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洪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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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小说生成史论(精)试读：
绪 论
古小说又称早期小说，学术界通常用来指唐代以前的文言小说，是与宋元以来的通俗（白话）小说相对而言的。新世纪以来，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涌现，人文理论的不断本土化，重写中国学术史、重写中国文学史的热潮兴起，古小说研究与诗经学、诸子学研究一样，忽然又热闹起来。总体来说，学者们的眼光主要集中在古小说的定义、起源、作者和文体等四大问题上；研究的方法和依据也有很大的改观，即原生态、发生学等新方法的使用以及出土文献新材料的丰富。十多年来的研究成绩是斐然的。
但由于对古小说定义的分歧争论，古小说的研究没有走得更远，在即将突破的目标附近停滞了下来。许多研究者徘徊在古小说到底是“史之余”还是“子之流”的岔路口上。主张古小说为史书之余者，多参照西方小说的情节、人物形象、虚构和环境等特点，指认《山海经》、《穆天子传》乃至《左传》为小说，但同时又无法解释《汉书·艺文志》所列十五家小说；认为古小说为子书之流者，则说古小说可[1]以没有情节，可以没有人物形象，可以不要虚构，但同时又避而不谈《山海经》、《穆天子传》、《晏子春秋》。其实，这种子、史的纠结从《汉书·艺文志》开始，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今天，一直是矛盾地存在着的。“一种文体，它是归属于史部，还是归属于子部，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分类问题，而是对其文体职能的不同确认。子部的核心职能是议论，史部的核心职能是叙事，两者的职能是大不一[2]样的”。在我们看来，无论是议论性的小说，还是叙事性的小说，它们之间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有故事。有了故事这个共同点，子部小说与史部小说最终在文学的召唤下是可以走到一起的，但其代价是子部小说逐步弱化了其议论而趋于叙事，史部小说逐步抛弃了其“征实”而趋于虚构。描述子部小说如何摆脱其母体子书议论的职能，史部小说如何挣脱其母体史书“征实”叙事的职能，显然是构成本书的两条主要线索和重要内容。
故事本身虽然在历代公私目录、学术史上没有独立的地位，连一个文体的名分都没有，但其构建文体的功能却是巨大的。举凡经、史、子、集中，都少不了故事这种重要的构件。正如章学诚所言：“六经皆史也。……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3]尝分事言为二物也”。在文史不分明的时代，言事与言理、记事与记言，并非泾渭分明。分门别类，是后来的事，到西汉末刘向父子整理文化时代，达到了空前的顶点。这种分类化整理，其实也湮灭了许多文化事物的本来面目。
与对古小说定义的模糊认识有关，古今论者对古小说的起源、起点和作者等问题也颇多争议。班固之出于稗官说，张衡之出于方士说，刘知几之源于史传说，胡应麟之源于诸子说，鲁迅之神话说，袁行霈[4]之“多源共生”说，等等，以及小说兴起于先秦、兴起于战国、兴[5]起于汉代、兴起于魏晋，或兴起于唐宋等等意见，都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但争论也深化了对某些问题的认知。比如关于稗官的讨论，余嘉锡遍考先秦典籍，认为稗官是“天子之士”，其职责如采诗，是采言、传语者；袁行霈、潘建国从秦汉词语出发，认为稗官是“散居乡野的、没有正式爵秩的官职”，如周代的土训、诵训、训方氏和汉代的待诏、方士侍郎之类无实职的小官；而饶宗颐、陈洪、王齐洲分别从秦汉出土文献和语音学的角度，考辨出稗官乃是县、乡级的属官，[6]稗与俳优之俳音义相通，职责相似。
至于古小说的文体问题，上一个世纪学者多关注古小说的文体特征，所以好指认某些先秦作品为小说。鲁迅、陈梦家认为《汲冢琐语》是小说，李剑国则进而论其为最早的志怪小说，胡念贻认为《逸周书》中的《王会》、《殷祝》和《太子晋》三篇都是短篇小说，赵逵[7]夫以为《庄子》里的《说剑》、《盗跖》和《渔父》三篇也是小说，[8]陆永品说“庄子是中国小说之祖”，近年马振方又通过系列考证，得出中国小说发轫时代的文体特征包含“自觉虚构性、完整叙事性和[9]非寓言性等”的结论。而新世纪以来，学者则多注目于古小说文体的发生，所以好讨论古小说文体的构成机制和发生过程。廖群认为先秦存在一种由“说”、“传”、“语”构成的讲故事的“说体”，夏德靠则以为小说是先秦三种类型“说体”之一，段庸生承余嘉锡之绪，以[10]为“采言”是古小说发生的成因；俞志慧考证“语”是一种古老的文类，过常宝说“‘小说家’的文献方式就是汇集某些‘语’、史[11]事和故事，并且指出它的游说意义”。笔者认为“说”、“传”、“语”本身并不是小说，而只是子部小说的源头，子部小说的发生学模式是譬喻故事+论议。
从“说”、“传”、“语”等讨论古小说文体的生成，其实是偏重于子部小说的。而从“巫”、“史”等探究古小说体式的发生，则是偏重于史部小说的。二者不可偏废。当前，似乎对后者的研讨还比较薄弱，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山海经》、《穆天子传》、《汲冢琐语》等与神话、仙话、志怪小说的形成，还有诸多探讨的空间。李剑国认为：“古小说的起源和形成，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小说发生学模式，即故事——史书——小说。从叙事意义上说小说起源于故事，而从小说的孕育母体上看也可以说小说起源于史书。从早期小说的类型、题材来分析，作为小说叙事源头的故事大体可以概括为五大类，即神话传[12]说、地理博物传说、宗教迷信故事、历史遗闻、人物逸事。”这一发生学模式提出“故事”作为小说发生之要素，堪称卓识。不过笔者更倾向于把神话（巫话）与故事区别对待，把史部小说的发生学模式概括为神话、巫话、仙话——故事——史书、小说。史书与小说其实是“孪生”的，都具有故事的共同特征，其区别不过是“征实”与“凭虚”；这一环节在整体上要次生于神话、巫话和仙话。
从发生学探讨古小说，其实从鲁迅的休息讲故事说、余嘉锡的小说出于稗官说就开始了，但只有在出土文献达到一定的积累以后，发生学研究所需要的一些原始材料才能显示出研究对象（古小说）构成和生成的“原生态”。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春秋事语》，定县汉简《儒家者言》，银雀山汉简《晏子》，双古堆汉简《晏子》、木牍《家语》，王家台秦简《归藏》，慈利楚简《逸周书》、《吴语》，尹湾汉简《神乌傅》，上博战国楚简《容成氏》，郭店战国楚简《语
[13]丛》，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等，以及汉画像石中众多叙事性图像，都为重新建构中国古小说的生成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新材料，提供了若干重新审视传世古小说文献的“探点”。
文化阐释当然也是研究古代小说不可缺少的视角，近十余年的成[14]果也颇为丰硕。但本书不是讨论某些思想与古小说的具体关联，而是试图从文化历史语境中去考察古小说生成的外部机制和动因。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思想，便会生成什么样的小说，思想的魔力是永远不可低估的。
从研究的性质而言，本书不属于理论体系的建构。目前的古小说研究还没有达到进行理论总结的阶段，但这无疑是许多论者（包括笔者）将来的期待。本书主要是就古小说生成史上的某些重要问题，进行“探点”式的考察，以期对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有些具体性的贡献。[1] 参见袁行霈：《〈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文史》第七辑，中华书局，1979年；李剑国：《小说的起源与小说独立文体的形成》，《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2] 陈文新：《“小说”与子、史——论“子部小说”共识的形成及其理论蕴涵》，《文艺研究》2012年第6期，第56页。[3]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12页。[4] 详见庞金殿：《中国小说起源说概论》，《宁夏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张同胜：《关于中国小说起源的思考》，《汕头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5] 详见叶岗：《论中国小说发生期的期限》，《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6] 详见陈洪：《稗官说考辨》，《中华文学史料（第二辑）》，学苑出版社，2007年；王齐洲、伍光辉：《“稗官”新诠》，《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7] 参见赵逵夫：《论先秦时代的讲史、故事和小说》，《文史哲》2006年第1期；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8] 陆永品：《庄子是中国小说之祖》，《河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9] 马振方：《中国早期小说考辨》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页。[10] 廖群：《“说”、“传”、“语”：先秦“说体”考索》，《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夏德靠：《先秦“说体”的生成、类型及文体意义——兼论〈汉书·艺文志〉“小说”的观念与分类》，《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段庸生：《采：小说发生与古小说民族特征的文化成因》，《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11] 俞志慧：《语：一种古老的文类——以言类之语为例》，《文史哲》2007年第1期；过常宝：《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5页。[12] 李剑国：《小说的起源与小说独立文体的形成》，《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可参看熊明：《汉魏六朝杂传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13] 详见胡平生、李天虹：《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4] 例如程国赋：《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王青：《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万晴川：《巫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丁敏：《佛教神通——汉译佛典神通故事叙事研究》（台湾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陈洪：《佛教与中古小说》（学林出版社，2007年），罗争鸣：《杜光庭道教小说研究》（巴蜀书社，2005年），俞晓红：《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较早的还有李丰楙：《六朝隋唐仙道类小说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等。第一章“小说”、“稗官”及“小说家”“小说”、“稗官”二词在先秦两汉的涵义是古小说研究中聚讼不已的热点。因为前者涉及到对古小说特征、性质等关键问题的判断，后者则关系到对小说家身份的认知。从词语本身对“小说”、“稗官”作微观、静态的考察，并不难得出言之有据的结论，但要从宏观、动态的考索中得出有说服力的论断，就显得十分困难了。也许将二者相结合的观照是一条可行的路径。一、先秦两汉“小说”涵义的生成
概括而言，现当代学者对先秦“小说”的解释可以分为两派：一是指琐碎、浅薄的议论；二是指故事、民间传说等。前者以鲁迅为代表，他认为《庄子》中“小说”之名，“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1]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鲁迅的论断影响巨大，此后有关古小说的论著多祖述该说。侯忠义云：“从内容来说，‘小说’即‘小道’；从形式来说，系‘琐言碎语’，即琐屑、浅薄的言辞。”杨义以为：“‘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意思是粉饰琐碎浅陋的道理去求取高大的名声，离开明达远大的境地就很远了。这里的‘小说’[2]和作为文学样式的小说，不是一回事。”此派主要着眼于古小说议论的功能，所以说它与后来的小说名同实非。关于后者，毕桂发、陆[3]林、徐克谦、杜贵晨等学者较早论及。毕桂发说：“庄子所谓小说具体指的就是寓言这种故事性文体，而不是只言片语的琐屑言论。”陆林认为，《庄子》“小说”之“说”，“是指故事性的叙事文体”。徐克谦指出：“先秦的‘小说’或者‘说’，乃是一种说故事的文体。”杜贵晨以为，先秦“小说”一词在“小”的前提下，乃指故事的、寓意的、愉悦的谈说。此派偏重于古小说叙事的功能，并试图与后世文学性的小说沟通起来。其中，杜贵晨的说法还巧妙地把叙事性与论说结合了起来。这些新论都是富有启发意义的，近几年一些学者讨论先秦的“说体”，盖沿承此派而成。
对先秦之“小说”无论采取哪种说法，都离不开对“小说”一词本身的解读和对其语境的考察。为论述方便，先录《庄子·外物》有关原文：
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錎没而下，鹜扬而奋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厌若鱼者。已而后世辁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4]于世亦远矣。
许多论者对这段话的理解存在着两点不同程度的偏差或误解。唐人成玄英疏“后世辁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云：“末代季叶，才智轻浮，讽诵词说，不敦玄道，闻得大鱼，惊而相语。”又疏“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云：“夫修饰小行，矜持言说，以求[5]高名令（问）［闻］者，必不能大通于至道。”这是将“小说”拆解为不能通于大道的“小道”、“言说”。从文字本身看，成疏似无问题，但结合当时语境看，成疏不无问题。
其一，“小说”不仅指小道理，也指故事。从《外物》篇上下文意看，所谓“辁才讽说”、“饰小说”云云，正是就任公子东海钓大鱼的寓言故事而生发的，即“说”的内容是大鱼、小鱼。从《外物》篇产生时代讲，该篇出自庄子后学之手，其写成时代大约在战国后期，[6]大致与《韩非子》著述年代相当。而产生于战国后期的《荀子》、《韩非子》都更加自觉地运用了以譬喻说理的方法。《荀子·非相》[7]说：“谈说之术：……分别以喻之，譬称以明之。”韩非子《说林》上下两篇、内外《储说》六篇，都汇集了大量的历史、名人逸事、民间传说、志怪和寓言等各类故事，并且明确将这些备用作譬喻的故事命名为“说”。因此，笔者认为《外物》篇所谓的“讽说”、“小说”，都含有志怪、寓言等类型的譬喻故事在其中，而附着于这些譬[8]喻故事的议论则是极为肤浅的。用大量的譬喻故事来论理，正是整部《庄子》“说”的特色，《逍遥游》篇明确说鲲鹏故事是志怪者“齐谐”之言，而《说剑》篇堪称是说故事的代表。“说”之“小”，不过是庄子后学对其他学术派别的一种贬称，一种学术价值判断。此与《荀子·正名》所谓“小家珍说”的用法一致（珍，怪的意思）。
其二，“县令”不是指“高名令闻”，而是实指县官。南宋初马永卿已立“县官”新说。其《懒真子》卷三驳成玄英疏云：
盖“揭竿累”以譬“饰小说”也，“守鲵鲋”以譬“干县令”也。彼成玄英肤浅，不知庄子之时已有县令，故为是说。《史记·庄子列传》：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史记·年表》秦孝公十二年：“并诸小乡聚为大县，县一令”。是年乃梁惠王之二十二年也。且周尝往来于楚魏之间，所谓监河侯，乃西河上一县令也，时但以侯称之[9]耳。……且监河侯云：“我得邑金”，是以知为县令也。
又南宋末褚伯秀撰《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八七引林疑独注亦主[10]此说：“鲵鲋，鱼之小。县令，官之卑。皆非远大之所也。”此说可从。在战国中期以前的古籍中，如《左传》、《国语》等，很难见到“县令”、“令”的称呼。而在战国晚期的古籍中，如《韩非子》、《战国策》等，则大量出现了“县令”一词。而且，战国时期的县令[11]（特别是一般的小县）是地位不高的小官。所以，晚出的《外物》篇有用鲵鲋小鱼来比喻县令卑官的说法，意谓修饰浅薄道理、讽说惊怪故事的人，只能求得县令之类的小官，成不了大气候。此为《汉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的说法提供了张本。《庄子·外物》所谓“小说”作为学术价值的判断，以及其中所隐含的“说”的文体意义，是两汉具有文体意义之小说观形成的重要出发点。刘向、桓谭、班固（或刘歆）、张衡和徐干等所谓“小说”的要义有四：一是议论，二是故事，三是“不入流”，四是娱乐。
西汉末刘向的小说论是隐含的，并没有直接表述（直接的表述也可能失传了）。刘向序整理本《说苑》云：
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复）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12]《新苑》，皆可观。
检《汉志·诸子略》，“可观”的《新序》、《说苑》被列入儒家，而《百家》则被打入小说家。由于班固的《诸子略》主要是依据刘向之子刘歆的《七略》而来，所以将《百家》称为小说的依据应当是“浅薄，不中义理”、不“可观”。从今存《新序》、《说苑》的体例看，其用故事进行议论的方式与《百家》应当是一样的，只是《百家》的义理“浅薄”些。据此，则刘向是把那些既说故事而又“浅薄，不中义理”的言说当做“小说”的。从既说故事而又说理这两大特点看，刘向心目中的小说与《庄子·外物》篇所谓“小说”，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可谓一脉相承！
比较明确揭示“小说”文体特征的，恰恰是与刘向时代相接的桓谭。《新论》佚文曰：
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13]观之辞。
谭见刘向《新序》、陆贾《新语》，乃为《新论》。庄周寓言，乃云“尧问孔子”；《淮南子》云“共工争帝地维绝”，亦皆为妄作，故世人多云短书不可用。然论天间莫明于圣人，庄周等虽虚诞，故当[14]采其善，何云尽弃邪？“丛残小语”也称“丛残小论”（《新论·正经》），虽包含古代的格言、警句、善言嘉语等，但主要是各种故事（如庄周寓言、淮南子神话）；“譬论”是指用譬喻故事来议论；“短书”是指“妄作”、“虚诞”、近于小道的著述（如《庄子》、《淮南子》），并不仅仅是指形制长度为六寸、八寸的简书。王充《论衡·书虚》亦曰：“言聂政刺杀韩王，短书小传，竟虚不可信也。”又其《谢短》曰：“汉事未载于[15]经，名为尺藉短书，比于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贵也。”如此看来，桓谭的“短书”论，明确地指出了古小说的文体特征：内容上是丛残小语，表达方式上是用故事来说理，而且好妄作、虚诞，“学术”品格上有可观、可采之辞，但只限于修身齐家而未臻于治国。此论与庄子后学之“小说”应有直接联系，因为其中“妄作”、“虚诞”说即缘于《庄子》而发；与刘向的小说观相比，在表达方式上指出了虚构问题，在“学术”品格上明确了“可观”的地位。鲁迅说桓谭所谓[16]小说“始若与后之小说近似”，正是着眼于虚构、寓言异记、不本经传而言。《汉志·诸子略》来源于刘歆《七略》，其“小说家”小序曰：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17]刍荛狂夫之议也。
此中谓小说“可观”、“可采”，与桓谭的意见基本一致。其新意有二：小说家出于稗官，小说作者是“闾里小知者”；小说的内容为“街谈巷语”。前者容稍后讨论，这里先说后者。从语源考察，“街谈巷语”主要来自民间和士人两个阶层，其指向也有民间传闻琐事与关乎朝廷政事两种分别。民间传闻琐事之例书载众多，此胪列数条：
世俗言曰：“飨大高者而彘为上牲，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戏以刃者太祖其肘，枕户橉而卧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于法令，[18]而圣人之所不口传也。（《淮南子·泛论训》）
余小时闻闾巷言，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近，日中时远。”一儿以日初出远，日中时近。……[19]（《新论》）
俗说：鸡鸣将旦，为人起居；门亦昏闭晨开，扞难守固；礼贵报[20]功，故门户用鸡也。（《风俗通义》卷八）
关乎朝廷政事者，书载也不少，尤以《荀子》、《论衡》和《风俗通义》为多，此摘录几条：
世俗之为说者曰：“桀、纣有天下，汤、武篡而夺之。”……世俗之为说者曰：“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慅婴；共，艾毕；菲，[21]对屦；杀，赭衣而不纯。治古如是。”（《荀子·正论》）桓公朝诸侯之时，或南面坐，妇人立于后也。世俗传云，则曰负妇人于背矣。此[22]则夔一足、宋丁公凿井得一人之语也。（《论衡·书虚》）
燕太子丹仰叹，天为雨粟，乌白头，马生角，厨中木象生肉足，井上株木跳度渎。俗说：燕太子丹为质于秦，始皇执欲杀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灵，天为感应，于是遣使归国……原其所以有兹语者，丹实好士，无所爱吝也，故闾阎小论饰成之耳。（《风[23]俗通义》卷二）（孝成帝）常见中垒校尉刘向，以世俗多传道：孝文皇帝，小生于军，及长大有识，不知父所在，日祭于代东门外；高帝数梦见一儿祭己，使使至代求之，果得文帝，立为代王。……治天下，致升平，[24]断狱三百人，粟升一钱。（《风俗通义》卷二）
这些街谈巷议者不一定都是平头百姓，往往也出自一些士人，甚至是朝廷官员，而且此风由来已久。《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所谓“子产不毁乡校”、《国语·周语》所记“邵公谏弭谤”，都是国人议论朝廷的著名故事。至若秦汉以来，中央集权日盛，而士民议政之情亦愈炽！《史记·秦始皇本纪》录李斯上书曰：“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25]率群下以造谤。”张衡《西京赋》写道：“若其五县游丽辩论之士，街谈巷议，弹射臧否，剖析毫厘，擘肌分理。所好生毛羽，所恶[26]成创痏。”《意林》说：“桓灵之际，阉寺专命于上，布衣横议于下；干禄者殚货以奉贵，要名者倾身以事势；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由是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检，事无定价；长爱恶，兴朋党。”[27]这里所谓入朝出巷者、游说辩论之士、横议之布衣，都不是普通百姓。
据上述可以认为，无论高贵、低贱，无论政事、风俗，凡是在朝廷、君王以外谈论事物，并在一定时期、地区流行的言论，都应当是班固所谓“街谈巷语”的所指。此与桓谭所谓“丛残小语”的内涵似乎不尽一致。有论者将班氏所说看做民间性的，又有学者说“是指与[28]朝政得失相关的庶人言论，非指一般的闲言碎语”。从上引史料所透露的情况来看，这两种说法恐怕都有道理，但都有失偏颇。
班固为何要强调“街谈巷语”是“道听途说者”制造的？一查语源，其用意就十分明白了。《论语·阳货》：“子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正义》曰：“言闻之于道路，则于道路传而说之，必多[29]谬妄，为有德者所弃也。”显然，班固是借孔子的话来贬低“街谈巷语”的社会价值，与他借子夏的话斥“小说”为“小道”的用意是[30]一致的，唯其如此，才能达到将小说家赶出“可观”九流之外的最终目的。个中班固儒家一统的思想立场昭然若揭！当然，这与刘向父子崇经尊儒的影响也不无关系。
班固既贬低“街谈巷语”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为何又称之“可采”？这个问题还得从语源说起。“刍荛”是采薪者，语出《诗经·大雅·板》：“先民有言：‘询于刍荛。’”郑笺：“古之贤者有言，有疑事[31]当与薪采者谋之。”“狂夫”出自古老的格言，《史记·淮阴侯列传》：“（广武君）曰：臣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32]得。故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又《说苑·丛谈》：“狂夫之言，圣人择焉。”《汉书·爰盎晁错传》：“传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顾此，则班固所谓“刍荛狂夫之议”，是特指“街谈巷语”中与朝政得失相关的言论，而非一般的民间传闻琐事。换言之，班固其实认为大部分的“街谈巷语”是没有什么政治价值的，“如或一言可采”的只是其中如“刍荛狂夫之议”的部分。《汉书》改“圣人择焉”为“明主择焉”，虽两字之差，却也流露出班固的经学立场，他是从战国以前天子或君王广泛采言的听政制度角度而言的（详后再论）。此点又与桓谭的“可采”说有所区别。
从以上讨论看来，《汉志》“小说家序”并没有给出“小说”文体特征的全面界定，班固只是对小说的内容、品格及其作者有所说明，他的小说文体观其实还是隐含在所列的十五家小说作品和“其语浅薄，似依托也”、“古史官记事也”等注语中，但《汉志》强调小说内容出自“街谈巷语”的意义在于：小说既是讲故事的，又是讲议论的。
真正为“小说”之内容、功能和性质注入新意的当推东汉后期的张衡。其《西京赋》曰：
匪唯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寔俟寔储。
三国吴人薛综注：“小说，医巫厌祝之术，凡有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举大数也……持此秘术，储以自随，待上所求问，皆常具也。”李善注曰：“《汉书》曰：《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初，河南人也。武帝时，以方士侍郎，乘马，衣黄衣，号黄车使者。小说家[33]者流，盖出于稗官。应劭曰：其说以《周书》为本。”参考注释，可知此中新意有三：一是首倡小说的娱乐性，将小说与上林苑中珍草异木、奇禽怪兽、高馆长亭、翠羽华盖、豹车猎狗等“玩好”等量齐观，乃是愉心悦意的玩意；二是揭示小说的方士化，将小说看做是记载医、巫、厌、祝等方术的秘传之书；三是揭橥小说的俳优性，将小说进入宫廷、优侍天子的情形概括了出来。
关于第一点，汉末徐干传承了此说。其《中论·务本篇》说：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于详于小事而略于大道，……夫详于小事而察于近物者，谓耳听乎丝竹歌谣之和，目视乎琱琢采色之章，口给乎辩慧切对之辞，心通乎短言小说之文，手习乎射御书数之巧，体骛乎俯仰折旋之容。凡此者，观之足以尽人之心，学之足以动人之志，且[34]先王之末教也，非有小才小智则亦不能为也。
这里将小说与音乐、绘画、演讲、书法等艺术相提并论，无疑是进一步明确了小说足以“尽人之心”、“动人之志”的娱乐特征。有论者以为是徐干首倡娱乐说，是没有细读出张赋“玩好”的意蕴。
关于第二点，《西京赋》“寔俟寔储”下文紧接曰“于是蚩尤秉钺，奋鬣被般。禁御不若，以知神奸。螭魅魍魉，莫能逢旃”云云，即是夸张这种医巫厌祝秘术可以使御林军知神奸，而螭魅魍魉莫能逢挡的神勇。李善注尤能揭明这层含义，曰：“《左氏传》曰：王孙满谓楚子曰：昔夏铸鼎象物，使人知神奸。故人入川泽，不逢不若，螭[35]魅魍魉，莫能逢旃。”如此，这里所谓小说的法力，不正如后世道教徒画的进山符箓？故王瑶认为：“张衡所言小说本自虞初的说法，也就是说小说本自方士。证以汉志所列各家的名字和班固的注语，知[36]汉人所谓小说家者，即指的是方士之言。”仅就志怪小说而言，“小说本自方士”说不失为卓识之论。
至于第三点，小说作为帝王随从“从容之求，寔俟寔储”的“秘书”，其内容不仅包括三国薛综所谓“医巫厌祝之术”的方士故事，而且也应包含汉末应劭所谓“其说以《周书》为本”的历史故事，以及朝廷俳优的滑稽故事。这些以“秘书”侍奉帝王者，身份正类似俳优。《史记·滑稽列传》曰：“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经术为郎，而好读外家传语。窃不逊让，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编之于左。可以览观[37]扬意，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其中记有汉武帝时倡优郭舍人、侍郎东方朔等人应武帝召问的滑稽之语。王齐洲以为唐宋人所引来历不明的《周书》，很可能就是《虞初周说》的佚文，而其[38]内容多为具有传奇性和故事性的短篇。其说很有道理，不过还可以加上滑稽性的故事，如《太平御览》卷四五六载录不明来历之《周书》，或许是其佚文：
魏襄王欲为中天之台，诫曰：“敢谏者死。”绾乃负操捶而入曰：“臣闻大王将为中天之台，愿加一力焉。”王曰：“何也？”对曰：“臣闻天地相去万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当高七千五百里，基址当广八千里。尽王之地，不足以为。大王必欲为之，先起兵以伐诸侯，及四夷尽有，地乃足矣。然以林木之积，人徒之众，仓廪之输，当给[39]其外，乃可以作。”襄王嘿然，无以应之，乃罢。[40]
如此，至三国时出现“俳优小说”《笑林》就毫不奇怪了。
综上，先秦两汉时期“小说”的涵义，经历了由小说文体之名而至小说之实的发展过程。战国晚期出现的“小说”并不是一个常见、固定的词，其中心涵义的“说”，可以指议论、学说，也可以指言说、故事，是一种可以称为“说体”的文体。两汉之际，“小说”一词固定了下来，并逐步具有了文学性的文体意义。其中，刘向的小说观隐含着“小说”的故事性，体现出自战国晚期以来子书故事化的趋向；桓谭的“短书”论明确了“小说”以譬喻、虚诞论理的言说方式，同时也明确了“小说”的可观、可采价值，是论缘于《庄子》“小说”而来；班固的“小说家序”则沿承刘向的“浅薄、不中义理”说，将“小说”的内容进而贬斥为“街谈巷语”；张衡的“秘书”说隐括了“小说”方士化、娱乐性、俳优化的内容、性质和特征，为“小说”注入了新的涵义。[1] 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51页。[2] 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页；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0页。[3] 毕桂发：《略论先秦两汉时期的小说理论》，《许昌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陆林：《试论先秦小说观念》，《安徽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徐克谦：《论先秦“小说”》，《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5期；杜贵晨：《先秦“小说”释义》，《泰安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4]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93年，第925页。[5] 《庄子集释》，第926、927页。[6] 参见张恒寿：《庄子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7]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86页。王念孙曰：“分别”当在下句，“譬称”当在上句。今本多作“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8] 陈洪：《古小说史三考》，《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9] ［宋］马永卿：《懒真子》，明万历商濬刻稗海本，第31页。[10] ［宋］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 详细引证，参见陈洪《古小说史三考》一文。[12] 邓骏捷校补：《七略别录佚文 七略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7页。也有学者认为这里的“百家”不是书名，只是百家之说的总称。然《汉志》中列有《百家》一书，其佚文也可证上述意见。[13] ［南朝梁］萧统撰，［唐］李善注：《文选》卷三一江淹《李都尉（从军）陵》李注引，中华书局，1981年，第444页。[14]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一三，中华书局，1985年，第537页。[15] ［汉］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199、557-558页。[16] 《中国小说史略》，第151页。[17]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745页。[18] 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459页。[19]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549页。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中华书局，2009年，第28页。[20] ［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374页。[21] 《荀子集解》，第322-327页。[22] 《论衡校释》，第195页。[23] 《风俗通义校注》，第90-92页。[24] 《风俗通义校注》，第93-94页。[25]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255页。[26] 《文选》，第43页。[27]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094页。[28] 王齐洲、伍光辉：《“稗官”新诠》，《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叶岗《中国小说发生期现象的理论总结》说：“《诸子略·小说序》为我们构筑了小说发生的民间空间和民间状貌，确立了小说内容源自民间的性质。”（《文艺研究》2006年第10期）[29]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25页。[30] 《论语注疏·子张》篇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正义》曰：“小道谓异端之说，百家语也。虽曰小道，亦必有小理可观览者焉，然致远经久，则恐泥难不通，是以君子不学也。”（第2531页）[31] ［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一七，《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281页。[32] 《史记》，第2618页。[33] 《文选》，第45页。[34] ［魏］徐干撰，孙启治解诂：《中论解诂》，中华书局，2014年，第288页。[35] 《文选》，第45页。[36]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小说与方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85页。[37] 《史记》，第3203页。[38] 王齐洲：《〈汉书·艺文志〉著录之〈虞初周说〉探佚》，《南开学报》2005年第3期。[39]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影印，1960年，第2096页。[40] 详见陈洪、孟稚：《论汉魏六朝俳优小说》，《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二、稗官、闾里小知与小说家
班固小说家序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其实是两个问题。前者是说小说家之来源，后者是讲小说之作者。
先讨论前一问题。班固论诸子，往往谓某某家出自司徒、史官、理官、礼官等等，后世学者认为这是“王官论”。十家中其他九家的出身官职都好理解，唯独“稗官”在传世文献中没有明确说明，遂成古今小说论者聚讼不已的话题。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一文遍考先秦典籍，认为稗官是“天子之士”，其职责如采诗，是采言、传
[1]语者。袁行霈、潘建国从秦汉词语出发，认为稗官是“散居乡野的、没有正式爵秩的官职”，如周代的土训、诵训、训方氏以及汉代的待[2]诏、方士侍郎之类无实职的小官都可以称作稗官。而饶宗颐从秦汉出土文献和语音学的角度，认为“《汉志》远有所本，稗官，秦时已[3]有之”，稗与俳优之俳音义相通，职责相似。其依据有二：（1）出土云梦秦简中“令与其稗官分如其事”一语；（2）《汉志》三国如淳注：“稗音锻家排。《九章》‘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今世亦谓偶语为稗。”近期[4]王齐洲又在饶说基础上有进一步讨论。
笔者认为：（1）稗官在先秦两汉是县、乡以下各级属官的泛称。如淳、颜师古注说《汉志》中“稗官”是细吏、小官，大致不错。有四条出土文献可以证明：[5]
官啬夫免，效其官而有不备者，令与其稗官分，如其事。县、道官，其传□……。取传书乡部稗官。其［田］（？）及□［作］务[6]□……[7]
吏□□□□告官及归任行县道官者，若稗官有印者，听。都官之[8]稗官及马苑有乘车者，秩各百六十石，有秩毋乘车者，各百廿石。（2）如淳所谓稗音排、偶语为稗的注释，没有秦汉以前的文献支持，并不准确。此从略不论。（3）稗官的职责是广泛的，并非专职[9]称说闾巷风俗。既然啬夫、乡部、县、道和都官等都有稗官，而且有配官印的、有秩百六十石的，则其司职必然各不相同。如淳注所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可能是指稗官中某些人，并非是专指，更不能据此推导出稗官即俳官、俳优的结论。《后汉书·蔡邕列传》说：
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埶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憙[10]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
这里为帝王陈说“方俗闾里小事”的鸿都门下待制者，似可理解为如淳所说的那种稗官。追溯上去，则汉武帝身边的待诏东方朔、方士侍郎虞初，《左传·襄公十四年》所谓“士传言”者，《国语·周语》所谓“庶人传语”者，也可以称之为稗官。这与中国古老的天子听政[11]制度密切相关。
次说后一问题。稗官既然是县乡以下细吏、属官的泛称，那么稗官也可以说是出自“闾里小知者”、“市贾小民”。县乡是社会下层，闾里是民间，其社会空间一样；稗官是小人，小知、小民也是小人，其社会群落也一样。其中“小知”，盖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正义》曰：“君子之道深远，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故不可小了知也，使人餍饫而已，是可大受也。小人之道浅近，易为穷竭，故不可大受，而[12]可小了知也。”据此，则浅薄的小说只能出自“小知者”之手了。这正是班固所谓“闾里小知者”是“街谈巷语”的缀合者，而“君子不为”此“小道”的真正意图。据此，则《庄子·外物》所谓“饰小说以干县令”，不妨理解为：饰小说以干稗官；桓谭所谓“小说家合丛残小语”，可以置换为：闾里小知者合丛残小语。
至此，我们可以把《汉志》“小说家序”的逻辑理解为这样的三层关系：“街谈巷语”源自“道听途说者”；
将“街谈巷语”缀合成小说的是“闾里小知者”；
故“小说家”实源出“闾里小知者”、“稗官”。
按照这样三层关系来看，古小说的生成经过两个阶段，依赖于两个群体：“街谈巷语”只是小说的初始原料，是“道听途说者”所造；饰合小语、巷语而成的“譬论”、“短书”才是小说，是“闾里小知者”或“稗官”所作。这样理解的意义在于：对古小说的深入研究，应当指向“街谈巷语”的形成、类型及其发展，应当指向“譬论”、“短书”的构成与生成，应当指向“道听途说者”、“闾里小知者”或“稗官”的构成和职能。
前两层暂且不谈，后一层稍可申说。小说家既源出于闾里小知者、小官，则其构成必然十分混杂。闾里小知者，显然多来自民间，其中不乏小说作者。《庄子·逍遥游》所谓志怪的“齐谐”，《孟子·万章》所谓“非君子之言”的“齐东野人”，《列子·汤问》所谓闻奇事而志之的“夷坚”，都是见诸记载的好作志怪、记录小语的闾里小知。稗官中小说家也比较复杂，但大多来自小官。《汉志》所列十五家小说，就有“古史记事”、“方士侍郎”虞初、“待诏臣”安成、诸子宋钘等各色人物。所以，不必将小说家圈定在方士、史官等小官中。《汉志》讲小说家源出于闾里小知者、稗官，其意图不过是说他们来自社会下层、出自民间，达到贬低小说的目的。[1] 余嘉锡：《余嘉锡文史论集》，岳麓书社，1997年，第245-258页。[2] 袁行霈：《〈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文载《文史》第七辑，中华书局，1979年；潘建国：《“稗官”说》，《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3] 饶宗颐：《秦简中“稗官”及如淳称魏时谓“偶语为稗”说——论小说与稗官》，文载《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04年，第59-67页。[4] 王齐洲、伍光辉：《“稗官”新诠》，《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5]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0页。[6] 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岗秦简》，中华书局，2001年，第74页。[7]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90页。该墓葬下葬年代约在吕后二年（前186）或稍后，属西汉早期。[8] 《张家山汉墓竹简》，第202页。[9] 详见陈洪：《稗官说考辨》，文载《中华文学史料（第二辑）》，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79-94页。[10]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1992页。[11] 详见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所论。[12] 《论语注疏》，第2518页。第二章“语”、“说”：古小说的根源“语”、“说”是两种古老的文体或文类，也是古小说生成的重要构件、根源。个中原因，在于“语”和“说”既有议论性，又有故事性；既来源于贤达知识阶层，又来源并流布于市井民间；是士人“立言”的结晶，也是士民“议政”的结果。一、“语”类文体的形成“语”的古字是吾，汉代释义分别是论、论难、叙说。汉许慎[1]《说文解字》：“语，论也。从言吾声。”“直言曰言，论难曰语。”《诗经·公刘》：“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汉毛亨传曰：“直言曰言，[2][3]论难曰语。”汉刘熙《释名》：“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按照汉代学者对“语”的解释，由“语”所产生的文体应当有两种：即论述性的，叙事性的。考察春秋以来“语”的存在形态、类型及其文体的发展，也正是如此。（一）
从现存资料看，“语”字的出现略晚于“言”字。甲骨文里有言而无语，《尚书》也有言而无语，至《逸周书》则言、语俱有。邱渊据徐中舒、陈梦家的考释说，甲骨文中的“言”，在商代是祭名、告祭，例如“辛巳卜内言其有遘”、“贞言其有疾”、“贞言无遘”。这里的“言”既是人对神的“言说”即祷告，也是神对人的“言说”即“神示”，是人神之间的相互沟通。在政教合一的时代，统治者在祷告祭祀或者占卜的时候，不仅扮演着与神沟通的角色，甚至扮演着神的角色。这样，“神示”就成了变相的“人示”，“鬼治”成了变相的[4]“人治”。因此，我们才能看到商周文献《尚书》里许多帝王的言说，充满着至高无上的神圣权威：
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商书·汤誓》）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商书·汤誓》）[5]
明听朕言，无荒失朕命！（《商书·盘庚》）
随着人性时代的逐步到来，贤哲、士人以及君子的言论逐渐占据了古史的一席之地：
古人有言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周书·泰誓》）
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周书·牧誓》）
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周书·酒诰》）
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周书·秦誓》）
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商书·盘庚》，[6]孔安国传：“迟任，古贤。”）
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蕰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左传·隐公六年》，杜预注：“周任，周大夫。”）
且史佚有言曰：“无始祸，无怙乱，无重怒。”（《左传·僖公十五年》，杜预注：“史佚，周武王时大史，名佚。”）
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左传·宣公十二年》，杜预注：“仲虺，汤左相，薛之祖奚仲之后。”）
叔向有言曰：“怙乱灭国者无后。”（《左传·哀公十七年》，据孔[7]颖达疏，叔向出身晋国贵族羊舌氏，晋大夫）
在《尚书》里以“有言曰”引出的言论共5例，有姓名的仅有迟任1例；而《左传》中以“有言曰”引出的言论共22例，有姓名的则达13例。不过，这些“言”与帝王之“言”一样，仍然带有强烈的教训、教令、警句、格言、箴戒和垂告的色彩，这应该都源于甲骨文中之“言”的告祭原始底色。
春秋以降，“言”体文形成，具有独言而非对话、直言而非论辩、论说而非叙事三个文体特征。其文本形态则有“格言警句型”、“专题议论型”二种。前者以《老子》首开其传统，《逸周书·周祝解》、《文子·符言》继踵其后；后者有《商君书·壹言》、《管子·枢[8]言》、《管子·霸言》等。不过，这个说法只是从现存文本而言的，若从失传的文献而言，在《老子》、《周祝解》之前，一定还存在着许多格言警句式的文献。如《老子》第四十一章有云：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货且善。《老子校释》：“奚侗曰：‘《建言》’，当是古载籍名。高亨曰：[9]‘《建言》’，殆《老子》所称书名也。”又《左传》四次引用“史佚有言曰”，也应当是依据周武王时太史佚的某种“言”论集而来的。（二）
稍晚于“言”而兴起的“语”，与“言”体文既有分流之态，又有汇合之势。《尚书》中无“语”字，而《逸周书》“语”字凡五见，其中《太子晋解》有云：
师旷见太子，称曰：“吾闻王子之语高于泰山，夜寝不寐，昼居[10]不安，不远长道，而求一言。”
这里“语”与“言”对称，似乎是颇有意味的一种暗示。“语”在西周、春秋时期，既是贵族教育的技能之一，又是一种文体。《周礼·春官宗伯》云：“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郑玄注：“兴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读曰导。导者，言[11]古以剀今也。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发端曰言，答述曰语。”据郑注看，语是一种对答、论难性的说话，用来训练话语的文本，应当是一种有别于“兴、道、讽、诵、言”的文体，可惜今天我们已经难以看到这种“语”的训练教材了。《国语·楚语上》：（士亹）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12]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这里的令、语、故志、训典，显然都是具有特定内涵和功能的文体。韦昭解曰：“《语》，治国之善言。”这种“语”体，是指与国家政治相关的言论或记载。王树民认为：“‘语’是当时很受贵族统治者重视的一种记载，《国语》便是集合各国之‘语’而编成的一部[13]书，所以称为‘《国语》’。”
不过“语”的表现形式和存在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止政治言论一种。俞志慧说：“大致可分为重在记言和重在叙事两种，每一类又[14]表现为散见的和结集（或成篇）的两种。”所谓记言而散见的“语”，宽泛地说，它可以包括记载于《尚书》、《左传》、《逸周书》等典籍中的众多格言、警句、训诫、谚语等，即上文讨论的“言”。如谚语，既可称作“言”，也可叫做“语”：
周谚有之曰：“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左[15]传·隐公十一年》，杜预注：“谚，音彦，俗言也。”）
谚有之曰：“觥饭不及壶飧。”（《国语·越语》，韦昭注：“谚，俗[16]之善语。”）
语言有之曰：“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将恶避逃之？”（《墨子·天[17]志上》）
鄙谚曰：“莫众而迷。”……语曰：“莫三人而迷。”（《韩非子·内[18]储说上》）
狭义地说，“语”主要散见于战国以来的史书与子书中，而且多见于《左传》、《国语》、《逸周书》中，多以“语曰”的形式引出：
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语曰：“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19]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墨子·非攻中》）
语曰：“好女之色，恶者之孽也。公正之士，众人之痤也。循乎[20]道之人，污邪之贼也。”（《荀子·君道》）
语曰：“恶紫之夺朱，恶利口之覆邦家。”（《尹文子·大道下》）[21][22]
语曰：“其母好者其子抱。”（《韩非子·备内》）
语曰：“麒骥之衰也，驽马先之；孟贲之倦也，女子胜之。”[23]（《战国策·齐五》）
还有一些称之为民语、野语、鄙语、宋人语等：
野语有之曰：“众人重利，廉士重名，贤士尚志，圣人贵精。”（《庄子·刻意》）[24]
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庄子·秋水》）
民语曰：“欲富乎？忍耻矣，倾绝矣，绝故旧矣，与义分背矣。”[25]（《荀子·大略》）
故宋人语曰：“一雀过羿，羿必得之，则羿诬矣。以天下为之罗，[26]则雀不失矣。”（《韩非子·难三》）[27]
臣闻鄙语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后。”（《战国策·赵一》）臣闻鄙语曰：“见菟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28]（《战国策·楚四》）
有论者以为，春秋以来“言”、“语”的大量产生是“君子立言”[29]的结果，是很有道理的，但就此看，市井民间产生的“言”、“语”也不少，其中乡野的趣味很浓郁，并非都来自古代贤哲的智慧。
至于结集或成篇的“言”、“语”，则以《逸周书·周祝解》、《国语》、《老子》、《论语》、《文子·符言》等为代表，出土文献中则以《琐语》、《春秋事语》、郭店楚简《语丛》、长沙出土帛书《称》等著称。《逸周书》成书时代说法不一，各篇产生时代亦不一。黄怀信认[30]为其编定时间在公元前532-前339年之间，即春秋末叶到战国中期，较为可信。《周祝解》，注家多认为是祝官所作。陈逢衡说“此周祝垂戒之语”，唐大沛云“此篇作于周祝。祝即春官太祝，掌王诰命者也。[31]古人垂戒之文不一体，此篇似箴似铭，尤为奇绝”。过常宝推定：“祝有训诫之职责，而祝的权威来自文献，所以他的训诫主要以征引权威性的‘语’来进行，故而很早就开始了搜集‘善言’的工作，并形成职业性文献。这种职业文献最初就是具有教训意味的‘语’[32]的辑本。”
故《周祝解》中保存了不少精彩经典的“语”录：
故曰文之美而以身剥，自谓智也者故不足。角之美杀其牛，荣华之言后有茅。凡彼济者必不怠，观彼圣人必趣时。石有玉伤其山，万民之患在口言。时之行也勤以徙，不知道者福为祸。时之徙也勤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故曰肥豕必烹，甘泉必竭，直木必伐。
故狐有牙而不敢以噬，獂有蚤（爪）而不敢以撅。势居小者不能为大。……故木之伐也而木为斧，贼难而起者自近者。二人同术，谁昭谁暝，二虎同穴，谁死谁生。故虎之猛也而陷于获，人之智也而陷[33]于诈。
此中有些“语”还流传到后来的一些文献中。例如“文之美”几句，《文子·符言》：“其文好者皮必剥，其角美者身必杀。甘井必竭，直木必伐。物有美而见害，人希名而召祸。华荣之言后为愆，先骋华辞，后招身祸。石有玉，伤其山，山若藏宝必见凿，人不慎言必招祸。[34]黔首之患固在言。”《墨子·亲士》：“甘井近竭，招木近伐。”《庄子·山木》：“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范子》：“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太平御览》卷一八九引）《老子》可能也是一种职业文献，它“在一定程度上采用或汇辑了一些‘语’文献”，并成为“一种以‘语’为基础的阐释性的文
[35]本”。除上引《建言》“明道若昧”云云以外，又如《老子》第五十七章：“故圣人云：‘我无为，人自化；我好静，人自正；我无事，人自富；我无欲，人自朴。’”第七十八章：“故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而《老子》第二十二章所引值得注意：
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得，多则或。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岂虚语？故成全而归之。
显然，“曲则全”以下六句为古语，“是以圣人”以下则是阐述性的文字。《老子》中到底还有多少这样隐含的古语，今天已经难以一一指证了。不过还有些蛛丝马迹可寻，《老子》第三十六章所谓“将欲翕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36]欲夺之，必固与之”数句，疑缘自《逸周书》。《战国策·魏策》任[37]章引《周书》：“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韩非子·说林上》所引也出自《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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