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康》杂志社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我们中国这些年试读：
寻找回来的故事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西哲赫拉克利特如是说。更何况，这是一个变化万端的世界，时代潮流浩荡而来，呼啸而去。时间是一条不息的河流，人们涉水而过，总会留下痕迹。而这些痕迹，有的被郑重其事地对待，浓墨重彩地描绘；有的则随风而去，再无踪影；还有的没入淤泥，被泥沙裹挟，历经沧海桑田，变成记忆的化石。
值得庆幸的是，每个时代总还有一些执着于寻找印迹的人，潜入时间长河，将这些散落的记忆打捞出来。《小康》杂志的编辑、记者们就是这样的有心人，他们将自己沉潜往复的探寻成果集结成册，让今世和后世的人们可以观察、了解那些沉浮于岁月之河的人生。他们跋涉所及的，既有误会重重的古代史迹，也有掩埋已久的近代史事。
1986年，梁培恕第一次萌发了写父亲的念头。梁培恕写父亲，是他发现外界对父亲及其思想的种种解读很多都是简单化的、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一个真实的梁漱溟是什么样的？1999年时，梁培恕完成第一稿。这本写父亲的书第一次在大陆出版，却已是2011年。
这是儿子眼中的梁漱溟。
曹禺诞辰100周年，人们以不同方式赞许他的成就。也有人唏嘘，他晚年时因“写不出东西”而备受折磨。作为女儿，万方则感慨：“灵性慢慢干涸，这不是曹禺一个人的悲剧，而是那一代作家遭遇的困境。”
这是女儿心中的曹禺。
83岁的萧乾遗孀文洁若，如今仍愿做丈夫的影子：写回忆萧乾的书；随身带着萧乾的刻印；讲话时，一定扯到萧乾身上。在萧乾诞辰100周年时，纪念活动不断，活动现场总能见到文洁若，拄着她那根刻了萧乾名字的拐杖。
这是妻子眼中的萧乾。
三毛去世前，留了最后一封信给自己的知己、“爱人”眭澔平。三毛死后，眭澔平接续她的脚步，用20年时间行走180多个国家，以双眼、双手、双腿完成三毛未尽的心愿，以自己的方式解读那个率真外表下，“内心压抑得很深很深”的女人。
这是爱人眼中的三毛。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记忆。
中美军事档案合作揭开了尘封60多年的历史：“请肃立、静穆。仪仗队将为你面前的这张6人圆桌依次摆上美国海陆空三军和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的军帽与一顶平民的礼帽，这代表美国所有在海外战斗的失踪人员。”
数以千计的日本孤儿在“二战”时被遗弃中国，身份认同成为他们一生的惶惑。60多年后的今天，仍有人不停追问：是什么力量促使黑龙江省方正县的人们向曾经的敌人之子伸出温暖的手、给他们以生的希望？已有三个孩子却又领养了一个日本遗孤的鲁万富说：“怎么说那也是条命啊！”
原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崔永元大力倡导“口述史学”，他率领的团队用8年时间采访了3 500人，最终完成的纪录片《我的抗战》到底讲的是什么？那些亲历者的讲述令人动容，那些普通的生命个体在战争中的真实状态为何会让人潸然泪下？
一提到叶名琛，熟悉历史的读者就会想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 “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怪异策略，从而认定他是清朝晚期一个昏庸的高官。然而，这有没有可能是一个由清政府和侵略者联手制造的百年冤案？
一个日本老人，为什么跑到中国在黄土高原栽种了1 800万棵树？
一个93岁的中国老人，又为什么要坚持在日本打13年的官司？
……
沉没的故事一经浮出，就一定能让我们这些读故事的人惊讶不已。
有些故事是讲大人物的，比如张治中女儿记忆中的周恩来，张作霖家族的60年甘辛，陈立夫家族三代人的命运，冰心与巴金的98封书信，儿子眼中的梁漱溟，名誉遭受磨损的曹禺晚年，林洙读懂的梁思成，等等。在那些名满天下、纵横世界的政治人物、文化名人的光环背后，那些被故意忽略或有意忘记的真性情悄然揭幕。后人由此理解他们的选择，赋予他们的爱恨以不同的意义。
有些故事是描述大事件的，关于一个国家的新生时刻，国旗升降的幕后故事，六十年国家生日的难忘瞬间，关于八年抗战中真正的战士，虚构与真实的中国远征军，从东北巨流河到台湾哑口海的命运悲歌，永远无法抵港的太平轮。在战火纷飞、国家创立的时刻，把青春与热血献给理想、却又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一代人，他们的经历岂能成为历史的空白？！
还有的故事是关于小人物、小事件、小传奇，讲述的都是时代中被裹着踉跄前行的人们。比如程默，一位摄影家，他是鲁迅葬礼唯一的影像记录者，曾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侵华日军对重庆的野蛮大轰炸，也曾用相机记录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袖在延安的生活工作，还曾亲手拍下开国大典的历史瞬间。比如康国雄，民国著名金融家康心如最小的儿子，本是“1949年以后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却因一顶“蒋介石干儿子”的大帽子，被困扰了一生，他全部的精力都用于带着家人“活下去”。还有霍元甲，传奇的精武英雄，他的真实身世并不显赫，身边也没有如花美眷，性格更非剑拔弩张，出生在一个七代习武的农民家庭，迫于生计背井离乡，却幸运地遇上了孙中山。
那条名叫历史的长河，不舍昼夜，奔腾向前。每一朵浪花里都隐藏着故事，每一颗水滴里都饱含着人生。难以忘怀的硝烟，爱恨交织的时刻，被碾压的人性，被命运捉弄的才华，都会相拥着、碰撞着，如泥沙俱下一般，汇入时代的大海。
无论是活着的人，还是逝去的人，都注定以各自的方式与历史相遇。纵然我们不能复原历史，但我们还可以打捞记忆。最能打动人们心扉的，就是那些迎着命运的抗争。这与成败利钝无关。
请大家静一静，读一读这些故事。谢谢。
是为序。钱文忠2015-01-01
太平轮：一艘永远无法到岸的船
在1949年200万人溃退到台湾的过程中，最终沉没的太平轮的悲剧只是其中一个小插曲，而那些有关太平轮的离散记忆，勾勒出的却是一场大迁徙的轮廓，一个大时代的故事。文/苏枫
1949年1月27日，定期往返上海与基隆间的太平轮，从上海开出年关前最后一班船。子夜时分，太平轮与运煤船建元轮相撞，沉没于浙东舟山海域，900多人遇难，仅38人生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太平轮沉没事件，太平轮亦因此被称为“东方泰坦尼克”。“泰坦尼克”号由于一则美丽的爱情故事而变得举世皆知，而太平轮和它所牵引的生死别离却渐渐被人们所遗忘，成了一个时代的往事。时隔60多年，尘封的记忆又被翻新在历史的追寻之中。
台湾地区资深媒体人张典婉，通过多年探访幸存者与遇难者家属，结合大量珍贵史料与照片，写成《太平轮一九四九》，向我们讲述了太平轮的生死别离，再现了父辈集体流亡的辛酸往事。
2011年6月25日下午，张典婉女士来到北京。在三联书店，她与我们一起分享了有关太平轮的故事。
母亲的乡愁
张典婉真正动意写关于太平轮的书，是在母亲去世后。
沉船前一个月，张典婉的母亲司马秀媛携带一只皮箱、两只小狗，搭乘太平轮，平安地踏上了台湾的土地。
即便后来嫁给一个客家人，过着并不优渥的生活，这个曾经的上海大户人家的小姐还是固执地保留着在上海时的生活习惯。
穿旗袍、喝红茶，和上海中西女校的校友们坚持每年聚会。韶华不再的老太太们穿着旗袍，用吴侬软语轻唱“夜上海”。在台湾南部乡下生活时，她会与同样生活在那里的一位朋友坐人力三轮车到镇子上的电影院去看《魂断蓝桥》，偌大的影院中只有她们两个观众，俨然是这里两个穿旗袍的女人的专场。两个女人看到伤心处，便在影院中抱头痛哭。“她常常说，如果没有太平轮，我们的生命是无法延续的。”母亲喜欢讲太平轮，丝毫不理会张典婉对这个听过无数次的故事的厌烦。
太平轮确实延续了许多台湾“外省人”的生命。著名作家龙应台的母亲当年就是坐着太平轮，一路流亡到台湾后，生下龙应台。
2000年母亲去世后，张典婉在整理她的遗物时，看到了她当年乘坐太平轮带到台湾的东西：三根用布袋包住的金条、一张上海身份证、一张地契和一个记满了上海电话的小本子。“小本子上面有淮海路，还有她的老家陶湘路一号的电话，可是她一生再也拨不通这些电话。我抱着母亲的遗物，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她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纪念上海，纪念一种失去了的生活。”张典婉决定开始搜寻这艘船，以及随它一起沉没的那些家族故事，以记取母亲那代人的流亡。“那一刻，所有的感觉都涌上来，我决定要写家族史，写客家父亲和上海母亲的故事，故事里有一艘太平轮。”
那年那天，沉没的黄金船
1949年1月27日，农历小年夜，黄浦江畔万头攒动，等着登上太平轮。
他们听说，台湾四季如春，物产丰隆。于是许多人变卖家产、携带家眷，挤上这艘大船，寻找一生的太平岁月。
江边挤满了人，从岸边望去，看不见海水。有人身上缠着金条，用力跳，金子太重了，人就扑通落入水里，沉下去。
因为是年关前最后一班驶往台湾的船，大家都争相挤上船，希望到台湾与家人团聚。船上不仅有平民百姓，也聚集了众多政商名流：有身份显要的将军、省主席，也有袁世凯的孙子、东南日报社社长、国立音乐学院院长等。
据曾经乘坐太平轮的乘客回忆，国共内战后期，所有船票不再是票面价，多用黄金直接换船票；特别是旧台币，每天贬值几万元，还不能换一碗面， 黄金就是最佳的买票工具了。有办法的人，拿张名片也能上船。据说当年的船票，比上海市政府公定价格还高，多卖出来的位置，就是船员们的外快。
这一班太平轮，登记在册的旅客只有508名，但实际运送的旅客超过1 000人。
除此之外，船上还装着各种杂货、政府机关的报表文件，以及600吨钢材、中央银行的80箱卷宗、药铺的中药、商铺的账簿、五金，外加东南日报社的一整套印刷器材和白报纸。许多人都带了全部家当——金饰珠宝、值钱细软。
传言中，这班太平轮还带了故宫古董，有人听说，怀素字画也在船上。
原定上午起航的太平轮，直到午后4时半，才带着超载的乘客、货物驶向基隆港。冬日天黑得早，但因为时局紧张，太平轮并未按规定挂信号灯、鸣笛。
为了怕被军方拦截，太平轮改变航程，抄小路，往前快行。往来的船只全为赶年关，静悄悄地在海面上滑行，夜越深，船行得越快，直到见不着江边的灯火人家。船上的旅客因为快过年了，在船上喧嚷、打牌、吃喝，个个都沉浸在年节的喜悦中。
为了迎合年节气氛，太平轮管事顾宗宝在上船前还特别采买了许多应景食粮：培根、咸鱼、海参、海蜇皮、干贝、鸭蛋、冬笋、火腿、香菇、木耳、大头蟹、各类酒和汽水……也有旅客加菜，增添年节的准备。
明天就是除夕了！全船沉浸在欢乐气氛中，喝酒作乐，大口吃菜、大口喝酒。
当晚23时45分在舟山群岛海域附近，熄灯疾驶的太平轮与一艘载着2 700吨煤矿及木材的建元轮相撞，拦腰被撞的建元轮立刻沉没，船上72 人溺毙，有3人被救至太平轮。相撞后，乘客被告知有惊无险，因而多没有防备，船员也没有做好应做的应急措施，没有立即靠岸，未放救生艇。但没过多久，太平轮也开始下沉，落水者因当时天寒而冻死或溺毙，超过900人罹难。
幸存者都无法忘记那梦魇般的一夜。会游泳的人抓着板子就在海上漂浮，不会游泳的、力气小的，没多久就再也见不着人影了。冷冽的海浪滚动着冰冷的潮水，一波又一波，小孩、大人的哭泣、尖叫，凄厉地划过深夜。入冬的海水，越来越冷，许多人熬不住冰冷，逐渐失去体温而松手、沉没。
不分阶级、地域、年龄、性别的人们同舟共济，互相扶持直至灭顶。幸存者叶伦明回忆：“有一个男人努力寻找是否还有生存者，有人伸出手来，就尽量拉住他们的手，让大家可以齐心扒着木桶，等待救援。”
澳大利亚军舰“华尔蒙哥”号，将生还者救上船，让他们换上海员的干净衣服，给他们食物、热饮，送他们到上海，将个人用品一字排开供每个人认领，“未短一张名片，未短一块金元”。
在生死存亡关头，也有人性的丑恶。“有人拿着枪支，迫使别人让出木板。”“在深黑的夜里，四周尽是哀号惨叫声，却有人划着救生船，不管身边的哭喊求救声，扬长而去。”65年后，幸存者叶伦明对张典婉说起往事，依然愤怒。
寻找太平轮：流亡者的悲喜人生
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
在1949年200万人溃退到台湾的过程中，太平轮的悲剧只是其中一个小插曲，在中国沿海的每一个重要的港口，类似太平轮这样的生死离别在日复一日地上演。
太平轮沉没时，年仅45岁的天才音乐家、南京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也在船上，他本来准备为国立音乐学院迁台寻觅新址，并和夫人与独生女儿团聚过年的。夫人、女儿抱着激动企盼的心情，早早来到码头，结果人未接到。夫人的生活彻底改变，皈依佛门，吃素念佛度过余生。
这些故事，犹如记忆的拼图，勾勒出一场大迁徙的轮廓，一个大时代的故事——无论是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还是命若蝼蚁的普通人，都在自愿与不自愿当中，来到一个陌生岛屿，以1949年为分界点，开始了人生的下半场。
几十年的时光让这段往事难有踪迹可循。直到2004年年底，张典婉参与《寻找太平轮》纪录片采访，那段历史才得以在她眼前真正展开。她不停地寻找幸存者和遇难者的家属，并且到图书馆、档案室搜寻当年的资料，但她当时根本找不到一个在那场海难中的幸存者。纪录片播出后反响强烈，开始有人联络她。
叶伦明是张典婉见到的第一个幸存者，他获救以后到了香港做生意，并因为坚持长跑而小有名气。2005年，他通过报社联系了张典婉。此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联系张典婉，越来越多有关太平轮的往事浮出水面。
在寻找太平轮往事的过程中，令张典婉最难过的是，她不得不一次次“向别人的伤口上撒盐”。有些人提供了线索，再联络，却像断了线的风筝。有些人勃然大怒，用力甩上大门，或在电话那头，冷冷地挂上话筒。在无数次的拒绝与误解后，张典婉终于把这些故事一点点积累起来，写进了书里。
张典婉一直说，冥冥之中有神相助。寻访的过程中，每次山穷水尽，最后总会有柳暗花明，她甚至在一家餐馆偶遇到当年在太平轮上出生的老人，也曾经在大陆一家档案馆翻到了从1949年之后再没有人翻过的档案，而这被遗忘了60多年的档案中，有当年与太平轮有关的起诉书、证词和罹难者名册，以及太平轮全船构造图。
在她寻访到的那些故事中，最多的是关于等待与改变。
上海小姑娘黄似兰8岁的时候与母亲短暂分离，被提前送到台湾。1949年春节，她欢天喜地地等着渡海过来寻她一起过年的母亲，结果等到的却是母亲罹难的消息。
黄似兰去台湾之前曾经在上海有着快乐的童年，在一张照片中，她留着时尚的发型，穿着漂亮的花裙子，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幸福随着母亲与太平轮一起沉入海底。一场海难，黄似兰从云端跌到谷底。人生际遇的改变成了那次海难带给每一个当事人最大的烙印。
另一位幸存者王兆兰，一直记得母亲跟自己说的最后一句话，“抓好妹妹”。家境殷实的王兆兰跟随母亲与弟弟妹妹一起到台湾与父亲团圆，为了能够早一天见到丈夫，母亲买了太平轮的船票。
几十年后，在通了很多次电话之后，王兆兰才同意与张典婉见面。当年16岁的少女已经满头银发，在失去母亲、弟弟妹妹后，坚强度过了大半生。王兆兰讲起当年太平轮上发生的事情，仍旧像是一个情感失控的少女，双手捂住脸，痛哭失声。
太平心愿，和解共生
2005年，《寻找太平轮》纪录片摄制完成，在台湾各大电视台轮番播映，引起强烈反响，也引发更多的故事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是大时代中悲欢离合的真实故事。”在张典婉眼中，有关太平轮的记忆，超越了一切族群。每个人的生命及家族故事，因着太平轮，见证了历史。
太平轮曾在白先勇笔下化为小说《谪仙记》的题材。《谪仙记》中写到一位上海小姐李彤，因太平轮出事，父母都遇难的情形。小说之后被谢晋导演改编成电影《最后的贵族》。
1949，对台湾人是个敏感的数字，战火迷乱，两岸相隔，记忆离散出现在许多来台湾的作家笔下。1949年离别故乡，到了台湾落地生根60多年， 悲伤哀怨，往往成为他们上一世纪的符码；最后一班船，成了少年青春的乡愁。有人一辈子再没有回到故土，有人再回少年山河梦土，却再也唤不回花样年华。“60多年过去，两岸开放探亲、通商、通婚、直航。两位在60多年前打得你死我活、打得石破天惊的领导人，都已作古。”
张典婉感慨，1949年划开了两岸，也划破了两个不同的政权与时空。台湾当局曾说：神州变色，要建设台湾，作为反共抗苏的基地。在舟山群岛大撤退后，甚而提出了“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目标。大陆则高喊胜利解放，人民当家做主，中国一定要统一。两岸剑拔弩张了半个世纪。“浅浅的海峡，深藏着太多的故事，而由于两岸长时间的隔绝，很多故事都不被更多中国人所知。《太平轮一九四九》就是该有的一次打捞，打捞沉船，打捞记忆，更打捞太多中国人曾经对太平的巨大渴望。”主持人白岩松如是说。
2010年5月25日，浙江舟山市嵊泗县以南的白节山海域，来自太平轮上的遇难者亲人和幸存者首次来这里共祭太平轮遇难的上千亡灵，白菊花和千纸鹤撒满了海面。
海祭仪式为默哀。大家向2名太平轮生还者——来自香港的叶伦明和来自台湾的王兆兰，送了红色玫瑰花。
海祭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是张典婉。这是60多年来两岸民众首度合祭太平轮遇难者。
这次海祭的大陆参与者比台湾的参与者多，39人中约三分之二是现居大陆的遇难者家属。这让张典婉十分欣慰。此前，她找到的故事多半在香港和台湾，总感觉太平轮的故事“拼图少了一半”，但这海祭中，拼图的另一半也出现了，让这场灾难的图景逐渐完整起来。
回首60多年前，来不及到达台湾、葬身海底的魂魄，早已随巨浪舞动向天；汹涌潮水，将陈年往事推向远方。天，望不见尽头；海，看不见彼岸。所有的幽怨，在这一刻化为沉默。
一个国家的新生
开国大典以一种华丽的姿态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一个新政府如何带领这个大国走向繁荣昌盛，毛泽东很冷静地总结道，“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文/兰燕飞
一个国家的进步有目共睹，一个时代的厚重令人沉思。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总会在这一天手舞足蹈，这种集体仪式的反复再现显示了一个群体对于国、家两个字的认同。
回到1949年，我们能看到一个政权崭新建立时的痛苦与欢欣。这个国家65年来的庆生仪式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新变化，来观礼的人们发现了这个国家新的传统和文化，被影像记录的历史中，那些辉煌瞬间被不断地再现，那些历史被不断地剪辑。
观察节日中每一个变化背后的轨迹，便能看到这个国家65年来的改变与进步。
时间开始了。
1949年10月1日的北京，掀开了新的一页。一个新政权的确立，不可能是从天而降。从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到开幕，从政协会议10天的群体决策到开国大典，再从开国大典到一个完备政府的形成，被时空高度压缩的1949年，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注定是一个始终不曾被解读完毕的一年。
500万银元打造“新北平”
1949年1月31日，北平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天——中午12时30分，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由西直门进入北平城，开始接管防务。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在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里，毛泽东开章明义：“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新政府的准备工作也在筹备之中。就在毛泽东离开西柏坡进入北平的前一个月，中国共产党的“大管家”杨尚昆已经将中共中央转移到北平后的驻地安全方案报给周恩来。李克农的意见是，从乡村到城市，在时局最紧张的关头，且北平是局部和平未经清理，应当引起最高的警惕。
从安全的角度考虑，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从涿县乘专列到达北平的当天晚上就住进了中共中央的临时驻点——香山。与毛泽东同一天到达北平的还有黄炎培，他则是住进中共中央为特邀人士准备的北京饭店。3年前，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就民主话题进行了讨论，也因此给黄炎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月中旬，黄炎培携妻带子离开上海，化装走香港。他在日记中记录，是为第三次亡命：第一次清光绪二十九年（1901）7月去日本；第二次是民国十六年（1927）5月19去大连。然而周恩来的赤诚邀请，使“亡命”不过半个月的黄炎培在3月1日就决然返京，准备全身心投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中来。
毛泽东到达北平后的第三天，杨尚昆和范离去“新北平”（即今公主坟以西一带）看房子，打算作为将来中央机关驻地。中央驻地问题一直难以定论，4 月16日，杨尚昆致电周恩来，请求决定。“因目前急需着手布置，如决定经营新市区，则需要大修理和建筑部分房屋，购置家具，估计需人民券10亿以上。”
国民党统治下的金圆券其时已因通货膨胀成为废纸一张，市场上甚至开始以物易物，袁大头式的银元是最受欢迎的硬通货。据8月8日湖南《中央日报》刊发《人民券受市民欢迎，2000元换银元1元》报道：“人民券向来信用卓著，与银元的比值是2000元换银元1元……”倘以彼时民间币值交换率计算，“新北平” 的打造需要500万银元，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中共中央后来决定利用已有建筑，中南海就此进入视线。6月，中直机关从香山移入中南海，杨尚昆任中直机关临时党委书记。“新北平”最终没有成为中央机关的驻地。
被删掉的“中华民国”
1949年9月21日晚，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
这一天，黄炎培的心情并不轻松，他听说杨杰从云南准备来京，结果在香港被刺杀。大会开幕，他留意到，代表总数662人，出席635人。这天，黄炎培作为民建代表要发言，结果，他的发言被宋云彬批评为“既不庄严，又不松动，令人生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还是宋庆龄的发言，但宋云彬又说，“可惜她不会说国语，一口地道的上海话念出来，就没有劲了。”
大会第一天有些意外状况被很多人记录下来。宋庆龄讲话时，正雷电大作，电灯也忽然灭了，不久后又亮了，如同天气一样。散会出门时，《文汇报》主编徐铸成发现，天空已是满天星斗。
9月26日，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问题，代表们产生了争议。周恩来说，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名称下加括弧简称“中华民国”，每次会议都有人表示累赘，当初之所以在《共同纲领》草案中写入这一条，主要是为了顾及一部分人的意见，表示不忘辛亥革命创始的功绩。张元济发言赞成删去，何香凝起身抗议。黄炎培和邵力子则称可暂留，其他代表都主张删除。这时，沈钧儒说，去掉这4个字并无忽视辛亥革命的意思。于是，周恩来就拿他的话作为结论，简称“中华民国”于是被删除了。
西方媒体则在猜测中国政府亮相后的新阵容，美国合众社此前发布了一条极不靠谱的消息，引用灵通的中国人士的说法称：“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大概将被推选为‘中共’发起的联合政府的首届主席。该联合政府料将于‘双十节’在北平成立，‘中共’主席毛泽东料将置身于联合政府之外，但将保持其‘中共’党的领袖地位。”
新政权开始运转
10月1日，入秋的北京，天气阴凉。但很少人关注到天气，下午3时，大典开始。
黄炎培在一片红色中炫目，他感叹，“燕都自辽金明清以来，殆未有之盛典。”徐铸成记录，前一天上午，他还特地到王府井大街理了发。“因明日开国大典，个人亦应有新面目也。”徐铸成以一个职业记者的眼光和笔调记下了那一天的亲历亲闻。当毛泽东大声高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 “全场一片欢腾”，他也禁不住“潸然泪下”。
徐铸成和老朋友郭春涛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目睹盛况。21年前国民党定京津，也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大会，当时徐铸成刚做记者，去参加采访，郭春涛当时为第2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代表冯玉祥发言。吴稚晖代表‘中央’致辞，说“你不好，打倒你，我来干，不要来而不干”。前尘往事，历历在目。徐铸成问郭春涛有何感想，郭春涛沉吟片刻，说：“如果蒋不如此倒行逆施，今日他也可能当主角吧？”
毛泽东的老对手蒋介石也在同一时刻听到了那句十足湖南口音的宣告，对于住在广州东山梅花村32号陈济棠公馆的蒋介石来说，这句在收音机过度杂音下的宣告听起来甚至是尖锐和刺耳的。那些天他唯一的安慰就是与夫人宋美龄的一次越洋通话，宋美龄在上一年的11月28日飞往美国请求杜鲁门总统的援助，还在美国，得到的只是礼节性的话语和“美国不能向中国提供比计划中的4亿美元更多的援助”。那台收音机仿佛是件不祥之物，第二天，也就是10月2日，蒋介石又在巨大的噪声中听到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明，事实上，在开国大典开始后仅两个小时，苏联政府承认“新中国”的照会就已发到中南海。就在随之而来的10月3日，中苏建交。
1949年10月，中国北方已经是“解放区的天”，但南中国还没有晴朗。国民党的国民政府还在广州。属于旧的时间体系里的人，坚信他们的时代并没有过去。10月8日，广州的国民党残余政权，在行政院会议上通过了“通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团名单、中央人民政府人员名单，以及“附逆有据之官员”名单，其中包括钱昌照、吴有训、张志让、梁希、马鸿宾等。也是在这一天，马寅初告诉竺可桢，新政府4个委员会和30个部的主持人物之所以迟迟不发表， “皆由小党派之各欲占一席”。
10月18日，有多人找到黄炎培，权力最初分配开始出现“不大方的表示”。马叙伦要求添一个政务院副秘书长，以许广平推荐。致公党陈其尤以副部长太低，不肯受。吴羹梅原是财经委员，暗中进行之结果，改为私营企业局副局长，而去掉委员。章乃器则要黄炎培向周恩来请求，准其兼任委员（政务）。“人太多，权力的分配不均匀，对个人而言，肯定有不如意的地方。”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胡为雄介绍，包括到20世纪50年代评级，评元帅、大将、上将等，“也有人哭鼻子，毛泽东才批评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胡为雄说，宏大的代表阵容，包括了各民主党派，军队和各人民团体，各区域、各民族的代表，“各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开国大典后一个月，各单位开始正式办公。新政权结构的确立支撑起了整个国家的运转。随后几年，高度集聚社会资源能力的中共中央政府在空前统一的氛围里完成了确立国家政权的一系列工作。带着毛泽东时代深刻烙印的“新中国”起步了。
观礼台三十五年风云变幻
观礼台上可以容纳21 000人，那些曾经登上过观礼台的人们，见证了这个国家的风风雨雨，看到了这个国家的逐渐富强。文/孙晓青
红色观礼台上的观者都是亲历者，观礼台下的观者则是国家盛大生日的举办者。35年中，台上台下出现了不同的观礼者，他们共同见证了一个国家的成长。
观礼台此处无声胜有声
开国大典上临时搭起的两座观礼台是砖木结构的建筑，此后一直沿用，直到1954年6月，为了满足国庆观礼的需要，国家将这两座砖木结构临时观礼台改建成砖混结构的永久性观礼台，使用面积达2 470平方米。1959年，又在此基础上衔接成永久性的观礼台。
观礼台的设计者是已经辞世的中国著名建筑师张开济先生，当年修建观礼台的消息一出，包括张开济在内的一些设计师都报送了自己的设计，他的设计方案最终中选。“城楼是广场的重点，再有一个建筑与之争宠就是喧宾夺主，因此观礼台设计得越不显眼越好，越不突出就越成功。”
最终建成的观礼台东西对称，各7个台。在天安门城楼的前方近处是两座大观礼台，每座长95米，宽12米，各有6个小区，在中山公园门口右侧、劳动人民文化宫左侧的两个小观礼台分别长73米，各有5个小区。观礼台呈北高南低倾斜式，内有梯形台阶，总容量为21 000人。“这观礼台好就好在让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建筑专家罗哲文说。张开济也曾说，自己的方案好就好在“此处无声胜有声”。但是他在观礼台设计方案中加入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独到之处，其在观礼台背后设计了卫生间、休息室、商店等方便嘉宾观礼的设施，使这个建筑更加人性化。
观礼台平日不开放，只有盛大庆典时，用来接纳外国来宾和国内各界先进模范代表人物。外宾是观礼台上的重要客人，请谁来、安排在什么位置、有哪些观礼要求等都是当时外交部礼宾司的重要工作。中国驻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首任大使、前礼宾司代司长鲁培新表示，外宾观礼主要在两个场合，一个是上天安门城楼，另一个则是红色观礼台。“上城楼是最高规格的外宾礼遇，这个选择的是各个代表团的团长，一般都是由总统、总理担当，此外还有一些国外知名人士，这个选择主要就是出于一些政治考量。”鲁培新笑着说。
城楼下红色观礼台同样是外宾的一个重要集中场所。能登上这里的外宾主要分为几个方面：一个是常驻北京的外国使节及夫人；一个是各国使馆的武官及夫人；第三个就是各国家代表团的随团人员。他们一般被安排在紧挨着天安门城楼东侧最近的那个观礼台，凭请帖进入，观礼证佩戴在左胸前，一般在开会前一个小时入席，而且不能带小孩。“渴了，他们可以到下面的招待处，我们提供有橘子、水等；累了，可以去下面的休息室休息。但外宾们在阅兵期间是舍不得离开看台的，他们不停地拍照，很多人都告诉过我，能参加国庆观礼，是一件十分珍贵的荣誉。一般在后面群众游行时，他们才会三三两两地下来休息。”鲁培新介绍说。“在这些脸庞上，你看不到奴性”
1955年的国庆典礼上，西蒙娜·德·波伏娃与让·保罗·萨特出现在观礼台上，波伏娃一边观察，一边思考普通民众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在这些脸庞上，你看不到奴性，在他们眼里你也看不到那种空洞的注视；你看到的是情感。”波伏娃认为新鲜就是进步中的中国的显著特点。
当时萨特是西方世界极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文学家；波伏娃的《第二性》也已产生广泛影响。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感同身受，对西方国家重新认识新的中国，无疑会产生强烈效果。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邀请世界各国人士“来看看中国”。因此，邀请外宾观礼成了重要的外交策略。“中国10年内就完成了百年大业，这只能用奇迹来形容其发展的变化了。” 1959年10月1日，阿富汗代表团团长舍尔扎德在观礼后不由赞叹道。
这次大庆观礼台队伍十分庞大，据外交部档案统计，那一年前来观礼的外宾有1 981人，而在广场内外观礼的首都群众有70万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庆典礼活动人数最多的一次。前驻瑞典大使唐龙彬和前驻新西兰大使张龙海对这次大庆印象深刻，这一次前来观礼的外宾上天安门城楼的有292人，而包括中国领导人和外宾在内的主席台人数也达到80人。
这还是在事先压缩了，当时中央给外交部的一份文件显示，“由于目前国内市场供应紧张，大跃进的任务又很重，所以中央书记处决定，要严格控制国宾观礼的外宾人数。”当天北京的天气很好，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团队和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主要领导人等提前十几分钟就到达了城楼上，9时55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一一和贵宾们握手，点头示意，没有寒暄，“时间上实在来不及，必须保证大典10时准时开始。”大使们说。随即，一干领导人来到了城楼外的主席台处。
由于人数众多，天安门城楼检阅台第一排的位置被挤得满满的，工作人员只好招呼着中国的一些领导人向两侧平台上疏散开来，避免挤在一起。据大使们回忆，“当时毛泽东左边是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总统诺沃提尼，右边紧挨着的就是赫鲁晓夫，两位外国元首分别挨着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当天的排序基本上就是外宾和我方领导人穿插开来。”
上午10时，大典正式开始，阅兵时，取消了三轮摩托车方队和口径在100毫米以下的地炮、高炮方队，徒步方队横排面由20人增加到24人。头上飞机一排5架，3分钟过一排从天安门上空飞过。当毛泽东乘坐敞篷车检阅部队的时候，群众一遍遍高呼“毛泽东万岁”，此时，在观礼台上的几内亚政府代表巴里·迪亚万杜笑着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看来毛泽东在全国的威信都是很高的呀，他和周恩来总理在我们非洲也是最深入人心的。”
几个政府代表团在观礼后情绪都十分兴奋，阿尔及利亚副团长更是激动地说：“帝国主义污蔑共产主义是灾难，最好让美国人来看看，我倒很愿意有这样的共产主义灾难。”晚间8时举行了烟火晚会，当时天安门上的中心区域左右各设8个小圆桌，都备有茶点，苏、捷党政代表团各占了两张桌子，而其他党政代表团各占了一张桌子。
观礼台上的风云变幻
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应该是外宾中最多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一位，他分别于1964年、1965年、1970年、1984年随中国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中柬两国也一直维系着长久的友谊。1970年10月1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应邀登上了北京天安门城楼，这同样是一个抛砖引玉的策略，毛泽东正是想向美国传递友好信息。
天安门和观礼台不仅见证了中国外交的发展，它们也亲历了政坛的风风雨雨。1959年彭德怀经过“庐山会议”被罢了官，国庆典礼时他请了假，没有登上城楼。在以后的交代材料中，他写出了当时的心情：“在天安门上见了面，怎么说话呀！”
1966年“文革”开始，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国庆大典上，150万首都人民和外地来京的红卫兵聚首天安门广场，这也是这一年中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在此前接见的时候，城楼上领导人的排序就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林彪列为第二位，刘少奇降为第八位。林彪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官方摄影师杜修贤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这样描述了1971年“五一”节发生在天安门城楼上鲜为人知的一幕：林彪勉强接受周恩来的安排，到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等人坐到了同一桌旁，然而，他却不同毛泽东讲一句话，一言不发。他敷衍默坐了数分钟便拂袖而去。本来毛泽东在1971年的10月1日还要登上天安门观看礼花，但是国庆活动却因为林彪的出逃而取消，此后毛泽东再也没有登上过天安门城楼。谁也没想到，1970年成了毛泽东国庆大典上登上天安门的最后一次。
1976年以后，国家领导人只在重大节日的庆典时才会出现在城楼上。其实，从1960年到1983年，整整24年的时间里国庆节的天安门广场都没有举行阅兵式。那些动荡的岁月让观礼台也显得冷清起来。直到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恢复了大阅兵，那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35周年庆典。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人描绘了一张国家未来的宏伟蓝图。观礼台上再次人声鼎沸，而当中国的导弹方阵开过天安门广场时，观礼台上的外国专家一下子都站了起来，他们惊呼：“飞鱼！中国飞鱼！”
国旗升降的幕后故事
翻开60多年升旗的历史，就像翻开一册发黄的老照片，光影交错中，往昔的日子再一次浮现，今朝也更加清晰。文/于莉娟
距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第一次升起在天安门广场已过去了60多年，第一次按下电钮的是毛泽东，第二次呢？那些国旗在此后60多年是如何升起降落的，亲历和见证过五星红旗升降史的人们至今仍记忆犹新。
首次试升国旗自动降半旗
1949年10月1日清晨7时许，曾经的北平市纠察总队一大队的驻地，四名队员意外地接到紧急通知，在即将到来的历史性时刻，他们将站到五星红旗下面做护旗手。
多年之后，李元甫还清楚地记得通知他们的那位参谋当时严肃的表情：“交给你们一项光荣的任务，在开国大典上做五星红旗的护旗手，无论如何，一定要保证咱们的国旗顺利升起。你们现在立刻赶到天安门广场。”
从北京东四南大街史家胡同8号的驻地到天安门广场3公里的路程，李元甫几乎是一路小跑，以最快速度飞奔而去。事实上，他们不知道这临时的通知，缘于头天晚上一个颇为戏剧性的插曲。那天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22米高的铁制旗杆傲然矗立，电动升旗装置安装完毕，正在做最后的调试。
谁料当天夜里预演升旗时，国旗到了旗杆的中间就停止了。有人善意地解释说：当时天安门国旗杆的南面，正破土动工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在预演升旗的前几个小时，举行了纪念碑奠基仪式，毛主席亲手铲下了第一锨土。这面有灵气的国旗，在它第一次升起的时候，不忘为国捐躯的820万英灵，自动升半旗向英烈致哀。人们认为那一块红布通人性。
人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实上那天是因为机械装置出现了故障。后来，经过反复维修、改制调试，到10月1日的凌晨，才调试成功。
由于这一次的有惊无险，让人们意识到，关键就是把旗升起来，电力技术保障是关键，当时电工并不多，而旗杆下的电机归北京市供电局负责，于是国庆后，组织上就顺理成章地把此后的升旗任务交给了供电局。
那时候并不是每天都升旗，只是在元旦、春节、劳动节、国庆节等重大节日时，才会在早晨把国旗升起，晚上降下。
当然，开国大典那天是毛主席亲自按下升旗的按钮，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来时，天安门前万民欢腾的场面已经成为永久的经典载入史册，供人们时时回味。
他最后一刻说“该升旗了”
1950年的10月1日，国庆升旗的按钮由北京供电局的电工师傅程红年按动。狂欢的游行队伍尚未散去，未满周岁的中国就迎来了第一个大难题，要不要出兵朝鲜。那个不眠之夜的讨论结果日后为全世界所铭记。
1951年的9月30日，当年22岁的供电局电工胡其俊接到一个让他彻夜未眠的通知：从明天起，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将由他升起。
当时家里没有表，凌晨时分胡其俊就爬起来，扛着旗子到了天安门广场。他翻过一米多高的汉白玉栏杆，把配电箱的箱盖打开，踩着箱盖爬上两米高的旗杆台，把旗子绑在旗杆的钢丝上，绑好后从台子上跳下来。这时天才蒙蒙亮，胡其俊就蹲在基座下面。等着东方泛出些微红，胡其俊按下按钮，旗子缓缓地升上去了。
就这样，青年电工胡其俊第一次升起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国旗。此后一直到1976年，25年的时间里，胡其俊都担负着这个光荣而秘密的任务，连他家人都是多年后才知道他这一特殊工作。
2006年10月1日早晨，国庆节当天，去世前的胡其俊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该升旗了。”
五班的故事
1976年这一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这年4月清明节期间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对天安门广场上国旗的升起提出更高要求。
电力工人升旗的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卫戍部队的战士。
1976年11月26日，北京卫戍区部队担负起了升旗任务。从此，国旗每天升旗，不再是节假日才有的特例，但升旗时间依然只凭战士肉眼的观察，谁也说不准第二天升旗的时间，也没有隆重的仪式，只是由两名战士扛着国旗并肩而行，通过长安街时，还需要给自行车让道。等太阳快落山时候，他们再把国旗降下，扛回来后放在驻地房檐下。
20世纪70年代，中国先后与美国、日本握手言和。20世纪80年代百万大裁军随之而来，原来的卫戍部队官兵有很多转变成对内管理的武警。董立敢等人就这样成为原武警北京总队第六支队十一中队五班的一员。
这个五班，日后被人们习惯地称为国旗班。他们担负起了天安门广场升降守卫国旗的光荣任务。在第一任班长董立敢带头奔走下，第一套规范的国旗升降仪式开始成型。原来的2人升旗改为3人升旗，其中1人擎旗，2人护旗，正步前进。他们统一了着装，升旗变成每天一次，并制定了综合天文台提供的科学数据和人们习惯的国旗升降时间表：“每年的‘五一’这天升旗时间最早，一般在4:35；元旦这天最晚，在7:36。”国旗班第一任班长董立敢至今依然能准确报出一年四季每天升旗的具体时间，一年相差两个半小时，每天差两分钟左右。
社会逐渐开放，其时很少有老百姓知道还有天安门升旗这回事，观看升旗的人很少。国旗杆也没有围栏，观众可以近距离接触，人们对于国旗的态度也还不够尊重，升国旗时有人交头接耳，有人坐在地下，拍照留念时，有人随意靠在国旗杆上，要战士提醒上面有国旗才会离开。
1983年2月的一天，中国开启了国旗卫士宣传国旗知识的历史。当时一队小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这种有组织的活动在当时尚不多见。升旗后，领队教师要求正在执勤的战士给孩子们讲讲国旗知识。此后，宣讲国旗知识成为国旗班每一位成员的另一重要任务，他们不仅在国旗下讲，还在学校厂矿机关以及广播里讲解。内容既包括国旗知识的介绍，还包括发生在国旗下的一些感人故事。
1984年，天安门广场升旗的全过程成为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片头，整整播放了一年，从此到天安门看升旗仪式成为中国民众的梦想，也成为北京游客的必备项目。
董立敢还清楚地记得，1984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晚上，国旗班成员看到两个女孩子久久滞留在附近不走。半夜2时，战士向当时的班长董立敢汇报了这一情况，董立敢要求战士继续观察。到了4时这两个女孩不但一点没有走的意思，反而乱蹦乱跳，手舞足蹈。战士上前询问才知道，原来她们是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为了看升国旗晚上不敢回寝室，因为学校早晨开门太晚，赶不上升国旗，因此，先是逛街，到了晚上也没街可逛了，怕不安全，就跑到国旗下，待在战士的身边让她们有安全感，至于手舞足蹈是因为天气太冷，为了取暖才跳舞的。战士们深受感动，立刻将两位女同学请到了室内，送上热水、大衣，第二天又让她们实现了最近距离地观看升旗的愿望。
天安门升着的是“特号国旗”
1990年10月1日这一天，《国旗法》颁布，要求升国旗时必须奏国歌，让升旗仪式更加庄严隆重。原来的国旗杆周围都是封闭的，升降国旗时，战士们需要跳进跳出，既不方便又不雅观。经有关部门批准，国旗基座于1991年2月23日开始改建。改建后，国旗杆升高至30米，国旗也改为长5米、宽 3.3米的特号旗。
国旗班班长赵新风见证了国旗班最终成型的时刻。1991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国旗班扩编为国旗护卫队，5月1日正式开始启用新的升旗仪式。升旗方队由36名武警官兵组成，其中擎旗手一名，左右是怀抱冲锋枪的两名护旗兵，后面是一名佩戴指挥刀的带队警官，其后是由32名肩扛56半自动步枪的护旗队员。每月1日，有60名军乐队队员在升旗现场演奏国歌，平时播放国歌录音。
新的升旗仪式一亮相，每天到广场观看升旗仪式的群众都有几万人，重大节日甚至达到一二十万人，升旗仪式很快成为首都北京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汶川地震后，2008年5月18日下午，国旗护卫队接到了从19日起连续3天降半旗为灾区死难群众致哀的通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9年以来，天安门广场上空的五星红旗第一次为遇难的普通人而降半旗。
2009年10月1日，共和国60年华诞，国歌奏响，擎旗手以优美的动作将国旗展开抛出的画面，飘扬于风中的五星红旗，再次向全世界传达出一个自信成熟的民族的骄傲。
电影中的建国叙事
同样的“建国”题材，在不同年代的电影中有不一样的叙述角度，而其体现的正是一个民族视野和心胸的拓展。文/张旭
在老北京的一家澡堂子里，有几个老人互相询问，咱们建国以后“国号叫什么”。有人答说：“各界都倾向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算不算人民？”一位老人谨慎地问。舞美队队长田震英回答，“算，当然算了。您，我，还有毛主席。”“毛主席也算人民？那谁登基啊？”“谁也不登基，现在的天下是老百姓的天下，是您的天下。”老人们笑着连声说：“不敢当！”
以上这个画面，出自电影《天安门》。2009年国庆，《天安门》《建国大业》等几部电影再次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那段岁月。《天安门》讲述了抗敌剧社舞美队的几位战士与末代宫廷灯笼匠人，在开国大典之前装修天安门城楼的故事；《建国大业》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为召开第一次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计所付出的各种努力。
不避对手的“动人”之处“建国叙事”影片往往因命题本身而被视为史诗。在著名编剧史航看来，既是史诗就一定要书写“历史进程的代价”，而若想客观公正地将其呈现，则必须尊重我们的对手，“因为对手也是民族的精英，为了建立理想的国家，我们被迫消灭他们，驱逐他们，这就是建国进程的代价。”
然而，正因为对手是失败者，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似乎觉得他们并不值得被尊重。1989年上映的《开国大典》，片中的杜聿明在被俘后试图自杀的情节，以及李襄南失守江防、饮弹身亡的举动，显然都有敌人负罪于历史的隐喻。在更多的同类影片中，这种隐喻还是敌军士兵尸横遍野与冲锋号声响彻云霄的并置，以及胜者英勇与败者执拗的对比。“倘若我们改用人性和民族的视角去审视建国之前的人和事，”史航说，“就会发现，我们的对手其实也不乏动人的秉性。”
并非大张旗鼓，但重新理解对手秉性的努力已经开始了。
1991年上映的《大决战之淮海战役》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黄伯韬在决定为蒋介石尽忠时说，“我并非黄埔系的将领，可是发给我觐见总统的特别通行证，编号是十七，够靠前的了。”——电影为敌方将领，同样也赋予了“复杂且细腻”的情感。
对于黄伯韬的死，至今仍有“击毙说”与“自杀说”之争，而《大决战之淮海战役》中，这一情节被设置为，黄伯韬在举枪之际被人拦住，踉跄几步后中弹倒地。自杀显示对手的忠诚和尊严，击毙则强调我们的胜利。“我们用这样的妥协给对手以尊重，”史航说，“虽然未必是最高明的，但也算是用心良苦。”
同样的用心良苦在《建国大业》里也有体现——试图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蒋介石对蒋经国说，南北朝可以出现在古代，但绝不会发生在今天，因为毛泽东、李宗仁和蒋介石，谁也承担不起分裂中国的罪名。片中深知“划江而治”并不可行的蒋介石形象，凸显的正是其内心深处，国权争夺与民族责任的纠结。《建国大业》还有一个细节——方言的消失。在此前所有的“主旋律”影片中，方言几乎一直是共产党领导人的“专用品”；而国民党方面，则除蒋介石外，所有将领官员皆为有籍贯无口音的人物。“方言使人显得有个性，在电影隐秘的权力系统中，个性通常象征着权力。以往我们总是急于表现自己的胜利，方言暗示的权力使我们得以居高临下地看待对手。”史航如此解读，“口音的调整能减少一些不平衡的感觉。”
于是，当《建国大业》中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开始与蒋介石以及所有国、共士兵同说标准的普通话时，人们便听到了一种基于平等的尊重。尊重对手，其实就是尊重历史进程中的全部代价。“胜利者如果没有尊重历史和对手的勇气，那么就不配成为胜利者，”史航说，“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勇气。”
从“为人民建国”到“与人民一起建国”“七届二中全会”，一次与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命运息息相关的会议。电影《开国大典》就曾重点记述过此次会议。毛泽东在这个会议上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事实上，为了后面更值得骄傲的事业，这次会议定下了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七届二中全会”本身也因此带有了指导建国的意义。
相对于《开国大典》，电影《建国大业》在另一项会议上用去了不少胶片——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共商建国大计的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影片中，毛泽东在此次会议发言的结尾祝愿“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民主联合政府万岁！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在讨论国旗的会上，本来偏爱红底、黄星和一道黄色横杠方案的毛泽东，在多数代表支持“复字第三十二号”稿的情况下，也站在了“三十二号”稿，即五星红旗方案一边。一个细节投射出电影所定义的“主角”，除了共产党，还有被具象为所有党派、团体和个人的“人民”。
从强调“七届二中全会”到放大“政治协商会议”，“建国叙事”影片的主题，已经从“为人民建国”向“与人民一起建国”延展；从凸显革命领袖的伟绩，到关注更多普通人“努力”和“牺牲”的故事。这种改变，充满了对整个民族的敬意。
就如电影《建国大业》，170余位明星扮演的角色中，很多人物并不为观众所熟知。它所表现的，正是1949年10月前后，政治家、知识分子和普通市民——他们身份不同，处境不同，所思所想也不同，但所有人的命运都与国家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他们莫不因建国而对未来充满期待。这种期待，汇成了一种开国气象——“就是每一个人都想跟着这个国家走下去，从此好好地活下去，无论未来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坎坷波折。”史航说道。或许，这种开国气象还是《建国大业》中，各民主党派领袖们冒险赴京参加政协会议的经历，以及电影《天安门》中，剪去辫子的宫廷老匠人朝天安门的深深一躬。
值得一提的是，《天安门》还特别表现了一个日本人为“建国”所做的贡献。影片中，这位名叫上野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战士，不仅是天安门城楼布置方案的主创者，而且对开国大典抱有决不逊于中国人的感情。
事实上，上野的原型是1949年参与天安门装修工作的两位日本设计师——小野泽亘和森茂。小野泽亘是一位左翼美术家，因在日本从事反战活动遭到迫害，故前往中国并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森茂本是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政治宣传兵，其主要任务是绘制反共宣传画。为了使森茂更好地完成工作，日军曾允许其阅读毛泽东著作。然而森茂却因此被毛泽东思想征服，并最终加入了八路军的文工团舞美队。小野和森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所做的贡献，已然超越了民族主义。
60年后的2009年，当170多位明星在《建国大业》中重现当年“建国大业”的众生命运与开国气象时，一部本来充满政治意味的电影变成了一次化装舞会。“这是件好事，”史航认为，“至少说明大家都热爱这个国家。当年建国的时候，群众阅兵之后也不是立即回家，他们可以有歌舞，可以有不夜天。”所谓完美，或许是始于仪式，终于狂欢。《建国大业》记录下了他们的身影。
李济深（1885—1959年）：黄埔军校副校长。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创始人。
张澜（1872—1955年）：教育家，民盟创始人之一，为民主和民族解放奔走一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国家副主席。
闻一多（1899—1946年）：民主战士，民盟领导人，新月派代表诗人，1946年在作著名演讲后被暗杀。
田汉（1898—1968年）：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多才多艺，著作等身，国歌词作者。
李宗仁（1891—1969年）：国民党杂牌军“军头”，曾任中华民国代总统，最终回归祖国，埋骨北京。
冯玉祥（1882—1948年）：出身贫寒，半生戎马，支持民主抗日，筹建民革。回国参与政协会议途中遇难。
蔡廷锴（1892—1968年）：蔡廷锴1932年发起“一二·八”抗战，率十九路军坚决抵抗日军。蔡也是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起人之一。
傅作义（1895—1974年）：抗日名将，1949年举行北平和平起义，为保护北京文化和人民做出巨大贡献。
傅冬菊（1924—2007年）：傅作义长女，1941年加入中共地下党，在北平和平解放中起到重要作用。
徐悲鸿（1895—1953年）：中国现代美术奠基者，杰出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第一届政协代表。
陈绍宽（1889—1969年）：国民党陆军、海军一级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起义。他曾是首届政协委员。
六十年国家生日的难忘瞬间
（从1949到2009）60多年里，他们见证了共和国生日的点滴变化，那些让人难忘的故事背后，是国民的成长和进步。文/张旭 孙晓青《礼记·内则》有言曰：“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悦于门右。”意即，家有男孩出生，应在大门左侧悬一张弓，女孩出生则在门右侧挂一条佩巾。一人之生日尚需礼示如此，一国之生日便更应有事相纪。
1949年12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自1950年起，以每年的十月一日为国庆节。为庆祝这一节日，65年来曾经上演了无数令人激动的故事，当往事成史，人们看到的却是共和国的成长和变化。“马粪撒在了天安门广场上”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