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立辉
出版社：工商联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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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懂点趣味经济学试读：
前言Preface有这样一个笑话：
问：要多少个经济学家才能把一个坏灯泡换掉？
答：八个人。一个人负责把灯泡换上，剩下的七个人负责保持所有其他条件不变。
问：要多少个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才能把一个坏灯泡换掉？
答：一个也不用。要是灯泡坏了，万能的自由市场机制自然会把它换掉，如果市场没有更换，那就说明没有换灯泡的需求，就不必去更换。
问：要多少个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才能把一个坏灯泡换掉？
答：那就要看当时的工资水平和物价指数如何了。
问：要多少个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才能把一个坏灯泡换掉？
答：越多越好。因为这样可增加就业、刺激消费，经济就这样发展起来了。
问：如果我们派1000个经济学家去换灯泡，他们多久能换好？
答：永远也换不好。这1000个经济学家会先分成10个派别，每个派别会分别拥戴一个自己的精神领袖，然后众多派别开始口水大战，纷纷寻找对自己有利对他人不利的证据，然后报纸、杂志和电视台也陆续加入战斗，最后还是没人去换灯泡。
这个故事嘲讽经济学派别林立，只是不能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上层建筑”。实际上，这样评价对经济学来说确实有失偏颇，经济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必有其可取之处。
有心者也许会注意到，我们的一举一动几乎都与经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商品价格起伏涨跌，口袋里的钞票价值增减，是买房还是炒股……每一件小事背后其实都有一定的经济规律和法则可循，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经济学。用经济学的原理来反观我们的生活，其实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经济学乐园里，人生时时皆经济，生活处处皆经济。
经济学本来的确是一门难以掌握的高深学问，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学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掌握经济学常识有助于我们了解社会乃至整个世界。我们学习经济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去了解简单的经济学用语和理论，而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掌握经济学思考和逻辑性思考。
经济学与我们的生活如此密切，但是它的高深“面孔”却吓退了许多人。不用说那复杂的数学模型和演算公式，单说那晦涩的经济术语，也会让绝大多数读者望而却步。难道经济学只能成为少数经济学者在课堂上或书斋里阳春白雪式的欣赏品吗？有没有一种通俗易懂、简便快捷、生动形象地学习经济学的好方法呢？答案是肯定的。用生动的故事和生活中的实际事例来解释深奥的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将会更加生动有趣！第一章经济学无处不在“君子国”里也会讨价还价？
我国清代小说《镜花缘》一书中杜撰了一个君子国。在君子国里，人人都大公无私，绝不存有半点儿私心。
君子国也有交易行为，但卖者却少要钱，而买者却要多给钱。下面是其中的一幕场景：
买东西的人说：“我向你买东西所付的钱已经很少了，你却说多，这是违心的说法。”
卖东西的人说：“我的货物既不新鲜，又很平常，不如别人家的好。
我收你货价的一半，已经很过分了，怎么可能收你的全价呢？”
买东西的人说：“我能识别好坏货物，这样好的货物只收半价，太有失公平了。”
卖东西的人又说：“如果你真想买，就照前价减半，这样最公平。如果你还说这价格太低了，那你就到别的商家那儿去买，看还能不能买到比我这儿更贵的货物。”
他们争执不下，买东西的人给了全款，拿了一半的货物转身就走。卖东西的人坚决不让走，路人驻足观看，都说买东西的人“欺人不公”。最后，买东西的人拗不过大家，只好拿了上等货物与下等货物各一半儿才离开。
说到人的本性，我国古代圣贤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人性是善良的；荀子则主张“性恶论”，认为人性是邪恶的。千余年来，关于人性的本源究竟是善恶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在经济学世界中的人性假设则是理性经济人。
理性经济人，又称作“经济人假设”，经济学正是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研究资源既定时的利益最大化问题：对个人是收入和效用最大化，对企业是利润最大化和企业资产价值最大化。换句话说，经济学认为所有人都是理性经济人，就是一切行为的目标只为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君子国”中的人人利他的思想和行为是不会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的。
理性经济人假定人的思考和行为都是目标理性的，唯一试图获得的经济好处就是物质性补偿的最大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段话对理性经济人有较为清晰的阐述：“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我们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好处。”亚当·斯密的这段论述向我们表明：人和人之间是一种交换关系，能获得食物和饮料，是因为每个人都要获得自己最大的利益。
在经济学世界里，千差万别的活生生的人都是理性经济人：不懈地追求自身最大限度满足的理性的人。它包含两层意思：人是自利的，同时人又是理性的。也就是说，每个人做事情都是为了有利于自己，并且每个人都知道做什么事情和怎样做事情才能有利于自己。
显然，经济人都是自利的，以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自己的追求。当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面临若干不同的选择机会时，他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经济利益的那种机会，即总是追求最大的利益。但有一点需要指出，自利并不完全等于自私。
经济人的理性思维，就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都会用最好的办法去实现自己的利益。当然，这里的“理性”指的是有限理性。因为人不是全知全能的，人的行为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如占有信息的多少、理智和聪明的程度以及外部条件的复杂多变使人难以驾驭等。但是，尽管如此，每个人还是会尽力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策。趋利避害既是每个人的本能，也是理性使然。在经济活动中，人人都是理性经济人。比如，人们都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绝不会希望买“质次价高”的商品，因为在经济活动中人会保持自利性和理性。
可能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如果人人都是理性经济人，都是理性且自利的，社会秩序会不会变得紊乱呢？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给出了回答：“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能使他比在真正处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也就是说，人人都是理性经济人，更能在客观上维护社会的秩序。
可以说，理性经济人是经济学的根基，没有理性经济人假设，就不能正确认识经济规律，也不可能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要看到理性经济人只是一种人性假设，在现实生活中，人不可能处处都以经济人的视角观察世界。如果一味把理性经济人的观点运用到一切生活准则中，生活将不可避免地有点儿变味。
经济学认为所有人都是理性经济人，并不是赞扬利己性，只是承认它是无法更改的人性，承认理性经济人的存在只是对人类趋利本性的一个认识和引导。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我们不可能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就不择手段，我们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以及法律制度的约束。硬币为何成为“鸡肋”？
早年，铸造1美分硬币需要黄铜、青铜和锌，甚至还有不锈钢等原料，从1982年起，开始采用以锌为主的原料。1美分硬币的正面是林肯总统的头像，背面是林肯纪念堂。原先1美分在美国可以买到1磅面包，但随着长年的通货膨胀，1美分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了。美国财政部下属的造币局宣布，由于金属价格猛涨，生产1美分硬币的成本已高达1.2美分，超过了1美分本身的价值。因此，有舆论呼吁，除非商品经济学有某种改变，否则应当让1美分硬币退出货币市场。
其实，“废除1美分硬币”运动早在1989年就出现了，该运动创始人高尔说，如今再花1.2美分去制造1美分硬币，显然是荒谬之举。2002年盖洛普公司的调查也发现，58%的美国民众因为1美分面值太低，收到1美分硬币后从来不使用，而是存放在储钱罐或抽屉里，还有2%的人干脆扔掉。结果，在街道、汽车、海滩，甚至垃圾堆里，都很容易发现1美分硬币。
1美分硬币的铸造成本高达1.2美分，对于美国造币局来说无疑是成本太高而收益过小。当然作为造币局而言，并不总是以成本和效益作为考量标准。但是作为市场中的经济人，不能不考虑到成本效益的问题。
成本是商品经济的价值范畴，是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人们要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或达到一定的目的，就必须耗费一定的资源（人力、物力和财力），其所费资源的货币表现及其对象称为成本。成本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付出或应付出资源的价值牺牲，它可用货币单位加以计量。在经济学中，几乎任何成本都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
我们必须首先学会计算成本。比如说你打算开一家服装店，在计算成本时，你可能会考虑到店面的房租、进货的费用、借款的利息、付给雇员的工资、水电费、税金等。在扣除这些费用之后，你认为自己还会赚到钱。但这样的计算是不完全的，你漏掉了自己的工资，你垫付的资金的利息，还有开服装店的机会成本等。只有把这些成本也考虑在内，才能判断开服装店是否值得。
因为都是理性经济人，所以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看付出多少成本和获得多少收益。而要获得收益，就必须进行成本与收益的分析，如果成本大于收益，一般都是不会去做的。“愚公移山”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愚公移山绝对不是精明的选择。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角度来说，挖山的成本过高，需要子子孙孙无数代的付出，收益仅仅是方便了愚公后代的出行。与搬家相比，移山显然是成本高、收益低。当然，作为一种精神，“愚公移山”代表着执著与坚持，受到了人们的尊重，这和经济学不能混为一谈。
经济学中，作出任何选择必须考虑成本与收益。经济学家讲实际，做任何一件事情，不是为了表现什么精神，而是要获得某种利益，这种利益可以是个人的、群体的，也可以是整个社会的。要获得利益就必须进行成本收益计算。愚公移山只是为了出行方便，而世世代代去挖太行和王屋这两座大山，这究竟值不值呢？挖山是有成本的，且不说为了挖山所需要的镐、筐等需要花多少钱，仅就愚公一家人不从事任何有酬劳动，放弃的收入该有多少啊!如果天帝并没有将山移走，那愚公的后代可能直到现在还在挖山!这就是愚公移山的预期成本。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说，很明显是成本过高而收益过小。
人们虽然都知道成本效益的概念，却经常忽视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看问题。在经济学中，成本效益分析是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即使不懂经济学的人也知道它的概念和计算。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其内涵和外延都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有区别
宋国有一个人叫狙公，他家养了一大群猴子，时间长了，他能理解猴子的意思，猴子也懂得他的心意。狙公宁可减少全家的食用，也要满足猴子的要求。然而过了不久，家里越来越穷困了，狙公必须要减少猴子吃栗子的数量。但狙公又怕猴子不顺从自己，就先欺骗猴子说：“给你们的栗子，早上三个晚上四个，够吃了吗？”猴子一听，都站了起来，十分恼怒。过了一会儿，狙公又说：“给你们的栗子，早上四个，晚上三个，这该够吃了吧？”猴子一听，一个个都趴在地上，非常高兴。“朝三暮四”的成语故事原本是揭露狙公愚弄猴子的骗术，告诫人们要注重实际，防止被花言巧语所蒙骗。在这个故事里，因为栗子的总量并没有变化，所以猴子们的行为显得很愚蠢。实际上，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可能得出的结论会大不一样。古人们认为总量是没有变化的，因此觉得早上三个晚上四个和早上四个晚上三个是完全一样的。其实不然，“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还是有区别的，它们能给猴子带来不同的效用。那么，什么才是效用呢？
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中，“效用”概念的出现无疑是一个突破。物品效用在于满足人的欲望和需求。一切物品能满足人类天生的肉体和精神欲望，才能成为有用的东西，才有价值。在经济学中，效用是用来衡量消费者从一组商品和服务之中获得的幸福或者满足的尺度。有了这种衡量尺度，我们就可以在谈论效用的增加或者降低的时候有所参考，因此，我们也可以在解释一种经济行为是否带来好处时有了衡量标准。效用不同于物品本身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产生于物品的属性，是客观的；效用是消费者消费某种物品时的主观感受。
效用价值论强调物对人的满足程度，而满足程度完全是主观的感觉，主观价值是客观交换价值的基础。物品的有用性和稀少性都是价值形成不可缺少的因素，都是主观价值的起源。例如在不同地点，人们对馒头的不同主观评价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村子里住着一位穷人和一位富人，有一天村里突然发洪水了，穷人背着家里最贵重的东西——一袋馒头爬上了一棵树，富人背着家里最贵重的东西——一袋金子也爬上了这棵树。洪水没有消退的迹象。第一天，穷人吃了一个馒头，富人什么也没吃，眼睁睁地看着穷人吃。第二天，穷人又吃了一个馒头，富人的肚子已经直打鼓了。到了第三天，富人实在是忍不住了，于是富人对穷人说：“我用一锭金子换你一个馒头。”在这个艰难时期，馒头对人的效用无疑比金子大。
经济学依赖一个基本的前提假定，即人们在作选择的时候倾向于选择在他们看来具有最高价值的那些物品和服务。效用是消费者的主观感觉，取决于消费者对这种物品的喜欢程度。消费者对某种物品越喜欢，这种物品带来的效用就越大，他就越愿意购买，需求就越高。比如有人喜欢抽烟，那么香烟对于他而言效用就很高，但对于一位不愿意闻烟味的女士来说，香烟就会是效用很低甚至是负效用的物品。很显然，在作决定的时候，烟民自然会把香烟视为至宝，而女士们可能更钟情于化妆品或者衣服之类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通过红皮鸡蛋与白皮鸡蛋的变迁，来解读效用。根据科学研究，不管是鸡蛋的味道还是营养价值，都跟蛋壳的颜色毫无关系。那为什么以前市场上的白皮鸡蛋都不见了？这是因为，在我国很多地区，人们都喜欢红皮鸡蛋。红色给人一种吉利的象征，当它大量涌入市场，价钱与白皮鸡蛋差不多的时候，多数市民会选择红皮鸡蛋，如此一来红皮鸡蛋便抢占了市场。正是因为人们对红皮鸡蛋有更大的满足感，所以才造成了今天的“市场尽是红皮鸡蛋”的状况。现在人们买红皮鸡蛋还会达到以前的效用吗？答案是否定的。红皮鸡蛋本来是很吸引人的，越稀少就越受到尊崇。当红皮鸡蛋充斥市场时，人们对于红皮鸡蛋的满足感是逐渐降低的，这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白皮鸡蛋反倒比红皮鸡蛋贵的原因了。田忌赛马能赢的秘密《史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田忌经常与齐王及诸公子赛马，设重金赌注。但每次田忌和齐王赛马都会输，原因是田忌的马比齐王的马稍逊一筹。孙膑通过观察发现，齐王和田忌的马大致可分为上、中、下三等，于是，孙膑对田忌说：“您只管下大赌注，我能让您取胜。”田忌相信并答应了他，与齐王和诸公子用千金来赌胜。比赛即将开始，孙膑说：“现在用您的下等马对付他们的上等马，用您的上等马对付他们的中等马，用您的中等马对付他们的下等马。”
三场比赛过后，田忌一场落败而两场得胜，最终赢得齐王的千金赌注。
后来，田忌把孙膑推荐给齐王。齐王向他请教兵法后，就请他当自己的老师，孙膑的才学有了更宽广的用武之地。
同样是三匹马，由于选择的配置方法不同，结果就大不相同。田忌的马要比齐王的马低劣，在这样的约束前提下，孙膑只是利用选择配置的不同就赢得了比赛。在作选择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学习“田忌赛马”中孙膑权衡取舍的智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济学就是关于资源配置的学问。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说：“经济学研究人与社会如何作出最终抉择，在使用或者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产品，并把产品分配给各个成员以供消费之用。它分析改进资源配置形式可能付出的代价和可能产生的效益。”因此，学会“权衡取舍”，才能作出适合的决策，获得最大收益。
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但用于满足欲望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要决定用什么资源去满足那些欲望，这就是资源配置的问题。资源配置的实质是权衡取舍，即在取舍之间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权衡取舍”的情况随处可见，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每个人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生活就是在不断地“权衡取舍”。你有买一套衣服的预算，但同时看中了两套各具特色的衣服，究竟选择哪一套？你攒了一笔钱，准备添置新的家具，是买一套组合柜呢，还是买一台录像机？你大学快毕业了，是攻读研究生继续深造，还是去工作赚钱？两个男人都很喜欢你，你是选择有钱的，还是选择有才的……作这些决策的过程其实就是“权衡取舍”的过程。
如果几种选择之间优劣分明，作出取舍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比如，有两家公司，情况差不多，一个答应付你每月3000元工资，另一个答应付你3500元工资，应该去哪家公司是不言自明的。但如果都愿付你3500元工资，你就很难判断去哪一家更好，这时我们就要费心权衡。在甲、乙两公司均愿意每月付给你3500元工资的例子中，如果你接受了甲公司的工作，在你得到每月3500元工资的同时，你就会失掉乙公司每月付你3500元的机会，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在作权衡时才会感到为难。
其实每个人都会面临“权衡取舍”，大致上体现如下的规律：每个人都会自然地作出趋利避害的决策，选择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人们会清楚认识到自己面临的选择的约束条件，以尽可能实现自己付出的代价最小化。“权衡取舍”的情况越多，意味着人们的选择和自由度越大。
现代社会可供选择的对象太多，我们该如何选择，也是在考验我们的“权衡取舍”智慧。商业社会有很多人患有“选择型恐惧症”，就是因为自己的选择一再失误，从而不敢再去选择了。因此，“权衡取舍”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以经济学的思维思考问题，对于我们的选择必将有所裨益。“东食西宿”的利害计算《艺文类聚》里有一个“东食西宿”的故事很有意思：
齐国有一户人家的女儿，有两家男子同时来求婚。东家的男子长得丑，但是很有钱；西家的男子长得俊美，但是很穷。父母一时间陷入了两难之中，不知道该如何抉择，因为无论选择哪个都会有所失。
于是父母便征询女儿的意见：“你自己决定愿意嫁给谁可能难以启齿，不便明说，就以袒露一只胳膊的方式，让我们知道你的意思。”
女儿便袒露出两只胳膊。
父母感到奇怪，问其原因，女儿说：“我想在东家吃饭，在西家住宿。”
面对有限的资源，为了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人们必须选择放弃。由此看来，作出选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根源在于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有所得必有所失。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时，选择吃鱼，那么就不能吃熊掌，熊掌就是选择吃鱼的机会成本。经济学家常说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就是指任何选择行为都有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又称“选择成本”，是指作出一个选择后所丧失的不作该选择而可能获得的最大利益。也就是说，为了得到一种东西而必须放弃另一种东西。其实对于“齐女”来说，东家、西家都具有吸引力，无论选择哪一个，都会造成机会成本的损失，这也就是为什么“齐女”不能作出决策的原因。
机会成本并非会计学意义上的成本，而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概念。要想对备选方案的经济效益作出正确的判断与评价，必须在作决策前进行分析，将已放弃的方案可能获得的潜在收益作为被选取方案的机会成本计算在内。
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曾用热狗公司的事例来说明机会成本的概念。热狗公司所有者每周投入60小时，但不领取工资。到年末结算时公司获得了22000美元的可观利润。但是如果这些所有者能够找到其他收入更高的工作，那他们所获年收入将达45000美元。那么这些人所从事的热狗工作就会产生一种机会成本，它表明因他们从事了热狗工作而不得不失去的其他获利更大的机会。对于此事，经济学家这样理解：如果用他们的实际赢利的22000美元减去他们失去的45000美元的机会收益，那他们实际上是亏损的，亏损额是45000—22000=23000美元。
其实，人生面临的选择很多，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选择。比如是继续工作还是先去吃饭；是在这家商店买衣服还是在那家商店买衣服；是买红色的衣服还是黄色的衣服；心中有个秘密是告诉朋友还是不告诉朋友，要告诉哪些朋友……这些选择在生活中很常见，不过似乎并不重大，所以大家轻松地作出了选择，也不大会慎重考虑。就像，如果去KTV和去电影院对你同样有吸引力，不妨掷硬币决定去哪儿。
当然，如果是重大决策，还是多犹豫一些为好。比如选择爱人，可不能用掷硬币的方法。机会成本越高，选择越困难，因为在心底我们从来不愿轻易放弃可能得到的东西。不管怎样，我们在作选择的时候，应该时刻谨记机会成本的概念。分一锅粥为什么这么难
有7个人在一起共同生活，其中每个人都是平凡而平等的，没有什么凶险祸害之心，但不免具有自利的心理。他们每天要分食一锅粥，但并没有称量用具和有刻度的容器。
大家发挥了聪明才智，试验了各种不同的方法，主要方法如下：
方法一：拟定一个人负责分粥事宜。很快大家就发现，这个人为自己分的粥最多，于是又换了一个人，但总是主持分粥的人碗里的粥最多。
方法二：大家轮流主持分粥，每人一天。这样等于承认了个人有为自己多分粥的权力，同时给予了每个人为自己多分的机会。虽然看起来平等了，但是每个人在一周中只有一天吃得饱而且有剩余，其余6天都饥饿难挨。
方法三：大家选举一个信得过的人主持分粥。开始时这个品德尚属上乘的人还能基本公平，但不久他就开始为自己和溜须拍马的人多分。
方法四：选举一个分粥委员会和一个监督委员会，形成监督和制约。
公平基本上做到了，可是由于监督委员会常提出多种议案，分粥委员会又据理力争，等分粥完毕时，粥早就凉了。
方法五：每个人轮流值日分粥，但是分粥的那个人要最后一个领粥。
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个制度下，7只碗里的粥每次都是一样多，就像用科学仪器量过一样。每个主持分粥的人都认识到，如果7只碗里的粥不相同，他确定无疑只能拿到那份最少的。
分粥的故事告诉我们，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其实质就是如何把蛋糕做大，又如何使蛋糕分得更均匀一些。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既不能只强调效率而忽视了公平，也不能因为公平而不要效率，应该寻求一个公平与效率的最佳契合点，实现效率，促进公平。但是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完美结合，又谈何容易？
有这样一个故事：两个孩子得到一个橙子，由一个孩子负责切橙子，而另一个孩子选橙子。最后，这两个孩子按照商定的办法各自取得了一半橙子，高高兴兴地拿回家去了。其中一个孩子把半个橙子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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