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照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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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照亮未来：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试读：
杨照的伦理寓言
梁文道一
小时候听老师说故事，最后总是要来一个“教训”；就连小朋友上台学说故事，也要效法师长，以“这个故事的教训是……”做结；教训来教训去，令人生厌，完全杀掉了听故事的天然愉悦。于是有点文学兴趣的少年总会在成长的过程中刻意远离教训，转而注意故事到底应该怎么说。我们不再在乎一个故事的寓意，变得比较留心它的叙事角度、情节结构，以及语调的安排。再简要地说，一个成熟读者首先关心的通常不会是一个故事“讲的是什么”，而是它如何讲出它要讲的东西。
然而，我们还是很难否认幼年那种看故事要看教训的阅读态度的价值。最起码，它教懂了我们什么叫做“寓言”，这种最基本的修辞方法，以及最基本的人类认知范畴。《伊索寓言》和《世说新语》曾是无数人处世之道的启蒙，创世神话则是先民了解宇宙源起和世界秩序的模型。那些故事一方面建立了我们的底线人格，给出至为基础的价值和世界观；同时也让我们学懂了一种有效的沟通方法，懂得用故事、例子等种种寓言修辞去说服、劝诱和传播。
正因为这种“故事加教训”的寓言阅读太过常见，反而令人容易忘记它其实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要不然何以过了这么多年，世上始终只有一部《伊索寓言》？上佳的“故事加教训”不只是把一个已经很完整的教训装进一则同样很完整的故事，有如容器盛载了内容，水瓶存放了水；相反地，那些故事的情节同时也该是个说理的步骤，推动其前进的剧力也应该是某种真相渐次敞示的过程。换句话说，故事不是传递信息的包裹，而是构成一则信息的骨架，甚至是发现和发明某项事实与观点的道具。所以，当我们称赞一位作者很会用故事去“讲道理”的时候，除了是因为他很会打包教训，使其分外悦耳动听、容易消化之外；恐怕更是因为他深明故事的思考之道。他的故事不是可以和教训彻底分离的外壳，而是内在于教训的观察角度及推理程序。由此可见，听故事要听教训，与听故事要看它好不好听，便不是能够截然二分的两回事了。
杨照不只是当今台湾评论界其中一位最博学最富洞察力的健笔，也是整个华文世界里最擅长以故事去讲教训的故事大王。原因简单，不在于他的学识背景，而在于他本是一位诗人、一位小说家；他懂得用故事去观看社会，以故事去分析政治。那么，在他这部大陆第一本“故事集”《故事照亮未来——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里头，他到底想说些什么“教训”呢？
二《故事照亮未来——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的台版原名是《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最初看见，这个书名还真能吓人一跳，因为它似乎太过煞有介事，道德说教的意味太浓，保守、传统而且古老，几乎不像是任何一个现代评论家会喜欢取用的名字，尤其不像杨照著作的书名。毕竟，他是一个生活在当代社会里的知识分子，而且受过完整的高等学术训练，他应该深知任何想要教化人心的努力在这个时代都会遭到无情的怀疑甚至嘲讽；他也应该晓得我们已经不再相信有谁能够宣称自己掌握了真理——特别是道德上的真理，从而大胆指导别人立身处世的道理。
既然如此，何以杨照还敢写下这一大堆文字去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呢？虽然他曾经有一部叫做《理性的人》的评论集，名字一样宏大而骇人；可是这一回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还用上了“如何”二字，使得这本书活似一部指南。
没错，一部指南。假如《理性的人》是在正面析介“理性人”究竟是种什么样的人，述说他的构成条件与周遭环境；那么《故事照亮未来——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就是来到更具体的实践层面，宣讲一种应该怎样做人的道理了。勉强地区别，前者属于“实然”的论说，后者则属“应然”的探讨。
三
这让我联想起近代哲学史中一度存在过的一对极其相关但又明显不同的概念区分，那就是“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和“伦理学”（Ethics）了。表面上看，这两种关于人类实践生活的哲学探究是没有多大差异的，反正它们讲的都是伦理道德，所以现代大学的哲学课也经常混用这两个名词。同样的理论，一会儿说是“伦理学”，一会儿又说它是“道德哲学”。
可是对于许多先哲而言，这两个名词却有着微妙的差别。粗糙并简单地讲，“道德哲学”关心的是更一般更抽象的原理问题，比方说：“什么是‘善’？”，“道德律则应当如何证成？”以及“假如自由意志是虚幻的，人类还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吗？”。至于“伦理学”，它的对象范围就比较微观比较具体了，例如18世纪德国哲学家鲍姆嘉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的《哲学伦理学》（Ethica Philosophica），里面谈到的几乎全是“如何控制我们的低级欲望”、“如何敬拜上帝”和“怎样对付沉闷”等非常实际细碎的课题，和我们今天熟悉的伦理学很不一样。
我假借这个区分，用来联想《故事照亮未来——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的性质，把它界定为一部教人在这个政治秩序及社会环境急速变动的时代里，应当如何把握方向、如何沉静思考以及如何稳定心性的“伦理故事集”。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再多说两句有关政治与道德之关系的问题。首先，我们知道学术界曾经把道德排除在政治之外，纯以实证的科学态度去研究人类的政治生活，并以之为政治学正宗。根据这种主张，我们不应该研究一个政党的路线转变算不算背叛，因为这是个无法得出客观结论的价值问题；同样地，我们也不必追问一个社会的政治秩序是否正常，因为它是个价值问题，不能用事实的调查与数据的分析去说明。根据这种主张，我们应该研究的是一个政党的路线转向的抉择是否理性，它和其它政党在下一盘怎么样的策略棋局；根据这种主张，我们不用比较君主制与代议民主制的良窳，只要去描述它们的特色，分析它们如何成形如何衰亡便好。
一般认为，这个战后以来的主流主张是要到了上个世纪的70年代才开始转变。在那十年，以罗尔斯（John Rawls）为代表的政治哲学家把政治带回到了哲学里面，也把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带回到了政治研究。于是大家重新开始质问一个怎么样的社会才算得上是正义的社会，一个怎么样的制度才能叫做正当的制度。四
然而，身为一个评论家，杨照的主要关怀不在于这些政治哲学上的大哉问，起码不是在这本书里去谈这些问题；他试图在另一个层面上将价值注入到政治机器之中，使运转得过于流畅乃至于太过油滑的政治游戏稍微顿滞，让充满算计因而变得太过冷酷的头脑稍微温润。
台湾是全球华人社会之中第一个真正成功转型为现代代议民主制度的地方，所以它才会让我们这些住在其它地区的华人如此关注，以之为参照，视之为样本。可是在观察它的过程里头，我们却又发现了许多令人困惑不解的现象：台湾不是已经拥有很充分的言论自由了吗？为什么它的言论自由没有催生出健康的公共言谈，反而恶质化为一场又一场的名嘴口水仗？台湾不是已经拥有很独立的司法体制了吗？为什么它的司法问题还会搞得这么严重，弄出一次又一次的争议甚至丑闻？
于是有些人就开始把台湾这个模范生打成坏榜样了，他们说：“你看，这就是民主的后果！”“你看，这就是开放的代价！”“看你们还有谁敢说要学台湾。”然后又有人出来帮台湾说话，告诉我们台湾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它很好，其实我们都只是被媒体误导了……
阅读杨照评论多年，我发现他的目的不是怀疑，更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台湾政治社会转型的大方向，进而赞赏甚至肯定其它的代替方案，比方说近年甚嚣尘上的“中国模式”；更不是为台湾辩护，以动人的言词述说“台湾真好”的小故事，这不是一个台湾评论者该做的事。五
杨照不是一个“道德哲学”意义上的思考者，潜心探究自由的价值与证成民主之必要；因为他实在没有这个需要，这早已经是台湾整个社会的共识了。在肯定这些共识的前提底下，他想令我们了解的是光有这些共识还不够，光有这些大方向还不行；我们需要的是使得这些共识得以落实，使得一艘轮船得以朝向既定目标顺利航行的实际条件。
言论自由和媒体开放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在这些高远理想和名嘴肆虐的恶心现实之间划上单纯的因果联系，好像基于前者就一定要接受后者；这中间还要补上其它必备环节。尊重法律也是对的，但是这并不表示法条可以毫无中介不经诠释地扩大到这个社会上去，以致于形成法律的暴力。更直接地讲，杨照是希望在台湾社会转型的理想与实况之间寻回那失落的链条，在政治游戏和种种社会机制里头添补那少掉了的零件。
那些链条与零件便是我在前面所说的“伦理学”了。相比起宏大，高远而抽象的理念和原理，它更注意实现理念与原理的方式。它是一连串具体的操作规范，就和鲍姆嘉登所探究的那些问题一样具体；比方说“结社如何孕育创意”、“议题为什么是选举的核心”、“政治人物应该怎么迎接下台”……
杨照之所以持续不懈地执著于这些问题，是因为他掌握到了，在我看来今日台湾以至于其它华人社会最最要紧的关键：不是没有正确的理念，而是没有使之具体成形的方法与策略。这里所讲的方法与策略，绝非冰冷功利残酷的权谋计算，而是蕴含价值的践行性规范，所以大陆读者一样需要，甚至更加需要听一听杨照这批原来说给台湾人听的故事。因为我们都知道“为人民服务”是对的，但可能不太知道怎样才能使它落实成真；我们也都晓得微博言路的开放总是一件好事，却不晓得应该如何面对大众发声年代的造谣和伤害。于是我们总是在“为人民服务”究竟是说真的还是骗人之间对骂，把微博的问题变成是好还是不好或者管还是不管的二元选择。理想我们说了太多，理念我们不缺，只不过我们欠缺具体实践和衡度它们的微小工具与对策。这正是杨照的用心所在。
杨照不把目光朝上，他的话不是说给当权者听的。他就像一个在民间晃荡的吟游诗人，又像一个上古时代荒原部落的预言者，他用接连不断的故事掩护精密的论述，对着他的读者，说明世间万物的运行法则。尽管他总会像一个尽责的老师，在这些故事之后明确给出联系到当下处境的“故事教训”。然而，他说故事的技巧及语调却足以使听众明了那句古训：“单是故事，便已包含一切。”文化评论与公共领域张铁志
20世纪90年代初，台湾仍处于巨大转型的阶段。岛屿已经朝向民主化与本土化启航，但路程仍然颠簸，方向尚未确定。毕竟，在1991年时，还有校园白色恐怖事件的独台会案，“国会”还没全面改选，“总统”还没确定直选。而关于社会经济的改革之路，更是一片混沌。
那也正是我的大学时期。过去“党国体系”灌输的旧价值观与世界观正逐渐崩塌，我焦急且焦虑地大量追求知识，面对各种新价值观的冲击，并寻找理解台湾和世界的新姿势。从研读老马新马到台湾史，从阅读进行式的《岛屿边缘》、《当代》杂志，到在唐山书店搜罗我错过的《南方》、《人间》等杂志。
此外，各种政治文化评论不断涌现，以试图探照这个黑暗与光明交错的时代。这些评论者中，对我影响最深就是杨照。
彼时杨照刚开始逐渐成为众人讨论的焦点。1991年出版第一本评论集《流离观点》，然后在一两年内接连出版《异议笔记》、《临界点上的思索》等评论文集，明确高举“本土左派世界观”的旗帜——而这正是当时我们这些反叛青年试图思索建立的价值方向。而他的小说《大爱》和刘大任的《浮游群落》、蓝博洲的《幌马车之歌》所描绘的理想主义青年形象深深震动了我。刚在《人间》副刊开始连载的散文《迷路的诗》，则被我一篇篇小心翼翼地剪下来（我那时是剪报收集狂）。
那是台湾文化评论的美好时光。报纸提供了重要空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顾秀贤、刘克襄主编的《自立早报》副刊），且有许多思想评论性杂志，为台湾公共领域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杨照一步步成为台湾最知名的文化评论写作者，而我毕业、出国念博士、开始写作，不自觉地仿佛跟着杨照的脚步（中间一度与他在《新新闻》共事，他是总编辑）。然而，当我们两个以不同的步伐往前走，这个时代所有坚固的东西似乎逐渐烟消云散。
随着形式民主取代威权压迫，随着全球化与市场化成为政治压抑之后的王道，台湾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丰盛的公共论述领域逐渐萎缩，许多新价值尚未广为传递就被扭曲，尚未深化就被遗忘。例如本土这个价值观，一派将其无限神圣化，另一派将其彻底妖魔化。又例如前几年对民粹主义这个概念的严重误用与误解。当然，还有更多公共价值需要我们去认真思考在现实的实践意义，一如杨照这本书提到理解开放社会的一百个关键词。
事实上，台湾公民社会早已日益成熟，只是常被囚禁在媒体与政治的荒谬困局中。一方面政治人物对口号与选举比论述和政策更有兴趣，且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野合不论两党都一样紧密。另一方面媒体的新闻报道党派化、琐碎化与八卦化，电视上高谈阔论的谈话头（talking heads）以为仿佛他们真的代表民意。尤其，在这个追求轻薄短小的时代，深度评论与报道仿佛成为毒药，只有新兴的个人博客和另类网络媒体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民主化走了二十年，我们的公共论述领域在成熟之前就已经面临瓦解危机，且我们依旧在价值观的崩塌与重建中徘徊。
而这二十年来，杨照始终是一个勤劳且负有使命感的评论者；二十年来，我也从一个他的读者走上与他近似的评论写作者之路，虽然我们的取径有所不同，虽然他始终走得太前面。但无论如何，从《流离观点》到这本《故事照亮未来》，我在他的文字中学习到如何透过书写去试图让我们所学的学院知识更公共化，让我们的书写作为武器去对抗时代的衰微，并希望为台湾公共领域的重建扮演一点小小的力量。
自序
在台湾念大学，后来到美国念研究院，我所受的专科训练是思想史。选择思想史，当然是因为对人在想什么，也对人如何表达自己所想的，有高度兴趣。多年研读思想史，看过那么多古往今来的思想内容，进而获得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看重观念，相信观念的力量。
具备什么样的观念，我们就变成了什么样的人。观念不必然都能化为行动，然而没有任何行动背后是没有观念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都是观念。
连带地也就相信，要了解一个社会，必须了解这个社会抱持什么样的观念，相信什么。还有，要改变一个社会，也就得要先改变社会上人们的观念。
这本书中的篇章，最早是台湾《新新闻周刊》的专栏，专栏的名称再简单不过，就是“观念”。会想写这样一个专栏，因为感受到社会变动得很快，快到让人家觉得来不及应付，好像总是必须仓促地做出许多决定来。很多人忙到没有时间去想想自己相信什么，基于什么理由做了自己生活上的决定。换句话说，谁有闲工夫去管什么观念不观念的呢？
正因为急，所以更需要回头把观念弄清楚。这是我不合时宜却坚持的选择。社会，尤其是复杂的社会，各种力量盘根错节、环环相扣，匆忙的决定往往只能看单一面向，无法仔细安排相关的变数──也就是大家习惯说的“配套”。眼光集中只看当前要看的，不管“配套”，“配套”跟不上，那是会酿成灾祸的。
既然是为了彰显社会的复杂性，所以才要根本地谈观念，那么也就不能抽象、空洞地谈，要让观念回到现实的人的生活、人的经验里，保留所有不纯粹但真实具体的内容，这样的“观念”才不会变成另一种架空的答案。“观念”不是答案，不能提供简单、现成的答案。“观念”毋宁比较接近问题，或说接近一种从问题中趋近答案的寻找过程。我们可以找到其他人曾经有过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寻找。
所以我选择了用说故事的方式，来谈观念。这里的“故事”两字有两层相关但不全然相同的意思。一层指的是有情节的传奇，一段或长或短的人类特殊经验。另一层泛指“过去的事”，大大小小曾经发生的事，尤其是一些太小太琐碎而不会被纳入归类为“历史”的事。
这两种意义的“故事”，有共同的特色──把我们从现实生活带出去，让我们看到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别人的经验。故事扩大我们的视野，更重要的，故事提供我们丰富多样性，打开我们的眼界。
用故事来呈现“观念”，我们也许有机会脱开现实的拘牵，反而能将现实看得更清楚。写着写着我愈来愈感觉到，原本为了深度思考现实的用心，转变成了“为未来做准备”。故事所提供的庞大面向，加上观念所提供的深究思考，可以帮助我们将未来看得更清楚，同时也烛照出从现在通往未来的路径。
如果我们稍有耐心、多点好奇，故事和“观念”，真的可以照亮未来。这是我的信念。第一辑国家为你做了什么？[爱国]一定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
1961年1月20日，约翰 · 肯尼迪早餐吃了几条熏肉。那几条熏肉意义重大，倒不是熏肉本身有多好吃，而是这一天是星期五，罗马教廷规定天主教徒不准在耶稣基督受难的星期五吃肉，肯尼迪是天主教徒，他在星期五吃肉，却没有违背教廷的规定。
因为教宗保罗二十三世特准天主教徒在这一天吃肉，理由是：约翰·肯尼迪要在这一天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选上总统的天主教徒。
波士顿的枢机主教卡辛负责监誓。他致词时发现讲台后面冒出细细的一缕轻烟，他以为那是意图谋杀肯尼迪的炸弹被点燃引信了，当下决定拖长致词，延迟肯尼迪上台时间，宁可让炸弹炸死自己。
还好没有炸弹爆炸，只是电线走火的小意外，当然卡辛主教也没有成为替肯尼迪而死的烈士，只是让在场很多人嫌他不识大体，又臭又长讲了一大堆而已。肯尼迪终于上台了，宣誓、就职，接着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
肯尼迪的演说，是历史上美国总统就职演说中第四短的，一共只有五十二个句子，不到一千四百字。不过没多久，这篇演说就凌驾于许多篇幅比较长的前辈，跃升为最有名的美国总统就职演说。
尤其是演说词里的一句话，不只在美国人人朗朗上口，其影响力还从美国蔓延出来，全世界大部分人透过各种不同翻译版本，读过或听过这句话。美国爱国主义的最高潮“别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问你自己能为国家做什么。”就是这句话，象征了美国爱国主义的最高潮，记录了有那么一段时间，短暂的肯尼迪执政时期，美国人心甘情愿团结在国家旗帜下，为自己能身为美国一分子、对美国作出贡献，感到高兴且自豪。
这句话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有其特殊历史背景条件。仔细看一下肯尼迪演说词当中其他五十一个句子，他在里面用了三次“自由”、十一次“新”、四次“时代”、三次“革命”和各种不同形式提到“世界”一共十四次。整篇讲稿只有一千四百字，也就是平均每一百个字中，就要讲一次“世界”。
相对地，一千四百字中，对美国内政几乎没有着墨，有人仔细算过真正讲美国国内情况的，总共只有两个字。藏在一个宣示将坚决维护“国内及世界人权”的句子里。“国内”（at home）终于出现了，但还是和“世界”一起并列的。
这是一篇从头到尾讲国际局势的演说，因为那是冷战的高峰时期，美国人最关心的，是和苏联之间的对抗与竞争；美国人最恐惧的，是苏联的侵略野心和苏联为数庞大的核弹头。
在“别问国家”那个句子之前，肯尼迪讲的是：“漫长的世界历史中，只有少数几个时代被赋予了在最高度危险情况下卫护自由的角色——我乐于接受这个角色。”从这样的上下文一路读来，我们明白了，肯尼迪给予美国人的，是一种面对恐惧、克服恐惧的勇气，将冷战视为卫护自由的“圣战”，视为某种天启天授的责任，而且指出来勇气的来源——大家团结、无私地以国家为单位来奋斗，就能有勇气，就能承担责任、克服困难。
难怪教宗要为了他就职特准天主教徒吃肉。至少在演说词中显现的，肯尼迪是个有信仰的人，而且他有很大的本事将信仰传递、感染给众多的人。
这样一句话，在美国以外的地方，也很受欢迎。连最强调民主自由的美国，都强调国家团结、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哪一个国家的领袖不逮住机会拿来对自己的国民大加宣传，加强大家为国家服务的热情，同时降低对国家，尤其是对政府的抱怨呢？对国家的工具性理解
不过，美国人高兴、自豪认同国家的时期很短暂，很快就结束了。1963年11月，肯尼迪总统遇刺，大大震撼了美国人；更重要的，美国出兵越南，越战不只带来惨重伤亡，而且愈打愈不知其所以然。为了越战，美国社会被严重撕裂了，支持越战的人和反对越战的人，无论如何不可能再团结在一个“国家”里了。
吊诡的是，这样的巨大逆转变化，没有让肯尼迪的就职演说被“抛入历史的垃圾桶里”，反而更加强了其长期烙刻入美国人记忆的力量。那是一段难得“天真时光”的纪念遗物，美国人，而且是大多数的美国人都还相信国家，相信可以抛开自己的私心奉献国家，“问问你自己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看起来不只在美国，而是全世界（或许朝鲜除外）的人都不可能再重返那样的“天真时光”了。过去十年内，美国新保守主义得势，然而新保守主义创造了美国单边主义的新霸权，他们对外的宣传中，基督教、上帝、传统家庭价值、反恐怖主义、文明冲突等观念的重要性，都高于美国国家主义。更不必提小布什及新保守主义在美国，一直受到自由主义的强烈质疑、反抗，终于导致2008年麦凯恩大败，民主党提名的奥巴马赢得大选。
欧洲、日本、拉丁美洲，甚至在中国，今天或许还有可能叫大家“问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却不可能要他们“别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了。将近五十年间，国家的意识其实悄悄地、但明确挪移变化了。以国家作为信仰对象，相信人应该牺牲自我利益，屈从于国家需要之下，这种想法愈来愈难以被接受了。
取而代之的，是愈来愈普遍地对国家的一种工具性理解。国家提供许多一般人自己无法个别取得的方便、好处，因而我们需要国家；但倒过来，国家也应该以提供这些方便、好处，作为其存在的价值以及与国民发生关系的基础。
我们当然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因为唯有弄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才有办法下定决心，相应于国家为我所做、所提供的服务，我能为国家做什么，我又愿意为国家做什么。[选举]有议题、有信念的选举
1918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僵持中，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场群众聚会中，尤金·德柏斯（Eugene Debs）对着底下大部分是劳工的群众说：“总是那些上层阶级在宣战，却总是由下层阶级真正上战场打仗！”
群众聚会结束后，德柏斯遭到逮捕，罪名是违犯了“唆使叛乱法”，依照前一年才通过的“唆使叛乱法”，德柏斯因阻碍动员被起诉，随后被法院判处长达十年的徒刑。
那一年德柏斯六十三岁，而且有病在身，没有人有把握他可以坐满十年监牢活着出狱。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给予德柏斯特赦，德柏斯却拒绝接受。战争结束前，威尔逊又特赦过德柏斯一次，德柏斯还是没有接受。战争结束了一年、两年，威尔逊总统一再颁布特赦，德柏斯却坚持继续待在牢里。一直到1921年，德柏斯才愿意接受总统特赦出狱，因为那个时候威尔逊已经卸任，换上了共和党的哈定担任总统。
德柏斯是谁？为什么前后两任总统都急切想把他从牢中放出来呢？又为什么他宁可忍受身体状况急速恶化的风险，就是不肯让威尔逊特赦他？
这得话说从头。德柏斯是个很有群众魅力的工运领袖，美国铁路工人工会就是在他手上成立的。最早他支持民主党，还曾帮克里夫兰竞选总统。然而就在克里夫兰当总统时，德柏斯带领铁路工人罢工，抗议一家卧铺公司恶劣的工作条件，没想到总统竟然下令动用军队对付罢工工人，德柏斯还被抓到牢里待了半年。德柏斯参选总统
这样的转折让德柏斯省悟，不能靠民主党来追求工人的福祉，于是他自己跳出来直接参与政治。1900年，美国社会党提名德柏斯竞选总统，他一共得到了十万票。1904年，德柏斯再度代表社会党出马，这回他的选票竟然比上次成长了三倍，拿下令人不敢小看的四十万票。四年后，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还是他，他再一次在大选中得到四十万票。
四十万票当然不足以选出一个社会党的总统，不过连续两次获得四十万票的表现却可以让美国社会党成为一个具备基层实力的政党。1911年时，社会党在全美有四百五十个民选公职人员，包括五十六个市长和一个联邦众议员。靠这样的实力，美国社会党可以在各地一共发行五份日报和两百二十六份周刊。
1912年，总统大选又来了，社会党当然不会放弃竞选机会，提名的，还是德柏斯。这次选举，可热闹了。当时的总统塔夫脱争取连任，在自家共和党内却碰到前总统老罗斯福东山再起的挑战。老罗斯福气势如虹，在各州初选一路领先塔夫脱，甚至在自己的家乡俄亥俄州，塔夫脱都败给了老罗斯福。然而在关键的党代表大会上，党内大老控制的党代表票，却一面倒投给了塔夫脱。塔夫脱拿下两百三十五票，老罗斯福竟然只有十九票！靠这样明显的操作，塔夫脱惊险出线，老罗斯福咽不下这口气，宣布成立自己的政党——进步党，参选到底。
民主党方面则是由出身南方，代表旧南方势力的威尔逊出马。再加上德柏斯，这四个人不只各具政治资历与政治魅力，更重要的，他们的政治主张构成了清楚却又复杂的交错网络。各具立场的总统候选人
摆在四个人面前最大的问题，四个人都勇敢负责提出看法的，是美国资本势力何去何从。塔夫脱的背后，就是美国的大资本家，所以他认为政府别管太多，资本家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相对地，威尔逊认为政府应该有更大的权力，要拿联邦政府的权力打破大资本的建制与垄断，让中小企业有竞争的空间，那就是他的“新自由”政策。
老罗斯福同意威尔逊政府应该管、应该多管的态度，不过他对威尔逊希望让中小企业创造竞争活力的看法，嗤之以鼻。他认为现代工业发展使得大企业成为必然趋势，所以政府最重要的使命，不是打击拆解大企业，而是订定严格规范看管大企业，让他们不得垄断、不能为非作歹。
至于德柏斯呢？他秉持社会党的立场，当然根本反对资本主义，权力应该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工人身上，创造一个超越阶级壁垒的平等社会。
选战结果，从选举人团票上看，威尔逊赢得压倒性大胜。他赢了四十州囊括四百三十五张选举人票，老罗斯福只拿下六州八十八票，塔夫脱更可怜，只赢了佛蒙特和犹他两个小州。不过如果看普选票，分布就平均多了。威尔逊六百三十万票，老罗斯福四百一十万票，塔夫脱三百五十万票，共和党分裂效果明显，才让威尔逊渔翁得利。还有，德柏斯也取得了九十万票，比他四年前成绩又成长了超过一倍！
这是一场意义非凡的选举，因为四个人都没有逃避真正的国家前途问题，他们都提出明确立场，而且各自立场都不一样，绝无浑水摸鱼、模棱两可的部分。威尔逊除了“新自由”之外，也在选举中提出让美国积极加入国际社会的主张，而他当选后，也的确按照这样的立场，在1917年让美国参战。为了应付战时需要，他才要求国会通过了“教唆叛乱法”对付战争异议者。
德柏斯连用革命手段创造工人天堂都不赞成，当然更反对战争。基于立场原则，他必定挑战威尔逊的战时法律，宁可因而被捕坐牢。威尔逊当然不能让一个参选过四次总统大选的人，这样坐十年牢，所以反复颁布特赦，希望德柏斯出狱，而忠于原则的德柏斯却也一再拒绝，直到跟他在反战态度上较为一致的共和党上台，才愿意接受特赦。
别怀疑，不是所有选举都像我们这里的一样，没有真正的议题、更没有信念立场。1912年的美国大选就是很好的历史例证，告诉我们选举的混乱堕落，不是民主必然的现象，换句话说，别怪民主，应该要怪我们自己，要从自己的政治体制上去检讨，去寻找具有真正信念与关键议题的选举。[政治家的教育]培养更深更广的政治智慧
罗马时代著名建筑师威特拉维斯（Marcus Vitruvius Pollio），留下一本经典作品，叫《建筑师之书》。这部书第七册的序言里，威特拉维斯明白定义如何衡量一个人身上最有价值东西的标准。他主张最简单的检验方式是，看哪一种东西在你遇到船难时能救你，能让你活下去。接着威特拉维斯讲了一个故事，描述一个罗马人在海上遇难漂流到陌生的罗得岛海岸，上岸后他如何凭借机巧与智慧，交到朋友、找到工作、累积财富，最终还赢得地位与尊重。
在这段故事后面，威特拉维斯写道：“所以我感谢父母让我受教育。”
他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凭借教育教给我们，内化在我们身体里的知识与能力，有朝一日就算不幸遇到海难，丧失了一切财物，到没有一个熟人的地方，我们还是能重新自立，取回被命运作弄剥夺的一切。
因而在第七册里，他谈的都是建筑师的养成教育。依照他的规划，建筑师应该学画图、数学、法律、医药、音乐、几何和天文学。换句话说，建筑师首先应该拥有完整的人的知识与能力，然后才从事建筑工作。人的头脑是最精密的机械
威特拉维斯曾经担任过恺撒大帝的顾问，帮助他设计远征高卢时使用的大型武器。他对当时各种最先进的机械知识，有充分掌握。所以《建筑师之书》最后一册，第十册，讲的都是机械运用，战争时怎么用、平时又怎么用。然而在大谈特谈各种精巧战争最新武器发明后，威特拉维斯又讲了另一个关于罗德城的故事。罗德城被敌人团团围住。敌军在城内守军弓箭射程之外，日夜赶工造了一个巨型的攻城机。那个攻城机有轮子，上面高高架起好几层平台，每一层都配备了强力投石弓弩，而且攻城机最前方还有金属打造又硬又尖的长角。
攻城机即将造好了，一旦攻城机造好开过来，罗德城守军显然无力阻挡巨角的冲力破坏，也不可能躲得掉高高低低投石器投来的众多飞石，罗德城就要陷落了。就在攻城机启动的前一天晚上，罗德城内的一位建筑师将大家聚拢来，要求每一个人把家里尿壶里的大小便、洗碗洗澡洗衣服各种用过的水，愈脏的愈好，统统交上来。然后他从城里往外挖了一个小洞，将这些污水秽水往外倒在城下。
第二天，威武恐怖的攻城机出动了，发出隆隆巨响朝罗德城逼近。愈靠近罗德城，地上愈是布满了湿黏泥土和秽水的混合物。攻城机的轮子每转一圈，就沾黏上一堆污泥，愈沾愈多、愈沾愈多，而且轮子在泥巴里跟着愈陷愈深，攻城机刚进入罗德城守军弓箭射程内，攻城机的轮子完全陷死在泥巴里了。城上守军赶紧接连放射燃烧的火箭，攻城机停在那里被烧成一副空架。
威特拉维斯评论：“就这样，最棒的机巧被建筑师的智慧拆解了。”
到头来，威特拉维斯的主张再清楚明白不过：最精密最了不起的机械，是人的头脑、人的心灵。一个毕生致力于为罗马设计攻城机器的专家，一个设计了许多气势磅礴的公共建筑的大师，对自己从事行业最终的结论还是回到人具备的思考与学习能力，而不是人已经学习、设计了什么；已经学习、设计了的东西，不管再怎么精巧了不起，都可能被新思考新发明的东西给拆解了。
威特拉维斯挑战强烈的“恒久”错觉。没有什么艺术作品比建筑更坚固更耐久，所以一位建筑师最容易想象自己的作品会长久一直站在那里，成为一座永恒的杰作。威特拉维斯看透这种建筑的时间尺度，意识到所有已经造成了的东西都可能被拆解，未出现未完成的永远比已出现已完成的更重要。回到他提出的建筑师教育概念，我们就能理解，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和建筑没有直接关联的科目，其实是为了准备建筑师真正能建构出最精巧的机械与建筑——自己的心灵。现实的建筑知识与技术，只能帮建筑师盖现在的房子，却没办法让他想出拆解别人盖起的房子的对策，不能让他离开既有的条件，去盖未来的房子。政治人才的养成
这是最清楚也最明白的道理，告诉我们为什么专家的教育养成，不能狭窄专注，而该宽广博大。尤其是政治人才的养成，更是如此。政治不能被视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不能用政治学或法律知识培养政治人才。道理很简单：政治学与法律，是现实当下的知识，可是政治领袖，却必须面对各种未来变量。
光是等政治人才能培养到领袖层级，现实就已经变动不一样了。更何况众人之事集合累积的变量变化更多更快。国家的状况随时可能被从原有的轨道抛离开来，就像威特拉维斯反复讲的“海难”般的情境。没有以前既成的条件可供依循，那怎么办？
只好靠更深更广的知识与能力，一种综合性的智慧。这种智慧不可能从狭窄的专门训练中取得，必须更根本地理解世界事物之所以然，也就是回到哲学、文学、音乐，乃至医学、天文学的总和思考里。
很可惜，我们早已没有这种政治人物教育养成的管道，甚至完全失去对如此培养政治人物的方法的向往。我们以为懂一点政治学，懂一点法律，会一点领导统驭，能演讲、能竞选，就足以担当政治领袖。这样的政治领导人，只具备处理现实的一点能力，却无法拆解现实、改革现实，也就无法想象、更不必说打造未来。到处都是这种等级的政治人物，我们也就只能在心中祈祷，不要碰到什么大变动，需要他们来应付不同的环境变化、不同的历史考验。[下台的智慧]重视步下政治舞台的身段
喜欢战争史、军事史的人，一定知道美国的格兰特将军（Ulysses S. Grant）。他是美国南北战争中北军最重要的统帅。南军中有充满领袖气质、传奇色彩与悲剧命运的李将军（Robert Lee），北军的将领没有任何人可以在这几个方面和李将军平起平坐，勉强要比，只能比军事、战略上的专业成就，那么格兰特就脱颖而出了。
格兰特与李将军同属一个时代，而且还曾在1846年的美墨战争中并肩作战。那是美国这个新兴国家，第一次以军事行动震撼了欧洲的成就。美墨战争是场极难打的仗，欧洲人本来并不看好美军会赢，然而最后的结果却让他们大吃一惊。19世纪的世界霸主，建立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人，在颇负盛名的《卫报》上，如此评论这场战争：美军的胜利，在历史上和亚历山大大帝横扫波斯、汉尼拔越过比利牛斯山、拿破仑跨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同一等级。美军中和拿破仑一般能干的将领，数以十计。
被《卫报》视为和拿破仑一般能干的将领中，包括李将军和格兰特，然而当时谁也想不到他们两人十几年后竟然会成为战场上最可怕的死敌。
南北战争的前期，北军实际的领导者是林肯总统。在林肯自己指挥的阶段，北军打得很糟，林肯的经验及军事天分，差李将军太远了。他自己知道他需要既能拟定宏观战略布局又能确切执行战术细节的专才来协助，可是周遭能够运用的人，偏偏找不到可以同时见树又见林的。格兰特获得重用
一直到关键性的威克斯堡（Vicksburg）战役。威克斯堡是密西西比河畔的大城，控制在南军的手里，北军很清楚，如果能把威克斯堡拿下来，就可以隔密西西比河将南军一切为二，在河东的南军部队将顿失奥援变得无足轻重。这个战略目标再明显不过，问题就在怎么打都打不下威克斯堡来。
1863年夏天，攻打威克斯堡的任务从哈勒克（Holleck）将军手上交给了格兰特。格兰特设计了一套进攻策略，却立刻和远在华盛顿遥控的林肯总统起了冲突。最大的冲突点在于格兰特要把军队调离运补基地，全数开上野战区，林肯觉得太冒险了。格兰特坚持己见，不顾林肯的反对，对威克斯堡进行了全面的围城作战，结果逼南方守军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终于投降。
消息传到华盛顿，林肯总统立刻发了一封信给格兰特，信的内容再白话、再明白不过了：“我愿意承认：你对了，我错了。”
能够这样白话、直接认错的总统真的不容易。认错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林肯将要重用这位胆大却心细的将领。1864年年初，林肯把格兰特召到华盛顿，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地宣布将北军所有部队的指挥权交给格兰特。大家会感到惊讶，一方面是因为林肯竟然愿意释出大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格兰特的外表太平凡、出身又太贫微（从军前他是个连自己都喂不饱的穷店员）。不过如果他们知道格兰特接任总司令后所做的战略决定，会更惊讶。和在威克斯堡战役时一样，格兰特不愿保留任何兵力，要对南军展开全面的进攻。他把北军分散多头同时向南方进逼，如此迫使南方精锐部队无法集中，像李将军这样不世出的军事天才也只能在一地一隅指挥对抗北军，北军就可以在其他方位获得突破。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格兰特这次的大胆规划，林肯总统不仅全力支持，而且表示兴奋乐观。在策动这次总反击的过程，自然发展出一套新的命令分工分权系统，总统是统帅，格兰特是总司令，哈勒克主管人事，另外一位史丹顿（Stanton）将军则以战争部部长的身份总管其他后勤供应。这套系统顺利运作，奠定了北军在战争后期节节胜利的基础。
熟读军事史、对战争史大有兴趣的人，却不一定知道格兰特除了是南北战争中的英雄之外，还是美国第十八任总统。他在1868年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获胜，1872年又当选连任。两次选举，格兰特挟战争英雄的气势都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格兰特主政那八年，正是美国战后需要休息、需要和解的重要时期，以一个战胜方的总司令，竟然能够领导北方和南方重新结合，这种功绩，我们不应该忽略。
格兰特带领北军打赢战争、又以总统地位主导战后复员，这样的人生历练应该可以让他在历史上和林肯并驾齐驱了吧？然而真正的历史评价却并非如此。
格兰特的名声一直只限于军事、战争方面，不像林肯被高高供奉为政治家的典范。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因为林肯有葛底斯堡演说，留下了让人永志难忘的伟大文献吗？我们别忘了，格兰特也是个有著作的人，而且他最重要的著作——他的《个人回忆录》，评价可高了。他的书被拿来和恺撒大帝的书相提并论；历史学家和评论家特别盛赞他在回忆中，能够摆脱一己的狭窄视角，不但精确掌握到复杂的事实，而且连对他的敌人——南军——也表示了公平的雍容大度以及高贵情操。这样的作品，在价值上也不输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啊！格兰特和林肯的差异
再追究下去，我们只能说，格兰特和林肯的差别，恐怕不在于他们在政治与历史舞台上的表演，而在他们如何离开这个舞台。
林肯是在任内遭到暗杀结局的。这结局使他成了烈士，更增加了他的传奇意义，而且也替他免却了老化、交卸权力后的过程。至于格兰特呢？唉，那就说来话长了。
格兰特在1876年卸下总统职务，接着就从华盛顿迁居到纽约。在搬家之前，他的儿子小格兰特已经先到了纽约，而且开始在华尔街活动了。小格兰特原先念的是法律，然而却对做生意赚钱有着高度兴趣，只可惜他在这方面的天分不是太高，运气也不是顶好，进进出出并没什么特别斩获。不过他拥有一项最特殊、最值钱的资产，那就是他的名字，名字背后代表的是他爸爸的关系。于是难免就有各式各样的人环绕在他身边，帮他出主意、替他想办法。
这些人当中，和他来往最密切的，是一个叫瓦德（Ferdinand Ward）的人。能说善道的瓦德说服了小格兰特和他一起合资开了一家证券投资公司，退休之后来到纽约的老格兰特，也在儿子的怂恿下，拿出钱来入股。
一旦有前总统（而且是甚受肯定爱戴的前总统）成为这家公司的股东，可以想见会有许多人许多资金既放心又投机地涌入这家公司来。另外还有一个方便就是瓦德能够轻而易举地拿着格兰特的名号向银行借到钱。
瓦德以格兰特为招牌，告诉银行他名下的其他公司将会得到许多政府工程，其风险几乎等于零，而其利润则远超过平常。在这种情况下，一位名叫费雪（James Fisher）的银行家上钩了，开始大量放款给瓦德的公司。
然而实际上，老格兰特是个相当正直的人，他根本不可能运用影响力去左右政府公家预算发包，瓦德在这方面毫无所获。再加上瓦德和小格兰特都算不上是精明的股票操作手，他们在股市的表现也不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账面上因为不断有新资金新贷款源源挹注而显得热闹滚滚，底下却是一个不定时炸弹正在坐大，不知什么时候会爆炸。
从账面上看，最漂亮的时刻，老格兰特坐拥两百万美金的身价，他儿子小格兰特财产也直逼百万美金。在1880年代，这样的数字大得吓人。不过虚胖的荣景当然维持不了太久。1884年，瓦德的投资连环失败，气球眼看就要吹破了。在一切破灭之前，瓦德还再耍了格兰特一次。瓦德骗老格兰特说，公司营运的确是出了点问题，不过是被费雪的银行经营不善给拖累的，如果能够及时取得十五万美金的一笔新现金，公司就可以周转过来，一切都会没事。
为这十五万美元，老格兰特只好去找当时的美国首富、铁路大亨范德比尔（William Vanderbilt）。范德比尔在华尔街杀进杀出多少次，什么阵仗没见过，当然心知肚明瓦德在玩什么把戏。范德比尔把格兰特的公司狠狠地奚落了一顿，然后说：单纯卖格兰特前总统的面子，他还是愿意出借这十五万美元。没良心的瓦德拿到十五万美元竟然就逃了，公司一夕之间宣告破产。破产当天结算，公司资产只剩下六万七千多元，却负债一千六百七十九万再加两千多元的零头。
破产那天，老格兰特很勇敢、很有格调地在公司待了一整天，面对所有的压力，没有退缩更没有逃避。当他离开时，包围在那里的人，不管多焦急多愤怒多难过，都还是举帽向这位解救过美国免于分裂瓦解的前总统致敬。
1884年6月，距离他卸任只有三年多，格兰特身上的存款不到两百元美金。更惨的应该是他以一生的时间努力建立起来的名声名誉，以同样快的速度流失破产。他几乎走投无路了。成为作家的格兰特
格兰特一生在战场上、在政坛上度过，他从来都不曾以善于写作闻名。然而在山穷水尽的状况下，他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可以替自己替家人再赚一点钱，那就是写回忆录。
如果没有华尔街的惨败，格兰特不太可能为了出版商愿意预付的两万五千元就同意写回忆录，这个世界上大概就会少掉一本难得的杰作。可是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撰写回忆录的工作压力，格兰特应该可以多活几年吧。祸福之间真是难以计算。
格兰特自始至终都是个负责的人。他尽职地完成了回忆录，把原稿交出去的三天之后，就溘然而逝了。享年只有六十三岁。差堪在坟前告慰格兰特在天之灵的，是他的回忆录一出版就成了畅销书，短时间内卖了三十万本，替他的家人赚进了五十万美金的版税。
格兰特意外成了一位作家、意外留下了一本杰作、意外赚了一大笔钱，然而他付出的代价却是失去了他本来在历史上应得的更崇高的地位、更明确的肯定。连带的，本来不只是美国人，美国以外全世界许多人都可以从格兰特的作品中学到更多智能，却因为他受损的历史地位，他的书也没有传播到那么远、发挥那么大的影响力。
历史是很难假设的。可是假设格兰特没有这样在华尔街跌跤，假设林肯没有被暗杀，就事论事地比较他们两个人的所作所为，难道格兰特不应该比林肯还更伟大、更了不起些吗？
不过历史从来不是真正公平的。历史，让我再说一次，不只看你在舞台上演了什么，还要看你怎样步下舞台。有时候，步下舞台的身段比起舞台上的挥汗表演，还要更难。[绝对真理]没有人能掌握绝对真理
在2009年1月20日离职的美国总统，常常被称为“小布什”。他年纪不小、体型不小，而且还扎扎实实当了八年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发动两场战争。为什么人们要叫他“小布什”？这是为了要跟他爸爸，1989年到1993年也当过美国总统的另一个布什区分开来。一个“老布什”，一个“小布什”，才搞得清楚讲的到底是哪一个“布什总统”。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老布什服役于美国海军，担任轰炸机驾驶员，他的飞机曾经被日本高射炮击中，飞机坠毁前，老布什及时跳伞，掉落海中，又幸运地找到了从飞机上弹出的救生艇，在救生艇上漂流后，被美国船舰救起。
1988年老布什竞选美国总统，这段经历当然要抬出来彰显他作为战争英雄的身份。接受访问时，有人问老布什：“爬上救生艇，漂流在茫茫大海上，你心里想什么？”
老布什回答：“我想起妈妈、爸爸，以及他们给予我的力量。想起上帝与信仰……”停了一下，补充说，“还有政教分离……”
有没有搞错？漂流海上生死未卜，竟然去想政教分离？战争当中，生命受到威胁的老布什当然不可能想什么政教分离，会有突如其来的这句话，是因为他讲到了“上帝”，自己立刻感到不安，怕违背了美国宪政精神上的政教分离原则，顾不得上下文，赶紧补上了这么一句消毒说明。
小布什没有上过战场。然而他就任总统的第一年，就遇上了“九一一事件”，2001年年底，他下令美军进攻本·拉登“基地组织”所在的阿富汗，接着2003年，他又发动了第二次波斯湾战争，攻打伊拉克。
伊拉克战争引起许多争议，国际几乎一面倒地反对，联合国也拒绝通过支持美国出兵的决议。回顾这些波折，《华盛顿邮报》记者伍华德问小布什：“你是否寻求父亲的看法与意见呢？”小布什毫不迟疑：“不，在需要力量的关键时刻，我父亲不是那个对的父亲，我寻求的是更高的父亲的看法与意见。”小布什的信仰之路
换句话说，要不要发动战争，他没有想到老布什，他想到的是上帝。他大剌剌就说了，而且没有同时想到“政教分离”。
对待宗教的态度，是老布什与小布什最大的差异。1988年老布什贵为现任副总统，出马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提名，初选第一仗，竟然就在爱荷华州摔了一跤，得票屈居第二，输给了罗伯逊。这位罗伯逊是何方神圣？他是具备牧师身份的电视布道家。尴尬面对投票结果的老布什，又讲了好笑的话，他解释自己落败的理由是：“支持者可能都去打高尔夫球或去看航空展了。”是啦，人家的支持者有宗教信仰做背景，不会随便忘掉要参加初选。
相对地，2000年小布什选总统，虽然他的普选票总数比戈尔少了几十万张，然而在白人新教徒中，他囊括了百分之八十四的选票，再多电视布道家也不是他的对手。
事实上，八年任期中，小布什成了美国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电视布道家。每一个美国人都知道了他信仰上帝的过程。四十岁左右，他遭遇一连串的挫折，竞选联邦众议员失败，家族交给他经营的石油公司破产了。他开始酗酒，老婆下了最后通牒——不戒酒就离婚。在那样的非常情况下，他参加了一个读经班，读经班在每个星期一晚上聚会，那本来是小布什边喝酒边看美式足球赛转播的时间。他毅然牺牲了自己最喜爱的享受，在读经班里重新认识上帝，找回自己，戒了酒，挽回了太太和女儿，然后，接过本来似乎要交给他弟弟的布什家政治棒子，生命道路大逆转。
而且，小布什多次在正式的演讲，包括国政咨文中，不只刻意引用《圣经》上的话，还把许多《圣经》中具有宗教意味的语词，偷渡放在里面，让常上教堂、常读《圣经》的人，从字里行间读到、听到不同的意义。
难怪他不向那个父亲寻求力量，因为那个父亲老布什大概会紧张兮兮地提醒他：“政教分离！”事实上，八年中，很多人用各种方式批判小布什的做法，明显违背了建国元老的立宪精神，让宗教跨越界限，干预了政治。面对这样的批判，小布什最常祭出的护身符是：“我没有将自己的信仰用政治力强加在别人身上啊！谁规定总统不能信上帝、不能引用《圣经》，林肯不也在他的就职演说词中讲到上帝吗？”林肯与小布什的区别
没错，美国人都读过的林肯第二任就职演说词中，讲到了上帝。不过，他讲的是——谦卑面对上帝，时时怀疑自己的决定，也就是上帝提醒了他要“戒慎恐惧”的意思。
这跟小布什引用上帝的态度，大大不同。小布什习惯做的，是拉上帝来为自己背书，将自己所要做的事——反恐、战争、冻结人权，甚至为富人减税，都包装成上帝的意旨，是不该被质疑的使命。
美国开国立宪的元老们，为什么特别要求政教分离？因为他们理解民主本质上是要在各种不同意见中寻求妥协统合，民主需要讨论、需要质疑。然而，宗教却刚好相反，宗教提供不容怀疑，也不容讨论的信仰答案。
林肯的上帝，要他谦卑，要他假想自己可能有错，那样的上帝和民主没有冲突。小布什的上帝，却帮他充满自信、我行我素，那就掉入立宪元勋们努力想要避免的民主对立陷阱里去了。
也因此，不必等几十年后历史学家来写，我现在就可以很有把握地认为，从民主的标准上看，小布什的历史地位一定不会高的。不只是他，任何自认掌握绝对真理的人——不管那真理是上帝、是“台独”或统一——都不可能做好民主体制下的称职领导。[生命权]尊重生命的价值
在2000年当选美国总统之前，小布什做了六年德州州长。六年之内，他一共签发了一百五十二件死刑执行案，不只是德州历史上，而且是20世纪以来全美国，将最多犯人处死的美国州长。
这项“成就”令人惊讶。尤其是考虑到那个时期，全美国、乃至全世界主要的潮流趋势，是积极要求废除死刑，或至少是对于死刑采取一种更谨慎、更小心的态度。欧洲大部分国家早就取消死刑了，美国也有一半以上的州立法废除死刑，就连台湾都对“治乱世用重典”有了不一样的看法。要不是1997年爆发了令人发指的“白晓燕命案”，台湾支持废除死刑的力量应该会更大吧！即使有像陈进兴那样穷凶极恶的罪犯，台湾这几年仍然大大减缓，乃至停止了签发死刑执行令。
德州州长布什还真是反其道而行啊！1999年竞选总统时，他出版了一本谈政治理念的书，他知道自己签发处决那么多犯人的纪录，一定会引起注意与争议，因此特别在书中宣称：每一件死刑案送到他桌上，他都仔细考虑过各种因素，确认犯人的确有应该被处死的充分理由。
不过在他当选总统之后，美国新闻界有人取得了德州州长的行程表，上面清清楚楚记载着，每一次有死刑处决令该要签发时，当时的德州检察长会准备好相关资料，在早上安排与布什州长半个小时的会议。
只有半个小时！布什所说的详尽仔细考虑，原来都只花了半个小时就做完了。一桩死刑案，从调查到审问到判决，有多少文件、多少证据，布什州长要如何在半小时中考虑衡量这些数据？
布什的解释是：法院已经花了那么多时间、走过那么细密的程序，他所要问的只能是：有什么特别理由怀疑、不接受法院判决吗？在那半小时会议中，州检察长要准备的资料，是整理那些反对法院判决的特别理由。对生命缺乏基本的尊重
原来如此。照他这样的标准，那半小时的时间说不定都还嫌太长呢！毕竟一来，布什州长没有真正要了解案情来龙去脉，这个犯人被控什么罪名，因为什么证据证明了什么行为所以应该夺取他的生命。他要的，只是州检察长整理好告诉他这案子有没有什么蹊跷，如果检察长说没有，那他就认为没有，就可以安心签名了。
难怪他六年任内，一共有一百五十二个死刑犯执行令送到他桌上，他签了一百五十二件，没有一件例外，没有一件特赦，甚至没有一件判定延迟再议。
布什州长主张：这样的纪录显示他尊重法律、尊重法院，不以个人的意志，不以州长的政治权力，介入法院判决，不干涉法律正常执行。
不过换个角度，这样的纪录还显示出了其他意义。第一是他对于为什么至今美国州长仍然握有对州内每一个死刑犯的最后签决权，显然没有什么根本的认知与思考。法律管辖评断的是行为，然而让人做出行为来的，却有各式各样的动机，还有各式各样环境因素的影响。剥夺人的生命权，是法律的终极惩罚，在终极惩罚之前，动机及其他因素应该获得充分考虑，而州长就被赋予了进行这种“人的考虑”的权力与责任。
另一层相关的意义是：显然布什对于人命，尤其是他心目当中的“罪犯”的生命，缺乏根本的尊重。和其他主张保留、甚至多用死刑的保守人士一样，布什也喜欢强调一般人的生命权、受害者的权利，来合理化对于重犯者的死刑惩罚。也就是说，国家、公权力大可以决定取走“罪犯”的生命。这样的思考中，没有一种对生命普遍的尊贵，也就没有保护生命的基本底线。
生命是可以分类、甚至应该分类的。被归纳进不一样、“不对”的类别里的生命，就不受保护，甚至可以理所当然予以消灭的。不令人意外的伊拉克战争
这样一位毫不手软签决一百五十二名死刑犯，没有任何兴趣想知道他们犯罪过程的人间故事，更绝不愿理解案情相关动机、社会因素的州长，当他成了总统，他会发动伊拉克战争，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伊拉克战争最大的特色，多年之后大家应该可以看清楚了，是极其草率鲁莽的决策过程。从来没有坚实证据显示萨达姆政权与本·拉登“基地”组织有任何关系；从来没有坚实证据显示萨达姆握有大型毁灭性武器，布什总统还是一意孤行发动战争。
当时的美军三军联席会议主席明确在国会表示：要打伊拉克战争，尤其是要在战后有效控制治理伊拉克，需要“数十万大军”。布什却放任他的亲信，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对这样的估算嗤之以鼻，主观任性地以十万军队就进行了对伊拉克的侵略占领。
结果，军事行动很容易打进巴格达，很容易赶走萨达姆，然而接下来人员不够、缺乏训练，一连串因素使得美军无法有效管理伊拉克。到处都有游击队蜂起，以各种临时自制的武器袭击美军，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当然，在这过程中，伊拉克人，不管是原来的军人或平民百姓，伤亡数字更是美军的好几倍、几十倍。这些都是人命。
偏偏这些不是布什总统认为应该要珍惜、应该要尊重的生命。如果体恤、珍视生命，“九一一事件”之后立即进行的阿富汗战争还没打完，他不会执意非打伊拉克不可。至少不会用那么少的兵力、那么缺乏训练的军队去占领伊拉克。
如果布什总统，不，如果布什州长能够懂得尊重生命，尊重人最基本的生命权的话，美国应该可以免去一场愚蠢、粗鲁、代价极高的战争。
在政治上，如果不能培养、建立重视生命权的价值观，那么犯下的错误，往往是最严重、最可怕的错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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