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可以慈父可以严师可以有个性(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平

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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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传：可以慈父可以严师可以有个性试读：

前言

严师慈父，满门才俊；一生学问，恣意人生。

这是梁启超先生的一生写照，不知慕煞多少人。

是的，梁启超先生是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他的一生横跨政治与学术两个领域，且都留下了光彩夺目的成就。他的一支健笔，不仅承载着高远深刻的思想，且携充沛的感情，纵笔所至从不拘束，所成文章议论纵横、气势磅礴，极富鼓动性和感染力。更是影响激励了几代中国人，包括毛泽东、鲁迅等。梁启超先生还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桃李满天下，其中不乏胡适、徐志摩等著名人物。而梁启超先生的九个子女，亦是个个才俊，甚至创造了“一门三院士”（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的佳话。且九位子女除了学业上的成就，在品行修养方面也是出类拔萃。历史学家傅斯年有言：“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

才华过人，学问过人，已让人羡慕，更为难得的是梁启超先生还是个性情中人。与友人师生可谓爱憎分明，与子女可谓慈父益友，看事待物真情直抒，重传统但不拘泥，开新风又注意传承。做学问独树一帜，做自己挥洒自如。不学问学究，不权威古板。

如，当恩师康有为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梁启超立即撰文反驳，并随段祺瑞参加武力讨伐。不仅代表段祺瑞起草讨伐宣言，而且还以个人名义发表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

可谓原则底线明鉴，不惜决裂师生之谊。

又如，梁启超是徐志摩的恩师，是徐志摩的忘年之交，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做主婚人，但在婚礼上，梁启超抛弃准备好的主婚词，即兴说了一段经典主婚词：今天我来这里做这场婚礼的主婚人，我心里是一万个不愿意，我今天来是为了说几句不中听的话，让社会知道，这种恶例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励。徐志摩，你这个人生性浮躁，以致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的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希望你今后恪遵妇道，检讨自己的行为和个性。离婚再婚都是你们自己性格的过失所造成的，希望你们从今以后不要一错再错，自误误人。不要以自私自利作为行事的准则，不要以荒唐和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更不可以把婚姻当作儿戏，以为可以高兴了就结，不高兴就离，让父母汗颜、朋友不齿、让社会看笑话，让大家……（话到这里被徐志摩打断：恩师，给学生，高堂留点面子吧），总之，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的祝福，我说完了。

可谓胸臆在此不假不饰。

再如，梁启超对子女说：“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得快活，才真会打算盘哩。”他还对子女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了新生命，如朝日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可谓言传身教有理有据，不冠父师之尊，仅呈兄朋之谊。

文章可见一个人的思想和人格。《少年中国说》《梁启超家书》等至今畅销，可见一斑。也有人说梁启超“善变”，“四周环境里一有显著的变动，他便起而迎之，起而感应之。”“他并不谬执他自己的成见，他可以完全抛弃了他自己的主张，而改从别人。”甚至于变得前后自相矛盾。依照我们现代的观点，他的那种变所体现的是思想上的与时俱进。也可以说是率直坦诚的真性情，不矫揉造作，不摆权威的架子，平等理性。

时代在变，思想和行为也要变，但是不变的却是梁启超先生的爱国之心与救国之志。可以说，这贯穿了梁启超先生的一生。梁启超先生之于近代中国，是辛亥革命的“精神之父”（埃德加·斯诺语），是“珍贵的灵魂”（伊藤博文语）。这些赞誉都有出处。

今天，我们再写梁启超先生的传，便对他有了更多面和更深层的认识：可以严父，可以挚友，可以学问，可以主张，可以恣意人生！

第一卷　新会神童　康门高足

家世溯源

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2月23日，一个新生婴儿挣脱母体的啼哭声，打破了广东新会熊子乡茶坑村的寂寞，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梁启超，在这个村庄的一个姓梁的家庭里诞生了。

梁启超的幼年生活受其祖父母、父母的影响甚大。他在《哀启》一文中，述及祖父以来的家世，说梁家从迁到新会以来，祖上十代人都以务农为业，直到梁启超祖父那一代，才开始读书，学习儒学典籍，走科举的道路。

梁启超的祖父叫梁维清，生于1815年（清嘉庆二十年），卒于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他虽家境贫寒，两岁丧母，却爱书法，笃好学问，幻想通过读书举业跻身官场，摆脱梁家十世为农的困境。然而科举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他勤学苦读，奋斗多年，也只是中了个秀才，成为学府生员，最后做了个地位卑微的八品官——教谕，负责管理一县的文教事业。尽管如此，梁维清还是颇感欣慰，因为他毕竟为梁家打开了通向官场的道路，使梁家从“十世为农”走向“亦官亦儒”，并真正过上了既有田地、又能读书的乡绅生活。

梁维清身为秀才，又热心公益事业，所以深受茶坑村乡民的信赖，在茶坑村他算得上是一呼百应的头面人物。有两件事为证：1854年，如火如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震撼了新会这个南方偏远的小城。当地群众纷纷响应，一时间，群雄并起，新会城形势危急。茶坑村离城仅10余里，村里亦有闻风而动者。梁维清站在这场革命运动的对立面，在村里组织保良会，禁止乡民起义，最终，乡里没有参加暴动的人。另有一事，是说村前大道泥泞，坎坷不平，过往路人对此颇有怨言。梁维清出面募捐修路，村民纷纷响应，最终，将原来的泥土路翻修成了石板路，此举深得当地百姓赞颂。这两件事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梁维清在村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

在家族内部，梁维清也处处起表率作用，每月初一，他都要率领子孙到祠堂祭拜先祖，如果遇到先辈的忌日，他就会身着素衣，忌酒忌肉，以此来表示对先辈的尊重。梁维清兄弟8人，他是嫡子，在家族内部比庶子地位要高，然而在遗产继承问题上他却没有以自己的嫡子身份要求占有更多财产，而是坚持与继母、庶母的儿子平均分配。梁启超为有这样的祖父而自豪，对其大加赞誉，说他勤俭朴实，忠厚仁慈，待人宽厚，治家严谨。

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生于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卒于1916年（民国五年）。宝瑛为幼子，最受其父钟爱。梁维清将家学传与他，对他严加训练，满心希望他能沿着科举的道路走下去，飞黄腾达，光宗耀祖。岂料，宝瑛终身与仕途无缘，虽努力拼搏，屡屡应试，却连个秀才也没捞到，最后只能做个私塾先生，在乡里授课。

梁宝瑛虽然在科举事业上没有成绩，但在热衷公众事业上与其父相比，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梁启超在《哀启》中说，广东乃是海滨之地，民风向来剽悍，赌博盛行、盗匪成群、械斗不止，梁宝瑛对此深恶痛绝，认为这三大祸害不除去，当地就永无宁日。为维护乡村的治安，梁宝瑛不辞辛劳，长期坚持在乡里做排难解纷的工作。

他曾带领少年登第的梁启超到邻近乡村行礼求和，化干戈为玉帛，使熊子、东甲两个邻乡由“械斗三十年不解”，而变成敦睦友助的好邻居；他常在风雨交加的深夜，踏着泥泞的小道去搜索聚赌的人，对他们诲以利害，苦口劝诫，使他们深受感动，最终改过自新；他还复兴乡团，以防盗侵，有效地保卫了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茶坑村邻里和睦、赌风难兴、盗匪不侵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实是梁宝瑛呕心沥血换来的。他外勤内孝，十年如一日地侍奉多病的父亲，真所谓“日则勤劳乡社乡校间，夕则就病榻报告成绩以博欢笑”。

梁启超的母亲赵氏，生于1852年（清咸丰二年），卒于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赵氏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识礼，以“贤孝”闻名乡里。她不仅是自己孩子的启蒙老师，同乡的姑嫂姐妹也经常从她那里学认字，习女工。关于她的美德及在乡中的影响，我们从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高祖以下之家谱》中的一则记载可以看出。记载称，当时的人结婚都是媒妁之言，姑娘出嫁前，夫家需要先去考察姑娘的人品如何，但是，如果听说姑娘跟着梁启超的母亲学过女工，那么，夫家就会毫不犹豫地相信这个姑娘的人品。赵氏共生四子二女，长子启超，次子启勋，三子五岁而夭，四子启业，赵氏即因生他难产而亡。两个女儿名字不详。另外，梁启超还有继母吴氏，生一子数月即殇；又有庶母叶氏，生子女各二人，长子启文，次子启雄，女不详。

梁家的经济情况，梁启超在《悼启》一文中有所介绍，根据梁启超的说法，他们家家境一般，只有少量的耕地，全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耕种。最初梁启超的曾祖有几亩田，后来平均分给他的8个儿子，每人仅得几分地，直到祖父中秀才后才买了十几亩田，后又分给他的3个儿子。梁宝瑛靠继承的四五亩田，半耕半读，家境是比较贫寒的，以至梁启超结婚时连居住的房子也没有，只得借用梁氏宗族公有的书室的一个小房间权作新居。后来，梁启超出了名，他的父亲以为发财的时候到了，便赶到日本向儿子要钱。梁启超哭笑不得，其父则以死相逼，最后还是他的学生集资银元1200元为他解了围。梁宝瑛带着这笔钱回到故乡，买了几十亩田，盖了一所房子，从此养尊处优，过起不劳而食的生活。

启蒙教育

梁启超出生在一个知书识礼、家教严谨的书香门第，又处在一个“尊师务学问”的社会环境里，这就决定了他有一个良好的启蒙教育。10岁以前，梁启超的启蒙教育主要是在家庭内，由祖父和父母直接教授。他在《我之为童子时》一文中说过，他小时候，中国还没有学校教育，他最初识字的时候，是他母亲教导的，后来改由他的祖父和父亲来教授。

梁启超幼年时代最受祖父梁维清的宠爱，受祖父提携教诲之处颇多。《三十自述》记载，他从四五岁起就随祖父读书识字，白天祖父指导他读《四子书》《诗经》等，晚上祖父又带他同床而睡。所谓《四子书》又称《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集。读书疲倦的时候，祖父就给他讲一些古代豪杰哲人的嘉言懿行，特别喜欢说一些南宋、明末的国难故事。说者津津乐道，听者如痴如迷，使年幼的梁启超既长了知识，又受了教育。为了便于梁启超学习，祖父还特地在屋后盖了一间小书斋，取名“留余”，祖孙同吃同住，形影不离。

祖父对梁启超的启蒙教育是多方面的，读书识字以外，伦理道德和爱国主义教育也是重要的教育内容，而这种教育又是采用了寓教于乐的户外活动形式，所以具体生动，对梁启超的思想影响很大。据梁启勋的《曼殊室戊辰笔记》介绍，茶坑村有一古庙，里面收藏了48幅古画，所画的是历史上二十四忠臣和二十四孝子的故事。每年正月十五的上元节，茶坑村的乡民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里，他们在赏灯之余，还要去观赏古画，表达自己对这些历史上的忠臣、孝子的崇敬之情。每逢这一天，梁维清必带领儿孙们入庙观画，指点着墙上挂着的一幅幅古画，对他们说，这个是宋代朱寿昌弃官寻母的故事，那个是岳飞出师北征的故事……

新会境内的崖山是南宋末年宋军与蒙古铁骑最后血战的古战场，领导宋军抗击元军的陆秀夫、张士杰等，带着南宋皇帝赵昺投海自杀，君臣壮烈殉国，南宋从此灭亡。恰巧，梁家祖坟也在崖山。每年清明，梁维清都要带着儿孙们借着扫墓的机会，划着小船前往崖山，凭吊为国捐躯的英雄。在前往崖山的船上，梁维清不断给子孙们讲南宋的故事。这些历史上忠臣、孝子、英雄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年幼的梁启超，对他日后伦理道德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梁启超牢记祖父对自己的教育，并以祖父当年所讲的英雄故事来教育自己的子女，他认为这是怀念祖父的一种绝好方式。据梁启超的外孙女吴荔明回忆，梁启超也像祖父当年教育他自己一样，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经常给他们讲爱国故事。流亡日本期间，每天晚饭后孩子们围坐在小圆桌旁，梁启超一边喝酒一边给他们讲陆秀夫如何精忠报国的故事，以激发孩子们的爱国热情。

梁启超儿童时代所受的启蒙教育，除了他的祖父以外，还得益于他的父母。《三十自述》记载，梁父对梁启超的教育非常严格，一旦梁启超的言行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就会遭到父亲的严厉批评。梁启超的父亲一开始就把他看作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孩子，对他严加管教，精心培养，指望他将来能出人头地，为梁家争光。梁宝瑛科举失利，只得专心在乡中教书，这倒使他有更多的时间来关心梁启超的启蒙教育。梁启超6岁时，曾一度从表兄张乙星受学，但主要还是从其父读书，学《中国略史》《五经》等，开始接受历史知识和儒家思想教育。正如他在《哀启》中所说，他早年并没有外出求学的经历，他的学问根底，都是在他父亲的教导下打下的。

梁家对梁启超的启蒙教育，总是既重视读书识字，又强调敦品励德；既要求打下深厚的学业根底，又注重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祖父梁维清是按照这个标准对梁启超进行教育的，父亲梁宝瑛也是如此，而母亲赵氏仍是如此。在梁启超的记忆里，母亲不仅教他读书写字，更关心他的品德修养。有这么一件事，令梁启超终生难忘。他在6岁时曾因一事说了谎，这在梁家是犯大忌的。梁启超说过，在他们家，很多错事都是可以被原谅的，但是只有说谎这种事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原谅的。为了6岁的梁启超说谎的事，晚饭后，母亲把他叫到房内，板着面孔，神情严肃地对他加以盘诘。梁启超几乎不敢相信：眼前这位因盛怒而气得变了样的人，就是平时终日含笑，温柔善良的母亲。他惊呆了，然而，母亲还是把他翻伏在膝前，用力打了数十鞭，并对他说，你将来如果再说谎，就会沦落为盗贼、乞丐！怕他听不懂，母亲又对他进行了耐心的解释：人为何要说谎呢？要么是做了不该做的事，要么是该做的事没有做，因为害怕被人责罚，就要说谎。做错了事，如果自己意识不到，大可以说出来，然后在别人的提醒下加以更正，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而说谎的人则是明知自己犯了错，不仅不思悔改，还自欺欺人，自以为骗过了所有人，这样的心态和盗贼有什么区别？一旦被发现，必然遭到唾弃，终究会沦为乞丐。对于母亲的这段教训，梁启超深有所悟，长大后一直“常记在心”，认为是“千古名言”。

神童美名

良好的启蒙教育，再加上梁启超天资聪慧，使他很快脱颖而出，在乡里赢得了“神童”的美名。旧世文人常以属对（对对联）试才，被试者要在片刻之内工整地对上下联，不仅要有广博的知识，更要有敏捷的思维和快速反应的能力。少年梁启超的奇才正是通过属对显露出来的。在新会，长期流传着梁启超7岁属对的故事。传说有一次，一位客人造访梁宝瑛，启超上前敬茶，客人想利用这个机会试试他到底有多聪明，于是便说了一句“饮茶龙上水”让他对。梁启超不假思索，应声答道：“写字狗扒田”。上联是新会俗语，下联也是新会俗语，对得非常巧妙。客人有点不服，接着又出了一句“东篱客采陶潜菊”，命他再对。梁启超毫不示弱，随口答曰：“南国人怀召伯棠。”“召伯棠”蕴含着周代召公在棠梨树下处理政事而受民爱戴的典故。对得如此工整严密，总算让客人心服口服了。属对如此，作文也不含糊，他8岁随父学做八股文，9岁便能写出洋洋洒洒的千字文章，令家人惊羡不已。为了使这棵好苗子尽快成长，10岁那年家人让他外出拜师，“就学于邑城周惺吾先生”。

过去人读书多是为走科举道路，梁启超的祖父、父亲在科举道路上都不曾发达，因此，他们迫切地希望少年梁启超能早登科场，举业及第。1882年，10岁的梁启超在祖父和父亲的催促下，带着全家人的希望和几年辛勤学习的成果，第一次远离家乡，去省城广州参加童子试。当时交通落后，内河轮船未通，去广州应试的人需合伙买一条木船才能启程。船买好后，梁启超与同伴乘船溯流而上。

十月金秋送爽，两岸稻花飘香，美丽的西江碧波粼粼。望着远去的青山绿影，梁启超和同伴们个个跃跃欲试，心情激动。从茶坑到广州有三天的水路，船上除了应试的人，还有他们的老师和家长，大家同船共食，赋诗连句，一路上欢声笑语，好不痛快！一天中午，又到了吃饭的时候，大家共进午餐。这时，突然有人指着盘中的咸鱼为题，命梁启超吟诗，梁启超随即赋曰：“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诗一诵完，满座动容，神童之名自此传出。从此，“舟中吟诗”的故事不胫而走，“神童”的美名也传遍了新会。

这次考试梁启超虽然没有被录取，但对他来说，收获还是很大的。首先，这次考试给了他一个从偏僻闭塞的乡村走出来的机会，使他初次领略了外面的大千世界，见识了繁华热闹的省城；其次，这次应试实际上是他在科举事业上进行的一次实战演习，为他下一步的“少年登第”奠定了基础。不久，梁启超又在书市上购得《轩语》和《书目答问》二书，归而读之，眼界大开。这两部书原是当时担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科举探花出身)写给本省学子看的普及性读物，刊行后颇受读书人欢迎，很快就畅销全国，读书人几乎“家置一编”。

这是两本什么样的书呢？《轩语》主要是供童生进学、秀才岁考用的，也可作为私塾老师的教学参考书，内容就是如何学做绅士，如何通经读史，如何应付考试。《书目答问》则为回答诸生“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而编，它上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列举2200种古籍，但是此书并非一份简单的书目，它还有一些对书的注解，士子将它视为治学之门径。张之洞晚年对自己这两部书的成功颇为得意，认为这两部书为后世读书人提供了一个读书的指导。梁启超自称读了这两部书后，才知道什么叫做做学问。后来，梁启超受《书目答问》的启发，先后编制了《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西学书目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等，推荐介绍了西学及国学方面的要籍名篇，并注明“精读”、“熟读”、“可读”、“浏览”、“可读可不读”，为学子指示读书门径。

少年科第

1884年，12岁的梁启超第二次赴广州应学院试。这次他考中了秀才，补了博士弟子员。12岁的秀才不仅在新会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中国科举史上也是少见的。当时的主考官广东学政叶大焯，对少年梁启超特别垂青，把他召到面前，亲自考察他的才学。梁启超所答逻辑清晰，条理分明。叶大人了解到，梁启超的才学都是来自祖父和父亲的教导，因而对梁家的家训颇有赞许。机灵的梁启超心想：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正是祖父的七十大寿，何不乘此机会请叶大人为祖父题赠寿言？于是，长跪请曰：“家中祖父，今年七十，寿辰在十一月二十一日，愿得先生一言为寿，一则为祖父寿辰增辉，二则慰藉吾仲父、吾父之孝心，再则也可为梁氏宗族增光。”叶大焯被梁启超的一片孝心所感动，欣然命笔，为梁老先生写下了一段长长的祝寿文。清代一省学政为三品大官，当梁启超带着叶大焯的祝寿文回到家乡，茶坑村沸腾了，整个梁家被淹没在前来道贺的人群之中。

带着成功的喜悦，少年梁启超决定沿着科举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他又开始投入到更紧张的学习中。根据《三十自述》记载，当时的梁启超一方面致力于八股、帖括之学（泛指科举应试文章），准备继续参加科举考试；同时，他对这种枯燥的文体、僵硬的方法又有所不满，而对古文诗词、班马史书则颇为欣赏，所以对唐诗、古代散文、《史记》《汉书》等，都用力甚勤。这种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突出。13岁时，段玉裁、王引之的训诂学又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使他开始有了放弃科举八股文的念头。日后，梁启超热衷于中国文化学术的研究，于此已初见端倪。

勤奋刻苦的学习，使梁启超的学业大有长进，以至他的老师周惺吾感叹自己已经无力教导他了。于是，梁启超决定到省城广州去投奔名师，入大书院进一步深造。当时教育制度规定，考中秀才就叫“进学”，即获得进入官立学校继续读书的资格。1885年，梁启超来到广州，此时两广总督张之洞正在广州积极开展洋务。梁启超到广州后，先后从学于吕拔湖、陈梅坪、石星巢诸师；1887年入学海堂读书，次年转为正班生。学海堂是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与菊坡精舍、粤秀书院、粤华书院、广雅书院并称为广州五大书院。

清嘉庆年间，前任两广总督阮元创立学海堂，旨在为广东学子提供一个学习训诂词章的场所。书院首席教授称山长，地位极尊，督抚到任时必先去拜他，一般只有宿儒大师方能担任此职。学海堂自阮元时就不设山长，只有学长。学生有专课生、附课生两种，因学海堂乃专治经学之所，故学生又称专经生。老师每月讲课两次，月初学长与学生会餐，师生利用这个机会交流感情，商讨学术，教学形式自由活泼。

由于学海堂的创始人阮元是著名的汉学家，几位学长也都有较深的汉学修养，所以这里的教学内容以汉学为主，讲的都是词章训诂和典章制度方面的知识，对八股帖括则不太重视。早就对八股帖括有所不满而对古代文化学术产生浓厚兴趣的梁启超，由此舍弃八股文，专门从事汉学研究。学海堂规定，凡考试成绩优异者可获奖赏，名曰“膏火”。梁启超学习刻苦，天资又好，每个季度的考试，他都是第一名，是学海堂有名的高材生。

好读书的梁启超拿到奖学金后总是要去买书，每年放假回家时都要带上许多书，如正续《皇清经解》《四库总目提要》《四史》《二十二子》《百子全书》《粤雅堂丛书》《知不足斋丛书》等，皆当时所购。据载，梁启超在学海堂读书时曾著有一万多字的《汉学商兑跋》。这篇文章已经散佚，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从题目看，他当时对经学史上汉学与宋学的是与非可能已有了自己的看法。他晚年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有一综合评价，从中可以窥见那篇散佚文章的某些思想。

学海堂几年的苦读为梁启超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对他争得眼前的科场功名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889年，17岁的梁启超在饱读经、史、子、集之后，踏上了正式的科举之路，参加了三年一次的广东乡试。清代，乡试是科举全过程中最难登第的一级。因为乡试时各省录取的名额有限定，而各省应试的儒生则大大超过所规定的录取比例。所以清代久困场屋，未能中举的老秀才比比皆是，梁维清就是其中之一。现在梁启超一次中举，榜列第八名。正副主考官都被梁启超的非凡才华所吸引，一致认为这位17岁的举人前途无量。于是，主考官李端棻请副考官王仁堪作媒人，要把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这位少年举子。谁曾想，王仁堪也正怀此意，想择梁启超为婿。但主座发话在先，他也只好一笑了之。少年科第、才子佳人。梁启超怎么也没想到，这编织在小说戏剧中的幻想故事，竟如此轻而易举地在自己身上变成了现实，他陶醉了。正在他准备沿着科举的道路走下去，去参加会试、殿试，去摘取状元的桂冠的时候，他同样也没想到，在他面前展示的将是另一片天地，在他脚下铺开的将是另一条新道路，而这一切都与当时一个著名的人物联系在一起。

初识恩师

1890年春，18岁的梁启超在父亲的陪同下入京参加会试。考试落榜，梁启超和父亲回乡途中，在上海作短暂停留。此间，他在书市上购得徐继畬编著的《瀛环志略》一书，又看到上海制造局翻译的西洋书籍若干种，这时他才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洲，中国之外的世界还很大、很精彩。同年秋，梁启超在学海堂的同学陈千秋（通甫）的引见下，结识了因上书变法而被举国上下视为异类的康有为。与康有为的结识决定了梁启超一生的命运，从此以后，他在康有为的影响下走上了变法维新的道路，投身到拯救国家民族的政治斗争中，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康梁”齐名的风云人物。不过，当时梁启超已是一位举人，而康有为还只是一个秀才，所以当陈千秋向梁启超介绍康有为的学问、见识如何精湛、新颖，足以为师时，梁启超还有点不以为然。然而，在他聆听了康有为的一席话之后，他才如梦方醒，茅塞顿开，感到自己原来自以为是的科举之名、词章之学，顿时失去了光彩，一个以前他从未梦想过的新的思想天地，正在他眼前展开。

康有为何许人也？他的思想究竟有何魔力，以至能如此强烈地触动了梁启超，令自命不凡的梁启超折服呢？

康有为出生于1858年（清咸丰八年），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比梁启超大15岁。康有为出生于一个“世以理学传家”的名门望族，他的曾祖父和祖父以程朱之学教授于乡，提倡后进，有着“醇儒”之称。康有为主要是在祖父的教育下长大的，少年时代就接受了理学思想的系统教育，小小年纪，就对“圣人”们有着极大的崇敬，开口一个“圣人”，闭口一个“圣人”，以至招来乡里俗子的取笑，戏称他为“圣人为”（即“康圣人”，“为”指他的名“有为”）。

康有为的青年时代，正值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年代。在外患日深、民族危亡的时代里，富有爱国热情的康有为逐渐形成了一种改变中国现状的改良主义思想。1876年，19岁的康有为从粤中大儒朱次琦受学。朱次琦治学植根宋明理学而以经世致用为主，主张济人经世，不做无用的空谈高论。康有为受这种思想影响，对整日把自己埋在故纸堆里，汩没灵明，虽著书满家却派不上用场的考据学家，始厌之而终弃之。与其师以程朱为主而间采陆王略有不同，康有为独好陆王，以为陆王心学直捷明快、活泼有用。于是，他闭门谢友，静坐养心，以求安心立命之所、修身养性功夫。朱次琦卒后，康有为又入西樵山，屏居独学，潜心佛典，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儒家圣人的形象与佛教菩萨形象是一致的，两者都以救世为目的。他以一种如痴如狂的行迹沉浸在对佛旨的领悟之中。

康有为倾心陆王，致力佛典不只是一种思想上的爱好，而主要是为了经世致用，寻找解救国家民族的出路。在他看来，天下百姓生活艰难，上天赐予他聪明才智，是让他来拯救黎民百姓的，他要以经营天下为志向。然而，无论是陆王心学，还是佛教哲学，都没有使他领悟到出路何在。

1879年，正当康有为求索无门，苦闷彷徨之际，他和曾在北京供职的张鼎华相晤，了解到一些资本主义思想和改良主义思想。这些信息对他影响很大，他自称，正是通过张鼎华他才开始接触新知识。不久，他又来到香港，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体制正在这里显示出勃勃生机，意识到西方世界在政治文明上的进步，中国人再也不能用对待夷狄的态度对待西方人了。从此，他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程。

康有为通过对香港、北京、上海等地的观察，目睹了晚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所引起的民族危机，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科技发达而带来的社会繁荣，他决心向西方学习，经过几年的努力探索，他终于得出结论：只有通过变法维新，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拯救中国。

1888年5月，康有为又一次到北京应顺天乡试。考试落榜并没有引起他的伤感，令他伤感的是当时的社会现实：中法战争后，列强侵略势力蔓延到中国的西南边陲，民族危机进一步加重。有鉴于此，康有为决定向清帝提出变法请求。

这年12月10日（光绪十四年十月初八），康有为草拟了《上清帝第一书》，书中严厉地批评了封建统治者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的情况下，依然过着奢侈淫糜的生活，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改革方案，认为这样做的话中国十年之内可以富强，二十年即可恢复属地报仇雪恨。这是康有为首次向光绪皇帝上书，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首次向清政府正式提出的变法建议。

康有为以布衣伏阙上书，要求变法的行为，受到了封建官僚的鄙视和嘲笑。当时，京师上下都认为康有为疯了，那些可以给皇帝上书的大臣们，没有一个愿意帮他给皇帝上书的，最终这份上书没有传达到光绪皇帝手中。上书事件使康有为在社会上名声大噪，而上书失败又使康有为极度悲愤，为此他作《出都》一诗：“海水夜啸黑风猎，杜鹃啼血秋山裂。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1889年秋，康有为怀着上书不达的苦闷心情，离开京城，返回广东。

回到广东后，康有为对上书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反省。作为一位对传统文化有深厚修养的学者，康有为似乎不难理解：任何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背弃传统，与既往的历史一刀两断，而必须在已有的历史基础上继续前进；任何新思想的产生，也必须以以往的思想材料为出发点，根据现实的需要，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创新。尤其是在一个儒家思想统治两千多年，传统经学占据官方意识形态最高位置的封建大国进行变法维新活动，更要注意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寻求可资利用的思想材料。所以，在向西方学习，初次上书不达的情况下，康有为开始思索究竟利用什么理论作为变法维新的武器。

1890年春，康有为移居广州安徽会馆。这时，他晤见了近代经学大师廖平。廖平属今文经学家，今文经学以讲究“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为特点。康有为觉得这比他原来信奉的陆王心学更“灵活”，更容易与现实联系起来，为变法维新服务。

在廖平的启迪下，康有为把今文经学的“知圣”理论作为宣传资产阶级变法维新的思想武器，利用今文经学的“三统说”和“三世说”论证变法维新的必要性。“三统说”早在西汉时的《尚书大传》里就有记载，后来董仲舒、班固都对此说作了进一步发挥。大致是说：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个“统”，“统”是受之于天的，旧王朝违背天命，便由另一新王朝“承应天命”来代替，新王朝确立后，必须“改正朔，易服色”。把朝代的更迭归之于“黑统”（“人统”）、“白统”（“地统”）、“赤统”（“天统”）三个“统”的循环，这虽然是一种历史循环论，但它肯定了各个朝代的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各有因革损益的，因而必须“因时制宜”。“三世说”源于公羊学，它将《春秋》时期的历史，分为孔子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认为孔子关于三世的记叙言辞各异，隐寓着乱世、升平（小康）、太平（大同）之义。“三世说”是一种历史进化论，它包含着历史是进化的这一合理内核。“三统说”和“三世说”相结合，就成了要救国、要“太平”，就必须“因革”、“改制”；只有“因革”、“改制”，才能实现“太平”盛世，进入“大同”世界。这样，“三统说”和“三世说”就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维新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

至此，康有为的改良主义思想体系才算最终建立起来。这一思想体系是以今文经学为主干，对陆王心学、佛学和西学进行综合改造的结果。它把握了19世纪末中国社会的国情，顺应了当时知识界、政治界要求变法维新的思潮，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时代的高度。

草堂受学

第一次上书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深感舆论的重要和人才的匮乏，而这两者又都关乎教育，通过聚徒讲学的形式，不仅可以宣传变法维新的理论，而且还能培养维新运动的人才。正像康有为所认为的那样，要想让中国人睁开眼看世界，教育是首选。基于这样的认识，康有为从现实的政治斗争中抽出身来，专心于教育，为新的变法运动作理论准备和人才培养工作。

1891年，他应陈千秋和梁启超邀请，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开始讲学。从此，梁启超在康有为的直接教导下，在万木草堂整整度过了四年的读书生活，他自己认为，一生学问之得力全在于此。

万木草堂周围树木森森，环境优雅，是一个理想的读书场所。康有为把这里当作宣传变法思想、培养维新志士的大本营。这就使得万木草堂的办学指导思想和方针、教学的内容和形式，都不同于当时的其他学校。康有为本着“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的教旨，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提出教育的内容应包括德、智、体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内容贯穿于教学活动的各个方面，梁启超据《长兴学记》的论述，指出康有为的教学内容德育占七成，智育占三成，同时对体育也非常重视。

康有为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学原则，并对传统的教学内容和形式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使万木草堂成为一所不同于流俗的新式学堂。对于万木草堂，梁启超认为，万木草堂在组织结构上虽然远不如西方近代学校，但是它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却丝毫不弱于西方近代学校。

万木草堂的教学形式是大堂会讲和学生自学相结合。康有为每天午后升堂开讲，每讲一学，论一事，都要上下古今，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所讲科目中，“学术源流”最受学生欢迎。据《万木草堂口说》记载：“学术源流”共讲七次，对古代儒、道、墨、法等所谓的九流，以及汉代的考证学，宋代的义理学，历举其源流派别，纵横议论，详加分析，深深地吸引了学生。如讲晋代王羲之、王献之书法，则必讲二王之前书法如何成立，二王之后书法如何变法；讲唐代李白、杜甫诗歌，亦必讲李杜以前诗歌如何发展，李杜以后诗歌如何变革。如此说来，源源本本，纵横贯通，教学效果十分好。讲课以外，主要是学生自己读书，写笔记。康有为让学生先读《公羊传》和《春秋繁露》，因为这两部书是今文经学的重要经典。学生每人有一本功课簿，在读书过程中有疑问或心得，就记在自己的功课簿上，每半个月呈交一次。康有为根据学生在功课簿上所提出的问题，分别作出详细批答，这样有的放矢，因材施教，使学生大受教益。草堂没有正式的考试制度，主要靠功课簿见出学生功课的优劣、造诣的深浅。

1891年至1894年，风华正茂、思维开阔的梁启超，在万木草堂这样一个汇集新思想、新学问、新风气的地方，在循循善诱、爱生如子的恩师康有为的直接启发和教导下，进入了他一生第二个紧张的学习时期。万木草堂有个图书馆，名曰“书藏”。康有为将他家数代藏书全部运来，又从上海制造局购买了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类图书3000余册充实书藏。求知欲旺盛的梁启超在这里如鱼得水，恣意涉猎，像海绵吸水一样吸收各科知识。他对先生开设的各门功课都很感兴趣，上课认真听讲，勤做笔记，时有心得。课下则阅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宋元明儒学案》《文献通考》及先秦诸子等书。此外还有大量经过翻译的外文书籍。这个时期，梁启超的阅读真是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梁启超为什么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学贯中西的通才。

梁启超在读书学习过程中，还总结了一些有效的学习方法。首先，他强调读书要写读书笔记，通过读书笔记来加深理解，巩固所学的知识。另外，他还指出，读书要博约结合，有些书要精读，有些书只要泛读或浏览一下就可以了。梁启超本人的读书治学活动就充分体现了博约结合的特点。他一方面广泛涉猎古今中外书籍，对政治、文学、哲学、历史、新闻、经济、法学、宗教等各种学科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和较深的造诣；同时又专精经史，认为经学专求大义，史学在于证经，百史皆经，史学亦即经学。由此形成了他学习上以文化为研究范围，以史学为专攻方面的治学特征。

刻苦学习而又善于读书的梁启超，像在学海堂一样，很快脱颖而出，成为万木草堂的高材生，受到康有为的赏识，被其看作是最得意的门生之一。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一是康有为把梁启超等人当作自己著述的主要助手。他在草堂讲学时期编了好几部书，其中最重要的两部书是《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两部书的编纂刊行都曾得到梁启超的帮助。《三十自述》记载，康有为在编《新学伪经考》时，梁启超参与了校对，编《孔子改制考》时，梁启超参与了部分内容的编撰。《孔子改制考》的编写，根据梁启勋《万木草堂回忆》所载，由康有为发凡起例，梁启超等人分别搜集材料，帮助纂订；关于《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明确指出，得到过陈千秋、梁启超的帮助。

二是1893年，康有为让梁启超和陈千秋担任万木草堂的学长。草堂的学生不分班次，一般是在先入学的学生中选出两名高材生作为学长，梁启超能被任命为学长，领导学生读书，管理草堂事务，可见恩师对他的器重。

三是康有为把梁启超看作是自己的高足，让他外出讲学，宣传自己的改良思想。1893年冬，梁启超前往东莞讲学，所讲内容都是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和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这些思想在当时的人看来，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奇谈怪论。当时，有一个叫张篁溪的小伙子从梁启超受学，他说，梁启超每次讲解的内容都能给他带来思想上的冲击，由此他才开始知道什么是世界公理，国家思想。

通过协助先生编书，指导学生读书和教馆实践锻炼，梁启超的学业突飞猛进，工作能力也日益增强。不久，他就由康门高足成长为与恩师比翼齐飞的维新志士。对梁启超来说，万木草堂时期接受的教育，是其一生学术和事业的重要基础。

京城完婚

梁启超17岁中举人时曾订下一门亲事，如今他在万木草堂也算是有了一个安身之处，该是拜堂成亲的时候了。1891年冬，19岁的梁启超赴京与李蕙仙完婚。临行前，草堂的同窗为他送别，恩师康有为还赋诗道贺：道入天人际，江门风月存。小心结豪俊，内热救黎元。忧国吾岂已，乘云世易尊。贾生正年少，荡上天门。

诗中寄寓了先生对这位高足的无限期望，鼓励他此番入京，要多交豪杰之士，以苍生国事为重。带着恩师和同学的美好祝愿，梁启超来到北京，在宣南永先寺西街新会会馆，与李蕙仙小姐正式成婚。

李蕙仙原籍贵州，1869年（清同治八年）生于永定河署，比梁启超大4岁。她是京兆公李朝威的幼女，礼部尚书李端棻的堂妹。由于父兄都在京城做官，李蕙仙自幼生活在北京，能讲一口漂亮的北京话，直到父亲死于任上，她才随家眷回到贵州老家。李蕙仙以大家闺秀的身份下嫁一农家子弟，这意味着她要放弃以前那种悠闲富裕的贵族生活，担负起操持家务、教育子女的生活重担。对此她早有心理准备，一旦事到临头便能从容应付。

婚后，梁启超携夫人回到家乡，李蕙仙放下小姐的架子，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料理家政，孝敬老人，得到家里家外人的一致称赞。她自23岁嫁给梁启超，至56岁病逝，33年间孝敬父母，抚养儿女，尽心尽责，任劳任怨，成为梁启超生活上的贤内助，事业上的好帮手，被梁启超自豪地称为“闺中良友”。

梁启超一生或忙于奔走国事，或忙于著书立说，与夫人聚少离多，难得有时间顾及家庭。作为妻子，李蕙仙十分理解丈夫，主动承担了家庭的重任，不管是子女的教育问题还是日常家事，基本上都是她一人完成，这使得梁启超可以集中精力从事他自己的事业。在事业方面，李蕙仙也竭尽全力支持丈夫。梁启超早年家中贫寒，无书可读，夫人想帮助他，就用嫁妆换了一套竹简斋石印《二十四史》送给他。还有，梁启超的广东方言很多人听不懂，这严重地妨碍了他的演讲宣传活动，夫人就抽时间教他说官话，使他能够以官话在全国各地做演讲。

后来，梁启超从事变法护国活动，随时可能会给家庭带来危险。对此，夫人则表现出大仁大义的勇敢态度，为丈夫撑腰打气，排忧解难。戊戌政变后，梁启超亡命日本，非常惦念家眷的安危。李蕙仙面对清廷以10万两银子买她丈夫人头的残酷现实而毫不畏惧，慷慨从容，词色不变，率全家老小避难澳门，替丈夫曲尽子职，分忧解愁，令梁启超大为钦佩。护国战争期间，一天深夜，梁启超要奔赴护国军而与夫人诀别，夫人告诉他，家中的父母儿女由她一人照顾，不用他费心，他可以全身心投入到为国家的事业中。夫人的慷慨言词使梁启超充满了斗志。

由上可见，梁启超事业上的成功与李蕙仙的无私奉献是分不开的，在梁启超的身后站着一位平凡而伟大的中国女性，她默默地用心血和汗水浇灌着梁启超这棵时代的参天大树。对夫人为他所做的一切，梁启超感激不尽，认为他俩是“美满姻缘，百年相爱”。他后来在檀香山遇到年轻聪慧的华侨女子何蕙珍，尽管两人情投意合，但他最终还是审时度势，把何蕙珍视为妹妹，维系了与结发妻子的美好感情。

从有关材料来看，梁启超与李蕙仙婚后的数十年间，感情一直很好，夫妻之间相敬如宾，几乎没有发生过冲突，大的争吵只有一次，还令梁启超追悔莫及。1924年，乳腺癌夺去了李蕙仙的生命，梁启超痛不欲生，撰《悼启》一文表达了对夫人的深切怀念和自己悲痛欲绝的心情，发出了“天祐不终，夺我良伴”的悲叹。

梁启超除了结发妻子李蕙仙外，还有一位第二夫人叫王桂荃，四川人。她原是李蕙仙嫁到梁家时带过来的佣人，后来由于长期的共同生活，她与梁启超的关系也变得非同一般了。1903年，她18岁时在李蕙仙的主张下和梁启超结了婚。她不仅悉心照料梁启超的生活起居，而且还为他生儿育女。梁启超共有五男四女，九个子女长大成人，其中思顺（女）、思成、思庄（女）为李蕙仙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女）、思宁（女）、思礼为王桂荃所生。这些子女早年均在国外或国内受过良好的教育，长大成人后，有的成为著名的建筑学家、考古学家、经济学家、火箭控制专家，有的成为图书管理专家、社会活动家和革命家，在各条战线上，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婚后的梁启超看到国事日非，社会现实一片漆黑，更加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驱使他要有所作为、有所行动。1894年春，梁启超偕夫人再次入京，住进粉坊琉璃街新会邑馆。他抱着“广联人才，创开风气”的宗旨，与夏曾佑、麦孟华、江孝通等在京名士，往来频繁，相互间砥励学问，纵论时事。30年后他回忆说：“那时候我们的思想真‘浪漫’得可惊，不知从哪里会有恁么多问题。一会发生一个，一会又发生一个，我们要把宇宙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

就在他们指点江山、畅论理想时，顽固派发起了进攻。这年8月，朝廷守旧官僚余晋珊、安维峻等上书弹劾康有为，说他造谣生事，煽动百姓，诬蔑圣人，请求焚毁《新学伪经考》，并禁止他在广东讲学。慈禧太后立即准奏，诏令当时的两广总督李瀚章查办此事。梁启超闻迅后，马上给在广州的康有为通报信息，要他早作准备，一面四处奔走，上下活动，联系一批同情维新派的官员名士，请他们从中斡旋，结果是两广总督通知康有为等人，让他们自己把《新学伪经考》烧掉。这场小规模的政治冲突，使梁启超他们知道了变法维新的道路还很艰难。

1894年乃多事之秋，春夏之交，中日两国关系日紧，战争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整个北京城都处在风声鹤唳之中。然而，就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朝廷内部却大兴土木、张灯结彩为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而上下忙碌。仗还没有打起来，一帮政府大员又准备妥协投降，或以土地贿赂英、俄，让他们来帮助清政府抵抗日本。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对当时朝廷的腐败堕落作了全面的揭露，他指出，当时，清政府无视中日战局一触即发的现实，反而是拿出大量资金给慈禧办寿礼，官场上贪污腐败横行，只知道贪图享乐，无视民生疾苦。面对如此黑暗的社会现实，梁启超义愤填膺，他“惋愤时局”，大声疾呼，希望能把封建统治者从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状态中唤醒，以采取紧急措施，抵抗日军的侵略。无奈人微言轻，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只得将一腔悲愤化为诗句，以浇胸中之块垒：怅饮且浩歌，血泪忽盈臆。哀哉衣冠俦，涂炭将何极。道丧廉耻沦，学敝聪明塞。竖子安足道，贤士困缚轭。海上一尘飞，万马齐惕息。江山似旧时，风月惨无色。帝阍呼不闻，高潭复何益。

诗的末两句表明，梁启超已认识到，高谈阔论于世无补，呐喊呼吁触动不了清王朝，只有通过实际行动才能拯救国家，实现改良主义的理想。这年11月，梁启超在中日甲午战争的隆隆炮声中，离开北京，回到广东，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第二卷　变法鼓手　维新志士

公车上书

1895年春，梁启超结束了万木草堂的学习生活，与康有为一起赴京参加三年一次的举人会试。会试揭榜，康有为中了进士，授官工部主事，梁启超则名落孙山。关于梁启超会试落榜的原因，一些野史佚文曾有披露：主持这次会试的主考官是大学士徐桐，副主考官是工部侍朗李文田等人，他们都是痛恨维新的守旧派，考试前，徐桐就发话，广东考生中有才气的试卷，一定是康有为的，不要录取他。于是，当李文田批阅梁启超的考卷时，发现其文章说理透彻，气势捭阖，文辞绚丽，曲折多姿，他心想这一定是那个“怪人”康有为的试卷，遂决定不录取他，并在卷末批曰：“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表示一种惜才而无奈的心情。就这么阴错阳差，康有为上了进士榜。徐桐恼羞成怒，回家后对门人说，康有为如来谒见，坚决不要让他进来。然而，中榜没有给康有为带来喜悦，落第也没有使梁启超变得沮丧。师生二人此时早已将科场功名视为浮云流水，他们关心的是如何进行变法维新、拯救民族的大事。眼前，一场政治风暴正在等着他们。

1895年3月，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结束。一个历史悠久的堂堂“天朝”大国，竟被东邻一个经济、文化都还不发达的小小岛国打败，而且失败得那样惨重，李鸿章惨淡经营十多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参战的陆军一败涂地；失败后签订的和约又是那样苛虐，中国不仅要赔偿2万万两白银，还要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以及澎湖列岛给日本。这怎能不使举国震惊呢！尤其是在京应试的各省举子，听到消息后更是感到奇耻大辱。康有为、梁启超明白，民族危机迫在眉睫，而政府已经腐败透顶，要挽救时局，避免国土被瓜分，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上书清帝，请求拒签和约，实行变法，以图自强。

4月15日，即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的前两天，先期得悉条约有关内容的康有为立即要梁启超鼓动各省举人准备上书。梁启超先在自己熟悉的广东举人中进行宣传鼓动，湖南举人随即响应。4月28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粤湘两省举人率先向朝廷递交了拒和请愿书。在他们的带动影响下，各省举人纷纷行动起来，他们或是向都察院投递请愿书，或是当街拦截官员的车驾，尤其是台湾的举人，更是泪流满面，向朝廷请愿。康、梁看到群情激愤，“士气可用”，便决定组织更大规模的上书请愿活动。经过梁启超紧锣密鼓地奔走联络，18省举子共1300余人终于在松筠庵（明代烈士杨继盛故宅）集会。康有为用一天两夜时间起草了一份“万言书”（即《上清帝第二书》），由梁启超、麦孟华负责誊抄，各省举人签名，于5月2日（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八日）投递都察院，向清政府公开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政治要求。这就是震动朝野的“公车上书”。

如果说《上清帝第一书》中的维新思想还比较模糊，提出的变法主张也不具体的话，那么这份《上清帝第二书》则以成熟的维新思想，明确的变法主张，向封建政权提出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参政要求。书中既提出了“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的“权宜应敌之谋”，又提出了“变法成天下之治”的“立国自强之策”，并主张从富国、养民、教民三个方面采取一系列的具体变法措施。书中还要求光绪皇帝，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不要受人摆布，要破除陋习，施行新政，造福天下。

值得一提的是，“公车上书”的发起人虽然是康有为，但组织实行、宣传鼓动者主要是梁启超。他在短短的几天内就把各省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发动起来，还参与起草上书，并亲赴都察院递交上书，处处抛头露面，走在运动的前列，表现出非凡的宣传鼓动能力和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以及杨复礼的《梁启超年谱》，都有类似的记载。

5月2日递交的上书，都察院以清廷已在《马关条约》上签字，“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上书虽然没有传到光绪皇帝手里，但这并不影响“公车上书”在中国近代史上所产生的积极的政治作用和所具有的重要的历史意义。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公车上书”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承受数千年封建专制高压的情况下所采取的非常之举，这场运动规模宏伟，声势浩大，签名上书的举子多达1300余人，范围遍及全国18个省，引起了社会各界、朝野上下的巨大震动，上书传单“遍传都下”，变法思想播扬全国，“实为清朝二百年未有之大举也”。这一“大举”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已经觉醒，显示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舆论上的巨大力量，预兆着即将到来的时代改革洪流。

另外，上书运动对清廷上层的触动也很大，光绪皇帝和他的老师翁同龢，痛于割地赔款的耻辱，震于“公车上书”的热烈，而对变法产生兴趣。当翁同龢与康有为商讨变法之事时，康有为列举世界各国变法后实现自强的案例强调变法的重要性，翁同龢反复询问关于变法的事，受到很大触动，便要来了康有为著的书，加以研究。随后，翁同龢将康有为的言论传达给皇上，又以其他国家变法自强的例子启发皇上，由此，光绪皇帝开始萌生改革的念头，与翁同龢草拟了十二道新政敕旨，准备维新变法。对于此事，梁启超在《与穗卿足下书》中做了论述。遗憾的是新政举措被慈禧太后觉察，她撤掉了翁同龢毓庆宫行走的职务，使得变法之事不得不中止。但不管怎么说，当时情形确有变法维新的趋势，而这正是“公车上书”影响所及。

1895年的“公车上书”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也是梁启超走上政治舞台的起点。在他面前，路正漫漫……

办报建会

梁启超看到新政暂不能行，只好另图良谋。为了打开局面，他和康有为决定在北京组织学会，创办报纸，以“广求同志，开倡风气”，为变法维新运动做舆论宣传和组织准备工作。他在致汪康年的信中明确提到办报纸、建学会的事情，并认为组织学会必须先办报，报馆为一切事业的起始点。户部郎中，曾任强学会提调的陈炽也认为，可以先办报馆加强信息交流，然后再办学会。经协商，众人把办报的事委诸梁启超。经过多方努力，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终于在1895年8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正式发刊。报纸为双日刊，每期印1000多份，附《京报》发行，报纸免费，主要读者是政府人员。该报以介绍西学，提倡变法，宣传维新思想为宗旨，所刊文章，如《地球万国说》《各国学校考》《铁路情形考》《农学略论》《报馆考略》等，都是对“公车上书”中“富国”、“养民”、“教民”等变法主张的补充和发挥，政治改良倾向十分明显。《万国公报》共发行45期，历时3个月，所登文章，除转载外，大多出自梁启超和麦孟华之手。

办报纸是为建学会做舆论宣传的，“报开两月，舆论渐明”。于是，康、梁开始“频集通才”，游宴鼓励，募集资金，筹备立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组织的最早的政治团体——强学会，于1895年11月（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在北京宣武门外后孙公园，即《万国公报》所在地，正式成立了。强学会的组成人员比较复杂，既有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又有文廷式、陈炽为代表的帝党官员，而袁世凯、徐世昌等人又与军机大臣李鸿章的亲信张孝谦关系甚密。可见其派系迷离，组织松散。梁启超被委任为学会的书记员，他对学会设立的目的、性质及作用，作了详细的说明。

北京强学会成立后，“先以报事为主”。学会据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建议，把与广学会机关报同名的《万国公报》改为《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的机关报，以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12月16日（十一月初一），《中外纪闻》正式出版。与原《万国公报》相比，《中外纪闻》在形式上更正规，内容上更充实。其《凡例》对报纸的内容形式、订报方法、投递时间等，都作了详细说明，报纸除摘录、转载中外新闻外，还有译印西国格致有用之书和论说栏目，着重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分析各国强弱的原因，有效地宣传了变法维新思想。

北京强学会初具规模后，康有为让梁启超独留京城，主持报务，照顾学会，自己则奔赴上海，发起上海强学会，后又创办《强学报》为上海强学会会刊，吸引了江浙一带的维新志士。这样，京沪呼应，南北“合群”，竞相鼓吹中国自强之说，变法维新思潮迅速蔓延。

强学会的发展引起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的强烈不满，1895年12月，清廷封禁了发刊才一个多月的《中外纪闻》；次年1月，清廷又下令解散京沪两地的强学会，企图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将维新派扼杀在摇篮里。

梁启超和汪大燮不忍看着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强学会毁于一旦，他们四处活动，竭力设法恢复强学会。恰在此时，陈其璋上书请开学堂，文廷式上书请编西洋书，御史胡孚宸又上《书局有益人才请饬筹设以裨时局折》，奏请解禁。于是，清廷准李鸿章之议，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隶属总理衙门，负责翻译西洋书籍，传递时事要闻。梁启超被排斥在局门之外，除少数几个人外，局中人物或系李鸿章手下，或系张之洞门人，他们都把这里当成了升官发财的捷径，导致那些想认认真真做点事的人无事可做，最终只能离开。这样的官书局完全背离了原来“专为中国自强而立”的强学会的宗旨，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这里还有一事值得一提，即梁启超虽然视康有为为恩师，受其思想影响甚大，康有为亦视梁启超为高足，对他格外器重；但是师徒之间在学术思想上还是有分歧的。梁启超对恩师的学术思想并非因循盲从，而是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表现出“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学术探索精神。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认为刘歆的古文经学是假儒教，指控刘歆应对两千年来中国出现的一切罪恶负责。在梁启超看来，不论是刘歆的古文经学，还是董仲舒的今文经学，都来源于“荀学”，因而“神州长夜”的罪魁祸首就是荀子。擒贼先擒王，所以梁启超和夏曾佑、谭嗣同三人，在晚清发起了一场“排荀运动”。这场运动是19世纪末中国思想界出现的维新思潮的一个具体表现，是配合变法运动而进行的，其矛头直指当时以汉学家现身的“翼教”绅士。正如梁启超在《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中所说：“清儒所做的汉学，自命为‘荀学’。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使用‘擒贼擒王’的手段去打他们的老祖宗——荀子。”后来，梁启超到湖南时务学堂任总教习，继续把“排荀”作为鼓动学生的讲题之一。

报馆撰述

京沪两地的强学会被查封后，梁启超虽感叹时世艰难，却没有因此气馁。他在酝酿着新的计划，打算继续从事变法维新的宣传活动。梁启超当时有两种打算，一是去上海和汪康年等人创办报刊；若办报不成，则去湖南帮助巡抚陈宝箴推行变法。此间，黄遵宪、汪康年已在上海筹划办报之事，并函邀梁启超参加。梁启超于1896年4月到上海后，三人又“日夜谋议此事”，最终决定以上海强学会的余款和黄遵宪等人的捐款为经费，创办《时务报》，主要刊登世界新闻、各省新政要闻等，力图让读者了解世界，看清中国。同年8月9日（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时务报》正式创刊，馆址设在上海四马路，该报为旬报，每期20多页，约3万字，有“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汪康年经理馆事，梁启超专任撰述。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说明，他的办报生涯由此开始。《时务报》是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喉舌，它的创办“从最初就是一个灿烂的胜利，震动了整个的帝国”。《时务报》能取得辉煌的成绩，梁启超功不可没。他主持报纸笔政，几乎担负了所有的文字工作，每期报纸的评论部分都由梁启超亲自撰写，转载的新闻也都经过了梁启超的润色，报刊的版面编排也由梁启超负责，最终他还要完成全部稿件的审校。他以超人的天才和非凡的毅力，在严夏酷暑，独居小楼之上，挥汗执笔，废寝忘食，一个人干了七八个人的事，真无愧于《时务报》的挑大梁者。《时务报》的辉煌就是梁启超的辉煌。如果说在组织“公车上书”、建立强学会的过程中，梁启超还主要是作为一名康门高足，唯其师马首是瞻的话，那么在创办《时务报》，出任该报主笔的过程中，梁启超便如鱼得水，充分地发挥了他以文字鼓动天下、以文章推动变法的天才的宣传能力。《时务报》以“变法图存”为宗旨，梁启超以主笔的身份，几乎在每一期上都发表一至两篇带有政治色彩的文章。著名的《变法通议》就是以系列政论文的形式在该报上陆续发表的，《西学书目表》也著于此时。这两部书可作为梁启超在《时务报》时期言论的代表，前者为拯救时局的政治主张，归结于变科举、兴学校；后者为拯救时局的学术主张，归结于中西学并重。《变法通议》以明白晓畅的语言，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变法政治主张，淋漓尽致地分析了变法维新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首先，梁启超提出变法之本“在变官制”的政治主张。这里所谓“变官制”，就是要变封建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他认为以前洋务派的变法只是对于旧制度的修补，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问题依然存在，所以并非真正的变革。这也说明“变官制”的理论，已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庸俗进化论，它要求对封建政治制度作某些根本性的改变，而不仅仅是量上的变革。另外，他指出天地间一切事物，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这就肯定了变法的历史必然性，强调了变法是势在必行的事情，是人力不能阻挠的。这就要求主动变法，在变法中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认为变法的途径有四种，一是像日本那样主动变法；二是像突厥那样由外族统治者代为变法；三是像印度那样被并入其他国家然后被变法；四是像波兰那样被各国肢解，然后被统治国变法。中国只有像日本一样，走“自变”的道路，才“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避免为帝国主义列强所瓜分。

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梁启超借用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进一步强调中学、西学并用，认为中西学说不论舍弃哪一个都是不妥的，要两者合用方能治天下。这一观点正是针对封建顽固派敌视西学、新学，维护中学、旧学，主张“宁可亡国，不可变法”的落后保守思想而发的，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时务报》自1896年8月9日创刊，到1898年8月8日停刊，共出69期。因为在《时务报》后期，梁启超与汪康年之间的矛盾加剧，梁启超最终愤而去职，离开报馆，所以第55期后便没有他的文章了。《时务报》前期，梁启超共发表了60多篇文章，可谓名符其实的主笔。这些文章思想深刻，内容新颖，感情充沛，文笔优美，具有振聋发聩的政治宣传效应，使《时务报》一下风靡全国，成为戊戌变法时期影响最大的报纸。《时务报》销路日广，影响日大；梁启超也随之声名鹊起，名扬四海，上至士大夫，下至山野村夫，都晓得了梁启超的名号。梁启超以《时务报》为阵地，发表文章，抨击时政，宣传变法，既使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晓谕天下，又使他自己成为时代的变法鼓手，几与其师平分秋色——康、梁并称。曾参加戊戌变法，后又一同逃亡日本的王照，虽与康、梁不和，但他回忆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的作用时，还是客观地说：“戊戌前，南海已蜚声海内，实任公文章之力也。”

学堂讲席

1897年11月，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督学江标、按察使黄遵宪之聘，出任湖南时务学堂讲席。他此时离沪赴湘，舍报馆而就学堂，决非一时心血来潮之举，其中实有难言之隐。

早在《时务报》创办初期，梁启超与汪康年在办报宗旨上就有不同意见。汪康年主张报纸应该以转载西方新闻为主，少发议论；梁启超则认为只有抒发言论，才能使报纸更好地发挥耳目喉舌的功用，挽救天下的颓废之势。为了缓和矛盾，黄遵宪折衷两人的意见，劝汪康年不要过份担心言论的尺度，要梁启超也不要太“口无遮拦”。汪、梁之争暂告平息。

接着，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系列政论文《变法通议》，引起了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的不满，他们唆使汪康年提防梁启超，牢牢控制《时务报》。汪康年曾是张之洞的幕僚，又做过其孙儿的业师，与洋务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他是秉承张之洞的旨意来承办《时务报》的，对梁启超“过激”的言论已感“触目惊心”，时时注意防犯。但是，梁启超并没有被钳制住，他一如既往地利用《时务报》宣传变法思想。

在《时务报》第40期上，梁启超又发表了战斗檄文《知耻学会序》，对清末社会各阶层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作了大胆的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将洋务派崇洋媚外、奴颜婢膝的本色暴露无遗，使平日趾高气扬的洋务官员威风扫地。这下可惹恼了张之洞，他从后台跳到前台，下令禁止该期《时务报》在他所辖地区流传。于是，汪康年也就由“总理”管起“主笔”。汪、梁矛盾进一步激化。

就在此时，湖南那边连连来函聘请梁启超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谭嗣同还专为此事从南京赶到上海“蛮拉硬做”。梁启超早在去上海办《时务报》之前就有赴湘的打算，现在看到陈宝箴、黄遵宪、江标等维新派人物在那里推行新政，又有谭嗣同、唐才常、陈三立等一批年青的维新志士，他认为去那里任教不仅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学，推动湖南的变法维新活动，而且还能避免与汪康年的正面冲突，希望能够遥控《时务报》。正是在如此情况下，又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梁启超才决定到湖南就任时务学堂讲席之职。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非梁启超始料所及。他一离开上海，汪康年等人就开始独揽《时务报》。他们延用私人，擅改梁文，还不允许称引“康学”，每天在上海歌筵舞座中，排挤、诬蔑康有为。对汪康年等人的所做所为，梁启超忍无可忍。1898年3月3日，他在致汪康年的信中终于发出“最后通牒”，声明今后《时务报》要么只有汪康年，要么只有梁启超。汪康年等人当然舍不得放手《时务报》，最后只能是梁启超愤而去职。由此可知，汪、梁有关《时务报》之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与洋务派之间的一场政治斗争。

1897年11月，当梁启超带着康门同窗韩文举、叶觉迈等人来到湖南时务学堂时，受到了隆重而热烈的欢迎。政界、学界的头面人物都前来为他接风洗尘，真可谓“宾客盈门，款待优渥”。此时，陈宝箴已任命熊希龄为学堂提调，主持一切行政事务；学堂的首次招生也已完成，共录取40名学生。

梁启超马不停蹄地投入到紧张的教学工作中，他首先为学堂拟订《学约》十章，要求学生要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作为中国学校之嚆矢的时务学堂究竟应按什么模式来办，大家心中还没有数。梁启超借鉴万木草堂的经验，准备把它办成“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的新式学校，既教授西学，也传授国学。时务学堂的教学内容，用梁启超的话说，主要有两面旗帜：一是陆王派的修养论，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为此，他写了《读春秋界说》和《读孟子界说》二文，宣传其师的变法理论，阐述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提倡民权、平等、大同之说，并广泛地介绍西学。

时务学堂的教学形式，除课堂讲授外，主要是学生读书作札记，老师指导并批阅。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讲学生活比在上海担任报馆撰述还要忙，他每日白天讲课4小时，晚上则批答学生的札记，经常是彻夜不眠。与《时务报》时期重点宣传变法理论稍异，时务学堂时期他着力鼓吹民权思想，利用批答学生札记的机会，向学生灌输民主、民权思想，反对“君权日尊”、“民权不兴”的封建专制制度，主张降天子之尊、废拜跪之礼。发还札记时，梁启超又与学生展开讨论，鼓励学生的进步思想，启发学生联系中外现实，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全面理解民权思想，从而认清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本质。

梁启超在担任时务学堂讲席期间，还积极协助陈宝箴、黄遵宪等维新官员推行新政、为筹划湘事而出谋献策。他在《上陈宝箴书》中，大胆地劝陈宝箴据湘自立，以为日后应付大难作准备。因为湖南居中国腹地，且地形多样，矿产丰富，若能自立维新，变法图强，则一旦中国为帝国主义列强所瓜分，湖南亦可作为保种复国的基地。在《论湖南应办之事》一文中，梁启超又讨论了湖南自立后应办之事。他把湖南应办的要事归纳为三件：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就是要唤醒各阶层民众的自我意识和大局观，梁启超认为，做好这三件事，各项事务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在梁启超的宣传鼓动下，湖南的变法维新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时务学堂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气象，这引起了湖南顽固派的强烈不满。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地方劣绅叶德辉等顽固势力代表人物，以“捍教卫道”为名，对维新派进行大肆攻击。他们刻意谩骂，肆意毁伤，说梁启超、韩文举、叶觉迈等人，自以为通晓西学，其实都是康有为门下的糊涂蛋；谭嗣同、唐才常等人，推波助澜、煽风点火，都是胡言乱语。他们要挟陈宝箴开除那些持异见者，叫嚣要把梁启超赶出湖南，还计划捣毁时务学堂。面对顽固势力的猖狂进攻，时务学堂主事人有点招架不住了。鉴于此，梁启超于1898年初离开长沙回到上海，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等中文教习亦被辞离湘。

梁启超执教下的时务学堂虽然遭到了封建顽固势力的诽谤和攻击，但它在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首先，它宣传了资产阶级民权思想，推动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梁启超说他在时务学堂期间，在宣传民权思想的同时，又批判中国的专制制度。接受了梁启超新思想的学生放假回家后，拿出那些载有新思想的读物，令人们大为惊讶。这样民权革命思想得以传播，维新与守旧之争也随之而起。所以，梁启超认为，戊戌政变的重要基础之一，就是时务学堂所宣扬的民权革命论。

其次，它促进了湖南各地学风的变化和书院制度的改革。时务学堂新颖独特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对湖南各县的学风影响很大。一些书院更改章程，增设了经世致用的实学；一些书院仿效时务学堂，愿为其“附庸”；还有一些书院则径直请梁启超代聘教习，他们把梁启超来湘主教，视为全省的莫大荣幸。

第三，它为变法维新事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时务学堂第一批40名学生中，就有将近一半“成为革命先烈或开国名人”。如林圭、田邦璿、蔡钟浩、秦力山、李炳寰等，后来成为反清自立军的骨干，事败后，唐才常等6人死于张之洞的屠刀之下；而护国运动期间在云南举兵讨袁的蔡锷将军，就是40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交朋结友

梁启超是一个精力充沛、活动能量极大的人，他在任《时务报》主笔和时务学堂总教习期间，还进行了其他一系列与变法维新有关的活动。

1896年10月，梁启超利用回广东探亲的机会，到澳门与康广仁等商议办《知新报》的事。次年2月，报纸正式出版，康广仁任经理，梁启超兼任撰述。1897年6月，梁启超与汪康年、麦孟华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致力于革除缠足陋习。该会成立后很受欢迎，海内外人士纷纷入会，各地也设立了分会。梁启超率先垂范，他劝妻子李蕙仙放足。让女儿梁思顺不要缠足。同年秋冬之际，梁启超联合同志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他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对书局的宗旨作了说明，旨在通过翻译外版书，学习西方先进制度，为中国变法做准备。书局刊印的大部重要著作有《经世文新编》《孔子改制考》，另有十多种小册子。年底，梁启超又与陈敬如、施小英、严小舫等在上海创办女子学堂。他认为首先要使妇女获得其应有的权力，然后风气大开、男女平等，如此方能为大开民智张本。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政治改良的需要，梁启超与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等人，在文学方面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要求诗歌从内容到形式进行彻底改造，强调诗歌创作要密切联系现实生活和政治内容，为社会改良服务。这一思潮对晚清诗坛产生了很大影响。

离开万木草堂后，梁启超所进行的另一与变法维新有关联的活动，就是交结朋友，“广求同志”。他以爽朗豁达的胸怀，真诚乐观的态度，结交了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各地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以实现“广联人才，创通风气”的目的，扩大变法维新宣传的影响。这一活动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他侃侃而谈、善于交际的性格特征。从梁启超在文章中提及的人名来看，他这一时期结交的朋友多达四五十位。其中与他关系密切，且对他的生活和思想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有夏曾佑、谭嗣同、黄遵宪等人。

夏曾佑，字穗卿，浙江杭州人。他是梁启超19岁时认识的“外江佬”朋友中的第一个，刚认识时不过“草草一揖”，互通姓名，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后来两人却渐渐投契起来。梁启超回忆说：“我当时说的纯是‘广东官话’，他的杭州腔又是终身不肯改的。我们交换谈话很困难，但不久都互相了解了。他租得一个小房子在贾家胡同，我住的是粉房琉璃街新会馆——后来又加入一位谭复生，他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馆——‘衡宇望尺咫’。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对吵，每天总大吵一两场，但吵的结果，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大概总得到意见一致。”梁启超与夏曾佑、谭嗣同可以说是在学问上最默契的朋友，他们在一起切磋学问，相互砥砺。梁、夏在性格上虽然一为“豪迈”型，一属“内向”型，但在思想学术上则相启相承，互相影响。夏因结识梁而“思想更趋于前进与解放”，梁则谓夏是他“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夏为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先驱者，梁则继之而首次提出建设新史学的要求。

谭嗣同，字复生，湖南浏阳人。他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父亲谭继询官湖北巡抚。青少年时期，他爱读王夫之、龚自珍、魏源等人的书，喜谈名理和经济，曾云游天下，广结名士，结交梁启超后，则受其影响而喜欢今文经学，盛言大同，积极投身变法维新活动。在密切的交往、激烈的争论中，谭嗣同激进的思想和敏捷的思维，给梁启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跟康有为的信中说，谭嗣同有才华有魄力，是他所未见过的；在给严复的信中又称赞谭嗣同是“异才”。

谭、梁相交中，两人讨论《仁学》的事值得一提。1896年，谭嗣同的父亲花钱为他捐了一个候补的官职在南京上任，而他则在南京潜心《仁学》的写作，此时梁启超正在上海主持《时务报》。谭每写成一篇，就要到上海与梁讨论，梁为书中闪烁着的民主政治思想所惊喜，鼓励他将《仁学》写下去。《仁学》是谭嗣同的代表作。它以儒家“仁”的思想为核心，包含了佛学、西学以及从先秦至明清的中国各派哲学。梁启超认为，康有为的《长兴学记》和谭嗣同的《仁学》，是他思想形成过程中影响最大的两部书。他一生的事业大半是从这两部书得来。

黄遵宪，字公度，广东嘉应人。他是清末赞助变法维新的官员，又是著名诗人。梁启超1896年到上海主办《时务报》时与黄遵宪相识，此后两人就引为知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黄比梁年长25岁，却十分器重梁的变法思想和学识才华，他以兄长的身份处处提携梁，是他大力推荐梁出任《时务报》主笔，又是他介绍梁到湖南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戊戌政变后给梁以关怀和鼓励的还是他。每念及此，梁启超对他的感激之情总是溢于言表。在《嘉应黄先生墓志铭》中，他深情地回忆说，自己年轻时就结识了黄遵宪，黄遵宪给予他在学问以及生活上的帮助，令他非常感动，黄遵宪在去世前一年告诉梁启超：国中知君者无若我，知我者无若君。两人交之切、知之深，由此可见。

在梁启超交朋结友的活动中，还有一件饶有兴趣的事，那就是他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交结。1897年初，梁启超专程前往武昌去拜谒张之洞，想争取这位掌有实权的洋务大员来支持变法维新活动。张之洞当时在湖北搞洋务，需要新式人才，他看到维新运动开展得很火红，梁启超的名声也日益增大，就想拉拢梁启超为己用。得知梁启超来访，张之洞就打算用迎接钦差大臣的礼节来迎接梁启超，但是，这个想法遭到了下属们的极力反对，没有实施。梁启超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举人，何以受到如此隆厚的礼遇？原来，当时已有消息说康、梁将掌握国家大权，所以张之洞隆重迎接，有讨好梁启超的意思。那天恰逢张的侄儿结婚，府上宾客盈门，张则撇下宾客不管，专门接待梁，和梁一直“谈至二更乃散”，并请梁担任两湘时务院长。封疆大臣如此礼贤下士，使身为布衣的梁启超惶恐不安，遂著籍称弟子。梁启超回上海后给张之洞写的信中，称张为“吾师”，对张执弟子之礼。事实上，此时的张之洞对维新派的估量过高，而梁启超则尚未识破张之洞作为封建官僚的“庐山真面目”。

百日维新

1895年的“公车上书”揭开了变法维新运动的序幕，经过3年的宣传准备工作，1898年终于迎来了变法维新运动的高潮——“百日维新”。

1898年初春，梁启超在湘得病，旋即返沪就医。此时，康有为因德国强占胶州湾，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而紧急赶往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极呈事变之急”，呼吁立即变法。1月24日，光绪帝命王公大臣在总理衙门召见康有为，讨论变法的问题。29日，康有为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提出变法维新的施政纲领，认为变法要义有三，一要召集群臣商讨国家大事；二要广开门路招募贤才；三要制定宪法。光绪帝看到这份上书非常高兴，把它和康有为进呈的另两本书《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考》，放在自己的案头，每天阅读，由此对于国际形势更加明晰，对变法也更加坚决支持。变法维新运动由此得到皇上的支持而进入关键性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不顾尚未痊愈的病躯，由康广仁陪同，于3月初赶到北京，和康有为一起为救亡图存、变法维新而筹划奔走。

1898年3月，沙俄借口德国强占胶州湾，派军舰占领旅顺、大连，强迫清政府承认旅顺为俄军港，大连为俄商港。接着，英、法等帝国主义列强相继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大有瓜分中国之势。梁启超一到北京，就与麦孟华联合各省举人上书都察院，力陈不能割让旅顺、大连，要求皇上远虑事变，坚忍力持，勿图苟安，勿畏恫吓，发愤变法，自强保国，坚决拒绝沙俄的无理要求。

康有为在向皇帝上书要求变法的同时，还在筹划组织政治团体，希望以此鼓动士气。4月，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在京成立保国会，为变法作组织准备。17日，保国会在粤东会馆召开第一次会议，议定《保国章程》三十条，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在京、沪两地设总会，各省设分会。梁启超对第一次集会盛况作了记载，说当时出席会议的包括二品高官以及参加科举的举人等数百人，挤满了整个场地，康有为演说时，声调激昂有力，在座的人中甚至有被感动得掉眼泪的。

21日，保国会召开第二次会议，梁启超登台演讲。他痛斥士大夫中流行的悲天悯人、坐以待毙的悲观消极言论，指出，必须要让全国四亿同胞都意识到国家的危急局势，如果想要摆脱灭亡的命运，就应该各显其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做好自己分内的每件事，人人如此，必然能够拯救国家于危难。

5月，梁启超又上折请废八股取士制度。他首先指出科举制度是造成人才乏绝、国事危急的本原，建议立即停止八股取士，推行形势教育，培养人才，抵御外侮。然而，科举制度在中国根深蒂固，八股制艺与士大夫性命相关。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无疑会触及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打破成千上万准备通过科举之路升官发财的读书人的梦想。所以，梁启超的《请变通科举折》必然倍受阻隔，而一些不明大义的读书人对梁启超此举也是痛恨不已。《

戊戌政变

以上活动表明，康、梁把变法的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身上，而光绪目睹列强瓜分中国的现实，亦不甘心做亡国之君。在翁同龢的奏荐撮合之下，光绪与改良派取得了联系，认识到不变法不能立国，遂决定依靠改良派，在全国实行自上而下的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诏定国是”，变法开始，到9月21日（八月初六）“政变”发生，变法结束，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因为这年是戊戌年，故又称“戊戌变法”。

其实，改良派在组织强学会、开办《时务报》时期，就大力宣传变法，使风气大开，“天下人士咸知变法”。然而，这样的变法宣传只在基层有影响，并未影响到高层，即未定国是，所以人心不一，趋势不明，虽云变法，仍是守旧而已。现在，维新派与帝党、皇上结合，由上层推行变法的时机已到，于是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相继上书，请定国是。这才有6月1日，光绪召集军机全堂，下诏定国是的“四千年拔旧开新之大举”。

光绪皇帝的诏书实际出自翁同龢之手，它打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旗号，“以变法为号令之宗旨，以西学为臣民之讲求”，着力强调练兵强国、兴学育才，号召上下一心，发愤图强，以挽救民族危机。因为这是皇上亲自颁布的诏令，所以影响特别大。对此，梁启超说，由此开始，举国上下，从官方到民间，都在激烈地讨论变法，这是一切维新变法行动的开端。“诏定国是”后，改良派鼓励光绪皇帝任用新人，推行新政。6月13日，徐致靖上折，请求皇帝破格任用维新派人士。徐致靖在折中奏保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5人。徐致靖认为康有为既爱国又有才，不管是中国历代的变革还是国外的改革，他都了如指掌，而他20年前就开始提倡变法，如果皇帝把康有为召来当变法顾问，对于推行变法必然是非常有利的。对于梁启超，徐致靖说他有才学，通古今，也建议皇帝把他召到身边听用。根据徐致靖的上折，光绪下诏预备召见康有为和张元济，并命黄遵宪、谭嗣同送部引见，梁启超在总理衙门查看奏章。

6月16日，光绪皇帝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康有为。此时，光绪虽有变法的决心，但对如何变法及变法的前途都茫然无知。于是，康有为为皇上指点迷津，认为变法应该先定制度然后再办具体事宜。光绪觉得康有为讲得有道理，然而制度好定事情却很难办。例如，他知道朝廷到处都是守旧官僚，国事全误在这帮守旧大臣手里，他们是变法运动的最大阻力，可是他却无权罢免他们。怎么办？康有为又献上一条锦囊妙计，建议皇帝在保留旧制度的同时，增添新制度，也就是在尽量不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前提下实行变法，他认为这样可以减少变法的阻力。召见后，光绪依照康有为的“妙计”，命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许其专折奏事。

7月3日，光绪皇帝召见梁启超。梁启超认为，中国贫弱关键在于百姓的愚昧，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大办学校，以西方新知识启迪民智。皇上让他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赏以六品衔，负责办理译书局事务。清朝惯例，皇帝召见的举人，一般都会被赐给要职，何况梁启超当时已闻名天下，饮誉海外，按理这次召见皇上要委以重任。不想，梁启超未得要职，仅被赐以六品官，仍旧只是把办报作为主业。有人对此解释说，主要是因为梁启超只会广东话，不会官话，导致他和皇帝没有沟通好，皇帝听不懂他说什么，只得勉强封赏个小官。尽管如此，梁启超还是十分感激皇上的召见，他在《戊戌政变记》里不无自豪地说，能得到皇帝召见的都是四品以上大臣，召见低级别的官吏是数十年来未有过的，而他梁启超以布衣之身被皇帝召见，这是清代前所未有的事，由此可见皇帝对他的重视。“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和梁启超利用在总理衙门专折奏事、查看章奏的有利条件，不断上奏呈折，借皇帝上谕的形式，颁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变法诏令，大张旗鼓地推行新政。

在政治方面：准许官民上书言事，官吏不得阻碍；准许创立报馆、学会，以广开言路；改革官制，裁撤闲散重叠的机构，裁汰冗员。

在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总局，鼓励私人办实业；设立矿务铁路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藏；开办邮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制度，编制国家预算决算。

在军事方面：裁减旧式军队，仿效西方，训练新式陆海军，以加强国防。

在文化教育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奖励科学著作和新发明；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西书。

这当中许多重要的新政建议都出自康、梁之手，诚如梁启超所说：“新政来源，真可谓全出我辈。”所有这些变法诏令都围绕着一个宗旨，即挽救民族危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尽管这场变法维新运动是在根本上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但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顽固派还是不能容忍变法继续下去，就在改良派忙于变法诏令的起草和颁布的同时，顽固派已在暗中磨刀，准备发动政变，扼杀这场运动。戊戌政变

戊戌变法从一开始就遭到顽固派的竭力反对，面临着危机。在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后的第四天，慈禧太后就开始反攻。6月15日，她突然拿出一道命翁同龢开缺回籍的诏书，强迫光绪帝宣布。翁同龢是皇上的老师，帝党的首领，又身居要职（时任军机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热心变法。当时满朝大臣，半皆后党，唯有翁同龢对皇上忠心耿耿。慈禧太后以“出言不逊”、“揽权狂悖”为由，要革除其职，目的是为了剪除皇上的羽翼。所以皇上见此诏，心惊胆战，手足无措。翁同龢一走，皇上就失去了变法的重要助手。

为了进一步挟制光绪，削弱维新力量，同一天，慈禧太后又胁迫光绪下了另两道诏书，一是凡二品以上新官授职，皆须到她面前谢恩。这样就削弱了光绪的用人权，使高级官员的任免权牢牢掌握在后党手中；二是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是慈禧第一亲信之臣，恭亲王奕死后，他不入军机辅政，而为北洋大臣，实是承太后旨意专为节制北洋三军(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军)，控制重要的武装力量。这三招着实阴险毒辣，梁启超认为，翁同龢被罢官，荣禄掌握兵权，慈禧召见大臣，便已经埋下了变法失败的种子。

然而，光绪帝也利用手中掌握的起草上谕、发布诏令的权力，不失时机地任用新人，打击后党。其中最大的举措莫过于罢黜礼部六堂官和擢用四京卿。8月下旬，礼部主事王照上奏，请皇上东游日本，考察日本的变革情况。礼部尚书许应骙、怀塔布拒不代奏，王照责以阻遏新政，并欲往都察院递折。怀塔布等不得已答应代递，但又作折弹劾王照“咆哮署堂”，图谋不轨。9月4日，皇上发布上谕，斥责怀塔布等故意扣押王照的奏折，认为这是礼部官吏不尊重皇帝，因而革除了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名官员。并对王照进行了表彰，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因阻挠一个部员的条陈，竟将礼部全堂革职，其用意十分明显，就是要给仇视变法的顽固派一个警告，打击一下后党的嚣张气焰。

次日，光绪又下诏擢用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位维新人士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梁启超认为，此时的光绪皇帝已经意识到了顽固派的阻力之强大，皇帝大有豁出个人安危以求变法的心愿，因而更加大胆地启用新人，推行新政。光绪提拔杨锐等四人亦是用心良苦，由于慈禧太后和守旧大臣特别疑忌康有为，光绪自不敢明用，而杨锐、刘光第都是保国会会员，与康有为同声气，林旭和谭嗣同分别是康有为的弟子和最信任的人。任用此四人为军机章京，也就使得皇帝和康有为之间有了可靠的联络渠道，而不必受制于人。

罢免六堂官和擢用四京卿，震动了整个朝廷，守旧大臣惊恐万分，于是也就加速了后党的政变阴谋。慈禧太后和荣禄早就有废立之谋，他们计划10月乘光绪到天津阅兵之机，发动政变，囚禁光绪，捕杀维新志士。

8月24日，慈禧太后强迫光绪发布巡幸天津的日程，后党废立政变的阴谋已经露出端倪，光绪也有所觉察，他曾对庆亲王说过，他誓死不往天津。9月初，光绪皇帝不按照慈禧的安排去天津一事已经朝野皆知，此时正值革六堂、擢四卿，守旧大臣侧目相视，后党再也不能容忍了。

9月5日，被革职的怀塔布等人，前往天津与荣禄密谋。几天后，御史杨崇伊等数人，又往天津与荣禄筹划。在他们精心布置下，荣禄调聂士成之军5000人驻天津，以防袁世凯，又命董福祥之军移驻长升店（距北京彰义门四十里），以防北京有变。刀光剑影预示着“血雨腥风”即将到来。光绪已感到皇位坐不稳了，于是连下两道密诏，一道命康有为等人妥速筹商，挽救危局；一道让康有为出外逃命，以图将来。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读完密诏，痛哭流涕，发誓誓死保卫皇上。由于情况紧急，容不得多思，他们决定劝说袁世凯用武力勤王救驾。袁世凯是一个善于伪装、工于心计的人。甲午战争以前，他是张謇的学生，与翁同龢同属主战派；甲午战争以后，他又靠拢帝党，加入强学会。在维新派看来，袁世凯是拥护变法的，是可以利用的，更重要的是他在天津小站练兵，手中有7000精兵，是必须加以利用的人。康有为认为在那些手握兵权的将领中，只有袁世凯是维新派可以依赖的。现在情况紧急，康有为自然要起用此人。于是，他和谭嗣同向皇上保荐袁世凯，召他进京，准备给他参谋部长的职务，让他用手中的兵权和武力，保护皇上，支持变法。

9月16日，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令专办练兵事宜。为慎重计，谭嗣同于9月18日专程到北京西郊法华寺袁世凯寓所，当面向他交待了保护皇上、诛杀后党、清肃宫廷、恢复帝权的“不世之业”。袁正色厉声地表示，作为皇帝的臣子，救护皇上是他义不容辞的义务，他愿意出力。当谭激以荣禄不好对付时，袁大言不惭地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谭遂放心而去。

然而，袁世凯深知皇上手中无权，改良派更是纸上谈兵，废立政变就在眼前，光绪将不能自保，投靠他等于白送死，而卖主则可以求荣。20日，袁世凯请训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连夜将消息告诉慈禧太后。次日（9月21日），慈禧由颐和园回宫，将光绪囚禁于瀛台，又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由她出来“训政”。至此，“百日维新”宣告结束。

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前后只持续了103天，便昙花一现，化为乌有，原因何在？首先，封建守旧势力十分强大，改良派力量极其弱小，这是戊戌变法遭到迅速惨败的主要原因。梁启超在分析政变的总原因时指出，当时国内掌握政权之人，都是一些昏庸自私的封建官僚，改良派手无寸铁，想和他们争权无异于与虎谋皮、自寻死路。

其次，改良派脱离群众，把变法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幻想通过皇帝的一纸诏令，革除中国社会千余年之积习陋弊，自强图存。而顽固派则层层阻挠，使皇上的变法诏令成为一纸空文。就像梁启超说的，当变法诏书下达之后，由于各地官员都是慈禧任命的，所以他们根本就无视皇帝的存在，对变法诏书置之不理。

此外，改良派大多出身地主官僚，从小受封建正统思想教育，民族危机加深后，他们又转向资本主义文化，向西方寻求真理，并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与中国封建文化扭合在一起，打着孔子的旗号，利用经学的形式，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论。结果，他们一方面对封建势力处处退让，造成行动上的软弱妥协。如改良派“不变人”的用人政策，就是造成变法失败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改良派又对西方列强幻想太深，认为中国可以依靠几个西方大国的支持来完成改革事业。直到政变后，改良派还是企图依靠帝国主义的力量来对付顽固派。他们议定李提摩太见英使，梁启超见日使，容闳见美使，请这些国家设法救助光绪皇帝，然而均未达到目的。

戊戌变法由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种种软弱与局限而失败了，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意义和重要的历史作用仍不容忽视。维新志士以他们的爱国热情和宝贵生命，给万马齐喑的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线生机。“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一系列变法诏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使近代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思想解放的潮流，激起了国人对民主自由的渴望，同时也培育了一批从事资产阶级革命的骨干力量，为后来的辛亥革命作了必要准备。

东走日本

戊戌政变后，为了斩草除根，维持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统治，顽固派双管齐下，一面推翻新政，一面穷捕志士。政变后的一切举措多由军机大臣刚毅主持，他认为光绪帝颁布的新法决不能执行，必须清除，而那些呼吁变法的人，也得清理。在一个月之内，顽固派废除了一切新政（只保留一个京师大学堂），恢复了一切被废除的旧政。例如：复置已裁汰的詹事府等衙门及各省冗员，禁止士民上书，禁止成立会社，停止各省府州县设立中小学，废除农工商总局，恢复八股取士制度，取消经济特科，恢复武试弓刀石之制等等。

推翻新政，恢复旧制的同时，顽固派又开始穷捕志士，大肆杀戮。以至一时间，血雨腥风、人人自危。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所载，被拿办下狱、革职监禁、遣戍议处的维新志士，多达22人。例如：徐致靖革职，永远监禁；徐仁铸（致靖之子）、陈宝箴、陈三立（宝箴之子）、王锡蕃、江标、宋伯鲁、李岳瑞、张元济、熊希龄等均革职，永不叙用；李端棻、张荫恒革职，遣戍新疆；康有为、梁启超、王照革职拿办，逮捕家属，查抄家产；先期已被革职的文廷式，现又遭拿办，逮捕家属；黄遵宪也被免职通缉。此外，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政变后抗疏请慈禧“撤帘归政”的御史杨深秀，以及军机四卿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6人，于9月28日不经审讯即被处斩，史称“戊戌六君子”。

为了纪念“六君子”，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特别撰写了一篇《殉难六烈士传》。其中《谭嗣同传》记载，谭嗣同被捕前曾有日本志士多次劝他东逃日本，他则说，各国变法时，都付出过血的代价，而唯独中国还没有听说过谁为变法流血，这也是变法无果的原因所在，他要做为变法流血的第一人。

谭嗣同被捕入狱后，在狱中墙壁上题诗一首：“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刑前，他又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戊戌六君子以他们殷红的鲜血揭露了腐朽透顶的清王朝的顽固与暴戾，以他们宝贵的生命演绎了变法维新运动中最悲壮的一幕。

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领袖，梁启超是他最主要的助手，清政府当然不会放过他俩。在处决“六君子”的第二天，就有一道缉捕康、梁的上谕，认定康有为是逃脱的“叛逆之首”，要求各地官员全力缉拿康、梁。

那么，此时的康、梁究竟在哪里呢？政变发生的前一天，康有为在英国人的帮助下逃出北京，后在天津搭乘英国军舰逃到上海，接着经上海到香港，再由日本人宫崎寅藏接到日本。9月21日政变发生的那一天，梁启超正与谭嗣同在一起。他俩对坐在床上，商讨如何营救光绪皇帝的事。忽然，有人来报，说清军要查抄康有为的南海馆，然后又传来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消息。谭嗣同知道维新运动大势已去，但心里却十分平静。他告诉梁启超，当初想救皇上的时候，他无能为力；现在他也无力救助康有为，他已经是什么事都做不来了，只求一死。他还劝梁启超到日本使馆去避难，并设法救助康有为。在他看来，如果大家都不走，将来就毫无希望，如果没人流血牺牲，就对不起皇上。他决心以死报效皇上，而要求梁启超设法活下来，继续他们未竟的事业。于是，两人拥抱而别。

梁启超自投身变法运动起即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在来北京前曾对同仁表示，只要能拯救陷入危机的国家，他不惜一死。政变发生后，京城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康有为生死不明，皇上已被幽禁，梁启超心中万分焦急。现在，他所担心的不是自己个人的安危，而是皇上的处境和康有为的安全，为此，他跑进日本使馆，向日本友人寻求帮助。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在《谈谈我的七十年》一书中，详细记载了此事：梁启超跑到公使馆来，说一定要会见我，这时正是午后二时。我和伊藤公（即伊藤博文，曾任首相，当时在北京访问）吃完饭正在谈话，无论怎样，让梁到另室会面。一见，他的颜色苍白，漂浮着悲壮之气。不能不看出事态之非常。梁直截地说：请给我纸。马上自己写出下面的文句：“仆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愿有两事奉托。君若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如果我也被捕，最迟在三天内也将被杀。我的生命早就准备献给祖国，毫无可惜。请解皇帝之幽闭，使玉体安全，并救康有为氏。所说奉托之事，只此二端。”我决断地说：“可以。君说的二事，我的确承担。”我又说：“你为什么要去死呢？试好好想一想，如果心意改变，什么时候都好到我的地方来。我救你啊！”梁听了我的话，暗暗落泪，同时仓皇而去……到了夜晚，公使馆门口骚闹着。我正在奇怪的一刹那，梁飞快地跑了进来，那么这个问题便搁在我们身上了。我无论如何，把梁放进一个屋子里。没有办法，所以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告诉伊藤公，伊藤公说：“这是做了件好事。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当时，使馆也不太安全，所以，林权助决定把梁启超交给正好逗留在京的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郑永昌领事，并让他俩化装成打猎的样子，乘火车去天津。可是，在天津车站月台上行走时，梁启超被人认出，两人迅速隐藏到人群里。9月25日，梁启超在日本友人的精心安排和帮助下，乘快马号小艇由海河驶向塘沽，在那里转乘大岛号军舰，逃往日本，开始了他一生中长达14年的海外流亡生涯。

第三卷　海外逋人　启蒙新星

日本初旅

数小时后，梁启超乘坐的日本军舰便越过大沽口，驰进了浩渺无垠的渤海之中。如果说维新变法的失败客观上改变了梁启超的人生道路，那么这趟东逃日本的征程主观上埋下了思想转变的种子。此时的梁启超，心里稍稍平稳了一些。几天来，理想的惨败、逃亡的恐慌、师友的落难、家人的消息未卜……已弄得梁启超憔悴不堪。他走出船舱，望着眼前的大海，在大海那深厚的内蕴中找到了灵感，于是他欣然命笔，写下了著名的《去国行》。“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梁启超怀着悲壮激越的心情，带着“君恩友仇两未报”的遗憾，割慈忍泪、去国离家，踏上了东去日本的征程。这一年，梁启超25岁。在这首诗里，他形象深刻地表达了彼时彼境的心情：有激愤、有眷恋、有震醒，洋溢着一股败不气馁，奋发进取的精神。

梁启超抵达日本后，住进了东京牛込区马场下町。几天后，康有为依赖英国人的帮助，也自香港转至日本。师生相见，百感交集，各自诉说着“逃亡”经历。政变失败，康有为逃到香港，便以“更生”为号，并且表示要游历各国，向全世界道明中国的苦难，寻找可以救助光绪帝的力量，他要效仿申包胥哭秦廷之举。梁启超深受感动，也表示一切从头开始。于是，人们又看到了梁启超那踌躇满志、奋发图强的身影。

精通外文，乃梁启超的夙愿。逃亡日本，为梁启超创造了学习外文的环境。梁启超决定先学日文。他认为，中国与日本有唇亡齿寒的关系，中国变法强国要靠日本的帮助，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经济发达，国力强盛，是学习西学取得成功的典型。

梁启超学习日文是极其勤奋的，他尽可能地利用那里的条件。他广交日本朋友，并给自己起了个“吉田晋”的日本名字（康有为也化名叫“夏木森”）。他交的日本朋友中如犬养毅、高田早苗、柏原文太郎等，还是当时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亲信。这些人与梁启超来往频繁，每次来，梁启超便请他们为自己讲解日本文法。

为了更好地安心读书，到日本的第二年春天，梁启超便携罗孝高到了日本著名风景区箱根。这里春光明媚、环境幽雅，有温泉、瀑布、火山、雪峰，景色宜人。梁启超在这里度过了一段极其愉快的读书生活。知识的汲取填补了羁旅的空虚，也带来了日文的飞快进步。他半年后就能读日文书报，并且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日文学习方法，最终与罗孝高合著的《和文汉读法》问世了。

值得一提的是，学习日文，读日文书报给梁启超的思想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梁启超一直津津乐道此事。如他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中激动地表示过，他在日期间，通过读日本的文章书籍，极大地开阔了自己的眼界，接触到了更多新式思想，有幽室见日、枯腹得酒的感觉，为此他“沾沾自喜”。

因为逃亡，梁启超到了日本；因为学习日文，梁启超开辟了一条新的求知途径。自此，他越发兴奋，也越发自信。

梁启超一生与报刊、学校有着不解之缘。1898年冬在横滨，梁启超创办了《清议报》。《清议报》为旬刊，每期40页。资金主要是旅日华商冯镜如提供的。《清议报》历时3年，共出100期。停刊后，梁启超召开了隆重的100期庆典大会，反响极为热烈。

梁启超创办《清议报》的直接动因是“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继续彰扬“维新”大旗。具体地说，《清议报》的宗旨有四点：一是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二是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三是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四是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

在栏目安排上，《清议报》设置了支那人论说、日本及泰西人论说、支那近事、万国近事、支那哲学、政治小说等重要栏目。这些栏目鲜明地反映了该报的“维新”宗旨。

在内容上，《清议报》更是丰富详实、自由活泼，不仅首次发表了谭嗣同的《仁学》、章太炎的《儒术新论》等文，而且梁启超本人也发表了《饮冰室自由书》《国家论政治学案》《戊戌政变记》《瓜分危言》《亡羊录》《少年中国说》《过渡时代论》等100多篇文章。这些文字，或“以精锐之笔，说微妙之理”，或“养吾人国家思想”，或“陈宇内之大势，唤东方之顽梦”，或“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等等，无不令“闻者足兴”、“一读击节”。

正因为这样，尽管清政府一再强压抵制该报，但《清议报》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大批输入国内，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影响。

虽然《清议报》在中国乃沧海一粟，在世界乃大千一尘，但在梁启超的生命中却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梁启超一直视《清议报》为一生的骄傲，他曾不止一次激动地称那个时期为“清议报时代”。《清议报》不仅集中体现了当时梁启超的思想风貌，而且也是维新派人士的精神家园。“清议报时代”的梁启超思想激进，对清政府顽固派更是恨之入骨，他时时撰文，旗帜鲜明，大肆攻击清廷顽固派。这种激烈程度几乎与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相差无几。

冯自由曾说当时的梁启超及《清议报》“除歌颂光绪圣德及攻击西太后、荣禄、袁世凯诸人外，几无文字”。这话虽然有些偏激，但“清议报时代”确实是梁启超一生中思想最激进的时期。梁启超当时的言论在客观上唤醒了一部分人的反清思想，展示了历史进步色彩。

在创办《清议报》的同时，梁启超也在为办学积极忙碌。他曾担任横滨中国大同学校策划，且先后创办了神户同文学校和东京高等大同学校，这些突出体现了他“开民智、振民气”的办报宗旨，也反映了他的教育观念。

横滨中国大同学校由华侨冯镜如和邝汝磐于1897年冬季创办。梁启超亡命日本后，被聘为该校教员，同时也成了该校的主谋，以至该校办学的宗旨、方针等等，皆出自梁启超之笔。他曾撰《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缘起》一文阐述了创办该校的宗旨，取名“大同”的原由以及教育方针。他希望在教授儒学的基础上再教授西方新式学科，培养新式人才。总体来说，创办该校对开化民智、网罗人才、变法维新，意义非同一般。

梁启超在积极参与横滨大同学校活动的同时，于1899年夏，往神户与华商麦少彭等商设华侨教育，受到当地侨民的赞成与欢迎，秋季在神户创办学校。1900年春天，校舍落成，正式挂牌“同文学校”，开门招生办学。

这样，维新派在日本的华侨教育有了小学和中学，办高等学校迫在眉睫。于是，梁启超于1899年9月，联合华商曾卓轩、郑席儒等人创立东京高等大同学校。《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公启》一文就详细陈述了建立该校的必要性及深远意义。该校对吸收日本、南洋和美洲各地华侨学校毕业生，招揽国内英才及留学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培养了林圭、蔡锷、秦力山、范源濂等一批优秀人才。

可以看出，梁启超不仅十分重视教育，而且有着自己的教育设想。他既有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的办学气魄，又有“合群并举，则声气易通，拾级以升，则高才益劝”的教育思想，更有招揽人才、教育人才、重视人才的人才学说。梁启超这一系列的教育举措，可以说既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也确实为各地华侨子弟和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提供了就学深造的机会，像办报一样，塑造了一批新型国民。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孙中山、梁启超是两颗耀眼的明星。研究二人的交往史，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孙中山与梁启超都是广东人，梁启超比孙中山小7岁。在梁启超刚投身政治活动时，孙中山已是奔走呼喊多年的“老”革命了，已成为不少年轻人心中的偶像而时时引起梁启超的注意。早在1894年末，梁启超给汪康年的信里就提到了孙中山，说孙中山懂西学、忧国家。梁启超如此关注孙中山，也是因为当时正值甲午中日战争起，他“惋愤时局”，却苦于人微言轻，时有吐露无人喝彩。他只好勤奋读书，广求同志，开倡风气，心里自然渴慕着去认识孙中山这样的革命者。只是这份渴望、这份期待一直伴随梁启超到日本才得以实现。

孙、梁二人如此艰难的相见，阻力主要来自康有为。其实，孙中山早在广州挂牌行医、从事反清活动时，就想与康、梁结交。1896年正月，孙中山派谢泰与康、梁的代表康广仁在香港品芳酒楼见面。席间，谢泰痛言时弊，力陈两党联合救国的必要性，康广仁极首肯。但是，是年10月，谢泰与康有为会晤于惠升茶行，因宗旨不合，所谈不得要领而散。自此，康有为便绝意两党联合之事。不过，孙中山仍然没有放弃。是年冬，华侨冯镜如、邝汝磐等在日本横滨倡办华侨子弟学校。孙中山考虑到兴中会会员中从事教育的比较少，而康有为讲学多年，生徒甚多，于是便极力推荐梁启超到该校从事校务。此事遭到康有为的强烈反对，以种种理由为梁启超推辞。维新变法失败，孙中山曾千方百计营救。康、梁到了日本，孙中山又派人去看望，并转达自己的问候。可是对这些，康有为并不领情，他依然铭记着光绪帝的“恩遇”，以身奉“衣带密诏”自命，大有赴汤蹈火、视死如归之势，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更是不屑一顾，肆意抵制。所以，当日本友人犬养毅想为两党合作帮忙，亲自出面约孙、康、梁等人到他寓所会谈时，康有为碍于情面，只好派梁启超前往，自己依然托辞不去。

1899年春，康有为离开日本后，梁启超与孙中山来往日密。夏秋间，关系已非同一般了。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曾收录梁启超当时给孙中山的两封信，信中言语恳切、感情真挚，可以看出孙中山与梁启超二人由陌生到熟悉再到日趋密切的关系。

二人的关系发展如此迅猛，这是奠定在他们的情感与思想基础之上的。当时他们都是清廷通缉的要犯，皆流亡到日本，“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感慨成为二人相见的情感基础。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血的教训加深了梁启超的“反清”情绪，有了接受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可能性，二人便有了进一步接触的思想基础。于是他们往来日趋频繁，谈话内容也就日渐深入。章太炎赴日见到孙中山，就是在梁启超处，由梁启超介绍的。唐才常、林圭等人回国实施武装勤王计划，梁启超与孙中山共同举杯为他们饯行。并且，林圭临行前又去拜访孙中山，请求指点。孙中山为他介绍了汉口某俄国商行买办兴中会会员容星桥。其后，林圭在汉口得到了容星桥的大力帮助。

在梁启超的努力下，他的周围有了一批要求“排满”、“革命”的维新派人士，如欧榘甲、唐才常、林圭、罗普、韩文举、罗伯雅等等。这样，孙、梁二人的交往就逐渐超越了个人之间的联系，而使两党合作出现了一线光明。因康有为不在日本，组党计划进展很快，一致推举孙中山为两党合并后的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至于康有为，孙中山等尊之为师，位置更尊。倘若康有为不答应，梁启超说：“惟有请康先生闭门著书。由我们出来做去。他要是不答应，只好听他，我们也顾不了许多了。”他并且起草了一封上康有为劝退书，足见他当时思想的激进。

可是，事情并非如梁启超预料的那样。他与孙中山合作的事，很快就被徐勤、麦孺博等人写信告诉了康有为。当时康有为在新加坡，接到信，恼羞成怒，立即派叶觉迈携款赴日，勒令梁启超即赴檀岛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梁启超不得已，只好遵命赴檀。不过，梁启超毕竟受到了孙中山较深的影响。临行前还约孙中山共商国事，表示“合作到底，至死不渝”。

因檀香山为兴中会的发源地，按梁启超的要求，孙中山修书为他介绍了许多同志。梁启超到达后第十天，便给孙中山回信，介绍过基本情况后，还表示既然已经达成了合作意向，那么日后行动时必然不会再有分歧。

但是，好景不长，康有为并没有放松警惕，不时地写信遥控梁启超。“恩师”之言，一语九鼎。在康有为软硬兼施的攻势下，梁启超开始“颇自克励”、“洗心涤虑”，“悔悟前非”了，那股“革命”热情也逐渐淡化，与孙中山的关系也日趋疏远。这在庚子勤王之役中，已有较明显的表现。

1900年前后，孙中山准备谋划广州起义，梁启超也盯上了这块地盘。于是，他屡次致书康有为催促他尽快行动，他指出，孙中山等人一直在筹划谋取广东，一旦广东落入孙中山之手，保皇派就没有机会了，万万不能因革命派暂时不成气候就置之不理。表面上要合作共创，实则对孙中山暗放冷箭，以图私利。又致书叶湘南、麦孺博说自己始终不相信孙中山，希望能安排人仔细调查他。这种态度，哪有朋友忠信可言，纯然敌对态度，疑心重重。

到1900年4月28日，梁启超给孙中山的信里已看出二人观点已是同少异多，关系濒临崩裂了。梁启超认为，为了减少变革阻力，应该利用时局，拥护希望变革的皇帝，没必要打倒皇帝重头开始。反而指责孙中山的不是，希望孙中山改弦易帜，投到他的麾下。当然，这时梁启超与康有为相比，言行依然比较激进。

直到1903年，梁启超游美归来，才放弃“革命”主张，正式又回到康有为的旗下。孙中山对梁启超的行为十分气愤，尤其是梁启超在檀香山，打着孙中山的旗号，高唱两党合作，拉拢了一批兴中会成员加入保皇会，变檀香山这块兴中会的发源地为保皇会的基地。1903年冬，孙中山亲赴檀岛，澄清事实，揭穿了梁启超的诡计。从此，孙、梁彻底断交，随之便仇敌相视，笔墨相抗起来。

孙、梁的断交，有着历史的必然，但如果没有康有为的阻碍，二人的关系也可能会是另一番情形，梁启超或许会走向新的道路。

解救光绪

变法失败，光绪帝被幽闭。这一消息对康、梁等维新志士来说，不啻于五雷轰顶。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光绪帝可是“英明仁厚，旷古罕有”的一代圣主呀！梁启超在《光绪圣德记》中曾动情地描绘过这位“绝代”明主，诸如“上舍位忘身而变法”、“新政无人辅佐而独断”、“群僚士民皆许上书”，而且豁达大度、日昃勤政、求才若渴、从善如流、俭德谨行、好学强记、爱民忘位、养晦潜藏等等。可谓一切美德，光绪帝应有尽有。“戊戌六君子”血的教训，并没有让康、梁等维新人士清醒，他们仍然抱着维新变法的思想，认为中国非变法不能图强，而变法只有依赖光绪帝。我们从梁启超对光绪帝这些溢美言辞里，完全看到了梁启超对光绪帝的厚望，只要光绪帝能重新复位，变法何愁不成？国家又何愁不富强？于是，一场维新派人士解救光绪的运动在国内国外不同层次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开展起来，梁启超更是一马当先。

在清廷捕快已密布街头的1898年9月21日，梁启超就与谭嗣同不顾危难，拜谒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期望他通过英国公使使用外交手段，解救光绪于幽闭。此事终因英国公使远在北戴河疗养，没有进一步发展。但是，梁启超始终没有忘记谭嗣同慷慨就义前要“救皇上”的临终嘱托，在亡命东瀛的途中，面对夕阳，眺望浩渺的大海，解救光绪的念头始终萦绕其脑际。

到了东京，在康有为仿效申包胥哭秦廷的同时，梁启超也与日本外务大臣的代表志贺重昂举行笔谈，目的就是想利用外交手段，借日本等外国政府的力量，解光绪之幽闭，助其复位。虽然梁启超认为这是“勤王”的上策，但是外国政府不可能为了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来折腾自己的兵力。此计不成，梁启超、康有为等就开始走下策。这就是“义师清君侧”的武装“勤王”运动，史书又称“庚子之役”。

这次“勤王”运动从地区划分上可分国内、海外两大块。海外主要是康、梁等“保皇会”成员的活动。1899年7月，康有为在维多利亚、温哥华率先成立了保皇会。全名又称“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保救大清皇帝公司”或“中国维新会”。此会成立不久，很快推向了美洲、澳洲和南洋等地，大力鼓吹保皇维新运动。

康有为亲自撰写《保皇会歌》，其第五章唱道：“皇上亡不复位兮，中国必亡。皇上之复位兮，大地莫强。同志洒血而愤起兮，誓光复夫我皇。”足见康有为的决心。此时，梁启超积极配合康有为的“勤王”活动。尤其突出的是，梁启超在檀香山，加入当地的“三合会”，取得了他们的信任，被“三合会”尊称为“智多星”。不久梁启超就控制了“三合会”，壮大了保皇会的势力。

康、梁的海外“保皇”活动，在思想上、经济上、舆论上有力地支持了国内“勤王”运动，推动了勤王的进程。但是他们毕竟流亡海外，鞭长莫及，不可能代替国内的实际活动。国内的“勤王”活动大致又可分成两路：一路是康、梁直接领导的两广“勤王”；一路是康、梁间接干预的自立军起义。从社会影响来说，自立军起义远远超过了两广“勤王”。这次武装“勤王”运动，从酝酿到失败，历时近两年。关于武装“勤王”的萌发原由，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护围之役回顾谈》《蔡松坡遗事》等数篇文字中都谈及了。

时务学堂解散后，时务学堂学生唐才常、林圭、蔡松坡等11人，挣脱各种压力，志气昂扬寻师梁启超到了日本，希望继续聆听梁启超的教诲，这令梁启超异常感动。当时，他们都是亡命之客，梁启超又是清廷缉拿的要犯。但严峻的客观环境摧垮不了他们的高昂热情。没有住处，只好租了三间房子，晚上十几个人打地铺，当卧室；早上再卷起被窝，当教室。

他们依然按照时务学堂的学习方法，读书写札记，并且“天天磨拳擦掌要革命”，时常一起商洽武装“勤王”之事。不久，唐才常等人就回国做准备工作。

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曾描述唐才常、林圭等人自日本归国时的动人场面：“出发之日，梁启超、沈翔云、戢翼翚等在红叶馆设筵祖饯，孙中山、陈少白、平山、宫崎皆在座，各举杯庆祝前途胜利，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慨。”

正当此时，国内传来废立事件，清廷准备废除光绪帝，立多罗端郡王载漪长子15岁的溥亻隽嗣位。这消息反而加快了“勤王”步伐。于是，康、梁等人便紧锣密鼓地全面布置起来。唐才常、狄葆贤等回国主持长江流域一线（主要是沪、汉），梁炳光、张学璟等负责两广一带。这就是国内“勤王”的两路人马。而叶湘南、麦孟华等驻日本，徐勤运动于南洋，梁启田奔走于美洲。保皇会的总会设在澳门，由何穗田、王镜如、欧榘甲、韩文举等人负责。梁启超则在檀香山筹款，康有为驻新加坡主持全局。由此可以看出，康、梁等人使出了浑身解数，在保皇会上上下下来了个大动员。

唐才常、林圭等人回国后，便积极地组织会党，团结人心，网罗义师，以至“会党”成为这次武装“勤王”的主要组织形式。他们先是在上海，表面上以日本人田野橘次名义组织东文学社，实则酝酿组织正气会，后来改为自立会，称其军为自立军，联络了上海一批维新志士；同时，自立会在上海开设富有山堂，联络了长江一线的哥老会组织。

唐才常组成的自立会可以说是个非常复杂的组织，它既不同于孙中山的兴中会鲜明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宗旨；也不同于康有为的保皇会“专以救皇上”的宗旨，而是兼而有之。这种矛盾性集中反映在自立会的领导集团组织形式上。当时自立会一面接受康、梁领导，一面又遥戴孙中山，称之为“极峰”。这种矛盾性可以说是唐才常此时思想矛盾性的反映。

1900年7月26日，唐才常又集合社会名流80多人，在上海愚园的南新厅，成立了中国国会。此次大会推选容闳、严复为正副会长，选举唐才常为总干事，并主持日常工作。他们打出了“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请光绪帝复辟”等主张。这同样是一张充满矛盾的宣言。

不管怎样，唐才常等人在自立会、国会的旗帜下，以“勤王”为宗旨，联络了10多万会党群众。一时间，气势逼人。“这次起事，原计划分七军，以武汉为中心，湖北、湖南、安徽三省同时发动；联络所及，东至江浙，南通两广，西至巴蜀，北达豫陕。”可是，这场声势浩大，酝酿一年多的自立军“勤王”，却因康、梁答应筹集的款子迟迟不到，起事只好一再延期。

有关自立军的消息也很快泄露出来，传进了张之洞等清廷官员的耳朵。8月7日，大通的自立军被迫仓促起事，毁于一旦。22日，张之洞逮捕了唐才常等一大批自立军成员，唐才常壮烈牺牲。自立军的起义被消灭在萌芽之中。

与自立军起义相比，康、梁直接领导的两广“勤王”活动更是不堪一击。1900年春，由于清政府的软弱媚外和帝国列强的肆意掠夺，山东、天津、北京等地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清政府陷入了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境地。

康、梁认为，正当清政府内部对义和团的意见纷繁复杂，或剿或抚，举棋不定的时候，是武装“勤王”的大好机会。他们指使梁炳光、张学璟活动于两广。他们的计划是想利用各地清军防勇反正，作为武装“勤王”的力量，先“从闽粤发难”，然后“以全力取桂、袭湘、攻鄂，而直捣京师”。当时两广总督是李鸿章，所以梁启超多次建议康有为派人劝说李鸿章脱离清廷，拥兵在两广成立“自立国”，助光绪帝复位。同时，他又建议利用外交手段，取信英国，以助其一臂之力。对这套方案，梁启超十分得意，信心十足，似乎大局已稳操在手。

然而，事实的发展令梁启超大失所望。因为义和团运动迅速发展和清政府的暧昧态度，1900年6月，八国联军发动了侵华战争。一时间，天津失陷，北京危在旦夕，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外国列强之间与国内各种关系又组成了新的格局。于是，虚情假意且贪婪成性的英国政府和狡猾多端的老官僚李鸿章，皆为了各自利益，双双疏远直至抛弃了康有为、梁启超。康、梁的如意算盘，在自立军起事失败前，便“寿终正寝”了。

在这场“勤王”运动中，梁启超奔波于东京、檀香山、上海、新加坡之间。他热情高涨，十分活跃。据统计，他在檀香山为“勤王”发出的联络信函就有数百份，扮演着这场运动领导者的角色。

首先，他本着“解救光绪”的原则，统一会党思想。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我辈所以如此千辛万苦，为救皇上也。”俨然一派忠君报国的形象。于是在他的建议下，自立会删去“灭洋”的口号，以图得到洋人的帮助；于是在他的鼓动下，一批会员群众士气振奋，视死如归。

其次，他本着“阔达大度，开诚布公”的原则，网罗人才。他认为要举大事，必须要足够包容，团结尽可能多的力量。他自己曾想组织菲律宾散勇，聘请美国一大将回国“勤王”，又曾多次写信给国内组织者，网罗如大刀王五等义师。

再次，在这场活动中，梁启超最焦心最忙碌的是募捐筹款。这次“勤王”海外共筹款得30多万，梁启超一人筹得近三分之一。而且梁启超去美洲筹款的设想因故落空，不然筹款更多。另外，梁启超还采取极力讨好孙中山，刺杀李鸿章、刘学询等手段，帮助“勤王”。

总之，为了“解救光绪”，梁启超确实力尽其才，置生死于不顾。面对自己被清政府悬赏十万大洋不问死活缉拿的险境，梁启超于8月一度返国，在上海虹口朝阳馆住了10日，而且慷慨作成《东归感怀》一诗。诗中洋溢着一股壮志未酬、视死如归的精神，足见梁启超的决心与诚心。“勤王”失败的原因很复杂，但梁启超也有一份责任。他和康有为一样，不是全心全意为准备比较充分的自立军服务，而是分散精力、财力、人力去搞毫无希望的两广“勤王”。在两广问题上，康、梁二人又有分歧。康有为倾向广西，梁启超偏向广东。相互拆台，无法统一步调。

当然，这次“勤王”，是梁启超思想处于异常激进的时期，他付出的代价也最大，因而“勤王”失败对他的刺激也最深，可谓“忧思百结”，苦不堪言。尤其当秦力山等起义者和广大华侨怀疑康、梁贪污捐款，指责他们贻误大局，要和他们算账时，梁启超气愤地要进山当和尚。同时，唐才常等志士血的教训，再次震痛梁启超，把他带进了深深的思索之中：“热血一腔谁可语，哀哀赤子吾同与。”

远足檀澳

梁启超初旅日本，度过了一年零两个月后，离日赴美。不过，这趟赴美“远差”，因种种原因，不得不随时更改。他在檀香山住了半年，又取道日本回上海住了10日，后趋往新加坡逗留数日，接着游澳洲半年之多，才回东京。在辗转颠簸中，国内外形势千变万化，梁启超的思想情感也在变化着。

戊戌变法的失败，着实令梁启超成熟了一些；初旅日本，他创报办学，广交朋友，同时耳濡目染，潜心研习，也确实让自己练达了许多。1899年夏，章太炎到日本见到梁启超，就觉察到梁启超的变化。他在给汪康年的信里感叹地说：“松柏非遇霜雪，不能贞坚，斯人今日之深沉，迥异前日矣。”正因为如此，梁启超的社会影响日趋深广。

在他首途赴美前5日，日本友人柏原东亩在箱根的环翠楼为他设宴饯行。席间出缣纸向梁启超索书。梁启超激动地写下了“壮哉此别”四字，并系一首小诗：“丈夫有壮别，不作儿女颜。风尘孤剑在，湖海一身单。天下正多事，年华殊未闻。高楼一挥手，来去我何难。”足见梁启超当时的风采，情景极其悲壮。

1899年12月19日，梁启超始发东京，当晚，大同学校干事诸君，饯之于校中。高等学校发起人诸君，又饯之于千岁楼。散席后，梁启超与同学诸君在清议报馆，畅谈了一个通宵。20日正午，梁启超乘香港丸，发横滨。此时，到江边为他送行的人有数十人，把他送上船的有十几人，这番数人相送、珍重而别的场面，令梁启超感慨万端：一年前亡命东瀛，是何等的凄凄孤寂；现在，又是何等的“荣耀”与“声势”！

于是，梁启超带着激动、兴奋；揣着宏图、嘱托，驰进了太平洋，大海再一次拥抱了这位天之骄子。

12月31日，梁启超抵达檀香山，受到当地华侨民众的欢迎，于是他暂时放弃去美洲，在檀香山滞留了数日。后来因治鼠疫，华人不得赴美，遂居夏威夷半年，按梁启超自己的话说，此次远行“任重而道远”，所以这半年，梁启超主要为保皇会、“勤王”运动奔忙，他集会、演讲、募捐，联络各界人士等等，以至使檀香山成了“勤王”运动的一大指挥中心。

梁启超在檀期间，住在华侨梁任南家中，二人相处甚洽。梁启超离开檀香山时，曾为这位爱国华侨留诗四首。这四首诗中，既有“与君兄弟交”和“岂直意气交，每为道义谈”的情谊，又可见梁启超“万一事不成，国殇亦足豪”和“努力造世界，此责舍我谁？来日舒且长，大地坦且夷；与君一挥手，毋为儿女悲”的爱国襟怀。可见当时梁启超对“勤王”运动抱着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充满着乐观与豪情。

1900年8月，梁启超因“勤王”事急归上海。第二天，汉口难起，“唐、林、李、蔡、黎、傅”庚子六君子先后就义。梁启超滞留上海10天，便取道香港，赴新加坡去见康有为，汇报有关事情。

在新加坡居数日，应澳洲保皇会的邀请，梁启超于9月期间自印度伽岛乘英国轮船起程去澳洲。在澳期间，他自西向东，环游一周。每到一处，皆受到人们的殷勤款待，被捧为偶像供养、羡慕。但是，“勤王”运动的失败影响了梁启超的心绪，又因为“勤王”失败，华商捐款热情低落，梁启超的心里更是萧瑟凄凉。所以这次游澳洲，梁启超的心境远不如在夏威夷时轻松与浪漫。

1901年6月3日，他给康有为的信里在谈到为保皇会捐款奔走一事时，那缕萧飒低落的心绪就不自然地流露了出来。他此时的诗文中同样笼罩着一股悲怆气氛，无法寻觅到昔日的狂妄与自信。梁启超于1901年6月复返日本，等待他的将是再一次的振奋勃发。

檀山恋曲

纵观梁启超一生，他每做一事皆热情高涨，偶尔的萧简，也最终被激情冲去。不过，在暴雨恶浪中逐渐成熟，尽展“英雄”气概的梁启超，也有着情意绵绵的儿女情长。

梁启超的一生总是与其家人离多聚少。他自甲午中日战争起，开始了浪游生涯，那时他往来于京师、广东、山海关、上海、杭州、武昌、长沙之间；维新变法失败后，他亡命海外14年。在这14年中，他并非滞留一地，而是以日本为中心，远足檀、澳、美洲等地；再后来，他又漫游欧洲一年多。即使回国后，也是因时势变幻，踪影不定。不过，梁启超是一位“忠孝”两全的人，在为国事为理想奔波时，他同样深深地惦念着远方的亲人们。

在异国的月夜里，在狂风怒号的太平洋上，或是在痛苦孤寂时，在兴奋得意时……“家”总是梁启超的精神故乡，犹如一湾温柔的港湾，让这位热情高涨的“斗士”、“骄子”得到慰藉。不管浪游何地，不管遇到何等大事，梁启超总是想方设法与亲人们通信联系。在初旅日本、远足檀澳的日子里。梁启超因惦记家事，更是频繁致书。从这些书信中，我们既能看到在社会漩涡中叱咤风云的梁启超，也可以欣赏到在亲情氛围中眷意绵绵的梁启超。他为因自己的逃亡，清廷查搜了新会原籍，家人只好避居澳门而惭愧；他为自己不能尽子之义、尽夫之责而不安，等等。真可谓父子之义、夫妻之情、兄弟之谊，尽在其中。

在亲人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妻子李蕙仙。梁启超与李蕙仙的结合，不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而是媒妁之言。但是他们却一见如故、情投意合。最能反映这俩人肝胆相照情意的，要数梁启超在檀香山时，相遇女郎何蕙珍一事。我们姑且称为“檀香山恋曲”。

在一望无际、湛蓝雄浑的太平洋中，有一个由8座小岛组成的岛屿，这就是檀香山。女郎何蕙珍就生活在这里。她是一位华商的女儿，芳龄二十，天资禀赋与良好教育造就了她独特的才华和非凡的魅力。她通西文，尤善操西语，以至檀香山无一男士能与她相比，学问见识皆甚好，有丈夫气，喜谈国事，又妩媚动人。16岁从教，言传身教的生活又为她增添了一份高雅的气质。不过，何蕙珍给梁启超的第一印象却很一般。

何蕙珍的父亲是一位保皇会会员，有一天他宴请梁启超，同时应邀的有西国缙绅名士及妇女十数人。席间，他们请梁启超演说，何蕙珍充当了翻译。初见蕙珍，梁启超见她粗头乱服如村姑，没有在意。然而入座传语、流利顺畅、悦耳圆润的西语，顿时令梁启超大吃一惊。留神一看，才觉察出她目光迥迥，聪慧喜人。

宴毕临行，梁启超与众人握手道别。何蕙珍一番细语拨动了梁启超的心：“我万分敬爱梁先生。可惜仅爱而已，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以小像，以遂心愿。”这席话使梁启超如入梦境，不知所对，只好唯唯而已。

第二天各大西报遍登梁启超的演说之辞，称颂梁启超的名论，同时也大赞何蕙珍的才华。其时，有一家西文报纸，大肆诬谤梁启超，何蕙珍却屡次隐名写文章予以驳斥，梁启超知悉后，越加感服何蕙珍。蕙珍的音容笑貌已时常萦绕在他的心头，“剪不断、理还乱”。几天后梁启超便按何蕙珍的要求赠她小像一枚，蕙珍回赠了自织的两把小扇。

不久，梁启超航海到附属各小埠演说。这段时间，二人虽未见面，但期盼之情常存。梁启超由敬爱到特别思念蕙珍，蕙珍则越加眷念梁启超。半个月后梁启超返回。一回来，友人便为蕙珍来说媒，并告诉梁启超，数年前，何蕙珍因檀香山无一男士足当她一盼，而发誓不嫁。唯有见到梁启超后，情感的堤坝被冲开，有“直教生死相许”之势。她虽然知道梁启超有妻室，但只要梁启超愿意，她宁愿以侍妾身份相伴，也毫无怨言。

听完这段话，梁启超如梦初醒，蕙珍不仅才华横溢而且胸怀大志，对自己更是一往深情。梁启超陷入了困惑之中，而正是这种困惑，反映了梁启超的真实情怀。以情感上说，他被蕙珍的痴心感动；从道义上说，他又不能接受。于是他动情地告诉友人，他当初曾经参与创建了一夫一妻世界会，提倡一夫一妻，自己是决不能违背自己的信义的，况且他如今流亡海外，被朝廷通缉，随时可能丧命，连原配夫人他都无力照顾，又怎么能再拖累一人呢？梁启超的一番表态，令人油然起敬。

5天后，何蕙珍的老师宴请梁启超，蕙珍又为梁启超充当翻译。此次相见，俩人深谈良久，虽没有道明心事，但他们从中国女学不兴、整顿小学校、造切音新字、劝梁启超入耶稣教，到未来的展望，真是无话不谈，甚是投机。更让梁启超心动的是，此时何蕙珍毫无爱恋抑郁之态，而是滔滔不绝、长篇大论，一派大丈夫气概。酒阑人散，终夕不能成寐，梁启超愈益思念蕙珍，几乎不能自持。

何蕙珍点燃了梁启超的情感火焰，也把他带进了困惑的沼泽。为了理想，为了信念，也为了一夫一妻制的模范表率作用，梁启超最终理智战胜情感，与何蕙珍以兄妹相称。这出“檀香山恋曲”是梁启超情感世界里的一件大事。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梁启超，看到了英雄气概外具有细腻心灵的梁启超。

更可贵的是，通过这件事，我们看到了梁启超与李蕙仙的真诚情怀。在梁启超因何蕙珍心乱如麻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向自己的妻子李蕙仙诉说心事，让她分担。表面上看，这不合情理，但这恰恰说明他们肝胆相照的情义。

梁启超向李蕙仙分析了自己爱恋何蕙珍的原因，不仅是由于自己“风云气多，儿女情少”，何蕙珍有男儿气，而且他希望能通过何蕙珍学习好英文，以便他将来更方便地游走于世界。李蕙仙接到信后，心里不是滋味，她准备将此事禀告公公。梁启超连忙复信解释：“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三十而立

1901年6月，梁启超由澳洲返回日本，第二年，他迎来了30岁的生辰。30岁的梁启超，已从康有为的“框框”中走出，并以“与康有为并驾齐驱”的角色活跃在政治、学术舞台上，引起了世人的瞩目。这正应了“三十而立”的古训，它标志着梁启超自我意识的崛起与成熟。

万木草堂、公车上书时期，梁启超是“康门高足”，他与康有为没有大的分歧，“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时务学堂、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思想一度激变，他与康有为已有“原则”上的不同，只是在外人看来，梁启超仍然是康有为的影子。他偶尔的“新”观点也被认为是康有为的想法。变法失败后到20世纪初的几年中，梁、康的分歧由暗到明、由隐到显，首次公开了。这次分歧集中反映在“革命”、“保教”等问题上。

我们在介绍梁启超与孙中山关系时，曾说过梁启超和康有为在革命问题上有争论。这里再补充一些。“勤王”运动失败后，梁启超的情绪曾一时低落，然而当他看到清廷顽固派在经过义和团、庚子“勤王”、广州起义等一系列的变故之后，依然没有好转，而且故态屡萌，旧病复发，于是他耳目所接，皆增愤慨，言论再次激烈起来。他创办《新民丛报》，同时又办了《新小说报》，计划以此鼓吹革命。这种热情一直持续到1903年的美洲旅途中，他承认中国除了革命外再也没有出路了，仍然没有放弃革命主张。

面对着梁启超通过政论、杂感、诗歌、小说等多种形式鼓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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