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秘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移然,王雪霁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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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秘史试读：

FOREWORD 前言

清朝历经200多年的风风雨雨，多少叱咤风云的人物，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都被笼罩上了一层摸不清、探不明的面纱，其扑朔迷离，令人迷醉，使人不辞辛苦为之探寻。追寻大清帝国不为人知的秘史，必须拨开历史的迷雾，揭开宫廷的层层内幕，从只言片语间，从闪烁其词里，从传说演义中，捡拾碎片，拼凑事件背后的真相。

纵观整部清宫史，充满了刀光剑影、血雨腥风。肃杀的紫禁城里步步为营：朝堂上君臣斗智斗勇，康熙帝计擒鳌拜定江山，雍正帝力除扈臣年羹尧；后宫里脂粉明争暗斗，妃嫔宫女以红颜换白首，唱断浮华难掩苍白。

草莽英雄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盔甲起家，智勇双全的多尔衮却英年早逝，顺治帝不爱江山爱美人，一代英主康熙帝成就千古传奇……从白山黑水间走来的清朝帝王，创造了封建时代的最后辉煌。

清宫的女子也是主角，巾帼不让须眉的孝庄太后，唯一的一位汉族公主孔四贞，还有从低层秀女爬上统治者高位的慈禧太后，她们人生的精彩丝毫不逊于男人。

说不尽的宫闱情仇，道不完的铁血柔情……无论是父子、夫妻，还是君臣、将帅，所有的一切都与大清紧密相连。

流血、争夺、自相残杀伴随着盛世繁华，左眼是繁花，右眼是白骨。无论是白与黑的较量，还是光与影的对立，是非成败皆转眼成空。看时空夹带着滚滚红尘驰过，在时光的流逝中，美人迟暮，英雄白发，那些声名显赫的帝王将相也掩埋于历史的烟尘之中。青石板路上响彻的车轮声慢慢远去，只余下时空的剪影，永恒的叹息。

第一章 帝王风云

未破解的清初疑案——努尔哈赤人生的三大谜团

明朝时，女真分为建州、海西和野人三部。建州部又分为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一职由努尔哈赤的家族世代继承。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努尔哈赤生于建州左卫赫图阿拉，他的先辈从六世祖猛哥帖木儿起就受明朝册封，官至右都督，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先后担任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努尔哈赤的母亲喜塔拉氏是建州都督王杲之女，嫁给塔克世后先后生下三子一女，努尔哈赤是长子。

努尔哈赤10岁那年，喜塔拉氏去世。塔克世娶了哈达部贝勒王台的养女那拉氏，从此他们兄弟几人的日子就不怎么好过了。那拉氏尖酸刻薄，对喜塔拉氏所出之子冷眼相看，还在丈夫面前说他们的坏话，以致塔克世对几兄弟产生了意见。

为了躲开继母的白眼，努尔哈赤常到抚顺、清河等地经商，结识了不少朋友，学会了蒙、汉族的语言文字。他还喜欢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从中学习韬略兵法。

明万历二年（1574），由于终为继母所不容，15岁的努尔哈赤被迫带着比他小5岁的弟弟舒尔哈齐寄居于外祖父王杲家，说是寄居，实为人质。王杲与王台有杀父之仇，塔克世是王杲的部将，却薄待王杲之女所出之子，对王台之女那拉氏百般迁就，又与明朝边将李成梁往来密切，甚至暗引明军擒拿王杲。塔克世家庭矛盾的背后实际上是觉昌安父子与王杲的冲突。

同年，王杲被明军剿捕，后被杀。王杲去世后，努尔哈赤带着舒尔哈齐投奔到明将李成梁的手下当差，他作战勇猛，屡立战功，深受李成梁器重。明万历十一年（1583），图伦城城主尼堪外兰引明兵攻打王杲之子阿台、阿海。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误为明军所杀。努尔哈赤悲痛欲绝，一番深思后，决定离开明军，继承父亲的职位，为祖父和父亲复仇。

努尔哈赤不敢直接向明朝宣战，他将怒火对准了尼堪外兰，兴兵攻打势力强大的尼堪外兰。努尔哈赤此举遭到了建州各部的反对，他们对神结盟，发誓要杀死努尔哈赤，以挽救全族人的性命。

努尔哈赤接连挫败了族人的暗杀行为，一举攻破图伦城，迫使尼堪外兰远走他乡，其他各部落也纷纷归依他。明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三卫，于呼兰山下修筑佛阿拉城，自称女真国淑勒贝勒。此后，他屡屡用兵，兼并海西女真四部（辉发、乌拉、哈达和叶赫），征战蒙古，大大扩张了势力范围。

努尔哈赤自知尚未有实力出兵明朝，于是向明朝表示忠顺，先后被明朝封为“建州左卫都督佥事”和“龙虎将军”。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初一，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即位，自称金国汗，定国号为金（史称后金），年号天命，俨然成为了东北之王。囚弟杀子成王道

努尔哈赤之所以能称王，凭的是坚韧不拔的精神，还有能忍他人不能忍之辱、绝他人不能绝之情的冷静乃至冷酷。凡是阻止他成功的人，无论是谁，他都会不由分说地杀掉，即使是亲人也不例外，他的弟弟舒尔哈齐和儿子褚英便是他称王道路上的牺牲品。

舒尔哈齐生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比努尔哈赤小5岁，兄弟两人感情深厚。祖父和父亲死后，努尔哈赤决定为亲人复仇，舒尔哈齐毫不犹豫地支持兄长的决定。凭着十三副甲胄，两兄弟不畏势单力薄，开始了漫长的征战之路。在努尔哈赤崛起之初，诸事艰难，遭遇过无数艰难险阻，甚至曾身陷绝境，舒尔哈齐始终如一追随在兄长身旁，随同征战，出谋献策，立下了无数战功。

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称汗后，舒尔哈齐被封为贝勒，成为第二号人物，地位仅次于兄长。随着势力的扩大，两兄弟的感情在权力斗争面前出现了裂痕，努尔哈赤隐隐感到了弟弟的威胁，开始有意贬低弟弟的功劳。受到兄长的猜疑，舒尔哈齐愤愤不平，也逐渐起了异心，萌发了与兄长分庭抗礼的念头。舒尔哈齐一边积极地与明朝发展密切关系，一边通过联姻等形式加强与诸女真部落的联系，借以扩充实力。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他娶了乌拉部落的酋长布占泰之妹为妻，次年他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布占泰，如此一来他与乌拉部落便结成了牢固的同盟。因此，他的声望逐渐与努尔哈赤平分秋色。女真各部酋长朝见时，两兄弟分南北落座，同时受贺。朝鲜使者到满洲，面见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也是行相同的礼仪，并向两人馈赠同样的礼物。他们二人也分别举行酒宴，在各自帐中款待朝鲜使者，回赠礼物。对外，两人同是建州女真的首领，明朝的史书中分别称他们为“都督努尔哈赤”和“都督舒尔哈齐”。

对于舒尔哈齐的这种行为，努尔哈赤感到忍无可忍。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讨伐哈达部。舒尔哈齐因怀疑城中敌人早有准备，出击略显踌躇。努尔哈赤在哈达城下当众怒斥舒尔哈齐怯战。舒尔哈齐心中不快，两人的不和逐渐浮上水面。在诸贝勒共同参加的会议上，两人常因意见相左而激烈争吵。至此，两兄弟的决裂已是无法避免。

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原归属乌拉部的蜚悠城准备率部众归附建州。舒尔哈齐和乌拉贝勒布占泰是姻亲关系，他暗中将此事通报了布占泰。

努尔哈赤派兵迎护蜚悠城来归部众，舒尔哈齐为主帅，随行的还有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次子代善以及大将费英东等人。行军途中，舒尔哈齐借口军旗发光，不是吉兆，要求回师，褚英等人力争，才得以前进。到达乌碣岩时，布占泰伏击了建州军，舒尔哈齐没有参加战斗，褚英、代善领兵拼死奋战才突出重围。

此后，努尔哈赤借口舒尔哈齐在乌碣岩之役作战不力，下令将其麾下二将处死。舒尔哈齐激烈反对，二将才得以免死。努尔哈赤自此逐渐夺去他的兵权，严加防范。舒尔哈齐的地位由此一落千丈，他感到大祸将至，又不愿从此碌碌无为，于是与长子阿尔通阿、三子扎萨克图商议，图谋另立门户。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舒尔哈齐带着几个儿子和部属离开赫图阿拉，移居浑河上游的黑扯木，公开与努尔哈赤决裂。

努尔哈赤大怒，他果断采取了强硬措施，没收了舒尔哈齐的家产，并诛杀了阿尔通阿和扎萨克图。努尔哈赤余怒未消，还打算处死舒尔哈齐的次子阿敏，在皇太极等人的极力求情下，阿敏才逃过一劫。

努尔哈赤把舒尔哈齐囚禁在一间暗无天日的囚室中，四肢用铁锁锁住，仅有一个洞“通饮食”，另一个洞“出便溺”。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八月，舒尔哈齐在囚禁中死去，时年48岁。有人认为，他是被努尔哈赤秘密杀害的。

继舒尔哈齐之后，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也因权势之争步上了绝路。褚英生于明万历八年（1580），其母是努尔哈赤的发妻佟佳氏。他骁勇多谋，能征善战，在乌碣岩大战中，他的出色表现受到努尔哈赤的赞赏。自从舒尔哈齐死后，努尔哈赤开始让褚英带兵并主持国政。此举说明努尔哈赤有意将汗位传给褚英。这无疑使褚英成为了众矢之的，尤其是四贝勒和五大臣的眼中钉。

四贝勒是努尔哈赤器重的四个子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和皇太极，他们皆觊觎汗位，企图推翻褚英的嗣子之位。早年跟随努尔哈赤打天下的费英东、额亦都、何和礼、扈尔汉与安塞扬古五大臣也不满年轻资历浅的褚英凌驾于他们之上。褚英又操之过急，为了掌握军国大权，不惜削弱四贝勒和五大臣的实力。如此一来，更加引起他们的不满，也让努尔哈赤隐隐感觉到被架空的威胁。

四贝勒和五大臣联合向努尔哈赤告状，状告褚英为人不公，欺凌贝勒，威迫大臣。努尔哈赤令褚英当面对质，在众叛亲离的处境下，褚英只回答了句：“吾无话可辩。”究竟是心虚还是他知道辩也无用，后人无从得知，只知道褚英从此被解除了兵权。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褚英被幽禁，两年后，他被努尔哈赤下令处死，年仅36岁。金国汗死亡之谜

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后金大军抵达军事重镇宁远城下，所向披靡的大军遭到了明大将袁崇焕的顽强抵抗。激战后，努尔哈赤兵退沈阳，不久便撒手人寰。

突然驾崩的努尔哈赤为自己的子孙们留下了未竟的大业，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关于他的死因，史学界争论不休，至今仍然没有定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他是被袁崇焕的炮火所伤而死，还是因为身患毒疽不治身亡？

清代史料提及努尔哈赤之死时，称他是得病而死，但是细节语焉不详。崇德元年（1636）编纂成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记载：

天命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感到身体不适，于是前往清河泡温泉疗养，没想到月末却更加严重了。他乘舟回京（盛京），派人请大妃前来迎接，两人在浑河相遇。在离沈阳四十里的鸡堡，努尔哈赤驾崩。◆清太祖努尔哈赤像

从生病到病逝，不过半个月时间，努尔哈赤到底得的是什么病？据《明熹宗实录》记载，袁崇焕认为努尔哈赤是因为大败于宁远，抑郁愤懑，背上患毒疽而死。明人沈国元的《两朝从信录》也持同样的说法。这样看来，努尔哈赤的死因似乎已有定论，然而朝鲜人李星龄著的《春坡堂日月录》却出现了不同的说法。他认为努尔哈赤是因为攻打宁远时为明军的炮火所伤，所以才不治身亡。《春坡堂日月录》提及朝鲜的一个翻译官韩瑗受到袁崇焕的器重，跟随在袁崇焕的身边，亲眼目睹了宁远之战的全过程。据史料记载，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率军来到宁远城下。宁远守将袁崇焕严词拒绝努尔哈赤的招降，亲率兵民万人顽强守城。他们在宁远城上架设了11门红夷大炮，向后金大军开火，造成敌军伤亡无数。

那么努尔哈赤究竟有没有被大炮击伤呢？根据韩瑗的回忆，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了重伤，袁崇焕还准备了礼物，明为慰问，实为讥讽。由于受了重伤，并且精神上也受到极大的打击，努尔哈赤整日悒悒不自得，最终郁郁而终。“炮击重伤说”虽有合理之处，但同时也遭到了多名学者的质疑。不过，《春坡堂日月录》是唯一的证据，没有其他的史料可以佐证。从当时袁崇焕的反应来看，这一论断也站不住脚，倘若努尔哈赤真的被炮击伤，那就是明军的重大胜利，然而为何袁崇焕在多次报告宁远大捷的奏折中，没有提及此事？明朝表彰袁崇焕的圣旨及大臣祝贺宁远大捷的奏疏中，又为何只字不提努尔哈赤受伤一事？

再者，从宁远之战到努尔哈赤逝世，其间长达8个月，在这8个月中，努尔哈赤不仅亲征蒙古，还回师沈阳抵抗明将毛文龙的进攻，看不出健康有何异常之处，直到七月才有了努尔哈赤生病的记录。炮击重伤说不能成立，然而抑郁病死说似乎也不准确，为何努尔哈赤直到宁远之战8个月后才抑郁病发？这个时间段未免过长了。很有可能是努尔哈赤年近七旬，多年马上征战给他的健康带来了极大的隐患，再加上患上了难以治愈的背疽，所以不久便病逝。

清宫祖制：叶赫不入宫闱——叶赫美人与努尔哈赤的恩怨情仇

在如今的辽宁开原以北到松花江的大曲折之处，叶赫作为海西四部之中较为强大的一部，曾于此傲然而立。这个部落原本属于蒙古族，他们的祖先世代以土默特氏为姓，后来随着部族不断发展壮大，叶赫灭掉扈伦那拉族，以有“太阳”之意的那拉为姓，是为那拉氏。到明代的时候，叶赫部族的首领是清佳努和扬基努，他二人为了部族的发展励精图治，根据险要的地理条件建造城池，称雄于海西女真。

努尔哈赤和叶赫之间的交集源自于叶赫首领扬基努，扬基努一眼相中了他，认为他必定前途无量，于是主动提出要将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他。

在达成联姻协议之后不久，扬基努就因为触犯了明朝统治者，被朝廷设计陷害致死，他的儿子布斋和纳林布禄承袭了他的位置。按照父亲生前的约定，纳林布禄在明万历十六年（1588）将妹妹叶赫那拉氏嫁给了努尔哈赤为妻。

叶赫那拉氏名叫孟古姐姐，是扬基努最为宠爱的一个女儿，也是当时的叶赫族大美人。传说，她“面如满月、风姿妍丽、庄敬聪慧、气质婉顺”，这些还不足以概括叶赫族美人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她具有高尚的品德与无比的智慧，孟古姐姐“不好谄谀、不信谗言、耳无妄听、口无妄言”，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贤内助。与努尔哈赤结为夫妻的时候，虽然她年仅14岁，但已经非常聪慧，“得誉不喜，闻恶言愉悦不改其常”，表现出宠辱不惊的大气魄。更重要的是，她非常清楚自己的职责，“不预外事，殚诚毕虑”，一心一意侍奉努尔哈赤，让他可以专心于大业。后来，她还为努尔哈赤诞下皇太极，在皇太极成为清帝之后被追谥为孝慈高皇后。

不管对于两个部族还是两个单纯相爱的男女来说，这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他们希望这种和谐可以世代相传下去，让子孙后世都可以享此融洽关系所带来的和平。但这和谐却在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九月被打破了。

这一年让努尔哈赤非常心痛，因为他心爱的妻子孟古姐姐病危，即将离开人世。在女真部落之中，出嫁的女儿除非被休，否则是不能再回娘家的，所以临死之前的孟古姐姐心中唯一的愿望就是可以再见一次自己的母亲。为了达成妻子的遗愿，努尔哈赤派遣特使到叶赫去迎接自己的岳母，但是这个要求却被金台什拒绝了。作为叶赫部落的首领，金台什严格遵守部落的传统，只是让孟古姐姐乳母的丈夫南太来探望她。看到妻子因为心中充满遗憾而不能闭上眼睛，努尔哈赤心如刀绞，思及此前的种种瓜葛，他愤而叱责：“从前，你们无故抢掠属于我的布察寨，又与九姓之国合兵进攻我。但是天不佑尔等，兵败之后你们自认服输，杀牛马祭天地，欲结为婚姻。我原本想就这样平安相处，但是你们却背弃盟约，将许给我们的女儿嫁给了蒙古。现在我的大妃生了病，想和自己的母亲见最后一面，你们竟然不许！连这么一点点关系也要断绝吗？”

孟古姐姐去世之后，努尔哈赤一怒之下断绝了两个部落之间的关系，宣布从此以敌国相待。为了抚慰妻子在天之灵，他兴师问罪，举兵夺取了叶赫的诸多城池。而这一切都还不足以平息努尔哈赤心中的愤恨，直到三年之后才将孟古姐姐下葬在尼雅山冈。葬礼虽然结束了，但叶赫与建州之间的仇恨才刚刚开始。东哥之誓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叶赫最著名的美人东哥终于嫁人了，这原本是一件喜事，却引发了一场血光之灾。

东哥是布斋的女儿，也就是孟古姐姐的侄女。作为叶赫贝勒布扬古的妹妹，她是草原上无人不知的美人，不仅因为她出身高贵、相貌美丽，也因为她是著名的“叶赫老女”，待字闺中33年都没有嫁人。如此一位佳人，求爱者必定一拨儿接一拨儿，却为何一直未嫁成了“老女”呢？这都是因为东哥的姑父努尔哈赤。

由于未能达成孟古姐姐的临终遗愿，努尔哈赤和叶赫之间结下了深仇大恨，但当时的叶赫部族已经非常衰弱，远不是努尔哈赤的对手。为了换取暂时的安定，改善和建州的关系，叶赫贝勒布扬古表示愿意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努尔哈赤为妻。这种和亲手段原本是非常有效的，但因为东哥对努尔哈赤征伐叶赫不满，且布扬古的许诺也并非出自真心，所以婚事也就一再耽搁。

对于这种情况，努尔哈赤心中已经不悦。又有传言说：东哥曾经起誓，谁能将她的杀父仇人努尔哈赤杀死，她就愿意嫁给谁。这更让努尔哈赤冷笑不已，因为没人敢于和强大的努尔哈赤抗衡，而东哥也就十八年未能出阁。

东哥虽然是一个弱质女流，但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红颜的力量却不容忽视。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过程之中，东哥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后来者还将其列为努尔哈赤誓师伐明的七大恨之一。兴许努尔哈赤并不是一个“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人，但如果可以以此为借口出兵，他又何乐而不为呢？战争棋子叶赫东哥

在努尔哈赤的征途上，东哥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个被许给努尔哈赤却没有嫁给他的女人表面上对他充满了愤恨，但实际上却帮了他很大的忙，算得上是一个大功臣。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哈达部发生内讧，叶赫贝勒金台什便趁火打劫。受到威胁的哈达部急忙以三个儿子做人质为代价，请求努尔哈赤出兵相救。叶赫听闻这个消息之后，决定使用美人计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

这个计策的关键便是将原本许给努尔哈赤的东哥许配给哈达部的孟格布禄，兴许是垂涎于东哥的美貌与艳名，孟格布禄居然同意了。此举彻底激怒了努尔哈赤，让他将原本打算救援哈达部的大刀挥向了他们，不管是为了惩罚孟格布禄的背叛，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女人被抢走的尊严，努尔哈赤都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于当年九月摧毁了哈达。

美人的作用被彰显，让叶赫认识到了东哥的威力。于是在和努尔哈赤争夺辉发的过程中，叶赫又一次将她推了出来。叶赫以将东哥许配给辉发的拜音达礼为条件，让他与努尔哈赤断交。被红颜蛊惑的拜音达礼答应了这个要求，也同时点燃了努尔哈赤的怒火，这个堂皇的理由让他在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挥军攻占辉发，而梦想着拥有东哥的拜音达礼也在战火之中化为灰烬，再也无缘一亲芳泽。

随着努尔哈赤的不断强大，叶赫的恐惧也与日俱增，当他们发现乌拉和建州之间非常亲善，就更加惶恐不安。这一次东哥被许配给乌拉的布占泰，同样垂涎于东哥的美貌，布占泰也希望可以联合叶赫与建州对抗，于是答应了婚事。不出意外，随之而来的便是努尔哈赤的报复，乌拉随之灭亡。

在这一系列的战争之中，努尔哈赤和东哥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默契的合作关系。东哥的美貌是诱饵，让哈达、辉发、乌拉三个部落丧失了理智，而努尔哈赤则挥兵直取。虽然叶赫的本意是希望可以联合对抗努尔哈赤，却又为他提供了一个出兵的借口，让他可以长驱直入。眼看计划一次又一次失败，叶赫决定将东哥嫁给蒙古喀尔喀部落，让这个著名的“叶赫老女”结束待嫁生涯。

当东哥嫁到了蒙古，大家都认为战火也会随着红颜祸水来到这里，但在努尔哈赤的眼中，她不过是一个棋子罢了，他曾经断言：“无论此女聘于何人，寿命都不会长久，毁国已尽，构衅已尽，死期将至矣。”果不其然，长久的颠簸早已让东哥精疲力竭，来到蒙古才一年，她就香消玉殒，留下后人为其悲叹。

斯人已逝，但东哥的威力却没有消失，因她而起的战火依旧弥漫在草原的上空。祖制：叶赫不入宫闱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八月，努尔哈赤多年来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率军讨伐叶赫，并立誓不克叶赫不班师。在他的率领下，后金军势如破竹，金台什和布扬古固守城池，却没有防备后金军挖地道进入城中。拒不投降的金台什自焚了，而布扬古在获得不杀的保证之后出城投降，谁料努尔哈赤为了以防后患，并没有信守承诺，杀死了布扬古。这预示着叶赫部落终于灭亡，部落平民被迁到建州，入籍编旗，成为后金的子民。

虽然清宫之中流传着“叶赫不入宫闱”的祖训，但在清朝历代后妃之中却有大批姓那拉的妃子。除了皇太极的母亲叶赫那拉氏之外，努尔哈赤还有大妃乌拉那拉氏、侧妃叶赫那拉氏、侧妃哈达那拉氏；皇太极有继妃乌拉那拉氏、侧妃叶赫那拉氏、庶妃那拉氏；顺治帝有庶妃那拉氏；康熙帝有惠妃那拉氏、通嫔那拉氏；雍正帝有皇后乌拉那拉氏；乾隆帝有皇后乌拉那拉氏、舒妃叶赫那拉氏；道光帝有和妃那拉氏。以此看来“叶赫不入宫闱”不过是野史传说，不足为信。而有人说同样为叶赫那拉氏的慈禧引导清王朝走向亡国之路，是为了报当年部族之仇，也同样是无稽之谈了。

扫除障碍初登汗位——皇太极继位之谜

在择定继承人这个问题上，历代汗王都非常重视。而努尔哈赤心中符合这一条件的人选之中，既非长子、才华又不出众的皇太极似乎从未入列。

在最初择定继承人的时候，努尔哈赤非常看好自己的长子褚英，这不仅因为按照习俗长子具有继承汗位的优先权，更因为褚英本人非常骁勇善战，在努尔哈赤创立功业的过程之中建立了不少的功勋。在打天下的时候，一个具备优秀军事素养的将领是不可多得的，所以努尔哈赤打算由他来继承自己的汗位。但考虑到未来治国的需要时，褚英身上的缺点却开始显露，他是一个心胸狭窄、偏执肤浅的人。也许是因为功勋卓著，褚英对于协助父亲的那些功臣不屑一顾，更不把自己的弟弟们放在眼里。久而久之，褚英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得罪了很多人，不断有人向努尔哈赤告发他的不轨言行。在众口铄金的情况之下，褚英逐渐失去了努尔哈赤的信任。眼看自己继承汗位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褚英也变得焦躁不安，直至最后因其心怀不满被努尔哈赤杀掉。

经历了褚英之死后，努尔哈赤心中也掠过一丝苍凉，这一回他将品行看做是选择继承人的重要条件，而被他相中的人选则是代善。和褚英一样，代善也算战功卓著，但他为人宽厚，所以成为当时最符合努尔哈赤标准的新“太子”。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协助努尔哈赤管理国政没多久，代善便成了告密者的目标。而努尔哈赤这才发现自己的大妃乌拉那拉氏与代善关系暧昧。这让努尔哈赤非常愤怒，但这种家丑又不宜外扬，所以他只好暗中惩戒乌拉那拉氏，而代善也从此失宠了。

连番的选储失败让努尔哈赤有点心灰意懒，他不知道自己的诸子之中还有谁是德才兼备的，因为受到这一打击，一直到他晚年，努尔哈赤都没有再次选定继任者。他确立了一个新的方针，要建立“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局面，通过八旗旗主来协商解决国家重大事项，并推选出一个真正的“国主”。这个想法颇有民主之风范，也算是权宜之计。

感觉到自己大限将近，努尔哈赤对于国主继承人的问题还是不放心，所以他在临死前一个月写了一份训词。在这份训词之中，努尔哈赤表示自己年纪已经大了，无力处理浩繁的国事，但他仍然不愿指定一个继任者。他希望诸子可以协同治国，而他会观察和监督他们。但没过多久，努尔哈赤便带着这份遗憾离开了人世。真假难辨的汗王遗嘱

努尔哈赤之死不仅在东北辽东地区掀起了一股暗流巨浪，更引出了皇宫之中激烈的血雨腥风。面对空荡荡的汗位，各种势力都开始蠢蠢欲动，大家都在观察着身边的人，准备着自己的武器，随时都有可能迈开奔向汗位的脚步。

这些势力之中最早发力的是努尔哈赤的大妃乌拉那拉氏，她原本就是努尔哈赤最宠爱的妻子，因此得以在努尔哈赤临终的时候陪伴他。这位大妃本以为努尔哈赤要将汗位传给代善，所以与其暧昧，传出了一段让努尔哈赤脸上无光的绯闻。但眼看代善失势，大妃也立刻掉转了船头。乌拉那拉氏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她的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看到自己的儿子多尔衮深得努尔哈赤喜爱，她心中便打定主意要让汗王立多尔衮为继承人。当努尔哈赤咽气之后，乌拉那拉氏便立刻向诸皇子传达了汗王的遗嘱：“多尔衮继位，代善辅政。”

这一遗嘱让众大臣骇然，努尔哈赤生前一直都在强调“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怎么在临终时又说出让多尔衮继位的遗嘱呢？而当时的多尔衮也才十几岁，这样一个遗嘱最大的受益者便是大妃乌拉那拉氏，其中疑点太多，所以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和皇太极四大贝勒立刻以多尔衮年幼为由表示反对。

大妃的计划落空了，但“国不可一日无君”，让谁来继承大统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在乌拉那拉氏采取行动的同时，皇太极也主动出击，努尔哈赤逝世当天，他就暗中说服代善的长子，让他劝代善推举自己继承汗位：“四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断大位。”

从当时各方的实力来看，八旗旗主是最具竞争实力的。其中，两黄旗由皇太极统领，正红旗由代善统领，镶蓝旗由阿敏统领，正蓝旗由莽古尔泰统领，所余镶红、正白和镶白三旗旗主，分别是乌拉那拉氏的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虽然此三人有大妃的护持，但他们年纪不过十多岁，根本不是久经沙场的几位旗主的对手，位高权重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大贝勒便构成了汗位竞争者的第一梯队。

在四大贝勒之中，代善虽然曾经受宠，但由于和大妃的绯闻，让他早已失去了努尔哈赤的信任，无法重新树立形象。阿敏并非努尔哈赤的儿子，他的父亲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这父子二人各有污点：舒尔哈齐在努尔哈赤还活着的时候就已获罪，被囚禁致死。阿敏虽然有一定的军功，但他在南征的时候却因为放弃永平并屠城劫掠而犯下大错，受到了努尔哈赤的惩戒，早已没有争夺汗位的资格。莽古尔泰是皇太极的五兄，此人在军事方面并无多大的才华，虽无战功，却生就一副暴躁脾气，更因为他亲手弑母，所以也不受努尔哈赤赏识，并且毫无声望。这么看来，四大贝勒之中只有皇太极才最有胜出的可能。

皇太极知道诸位贝勒不是自己的对手，但大妃乌拉那拉氏却不容忽视，这个女人和努尔哈赤最亲近，而且还在朝中有很多的拥趸。但当大妃所提出的“遗嘱”被否定之后，他就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第二天，代善在大臣议政的时候提议推举皇太极，众贝勒“皆喜曰善。议遂定，乃合词请上继位”。

虽然在这场竞争之中，皇太极并不是最早占据有利形势的，但他却凭借自己的政治见识和军事才能深孚众望，成为了最后的胜出者。皇太极的孝心和大妃的生殉

虽然已经登上了汗位，但皇太极心中的那根弦却并没有放松，他知道乌拉那拉氏并不会放弃为自己的三个儿子争权夺利，而恰好此时努尔哈赤身边的一位侍卫向皇太极报告，声称自己听到努尔哈赤和大妃曾经谈论过要死后同葬。这条“帝遗言”让皇太极眼前一亮，他立刻以此为由，要求乌拉那拉氏为努尔哈赤殉葬。

努尔哈赤死去才18个小时，他生前最宠爱的大妃——年仅37岁的乌拉那拉·阿巴亥就生殉了。虽然封建社会经常有殉葬的事情发生，但按照习俗，妻子要生殉丈夫，必须符合两个条件，其一必须是爱妻，其二必须没有幼子。虽然大家都知道乌拉那拉氏深受努尔哈赤宠爱，但当时她膝下还有两个幼子尚待扶养。所以如此生殉必然引人猜忌，但乌拉那拉氏死后，再也没有人能够确定她所传达的努尔哈赤遗嘱的真假，也没有人会去在意它的真假了。

经过了一番不见硝烟但却异常惨烈的争夺，九月一日，皇太极登上汗位。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以及众贝勒协同文武大臣，在皇太极的率领之下焚香祷告，行九拜礼。这一年，皇太极35岁，而从第二年开始，后金便进入到天聪元年，皇太极成为天聪汗。

最爱是宸妃——皇太极和海兰珠

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蒙古科尔沁部贝勒莽古思之女哲哲远嫁皇太极为妻，时年15岁，比皇太极小8岁。皇太极继承汗位后，哲哲被封为大福晋。皇太极对哲哲十分喜爱尊重，可惜她一直没有生育。天命十年（1625）二月，皇太极迎娶了哲哲的侄女布木布泰，即后来的孝庄太后。此后的几年里，哲哲和布木布泰分别生下了几个女儿，却始终没有儿子。

为了巩固后金与科尔沁部的关系，皇太极又于天聪八年（1634）迎娶了哲哲的另一个侄女、布木布泰的姐姐海兰珠为妃。崇德元年（1636）四月，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称帝，立国号为“清”，正式册封“一后四妃”，其中哲哲被册封为清宁宫中宫皇后；海兰珠为关雎宫东宫宸妃；布木布泰为永福宫次西宫庄妃。五宫后妃中，蒙古科尔沁部的女子便占了三位，皆姓博尔济吉特氏，其中明事理的哲哲深受皇太极的尊重，而年轻的布木布泰也为皇太极所喜爱，但是皇太极真心爱恋的却是晚于此二人进宫的海兰珠。

海兰珠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她是哲哲的侄女，也是布木布泰的亲姐姐。她比布木布泰大4岁，却比妹妹晚9年嫁给皇太极。海兰珠嫁给皇太极时已经26岁，史书上关于她的记载也是由此开始，之前的海兰珠名不见经传。

因为她嫁给皇太极的时候年纪太大了，所以后人便揣测她是嫁过人的寡妇，但这些也仅仅是猜测，年纪大并不能作为“再嫁”“寡妇”的有效证据。年纪大嫁人的女人虽少但并不是没有，“叶赫老女”东哥33岁出嫁，努尔哈赤的侄女孙带格格28岁出嫁。也有人说，史书上之所以没有关于海兰珠嫁过人的记录，是因为寡妇的名头太难听，皇太极有意销毁了这些记载。这也令人难以信服。五宫后妃中的麟趾宫贵妃娜木钟原是林丹汗的囊囊福晋，衍庆宫淑妃巴特玛·璪也曾是林丹汗的窦土门福晋，林丹汗死后，两位福晋率众归附后金，被皇太极纳为妃子。她们不仅是寡妇，还带着孩子。可见寡妇改嫁在当时是很平常的，没有必要因此故意抹掉海兰珠的过去。天作之合

天聪七年（1633）四月，哲哲之母科尔沁大妃偕布木布泰的母亲科尔沁次妃，一同来盛京朝见皇太极，同行的还有布木布泰的兄长吴克善等人。皇太极以极高的规格接待他们。在长达两个月的来访期间，双方相互宴请，确定了皇太极的幼弟多铎与哲哲之妹、哲哲生的皇四女与吴克善之子的婚事，与此同时，也定下了皇太极与布木布泰之姐海兰珠的婚事。

天聪八年（1634），在兄长吴克善的护送下，海兰珠抵达盛京，与皇太极成婚。这桩婚事对双方都有利，皇太极可借此加强和科尔沁部的联系，而当时哲哲和布木布泰生的都是女儿，没有儿子，为了保住博尔济吉特氏在后宫的地位，两人也都极力促成皇太极和海兰珠的婚事。

海兰珠到来时，恰逢皇太极亲率大军西征明朝的大同、宣府一带，收降察哈尔林丹汗的部众回朝不久。听到海兰珠前来的消息，皇太极喜不自禁，偕皇后及诸妃出城相迎，并大设宴席接待送亲队伍。随后皇太极又为大军凯旋和察哈尔诸臣举国来附，以及科尔沁部送来海兰珠这几件大喜事，一起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将海兰珠的到来与出征凯旋并列庆贺，可见皇太极对新妃特别重视。

海兰珠文静贤淑、秀丽妩媚，入宫以后，深受皇太极喜爱。两人情投意合，几乎形影不离。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册封五宫后妃，海兰珠被封为关雎宫东宫宸妃，仅次于哲哲皇后，位居四妃之首。皇太极赐其宫室名为“关雎宫”，此名取之于《诗经·关雎》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表明了皇太极对她缠绵深厚的爱情。

崇德二年（1637）七月，海兰珠为皇太极生下一子，即皇八子。皇八子的诞生让皇太极欣喜若狂，并为此大赦天下。皇太极在赦令中称“今蒙天眷，关雎宫宸妃诞育皇嗣”，他把这个刚来到人世间的婴儿称为“皇嗣”，即代表着他有意立这个刚刚出生的孩子为皇太子。◆清太宗皇太极像皇太极（1626～1643在位）为努尔哈赤第八子，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继位称汗。

在此之前，皇太极的元妃钮祜禄氏、继妃乌拉那拉氏等人已为他育有七个儿子，但这些皇子们诞生时都没有举行过如此盛大的庆典。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当时已经30岁，是皇太极的得力助手，也是大清的核心人物之一，但皇太极也从未表示过让豪格继承皇位。皇太极此举充分表明了他对海兰珠及皇八子的极大宠爱。天人相隔

然而天不如人愿，崇德三年（1638）正月，未满周岁的皇八子夭折，连名字都未来得及起。《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记载：“崇德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关雎宫宸妃所生子，诞生七月染疾，至正月二十八日薨。”海兰珠无法承受痛失爱子的打击，终日以泪洗面，皇太极和她母亲的百般劝慰也不能拂去她的悲伤，她整日郁郁寡欢，不久便身染重病。

崇德六年（1641）九月，皇太极御驾亲征，攻打明朝军事重镇锦州。不久，从盛京传来了海兰珠病重的消息，当时正处于战争的紧要关头，皇太极犹豫再三，最终还是不顾一切起驾回朝。他一路马不停蹄，抵达距离盛京城不远的地方，见天色已暗，便扎营休息。谁知入夜不久，盛京皇宫遣人来报宸妃病危。皇太极闻报，立即下令拔营起程，连夜赶奔。同时，遣大学士希福等人快马疾驰，先趋问候。

天尚未明，銮驾刚入盛京就传来海兰珠薨逝的噩耗。皇太极犹如五雷轰顶，直扑关雎宫，当看到已合上双眼的海兰珠时，他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悲痛，声泪俱下，涕泣不已乃至昏死过去，经紧急抢救，才渐渐苏醒过来。面对此情此景，诸王大臣皆跪地劝皇上节哀。

经众大臣力劝，皇太极才稍止悲痛。他为海兰珠举行了隆重的丧礼，赐谥号为“敏惠恭和元妃”。他还亲自撰写祭文，内容情深义重。在皇太极的坚持下，丧殓仪式以超越常规的规格举行。海兰珠死后火化，暂安于盛京城地载门外五里的墓地，皇太极多次率众王及后宫女眷前往祭祀，每次祭祀他都在灵前奠酒，痛哭不已。回到宫中，皇太极坚持不入宫，而在临时的御屋中居住，以表示对海兰珠的哀悼和怀念。宸妃之丧被视为国丧，皇太极特下诏，崇德七年（1642）元旦大典因为宸妃之丧而停止，举国禁止举行筵宴。在宸妃丧期内作乐的宗室和官吏，都招致了皇太极的怒骂。郡王阿达礼、辅国公扎哈纳便是因为在丧期中作乐，被剥夺了爵位。海兰珠死时才33岁，虽然她和皇太极的婚姻生活只有短短的7年，但她赢得了这位铁血君王最深的爱恋，可以说是一生无憾了。相见于黄泉

自从失去宸妃海兰珠后，皇太极饮食顿减，身体每况愈下。后来，诸王大臣奏请他去蒲河射猎，借以消愁解闷。不想路过宸妃墓时，皇太极触景伤情，不禁又在灵前哭祭一番。

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夜，皇太极处理完政务后，回到寝宫清宁宫，在东暖阁炕上小憩，端坐而崩，史书上记载是“无疾而终”，年仅52岁。如此年纪便去世，可想而知，海兰珠的死对皇太极造成了多么沉痛的打击。皇太极驾崩后，葬入昭陵，海兰珠也被迁葬到昭陵。

不爱江山爱美人——顺治帝出家之谜

在遇上董鄂妃之前，虽然顺治帝拥有十几名妃子，但多是政治联姻，因此他并没有感到幸福，内心反而常常感到苦闷。

顺治帝的第一位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是蒙古科尔沁部卓礼克图吴克善之女，她是孝庄太后的侄女，也是顺治帝的表妹。这桩婚事是摄政王多尔衮和孝庄太后做主定下的，当时顺治帝在朝政上处处受到多尔衮掣肘，与孝庄太后的感情也不是十分融洽，因此顺治八年（1651）正月吴克善将女儿送到北京，诸多宗室奏请顺治帝于二月完婚时，顺治帝故意拖延，最后迫于孝庄太后的压力，直到八月才举行大婚典礼。

博尔济吉特氏虽然貌美，但是自幼娇生惯养，不懂得体贴人，顺治帝对她本来就没有好感，如此一来愈加感到不耐烦。婚后不过两年，顺治帝便试图废黜皇后，此事引起了朝臣和孝庄太后的反对。顺治帝只好暂时作罢，但心中抑郁，寝食难安，没几日便形容憔悴。孝庄太后毕竟还是心疼儿子，见此情况，只好顺了他的心意。于是顺治帝将皇后降级为静妃，改居侧宫。即使后来顺治帝病重，博尔济吉特氏请求见他最后一面，仍被拒绝。

顺治十一年（1654），顺治帝立另一位博尔济吉特氏为后（即孝惠章皇后），依然是科尔沁部的女子。孝惠章皇后是废后的侄女，也是孝庄太后的侄孙女，可见其中浓厚的政治色彩，也可以想象得到顺治帝的恼怒和不甘。这位博尔济吉特氏很聪明，她知道顺治帝不喜欢她，所以处处避其锋芒，专心服侍孝庄太后，即使是在顺治帝找碴儿时，也是逆来顺受，让顺治帝找不出把柄来废后，因而顺顺当当地坐稳了皇后之位。董鄂妃是董小宛吗

心情苦闷之时，顺治帝遇见了董鄂氏，后人多称之为“董鄂妃”。董鄂妃聪颖秀慧、温柔善良，赢得了顺治帝毫无保留的爱。董鄂妃的身世也是清史中的一桩疑案，民间对此有诸多说法。最为离奇的说法认为她是江南名妓董小宛，《清宫演义》等野史均持这一说法。

野史故事的情节大致如下：董小宛是秦淮河上的名妓之一，与陈圆圆、李香君、柳如是等人合称“秦淮八艳”。清军降将洪承畴性本好色，早就听闻董小宛的美名，攻占江南时，他将董小宛掠入府中，没想到董小宛心中已有所爱之人，并且不屑洪承畴的为人，誓死不从。洪承畴霸占不成，恼羞成怒将董小宛献入皇宫。顺治帝被这位来自江南的佳人迷住，立即封妃。无奈董小宛心系所爱，又痛恨这位少数民族君主，终日郁郁寡欢，没几年就去世了。

故事情节虽然离奇曲折，充满了吸引力，但是据多方考证，这一故事是文人胡编乱造出来的。历史上确实有董小宛其人，也确是秦淮名妓，却根本与顺治帝沾不上边。董小宛，名白，字青莲，生于明天启四年（1624）。崇祯十五年（1642），董小宛从良，嫁给江南名士冒辟疆为妾。在战乱中，两人颠沛流离，相依为命。后来，董小宛因劳累过度，于顺治八年（1651）病死。

董小宛比顺治帝大了14岁，而且她病死时，顺治帝才14岁，两人年龄相差悬殊，如何能相知相爱？因此董小宛即董鄂妃一说纯属捕风捉影。那么为何人们会将这两个人联系到一起？一来，她们都是温柔似水的绝色佳人；二来，她们的姓中都带有一个“董”字，一些无聊文人便无中生有，编出了这段风流韵事。其实，董鄂妃的“董”是满语译音，“董鄂”也被译为“栋鄂”“东古”“冬古”“东果”等。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董鄂妃是顺治帝之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妃子，后来被顺治帝看上，纳入宫中。博穆博果尔是皇太极的第十一子，顺治十二年（1655）被册封为和硕襄亲王，翌年去世，年仅16岁。据说博穆博果尔的死颇有蹊跷。

这一说法来源于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是顺治帝的老师，有一段时间，两人关系十分密切，顺治帝还尊敬地称呼汤若望为“玛法”（满语“爷爷”的音译）。有人根据汤若望生前遗留下来的书信和回忆录等相关资料撰写了《汤若望传》一书，记述了汤若望在中国大半辈子的经历。其中有汤若望的一段回忆：“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燃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一位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他竟被对此有所闻知的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掴。这位军人于是怨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将这位军人的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

汤若望并没有明说这位贵妃是谁，也没有指出“满籍军人”的姓名，后来有史学家专门对此进行了考证，认为这位“满籍军人”是博穆博果尔，而贵妃便是深受顺治帝宠爱的董鄂妃。孝庄太后的一条谕旨也隐约成为了这一猜测的佐证。

当时清宫有命妇轮流入宫服侍后妃的制度，顺治十一年（1654），孝庄太后认为原无此制，应“严上下之体，杜绝嫌疑”，便废除了这一惯例。于是有人猜测，也许正是在太后的寝宫中，顺治帝偶然遇到了董鄂妃，为她的美貌和才情所倾倒，两人不顾伦常陷入爱河。孝庄太后大为恼火，为了断绝他们的关系，下旨禁止命妇入宫。

董鄂妃的入宫时间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猜测的可信度，对于董鄂妃进宫的情形，史书没有详细的记载，顺治帝在挽词中说她18岁时因品德优秀入选宫中，而选秀制度规定，参加选秀的旗人女子年龄在13岁～17岁之间，董鄂妃已年过18，不太可能通过选秀这一渠道入宫。那么，董鄂妃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进宫的？顺治帝又是如何认识她的？这实在是令人费解。情投意合

无论是猜测也好，事实也罢，董鄂妃毕竟是进宫了，而且获得了少年天子顺治帝的万般宠爱。那么，这位佳人究竟是什么人？又为何能被顺治帝如此爱恋？

其实董鄂妃的身世并不是谜，她是内大臣鄂硕之女，生于崇德四年（1639），其弟是后来深受康熙帝信任的抚远大将军费扬古。董鄂妃容貌秀丽、仪态大方，更重要的是她知书达理、性情温和、品行高洁、谦恭节俭，因而深受顺治帝的喜爱和尊敬。

顺治十三年（1656）八月，董鄂妃刚入宫便被封为贤妃。按常理，初入宫的女子的最初封号往往是级别较低的答应、常在、贵人，而董鄂妃一入宫，便封号妃，可见顺治帝对她的重视。

同年十二月，顺治帝认为“敏慧端良，未有出董鄂妃之上者”，因而将董鄂妃册封为皇贵妃，并破格颁诏大赦天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她的品级一升再升，地位仅次于皇后。如果不是孝庄太后和董鄂妃本人的反对，顺治帝还想废黜皇后，让董鄂妃取而代之。

次年，即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董鄂妃生下皇四子。爱子的诞生让顺治帝欣喜若狂，他深信在董鄂妃的教导下，爱子必定能成为优秀的君王。尽管已有3个儿子，顺治帝依然在许多公开场合和诏谕中称其为“朕第一子”，表明了他有意立此子为储君。

无奈皇四子命薄，不足百日便夭折了。董鄂妃是个深明事理的女子，入宫后，她得到顺治帝的专宠，但从来不恃宠而骄，反而战战兢兢，上恭恭敬敬地服侍太后和皇后，下对其他妃嫔也是尊重有礼。为了使自己获得后宫的认可，董鄂妃如履薄冰，行事处处小心，在精神上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她的身体本来就孱弱无比，现在又突遭丧子之痛，最后一病不起。无奈红颜遭天妒

为了安慰董鄂妃，顺治帝于顺治十五年（1658）三月，追封皇四子为和硕荣亲王，大修园寝，并亲自为早夭的爱子撰写墓志铭。然而，董鄂妃已是病入膏肓，回天乏术。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一代佳人董鄂妃香消玉殒，年仅22岁。

董鄂妃的死，几乎让顺治帝崩溃，他悲恸欲绝，在董鄂妃死后第三天，追封她为皇后，谥号“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顺治帝的悲痛到了极点，他命令上至亲王，下至四品官，公主、命妇齐集举哀，又打算让服侍董鄂妃的太监、宫女殉葬，幸而孝庄太后出面阻止才罢手。董鄂妃的梓宫从皇宫移至景山观德殿暂安，抬梓宫的都是满洲八旗二品或三品大臣。顺治帝还下令全国服丧，官员一月，百姓三日。董鄂妃的葬礼已经远远超过一般的定制了。

清制规定平时皇帝批奏章用朱笔，遇皇帝及太后之丧时，改用蓝笔批本，过27天后，再用朱笔，皇后之丧，则无此制。而董鄂妃之丧，顺治帝用蓝笔批奏章，从八月到十二月，竟长达4个月之久。为了彰显董鄂妃的贤德、美言、嘉行，顺治帝还命大学士撰拟祭文，并亲自动笔撰写了《孝献皇后行状》，高度赞美了董鄂妃的品德言行。

爱妃之死，给顺治帝带来了巨大的打击，精神委靡不振，健康也大受影响。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顺治帝崩于养心殿，享年24岁。顺治帝出家了吗

民间盛传顺治帝没有死，而是假死，隐姓埋名到五台山出家了。其子玄烨继位后，曾多次前往五台山觐见父亲，但顺治帝都避而不见。此说为野史所沿袭，又编出了许多亦真亦假的传说和故事。

那么，顺治帝是否真的出家了？可以确切地说，在董鄂妃死后，顺治帝确实有过出家的念头，还因此将清廷弄得鸡飞狗跳，但是最后没有出成。

顺治帝生前崇尚佛教，从顺治八年（1651）他打猎途中偶遇禅师起，便对佛教产生了兴趣。顺治十四年（1657），顺治帝途经京师海会寺，召见僧人憨璞聪，两人相谈甚欢。憨璞聪向顺治帝引荐了高僧玉林琇、木陈等人。顺治帝延请他们入宫讲授佛法，还得了个“行痴”的法号。后来玉林琇又为顺治帝推荐了弟子茆溪森。茆溪森的学识和修养深为顺治帝敬佩，两人常常在一起讲经论禅。

董鄂妃逝世后，顺治帝一时心灰意懒，看破了红尘，执意削发为僧。茆溪森苦劝，顺治帝执意不听。茆溪森不得已，只得为顺治帝剃发。茆溪森临终前作的一首偈语“大清国里度天子，金銮殿上说禅道”，讲的便是他和顺治帝的关系。

此举震惊了满朝文武，连深居后宫的孝庄太后也被惊动了。王公大臣们和孝庄太后的规劝，顺治帝一概不听。见规劝不成，孝庄太后干脆召来了茆溪森的师父玉林琇。

玉林琇自有对付顺治帝的招数，他让茆溪森坐在一堆干柴上，手举火把，对顺治帝说，皇上如果不蓄发还俗，他便将茆溪森活活烧死。顺治帝无法，答应蓄发。之后，他再次向玉林琇表明出家的意愿，并问：“佛祖释迦牟尼和禅祖达摩，不都是舍弃王位出家了吗？”玉林琇回答道：“佛祖和禅宗是悟立佛禅，而当今世间需要您护持佛法正义，所以，您应该继续做皇帝。”正是这段规劝，顺治帝才回心转意，打消掉出家的念头。但顺治帝仍然眷恋佛法，在他驾崩的前几天，还亲自把平日最宠信的太监吴良辅送到京城悯忠寺替自己出家。

顺治帝摈弃了出家的打算，正想振作起来治国安邦，可是在与玉林琇的那次谈话后不久，他便患上了绝症——天花。天花在当时是不治之症，顺治帝对此十分恐惧，多次出宫避痘，没想到最终还是染上了天花。

在顺治帝驾崩之前，他召来翰林学士王熙和麻吉勒起草遗诏。王熙在他所著的《王熙自定年谱》中记录了这件事。顺治帝死的前一夜，即正月初六晚，顺治帝召他至养心殿，说：“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顺治帝刚说了两句，便疲惫不堪了。王熙担心龙体不堪重负，便奏明待他们将诏书全部拟就再行进呈。顺治帝点头答应。王熙和麻吉勒两人便在乾清宫西朝房连夜起草了遗诏，送到养心殿让顺治帝过目。顺治帝拖着病体修改，直到次日清晨才完稿。当天，顺治帝就去世了。

顺治帝驾崩，宫中举丧后，将其梓宫移至景山寿皇殿。停灵百日后，僧人茆溪森举火将其遗体火化。次年，顺治帝的宝宫（骨灰坛）与孝康章皇后佟佳氏（康熙帝生母）、孝献皇后董鄂氏合葬于遵化孝陵。

少年天子显峥嵘——康熙帝计除鳌拜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顺治帝福临驾崩。临终前，他立皇三子玄烨为储君，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为辅政大臣。这四位大臣深受顺治帝器重，堪称股肱之臣。这四位大臣论资格行辈，索尼第一，苏克萨哈第二，遏必隆第三，鳌拜第四。

索尼德高望重，文武双全，通晓满语及蒙、汉文字，随父兄办过外交，也曾跟随皇太极攻打锦州，屡屡立下战功。皇太极逝世后，他坚持要求立先帝之子为帝，挫败了多尔衮称帝的计划，因而成为了多尔衮的眼中钉。

顺治五年（1648），摄政王多尔衮遣派索尼祭奠昭陵（皇太极的陵墓）。有人揭发索尼等人阴谋密立肃亲王豪格为帝。多尔衮乘机报复，将索尼削爵抄家。顺治帝亲政后，召令索尼回京，恢复了他的官爵，并擢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

苏克萨哈本是多尔衮的亲信，多尔衮死后，他翻脸将多尔衮出卖，揭发多尔衮的种种逆迹，也获得顺治帝的信任，升为内大臣。

遏必隆是开国功臣额亦都之子，其母是努尔哈赤的第四女。他颇有战功，皇太极在位时受封为牛录章京，多尔衮提拔他为甲喇章京。后遏必隆被人揭发与白旗诸王有隙，安排兵士守护家门，多尔衮将他的官爵削去。顺治帝亲政后，遏必隆讼冤，顺治帝将其复职。从忠臣到权臣

顺治帝逝世后，康熙帝继位，由于年纪尚幼，不能亲视国事，朝政全由四位辅臣共同商议处理。索尼是四朝元老，位列四大辅臣之首，但此时已年老多病，凡事皆不多言。苏克萨哈名列第二，但他是靠告发多尔衮起家的，所以正直的大臣大多看不起他，索尼、鳌拜与他时常意见不合。遏必隆系出名门，然而缺乏执政能力，遇事无主见，常常追随鳌拜。这便给了鳌拜擅权自重、独揽大权的机会。

鳌拜利用手中的权势迫害与他意见相左的人，他和内大臣费扬古（与董鄂妃之弟费扬古同名）素来有矛盾，而费扬古之子倭赫是康熙帝身边的侍卫，对鳌拜不是太恭敬。鳌拜怀恨在心，康熙三年（1664），他以擅乘御马等罪名处死了倭赫。费扬古恨之，鳌拜又以“怨望”罪将他及其子尼侃、萨哈连一同处死，家产籍没，给了鳌拜之弟都统穆里玛。

此时，鳌拜与苏克萨哈的关系也因换地之事急剧恶化。鳌拜属于镶黄旗，苏克萨哈属于正白旗，镶黄旗和正白旗的矛盾由来已久。多尔衮占领北京及直隶后，允许旗人随意圈地使用。仗着权势，多尔衮将蓟州、遵化府等土地较为肥沃的地区圈给自己所领的正白旗，镶黄旗的地位虽然比正白旗高，却只圈到了河间等土地较差的地区。

康熙五年（1666），在事过20年后，鳌拜重新翻出旧账，要求镶黄旗和正白旗的土地互换。苏克萨哈反对，认为两旗居住已久，不便于换地。鳌拜不加理睬，令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和巡抚王登联办理换地一事。三人商议后，认为不可行，请求停止此事。鳌拜大怒，要求处死三人。康熙帝认为兹事体大，没有同意他的意见。鳌拜肆意妄为，竟然直接用康熙帝的名义下圣旨，以“蔑视上命”的罪名将苏、朱、王三人处斩。

康熙六年（1667）六月，索尼病死，不过他在死之前，做了一件有利于康熙帝的事情，他上书奏请康熙帝亲政。是年七月，康熙帝亲政。苏克萨哈经换地一事后，心生退隐之心，于是上疏请求引退，疏中有一句：“乞守先帝陵寝，庶得保全余生。”鳌拜抓住这句话，说苏克萨哈不愿还政于皇上，又罗织了心怀奸诈、久蓄异志等24条罪名，拟将苏克萨哈及长子凌迟处死。康熙帝没有批准。鳌拜竟然挽起袖子，似乎要动手，将康熙帝吓得心惊肉跳。康熙帝被迫准奏，仅将苏克萨哈的凌迟改为绞刑。计除鳌拜

此后，鳌拜势焰日炽，更加肆无忌惮，甚至欺凌到康熙帝身上。康熙八年（1669）元旦，鳌拜率诸臣上殿贺年，他穿着的黄袍，颜色、式样与皇帝的龙袍一模一样，只不过顶戴有所不同而已。他不顾朝臣的私下议论，目空一切，全然不将康熙帝放在眼里。

康熙帝虽然已经亲政，但实权仍然操控在鳌拜的手里，任免官员、制定政策等大小事，都必须经过鳌拜同意才能执行。有一次，鳌拜装病不上朝，康熙帝亲临其宅第问候。鳌拜的枕席边竟放着一把短刀。按例，臣属面圣不得携带凶器，否则以图谋不轨罪论处，鳌拜却毫无顾忌地将短刀放在身边。侍卫见状欲拔剑护主，康熙帝镇定自若，装作不介意，从容地说：“刀不离身是满洲的旧俗，不必大惊小怪。”不过，这件事后，康熙帝却下定了除掉鳌拜的决心。

鳌拜的所作所为已经到了危害皇权的地步，康熙帝有意除掉他。然而鳌拜手握大权，党羽满朝，稍有不慎，便可能引起大乱。因此，康熙帝不敢贸然行事，只得暗中谋划活捉鳌拜。他让自己的心腹索额图（索尼之子）以陪伴皇帝玩乐为名，从八旗子弟中挑选机灵强壮的少年进宫，学习角斗、摔跤。这些少年被称为“布库少年”，布库意为“摔跤胜者”。在这些布库少年中，有一个叫做拜唐阿的少年力气最大。

康熙帝天天和布库少年在武英殿里摔跤玩乐，鳌拜以为少年贪玩，心中不以为然。康熙帝为了稳住鳌拜，又加封他为太师。如此一来，鳌拜对小皇帝更没有了戒心。康熙帝除掉鳌拜的决心却是越来越强烈。康熙八年（1669）五月初三，康熙帝借口有要事相商，在武英殿单独召见鳌拜。鳌拜大摇大摆地进殿，侍卫拿来一把椅子让他坐下，拜唐阿在椅子背后扶着。康熙帝下令赐茶，宫女用托盘端上茶杯，茶杯事先在开水里煮过，极为烫手。鳌拜没有心理准备，接过茶杯，却因太烫而失手摔下茶杯。他下意识地弯腰去捡，拜唐阿顺势猛推，鳌拜跌倒在地，康熙帝顺势高呼一声：“鳌拜大不敬！”

鳌拜始觉不妙，正当他力图挣脱时，其他的布库少年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将他捆住。逮捕鳌拜后，康熙帝命诸王和大臣审议此案，经审讯，共列出鳌拜30条罪状，论罪该死。康熙帝念及鳌拜为朝廷效力年久，屡立战功，特宽厚处理，免除死罪，改为禁锢，其党羽不是被处死就是被革职，被鳌拜陷害冤死的大臣也纷纷恢复了名誉。不久，鳌拜在禁所中死去。康熙帝从此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亲政，拉开了康乾盛世的序幕。

运筹帷幄 平三藩之乱——康熙帝的政治军事才略

三个藩王之所以可以获得顺治帝的信任，是因为当时清王朝采取“以汉攻汉”的军事政策，借助他们的势力，顺治帝可以迅速达到军事目的。但当障碍扫除之后，拥有重兵的藩王便成了朝廷的隐患。这三位藩王之间互通声息，利用清帝的信任割据一方，在其藩地之中横征暴敛、作威作福，简直就是一个土皇帝。而清王朝每年还要提供大量的饷银供养他们，这也为朝廷的财政造成了不小的负担。当益处逐渐衰减而害处突显的时候，已经足以和清廷抗衡的三藩也逐渐成为统治者的眼中钉。

平定了鳌拜之后，意气风发的康熙帝将三藩作为自己的下一个目标。他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谨念”作为自己的警言，将其悬挂在书房，时刻警示自己。“三藩势焰日炽”的局面已经有目共睹，康熙帝也下定决心要清除这一心腹大患。

康熙帝针对三藩的第一轮政策是削弱和限制，因为当时三位藩王手中的兵力让他也不敢小觑，只好采取较为柔和的措施，首先要对付的便是平西王吴三桂。康熙二年（1663），他先收缴了吴三桂的大将军印，康熙四年（1665）和六年（1667）又削减了他的兵力和兵饷。除了在军事上削弱之外，康熙帝对于藩王的管理也进行规范，严惩危害地方百姓的事情。由于深知藩王根基深厚，所以康熙帝先从他们的身边下手，逐渐瓦解他们的势力，让自己的亲信代替藩王的下属担任总督、巡抚等地方大吏要职，暗中授意他们精练官兵，以形成牵制。在这些举措的基础上，康熙帝还有更长远的撤藩打算，所以他整顿财政，积极筹措经费；同时扩编佐领，加强训练，提高八旗兵的战斗力。在清王朝的统治过程中，民族矛盾一直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而三位藩王也都是汉人，康熙帝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为了安抚民心，他采取积极措施，并拉拢支持撤藩的朝臣，只等时机成熟。

机会总是留给有耐心的人，在筹备了几年之后，康熙帝终于等到了行动的时刻，虽然危机重重，但他却义无反顾。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尚可喜因为年迈，上书请求回到辽东养老，要求康熙允许他的儿子尚之信继承爵位。康熙帝立刻抓住机会，下诏道：本朝还没有藩王活着的时候就让儿子世袭爵位的先例，既然你要回乡养老，不如就将家属兵丁都带回去，留下绿骑营的官兵守卫就可以了。

以一招顺水推舟，康熙帝顺利夺取了尚氏的藩封，此举引起了另外两位藩王吴三桂和耿精忠的警惕。他们深知康熙帝多年来对自己心存芥蒂，既然他夺了尚可喜的藩封，自然也不会放过自己。于是吴三桂和耿精忠主动于七月三日和九日分别上书，请求撤藩，以此来试探康熙帝的态度。

当时清王朝的官员对于藩王的势力非常忌惮，有人担心真的撤藩会触怒吴三桂，他若起兵，则很难压制。而有人则主张顺势撤藩。对于大臣们要求姑息藩王的建议，康熙帝逐一驳回，这个年轻的皇帝虽然只有20岁，但他却非常果断地表示：“吴三桂蓄谋已久，其心昭然若揭，他若真的要反，那也是迟早的事，不如先发制人！”

康熙十二年（1673）八月，一封撤藩的诏书从清宫之中发出，靖南王耿精忠被要求进京听命，而平西王吴三桂则被调往山海关外。这封诏书犹如一颗投入湖心的巨石，顿时激起滔天巨浪。三藩叛乱，形势危急◆康熙帝用过的弓和箭

主动上书要求撤藩，不过是吴三桂对康熙帝态度的试探，他拥兵自重，本以为康熙帝会忌惮自己三分，孰料年轻的康熙帝却轻描淡写地发出了撤藩诏令。在犹豫了几个月之后，吴三桂终于忍无可忍，在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发兵叛乱。他自封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将为表示效忠清廷而剃掉的头发又蓄起来，以“复兴明室”为口号，妄图收买更多的支持者。与吴三桂相呼应，耿精忠和尚之信也很快就起兵，郑成功之子郑经也被耿精忠拉拢，参与了这次叛乱。

三藩之乱是康熙帝继位之后所面临的首次大规模叛乱，郑经从闽粤沿海进入江西，呼应吴三桂，而曾经叛明降清的汉族将领、提督、总兵以及和清廷有矛盾的云贵土司等也相继附和。来势凶猛的叛军让各地的清军不断溃败，云南、贵州、湖南、四川、江西、浙江等地很快就沦陷了，陕甘诸省也蔓延着吴三桂的白色旗帜。仅仅一年的时间，叛军就控制了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和清王朝形成了对峙之势。

面对如此危急的形势，众臣纷纷要求清除那些主张撤藩的官员，认为是他们误导了康熙帝才导致这个局面。但康熙帝心中非常清楚：撤藩是自己一直想要做的事，藩王叛乱也是迟早的事儿。他否决了清君侧的意见，将主张撤藩的朝臣都保护起来，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为了表示决心，康熙帝下令杀死在京城做人质的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和孙子吴世霖，断绝谈和后路。

在军事策略制定上，康熙帝表现得非常冷静果断。他首先下诏公布了吴三桂的罪状，剥夺了他的爵位。然后根据军情，命令清军分成两条战线：湖北荆州和江西是前线，由八旗军固守，以遏制叛军过江北上；山东兖州和山西太原是后线，随时策应前线需求。为了收拢更多人心，康熙帝大胆起用了很多汉族将领，对于降将也区别对待，让他们在山地之中率领绿营步兵围剿叛军，而善于骑射的八旗骑兵则作为后援。在这样的部署之下，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康熙帝就扭转局面，掌握了战争主动，于康熙十五年（1676）底进入到反攻阶段。剿抚并用，平三藩之乱

对于那些追随吴三桂的人，康熙帝深知他们并不是真的为了复兴明室，这些人有的是不满清廷统治，有的则是为了自身利益。所以他采取剿抚并用的方式，以吴三桂为主要攻击对象，而对其他人则力主招抚。在战局出现转机的时候，他立刻下令恢复了耿精忠和尚之信的爵位，对他们留在京城的家人也很善待。

在这种政策之下，吴三桂的叛军阵营也开始逐渐瓦解，首先是叛军西线主力陕西提督王辅臣被劝降，让吴三桂势力大减；其次，康熙帝对于那些投奔吴三桂的军民也表示既往不咎，还要论功行赏，让人心得以安抚。一方面，康熙帝运筹帷幄之中，不断发动对吴三桂的猛攻；另一方面，他又不时去景山游玩狩猎，做出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表示自己不将叛军放在眼中。

各怀鬼胎的叛军虽然聚集在吴三桂的身边，也都举着反清复明的旗帜，但因为违背民心，又各自为政，逐渐丧失号召力。随着王辅臣于康熙十五年（1676）六月投降，尚之信也在次年五月归附，孤立无援的叛军开始逐渐瓦解。为了鼓舞士气，吴三桂于康熙十七年（1678）在湖南衡州称帝，改国号为周。他原本是想力挽狂澜，但此举让他在政治上更为孤立。同年八月，吴三桂病死衡州，其孙吴世璠（吴应熊庶子）继位。

康熙十八年（1679）正月，清军攻占了长沙，叛军退回到贵阳，而后又返回云南。此时的叛军已经不堪一击，清军不断发动攻势，同年四月时便平定了湖南和广西，年底时陕西也被平定，次年正月又平定了四川。叛军或降或逃，面临瓦解。

康熙十九年（1680），尚之信被康熙帝赐死，同年八月康熙帝又夺取耿精忠兵权。此时的叛军已经毫无招架之力。康熙二十年（1861）平定贵州后，清军又围困了昆明，十月二十八日吴世璠在昆明无奈自杀，叛军投降。至此，历时八年之久的三藩叛乱彻底被平定了。

三藩之乱被平定之后，康熙帝的威望一时大增，但他并没有被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而是进一步清除藩王留下的隐患。对于藩王的部署，康熙帝进行了妥善处置，将其军队撤回北京，编入八旗，由中央直接指挥。各个省府都进驻了八旗兵，加强地方军事管理。三藩留下的大额财产填充国库，弊政也被整肃。而且康熙帝明令：永远都不能将兵权和爵位交给大臣，让他们世代相传。

这些举措不仅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将中央集权发展到更高的水平，同时也促进了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为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很多裨益。

传位诏书 真假难辨——雍正帝继位

康熙帝在位长达61年，他一共有35个皇子、20个公主、1个养女。皇子众多，意味着储君之位竞争激烈。在诸多皇子中，主要分为三派，一派是皇太子胤礽礽以及拥护者皇三子胤祉；另一派是皇八子胤禩以及拥护者皇长子胤褆、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皇十四子胤禵；第三派是皇四子胤禛及拥护者皇十三子胤祥、皇十七子胤礼。

在三派中，胤禛的势力最弱，他的母亲只是一个妃子，在后宫中的地位一般，而他的同母弟皇十四子胤禵不但不帮助他，反而依附皇八子胤禩，专门与他作对。

原本皇太子胤礽一派呼声最高，然而胤礽却“不仁不孝”，为此，康熙帝两立两废太子，最终将之圈禁。皇长子胤褆是庶出，不得康熙帝欢心，他见无望登上帝位，只好投奔了皇八子胤禩。胤礽第一次被废后，胤褆向康熙帝提议立皇八子胤禩为太子，处死废太子胤礽。康熙帝闻言大怒，也将胤褆圈禁起来，从此对胤禩有了成见。后来，他又查出胤禩结党营私、心怀不轨，便革去了胤禩的贝勒爵位。于是，胤禩也被踢出局了。

皇子们的残酷争斗让康熙帝心力交瘁，自此不再立太子。在康熙帝的晚年，皇十四子胤禵比较受宠，被授任为“抚远大将军”，驻守西宁。废太子胤礽虽然被圈禁，但朝中也有老臣力保他。然而康熙帝对于请求立太子的奏折一律是留而不发，没有人能摸清他心底的真正想法。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初七，康熙帝在畅春园病重，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隆科多奉命侍疾。十二日晚，诸皇子齐集畅春园。次日，康熙帝病逝。当晚皇四子胤禛命令淳郡王胤祐守卫畅春园，十六阿哥胤禄、世子弘升肃清宫禁，用銮舆运载康熙帝遗体，悄然回到紫禁城乾清宫。

十四日，宫中传出先皇遗诏谕令胤禛即帝位，京师气氛紧张，各派势力蠢蠢欲动。胤禛下令关闭京城九门，秘不发丧，进行戒严。二十日，胤禛正式登基称帝，即雍正帝。疑点重重

胤禛继位后，广泛打击曾是他政敌的兄弟。远在西宁的皇十四子胤禵被召回，却不允许入京，只得留驻于河北遵化康熙帝的景陵，行动受到限制。皇九子胤禟被派往西宁接掌兵权，却不给任何官职，等同于充军，后被寻罪逮捕，改名为“塞思黑”（意为猪），暴卒于押解回京途中。皇三子胤祉先是被派遣去守护景陵，后被关押，死于狱中。皇十子胤被胤以“私自禳祷”的罪名关入大牢。皇八子胤禩被削去宗籍，改名“阿其那”（意为狗），禁闭于宗人府，死于狱中。皇长子胤褆和废太子胤礽早被康熙帝圈禁，胤禛继续将他们禁锢。

康熙帝从病重至逝世不过6天时间，继位的不是废太子胤礽或皇十四子胤禵，而是皇四子胤禛，其中确实存在可疑之处。再加上胤禛为人冷酷，继位后打击兄弟过于狠绝，有违兄弟孝悌之道，引起民间的不满。于是关于胤禛继位的合法性问题，民间有了多种说法，野史中更是众说纷纭，认为胤禛的皇位是靠弑父矫诏得来的。

胤禛是否有弑父矫诏之举？关于前者，民间传得有鼻子有眼，说胤禛在康熙帝病重时，进了一碗参汤，康熙帝喝了就驾崩了。其实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康熙帝一向不喜吃人参，而且皇帝进药之前，必先由内侍尝试，再者还有御医随侍，胤禛进参汤毒死父亲的风险太大了。况且当时康熙帝已是风烛残年，胤禛韬光养晦了这么多年，也不会急于一时。

关于后者，野史也有说法，认为康熙帝本来想传位于皇十四子胤禵，胤禛串通隆科多将遗诏上的“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这一说法流传得最广，却经不起推敲。清宫向来是满汉两种文字并用，汉文传位诏书均写为“传位皇某子”，绝不会只写“十四子”，而且清代诏书中“于”与“於”字不能互用，诏书中用的都是“於”字，因而无法更改添加。尽管这一说法被否决，但是胤禛继位的合法性却始终有所争议。关于其继位问题，史学界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康熙帝并未传位给胤禛，他是矫诏夺位；一种认为胤禛依康熙帝遗诏继位，属于合法继承。

这两种说法都有依据，但也都有疑点。当康熙帝驾崩后，隆科多宣读遗诏时，一些大臣对他只宣读满文本而不宣读汉文本遗诏的做法曾提出异议。胤禛搪塞而过，多日后才出示汉文本遗诏，而这份汉文本遗诏经考证是伪造的。遗诏字迹潦草，且明显有多处涂抹及错字，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遗诏开头为：“唯我国家，受天绥佑，圣祖神宗、世祖皇帝统一疆隅，我皇考大行皇帝……”“圣祖”是康熙帝的庙号，他留遗诏之时如何知道后人称他为“圣祖”？只能解释这一文本是后人伪造出来的。

继位后，胤禛秘密铲除康熙帝病时侍候在侧的内侍，查禁有关胤禵的档案，销毁了许多康熙帝与胤禵往来的奏折手谕，并篡改销毁其他大量文献档案。胤禛防范的是什么？自然不难想象，他担心其中会留下对他不利的证据。几年后，胤禛自知民间对他继位之事有所怀疑，因此特地下诏说明康熙帝临终口授传位的情况，说康熙帝病重之时，召皇三子胤祉、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皇十三子胤祥和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病榻前，亲口下谕传位于他。然而雍正帝的“补充说明”是在登基后7年才做出的，当时这8人死的死，被幽禁的被幽禁，再不然就是他的同党，无法核实。合法继承的可能性

那么雍正帝有没有可能是合法继位？首先要辨明雍正帝继位是不是爆冷门。康熙帝晚年，比较受宠的皇子无疑包括胤禵。康熙五十七年（1718），康熙帝任命胤禵为抚远大将军，出发前，他还亲自主持仪式，希望胤禵能取得军功，提高声望，但这并不代表胤禵就是康熙帝心中属意的皇位继承人。当时康熙帝年事已高，不太可能将继承人派到遥远危险的西北边疆作战。一来胤禵的生命安全不能保证，二来康熙帝身体羸弱，随时有可能驾崩，如果等胤禵闻讯赶回，必定为时已晚。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胤禛在胤禵回京之前，已经打理妥善，清除了胤禵的势力，胤禵一回来，便被变相圈禁，无力改变局势。身为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康熙帝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帝虽然宠爱皇十四子胤禵，但是他对皇四子胤禛也是十分喜欢的。胤禛10岁受封为贝子，32岁晋封为亲王，在诸多兄弟中，他不显山不露水，保持中立的态度，不结党（他的一党是在康熙晚年才结成的，而且做得比较隐秘），超脱于皇子们的朋党之争。康熙四十七年（1708），康熙帝废掉皇太子之后，因伤心过度病倒。其他皇子趁太子被废之机展开激烈的争斗。胤却避开争夺，专心侍候康熙帝，也经常为被废的皇太子胤礽说好话，从而给康熙帝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康熙病愈之后还亲自下诏褒扬胤禛“性量过人、深知大义”。

胤禛一方面博取康熙帝的信赖和喜欢，另一方面也暗中发展自己的势力，将皇十三子胤祥、皇十七子胤礼拉到自己的阵营，同时也将康熙帝面前的红人隆科多和年羹尧争取了过来。

在诸皇子纷纷落马的情况下，康熙帝逐渐有意立胤禛为储君。胤禛先后代替身体渐弱的父皇参加祭祀有22次之多，居皇子之冠。康熙帝还多次召胤禛共商军国大事，表明了他对皇四子的重视。

也有人认为，胤禛能登上帝位是沾了其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帝）的光。康熙帝对聪明伶俐的弘历宠爱有加，为了传位给心爱的孙子，所以选择胤禛为皇位继承人。弘历出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康熙帝逝世时他不过12岁，即使再聪明伶俐，也不过是个童稚小儿。康熙帝对弘历倍加宠爱，其实可以看作对胤禛的一个暗示。

对于雍正帝继位之谜，学者们各执一词。然而无论矫诏夺位也好，合法继位也罢，都没有确凿的证据。事实的真相更有可能是康熙帝在胤禛和胤禵之间犹豫不决，在尚未下最终决定之前便突然去世，胤禛及时抢占时机，清除对手，迅速登上帝位，成为笑到最后的人。

神秘武器——血滴子

鼎鼎大名的血滴子，在清朝的各种正式史料、档案中并不见踪迹。就算是雍正朝及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写就的各种笔记小说中，也不见有关这种神秘莫测的兵器的描述。

直到清末民初，市井之间兴起一股谈论宫闱秘闻的热潮。政治气氛紧张的雍正朝，自然是文人创作的绝佳题材。当时用雍正帝逸事作为题材的小说，有胡蕴玉的《胤外传》、孙剑秋的《吕四娘演义》、紫萼的《梵天庐丛录》、蔡东藩的《清史演义》、燕北老人的《满清十三朝宫闱秘闻》等。这些当时被称为“新讲话”的通俗小说，即便识字不多的市民也能读懂，因此受到了极大欢迎，流传很广。

这些小说声称借史实演绎成篇，其实都是择取民间传说，进行艺术加工而成。凭着一支支生花妙笔，文人不但凭空创造出吕四娘这样一个身负血海深仇、潜入深宫刺杀雍正帝的侠女形象，还为雍正帝手下的特务机关配备了血滴子这样来无影、去无踪却又百发百中的武器。血滴子是什么武器

在小说中，血滴子是专门把人头从人的脖子上取下来的武器。虽然古代中国的很多武器都能使人身首异处，但在文人充满想象力的笔下，血滴子却不是寻常的武器。

有的野史称，血滴子在使用的时候，是“放出去”的。持有血滴子的人并不需要直接掌控武器，便能取下人的首级，颇有些“取人性命于千里之外”的意味。在使用时，血滴子和目标的距离不会太远。使用者把血滴子放出去或是抛出去，它便会把人的头颈部罩住，飞快割下人的头并一同收回来。被血滴子所害的人便成了无头尸体，十分恐怖。

有的小说将血滴子描述成一种半球形的器物，内藏一圈锋利无比的快刀，用时把它扣在对方的头上，开动机关，就能把人头轻易地割下来。有的小说则认为血滴子外形酷似皮筐，大小刚好能容下人头，筐口装有锯子，筐上有铁链，一抛出去套上人头，锯子就会切断脖子。还有的则说血滴子是一个连着一条长铁链的圆帽形金属器物，可套住敌人的头颅。金属帽子的边缘有很多长刀齿，当血滴子套着敌人头颅时，刀齿就会把敌人脖子切断。在飞行途中，血滴子还会连续发出震撼人心的恐怖声音。更玄的是，有的小说还言之凿凿血滴子里面装有化骨水，能把割下的人头融化在其中，从而毁“头”灭迹。

在文人笔下，血滴子及其使用者为雍正帝夺权篡位、铲除异己立下了汗马功劳，常常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对雍正帝有异心的反叛者。而这批擅长用血滴子的高手，人数还不少。编写故事的文人们为他们安排了一个悲惨的结局——“狡兔死，走狗烹”，雍正帝借使用血滴子的江湖杀手排除异己，然后又杀了这些人灭口，从此这种独门兵器成为江湖传说。如此一来，雍正帝的形象更加阴森可怖了。

也有人根据清宫的诸多文档考证，认为血滴子实际是一种极毒的毒药。这种毒药是用毒蛇的毒液混合一种毒树的汁液炼成，一滴就能令人通身溃烂而死，故称血滴子。炼制这种毒药的主要原料是一种名为“撒树”的树木的汁液，出产在广西边境的深山老林中。苗人所用的毒箭，箭镞上所敷的“见血封喉”的毒药，就是用撒树汁熬成的。◆雍和宫康熙三十三年（1694），康熙帝第四子胤禛（后来的雍正皇帝）在北京城内东北隅，原明代太监官房旧址筑建雍亲王府。雍正三年（1725）改建为雍和宫，成立特务衙署“粘杆处”。雍正帝逝世（1735）后，因其灵柩停放在宫内，于是，各主要建筑的屋顶由绿琉璃瓦改为黄琉璃瓦，供奉雍正帝画像的永佑殿改名为神御殿。此后，雍和宫成为清代皇帝供奉祖先的场所，众喇嘛常年在此诵经，超度亡灵。乾隆九年（1744），正式改建为喇嘛教寺院，并成为清政府管理喇嘛教事务的中心。

雍正三年（1725），雍正帝给广西巡抚李绂发去一封密旨，要李绂在广西寻找一种毒树汁。雍正帝在密旨上说：“近闻贵州诸苗之中，獞苗之弩最毒。药有两种，一种草药，一种蛇药。草药虽毒，熬成两月之后，即出气不灵。蛇药熬成，数年可用。但单用蛇汁，其药只能溃烂，仍有治蛇之药可医。更有一种蛮药，其名曰‘撒’，以此配入蛇汁熬箭，其毒遍处周流，始不可治。闻此‘撒’药，系毒树之汁，滴在石上凝结而成。其色微红，产于广西泗城土府。其树颇少，得之亦难。彼处猎人暗暗卖入苗地，其价如金，苗人视为至宝。尔等可着人密行访问此树，必令认明形状，尽行砍挖，无留遗迹。既有此药，亦应有解治之法。更加秘密遍处访询，如有解毒之方，即刻写明乘驿奏闻。”

根据这道密旨，有人认为雍正帝的血滴子根本不是什么取人首级的利器，而是由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传来的毒药。雍正帝与血滴子

从锋利的筐状武器，到剧毒的秘药，尽管血滴子在文人的笔下变幻莫测，最终却都指向了一个人——雍正帝。关于血滴子种种血腥阴森的描写，到最后无非都是为这个夹在康乾盛世之间的皇帝添上更为神秘的色彩。

从登基称帝开始，雍正帝就身陷“弑父夺位”的传闻中。而他在登位后推行严苛吏治、大兴文字狱，更让民间对这位皇帝有了恐惧之心。民间故事中对雍正帝及其特务统治的描述，多半也带有这种心理的投影。

但小说往往也有着事实的影子。尽管文人笔下的血滴子纯属子虚乌有，雍正帝的八弟“阿其那”（胤禩）、九弟“塞思黑”（胤禟）都是为血滴子所杀更是无稽之谈，不能作为信史。然而，身处弱势地位却最终夺得争储斗争胜利的雍正帝，确实得力于他手下训练有素的情报组织——“粘杆处”。

顾名思义，“粘杆处”是一个专门从事粘蝉、捉蜻蜓等服务的机构。雍正帝还是皇子时，住在北京城东北新桥附近。府邸内树木枝繁叶茂，每逢盛夏初秋，鸣蝉聒噪不已。胤喜静畏暑，往往命门客、家丁操杆捕蝉。在皇位的争夺斗争中，胤表面上与世无争，暗地里却步步为营，加紧了争储的步伐。他招募江湖中的武林高手，训练家丁队伍，以粘蝉捕虫的身份为掩护，四处刺探情报、铲除异己。

雍正帝能击败众多皇子登上皇位，除了本身工于心计、政治手腕了得之外，这支看似不入流的“除虫”队伍也功不可没。雍正帝登上皇位后，继续保留了这一特殊机构，在内务府之下特别设立了“粘杆处”机关。“粘杆处”的头子名“粘杆侍卫”，大多由有功勋的雍正藩邸旧人担任，官居高位，权势逼人。“粘杆处”的一般成员则统称“粘杆拜唐”，由内务府包衣奴才充任，虽然品阶不入流，薪水不高，但每天跟随雍正帝左右，直达天听，炙手可热。

雍正帝在对“粘杆处”的人员选择上十分谨慎，以包衣奴才来确认这一机构对自己的绝对忠诚。可见“粘杆处”表面上是伺候皇室的服务机关，无足轻重，实际上却是一个特务组织。“粘杆处”平时在御花园堆秀山“御景亭”值班观望，山下门洞前无论白天黑夜，都有4名“粘杆侍卫”和4名“粘杆拜唐”在待命，他们直接听命于雍正帝。小说中所谓的使用血滴子的高手，大约指的就是这些人。“粘杆处”虽属内务府系统，总部却设在雍亲王府，即后来的雍和宫。有人据此认为，雍亲王府曾经有一条专供特务人员秘密来往的通道，为了不致秘密外泄，才改府为宫，将“粘杆处”总部设于此地，加强守卫戒备。今天在雍和宫已找不到任何地下通道的痕迹了。民间传说是雍正帝的儿子乾隆帝为避长者讳，将雍和宫改为喇嘛庙时加以彻底翻修，彻底地将雍正时期的特务遗迹消弭殆尽。

乾隆帝虽然处心积虑地消除雍正时期留下的种种特务机构遗迹，“粘杆处”却被保留了下来。雍正帝去世后，乾隆帝继续利用“粘杆处”控制京城内外和外省大臣的活动。直到乾隆帝死后，“粘杆处”的特务活动才逐渐停息。

血滴子的传说经由民间口耳相传，一直绵延不绝。直到今天，以雍正时期血滴子秘事为题材的小说、影片仍层出不穷，为人们的茶余饭后提供了不少谈资。

“正大光明”背后的皇位之争——清朝密匣立储制度

乾清宫是内廷的三大宫之一，顺治帝和康熙帝以此为寝宫，在这里居住并处理日常政务。雍正帝继位后，移居养心殿，乾清宫便成了皇帝召见廷臣、批阅奏章、处理国家要务、接见外藩属国使者和岁时受贺、举行宴筵的重要场所。

乾清宫正殿宝座的上方悬挂着一块匾额，上面书写着“正大光明”四个大字。这块匾额位于乾清宫的最高处，它之所以赫赫有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其背后藏着一个密立皇储的密匣，里面放着一道决定下任皇帝人选的谕旨。清初的继承方式

密匣立储是清代皇室特有的一种秘密立储制度。清以前的历朝，往往是通过公开立储的形式解决皇位继承人的问题，选择继承人的标准是立嫡立长，如果皇后有子，就先立皇后之子（即嫡子），如有多名嫡子则立嫡长子；倘若皇后无子，则立长子。

康熙帝之前的皇太极和顺治帝都不是通过立储的形式登上皇位的，皇太极经八王共制的推选制度继承汗位。他去世时没有留下遗言，其子顺治帝经过了一番明争暗斗才侥幸继位。在他们继位前后，都存在着激烈的权力斗争，几乎使统治集团四分五裂，虽然最终避免了决裂，但依然潜伏着动摇满清统治根基的隐患。

顺治帝生前立有两位皇后，但皆无所出，他宠爱的皇四子不足百日便夭折。临终前，可供他选择立为皇储的有皇二子福全和皇三子玄烨。玄烨之所以能越过哥哥福全登上皇位是因为孝庄太后的决策和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建议，可见在这一时期，清皇室并没有过于强烈的立嫡立长情结，这也与满清立贤的传统有关。

康熙帝试图以公开立储的形式解决后患，康熙十四年（1675），他迫不及待地宣布立两岁的嫡子胤为皇太子，希望以此巩固国本。然而，康熙帝没有料到，在储君地位上逐渐成长起来的胤心胸褊狭、性格暴虐，结成太子党，对皇权产生了威胁。这导致了康熙帝两立两废太子，最终再未明言立储。密匣立储第一君

雍正帝继位后，吸取了康熙年间皇子争权夺位的惨烈教训，建立了一种新的立储方式，即“秘密建储”制度。所谓的秘密建储制度，就是皇帝生前不公开立太子，而是秘密亲书预立皇太子名字的文书，一式两份，一份放在皇帝身边，另一份密封于匣内，安置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背后。皇帝驾崩后，由诸位顾命大臣共同取下密匣，和皇帝随身携带的另一份文书对照查看，核实后公布皇位继承人的名字。如此一来，皇子们不知皇帝心中的属意人选，每个人都有成为皇帝的希望，为了讨皇帝的欢心，必会努力表现，也不会特意针对某位皇子形成党派之争。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雍正帝驾崩。庄亲王允禄等王公大臣们把两份密旨开启核实，迎宝亲王弘历继位，即后来的乾隆帝。乾隆帝成为了清代第一位以秘密立储方式登上皇位的皇帝。

乾隆元年（1736）七月，乾隆帝依照雍正帝定例，亲笔书写皇太子的名字于纸上，随之放入密匣中，令总理事务的大臣监督总管太监将密匣安放到“正大光明”匾之后。乾隆帝对秘密立储的方式起初不太赞同，甚至说过皇子年龄渐长后，如果确实有储君之才，他将会昭告天下，明确皇太子的身份地位。然而乾隆帝的立储一波三折，最终让他彻底转变了态度。乾隆帝立储

从顺治帝到乾隆帝这四代皇帝，都不是中宫皇后所出的嫡子，这让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乾隆帝颇为遗憾，于是他决定仿效历代王朝，立嫡子为皇储。首次被密定为皇太子的是皇后富察氏所出的皇次子永琏。永琏当时才7岁，他不仅是嫡子，又十分聪颖，深得雍正帝和乾隆帝的宠爱。然而，乾隆三年（1738）十月，永琏因病去世，年仅9岁。乾隆帝悲痛不已，于永琏去世的当天，将密匣取出，宣布已将永琏立为皇储，下令以皇太子的礼制为其治丧。在此后的几年里，他一直没有再立太子。

乾隆九年（1744），皇后富察氏诞下了皇七子永琮，这让乾隆帝欣喜若狂，心中拟订将其立为皇太子，然而又一次灾难打破了乾隆帝的计划。乾隆十二年（1747），永琮出痘，不治早夭，乾隆帝和富察氏都深受打击。如果富察氏再为乾隆帝生下皇子，必定会成为皇储的第一人选，然而她却因悲伤过度于次年病逝。

乾隆帝与皇后夫妻恩爱，皇后的死令他伤心欲绝，脾气变得极为暴躁。在为皇后治丧期间，他抓住丧仪中办得不妥当的细枝末节，大发雷霆，先后有一百多名官员被降职，甚至被处死。他还因为皇长子永璜、皇三子永璋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哀痛，而对他们斥责不已，甚至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排除在皇位继承权之外。

与此同时，乾隆帝还向大臣们明确宣布从此不再明立太子，如有大臣上奏要求立太子，就是离间皇帝父子感情、祸害国家之徒，必将就地正法。乾隆帝说得斩钉截铁，大臣们心惊胆战，几乎再也无人敢言及此事。此后，乾隆帝将秘密立储制定为皇室的历代家法。

乾隆三十八年（1773），过了二十多年后，乾隆帝通过多方考查，终于下定决心再次秘密立储，这一次被选中的是令贵妃魏佳氏所生的皇十五子永琰。乾隆帝当初深受祖父康熙帝的宠爱，他在继位之初，便表示统治时间不会超过康熙帝的61年。乾隆六十年（1795），乾隆帝已经在位整整60年了，他开始考虑退位的问题。同年九月初三，乾隆帝开启密匣，宣布禅位给永琰，即嘉庆帝。嘉庆帝当上皇帝后，也效法其祖父和父亲，采取秘密立储的方式，之后的道光、咸丰两代皇帝，都是根据秘密立储的制度继位。道光帝立储

在清代后期，因为采取了秘密立储制，皇子间的争斗不再是腥风血雨，也防止了朝廷大臣围绕诸皇子形成派系，为争夺皇位展开构陷倾轧，而是逐渐转向较为温和的谋略相争。道光帝之子奕和奕的皇位之争便是很好的例子。

奕和奕都是道光帝的属意人选，论位序，奕是皇四子，奕是皇六子；论出身，奕是孝全成皇后所出，奕是静贵妃所出；虽然奕具有很大的优势，但论才华和能力，奕却是优胜于奕。道光帝在两位皇子中犹豫不决，最终还是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立了年纪稍长、温和纯良的嫡子奕为皇太子。

现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完好保存了道光帝临死前发布的立储朱谕，以及道光二十六年（1846）写成的预立太子御书、密匣等物。其中尤为珍贵的是道光帝遗留下的朱谕和御书，这为研究清代秘密立储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乾清宫皇帝宝座上方的“正大光明”匾额即为存放立储密诏之处。

朱谕上书写“皇四子奕着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字迹潦草无力，是道光三十年（1852）正月，道光帝临死前执笔书写的。

立储御书用颜色深浅稍有不同的黄纸分两层包封，最外面的黄纸背后用朱笔写着满文“万年”，有道光帝的签名，拆去这层包装后，第二层包封的黄纸背后用朱笔写着“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六日”字样，也有道光帝的签名，最里面即是御纸，上面满、汉文合书“皇四子奕着立为皇太子”，又汉文书“皇六子奕封为亲王”，没有满文。在立储御书上写下两位皇子的名字，可见道光帝在立储大事上踌躇不定，虽立奕为皇储，但又不愿爱子奕受了亏待，于是将其封为亲王。

道光帝立储是清代最后一次密匣立储，咸丰帝也成了最后一位以密匣立储的形式登上帝位的皇帝。清末皇帝子嗣艰难，咸丰帝只有一个儿子，同治帝和光绪帝无子，自然无须密匣立储。1912年，宣统帝溥仪退位，清朝终告灭亡，秘密立储制度失去了意义，遂不复存在。

难道是“金头下葬”——雍正帝之死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凌晨，雍正帝暴死于圆明园离宫，敬谥为“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关于他的死，《雍正朝起居注册》记载得非常简要，在他死前几天，雍正帝的办公行事还十分正常，十八日与办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大臣议事，二十日召见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八月二十一日，上不豫，仍办事如常。二十二日，上不豫，子宝亲王、和亲王朝夕伺侧。戌时（晚上7点～9点），上疾大渐，召诸王、内大臣及大学士至寝宫，授受遗诏。二十三日子时（晚上11点～翌日凌晨1点），龙驭上宾。大学士宣读朱笔谕旨，着宝亲王继位。”

雍正帝的死非常仓促，《起居注册》的记载似乎也有故弄玄虚之嫌，雍正帝多半死于二十二日晚，诸王大臣被紧急召入宫时，雍正帝有可能已经暴亡。被召入宫的大臣之一张廷玉在自己修订的《年谱》中记录了当夜的情况。张廷玉是雍正帝的心腹，每日都进宫觐见，从八月二十日起，雍正帝已经出现了身体不适的情况，但还能照常办公。二十二日晚，张廷玉刚刚就寝，就被紧急宣召至圆明园，“始知上疾大渐，惊骇欲绝”。张廷玉每天都进宫面圣，二十二日当天也不例外，晚上突被召入宫，才知道雍正帝已处于弥留之际，雍正帝的病情非常突然，可能白天还没有征兆，所以张廷玉才会惊骇不已。《年谱》记载的取出密旨一事，也透露出了当晚的详情。雍正帝吸取了康熙末年皇子争位的教训，订立了秘密立储制度，一道密旨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背后，另一道朱笔密旨则随身携带，以备勘对之用。张廷玉记载道，当雍正帝驾崩后，诸王大臣们让总管太监请出密旨，而总管太监却说雍正帝未曾提及，他们不知密旨所在何处。还是张廷玉描述密旨的外观“外用黄纸固封，背后写一‘封’字者即是此旨”，总管太监才找寻取出。

如果张廷玉等人入宫时，雍正帝尚能开口嘱托，定会指示密旨下落之处，不可能导致临时仓皇，可想而知，诸臣觐见时，雍正帝已经撒手归天，至少已陷入昏迷，无法开口。种种说法

雍正帝暴卒，官书记载甚简，未记载其死因，再加上他的为人处世多有争论，所以自然而然引起人们的猜疑，于是便产生了种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雍正帝是被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刺死的。“吕留良案”是雍正年间最有影响的文字狱，吕留良及其子吕葆中被开棺戮尸，另一子吕毅中被斩首，其家族男女皆被流放宁古塔。有人说清兵前来缉拿时，吕四娘侥幸逃脱，拜拳师虬髯公为师，习得高强武艺，潜入宫中杀死了雍正帝，还将他的头割了下来。安葬雍正帝时，为了不让尸首不全，乾隆帝便让工匠铸造了一颗金头代替雍正帝的脑袋。也有人说，吕四娘被充入宫中为宫女，雍正帝看上了她，她趁侍寝的机会行刺仇人。

吕四娘行刺一说被渲染得有声有色，似乎煞有其事，然而这一说法是不可信的。吕四娘不可能在缉捕中逃脱，也不可能充入宫当宫女，更不可能行刺雍正帝。吕氏一门有人逃脱的谣言在当时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甚至传进宫内。雍正八年（1730），雍正帝特地询问负责该案的浙江总督李卫。李卫回禀皇帝绝无此事，说吕氏一门无论男女老少皆已拘捕，连吕留良父子的坟墓也派人监视，不可能有人漏网。李卫是雍正帝的心腹，断不敢敷衍皇帝。

吕四娘也不可能入宫当宫女，按清例，宫女是从内务府包衣佐领以下人员的女儿中选取的，与选秀女一样，名字身世都要登记在册。当时罪犯眷属，尤其是15岁以下的女子，确实有可能被收入宫中为奴，但是吕留良的子孙后代却是被流放至宁古塔，且遭到严格监管，不可能为祖上报仇。而且圆明园虽是离宫，但因雍正帝多在此居住，因此戒备森严不下于大内。很难想象一个女子能够飞檐走壁，潜入寝宫不露声色地杀死皇帝。

另有一种说法，说不堪折磨屈辱的宫女和太监在雍正帝熟睡的时候，将他勒死。这也是子虚乌有的，历史上的确有一位世宗被宫女太监缢而未死，然而这位世宗是明世宗，因为两个皇帝的庙号都是“世宗”，民间不明事者便很容易张冠李戴，将明世宗的事情移到清世宗身上。

此外还有一种更为离奇的说法，宣称《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有个恋人叫竺香玉，是林黛玉的原型。竺香玉后来被雍正帝抢入宫中，立为皇后。曹雪芹为了见到恋人便混入宫中。竺香玉虽然贵为皇后，但对雍正帝没有丝毫爱意，后来两人合谋将雍正帝毒死。

这些说法不过是野史，不足为信。那么有没有可能雍正帝是正常死亡？有学者认为雍正帝上了年纪后身体发胖，又缺乏运动，因高血压导致突然中风而死，但目前尚无文献资料证明这一说法。丹药中毒说

从种种迹象来看，雍正帝的死确实有蹊跷。八月二十五日，刚刚继位的乾隆帝于宫中下了一道谕旨，告诫宫女、太监们不得乱传外间闲话，以免“皇太后闻之心烦”，如有妄谈者，必重重处罚。雍正帝才驾崩，是什么“外间闲话”会让皇太后心烦意乱呢？这不由得让人将之与雍正帝之死联系起来。

近年来，通过对清宫档案的梳理，史学界逐渐认同雍正帝丹药中毒而死的说法。就在乾隆帝下旨禁止宫人议论传闻的同日，他还下了另一道旨，驱除雍正帝生前在宫内蓄养的炼丹道士，说雍正帝“万岁馀暇，闻外间有炉火修炼之说。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休闲之具”，虽然将炼丹道士置于宫中，但不过视之为“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他还警告这些道士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一经访闻，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绝不宽贷。”

乾隆帝的声明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如果雍正帝没有服过丹药，何必强调“未曾用其一药”？如果仅将这些道士视为俳优，又何必如此急匆匆地驱逐他们？乾隆帝连这点儿容人雅量都没有？道士在雍正帝面前说了什么，雍正帝又应了什么以致乾隆帝要让他们禁口？除了避免这些道士倚仗雍正帝的威名作威作福，难道不是害怕从道士们的口中流露出一些会令雍正帝声名受损的言论？

从史书记载来看，雍正帝非但没有像乾隆帝所说的那般将僧道异能之士视为俳优，反而对占卜、炼丹颇感兴趣。未称帝前他曾写过不少歌颂神仙、丹药的诗，仅举一首名为《烧丹》的诗如下：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攻兼内外丹。光芒冲斗耀，灵异卫龙蟠。自觉仙胎熟，天符降紫鸾。

这首诗说的就是炼丹时的情景，可见雍正帝对道家的炼丹之术所知匪浅，而且对不老升仙甚为向往。他的门客戴铎出外办事时，曾偶遇一个颇有神通的道人，雍正帝不无羡慕地说戴铎“好造化”。

登基后，虽要务繁忙，但雍正帝对丹药仍有浓厚的兴趣。他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瑞，将其封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仙人”，其重要原因就是他发现了“金丹之要”。

康熙帝对丹药也很有兴趣，但他为人谨慎，炼丹成功之后先让道士们试服，自己很少服用，而雍正帝则是对丹药来者不拒。他本人长期服用一种叫做“既济丹”的丹药，不仅自己服用，还赏赐给鄂尔泰、田文镜等心腹重臣。他曾劝说田文镜服用既济丹，声称此丹非同一般丹药，有特殊效果，让田文镜“放胆服之，莫稍怀疑，乃有益无损良药也。朕知之最确”。他对此“知之最确”，说明他服此丹已久，对丹药的药性有了深入的了解。

从雍正七年（1729）冬天开始，雍正帝便觉得身体不适，次年三月病情加重，忽寒忽热，胃口不调，夜间难以入睡，此症状持续了两个月，五月初有所好转，但随即加重，甚至一度病危，召诸王大臣入宫面授遗诏。幸而转险为安，逐渐好转。

这场大病前后，雍正帝给河东总督田文镜、浙江总督李卫、云南总督鄂尔泰、山西巡抚觉罗石麟、川陕总督查郎阿、福建巡抚赵国麟等人下了密旨，命令他们寻访名医和精于修炼的术士。这些密旨都是雍正帝亲自用朱笔书写的，可见他对此十分重视。

雍正八年（1730）二月，四川巡抚宪德向雍正帝上了一道奏折，说听闻成都府有一个被称为“龚仙人”的龚伦，有养生之道，精通岐黄之术，86岁时他的小妾还生了一子，90岁了仍然强健如壮年。雍正帝闻言大喜，召龚仙人入宫。谁知宪德勘查后，才知道这位龚仙人已于雍正六年（1728）去世了。

雍正帝大为惋惜，然而依旧不甘心，便让宪德询问龚伦之子，看他们其中是否有人领会其父的养生之道。龚伦之子可能未曾领会其父秘传，也可能是怕出差错，惹来杀身之祸，纷纷称否。宪德深惧皇帝责怪自己办事不力，又急匆匆地推荐了一个道士王神仙。哪知这位王神仙是欺世盗名之徒，被雍正帝斥责了一番。

浙江总督李卫的行动也很迅速，接到雍正帝命令寻访道士密旨的次日，他便上奏折将一位有神仙之称的道士贾文儒推荐进京。贾文儒即贾士芳，原是北京白云观的道士。雍正七年（1729），雍正帝召见过他，却不甚满意，略加赏赐便打发走了。贾士芳后来离开京城，浪迹河南，很有一些名气。

得奏后，雍正帝立即命令负责总管河南、山东政务的河东总督田文镜派人将其护送上京。贾士芳于雍正八年（1730）七月抵达京城，入宫为皇帝治病，颇见疗效。雍正帝很高兴，赞扬推荐贾士芳入京的李卫：“朕安，已全愈矣。朕躬之安，皆得卿所荐贾文儒之力所致。”

贾士芳深受雍正帝恩宠，身价顿时百倍。然而君恩难测，仅仅一个多月时间，他便被下狱处斩。贾士芳究竟哪里得罪了雍正帝？《实录》记载道，贾士芳见识短浅，“言语支离，启人疑惑”，雍正帝令他治病，他“口诵经咒，并用以手按摩之术……语言妄诞，竟有‘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听我驱使’等语。朕降旨切责，伊初闻之，亦觉惶惧，继而故智复萌，狂肆百出，公然以妖妄之技，欲施于朕前……今则敢肆其无君无父之心，国法具在，难以姑容”。

其中有若干怪异之处，既然贾士芳言语颠倒，令人疑惑，那么雍正帝为何还让他为自己治病？贾士芳治病时念的经咒“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听我驱使”不过是道士施术时常用之言，雍正帝为何对此大怒？既然雍正帝已经降旨责备贾士芳，贾士芳为何还敢故技重施，甚至更加狂肆？以上种种，都难以解答。

宫中留存的档案解开了此事的部分缘由。在一份上谕中，雍正帝说明了贾士芳获罪的原因，贾士芳治疗有术，然而“一月以来，朕躬虽已大愈，然起居寝食之间，伊（指贾士芳）欲令安则安，伊欲令不安则果觉不适”。自身安康全由一个道士操控，这令多疑的雍正帝如何不恼怒？贾士芳便白白为皇帝的猜疑之心送掉了性命。长生不得反送命

值得注意的是，贾士芳一案发生后，雍正帝极力为李卫开脱，要求百官不得以此弹劾李卫。这便等于给已经举荐或将要举荐道士的大臣们吃了定心丸，也为他丹药中毒而死埋下伏笔。

贾士芳虽死，宫中的道士仍是往来不绝。据清宫档案记载，此后雍正帝频频参加道教活动，还在御花园中修建房屋安置道士娄近垣、张太虚、王定乾等人。娄近垣的道术是设坛祈祷，后于雍正十二年（1734）获赏返回龙虎山。张太虚、王定乾擅长炼丹，正是他们送掉了雍正帝的性命。

从雍正八年（1730）冬起，雍正帝悄悄地令张太虚等人在圆明园中开炉炼丹。雍正帝不如其父康熙帝谨慎，也性急，对道士炼成的丹药来者不拒，还几次赏赐给臣下。

据清宫《活计档》记载，从雍正八年（1730）到十三年（1735）这5年间，雍正帝先后157次下旨向圆明园运送炼丹所需物品，其中有煤炭234吨，此外还有大量矿银、红铜、黑铅、硫黄等矿物质。就在雍正帝死前的半个月，有200斤黑铅运入圆明园。黑铅是一种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致人死亡。据学者推测，这200斤黑铅有可能与雍正帝之死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炼丹所用的铅砂、硫黄、水银等矿物都含有毒素，对人体的危害很大。雍正帝常年服用丹药，毒性在体内慢慢累积，再服下由黑铅等有毒物质制成的丹药，终于导致毒发身亡。

雍正帝因服丹药而死，对皇室而言是一件丑闻。乾隆帝登位后，对炼丹道士恨之入骨，但为了维护皇父的名誉，仅将他们逐出宫了事，并在史册中对此加以掩饰，以致雍正帝之死成为了一桩谜案。

六下江南为哪般——乾隆帝身世谜案

乾隆帝名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是雍正帝的第四子，他天资敏慧，深受祖父康熙帝和父亲雍正帝的喜爱，雍正帝一登基便将他密立为皇储。他25岁继位，在位60年而实际执政63年，嘉庆四年（1799）去世，享年89岁。乾隆帝的生母是谁

清代官书和清宫档案均记载乾隆帝的生母是钮祜禄氏，四品典仪凌柱之女。成书于乾隆六年（1741）的《世宗宪皇帝实录》也记载了雍正元年（1723），乾隆帝之母钮祜禄氏被封为熹妃之事。

如此看来，乾隆帝之母必是钮祜禄氏无疑，然而清宫档案《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收编的谕令却是如此记载：“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尊太后圣母谕旨：侧福晋年氏封为贵妃，侧福晋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

对照比较，可以看出这一条记载与《实录》中的记载有所差异。《实录》中记载被封为熹妃的是格格钮祜禄氏，《汇编》中则记载为格格钱氏。清代后宫制度严格，皇妃的封号只能有一个，因此格格钮祜禄氏和格格钱氏应该是同一个人。可是，两个姓氏无论是从字形上看还是从字音上看，都无相似之处，况且雍正帝的后妃中没有姓钱的，这样的错误令人难以想象。

雍正档案与雍正实录关于乾隆帝生母的记载相互矛盾，这正是乾隆帝身世之谜的来源之一。乾隆帝出生在何处

另一来源是乾隆帝的出生地不详。乾隆帝自己认为他是在雍和宫出生的。雍和宫是雍正帝胤当皇子时的潜邸——雍亲王府，雍正帝当上皇帝后，将雍亲王府赐名为雍和宫。乾隆帝登基后，改雍和宫为喇嘛庙，并把雍正帝的画像供奉其中，他每年正月初七还会到雍和宫祭拜。乾隆帝多次以诗表明自己生在雍和宫，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帝作《新正诣雍和宫礼佛即景志感》，其中有一句“到斯每忆我生初”，意思也就是说，他每次到雍和宫时，总是念念不忘当初他就是生在这里的。

乾隆四十七年（1782），乾隆帝作《人日雍和宫瞻礼》，他在诗的末句注道：“余实于康熙辛卯生于是宫。”辛卯年即康熙五十年（1711）。乾隆五十四年（1789），他作《新正雍和宫瞻礼》，在注中云：“予以康熙辛卯生于是宫，至十二岁始蒙皇祖养育宫中。”再次明确重申他出生于雍和宫。乾隆帝之所以再三强调他出生于雍和宫，一来是作诗应景；二来是澄清外界的谣言。在他在位期间，便有人对其出生地有不同看法。当时朝中有位任军机章京的官员名为管世铭，他曾随乾隆帝前往避暑山庄木兰秋狝，赋诗三十余首，其中一首涉及乾隆帝的出生地：“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衷。”诗后小注称：“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即雍正帝）忌辰临驻。”

狮子园是避暑山庄中的一处园林，因其背后有一座形状像狮子的山峰而得名。康熙帝到热河时，雍正帝经常随驾前往，狮子园便是他当时在热河的住处之一。管世铭将避暑山庄中的狮子园认定为乾隆帝的出生之地，当然不会是出于自己的臆造，肯定是当时京师中流传着这一说法，他才会自然而然地写入诗中。

不仅管世铭如此认为，连嘉庆帝也是这么看的。嘉庆元年（1796）八月，退位为太上皇的乾隆帝在避暑山庄过86岁诞辰，即万万寿节（皇帝生日称为万寿节，太上皇生日称为万万寿节）。嘉庆帝特地作《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行庆贺礼恭纪》一诗庆贺，诗下注云：“康熙辛卯肇建山庄，皇父以是年诞生都福之庭。山符仁寿，京垓亿秭，绵算循环，以怙冒奕祀。此中因缘，不可思议。”意思是说，辛卯年（康熙五十年）曾祖父康熙帝建造了避暑山庄，皇父乾隆帝恰好也在此年诞生于山庄中，其中的因缘恰合天意。乾隆帝对嘉庆帝的这一看法似乎并无异议。次年，乾隆帝再次在避暑山庄过万万寿节时，嘉庆帝又作诗祝贺，诗下也有注释，而且更加明确了，“敬惟皇父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

然而十几年后，嘉庆帝却放弃了乾隆帝出生在避暑山庄的说法。嘉庆十二年（1807），朝臣编修的《高宗实录》和《高宗圣训》初稿完成。嘉庆帝在审阅时，发现《实录》和《圣训》都将乾隆帝的出生地记为雍和宫，他始感事态严重，当即命令编修大臣认真核查。官员把乾隆帝当年曾说自己生于雍和宫的诗句找出进呈嘉庆审阅。皇父之意不能违，嘉庆帝只好放弃了狮子园的说法。然而他下谕修正之前他所作诗中乾隆帝降生于避暑山庄的文字，使许多人仍然相信乾隆帝生于避暑山庄，最终导致了一场宫廷风波，当然这已是后话。种种假说

乾隆帝生母记载存在矛盾，出生地也不明确，因此引来了民间种种猜测，导致乾隆帝的身世成为了疑案。◆清·徐扬·乾隆帝南巡图（局部）

第一，避暑山庄李氏宫女说。据说雍正帝胤禛当皇子时，随康熙帝到热河围猎，射中了一只鹿，便生饮鹿血。鹿血奇热，能壮阳，胤禛随行没有带后妃，身边只有一个奇丑无比的李氏宫女，他兴致上来，也顾不上李氏貌丑，便宠幸了她。次日胤禛返京，几乎忘了这件事。谁知李氏一夜露水姻缘后，竟珠胎暗结。康熙帝偶见此女，震怒异常，诘问之下，才知道是四阿哥胤禛蓝田种玉。李氏此时已大腹便便，即将临盆。康熙帝怕玷污了宫殿，令李氏在狮子园中的一座草房生育，生下了乾隆帝。李氏出身微贱，康熙帝便让钮祜禄氏收养，于是乾隆之母便成为钮祜禄氏。

这一说法是清末冒鹤亭说的，冒鹤亭曾是热河督统的幕僚，从热河老宫监口中得知此秘闻。持此说法的人认为，清代官修的《热河志》之所以将简陋的草房列入狮子园的名胜建筑中，还每年拨专款修理，正是因为重视乾隆帝出生地之故。此外，乾隆帝每年来到避暑山庄，都会在草房小憩，频繁咏叹作诗，留下的“草房”诗有数十首之多。所以有人推测，乾隆帝对草房青睐有加，就是因为他出生于此。

然而这一看法仅是推测而已，如果乾隆帝是李氏宫女所生，作为一个很要面子的皇帝，乾隆帝只会极力掩饰，不可能反而彰显。其实从乾隆帝自身所作的草房诗中可以看出，他之所以频频作诗赞美草房，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缀景，在富丽堂皇的建筑中，草房显得格外简朴清新；二是示俭，用来表示皇帝虽高高在上，但仍然心怀天下众生疾苦。

第二，南方傻大姐说。这是民国时期曾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从老宫役口中听说的，他告诉了胡适，说乾隆帝的生母是南方人，诨名“傻大姐”，随家人到热河谋生。一年清宫选宫女，她好奇前往观看，结果被误以为是旗人女子，入了选，被分到雍亲王府当使女。后来，雍正帝生病，傻大姐在一旁细心伺候。雍正帝病好后，感激她的照料，便纳她为妾，生下了乾隆帝。胡适将此说记录在他的日记中，随着《胡适之日记》的出版发行，此说广为流传。这一说法颇具传奇色彩，却经不起推敲，清宫无论是选秀还是选宫女，都是严格按花名册行事，况且门卫森严，怎么可能让一个女子轻易混了进去？

以上两种说法至少还认为乾隆帝是满人和汉人的混血，而第三种说法，也是最广为流传的说法则认为他是完全的汉人，即海宁陈家说。乾隆帝是汉人吗

海宁是杭州府隶属下的一个滨海小县，陈家是当地的官宦之家，自明正德年间起便屡出举人、进士。到了清朝，仕宦愈隆，陈之闿和陈之问两兄弟的后代颇有出息，陈之闿的儿子陈元龙是康熙年间的进士，历任巡抚、尚书，雍正七年（1729）授文渊阁大学士，元龙的侄子陈邦彦官至侍郎。陈之问的儿子陈诜历任礼部尚书、刑部尚书，陈诜之子陈世倌历任巡抚、工部尚书，至乾隆六年（1741）授文渊阁大学士，这位陈世倌便是传说中乾隆帝的生身父亲。

有人说，康熙年间，身为皇子的雍正帝和大臣陈世倌往来密切，恰巧两家同时生子。雍正帝的侧妃钮祜禄氏生下了个女儿，陈世倌的夫人生了儿子，正当陈家兴高采烈之时，雍亲王让人把陈世倌的儿子抱进府中，许久才送回。陈世倌打开襁褓一看，却发现儿子变成了女儿，他大骇，不敢声张也不敢辩解，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乾隆帝继位后，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便借南巡之名，去海宁探视亲生父母。但此时陈世倌夫妇已去世，他便到父母墓前，用黄幔遮住行了人子大礼。据说乾隆帝知道自己不是满人后，常在宫中穿汉服，还问身边的大臣自己是否像汉人。海宁陈家至今还有皇帝御书“爱日堂”和“春晖堂”的匾额，“春晖”出自唐代诗人孟郊的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爱日”也有孝慈之意，于是有人认为，如果乾隆帝不是陈家的儿子，怎么可能会题这样的匾额？

乾隆帝为海宁陈家说似乎无懈可击，然而细细说来，其中却有不少漏洞。

其一，胤禛没有偷抱他人之子的理由。有人说，胤禛做皇子时，膝下无子，出于争储的目的便不择手段用陈世倌之子冒充自己的儿子。然而事实是，康熙五十年（1711）弘历出生时，胤禛34岁，正当壮年，其长子、次子虽然已经早殇，但第三子弘时已8岁，在钮祜禄氏生下弘历3个多月后，另一个格格耿氏又为雍正帝生下了第五子弘昼，此后，雍正帝又陆续拥有5个儿子。可见雍正帝并无生育上的问题，而且他如何知道他一定会登上皇位？又如何知道陈氏之子是有福之人？无论于情于理，都讲不通。

也有人说，换子之举是钮祜禄氏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偷偷为之，雍正帝并不知情。这个传说的来源很有可能与另一位钮祜禄氏有关。开国功臣额亦都是钮祜禄家族的先祖，他的第八子图尔格之女钮祜禄氏嫁给了褚英长子郡王尼堪，钮祜禄氏不能生育，便演了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把戏，将女仆之子冒充自己的儿子。这一把戏被揭穿后，图尔格被牵连夺官，也造成其他相关人士受到相应的处罚。这一件事在京城引起了轰动，传来传去，传到后来，便有可能张冠李戴到雍正帝的侧妃钮祜禄氏头上了。

其二，乾隆帝六度南巡，四次至海宁，并住在了陈家，但无寻亲之事。乾隆帝六下江南，一来是为了效法其祖父康熙帝六次南巡之举，同时也有炫耀国力、游山玩水之意。从第三次南巡开始，他连续四次抵达海宁，主要是为了视察钱塘江海塘工程。

乾隆帝之所以驻跸陈家私园，主要是陈家与朝廷关系较为亲密，而且此园风景雅致，园中有百年古梅，还可听闻潮声。乾隆帝居住于此，感到十分惬意，作了数十首题咏此园的诗句，并赐名为“安澜园”，有愿海水安澜平静、永不扰民之意。需要辨明的是，尽管他在此驻跸，但从未召见过陈家子孙，更不用说是认祖归宗了。

其三，陈家确实拥有“爱日堂”和“春晖堂”两块匾额，然而这两块匾额不是乾隆帝题的，而是康熙帝的御书。康熙二十九年（1690），陈元龙为侍读学士，随侍皇帝身边。有一天，康熙帝练字时，饶有兴致地要给随侍的翰林们题写堂名。陈元龙奏称其父已年逾八十，请求康熙帝赐字“爱日堂”，以表示他不忘慈父之恩。康熙帝向来提倡孝道，自然是提笔书之。

而“春晖堂”的匾额则是康熙帝赐给陈云龙的侄子陈邦彦的。陈邦彦的父亲过世很早，其母黄氏守节40余年，辛辛苦苦将陈邦彦抚育成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帝特地赐书“春晖堂”，以表彰黄氏对陈邦彦的养育之恩。

因此，这两块匾额与乾隆帝全然无关，而且综观乾隆一朝，乾隆帝并没有对陈氏一门表示出特别的恩典。陈邦彦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便是翰林，直到乾隆年间才升至侍中，不久被革职。陈世倌于乾隆六年（1741）授文渊阁大学士，然而没有多久便因起草谕旨出错被革职，并被乾隆帝当面斥责为“无参赞之能，多卑琐之节，纶扉重地，实不称职”。如此严厉的斥责，别说是传说中皇帝的生父，就是一般的前朝老臣也很少受到。

其四，历史上的乾隆帝的确经常穿汉服，现在故宫还保存着不少他穿汉服的画像。然而他本人对满人渐染汉俗却抱有很强的警惕之心，屡次下旨提倡国语（即满语）骑射，禁止满人习汉俗。乾隆二十年（1755），汉臣胡中藻所著《坚磨生诗钞》中有“悖逆之语”构成文字案。大学士鄂尔泰之子、历任巡抚的鄂昌曾经和胡中藻往复唱和，乾隆帝深厌之，赐其自尽。可见他对汉文化侵染满人痛恨至极。母子情深

总而言之，乾隆帝为海宁陈家之子一说纯属子虚乌有。从历史记载来看，乾隆帝的生母就是钮祜禄氏。那么如何解释谕旨档案与《实录》中关于乾隆帝生母姓氏记载的差异呢？

近来有学者认为，谕旨档案是第一手资料，而《世宗宪皇帝实录》是乾隆帝继位之后修编的，有可能对原始资料作篡改。按《玉牒》十年一修的制度，也不排除篡改的可能。乾隆帝的生母应该原姓钱，弘历被秘密立为储君后，未来皇帝的生母需要一个高贵的姓氏，因而钱氏认内大臣四品典仪凌柱为父。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测，尚未得到历史文献的证实。

无论钮祜禄氏姓钮祜禄也好，姓钱也好，她都是个有福之人。康熙四十三年（1704），钮祜禄氏被选为秀女。康熙帝将她赐给雍亲王胤。几年后，她生下了弘历，从此母以子贵。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到避暑山庄围猎，雍亲王一家随行。康熙帝特地召见了钮祜禄氏，连称她为有福之人。雍正元年（1723），雍正帝登基后，将她封为熹妃。而仅比她晚3个月生下皇五子弘昼的格格耿氏只被封为嫔，这不得不说是因弘历之故。雍正八年（1730），钮祜禄氏被封为熹贵妃。自雍正九年（1731）孝敬皇后去世后，雍正帝再也没有立后，钮祜禄氏总摄六宫之事，地位实同于皇后。

雍正十三年（1735），雍正帝去世，乾隆帝继位，当天钮祜禄氏便被尊为皇太后，此后她更是享尽清福。乾隆帝是个孝子，时常前往太后寝宫问安，陪侍太后三游五台山、四下江南。每年钮祜禄氏生日，乾隆帝都会隆重庆祝，逢60、70、80整寿更是如此。他所作的诗文中有不少是赞颂皇太后养育之恩、母子情深的。乾隆帝还令宫中造办处用三千多两黄金铸成一座金塔，专门用来存放钮祜禄氏梳头时掉下来的头发，所以叫“金发塔”。乾隆帝对太后如此孝顺，或许也可从侧面证实他确实是钮祜禄氏所出。

金顶红墙话养生——康乾二帝长寿之谜

历史上所谓盛世的出现，经常与某个长寿的皇帝相联系，唐玄宗李隆基在位44年，缔造了开元盛世。清代康乾盛世的出现，固然是康熙、乾隆两帝励精图治的结果，但也与他们的健康长寿关系密切。祖孙两代长寿皇帝

康熙帝和乾隆帝都是有名的长寿皇帝，清军入关至宣统退位，清在中原的统治共268年，而康熙、乾隆两朝维持了121年，几乎占了一半，如果他们没有旺盛的精力和绵长的寿命，恐怕也不会开创封建时代最后一个盛世了。

康熙帝8岁登基，在位61年，享年69岁，他在位期间勤于政务，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征讨准噶尔叛乱，抵抗沙俄的侵略，签署《尼布楚条约》……他为国家大事操心劳力，身体却一直很健康。如果不是晚年皇子的皇位斗争使他心力交瘁，说不定他还能活得更久。

康熙帝的孙子乾隆帝比他更长寿，福气也更大。乾隆帝25岁继位，在位60年，当了3年多的太上皇，终年89岁。他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4朝，享受7代同堂的天伦之乐，是历代皇帝中寿命最长的。乾隆帝不仅长寿，身体还十分健康，他视力极好，终生不用眼镜，65岁时还能使妃子受孕，生下皇十女和孝公主。晚年虽有痔血、尿频及健忘症，但总体上还是相当健康，87岁时还能外出狩猎，临终前不久尚能读书写字。

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来华，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帝。他对乾隆帝是如此描述的：“观察皇帝的相貌，虽然已经83岁了，可是看起来像60多岁的人，精神矍铄，像年轻人一样。”

乾隆帝对自己的长寿也十分得意，认为“不特云稀，且自古所未有也”，70岁时，他特地撰写了《古稀说》，并刻“古稀天子之宝”及“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印章；80岁时，刻镌“八徵耄念之宝”印章，以志庆贺。养生有道

康熙帝和乾隆帝之所以长寿，主要在于他们养生有道：一是生活有规律，饮食有所节制；二是注重锻炼，喜好骑射；三是平日适当服用养生药物。

作为皇帝，有数不尽的山珍海味可供享用，康熙帝和乾隆帝对此却十分节制。康熙帝饮食简单，每天除了进膳两次外，不食别物，他注意选择有营养的食品，不有所偏嗜，也不暴饮暴食，严戒烟酒及槟榔。他出巡在外时，爱吃当地所产的时令菜。他说：“老年人应当饮食淡薄，每兼菜蔬食之则少病。”

康熙帝在位期间，烟草在中国已广泛种植，吸烟之风很盛行，不仅百姓吸，即使宫廷的大臣们也多有此嗜好。康熙帝幼年时曾在乳母家学会吸烟，但继位后，觉得对身体有害，便把烟戒掉了。自此之后，他不仅要求自己不吸烟，也要求大臣们改掉吸烟的习惯。康熙帝平生不好饮酒，虽然他酒量过人，可喝一斤，但能饮而不饮。进膳后，他认为不能即时休息，也不能马上投入到紧张的事务中，而应与人闲谈，或者赏玩珍玩器皿，用以消食。

康熙帝非常注意饮水卫生，说：“人生养身饮食为要，故所用之水最切。”他一般把水加热煮沸，取蒸馏水饮用。每当夏日大雨倾盆或洪水暴发之际，他拒饮河水，认为洪水会将脏物冲刷到河中，河水肮脏，喝了易生病。

与康熙帝一样，乾隆帝的起居饮食也很有规律，他每日早晨6时起床，洗漱后用早膳。上午处理政务，和大臣们议事，午后游览休息，晚饭后看书习字，按时就寝。他曾经说过：“凡人饮食之类，当各择其宜于身者，所好之物不可多食。”他平日爱吃的食物有豆腐、黄豆芽、蘑菇、蜂蜜、燕窝、鸭子、肉皮等，这些食物大多具有调节机体免疫、增强人体体质的作用。步入老年后，他的饮食习惯变得清淡，少食肉类，多食蔬菜，喜欢食粥。粥具有易于消化和保养脾胃的功效，利于颐养天年。自古帝王多好酒色，导致肾精亏损，早早出现衰老之状。康熙帝和乾隆帝后妃虽多，但不沉迷酒色，极少纵欲，在历代君王之中实属难得。

除了平时注意养生之外，康熙帝和乾隆帝还经常出巡。康熙帝曾六巡江南，多次登泰山祀东岳。一心效法祖父的乾隆帝也六下江南，六次巡幸五台山，四次东巡。在频频的出巡活动中，他们饱览神州景色，心旷神怡，体质也得到了锻炼。

即使在宫中，康熙帝和乾隆帝也从不安坐于室内，而是对围猎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多次去热河围猎。康熙五十八年（1719），康熙帝曾兴致勃勃地对自己的侍卫近臣说：“朕自幼至老，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麇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射获诸兽，不胜记矣。又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

乾隆帝弘历继承了祖父喜欢骑射的传统。在他年纪尚幼时，每当举行木兰秋狝，康熙帝总是会带着他出塞打猎。有一次弘历跟随祖父围猎，不意遇上了一头黑熊，弘历不慌不乱，执辔昂首。康熙帝怕黑熊伤了皇孙，急忙用铁矛将黑熊射死。见到临危不惧的弘历，康熙帝十分喜爱，经常对大臣们提及此事。

乾隆帝对此事印象深刻，成年后愈加喜欢出巡打猎。他箭术了得，常在夏日接见武官后在宫门外较射，射时箭发3番，每番3发，每发多中靶心，9箭可中六七。乾隆十四年（1749）十月，他在大西门前射箭，9发9中。大臣钱麓惊为异事，特作《圣射记》进呈，感叹“圣艺优娴”。

此外，康熙帝和乾隆帝还爱好丰富，康熙帝热衷科学，对算学、天文、地理、光学、医学、解剖学等自然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甚至亲自解剖过一头冬眠的熊。他曾亲自观测日食，为了观察风向，他还在宫中设立小旗，用来察看风向、风速。

乾隆帝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喜好吟诗作对，酷爱书法，他一生遍游名山大川，到处写诗题词，一生共写诗43630首，其数量之多，在历史上无人望其项背。他还喜欢听音乐，经常要求乐工更换新曲。康、乾二帝热衷于自己的“业余”爱好，这对陶冶性情、延缓衰老起了重要的作用。日常保健

历代君王多迷信长生不老，服丹药中毒者比比皆是，不过康熙帝和乾隆帝对此并不迷信，康熙帝曾对炼丹有过兴趣，但非常谨慎，从不轻易服用，而乾隆帝却因为皇父雍正帝服丹药中毒身亡，对丹药深恶痛绝。由此避免了重蹈其他君王因服用丹药毙命的覆辙。

康熙帝非但不喜欢服用丹药，连对补药也没有过多的兴趣，他尤其对人参没有好感，认为有害无益，与其药补不如食补。他曾经说过，早年满洲老人皆不服药，太皇太后、皇太后一生也不服药，先人的做法是有道理的，所以应该效仿。康熙帝不仅这么说，而且以身作则，他57岁时，下巴有几根白须，大臣进献滋补肝肾的乌须丸，他认为多此一举，拒之不用。

乾隆帝却不认同祖父的观点，他每天都要噙服少许上好野山参，还常饮药酒。他认为人需进补，但要适时适量，不能乱补。他常用的补益药方有：龟龄汤、椿龄益寿药酒方、健脾滋肾壮元方、秘传固本仙方等，这些药方多属于脾肾双补之药品。中医认为肾为先天之本，固肾即固本，先天之本既固，体质自然健康。他晚年经常服用一种名为八珍糕的保健食品，八珍糕由党参、茯苓、白术、薏米等研磨成粉，与白米粉同蒸而成，具有平和温补、益气养血的功效。

乾隆帝还根据自身的体验，总结出了养生四诀：“吐纳肺腑，活动筋骨，十常四勿，适时进补。”“十常”是：齿常叩，津常咽，耳常掸，鼻常揉，睛常转，面常搓，足常摩，腹常运，肢常伸，肛常提。“四勿”就是：食勿言，卧勿语，饮勿醉，色勿迷。“十常四勿”符合保健养身的道理，即使到了今天，也仍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康熙帝和乾隆帝的养生之道十分有效，特别是乾隆帝，他一生没有患过严重疾病，直到晚年还是思维敏捷、身强体健，他的死是属于自然衰老，寿终正寝。

神武遇刺 事变频生——嘉庆朝的社会动荡

历朝历代的皇帝对于自身安全的防范总是最为严密的，但尽管他们身边护卫重重，总是百密一疏，被铤而走险者找到刺杀时机。嘉庆八年（1803），嘉庆帝居然在自己的家门口遇刺，而且刺客并非以一敌百的高手，只是一个平凡百姓而已，这让人看上去简直有些荒谬。

陈德是北京城中一个普通的百姓，他的父亲是汉军镶黄旗人，属契买家奴。出身低微的陈德一直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尝尽人间辛酸。他看到自己和两个儿子每日里辛苦劳作都不能吃一口饱饭，而京城贵族却过着腐朽生活，内心之中便不免有一股愤慨之气。有一次，当陈德被主人解雇衣食无着落的时候，发现有人在街上用黄土垫道，询问之下才知道是嘉庆帝斋戒之后要在二十日回宫了。本就愤然的他决定找机会刺杀皇帝：“犯了惊驾之罪，必将我乱刀剁死，图个痛快，也死个明白。”

嘉庆帝回宫的这一天，一切看上去都那么平静，与平常无异，谁都不会想到无知小民陈德正藏在神武门西厢房南山墙后。当众人簇拥着皇帝来到神武门，嘉庆帝下轿打算步行到顺贞门时，一个黑影忽然冲了出来，用手中的小刀直刺龙袍。

这个变故太过突然，以至于过久了养尊处优生活的一百多位侍卫各个呆若木鸡，不知所措。此时反应最为敏捷的是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乾清门侍卫丹巴多尔济等，他们奋力上前，在多处负伤之后，才将这个“刺客”按倒在地。

仓皇逃走的嘉庆帝不知道自己的侍卫如此无能狼狈，因为他跑进顺贞门的时候头也没敢回。而陈德被抓捕之后，他才气急败坏地要求军机大臣和刑部进行严审。几个昼夜的酷刑之下，陈德丝毫不为所动，声称自己未受任何人指使。愤怒的嘉庆帝下令将他凌迟处死，陈德两个尚未成年的儿子陈禄儿和陈对儿也被处以绞刑。

直到杀掉了刺客，嘉庆帝才回想起自己当时的狼狈，开始问责身边负责保卫皇帝的官员，以失察之罪将神武门和东华门十七名文武官员发配到热河披甲当差。而这些举动并没有让他从此安定，此后的日子里，还有更多的“惊喜”在等待着嘉庆帝。紫禁城之乱

紫禁城是皇帝办公生活之所，算是天下的心脏，而在嘉庆帝时期居然会有匪徒直接闯入，这也是自从紫禁城建造以来几百年闻所未闻的事情。

嘉庆十六年（1811）的秋天，负责观天象的钦天监在西北天空发现了一颗彗星，他们向皇帝禀报说：这是战争的象征，不吉利。若要化解这一天象所带来的厄运，则应该将嘉庆十八年（1813）闰八月改成十九年（1814）闰二月。

当时的皇帝和大臣对这一充满了迷信色彩的行为深信不疑，而同样深信不疑的还有老百姓。这颗彗星给皇帝带来烦恼的同时也为一支神秘力量带来了机会，他们就是天理教。这个由京畿大兴县人士林清与河南滑县人士李文成、冯克善等组成的秘密宗教组织，隶属于白莲教支派，以贫苦的农民和小生产者为主要成员，他们对于天象的迷信不亚于皇帝。当嘉庆帝更改闰月之后，天理教教徒便立刻散布流言：闰八月非常不吉利，是因为天理教的经书之中有一句“八月中秋，黄花落地”，星象是在暗示大家在九月十五日午时，趁嘉庆帝去木兰围场狩猎的机会起兵，一举占领京城！

这条秘密教义在天理教之中广为流传，嘉庆十七年（1812）正月时，各地的首领在滑县道口镇聚集，商定好要在“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时起事”。李文成在滑县举兵之后，山东、河南、直隶地区的教众同时揭旗造反，而处于大兴县黄村的林清则负责内应，打算直攻清朝统治中心紫禁城。然而李文成百密一疏，正当他大肆铸造军械的时候，被滑县知县强克捷发现并逮捕了。强克捷虽然没有意识到李文成的计划如此庞大，但私造军械的罪名已经足以将他收押入狱。在狱中，李文成被打断双腿，其党羽自然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担心等不到九月十五日李文成就会死在狱中，于是只能提前在九月初七便以三千多人的队伍攻下滑县，救出李文成。

直隶、山东等地听到滑县提前举事，也只好匆忙起兵，攻下曹县和定陶县。嘉庆帝听到这个消息，急忙派直隶总督温承惠率兵镇压，及时阻止起义军北上。

当河南、山东等地战火已燃之时，处于北京的林清对此还一无所知，他一直按照原计划，等到九月十五日才开始行动。这一天早上，两百多名天理教教徒乔装混进了东华门和西华门，由宫内的太监接应，一直打到了隆宗门，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准备直接进入养心殿。正在上书房读书的皇次子旻宁（后为道光帝）和皇三子旻恺惊闻变故，率兵登上城墙，“发鸟铣殪之”。一直到午后，礼亲王昭才带着援军从神武门前来增援，调派原本要去滑县镇压李文成的火器营入宫，及时镇压了这一小股犹如插入紫禁城心脏的匕首一般的起义军。

紫禁城之变被控制后，嘉庆帝才回到北京，当他抵达朝阳门，看到一众迎驾大臣，思及此前变故，不由得感慨道：“大清曾经是何等强盛，谁想到今天居然会发生这样荒谬的事情！”明知自己失职的大臣们也忍不住痛哭起来。

九月十三日，在中南海丰泽园，嘉庆帝亲自审问了林清和太监刘德财、刘金，但这些人在宗教力量的鼓舞之下，毫无畏惧之意，坦言自己的目的就是要将皇帝赶回关东去。恼羞成怒的嘉庆帝将林清推出午门，凌迟处死，将他的首级送到直隶、山东、河南等地示众，以威慑天理教。镇压天理教

在扑灭了身边的紫禁城之变的火星之后，嘉庆帝急忙开始镇压天理教起义，他任命陕甘总督那彦成取代直隶总督温承惠，攻打李文成的老巢滑县道口；同时，山东营运使刘清、代理直隶总督章煦也分别将其境内的起义军势力剿灭。

作为一个农民起义军领袖，李文成和此前的所有起义军首领一样天真地低估了朝廷的镇压力量。他原本要从滑县北上直攻北京，但一个姓吕的教谕却为他分析道：“当年白莲教在四川、湖北坚持了九年而最后败北，根本的原因是没有据点。我们要吸取教训守住老巢，等待其他郡县的援军到达之后再协同北上！”这位吕教谕的身份古来成疑，以他此番论调为据，完全可以认定他是清廷派去的潜伏者，而李文成居然听从了这个建议，按兵不动。

依靠滑县坚固的城防和充足的粮草，李文成坚持了一段时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陕甘总督那彦成、工部侍郎护军统领庆祥、陕西提督杨玉春等人对滑县的围困越来越紧密，西安将军穆克登布、副都统富僧德、徐州总兵徐洪等人也不断率军前来增援，形势愈发严峻。

十一月，李文成想要召集党羽扰乱清军后方，却被总兵杨芳追逐，无奈之下只好放火自焚。十二月，滑县失守，“教匪”首领多被活捉处死，天理教起义宣告覆灭。

在经历了这一次看似荒诞的起义军冲击之后，清王朝的统治者才开始反思自己，认识到入关170年来他们的统治早已埋藏下巨大的危机。嘉庆帝颁布了“罪己诏”，深刻反思这次起义“祸积有日”，并非一朝一夕而促成。但他又将造成起义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因循怠玩”，认为只要将起义者赶尽杀绝便可铲除后患。而滑县的天理教徒刚被平定，陕西又有工匠因为饥饿而聚众千人，焚毁城镇。巡抚朱勋以“教匪”再度闹事为名，向嘉庆帝报告，陕甘总督长龄、杨玉春等又一次踏上镇压起义的征途。

不断冒出的农民起义让嘉庆帝极为恼怒，也引起了他的极大关注，直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临终之前，他还不厌其烦地在大臣的奏折里批示：“天良之大臣永不忘十八年之变，丧尽天良之辈早已付之云烟之外。”可见那次紫禁城之变给他留下印象之深刻。然而不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就算积极镇压，也无法阻止起义军前赴后继地举起反抗的大旗，更无法阻止清王朝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碾碎的命运。

“第二个政治中心”——避暑山庄逸事

避暑山庄，位于河北承德武烈河畔，武烈河古称热河，故又名“热河行宫”，或称“承德离宫”。它是清代皇帝的离宫，修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全部建成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塞外离宫

康熙帝在承德建立离宫，与天花的流行有很大关系。清初北京天花流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蒙古各部入觐制度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由于蒙古首领多数没有出过痘，为了避免传染，清朝规定没有出痘的蒙古王公不许入京觐见皇上。北京气候炎热，天花容易传染，未出过痘的蒙古王公也以进塞为惧。

直到康熙初年，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长此以往，满清与蒙古各部的关系势必会有所疏远，甚至有可能造成分裂。为此，康熙帝多次北巡塞外，与蒙古王公会面。康熙十六年（1677），他巡幸塞北时，途经热河，发现这里气候宜人，自然风景秀丽、水草丰美，便决定在此建立一个可供避暑避痘的行宫。当时的避暑山庄只是若干个小行宫之一，供皇帝木兰秋狝所用。“木兰”为满语哨鹿的音译，康熙二十年（1681），康熙帝将内蒙古卓索图、昭乌达两盟的牧地划定为“木兰围场”（今河北围场县），围场东西相距300里，南北相距200里，总面积约一万多平方千米。每年秋季，皇帝便会亲自统率八旗王公贵族及将士，在木兰围场举行大规模的围猎活动。康熙帝设立木兰围场后，每年四月从北京率领八旗兵前往围场行猎，有时甚至一年两次。他劳师动众举行秋狩，并非是以此作乐，这样做除了可以加强八旗将士的军事战斗力，还具有一个更为特殊的政治目的，那就是加强与蒙古的联系。

康熙帝规定，凡是没有出过痘的蒙古王公贵族，每年七月到热河，九月随皇帝入围场秋狩，在天高气爽的秋天入觐，可避开天花发作的高峰期。他借出塞行猎之际，接见蒙古各部王公贵族，举行盛大宴会，奖赏钱财，增强清与蒙古的联系，并裁决蒙古各部之间的矛盾和争端。避暑山庄的扩建

雍正帝继位后，由于政务繁忙和京城政治斗争的严峻，他在位13年间从未去过避暑山庄，也停止了木兰秋狝，只在北京附近行猎。但他认为这一做法是不正确的，他曾对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帝）说过，他之所以不前往避暑山庄围猎，是因为日不暇给，自己又喜静，厌恶杀生，这是他的过错，“后世子孙当遵皇考（康熙帝）所行习武木兰，勿忘家法”。

乾隆帝继位后，记取雍正帝的告诫。他以“略为缮补，以免倾圮”为由，大规模扩建避暑山庄，增建宫殿和多处精巧的大型园林建筑，他还仿效祖父康熙帝，以三字为名，又题了如意湖、冷香亭、采菱渡等36景，合称为避暑山庄72景。

除了特殊情况，乾隆帝每年都巡幸山庄，并举行木兰秋狝。有学者统计，乾隆帝一生去山庄达52次，一般于每年五月间离京，携后妃、皇子及重臣前往山庄，住上两三个月，有时长达5个多月，晚至深秋才回到北京。乾隆帝是个喜好游览的皇帝，经常出巡，因此有些年份他待在北京的时间还不如在避暑山庄长，例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帝正月南巡，五月前往避暑山庄，在北京仅仅待了3个月。◆康熙帝手书“避暑山庄”匾额康熙五十年（1711），康熙帝亲笔为承德避暑山庄题写了匾额。

从乾隆帝开始，清朝历代皇帝每年五月来到避暑山庄，九十月返回北京，几乎有半年时间居住在这里。据初步统计，康熙北巡热河51次，乾隆52次，嘉庆20次，咸丰1次。每次到避暑山庄时，皇帝指定的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各部主要官员也会随同前往。日常政务公文每三天一次由驿站递送热河，紧急报告则随时递送，若是特殊军报，可直接向皇帝呈送，即使皇帝正在围猎也能立即批复。避暑山庄虽是皇帝避暑消夏的夏宫，实际已经成为了清廷的第二个政治中心，许多历史大事件便是在此发生的。盛世辉煌

康熙年间，避暑山庄主要接待蒙古各部贵族。乾隆帝继位后，先后平定了西北准噶尔叛乱、新疆回部大小和卓叛乱，西北诸民族的首领纷纷来山庄朝贡觐见皇帝，乾隆帝一一接见了他们，举行宴会款待，并封爵赐号、赏赐财物。

山庄中的万树园是专门接待各族首领的场所，园中设有黄帏、蒙古包和活动房，并蓄养麋鹿，可在此举行野宴，观赏马技、相扑、杂技表演等。

乾隆十八年（1753）冬，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部首领车凌、车凌乌巴什和车凌蒙克率领一万多人归附清朝，次年，乾隆帝在避暑山庄接见了来归的“三车凌”，在万树园多次大摆宴席招待三车凌以及蒙古王公，场面盛大，主客俱欢。宫廷洋画师郎世宁等人奉命将此场景描绘下来，绘制成了《万树园赐宴图》。

乾隆十九年（1754）十一月，乾隆帝打破了秋天围猎的常规，冒着严寒再次出塞，接见了来降的厄鲁特蒙古贵族阿睦尔撒纳，以蒙古语与之交谈，询问变乱始故，从而为消灭准噶尔割据势力提供了保证。除此之外，乾隆帝还在此接见过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西藏政教首领六世班禅等重要人物。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访华使团也是在此觐见了乾隆帝。盛景难寻

嘉庆帝登基后，也效法其父乾隆帝，多次巡幸避暑山庄。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嘉庆帝抵达山庄没多久，便突然驾崩。

嘉庆帝死在了避暑山庄，他的孙子咸丰帝也步其后尘。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咸丰帝命恭亲王奕留京议和，自己则以“巡幸木兰”为名携后妃及诸臣仓皇逃往避暑山庄。他被英法联军吓破了胆，不敢返京，在此批准了《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憋屈到如此地步，他灰心丧气，终日在山庄里花天酒地、听曲看戏以麻痹自己，还抽上了鸦片膏。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咸丰帝病死于山庄。他死后，其遗孀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和他的弟弟恭亲王奕联合发动了辛酉政变。这场政变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也是最后一件发生在避暑山庄的政治大事。

随后的同治帝、光绪帝等皇帝身体羸弱，寿命都不长，而且清朝国势衰落，在下坡路上越走越远，无力举行木兰秋狝，皇帝也无心巡幸避暑山庄，山庄日渐荒废，再也难寻皇帝围猎宴会、各族首领云集山庄的盛况了。曾经被赋予政治使命的避暑山庄的历史也宣告终结。争储胜出 清除威胁——咸丰帝奕继位之谜在每一个封建王朝之中，帝位争夺战都是最为惨烈的战争之一，虽然不见硝烟，但却一样血雨腥风，胜利者掌握皇权，失败者默默无闻。每一个可以胜出的皇位继承者都需要依靠他们身后的力量，每一次登基所代表的也是一股势力的胜利。咸丰帝继承道光帝位的过程也同样惊心动魄，其中有几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有待后人破解，又有几多疑案需要人们辨别真假，对不同版本的比照兴许可以窥得一二。最受宠爱的六皇子

每一任皇帝在选择继任者的时候都是慎之又慎，希望自己的后来人可以将帝国带领到一个更高的位置，让百姓更安康，让统治更坚固，让江山永继。但这并不能因为皇帝的美好心愿而变成现实，每一次继承人的选拔都牵扯着多方面的因素，有时候也会让手握天下的皇帝无所适从。

道光帝在老年开始厌倦政事，因此早就开始物色适合的继任者。但经过数年的选拔甄别，他依旧举棋不定。鸦片战争结束之后，道光帝已经60岁了，多年战乱之下精疲力竭的他意识到该是确定继承人的时候了，但是谁才是他最正确的选择呢？

在道光帝的九个儿子之中，能够获得他欢心而让他青睐有加的其实不多，其中四皇子奕与六皇子奕格外出众。奕的母亲是道光帝的皇后钮钴禄氏，奕的母亲是皇贵妃博尔济吉特氏。道光二十年（1840）正月初九，年仅33岁的钮钴禄氏驾崩，此时的奕才十岁，道光只好让皇贵妃博尔济吉特氏抚养奕。

奕和奕在道光帝心中的分量难分伯仲，他们兄弟二人从小一起长大，相伴读书习武。兄弟二人齐心协力，还曾经创制了二十八式枪法和十八式刀法。演练给道光帝看时，让他龙颜大悦，欣然为这两套武术赐名为“棣华协力”与“宝锷宣威”，从这两个名字之中可以发现道光帝对于奕和奕之间兄弟同心的情谊非常赞赏。但赐名的同时，道光却又将一把“白虹刀”单独赏赐给六皇子奕，可见在道光的心中，年纪稍幼的奕更得他的宠爱。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奕确实占据了较多优势，他的生母皇贵妃博尔济吉特氏统摄六宫，事实上占据了皇后的位置。同时，她还抚育失去母亲的四皇子奕，让道光非常信赖。有了母亲的保护，又有了道光的偏爱，皇位继承者的位置似乎非奕莫属了。但奕所占据的优势却也同样得天独厚，他的母亲钮钴禄氏是皇后，按照祖制，他才是皇位继承者的顺位第一名。在封建社会之中，嫡庶不但是一个名分区别，也是伦理纲常，就算是道光帝也不能无所顾忌。

在出身条件不相上下的情况下，两位皇子自身的素养便成为这一场皇位争夺战的关键所在。皇位斗争不只在皇子

四皇子奕和六皇子奕这对原本感情深厚的好兄弟，被摆在了一个不见刀光却随时可以闻到血腥味的竞技台上。在他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这样的命运。通过对两个人的观察，道光帝发现六皇子奕善于骑射，而四皇子奕则工于心计，两个人不同的特点又让他陷入了两难的抉择。

当两位年轻的皇子还浑然不觉的时候，他们身后已经分别聚集了一股势力。年幼的皇子们不知道继承大统的意义，只想着兄弟们每日玩乐，但他们身后的势力却很清楚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他们随时都在准备出击，破坏对方在道光心中的形象，也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好感。

有一次，道光帝带着皇子们到南苑去狩猎，想要借机考验一下皇子的骑射能力。对于具有尚武传统的清王朝来说，一个具备高超骑射能力的皇子将会成为众人心目中的最佳领袖候选人。而擅于此道的六皇子奕果然不负众望，在众皇子之中战绩最丰硕。道光帝看到奕武艺超群，非常高兴。但是四皇子奕却一直在旁边不为所动，似乎根本无心狩猎。道光知道奕武艺不如奕，便问他：“为什么不去狩猎呢？就算不能得第一，也不能一箭不发就空手而回呀？”

奕看到道光问自己，便急忙跪倒回话：“现在正是万物生发的春季，鸟兽都在孕育之中，儿臣不忍心在这个时候伤害它们，更不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和弟弟们竞争。”

听到这个回答，道光不由得眼睛一亮。他本以为奕是害怕输给弟弟所以不愿意狩猎，没想到他却有这样仁厚的胸怀，这是一个帝王该有的气魄啊！虽然奕并没有在狩猎中获胜，但道光却对他更加赞赏，原本对六皇子奕的好感顿时转移到了四皇子奕身上。

奕之所以能够巧妙应答道光帝，并不是因为他真的心存仁厚，不愿意伤害小动物，而是因为他的老师杜受田早在出发之前就对他点拨过了。杜受田教导奕多年，知道他武艺不及奕，狩猎之中必然会被抢了风头。因此，他教导奕“藏拙示仁”，反败为胜。

两位皇子的斗争并不只是他们之间的比试，奕的老师杜受田和奕的老师卓秉恬也在不断斗智斗勇。还有一次，道光帝让奕和奕分别谈一谈对政事的看法，杜受田和卓秉恬便急忙为他们出谋划策。卓秉恬对奕的教导尽心竭力，认为这是一个展示才华的好机会，便要求奕知无不言。但杜受田却认为奕不过是一个孩子，很难提出让道光帝满意的见解，而且要想在这方面胜过奕也不是一件易事，所以教导他“藏拙示孝”——只要道光问自己驾崩之后皇子要如何管理国家的问题，奕便一言不发，只管趴在地上痛哭不止。虽然奕回答了道光帝所有的问题，但却比不了奕一哭，因为他的这一举动，道光认为奕在仁孝方面胜过奕。纵然奕天资聪慧，也难阻止道光心中的天平开始朝奕倾斜。◆皇帝朝袍史无前例的奇怪遗诏

道光帝在对诸子的考验之中，究竟谁可以胜出，大家的心中都没有底，没有人能猜出道光的心思。但早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关于册立皇太子的遗诏就已经写好放在立储匣中。那么，究竟谁可以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呢？

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十四日，道光帝感到自己的身体已经无法承受病痛，大限将至，便将朝中的几位重臣载铨、载垣、端华、僧格林泌、穆彰阿、赛尚阿、季芝昌、可汝霖、陈孚恩、文庆等人召集在病床前，当着众人面开启立储匣。这一次开封的立储遗诏解开了大家心中的疑团，但又留下了一个新的疑团。

皇谕之中，道光帝亲笔写着：“皇四子奕立为皇太子，皇六子奕封为亲王。”奕成为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者，让大家心头的一块儿石头终于落地。但这封诏书却又显得与众不同，在此前的皇帝遗诏中只会写明谁是后继之君，从未有人将亲王的册封写进遗诏之中，道光帝特别写上奕的名字，可谓史无前例，让人疑窦顿生。《清稗类钞》曾经记载，道光帝早就拟好遗诏打算册立奕，但旁边的太监看到他最后一笔很长，猜到写的是奕的名字，便四处传播说奕即将继承大统。因为被人猜中了心思，道光帝恼羞成怒，便将正大光明匾后的立储匣取出，重新写了奕的名字进去。这一段逸事在正史之中没有记载，而一个皇帝因为赌气就更改继承人似乎也太过儿戏了。但奕和奕的名字同时出现在遗诏之中，说明这两个人在道光帝的心中同样重要，让他在其中作出决断实在是艰难的选择。

无论众人对道光遗诏如何猜测，奕将登上皇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能够在这场战斗之中获得胜利，奕的老师杜受田功不可没。登基之后，奕对杜受田非常感激，不仅让他担任吏部尚书、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而且在他死后还让他的牌位入贤良祠，赐金治丧。就连杜受田的儿子也因为祖荫由翰林院史官升为太子属官。

看着哥哥登上皇位，奕的心中是否有一丝失落，后人无法了解。但作为曾经的竞争者，如今俯首跪拜的臣子，奕也许可以猜到自己以后的日子不会太好过。帝位战争中无兄弟

争夺皇权的战斗有多么惨烈，只需要随便翻开一本史书就可以找到触目惊心的答案。生于皇家的奕和奕两兄弟自然也知道其中的利害。在奕继位成为咸丰帝之后，奕只好小心翼翼地侍奉着这个曾经亲密无间的兄长，因为现在的奕已经不是当年与他打闹嬉戏的哥哥，只要他稍有不悦，自己也许会人头不保。

奕的生母皇贵妃博尔济吉特氏满以为可以看到自己的儿子登上皇位，但孰料造化弄人，让她大失所望。咸丰五年（1855）六月，博尔济吉特氏病危。想到自己小的时候，皇贵妃曾经精心抚育，咸丰帝便前去探视，恰好遇到了奕。在某一个瞬间，两兄弟似乎又回到了围绕在博尔济吉特氏膝前嬉闹的年少时光，但这一次的会面却改变了奕的命运。

探视结束之后，咸丰帝摆驾回宫，奕因为担心博尔济吉特氏将不久于人世，便提出“求封号以瞑目”的请求。这个请求并不算过分，而咸丰帝也只是口头应允“喏、喏”了两声。但也许是母亲即将辞世的悲痛，让一向谨慎的奕没有仔细思虑皇帝的意思，便以为咸丰帝答应了自己。他立刻向军机处传达了咸丰帝的旨意，军机处便按照这个意思拟旨，六月二十七日下诏谥博尔济吉特氏为“康慈皇太后”。

也许咸丰帝曾经想过要给养母博尔济吉特氏一个皇太后的名号，但奕的举动却又让一向以自我为中心的皇帝有一种被挟持的感觉，这令他心中极为不悦。但咸丰帝并未将这一不满表露出来，一直到九天之后博尔济吉特氏薨逝，葬礼结束之后，他才以处理丧事之中礼仪的疏忽为由，罢免了奕军机大臣的职务。

虽然奕为母亲争取到了皇太后的封号，但康慈皇太后的丧礼却并不是按照皇太后的等级来进行，算是清代皇太后之中最为简陋的葬礼，与道光帝的十六个妃子葬在一起。只是葬康慈皇太后的慕东陵使用了黄瓦，和其他妃子之间用一道墙隔开而已。咸丰帝用这种别有用心的做法告诉奕和世人：生母与养母还是有区别的，而且这一切只有我说了才算数！

被剥夺军机大臣职权的奕眼看着母亲有了皇太后之名，却并未得到皇太后之礼，心中犹如刀绞，但身为人臣，他也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就算有养育之恩有兄弟之情，也难抵挡君臣之别。在这场战斗之中，只有胜利者才有权利获得别人的尊重，而他作为一个失败者，只能俯首称臣。生不逢时的苦命天子——光绪帝死因探秘在皇权时代，君王是最高统治者，掌控着臣民的生死大权。光绪帝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苦命天子，他在朝政上凡事不得自专，婚姻生活备受干预，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甚至不明不白地死去。他的死，是个人命运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一日酉时（下午5时～7时），光绪帝驾崩于西苑（今中南海）瀛台涵元殿，年仅38岁。民间谣言四起，纷纷传闻光绪帝是被毒死的，至于凶手则说法不一。谁毒死了光绪帝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谈到，戊戌变法时，袁世凯辜负了光绪帝的信任，向慈禧太后告密，从而导致变法失败，光绪帝被软禁。袁世凯担心慈禧死后，光绪帝会清算他的罪状，便借进药的机会，暗中毒死了光绪帝。他回忆道：“我还听说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帝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帝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叫人送来的。”据说光绪帝临终前一语不发，用手指在空中画了“斩袁”两字，含恨而死。

光绪帝确实痛恨袁世凯，慈禧一行人西逃时，怀来县县令吴永曾亲眼目睹了光绪帝对袁世凯的深恶痛绝。光绪帝在纸上画了一只乌龟，在乌龟壳上书写“项城”（即袁世凯）二字，将纸条贴在墙上，用小竹弓射之，他犹不解恨，再取下剪碎。

光绪帝对自己的怨恨袁世凯心知肚明，他担心光绪帝会秋后算账。但是尽管袁世凯有作案动机，却没有确凿的证据。清宫皇帝用药制度十分严格，开方煎药都有严格规定，袁世凯不能随便进药，就算是进了药，也会经过多道检验。要毒死皇帝，袁世凯所要承担的风险太大了。

另一说是慈禧太后毒死了光绪帝，当时慈禧患了痢疾，病重卧床，有人向慈禧上谮言，说皇帝听到太后生病，面露喜色。慈禧大怒道：“我绝不能先你而死！”

当代国学大师启功曾听闻其曾祖父溥良讲述慈禧和光绪帝先后崩逝一事，他回忆道：“西太后（慈禧）得的是痢疾，所以从病危到弥留的时间拉得比较长……就在宣布西太后临死前，我曾祖父看见一个太监端着一个盖碗从乐寿堂出来，出于职责，就问这个太监端的是什么，太监答道：‘是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塌喇。’‘塌喇’在满语中是酸奶的意思。当时光绪帝被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之前也从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急症大病，隆裕皇后也始终在慈禧这边忙活。但送后不久，隆裕皇后的太监小德张（张兰德）就向太医院正堂宣布光绪帝驾崩了。接着这边屋里才哭了起来，表明太后已死。”

按理说，溥良是亲身经历者，其回忆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但问题是这段自述本身便存在着破绽。首先是慈禧死亡的地点不对，自述中提及慈禧是死在乐寿堂，可是实际上，慈禧是在西苑仪鸾殿去世的。

其次，描述光绪帝的病情也不对，当时光绪帝身患重病，朝廷曾为此多次发布上谕，向全国征求名医，他的病情朝野皆知，不可能是“之前也从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急症大病”。

再者，宣布光绪帝死亡的人和地点也不对，自述中说宣布死讯的是隆裕的太监小德张，但当时小德张是慈禧身边的太监，慈禧死后，才成为隆裕的总管太监。而且小德张也没有理由跑到紫禁城外的太医院正堂宣布光绪帝驾崩，按上下文来看，在仪鸾殿宣布死讯才合情理。由此可见，这段口述史的可靠性也大大打了折扣。光绪帝病死说

许多人根据正史记载和脉案认为光绪帝是正常病死。光绪帝本身体质虚弱，大小病不断。光绪三十三年（1907），光绪帝曾亲自书写了描述自己病情的《病原》，据医案和《病原》得知，他自幼体弱多病，患有遗精病将近20年，前几年每月遗精十几次，近几年每月不过二三次，经常是自行遗泄，冬天尤为严重，腿膝足踝常年冰凉，稍遇风寒必定头疼，耳鸣之症也持续了快10年，腰腿肩背常常酸沉，走路虚浮。

成年后，光绪帝的身体一度好转，虽仍有遗精、腰背酸沉等病症，但诊病用药的次数相对有所下降。然而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底以后，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从病症来看，他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关节炎和骨结核以及血液系统的疾病，这是导致他早亡的直接原因。皇帝的病情连外国人也有所听闻，光绪二十四年，法国驻京使馆医官多德福曾赴瀛台为光绪帝治病。

到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春，光绪帝的病情已经是十分严重了，遗精次数减少，但并非是即将痊愈，而是由于肾经亏损过于严重，无力发泄所致。他本人对自己日益加重的病情也十分着急，一再指责御医们无能，对御医的不满在《病原》中时有出现，反映了他焦躁绝望的心情。

宫中御医无计可施，朝廷发布谕令广召名医入宫为皇帝诊病，召得江苏名医陈秉钧和曹元恒入京诊视。但是光绪帝肝肾阴虚，脾阳不足，气血亏损，病势十分严重，无论是寒凉药还是温燥药都不能用。五月初十，御医陈秉钧写的脉案上写有“调理多时，全无寸效”的字句。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再次向直隶、两江、湖广、山东、河南等省督抚发出急电，催调名医入京。这次征召来京的名医有吕用宾、杜钟骏、施焕等人。七月十六日，杜钟骏为光绪帝看过病后，对旁人说道：“我此次进京，满以为能够治好皇上的病，博得微名。今天看来，徒劳无益。不求有功，只求不出差错。”可见光绪帝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

十月中旬，光绪帝的病情进入了危急阶段，筋络酸跳，疼痛增重，早晨洗面手不能举，腰不能俯，咳嗽用力时皆牵震作痛，早间初起时尤重，甚至呼吸也觉得费力。杜钟骏私底下对人说：“此病不出四日，必有危险。”

十月十九日，光绪帝胸闷气短，咳嗽不断，全身倦乏，神志飘忽，只能靠良药吊着最后一口气了。二十日夜，他进入了弥留之际，四肢发硬，白眼上翻，牙关紧闭，药汁不入，陷入了昏迷状况。二十一日，光绪帝出气多入气少，脉搏似有似无，拖到傍晚，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光绪帝的死是属于虚痨之病日久，五脏俱病，六腑俱损，气血两亏，阳散阴固而死。从现代医学而言，即主要是肺结核，肝脏、心脏等器官衰弱以及风湿等慢性病导致抵抗力下降，最终死于心肺功能慢性衰竭、并发症感染。

光绪帝死于疾病似乎无疑，但是一位叫做屈桂庭的西医撰写文章，自称曾入宫为光绪帝诊病，他说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十八日最后一次进宫为光绪帝诊病时，发现光绪帝原本已逐渐好转的病情却突然恶化，肚子剧痛，不过三天光绪帝便驾崩了。然而屈桂庭入宫诊病一事未见有档案记载，现存档案仅有屈永秋为光绪帝诊病的记录。不知屈桂庭和屈永秋是否为一人？随着屈桂庭的去世，他的记述已得不到证实。◆光绪帝像悲惨人生

无论光绪帝是正常死亡还是被毒害，他的死归根究底还是与慈禧太后脱离不了关系。光绪帝虽贵为皇帝，却凄凉孤苦，他4岁继位，一个孩子在冷清的深宫里，孤苦无依，即使是他的生母醇亲王福晋也不被允许入宫相见。他每天必到慈禧太后面前请安，慈禧不命令他起，便不敢起。慈禧稍微不如意便令他长跪不起，一见面就疾言厉色，让光绪帝心惊胆战，如同老鼠见到猫。

宫中太监也奸猾懒惰，放肆地以下欺上，他每日三餐，固然是菜肴众多，但是多数已经腐烂，发出臭味，在光绪帝面前的菜，就算是没有腐烂，也多半是干冷的，无法入口。因此他每餐都吃不饱，有时想要让御膳房做一道可口的菜，也不可得。上供的海味鲜果，慈禧身边的宫女尚且能够一饱口福，光绪帝反而不能分到一点。

食不饱，穿不暖，常年得不到关爱，让原本就不甚强健的光绪帝体质更加虚弱，时常生病。成年后，光绪帝的婚姻生活受到慈禧的干涉，随着爱侣珍妃的死，他的精神也遭受到重创。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被囚禁在瀛台，成为了慈禧的傀儡，情绪低落，性情更为懦弱。正是这一年，他的病情开始恶化。光绪帝被幽禁后，完全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召见大臣时，他在旁陪坐，却不允许开口。只有在慈禧命他问话时，他才会低低问道：“外间安静否？年岁丰熟否？”每次都是这两句话，即使一天内见上数次，仍是这两句话，而且声音极低，几乎不可闻。

本身体质虚弱，精神上又饱受摧残，从而加剧了光绪帝的病情，导致他英年早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确实是被慈禧太后害死的。在混乱中继承大统——3岁登基的小皇帝溥仪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虽然并没有建立什么卓越的功勋，但却在中国历史上成为不可替代的一个符号，因为他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作为一个重要历史节点，溥仪被冠以诸多不同的称呼，由于没有庙号和谥号，有人称他为宣统帝，也有人称他为清废帝或逊帝，但最广泛的叫法还是末代皇帝。仅仅三年的清朝皇帝生涯，并未让溥仪享受到任何荣华富贵，却承受了古来皇帝们从未见识过的苍凉。被慈禧选中继承大统

能够继任帝位是封建社会中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好事，但这个梦想却从未像在清末光绪年间一样黯淡。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紫禁城沉浸在一片肃穆与茫然之中，光绪帝载湉和慈禧太后同时身染重病，处于弥留之际。宫中已经停放着给二人准备的灵柩，这让所有人的脸上都不得不蒙上了一层哀婉之色。

慈禧知道自己快要不行了，但光绪帝的继任者还没有选出，这让她无法瞑目。军机大臣世续、张之洞、那桐等人接到慈禧懿旨，要求他们入宫觐见。他们本想与另一位军机大臣奕同去，但奕却正好去东陵验收慈禧地宫，还未返回紫禁城。

张之洞等人来到慈禧的病榻前，看到了一脸憔悴的慈禧，她忧心忡忡地向他们询问皇族之中各位王子入宫读书的表现，众人知道选择储君的时刻到了。

世续首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从国家安定的角度来看，“宜选年长者”。但这个提议却遭到了慈禧的强烈反对，她拍着床大声斥责世续道：“此何等重事，而若敢妄言！”张之洞知道慈禧的心中肯定已经有了人选，而世续的提议与她的想法正好相悖，所以才惹她发怒，便主动请慈禧指点。慈禧这才悠悠地说：“载沣子溥仪尚可。”紧接着又说，“但年稚耳，须教之。”

看到慈禧果然有了人选，张之洞等三人也不敢再说什么了，军机大臣奕原本也是支持选择年长者继任大统，但他现在不在，更没有人敢再次提出这个建议了。张之洞以顺治帝继位初期睿亲王摄政为例，提议道：“载沣懿亲贤智，使摄政，当无误。”这个想法与慈禧太后不谋而合，她立刻下旨。等到奕第二天从东陵赶回来时，草诏已经拟好了，他也只好“屏息未敢言”。

十月二十日，慈禧太后颁布懿旨，命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继承大统，“为嗣皇帝”。她言明由于光绪帝没有合适的后嗣来继承帝位，只能让溥仪完成这个任务。而溥仪年幼，作为溥仪父亲的载沣被任命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等到小皇帝长大之后，“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

载沣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日的日记里，记录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叩辞至再，未邀俞允，即命携之入宫。万分无法，不敢再辞，钦遵于申刻携溥仪入宫。”他之所以“叩辞至再”直到“万分无法，不敢再辞”才接受任命，并不是惺惺作态，而是因为载沣本来就是一个没有政治野心的人，不愿意参与到任何政治斗争中去。更何况他亲眼看着同治、光绪两位皇帝在慈禧的阴影之中走向灭亡，而自己3岁的幼子又要被迫步他们的后尘，作为父亲的载沣怎能不焦虑？

慈禧的懿旨是无法违抗的，载沣知道这一回儿子做了傀儡，他这个做父亲的也将凶多吉少。仓皇入宫的小皇帝

在醇亲王载沣的府邸之中有一个惯例：第一个孩子到了满月就要离开母亲，让祖母抚养，第二个孩子才能归孩子的生母抚养。溥仪作为载沣的长子，自生下来就由他的祖母刘佳氏抚养到3岁。他原本以为可以在祖母温暖的怀抱之中幸福长大，谁知道一夕惊变，就要离开自己熟悉的家，到一个富丽堂皇却又陌生恐怖的地方去。

接到懿旨的刘佳氏曾经有两个儿子被过继给慈禧，早就已经因为母子分别而遭受了巨大的精神创伤，现在３岁的孙子又要被夺走，老人顿时便昏厥过去。哭闹的溥仪不愿离开祖母身边，诸位王爷和大臣束手无策，只好让他的乳母一边给溥仪喂奶，一边将他悄悄抱进宫。

十月二十日黄昏，溥仪被军机大臣、诸位王公带进中南海。在溥仪成年之后，还依稀记得自己与慈禧太后的那一次会面。当时的慈禧已然病入膏肓，原本透露着威严的脸在病容之下显得极为凶狠可怕，让小小的溥仪惊惧不已。在后来的回忆之中，他说：“我依稀记得自己被放在很多陌生人中间，一个阴森森的纱帐里面露出一张极为丑陋的脸，她就是慈禧。我顿时就浑身发抖、号啕大哭，连慈禧让太监给我的冰糖葫芦也都摔到地上。这让慈禧非常不高兴，就让别人将我抱开了。”

在溥仪进宫的第二天，光绪帝便一命呜呼了。众人在乾清宫聚齐哀悼，正准备要行殓奠礼。孰料第三天慈禧又死了，于是众大臣又改为在皇极殿行殓奠礼。

虽然这些事项都不会让溥仪操心，３岁的他也正沉浸在离开家的恐慌之中，断不会因为两个陌生人的死去而哀伤。但笼罩在紫禁城上空的哀声却也让他体会到了皇城之中暗涌的惊恐。“完了”：一语成谶

在慈禧和光绪帝死去半个多月之后，秉着“国不可一日无君”的原则，溥仪的登基大典定于十一月初九举行。懵懂的溥仪登上了皇位，改元宣统，尊光绪帝的皇后叶赫那拉氏为隆裕皇太后。

登基仪式在太和殿举行，３岁的孩子从未见过如此阵仗，仪式又非常沉闷，导致他不断哭闹。众臣依次跪拜的时候，溥仪已经哭得快要背过气去了，监国载沣只好让太监背着他先退下。为了哄这个孩子不哭，太监便一边背着他一边说：“快完了，快完了！马上就要回家了！”这句话让在场的文武百官闻之变色，典礼刚一结束便议论纷纷：“怎么说‘快完了’呢？‘马上就要回家了’又是什么意思？”在整日惶恐的臣子眼中，在如此重大的场合之中说出这种话成了一个不祥之兆。

风雨飘摇之中的清王朝不只遭受外来侵略，各地还不断出现自然灾害，平民和士兵的暴动不断涌现。作为摄政王的载沣本就无心打理朝政，现在面对一堆棘手的问题更是无所适从，在各种鲁莽的处理之下，清廷统治秩序更加混乱。

关于“完了”还有另外一段逸事，张勋复辟之时曾经拥溥仪复位，还未完成复位仪式的时候，段祺瑞就已经兵临城下。北京城的上空每天盘旋着各种飞机，而紫禁城中多为妇女和宦官，听到飞机的声音便惊慌失措。溥仪对此却并不害怕，甚至觉得很好玩，他时常在宫殿屋檐下看那些飞机飞远，便会朝宫中喊：“快出来吧，完了，完了！”隆裕太后听到他的话，非常生气，斥责溥仪说：“你接受朝贺的时候哭闹，有人说‘完了’，结果大清果然就完了。现在复位的事还没有确定，你又喊着‘完了’，清室还有希望吗？”

如果按照溥仪的本性，他只希望做一个自由、平凡的人，而不是去做那个一直困守深宫、被礼法约束的尴尬皇帝。他也想要让满人和贫苦的旗人都可以吃饱饭，让仆役们都可以过上安定的日子，但作为一个无能为力的末代皇帝，他除了无奈的一声长叹之外，再也不能做任何事。第二章 后宫波诡政治的牺牲品——被迫殉葬的大妃阿巴亥阿巴亥被当做政治交易的筹码送给了努尔哈赤，怀着惶恐不安，她周旋在大汗的后宫中，以美貌和机智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并登上大妃之位。然而，荣华富贵是短暂的，处于权力争夺旋涡中的她，不时遭到诬陷攻击，随着努尔哈赤的离世，她的生命也悲惨地走到了尽头。

清太祖努尔哈赤虽然创立了后金政权，却并未建立后妃制度。当时正妻称“大福晋”，妾称“小福晋”，后世书籍中称正妻为“大妃”或“皇后”。努尔哈赤前后共有四位大妃，阿巴亥是他的最后一任大妃。年轻的宠妃

阿巴亥生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她是女真乌拉部贝勒满泰的女儿，叔父是布占泰。万历二十一年（1593），叶赫、乌拉等九部联合进攻建州，结果大败，布占泰被俘。努尔哈赤优待布占泰，甚至还放他回去继承去世的满泰之位。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感恩戴德的布占泰将侄女阿巴亥嫁给努尔哈赤做小妾，当时努尔哈赤已经43岁，阿巴亥才12岁。

虽然年龄尚小，阿巴亥却凭着美丽和聪颖赢得了努尔哈赤的宠爱。两年后，努尔哈赤的第三任大妃孟古姐姐（皇太极之母）病逝，14岁的阿巴亥登上了大妃之位。当时努尔哈赤还有多名妻妾，选择年轻且无子的阿巴亥作为自己的正妻，可见他对阿巴亥确实是异常喜爱。

随后，阿巴亥先后为努尔哈赤生下了第十二子阿济格、第十四子多尔衮和第十五子多铎。努尔哈赤爱屋及乌，将阿巴亥生的三个儿子视为珍宝，其中尤其喜爱多尔衮。

老夫总是宠溺少妻，随着阿巴亥在努尔哈赤心目中的地位逐渐提高，她也越来越受到其他人的忌恨。阿巴亥在尽情享受荣华富贵的同时，却没有注意到身后随时可能射过来的暗箭。宫闱秘案

后金天命五年（1620）三月，努尔哈赤的一个小福晋代音察向他揭发大福晋阿巴亥与大贝勒代善关系暧昧。她说大福晋行为不检点，两次送饭给大贝勒代善，代善受而食之，又有一次给四贝勒皇太极送饭，皇太极受而不食。大福晋还经常派人至大贝勒家，恐怕是在策谋什么事，而且大福晋还几次深夜出宫，行踪诡秘。

代善是努尔哈赤的发妻佟佳氏所生的第二个儿子，自从褚英死后，他便成了努尔哈赤属意的继承人。代善吸取了哥哥的教训，为人处世都十分宽厚小心。努尔哈赤曾经说过，他百年之后，幼子和大福晋都交给代善照顾。

妻子和别的男人有不可告人的来往，这是任何一个男人都无法忍受的。努尔哈赤听到密告后暴跳如雷，他立即派达尔汗虾、额尔德尼、雅逊和蒙喀图四大臣调查此事。大臣们回禀此事属实，他们还说得有鼻子有眼，说每当宴会时，大福晋都会打扮得珠光宝气，与代善眉目传情。

努尔哈赤决定惩处阿巴亥，然而他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也不愿家丑外扬，于是没有将代善定罪，而是以阿巴亥将宫中财物私藏于阿济格家中、私赠衣帛给两个将领之妻等罪名剥夺了她大妃的名号。如果不是怜惜幼子无人照顾，努尔哈赤本来还想处死阿巴亥。代善虽然没有受到处罚，但他的名誉也因此大受损害。后又因听信继妻谗言，虐待亲生子硕托，此事传出去之后，他逐渐失去了努尔哈赤的信任。

那么，这件闹得沸沸扬扬的“私通”事件究竟是真是假？努尔哈赤表示过死后将阿巴亥和幼子托付给代善，阿巴亥也害怕他百年之后，母子失去依靠，因而送些食物以讨好代善是可能的，而且阿巴亥也送了食物给皇太极。再说，阿巴亥遣人至代善家，也并不意味着两人有不正当的关系，半夜出宫也不能证实她去的就是代善家，“眉目传情”一说更是诸贝勒大臣捕风捉影的说法。

再回过头来看负责调查的四大臣的身份：额尔德尼是皇太极的亲信，其他三人都隶属于皇太极的正白旗，达尔汗虾还与代善结过怨。这就不禁让人怀疑这件事情与皇太极有关。

这桩蹊跷的桃色事件一箭双雕，既动摇了代善的嗣子之位，又除去了大妃阿巴亥，直接打击到多尔衮兄弟。因此，很多人都认为这件事情是一个阴谋，而且主谋者正是皇太极。阿巴亥就是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但史学界也有学者认为，天命五年（1620）被告发偷藏财物、与代善有私情而被休离的大妃不是阿巴亥而是富察氏衮代皇后，即努尔哈赤的第二任大妃。《清史稿·后妃传》中记载：“天命五年，妃得罪，死。”其中的“妃”指的就是富察氏。《清皇室四谱》也记载了因偷藏财物被休的大妃是富察氏。

然而理清史料，可以看出天命五年被休弃的大妃更有可能是阿巴亥。富察氏生年不详，她是努尔哈赤的堂嫂，先嫁于威准为妻，生下一子昂阿拉。威准死后，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前后嫁给努尔哈赤，生了二子一女，分别是第五子莽古尔泰、第三女莽古济格格和第十子德格类。富察氏嫁给努尔哈赤时，年龄至少在15岁以上。代善生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天命五年时，富察氏已经50多岁，而代善是38岁，年龄相差如此之大，说两人“眉目传情”很难让人信服。而刚刚31岁的阿巴亥，风韵犹存，才可能与代善“眉来眼去”。

其次，此事发生后，努尔哈赤只休离而不处死大妃的重要原因是孩子年幼、患病无人看护。富察氏最小的儿子德格类生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此时已24岁，用“年幼”来形容是不恰当的。而阿巴亥的三个儿子阿济格15岁、多尔衮9岁、多铎7岁，与努尔哈赤的说法一致。综上所述，因偷藏财物被休弃的大妃应是阿巴亥。

阿巴亥虽然遭到休离，但是努尔哈赤对她的感情仍在，幼子的哭泣也牵挂着他的心。不到一年，努尔哈赤的怒火平息后，重新将阿巴亥接回宫中，恢复了她的大妃之位。阿巴亥的地位失而复得，自此，她更加谨慎小心地服侍努尔哈赤，在千娇百媚的小妻子的刻意逢迎下，老汗王龙颜大悦，对她恩宠有加。然而，随着努尔哈赤的驾崩，阿巴亥面临着人生最大的一个困境。荣华富贵享到头

天命十一年（1626）七月，努尔哈赤患病，前往清河温泉疗养，八月初七，病情加重，他决定返回盛京，并招大妃阿巴亥前来迎驾。行到浑河时，努尔哈赤与阿巴亥相会。八月十一日，一行人在距沈阳40里的鸡堡休息。当天未时（13时～15时），努尔哈赤病逝，享年68岁。阿巴亥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

努尔哈赤死后的第二天，即八月十二日卯时（清晨5时～7时），四大贝勒宣称奉先帝遗言，令大妃殉葬。阿巴亥支吾不愿，希望有所转机。诸贝勒步步紧逼，不让她有逃脱的可能。在百般无奈下，阿巴亥被迫自缢殉死（一说被弓弦勒死）。《太祖武皇帝实录》对此事的始末是这样记载的：后（即阿巴亥）饶丰姿，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后为国乱，预遗言于诸王曰：“俟吾终，必令之殉。”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支吾不从。诸王曰：“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后遂服礼衣，尽以珠宝饰之，哀谓诸王曰：“吾自十二岁事先帝，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离，故相从于地下。吾二子多尔衮、多铎，当恩养之。”诸王泣而对曰：“二幼弟，吾等若无恩养，是忘父也。岂有不恩养之理！”于是，后于十二日辛亥辰时自尽，寿三十七，乃与帝同柩。

也就是说，阿巴亥风姿妖娆，颇有心计，努尔哈赤在世的时候能治得住她，然而他担心在他死后，无人能控制阿巴亥，于是事先留下遗言让阿巴亥殉葬。阿巴亥虽然不愿，但遗命不得不从，乞求诸贝勒照顾多尔衮兄弟后自尽。阿巴亥殉死内幕

阿巴亥的死果真这么简单吗？对于她的殉葬，史学界向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阿巴亥从殉确实是出自努尔哈赤的遗命；另一种则认为是皇太极等人矫诏，逼迫阿巴亥殉死的。◆福陵隆恩殿福陵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及其皇后叶赫那拉氏的陵寝，始建于后金天聪三年（1629），竣工于清顺治八年（1651）。

持前一种说法的学者认为，努尔哈赤虽然宠爱阿巴亥，但更重视政治大局，这从他逼死弟弟舒尔哈齐和长子褚英便可以看出来。他之所以逼迫阿巴亥从殉，一来是杜绝她与诸贝勒有私情，当时阿巴亥37岁，代善43岁，皇太极35岁，他们之间的年龄相差不大，大妃又是风华正茂。如果阿巴亥想和哪位贝勒私通，是没有人可以阻止得了的；二来是避免阿巴亥干政，努尔哈赤宠爱阿巴亥所生三子，把自己麾下两黄旗（一共60个牛录）中的45个牛录一分为三，交给他与阿巴亥所生的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他还决定在自己死后把剩下的15个牛录留给幼子多铎。阿巴亥本人“有机变”，如果凭着三子的权势和自己特殊的地位，有可能会造成“国乱”，所以来一招“汉武帝杀钩弋夫人”。

但这两条理由都被反对者否决了，他们认为，努尔哈赤生前曾说过百年之后将大福晋托付给代善的话，说明他并不在意阿巴亥在他死后的私情问题，况且游牧民族有转房婚的婚俗，儿子继承父亲的少妻很常见，努尔哈赤不会对此耿耿于怀。努尔哈赤素来爱护多尔衮三兄弟，属意多尔衮继位也未尝不可。倘若他处死了阿巴亥，便等于断送了多尔衮的皇位之路，而且当时多尔衮15岁，多铎才12岁，努尔哈赤怎么可能杀死阿巴亥让年幼的孩子没有依靠？

再者，从当时的殉死风俗来看，虽然存在夫死妻殉的习俗，但是殉夫者一般都是地位较低且无子的妾，很少有正妻殉死的，而且阿巴亥膝下有两个幼子，需要母亲照顾。从情理来看，努尔哈赤遗命阿巴亥殉葬的可能性很小。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为努尔哈赤殉死的，除了阿巴亥，还有他的两个小福晋，其中一个就是曾经告发过阿巴亥的代音察。在努尔哈赤的庶妃中，为何选择她殉葬？这似乎在隐晦地说明当年的宫闱丑闻和今日的大妃殉葬背后都有幕后黑手在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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