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建群
出版社：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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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劳质朴的陕西人试读：
写在《陕西精神》系列图书出版之际
李强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文化育一方精神。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陕西人，行走在这方历史文化中的陕西人，来到了我们面前。
陕西，地处黄河中游，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早在115万年前，已经有人类繁衍生息的踪迹，从蓝田猿人、大荔智人到半坡先民，展示了陕西境内中华民族祖先进化发展的轨迹。大约6000年前，炎黄部族崛起于渭水中游和陕北高原，自此中国摆脱蛮荒，进人文明时代，炎黄二帝也被称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这以后，陕西不断创造着各类文明成果，在很长一段历史征途上引领着整个民族的发展，成为中华文明丰厚的培养基。
厚重的历史文化是陕西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有着14朝1100年的建都史，周秦汉唐更是中华历史璀璨的明珠。“诗书礼仪”承载着周王朝最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周公制礼作乐，并以礼乐制度规范社会、教化民众，促进了王朝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也为这块土地植人了尚德重礼的基因。
大一统的秦帝国虽然只存在了15年，却让陕西彩虹般熠耀在历史的星空，淋漓尽致地彰显了“赳赳老秦”的伟岸精神。偏于一隅的弱国却能放眼天下，广揽人才，变法图存，强国富民。是陕西人以自己爱国奉献、智慧勇猛、务实进取的巨大精神力量，铺平了统一华夏、立法治国的道路。
汉承秦制，长安为都，历史的舞台再次聚光陕西。从汉初开创“文景之治”，到汉武帝雄才大略、开疆拓土的伟业，再到昭宣中兴、王莽改制，大汉雄风再度激荡出“赳赳老秦”的精神辉煌。社会和谐、文明进步空前提升，汉字、汉语、汉文化，有如春风化雨润泽中华大地。张骞凿空西域、苏武持节牧羊、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英雄情结，让陕西人、中国人好不扬眉吐气。
建都于长安的隋唐王朝，将中华文明提升到新的高度。唐代以强盛国力为基础，行开放包容之方略，使古代中国步人了最为辉煌的时期。“贞观盛世”“开元盛世”，道不拾遗、夜无闭户，社会和谐、民族亲善，百姓富足、厚德载物，崇文好诗、声威远播。魅力十足的大唐精神尽显开放进取的大唐气象，长安成为了世界四大文明古都。
周礼、秦制、汉风、唐韵，育易、生道、立儒、融佛，这既是5000年中华文明的结晶，更是老祖宗馈赠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无论昨天、今天，还是明天，都是引导我们陕西走向和谐昌盛、文明繁荣的精神动力。
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为陕西人的灵魂。三秦大地的山山水水既以其丰富的物产世代养育了我们，也以其大自然的神力和空灵润泽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关中八百里秦川，肥田沃土，风调雨顺，是中国农耕文化的源头。在漫长的岁月里，秦人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享受着“仓廪实而知礼节”的生活，吟唱着激情高亢的秦腔，养成了深沉质朴、耿直豪迈的性格。由于地处“京畿”，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温良恭俭让”思想的熏陶教化，培育了务实进取、尚德重礼、宽厚包容的优良品德。
地处秦岭巴山之间的陕南，是京城通往川滇黔桂的要津。这里风光旖旎，气候宜人，最适宜人类居住，陶冶出温润平和的民风和独辟蹊径的创造才能。唯山峦重叠，交通险峻，让多少人发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喟。秦巴夹道中的陕南，和平时期可谓“世外桃源”，战乱一起则是历史的后院，成为周围百姓退却存身的家园。故陕南多移民，形成开放包容、勤劳睿智的生活态度。
黄土高原上的陕北，是农耕文化、草原文化以及多民族文化的交汇区。这里山川秀丽、水草丰美，古往今来，各族人民在这里描绘了一幅又一幅民族融合的壮丽画卷，养成了陕北人刚毅豪迈的性格和宽广包容的心态。陕北曾经多次成为农民起义的策源地，成为红色革命的根据地和新中国的摇篮。而今，镇北台雄风犹在，统万城依稀可寻，见证着这里威武悲壮的历史。
近代以降，陕西精神不断续写着新的篇章。陕西是最先响应辛亥革命的省份。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在陕北13年的革命实践，使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走向辉煌。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陕西精神在实践中更是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广大三秦儿女，万众一心传承历史文化，创新进取发挥区域优势，成为西部大开发的领军者，科技发展的排头兵，使陕西由经济欠发达省份升位为中等发达省份。当前，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又提出了“经济强、科技强、文化强、百姓富、生态美”的奋斗目标，一个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科教发达、文化繁荣、环境优美的新陕西，将更加精彩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我们可爱的陕西，天宝物华，地灵人杰，数千年来精英辈出。据统计，历代出生于陕西的皇帝就有48个，宰相127个，其他仁人志士、民族栋梁不计其数。周文王、秦孝公、秦始皇、汉文帝、汉武帝、唐太宗、司马迁、张骞、苏武、杨震、孙思邈、柳公权、颜真卿、白居易、张载、于右任、杨虎城、刘古愚、李鼎铭、刘志丹、习仲勋、吴宓、马健翎、柳青、侯伯宇、周尧、赵梦桃、牛玉琴、熊宁……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一颗颗闪耀的巨星。他们中有雄才大略、明德达人的圣君贤相；有运筹帷幄、叱咤风云的谋臣勇将；有忧国忧民、视死如归的仁人志士；有巧夺天工、卓尔不群的科技大家；有才华横溢、文章千古的文人学士；也有进取奉献、行善扬德的平民英雄。他们锻造了陕西精神的内核，展示了陕西人丰富的精神世界。
在陕西省委的倡导下，陕西省委宣传部向社会征集新时期陕西精神表述语，经过对历史的回顾、梳理、归纳，概括为“爱国守信、勤劳质朴、宽厚包容、尚德重礼、务实进取”20个字的陕西精神，并写进了2012年5月召开的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
客观地说，简单的20个字远不能囊括陕西精神的全部，但它却集中了陕西精神的核心内容。这20个字所囊括的内容在整个陕西发展的历史演进中并非总是齐头并进，但抛开阶段性的侧重，从总体来看，它们始终是一个清晰而完整的体系，并且始终一脉相承。它们的形成离不开历代先进文化的积累，离不开陕西人民广泛而持久的生活实践，离不开古往今来道德楷模的率先垂范。似一条条涓涓细流，润物无声地滋润并满足着三秦大地的精神渴求。它们推行开来，必然成为人民群众自强不息的强大动力，像一条磅礴的大河，气势恢宏地影响和引导着陕西人民的道德风尚和社会进步。
毋庸讳言，陕西精神与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相连，同出一源。但同时，陕西精神又有着自己鲜明独特的特点和内容。这些特点和内容，既是一种特定地域中生存方式的自然形成，也是群体聚居过程中的逐渐积累，更是人类进步和走向文明的教化结果。
爱国守信彰扬的是信与忠。信义为重，忠诚至上，它是一种社会责任，更是人们处世之道和报效国家的态度。陕西人待人接物看重的是实诚，讲究的是实在，这就是守信；陕西人忠心为国，古有张赛克服万难“凿空西域”，苏武历尽艰险、持节不辱，求得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近有10万子弟兵中条山浴血奋战，拼死阻断日寇入陕西进的铁蹄；今有陕西人万众一心，坚定不移践行科学发展观和实施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这就是爱国。
勤劳质朴倡导的是勤与俭。它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真实写照，在改造自然、融于自然的过程中，陕西这一方山水要求它的子民勤恳劳作，俭朴生活，经年累月自然而然就形成了陕西人勤劳质朴的生存方式。反过来，这一植于骨髓的生存方式又决定了陕西人生存与发展的生活理念：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奋发图强。
宽厚包容侧重的是容与和。宅心仁厚、理性平和，这样才能营造和谐温馨的人际关系；公正为基础，包容为风尚，这样才会培育昂扬向上的社会环境。唐太宗笃信：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正是由于这种宽广博大的胸怀，才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贞观盛世”。古人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多么铿锵有力的语句，它向人们昭示，宽广包容的胸襟将产生超乎想象的神奇！
尚德重礼关注的是善与雅。它强调人们精神的培育，品质的养成；追求文明的社会风尚、社会礼仪和雅致的社会情趣；彰显真善美，抑制假恶丑。它是人类文明进步最重要的成果，中华文明最核心的内涵。而陕西作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数千年来始终沐浴中华文明的春风，受其熏陶、教化，尚德重礼已经深深地植根于古老的三秦大地。
务实进取强调的是实与变，是人们改变现状，追求美好的价值取向。务实就是埋头苦干、扎实工作，以艰苦的努力铺就通往成功的路径。而进取，既是务实的延续，又是务实的结果，通过变革创新，拼搏奋斗，实现理想。新的时期，务实进取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要坚持实事求是，而不要违背科学规律蛮干；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为社会干实事，为百姓谋实利，而不要摆花架子，搞形象工程。当代陕西人，正以务实进取的精神书写着日新月异的新篇章，无论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技创新，还是环境治理、民生改善、文化建设，陕西都以绚丽夺目的风采展现在世人面前。
今天的陕西已经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刻。这个关键时刻的具体涵义是：全面建设西部强省的条件已经具备，整个陕西经济正走在快速发展的上升通道中。在这样一个时刻，加强道德塑形和精神引领尤显重要。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陕西省委宣传部策划指导下，陕西出版集团属下的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从2012年5月起组织编辑了这套五卷本的《陕西精神》系列图书。全省几十万民众网上参与，几十位专家学者怀揣责任，扑下身子，沿着五千年来的历史留痕，一点一滴地搜集和发现，一点一滴地筛淘和甄别，让我们最终完成了这部书稿的编撰。
感谢圣贤先哲，他们用自己的所作所为，为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厚的精神遗产。
感谢先进人物，他们用自己的崇高品质，为我们树起了境界不朽的学习楷模。
感谢全省人民，他们用自己的无言支持，为我们匡扶道德、锻冶信仰、净化心灵、追求崇高给予了最平凡也最有力的鼓舞。2012年8月
向每一个陕西人致敬（代前言）
高建群六千多年前的陕西人，男人的平均身高是一米六五，女人的平均身高是一米五五，这是我前些年在西安半坡古人类遗址调查时，专家在测试了二百多具古骸骨后，得出的一个平均数。随着进化，现在人的身高，较过去是提高了。以我而论，身高是一米七零，这就是说，提高了五公分，而西安街头，比我高的人比比皆是。那么说，这六千多年的进化岁月中，陕西人的身高，大约提高了五公分到十公分吧！
另一个数据亦来自半坡。我们知道，在远古伟大的造山运动中，准噶尔大洋的洋底隆起，喜马拉雅山脉横空出世，于是开始有风暴，将洋底的黄土向东方搬迁，从而形成如今的西北黄土高原，形成我们的故乡。其实呀，这种黄土的搬迁现在还一直继续着，半坡的文化层上面，覆盖了两米厚的浮尘层，这意思是说，在这六千多年中，又搬迁来了两米厚薄。两米除以六千年，每年西部地面堆积的黄土是多少，就可以算出来了。
上面说的是题外的话，是说我们脚下这块土地的斑驳和古老，是说我们可敬的先民和初民他们那时候的事情。当我们向那为时间的帷幕所遮掩的遥远过去张望，同时又注目脚下这块土地和街头那熙熙攘攘的站着行走的现代人时，心中大约会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人类就是这样一代代走过来的呀！陕西人就是这样一代代走到今天的呀！
这是一套赞美陕西人的书，它告诉这个世界，过去的陕西人曾经多么优秀，而今天的陕西人又是多么优秀。虽然史学家反复向我们强调，一部人类的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但是我们更愿意说，一部人类的历史，更是草根百姓的历史，是那些一代一代从我们的家门口列队走过的乡贤们的历史，杰出人物的历史，仁人志士的历史。
是的，他们列队走过，走马灯似的穿行于历史的空间，支撑起这个民族的一方天空。这本书题名为《陕西精神·勤劳质朴的陕西人》，书中的这些人物，虽然亲爱的读者已经对他们都耳熟能详了，但是将他们集中起来，编成像模像样的一本厚书，集中地介绍给大家，这大约还是第一次。
当读这些人物时，当与这些人物四目相对时，我相信每个人，都会由衷而生发出一种自豪感——作为一个陕西人的自豪感！都会瞬间产生一种“见贤思齐”的想法。
陕西人是勤劳的，陕西人是质朴的。这种勤劳和质朴来源于农耕文明所给予的深深烙印。游牧文明的标志物是马和牧羊犬，农耕文明的标志物则是耕牛和四合院。一个陕西人，多像一头秦川牛呀，笨重、厚实、勤劳、任劳任怨，只是奉献，不图回报。我曾经请教过一个动物学家，他说，马快，但是缺少耐力；牛慢，但是耐性十足。
当我在西域地面风一样地行走时，我听到过许多古代陕西人的故事，例如张骞出使西域，班超英勇善战，等等；我见到过许多面色凝重、吐字木讷的当代的陕西人，他们在不事喧嚣地尽着一个公民的本分。陕西人哪！
当我来到黄河边，面对当年与日寇中条山大战时，八百陕西将士投河自尽处，我流下了眼泪。一股像大秦腔的吟唱一样的英雄气激荡在我胸中。陕西人哪！
回到标题上那句话：我向每一个陕西人致敬！
这句话是这样来的。十五年前，在为央视拍大西北专题片时，我说过一句话，叫做“我爱大西北的每一棵树”。那时我说，我赞美你们的坚守，我赞美你们的装点，成为北方的风景，令这块土地少了荒凉。
那么，允许我在这里说：我向每一个陕西人致敬！为过去的陕西人和现在的陕西人，为昨日的光荣，为今天的坚守，更为明天的辉煌创造！2012年7月8日西安
古代部分
陕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早在五六十万年前，蓝田猿人就在浦河两岸生息繁衍；六七千年前，半坡母系氏族社会开始演绎粗具规模的社会文明；约五千年前，炎帝、黄帝的部落在黄土高原一带开创了中华文明；后继的西周礼乐、秦汉雄风、盛唐气象无不标志着中华文明走向一个又一个辉煌。在绵延的历史进程中，陕西人用自己的肩膀承担着社会发展的重托，用脚步丈量着文化前行的轨迹，形成了陕西人独有的道德风范和精神气质，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无数令人感奋的事迹。
程 逛——隶书鼻祖
程巡，字元岑，秦朝下邦（今陕西渭南）人。他身陷牢狱十多年，励志于文字改革，完成了对隶书的编幕整理，这是我国文字史乃至书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因而，程迪被称为“隶书之祖”。
殷商以来，文字逐渐普及，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文字差异很大。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为了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制，统一文字，创造出“秦篆”，又称为“小篆”，作为官方规范文字，在全国颁布使用。
但因小篆结构复杂，笔画多弧形，不易速写，经常造成公文传递的延误。逐渐地，在民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字体，较小篆书写方便，容易速写。于是，时代需要一种新的字体出现。晋代卫桓在《四体书势》中曾指出：“秦代使用小篆，但因为秦朝政事繁多，通行的小篆不便书写，这就使篆字难以推广和沿用。”
经过程邀十年坚持不懈地搜集、整‘理和研究｛一种新的字体——隶书出现了。隶书是我国自有文字以来的第二大书体，也是我国书法艺术宝库中瑰丽的珍宝之一。它代替篆书，上继周秦，
程遮下开魏晋，具有承上启下的伟大意义，堪称中国历史上一项重大的书法文化创造工程。时至今日，隶书还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
狱中亦努力 献字可赎罪
程邀，原是秦朝一名县狱吏小官，主要负责文书抄写之类的差事，尤其擅长大篆，喜欢研究文字。一次，程邀因性情耿直而惹怒了秦始皇，结果被关进了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监狱中，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自暴自弃。他想，我不能就这样白白浪费时间，生活在永无出头之日的监狱中，只要自己努力干出一番事业，得到赏识，就有可能赎罪，获得出狱的机会。可是，身陷牢狱，做什么、怎么做才能干出一番有影响的事业呢？
秦始皇建国之初，大兴戍役和摇役，刑法严酷，稍有不合法、不遵法者，‘就会被关人监狱，致使秦朝的监狱关满了犯人。当时正值秦始皇推行小篆，经过一番仔细考虑，程邀萌发了一种想法，利用自己对文字有研究的专长，创造出一种既容易辨认又容易书写的字体，解决当务之急。有了明确的目标后，程邀开始在监狱中一心一意钻研字体结构，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在对文字的改革中。他利用一切机会，广泛搜集民间流传的各种字体。他发现，秦朝官方文字小篆由于过于复杂，书写起来很不方便，已不能适应实际的需要；而民间在文字使用中多求易、求简、求快，敢于打破文字使用的成规，冲破文字模式的束缚，书写时潦草多变，使得原有的篆体字形结构和书写方式都在逐步发生着变化，从而形成了大量的俗体字。在研究的过程中，程邀的思路日益清晰：对文字进行整理和加工，实现书写的快捷方便，并使之走向统一和规范化。
程邀在监狱中潜心研究，精心琢磨，编创并举，一个字一个字加以推敲和改进，把原来大篆、小篆的圆转改变为方折。同时删繁就简，去粗取精，每一个字他都用不同字体写上数百个，然后从中选取最满意的一个。经过十年的精思苦索和加工整理，终于创编、整理出比小篆字体结构简单、书写方便，又易于辨认的三千多个美观、实用的隶字。程邀所整理出来的这批隶字，比较接近篆书形迹，后人称为“古隶”或“秦隶”。因此，程邀被称为“隶书之祖”。
完工后，程邀立即将这一成果呈献给秦始皇。秦始皇在位期间一直勤政敬业，天下大小之事多由他亲自处理，每次批示的文书都是竹简，以石（一百二十斤）为单位，不批完一石，他绝不会休息。文字的不统一和难以辨认，是他在批阅文书时颇为头疼的一件事。当秦始皇看到程邀整理的文字时，非常惊喜，对他的行为非常赞赏，不仅免了他的罪，还将他提升为御史，并将程邀整理出来的隶书发交各地官府，在牢狱中广泛运用。
由于程邀地位卑微，属于“隶人”（即犯罪的人），起初，这种字体也是专供牢狱隶役使用的，所以人们就把他编纂、整理的字体叫做“隶书”。隶书的出现和推行，极大地方便了政府政令的及时传达和处理，也方便了百姓的生活。
自从隶书推行后，它便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字体。郭沫若先生对秦始皇文字改革的措施十分肯定，他说：“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在采用了隶书。”
隶书勤中得 造福于后世
隶书的出现，绝不是程邀一个人闭门造车的结果，它是许多人日积月累共同创造的成果。但程邀勤于收集、整理、加工的努力，则是促成“隶书”整体昭示于世人并得到公认的直接原因。
从考古发掘的一些先秦金文、帛书和简册遗物看，隶书在周朝已经出现了萌芽。如西周孝王时代的《小克鼎铭》等作品，在其笔法上就已切露隶书的端倪。到战国时期，中国的文字开始了由篆向隶的转变。这一点，从一些出土的战国中期的帛书和木简文字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如1980年在四川省青川县郝家坪发掘了一处战国墓葬群，在众多的出土遗物中有两件木犊，一件残损严重，另一件却保存较为完好，而且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辨。青川战国木犊比云梦秦简约早八十年，它的字体和秦简上的秦隶极为相似。这是我国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隶书。这说明，秦朝时既有篆书这样的官方规范字体，也有像隶书这样的非官方字体，只不过民间的篆书写得更为随意草率。
程邀顺应时代的需求，针对当时已经存在的这些隶字，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收集和系统的整理加工，“去杂取精”，使其进一步统一和规范化。也就是说，程邀的功劳主要应为编纂、整理和加工，而非传说的“创始”之功。即便如此，他的功绩也是伟大的，无愧于“隶书之祖”这样的称誉！
程邀当初在整理这些隶字时，主要是取决于实用，并没有从书法审美的角度来理解。当时，隶书是难登大雅之堂的，甚至到了汉代初年，一些保守者还不承认它，因为“隶书”本身就带有贬义。在西汉，重要文献、官书仍旧要用篆书来写，而免夺三公官爵的策书才用隶书书写。程邀死后一百多年，直到汉宣帝时，隶书才成为日常正式使用文字。随着历史的发展，隶书在汉代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也更趋于工整和精巧，“汉隶”成为后人学习隶书书法的最高典范。秦汉时期隶书的审美价值，由一开始的被人们轻视到逐渐被人们认可，这恰恰是中国书法艺术开端的表现。
可惜的是，很长时间一直难以见到秦隶真迹。直到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了1100余枚竹简，上面有保存比较完整的秦隶，湮没了两千多年的秦隶墨迹，终于重现于世。《睡虎地秦简》上的秦隶，字形工整端秀，笔画浑厚而灵动，说明了隶书的笔法正在日趋成熟。
隶书的产生，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我国文字史乃至书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有着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此，我国文字告别了延续三千多年的古文字而开启了今文字，在形体上发生了某种质的变化：逐渐由图形变为笔画，象形变为象征，复杂变为简约；在造字原则上则从表形、表意到形声，字体结构也不再有古文字那种象形的含义，而完全符号化了。直到今天，隶书仍然是一种常用的字体，并作为一种书法艺术而延存，深受群众的喜爱。在这一点上来说，程遮功不可没。
程邀一生十分坎坷，身陷牢狱十多年，是“囚”，是“隶”，但他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从逆境中奋起，矢志不移，忍辱负重，呕心沥血，整理、加工、编纂出隶书，成就了一番伟业。他身上体现出的这种勤劳质朴、务实创新的精神，在当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
班 固——泣血著‘汉书少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气司马迁一起被称为“班马”，与司马相如、扬雄、张衡并列为汉代大赋四大名家。所著《汉书》与《史记》《后汉书》和《三国志》一起被列为中国的“前四史”。
班固出身于官宦世家。早在秦汉时期，班固的祖先就是边疆地区的富豪，势力强大，后来世代从政。他的父亲班彪曾担任过县令，酷爱治史，是东汉著名的史学家，编写过《史记后传》。
官宦世家 英才辈出
班固的弟弟班超是东汉著名军事家和外交家，智勇过人，出使西域时，把汉朝的威名传播至中亚，为东汉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投笔从戎”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两个经常被人们使用的成语，就是因他而来。
班超年轻时家境并不富裕，靠为官府抄写文书过活。一天，班超起身将笔扔在地上，感叹说：“大丈夫当志存高远，我虽然地位低微，也应当效仿张赛出使西域，立盖世之功，成封侯之业！”这就是“投笔从戎”的来历。
后来班超果然如愿受汉明帝之命，作为使节联络都善（今新疆若羌县附近）抵御匈奴侵扰。一开始，都善王对不远万里而来的班超一行殷勤有加。但过了几天，匈奴使者也到了都善，都善王畏惧匈奴这个强大的近邻，派兵软禁了班超一行。班超当机立断，对部下说：“匈奴使者来后，我们的性命危在旦夕。如今只有杀掉匈奴使者，让都善王得罪匈奴，才能坚定他与我们生死与共的决心。”有人担心匈奴使团兵强马壮、防卫严密，而己方仅有区区十余骑，实力悬殊。班超拍案而起，说：“不人虎穴，焉得虎子！”于是部下斗志昂扬，跟随班超夜袭匈奴营地。班超用兵如神，先用火攻，再乱箭齐射，全歼了匈奴使团。都善举国震惊，没想到汉军如此晓勇，于是决定归附汉朝。
班固的妹妹班昭也是女中豪杰。后世竞相传诵的《汉书》中，有部分篇章就是出自这位才女之手。在中国古代，修史被看做是德才兼备的人才能从事的崇高事业，班昭能够名列史家，并非浪得虚名。班昭年轻时就被公认为才女，汉和帝爱惜班昭的才学，特许她出人皇家史馆阅览书籍，又常常召她到皇宫，教授皇后和其他殡妃、贵人诵读经史，后宫皆尊她为师。班昭的才智成就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淡忘，金星上的“班昭陨石坑”就是用她的名字命名的，人们以此寄托对她永远的追思。
班固家人多为名家英杰，家风端肃，正是这样的家庭环境，孕育和培养了班固。
聪敏好学 谦虚大度
班固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13岁时，汉代著名思想家王充正值青春年华，到京城洛阳游学，拜班彪为师。有一天，王充在老师家中求教，谈论汉朝事务时，班固不时地说出一两句见识广博的话语，王充听后十分惊奇，对班固的才华赞叹不已，他对老师说：“此儿必记汉事！”认为班固将来必定会完成撰著汉代历史的重任。
班固16岁时，人京城太学读书，进一步深造。他利用丰富的学习资源，博览群书，用功苦学，格外勤奋。他不仅好读书，而且会读书，善于学习。班固的学习视野很开阔，能够向各种流派学习，博采众长，并不局限于一家之言。班固看书，也不停留在字音字义等细枝末节，而是了解经籍大义，融会贯通。他性格宽容随和，谦虚大度，平易近人，虽然博学多才，但为人低调，深受学士们爱戴。
修史遭祸 狱场得福
班固23岁时，父亲班彪去世。班固扶着父亲的灵枢，从京城洛阳返回家乡扶风安陵安葬，为父亲守孝。在为父亲守孝期间，班固开始整理父亲的《史记后传》。通过对《史记后传》的整理，他发现一些不尽完善之处，于是决定在《史记后传》的基础上编写《汉书》，完成父亲的著述事业。后来，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自改作国史。封建专制时代，修史是国家的事情，只能由国家任命的史官记录皇帝的言行。如果任由私人写作国史，国家就失去了对文化的掌控能力，这正是统治阶级所害怕的，因此也是不被允许的。班固就这样被捕人狱，书稿也被查抄。班固陷人了绝境。
在这生死关头，班超为了兄长，不顾个人安危，快马加鞭赶到洛阳，上疏为班固申冤，引起了汉明帝对这一案件的重视，特意召见班超核实情况。在汉明帝面前，班超大胆直言，说出父兄所著史书的缘由：司马迁所著《史记》，只写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父亲班彪为弥补这一缺憾，决定著述《史记后传》65篇，而班固继承父志修史也是为了宣扬汉朝的功德。此时，班固的手稿也被作为罪证送到京城洛阳，明帝读过后，证实了班超的说法，并且对班固的才华非常惊讶，称赞这是一部奇书，十分赞赏班固。
这件事成为班固人生中的重要转折。他因祸得福，受到明帝的赏识，被任命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代皇家藏书的地方，在这里，班固利用丰富的藏书，不断收集和消化新的史料，开始了二十余年潜心治史和著述的生涯。正是这二十多年的辛勤劳作，泣血著述，使他写出了中国第一部断代史巨著《汉书》的主体部分。
撰著《汉书》 意在“宣汉”
班固所撰《汉书》，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这部史家巨著，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前206），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23），共230年的史事。《汉书》不仅详细记述了西汉的兴亡历史，还开创了中国古代正史的体裁。班固修《汉书》，采用《史记》的纪传体并加以完善，又改变司马迁通史撰述的做法，集中记述西汉一朝史事，从而创造出断代纪传体史书的体裁。作为中国古代正史的“二十四史”，自《汉书》以后，都用这种体裁。可以说，《汉书》正式形成了中国古代正史的体裁。
班固对西汉的统治是极为肯定的，生怕历史上建功立业的人物湮没无闻、惊天动地的事迹被后人遗忘，因此力图通过修史来宣扬汉朝功业，这就是班固为汉书所确立的宗旨——“宣汉”。后来虽有人向皇帝告发班固私修国史，但是由于班超挺身而出为班固申冤，再加上所著史书内容符合汉朝统治集团的利益和要求，班固反而受到汉明帝的赏识，被授予官职，掌管皇家图书馆，专门著史。这就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大量书籍和珍贵史料，为《汉书》的写作提供了丰厚的材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在后来的窦宪事件中，班固受到牵连，含冤而死，时年61岁。此时《汉书》尚未最终完成，先后由其妹班昭、班昭门生马续续写补足。最终《汉书》成书于汉和帝时期，前后历时近四十年。可以说，一部《汉书》，花费了班家两代人的心血。
班固为了达到“宣汉”的目的，极力搜罗各种史料，而且录人很多原始材料，叙述有始有终，系统完备。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至今，凡是研究西汉历史，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所以南朝著名史家范哗评价《汉书》，称它“整齐一代之书，文赡事详……非后世史官所能及”，认为这部作品叙事详细、内容丰富，是后代史官望尘莫及的。不仅是范哗，历代史家都对《汉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历史上，《汉书》又被称为《前汉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被历代史家视为“二十四史”中成就最高的四部。
有人统计过，《汉书》总字数为742298个，尚且不及百万，但它却登上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巅峰，历经千余年，大浪淘沙，依旧光芒四射！一部《汉书》，倾注了才华横溢的两代人的心血，耗去了他们近四十年的光阴，其间的曲折与坎坷、执著与追求、勤劳与敬业，为后人所传颂。尤其是班固，毕其一生，泣血著《汉书》，百折不挠，其杰出的史学业绩和治史精神，也永远彪炳史册，令人感念不已！
马 韵——机械发明家
马钧（199一？），字德衡，三国时期魏国扶风（今陕西兴平）人。因为擅长发明创造和革新机械，享有“天下之名巧”的美誉。他是我国古代科技史上最负盛名的机械发明家之一，为我国生产技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
马钧从小口吃，不善言谈。但他聪明灵巧，喜欢钻研机械方面的问题。他曾担任曹魏的博士官和给事中，属于正五品官职。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核心，受儒家“重道轻器”“贵德贱艺”思想的影响，科学技术在古代士大夫眼中总是被看做“奇器淫巧”“雕虫小技”，难登大雅之堂。所以著名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里就根本没有为马钧立传，更不屑于记录他的科技发明的技术细节。历史在这里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指南车的再现
指南车是一种用来辨别方向的工具。相传四千多年前，黄帝和蛋尤作战，蛋尤为了取胜，布下雾气使黄帝的军队迷失了方向。黄帝因此发明了辨别方向的指南车，最终战胜了蛋尤。又传说三千年前，远方的越裳氏（在今越南）派使臣到周朝，迷失了回去的路线。于是，周公制造指南车相赠，作为指向的工具。这些故事虽然仅是一种传说，但实际上我国古代指南车在很早以前便已经出现了。东汉时期，伟大的科学家张衡也曾创造了指南车，可惜后来这种制造方法失传了。到了三国时期，很多人都不知道指南车为何物。因此，常侍高堂隆和晓骑将军秦朗认为，古代文献记载有指南车的说法是不可信的。马钧根据自己的技术实践和经验，持相反意见，他确信史书记载的指南车是合理的，现在看不到是因为年久失传，只要认真钻研，指南车一定可以重新做出来。他的这种说法却遭到高、秦二人的奚落和讥讽，他们认为马钧是异想天开，并将他的想法作为笑话察告魏明帝曹睿。魏明帝听后，却想借此机会试一试马钧的才能，于是诏命马钧制造指南车。在没有任何直接相关的资料和模型的情况下，马钧充分发挥自己的巧妙构思，夜以继日，反复试验，没过多久，便设计制造出一辆指南车。最终，这场争论以马钧的胜利而结束。
马钧制造的指南车，结构灵活巧妙，不管战车如何翻动，车上木人的手指始终指向南方，而且不需借用人手操作，其方向准确无误。魏明帝观看后惊叹不已，满朝大臣也对马钧的巧思敬佩不已。英国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博士对马钧制造的指南车有着很高的评价，称之为“人类历史上迈向控制论机器的第一步”。指南车的发明，充分表现了马钧敢想、敢做、肯钻研的创新精神。
新式织绒机的诞生
马钧出身贫寒，深知百姓生活的艰苦，这促使他在实践中比较关合生产工具的革新。我国丝织业历史悠久，大约在五千多年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都已经开始了丝织业生产。我国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逐步发明了织绞机。但那时的生产效率还很低，织工在这种笨拙的织绩机上操作，常常累得满身流汗，而且容易出故障，织一匹花续需用两个月时间。马钧看到这种旧织绩机费力又费时，便下决心对其进行改良。他深入生产过程中，对旧式织绩机进行了认真研究，吸取以往优秀的经验，另辟蹊径，经过反复试验，终于设计出一种新式织绩机。改进后的新织绩机真正简化了织机的结构，不仅使织机使用起来简单方便，生产效率比原来提高了四五倍，大大降低了织工的劳动强度，而且可以随心所欲织出各种奇特的花纹图案，花型变化多端，绚丽多彩。据一些专家推断，马钧的新式织续机与宋代提花机相去不远。这种新式织续机一诞生，便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欢迎，迅速在全国各地推广运用，大大加快了我国古代丝织工业的发展速度，并为我国家庭纺织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龙骨水车的发明
马钧还研制了用于农业灌溉的工具——龙骨水车（也叫翻车）。我国应用水车有着悠久的历史，东汉中平三年（186），毕岚曾制造了翻车，当时主要用于取河水洒路，并非直接用于农业灌溉。我国古代的灌溉工具，在先秦时期普遍使用的是桔梅和辘护，它们都能将水从低处引向高处，但那时的工具都是间歇式提水，劳动效率很低。马钧经过勤奋钻研，反复琢磨、调试，发明了一种新式翻车，是变“间歇式提水”为“连续运水”的创始，在中国灌溉工具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工具之一。
马钧在京城洛阳任职时，看到城里有一大块坡地，因地势较高，无法引水浇地，一直荒废着。马钧觉得这块坡地土质较好，若能引水灌溉，可以开辟作为园圃，他便主动为当地百姓排忧解难，设计一个便捷的引水工具来解决灌溉上的困难。经过反复研究、试验，他终于创造出一种新式翻车，顺利地把河里的水引上了坡地，使这里变为良田。马钧发明的这种翻车，效率高且省力，连小孩也能转动，“其巧百倍于常”。新式的翻车能循环往复连续提水，出水量也大，节约人力，而且还能在雨涝的时候利用翻车向外排水，减少自然灾害。更有优势的是，它还具有操作搬运方便、能及时转移取水点等特点，极大地方便了百姓的农业生产。
自新式翻车问世后，一直被后代的中国乡村所沿用，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没有实现电力提水浇灌农田以前，我国许多地区都广泛使用翻车提水，直至今天，我国某些地方在农忙时节仍可看到翻车的身影。可以说，翻车是我国农业灌溉史上普及面最广、应用时间最久的一种灌溉工具。马钧发明的翻车，真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水转百戏
统治者也利用马钧的“绝世巧思”为自己娱乐服务。就在翻车制造后不久，马钧又奉诏制作木偶百戏，也称“水转百戏”。一次，有个官员为了讨好魏明帝，进献了一种叫做“百戏”的木偶玩具。这种玩具造型精美，制作巧妙，可那些木偶是静止、固定的，只能作为一种摆设，为此，明帝觉得很遗憾。于是，他便让擅长机械的马钧将这些木偶加以改造，使其成为活动的“百戏图”。经过多次琢磨和反复调试，马钧成功地创造了“水转百戏”。他用木头制成原动轮，以水力推动，使其旋转，以传动机构。这样，上面所有的木人都可以动起来：乐工木偶们击鼓吹箫，歌女木偶们翩翩起舞，杂技木偶们有的耍剑，有的骑马，有的在绳上倒立，还有百官行署、春磨、斗鸡，表演变化多端，惟妙惟肖，极为生动有趣。并且这些木人活动自由，动作极其复杂，巧妙程度是原来的百戏木偶所无法比拟的。魏明帝和百官看后赞叹不已，马钧的声誉更是闻名遐迩。
尽管“水转百戏”是供当时封建统治者玩乐的东西，对生产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作为机械发明，其复杂和精巧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充分展示了马钧在机械传动设计与制造方面的卓越才能，它所达到的机械水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令人惊叹的，对后来的木偶戏也有重要的影响。
军事上的发明
马钧在机械制造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上述的发明创造外，他在军事器械制造上也有不少发明创造。当时，魏、蜀、吴三国经常交战，诸葛亮率兵攻打魏国时，曾使用了一种新发明的连弩，可以连续发射数十支箭。马钧仔细观察这种连弩后认为，虽然制作精巧，但还可以改善，使其发射的效率再提高五倍。同时，他还计划改造当时攻城用的抛石机。旧式抛石机是单发的，只要对方在城墙上挂起湿牛皮，就能挡住抛石机投掷过来的石头。当时发石车每发射一次一二十千克重的石头，需几十人拽动绳索。马钧针对其效率太低的问题，打算制造轮转式的连续抛石机，以机械带动大轮，系着绳索的石头随轮而转，待旋转速度达到最大时，绳索就断了，石头便迅速飞出去攻击目标，像闪电似的一个接着一个，使敌人不胜躲避和抵挡。马钧曾以自己制造的抛石机做过试验，用数十块砖瓦，可以抛出去数百步（一步合约1.4米），可见其威力相当大。马钧希望通过这些新式武器来提高魏军的作战能力，可他为国尽职效力的理想却未能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
当时著名的儒学家裴秀看不起马钧这种技能，经常故意在公众场合对他发难和讥讽，马钧因质朴口呐、不善言辞，经常被裴秀刁难而“口屈不能对”。当时的文学家傅玄见此，便责备裴秀不要用自己的长处攻击别人的短处，并对马钧改进军事装备的行为十分支持。他大力游说安乡侯曹羲，希望国家能重用马钧，但武安侯曹爽对此却置之不理，最终导致马钧军事兵器革新的成果被扼杀。傅玄对此感慨地说：“马先生的巧思，就是古时的公输般（鲁班）、墨翟以及近代的张衡也比不过，但公输般和墨翟都能重用于当时，张衡和马钧却无法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这实在让人痛心啊！”
马钧在手工业、农业、军事等方面有很多卓越的发明创造，是三国时期最优秀的机械制造家，在我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当中，也是屈指可数的杰出科技人才。他的才能虽然没有被当时的统治阶级所重视，他的发明创造却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欢迎，为我国生产技术的发展和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马钧是古代陕西人的杰出代表，他质朴寡言，善于思索，．勤于动手，热爱钻研，注重实践。他的这种勤劳和实干的精神，在秦地影响深远。而古今秦人对科技的重视以及寡于言而敏于思的探索精神，也已积淀成为当代陕西精神的核心内涵之一，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潜在而又巨大的作用。
阎立本——划时代的绘画大师
阎立本（？一673），唐代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擅长工艺和建筑，尤为精通绘画，是初唐时期著名画家，被誉为“丹青神化”，是开一代画风的杰出人物，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阎氏父子三人（父阎毗、兄阎立德及阎立本）并以工艺、绘画驰名隋唐之际。
阎立本出身贵族之家，为北周武帝的外孙。父亲阎毗擅长工艺，精通书法、绘画与建筑艺术，深得北周武帝的赏识，被北周武帝的女儿清都公主招为附马。兄阎立德博学多能，也擅长书画、工艺及建筑工程。
阎立本深受家学影响，自幼酷爱绘画，善于刻画人物、车马、台阁，尤其擅长肖像画与历史人物画。他年轻时崇拜南朝著名画家张僧矫，曾三观张僧矫的壁画而流连忘返，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美谈。
三观壁画
有一次阎立本到荆州去办事，途经一个地方时，听说附近一个寺庙里有幅张僧舔的壁画，于是特意前往观摩。他风尘仆仆赶到这座古庙，兴冲冲来到壁画前，端详好一阵，却觉得这张画实在太一般了，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心中十分失望。看罢便匆匆离去了，并对其他人不以为然地说：“从这幅画来看，张僧舔是空有虚名啊！”但回到住处后，他心里却又矛盾起来，反复琢磨，总觉得应该珍惜这次观摩张僧蒜真迹的机会：人家毕竟是公认的大画家，是不是自己观看时比较粗略，所以没有看出名堂？第二天他又跑去观看壁画。这一次，他细心观察，并不停地思考。看着看着，慢慢有些体会了，觉得这幅画还是很有特点的，不愧为大家手笔。第三天，他再次来到壁画前，这次，他连一个细微的地方也不放过，仔细研究，发现画中果然有不少妙处。他越看越钦佩，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从不同的角度欣赏品味，觉得张僧舔的画笔精墨妙，技艺高超，果然名不虚传。他越看越人迷，感到画中还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欲罢不能，到后来索性，搬到庙里，朝夕揣摩，坐卧观之，在庙里留宿了十多天，才恋恋不舍地离去。正是这种如痴如醉、执著追求的精神，使他登上了唐代绘画艺术的巅峰。
阎立本在艺术上虚心学习，深人钻研，从不浅尝辄止。他善于吸收、借鉴前人的经验，但不因循守旧、拘泥于成法。他的画取法于张僧舔、郑法士、杨契丹、董伯仁、展子虔等名家，在继承南北朝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标新立异，自成一家。古人誉之为“丹青神化”，推崇其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妙笔实录
阎立本最擅长人物画，对人物的状貌神情刻画得细致人微，画中人物神形兼备，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当时号称“神品”，备受推崇。《历代帝王像》是阎立本的一幅绝世艺术珍品，现藏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这幅画卷纵51.3厘米，横531厘米，全卷描绘汉至隋代十三个不同帝王的形象：汉昭帝刘弗陵、汉光武帝刘秀、魏文帝曹巫、蜀主刘备、吴主孙权、晋武帝司马炎、陈文帝倩、陈废帝伯宗、陈宣帝项、陈后主叔宝、北周武帝宇文琶、隋文帝杨坚、隋场帝杨广。这组画卷对人物的塑造不只停留在表面上，对各个帝王的性格、功过作了精细刻画，连各帝王所处的时代背景也在画中曲折表现出来：如蜀主刘备面带饱经风霜之后的哀痛苦愁；吴主孙权呈现目中无人的傲慢：曹工则流露出挑衅式的目光，显出一副精悍霸道、咄咄逼人的神气；陈后主两眼无神，状貌萎靡不振；隋文帝杨坚神采焕发，晓勇威武；隋场帝骄傲、固执并带有放纵享乐的神情。阎立本选择有特征性的细节，主要体现在面部，特别是眼睛、嘴和胡髯。在绘画过程中既注意刻画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共同特性和气质仪容，又根据每个帝王的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性格和政治作为，采用刚劲线条与过渡式晕染法，把每个皇帝的内在气质和政治风度表现得惟妙惟肖，成功塑造了个性突出的典型历史人物形象，充分体现了阎立本卓越的艺术造诣。《历代帝王像》的艺术成就代表了初唐人物画的崭新水平，在古代绘画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阎立本的很多作品都与唐初的政治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如《职贡图》《西域图》《外国图》《异园斗宝图》等。《历代帝王像》（局部）中国朝贡、进奉各式奇珍异宝的“万国来朝、百蛮朝贡”的景象。图中绘有十二国使者，阎立本以娴熟的艺术造型能力，刻画出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气质各异的使者，图中人物活灵活现，生动有趣。《职贡图》不仅是艺术品，阎立本也用他传神的画笔，记录了中华民族曾经的伟大时代：唐王朝的强大与繁荣，它与周边各民族的友好交往。
其中最有外交史料价值的当属《步荤图》。画家以细致精湛的手法，真实记录了贞观十四年（640），吐蕃王松赞干布派使臣禄东赞到长安请求与唐公主和亲，受到唐太宗李世民接见的生动场景。画面的中心人物是位于右上方的唐太宗，从造型上看，他大于周围的人物，这是表现画中人物地位尊贵或突出中心人物常用的手法。图中的李世民雍容大度、气宇轩昂、目光深邃、表情庄重、泰然自若，面对吐蕃使臣的拜渴，面部有欢迎与嘉许的情态，充分展露出唐代帝王的风范与威仪。而位于画面中间部位的使臣禄东赞，身着藏族服装，仪容质朴，满面风尘，额头布满皱纹，体现出藏族人民所特有的气质；他正向李世民拱手致敬，表情恭肃，目光睿智，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使者的身份。禄东赞前还有一位手氏朝笋者，可能是朝中引班的典礼官，体形魁伟，红袍虫髯，沉着雄健，表现出盛唐人物的精神风貌。后面着白衣者大概是宫中均内侍或译员，神态拘谨、谦恭，可以看出其地位职务的悬殊。《步荤图》李世民的周围分列着九名姿态各异的宫女，有扶荤的、撑伞的，体态轻盈，顾盼生姿，烘托出唐太宗的地位与权威。整个画面气．氛和谐生动，展示了唐太宗接见吐蕃使者的友好情景；画面主体鲜明、特征突出，充分表现了李世民“天可汗”的帝王风度和吐蕃使者诚恳友好的情态，’反映了汉藏人民之间亲切友好的交往。这幅画作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在那个摄影机还未诞生的时代，阎立本用他手中的画笔，反映唐代与周边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记录初唐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个个生动场景，给后代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古人讲“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古往今来，但凡成就一番事业者，莫不勤于进取、善于思考。据说阎立本嗜画成性，当他官居宰相时，公务之余仍然醉心于丹青。这种始终不渝的追求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李谆风——历算奇才
李淳风（602-670），吱州雍县（今陕西凤翔）人。唐代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道士，对道家文化有较大的贡献。
李淳风的父亲李播，隋朝时担任过高唐尉之类的县衙小吏，很不得志，就弃官做了道士，自号黄冠子。李播这个人很有些才学，注释过《老子》。道学和道学典籍中蕴涵了丰富的自然科学成就，尤其是天文学方面的成就，因此弃官从道的他对天文学也多有研究，写过《天文大象赋》这样的天文著作。成长在这样家庭里的李淳风，自幼俊秀爽朗，颇有些道家风骨；并且“博涉群书”，尤其精通天文、历算、阴阳方面的知识，这对日后李淳风成就一番事业十分关键。
初出茅庐挑战权威
唐太宗贞观年间，天文学家傅仁均编订了唐代第一部历法《戊寅元历》，但对日食月食的测报曾多次出现误差。经过审慎研究，年仅二十多岁的李淳风上书驳斥《戊寅元历》，与傅仁均争论历法。傅仁均在唐初是个很有名望的天文学家，是当时这个领域的权威，但争论过后，学者大多同意李淳风的意见，可见他在天文学方面的天赋非同凡响。
在古代，历法编撰是一般学者很难问津的，而李淳风对《戊寅元历》提出修订意见时才二十多岁，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贞观七年（633），李淳风制造浑仪（浑仪与另一种天文仪器浑象总称为浑天仪），著《法象志》七卷，评论前代浑仪得失。呈给太宗后，太宗大为赏识，令人将李淳风所造浑仪放在皇宫的凝晖阁上。贞观十五年，李淳风被升为太常博士，后转任太史垂，贞观二十二年出任太史令。
李淳风进人太史局，成为官方的天文学家，获得了稳定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研究条件，这对于年轻的李淳风帮助很大。在太史局，李淳风如鱼得水，充分展现他的才智，鞠躬尽瘁，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他钟爱的天文学事业。
勤奋敬业 成就辉煌
在太史局的四十多年里，李淳风勤奋敬业，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除了《典章文物志》《乙巳占》和《秘阁录》等著述外，在数学、天文、史志、星占和气象等方面，都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数学方面，李淳风的主要贡献是编订和注释著名的“十部算经”（又称“算经十书”，是指《周牌算经》《九章算术》等十部数学著作）。这十部数学著作，是我国唐代以前的主要数学著作，代表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光辉成就，后来被用作唐代国子监算学馆的数学教材，也成为唐以后历代的数学教科书。李淳风的编订和注释工作，是对唐朝以前的数学成就所作的一次系统总结，标志着以《九章算术》为中心的我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也表明我国古代数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对唐以后的数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以后宋元时期数学的高度发展创造了条件。李淳风整理“十部算经”以后，唐朝的《韩延算术》，宋朝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杨辉的《九章算术纂类》、秦九韶的《数书九章》等数学名著，都引用了“十部算经”中的问题，并在其基础上发展出了新的数学理论和方法。后人给予李淳风编订和注释“十部算经”以很高的评价，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就说过：“他大概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著作注释家。”
在天文学方面，他的主要成就是编订《麟德历》和改革浑仪。《麟德历》对完成中国历史上采用定朔的历法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古代历法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确定每月的第一天。《戊寅元历》之前，历法家一般用平朔的方法来确定。平朔没有考虑太阳运行和月球运行的不均等性，因此不够精准。《戊寅元历》虽然采用了定朔法，但漏洞较多，准确性不足，不能取信于人。直到李淳风编制出更为精准的《麟德历》，定朔法才被后来的历法家普遍采用。《麟德历》后来东传日本，并于天武天皇五年（667）被采用。
浑仪是古代观测天体位置和运动的重要仪器。最迟在公元前360年，我国古人就已制成“先秦浑仪”。西汉落下阂、耿寿昌与东汉贾透、张衡都制造过浑仪。经过李淳风的改进，使得天文观测更加快捷简便，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仪器，历代的浑仪制作都仿造它的结构。
在史学方面，李淳风的主要贡献是参与“唐修八史”。李淳风受诏参与撰写《晋书》及“五代史”，编纂其中的《天文志》《律历志》和《五行志》。李淳风撰写《天文志》《律历志》和《五行志》时，对魏晋至隋朝这段历史时期的天文、历法和数学的重要成就以及发展脉络，做了较为全面的搜集、整理和总结。
除了在数学、天文和史志方面的贡献外，李淳风在星占方面也颇有建树。《乙巳占》10卷，就是李淳风的星占代表作。星占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特殊文化现象，精华糟粕参差不齐，由于它和天文学之间有着相伴而生的关系，古代许多著名的天文学家都涉猎星占，并不能单纯地视为封建迷信。李淳风的《乙巳占》中就保留了许多科学史料，如天象的记录，天象的描述，当时分至点的位置，浑仪的部件及结构，岁差的计算值，等等。此外，在这部书中，也保存了一些珍贵的历法数据和气象资料，记录了李淳风长期观测的成果和结论，比如记载李淳风将风力定为八级。欧你则是在1000多年后的19世纪，由英国人蒲福（Francis Beaufort,1774-1857），在李淳风的基础上，把风力定为0-12级。可以说，李淳风是世界上最早给风定级的科学家。
神乎其神 百世流芳
关于李淳风，人们所熟识的，多半是他的被传得神乎其神的《推背图》和他对武则天要做皇帝的预言，认为李淳风是个笼罩着一层神秘面纱的半人半仙式人物，而他作为一名严谨而出色的科学家的身份，因此被人们忽略和遗忘。历史在此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其实，人们对那些历史上杰出人物的“故事”加以想象，由此而来的传说乃至“神话”，也有其传奇般的魅力和文化传播的价值。
但史实毕竟是史实。李淳风在注解“十部算经”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明辨是非和正确见解，不囿成见、．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融会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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