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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16 23:2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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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志龙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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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龙长短录

屠龙长短录试读:

杂文谈片

杂文性辣亦姓杂

郭平德先生在《杂文月刊》今年第5期原创版的“三人行”栏目里,以《杂文姓辣不姓杂》为题,撰文向杂文界进言。对于此文中先生所说的一些观点,笔者不揣浅陋,在此说点己见。

我曾说过,作为一种文体,《辞海》在“杂文”条目下,第一释义说,杂文是“散文的一种”。但杂文的发展演化历史表明自上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由于鲁迅等一大批杂文家的开拓,现代杂文已从散文中分离出来,蔚成一种独立的文体,由此而具有自身鲜明的个性了。杂文的个性,主要表现在它针贬时弊、抑恶扬善的社会功能上。杂文作者应敢于和善于讲真话、讲实话,杂文作品则应尖锐泼辣或幽默诙谐,作品的字里行间透溢辛辣味儿。杂文的这种个性,不应被忽视,更不应被舍弃,如果被忽视、被舍弃,杂文势必会在人们的有意无意之间悄然复归于散文,它也就会有逐渐消亡的危险了(《屠龙续集》代序:真话实说)。基于这一认知,笔者对郭先生文章里所谈的杂文现状,有些方面也不无同感。不过,我这里有一点建议,先生所谓“杂文姓辣”的那个“姓”字,似可改作“性”字,说“杂文性辣”,我举双手赞成。

郭先生在说“杂文姓辣”的同时,又说杂文“不姓杂”,对这“不姓杂”的说法,笔者委实不敢苟同,因为,只要我们略从杂文的内容和形式去看,便立马可知杂文之杂了。杂文评说的对象涵盖世态万象,这就可谓林林总总,文章的内容岂能不杂?杂文的表现形式不拘一格,诸如:政论式、随笔式、点评式、对话式、日记体、书信体、语丝体(微杂文),乃至序跋、寓言、故事等等,这叫形式多样,也难免不杂。故此,我要说:杂文姓“杂”,杂而有“文”,只要作者为文时注意使自己的作品不失杂文的个性特质就行。这应成为杂文作者的一种追求。

在郭先生看来,“如果杂文家和杂文报刊不针对现实生活写稿和发稿,而去写些外国和中国古代的贪官如何腐败,这不就等于言不及义,离题太远了吗”,而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又说:“谈古论今如要从古谈到今,也要厚今薄古,谈古只带过一笔,主要是论今。不解决现实问题,通篇谈古有何益哉?”且请恕我直言,先生的这些话,是未免失之偏颇了。在我读过的杂文作品里,谈古论今的杂文堪称佳作的,其实不算太少,我们对此不可视而不见。

这里不妨略举一例:上世纪90年代初,著名杂文家金陵客(王向东)先生所写的《杜甫卖诗》一文,被我推荐发表在《杂文报》选粹版上。此文采用故事新编形式,通篇皆写诗圣杜甫卖诗的尴尬境遇和内心纠结。由于作者运用暗喻手法,在作品中艺术地嵌人了职称、下海、倒卖书号、拳头加枕头之类极富现代气息的热门字眼,将所写的古人古事与当时的某种社会现实拉近了距离,读者在联想中似可“闻听”到作者对于文化市场改革的深沉呼唤,从而收到了喻古今、讽世情的艺术效果。由此我想,一篇杂文作品,不在是否谈“古”论“今”,也不在谈“古”论“今”篇幅的多少,它是否有益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主要取决于作者的思想见解是否深刻和写作技巧是否娴熟。对于此类作品读者也有一个需要提高鉴赏水平的问题。我的这些想法,以《耐人寻味乃上品》为题写了篇评论文章,也刊登在《杂文报》上。

严秀(曾彦修)先生曾多次说过:思想性是“质”,艺术性是“文”,“文质彬彬”,然后杂文才能成立。此话可谓杂坛的经典名言。杂文界中人,无论是杂文写作者还是杂文评论家,都应记得这位前辈杂文大家的这句话。(2013年5月14日)

附:杂文姓辣不姓杂(节录)

郭平德

读罢《杂文月刊》第3期(上)刊登的郭树荣的《向杂文界进言》后,引起我的思想共鸣。该文指出当前报刊上发表的杂文的弊病:“大量杂文多属鸡毛蒜皮,引用一两个历史故事或典故,做些分析,然后虚张声势地做点儿批评,遇到人名地名也多用某代替,读这类杂文常想起鲁迅《风波》中的赵七爷,……握着无形的丈八蛇矛刺向社会丑恶,有何威力?”只能是苍白无力,引不起读者的共鸣。

这实在是说得太对了!我认为,杂文是姓辣,不姓杂。鲁迅传统杂文的基本特征是泼辣、尖锐、深刻,具有批判性、讽刺性,分析问题透彻,杀伤力强,一针见血。不是蜡枪,好看,不中用。更不是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就是杂文。有些作者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投到杂文报刊,充当杂文。我们的杂文编辑也把它当杂文刊登,也不怕毁了杂文报刊的声誉,就不怕读者不满意,不订你的挂羊头卖狗肉的报刊?你们就用这样的生活随笔来糊弄读者?你知道今天读者为什么喜爱读杂文吗?因为广大读者对腐败现象不满,心有优虑、焦虑和愤慨,而杂文都是针对腐败的现实而批评批判的。如果杂文家和杂文报刊不针对现实生活写稿和发稿,而去写些外国和中国古代的贪官如何腐败,这不就等于言不及义,离题太远了吗?或曰隔靴搔痒。如果连时评都不如,那何苦要办杂文报刊?时评尚能针对当下的社会现象直接发言为声,杂文报刊为何要做文字游戏,登些绕来绕去的文字,绕开今天的现实?

杂文姓辣,不是闲文。鲁迅说:杂文的使命是针贬社会,揭露社会的病根,引起人们的疗救。那些不批判现实的文章,即使写得再好都远离人民群众的愿望与痛痒。当下中国的老百姓关注收人分配、物价稳定、教育、就业、养老、房价、医改、食品药品安全等问题,杂文家应该对这些提出批评和建议,开出好药方,帮助执政者改善民生,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的进步,或找到治理腐败的有效途径。而不是东拉西扯绕开话题,不敢针对现实发言。

对评式杂文的理备认知与写作卖戏

杂文与时评,因两者共性的存在而使它们像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的共性在于:关注社会、激浊扬清的现实批判性,让两者具有共同的存在价值。它们也各有个性,主要是:杂文讲究表达方式和语言运用的艺术性而更具文学性特质,时评讲究新闻评论的时效性和语言运用的明快性而更具新闻性特质。尽管如此,由于两者共性的存在,在特定的语境和一定的文字架构下,它们各自的个性之长是能够艺术地融于一体而达至互补的。我以为,这样“做”出来的文章,或可叫做时评式杂文。

时评式杂文是媒体“时评热”勃兴背景下的产物。媒体“时评热”,体现了社会政治文明的进步和公众参政议政的诉求,是中国的社会之幸和民众之幸。在这一现实的文化生态环境里,杂文与时评应当相互兼容,共同发展。除了全国性专业类的杂文报刊,在各地媒体上,杂文应当也可以有自己施展身手的用武之地。问题是,各地媒体用于评论类文章的版面空间毕竟有限,一些杂文组织于是主动作为,开拓进取,为在这个版面空间里搭建杂文平台,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本埠《京江晚报》的时评版面办得比较活跃。2010-2011年间,镇江市杂文学会会员在这个版面上发表作品80余篇。为在晚报上搭建起时评式杂文平台,2011年11月初,在事先精心筹划和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学会把年会安排在《京江晚报》社召开,晚报总编、相关部室负责人和时评编辑应邀参加。此次年会,在学会会员与晚报编辑之间,架起了一座相互沟通联系的桥梁,为助推学会时评式杂文写作的繁荣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012年,会员在晚报时评版上发表作品150余篇,不仅作品数量大幅增加,而且作品中不乏思想性与艺术性兼佳的时评式杂文上乘之作。

在时评式杂文的写作实践中,我们反复咀嚼体味,逐渐品出了它的“味道”:时评式杂文所包含的时评时效性元素,虽然让它以“快餐”面目与读者见面,但它所蕴涵的杂文艺术性元素,却使这道“快餐”未必不是一道美味。学会的新华网金牌作者谭浩俊(艾琳)先生,发表在《扬子晚报》时评版上的《“摩托返乡”是道怎样的风景?》一文,从农民工春节返乡大军的壮阔场景中,看到他们面对一些实际问题的内心纠结与无奈,体现了作者的亲民情怀。此文兼有时评的“鲜味”和杂文的“辣味”,发表后被一些媒体转载。赵才才(财复)先生的《赵作海,你咋能误导公检法呢?》一文,在《京江晚报》时评版上发表,此文运用杂文的“反证”与“暗喻”手法说事,因独具只眼而引人注目。文章行将收篇时作者有言:“不要以为你放出来就没事了”,此话表面是说给赵作海听,骨子里却是话中有话,暗示应当追究相关执法人员造成这起11年冤狱案的法律责任,读之令人叫绝。在镇江市杂文学会时评式杂文写作群体里,阐春生(马温)先生以其作品数量多和视角独特的过人之处,受到晚报读者和本市各类媒体的关注。笔者曾在《好啊,马温先生!》一文中指出,马温发表在晚报时评版上的《一座城市不能只有拍客发声》一文,表达了他对城市大拆大建之风的独特见解,进而发出了一连串的质疑之声。那质疑,不膏是勇敢者的呐喊,尽显了社会文明批评的杂文本色。

不言而喻,时评式杂文与其它类型的杂文是有所不同的,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评论对象,前者评论的主要是热点新闻事件,后者评论的则是包括新闻现象在内的世态万象。时评式杂文作为杂文大家族的一员,杂文界朋友乐见其存在和发展,应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2013年10月16日)

杂言碎语录

点 评

官员财产申报公示难原因何在,公众在多年追索中不无焦虑。作为法学学者的范忠信教授,在作出“2013年全国县乡级官员财产会公开”的打赌失准后,今年元旦竟当众爬行千米,可谓“特立独行”。他这么做,绝非仅在兑现“愿赌服输”的承诺,网友为之点赞,暗示其行为另有可歌可敬之处。此文题材大,切口小,开掘深,语言运用拒绝隐晦艰涩,同时也多有蕴藉含蓄的文字。读者不妨追问一句:范教授的“千米爬行”,能唤回那些相关主事者取信于民的社会良知么?(点评《教授“千米爬行”的真正意义》。《镇江杂文界》总第22期,2014年4月)按 语

针贬时弊固是杂文的主要社会功能,“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鲁迅语)。这种“给人偷快和休息”的杂文,应该具有晓畅典雅或幽默洒脱地叙事述人的语言风格,同时需要具有寓理于事、寓理于人或寓理于物的内在品格,由此让人在轻松愉悦的语境中生发联想,获得教益。这里选登的5篇球评作品,能否让您品嚼到这种“杂文味”呢?(“神侃世界杯”栏目按语。(镇江杂文界)总第24期,2014年8月)惑 问

8月11日公布的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没有杂文人选。愚惑而问日:我们的杂文是否有负于鲁迅先生,现今尚未“浸人高尚的文学楼台”?抑或一些人是否囿于认知的偏谬,事实上仍拒杂文于文学的大门之外?而如果,此项评奖的组织者,能够通过杂文报刊一类的渠道,给予杂文界推荐杂文(单篇或文集)的机会,且能认真组织评选,那么,全国够格人选的杂文是否就一定没有呀?(《镇江杂文界》总第25期,2014年10月)

杂文贵在放讲真话

朱志新的《

惯语三析

》一文,6月24日刊载在(杂文报)上。这里对其作点简要剖析。

杂文的主要社会功能是针贬时弊,疗治社会病灶。杂文作者为文,或尖锐泼辣,或幽默调侃,前者往往善于正面直击病灶,后者大多善作迂回侧击。(惯语三析》显属前者。

面对社会上的“百忙之中”、“职务之便”、“种种原因”之类的惯语现象,作者写下这篇作品。读罢此文,笔者留下了作者“骨鲤在喉,不吐不快”的阅读印象,似乎可以说,在这篇作品中,作者是真正做到“敞开心扉,直抒胸臆”了。

作者称此类惯语“屡闻不鲜”,这是不错的。只是常人如我者,因为此类惯语听得多了,见得多了,久之反倒闻怪不怪了。但作者却不然,他是“初闻尚可,继则难懂,再四思之,甚觉欠通”,及至现在,他更是奋而握笔为文,以其心力辨析此类惯语的“欠通”之谬,并在削切的事理剖析中,以其思维张力追求独到见解,词锋犀利,直击惯语病灶的要害之处。

在作者看来,领导(首长)下访乃是“份内之事”、“应尽之责”,说其“百忙之中”下访,无异于说他是做“份外之事”,此话当属“不通”,再以此话“迎奉”,那就更属“阿谈奉承”、“巴结讨好”了。对此,作者以“风气实在腐庸”一语斥之,其厌忍不满之情溢于言表。对于落马的贪腐官员,作者认为,其原先的职务与其贪腐之间,绝无必然的因果联系,倒是“制度和监督”的缺失,为那帮“泼鸟男女”的贪腐丑行开了方便之门。然而,时下的反贪报道和曝光的大小案例,每每会将“职务之便”与官员的贪腐联系在一起,作者为此发出了“亦生奇怪”的质疑。笔者以为,这质疑,其实是一个公民“建言献策”的“另类”表达,作者显然意在借此呼吁相关权力者摒绝废话,开明纳言,好生筑牢“制度和监督”的笼子。对于负面报道(作者称做“不愉快报道”)中的那些惯语,诸如:种种原因、某些方面、有关部门等等,作者则坦陈己见:这类惯语,“无实事求是对症下药之勇猛”,也“剥夺了百姓的知情权”,“湮没了首长的责任心”,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这里,作者像是一位难得的针灸师,一针下去,准确点中病灶穴位。

值得一说的是,《惯语三析》收篇时,作者似在不经意间,向读者吐露着自己的心语:“笔者真心期望,愿这些废话式的惯语早日灭了行踪。”从这心语中,读者不难触摸到一颗搏动着的对国家、对百姓的热忱之心,也可从中感悟到,当代杂文敢讲真话、是是非非的本质特性。这心语,虽只寥寥数言,但却难能可贵。(2014年8月16日)惯语三析

朱志新

若干年来,许多用语频频见诸报端、广播、电视,即令口语也屡闻不鲜。称之“惯语”,谅无大谬。初闻尚可,继则难懂,再四思之,甚觉欠通。今择三例试以析之,求教诸贤以释愚蒙。“百忙之中”

此语惯例,用于迎接首长光临。无论前呼后拥,抑或轻车简从,举凡大会讲话,乃至剪彩开工,主家领导皆以此迎奉。阿谈奉承不绝于耳,处之泰然鲜见脸红。然,听之日久甚觉不懂,何以下访须用“百忙之中”称颂?

公仆到下级开会检查、巡视讲话、栽树插花、吃饭喝茶,皆工作也。又,工作者,份内事也。与工农百姓锻工打铁、瓦匠砌墙、纺姐织布、村夫犁田,并无二致。主家偏要涎着脸巴结讨好,作受宠若惊激动莫名状,风气实在腐庸。其实,闻者已生耳茧,颂者亦非由衷,只人云亦云,马屁成风。

只叹,“百忙之中”之“之中”,硬是不通。前述,下访乃应尽之责,干此工作,拿此傣禄耳。设,本应做100件工作,谓之“百忙”,则“百忙之中”皆题内之事何须激动。若,做101件工作,超出指标,多作贡献,谓之百忙之“外”,倒是可颂。“职务之便”

惩治腐败,百姓称快。然,此类新闻看得多矣亦生奇怪,何以反贪报道均有一词:“职务之便”?好端端的“职务”怎都堕落成了那帮泼鸟男女帮凶?前从陈希同、胡长清,后到陈良宇、薄熙来,祸害俱称“便”。大小案例概莫能外,岂非怪哉?

然,此说似有语病。不须多高智商就会明白,“职务腐败”此两概念绝无必然因果联系可言。问题在于,两者之间原有一重要环节被人为抽去。何者?“制度和监督”!毛病就尽出在那轻飘飘的“便”上。

收礼品,不是有明确规定吗?定项目,不是说好要集体研究吗?批贷款,分明有一系列环节。办案件,更是严肃异常诸多“职务”,本无“便利”可言。

只可惜,堂皇规定,鸟人面前形同虚设,不顶屁用,只须他长官意志一动,纵千难万难,顿马到成功于是乎,本不便利的“职务”,而今尽皆“便利”。“种种原因”

在说到某件事的来龙去脉起因结果时(当然属“不愉快报道”之列),此惯语不时出现。正当人们一探究竟:“道是端的?”一声“种种原因”叫你一头雾水如坠五里。欲言又止待语还休,隔靴搔痒辞不达意。固有“犹抱琵琶半含羞”之朦胧,却无实事求是对症下药之勇猛。

与此惯语异曲同工的,尚有“某些方面”、“有关部门”种种。反正这类报道是发哲不让真情示于大众。是何难言之隐使得如此不疼不痒的这类惯语广泛流通?笔者愚蒙,有两问不懂

一问,倘是下属报告工作,可允其以“原因种种”含糊其词、推诱其中?那上级定说“责任不清、发回重弄”。

二问,倘是“愉快报道”,可见此语行踪?惯例,那皆是“在某某部门某某首长领导下”,明码亮相竞相称颂。

由此可见,此类惯语,一,就对象,只适用于“可敬爱(?)的”领导们,二,就用途,是为掩盖相关“部门”和“领导”应负之责任。只可叹,对百姓,它剥夺了知情权,对首长,尽湮没了责任心。确“有百弊而无一利”。

笔者真心期望,愿这些废话式的惯语早日灭了行踪。

怎能让她说“走”就走

“停刊启事”四个字,印在12月5日《杂文报》的头版上。这则启事说,隶属于《河北日报》的《杂文报》,“自2015年1月1日起停刊”,这是由“河北日报报业集团决定”的。

面对这则启事,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但在我的意识流里,却涌动着我的心语:《杂文报》怎能说“走”就走呢?!这心语,或可视作无奈之言,但也不妨谓之抗争心声。

对于此事,我是不能没有自己的抗争的。因为,从《杂文报》诞生第一天起,我便与她结伴同行至今,我们一路走来,她教我明白了许多为文和做人的道理,现如今,我岂能默然地送走她即将离我而去的背影!

我手头珍藏着一份《杂文报》副刊的试刊号,这份报纸刊于1992年10月9日。该报在“杂文界的珍闻、趣闻、轶闻”栏里,刊登一篇百余字的短文说,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残酷镇压反对内战的请愿群众,时任《南京人报》杂文专栏编辑的拾风先生,次日将这个专栏“开了天窗”,里面写着“今日无话可说”几个字,以示抗议,史称“最短的杂文”。我由此牢记且努力践行:杂文何妨求精求短,议事论人当力求点到要害之处。次年,我以《“长化短”说》为题写了一篇短文,登在《杂文报》上。这是《杂文报》教我为文的一个例子。《杂文报》教我做人的例子很多,这里略举一例: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杂文报》上知道了著名杂文家乐秀良先生,其后有幸与他结识。从先生的代表作《日记何罪》一书里,我逐渐了解到他的作品风格和做人品格,那就是:讲真话,吐真情,求真理,执著于做个“真人”的人生追求。有感于此,我先后写下《略论乐秀良杂文的个性特点兼及其他》《真与美的和谐统一》两篇评论文章,分别刊登在1992,1994年间的(杂文报》上。《杂文报》“停刊启事”的开头语写道:“感谢广大作者、读者朋友三十多年对(杂文报》的关注、关心与关爱!”此话让我知道,像我一样喜爱《杂文报》的朋友,按说是很“广大”的,既是如此,却又何必非要让她停刊不可,而令一个广大的群体为之失望呢?

这则停刊启事又说,“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决定让《杂文报》停刊,以便“集中精力、集中力量使杂文采编再上新水平”。此话所指的“新形势、新任务”语焉不详,这里姑且不去妄测,但我要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使杂文采编再上新水平”云云,却是颇为令人费解的,难道为此目的,仅有停刊一途么?其实,舍此也还另有它途可寻,如果相关权力者愿意这么去做的话。(2014年12月12日)

读第一期电子版《镇江杂文界》

第一期电子版《镇江杂文界》,2015年1月下旬编发到会员的电子邮箱,同大家见面。这期会刊刊发的文章,除卷首语外,共收人会员作品17篇。这些作品的作者,有年老的,也有年轻的,有老会员,也有新会员。笔者吞列其中,以文会友,感到非常高兴。

这期会刊的主持人是马温会长。马温所写的卷首语《让会刊多一个形态》,体现了他一贯的语言风格,幽默,机敏,间或挟带点戏谑之言,由此让人收获到悦读的感受。读者从卷首语的字里行间中,能够不时地听到编者向会员倾诉的心声,似乎可以说,这心声主要强调两条:我们的会刊,今后既有纸质的,也有电子的,多一个形态,欢迎会员多写,会刊可以多登。此其一。其二,年轻的会员要在多写的实践中锤炼自己,努力赶超老年同志,让自己逐渐优秀起来。马温会长说,这期会刊稿件的排序原则,“年轻人排在前面,年纪大点的,毫不留情,撵至后面”。这话说得好,好就好在它说在理上,也说在点子上了,笔者对此完全赞成。这一排序原则,能否成为一个规矩,今后刊出电子版时,也不妨这么去做。学会的希望寄托在年轻同志身上。

马温会长指出:“本期稿件中,有的还不太像杂文,有的观点散漫模糊,有的写得仓促草率,用字、用词、用标点都有粗心之处。”笔者以为,这其实是一种提醒,旨在期望大家特别是年轻同志,能够用心剔除稿件中的瑕疵,写得更好一些。这大概便是所谓的“期之愈切、责之愈苛”了。可以相信,大家在多写的实践中,所写稿件一定能够渐少其疵而愈增其美。

依笔者浅见,这期会刊稿件中,也不乏可圈可点的杂文作品。例如,朱志新的《金鱼缸·保险箱》一文,议论的是官员选拔任用制度,属重大题材杂文作品。作者在作品中,巧用比喻手法,将官员的选举制和任命制分别喻为金鱼缸和保险箱,而在议论展开的过程中,则善用对比手法,始则比较两物,继则比较两种制度,相较之下,作者力陈己见,呼唤以法治和民主为内核的制度改革切实到来。作者的拳拳赤子之心和作品的杂文风采,由此跃然纸上。又如,景异玮的《我拥有什么》一文,议论的虽是网络热点话题,但却写得匠心独运。作者在发散思维模式下,多角度透视死囚器官禁止移植与病患者器官供体紧缺的社会矛盾,力图探寻化解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作品的字里行间,透溢着作者的优民情怀。再如,赵才才的《留守女的咏叹调》一文,表达技巧有其独到之处:一是,作品以杂文诗(作者谓之“打油诗”)的面目呈现给读者,这叫表现形式独特少见,二是,作者在文章构思中,将优秀的传统文化因子揉合进来,融为一体,这叫古为今用。杂文多一点这样的“独到之处”,应是我们努力的一个目标。(2015年2月6日)

附:让会刊多一个形态

马 温

开过大会后,通常又会开个小会,商量一下如何贯彻落实。杂文学会也不想在这一点上免俗,于是几个人就碰了个头。大家说,《镇江杂文界》也出个电子版的吧。好啊,出吧,电子版的第一期就出来了。

不需要大家叫好,只需要大家有空时看看,还有,投稿。

我们的会刊,今后,既有纸质的,也有电子的,多了个形态,性质却不变,主要登会员作品。

你是会员么?还有你?你?不要问了,我们都是,所以,我们都要投稿。

杂文学会不是一个很有趣的团体,可我们自愿加人了,原因是什么呢?大概就是或深或浅的喜欢吧。既然有些喜欢,那就写写吧。你写多少来,我们都登,电子版嘛,无限量。

现状是,大家写得都不多,所谓“喜欢”其实是苍白的。一个月写一篇,这样的指标不高,但执行起来可能还是有困难,那就两个月一篇,或者一个季度一篇、半年一篇、一年一篇。如果一年也没写一篇,他一定是另有所爱,我们鼓励他抛弃杂文学会。

从这个现状出发,我们不制订指标,但我们鼓舞大家多写。那样,学会才有生气。

大家议论过学会的平均年龄,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衡量杂文作者是否青春、是否朝气、是否能够擂响一面鼓吹响一支号,关键不是看年龄,是看他的作品,看他作品的质量、情怀与数量。

镇江杂文学会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可是学会拥有几位七十左右的老会员,他们一直在写,仍然在写,甚至,比年轻会员写得还多,还好。他们就是本学会的财富。他们的创作表现,提升了整个学会的写作水平,如若没有他们,我们这个学会的创作可能更接近幼稚期。

这几位老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没有事先征询他们的看法,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们都希望年轻人赶上他们,超过他们。没有他途,赶超他们的有效方法就是多写。

写吧。写起来。就像舞者要让自己旋转起来。

编辑这一期会刊时,我们向一些会员约了稿,有些人很快就送来了,我们觉得数量可以了,就先编出来发给大家。当各位收到这一期,也就是收到征稿启事了。凡你们所写,凡你们认为适合发给本刊使用的,都请发来。我们只说四个字:请写。请发。

这一期的稿件,我们编者的想法是,不删,不改,保持“原生态”。各位看一看就能发现,本期稿件中,有的还不太像杂文,有的观点散漫模糊,有的写得仓促草率,用字、用词、用标点都有粗心之处。但我们原文照登,有意不做编校该做的事,目的只是提醒相关会员,写作是件认真的事,你马虎,文章的脸上就有脏痕。本期稿件中也有面孔清爽的,比一比,就知道。

说一件事,景异玮送来文章,第一段有这样的话:“我们常说,身外之物不必太在意,身外的东西本就是有来有去,一个人从落地到落土这中间,唯一真正拥有的并不是身外之物。”写得很好。但她隔天专门发短信来:“我刚看了下我这小稿,第一段‘落土’请改成‘人土’,打错了。”我觉得没错,所以没有听她的,但我敬佩她的认真。

这组稿件,排序的原则是年轻人排在前面,年纪大点的,毫不留情,撵至后面。因为我们相信进化,相信年轻的将会优秀起来,我们要让年轻人排在前列。

一月号的《散文》杂志,卷首上有些话说得很好,我来抄一抄:文学有时会给我们提供一种“不安”——文学常常是一些多余的话,它常常挑战局限性的边界,它常常把局限性撕开一个口子,让我们窥见另一个景观,另一个博厚高明悠久的景观。

说的是散文,但杂文和散文的距离并不远。杂文一直都是多余的话,杂文一直在挑战冠冕堂皇,并将这张纸撕破,撕出一个口子。这个口子是为我们的眼睛准备的。眼睛不喜欢被蒙住,眼睛需要一个清亮的观察孔。

这份电子版的会刊不用装饰,不用套红,一篇一篇地接排,是最简单的简报风格。文字最重要,我们不愿意用形式感的东西分散大家对文本的注意力。

以上这些话,因为排在会刊的最前面,有点类似于卷首。今后,这个栏目每期都会出现,每期的主持人都将不同,写什么,怎么写,写长,写短,他有无限的处置权。本期由马温主持,马温也因此自认为有了邀请下一位主持人的荣幸。那么,我就开始这个击鼓传花的游戏了:我邀请本会顾问“暨”镇江市写作学会会长唐金波主持第二期的卷首栏目。请本会所有会员做好主持栏目的准备,因为我们真的猜不出创意无限的唐金波会在什么时候停止击鼓,而那个瞬间又是谁握着一朵花。

一篇耐人寻味的杂文佳作

景异玮的《世界平凡》一文,刊登在《镇江日报》和《镇江杂文界》电子版第三期上。这篇作品,是一篇耐人寻味的杂文佳作。

此文开篇时,作者即告诉读者,“我是喜欢听歌的”。所以,她也就常会打开电视,去选台听歌。然而,从去年到今年,好长一段时间里,央视和一些卫视的唱歌节目,“唱各种形式的歌,以各种形式唱歌”的狂潮,却让她难以忍受。为了表达自己的愤慈之情,作者戏称自己“被彻底打倒,得了闻歌烦躁的毛病”。

这种“和‘歌’死磕上”的唱歌节目,作者谓之“打擂台”。面对这打擂狂潮,作者勇于思考,在作品中运用杂文的“设问”手法,表达自己的是非判断与独到见解。例如:她说,打擂就是要赢,她于是追问:“不知他们究竟要赢什么?赢最佳歌手还是最佳歌曲还是最佳卫视还是最佳观众人数?”这“赢”字后面的一连串“最”字,也最能引发读者的思考。又如:当唱歌打擂“硬是把好听的歌唱成一种技术炫得听众忘了享受只会评判”的时候,作者禁不住大声质疑:“歌手为什么要来?为什么奋不顾身跃进电视台设下的华丽‘圈套’?”质疑之下,她一语点明了歌手借擂逐名的心理动机,也巧妙地借用了“华丽‘圈套”暗示电视台圈钱逐利的心理动机。再如:在“乐声强占”下“最烦躁的时候”,作者厉声斥责强占者的恶劣行径:“这不就是一种精神上的穷兵默武?!”凡此种种,让人看到作者对于理性思考的准确把握。

作者说,音乐能人心灵,给人想象,给人振奋,给人享受,也给人疗伤。在作者眼里,音乐是一种极美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她才痴迷于选台听歌。也正因为电视里唱歌打擂的狂潮,生生让她与音乐美渐去渐远,乃至让她变得闻歌烦躁起来。可见,这“打擂”,透支和裹读了作者对于音乐美的追求之心。在此情况下,作者坚忍地守望着,她的心没有选择对美的放弃。她在冷眼透视追名逐利浮躁世态的同时,依然真情地渴望着回到平凡的世界里去,“回到人类最本真的起点”。这守望,非常难能可贵。

笔者注意到,这篇作品收篇的结束语也很耐人寻味:“最后说一句,《平凡的世界》里的信天游很好听。”此话看似漫不经心的淡淡说来,但其实,却是深深地寄寓着作者心底的美好憧憬。它让人联想到一个平凡人的世界,想到这个世界里思想的自由驰骋,想到这个世界里平凡人的真心,真爱。

世界平凡。不错,本真的世界原就是平凡的。(2015年3月29日)

附:世界平凡

景异玮

好长一段时间,一打开电视机就是唱歌,换个台还是唱歌,唱各种形式的歌,以各种形式唱歌。我是喜欢听歌的,从去年到今年终于被央视和一些卫视彻底打倒,得了闻歌烦躁的毛病。以前那些可爱的婉转人云霞的歌手们,因为频频作秀而不再觉得可爱。

各省的卫视或暗地较劲或明打擂台都和“歌”死磕上了。从湖南卫视(超级女声》开始,就像突然有一种病毒在空中蔓延,你卫视搞《中国好声音》我卫视就搞《中国好歌曲》,你搞《激情唱响》我就搞《中国梦之声》,《超级女生》之后再来《快乐男生》……令人眼花缭乱。打擂就是要赢,不知他们究竟要威什么?赢最佳歌手还是最佳歌曲还是最佳卫视还是最佳观众人数?

音乐是一种极美的东西,说它极美,是因为它能人心灵,给人想象,给人振奋,给人享受,也给人疗伤。无聊时音乐能让空泛的时间变成美丽的时间,这时音乐就像魔术,或激越或缠绵或磅礴或委婉,生生把平淡的空间幻化出了迷人的色彩甚至幻化出了故事。说它极美还因为它不需要价值取向,富人拥有它穷人也能拥有它,只要你不奢想坐在华丽的维也纳金色大厅就行。音乐不像车和房,有人开保时捷有人只能开拖拉机,人就分了层面,也不像会所和休闲场所,某种等级的人才能进,音乐只要你喜欢它,它就属于你。有钱向耶鲁大学捐赠巧00万美元的潘石屹,他听《在希望的田野上》也就和农民听的一样,他不会因为很有钱就能把希望的田野听成希望的天宫。音乐多美歌曲多美,可是我们那些电视台,硬要把歌手当成竞技的动物,弄到一块拚杀。硬是把好听的歌唱成一种技术炫得听众忘了享受只会评判。歌手为什么要来?为什么奋不顾身跃进电视台设下的华丽“圈套”?我想新手希望出镜出名,电视台给机会不能放弃,有名歌手也不好意思拒请,拒请似乎表现出了怯战和不自信,没有足够的理由不能不上,面子总是要的。所以观众熟与不熟的歌手,听过或没听过的歌曲,就这样每天围绕着你,开始还有新鲜感,抵不住它一季二季三季,全年占领,让你崩溃。不管你是否欢迎这位“客人”,他每天占领你家的客厅或卧室喧哗,尖叫、嘶吼、碎嘴,这绝对不是件可幸的事。我甚至臆想电视台的领导们都是音乐学院毕业的,他们更喜欢在本行里游刃,但我又肯定自己是臆想。

在我最烦躁的时候想到一个词:穷兵续武。他们是以乐声强占方式希望你感到成功、滋生幸福、看到繁荣、启发快乐。这不就是一种精神上的穷兵默武?!当歌曲有了某种重要目的时,它就失去了音乐的本意,是在给你灌输某种意念,美的东西一旦被人强加给你,它就不再有美感。我们已经走过了强加的年代,我们需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用自己的心去体会,其实就是希望回到人类最本真的起点。幸福和快乐,成功和繁荣不是看出来的也不是听出来的,这个我们都懂。

最近很期待每晚打开电视,某卫视正在播电视剧《平凡的世界》,这是平凡的农民作家路遥倾心倾力完成的作品。它叙述了某西北农村十多年的发展史,朴实的农民朴实的黄土地,朴实的希望和朴实的改变,像看我们自己,我们的心路我们的追求我们的梦想……

世界就是这样,因为平凡而有蓬勃生命的精彩,因为平凡而有跌宕起伏的人生。不管这些电视台想赢什么,世界终归是平凡人的世界,甚至世界就是平凡的,有动植物,有海洋山峦,有四季,还有其间每个平凡的人怀揣平凡的希望在努力。最后说一句,《平凡的世界》里的信天游很好听。

随笔拾零

仰望高峰的咸觉真好

5月22日至24日,我来到徐州,参加纪念江苏省杂文学会成立20周年暨杂文作家看徐州和《澄蓝选集》首发式活动。此次徐州之行,于耳闻目睹间,我油然而生了一种仰望高峰的感觉。这高峰有两座:一是古城徐州的社会文明之峰,二是才女澄蓝的创作成果之峰。

我此前从未到过徐州。秦汉古都,铁路枢纽,矿藏丰富,电力、机械等工业比较发达之类,是我从书本里获得的“徐州印象”,而当年那场国共两军生死大搏斗的淮海战役,则将徐州的光荣历史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毋庸讳言,原先,徐州在我的“听觉印象”里是有点美中不足的,她似乎并不那么美丽,是一座有点儿“土气”和“灰脸”的城市。此次徐州之行,我这“听觉印象”是被彻底颠覆了。这颠覆,是那样的迅疾,又是那样的温柔,可见今日徐州风貌给予我心灵的撞击,是那样有力,又是那样魅力无穷。

我们人住在云龙湖畔的开元名都大酒店,这是一家五星级宾馆,人住其中如置身仙境。云龙湖原是一乱不大的湖,近些年几经开凿,现在已是波宽水阔,据介绍,此湖水面之大,并不亚于杭州西湖。在酒店楼上登高远眺,满目大地披绿,不远处的云龙山上满山青翠,而环绕在云龙湖的四周,则有一处又一处人气十足的休闲场所和旅游景点。与会者外出参观学习时,途中或乘车,或步行,但见街道宽阔,路面整洁,道旁的各类现代建筑鳞次栉比,而街肆巷陌则管理有序,物丰人怡。徐州之美,美如江南。我的这一观感,加深了这样的一个认知:古城徐州的旧貌换新颜,其速度既快,成效亦著。不仅如此,这座城市的城区发展规划,蓝图已经绘就,其特大城市的框架正在快速拉开,徐州的发展前景更加令人神往。

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也不只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还在政治层面。政治文明固有诸多要素,而在我看来,城市的主事者对于文化的尊重和对文化人的开明态度,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因为,文化形成并积淀着社会的道德观念,构筑着人类的精神家园,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此次的徐州会议,实际是一次文化活动,它自始至终都得到徐州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江苏省副省长、徐州市委书记徐鸣同志亲自到会讲话并与大家合影留念,市长和其他多位党政领导同志也分别花临会议的一些活动。我参加过不少的同类会议,这情形是我见所未见,乃至闻所未闻的。与会者由此而感受到了政治文明的强大魅力,并为此而深深感动。大家的心里,是竖起一座需要仰视的文明高峰了。

作家袁成兰(笔名澄蓝),向以徐州才女和“彭城侠女”著称。她那光明磊落、敢怒敢言的人品,素为我所敬慕,倘谓“高山景行”也不为过。澄蓝的文学创作,包括杂文在内,可谓硕果累累,此次《澄蓝选集》十二卷首发,令与会者无不为之惊叹。澄蓝的作品,涵盖了戏剧、小说、杂文、诗歌和书画等诸多门类,真个是煌煌郁郁、蔚为大观,这在我的心里,又竖起了一座需要仰视的文化高峰。

澄蓝长我两岁,我当以大姐呼之。这里不妨说点掏心窝的话儿:今年以来,我在忙于《屠龙续集》出版事务的同时,悄然间也萌生了“洗手”之意,在杂文写作上,竟是未着一字!而今,对照大姐榜样,我愧汗之余,岂敢再去“洗手”呢?(2009年6月5日)

一个鲜乃人知的“故事”

9月4日的《报刊文摘》,摘登了《同舟共进》第9期《U-2飞机背后的中美较量》一文。文中说,1967年9月8日,一架美国的U-2飞机窜至浙江嘉兴机场2万米高空飞行侦察,被我空军地空导弹部队独立第十四营击落。此机被击落前,机上飞行员、台军空军上尉黄荣北,曾施放角度偏频应答式电子干扰,试图避开我方制导雷达的跟踪,但却被我方“反电子干扰2号”装置反掉了。U-2击落时,黄荣北毙命于机舱内。

与此事相关的,尚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U-2飞机背后的中美较量》一文没有说及,我这里不妨略作补充。

1966年初,我从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自动控制系带翼式导弹专业毕业,分配至地空导弹部队(时称543部队,亦称空军二炮部队)独立第十五营。记得1967年4,5月间,十五营奉命由戈壁大漠机动行军近千里,设伏于青海格尔木,对U-2飞机的可能来犯严阵以待。与十五营一道在那里设伏的,还有两个营,其中的一个营,是1962年9月9日首次击落U-2飞机的英雄二营。

8月31日上午9时许,一架U-2飞机果然窜至格尔木高空飞行侦察,为的是搜集我6月17日第一颗氢弹试验的相关情报(如对试验场地作高空摄像、采集空中悬浮物等)。机上的飞行员正是黄荣北。其时,十五营和二营先后进人战斗状态。当我方发射的导弹将U-2锁定时,黄荣北在急忙向我制导雷达施放角度偏频应答式电子干扰后,匆匆驾机飞离了“危险空域”。黄荣北回到台岛后,被台军当局捧作“英雄”,很是神气了几天。一周后的9月8日,这个趾高气扬的黄荣北又驾机窜至嘉兴上空,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等待他的却是机毁人亡的结局。而当时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有此结局其实是很自然的事。

原来,8月31日战斗(时称“831战斗”)刚一结束,我地空导弹部队的相关领导同志和参战部队的各路技术人员,便迅即汇聚到十五营进行会商,分析敌方干扰,研究我方在制导系统中加装反干扰设备的方案。那个方案,当天便拿出来了。部队的技术单位于是紧急赶制,其样机很快装人系统,进行了实战演练,并取得成功。只几天工夫,全军所有地空导弹营都加装了“反电子干扰2号”,这设备通常叫"831装置”。黄荣北9月8日“有幸”赶上机会,而让自己去了“鬼门关”了。

值得一说的是,1967年10月1日,十四营的引导技师(可惜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作为地空导弹部队的国庆观礼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此事令我难忘,现在回忆起来,也依然怀有当年的那份自豪。(2009年9月9日)

“履约守时”纵横谈

有些事,事先由相关各方作出时间约定(比如约定晤面时间、约定开会时间之类),以便大家履约守时前往。这里的“相关各方”,可能是朋友之间、同事之间,也可能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等等。积多年观察之经验,我发现,现在的领导者,在“履约守时”方面未必皆能率先垂范:有的确有要事须办而未能守时,届时打个招呼,也就过去了,有的却借口公务繁忙,而为自己的“误时”开脱,被领导者虽然心里明白,也只有干等他的份儿。

近些日子,在回眸新中国走过的60年漫漫岁月时,一些往事与今事,又让我忽然想起这“履约守时”的话题来了。

记得是1952年吧,时任水利部长的傅作义先生,应毛泽东主席邀约,去中南海西花厅,共商黄河治理大计。与傅作义一同前往的,还有新中国留用的原国民党政府甘肃省省长。那天,当他们乘坐的汽车到达西花厅时,已经等候在西花厅门前的毛主席迎了上来,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谈笑风生地与他们一起步人西花厅。傅作义后来谈及此事,把毛主席的礼贤下士和履约守时看得同样重要,在他看来,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与共产党高层领导人这种礼贤下士的气度和履约守时的风范是分不开的。傅作义作为一个过来人,他的这一见解,无疑是深中肯萦的肺腑之言。

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那段历史,已与今天相去半个多世纪,今人是不会像傅作义先生那样有自己的切身感受了。但这无妨。因为,历史上那些形形色色的过往之事,都以各自的形式在后来人的记忆中延续,只是有的遭遇扬弃,有的得到传承罢了。

我于是忽又想到温家宝总理的一桩今事。那是今年6月1日,全国56个民族的少年儿童代表,应温家宝总理邀请,作客中南海,与温爷爷一起共度少年儿童自己的节日。巧合的是,此次孩子们欢聚的地方也在西花厅。我从电视画面上,又一次看到了我国高层领导人“履约守时”的风范:当孩子们从车里走下来时,温总理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已经伫候在停车的地方,等着孩子们了。这情景,不禁让我生发联想:当年毛主席邀约傅作义商谈,为的是国家治黄大计,而今温总理邀请孩子们作客,寄托的是对国家未来的希望。两代高层领导人谋事为国的情怀和履约守时的风范,遥遥数十载,一脉相承。

文章做到这里似乎已经做完。但我忽又想到(又一个“忽又想到”):我们的各级官员,能否从毛主席、温总理履约守时的风范中,也学到一点什么呢?(2009年9月19日)

宠物狗:一道社会风景线

喜欢宠物狗的我并不养狗。那是因为,早些年我曾有过家养一只宠物狗的“动议”,但这动议在家人的反对声中被“否决”了。

我家不养人家养,眼瞅着住宅小区里的宠物狗是渐渐地多起来了。这些狗们,按品种的大类分,有西洋的,本土的,土洋杂交的,其中尤以西洋品种居多,此外尚有少量的本土草狗杂交种,可谓品种齐全。不过,据我观察,本小区的狗族兴旺,比之于别的一些小区来,也还远远不算一家独秀。

记得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上海的一家报纸曾刊登一幅诗配画的漫画,那画上画着一位“摩登女郎”,手里牵着一只宠物狗“招摇过市”,而那配诗里则有所谓“小资情调”一类的讽语。那时的中国,饲养宠物狗的人甚少,宠物狗遇街的类“西方风情”就更为难得一见了。这种事,因其少而成为新闻,也因其少见而遭遇多怪。然而,时至今日,宠物狗遇街却已是一道人们看惯了的街头风景了。

这种变化,倘细究一下,其实是顺乎天时、合乎自然的。你看: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营造了中国宽松包容的社会环境,国人的生活理念悄然间发生着变化,人们的休闲方式也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东西方“忠狗效主”和“快乐宠物”之类理念的相互磨合中,无论是上流社会还是草根一族,一些人便遂其所愿,去宠物市场购回宠物狗来饲养,以此作为休闲方式的一种选择。由是而渐成风气。特别是,伴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和诸多改革的推行,不少赋闲在家的老人和下岗内退的人员,为了寻求多些的生活乐趣和适己的精神抚慰,他们也在社会养狗之风的撩拨和自身爱狗之心的驱使下,选择了宠物狗与己相伴。他们的这种选择,只是他们平民生活的一部分,无所谓高雅,也无所谓低俗。

我作为社会养狗之风的观潮者,于耳闻目睹间,也略知宠物狗的一些可宠之处,这里不去说它也罢。不过,宠物狗于可宠之外,似乎也有它的可恶乃至可怕之处,比如:住宅小区和街市的路上,狗们的遗矢物时有所见,这就有点让人厌恶,而传媒上有关疯狗伤人和狂犬夺命的消息,则有点让人心生恐俱。

细细想去,这里谓之“可恶”与“可怕”的责任,其实并不在狗。狗毕竟不是高级动物,大概谁也不能要求它路不遗矢,那遗矢物的存在,乃是由于养狗人未能随时予以清除的缘故,人们岂可将一些人的“不作为”诱过于狗呢?至于疯狗狂犬的伤人夺命,则是由于那“肇事”之狗未能注射狂犬疫苗而发“疯”发“狂”的缘故,由此酿成的恶果,其责任也是在人,在于人们养狗行为的失范和相关部门监管职能的缺位,这当然也不该诱过于狗。

我的这些话,有点儿为狗“代言”之味,是不免让阁下见笑了。但其实,我只是想说: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那些并不美好甚至有些丑陋的行为,是不该带到人与动物共处的世界里去的。(2009年12月20日)

爱心奉献

洪蒲生先生新近出版的《和你一起学作文》一书,写的是关于作文的学问。鉴于与语文教学的相关性,作者以独到的眼光和博识,分列篇章,一一阐释了散文、小说、诗歌等文学样式的基础知识。

不难看出,在本书编写过程中,作者精心设计了全书的篇章架构,苦心巧用了大量的原始素材,读者从书中常能窥见到作者心智的闪光。尤为匠心独运的是,作者经过悉心劳作,从1988至2008年间全市历届“增华阁”作文大赛的千余篇获奖作品中,精筛细选了更具明显特征的60多篇作品作为例文,分类编人相关章节,并结合所讲知识给予评点,以此架起一座座知识与实践相联系的贯通之桥。这种相互观照,有益于读者品味所讲知识的精髓,从而帮助读者收获更多的感悟,享受阅读的快乐。

作者在本书题记里写道:“如果我的这本书,能够对中小学生学习作文多少有点帮助,那我就感到非常高兴了。”话语间跳动着的,是一颗期望中小学生学好知识、写好作文的拳拳关爱之心。似乎可以说,此话所表达的思想,正是作者编写本书的初衷。“作文”的本义,其实就是“写文章”的意思。只是学生在课堂上学写文章,人们谓之曰“作文”,其他人写文章呢,则一般不叫“作文”,而叫“写作”罢了。学生学习作文,目的是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步了解写文章的基本知识,学会掌握写文章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方法,打好日后写作的基础。所以我想,(和你一起学作文》这本书,是为中小学生及其指导老师们,提供了一份难得的辅导教材了。

洪蒲生先生是位学者型的实践家。他曾长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后又长期主持报纸副刊的编辑工作。近22年间,包括先生退休前后直至现在,在镇江日报社的支持下,他更是倾注满腔心血,连续参与了历届“增华阁”作文大赛的命题、阅卷、评奖和优秀获奖作品选编等工作。结合这些工作,先生对“文章学”理论进行了深人的研究探索。为培养一代新人,先生无私地奉献着。《和你一起学作文》这本书,便是先生这方面理论探索成果的结晶和实际工作成果的升华,也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爱心奉献的华章。(2010年1月5日)

“咬嚼”一下标点符号,如何?

在长期的阅读生活中,我逐渐养成了为读物“纠错”的习惯,也许这就是缘分了,我由此而把被读者誉为“啄木鸟”的《咬文嚼字》杂志视为知音,常在与它的“心灵沟通”中,收获更多的“悦读”乐趣。

我在阅读中“纠错”,除了“咬嚼”文字差错外,还留意于辨析标点符号使用的正误。因为,在我看来,文章的表情达意,既要选用适合的文字,也要借助于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作为文章构件,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同样重要的。

设若一篇小说,叙述甲、乙二人对话。甲说:“你怎么啦?”乙说:“我不是挺好么?”这对话的语境亲切而舒缓,表现了二人温馨融洽的相互关系。如果对话中的两个问号均被误作了感叹号,则将如何呢?当此时,对话的语境便不再舒缓,其所表现的人物情感,一为斥责之怒,一为厌烦之怨,全然没有了温馨融洽的影子。可见,这个讹误是弄出意想不到的尴尬来了。

这种将问号误作感叹号或者反之的差错,在阅读中是时有所见的。类似的差错,也还见之于逗号与顿号、冒号与分号等的误用。产生此类差错的原因似有两个:或因作者为文时不慎误写,或因出版过程中不慎误排漏校所致。

另有一类差错,是将标点符号点错位置。这种差错,有时可使文句的意思变得面目全非。比如,影印本的《元刊梦溪笔谈》,文无标点,书中的一段文字应作如下断句:“海州通判石曼卿,喜豪饮,未尝一日不醉。仁宗爱其才,劝其戒酒,延年闻之,因不饮。遂成疾而卒。”就是说,喜欢豪饮的石曼卿(即石延年),在听了仁宗的劝告之后,便把酒戒了。他后来是生病(成疾)而死了。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引用了这段文字,因其时尚不知石曼卿亦名石延年,而将“延年”二字误读为“延长寿命”之意,于是对相关的文字作了如下断句:“仁宗爱其才,劝其戒酒延年,闻之,因不饮。”后来方知,我是由此而闹了个有点让人难堪的笑话了。这篇文章虽在报上发表并被收人了两部公开出版的文选集子,但文中那个逗号的“错位”,却让我至今抱憾在心,挥之不去。

还有一类较为常见的差错,则是不按规范要求使用标点符号。比如,按照规范要求,书籍、报刊、文章、文件、法令、电影、歌曲等等的名称,要用书名号《》表示,如果书名号里面还需再用书名号,则应以符号<)表示。但在时下的一些传媒和其它文字载体上,书名号被误用为引号的现象,却是屡见不鲜的。即令《咬文嚼字》杂志也未能幸免,这里试举其2007年第5期5-25页上的一个例子:

2006年5月25日 (中国广播电视报》第44版,刊登了一篇题为“访电影《带手铐的旅客》主创人员”的文章。

此例中的文章名称即文题,是理应用书名号来表示的,即应写为:《访电影<带手铐的旅客>主创人员》,可它却被误用为引号了。这种误用,在《咬文嚼字)杂志上也并非个例。

本文题作《“咬嚼”一下标点符号,如何?》,意在吁请读者朋友对这一问题的共同注意。此议未知各位朋友以为然否?(2010年3月30日)

坚忍的守望

在时下略显清冷的杂文园地里,一些杂文作者以自己的方式坚忍地守望着。倘从本埠一些传统媒体和省以上一些网络媒体中寻觅这群守望者,便能发现其中活跃着赵才才先生的身影。

今年元月下旬至9月初,先生写作并发表了颇具特色的“千字文”40余篇,其中:本埠晚报发表20篇,《中华杂文网》、《新华网》等省以上新闻网站刊登或转发20余篇。先生的这些文章,大多刊发在时评类版面或评论类栏目上,文章选取的题材源于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或焦点问题,而其行文则是刻意追求杂文表现形式和杂文语言的运用。似乎可以说,先生是借助当下时评之“热”的优势,弥补着杂文之“冷”的不足,力图在现实的文化生态环境里,探索杂文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之路。

先生这种探索所收获的成果,这里不妨略举一二:先生的《背景,背景,多少丑恶假汝横行》一文,从网络热议的中国银行固始县支行行长阂志涛依仗权势背景,酒后公然狠裹几名年轻女子的新闻事件人题,人题后紧扣“背景”一词,在特定的语境下透视一桩桩同类丑恶,并作递次渐进的深度开掘,文末发出了铲除此类丑恶“关键是要改革干部制度”的呼唤。此文兼具时评特质和杂文风格,读之令人警醒,其在《东方网》刊登后,即被《新华网》、《千龙网》等多家新闻网站转发。《赵作海,你咋能误导公检法呢?》一文,发表时虽被置诸报纸时评版,但作者却是采用杂文的“反证”和“暗喻”手法说事的。全文看似评说赵作海当年屡次作出“有罪供述”所带来的后果,但读者从这些话语的字里行间中却能悟到:当年审理此案的执法当局,因严刑逼供、制造冤案而铸成了种种恶果。这当然应予严肃追究。明乎此,便知作者所说“不要以为你放出来就没事了”的话,可谓话中有话,绝非戏言。足球世界杯期间,先生发表在本埠晚报和上海《东方网》上的足球评论《马拉多纳,世界杯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庶几通篇采用明贬暗褒的杂文手法,艺术地赞美马拉多纳的爱国情怀、率直人品和豪放风格,由此而受到读者和网友的好评,并在《东方网》7月征文中获奖。

在时评式杂文写作方面,赵才才先生的探索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2010年10月5日)

退休后“官”升三级的乐趣

不怕献丑,我是个不会做工,不会务农,不会经商,更不会做官的人,但我尚能做点自己想做的事,那就是:做做“文字游戏”0 1981年,我开始与杂文结缘,至200()年底退休时,是镇江市杂文学会副秘书长和江苏省杂文学会理事。退休后的2002-2009年间,受文友们抬举,我在市杂文学会里肩负的担子渐次加重,由副秘书长而秘书长,而副会长兼秘书长,而会长。有朋友为此戏言,笑说:“阁下可是退休九年,‘官’升三级哩。”难为他们想出此般话来逗乐儿。

杂文学会属于松散型的文学类社会团体,开展活动有一些难处,但若把计划要做的事做起来了,做成功了,那滋味却也是苦中有甜,让人乐在其中的。10年间,我们学会坚持召开年会,编印内部会刊《镇江杂文界》,有时还组织一些小型的会员创作情况交流或联谊活动。特别是学会的一些重要工作,如:2004-2005年在面向全市广泛征集文稿的基础上编辑出版《镇江杂文选》,2006年举办学会成立2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建立学会诞生以来历年的资料案卷等等的事,还须用心筹划,精心组织实施,悉心争取有关各方的支持,方能如愿办好。忙活这些事时,有关文友信息相互沟通,行动相互配合,倘遇难碍,则邀约一些文友出主意、想办法,共谋良策。我的退休生活由此远离了寂寞孤独,变得愉快而充实起来。

退休那年,我的杂文与杂文评论作品集《屠龙集》,由中国文联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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