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路上的对话(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何加正,刘红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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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路上的对话试读：

沟通思想交换智慧的平台

互联网是一大发明,它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我们今天恐怕很难述说得充分。单就思想的沟通、交流这一点来说,互联网打破了人类思想交流史上一直未能消除的多种沟通障碍:首先,它打破了地理距离的障碍,相距万里之遥如同近在咫尺;其次,它打破了交流介质的隔阂,它将视像、声音、文字及符号的交流融为一体,你可以在互联网这一种介质上分别或同时使用所有的交流方式进行思想的沟通;再次,它打破了身份与地位的界限,不管国王、车夫,总统、文员,富豪、乞丐,将军、士兵,一旦上网交流,就是平等的网民,这种半斤八两、平起平坐的交流与沟通,是五千年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后,随着技术的发展,它还可能打破语言的障碍,通过翻译软件,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网民可以方便地进行交流……

人民网“强国论坛”正是这样一个人们沟通交流的平台。每天,成千上万的网民(各种身份、地位的人)在此纵论时事、共商国是,他们或围绕一个热点、一个话题,或各设主题,自弹自唱,各抒己见,或争论、争执、交锋。他们雄辩,他们诡辩,他们自辩,他们群辩。当然,更多的人——同时在线数万人,最高超过20万人,在浏览、旁观,“坐山观虎斗”,分享讨论者的思想。每天,“强国论坛”上人声鼎沸,热烈而嘈杂,混乱而又有序,帖如流水,精彩纷呈,独到见解、深思熟虑、博学睿智的帖文俯拾皆是。如果“强国论坛”仅仅如此,那一定还缺少些什么——缺少将活生生的实体人物与重大社会问题、社会热点联系起来的讨论,缺少一些“主角”,他们能将众多讨论者吸引过来,进行有纵深感、系统性的思想交流。

1999年5月14日,当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坐到“强国论坛”版主的电脑前,这一切开始改变。网络论坛、聊天室请嘉宾与网友交流,是不是“强国论坛”首创?这不好说。但是,请嘉宾到网络上就时事政治问题与网友在线交流,“强国论坛”无疑是第一家,王逸舟无疑是第一人。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引导方式,它开启了一个没有地理边界的讨论时事政治问题的“讲堂”,它开创了官员、社会精英利用网络与庶民共商国是的先河。从王逸舟之后,人民网论坛先后请来1900多人次嘉宾,其中大部分是谈论时事政治话题的,他们中有成思危、罗豪才、许嘉璐、张梅颖等国家领导人,有徐光春、张庆黎、马启智等省部级干部,有萧灼基、张召忠、余秋雨等教授学者,有敬老院义务管理员李淑娥、长沙“摩的”司机陈洪这样的平民百姓,有任长霞、王顺友、丁晓兵这样的英模代表,有李东生、段永基、潘石屹这样的商界巨子,有外国高官、驻华使节以及友好人士、学者等,他们在论坛上具有同一的身份——“嘉宾”。如果加上中国其他网站论坛、聊天室所请的嘉宾,走到网上来就时政问题与网友交流的,可能达上万人次;向嘉宾提问题,浏览嘉宾答帖的网友,可能达到数千万甚至上亿人次。什么时候有过这么大规模的时事讨论?什么时候有过这么宏大的思想交流?

总结“强国论坛”上千场次的访谈,可以得到这样几点启示:

其一,网络访谈是一种主要靠思想而不是靠身份、地位去影响受众的传媒。嘉宾的身份是公开的,但受众是隐身的。不像领导作报告、老师讲课,台上与台下,身份与地位显然是不平等的。网上访谈不同,网友是隐身的,可以没有顾忌,可以向嘉宾提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对嘉宾的回答作出评论。不真诚、缺乏思想深度、功底不深厚的人,会受到网友的批评甚至“围攻”,很难让网民接受他的看法、意见。在网上,嘉宾须通过思想的深刻性、观点的正确性、逻辑的严密性去影响网民,说服网民。能在网上被接受的思想、观点,才是最“过硬的”。

其二,网络是政治领导人阐述政治理念、宣传执政思想、争取民心、动员鼓舞激励民众的重要场所。到“强国论坛”做嘉宾的党政领导人,普遍受到网民的欢迎。敢于到网上与网民交流本身就是一种开明、亲民的表现,善于与网民交流则是一种特殊的领导能力。

其三,网络访谈是一种消除误解、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方式。现实社会积累了太多矛盾。因为距离、层级等等有形无形、人为非人为的重重阻隔,信息不对称,思想难交流,心结解不开,积怨除不掉,依靠传统方式不容易消除民众中的怨愤,难以解开心里的疙瘩。网络访谈,网上答疑,嘉宾与网民开诚布公地交流,是一种成本低廉、效果颇佳的消除误解、化解矛盾的方式,无论从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来看,都是值得鼓励和大力提倡的。

在人民网10周年来临之际,以访谈为主要内容出版这本书,它包括访谈精选、嘉宾感想、网友议论、版主心得、专家评述,力求全方位展示嘉宾访谈的风貌。2004年,在“强国论坛”创办5周年时,曾出版《强国论坛这五年》一书,它选编了8场访谈。现在这本书收入了35场访谈,但是,相对于7年多来的1200多场次、1900多人次的访谈来说,实在太少了!限于篇幅,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忍痛割爱,尽量选取那些有代表性、标志性意义的访谈,希望读者诸君能从中窥见人民网嘉宾访谈之一斑。“强国论坛”的嘉宾访谈,7年多来,越办越红火,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支持,原因是多方面的。改革开放政策、互联网的大发展、越来越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千万民众提供了上网的物质条件,为网上讨论、思想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气氛;人民日报社、人民网的支持鼓励,为论坛的嘉宾访谈提供了有力的后盾;嘉宾们,特别是那些很难请来、轻易不“出山”的嘉宾,他们拨冗而至,侃侃而谈,给整个论坛增色添彩;网友们的积极参与,也是不可或缺的;论坛管理员、版主更是功不可没,他们策划选题,约请嘉宾,组织访谈,整理答问,制作页面,精益求精,加班加点更是常事,最多时一天7场访谈。最值一提的还是嘉宾和网友。“强国论坛”的嘉宾,是各界精英,他们精通本业,知识丰富,思维敏捷,向网民介绍事实,交代背景,剖析事理,对网民掏心窝话,深得网民喜爱。因为许多访谈围绕热点、焦点问题,或者针对当时的网民情绪、社会思潮进行,访谈回答了网民的疑问,消除了一些误解,缓释了部分人的过激情绪,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上下沟通、化解矛盾、引导舆论、促进和谐的作用,得到了政府、相关部门及团体的肯定。我们不断听到嘉宾们对“强国论坛”网友称赞有加:“强国论坛”的网友善于思考,问题提得很到位;网友们知识丰富的程度令人吃惊——皮埃尔·卡蓝默说,好像你同一个陌生人谈话,他手上却拿出你卧室的照片!嘉宾与网友是相辅相成的,高水平的网友提出深刻而到位的问题,可促使嘉宾回答得更为精彩。“强国论坛”的嘉宾与网友都杰出,才成就了这一篇篇上乘的访谈。

有人说,互联网还处在婴幼儿时代,未来的发展难以预计、不可限量。网上嘉宾访谈这一形式,虽然有了多年历史,已经比较成熟,但很难说已经“登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嘉宾访谈也会不断发展、完善,会不断创新。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在此大胆设想:即使目前这种把嘉宾请到访谈室回答问题的主要方式被淘汰了,即使“嘉宾访谈”这个词不再使用了,但互联网沟通、交流思想的功能不但不会消失,而且会更为加强——随着人类生活、工作节奏的加快,面对面交往减少,借助网络沟通、交流将更为频繁和广泛。人民网今后会请更多嘉宾——除了专家学者,应有更多官员嘉宾、平民嘉宾,与网友在线交流,说长道短,排忧除难,解疑释惑,论事说理。也许有一天,嘉宾们不需要到人民网访谈室了,可以坐在办公室里、家里、汽车里,甚至火车、飞机上;也许不再需要敲字,而是通过视频或语音;也许可以在他的博客或什么“客”上回答网民的问题,但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怎么变,都将是谈认识,说观点,讲看法,推心置腹进行思想的交流、交锋,展开传授与讨论——它在本质上与今天的嘉宾访谈没有区别。

当一群人围绕一个特定的兴趣领域展开讨论,不断产生新观点的时候,人们称这种情境为“头脑风暴”。人民网嘉宾访谈不是相互间不断产生新观点的讨论,但它是围绕特定的“兴趣领域”答疑释惑、探讨问题解决途径的一种讨论,它不能称之为“头脑风暴”,但可以称之为思想交流、头脑与智慧的交换。我们希望更多的大学者、大思想家、大领导、“大”平民,到这里与网民在线交流,让更多网民了解、认可、接受您的学识、思想、观点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与措施,我们相信通过这种交流可使您的思想、观点传播更广,这种交流可丰富和完善您原有的思想、理论,我们也相信网友通过这种交流能得到丰富和提升,我们更相信通过大量卓有成效的沟通、交流,可以消除误解、缓和情绪、化解矛盾、提升素质、增强修养、推进民主、促进社会和谐。我们期待更多嘉宾和网民参与,我们将为这样的访谈、交流提供平台,提供更好的服务!

人民网嘉宾访谈精选(1997~2006年)

见证历史 铭记历史

中国驻前南大使馆是被“误炸”吗

王逸舟:我想就所谓“误炸”问题说几句话。北约、美国方面说这次炸中国使馆是“误炸”,我认为这完全是一种诡辩。第一,为什么单单选择中国大使馆炸,而不是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大使馆?第二,为什么单单选择这个时间——已经出现和平解决希望的时候炸中国大使馆?美国的“精确致导”炸弹可以说是指哪打哪,并且要经过多个层次的审核和批准,难道这么大的错误发现不了么?现在的问题是哪个层次作出了误炸的决定,是在北约总部,还是五角大楼,或者是某个军工集团的会议室。我不敢说是哪个,但这令人疑问百出,使我联想起20世纪60年代初期肯尼迪被暗杀的故事。美国历史学家有一种判断,肯尼迪总统因不愿扩大越战而遭刺,后来的约翰逊总统很快把战争升级为全面的战争,受益的当然是军工集团。这个故事给人很多启示,谁能从科索沃的持续战争中得益,当然首先是军火制造商,这只是一种判断。如果想否认它,那么先给我拿出证据来,不是自查的证据,而是客观公正让人信服的证据。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确定是国家犯罪(战争罪)还是集团或个人犯罪(国际不法行为罪)。

网友:美国大使馆如果被炸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

王逸舟:历史上已经有证据,当美国遇到不测事件时,它的反应远不像中国目前这么克制。比如,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大使馆被伊朗学生占领时,它的第一反应是宣布伊朗为恐怖主义国家,并且实施了经济和全面的制裁;20世纪80年代末,当洛克比空难发生时,美国不仅宣布利比亚为恐怖主义国家,而且对它实施军事打击;20世纪90年代末,当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遭到袭击时,美国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巨额悬赏追拿凶手,而且对苏丹的制药厂实施了轰炸。

我们现在要求的仅仅是按国际法办事,将原凶捉拿归案,将事实真相公布于众。也许我们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就像肯尼迪被暗杀的故事永远难以找出事实真相一样。这次轰炸中国大使馆的真正主使者可能永远找不出来,但我们要不依不饶,把这个追究的过程当成是一个伸张正义的过程,一个制约霸权的过程,一个把美国和北约推上被告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过程可能比结果更重要。

网友:人类尚未爆发核武器国家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您认为美国会首开先例吗?

王逸舟:关于美国打核战的问题:第一,美国的霸权比过去英帝国的霸权和历史上的任何霸权都厉害、都狡猾;第二,不要以为美国不能打核战争,我估计在需要的时候,美国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战术核武器,并且用这样那样的理由替自己辩解;第三,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我们也拥有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核手段,包括其他手段,所以首先发展自身,拥兵自重是极其必要的;第四,中国现在制衡的手段相当有限,比如说我们有新兴的大市场、广大的幅员和人口、少量的战略核武器和远程导弹,但是至多只能算是二等强国,或者是地区大国,真正要达到我们所期待的世界一流大国位置,真正能够按照我们所期待的方向去决定世界事务,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让我们以此共勉。

网友:王博士,有人说“米洛舍维奇使了反间计”,你怎么看?

王逸舟:现在说法太多,有人说是米洛舍维奇的反间计,有人说是北约下级军官下的黑手,有人认为这是北约最高当局的决策,有人认为是五角大楼或CIA的阴谋,也有人认为是军火集团的操纵,我拿不准是哪一种,我的很多外国朋友也拿不准是哪一种,因此现在需要追究到底。对中国人负责,对死难者负责,也对国际社会负责,对一切主持公道的人负责,不仅是要查出事实真相,更要惩办凶手和做出相关保证。举一个例子,1937年,美国船只在中国吴淞口海面被日本飞机炸沉,事后美国不依不饶,日本被迫进行追查,不仅给予赔偿、道歉而且要惩办当事人,并且保证再不发生此事,国际法已经把它当成“国际不法行为”的典型案例。

网友:中国和日本应当成为盟友还是敌人?

王逸舟:第一,我认为,任何真正的世界大国之间,既不会成为真正的盟友,也不会永远是敌人;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摩擦、有利益冲突,但大国之间也一定会有互相需求、相互依存的一面。第二,中国和日本之间既不要两个人穿一条裤子还嫌肥的关系,也不要成天叫板、成天打架的关系。中国和日本必然会有摩擦、有冲突,就像任何大国之间的关系一样,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第三,当然,中国情况又有些特殊性。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发展中大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迅速崛起的新兴工业国家,这使中国必然与老牌的发达国家之间产生利益矛盾,甚至对抗。但这种对抗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加以控制,不能失控。第四,比如说,在钓鱼岛问题上,我们需要保持主权,决不让步,但也需要恰当地运用民众情绪,不要让它演变成一种反对经济合作,反对外资、外商的极端民族主义浪潮,那样不仅对外人不利,对中国自己也没什么好处。

网友:美国能够承认是有意炸中国大使馆吗?

王逸舟:我认为,美国和北约永远不会承认有意炸中国大使馆,哪怕事实真是如此。现在的问题是,事实的真相远没有弄清楚。说实话,我不太相信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希拉克这些人会一道密谋轰炸中国大使馆。但我感觉,在较低的决策层次上有可能出现一些预谋的集团或因素,现在我们能够做的只能是不断地、永远地追究,哪怕事实最终置于“黑箱”之中。没有关系,追究的过程就是伸张正义的过程,是制衡霸权的过程。

网友:请教王博士,日本占领钓鱼岛重要还是北约炸大使馆重要?为什么容忍日本?

王逸舟:两个问题都重要,我们也反对日本占领钓鱼岛。

网友:王博士,我国有没有对国际热点问题预警和处理机制?

王逸舟:有,但不够,现在各个部门如外交部、国防部、外经贸部等涉外部委都有自己的研究部门,都有处理突发事件的程序和机制,但是我认为他们的协调还不够。总体上讲,我们国家的国际战略和外交策略属于一种撞击反射的类型,而不是深谋远虑的类型,至少没有非常成熟、全面、长远的国际战略研究。关于这方面,我不能不遗憾地说,美国人做得比我们强得多。

网友:美国如何维持其霸权?如何看待未来的中美关系?

王逸舟:第一,美国霸权首先是一种实力霸权,比如军事霸权、经济霸权、贸易霸权、外交霸权等等。第二,美国霸权还是一种体制霸权,比如说对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掌控。第三,美国的霸权又是一种文化霸权,或者说观念霸权,比如好莱坞的电影、观念领域的种种创新等等。这种霸权要复杂得多,狡猾得多。因此,我们反对霸权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而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需要做多方面的准备。美国的种种理论在支持它的霸权,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事例。第一,最有名的是文明冲突论,它企图使美国在世界各民族、各种文化、各种文明的较量中占据支配地位。第二,同样有名的是大棋局理论。它认为欧亚大陆是世界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战略的制高点,因此,必须控制像巴尔干这样的中间地带,遏制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限制中国的发展。第三,还有民主和平论。它试图告诉世界各国:凡是归顺西方“民主”的国家都有和平保障,凡是抗拒西方“民主”的国家都会遭受南联盟一样的下场。第四,相应的是仁慈帝国论。这个理论想说,全世界都应该实现美国仁慈霸权下的和平和一体化,只要你听从美国的召唤,就会得到这样或那样的保护和好处,如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得到的支持。另外,还有著名的人权高于主权论,这个理论已经说了很多,我就不重复了。

我认为,中美关系不能太乐观。第一,中美关系是中国所有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无论愿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中国都得同美国打交道,美国也得同中国打交道,这就是一种战略关系。第二,这种战略关系是一种日益麻烦的战略关系,而且麻烦会随着中国的实力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第三,我们要对这个麻烦有清醒的认识,有足够的思想及其他方面的准备,不要只是看到有利的一面,也不能够情绪化地处理各种麻烦。一个是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一个是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二者的矛盾和摩擦在所难免。对于我们而言,关键在于争取时间,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使实力进一步上升。

网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安全体系?

王逸舟:我认为中国需要立体的安全体系,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强大的国防安全和军事安全。中国不仅要有坚固的盾,而且要有锋利的矛;不仅要防备别人来打击我,而且能够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因此中国国防建设需要较大的提高。第二,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等。去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一些邻国的经济迅速倒退了好几年,不亚于一场战争的打击,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第三,社会安全和政治安全。比如,社会的稳定、政治的稳定、民族和睦团结、民众对政府全力支持以及对国策的理解等等。只有社会安全和政治安全,才能保障国防及其他方面的安全,这方面,我们要吸取俄罗斯由强变弱的深刻教训。

网友:王博士,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将来会更直接针对中国,为此,您认为中国的战略需做何调整?

王逸舟:我认为,近一百年中国的变化是过去几千年所不具有的:中国由一个一盘散沙的分裂国家变成了一个统一的、比较强大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比过去更有力量了,经济增长规模在近二十年内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史无前例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再聚精会神地发展二十年?这是一个大问题,现实中有各种各样的干扰、外部的压力、内部的思想分歧等等,这次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我大使馆的空袭就是一种无比严厉的警醒!我们应该好好想想,下一步如何走?如何走快、走稳?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仅仅摆在政治家和战略家面前,我想每一个网友也有责任做出自己的思考和回答。中国有句古训,“位卑未敢忘忧国”,让我们共勉。

网友: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之间的一大障碍,不知王博士有何看法?

王逸舟:邓小平曾经说过,台湾是美国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这话讲得很精辟、很深刻。美国既不会让我们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也不会随便地让台湾贸然独立,因为它知道那样意味着大陆对台湾的武力进攻,同时意味着美国再没有多少好牌可玩。美国需要的是保持目前这种不统不独的局面,双方都对美国有一定的需求,美国可以扮演某种斡旋者的角色,这是它的如意算盘。

网友:美国为什么要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

王逸舟:虽然炸中国大使馆的内幕还没有揭开,但我同意很多人的分析——这是一种蓄意行为,是一种“火力侦察”。第一,看看中国方面会不会做出强烈反应,看看战场上的结局会不会因此有所变化。第二,看看中国内政会不会因此出乱子,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敏感时刻。第三,看看世界其他国家如何反应,比如说,是不是强烈谴责,是不是有所抵抗,是不是有利于美国霸权的横行无忌,联合国是不是有所作为。总之,这是美国称霸21世纪的某种“前哨战”和“火力侦察”。

网友:我们要从俄罗斯那吸取什么教训?

王逸舟:我认为近十年俄罗斯由强变衰的过程,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第一,不要相信国家的改革和富强能够依靠别人来实现。西方经常是口惠而实不至,“世界上没有救世主,一切只能靠自己”,国际歌中的这句歌词还是有效的。第二,民族团结极其重要,尤其对于多民族国家更是如此。从车臣内战到南高加索国家的纷争,俄罗斯这些年一直在经历内部民族矛盾的折磨。第三,经济是国力的基础,俄罗斯这些年实施了无数的休克疗法,把国家经济病体整得死去活来,造成了国力的严重衰败和民心动摇。第四,政治不能斗、不能乱。看看俄罗斯的今天,政治上成天斗来斗去,叶利钦一年换四个总理,有人讽刺像换衬衣一样,国家怎么能稳定。总之,我们要从俄罗斯的衰败过程中好好吸取教训。

(原文网址:http://www.people. com. cn/wsrmlt/jbft/wbsh. html、http://www.people. com. cn/wsrmlt/jbft/wbx. html)

聚焦胡锦涛、连战的历史性会见

网友“旁观者之迷”:你们对连战的政治主张怎么看?你们作为知识分子排斥自由民主吗?

王建民:我们对连战的政治主张给予高度的肯定,支持其两岸和平、“双赢”等主张。作为知识分子,我们自然不排斥自由与民主。自由与民主是五四运动的旗帜,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孙升亮:在岛内的政治人物中,至少连战在人格上比较受到尊重。他的政治立场没有变,一直有两个基本方面,那就是既有台湾心,也有中国情。这可能是一个家族传统,他祖父就说过“根生台湾,胸怀大陆”。但更主要的是连战作为政治家的责任,他认为两岸应该互利双赢:爱台湾和爱民族不仅没有矛盾,而且是互相促进的。在政治上他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在两岸经贸上,一直积极主张两岸优势互补,当政时主导过“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甚至还打算建立两岸经贸特区。跟当时的李登辉相比,他是很积极的。他所说的“自由民主”,就一般意义上说,大陆的知识界不仅不排斥,而且很欢迎。共产党几十年前跟国民党争的就是自由民主,这些是普世价值,两岸没有分歧。当然,在自由民主的具体表现形式上,由于两岸的情况不一样,当然不可能完全一致,这方面可以求同存异。

网友“ChinaCloud”:连战来大陆,称为“和平之旅”,是否决定了我们要延缓统一台湾的进程?

王建民:连战这次大陆之行被称为“和平之旅”,是有重要背景的,也是有重要考虑的。目前两岸的问题,关键是要解决对抗、对立,避免战争。首要的工作就是缓和两岸关系,实现两岸的和解。两岸的统一是一个长期的进程,目前的重点应该是“遏独”与“反独”,因此“和平之旅”并不延缓统一台湾的进程。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面对两岸现状与形势。统一是一个艰巨的工程,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长期的努力。

网友“庄生@精卫”:海峡两岸的问题最终要靠“政府”间的谈判来解决。现在对连战登陆的成果是否估计过高?

王建民:你对台湾问题很了解。两岸问题的解决确实需要“政府”之间协商、谈判来解决,但是在目前台湾当局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与“九二共识”的情况下,两岸“政府”之间是很难走上谈判桌的。在这种情况下,连战到大陆来访问,进行党与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对推动两岸关系具有很重要的积极意义。所以,肯定连战成功访问大陆的同时,我们也要冷静地看待两岸关系,确实不能过高估计连战大陆之行的作用。

网友“你是风儿我是沙”:宋楚瑜的大陆之行和连战的“和平之旅”有什么区别?

孙升亮:你这样说,前提当然是他们二人有很多共性,都属于泛蓝,系出同源,在两岸关系的大问题上几乎完全一致。我想他们的区别在于连战的国民党在泛蓝中有正统地位,政治实力也比较强,加上先行一步,这些都是宋楚瑜所不具备的条件。当然,宋楚瑜之行也有其特点,那就是他还带着“扁宋会”的“十点共识”。那“十点共识”是亲民党跟民进党(也可以说台湾当局)之间达成的共识,自然就代表了台湾当局的一些观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楚瑜不只是代表泛蓝,其部分观点也代表泛绿,他的大陆之行,能起到连战之行所没有起到的沟通作用,即让大陆跟民进党当局间接地交换意见。不过,还要说明的是,宋楚瑜并不是陈水扁的“特使”。那样的话,他自己的主体性就不见了,大陆大概也不能接受。

网友“映洁”:胡连会晤是大陆对台政策的重要进展,您对陈水扁最近说的不否认“九二共识”的内涵怎么看?

孙升亮:你观察很细,这确实是陈水扁的一个新的表态。一方面,陈水扁公开否认“九二共识”;另一方面,他也不断地用“九二精神”、“九二香港会谈的基础”这样的表述。他这次表示不否认“九二共识”的内涵跟过去一样,语义并不是很清楚,但至少是往接受“九二共识”的方向移动了一点。至于他背后的考虑、今后怎么做,现在还不能够完全看出来,但很值得观察。

网友“风火轮”:你如何评价连战的政治智慧?有人说连战走的是一步险棋,嘉宾以为如何?

王建民:连战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颇具政治智慧,但机遇不好,从政路上有成功,也有很多挫败。这次连战到大陆来是有多种考虑的,除了推动两岸和平、和解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确立中国国民党坚持一个中国的政治路线,为“后连战时代”确立国民党的最终政治路线。当然,连战这次大陆之行,确实有某种程度的风险,对未来国民党在岛内的选举与发展是有加分还是减分作用,还不能确定。

孙升亮:准确地说,他这趟来有风险,但不大。不知道你注意没有,美国在20日公开支持,国民党马上喜形于色,陈水扁的态度立即改变。我当时就感慨了一句,连战这次大陆行的风险已降到最低。我很欣赏最近描述连战大陆行的两个词,一个是凤凰台吴小莉使用的“无欲则刚”,因为连战很快将交出党主席的职务,也不可能再参加岛内竞选,所以没有选举的考虑就没有任何的顾虑,就不会患得患失。我觉得他主要考虑自己的责任感、历史地位,当然也有为国民党的路线定调,开辟一条新路这样的考虑。第二个是“退一步海阔天空”,记不清楚谁用的,但意思和前面的差不多。就是他准备退休了,他就敢于说真话,说自己相信的东西。

网友“一片乌黑”:连主席来了,老宋也行将到来,这种高层到访对改变当前两岸紧张局势的实质意义在哪里?

王建民:两岸关系的局势一直在对立与对抗的形势下,没有改变的迹象,而且还面临着更严峻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连战、宋楚瑜访问大陆,使两岸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和解、和平已经成为岛内的一种主流民意,对改善两岸关系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另外,两岸的互动模式也出现了新的格局,党对党的互动与交流成为一种新的渠道,这种模式的发展,很可能对未来岛内的民意、岛内政治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网友“我总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嘉宾,连战说,没有让国民党立法委员全来,怕的是被人偷袭,你怎么看这句“玩笑话”?

孙升亮:准确地说,国民党的“立委”还是来了五个人,他们是靠运气抽签抽来的机会,这曾是前一段时间的新闻热点。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连战之行因为受到民意的支持,对国民党以及想参加选举的人有加分效果,所以大家争着来。他所说的“怕偷袭”,是指台湾“立法院”的运作,有时在会期一个党会趁别的党人手不足的时候,突然提出一个议案进行表决,我想连战担心的主要是民进党。

网友“ChinaCloud”:“台独”分子当选,能说明是少数人吗?能不代表台湾民意吗?为什么我们总喜欢做一相情愿的买卖呢?

王建民:这个问题很尖锐。陈水扁当选,背景原因非常的复杂,特别是如果没有“3·19”枪击案,陈水扁可能当选不了。岛内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是个蓝绿对抗、统独对抗、矛盾重重的社会。陈水扁当选,确实代表了部分民意,但不能说代表主流民意。况且,岛内的民意也是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目前观察,反对急独或维持现状的人还是占绝大多数。现在越来越多“绿色金主”弃扁而去,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岛内民意正在向着有利两岸关系发展的方向变化。

网友“风火轮”:连战大陆所到之处一再强调重视现实、把握现实的真实“意味”是什么?

孙升亮: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跟过去比,无论是国共的恩怨,还是台湾的悲情,大家不应该陷入其中,应该超脱它。二是跟岛内一些人不切实际的幻想比,搞“台独”,没有出路。“和平台独”不可能,两岸关系要改善,就不能搞“台独”。过去几年,民进党在岛内大造“台独无害论”,本来没有可能的事情,却弄得像真的一样。我曾经说这是吹了一个大气球,表面上看是庞然大物,实际上针一扎就破。这样一个虚幻的东西,糊弄岛内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还行,但在国际上根本没有出路。前一段时间,陈水扁自己也承认是自欺欺人,说做不到就是做不到,这是陈水扁难得说出的真心话。“台独”之路不通,两岸就应该走和平双赢的大路。连战这次来,就是要给台湾老百姓一个真实的、最符合他们利益的选择。

网友“翱翔的猪”:中国政府一直强调,中美关系的障碍是台湾问题。那么这次连战破冰之旅,美国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王建民:其实连战破冰之旅,不在美国与陈水扁规划之内,而且打破了他们的规划。据我所了解,美国与陈水扁原先是愿意促成宋楚瑜率先访问大陆,但是江丙坤与连战先到大陆访问,最初让美国与陈水扁都不高兴,都没有表示支持。只是美国驻台协会处长包道格会见连战之后,美国的态度才有所改变,才表示了肯定,随后陈水扁的态度也有所变化。总体来看,美国这次对宋楚瑜访问大陆的介入程度比较深,在两岸多党之间都扮有很重要的角色。

网友“映洁”:请根据您的学识谈一下,两岸交流还存在哪些障碍?怎么办?

王建民:目前两岸民间一般交流交往的障碍不是很多。两岸高层的交流和交往障碍比较多,这些障碍主要是来自台湾当局。尤其是最近以来,由于连战、宋楚瑜相继访问大陆,出现两岸交流热、登陆热,民进党政策有所调整,对两岸的交流尤其经贸方面的交流,采取了新的限制性措施,试图对两岸交流热降温,特别对台湾岛内资金向大陆转移的管制更加严格。所以,两岸的交流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但是,由于两岸政治上的障碍不能排除,也就影响到两岸的交流与合作。核心问题仍然是承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如果台当局能够承认这一点,两岸交流障碍就很容易消除了。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许多技巧,用模糊空间来处理的,这需要很大的政治智慧。

网友“爱党爱国爱集体”:孙先生,有人对连战昨天下午的记者会不太满意,认为实质性内容不多,你怎么认为呢?

孙升亮:我从头到尾认真看了,以我过去对连战的了解,我的评价很高。我也看了岛内的评论,舆论认为他的表现比过去参选过程中所有的演讲更出色。我不清楚你所说的“实质性内容”是什么,这样一种演说主要是谈理念、谈思路,谈一些大的方向。从这个角度看,是有一些实质的东西,比如说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历史潮流的把握,还有体现出的责任感。我感觉很多都是发自连战内心的,我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的时候,曾用“台湾心、中国情”来概括这篇演讲。一方面他为台湾老百姓争利益,真心为他们找一条好的出路;另一方面,他也对大陆充满感情,希望大陆在各方面越来越好,希望中华民族能有出息。对连战而言,能说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了。

网友“庄生@精卫”: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也关系到美国与日本的利益,中国政府对统一的艰巨性是否有足够的认识?是否有既定的政策指导?主要有哪些政策?实践证明这些政策的效果如何?怎么改进?

王建民: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与日本介入越来越深,但不能说是关系到美国与日本的利益。大陆政府对此是有所了解的。当然,对统一的艰巨性也是有足够认识的。我想,中央对解决台湾问题一定有全面的战略思想和具体的方针政策。当然,在政策推动过程中,有成功的,也有教训。总体来说,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应当说还是很成功的。目前,对台政策越来越务实,越来越成熟,效果也越来越好,但改进的空间还是有的。这次连胡会谈发表的新闻公报中提到解决台湾人民关心的参加国际活动的问题,这就是一个进步。

网友“我自一口真气足”:孙、王二位嘉宾,我认为连战此行对两岸民众的心理示范意义远大于能够取得的实际成果,对否?

孙升亮:你的观察挺好,虽然我不完全同意。赞同面是他对两岸民意的影响确实很大。我长期做台湾研究,不敢自吹有多了解台湾,但至少知道两岸之间真的缺乏相互了解。台湾老百姓对大陆有很多误解、偏见,形成的原因很复杂。同样,我也要说大陆的民众,包括经常上网很关心台湾问题的这部分人,也都很不了解台湾。连战这次特别强调“要告诉大陆,在台湾要搞‘台独’的人并不多”。但过去也许是我们媒体的误导,特别是一些小报不负责任的炒作,让大家产生了误解,以为台湾很多人都要搞“台独”,除了打就没有别的办法。这真的是很大很大的误解。台湾多数老百姓和大家一样,最看重的是过好日子。民进党搞意识形态的那一套,没有多少人感兴趣,支持民进党的人并不都支持“台独”。如果通过连战此行让两岸同胞加深理解、形成共识,两岸和平双赢的道路就有了民意的支持,任何政治人物都挡不住。这就是我不同意你的地方。民意最大,如果影响了民意就是最大的成果,何况国民党在台湾本身就很有民意基础。国民党和亲民党在“立法院”是绝对多数,可以在“立法院”推动有利于两岸关系的议案,虽然作用没有执政当局那么大,但同样有实际效果。

网友“映洁”:嘉宾,请简要谈一下影响台海形势的国际力量,当然主要是美日因素吧?

孙升亮:最近我看到这个话题很热:北大的一位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曾说“从连战来访这件事看,美国对台湾的影响力正在减弱”;昨天韩国KBS电视台采访我的时候,也特别拿这个问题问我。我当时的回答是:如果从大趋势看,美国在台海上的影响力减弱是必然的,当然前提是大陆仍然像这样继续发展。这几年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谈到中国的崛起,最近有消息说美国今年的国防评估报告有可能把中国的崛起列为恐怖主义、大杀伤性武器扩散、“无赖”国家之后对美国的第四大挑战。从我们的角度看,大陆的和平发展对东亚地缘政治的影响将越来越大。从两岸关系上看,两岸中国人无论是共同利益,还是民族情感,都是隔不断的。外国人光看到两岸吵吵闹闹,甚至像是要打架的样子,但是看不透中国人的民族性。也许有一天两岸关系发生了大变化,美国人会大吃一惊,觉得中国人真是很奇怪,看他们好像要打了,却会很快握手拥抱。我对两岸关系的这种大势是有信心的,对中国人的智慧和能力也是有信心的。只要两岸同胞心齐,外面的人再不情愿,也改变不了这种大趋势。所以,从长远看,我同意这种观点。不过,如果从近期看,包括从连战来访这件事看,背后的美国因素还很重。连战花了大力气争取美国的支持,向美国表态不会签协议,也不会跟大陆有太多的政治交易,这样美国才放心,才表态支持。至少从未来若干年来看,美国对台湾政局的影响力还是第一位的,近期看不出它衰退的迹象,大家头脑不能发热。

网友“笑人缺齿日狗窦大开”:看来咱可以进一步问嘉宾,到底有没有“九二共识”?内容是啥?

〈B 〉孙升亮:〈/B 〉“九二共识”这个词是民进党上台之后才出现的,是国民党人发明的,现在两岸和国际上都通用。如果追根溯源,1992年双方为了解决事务性商谈中的政治问题,确实在“一个中国”上达成了共识。当时,大陆方面比较强调“一个中国”的共同面,台湾当局比较强调“一个中国”的分歧面,即有不同的解释,最终达成的是一个妥协。双方的“同”是认同一个中国,也追求统一。双方的“异”,大陆的意思是可以搁置不讨论,在事务性商谈中也不涉及,但台湾方面则强调它有“表述”的权利,所以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这样的词。客观地说,大陆比较强调“一个中国”,台湾更强调“各自表述”。我觉得这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大陆不能同意台湾的“各自表述”,但可以容忍。在这个问题上,两岸有自说自话的空间,但台湾不能逼大陆承认它可以“各自表述”,因为那样,就有可能表述成“两个国家”。

网友“苏州太湖”:在法理台独已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台当局加速推动文化台独,请问我们有何得力之反制措施?

王建民:台独是民进党当局第一个政治追求,即使目前无法实现台独,但是台独政策不会放弃,还会在各个领域推动台独活动。“文化台独”,或者说“去中国化”,只是其政策之一。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推动两岸的经济、文化民间交流,增进台湾民众对大陆的了解、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事实上,就我观察,台湾当局的文化台独将是徒劳的。台湾的中华文化不是陈水扁短短几年文化台独政策所能改变的。过去,日本统治台湾50余年,进行皇民化教育,都未能改变台湾的中华文化,陈水扁何以改变得了?特别是当前两岸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台湾的经济重心不断向大陆倾斜,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向往与文化的认同越来越强,文化台独政策很难得逞。

(原文地址:http://www. people. com. cn/GB/32306/32313/32330/3363337. html)

“我是来谢罪的”

本多立太郎:我是日本人本多立太郎。60年前,我拿着枪、穿着军服来到中国,犯下了各种罪行。这次,我是来谢罪的。而且,是怀着能够为中日友好哪怕是尽一点微力这样一种心情来到中国的。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市民。

网友“灭倭名将”:嘉宾是来谢罪的?我们很想知道,你都有哪些罪行?在中国杀过多少人?其中多少是平民战俘?

本多立太郎:首先,我认为战争本来是由犯罪构成的一种人类的行为,战争使人失去理性。我迫于长官的命令,也杀害过战俘。因为如果不遵从长官的命令,自己就有可能被杀掉。如果你不杀掉对方,长官就会杀掉你,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犯了罪行。但是,并不能因此而说自己没有罪行。我毕竟亲手杀死了对方,我是现行犯。如果他们的亲属现在站在我面前,将我大卸八块,我也没有任何可说的。作为最高指挥官,是一定要负这个责任的。对我下命令的那些上级和军队组织,同时也应该负有责任。谢罪也不能简简单单地口头上表示一下就完了,必须要发自内心地、诚心诚意地谢罪。天皇和军队的首领负有他们的责任,但是作为我个人来说,也不能因此而推托。

网友“文浪”:本多立太郎老先生,最近中日关系又出现一些裂痕,正巧您在这个时候来华谢罪,请谈谈您想对中国人和日本人传达什么样的声音。

本多立太郎:关键是要互相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日本人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中国人那样考虑问题,反过来,中国人也把自己当做日本人那样考虑问题。这样的话,这个裂痕一定能够弥合。

网友“918网无为”:在你们的政府中,很多官员不能正确面对历史,您认为他们缺少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去歪曲历史?

本多立太郎:简单地说,他们是精神上的弱者,他们没有直面事实的勇气。

网友“小城故事”:你们这些老兵平时有联谊活动吗?还有像您这样积极忏悔的人吗?

本多立太郎:这种人很多,我现在手上有一本资料,是真宗大谷派的《不战决议》。很多日本老兵在京都东本愿寺中开会,作出了一个《不战决议》,他们以前参加过战争,不但给外国人造成了很大痛苦,也给自己国民造成了很多痛苦。老兵们作出这样一个决议,以后不再参加战争,要和世界各地的人搞好关系,为了和平。

网友“和雨”:本多先生,日本和德国在对待侵略战争的态度上为什么反差那么大?

本多立太郎:德国是因为彻底战败了,他的政府也彻底垮掉了。但是日本是在垮掉以前就投降了,天皇制和政府机构原原本本地保留下来。我想,原因是在这里。

网友“918网无为”:本多先生,我问您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您个人认为日本现在有资格争常任理事国一席吗?

本多立太郎:我认为,日本不应该成为常任理事国。原因在于日本现在没有军队,而常任理事国有权派出联合国维和部队,具有调动各国军队的职能。现在的问题是,日本一旦成为常任理事国,就会组建军队,所以我反对。

网友“国际问题看看看”:嘉宾,这两天,小泉仍表示要参拜靖国神社,日本老百姓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怎么看的,小泉为什么把中国等受害国的人民的抗议当做耳边风,能分析一下吗?

本多立太郎:小泉首相表示,他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祭奠为国捐躯的人,这一点我也理解。但是,靖国神社供奉的人都是些穿军服的军人,既然要祭奠因为战争而死亡的人,就不应该只参拜靖国神社。

网友“文浪”:我很想听听您对过去所见到的中国人的看法是什么样子的。特别是中国军人!请您真实地说一下!

本多立太郎:我所属的部队分别与国民党军和新四军作战过。我的感觉是,新四军很厉害,国民军不是对手,一触即崩。

网友“欢喜鱼”:请问嘉宾您为什么来中国谢罪。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为了自己减少内疚吗?还是有其他的希望?

本多立太郎:简单地说,最初还是看到自己孙子辈的可爱,是为了让自己的孙子这一辈的人能够跟中国的同年龄的人友好相处,尽早改善两国的关系,现在我也是这样想的。我有一个孙子、四个孙女,最大的30岁,最小的17岁。

网友“文浪”:本多老先生,过去日本政府对日本军人进行过什么样的宣传教育,促使你们会为了政府做无谓的牺牲,疯狂杀害其他国家那么多无辜的老百姓呢?现在这种教育方式在日本还存在吗?

本多立太郎:现在可以说,当时的那种军国主义教育已经不存在了。但是,现在也有这样一种迹象,也就是说,逐渐向那种教育靠拢。

网友“918网无为”:我想知道日本是不是很多人不知道那段历史。我曾问我一个在日本的朋友,他说很多年轻人不知道那段历史,而年纪大的知道有这么一个战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你们的教育把这段历史抹去了吗?是因为每一届的政府都不能面对这段历史,不敢说出来吗?

本多立太郎:是的。我认为,日本的应试教育有很大问题,日本的近代史教育中没有相关内容,考试中也不出这类题,所以年轻人都不知道。我认为,这是个很大的错误。

网友“沁人心脾”:本多立太郎,我很想知道你到中国忏悔、谢罪,你的孙辈们对你的举动持何种态度。

本多立太郎:他们赞成我的做法,但是,这次到中国来,我还没有详细向他们说明。回国后,我会对他们说的。感谢你们给了我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让我可以发自肺腑地为战争中的加害行为(向中国人民)谢罪。非常感谢。本多立太郎

网友“曹惠三”:作为二战幸存者,你看日本政府的行为与二战前期是否有些相似?!

本多立太郎:相似的地方很多,甚至可以说太像了,日本好不容易成为了一个和平国家,可是自小泉政权以来,日本越来越走向回头,这样是不行的。

本多立太郎:此次来中国,来得很值得。昨天我诚心诚意谢了罪,倾听了中国年轻人的心声,也与中国劳工进行了交谈。回去后我要把这些转告给日本的国民。谢谢大家。

(原文网址:http://japan. people. com. cn/GB/35467/35498/3395012. html)

在日本感受中日关系

网友“爱党爱国爱集体”:日本民间友好人士的声音在日本主流社会能发得出声音来吗?

孙盛林:日本民众总的来说对中国持友好态度。尽管民间友好人士传达声音的渠道不太多,但可以说他们代表了这个趋势。在日本人中,持与中国友好愿望的应该说占据社会主流,虽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意识明确。大致有这么几层原因:一、文化的近亲性。我们一般都知道日本是使用汉字的国家,但不到日本,想象不出汉字文化对日本有多大的影响(我在来日本前没有学过日语,所以刚到日本吃惊至极。如日本的“中央电视台”(NHK)有一个教育节目,开头第一句话是“汉字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日本文化无论如何剪不断汉字文化的脐带,在文化的最基础部分中日文化可说是母子关系,后来彼此对这个文化的发展都有所贡献。作为中国人,说得谦虚一些,中国人和日本人共有同一个文化母亲。从此衍生出文化边缘地带对中心地带的憧憬、向往,岛国国民的大陆情结(那场侵略战争从某个意义上或可以说是这个情结的癌变)。二、对侵略战争的反省。日本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乃至80年代中期,反战仍然是社会的主流(在一篇述评中我提到过一位日本大企业亚洲区总裁的邮件,其实,目前在中国大陆投资设厂的日本企业的最高领导层,50多岁以上的,许多人当年是反对日美军事同盟运动中的主力)。在当局变调的历史教育下,即使许多人认为日军去东南亚促进了当地的独立,但绝大部分人对日本对中国发动的战争属于侵略战争这点是没有怀疑的。内疚情绪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对中国抱有好感,帮助中国留学生,向中国捐助学习用品、希望小学,等等。日本是世界上对华友好协会最多的国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

网友“学生家长”:请问嘉宾,听一日本人说,日本不怕韩国,但非常尊重他们,害怕中国但鄙视我们,是这样吗?

孙盛林:这话主观因素重了些。日本还是很注意中国的,认为我们是大国。对韩国,有的时候他们认为拢得住,因此想尽量少树敌,对韩国有拉的一面。

网友“我自一口真气足”:我从一些方面了解到日本年轻人大多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比较关注生活,淡漠政治,是否?

孙盛林:总的来说,具备独立思想的日本年轻人不如中国年轻人多,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民间交流应该多管道进行,但日本政治走向会成为较大障碍,增加交流的难度。日本和德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对战争责任没有彻底清算,却又要整军出海,重新获得参战乃至发动战争的权利。制定一系列战争法案进行第一句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毛主席1925年写的,针对的是当时国内的情况,但这个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日政策的成功其实就是建立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那场让中国人民受尽了蹂躏的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这么一剥离,就奠定了战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最广泛的基础。其后的民间贸易、邦交恢复、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交流,都离不开这个最根本的基础。今天在日本,希望与中国友好的仍然是社会的主流,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不应该忘记,这个大方向是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奠定的;从长远利益来看,是有利于两国人民、两国关系的,不能轻易放弃。即使从我们全民为此付出了重大的牺牲、来之不易的角度讲,我们也不能放弃这个大的原则,否则,这个牺牲的价值就会大大打折。

网友:如果中国拿日本自己拆除靖国神社作为同意日本“入常”的条件,是否可行?

孙盛林:日本有一种意见,说是把几个甲级战犯移出靖国神社,就可以堂而皇之去参拜了。如果这只是为了蒙混过关,那么,移不移出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关键的问题是,日本的为政者是否真正地作了反省——也就是说,是否真的能够保证不走战前的老路。

网友:日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持什么样的态度?

孙盛林:日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持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必须赶上这趟车,因为中国的合作伙伴不止日本一个国家。前段时间国内一些民众对日本目前的右倾态势表示愤怒和忧虑,某些欧美企业就抓住这次机会,取代日本企业让出的市场。这几年的政冷经热,就是最好的注脚。日本的经济是在中国需求的带动下才有今天的。日本经济起飞,曾经借过朝战和越战的光儿,被称作战争特需,现在他们借中国的光儿。这两年有一个说法,叫中国特需,也就是中国发展特需。但同时,担心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出现,这个心理也是有的。

网友“東風51”:你好!我在日本生活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我住的地方,一次女房东与另一个老太太聊天。说到日本人,那老太太说:“日本人不好,日本人就知道投降!”说着高高举起双手,满脸不屑的样子。这景象给我刺激太大,20年了至今不忘,一部分日本人(暂且说是“一部分日本人”吧)根本对发动战争没反悔的意思。

孙盛林: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日本绝大部分人基本上还是有一个定论的,就是那是一场侵略战争,是错误的(即使不用犯罪这个词),但他们口头上不太愿意说。我不太清楚你在日本生活了多长时间,你所谈的情况遇到过几次。我觉得,那是相当个别的现象。而且,国内还有一些类似的说法,从我自己的经验看,有些被夸大了。

网友“kekekekeke”:我想,要真正地做到让日本右翼失败,要知己知彼。日本被篡改的那本教科书还只有0.03%左右的学校在用。

孙盛林:其实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关键的是日本允许这种东西出台。15年前想都不能想的,更不要说出笼了,因为对侵略战争的反省而成为人人喊打的禁区,现在已经能够在禁区蹚雷,这本身就反映日本这个国家发生了变化。问题是,日本到底要往哪儿去?同样,今天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的采用率,不排除明天或者五年后十年后成为百分之十几、二十几,乃至更多。

网友:日本有人称中国人为支那人,是否有辱中国人?

孙盛林:毋需置疑。目前有些日本学者议论支那的语源,说它是中性的之类,国内也开始出现应声附和者。这不是问题的所在。日本称中国为支那人,是为了分割中国,对中国的蔑称。国民党政府战后专门照会日本政府,不许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日本许多年都是接受的,有人用这个词是要受到批判的。现在某些人重新捡起,到处使用,明显是在向中国挑衅,而日本社会目前已经失去了自我净化这部分渣滓的能力,这是让人担心的。

网友:据日本调查,日本人有六成以上对中国抱恶感,而我们总是说日本主流对中国是好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孙盛林:我是学习媒体并在媒体工作的,对此有一点儿发言权:这种调查,主要是日本对中国宣示“民意”,也就是施加压力的手段。所以,日本媒体往往在连篇累牍、集中炮火地报道了他们抓住“理”的地方之后,马上搞一个民意测验,告诉中国人民日本人也“愤怒”了。这个手法屡试不爽,其实是一种诱导。日本对中国,因为有了媒体对信息的强化和过滤,实际上有一个争夺读者之战在里面。指望日本媒体做些调整是不容易的,就像要求日本政府做较大的政策调整一样不容易。这实际上给我们中国媒体留了一个对日读者直接对话的课题。刚才我说日本缺乏真正的言论自由,也包括这点。为什么日本媒体还能给老百姓很自由的假象呢?比如,在这个事件过去比较久,某种情绪已经炒作调动成功了以后,他们才会放一点不同声音出来,显示自己的中立公正。其实,这个时候,读者已经被原来的那些信息冲击得很难再接受这个东西了。

(原文网址:http://www. people. com. cn/GB/32306/32313/32330/3363187. html)

中俄两国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

主持人:中俄两国是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关系是最有影响的双边关系之一,1996年中俄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间的友好互信不断增强。但是有人说中俄关系密切程度有所减弱,还有人说中俄关系受到欧洲、美国很大程度的影响。您是如何看待这两个关系的?您觉得中俄两国伙伴关系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拉佐夫:对于您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我们俄罗斯有个说法: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人的看法。无论是国际关系专家,还是对两国关系比较关心的普通人,在任何一个问题上,他完全有权拥有自己的立场和看法。我个人的观点是,中俄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很好的基础上稳步向前发展。我们两国之间各个层次上的往来非常频繁,要把今年所有的交往说出来,可能需要太长时间,大家会很累,所以我就不细说了。应当说,不论是国家元首级别还是政府级别、外长,或者其他部委、官员的层面上,我们两国互访非常频繁,而且俄罗斯对华交往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交往要频繁得多。当然我们不能光是从数量方面来评价两国关系,但是您可能也会同意我的观点,两国往来如此频繁,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也提供了非常坚实的法律基础。

刚才您也问到我们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具体表现有什么,我也可以举个例子。我们两国彻底解决了边界线走向问题,我们两国为解决这个很复杂的问题用了四十年时间,我想下一代人肯定会对这个协议给予高度评价。两国之间也启动了战略安全措施机制,这是个新成就。2005年俄中首次联合举行了军演,这是两国关系的新的表现,也是新的合作领域。另外两国在关键性国际关系问题上的配合也是非常密切。无论是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还是在朝鲜半岛的核武器上,两国外长、副外长、外交部领导、大使之间都保持着非常密切的沟通,每天都有交往,这是两国战略合作关系发展的表现。

无论是在国际舞台上,还是在地区之内,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或者是非常接近的。这意味着两国关系发展并不是因为某些人让我们制定了结盟的任务,而是两国人民的战略目的是一致的,或者接近的。所以我们两国在共同寻找新的合作发展模式,当然更为重要的,俄中也共同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加强我们双边的合作。所以我相信,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前景非常好。

主持人:俄罗斯境内有着非常丰富的能源,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也是与日俱增。请问大使先生,俄罗斯的能源政策是什么?俄方在能源方面会怎么与中方合作?

拉佐夫: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等领域的合作,发展前景非常好。俄罗斯确实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现在我们合作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双方计划2006年通过铁路向中国供应1500万吨原油。

当然也有颇具发展前景的项目,如从俄罗斯的斯科沃罗季诺铺设到大庆的原油管道。现在双方授权企业的专家(俄方是原油管道公司,中方是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正在进行磋商。两国专家需要在工作层面上确定这个项目一些最重要的指标,包括输油的总量、原油的来源,还有价格问题、经费问题,包括建设费和经营费。等这些细节确定以后,就可以确定这个项目的领域。两国在很多级别上,在很多工作层面上也在谈这个问题。前不久俄罗斯政府总理弗拉德科夫访问中国时,两国总理也进行了交流。但是我想警告有些人,希望不要将这个问题过多地政治化,因为它确实需要在专家的层面上充分讨论。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处在专业核心研究范围之内。

在天然气领域的合作,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现在两国有关专家正在洽谈将来天然气输气可能的路线、期限、规模等有关问题,特别是两国企业之间就此问题也签署了合作协议。

在电力领域的合作发展前景也是很好的。现在我们正在讨论签署关于输电合作的协议,也就是把俄罗斯远东的电力输到中国东北。在这个项目上我们合作的规模非常大,而且也是一个长期的项目,是几十年的合作项目。

我最后一点想法,俄罗斯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中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也比较大,所以很客观地说,发展前景也是很好的。但是有一点,不要把双边的贸易局限于资源的供应,因为俄罗斯虽然是一个资源丰富、供应稳定的可靠的能源合作伙伴,但是我们也有很多的其他商品,比如机电产品、机械设备等等,核能设备(正好田湾核电站正要启动),也包括热、水电设备,还包括民用航空、高新技术等等。遗憾的是,目前机电产品在我们双边贸易额中的比重只是几个百分点,虽然我们并不愿意强制某一方购买我们的产品,但是我们也会在政治的层面上为我们产品出口提供支持。

主持人:这两年,可以说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刚才大使先生说了,我也做了粗略统计,从今年1月1日到7月1日,中俄两国领导互访就达到十次,而民间正面交往力度却不大,还发生了产生负面效应的事情,比如3月华商被查抄以及中国公民被殴打事件。对于日益强大的中国,俄罗斯心态如何?我们两国应该做什么以推进中俄两国的友好?

拉佐夫:我同意刚才你的一部分说法,就是两国政治关系相互理解,以及条约和法律的框架都是很好的,早就超过了民间交往的发展速度。详细来说,推动两国关系的火车头离主车的距离已经拉得远一点,但是在列车的后面几个车箱,可能走得更慢一点。当然也有些客观的原因,毕竟民间交往不能直接地自动发展,而是需要持续一段时间,也需要一个过程。更重要的一点,两国政治领导人看到并且了解这个问题的存在,还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措施来解决它。我本人对2006年中国的俄罗斯年以及2007年俄罗斯的中国年,抱有很大的期望。互访、国家年活动规模都很大,都是在有计划的基础上进行的非常重要的活动,所以我认为通过这项活动,两国人民能够进一步地增进对对方历史、文化、传统等各个方面的了解。

在俄的中国人偶尔遇到一些非法行为,在华的俄罗斯人也会遇到同类问题,这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当然我们双方要加紧工作,包括执法部门之间要加强配合,也要加强国民法律意识的教育力度。两国开辟了20多个口岸,开通10多个直接航班,人员往来非常多,每年都有数百万人次。根据协议,从今年8月开始,双方启动了中国公民组团赴俄免签旅游。我认为免签旅游的发展前景非常好。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对中国人民的感情非常好,中国人民对俄罗斯人的友情也非常深。当然也有些个别的非法行为发生,根据我所掌握的数据,俄罗斯每年针对华人的刑事案件有600例左右;根据俄罗斯驻华领事机构的统计,针对在华俄罗斯人的非法行为也差不多如此。

至于中国商品在俄罗斯境内被查封的一些情况,我认为每个案件都需要单独研究。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影响比较大的“温州鞋事件”。经查,这些鞋是以文具铅笔的身份进口的,报关资料不真实。说直接点,这属于走私案,每个国家对走私的打击力度都是很大的,立场都是一贯的。所以我们双方需要做出努力,需要解决并预防这类问题的发生,需要两国海关部门、执法部门等有关部门之间加紧配合,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总之,我认为,华人在俄罗斯做生意,或者俄罗斯人在华做生意,总体环境、条件都是蛮好的,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机遇发展两国经贸合作,以完成两国元首为我们制定的重大任务。

主持人:自美国“9·11”事件发生以来,中亚地区的局势发生很大的变化,一些国家还发生了一些社会动荡,其中包括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作为打击极端势力、维护地区安全的重要地区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在中亚地区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成员国中国和俄罗斯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拉佐夫:我完全赞同您刚才对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和地位的评价,上海合作组织确实是一个威望极高、发展很快的国际组织。明年夏季我们将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5周年,但是在庆典前夕,我们有必要好好考虑如何发展组织内的合作,推动它的发展。

刚才您提到中俄两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中起到的特殊作用。我认为由于两国都是大国,是政治大国、经济大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从这些方面应当说,我们大国的作用也很重要;但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各个成员国权利都是平等的,所以谈到两国的特殊地位时,只能说两国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合作,负有更重大的责任。这不仅包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也包括观察员,因为有四个国家,而且都是比较有影响的国家。印度、巴基斯坦、伊朗、蒙古,以观察员身份加入上海合作组织,还有其他国家也对上海合作组织很感兴趣,也愿意作为观察员加入。

中俄两国政府都非常重视和关注中亚地区。无论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还是非成员国,都是我们的邻邦,中亚国家的局势发展直接关系到俄中的国家利益和发展前景。所以刚才我谈到两国外交部门的密切配合,也包括了双边合作。我们两国外交部门的司局级磋商每年都举行30多次,另外在很多的多边机构和组织框架内的合作也非常密切,当然首先是包括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配合。对一个国际组织来讲,5年的时间太短了,算是刚起步。俄罗斯方面愿意与中国朋友以及中亚四国的朋友一道为提高上海合作组织的威望,加强它的作用,发展成员国之间的合作,维护各成员国的利益而努力。

网友“谁更流”:很多评论家认为北约东扩和中亚颜色革命大大压缩了俄国的国际政治空间,请问您是怎么看的?

拉佐夫:俄罗斯是一个大国,实行的是多方向的外交政策。我们有个说法,“俄罗斯像双头鹰,一头向西,一头向东”,当然总体外交政策、总体的框架是比较灵活的,外交政策专门的领域进展还是很顺利的,可能一些其他个别领域进展的还不是很好。

至于北约东扩问题,在北约准备东扩、实施这项决定的过程当中,俄罗斯政府多次强调,这项决策是错误的。它不真实地反映了目前当代世界和当代欧洲的政治局势,我指的是我们要共同应对新的挑战和危险。现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在遇到这些挑战和危险,首先是恐怖主义的危险。北约东扩是否有助于打击21世纪邪恶恐怖主义?我的回答就是“否”,一点都没有帮助。大家知道,北约个别成员国的首都也发生过大的恐怖事件,我们对恐怖主义以外的其他挑战和危险的态度和思想也是同样的。但是北约东扩已经实现了,已经是一个事实,所以政治家应该客观对待这个事实,并且不能不考虑到它。俄罗斯联邦对北约东扩的态度是一贯的,同时俄罗斯也希望在感兴趣的领域,在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加强对北约的交往,以共同应对威胁和挑战。当然我们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我认为发展潜力还是很大。

至于你们提的第二个颜色革命问题,总体来看,我认为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权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选举本国的领导人,所以个别独联体国家换了领导人,我认为这里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换领导人的进程应该在国际法和本国内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任何其他国家不能强制这个国家换领导人。所以在外部势力影响方面,我认为这个过程有很多的问题。考虑到以上背景,俄罗斯方面继续加强与独联体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合作,也包括在独联体组织框架内,也包括在一些其他的安全条约组织内,欧亚共同体框架内,等等。所以,我认为不可能非常确切地回答近几年俄罗斯对外政治的实力是增加了还是薄弱了,要细谈这个问题需要很长时间,我们可以在单独场合下进行交流。

最后我想强调,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要方向和中国的对外政策发展方向是非常接近、甚至一致的;双方的立场和评价一致,这也是加深相互合作的一个重要条件,又是加强合作的一个重要成果。

(原文网址:http://www. people. com. cn/GB/32306/32313/32330/3887496. html)祝愿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的工作人员取得更大的成绩。感谢我们的友好合作。俄罗斯驻华大使拉佐夫2005年11月24日

反贪斗腐 聚焦民生

我与程维高较量的日子

网友“拔剑白云天”:敦促郭光允依法以个人名义起诉程维高迫害公民罪。

郭光允:新闻界同志们采访我的时候,也有些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希望我能够起诉。但是,我认为程维高不止犯这一条罪,他应该是数罪并罚。在我们的问题上,程维高是为了保护犯罪分子不受到法律的制裁,尤其是为了保护其家人和亲信的罪行不露马脚,才动用专政力量打击报复广大揭发他的干部群众。他除了抓我、关押我之外,另外还有100多人受了株连,他们大部分被传讯、被非法拘禁好几天,拘禁在鹿泉市。我认为程维高是调动了专政的力量,镇压群众,镇压民主,践踏人权,搞白色恐怖。在关押期间,他们拍桌子吼叫说:郭光允你必须交代,我们调动了200多人对付你们。所以说,程维高仅在我们这次事件当中,就犯有打击报复罪、非法拘禁罪等多罪,应该数罪并罚,况且他还有其他的经济问题,如他和老婆合伙收取礼品,礼品的价值非常大,已经构成犯罪了。另外就是他的秘书一个判死缓,一个判死刑,他负有重要的领导责任。我也想过该不该起诉他们的问题,但是,我现在还没有那个精力去起诉,也没有细致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的个人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说这个问题还需要等待。

网友“谬论”:你希望现在有更多的人像你一样反腐败吗?

郭光允:我希望有很多人站出来反对腐败,使全国人民看到反腐败的希望,但是我希望反腐败的成本要降下来,不要像我,耗这么多年,成本太大了。

网友“美到像猪”:最苦的不是他,是他的家里人,让家里人担惊受怕这么多年,你可以谈谈你家里人受的这些苦吗?

郭光允:我之所以能坚持下来,与家人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我被抓起来以后,家里人不知道我上哪儿去,很着急,到处打听,人家也不说实话,我老伴三天三夜没有合眼。最苦的是我家人,怕我进去了以后被打死,而我自己无所谓,他们荷枪实弹押我的时候,我还哈哈大笑。苦也没有办法,我只有坚持下去,但是后来我被折磨得病了,人都快要死了。他们说你只要认了账,就给你好好治病,到那个时候我承认是我写的那封信,但是他们还是劳教我了。

网友“李一航”:祝贺你取得了对程维高较量的阶段性胜利,能否给后来者或同路人谈谈你的经验?

郭光允:我觉得阶段性的胜利这个说法很准确,目前确实还没有取得最后胜利,因为反腐败任重道远。但是我想如果大家都起来,都坚持反腐败,那么必将取得反腐败的最后胜利。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条是你认定你反映的情况是实事求是的,确实是站在老百姓立场上来做,那么就不要怕,就要坚持。坚持到底,哪怕一年,甚至几年。一定要坚持,只要认定是对的,就要坚持下去。我认为我反映的情况确确实实,百分之百地是铁的事实,我给中央写信也是这样。我反映的问题绝对是事实,因此我坚持了十几年,最终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所说的经验也就这一点吧。

网友“说心里话”:你认为反腐是靠体制解决还是靠领导自律来解决?

郭光允:我自己认为首先要靠制度,要靠体制,靠管理体制。我们国家应该制定更详细的监督办法,反腐败的体制问题要解决好,这是最重要的。另外领导廉洁自律也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加强对党的干部,尤其党的领导干部的教育,要求他们加强世界观的改造。目前最重要的还是制定有关制度,新加坡这方面的制度比较多,腐败比较少,我们应该看清这个问题。

网友“noway”:我们要么以死相拼,要么同流合污,要么穷困潦倒,你说呢?

郭光允:当他们把我抓起来的时候,我当时一点儿都没有害怕,我顶多是死啊!他们折磨我近百天,每天审问两次。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审问,我确实不想死,因为我感到他们很卑鄙。一些帮助程维高做坏事的人,其目的就是想在程维高面前捞官。所以我要活下去,要跟这些人斗争。我从牢里出来以后继续检举揭发他,也提到一些主要打手的犯罪问题。我不愿意死,我就是为了坚持这个斗争。

网友“美到像猪”:你的背后是谁?

郭光允:我的背后是谁?我首先考虑我反映的问题主要是建筑市场混乱,造成混乱的主要是领导,具体说就是李山林、程维高。在这个问题上河北省很多人骂他们,我反映的是人民的呼声。我觉得我背后是同情我、支持我、鼓励我的广大人民群众。另外,给我力量的还是我的家人,还有一些老领导也支持我这样做,他们都是我的后台,这就是我背后的人。

网友“一般不思考”:郭先生,你在斗争中,想到最后的结果吗?

郭光允:我想到结果了,我想到的结果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些坏人终归是要得到报应的,我想最终是这样的。但是另外一点,我也充分相信,我如实检举一定能得到中央的肯定,得到中纪委的肯定。就是时间长一些,来得迟一些。

网友“雨溪晴”:不知郭老有没有申请国家赔偿?

郭光允:我的个人问题尽管没有解决,但是我没有提出国家赔偿。为什么不提呢?因为我觉得如果国家赔偿我,面太窄,好像反腐败是我个人的问题,弄错是弄错我个人问题。我觉得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如果说我们国家支持广大群众检举揭发坏人,应该对作出贡献的检举揭发人以奖励,这比赔偿更好,更能起到反腐败的作用。

网友“杜鹃山高高耸立”:七品官斗倒二品官,充分说明了我国人民享有当家做主的权利。除了中国,哪个国家能这样,看看英国的凯利。

郭光允:我觉得我只是在程维高倒台这个问题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不完全是我个人斗倒了他,最关键的问题是他自己咎由自取,他做了坏事,必须承担做坏事的责任。他做了人民不同意的、不拥护的事情,迟早要露馅的,因此程维高倒台是我们河北的广大干部、人民在起作用,尤其是一些老干部、老领导起了很大作用。当然我也做了一些工作,也促使中纪委尽快立这个案。这些都说明了我们国家反腐败的决心、从严治党的决心。在这个事情上,我真心拥护现在的中央的决策。

网友“高猿常啼”:我不认同老郭的所谓的胜利,落下一身的病,曾经8年的羞辱被200多人追魂夺命,至今程维高还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

郭光允:我认为我们取得了初步胜利,是政治上的胜利。这是我们人民的胜利,我们党的胜利。至于我个人落了一身病,受了很多委屈,受到羞辱,我倒不在乎。我既然是一个共产党员,就要真正做到共产党员的样子,党要求的样子。在和平年代也有抛头颅、洒热血。我挨打差点要命,两次被追杀,差点被杀手谋害,我也没有后悔。从这个角度讲,我是很荣幸、很高兴的,并不认为得了一身病就气馁,就后悔。

网友“司马春秋”:如果党和国家愿意满足你的三个愿望,你会提出什么要求?快提,机会难得!

郭光允:我希望党和国家能够满足我的一些愿望,尤其是多年来,从我身体好的时候,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坐了几年监狱。其实我也是一个工作狂,确确实实拼命干,所以不让工作我感到很痛苦。我希望只要我能够工作得动,我个人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我首先是要去做一些工作。其他的愿望都是次要的。另外这些年我看病都是花自己的钱,我也没有提出过赔偿要求。这些问题我想组织上会考虑,应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坏人应该受到制裁。我希望党和国家能够公正地对待这个案子,使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网友“黎莘”:对那些迫害过你的人和机关单位,你怎么看待他们?你恨他们吗?

郭光允:我认为参与迫害我们的这些人大多数是出于无奈的,所以说我不恨这些人。他们中有些人是普通干部,也靠不上程维高,可是有几个人确确实实整了我们以后连续得到了几次提拔。这些打手是真想在程维高那儿捞官,所以才残酷地迫害我们。他们是非常可恨的,不但我恨这些人,老百姓比我还恨这些人,老百姓同情我。

网友“虚名”:郭先生,对于你的胜利,你现在的心情是高兴还是悲哀甚至是感到绝望呢?

郭光允:我觉得正义总会战胜邪恶的。从总体上讲,不但我是高兴的,河北省的人民也是高兴的。至于绝望,在我最低谷的时候我也没有绝望过。我是不会绝望的,历史总是往前发展的,总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民主。

网友“司马春秋”:能讲讲您感到最失望甚至绝望时的情景吗?是什么让您重新振作起来?

郭光允:我没有哪一时、哪一会儿感到最绝望、最失望,因为我始终没有绝望过。但是当我向领导反映李山林问题的时候,人家不支持我,反而打击报复,这个时候我感到有些失望,但不是绝望,所以才继续锲而不舍地揭发他们。我是永远不会感到绝望的。

(原文网址:http://www2. qglt. com. cn/wsrmlt/jbft/2003/09/091601. html)

我在基层信访岗位22年

网友“周小果”:22年的信访工作给您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张云泉:我在信访工作岗位上锻炼了自己做群众工作的本领。能为群众做一点事,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做一点奉献,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网友“Nopro”:有一种说法,80%的上访有道理。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张云泉:信访问题比较复杂,不能用绝对的百分比来讲。信访问题在不同的地方也可能由不同原因产生,牵扯到地方一些经济基础、改革的情况,甚至牵扯到当地的风俗人情,所以不能用绝对数字化来打分。

网友“Nopro”:请问张局长,你对群众上访的基本态度是什么?

张云泉:热情对待,不管他反映的问题有道理,还是有一部分道理,甚至根本就没有道理。我们对群众的态度就是要热情接待,群众不明白的地方我们耐心解释,有道理的部分要热心办理。

网友“MOYU”:您这样想着信访对象,您家人对您怎么看?

张云泉:一开始家人对我也有一些不理解。我家人比较多,父母年龄也比较大了,还有儿子,还有兄弟姐妹。然而信访工作量很大,不存在什么8小时工作制的问题,耗费时间很多。所以家人认为我整天关心上访的人们,不关心家庭,对我有看法。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不断地做他们的工作,家人现在对我比较理解了。一换位思考,他们就了解到帮助上访群众解决困难是应该的。

网友“首席思想家”:在信访工作中您感觉到最无可奈何的事情有哪些?能说说吗?

张云泉:我认为任何人、任何部门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都有可能会遇到无可奈何的事情。有些问题从情理角度看是应该解决的,但是你真正解决起来,又感到缺少一种政策法律依据。比如说现在企业改制后有的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回家了,回家以后发现自己得了癌症了,但是原来的企业不再承担看病的钱。因为已经正式解除劳动合同,所以企业的做法也是符合劳动法规定的。现在他有了癌症,哪个单位也不愿意接收,他也没有工作,看病的钱从哪里来?只能靠社会的捐助,但这些钱对于庞大的治疗费用而言是杯水车薪。我感觉这时候是最无可奈何的。少数改制后的私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老板对群众反映的一些问题根本就不重视。一些事你去追究责任,他又不违法;你不去管吧,他确实和群众之间有一些矛盾,又搞得很激烈。像这种事情我们也感到暂时无可奈何,但是这些问题又是不容忽视的,因为构建和谐社会就要每个单位都重视化解社会矛盾。

网友“hzqzyq”:请问嘉宾,怎么样才可以使上访数量减到最低?

张云泉:最根本的就是按照小平同志所讲的“发展就是硬道理”。怎么把信访数量降到最低?第一,要靠经济基础的发展,经济发展了不少问题也就好解决一些。第二,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各方面进一步依法处理各种问题,这样信访问题从源头上就得到了遏制。第三,全社会都来关心信访工作,进一步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从2005年5月1日开始就要贯彻执行新的《信访条例》,如果大家都按照《信访条例》去办事,信访问题就会进一步得到解决,信访问题就会减少。

网友“闲敲棋子”:什么是越级上访,它是不是违法的?

张云泉:不管是公民还是党员干部,上访都是民主权利。按照信访工作的规定就是分级负责归口办理。也就是说,哪一级的问题,要先向所在地的政府或者相关职能机构反映;如果所在地没有解决或者解决得不满意,可以向上一级机关反映,这也不能叫违法。比如反映环境污染问题,就要先向当地的环保部门反映,不要一下子跑到中央和上级的一些机关,但是如果反映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可以向上级部门反映。

网友“喜欢猫的小鱼”:一个好的信访干部肯定是有良心的,但是一讲良心,肯定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您受到过打击报复或不公正待遇吗?

张云泉:我想一个好的信访干部在处理信访问题时,要具备“五心精神”。第一,对群众来访要热心;第二,对群众的困难要有同情心;第三,解决问题要有诚心;第四,解决问题遇到阻力要有决心;第五,处理疑难信访问题要有长期努力的恒心。这是我个人在长期从事信访工作中得出的体会。

刚才问到我为群众处理问题时,触动了既得利益者,是不是会招来打击报复等等,确实这种情况在现实社会当中难免会碰到。因为信访工作处理的问题很复杂,有时候必然要得罪一些人,也就是您刚才说的既得利益者。我们信访局的全体同志为了维护群众的利益,不怕这些邪恶势力。尽管我们经常受到冷嘲热讽,收到恐吓电话,但是“心底无私天地宽”,信访干部凭借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维护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维护好群众的利益。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党和群众的支持与理解。

网友“NOPRO”:遇到不依法上访的群众,你们会怎么做?

张云泉:首先要做到对上访群众热情接待,之后耐心地解释问题,希望他们能够依法上访。如果讲了之后他仍然不听,甚至采取其他的过激行为,违反信访条例的有关行为,那么我们要和有关司法机关联系,由司法机关对其依法教育或者处理。

网友“红梅牌”:信访没有督促检查权是起不到作用的,尤其是对地方政府。

张云泉:这位网友对信访工作机构的职能和办理程序可能还不是太了解,其实信访问题不是由信访部门独立完成的。比如说反映环保问题、反映农民问题,不是信访部门自己来解决,而是根据群众反映的问题与相关部门联系,从中进行协调。对超越信访部门权限的问题,我们要向当地政府的分管领导汇报,由分管领导来协调处理。

网友“CSX”:您认为现在的信访工作需要哪些更好的改进?

张云泉:信访工作要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针对社会上新旧体制接轨出现的新问题,不断地想出新的办法,以适应新的信访形势。在当前来讲,最根本的就是要贯彻新的《信访条例》,按照新的《信访条例》规定的有关职能去办事。

(原文网址:http://www. people. com. cn/GB/32306/32313/32330/3299860. html)

SARS冲击给中国带来什么

网友“南方野蛮人”:薛教授,你认为我国真的有危机处理系统存在吗?

薛澜:中国以前的危机管理系统几乎都是临时性的,实际上常常是危机发生以后,我们才成立各种具体的指挥部,像抗洪救灾的指挥部、矿难的指挥部等等。这种体系应该说发挥了比较有效的作用,但是也有一些弊病。首先由于它的临时性,反应速度一般比较慢,在及时协调人力资源等方面不能适应大规模的危机;另外它也很难积累处理各种危机时所学到的各种经验和教训,这对于建立一套比较持久的、能处理各类危机的体系是不利的。

网友“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薛教授,在中国如此的公共权力制度之下,妄图建立所谓的处理机制是不可行的,处理危机还要靠人海战术!

薛澜: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实际上中国传统的危机处理方式是靠政治动员。这种处理方式对于类似1998年洪水等危机来说比较有效,但是处理类似SARS的公共卫生危机和以后可能遇到的其他形式的危机就会表现出局限性。所以,我们提出危机管理更多地要靠体制和机制上的创新。国家要建立危机管理的机制,包括要有相应的法律框架、相应的政府机构,同时要动员各种各样的社会网络。通过机制协调才能真正地去应对未来可能面对的各种危机。

网友“星空畅想”:把SARS这个天大的事管治好了,您能预计一下中国未来的政体发展趋势吗?

薛澜:这次的SARS起因是公共卫生的危机。但是从目前来看,由于政府在危机的初始阶段没有及时地跟公众沟通,实际上也产生了一种信任危机;尤其是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媒体的负面报道,因此也有可能转变为政治危机。“4·20”记者招待会及时地向公众通告了有关情况,而且撤了有关官员,这两个举动为中国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思路。一个是在政务公开方面。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是内外有别、内紧外松,而这次SARS危机充分说明这种模式已不能应对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危机。在今天的形势下,公众有知情权,同时公众也能够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作出理性的判断。公共卫生危机出现时,政府必须及时把信息提供给公众,使公众及时采取措施,规避风险。另外一方面,是关于问责制。此次政府撤了部长和市长,同时对抗击“非典”不力的地方官员也采取了措施,为中国各级政府实施问责制提供了榜样。

网友“身无半亩”:作为中国面对新世纪的第一场现代社会危机,其过程中表现出什么特性?

薛澜:第一,它的不确定性。SARS的病因不确定,其传播途径、治疗方式也都不确定。第二,虽然它是从一个公共卫生危机开始的,但实际上影响范围远远超过了公共卫生的领域,影响到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第三,它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当今社会里,交流是当代社会的一个特征,但恰恰交流也是SARS传播的主要途径,所以它影响到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网友“新疆王子”:在前期的社会调查中,公众对媒体的信任程度有所下降,如何看待信息多元化格局下的媒体政策?

薛澜:在现代社会里,媒体的地位可能要重新考虑,尤其在危机形态下,媒体不能仅仅是政府的传声筒,它也应当及时地采集各方面的信息,并且及时负责地向公众提供。所以,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是与媒体能否及时向公众反映现实直接相关的。据零点公司的调查,北京大众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是报纸和电视,但是,手机、网络也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大众获取信息的直接渠道(有30%左右)。如果主流媒体,如报纸和电视不能够及时地反映社会现实,那么其他非主流渠道,如手机或者传言等,就会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可能引起公众恐慌。

网友“拍扁”:请问薛教授,再增加一个危机管理体制,会不会造成重复和资源浪费?

薛澜:是否要建立独立的危机管理体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其他各国的经验来看,像美国这样的大国,是有独立的危机管理体系的,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和最近成立的国土安全部。如果能够在原有的体系下,及时解决各种危机,当然没有必要成立独立的危机管理体系。问题是在中国目前的政府体制下,没有一个独立的应对机构能够及时地捕捉各种信息,并把危机消灭于萌芽之中;在危机发生的初期阶段也不能有效地采取果断措施隔离危机,把负面影响减少到最小;同时,也很难从危机事件中积累危机管理的经验。

网友“星空畅想”:中央国务院防治SARS的决心是坚定的,但到了一些地方,是否能贯彻执行这种决心呢?

薛澜:在防治“非典”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配合非常关键。在传统的中国公共管理体制下,下级政府或者报喜不报忧,或者比较机械地执行上级的各种指示,不能根据地方情况具体灵活地执行,这也是目前有些地方出现很多过头政策的原因。所以,关键的问题还是要改革中国目前的公共管理体制,地方官员要对地方百姓负责,而不仅仅是对上级负责。

网友“野猪”:目前能够想象得到的所谓“中国危机”有哪些?或者从哪些方面去找比较正常?

薛澜:应当说,不同的标准会有不同的范围。在研究中,我们把危机的范围界定为综合性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安全等各个方面。从危机发生的原因来看,我们可以划分为自然危机和人为危机两大类,前者如洪涝灾害、地震等,后者如群体性冲突、恐怖事件以及战争、暴乱等极端形式。此次SARS事件,一开始表现为典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根源在于自然因素,这是一次局部性的危机。但在目前全球化、信息多元化的背景下,任何一次单一性、地区性的危机往往可能爆发成为综合性、全球化的危机,这也是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

网友“多行不义”:请问经此SARS风波冲击,是否对以后国家的透明度以及应急机制有所帮助?

薛澜:这次SARS危机,对我国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运作机制、经济发展、媒体管理、外交互动、生活方式等等。应当说,这次危机让全社会看到了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因此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官员以及一般的老百姓,都应当进行反思,从中获取经验和教训。具体说来,SARS首先暴露的是信息披露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政府信息公开有可能成为政府下一步改革的重点问题。在危机管理体系建设方面,这次国务院成立了指挥部,探索建立一个协同式的危机管理综合协调部门,以加强不同部门、不同层次间的沟通与协调。可以肯定,此次危机对于中国国家的透明度以及应急机制的完善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应当成为我们尽快建立现代危机管理体系的一个契机。

网友“猜猜我有几只耳朵”:您认为世界传染病史上有长达4个月甚至更长的“突发”事件吗?

薛澜:一个危机的生命周期有四个阶段:潜伏期、爆发期、相持期、解决期。从SARS危机来看,目前已经开始进入解决期。其实世界上其他各个国家的各种危机也有时间很长的,例如当年伊朗人质危机拖延了很长时间才解决。

网友“尊重生命”:SARS反映出公众心理的脆弱,你是否认为应开展对于危机应对的教育?

薛澜:不能一概而论,认为公众的心理反应脆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公众所表现出的恐慌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在信息公开以后,公众的反应还是比较理性的。当然,目前中国民众确实对危机的心理准备不足,这说明的确要加强危机管理教育,进行各种准备,以应对可能要面临的各种自然和社会危机。

网友“懦夫斯基”:我们2月份在这里试图谈论SARS的时候,教授你在研究什么?

薛澜:广东是去年11月份出现首例SARS病例的,我们在春节前后获得这一消息后,立即专人跟踪事件发展的全过程,并做了专门的资料收集和初步的研究报告,有关信息也及时上报。4月中上旬,我们向有关部门和领导提交了第一份研究报告,得到重视,部分建议得以采纳。

网友“拍扁”:怎样才算危机管理体系建立起来了?标志是什么?

薛澜:一个完善的危机管理体系,需要设计一个综合性的架构。从组织行为主体来看,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民众,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从发展过程来看,包括危机预警、危机发生后的快速反应,以及危机后的学习等多个环节。危机管理体系的建立不光是政府的责任,更需要动员整个社会,形成完善的危机意识,培养强有力的危机应对能力。此次危机暴露出亟待解决的很多问题,对我国危机管理体系的建立有积极作用。

(原文网址:http://www2. qglt. com. cn/wsrmlt/jbft/2003/05/052001. html)

看病难、看病贵的解决之道

姚晓曦:最近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要求以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为宗旨,把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作为城市卫生工作的重点和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突破口,努力构建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能力。主要措施有六方面:一是制定实施社区卫生发展规划,将社区卫生发展纳入城市卫生与社会发展规划,实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医院合理分工,密切合作,双向转诊、共同发展的制度。形成这样一个机制,既方便群众看病,又能够保证群众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二是完善社区卫生服务运行机制,加大政府投入,建立规范合理的收支管理机制,保障其公益性质。三是将符合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范围,推动社区首诊制度试点。

张伟:造成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我国人口老龄化、疾病普遍化、医药科技水平提高以及群众追求高新医疗服务等客观因素,也有卫生事业发展不协调、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医疗机构运行机制不合理及盲目追求经济利益等问题。同时,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窄、药品和医用器材价格不合理、医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及政府部门监管不到位等,又加重了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一些药品的价格偏高是导致看病贵的因素之一,药品生产经营企业数量过多,市场秩序不规范也是药品价格不合理的原因之一。到2005年底,尽管我国通过实施《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和《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淘汰了部分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但是仍然有药品生产企业40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8000多家。针对这一问题,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从保障群众用药安全有效和方便群众用药的角度出发,通过加强法律政策和有关政策的实施,积极推进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结构调整,强化药品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监督管理。

李卫平:财政投入不足。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国家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改革,规定了各级财政承担本级卫生事业发展的责任。在长期调研中发现,实际上区、县财政的实力已难以完全承担地方卫生事业发展的责任,这样就造成了农村卫生服务提供的不足,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乡镇卫生院陷入了生存困境。广大基层的乡村医生也承担了大量的公共卫生服务的工作,但得不到应有的补贴。在目前医疗机构预算管理体制下,政府财政投入占医疗机构支出比例不断下降。现在从城市大医院和县医院来看,政府投入的比重不到10%;从基层的社区医疗机构和乡镇卫生院来看,比10%略多一些。这种情况下,医疗机构只能依靠收入维持生存和发展,所谓的“趋利”行为就难以避免。

熊先军:进一步完善城镇医疗保障制度,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首先通过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政策,进一步扩大从业人员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当前,重点解决两类人群的问题:一是多渠道筹集资金,努力将困难企业和国有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纳入医疗保险;另一个是探索进城务工人员医疗保障办法和措施,重点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的大病医疗保障问题。其次是积极探索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办法,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研究城镇没有医疗保障措施人群的医疗保障办法,逐步作出制度安排,解决他们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

网友:我国有没有希望在医疗保险上实现全民皆保险?如有希望什么时候能实现?

熊先军: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使全民享有基本医疗保障,这是政府奋斗的目标。从已经实现全民医疗保障的国家来看,在一个国家内,要通过多种保障方式才能够使所有的人享受到医疗保障,即不能单纯依靠医疗保险制度这一个制度,还要依靠包括医疗救助、商业保险以及其他形式的补充保险等等。实现全民享有基本医疗保障,取决于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是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各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二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必须到位。

网友:看病难、看病贵是卫生资源配制不合理,还是卫生体制、机制还不完全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

李卫平:20多年来,城市医院和县医院的财政补助占支出的比重基本是一样的,虽然绝对数上城市大医院比基层多,但是仍旧不足以弥补大医院的人员经费,甚至连离退休人员工资都不够。那么卫生资源又是如何集中到大医院的呢?事实上,就是在缺乏社会医疗保险覆盖的情况下,公立医院执行了新项目、新设备可以按不含医务人员工资的全成本收费的价格政策,通过不断引进新技术、新项目,不断增强自身的技术实力和经济实力,形成了“马太效应”。大医院越来越大,城市社区和农村卫生机构越来越萎缩。这种扭曲的机制与医疗行业的特点和患者追求高质量医疗服务相结合就造成资源越来越向上集中。因此,正是在这个缺乏规则和价格政策不合理的市场里,扭曲的市场力量使卫生资源日益向大城市大医院集中。

网友“快乐的牛虻”:请问嘉宾,是谁让一种药品起40个名字的?谁让一个名字的药品就比另一个名字的药品贵20倍的?可以问责吗?

张伟:产生一药多名的原因是复杂的。国家规定使用药品的通用名称,而目前一些药品生产企业把未经注册的文字型商标作为药品商品名称使用,或使用未经批准的其他名称;一些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在开具处方时,不使用药品通用名称;药品经营企业在销售药品时,也未使用药品通用名称;宣传媒体在刊播药品广告时,未将药品通用名称与药品商用名称同时宣传,这些都是造成一药多名的因素。为了从源头上治理一药多名、药品名称使用混乱的问题,我局颁发了药品标签和说明书管理规定,对药品名称的使用提出了更为严格、详尽和明确的要求。作为监管部门,我们要认真履行职责、严格审批、强化监管。作为药品生产企业,要自觉严格遵守药品通用名称、商品名称及商标的使用要求。作为医疗机构的医生,开具处方时应主动使用药品通用名称。作为药品经营企业,销售药品时应当同时标注药品通用名称。作为广大消费者,购药时也应当认准药品的通用名称。总之,遏制一药多名的泛滥,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努力。

网友“新华网网友”:父母退休后投靠子女。可是原工作单位的医疗保险没有办法跟着人走,总是要回单位报账,手续复杂不提高,支付方式还需要不断完善,但新型合作医疗至少是目前改善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有效方式之一。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投入,已经表达了政府解决农民看病就医问题的决心。目前,据我们了解,各地也都在不断总结经验,加以完善。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也是通过不同人群的不同医疗保险的发展,逐渐过渡到全国统一的社会医疗保险。这些需要一个发展过程。

网友“党员虎仔”:请问,药品的定价有个部门间的联动机制吗?

张伟:关于药品的定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正在与发展改革部门(药品价格管理部门)共同研究,建立药品审评与药品定价联动机制。

网友“新华网网友”:政府是否可以在一些危害人群较大的疾病方面先实行免费医疗,比如流行性传染病等,尤其是对儿童少年危害性大的疾病。

姚小曦:这个网友可能代表了许多人的想法。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国家就明确对农民和没有医疗保障的“非典”患者实行免费治疗。但是由于政府的财力有限,目前不可能对所有的传染性疾病都实行免费治疗。随着经济能力的提高,党和政府在防控传染病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努力,对于严重威胁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传染病防治工作,一直以来都是卫生工作的重中之重。《传染病防治法》2004年修订施行,《艾滋病防治条例》今年3月正式实施。在直接涉及群众自身的传染病防治方面,国家也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措施,减轻群众的负担。比如,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儿童计划免疫政策,各级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按照国家制定的免疫程序对适龄儿童及时有效地开展预防接种,减少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麻疹、结核、白喉、破伤风、百日咳六种严重传染病的发病,2002年起又将乙肝疫苗接种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我国已经实现了无脊髓灰质炎目标,包括乙肝在内的免疫规划使传染病发病率大幅度下降,儿童的健康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又比如,我国制定的艾滋病防治的“四免一关怀”政策,规定要向农村艾滋病病人和城镇经济困难的艾滋病病人免费提供抗艾滋病病毒治疗药品;对农村和城镇经济困难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适当减免抗机会性感染治疗药品的费用;向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免费提供咨询和初筛检测;向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产妇免费提供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的治疗和咨询。对于传染性的肺结核患者,国家规定进行免费检查和免费抗结核药物治疗。相信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不断完善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这方面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

网友“天道冰痕”:农村合作医疗和社区基础医疗服务改革很重要吗?

姚晓曦:的确很重要。农民占我国人口大多数,农村卫生是我国卫生事业的重要方面,“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在农民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在农村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是保障农民健康的基础性的制度。社区卫生服务是城市医疗卫生体制的重要基础。调查显示,目前在大医院就诊的患者中70%是患有多发病、常见病,这些问题是可以在社区卫生服务解决的。但是,很多地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技术水平、服务能力方面还不尽如人意,没有得到群众的认可。群众有了小毛病也跑到大医院去就诊,既不方便,也加重了负担。所以现在要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并把它作为深化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逐步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原文网址:http://www. people. com. cn/GB/32306/54155/57487/4259939. html)

解读教育经费运行和助学贷款新政策

主持人:8月31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了新的助学贷款办法。较之原有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新的规定要延长还款年限,改革贴息方式,建立风险补偿机制等等,在这里还是请您先简要地谈一谈这几个方面的具体内容。

张保庆:国家助学贷款是1999年开始执行的,到现在已经接近5年的时间了。从去年以来,根据国务院领导的要求和指示,教育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对这几年国家助学贷款的情况进行了总结,研究了出现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对原来的国家助学贷款的政策和操作机制进行了调整。政策的调整主要是两项,一个是改变了贴息办法,原来学生在学校贷款之后,是贴息一半,在毕业之后还款的期间,也就是毕业之后的四年内,国家仍然贴息一半。这次的改革变成了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的贷款利息全部由国家支付,毕业后才开始还本还息。第二个调整实际上是延长了学生的还款年限,原来规定学校学生毕业之后的90天内开始还款,还本还息。根据这几年的情况来看有一些困难,所以这次把期限延长了两年,一个学生从贷款到还款的周期从原来的8年调整到了10年。操作机制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操作机制是以银行为主,也就是说学校只负责提供贷款学生的基本情况,剩下的许多手续,包括填表等等,都是由经办银行的营业员直接操作,这样实际上效率低,也加大了贷款成本。这次做了很大的调整,采取打包式的,或者是包干式的方法。比方说一个学校一年按照现在的比例有20%的人应该得到贷款,这样打一个总额全都交给学校,前期工作都由学校来办,然后银行尊重学校对贷款学生的选择,主要是在后面补办贷款的手续。这是操作机制上的变化,充分调动学校的积极性,让学校更多地参与。再一个变化是承办的银行,原来是国家指定的几家大的商业银行,这次为了增加竞争性,就变成了招标式,所有符合条件的银行都可以来招标,谁中标谁就可以承办这项业务。

主持人:国家助学贷款到今天正在逐步走向完善,可是还有很多地方,尤其是边远地区的农民子弟还是不了解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您觉得主要原因在哪里?

张保庆:我想主要的原因还是宣传不够。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一些学生、家长对这个工作重视不够;还有一个原因是教育部门、有关学校大概也没有完全按照中央的要求来推行这项工作。比方说,老的国家助学贷款制度,教育部曾经印成小册子,每年都发到高中毕业班去,就是说,你参加高考之前就应该了解这些政策了,可能有一些学生不大注意,有一些家长也不大注意。第二,我们还要求所有的高校,每年印发招生简章的时候和发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都要写清楚或者附上国家资助困难学生的政策,这样学生接到录取通知书就应该知道怎么办。但是我们国家比较大,特别是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一些山区,可能有些家长或者学生由于种种原因,到现在为止对我们国家出台的资助困难学生的政策还不是很了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在这里告诉网友朋友们,你们如果今年得到了新的高考录取通知书了,又确实有困难,一定要注意一下,不要光一家子人发愁,可以咨询一下当地的教育行政部门,甚至也可以写信、打电话咨询一下录取的高校。我也可以告诉大家,前几天,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专门发了一个通知,就是为了解决今年新生上学的路费问题,要求农村的金融机构发行小额贷款,专门解决路费的问题。如果实在不行,无论如何你也要想办法先到学校去,千万不要放弃上学的机会。

主持人:您是学什么专业的?

张保庆:学法语的。我们那时候高中的困难学生也有助学金。到了大学,当时都叫人民助学金,申请办法跟现在差不多。到了学校之后,有老师,特别是辅导员,根据你家庭的情况,根据你自己的要求来确定助学金的发放程度。我觉得,那个时候老师们、学校领导们对学生是很关心的,对学生的情况也非常了解。可以告诉网友,我的大学四年就靠着学校给的助学金帮助我、支持我完成了学业。人的一生中都会遇到困难的,完全一帆风顺不大可能,遇到困难的时候,亲戚朋友帮助你是情,但是如果国家、政府帮助你就是义。我始终认为,资助困难学生,作为党和政府来讲,绝对不是说给几块钱的问题,这里面确实关系到我们党的宗旨到底是不是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制度到底是不是优越的问题。再往深处讲,还关系到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党要不要贯彻教育方针的问题。所以我认为,1949年以来,我们的党中央、国务院是高度重视这个事情的,在实践过程中,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原来只有人民助学金,没有贷款这一说,发展到现在,有了各种形式的奖学金。奖学金过去是以政府为主的,现在奖学金在学校里的种类是很多的。有了贷款,学生贷款有三种形式,国家助学贷款、商业贷款、学校贷款。第四就是勤工助学,这也有很大的发展,过去学校有助研、助管、助教,现在让学生每周、每个月在这个岗位上得到一定的报酬。开辟绿色通道制度,如果你家里很穷,只要到学校里去,学校必须保证这个学生入学,先办理入学手续,然后再根据你家庭的情况进行审核之后,该减免学费就减免学费,该给奖学金就给奖学金,该给贷款就给贷款。实行收费政策之后,还要求学校不能光收费,还必须二次分配,从学费中提取10%用来资助困难学生。到现在为止,资助高校困难学生的政策已经形成一个体系了,所以如果这些政策都能够得到落实的话,我个人认为,应该实现我过去讲的那句话,高校中任何一个困难学生都能够得到资助,能够完成学业。

主持人:目前还有许多人不太清楚我国以政府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现行教育经费运行体制,这容易让大家混淆必要的收费和乱收费、高收费的概念。请张副部长给我们详细地解释一下,大学为什么要收费?大学生的培养成本,四年下来到底是多少?这个培养成本的收费高不高?您曾经说,现在一个大学生四年的培养成本大约要四到五万,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张保庆:高校的收费制度,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逐步探索建立起来的。过去我们高校是不收费的,为什么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我们逐渐实行收费改革?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因为网友都知道,如果所有高等教育培养费用都由国家包下来,国家是付不起的。第二,从高等教育来看,收一定的费用还是应该的,高等教育要想更好更快地发展,那么收费也是必然的。在收费标准的制定上,中国毕竟有中国的具体国情。我们当初在1999年设计这个政策的时候,当时依据的标准是按日常运行成本的25%。日常运行成本就是老师的工资,加上学校日常运转的水、电、气。这个比较好计算,有些学校不一样,平均下来大概一个学生每学年需要14000块钱左右,所以我们1999年定的费用正好是3500块钱。但是也有人提出,要按照培养成本来计算收费,收费政策的最终目标有一个提法,就是建立一种科学的、合理的,由国家、社会、学生家长或者个人共同分担培养成本的机制。这里面讲到了培养成本,完整意义上的培养成本是很高的。什么叫做完整意义?即高校建立那天起,所有的花销和开支都计算到培养成本里。那样算下来,大概一个学生每年的培养成本平均是4~5万。所以可以告诉网友,现在的收费绝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培养成本。公办高校还是政府投入为主,不是说完全靠收费来维护学校的运作,所以收费标准不能定得太高。1999年定这个标准之后,这几年每年都发通知,要稳定收费标准。现在的费是高了还是低了?我想跟网友讲两个方面的问题,真正从培养成本意义上讲,现在的收费不能说很高。但是按照中国目前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来讲,这个标准也不能算太低,因为收费必须要考虑到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中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还是低的,真正有钱的人还毕竟是少数,中国还有8亿的农民,一个农民要光靠种粮食供一个大学生是不容易的。另外还要讲清楚一条,现在和我们上学时相比,上学成本高了,比方说,现在一个学生收3500元的学费,一个月平均300块钱,孤立地来看好像不高。但是由于伙食费也比过去高了,现在的日常开支、日常消费对收入比较低的家庭来讲,或者农民子女来讲,那就是不得了的了,这些因素都是要很好地考虑的。在收费的问题上,我们一直采取很慎重的态度,既坚决反对有些人用收费来代替政府投入,或者说想靠收费来维护公办高等教育的发展;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收取一定的费用还是应该的,高等教育搞免费也是行不通的。这两者之间是要很好地把握,掌握好一个度。现在有这样那样的说法,有的说该收费,有的说收得高了一点,看起来都有道理,但是在这个大局下考虑的话,都会有自己的结论出来。当然现在有一些学校,有一些地方,变相地提高了收费标准,或者说除了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和项目之外,又私立项目和标准,这些都是错误的,都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

网友“古今通史”:国家对重点大学投入大量资金,为什么不对中小学教育加大投入?对重点大学的投入要达到什么效果?是否有效果?为什么日本一穷二白的战后都能全力支持教育,中国就不行?为什么叫嚣了十几年的“百年大计”,至今仍然是个问题?

张保庆:我想这位网友的说法不全面。这几年国家的做法是两个重点,一方面要把中小学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国家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我可以告诉这位网友,现在义务教育的办学经费主要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承担的,比方说去年,中央和地方共同为义务教育投入了1266亿,这些投入主要是用来解决教师的工资、学校的日常运转和必要的校舍改造。本来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在地方政府,即省和省级以下政府,但是这几年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中央政府加大了对义务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对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的投入。我给你举几个例子,第一,从2003年开始,中央投入了50亿元,搞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扶贫工程,主要投在西部;第二,中央这三年又投入了60亿元搞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也主要是支持西部和一些贫困地区;同时,中央每年采取转移支付的办法,拿出50亿元,支持地方政府发放教师工资;还有一项,最近正在实施的,今后四年内中央要投入100亿元,实施西部义务教育攻坚工程。这两年正在炒作的就是对西部贫困地区的中小学学生一律免费提供教材,这个事情的通知已经发了,为此国家今年要拿出10个亿,明年要拿出20个亿。现在算下来,说国家不重视中小学教育,这是不对的,只能说现在我们的经济实力要把中小学搞得更好可能还有一点难度。为什么国家拿一部分钱支持重点大学的建设呢?这是从现代化全局考虑的。义务教育是我们教育的基础,也就是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素质的基础,也可以说是一切工作的基础,这个基础不抓好是不行的,所以义务教育要搞好。但是,同时另一个重点就是高等教育,也必须要搞好。最终教育的出口是高等教育,人才、科研成果,对社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大部分是高等教育的,我们要落实科教兴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必须的,因此这几年,国家在重视义务教育的同时,也拿出了一定的资金来支持高等学校的发展,特别是我们要下决心支持一批高等学校或者学科能够尽快赶上或者超过世界上的一流高校。这也是从我们国家的全局,从现在世界知识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总趋势要求出发的,关系到国家将来最终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网友“爱党爱国爱集体”:张副部长,您是否对各级的办事能力过于自信了?

张保庆:这位网友说的问题,我现在恰恰是另外一种考虑,我现在也自信也不自信,甚至可以说不自信占主要成分。我从1999年以来一直负责资助高校困难学生的工作,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制定了一套政策,如果各级政府或者高校或者是教育行政部门都能够认真落实这些政策的话,我们今天就没必要坐在这里对话了。就是因为现在有一些地方的政府、高校、教育行政部门、金融部门,没有认真执行国家出台的政策,所以才有今年政策的调整,才有这次我出来讲这么多话。所以不是说我太自信了,现在需要我们共同树立信心,然后扎扎实实地工作,把这件事办好。

网友“对不起”:教育既然产业化,那就应该撤销教育部!

张保庆:教育部历来是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因为教育是一个要体现社会公平的最重要的部门,一种崇高的公益事业,所以将教育产业化违背了办学宗旨、办学方针,违背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违背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根本原则。所以产业化的问题,教育部是坚决反对的。教育产业化了,就毁掉了教育事业。但是同时我也不能否认,这种思潮在一些地方,在一些领导者那里,在一些学者那里是有的,有一些人现在都在鼓吹这个东西。比方说,我最近发现有个别地方把好的初中、高中,以改制的名义卖给私人了,教育产业化就是这种错误思想的直接原因,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张保庆:我非常高兴能够回答网友们刚才提出的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涉及面很广,提问的角度都不大一样,至少说明大家对教育是很关心的。我可以告诉网友们,我从来不认为教育工作做得很好。国家的希望所在就是把教育工作做好,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就是共同努力把我们的教育工作搞好,为我们的民族复兴,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贡献。

(原文网址:http://www. people. com. cn/GB/32306/32313/32330/2757313. html)

从“一号文件”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网友“番薯仔八世”:温教授,我国农民没有医保、社保,与封建社会的贱民无异,奢谈新农村,是否有些搞笑?

温铁军:历朝历代农民都没有医保、社保,但历朝历代的农民都不是贱民,而是中国社会的主体。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也只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最近这20年,农民医疗、养老等方面缺乏必要保障。目前,新农村建设有关政策中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加强各级财政对农村公共开支的投入力度,逐步解决农民的医保、社保问题。本届政府财政占GDP的比重提高到了20%,尽管仍然不算高,但也开始恢复在农村地区提供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公共开支,这是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希望社会各界都积极一点。坐着说,何不如起来行。

网友“柳郎去后栽”:铁军嘉宾,从经济的角度看,这次搞新农村,不过是1998年后大搞基建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农村版而已。

温铁军:首先,看来“柳郎去后栽”这位网友是位懂经济政策的人,但对你的观点我不敢苟同。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在经济增长乏力,全球经济受1997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滑,对外贸易对中国GDP的贡献明显下降的困境之中提出的积极财政政策。而在积极财政政策之前,先提的是积极货币政策,不起作用,才改为积极财政政策。而现在的积极财政政策是连续多年超过9%甚至9.5%的经济增长率、出口外贸形势很好、投资幅度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为缓解城乡差别过大、扩大内需、调整宏观经济结构推出的,与1998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网友“扬子尖”:温先生,你认为这种说法对吗?——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要走集体化道路。

温铁军:中央“一号文件”从来没有提出要走集体化道路,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一号文件”都是针对集体化道路所产生的问题而提出政策的。

网友“仁也难求”:农村“新政”的关键点和难点在哪里?精简机构能做得来吗?乡镇债务如何解决?

温铁军:难点在于这些年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甚至已经把招商引资的任务指标下达到了每一个干部头上。中央层面上已经在2003年就明确宣布不再以GDP为增长目标,但地方各级还都在继续强调GDP,以GDP论政绩。如果不在干部考核的体系中改变GDP指标,我看是很难让有关部门积极配合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其次就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本身隐含着内在的利益分配结构。所谓改革,就应该是针对不合理的利益分配结构所做的调整,但现在很多人都试图维护旧的利益结构。因此,要想真正推进有利于广大农民和弱势群体的新农村建设,就得下决心调整原来的利益结构。

网友“仁也难求”: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会不会再次成为新政的绊脚石?

温铁军:我认为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已经成为新政的绊脚石,这是客观的,也是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很多不太关注矛盾本质的朋友们不了解这些绊脚石的作用。

网友“月落猪蹄”:没有进一步的政治改革,不管什么措施,最后损害的都是那些弱势群体。

温铁军:中国的政治改革一直在进行,弱势群体受到损害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普遍问题,不论是西方那些以多党制议会民主为政治体制的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保持封建君主制的国家。当前关于政治改革的讨论,弱势群体和中产阶级的诉求是不同的。请问,你到底谈的是什么政治改革?

网友“胆小草民”:请问温嘉宾,俺国新农村当前最大、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

温铁军: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在财政二次分配能力优先的情况下提高农民的国民待遇。

网友“千重山”:温铁军,你认为当前搞所谓的新农村建设会成功吗?在一个唯利是图的年代,搞新农村有多大成功的把握?

温铁军:我没把握,任何政策都有风险,但对于中国目前“三农”问题形势严峻的情况而言,搞比不搞强。新农村成功的最大因素在于我们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如何发动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只要农民调动起来了,那么政府主导,以必要的投入来帮助农民开展新农村建设,就有可能成功。

网友“胆小草民”:请问温嘉宾,农民负担重的本质与根源是什么?

温铁军:请你上网查,我有明确的表达。农民负担重的本质是我们不适当地在大包干以后恢复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之上,按照城里人的想象,安排了一个超前的高成本的上层建筑。这倒罢了,还要让农民为高成本的上层建筑付费,因此就导致农民负担重。所以,请城里人在看到农民负担重的现象的时候,也多少做一些自我批评。

网友“无名怪兽”:嘉宾,农村的民主建设有很多问题,而且绝大多数事件是讨论禁区,您对此有何评论?

温铁军:中国自有水稻以来已经6400年了,农村的村民自治是历史形成的。现在出现的很多问题其实是我们城里人的问题,有些地方出问题是因为城里人让农村人照搬出来的。很少有城里人承认自己的民主想象是有问题的。如果是有禁区,我看这倒是一个禁区,这是一方面。其二,我们明明知道80%以上的村民“直选”不成功,但很少有人了解这种不成功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泛政治化地扣个帽子就算解释了。如果有人想提出所谓“前选举问题”或者是“后选举问题”,马上就会受到批评,我看这些禁区也值得我们重视。

网友“不再为昨天哭泣”:农村土地该不该私有化?有哪些弊端?土地承包是一次革命!还有没有另一次革命?

温铁军:土地私有化几乎是个政治概念,如果我们讨论农村土地产权,可能讨论的余地更大一点。事实上,农村土地的产权是以成员权为核心的一组权利。农户有完整的收益占有权,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以后,从这点上来说,这点产权本质上是私有产权。只不过,由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短缺,这种私有产权不能完全个人化。现在很多人强调的私有化是要实现土地个人化占有,这种纯粹的西方概念在已经延续了6000多年的“小农经济”条件下不适用。

网友“千重山”:温铁军,新农村如何解决看病难、上学难、收入少的问题?你们都有系统的解决方案吗?

温铁军:新农村建设明确提出了帮助农村贫困家庭解决子女庄,同时禁止买卖土地,有无可能提高农业生产率?

温铁军:农民土地当股份入股叫不叫集体农庄都不重要,但只要土地规模能够有所提高,农业的生产率就有可能随之提高,这是规律。禁止土地买卖,不仅在中国如此,很多地方也有类似的规定。我们不要把产权明晰绝对化,要想到中国农村仍然有八九亿人口,要靠这点有限的土地来维持基本生存。你就是把中国土地私有化一万遍,也达不到美国、澳大利亚、巴西那种大农场的规模,那叫规模经济。

网友“烦恼女孩”:今年的“一号文件”与往年相比有哪些亮点和新的提法?

温铁军:今年“一号文件”有四个新的提法,第一要强调以加强公共投入来提高农民的国民待遇,这就包括了农村的教育、医疗、管理等方方面面。加强公共投入,有利于整体上改善农民的生存环境,改变“农民头上‘三把刀’,上学、告状和医疗”。第二,强调多部门配合,全社会参与。除了一般的农、林、水等部门之外,其他相关部门如文、教、卫,金融、环保、建设、电力都要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加大投入,协调配合。所以这次的“一号文件”不是一个纯粹农业、农村的文件,而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问题。第三,强调了综合改革,新农村建设必须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但是以往的教训表明,任何单一改革面对农村如此复杂的局面,往往是事倍功半的,甚至适得其反。所以,这次“一号文件”把有关的改革内容全都列出来了,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选择改革突破口,但一定要注重改革的综合配套。第四,新农村建设“一号文件”提出了“五要”、“五不”,就为了防止“刮风”,胡锦涛同志强调过不要再搞一次红墙绿瓦,这次政策底线与领导强调的“要尊重农民意愿,提倡农民权益,调动农民积极性,使农民成为主体”完全一致。因此,我认为这次的“一号文件”是一个很全面的也很有突破性的文件。

(原文网址:http://www. people. com. cn/GB/32306/54155/57487/4136010. html)

一个“刁民”的心里话

网友:“刁民”陈洪已经是底层民众的代言人,尽管他说他只代表自己,但他的博客的热度已经让他成为一个名人,成为一个代言基层民众呼声的名人。

陈洪:从我自己来说,我没有成为名人、成为代言人的思想准备,但是如果大家认为我能代表一部分人、代表一部分底层人士,我也感到高兴,也很愿意客串好“刁民”这个角色,让底下民众的声音能够被上层、被大家了解。

网友“风火轮”:你如何看待与郭峰的交锋?你们是同龄人,但是为什么在认识方面会有这么大差距?

陈洪:有差距,我感到很正常。因为我在文中已经写明,我们是因为不同的经历才有不同的感受。每个阶层有每个阶层的追求,每个阶层有每个阶层的利益,但是我和郭峰中间的冲突,其实源于相邻阶层形成的一个断层;相邻阶层不能互相理解,所以才有这个冲突。

网友“冬瓜糊涂”:请问陈洪先生,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写博客?

陈洪: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开始写博客的。之前在网上写了一些文章,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点击和关注。后来有一个朋友告诉我,现在有一个新的工具叫博客,当时我抱着好奇的思想,建了一个博客。但是写了博客以后,感觉是一个自己的家园,很有兴趣。至于后来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是我没有想到的。

网友“一江春水向东流也向西流”:陈洪你好,请问您现在还跑黑“摩的”吗?管理者是怎么和您讲的?

陈洪:其实我是跑得最少,但可能名声最大的跑黑“摩的”的人。因为我不像其他人那么拼命,也认为把全部的时间花在跑“摩的”上对未来的发展不太好,所以我还是抽出很多时间去读书、学习。因为高度信息发达的社会是以知识为中心,如果我不充实自己,未来的前途堪忧。所以我跑“摩的”的时间很短。这一个半月,我几乎就没跑“摩的”了。一个是因为这段时间交警抓得很厉害,第二是因为记者的采访也很多。

网友“森之林”:走到今天这种地步,令你最后悔的是什么?你后悔过没有?

陈洪:实话说,我没感到什么后悔:一个是我没时间去后悔;另一个,“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今天我在这里没有成功,可能以后在别的地方就会成功。我不喜欢以成败论英雄,所以我不会因为什么过去的事而后悔,我觉得后悔没有意义。

网友“张火丁”:在您眼中,您认为什么是和谐社会?

陈洪:这个问题比较大,其实它应该是政府官员和学者去研讨的问题。但是站在我这个阶层,我认为我们的和谐社会就是要保持各阶层之间的流动,不能在各阶层中间实行壁垒,各阶层中应该有一个相互关照、相互对话的平台。如果没有这个交流的平台,各阶层就容易产生对立,而对立的社会不会是和谐的社会。各阶层相互包容、相互容忍,这样才能够称之为和谐社会。

网友:你跟儿子的交流多吗?在儿子眼里你是什么样的人?

陈洪:可能在儿子的眼里,我不是一个成功的人,但还是一个努力的人。

网友“爱党爱国爱集体”:对于跑“摩的”的这些兄弟、一个厂的同事们,他们以后的出路究竟应该是什么?

陈洪:其实在我们长沙,真正城市下岗职工跑“摩的”的人并不太多。我初步估算了一下,大约80%左右是农村进城的农民,20%左右是下岗的职工;并且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跑“摩的”的人一般都是40来岁左右的,年轻的很少。我认为“摩的”是一个没有前途的职业,但因为40来岁的城市下岗职工没有其他的谋生渠道,家庭负担又很重,一般都有小孩子在读书,也是无奈之举。我相信这些人在儿女长大、参加工作以后,几乎都会放弃“摩的”这个职业。而其他农村进城的人在城市中的“摩的”生涯也是一个简单的客串,就是三五年,挣点钱以后,他们可能会回家干点别的事情,或者成家立业去了,所以一辈子干“摩的”的人不会很多。

网友“苟剩”:我觉得人大代表应该要有陈先生这样的人。

陈洪:其实,长沙也有网友劝我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但是我没想参加。为什么呢?第一个,从自己的角度来说,人大代表是不发工资的,我也没有时间、没那个心去做这个事;另外我认为,因为下岗工人和底层的人在人大代表中几乎很少,如果我就是单独一个人大代表,一票在其中,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我没这个兴趣。但如果基层代表能够多一点,我还是有兴趣的。今年我们这儿也开始人大代表改选了,我没打算参加。另外,可能有些官员也不欢迎我当人大代表,认为我是一个麻烦,所以我也不想去添这个麻烦。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够在网上发表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意见,使底层的声音能够更多,这对政府、国家是一件好事。因为政府制定政策,必须要考虑各阶层的利益,而底层民众由于文化水平等方面的限制,或者是因为要谋生没有时间,所以发不出声音来,很多官员也不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所以才有官员的“拍脑袋”决策。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老百姓需要什么,政策出台可能就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如果多一些底层的民众反映自己阶层的需要,对建设和谐社会是有很大好处的。因为我的博客被大家所了解,我认为已经部分地达到了这个目的。我相信,一般政府官员上网的人可能比下岗工人更多。

网友“一江春水向东流也向西流”:陈洪您好,可否谈谈您对“下岗不可怕,大不了从头再来”这句宣传语的感受?

陈洪:我相信,对大量的下岗工人而言,下岗是挺可怕的,不是不可怕。因为每一个人的心理、学识都是受一定因素的制约的。当人们从一个熟悉的行当中出来,从事另一个不太熟悉的行当,其实是相当可怕的。如果你没有学习的能力,没有观察事物的能力,那么很可能在这个新的领域中就要失败,所以才有以前的“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的说法。

网友“永别了武器”:嘉宾你好,我觉得您挺有意思,请问您啥时候买的电脑?

陈洪:我的经历中大家也可以看出,我这个人挺喜欢新鲜的。从小我就喜欢无线电,在农村的时候,我装收音机和修收音机的水平还算一流,其实我以前的愿望是想成为一个无线电工程师,所以对电器产品很感兴趣。买第一台电脑可能是十年前,那时候我开餐馆,挣了几个钱。但是后来因为没有其他的谋生途径,我考虑到要电脑排版做名片。后来这个电脑的配置就不符合我的要求了,又攒了一点钱,买了第二台电脑。我用电脑的时间还比较长,有十来年了。

网友“浊斯濯足”:请问嘉宾,看你写的博客,文笔流利,逻辑性强,充满感情,你什么文化程度?

陈洪:中学。我是1974年的高中毕业生,但是国家不承认。因为“文革”中没学什么东西,后来“文革”期间毕业的初高中毕业生需要参加补考,当时让我去考,但是我不想考,所以算国家不承认的高中毕业生。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参加了大学自考,并且已经考了6门,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就没学了,其实有一年我就拿了4门。

网友“老标语”:陈先生,以你的生活经历,能否谈谈你认为建设和谐社会应从哪些方面着手显得最为急迫?

陈洪:像这种事情,我以前还真没考虑,简单地说一说,说得不好,请大家原谅。站在我这个角度,我认为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必须要拓展底层老百姓的生存空间,就是让人家能够有一个自谋生路的渠道,如果不能够解决老百姓急需的生活上的问题,建设和谐社会,我认为不太现实。所以我认为首先要尽力扩大、拓展基层百姓、平民百姓的生存空间,应该给他们一定的谋生渠道,像允许在街边摆个小摊、弄个三轮车送送货这样。我认为,和谐的城市应该是一个适宜所有人居住的城市,而不能是因为注重形象等方面原因而制约老百姓的生存空间。

网友“有点不知趣”:陈先生,从您和您夫人收入和地位的变化来看,现在企业是不是比您当厂长时更重视“专业技能”,企业水平升高了吗?

陈洪:企业的下岗工人现在再回去,可以说是难以谋生。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钳工,做模具的,让他在现在的企业中就不行了,为什么?因为现在都是数控机床,而他还是用锉刀这种手工操作。这不是他的问题,而是因为以前的技术水平低。所以,现在企业的水平的确是提高了,一般的下岗工人受文化水平制约在现代企业中的确很难适应,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网友“湖南菜农”:老陈,开放后社会上其实多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比如长沙现在大多数的“的哥”都是外来的。也许是我有误解,是不是你们对政府过于依赖了,或者是当时的优越感太强,不愿去做社会上的一些底层工作?

陈洪:客观地说,可能有这样的因素。但是我认为,每一个人从一个阶层进入另一个阶层的时候,有一个心理的失落感。像农民进城以后,特别是边远山区的农民,不管他从事什么工作,比如跑“摩的”、跑“的士”,可能是收入低一点,但是比以前的收入要高多了,所以他很容易面对这样的调整。而我从当时的厂长阶层掉下来的时候,我也有很强的失落感,其他的下岗职工可能也和我一样。首先他可能没有做好下岗的心理准备,而且也没有做好技能上的准备,从各方面都没有做好准备。再加上比如上街扫马路这样的工作收入是很微薄的,对一个城市的家庭而言,无法维持一个家庭的开支,所以可能也不愿意干这样的工作。这些都是应该可以理解的。

网友“徐云松平人才济济”:这么多人关注真是难得,相信陈洪的背后一定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千千万万的陈洪承担了改革的代价,国家有让千千万万的陈洪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责任与义务。

陈洪:其实这位网友已经帮我全部说完了,我认为他说得很有见解。在我的背后,真是有一个庞大的人群。严格地说,我可能比下岗的那些兄弟还强一点,不管怎么样,我曾经开过一个玩笑,如果我陈洪要被饿死的话,那可能就要饿死更多的人,因为还有很多人在技能上、在文化上可能比我还差一点。

网友“有点不知趣”:尽管您下岗了,平心而论,您认为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厂”有市场竞争力吗?从您的经历看,如果企业不是在市场竞争中发展起来的,最后不但害了企业,而且还害了职工,是这样吗?

陈洪: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不能够跳跃式地发展,不能有断层。我认为社会有延续性,如果说我们国家以前的计划经济是个错误,那也是政策的错误,而不是下岗工人的错误。计划经济下的工厂,的确市场竞争力和活力不足,这是一个事实。计划经济被市场经济所取代,这是很正常的,也是应该的。但是现在资本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水平,还是要正视以前的历史事实。对由于历史的原因所造成的现在的下岗工人,还是应该纳入到政府考虑的范围之中,这与企业竞争力不强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的产物,还是要正视。

网友“苟剩”:陈先生,在你的博客文章中多次提到不食“嗟来之食”,请问您对普通公务员是如何看待的?

陈洪:在我的博客文章里也说过,其实相当多的公务员还是好人。但是“好人”和“好官”是有区别的,“好人”只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就行了,但是“好官”要兼顾公众的利益。恰恰现在一些公务员在严格要求自己、自律方面做得不行。当很多老百姓还在饥寒交迫的时候,他就不应该建那么多的办公楼,也不应该坐那么高级的轿车,如果他能够真正兼顾人民的利益,坐档次低一点的轿车就行了,办公楼也不需要那么豪华了,把那些钱节省下来支援贫困地区,我认为是能解决很大问题的。所以我认为,现在的普通公务员还要提高自身的修养。对公务员而言,我们需要的是“好官”,而不是“好人”。

(原文网址:http://www. people. com. cn/BIG5/32306/54155/57487/4931843. html)

妥善解决矛盾 构建和谐社会

网友“阿信2”:嘉宾你好,请问中央为什么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李忠杰:六中全会昨天刚刚结束,全会的《公报》已经发表,等全会的《决定》发表以后我们还要认真学习。为什么要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想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思考。从理论上,这次全会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强调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属性。这个命题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顾名思义就是社会的主义,所以,生产资料要社会化,生产要社会化。社会关系本来就社会化,这样对社会主义来说,社会关系应该是充分体现团结、互助、友爱,集体主义,所以总的特征应该是和谐的。从实践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有很大发展,经济实力有很大增强,社会各方面也有很大进步。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是存在着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人民群众很关注,也希望着力加以解决,所以顺应这样的要求,党中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有较大的进步,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所以,提出这样一个任务,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网友“阿信2”:请问嘉宾,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和谐社会?

李忠杰: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班上,专门就和谐社会建设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明确界定了和谐社会的内容和要求,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次中央全会又进一步强调,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我理解这就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

网友“东方评论员”:请嘉宾先介绍一下六中全会都有哪些重要精神。

李忠杰:这次全会是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的决定包含了很多重要的精神。第一个方面,要充分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第二个方面,要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公报里面所说的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第三个方面,科学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全会提出了到2020年的目标和任务,我的理解这是一个中期目标。从长远来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过程,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从短期来说,我们要致力于解决现实的、突出的、紧迫的问题。到2020年应该说是中期,但这个中期把短期和长期连接了起来。第四个方面,要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条原则。这就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第五个方面,构建和谐社会的各项任务和举措。《公报》里面列了六个方面:要坚持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事业建设;要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要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要完善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安定有序;要激发社会活力,增进社会团结和睦。要把握党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和任务。《公报》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对党如何发挥作用,全会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我理解的全会精神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网友“一天一地一广仔”:请问嘉宾,如何看“构建和谐社会”理念与实践之于党史的地位?

李忠杰:党是十六大之后正式使用和谐社会概念的。就具体内容来说,在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当中,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的很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和谐的要求。比如说,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问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都包含这方面的意思。改革开放之后,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之后又提出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布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等等,也都包含这方面的意思。在新的形势之下,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更加突出,所以十六大提出小康社会有“六个更加”,其中之一就是社会更加和谐,然后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党的执政能力之一。到2005年2月,中央专门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关于和谐社会的专题研讨班,十六届五中全会又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十一五”规划的一个重要任务,这次六中全会进一步专门研究和谐社会问题,并作出重要决定。从这样一个过程就可以反映出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的战略任务有更加清楚的认识,对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建设的关系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标志着我们的理论认识又有了新的发展。

网友“船山石”:请问嘉宾,民主法治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如何推进民主法治的建设?

李忠杰:中国有一句老话“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整个社会要正常有序运转,就必须有规矩。这个规矩包括法治和道德两方面。法治是硬约束,道德是软约束,两者不可或缺。从法治来说,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法治对社会主义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所以,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进一步努力完善法治、健全法治,使整个社会都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大家都守规矩,政府也按规矩办事,那么,各方面的矛盾就可以不断地减少,关系就能够更加和谐。所以,全会提出要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司法体制机制、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这样一系列方面的制度建设的要求。至于民主,和法治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邓小平早就说过这样的意思,“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所以,不断推进民主,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也是构建社会的必然要求。在这方面,全会也提出了一些要求。

网友“天津包子”:请问李教授,您认为畅所欲言对和谐社会的作用有多大?

李忠杰:畅所欲言,能够对社会的发展进步提出积极的意见和要求,建设和谐社会应该鼓励。这样便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发挥人们的创造性。当然,人们所言、所说、所论不一定都是正确和科学的,不是每个人说出话来都是真理。所以,这也需要一个整合的过程,有个讨论的过程,因此,每个人的畅所欲言与相互间的平等讨论就应该有机统一。大家都要用平和的心态、平和的语言来讨论问题,不要上纲上线,不要恶意攻击,更不要用污言秽语。有时候我觉得网上这样的污言秽语、情绪化的东西太多了一点,希望大家都能够共同注意。另外,为了保证社会的整体利益,每个人的畅所欲言也应该有一定的自我约束,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即使西方社会也不是随便什么话都能说的,“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加大了对言论的控制,就证明了这一点。

网友“郑华淦”:请问嘉宾,你既是历史学家,又是理论家,从历史和理论角度看,您认为和谐理论是政治家还是理论家对它贡献大?

李忠杰:首先要说明,我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理论家,我只是一个理论工作者或者说历史工作者。我的任务是研究、工作。但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两种类型的人都可以作出贡献。构建和谐社会应该是现实生活提出的要求,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也要依靠政治家们努力付诸实践,就此而言,政治家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实践需要有理论的指导,理论可以有一定的超前性、预见性,从而发挥它的指导性。所以,理论家们的工作能够从本质上认识和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方向,影响政治家的治国思路,推动社会朝着更加理想的方向发展,所以,理论家的贡献也是不可或缺的,对此也应该给予充分的估计和高度的评价。当然,政治家和理论家思考问题的角度是有所不同的,政治家更多地要考虑现实,包括任何举措的现实可能性。而理论家,他比较多地是考虑到理想,是应该怎么样,所以,理论家的思想观点能不能转化为现实,还需要有一定的条件。我希望无论政治家还是理论家,都应该更多地做一点换位思考,政治家要提高理论水平,从本质上认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规律;理论家要注意到现实的条件与可能,使我们的理想不要脱离现实。

网友“强国无民”:和谐是一种社会制度还是一种社会现象?

李忠杰:严格说来,和谐是一种价值评价,就是指社会的整个运行状态,各种社会关系,它是不是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和谐。所以,任何社会现象都有和谐与不和谐之分,任何制度也有和谐与不和谐之分。我们的努力方向是要整个社会比较和谐,所以,它在各种社会现象当中都应当体现出来,尤其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要体现出来。但这样一种现象需要有制度的保障。所以,我们在制度的设计上,就要按照和谐的要求,促进与保障和谐,就此而言,制度起着基础的保障作用。

网友“千重山”:李忠杰,和谐社会可否取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称呼?和谐社会是否存在于不同的社会体制中?

李忠杰: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联系也有区别。任何社会其实都同时具有和谐与不和谐两种因素。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有的社会和谐因素可能多一点,有的社会不和谐因素可能多一点。即使国外,各种类型的国家,其实也是既有和谐的因素,也有不和谐的因素。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本质上应该是和谐的社会。就此而言,和谐是社会主义与和谐社会共同具有的因素、性质和特点。但是这两个概念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社会主义是基于整个社会体系、社会制度的属性;和谐是指整个运行状态是否平衡、协调,二者是在不同的场合下使用的。至于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美好的理想,它的和谐因素当然比社会主义还更多一些。不过,我认为即使到共产主义,在总体和谐的情况之下,不和谐的因素也会有的。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是永无止境的过程。有些条件之下,社会比较和谐,但是如果有了些什么问题,社会又可能不太和谐。这是不断在变动的,所以,也就需要我们永远不断地加以努力。

网友“龙八longba”:请问嘉宾,和谐要不要经过非和谐的磨炼?

李忠杰:如前所说,任何社会都有和谐与不和谐两面的因素。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所以,它并不完全是经过一段非和谐而达到和谐,而是时时刻刻都要处理好和谐与不和谐的关系。当然,社会的发展有时候要处理好均衡与非均衡的关系,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要实行某种程度上的非均衡战略,但这种非均衡战略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更高程度的均衡。从这个意义上,非均衡也可以说是为了实现均衡的一种“磨炼”。

网友“阿基米德www”:教授好,怎样才能建设真正的服务型政府?

李忠杰政府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负有非常重要的职责。无论是法治建设,社会保障及发展文化、教育、卫生都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当然,发挥作用不是取代社会。逐步可以由社会做的事情,要更多地由社会承担起来。对于政府来说,要逐步实现一个重大的转变,就是要真正成为服务型政府。在计划经济条件之下,政府是全能的,政府不仅管生产、管社会运行,还管个人生活。但实际上,这种管法是力所不及的,尤其不利于更加充分地发挥所有人的主观能动性。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无论是经济活动还是社会活动,越来越多地要由社会各方面的主体独立地、自主地去进行,当然是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所以,政府不再是简单地发号施令,不是光靠行政手段来指挥,而是要更好地发挥服务作用。比如在经济领域,政府主要是制定规则、加强管理,而不是直接去从事经济活动。在社会领域,政府应该逐步地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并不是越俎代庖,从整个世界来说,政府一般要把它管理的重点放在社会领域,而不是经济活动。构建和谐社会,就需要政府把很多重要的举措落到实处,所有这些举措的核心是要搞好服务。所以政府要进一步转变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优化公共资源的配置,加强公共设施建设;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和规范审批事项,简化办事程序,提高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要推行政务公开,推进公共服务信息化,为群众生活和参与经济社会活动创造便利条件。

网友“阿基米德www”:教授好,如何促进宗教关系的和谐?

李忠杰:宗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在世界上,它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所以,宗教也需要我们科学地认识,妥善地处理。就我们国家来说,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信教群众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的团结,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网友“左宗”:最能体现当前中国“和谐”的,非“城管”莫属!!大家同意吗?

李忠杰:城管是经济社会建设中一个重要方面的工作,对促进城市各方面的和谐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年来大家对城管的议论比较多,我的看法是首先要承认城管是必要的。这么庞大的城市,如果缺少规划管理,那就会乱得一塌糊涂,包括各种经营活动,也都需要有必要的部门管理,所以不能简单地否定城管。但是,城管如何提高管理的水平,这是需要我们注意和努力的。首先,城管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来管,自由裁量权不可乱用,不可超范围使用。其次,城管在严格执法的同时,也要具有更多的人性化,也就是说,要具体地考虑到被管的老百姓的实际情况,把管理的措施制定得更加科学一点、实际一点,尤其在方法上,不要简单粗暴。

网友“世界真奇妙”:取缔户籍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防止大城市病,保证所有公民,哪怕边远山区人民的利益。

李忠杰:户籍制度是一个历史的产物,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为了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都要对人口实行必要的户籍制度。但是,我们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户籍制度,最大的特点是城乡分割。虽然事出有因,但从原则上来说,这是不公平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流动性加大。而这种流动性对一个社会的发展,将是一种积极的推动力,所以户籍制度中的城乡分割必须加以改革。事实上,这些年来改革在不断进行,全国多数地方户籍制度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放开,为农民进城提供了更大的方便。沿着这样一个方向,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使进城的农民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转变为城市居民,更有利于他们发挥生产和创业的积极性,保障他们的生活、教育及其他各方面的权利。至于户籍放开能不能防止大城市病,我看不见得。比如北京,如果完全放开,北京将会扩张得更快、更迅速、规模更大,大城市病也更严重。但是,我们又不能因为担心大城市病,又对农民进京限制太严,这里面需要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把具体的制度制定得更加科学合理一点。

网友“泾渭流波”:嘉宾好!我们要的和谐与汉唐盛世的和谐有什么区别?

李忠杰:无论汉朝还是唐朝,都有过乱世,也有过盛世,不是都是盛世。从历史记载来说,在一定的时期之内,当时的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都还是不错的,至于能不能称为和谐社会恐怕不能断然下结论。至于有和谐的因素,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和谐,我想是有可能的。但是,它与我们现代相比有根本差别。时代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也不同。从政治上来说,当时是皇权,家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百姓都是受皇权管的,谈不上主人。但在新的时代,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的执政使命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谐社会的建设目的是为了人民,也要靠人民来建设。所以无论是从性质和发展水平来说,都不宜和汉唐简单类比。至于治国理政上有什么可以借鉴的东西,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网友“天下第一智者”:嘉宾,计划经济体制创造出世界最公平、最和谐的社会环境。计划经济制度如今还能发挥效用吗?

李忠杰:任何社会都应该是动力与平衡的统一,或者说发展与和谐的统一。就像一列火车,它运行就要有动力,同时,也要有平衡。没有动力,寸步不行;没有平衡,寸步难行。一个健康的比较理想的社会,应该是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结合得比较好的社会。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源统一由政府来支配,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平衡是平衡了,但未必如你所说最公平。比如说,一个科学家贡献很大,但他拿的工资和其他从事普通工作的人一样多,用社会曾经流传过的话来说,叫做“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这种现象不能说公平。尤其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之下,国家管理一切、支配一切,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能充分发挥,社会的活力越来越衰减,这就是我们原来通常所说的“过于集中,管得太死,僵化,缺少活力”。正由于这些弊病,所以要改革,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改革,整个社会的活力应该是大大增强了,所有的成就都与改革密不可分,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倒退。计划如小平所说,也是一种手段,可以用,但是不能再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的时代。至于发展市场经济之后,人们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有的目无法纪、违法乱纪,造成了社会一定程度的腐败现象,要通过规范的办法加以解决,既保护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动力,又加强法治和道德建设,把活力和动力限制在正确的方向和法治道德的范围之内。所以,总体上,我们要处理好动力与平衡的关系,发展与和谐的关系。

网友“杜康”:李老师,你如何看待阶级斗争为纲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李忠杰: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之内,阶级斗争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但是,过去我们党曾经长期搞阶级斗争为纲,是很大的失误。搞阶级斗争为纲,一是忽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这方面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二是实际上激化了社会矛盾,搞得人人自危,“文化大革命”的乱象就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后果和典型表现。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坚决地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把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所以,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决不能回到阶级斗争为纲上去。

网友“阿基米德www”:教授好,怎样才能实现各阶层的和谐?阶层和阶级有哪些异同?

李忠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目标之下,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充分调动所有阶层的活力和积极性,共同增加社会财富,增强综合国力,共同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时,也要处理好不同阶层的关系。社会阶层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阶层和阶级是有差别的。阶级是一个更大的概念,它主要同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相联系。而阶层有不同的划分方法,比较多的是按职业划分,当然也可以考虑用其他一些因素来划分。不同阶层往往从事着不同的职业,生产和生活上也有一些特点,相应获取的社会利益也有差异。绝对消灭差异是不可能的,一定的差异是社会存在活力的前提和表现,有差异才有更大的追求;但是,差异不能太大,尤其不能在利益上造成尖锐的对立。所以作为国家和政府来说,就要努力代表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要善于整合不同阶层的利益、愿望和要求,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和要求,使大家都能够获得最大公约数,共同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努力。

(原文网址:http://politics. people. com. cn/GB/8198/70195/70218/4967181. html)

时代人物 社会英才

一位女公安局长的人生追求

任长霞: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能在“强国论坛”上与大家互相交流学习,感到是个很好的机会。通过交流使大家了解公安工作,从而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心、支持和帮助。

网友“亿万年不动摇”:想问一下任女杰,干公安这么长时间,手上有没有冤假错案?

任长霞:没有一起冤假错案,因为我的工作很认真。如果办了冤假错案,我会犯错误的。

网友“april”:任嘉宾,作为一个女性公安局局长,是不是有比男性局长更多的困难?

任长霞:公安局的工作的确很不好做,它不但辛苦,而且时常伴随着危险。从体力上看,女人比不上男人,但是从智慧上不比男人差。无非是对家里人的愧疚感要强烈一点。

网友“穿长衫而站着喝酒唯一的人”:公安小姐,你好。辛苦了,慰问。公安战线应该多表彰像您一样的好民警。

任长霞:我觉得你是一位最理解公安民警的人,万分的感谢!

网友“山村小民”:任警官,你认为民警的一些违法事件,与地方政府对他们提出的创收任务有关吗?

任长霞:登封市公安局的经费,政府是全部保障的。我们没有创收任务,至于其他地方有没有我不太了解。

网友“苏共中央三月来电”:你认为在你管辖范围内的刑警队或派出所殴打嫌疑犯的情况多还是少?比例是多少?

任长霞:我管辖的刑警队或派出所是不允许对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的。公安机关重点治理队伍当中五大顽症,第一条就是禁止刑讯逼供。我们每年要搞多次纪律作风整顿,刑讯逼供问题是我们坚决杜绝的一种违法行为。我带的队伍绝对不允许出现对嫌疑人殴打的问题。

网友“亚当”:请问任女士,您在练兵大比武中夺取过第一名,在这些比武中包括男子吗?

任长霞:在大比武当中当然包括男子,因为在一线工作的,女同志所占比例较小。

网友“穿长衫而站着喝酒唯一的人”:警察小姐,一方面警察与犯罪作斗争奋不顾身,一方面有些警察对人民群众冷酷无情。您是如何管理部下的?

任长霞:对群众态度不好的情况,我的队伍当中有时也存在。这也是我们对民警加强教育、克服“冷横硬推”四难现象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今年采取了许多措施,组织法律宣传队,下乡到各个村、各个场矿进行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另外,办证上门,还有流动服务站;我们逢集时把我们局里的宣传版面抬到集上,让群众观看,使他们能更好地了解公安工作的不易,增进民警与群众的感情,即便有时遇到民警态度不好的时候,大多也都原谅了。

网友“苏共中央三月来电”:警察大姐,你家里有没有亲戚官比你还大的?

任长霞:我是工人家庭出生,父母都已经退休,家里没有当官的。我是一个普通民警,一步步奋斗到了局长的位置。

网友“个人盔甲”:任局,能说一说你的收入问题吗?

任长霞:一月工资1000多块钱,足够我吃饭穿衣了。

网友“穿长衫而站着喝酒唯一的人”:警察小姐,你们警察局是否温柔有余威武不足?您的部下男子汉多吗?

任长霞:警察局肯定是威武的,虽然领导他们的是一个女局长,但是我非常刚强。我的部下有700多名男性,50多名女性,我的班子就我一个女的。

网友:如果上级命令你派警强力阻止群众抗议,你采取何措施?

任长霞:对群众的上访,上级不会命令我们强力阻止,我们只是维持秩序。

网友“中国大猫”:任女士,你对街上摆摊的经常被城管追一事怎么看?如果你在现场,你会不会帮忙?帮哪边?

任长霞: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在现场会立即制止这种行为的发生。

网友“鸣壁”:任警官,警察的素质对执法很关键。你的部下文化如何?大专以上吗?你呢?

任长霞:警察的素质对执法的确很关键,我的部下大部分是中专以上学历,因为我所在的局是县级。我们为了提高我局民警的素质,搞了法律知识培训和计算机培训,另外我们还把一些民警送往公安部、省厅和郑州市局进行强化培训。我的学历是本科。

网友:局长大姐,如果你的手下发生了刑讯逼供,或者滥罚无辜,你认为自己有责任吗?

任长霞: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因为我没有把队伍管理好。每一个民警出现违法违纪的问题,我这个当局长的都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原文网址:http://www. qglt. com. cn/wsrmlt/jbft/2002/12/121102. html)

丛飞为什么让我们感动

网友“愚林”:邢丹你好,丛飞这么多年通过义演、义工服务和无偿捐助等方式助残、助学,在这个过程中你是怎么帮助他的?你们总能相互理解吗?

邢丹:开始也不是很理解,但是后来去了贵州一次,了解了那边的情况,亲身感受了一次之后就完全理解了。

网友“首席思想家”:对别人慷慨解囊,而现在面对自己的病魔却无钱就医,作为深圳团市委书记,您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救助他?

张文:丛飞确实是为社会、为他人慷慨解囊,而现在囊中羞涩,刚住院的时候连医药费都付不起。他的事迹经过媒体宣传后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政府知道以后也非常关心。丛飞是团市委志愿者、义工,也是团长,我们有责任关心他、帮助他、救助他。我们跟有关政府部门和医院沟通,减免他的医疗费,提供最好的服务来医治他的病;同时也跟市委打了报告,帮他解决住房问题;另外,深圳团市委发动了各级团组织、有爱心的社会青年认领他抚养的170多个孩子,让这些孩子有更多的人来做他们的亲爸爸、亲妈妈,解决丛飞的后顾之忧。所做的这些都是希望他能够安心治病。

网友“创新特色”:张书记,您认为爱心大使丛飞的事迹对当代青年在心灵、行为价值上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张文: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丛飞做好事不仅是作为爱心的奉献,而是一种社会责任。在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如果每个公民都对社会多一份责任的话,这个社会就会变得更加美好。二是乐观的生活态度。认识丛飞的人都知道,有丛飞的地方就有笑声,尽管他的生活道路并不平坦,但他不怕挫折,特别是勇于跟病魔作斗争。三是有一颗感恩的心。所有帮助、支持过他的人他永远是挂在嘴边上、记在心里,总是想方设法回报别人、回报社会,向社会没有索取,只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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