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刚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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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创新战略与企业家精神试读：
《中国道路丛书》总序言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努力寻求既发挥市场活力，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的崛起。怎样将中国的发展经验进行系统梳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体系，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怎样正确总结改革与转型中的经验和教训？怎样正确判断和应对当代世界的诸多问题和未来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都是对中国理论界的重大挑战。
为此，我们关注并支持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中一些有价值的前瞻性研究，并邀集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中国发展与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编辑和出版反映与中国道路研究有关的成果，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的系列丛书。《中国道路丛书》的定位是：致力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模式的研究和理论创新，以此凝聚社会共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立足中国实践、通达历史与现实、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学派的形成；鼓励和支持跨学科的研究和交流，加大对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推动和传播。
本《丛书》的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
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总结中国经验、探讨中国模式，应注重从中国现实而不是从教条出发。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正确认识中国的发展方向，都离不开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通过实践推动认识的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纪奋斗历程中反复证明了的正确认识路线。违背它就会挫折失败，遵循它就能攻坚克难。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道路的探索者和中国学派的开创者，他们的理论创新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同时因应世界的变化。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他们从来不生搬硬套经典理论，而是在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摒弃无所作为的思想，拒绝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只有实践才是真知的源头。本《丛书》将更加注重理论的实践性品格，体现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鲜明特点。
坚定不移地践行中国道路，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理论挑战，例如将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彼此割裂和截然对立的评价；例如极力推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等错误思潮。道路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的改革目标和道路是高度一致的，因而，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百年兴衰、大国博弈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从积贫积弱的状态中奋然崛起，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成就斐然，道路独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一定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路，这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推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国学派的建立，应该成为致力于中国道路探讨的有识之士的宏大追求。正确认识历史，正确认识现实，积极促进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研究，那些对西方理论和价值观原教旨式的顶礼膜拜的学风，应当受到鄙夷。古今中外的所有优秀文明成果，我们都应该兼收并蓄，但绝不可泥古不化、泥洋不化，而要在中国道路的实践中融会贯通。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引导实践创新，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架构到话语体系，一以贯之地奉行这种学术新风。我们相信，通过艰苦探索、努力创新得来的丰硕成果，将会在世界话语体系的竞争中造就立足本土的中国学派。
本《丛书》具有跨学科及综合性强的特点，内容覆盖面较宽、开放性、系统性、包容性较强。分为学术、智库、纪实专访、实务、译丛等类型，每种类型又涵盖不同类别，例如在学术类中就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战略学、传播学等领域。
这是一项需要进行长期努力的理论基础建设工作，这又是一项极其艰巨的系统工程。基础理论建设严重滞后，学术界理论创新观念不足等现状是制约因素之一。然而，当下中国的舆论场，存在思想乱象、理论乱象、舆论乱象，流行着种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安定团结的错误思潮，迫切需要正面发声。
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基和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迫切需要形成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和中国话语体系创新，这是树立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在国际上争取话语权所必须面对的挑战。我们将与了解中国国情，认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道路，有担当精神的中国学派，共同推动这项富有战略意义的出版工程。
中信集团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曾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它不仅勇于承担大型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同时也勇于承担政治责任。它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同时也是中国道路的践行者。中信将以历史担当的使命感，来持续推动中国道路出版工程。
2014年8月，中信集团成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构建平台，凝聚力量，致力于推动中国改革发展问题的研究，并携手中信出版社共同进行《中国道路丛书》的顶层设计。
本《丛书》的学术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由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组成。我们将进行长期的、系统性的工作，努力使《丛书》成为中国理论创新的孵化器，中国学派的探讨与交流平台，研究问题、建言献策的智库，传播思想、凝聚人心的讲坛。第一章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塑全球格局
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性的力量。科技革命将会引发社会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政治权力的更替以及世界格局的变革，产生全方位、全息性的巨大影响。新科技体系的诞生与旧科技体系的消亡，新产业经济模式的诞生与旧产业经济模式的消亡，新社会政治体制的诞生与旧社会政治体系的消亡以及新世界格局的诞生与旧世界格局的消亡，正在呈周期性全息效应转化。第一节 第一次科技革命与英国的崛起一、第一次科技革命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大革命。这场革命促进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业以及航海交通的大发展，在极大地推动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人类社会从手工工场时代进入机器大工业时代。
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虽然15世纪、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各大洲之间开始发生交往，但这种联系是不经常的、片面的，因而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第一次工业革命后，随着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航海事业达到空前规模，各大洲内部和各大洲之间开始了经常性的、较为密切的联系，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才逐渐形成。二、英国的崛起
借助于第一次科技革命，一直以来处于欧洲文明边缘的小岛国——英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开创了“英国治下的和平”时代。1688年，英国通过“光荣革命”完成了近半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其资本主义进入蓬勃发展时期。新航路开辟后，大量涌入的廉价印度棉布，使得英国国内棉纺织业的经营者和生产者感到必须革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于是，“飞梭”和“珍妮纺纱机”便应运而生。1733年，机械工匠凯伊发明了“飞梭”。“飞梭”的使用，提高了织布的生产效率，并推动了纺纱技术的革新。1765年，纺织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了手摇纺车，将纺纱效率提高了8～18倍。此后，棉纺织业的革新层出不穷。但是，棉纺织业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动力系统一直处于滞后状态并影响生产的发展。因此，研制新的动力系统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1765年，技工瓦特经过反复实验终于发明了低耗、高效的蒸汽机，并开始应用于棉纺织业。蒸汽机的广泛采用，不仅促进了棉纺业、毛纺业、采煤业的发展，而且大大加速了英国工业革命的进程。
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从18世纪60年代珍妮纺纱机的问世，到19世纪30年代蒸汽机的广泛应用、火车和轮船的出现而基本完成的。工业革命的巨大变革使英国的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使其工业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全世界获得了领先地位，成为“世界工厂”。至1820年，英国的煤产量占全世界煤产量的75%，生铁产量占世界的40%，它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一半。此后，尽管其他国家的工业化有了发展，但直到1850年，英国煤产量和生铁产量仍然分别占世界总产量的60.2%和50.9%，它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的比重仍高达39%。工业上的垄断带来了世界范围内的工商业垄断，1820—[1]1850年，英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8%上升到21%。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实力，英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基本上控制了世界的战略要地和海上交通要道，并在海外殖民扩张中，先后战胜了自己的竞争对手荷兰、西班牙、法国等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到1876年，英国的殖民地横跨东西半球，面积达2250万平方公里，拥有2.5亿人口，成为“日不落帝国”。可以说，第一次工业革命造就了英国的霸主地位。
英国的工业革命对欧美各国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其强大的冲击力席卷了欧美大陆，各国纷纷效法英国进行科技革命。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法国和美国先后开始工业革命，19世纪60年代，随着中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的开始，工业革命的成果被引入中国；日本也对英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效仿。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侵略性和对外扩张性，处于封建制度、政治经济相对落后的亚非拉国家不幸成了工业革命的牺牲品，成为资本主义强国发展经济的附庸，政治上也失去了独立性。正如王逸舟对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分析的那样，“对国际关系而言，它的深远意义在于，使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了世界范围的霸权地位，使非西方文明成为隶属于西方的历史客[2]体，使国际政治从一开始就打上了西方文明的烙印。”
[1] 王觉非.近代英国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256.
[2]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第二节 第二次科技革命与德美的崛起
19世纪是科学技术研究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旧的研究领域出现累累硕果，新的研究领域被不断开辟，前景一片光明，涌现了一大批科学伟人和技术巨匠，他们提出的定律、定理、公式、方程，进一步揭示了大自然的奥秘、万物运动和相互作用的规律，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物质财富提供了有利条件。一、第二次科技革命
19世纪的物理学达到了精密实验同抽象数学理论之间的紧密一致，使物理学成果在应用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卡诺（1796—1832），是法国物理学家、工程师，曾在热力学方面做出重大贡献。1824年，他提出卡诺循环和卡诺定理，为以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焦耳（1818—1889），是英国物理学家，他测定了热功当量，为建立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做出了贡献。1841年，他发现了电流通过导体时产生热量的规律。次年，楞次也发现了这一现象。因此科学界把这一规律称之为焦耳-楞次定律，亦称焦耳定律。卡诺和焦耳的热力学研究，统一了热和功的科学，并促进了化学变化理论的发展。麦克斯韦（1831—1879），是英国物理学家，经典电磁理论的奠基人。1873年，他出版了《电学和磁学论》一书，在法拉第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总结了19世纪中叶以前的科学成果，提出了电磁场的基本方程，即麦克斯韦方程组。他认为电磁过程在空间是以一定速度（相当于光速）传播的，彻底否定了超距作用的错误概念，并得出光的本质是电磁波的结论。
在化学方面，19世纪所取得的成就也令人瞩目。意大利化学家坎尼扎罗（1826—1910）在拉瓦锡命名法和道尔顿原子论的基础上，对原子－分子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1858年，他确定了有关原子量、分子量的正确概念。德国有机化学家凯库勒（1829—1896）一直从事有机化合物结构理论的研究，成绩卓著。1865年，他提出苯分子为环状结构的理论，这对有机化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1834—1907）和德国化学家迈耶，发现了自然科学基本规律——化学元素周期律，并据此预见了一些尚未发现的元素。1869—1871年，门捷列夫运用元素性质周期性的观点，写了《化学原理》一书。1887年，他提出溶液水化理论，是近代溶液学说的先驱。他长期研究气体和液体的体积与温度以及压力的关系，并于1860年发现了气体的临界温度。1888年，他首先提出煤地下气化的主张。此后，化学同物理学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在某些领域已紧密结合起来，可见这两个学科在工业上的应用得到大大加强。
除此之外，19世纪的工业应用科学发展得也很快。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贝塞麦炼钢法的发明和广泛应用。19世纪60年代，德国西门子·马丁发明了平炉炼钢法，使贝塞麦炼钢法得到进一步发展。1878年，英国人S.G.托马斯发明碱性空气底吹转炉炼钢法，解决了冶炼高磷生铁的问题。这种新式炼钢炉后来称为“托马斯转炉”。这样，钢材生产就实现了根本性变革。
由于电磁学、机械技术和钢铁技术的进步与发展，笨重的蒸汽机及其传统的传动系统已经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电机被发明出来并在生产中得到立即应用。随着送变电技术的不断完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电的发明和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技术[1]革命已经完成，生产及社会生活的电气化迅速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二、德美的崛起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和紧随其后完成工业革命的法国，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成为落伍者。完成了统一大业的德国和取得了南北战争胜利的美国成为此次新的工业技术革命的新星，大放异彩。
德国在这次科技革命中完成了一个重大突破，即科学向应用于生产的方向转变。德国人把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科学研究与生产过程联系起来，彼此相互渗透，相互促进。重大的科学发现很快就转变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技术，使生产成为科学的应用。同时，生产的发展和应用科学的起步，又推动了基础科学的研究。正是这种相互作用，使[2]19世纪很多重大的科技发明开花在英法，结果却在德国。科技中心转移到德国后，大大推进了德国生产力的发展。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德国建立起了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德国工业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超过了英国。20世纪初，德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增长了4.7倍，占[3]世界工业总产值的16%，仅次于美国，居于世界第2位。当时德国冶金业的实力，比英法两国加在一起还强大得多。其他如造船业、纺织业、化学工业、电气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工业，德国都是称雄世界。
美国充分把握了产业革命这一有利时机，凭借其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使第二次产业革命在美国蓬勃发展。美国政府积极发展教育，大力倡导科学技术研究，并大力资助科学研究。它充分利用已有的理论资源和发明，不断改进创新，推出大批令人瞩目的技术发明和技术革新。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其间除几次短暂的经济衰退外，美国经济一直处于稳步增长之中，而且发展速度是包括德国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所未能达到的。1870—1900年，美国工业每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7.1%，1900—1913年为6.6%。189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农产品总产值，标志着工业在国民经济中主导地位的确立。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美国渐渐确立了其世界经济强国的地位。186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居世界工业总产值的第4位，落后于英国、法国和德国。1894年，美国已跃居世界第1位，工业总产值等于欧洲各国工业总产值的一半。20世纪初，美国在工业上的优势更加突出。1913年，它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1/3以上，比英、德、法、日四国工业总产值的总和还要
[4]多。
英国企业界因循守旧，不愿采用国外新技术，也不重视技术教育，缺乏创新。在管理方面，它长期保持着资本主义初期的那种经营管理方式。到1914年，英国已走在沦为美国和德国的技术殖民地的下坡[5]路上。英国工业总产值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例如，英国煤和铁的开采量，1870年各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到1913年煤的开采量仅占21.8%，铁的开采量仅占13.2%。19世纪末，英国的工业增长速度只及19世纪中期的一半，英国已不再是“世界工厂”。
与英国的衰落相比，法国的相对国力下降更快。普法战争使法国损失了200亿法郎（包括战争赔款），法国还被迫割让重要的工矿业区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使法国的实力大受打击。1871—1884年，当第二次产业革命在美国和德国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法国还在进行战后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同时，法国像英国一样拥有广大的殖民地，它大量对外输出资本，导致大量的资金外流，国内企业的投资规模相对缩小，生产部门的资金不足，陈旧的机器设备无力更新，这自然阻碍了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由于工业发展缓慢，法国在世界工业中所占的比重，由1870年的10.3%下降为1913年的6.4%。法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亦由1850年的11%下降到1913年的8%，即上述两项[6]指标均从世界第2位下降至第4位。三、国际格局的演变
正是这种科技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起的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促使各个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角色发生了变化，美国、德国、日本的地位上升，英、法、俄的地位下降。英、法力图保持原有的地位和利益，而后起的德国、美国则要取代英、法的地位，称雄世界。随着德国和英法矛盾的激化，各种国际力量迅速重新组合，形成了英、法、俄组成的协约国与德、意、奥组成的同盟国两大集团军事对峙的局面，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战争导致了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欧洲最强大的德国在战争中受到致命打击，丧失了在欧洲和世界事务中的发言权。英法两国虽然是战胜国，勉强保住了原有的地位和利益，但是战争消耗太大，实力受到严重削弱，分别由债权国沦为债务国。美国、日本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大受益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为欧洲主要国家的债权国。战争期间及战后经济恢复时期，英国共向美国借款42.77亿美元，法国向美国借款34.01亿美元，意大利向美国借款16.48亿美元，其他欧洲国家也或多或少向美国借款。这些钱都是以贷款的形式作为购买美国的粮食与供应品而预付的。作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欧洲各国的共同债主，美国在欧洲乃至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日本在战争期间乘欧洲列强卷入战争之机，进一步扩大了其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的影响。但是日本在远东的扩张遇到了美国的竞争与牵制。为了解决远东问题，美日等国在华盛顿签署了《九国公约》，日本保住了在远东和中国的优势，但受到了美国的牵制。
1919年1月18日至5月7日，战胜国在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召开和会，签订了《凡尔赛条约》。会上成立了国际联盟（简称“国联”），其行政院由9个理事组成，美、英、法、意、日五强各占一个固定席位。德国与苏维埃俄国被排斥在国联之外。国联和世界事务实际上操纵在美、英、法三强手中，这就是凡尔赛会议后的国际格局，史称“凡尔赛体制”。由于凡尔赛体制本身的不公正性和大国之间难以协调的矛盾，该体制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1929—1933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空前猛烈的资本主义危机。德意两国企图通过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扩军备战和发动侵略战争的方法来摆脱危机，夺取欧洲、亚洲和世界的霸权。1936年10月，德国和意大利签订协定结成军事同盟。这样，在欧洲出现了柏林-罗马轴心，同时也形成了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在亚洲，日本法西斯也急剧扩张。1931年，它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1937年，它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侵占了中国的华北，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这样，在亚洲就形成另一个战争策源地。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格局发生急剧变化。挑起世界大战的法西斯德日意轴心国集团和美苏英法等国组成的反法西斯联盟经过长达6年的战争，反法西斯联盟终于取得了胜利。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曾经横行欧亚的德意日彻底失败，在战后相当长时期被排除于国际事务之外；法国在战争中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国际地位急剧下降；称雄世界百年的大英帝国被战争搞得疲惫不堪，沦为二等强国，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格局宣告终结，以美、苏两大强国为首的两极格局即雅尔塔体系开始形成。
[1] 冯宋彻.科技革命与世界格局[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36.
[2] 李景治.科技革命与大国兴衰[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0.
[3] 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上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243.
[4] 余志森.美国史纲——从殖民地到超级大国[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195－196.
[5] 蒋孟引.英国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653-655.
[6] 胡才珍.20世纪科技革命与世界历史进程[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43.第三节 第三次科技革命与两极格局的形成
20世纪中期，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开始出现。这次科学技术革命以原子能、计算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空间技术为主要标志。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和最深刻的一次科技革命，它比以往任何一次科技革命都更为强烈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更为持久和深刻地推动了国际格局的发展和演变。一、第三次科技革命
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源头可以上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出现了一些新学科的萌芽，例如核物理与核化学的萌芽、火箭技术的萌芽、计算机技术的萌芽，等等。但这次科技革命的真正开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电子计算机、原子能等技术很快被广泛应用于民用工业。原子能的利用不仅带来武器性质的变革和战争形式与规模的改变，而且也为社会生活提供了新的能源与动力。人造卫星的发射与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引起了交通与通信的革命性发展。所有这些在空前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为冷战奠定了物质基础。[1]
此次科技变革呈现如下特点：（1）现代科学技术形成一个多学科、跨领域的网络体系，涌现出一大批新技术群和新产业群。“二战”后，自然科学呈现出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趋势，这两种趋势使科学在新的水平上日趋整体化，形成了大跨度、大范畴、多栖型的新的边缘学科，如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海洋技术、空间技术等。不仅自然科学的各学科之间互相渗透，而且出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融合的趋势。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这三门新兴学科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贯通起来，成为两者研究的共同的方法论。这种“横向学科”在自然科学系统和社会科学系统的交叉点上进行新的探索和研究，克服了因科学知识不断分化而形成的信息壁垒，催化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化合”过程的进一步深入发展。（2）重视基础研究，一系列基础理论研究获得了重大突破。20世纪30年代以后，欧洲大批世界一流的理论科学家相继移居美国，推动了基础研究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原子能的基础研究发展到原子弹的爆炸，有力地证明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基础研究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他们大力支持和鼓励基础研究，并设立国家基金会，以支持、组织和领导有关的工作，并于1946年8月成立海军研究局，后又相继成立陆军研究局、空军科学研究局、原子能委员会、国家卫生研究所等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均支持基础研究发展。1950年成立的全国科学基金会，是美国政府专门为资助基础研究设立的第一个机构，为数学、物理、生物等领域的基础研究提供了大量经费。（3）创新活动非常频繁，科技专利数量倍增。所谓创新活动是将发明推进到商业经营阶段，其最重要的标志是：这种发明创新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资本主义世界，要利用新产品竞争或更高质量商品来战胜对手，首先必须占有创新成果。因此，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美国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非常重视创新活动，自始至终都大力将科学技术用于研究和创造新的、前所未有的或大大改进的产品，并以最快的速度投入商业应用中。二、两极格局的形成
第三次科技革命始于美国。“二战”期间，美国的经济实力急剧膨胀。1947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占资本主义世界的53.9%，超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的总和。美国的出口贸易占资本主义世界出口贸易总额的1/3，黄金储备在1949年为245.6亿美元，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量的74%，一跃成为世界头号的“金元帝国”。此外，由于远离欧洲战场，美国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吸引了欧洲大批高科技人才。1930年美国拥有4.6万名科技人员，1940年增加到9.2万，1950年又增加到17.5万，而到1960年已达30万。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大量的科技人才造就了美国科学技术的黄金时代。作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策源地，美国在原子能、基本粒子、高能物理、计算数学、电子技术、空间技术、高分子化学、分子生物学等尖端科技领域都有重大的突破，同时在激光技术、遥感技术、生物工程、农业科学、医药学、新材料和新能源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自然科学和基础理论方面（包括化学、物理学和医学），美国科学家获得了战后颁发的诺贝尔学奖的半数左右，其中大部分是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期间获得的。
据统计，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重大科技发明有65%是美国首先研[2]究成功的，75%是美国首先付诸应用的。大量的科技成果应用于工农业生产，这使美国经济走上了快车道。科技的发展与进步对美国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进一步巩固了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地位，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
战后初期，苏联紧紧抓住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契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取得了一大批骄人的成就。1949年9月25日，塔斯社宣布苏联已经揭示出原子弹研制的秘密。1950年，苏联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投入运转。1953年，苏联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地位。1954年，苏联建成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1957年10月4日，苏联先于美国3个月，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人造卫星1号”。1961年，苏联首先成功实现了人类第一次载人飞船的飞行。苏联核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发展带动了苏联整个科学技术的进步，并引发了一场产业革命。核工业、宇航工业、喷气飞机制造业、无线电电子工业、仪表工业等新兴产业纷纷建立，钢铁工业、有色冶金工业、化学工业、医疗工业、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工业、汽车制造业、船舶制造业等传统产业部门也实现了技术更新。在此过程中，苏联建成了强大而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经济实现高速发展，其增长速度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居于优势地位。从1950年至1978年，苏联社会总产值增长6.9倍，年均增长7.7%，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0.4倍，年均增长9.1%，农业总产值增长1.6倍，年[3]均增长3.5%，国民收入增长7.1倍，年均增长7.8%，大大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195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仅为美国的31%，到1975年已达美国的66%，同期工业总产值由不到美国的30%上升到80%，工业劳动生产率从不到美国的30%上升到55%，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已[4]超过美国而居世界第1位。苏联无可争议地成为能与美国一争高下的世界第二经济军事大国。1972年美苏两国首脑签署《反弹道导弹条约》，标志着美国基本上承认了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
第三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它加剧了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不平衡，使资本主义各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新变化；另一方面，它使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抗衡的斗争中具有强大的动力。同时，第三次科技革命扩大了世界范围的贫富差距，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此外，第三次科技革命还对全球问题产生影响：一方面，科技革命的发展扩大了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领域，提高了人类向自然做斗争的能力，从而把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推进到一个前人无法想象的新高度；另一方面，科技革命的发展也带来一系列棘手的社会问题，如：生态环境的恶化、自然资源和能源的过度消耗以及核灾难的威胁，这些问题难以控制地恶性发展，使人类的处境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困扰，成为举世关注的全球性问题。
[1] 王杨.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历史背景、特点及其影响[J].学习月刊，1998（4）.
[2] 于德惠，赵一明.理性的辉光：科技革命与世界新格局[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234.
[3] 赵锡玲.苏联经济的调整与改革[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40.
[4] 于德惠，赵一明.理性的辉光：科学技术与世界新格局[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154.第四节 新科技革命与多极化趋势一、新科技革命
20世纪7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科技革命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获得了新的拓展。这次新科技革命主要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海洋开发技术和空间技术的革命。1971年，美国英特尔公司在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基础上，首先发明了微处理器，使计算机走出了科研机构的象牙塔，开始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由此引发了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在20世纪70年代的新科技革命中，美国在许多领域继续领先，西欧、日本紧随其后，与美国在计算机、机器人、人工智能、新材料、生物技术和航天技术等领域内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与角逐。日本、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发展十分迅速，使日本、西欧在许多技术领域赶上美国，并且在个别领域内开始超过美国，因此，在世界科技领域内形成了美国、日本、西欧三足鼎立的局面。二、多极化趋势
新科技革命的出现不仅推动了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且使得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自“二战”后美国一直沉溺于同苏联的军备竞赛，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新的科技革命面前，美国反应迟钝，结果在经济技术市场上逐渐丧失了竞争力。日本、西欧的产品向美国大举“入侵”，抢占美国在世界市场的地盘。到1986年，美国制成品出口的世界份额由1955年的25.9%降为15.2%。加上20世纪70年代的美元危机和石油危机，美国基本上丧失了“二战”后初期在西方世界的绝对霸主地位，其对盟国的影响力也大为减弱。
面对新的科技革命浪潮，日本果断地从“贸易立国”战略向“科技立国”战略转变。首先，在科技研究经费方面，日本的科研经费以超过经济增长速度1倍的速度增长，在世界上独占鳌头，其绝对数已从西方主要国家的末位上升到第2位，超过第3位的德国1倍多。其次，在技术贸易方面，1976—1985年，日本向亚洲（不包括西亚）的技术出口额增至2.7倍，向北美的技术出口额增至4.6倍，向欧洲的技术出口额增至2.7倍，占日本技术出口总额的比例分别为37.4%、25.1%、19.4%。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依靠“科技立国”战略迅速崛起，整体经济实力与美国的差距逐年缩小，部分重要指标的人均水平甚至赶上或超过美国。1975年和1986年，日本的一些经济指标与美国对比的百分数是：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32.8%和47.0%；工业生产分别为25.3%和49.3%；出口贸易分别为56.7%和96.6%，按人均水平计算日本已超过美国。1990年，日本对外净资产首次突破3000亿美元，[1]达到3280.59亿美元，对外净资产连续6年居世界第一。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这意味着新的强大的世界经济中心的出现。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的“政治大国”之梦迅速膨胀，从加强同美国及欧洲之间的科学技术合作，到参与构筑日、美、欧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从对亚洲特别是东南亚的开发援助，到建立亚洲新秩序，日[2]本“政治大国”的外交经纬网越织越大。尽管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军事、政治上还没有摆脱美国，成为独立的一极，但它已经以其技术和经济力量冲击着旧的两极世界格局，冲击着美国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
与美国、日本相比，西欧在新技术革命中相对处于落后状态。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西欧各国采取联合行动，集中各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携手攻关，与美日抗衡。1985年年初，法国总统密特朗提出“尤里卡计划”并得到欧洲共同体国家的积极响应。这是一项欧洲各国科学技术研究的合作计划，其目的是通过欧洲各国政府和民间的多方面合作，加强欧洲高科技的研究，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以对抗美、日、苏等国家和地区的激烈竞争，使欧洲成为世界政治多极化发展中的一支相对独立的力量。尤里卡计划的项目开发周期大多为3～5年，它着眼于近期市场竞争的民用高科技项目，其中包括超导芯片、高清晰度电视、教育和个人计算机、大容量密集矢量计算机、非晶硅、半导体芯片、航天飞机、阿丽亚娜航天计划等。尤里卡计划的成功实施增强了西欧在经济上的国际竞争能力，有3/4的参[3]与者提高了其在欧洲或者世界范围内的市场份额。西欧国家开始谋求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摆脱美国控制的力量，争取平等的伙伴关系。
苏联领导人由于长期受到僵化的官僚体制和封闭的经济体系的束缚，没有及时看到外部世界的变化，忽视了与西方国家的科技合作和交流，本能地排斥来自西方的高新技术，因此对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性质、范围、特征、作用等缺乏应有的认识，未能采取迅速有效的应对措施，造成苏联在新科技革命的众多关键领域被西方发达国家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如电子计算机技术，苏联“显然比日本和美国落后，在[4]电子学的多数领域苏联甚至与西欧相差10年”。直到1986年，苏联才拥有大型及微型计算机10万台，而美国已超过100万台。在生物技术研究等领域，苏联也远远落后于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总之，[5]“在科技方面，苏联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约15年”。
由于没能及时迅速地占领当代科技发展的制高点，苏联社会经济失去了快速发展的巨大动力。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苏联经济增长的速度开始明显减慢，一些主要经济指标的年均增长率呈直线下降之势。1976—1980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降至4.4%、1.7%、3.8%和3.3%，1981年至1985年进一步降至3.7%、1.1%、3.1%和3.1%，与美国的经济实力差距又趋扩大。根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1975年苏联的国民收入总额相当于美国的67%，到1987年时却降到了64%。实际上，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实力差距要比官方所说的大得多。1987年，时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的普里马科夫在北京曾透露，苏联的国民收入总额仅相当于美国的50%，而另一位苏联经济学者博洛金使用购买力平价法测出当时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美国的[6]38%。经济发展速度持续减缓，使整个国家的状况不断恶化，到80年代后期，苏联实际已处于严重经济危机的边缘，并由此引发了政治危机、民族危机和举国上下的信仰危机。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苏联迅速土崩瓦解，毁于一旦。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的美苏两极对抗格局也随之烟消云散。
总体来看，当第一次、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时，发展中国家被遗忘在边缘角落；第三次科技革命和新科技革命爆发后，发展中国家蹒跚跟进。目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因此在新的历史机遇和严峻挑战面前发生了力量的分化。一方面，新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和要求，这是建立在发达的工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科技进步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借助国际技术，高起点、低成本地跨越某些经济发展阶段而后来居上创造了条件。有一批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较快掌握了现代信息技术，实现了快速发展，拉近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其国际地位也因此有了明显提高，成为新世纪国际关系舞台上比较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由于技术革命向产业革命的转移周期和技术产品的市场生命周期将越来越短，加之西方国家对信息产品国际市场的垄断，初级产品与信息产品的价格剪刀差进一步拉大，形成了以信息产品价格为基准、初级产品价格依附于信息产品价格的体系。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后发优势”的作用在减弱，劳动力资源优势日趋丧失，发展中国家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赶上发达国家。从根本上来说，南北之间的差距并不是一种稳态结构，因为整个世界的相关性和协同共适，终究会使差距转化，达到相对均衡、合理发展的格局状态。但是对最不发达国家而言，从科学技术的极大进步到国民经济的长足进步，再到世界格局的重要角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它们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将日趋“边缘化”。这种分化也表明，国际经济旧秩序的不平等性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将更加突出，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更加迫切。
[1] 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下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408.
[2] 于德惠，赵一明.理性的辉光：科技革命与世界新格局[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215.
[3] 王春法.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科技竞争之路[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367.
[4] 冯江源.当代科学交流与国际关系[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110.
[5] 江流，陈之畔.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40.
[6] 于德惠，赵一明.理性的辉光：科学技术与世界新格局[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158.第五节 当前的国际科技格局一、第四次科技革命
对于第四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有人判断会发生在智能制造领域，也有人判断会发生在新能源领域。在绿色能源时代，很多企业都在开发太阳能、风能、核能、海洋能等，但未来的主流能源到底是哪一种能源，没有定论。
现在世界上很多专家在对此进行探讨，其中包括比尔·盖茨。他建立了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主要用于扶贫、治疗重大疾病和研究新能源。比尔·盖茨认为第四次科技革命会发生在新能源领域，所以他投资了新能源。在巴黎的一次大会上，他联合全世界很多企业家发起了突破能源界限的联盟以支持和发现新能源技术，其中就包括马云。比尔·盖茨判断新能源革命最可能发生在两大领域：第一，太阳能。他说太阳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要产品设备可以提高转化率，就可以带来突破性的进展。第二，核能。从世界发展的趋势来看，核能是很干净的，也是比较安全的能源。如果能把安全性问题突破，消除泄漏和辐射问题，并把核能做到小型化、微型化，那么能源问题也就能更好地解决。
比尔·盖茨认为现在核能发展的路线是错误的，现在做核电站不能越做越大，应该越做越小。在信息化革命时期，美国一直在推动计算机小型化、微型化，并推广普及。这使美国在这一轮竞争中完胜日本，而日本却因此步入了失落的20年。比尔·盖茨认为，未来能源要小型化，并推广普及。到那时，革命性的技术革命就会出现，新的产品布局也将出现。现在，美国最担忧中国借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机会一举超过美国。
奥巴马上台后，关注点重点放在清洁能源上。在上任前，他就提出了美国发展的三大战略，其中第二个就是发展清洁能源。美国人很早就认识到新能源革命将主导下一次革命。整体来看，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是工业革命的一条主线，此外还包括能源和生物技术。未来，生物技术也有可能改写世界格局。所以现在欧洲开发了大量的脑计划、脑科学。中国“十三五”期间也把脑科学列入重点计划，包括人脑的研究、神经系统的研究和认知系统的研究都是重要的内容。
回顾过去，几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改写了世界格局，中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要牢牢把握机会。二、国际科技实力对比
从研发投入、诺贝尔奖获得次数、大学排名、知识产权、科技论文发表数及引用数、研究前沿等几个方面，我们借以判断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1.研发投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发布的《2015年科学报告：面向2030》中提出，美国用于研发的投资占全球的28%，依旧处于领先位置，中国紧随其后（20%），超越欧盟（19%）和日本（10%），见图1.1、图1.2。占世界人口67%的其他地区的研发投入仅占全球研发投资的23%，巴西、印度和土耳其等新兴国家用于研发的投资正在迅速增加。图1.1 2005—2013年政府资金支持的研发支出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科技奖指标，2015年9月。
当前全球研发投资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私营部门。在高收入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公共部门对科技研发投入在减少；在低收入国家，科研投资则在不断增长。2.诺贝尔奖获得次数
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THE）发布了2000—2014年全球范围的科学与经济领域诺贝尔奖得主的统计结果。
以获奖者的出生地或祖籍（而非国籍）为划分规则，不包含文学奖与和平奖，美国（71人，29.8分）排名第一，英国（12人，6.0分）、日本（13人，4.3分）位列第二、第三，然后依次是德国、以色列、法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挪威；另外，比利时、中国、意大利并列第十（2人，0.8分），见表1.1。表1.1 2000—2014年按国别分类的诺贝尔奖排名
注：分数评价基于获奖数，文学奖与和平奖不包含在内。图1.2 2005—2013年企业资金支持的研发支出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科技奖指标，2015年9月。3.大学排名
THE发布了2015—2016年世界大学排名，前20名中，有14所来自美国，4所来自英国，1所来自加拿大，1所来自瑞士，见表1.2。表1.2 THE2015—2016年世界大学排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与汤森路透发布了2015年全球性大学排名，前20名中，有16所来自美国，3所来自英国，1所来自加拿大，见表1.3。表1.3 U.S.News全球性大学排名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发布2015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20名中，有16所来自美国，3所来自英国，1所来自瑞士，见表1.4。表1.4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2015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4.知识产权
2015年12月14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了2015年度《世界知识产权指标》，2014年全球创新者共提交了约270万件专利申请，比2013年增长了4.5%。2014年，全球共授权约118万件专利。目前全球所持有效专利总共约为1020万件，其中美国占24.7%，日本占18.8%，中国占11.7%。
2014年，中国的专利申请量为92.82万件，已位居世界第一，超过了排名第2位和第3位的美国和日本的总和。不仅位于中国的专利申请部门收到了最多的专利申请，而且中国公民和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内提交的专利申请也最多，共83.7万件。2014年全球商标申请量比2013年增长6%。中国在这一领域也位居世界第一。在工业品外观设计方面，中国申请量尽管比2013年减少了14.4%，但仍居世界首位。5.科技论文发表数及引用数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2015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2005年1月至9月，中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158.11万篇，论文共被引用1287.6万次，连续两年排在世界第4位。中国与排在前3位的美国（6041.7万次）、德国（1417.4万次）和英国（1404.3万次）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2005—2015年，中国被引用次数处于世界前1%的高被引论文为15011篇，占世界总量的11.9%，较上一统计年度提升了1.5个百分点。中国高被引论文数量虽然与排名前3位的美国、英国和德国的65079篇、16478篇和15073篇仍有差距，但差距正在快速缩小。
在2014年9月至2015年9月统计年度中，中国国际热点论文数为383篇，占世界热点论文总量的14.5%，排在世界第4位。同期，美国热点论文数最多，达到1475篇，占世界热点论文总量的55.7%，英国以540篇、德国以448篇分列第2位和第3位。
从世界各学科领域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收录中国论文总量变化来看，2014年度，在世界176个学科领域154种高影响力期刊上发表的50404篇论文中，中国发表论文5505篇，占世界总量的比例升至10.9%，排在世界第2位；美国有19772篇，占世界总量的比例降至39.2%。6.研究前沿
2015年10月29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与汤森路透旗下的知识产权与科技事业部共同发布《2015研究前沿》报告，甄选出了2015年的100个热点研究前沿和49个新兴研究前沿。
中国在82个前沿（55%）有核心论文入选，在16个前沿的核心论文数为第1名（10.7%），这显示出中国具有较强的前沿贡献度，在某些重要前沿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中国有38个前沿进入核心论文数前3名（25.5%），见表1.5。表1.5 核心论文的前沿数量占前沿总数比例表第二章三大转移迎来了全球创新的时代第一节 产品转移、产业转移和技术转移一、产品转移
全球化带来了产业资源和技术的全球配置，形成了产品和技术大转移的潮流。三大转移分别为：产品转移、产业转移和技术转移。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物资极度匮乏，那时，中国大量进口工业产品，大量出口低价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据统计，1978—1990年，我国的对外贸易额由206.4亿美元上升到了1154.4亿美元，见表2.1。2016年，我国进出口总值36849.3亿美元，其中出口20974.4亿美元，进口15874.8亿美元，贸易顺差5099.6亿美元。表2.1 1978—1990年进出口额 （单位：亿美元）
注：1981年以前的数据来自外经贸业务统计。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二、产业转移
20世纪90年代，由于信息革命的兴起，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产业革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始了产业转移的历史性大潮。中国采取了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政策，14个沿海城市享受对外投资的优惠政策（见表2.2），东莞等城市从“三来一补”发展成为对外出口产品制造基地。
据统计，2016年1—12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7900家，同比增长5%；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132.2亿元人民币（折合成1260亿美元），同比增长4.1%。表2.2 1990—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三、技术转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全球出现了技术转移的浪潮。在以往产业转移的时期，很少有国家分享技术，特别是发达国家不愿意分享技术，但金融危机改变了一切。
金融危机后，欧美部分实验室、科研机构和企业已经面临倒闭风险。有些技术研发出来了，但企业却倒闭了，很多人才没有用武之地。这些科技研发机构、技术和人才急需找到出口，中国自然成为其理想的目的地。
当下的技术转移浪潮带来了全球创新的时代。全球创新意味着科技和人才的跨境流动，并在全球匹配资源。所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非常及时。改革强调供给侧需求，而中国的技术需求最强烈。现在，中国在技术方面的对外依存度在50%以上，其中大部分是对中高端技术的需求。
在第三次技术浪潮到来的背景下，中国要利用全球资源重组的机会“走出去”，推动高水平的双向开放，并把国外的高端技术、科技人才引进来。
企业的技术创新需要企业家有大的作为，因为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特别是产业技术创新的主体。我们国家在产业技术领域的科研项目有明确的目标和技术路线，基本上要由企业来承担，但企业需要与科研院校密切合作，科研经费需要向企业申报，这是重大的转变。四、抓住国际技术产业转移的机遇
近年来，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际技术与产业转移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全球经济结构进入到新的调整时期。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领头羊，正处于国际技术与产业转移的一个核心地带。如果中国能够抓住有利时机，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就有可能真正实现大国崛起，在全球科技与经济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提高整体的国际竞争力。1.国际技术与产业转移的新趋势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推动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纷纷采取各种经济政策和行政手段，调整并优化包括产业结构、分配结构、交换结构、消费结构、技术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等在内的经济结构，以适应各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由此导致国际技术与产业转移表现出新的特点。
亚太总裁协会全球执行主席郑雄伟对此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国际技术双向转移更明显；国际产业转移的主体更多；国际产业转移的层级更高、规模更大、周期更短、目标集中于新兴经济体市场需求、产业转移途径更突出获取技术和科研成果；新兴产业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新焦点；项目外包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新主流；服务业成为国际产业转移中的新热点；中国成为国际产业转移地的新重点。
在上述趋势中，有几个方面尤其需要注意：
一是国际产业转移途径更突出获取技术和科研成果，发达国家将技术作为比较利益、超额利润的重要手段，尽管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它们仍然能够在进行产业和技术转移时利用各种手段，充分利用知识产权防止核心技术的溢出。
二是新兴产业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新焦点。为赢得未来的竞争优势，美国、日本、韩国、欧盟等都确定了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各地区和国家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成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将其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抢占世界经济战略制高点的重大战略部署，因此该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三是再工业化兴起，服务业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新热点。2012年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鼓励企业家在美国创造制造业就业机会，强调美国将重振制造业，以实现美国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英国也通过技术战略委员会设立高附加值制造技术创新中心，鼓励英国的高端制造业发展。相比较之下，国际服务外包异军突起，金融、保险、咨询、管理和法律等专业服务更是成为产业转移的热点行业。2.中国在全球科技与产业格局中的位置
在发达国家积极进行结构调整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依托本国对资源的投资和不断提高的发展能力，逐步进入经济增长期，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作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积极参与到全球技术与产业转移过程中，其中尤以中国的表现最为突出。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努力，中国的科技与产业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在全球格局中已立稳脚跟，并处于上升的趋势。当然，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科技与产业实力还有较大的差距，目前中国还不是创新型国家，很多核心技术仍掌握在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的手里，在基础研究、人才培养、资源配置、成果转化等诸多方面仍存在短板。作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