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威廉·H.麦克尼尔
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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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年文明启示录试读：
前言
本书围绕一个简单思想叙述阐发：人们之所以改变方式和方法，主要是因为某些陌生人带来了某种新东西，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种新东西可能让人害怕，也可能令人愉悦。但不管是什么，这种东西有力量说服社群中的关键人物，让其觉得有必要以不同的方式做事。
如果这种看法是真实的，那么不同文化中陌生人之间的联系便是驱动历史车轮的主要动力。因为，这样的联系启动或维持了重要变革。而变革是人类历史的中心主题——怎样以新法行新事；如何做好充分准备，应对新情况。
因此，世界史可以也应该这样写：去展现一个又一个时代里，不同人类群体是怎么获得非同寻常的创造力的，而他们又是如何隔着遥远路途，带动或迫使周围人改变自己惯常的生活方式，打量进入自己视野的新事物的。人类学家将这种从创造力中心改变的过程称为“文化传播”。这里的神秘之处主要在于：重要的创新从何而来？偶发事件、天才构思、打破旧习惯模式都有助于激发创造力。但更重要也更普遍的是，创新者从外人那里借来一些东西，重新调整日常生活需要。所以在这里，我想再次强调，陌生人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基本力量。这种力量为各种各样的创新创造增加了类型类别，打开了空间缺口。
从人类学中，我得到了这种关注人类事件的视角。20世纪30年代，人类学家以形式简单、相互隔绝的社会为研究主题。只有少数学者才会思考“原始”民族和复杂文明社会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后者占据了地球的绝大部分空间。这些学者中有一人汲汲而为，探寻简单社会和复杂社会之间的关系。他就是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我的根本思想见解就是在1936年夏天坐在芝加哥大学听他讲课时形成的。
但即便是最简单、最普遍的思想在应用于历史数据时，也应小心谨慎，才能最终确定有无大益。为此，我研究了25年。写完《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1963年出版）这本书后，我才知道如何把现代学者研究的人类历史融入这样一种人类学框架中。
自此之后，许多新研究增进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多数研究着眼于纠正微小细节。而足够多的细节叠加起来，就能让我们看清上一代人还了解甚少的东西。比如，修正后的非洲历史让我们有了更为宏大的视野。但世界史全局视野的最大变化源于学者对下述事实的认识。各路学者指出，中国在贸易网络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公元1000年后，将欧亚各大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这意味着，在西欧掌握世界领导权前，有大约500年时间是中国扮演着同样角色。当然，中国影响的地理范围较为局限。因为，在那时候，中国人对美洲还一无所知。
这种认识和其他许多修正后的理解见识都汇进本书里。本书为学子而写。但与《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不同的是，本书不仅在时间上更新，也对基本信息给出更为详尽的阐释。这些信息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书中出现的新名称、新术语可能会增加学习负担。如何达到总体结构和局部细节的平衡是世界史作者面临的主要挑战。我尝试恰如其分地描绘细节，以便让框架充实有意义。如果读者想要关注世界每一部分如何在时代演进下与总体均衡相符相融，就会发现细节不再是阅读的负担。因为，在细节入脑入心的过程中，这本书可以满足读者天然的好奇心，了解我们怎样变成了今天的自己。这种好奇心人皆有之。我邀请你去找寻，去发现。威廉·H.麦克尼尔第一部分历史发轫第一章历史发轫法国马格德林岩洞艺术大约15 000年前，有人类走进法国南部一处岩洞里，在岩壁上画出了动物形体。也许，他们是想确保自己猎取的动物能在地球上繁衍生息、绵延不绝。他们之所以走进岩洞深处作画，可能是希望把动物的种子撒播到地球母亲的子宫里。
通过对岩石的深入研究，地理学家发现地貌不断发生变化。地球年龄大约为45亿年。与人类的一生相比，这样长的时间简直不可想象。在漫长的岁月里，地表变化得非常缓慢。然而在几亿年里，高山耸峙，随后又在风和水的缓慢作用下，逐渐剥蚀。海洋覆盖干燥的陆地，后来又在陆地重现的过程中，往后退却。冰川时代来了又去，气候发生改变。新形态生命得以进化，老的物种消失不见。就连海洋和空气的化学成分也发生了改变。人类的出现改变了地貌
在漫长悠远的地质时期中，地球环境似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不变。这段时间有5000万年到1亿年之久。但与急遽变化时期相比，这段稳定期又可分为几个不同时期。最近的百万年构成了地质时期的更新世，即冰川时代。在这一时期里，变化来得相对急速、突然。当然，以人类时间标准来衡量，即使是这种剧变也进行得非常缓慢。这也许是因为我们生活其中，无所知觉罢了。
在更新世中发生过四次变化。巨大的冰层足有数百米厚，在欧洲和北美形成，后来又向南推进。这些冰川又融化了四次。最近一次融化时间始于25 000年前，而且很有可能至今仍在格陵兰和南极洲继续着。不过，在上述两地，陆地仍然被厚厚的冰冠覆盖。
对所有动植物来说，冰雪的生成与消融意味着生存条件发生急剧重大变化。只有适应这种变化的物种才能生存下去。实际上，已经有很多物种消失。比如，剑齿虎和乳齿象寂灭无存。马曾驰骋于欧洲和北美草原上，也在美洲消失过好几千年。后来，西班牙人把马从旧世界引入新世界，马才重新活跃于美洲大地。
这些变化不可谓不惊人。然而，在冰面进退的几百万年中，人类的出现也给环境带来了深远显著的变化。因为人类挑选、驯化平原和草原动物，取代野生物种，从而改变地球生态平衡。
伴随这些成就而来的东西常常出乎意料、不如人意。比如，病虫害肆虐谷仓农田。又比如，农民为种植谷物或其他作物，破坏了自然植被，导致地表侵蚀。有时整个地区的表层土都被剥离。近代，人类甚至开始改变地球的自然地理。这些活动不局限于建造城市，修筑高速公路和堤坝，铺设管道，开凿运河，也包括制造各种废弃物，污染水和大气。
从所有这些方面来讲，人类改变地貌的速度比之前要快得多。大自然不自觉的慢速改造力量与人类自觉的协作力量无法相提并论。
在研究地质化石，并分析世界不同地域生命形式差别之后，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一书，提出生物进化论。1871年，他又发表《人类的由来》，认为人类也是由其他生命形式进化而来。对达尔文同时代多数人来讲，这种思想惊世骇俗。但自此之后，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达尔文理论。不过，达尔文关于一个物种如何转化为另一物种的观点也于随后被证伪。
科学思想常在新证据出现时得到修正。因为证据之间还存在较大缺口，人类起源说尤为不明确。但不管怎样，多数人类进化专家都赞成如下观点：和我们极为相似的生物可称为“类人猿”。100多万年前，地球上已经出现了类人猿的足迹。
目前，人们对类人猿及其产生原因了解不多。在世界很多地方，从英格兰到中国，从爪哇岛到非洲，都发现了类人猿骨骼残片。虽然还存在很多未知，但这些已经发现的骨头能够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比如，50万年前，类人生物种类很多、区别很大。其相异程度远比今天的人类要大。在那时的类人生物中，既有巨人，也有侏儒。他们的骨骼牙齿兼具现代猿类和人类的特点。从类人猿到人类
据推知，类人猿实现了生物进化。也就是说，基因演变比习得行为演变更重要。没有人知道，学习以新方式做事的进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比基因演变更重要的。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类人猿必须先学会说话，才能在学习方面取得关键进展。此外，还必须学会如何手持木棍石头，以御敌务工。
但在我们的类人猿祖先变得手足强壮，能够直立行走，解放双手，借助眼睛和舌头之力，探索世界之前，有一些关键性的生物变化必须先行来到。同时还必须发生其他变化，能让舌头自主发挥作用，帮助他们自如无碍地进行口头表达。与这些生物学变化相关的是脑容量的增加。当然，这些变化并非一蹴而就。而且，我们不知道，类人生物是否在单一地点、时间最终完全变成人类。我们也不知道，在人类转变关键期，在世界不同地域，是否有基因片段组合、重组后形成不同群体。
不只是人类会使用工具。在与现代人类迥然不同的骨骼旁，发现了火和石头的使用痕迹。石头是凿过的，用来粗制工具。事实上，黑猩猩和其他动物都会使用简单工具。
因此，人类和非人生物的关键区别可能有两方面，这两方面出现有先后。首先是舞蹈；其次是语言。众人同舞让人心感温暖，有利于一大群人团结协作。随后，语言让协作变得更有效率，更精确。有了语言，人们就会提前制订计划，分工配合，指派一个人待在一地，另一人诱敌深入，出其不意，把猎物赶进提前布下的陷阱中。正是得益于捕猎中语言的使用，食物供应才大量增加。语言的功效还在于，我们最早的祖先能够猎杀越来越庞大的动物，而不必仰赖瘦小的猎物维持生存。
有了这种改变，类人猿狩猎者才有可能完全变成人类。他们可以把抚养训练孩子的时间延长到出生数月甚至数年之久。也就是说，孩子们有更长时间学习生存技艺和行为方式。学得多，遗传得少，让类人猿变成人类。
语言的第二个作用是，提高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反应能力。各色各样的动植物、石头，甚至是动作都有了名字，就更容易辨别，是好是坏就能提前知道。我们的远古祖先借助词语，根据合适的图像和声音，对世界分门别类。而知道每一类别的具体内容后，就能在特定情况下快速行动。
在类人猿变成人类的过程中，语言还有第三个作用。正如人们用双手摆弄小件物品，并将其组合或重组成新的工具、模式、形式一样，词语也可以组合和重组。也正如摆弄东西可能会启发人们创造出新的武器、工具、艺术品一样，搭配组合词语也可以生发新思想、新感情。因此，凭借语言分门别类之力，双手灵活操作之能，思维能力得以缜密完善，发明创造能够自由驰骋。正是靠着思维能力和发明创造这两个独特能力，人类最终完全出现。地点很有可能在非洲。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50万年至公元前5万年之间。人种起源
现代人种可能是由不同祖先类型杂合而成。今天的我们之所以存在肤色等明显差别，是因为我们适应了不同的气候。比如，蒙古族人的肤色和面部特征能够很好适应寒冷气候；非洲人和印度人皮肤黝黑，不容易被热带紫外线灼伤；而欧洲人的白皮肤是适应多云气候、阳光稀少的结果。
种族不仅在美国成为政治和社会生活问题，在全世界许多地方都是如此。肤色显而易见，因此我们对一个人的皮肤颜色不无敏感。但仅靠肤色划分人种会歪曲和误解事实，因为人种有别其实是由基因决定的。基因不同远比肤色不同更复杂。人类不可能被清楚划分为单一的种族。有很多中间类别存在，而这些类别又包含每一种可变特点。另外，一种体貌特征的变化，如肤色等，不一定与发质或头型等特点相匹配。
迄今为止，还没有设计出根据体貌特征划分人种的办法。目前普遍认可的是白色人种、黄色人种和黑色人种。但这种分类体系也不尽如人意。因为这三大类又包含许多亚类，而且当地人口存在重要区别。比如，日本阿伊努人虽然是白皮肤，但在体貌特征等其他方面又不像欧洲人。再比如，澳大利亚土著人很明显是黑皮肤，但仍与世界其他地方的黑人有显著差别。
有时，小型孤立的群落能够在几百人或几千人中建立起一个近乎均一的基因模式。但这些群落从来没有在长时间里离群索居，从而变成一种迥然不同的生物物种。或者可以说，就算有这样的群落存在，当他们与外部世界接触后，就会失去原有特征，从而走向消亡。
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人种共居共处几代后，生物学界限不再分明。随时间流逝，越来越多的混血人兼具不同人种特点。这一点可在美国找到实证。那里黑白两个人种共居共处的时间已经有300多年。在印度，浅肤色和深肤色人共处了4500多年。
不论人们迁往何地、交会融合，都会产生各种中间杂合人种类型。尤其是近几个世纪以来，人口迁徙融合的频率越来越高。几百年前，多数人还生活在小村庄或部落里，与外界联系非常有限。往上倒推十代或十五代，我们的祖先很少见到与当地体貌特征明显不同的人。但随着轮船、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日渐发达，出行越来越方便，上述情景不会再出现。如今，不同类型的人交会融合的速度比之前要快得多。
在人丁兴旺的群落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种族纯化。当然，肯定存在外貌上的不同。人们也对此反应不一，认为有些人长得漂亮，看着顺眼，而有些人面目丑陋。但关于长相的看法因时不同，因地而异。
人们因长久隔离，对现代种族带有自己的感情。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不同体貌特征的人们共居共处。虽然这听起来不是太合乎情理，但有些时候，我们就是害怕、不信任那些看起来奇怪的人，或者对方祖先与自己先人交恶的人，甚至是（或者尤其是）隔壁的人、相邻几个街区的人。但事实上，因为不同人种共居共处的概率比以前要大得多，长久以来形成的生物学和社会学融合进程也比以往要快。如果没有出现新的障碍阻挡人类迁徙融合，则人种之间的体貌区别最终会变得比今天小很多。就如同今天的人类与类人猿时代的人类差别在变小一样。狩猎者时代：旧石器时代
最早的人类靠采集可食用果实、猎捕巨兽为生。他们以小群体形式聚集一处，每群多在20~60人之间。领导权掌握在骁勇果敢、熟知猎物习性和捕猎技巧的男性手中。每一组都在严格划分的区域里捕猎，很少遇见陌生人。这些群落很可能有固定的宿营地，便于晚归栖息。但因食物难觅，整群人有时需要迁徙到别处，寻找下一个狩猎场。
这种生活虽让人心满意足，但饥饿和恐惧从未远离。感染疾病或摔断腿极有可能危及生命。人们随时有可能遭遇猛兽，即便是最骁勇的猎手也可能难逃一死。或者，陌生人突然闯入，夺走狩猎场，迫使整群人不得不做出抉择，是坚决反击，是走为上策，还是握手言和。群落活动
女人终其一生，不断劳作。她们的主要任务是寻找食物：种子、浆果、草根、树根、昆虫，以及其他能吃的所有东西。女人还用树枝和草编制篮筐，守卫宿营地，看护婴儿，教幼儿听话、守规矩。忙碌之余，还得随时盯着，防范危险来临。
男人承担着需要体力和耐力的任务。比如，制作或修理矛枪、刀子，以及其他由尖锐岩石和木质手柄拼凑而成的工具；跟踪猎物。这些猎物跑得比猎手快，有的比人高大强壮，防御能力高出人类。因此，捕猎这些猎物不仅要有耐心，还需要众人同心协力，所以花费时间更长。猎手在猎物关键器官裸露的状态下，猛力给猎物突然一击，既要勇气当先，还要有精准的肌肉协调能力。
猎杀之后，一片欢腾。猎手各自炫耀战绩，回味着征战厮杀的每一个环节，对每一位猎手的行动或赞扬，或指责。猎物在猎手和家庭间分配，由此，群组成员更加团结。享用肉食后，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充满节奏感的动作表达和巩固着团结之心，弥合了白日发生的个人摩擦或不快，让每一个人都酣然入梦。一两天后，这一循环重新开始。宿营地上还留着上次捕杀的猎物的骨头，它们被啃得干干净净。史前信仰
远古狩猎者很可能认为神灵无处不在。我们不知道，人类从何时开始相信神灵一说，只能靠研究当代狩猎者的行为方式，考察远古狩猎者遗留下来的些微证据，对远古人类的信仰做一番猜测。
迄今为止，关于这方面最为确凿的证据当属法国中南部和西班牙北部的岩洞壁画。大约15,000年前，远古艺术家在这些地方画出了动人心魄、栩栩如生的动物，记载下了他们所捕杀的猎物。这些画作位于地下深处，走上半千米才能重见天日。绘画者可能想要安抚被猎杀的动物神灵，或者是想让“地球母亲”生产鹿、水牛、猛犸象等野兽，供人类猎杀食用。
我们可以这样猜测，不论在世界哪个地方，当人们看到四季更迭，猎物迁徙，月亮阴晴圆缺，人体生长衰亡，技能增强退化之时，都会感到神秘。旧石器时代的工具
目前看来，法国和西班牙的岩洞壁画独一无二。在世界很多地方，我们发现了大量经过磨制的石头工具，散落在远古宿营地或岩洞周围。为了对这些工具分门别类、排序列位，专家学者对岩洞地面表层出现的鱼叉头和鱼钩进行研究，发现制作这些工具的人比使用矛枪和刀具的人来岩洞的时间要晚。矛枪和刀具是在地下深处发现的，样式与鱼叉头和鱼钩不同。再向深处挖掘，会发现更粗糙的工具，应该是由更早一些的人类制作的。
这种精确的排序列位工作最早由考古学家对多尔多涅河谷岩洞遗迹对比后完成。多尔多涅河谷位于法国中南部，离岩洞壁画不远。因为对其他地方了解甚少，所以我们不应该假定，在法国发现的以序列呈现的工具类型与世界其他地方情形相符。
但不管怎么样，现代学者掌握了足够证据，认为大致情况是这样的：在世界各地，随时日迁移，狩猎者使用的工具越来越多，性能越来越强。这一点在骨头、鹿角、生皮等新材料使用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但通观狩猎者时代，学者发现基本工具一直都是利刃工具。制作方法是：找到一块易碎的石头，一点一点地凿刻，直到凿出合适的形状和尺寸为止。在欧洲和西亚，狩猎者从一大块石头中敲下一片，再不断凿刻，最终成型。在东亚，狩猎者持续敲击岩芯，再把岩芯塑造成最终样式。这种技艺上的不同持续了上万年之久。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人类做事方式的不同由此开始。
不过，无论远古狩猎者使用石片还是岩芯制作工具，最终产品都差不多。他们不用费多大气力就可以制作出尖锐好用的矛枪、箭头和刀片。我们现在仍然可以找到许许多多这样的工具，制作轻易程度可见一斑。如果旧刀片丢失或损坏，手边又有现成的石头，一个熟练的狩猎者花不了几分钟就能做出一个新刀片。
人类后来学会把石头磨成光滑的形状。正是基于这种显而易见的差别，最早研究远古工具的学者将工具类型分为旧石器和新石器。这种差别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我们即将要看到，人类是在找到新用途的情况下，才打磨石头工具的。毕竟，旧石器时代简单快速凿刻出的刀片完全可以满足远古狩猎者的需要。因此，工具设计变化进展得非常缓慢。
如果我们假定，人类群落是在100多万年前发展起来的，则人类在地球上近99%的时间里，差不多都按上述模式生活。即便将人类出现的时间往后推，我们仍可认定，人类在地球生涯的4/5的时间里，都在按照这种方式生活。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很少有迹象表明人类谋生方式发生过任何改变。实际上，直到现在，我们的本能和天生行为特质都与狩猎采集小队伍的日常轨迹相契合。文明社会常常需要审视的问题是，如何在远古狩猎者必备的暴力习性和大规模复杂群落所需的和平有序之间达成和解。现代人类的出现
到更新世第四冰川期时，人类已经走过漫漫长途。随着气候变冷，一些狩猎队伍学会了缝制兽皮，制作衣服，御寒取暖。有了衣服，即便没有动物皮毛保暖，几乎所有人类也可以在气温降到零摄氏度以下的地区生活上几个月。为抵御寒冷，人类还需要建造更加精巧的栖居场所，或是住在山洞里，或是搭建兽皮帐篷，或用泥巴和木头搭建房屋。
气候变化可能也促使人类大规模迁徙。有了更精良的工具，又具备了建造房屋、缝制衣服御寒保暖的技巧和知识，人类就能开拓地球新区域，尤其是欧亚大陆部分地区。这块大陆北以冰川为界，南有高山为屏。人类穿过覆盖白令海峡的坚冰，到美洲大陆定居。关于南半球人口分布变化，我们现在知道得比较少。很早以前，人类就曾乘船、坐独木舟前往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那时的情况可能是，大量海水冻结在冰川中，缩短了澳大利亚和东南亚之间的距离。
这一时期在欧洲和旧世界的其他地方出现了新人种。其中以尼安德特人最为世人瞩目。该人种骨骼最早在德国尼安德河谷被发现，因此得名。尼安德特人矮小敦实，勾腰驼背，前额低，须发浓密。他们生活在岩洞里，以挨过冰川时期的严寒。
随着冰川消融，“现代”人类移居欧洲，尼安德特人消失。可能有两种原因：第一，新来者将原有人种捕杀殆尽；第二，两类人种杂合而居。但第二种可能性不太大。因为从“现代”人类后代的骨头上看不出任何尼安德特人的特征。
在现代人种分散于地球各地、繁衍生息大约三百代以前，狩猎队伍掌握了在各种气候条件下生存的本领，学会了猎取种类繁多的动物。但在自然平衡中，他们的人数相对稀少。他们四散各地，因食物匮乏，族群规模一直不大。而且猎手人数增多，意味着食物变少。换句话说，特定区域出产的动植物品类和数量已有界定，当时的人类仍受自然平衡摆布。
几万年里，这种由自然平衡设置的局限似乎绝对固定、不可逾越。但人类在下一个阶段取得的伟大进展让他们跳脱出了这种局限。人类学会了培植作物，饲养牲畜，自觉改变了自然平衡。这样一来，可支配食物来源大大增加，人口随之增长，为后世所有文明发展奠定了根基。食物生产者时代——新石器时代
没有人确切知道，人类族群是在何时学会犁耕土地、培植作物的。很有可能是女性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男性外出狩猎时，女性捡拾种子和浆果。而且，女性可能在很早以前就知道拔去没用的植物，为结子挂果的品种腾挪空间。但只要狩猎队伍需要来回往复数千米寻找最佳狩猎场，女性的工作就只能是保证可食用浆果、结子草类和根茎茂盛生长。谷物农业和放牧
不过，快到公元前7000年时，发生了一种基本性的变化，影响到了我们今天称为中东的地方。这种变化最明显的结果是，出现了生活在简单小村庄里的农民。但是没有人知道这种变化是在何时、何地发生的。
最适宜农业出现的地点位于地中海东岸山岭西坡，局限于今天的伊朗中央沙漠区以西。在这一区域，西向山岭雨水充沛，树木繁茂。而在平原地区，土质干燥，树木难生，仅能长草。沿河道或地下水流出地面的地方，偶有几丛树木。再往南去，土地愈加干裂。在伊拉克南部和阿拉伯半岛北部，形成了寸草不生的沙漠。
至于农业是如何发明的，我们仅能靠猜测。真正的突破在于，人类发现如何把小麦和大麦等结子草类种植在非自然生长区。草类通常不能在林地生长。但平整林地后，人们可以种上合适的种子，确保粮食作物长成结子。而且在林区，杂草等天然竞争者不会旁生、挤占结子小麦和大麦的生长空间。原因在于，杂草种子很难突破树林屏障，在人工平整的土地上生长。
巧妙之处就在于，人们可以随心所欲为有用植物创造茁壮生长的环境。方法是：割下一圈树皮，让树木枯萎不长，再清空林地，让阳光照射进来。在这种精心布置的地方，小麦和大麦长势良好。
但在农业兴盛之前，还有一种变化必须发生。如受风吹，或遇有动物穿过，成熟的野生小麦和大麦种子就会散落一地，导致收割不易。为此，人类挑选出茎秆粗壮、经手抓镰砍也不会摇掉成熟麦穗的植株。显然，只有那些留在麦穗里的种子才能带回家，只有能够顺利收割的种子才能留到来年播种。因此，人类必须快速挑选合适品种，满足自身需要。
种植者发现，在林地上种植两到三年后，应将枯树桩烧毁，把木灰撒到土壤上。这种办法能提高土壤肥力，多种一到两种作物。但种上五六年后，这些地块通常蓟草丛生（草种经风而来），不值得耗时费力再去种粮。于是，远古农人到森林其他区域砍树清地，重新开启另一轮刀耕火种。原来弃而不用的田地很快树木葱茏。新石器时代的工具
林地土壤松软，几乎不需要翻挖。只要用尖头木棍搅动腐叶土，保证种子能与下面的潮湿土壤接触，就能发芽结实。当时，人类已经发明特制镰刀，砍割茎秆，收获野生谷物。这些步骤无须从根本上改变工具类型。
但绕树割树皮就是另外一码事了。要想完成这项任务，需要一柄锋利坚硬的斧头。锋利到能砍到木头里，坚硬到在与树干碰撞时不会破碎。因此，亟须找到与制作狩猎工具不同的石料。磨尖后的脆性石料可以制成箭头、刀具、矛枪，砍割柔软的动物组织。连类人猿都知道如何碎石，制作合适的刀刃。但加工脆性石料的工艺在制作斧头时派不上用场。人类需要找到坚硬、不易碎裂的石料，使其承受住砍割树干时产生的冲击力。解决方法是，找到玄武岩及其他硬度大、密度大的石材，并打磨抛光。
从外观上来看，用这种方法制作的工具与凿取燧石制作的工具有很大不同。打磨抛光过程很慢，需要极大耐心。完工之后，石头的自然表面变成了光滑尖锐的利刃。很显然，这种制作办法花费时间更长。但一柄精工制作的石斧能用上一辈子，变钝后，还能磨快，所用方法与初始制作工艺一样。此外，这些斧头非常好用。现代实验证明，加上手柄后，远古石斧砍倒一棵树的速度同现代钢刃斧一样快。
毋庸讳言，尽管人类发现林地培植谷物办法，却不会放弃狩猎。而且，在离中东林区很远的地方，生活方式依然保持不变。但不管怎样，自然平衡已经受到严重破坏。从林地里长出的谷物越发繁茂，越来越多的人能填饱肚子。不久之后，很多狩猎者开始一边打猎，一边在新田地上种植谷物。农业群落里的野生动物几近灭绝。驯养牲畜
对狩猎者而言，和农人之间的这种不平衡蕴藏着一场巨大的危机。为应对危机，一些狩猎者从日常追逐猎杀的动物中挑选几种，进行驯养。起初，这些动物仅供食用。但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中东及其周边的一些群落想出办法，将牛羊用作别途。动物奶源成为重要新食物；动物皮毛剪掉后，能制成衣服；动物体力可扛拉重物。在黑海以北的草原上，牧马人可能已经学会了骑马。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敢甩缰射箭。因此，马背攻城略地推迟了两千多年。
虽说如此，这些驯养动物的新办法赋予了农业群落宝贵新资源。人类在谷物主食之外，还能享用富含脂肪、蛋白质的奶、奶酪、黄油、酸奶等奶制品。粗纺毛织物可量身定制，适应当地气候。硝过的兽皮衣服可无法做到这一点。
那些人类役使的动物很快与它们的野生祖先区分开来。它们的骨骼发生了改变。因此，专家不难判断出散落在远古居民点附近的骨头是野生动物，还是驯养牲畜。
事实上，人类靠培植作物、驯养牲畜获得食物，而培植的作物、驯养的牲畜也开始依赖人类。小麦和大麦不会把种子自然散落在地，不经人们种植便不会生长。而驯养的牲畜失去了野生动物的凶猛本性，不经人类保护便难以存活。
当然，这其中依赖性更强的还是人类。依赖付出的代价是，与狩猎者和采集者相比，种植饲养者能享受的闲暇时光不多。而且，在一地定居后，易受多种传染病影响。
代价也好，影响也罢，只要新品种动植物出现，男人女人掌握良耕巧养之道，人类全新生活方式快速扩展的场景就会上演。不论在哪里找到合适的阔叶林地，小小的农业村落就能开辟田地，养家糊口；不论在哪里发现丰美的野草或带叶植物，人类都会赶着牛群羊群前去放牧。北方寒冷，沙漠干燥，给这种生活方式造成了限制。但在位于这两种极端环境之间的广阔地带里，一个完整的世界展现在首批新石器时代农牧人眼前。
有了粮田，就能养家糊口。随着粮田重要性的凸显，人类开始成群结队在一处定居，一住就是好几年。住的时间一长，就有必要建造结实房屋。这些屋子常用泥土糊制，或用泥土加砖搭建，屋顶可能覆盖茅草。造好屋子后，用陶器等器物装饰一番也可能不无必要。而且，谷物要存放在干燥的地方，以防受潮发芽。因此，大储藏罐显得很重要。
自陶器首次出现后，不同群落采用不同方法塑形、装饰陶罐及其他器物。因为烘干后的陶器可以保存很长时间，装饰风格因时因地而异，陶器为专家提供了研究考古遗址之间文化传统和联系的主要证据。远古农人面临的三大问题
最早的农民很可能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持续时间不长。一些人类群落学会了培植作物，但对于生活在干旱草原地区的群落而言，刀耕火种行不通。不过，这些群落可以驯化动物，到位于中东林区南北两方的广阔草原上放牧。牧人居无定所，为寻找草场四处迁移。这些群落里的男人还和早期狩猎队伍一样，充满斗志，有组织观念。他们的日常任务就是守护饲养牲畜，防止野兽和其他人袭击。有了这种日常生活经验，善战习性和协作纪律自然而然成型。与牧民的关系
农民的日常生活经验与之相反，每个家庭分散在田间劳作，当人们每日忙于砍伐树木、挖掘土地、收割谷物时，就不会养成多少好战习惯。久而久之，牧民发现自己能袭击打败农民，逼迫他们交出宝贵的谷物或其他有用物品。
农民和牧民之间的平衡非常复杂。通常，农民人多势众，但组织松散，不善交战。因此，中国等地修城墙，设守卫，保护农民村落不受突然袭击，但很难既备战事，又务农事。
但农民和牧民之间的关系也不全是敌对冲突。牧民会用奶酪、羊毛、牲畜换取谷物或农民手工制作的其他产品，而不是武力抢夺粮食和其他货物。有时，牧民能提供一些奇特的石头、贝壳，或在放牧游荡过程中找到的罕见物品。在这种交换方式下，玉石等珍品常跨越迢遥路途，几经易手，因此价值不菲。精确计算时间
远古农人需要解答的第二个关键问题是确定作物种植时间。在中东，只有冬季几个月才会降雨。所以农人必须在秋天种上谷物，来年初夏成熟时收割，以避开随之而来的干旱天气。如果种得太早，偶下阵雨后种子发芽，而此时骄阳烈日，新苗枯萎；如果种得太晚，夏季旱情来临时，作物还没有完全成熟。
种植时间不当会导致灾难性后果。何以避免？答案就是：观察月亮，根据月相标出月份。当然，月亮的阴晴圆缺与太阳年并不完全相合。而决定四季变迁的是太阳年。所以，数月相的群落常在自制历书上另加一月，使之与太阳轨迹相符。
怎样制出精确历法？早期农人没能找到满意的答案。与狩猎者对时间的感知相比，早期农人更需要精确时间。在这方面，他们取得了不小进步。在狩猎者的生活中，日复一日，变化不大。该做什么就得做什么，晴天雨天，酷热严寒，无关紧要。而农民得往前看，数日子，计算时间。一家人得吃多少粮食？得留下多少种子？吃粮食时得精打细算，确保新粮下来之前，手中不断粮。年，而非日，变成了人类时间的基本单位。每年计算时间变得至关重要。
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早期农业村落里，有一些人善习礼仪，其角色与最早的祭司相当。他们会决定什么样的月相适宜种粮。但对此我们还没有确切信息。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农民对种植收获的关注反映在了宗教中。太阳和月亮，尤其是月亮，被供奉为神，专司生殖繁育。地球也被看作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出产人类所需食物。
令早期农人着迷的是，人的生命和植物的生命模式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种子播种后，焕发生机，随后死亡，再次播种后，重现生命。种子能这样，那人呢？人被埋在墓地里，会不会复活？既然死去的亲戚朋友总在梦中出现，因此死而复活似乎是符合逻辑的。人死后，生命应该像是影子，活在阴暗漆黑的地下世界。不只是有农人这样想，旧石器时代的狩猎者很可能也相信死后有生，把地球当作母亲。因此，二者对死亡的看法仅仅是重点不同而已。缺少适种地
远古农人面临的第三大实际问题是越来越缺少的适种林地。随着人口增加，未经开发的林地日益稀少。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发现有必要重新使用废弃的田地，而且循环利用土地的间隔越来越短。土壤肥力下降，作物长势减弱。同时，控制杂草蔓延也越来越难。田地之间挨得越近，杂草就越容易从一块开阔的向阳地上蔓延到另一块。土壤肥力下降，杂草丛生，意味着，虽然出的力是一样的，收获的粮食却变少了。因此，每一家必须多垦地，而这只能让情况越来越糟。
临近公元前3500年时，人类想出了一条良策，解决了土地短缺问题。这就是犁的发明。犁很可能不是在林区发明的，而是在沿河开阔地带。毕竟，最早的农田树桩遍地，犁怎么能在这样的地方发挥作用呢？但当人类开始使用畜力拉犁耕地时，新的可能开始显现。犁地便于除草。可以说，犁最重要的功能就在于此。使用犁后，仅凭一家之力就能耕种更大面积的土地，这比使用木棍挖掘要好得多。除了上述两个益处外，犁过的田地能无限次种植。犁使用后不久，农人们就发现，在播种季节，将休耕过的田地犁一两次后，来年就会有好收成。简易轮耕办法由此产生，即先休耕一年，明年再种植。一家人有了合适的犁，套上牛或驴之后，就可一年多季在大多数土地上耕种粮食作物，还能留下一些余粮。
犁的发明对中东、印度和欧洲文明具有根本性意义。在美洲，没有人知道犁为何物。在中国，犁从来没有像在欧亚大陆西部地区那样重要。犁以一种新的方式，将畜牧业和谷物栽培结合起来。犁投入使用后，主要从事作物栽培的是男性，而非女性。而在此之前，很可能是女性承担了田间地头多数工作。
犁也创造了我们今天知道的田地类型。同一块土地连续种植几年后，地里的树桩烂掉。这时候犁派上用场，将这些自然“小山丘”犁平。土地变得平整开阔，块块相连，且多以常规几何图案形式布局，变成了今天我们心目中“田地”的样子。
最后，有了犁耕地，农民就能永久定居某地。田地一经犁耕栽培，农民就没有必要四处迁徙。永久的村庄住址，特定田地所有权的固定模式和村庄生活结构就是在那时成型，一直延续至今日的欧洲和西亚。与此同时，帝国的曙光开始显现。无力迁徙的农民不得不缴纳税款；税金用于法庭司讼，供统治者花销，养活军队，建造城市。一句话，文明有了可能。种植块根作物的农民
在谷物种植和畜牧业从中东传播开来以前，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也在以不同方式培植作物。事实上，东南亚等热带地区种植块根作物的时间可能要早于中东谷物种植。但没有人有确切证据。
与谷物农业起源认识相比，我们对块根农业的产生了解较少。我们仅能猜个大概，猜想这种形式的农业是由东南亚河域和海岸生活的渔民兴起的。根据是，渔民摇船出海后，经常返回大陆，为船找到遮风避雨之处，以防暴雨损毁。尽管狩猎者四处游荡，但捕鱼群落需要在风平浪静的港口永久居住。渔家女专注寻找优良作物，将其种植在船舶停靠处。
木薯、芋头、山药等块根作物丰富了捕鱼群落的食物来源，增加了渔民人口。遇有鱼少人多，渔民就多吃这些含淀粉丰富的块根。但和中东狩猎者驯化动物不同，渔民没有办法养殖鱼类。与谷物农业对比
谷物农业和块根作物种植之间存在着明显而重要的差别。种植谷物的农人收获种子，种下余粮，以待来年收割；而从事块根作物种植的农民是将母体植物上生出的活苗另栽一地，等待新苗长出，块根长到足够大时，人们就挖出来吃掉。因此，在同一块地里，会发现不同生长阶段的作物。有的刚栽上不久，有的差不多能挖出食用，还有的处于中间阶段。
块根农业仅适用于夏冬两季温差不大，作物能够全年生长的地方。而在种植谷物的地方，一年中有一段时间作物不能生长。因为只有在这种气候中，作物才能长出可用作粮食的种子，并在下一季萌芽结子。因此，块根作物种植适合热带地区，肯定是从那里兴起的；而种子农业起始于温带地区。
块根农业兴起之初很可能并未给人类生活带去多大改变。因此，我们无从得知起始时间。也没有迹象表明，块根农业兴起后，人口大规模增长，就像谷物农业给中东带去的变化一样。东南亚块根作物从来都不是欧亚大陆文明社会的主食。因此，与出现在中东的第一批农人相比，块根作物种植的发展没有产生显著影响。稻田农业
然而，在后一阶段中，亚洲季风区发展了一种农业形式，极大改变了人类生活。亚洲从事块根作物种植的农民发现，发洪水时，水下长出了一种名叫“水稻”的喜水植物，这种植物的种子很好吃，单独栽培有利无弊。于是，他们采用老办法，把长成的水稻苗移栽到田里，而不是把种子撒到地里。
时至今日，亚洲人还是用这种方法种植稻米——先让种子在苗圃里发芽，再移栽到溪水淹过的田地，直至成熟收获。今天，稻米养活了地球1/3以上的人口，构成了中国和日本的农业根基，哺育了中华文明和日本文明。
要想种出大米，有赖于两大技术：第一，水稻喜清浅水域。人工开辟水田，可防杂草侵占水稻生长空间。水淹后，可除去多数杂草。这种方法可与中东刀耕火种相媲美。中东农民也是清理林地，为小麦大麦生长创造隔离杂草的人工环境。第二，流进流出的活水为田地带来了可溶解矿物质。同时，流动缓慢的水可以创造出一种环境，便于光、水及数不清的微生物发生复杂作用，持续保障稻田肥力。只要平整出稻田，年年都会有好收成。这与刀耕火种不同。稻农绝对不用四处迁徙，绝对不会把精心平整的稻田一弃了之。
人类因此发现了彻底改变动植物自然平衡的办法。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6000年，中东的人类群落发明谷物种植，驯化动物，饲养牲畜。东亚稻米种植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还没有人知道。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快到公元前2400年时，稻米种植很可能已相当发达。因为在此时，最早关于稻米种植的确切证据在中国出现了。农业技术的传播
在世界其他地方，人们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较晚。这种认识可能是这样得来的：当地人从陌生人那里听说，栽培、种植、收获种子或块根有一定的办法。稻田农业比刀耕火种式的谷物种植传播更慢，覆盖区域更小，但一旦得到发展，这种农业比早期谷物种植更深刻地改变了地貌。
按我们今天的标准衡量，在200~300人组成的极小农业定居点里，生活变化得非常缓慢。在对新石器时代村庄遗址中的点滴线索进行对比时，考古专家发现，虽然地层之间或遗址之间有些微不同，但总体印象还是整齐划一，区别不大。这大概是因为，农民需要掌握的技能工具一旦成型，便不需要大改。年复一年，他们干着同样的活，做着同样的事。种下谷物，收割回家，开辟新田，修缮重建房子。整个群落不时迁到几千米外的地方。那里有新的林地，唾手可得。
虽然新石器时代村庄的日常生活没有发生多大改变，但刀耕火种的农业这种新生活方式的传播极大改变了地貌。为开辟新田，人类经常迁到别处。以一生时间来衡量，一个群落需要迁移二十多次。与人类此前改造地球的力度相比，刀耕火种的农业生活方式给自然环境带来的转变是快速而巨大的。附近的狩猎队伍很快也学会了这一种植新法。谷物农业从中东发源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公元前4500年初，用刀耕火种法种田的农民到达了俄罗斯南部和巴尔干半岛。一千年后，抵达欧洲大西洋海岸。随后穿过北非，到达西欧，与北路而来的人交会聚合。
我们对东南两个方向的迁徙情况知道得不多。很早以前，新石器时代的农民群落就迁到了印度西北部。但相关记录还很零散，找不出当地最早村庄遗址的确切时间。在中东建立已久的新石器时代农业痕迹也在中国发现，但中国农民最早种的是小米。远古近东地区还没有这种作物。所以，中国可能独立发明了农业。公元前2400年左右，小麦和大麦也在中国出现。这些作物有可能从西亚传来。但因为中亚考古发现数量很少，又支离破碎，我们还讲述不出一个完整的故事。
美洲人和非洲人很可能也独立发明了农业。哥伦布抵达美洲时，发现居住在墨西哥、今日美国和加拿大的印第安人种植玉米、南瓜和豆类。这也是种子农业，与中东农业很像，但作物种类完全不同。在加勒比群岛和南美洲，也存在块根作物种植，以红薯为主。在秘鲁高地，我们称之为“土豆”的作物一片繁茂。
研究农业问题的多数学者认为，美洲印第安人独立发明了农业，没有受到欧亚大陆的任何激发。但有学者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很早以前，就有南亚（可能还有非洲）的船漂到了美洲海岸。还有一些从风暴中逃生的人登陆美洲。这些人原本就知道如何栽培块根作物，到美洲后，自然而然会尝试种植当地品种，由此发现了赖以为生的新食物。
但玉米种植更复杂，耗时更多。因为，野生玉米植株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造后，才能提高产量，供大量人口食用。不过，这一种子种植方法可能也是从亚洲传到美洲的。有两条途径：一是陆路传播；二是风把一些船员吹到陌生的土地。这两种情况都不会留下什么证据，因此我们也无从得知详情。
学者认为，还有一些地方独立发展了农业。比如，西非。西非既有块根作物，又有结子作物。这种情况在别处见得不多。这表明西非是另一个农业发明中心吗？或者说这是一个将农业应用于新环境的例子，证明中东谷物不适应西非环境，而西非另有作物新品种？对此，学者看法不一。要想解决这个疑问，必须对西非农业产生和发展的前前后后做更深入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陶罐（Neolithic Pot from China）这个典雅精致的陶罐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在中国制作，很可能用于盛放液体。但旋涡纹饰表明，制作者兼顾实用美观。新石器时代的农民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几年，需要罐子盛放东西。这种将泥土塑形后放在炉中烘烤，制作坚硬防水陶器的技艺和农业一起传遍整个欧亚大陆。图中的这个陶罐与俄罗斯南部发现的器物很相像。因为田地杂草丛生，不长庄稼，远古农人每隔几年就要开垦新田。他们带着这些装饰图案，以及其他技巧和想法迁徙到各处。历史发轫
随着各个群落发展出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就像农牧民生活有天壤之别、农牧民与狩猎采集者生活又大相径庭一样，人类社会开始显得五彩斑斓。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互动可以也曾经强有力地推动了创造发明和交流互鉴。
起初，陌生人的方式方法似乎不起作用，让人觉得滑稽好笑。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种新工具、新想法、新艺术风格、新音乐、新食物、新消遣受人青睐，风靡一时。凡借鉴之物都应与群体原有知识和做法相契相合。因此，常需做不少调整，以在新环境中应用无碍。有时，环境本身也需要做调整。所有这些变化又可能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新创造。因为，每出现一种新情况，都会让人更自觉地审视此前所为，并慎重抉择。
远古时期，一群人与另一群人生活方式几乎没有任何差别。这些群体之间的联系和冲突不会对彼此的行为方式造成多大改变。但当两个群体显著有别时，不同人群之间的联系和冲突开始具备新的意义。人们能够而且已经开始利用别人知道的东西，想出新办法保护自己不受侵害，或是找到更有效的攻击模式。一个行动——回应的自我保存过程由此启动，人类社会处于时时变动之中。换言之，历史变化具备了一种新速度。历史，狭义上由文明群落留下的书写记录，即将呈现。约公元前6000年巴勒斯坦杰里科的新石器时代头像该头像是在头骨上打上石膏制成。石膏代表脸上的肌肉。头像制作原因尚不明确。在新石器时代农民眼中，死亡与重生事关重大。既然谷物死去后，埋在地里的种子还能吐绿结子，人也应该能死后回生。因此，制作该头像也许就是为了实现重生。
人类很快就意识到创造首批文明的可能性。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将是下一章主题所在。结论
类人猿最终完全进化为人类得益于团结协作。最开始，类人猿在舞蹈中相互配合，后来也在语言上相互协调。团结协作增加了食物供给。因此，类人猿可以花上几年时间抚养孩子，直到他们自己能填饱肚子。这样一来，孩子们就有更长时间学习如何生存，不用倚重于遗传来的直觉意识。学习反过来也通权达变。但一开始，变化确实非常缓慢。狩猎者和采集者明白了哪些植物适宜食用，怎样去跟踪猎物，怎样编制篮筐，怎样制作利刃工具。换句话说，他们明白了所有应该明白的东西，再把学过的所有东西完完整整教给自己的孩子。
这样的巨变最初发生在中东。居住在山林里的人发现了如何让谷物在林地中央茁壮生长。食物增多意味着猎手队伍壮大。而猎人一多，多数猎物很快消耗殆尽。后来人们发现可以把原先猎捕的一些动物驯化成家养牲畜，由此一些群落成为专职牧民。他们跟随牧群来往于中东北部和南部山区的草原上。
很快，农民要跟牧民打交道。方式不外乎两种：要么和平贸易，要么采取防御措施防止突然袭击。农民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知道播种时间，而且随着人口渐增，如何找到良田沃土，在来年收获。在第一批文明社会出现之前，人类还没有学会精确认知时间。但土地短缺问题解决时间要早，原因是犁的发明。犁耕不仅遏制了杂草生长，也大大扩增了单个家庭的耕种面积。农民只在耕过的一半田地上播种，便能每隔两年在同一片田地上种植作物。常耕地、安定的乡村生活图景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出现。时至今日，欧洲和西亚大部分地区依然如斯。
在东南亚，一种建立在块根作物基础上的农业类型出现。这与欧洲、西亚有所不同。后来，这些栽培块根作物的亚洲农人发现了稻米，发展了水稻栽培。直到今天，亚洲人仍以大米为主食。
农业也在地球其他地方得到发展。原因可能有两种：一是独立发明；二是借鉴中东或东亚，并根据当地气候和本土粮食作物品种做出适当调整。
农业发展的净效应是人类数量的剧增。我们的祖先一开始是最好的猎手，是万兽之王。后来，他们靠种植饲养改变了自然平衡，实现了人类族群数量的多倍增长。
从那时起，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得比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更为重要。与智人自然史相对立的人类历史从此开始。第二章河谷文明苏美尔祭司在做祈祷这些小雕像表明，苏美尔人对神意很是在意。神时而送福，时而降祸。为博得神的青睐，很有必要精心设计祈祷和公共仪式。祭司最重要的工作就体现在这里。
远古农民还没有开化，也不可能开化。文明需要建立在大型群落的基础上，而刀耕火种不足以支撑。古老文明中心的典型特征是：万人协作建造宏伟的神庙、陵墓和宫殿。而且，只有大型群落才能培育在相关领域有专长的人，从而开发知识技能，使开化人与未开化人鲜明有别。
起初，这种大型群落仅在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土地丰饶肥沃的环境下产生。在中东，大河形成了冲积平原，谷物种植勃兴，这种环境浑然天成。近河处，灌溉便利，作物繁茂。
最早的文明开化社会在中东三大河冲积平原诞生。这三大河分别是：位于今天伊拉克境内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位于现今埃及境内的尼罗河，以及现属巴基斯坦管辖的印度河。
每一个古老的大河流域文明都有自己独有的行为方式、思想观点、艺术创造。虽然相隔甚远，但船可以载着人和货物穿梭于每一文明社会之间。这种联系部分说明，为何三大文明几乎同时勃兴。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文明出现。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间，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文明齐头并进。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中国黄河中下流的大中原地区形成了中华文明。苏美尔文明
第一个已知文明诞生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坐标苏美尔，距波斯湾伊拉克现辖海岸线仅有几千米远，整个地区常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为古希腊人命名。在希腊语中，“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之国”。该词不仅指的是南部的苏美尔，也包括绵延至北的阿卡德、巴比伦和亚述三地。这四地东接底格里斯河，西临幼发拉底河。
在人类尚未改变自然地貌前，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途经沼泽，汇入大海。沼泽两侧为干燥沙漠，仅沼泽中和沼泽四周生有植物。此地几乎全年无雨，沼泽有充足地下水供给植物生长。每年春天，高山雪水融化，河水泛滥，形成沼泽。夏天一来，北部干旱，河水逐渐干涸。秋冬降雨后，河道再次充盈。
发洪水时，河水漫出常道。离开主流后，水流缓慢，泥沙迅速沉积河底，在主流高地附近形成自然堤坝。堤坝又在河床两侧生成自然盆地。每遇洪水，水困盆地中，形成沼泽。
这种地况非冲积平原独有。河水在群山间流得很快，穿过平坦的陆地时流速变慢，山上流下的沙砾碎石沉积到主流水底，幼发拉底河的河床因此成型。河水流过自然堤坝时，稍高于周围平原。每隔一段时间，山洪暴发，河水冲破两岸堤坝，形成新河床，在入海处改道，仅留下几处凝滞不动的水塘。
这种环境为人类献上了一些有用资源。鱼类水禽丰盛。堤坝沿岸生有天然椰枣树，果实富含营养。沼泽中芦苇葱郁，提供了建造简易棚屋的材料。虽有洪水之患，但家家有船，就算某年水漫成灾，也会很快消退。而且多数年份里，总是地面高出水线。不言而喻，船是必备之物。因此，我们可以猜测，最早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冲积平原定居的人类群落学会了如何造船。
不幸的是，芦苇棚屋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供考古学家研究。捕鱼人和套鸟人的船只网索也极易腐烂。首批在这一流域定居的居民不太需要石头工具，留下来的石器也深埋在淤泥中。因此，现代学者仅靠阐释后世宗教符号，猜测冲积平原形成之初有人类群落生活在这里。苏美尔文明发轫
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场景开始发生变化。村庄规模变大，泥砖房拔地而起。一千年中，在苏美尔大地上，超过一定规模的群落变成城市，有高墙坚门把守。与此同时，文字系统形成，可供现代学者阅读，一条理解古代生活方式的路径就此开辟。我们将这种生活方式称作“文明”。灌溉农业的突破
灌溉是这一切发展的关键。灌溉不兴，作物不长。浇灌不到活命水，骄阳下新抽芽的谷物枯萎死亡。作物成熟时，也需要引水灌溉。只要适时灌溉，年年大丰收可保无虞。苏美尔的土壤由河泥淤积而成，水分充足，丰美肥沃。
我们可以想象，起初，灌溉范围很小。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下游的特殊地貌利于灌溉。农人穿堤坝而过，挖出水渠，把河水引流到相邻平原的低洼地段。田里注满足够水后，填上堤坝。需要水时，再挖开。
但随着务农人口增多，需要在离河更远的地方浇田。因此，采用更完善的灌溉方法势在必行。在上游几千米处取水，修建人工河道，离河流越来越远的田地也能灌溉得到。水渠上游选的位置越高，灌溉面积就越广。但是，新开凿的水渠和护堤长度增加后，维护灌溉系统的任务就愈加繁重。很快，每年都需要千千万万人一起疏通灌溉水渠，监修护堤。
灌溉系统覆盖的范围越广，风险越大。一年一度的春洪会突然毁掉整个系统。河水冲垮护堤，新沉淀的沙子堵住沟渠。偶然情况下，河流还会在上游某处改道。这时候，就要调动男男女女，让河流重入原渠。要不然，整个灌溉系统都得重新设计。废旧渠、挖新渠得用上好几年时间。
如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回报相当可观。适时适量灌溉的农田比靠雨水浇灌的普通农田收成要好。因此，灌溉农业可以年复一年在同一地域养活相对大量稠密人口。好处不止于此，河流淤泥十分适宜犁耕。一家人只要搭上几头牛，就能多产。收获的谷物供全家人食用后，还有剩余。农民必须能够生产余粮，才能开启文明进程。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有足够多的人专辟时间，从事其他活动。由此，专长精艺成倍发展，新思想充分涌流，整个社会足够复杂、富裕、强大到可以被称之为文明。青铜时代苏美尔人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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