好的做法和惯例，创造了新型的新中国礼宾。多年来外交部礼宾司根据周恩来总理生前要记住“礼宾革命”四个字的指示，做了多项的礼宾改革，使国宾访华的礼仪更加完美，客人高兴而来，满意而归。荡气回肠的礼炮声
在国际交往中，一个国家在重大的喜庆或吊唁活动中，如开国大典、独立庆典、总统就职、盛大国葬等，免不了要鸣放礼炮。笔者在外交部礼宾司任职多年，时至今日，一回忆那鸣放礼炮的日子，耳边就会萦绕起荡气回肠的礼炮声，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鸣放礼炮是一个国家举行庆典的最高礼仪之一，隆隆的礼炮声揭开庆典的序幕。记得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半个世纪光辉历程、举国上下欢庆50周年国庆之际，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空50响礼炮轰鸣。那天上午10时，在隆隆的礼炮声中，在50万军民全体肃立高唱国歌的声中，国旗护卫队官兵庄严地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随后举行盛大阅兵仪式和游行……担负我国迎宾仪式和重大庆典活动中鸣放礼炮任务的武警战士们在练兵。(新华社稿)
在天安门，国家每次举行盛大庆典时鸣放礼炮的壮观场面已载入史册。北京市民目睹那难忘的景象，至今历历在眼前。北京众多市民还目睹了天安门广场第一次鸣放礼炮的难忘情景。1949年10日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时，礼炮54门，鸣放28响。据记载，礼炮的门数、响数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决定的，礼炮54门代表出席会议的共有54个单位，其中45个单位派正式代表，9个单位派特邀代表出席。28响则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奋战28年，终于取得伟大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鸣放礼炮是隆重迎送国宾的最高仪式之一。长久以来，鸣放礼炮已形成国际惯例。凡欢迎外国元首，鸣礼炮21响；欢迎外国政府首脑，则鸣放19响，以示不同的礼遇。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举行迎宾仪式，开始鸣放实弹礼炮，后改为鸣放无硝烟的礼炮了。1980年我国欢迎国宾仪式的地点由首都机场改至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以来，天安门广场频频的礼炮声不绝于耳，见证着应邀的国宾不断来华访问的历史进程。天安门广场隆隆的礼炮声和蔚为壮观的检阅仪仗队的场面，给国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国际交往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发生，也鸣礼炮以示庆贺或欢迎。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并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批准书仪式，笔者有幸随同访问。邓副总理抵达东京羽田机场时，日方鸣放礼炮19响，以示热烈的欢迎。
1977年2月邓颖超副委员长一行访问缅甸抵达仰光时，受到红地毯高规格的接待，仰光机场鸣放礼炮21响，以示中缅胞波情谊深。
鸣放礼炮的来历众说纷纭。有文献记载：鸣放礼炮的做法起源于英国。在400多年前，英国海军就有鸣炮迎宾的习惯。舰船驶入另一国家的海湾之前，或在公海与另一国家的舰船相遇时，为了表示没有敌意而将舰船上炮内弹药全部放掉，鸣炮以示友好和敬意。当时最大的战舰有炮21门，鸣放21响则成为最高的致敬礼节。
鸣放礼炮的历史悠久。美国历史上，如逢重大事件发生鸣放礼炮屡见不鲜。1862年美国第16届总统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颁布后，波士顿、匹兹堡等地人民鸣放礼炮100响，群众载歌载舞地支持宣言，庆祝这个伟大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军队为了祝捷卫国战争的胜利，鸣放礼炮制定了三种不同的规格，分别以324门24响、224门20响和124门12响庆祝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首都的收复以及庆贺大城市、重要的居民点、重要铁路枢纽的解放。1945年5月9日为庆祝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以及同年6月24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胜利阅兵仪式之后，均鸣放了礼炮。莫斯科通宵未眠，欢庆这来之不易、期盼已久的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国派遣驻另一国的公使或总领事、领事赴任时，驻在国按照不同使节和领事官员的级别，鸣放不等的礼炮以示欢迎。2004年9月2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礼炮手在美国“首都地区联合部队指挥部”的成立仪式上鸣放礼炮，以示庆祝。(新华社稿)
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每天中午12时鸣放礼炮，已成为传统。每天定时鸣放一枚空弹炮，在于向当地居民报时。这种鸣放礼炮仪式可能起源于1710至1711年间。在该市鸣放礼炮的近期历史上，有几次不在规定时间鸣放礼炮。1988年3月的一天，炮声在14点20分响起，目的在于通告市民：圣彼得堡第500万个市民来到人世。2001年5月30日，圣彼得堡300周年庆典时，中午鸣放礼炮仪式则有了新的意义。
有一些国家举行国葬时鸣放礼炮21响，表示对逝者的敬礼。
鸣放礼炮的传统一直沿袭至今。各国鸣放礼炮的做法略有差异，但都认同它是一种最高礼遇之一。鸣放礼炮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包含着不同的历史意义。感悟“礼宾革命”
刚到礼宾司不久的一天下午，我随一位老同志去中南海西花厅，协助安排周总理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先生一事。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此后我又有机会再见周总理，聆听他的指示和谆谆教诲。
有一次周总理要礼宾司的同志记住四个字——“礼宾革命”。不久礼宾司就把“礼宾革命”四个红字贴在司办公室的墙壁上。周总理说，历史上的礼宾制度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封建帝国的，一类是资本主义的。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礼宾工作应该具有社会主义特色。中国是礼仪之邦，要在继承和发扬我国优良礼仪传统的基础上，适当汲取国际上好的做法和惯例，创造新型的新中国礼宾工作。他说，过去有很多礼宾规格，是沿袭资本主义国家的，我们学了一些这类的东西，同时还学了一些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东西。我们不能完全同意那套礼宾制度，也不能完全废除，但可以打破一些，要更多发挥创造性。礼宾工作不能墨守成规，要不断改革创新，开拓前进。
周总理是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外交家，日理万机，非常忙碌。他经常强调礼宾工作无小事，凡是涉外的工作坚持事必躬亲。他经常打电话到礼宾司，了解情况，审核礼宾安排，决定宴请外宾的桌次和席位、确定菜单等事宜。他那忘我的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和细致周到的工作作风，感人至深。
他经常教导礼宾司的同志，礼宾安排要有针对性，注重实效，要根据客人的情况来决定，做到有的放矢。要严谨细致，技术上的差错往往会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周总理言传身教，在他的领导和关心下，那时的礼宾工作作出许多重要改革。诸如规定国宴为四菜一汤的标准，取消国宴上外交团团长祝酒和使节敬酒，简化到任的外国驻华使节递交国书仪式，降低涉外赠礼标准等等。刘少奇主席1960年10月1日设宴招待缅甸贵宾，欢庆中缅边界条约正式签订。(新华社稿)
在礼宾司的日子里，我亲历了多项的礼宾改革。礼宾改革有其深刻、丰富的内涵，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我参与礼宾改革的实践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顺应形势的发展，改革以往的某些礼宾程序；二是保证礼遇规格，恢复和增加必要的礼仪形式；三是礼宾工作更加注重实效，提高工作效率，在保证完成外事任务的前提下，精打细算，节省外事开支。
在多项礼宾改革中，改革接待礼仪、迎宾场所等方面，留给我深刻印象。
改革接待礼仪。随着各国民航交通日渐发达，并考虑到节省人力、物力、财力以及专机安全责任等因素，为了同国际各国礼仪实践接轨，1978年12月礼宾司上呈报告，建议停止向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访华提供往返专机。同年12月中央批准了外交部的改革方案。
1978年12月27日，礼宾司向各国驻华外交代表机关发出备忘录称：“以往中国政府曾应一些友好国家的要求为来访贵宾提供过往返专机。由于目前我国经济、技术条件有限，且中国民航国际航线日益增多，适用于国际航线的大型客机严重不足。为此，今后对来访贵宾不再应要求提供专机，请予谅解。”派专机接送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华的做法就此停止了。
1985年，外交部上呈由礼宾司拟定的报告，规定我方每月接待外国国家元首、副元首，政府首脑、副总理2—3起，外长不超过3起。同年9月，此报告经中央批准。这有效地控制了国宾和重要访华起数。同时上呈报告，规定由我方免费招待的人数。即自1980年7月1日起，对来访重要外宾在我国境内由我方免费招待的随行人数进行了限制：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正式访华，其随行人员在30人以内；部长或副部级官员访华，随行人员在10人以内。凡超过限额者，其各项费用由来访国自理。此后又改为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华，中方免费分别招待为18人或12人；招待5至7天，现已改为只招待5天。
接待礼仪的改革是参照外国接待礼仪，诸如日本、美国、英国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的接待礼仪惯例进行的。这项礼宾改革使礼宾司每年的国宾接待工作规范化，为国家节约了人力、物力、财力。
改革迎宾场所。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我国欢迎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访华的仪式在首都机场举行。国宾抵达走下飞机舷梯时，我国领导人迎接，少年儿童献花，检阅三军仪仗队，然后接受3000名群众载歌载舞的欢迎。时至今日，隆隆的礼炮声、“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阵阵欢呼声好像还萦绕在我的耳边。机场热烈欢迎国宾访华的礼仪，体现了中国人民热情好客的传统。“文革”后，我国外交事业大发展，国宾和其他重要外宾访华迅速增加，例如，1979年有37起、1985年有70起。此后，每年国宾访华起数有增无减。
为节约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增加迎宾的隆重气氛，同时借鉴外国的习惯做法(不少国家迎宾场所设在总统府、议会大厦或国宾馆等地)， 1980年1月礼宾司起草并由外交部上呈报告，拟在钓鱼台宾馆举行国宾欢迎仪式。但后来考虑到钓鱼台宾馆迎宾地点从施工到竣工尚需时日，且场地不够理想，礼宾司经与有关单位协商，向外交部领导请示后，又一次上呈报告，建议迎宾地点改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1980年8月，中央批准了外交部的报告，将国宾欢迎仪式由机场(车站)移至人民大会堂举行。至于机场或车站迎送国宾，则由副外长等官员出面，之后接待国宾设陪同团长的做法开始实施。这些礼宾改革照会外国驻华外交使团，得到好评和欢迎。
我国领导人称这项礼仪改革效果好，节约了他们很多时间和精力。群众也纷纷写信，赞扬这项改革，并拥护国务院撤销在钓鱼台宾馆内新建迎宾场所的计划。“一个目击者”对此写信表达他的感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以后，我国领导人欢迎外国国宾的仪式改在人民大会堂前举行，给人面目一新之感。”“一、选择的地点好。人民大会堂是我国政治中心的象征，她本身庄严、雄伟，在此举行仪式，气魄大，比过去在机场更隆重。二、不脱离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群众自动集结观看仪式，可使外宾感到亲切、自然。三、节约了领导同志的时间和大批车辆往返机场的开支。四、广场的布置和整个仪式庄严、朴素、隆重、亲切，非常得体；仪式用的时间也不多。这是一个很好的礼宾改革，希望能坚持下去。”
人民大会堂的迎宾仪式比首都机场的迎宾仪式更加隆重。国宾沿着铺就的红地毯检阅三军仪仗队，威严壮观。欢迎仪式还增添了国宾检阅三军仪仗队分列式一项，即中方领导人陪同国宾检阅仪仗队后再次登上检阅台，检阅三军仪仗队分列式，然后与参加仪式的双方人员离开迎宾场地，进入人民大会堂。1987年9月15日，李先念主席在北京主持欢迎仪式，欢迎比兰德拉国王。(新华社稿)
自1978年9月起，从首都到省区市，除特殊情况外，国宾访华时不再组织群众夹道欢迎。1989年1月礼宾部门强调不组织中小学生参加欢迎国宾活动。
在礼宾司工作，有机会聆听周总理的教诲，令我终生难忘。事隔30余年，当我们今天强调以科学的发展观，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时候，重温周总理“礼宾革命”的指示，感慨万千，心情难于平静。我想，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何其重要。改革创新永远是生活的主题，国家发展的动力，民族的灵魂。递交国书逸闻
笔者亲历、亲见、亲闻了诸多国际礼仪故事。其中，特命全权大使递交国书的趣闻颇多，外交礼仪之妙，可见一斑。我国第一号国书是用毛笔写的
国书并非一本书，而是国际交往中的一种全权证书。国书是国家元首为了派遣或召回使节向接受国元首发出的正式文书，分为派遣国书和召回国书两种。国书通常由派遣国元首署名，并由外交部长副署。在外交实践中，很多国家将召回国书合并于派遣国书之中，我国国书即为这种形式。
驻外大使赴任后，第一件大事是由大使亲自向驻在国国家元首递交国书，随后才能正式履行大使职务。递交国书是一项庄重严肃的外交礼仪，它标志着驻在国元首正式接受特命全权大使。当事人都认真对待，把它当做对驻在国的一种礼貌和尊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字第一号国书为首任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使王稼祥的国书。
国书是用传统的毛笔书写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副署。签署日期为1949年10月20日于北京。国书于同年11月3日由王稼祥大使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什维尔尼克主席递交。
1965年笔者调入礼宾司时，国书制作已经规范化。可以说，礼宾司人人已成为国书制作的能手。上级书面通知下达后，按一定格式填写国书内容，并登记编号送司长审批后，即送外交部办公厅文印处印制。印制毕即上呈国家主席签署，外交部部长副署。国书的格式是这样：×××国总统×××阁下阁下：为巩固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任命×××先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国特命全权大使。我相信×××先生将尽力完成他所担负的使命，请您惠予接待，并对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进行的工作给予信任和帮助。×××先生业已完成其驻×国特命全权大使的使命，现予召回。我愿借此机会对他任职期间所受到的接待和帮助表示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签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签字)(副署)×××年×月×日于北京国字第×××号
我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焦若愚的国书是我经办的第一份国书。此后我经办的国书多少，今天已记不清了，不过有一点记忆却长久地刻在心里。大使赴任前来礼宾司取国书，看着那镶嵌国徽的国书时，都不约而同地问我，要注意什么。我说，国书是分量最重、最宝贵的书。递交国书的礼仪
我国递交国书的礼仪不断改革，现行的仪式在人民大会堂进行。递交国书时外国驻华大使和参礼人员身着礼服或民族服装，由外交部礼宾司的处长乘礼车前往使馆迎接大使，并陪同大使乘礼车至人民大会堂。礼兵在大会堂入口处红地毯两侧列队行持枪礼向大使致敬。进入大厅后大使向我国国家主席递交国书。随后大使向国家主席介绍使馆参礼人员。之后主席和大使在会客室简短谈话。礼毕，外交部礼宾司处长陪送大使乘礼车返回使馆。
各国都很重视外国使节递交国书的礼仪。礼仪有简有繁，但备高级轿车迎送、铺红地毯、礼兵敬礼、递交国书和颂词、介绍参礼人员等礼仪却是大同小异。
向美国总统递交国书仪式也是如此。1985年韩叙大使向美国总统里根呈递国书，美国国务院派高级礼车接送。礼车前挂中美两国国旗。韩大使及夫人乘礼车前往白宫，车队由美方一辆警车开道。车队在仪仗队的乐声中开入白宫院内。
韩大使夫妇被引进休息室等候，随后他们被带到总统办公室的外间，在总统客人签名簿上签名，然后礼宾官将一支刻有里根总统名字的钢笔送给韩大使作纪念。
韩大使及夫人步入总统办公室，里根总统和他们握手。韩大使向里根总统递交国书和颂词，后进行亲切交谈。交谈之后，里根总统把自己的答词交给韩大使，并一起来到记者中间，让他们拍照。然后韩大使夫妇离开白宫。
英国是一个保留着古老传统的国家，外国使节向女王递交国书至今保留着古老的风格。其特点是递交国书时安排外国大使乘马车。1985年中国驻英国大使胡定一向女王伊丽莎白呈递国书那天，英国皇家典礼官和一名身穿军礼服、腰系金色缎带的将军，乘坐由两匹骏马拉着装饰得五彩缤纷的皇家马车来接送胡大使，进出白金汉宫。1991年6月11日，新任中国驻英大使马毓真在皇家礼宾官的陪同下，在使馆门前准备乘坐传统马车到白金汉宫，向英国女王递交国书。新华社稿)
有些君主制国家的国王接受外国使节的国书，接送大使时不用马车，而用现代高级轿车，但礼仪多沿袭古老的传统。1982年丁雪松大使向丹麦女王递交国书，当天女王的男爵侍从乘坐一辆皇家轿车来到了中国大使官邸。侍从身着红白绣金的宫廷礼服，腰部佩有一把镶嵌着金色花纹的宝剑，华美的装束洋溢着皇家气派。大使乘礼车开至女王的夏季行宫——和平宫，抵达后在宫前侍从长陪同下，丁大使检阅了仪仗队，随后被引至接见大厅，向女王玛格丽特二世陛下递交了国书。仪式结束后女王请丁大使与女王的丈夫亨里克亲王见面。女王和她的丈夫与丁大使亲切攀谈。
我国驻日本大使向日本天皇递交国书时，选择乘古典皇家马车由仪典官引导入宫，有6名外交官陪同前往。
印度有古老的文明，外国使节向印度总统递交国书时，要举行隆重的阅兵仪式。1984年李连庆大使向印度总统递交国书，当天礼宾司长乘专车接他去总统府。礼车抵总统府大门时，接受20余名骑着高头大马的总统府卫士列队欢迎。每位卫士神情庄严，身着红色上衣、黑长裤，脚登高统皮靴，头戴有蓝色飘带的高帽，手着白色手套，高举着中印两国国旗。威武的马队护送李大使至总统府南端的广场，总统首席军事秘书和其他4名军事秘书上前迎接。大使与他们握手问好后，步向仪仗队向军官们致意，然后走向铺着红地毯的检阅台，检阅100余名军人的分列式，仪仗队军乐队演奏中印两国国歌。检阅毕，大使向仪仗队致意。1956年4月17日，我国新任驻印度共和国大使潘自力(右)向印度总统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博士递交国书。(新华社稿)
大使在总统首席军事秘书等官员的陪同下迈进总统府大厦向总统递交国书和颂词。呈递国书后，总统与大使单独会谈。会谈毕，总统与大使一起在接见厅会见使馆随行外交官。会见后大使与其他外交官告别总统府。国书递给谁？
安道尔国的国家元首由西班牙和法国两位大公担任。根据安道尔宪法，两大公属荣誉职位，其权力之一是代表安道尔接受外国大使呈递的国书。1994年我国驻西班牙兼安道尔大使宋国清穿梭三国两递国书。他除了向西班牙国王递交国书外，还于同年11月驱车前往安道尔与西班牙边境西班牙一侧的乌赫尔市向安道尔两大公之一胡安·马蒂·阿兰尼斯主教递交国书。12月他又飞往巴黎进入爱丽舍宫，向法国总统递交国书。当时法国总统委任的办公厅主任夏西聂作为代表接受了国书。安道尔城附近的美里紫尔教堂依山而立。美里紫尔是安道尔人崇拜的女神，被视作安道尔的象征。(新华社稿)
圣马力诺是世界上最小、最古老的共和国之一。圣马力诺的执政官——国家元首、政府和大议会首脑，由两人共同担任，权力相等。接受外国使节国书时，两位执政官都必须在场。1994年驻意大利兼驻圣马力诺大使吴明廉向圣马力诺两位执政官递交国书，十分有趣。事前吴大使请教该国的礼宾官，国书该递交给哪位执政官。回答是：递交给谁都行。吴大使从礼节上考虑，不厚此薄彼，为表示对两位执政官的同样尊重，现场他站在两位执政官面前中间点行鞠躬礼，然后递上国书。结果，左侧一位执政官先伸手接过国书，右侧的执政官笑容可掬。真是一举两得!
各国递交国书礼仪丰富多彩，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个国家的文明、传统文化、社会风尚。但各自的仪式经过了扬弃、改革，趋于逐步简化，变得更加灵活、更加注重实效。“肖像外交”之忆
1992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为准备赠礼方案，时任礼宾司代司长鲁培新和我绞尽脑汁。考虑到很多日本朋友喜欢中国画的因素，我们向部领导建议赠送国画。外交部领导同意了，徐敦信副部长即邀请了10来位著名画家到钓鱼台国宾馆商讨此事。黄胄等著名画家都来了，其中擅长人物肖像画的画家袁熙坤教授也在座。他很年轻，是全国政协委员，也是画坛奇人。会后各位画家都各创佳作，由我们带到日本去。
我记得，江总书记访问期间，在一个早餐会上，将袁熙坤教授创作的《王者之风》赠给了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他十分高兴，大赞其作，并表示感谢。回国后，我感谢画家袁熙坤对礼宾司工作的支持。他笑着反而感谢我，把他的作品当做国礼赠送日本朋友。
在此之前，袁熙坤先生曾邀请鲁培新和我到他家做客。那时他的住房并不宽敞，屋里摆满他的画作，画室又是卧室，看看现在居住的金台艺术馆，那真是鸟枪换炮了。他长期从事中国水墨人物画、动物画创作，作品栩栩如生，以神写形，以意取情，妙趣天成，浑朴自然。做客时，他自告奋勇，说他可以为来访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写生创作水墨肖像画。他的许诺，让我们欣喜万分——对外赠送礼品有了新的门路!
就这样，“肖像外交”开始了。1991年8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正式访华，标志着两国关系在1989年后已全面恢复正常。袁熙坤先生为之画水墨肖像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就是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当年7月26日，袁熙坤先生专程飞东京在首相官邸为海部首相作画。这是海部首相有生以来第一次请画家为他作水墨肖像画。此前海部首相曾通过日本文部省全面了解袁熙坤先生。
肖像画完成之后，海部首相十分满意。海部温和真诚的神态，洋溢在肖像上。袁画家认为海部首相配合十分默契，他在沙发上静坐了半个多小时，神态自然，加上当时会客室的光线、角度都不错，写生十分顺利，一气呵成。8月11日在中日友好协会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上，国家副主席、中日友协名誉会长王震正式把袁熙坤先生所画的海部俊树肖像赠送给海部。海部首相十分高兴。1992年，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南非非国大主席曼德拉、日本明仁天皇陛下、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等相继访华，礼宾司及时通知袁熙坤先生，请他到钓鱼台国宾馆为国宾写生作画。袁熙坤先生记忆最深的是为曼德拉画像，袁熙坤创作的日本首相海部俊树画像。(新华社稿)当时有一大群官员和记者在场包围，但他十分沉着，仔细观察，静静地画了25分钟。他认为曼德拉的经历比其他领袖人物坎坷，20多年的牢狱生活并没有摧毁他的意志，反而使其老而弥坚。作画时曼德拉还与他交谈，使画家的灵魂之窗——眼睛打开了。之后曼德拉主席接到肖像画时说：“能请您这样著名的画家为我画像，使我对中国的访问更加难以忘怀。”
当礼宾司将肖像画赠送给其他国宾时，他们都赞扬画家的创作艺术，说肖像画十分逼真感人。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说：“我将把这幅画像挂在显著的位置上。”
1993年袁熙坤先生在钓鱼台国宾馆为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等国宾写生创作画像，很得国宾们的赞赏。
袁熙坤先生的肖像画，得到外交部领导的好评和赞扬。外交部很多人被他的高超艺术技巧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动。后来时任外交部长李肇星在袁熙坤先生画集上题写道：“肖像传神韵，和平多使者。”当年12月19日，我以礼宾司的名义致函袁熙坤先生，衷心感谢他以自己的艺术才能和精湛作品，为加强我国和上述国家的友好关系作出了贡献。1992年4月14日，中华全国青联常委、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著名画家袁熙坤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为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画像。(新华社稿)
1994年7月，我离开礼宾司任驻古晋总领事。回国后获悉，袁熙坤先生的“肖像外交”在礼宾司的积极支持和密切配合下，继往开来地展开着。他又为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美国总统克林顿、德国总理施罗德以及以色列总统魏茨曼等数十位国宾写生创作了肖像画。有些肖像画被美国亚洲艺术博物馆、赛克勒博物馆、德国柏林博物馆等当做珍袁熙坤为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贵艺术品收藏展示。绘制的画像。(新华社稿)
多年来袁熙坤先生被誉为“肖像外交大使”，为我国的外交事业，为发展和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和民间友好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近年来他荣获了白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卢卡申科颁发的“最高荣誉勋章”，还被哥伦比亚、保加利亚、古巴等国总统或文化部授予“最高荣誉勋章”、“国家骑士勋章”、“权威艺术奖章”、“最高文化奖章”等。
退休之后，我曾应邀前往位于朝阳公园内的金台艺术馆，参观袁熙坤先生的《世界名人肖像作品展》，不禁感慨万千。我赞扬他的文化外交成就，画家也念念不忘我当年为他安排作画的事情。国服之忆
外交团是衣装盛饰的群体，人们称他们为穿礼服的人群。外交官的服饰，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人看衣装马看鞍”。在国外，人们辨认其国籍，除了看肤色外，就是看服饰了。人的仪表在相当程度上同服饰有关，从礼仪的角度来说，它反映一个人的素养和文化水准。
各国对外交官的衣饰有着严格的要求。1965年我大学毕业后调进外交部礼宾司，当时规定，中山服为我国民族服装，是对外的正式礼服。那时外交部的干部几乎穿着清一色的黑色和深蓝色的中山服，我也不例外，有冬夏两套中山服。在来访外宾眼里，我的礼服是崭新的，在驻华的外交官目中，我却是“一衣不舍”，十分“喜欢”那一套。后来随着礼仪简化，中国外交官几乎又着清一色的“国货西服”了。1969年我被派往驻卡拉奇总领事馆工作，就加入西装革履的行列了。第二次常驻国外，我在东京银座“大甩卖”西服店购买了两套西服。一下子，我就“鸟枪换炮”了。
眼下我国外交官的服饰多姿多彩。在国外他们通常穿西服，我看有的外交官衣着相当“与时俱进”，两个扣的西服换成三个或四个扣的也不少。质地上乘、做工考究的“中国制造”的外销西服，他们也能“近水楼台先得月”。新款的礼服把他们“烘托”得精神抖擞。女同志也有着西服者，但她们通常穿旗袍参加外事活动。旗袍是我国的民族服装，比较适合多数中国妇女的体型，朴素大方，美观雅致，得到众多外国朋友的赞扬。穿着民族风格浓郁、色彩明快的旗袍作为礼服出席晚宴者甚多。穿着织锦缎中式短衫配以深色长裙出席歌剧院晚会，也令人刮目相看。窈窕淑女穿着充满青春活力的连衣裙出席社交活动，也屡见不鲜。
居住东京期间，我常看到大多数日本人在官方场合、在办公楼里、在大街上，西装革履，手持公文包，俨然一副政府官员的模样。当然，穿和服的也不少。在英国，人们穿着十分讲究。在某种场合，他们还保留着不少传统服饰。法院正式开庭，法官们身穿长袍，头戴假发。在教堂做礼拜时，牧师身着道袍。每届国会开会，女王前往致词，头戴珠光闪烁的王冠。随行的宫廷女侍，也都身着白色长裙礼服……
世界上各国、各民族，在举行正式礼仪活动时，都按自己的习俗穿戴正式的礼服。有的国家已形成规范，人人必须遵守。如国家庆典、国宴、国王登基、国家元首就职典礼、国家最高领导人会见、大使递交国书、授勋、新年团拜等等，他们穿着正式礼服。
西方国家传统的礼服，分不同场合而异。男子穿着有晨礼服(Morning coat or Cutaway)；小礼服，也称晚餐礼服或便礼服(Tuxedo， Smoking dinner jacket or Black Tie)；大礼服，也称燕尾服(Full evening dress or Tail coat)。女子的礼服也分为常礼服、小礼服、大礼服。常礼服：颜色相同的上衣和裙子；小礼服：露背式单色连衣裙式服装；大礼服：一种袒胸露背的单色连衣裙式服装，并配以颜色相同的帽子、长纱手套以及各种头饰和耳环、项链等首饰。
俄罗斯联邦颁布的外交官正式礼服为黑色的双排扣礼服，在领子上方及袖口处绣有金色的花纹。扣子也是金色的，上面是压制而成的国徽图案。新礼服保留了苏联时期外交官礼服的颜色、式样及花纹的位置。俄罗斯联邦大使礼服的领章是橄榄枝环绕的俄罗斯联邦国徽。礼服采用薄的毛料裁制。大使以下的外交官，其级别可以通过领章上的星星数目判断，如一级公使三颗星，二级公使二颗星等。外交官的礼帽也不同。
非洲及阿拉伯一些国家外交官的礼服就是颜色鲜艳的民族服装。男士身着大袍，外加披风，包头巾上戴头箍，人们称它为阿拉伯袍。阿拉伯袍多为白色，衣袖宽大，袍长至脚。除白色外也有深蓝、深灰、深棕色和黑色的。对生活在炎热多雨地区的人们来说，阿拉伯袍有着无法取代的优越性。大袍比其他式样的服装更具抗热护身的优点。大袍在吸收外来热量的同时，里面形成一个通风管，空气自下而上流通，使人体感到凉爽。头戴黑面纱，身穿黑大袍，这是非洲和阿拉伯一些地区妇女的形象。国家元首、高级官员和外交官穿着大袍出席庆典，很为常见。
东南亚国家地处热带，那里的人们的穿戴很适宜天气炎热的特点。
马来人信奉伊斯兰教，人们严格按照宗教习俗着衣，男女服饰五彩缤纷。马来人传统的服饰称礼服，正式场合和隆重节日均着礼服。目前较流行的服饰是“巴迪”(蜡染)。男子穿的“巴迪”被誉为马来西亚国服。“巴迪”设计优美，图案繁多，款式别致，有的编织手法相当细腻。“巴迪”为长袖上衣，图案讲究对称，图案花纹不对称者不算真正的“巴迪”。“巴迪”有的是由蜡染布制成，有的则用丝绸为原料，质地不同，但大多宽而大，薄而凉爽。“巴迪”有长袖、短袖之分，出席晚宴者穿长袖“巴迪”。传统的马来妇女服饰分上衣和纱笼(筒裙)，衣宽如袍，袖长，衣身长过臀部；纱笼十分宽大，通常长达足踝。马来妇女穿着传统服装时，头上戴着一条薄薄的艳丽纱巾，纱巾垂挂至肩膀或胸前。她们的服饰习俗忌讳袒胸露臂。马来族服饰造型、设计特点具有浓厚的民族情调。
越南的国服称“aodai”(奥黛)。男子穿着“aodai”长衫和裤子，女子的“aodai”由上衣和裤子组成。上衣像中国的旗袍，长至膝盖，两侧腰收紧，从腰部开叉，下身配一条白色或是同花色的裤子。胡志明市的妇女对“aodai”情有独钟。
印度尼西亚的国服称“巴迪”。印尼政府规定，凡参加全国性重大节庆，政府官员都必须穿国服——“巴迪”，男士穿“巴迪”长袖上衣，头戴“北芝”帽，脚穿皮鞋；女士上身穿“格巴雅”，下身着沙笼，头上束发髻，插头饰，肩披长条披巾，脚穿高跟的凉鞋或拖鞋。这是他们的传统民族服饰。
菲律宾的“巴隆”以及泰国的泰服等都称为国服。
和服被称为日本的国服。和服的另一名称为“赏花幕”，因其图案与色彩反映了大自然的具体意象，日本人穿着和服走动时，因晃动而使得和服如同一块动态的画布。公元8世纪，中国唐代的服饰传入日本，对日本的和服影响很大。今天日本的和服，大约是在600年前基本定型的。在日本，我看日本人在节日里都着和服。和服款式甚多，四季各不同，又有婚、宴、丧、礼之分。每一套优美的和服，都是精心裁制的。
韩服被誉为韩国国服。传统的韩服相当华丽。男子身着裤子，短衣背心，带结上穿外套，戴纱帽冠带，穿木靴。女子穿着红裙、黄短衣，上穿圆衫，戴发簪，簪上垂着前缀和飘带。韩服种类繁多，有节日服、婚礼服、花甲宴服等。
印度国服男装称“托蒂”。“托蒂”是一块三四米长的白色布料，缠在腰间，下长至膝，或长达脚部。女的用纱丽，一块一米多宽、五六米长的布料，通常自腰部缠起，绕过胸前，一端搭在肩上。随着社会的发展，男的除“托蒂”外，在上身加上宽大的衬衣，名为“古尔达”。女的上身配上叫“杰姆普尔”的紧身胸衣，下身配以“贝蒂戈尔”衬裙。
萨摩亚(原称西萨摩亚)人通常身着上衣和裙子。裙子像筒裙又像西装裙。他们的国家元首和外交官都穿着这种国服。
国服风采各异，宛如地球村中的百花争艳。国服装扮着各国外交官的形象，也象征着各国丰富多彩、多种多样的文化。国宾眼里的长城
我在礼宾司的日子里，多次随国宾游览长城。长城，中华民族的灵魂。登长城，读长城，读这部世界著名气势宏伟的史诗，国宾兴致无限。我亲历、亲见、亲闻的国宾登长城的故事，一直珍藏在心里。今天回忆起来，更是心潮激荡，深感骄傲、自豪。
国宾访华日程很紧，但只要他们要求游览长城，礼宾司会尽力予以安排。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等供选择。一旦确定下来游览长城，就成为不能变动的日程，礼宾司及有关接待部门便会尽力协助。
礼宾官为国宾游览长城尽力的事例不胜枚举。最为突出的是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登八达岭长城，北京市有关部门全力以赴，群众动员扫雪以及后勤人员为公路破冰苦战的事，至今仍传为佳话。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登八达岭长城游览是双方商定的项目。游览长城的前一天，正好纷纷扬扬地下了大雪，温度突降，上八达岭的公路都被大雪覆盖，路面冻住了。
怎么办？尼克松总统访华登八达岭长城的项目不能更换，更不能取消。根据领导的指示，动员群众扫雪、在结冰的公路上撒盐化冻。众多的后勤兵连夜扫雪撒盐，一直战斗到黎明。幸好，次日清晨阳光普照，当尼克松总统一行从钓鱼台国宾馆出发前往八达岭长城时，路面已无积雪痕迹。
当天车队驶出城外，美国朋友都大为吃惊——一夜之间，通往八达岭长城几十英里公路上的雪全扫光了，柏油公路乌黑发亮，路面干净。
出发前，总统的助手曾经跟尼克松嘀咕，昨天下了大雪，乘车走几十英里路上山是否安全。当天他们看到另一番天地，心情格外高兴。尼克松听说是周恩来总理做了布置。为了让他们安全登长城，动员了多少人扫雪？撒了多少盐？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不到长城非好汉。”当天，在中国领导人陪同下尼克松夫妇登上了长城。雪后的长城风光更加壮观，八达岭一片银装素裹。尼克松站在长城上，眺望着眼前壮丽的冰雪世界，心情格外舒畅。他赞叹着说：“这的确是一座伟大的建筑、人类的奇迹。”他又说：“我们今天到了长城，成为主席说的‘好汉’了；但是，今天是爬不到顶峰了。”“不到长城非好汉”如今已成为每位国宾心中的座右铭。
1978年6月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访华，登八达岭长城。他登上最高的一个烽火台之后，又登另一侧长城的最高烽火台，登上两个制高点，极目远眺长城内外，兴致极浓。尼克松总统和夫人1972年2月24日由李先念副总理和姬鹏飞外长等陪同，游览长城。(新华社稿)
1982年12月约旦国王侯赛因访华，国王和努尔王后登上长城，在一片欢笑声中合影留念。国王站在烽火台上，凝视远方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和蜿蜒崎岖的古老长城，陷入深思之中，久久不愿离开。令人难忘的是，努尔王后怀抱刚满周岁的小公主攀登长城。她还腾出手来，向游客挥手致意，一直登到最后的一个烽火台，才把小公主交给同行的保姆。
1992年12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首次访华会见杨尚昆主席时，引用了毛主席的一句词“不到长城非好汉”，说我们代表团的成员也都想去当一回“好汉”。当他登上长城时，十分高兴，赞叹不绝。
1986年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偕其夫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访华登长城那天，阳光明媚，蔚蓝的天空上飘着片片白云。女王兴致勃勃地登上长城。她在一处烽火台逗留片刻，环顾周围山峦的美好景色，从手拎的小皮包内取出一架微型照相机，让菲利普亲王为她摄影。英国广播公司还将女王登长城的全过程现场转播至英国，长达数小时。
1992年10月24日，日本天皇明仁和皇后陛下怀着极大的兴趣前往八达岭游览长城。天皇一直登上第3烽火台，赞叹说，万里长城十分壮观，确实是项了不起的工程，人们亲眼看到才会有深切体会。天皇登到通常国宾登的高度时，陪同人员劝他不要再登了。但天皇说，他们再攀登一段。天皇及皇后又兴致勃勃地继续攀登了一段，然后两人情不自禁地手拉手转身微笑着面对群众和记者。记者赶忙拍下这难得的镜头。据介绍，明仁天皇是登八达岭长城的第178位国宾。
使我感兴趣的是，欧洲一些国家的执政党或在野党领袖访华，都争着登长城，在长城亮相，甚至在游览长城时也不忘他们的竞选活动，把攀登长城当做他们攀登权力高峰的象征。
1975年10月31日，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在中方一位部长的陪同下游览了长城。那天天气很好，晴空万里。施密特总理登上长城的烽火台后问道：“施特劳斯先生攀到了什么高度？”有人说，他爬到了最高处，成了中国人所说的好汉。尽管施密特身体不太好，但仍奋力攀到了长城的最高点并笑着说：“我只会比他高，绝不会比他低。”原来1975年1月16日联邦德国反对党基社盟施特劳斯应邀访华时也登过长城，很高兴地游览他“从小学课本上就向往的长城”。联邦德国的大选将在1976年9月举行。德国记者说：“联邦德国大选的竞选活动已在中国长城开始了。”
1981年2月，密特朗作为社会党领袖率领法国社会党政治代表团访华。其间，也游览了长城。密特朗把登长城当做攀登法国权力高峰的象征，情不自禁地快步而上。不料，攀登途中突然喘不过气来，脸色苍白，他只得止步休息。片刻之后，刚缓过气来，他又一个劲儿向上攀登，终于到达了最高处，饱览长城内外美丽雄伟的景色。今天古老的长城身负新的使命，它架起联结世界的彩虹，为世界和平传友谊。在《中国长城博物馆》里陈列着当代世界120个国家的200多位国家元首和1981年2月11日，密特朗等法国政府首脑登临八达岭长城的照片就是例朋友游览长城。(新华社稿)证。五洲四海的宾客，一次又一次欢聚在这里。众多的世界风云人物，相继光临这古老的胜地；读长城，谈笑风生，共叙友谊。我国国宴的变迁
亲戚朋友很羡慕我当礼宾官能出席国宴，自己也感到荣幸。不过礼宾官为每次国宴付出的辛劳是鲜为人知的。我记得刚到礼宾司时举办国宴，我的任务是输送和分发我国领导人在国宴上的讲话稿，加上英法俄等文种的译文，满满一车。有时讲话稿付印较晚，取回并在宴会上分发给宾客时，国宴已近尾声。我们二三位分发讲话稿的礼宾官只好匆匆吃几口，就退场了。后来我的角色虽有所不同，但都是来办事的，办完每次国宴，就像士兵胜利归来一样高兴。年复一年，办国宴的机会多了，感受也多了。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之夜，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饭店举行了新中国第一次盛大的国宴。当晚，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们以及社会各界代表、来宾共600余人出席了新中国的第一次国宴。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以后，我国欢迎来访国宾的正式宴会通常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有时也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华，国家主席或国务院总理为来访国宾举行的正式欢迎宴会，或者每年我国国庆，国务院总理为此举行的招待会，都称国宴。
自开国第一宴以来，国宴的变迁引人注目，国宴的改革与时俱进。
四菜一汤，这是当年周总理定的标准，一直延续至今。1984年后，外交部根据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领导的指示，对国宴的改革做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国宴的标准：总书记、国家主席、委员长、总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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