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兴韬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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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伤寒论》之门试读：
前言
传统的中医以《黄帝内经》为主体，以阴阳五行藏象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而经方是中医体系中一独特法门，以六病为纲，以方证为目。
多年的学习实践及教学心得，切身体会到学习经方的确很容易。越来越认可清代经方家柯琴所说的：仲景之道至平至易，仲景之门人人可入。
那么学习经方有没有捷径呢？严格来说学习是没有捷径可言的，但少走弯路亦不失为学习之捷径。
自随恩师黄煌教授学习经方以来，渐渐体会到学习经方的捷径。首先就是要反复读原文，熟读熟记，从原文中读出自己的体会并有所感悟。没有悟性的人，要想学好经方是不可能的。
对于那些已学过时方的人，首先要放下过去所掌握的时方思维。时方如同武术中的外家拳，经方如同武术中的内家拳，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体系。
在熟读原文的前提下，最重要的就是对经方宏观和微观的认识与把握。从结构上看，经方就是以六病为纲、以方证为目。六病是医圣对万千复杂疾病进行的宏观分类，而方证是疾病的具体临床表现，是临证的着眼点。
其实宏观上还包括对经方理论体系及经方思维的认识。经方有别于其他的中医典籍，自成体系。与以《黄帝内经》为主体的时方体系迥然不同，其对疾病的认识与着眼点亦完全不同，临证思维当然不同。如果对此缺乏清晰的认识，将难入经方之门。
在熟读经方原文的基础上，要选择一些纯正经方家的著作学习，以期帮助对原文的理解，如陈修园、柯琴、曹颖甫、范忠林、胡希恕、武简侯、黄煌、娄绍昆等纯正经方家的著作。
学习经方者若能对经方理论体系、经方思维有较清晰的认识，并能熟谙基本方证，在临床上必将得心应手。
学习经方必须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入手。首先，从宏观上入门，必须对经方思维与经方理论体系有清晰的认识，要清楚明白经方与时方思维的根本区别，否则难入经方之门。对此我先后写了“经方与时方思维的比较”及“经方理论体系与组方规律探讨”等文。其次，从微观入手，要对医圣所确定的方证烂熟于心，只有这样在临床上才能左右逢源，应对自如。对此我写了“方证药证是经方不变的灵魂”等。
总的来说，学习经方就是要能明白经方理论体系与思维、熟谙基本的方证、临证时更能善于变通，如此必能成为得心应手、造福一方的良医。温兴韬2017年金秋于卧云斋第一章 我的经方之路
我自1984年进入安徽中医学院，一直酷爱中医，特别于经方由最初的课堂学习到临床实践，再由进修提高反复探求，共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期。现将自己的学习经历总结如下，就教于广大同仁。一、初学困惑期
因受家父影响，我一直对经方有着浓厚的兴趣。记得《伤寒论》成绩在各门功课中得分最高。我的头两篇习作分别是“关于《伤寒论》第七中‘阴阳’的理解”及“表里兼证纵横谈”。那时除了教材外，还阅读《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方运用法》《临床应用汉方处方解说》等书。
1989年毕业，初分在乡卫生院。刚去就遇一重症消化道出血患者，此前在县医院就治无效，后因经济困难放弃住院治疗。此时天气尚热，患者却覆棉被，神疲倦卧，气息奄奄，吐血紫暗，舌淡脉弱。投以黄土汤加味，两剂血止，第三天即起床到户外活动，在当地传为佳话。1991年有一病人发热咳嗽，查为肺炎，西医同仁予以输液治疗，但每输液时即大汗淋漓，投麻杏石甘汤1剂热退汗止。随后调中医院工作。
1993年一肾病综合征患者，全身浮肿，阴囊肿如茶壶，使用大剂量呋塞米（速尿），小便仍很少。无奈之下用麻黄汤合五苓散1剂，全身大汗淋漓，小便通畅，浮肿全消。当时于经方偶有治验，大多数还是用时方，经方的使用率较低，这与熟练程度有限，对很多经方难以领会有关。那时学习很用功，读的书比较杂，这样一来收获虽大了，而困惑亦随之倍增。除了历代医家某些观点的对立矛盾外，更多的是对中医临床思维的不同产生困惑。
当时我注重专方专病，对一些常见病，花了很大的精力，努力搜寻各种资料，拟定成方，自以为很完备，然用之临床得失参半。有些病自觉辨证很准，用方很贴切，为何没有疗效？尝见张锡纯先生治消渴拟定玉液汤及滋粹饮，其组方立意可谓尽善尽美，而其后所附医案却不用二方。为此我困惑了很长时间，后来才慢慢领悟过来。再好的专方均有其适应证与局限性，病情是复杂多变的，当随病情变化选方谴药，不可执方疗病。故医圣有“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及“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等训诫。从此我对专病专方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通过读不同时代、不同流派医家的医案，可以体会到中医临床思维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经方家的临床思维有着某种超然的特性，对疾病的观察，对症状的取舍及选方用药均不同，且疗效卓著。如《名医类案》载：陶节庵治一咯血病人，前医用犀角地黄汤服之反剧，陶切其脉浮紧，用麻黄汤一剂汗出而愈。多年来我一直努力追寻这种具有超然境界的老师。二、进修转型期
1995年春，我满怀着希望，夹带着困惑，来南京进修。起初跟了好几位老师抄方学习，收获不小，但远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诸多困惑有增无减。一次偶然的机会听了南京中医药大学黄煌教授的讲座，题为“把根留住—谈古方的学习与运用”。他对中医时弊的批评，可谓振聋发聩，对经方的全新解释，令人耳目一新。暗自庆幸，我要追寻的老师已经遇到。从此每周跟黄老师抄方学习，直到进修结束从未间断。在抄方之初遇到的困难很大，因为我以前习惯于根据五行八纲等理论组方选药，所用之方大多为时方，而黄老师所用之方绝大多数为经方，且不用气虚、血虚、脾虚、肾虚等术语，所讲的只是黄芪体质、柴胡证、干姜舌、附子脉及心下痞、少腹不仁等。选方用药更是难以理解，如治一女崩漏用白虎汤加味，治鼻咽癌用葛根芩连汤。我一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环境，感到无所适从。但凭着自己的信念顽强地坚持下去，值得庆幸的是两个月后我渐渐进入了状态。当时正值黄老师的《中医十大类方》及《张仲景50味药证》相继出版。我每天读这两本书，加上黄老师言传身教，让我对经方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
在这一阶段黄老师教我如何读白文，怎样参考注释，临证时则教我识方证、辨体质、查腹诊，特别是腹诊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渐渐明白了黄老师是如何区分应用麻黄、桂枝、人参、黄芪等方药。在时方中常有参芪并用，而在经方中却难得一见。曾有一病人就诊，黄老师对我说这种体质的人不宜用黄芪，当时我半信半疑，不料这位病人说：“黄教授你说得太对了，我一吃黄芪就难受。”因患者有一药材公司的朋友，见她身体不好说黄芪可以增强免疫力，嘱她时常煎服黄芪。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所付出的最大代价就是放弃自己以前多年积累的“经验”。朱丹溪早年外出求学，其师亦要求“尽去尔旧方”。我偶有“邯郸学步”的顾虑，然而面对老师那卓越的临床疗效，所有的顾虑立刻消散。经方由于文字简略，难以理解，连孙思邈这样的大医家都感叹“寻思旨趣，莫测其致”。历代许多医家或随文衍义以经解经，或用后世理论解释经方，弄得面目全非。而黄老师的研究则是独辟蹊径，从方证药证入手剖析经方的适应证，用全新的语言诠释经方，很多我以前难以理解的经方，均在黄老师的指导下有了清晰的认识，并逐渐学会运用。黄老师提出的体质辨证对认识、应用经方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掌握了体质辨证后对大部分经方的认识便会更加清晰，临床思维将更简洁明快。如防己黄芪汤我以前对之不甚了解也不会用，通过对黄芪体质的掌握，对其方证有了清晰的认识，此后灵活使用本方治疗高血压、糖尿病、腰腿痛等病疗效理想。再如葛根芩连汤我以前只用其治疗肠炎，宋代许宏称本方“取用无穷”，我始终难以理解，后掌握了黄老师所说的葛根证、黄连舌等，对其方证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临床应用随之灵活而丰富，广泛用于治疗高血压、颈椎病、心律失常等，疗效满意。
经过半年多的学习，我不仅对经方的熟练程度大大提高了，更重要的是临床思维发生了根本转变。这种转变真的可以用“脱胎换骨”来形容。自此我被黄老师引入经方之门，开始了经方之路。此后我与师弟杨大华先生合作分别撰写发表了“黄煌教授临证思维特点探析”“黄煌教授对白虎汤的认识与运用”“黄煌教授对葛根芩连汤的认识与运用”“黄煌教授对人参、黄芪的鉴别运用”“黄煌教授对经方研究的杰出贡献”等文介绍给读者。三、探索提高期
自1996年春进修结束，离开恩师回来后，我全身心地投入漫长而艰辛的经方探索，如今已整整十年，饱尝甘苦辛酸，难以言尽。在学习上则是如饥似渴地读历代经方大家的著作，而读的最多的还是原文。从原文中可以直接、真实地体会医圣立法组方、加减变化的意境与微妙。精读的书自然是原文及重要经方家的著作，除此以外其他的书则属泛读对象。并将经方与汉唐及后世方书进行比较。深刻体会到经方是一独特体系，不同于其他的方书。其观察疾病的切入点及组方立法与时方全然不同，往往寥寥数味中药即能立起沉疴。在学习方法上对我影响最深的要数清代经方大家徐灵胎，其学识渊博，见解超凡，对历代医家医著的评析入木三分。对经方与其他方书以及对如何学医，如何临证，均有极中肯的论述，堪称博而不杂的大家。其《兰台轨范》《医学源流论》等则为不可不读的中医治学指南。其他重要的经方家要数柯韵伯、胡希恕、范中林、郑钦安、矢数道明等。
在临床，最大可能地使用经方。一开始应用经方很不熟练，很多经方适应证把握不好，许多类似方难以鉴别取舍。方证不熟，临床时遇到病人，一时判断不出是什么方证。如《金匮要略》中附子粳米汤一条，我曾用红笔划过，可第一例病人腹绞痛，肠鸣音亢进，吐痰涎，正如书中所言“雷鸣切痛”，当时却没有想起此方，后复习《金匮要略》见到此条时才恍然大悟。此后凡遇此证皆用此方而获捷效。从这一案例充分体会到熟练掌握方证及反复学习的重要性。有时虽觉方证判断得准，但未见此先例，用起来亦忐忑不安。如曾有一病人脘腹胀痛颇甚，呕清涎，查为急性胰腺炎，观其舌胖苔白腻，脉细。投四逆散合半夏干姜散1剂，矢气频作，腹胀痛大减，数剂而愈，可当日开方后查遍所藏之书，没有见急性胰腺炎用干姜的。虽自觉辨证不误，可内心着实不安。
曾有一住院病人寒战高热达40℃，诊其舌淡红，苔薄白，脉沉微，予以麻黄附子细辛汤1剂热退，当时颇有几分得意，不料半个月后省里来检查，抽查到这份病历，那位专家说“高烧40℃岂能用附子”，遂将此定为丙级病历，对我处罚之重可想而知，可我从未灰心动摇。
通过这10年的艰辛努力，我对经方由生疏渐至熟习，对部分常用经方的掌握较以前大为熟练，临床疗效不断提高，每每用经方治疗疑难重症而获效。如用木防己汤治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续命汤治中风；附子泻心汤治疗病态窦房结综合征；泻心汤治蛛网膜下腔出血；小陷胸汤治左侧心力衰竭；猪苓汤治疗肾病综合征；麦门冬汤治肺癌；苓桂术甘汤治肥厚性心肌病及扩张性心肌病；桂枝汤加味治疗全心衰伴胸腔积液等。对部分经方体会较深，如四逆散、苓桂术甘汤等灵活化裁治疗多种疑难疾病，曾写“四逆散方证探讨与临床运用”发表。近年对经方特色的体会日渐加深，经方与时方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方药本身，而在于谴方用药的思路不同。如大黄只有按中医理论应用时才称为中药，否则只能称自然药物。若按时方的思路来认识运用经方则不称为经方。经方有其自身特殊的规律，只有掌握了这种内在的规律才能把经方用好、用活，进而按照经方的规律特点来组方。黄老师在《张仲景50味药证》中记载了自己不少经验方，这些都是黄老师按照经方的规则创制的新方，这是对经方的发展。部分经方的组成及功用又难以用后世理论来解释，如木防己汤等。而有些经方的临床疗效更是值得玩味，曾治一糖尿病人，初用益气养阴剂月余不效，后见其有头痛时作，喜喷嚏，大便不畅，脉浮等症，认为是太阳病，予以小剂量麻黄汤，不仅诸症缓解且血糖降至正常。另治一中风患者，CT示脑梗死，症见右侧半身不遂，心烦不安，心下痞痛，脉浮滑，有小陷胸汤证。本意是先用小陷胸汤治其心烦等症，待症状缓解后，再随症治之。岂料小陷胸汤用后，不仅心烦等症缓解，半身不遂亦迅速改善。以前见到一些医家对经方的赞美，似觉言过其实，如今的临床实践才深刻体会到什么叫真实不虚。
在我的影响下，几位刚毕业的同事相继对经方产生浓厚的兴趣。我将自己的经验、心得体会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很快都能进入角色，按照经方特点诊治疾病。特别是我院一位西医心血管专家，对经方刻苦学习的精神令人难以置信，达到痴迷的程度，他没有中医理论基础，径直从经方入手，从方证入手。仅两年的时间对经方掌握得相当熟练，疗效颇佳。每每有妙手杰作令老中医汗颜，还擅用木防己汤、续命汤等治疗心脑血管疾病。
近年先后有中医院校的学生来实习，其中一些在我的带教下，很快对经方产生浓厚的兴趣，临床诊疗水平迅速提高，毕业后很快能独立工作，他们学习经方似乎没有太多的困难。正如清代经方家柯韵伯所言：仲景之道，至平至易；仲景之门，人人可入。这让我反思经方的教育，中医人才培养应如何进行？为何毫无中医临床基础的人易于入门，那些有多年临床经验的人反难以接受。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促使我对经方与时方各自的特点有了更深刻认识。经方是以六病辨证为基础，以方证药证为核心，处处展现的是方证一体、方证对应的精神，方和证之间有很强的对应性和特异性。而时方是以阴阳、五行、八纲等为理论基础，在临床上通常是根据病情确定治法，然后以法统方，病证与方药间灵活性、随意性较大而特异性较小。因久习时方所形成的临证思维模式反而妨碍了对经方的认识。从表面上看似乎时方更重视理法而经方只论方药，其实不然，在经方中隐含着深刻的理法，试想没有先进理论支撑的方书，何以能对后世产生如此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学习经方不能以会用几张经方而沾沾自喜，而要对经方的整体特征有深刻的认识和系统地掌握。《伤寒论》全篇是一有机整体，前后条文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这就要求通读精研白文，将前后条文相互对比，初读白文则觉枯涩难懂，不得要领。久而久之，渐能领会其中妙义，再结合临床实践学用结合，便能不断提高对经方的认识水平与运用能力。渐渐领会什么是“经方愈读愈有味、愈用愈神奇”（陈修园语）。熟读白文者未必能领悟经方，而欲领悟经方则非潜心于白文不可，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以代替白文。至于具体条文中的疑难之处，需结合后世经方家的研究成果。如对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条，清代陈修园解释颇为中肯；而曹颖甫对“伤寒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之”作了精辟论述，并附有医案可资理解；至于大论第三十九条大青龙汤证，多数医家均难解释，李心机教授的解释可谓入木三分，本人亦有相应的临床体会。
我学习经方最深刻的体会是要有正确的方法，良好的心态，坚定的信念，持之以恒的精神。正确的方法是先要找到一位良师启蒙，不走弯路，免入歧途。然后选择善本潜心钻研，学用结合，细心体会。其次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要有良好的心态，不能为了业务、为了提成而开大处方，用些无关的药。此外要有坚定的信念，初用经方肯定有辨证不准，治疗无效的情况，不可因此而灰心失望。而持之以恒的精神尤不可缺，朝三暮四或浅尝辄止是绝难学好经方的。
诚然经方并非万能，仲景在序言中说得很明白。但经方的确是中医最基础的，同时又是中医的最高境界。不学经方固然可以为医，但境界则全然不同。清代经方大家陈修园曾言：儒者不能舍圣贤之书而求道，医者岂能外仲景之书以治疗？
中医是国粹，而经方更是国粹中的精华。然而能正确认识、熟练应用经方者甚少。本人自随恩师学习经方以来，切身体会到经方的无穷魅力。
虽然我对经方有点滴的体会，但经方实在是太深奥、太神奇了。我所能认识的层面仍是很肤浅的，今后还将奋发努力，不负恩师厚望。第二章 经方临床入门捷径第一节 如何认识学习《伤寒论》
自医圣首创《伤寒杂病论》以来，历经战乱，几度淹没。先由太医王叔和收集整理重见天日，后历经各个朝代，可谓几度中兴几度隐，直到清中后期研究日益兴盛。虽然如此，经方在中医大家族中仍未能成为主流。为什么这样一个“至平至易”且疗效卓著的无上法门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呢？各种原委耐人寻味。虽有很多中医同仁也很推崇经方，甚至一些同仁可以将《伤寒论》原文倒背如流，然临床仍难得一用。
清代经方大家柯琴曾曰：“仲景之道至平至易，仲景之门人人可入”。可为什么经方难以振兴，难以成为中医的主流呢？经过多年反复学习实践、探索思考，终于有了答案。
汉代以前的中医是以《黄帝内经》为理论体系，重视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特别是金元以后，病机学说盛行，在临床上更加强调辨病机。而汉末医圣张仲景所创立的经方，对疾病的认识有其独特的视角，与《黄帝内经》迥然不同，临证的着眼点更是独具特色，不深谙其道者难明其旨。所以药王孙思邈曾感叹：“寻思旨趣，莫测其致”。
冯世伦教授亦感叹：“《伤寒论》难读，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以《黄帝内经》解释《伤寒论》，使其理论歪曲复杂化。”
经方之所以难以振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后人缺乏对经方理论体系及经方临床思维特点的正确认识。纵观历代经方家多，有关《伤寒论》的著作更是汗牛充栋，但真正明了经方奥旨者少。成无己首开全面注解《伤寒论》，但更多的是引用《黄帝内经》相关理论来诠释《伤寒论》，并没有真正阐明《伤寒论》自身的理论体系与方证规律。只有宋许叔微、清柯琴、陈修园等经方家对经方有更清晰准确的认识。中医如同武术，中国的武术博大精深、门派众多，但最根本的分类只有两种，即内家拳与外家拳。太极拳与形意拳属于内家拳，其动作柔和而套路又少，常常为习外家拳者所不齿。而内家拳练到极致，则功力难以想象。经方如同武术中的内家拳，而时方如同武术中的外家拳。久习时方者，往往形成思维定式，难以领会经方思维。故陆九芝言：“学医从《伤寒论》入手，始而难，既而易。从后世分类书入手，初若甚易，继则大难矣。”《伤寒论》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
徐灵胎曾言：“医者之学问，全在明伤寒之理，则万病皆通。”就是说《伤寒论》论述了万千复杂疾病最基本的发病规律与治疗法则。
从原文中不难看出经方是以六病为纲、以方证为目，构筑了一严密而独特的中医临床诊疗体系。六病是医圣对万千复杂疾病的宏观分类，有其独特的内涵与外延。而方证即独特的脉证组合，是破译疾病的密码。经方的方剂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经方的加减变化更是精细入微，达到了极高的量化水准。但凡在临床上诊疗疾病，不论是常见病抑或是疑难危重病，若能从患者众多的症状中发现医圣所确定的方证，进而用其方，常常可以获得确切的疗效。其脉证与方药均有很强的系统性、规律性，唯有熟谙其规律性方能理解好经方、运用好经方。本人在“伤寒论理论体系与组方规律探讨”一文中详述了经方的系统性、规律性等。
经方的临证思维亦迥异于时方，诊疗疾病的着眼点与时方大不相同。如宋·许叔微治一咯血患者，他医曾用犀角地黄汤等方治之反剧，许切其脉浮紧，用麻黄汤一剂汗出而愈，及清·舒驰远用麻黄汤治疗难产获效，非深谙经方思维者，无法理解咯血可以用麻黄汤，更无法想象麻黄汤与难产有何关系。学习经方必须放下时方思维，遵循经方思维，着眼于具体的方证脉证。本人曾写“经方与时方思维的比较”一文，详述了两者临床思维的区别。《伤寒论》的体系就是以六病为纲、以方证为目。方证易于理解，而对于六病，历代医家莫衷一是。尤其可悲的是后人将六病改称六经，导致对经方认识的混乱。一字之差，则内涵与外延相去甚远，诚不知经从何来？恽铁樵言：“《伤寒论》第一重要之处为六经，而第一难解之处亦为六经，凡读《伤寒论》者无不与此致力，凡注《伤寒论》者亦无不与此致力。”（此处的经其实是病，恽老也是随世俗之称。）六病是医圣对万千复杂疾病的宏观分类，既有独立性，相互之间又有密切的联系。历代经方家或对经方有真知灼见者，常常能阐明经方奥旨，给后学以启迪。然亦有私心自用邪说泛滥者，给原本朴素的经方蒙上了层层迷雾，每每让初学者误入歧途。很多医家仅仅重视有方剂的条文，尤其院校教材，常常采用的《伤寒论讲义》，竟然大量删掉原文内容。《伤寒论》虽说不上是天衣无缝，但的确是目前为止中医界最高境界、最完善、最成熟、最高效、最实用、最简易的临床指南。
特别需要重视的是，《伤寒论》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方书。它揭示了万千复杂疾病的内在规律，其方证组合精细微妙，具有高度的特异性，并与特定的方药相对应，开创了一个授人以渔的独特法门。只要能领会六病大义、熟谙方证要领，在临床上不论是常见病还是疑难杂病，不论是内、外、妇、儿哪科疾病，不论是你见过还是没见过的疾病，皆可应对自如。诚如经方家范忠林所言：“疾病纵然千奇百怪，人之形脏又厚薄虚实不一，但归根到底，仍不离三阴三阳之传经变化规律。诚然若临床掌握这一根本，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常见病如此，罕见怪病焉能例外。”
此外学习应用经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掌握方证的多面性，很多经方在不同的条文中其方证并不完全相同，这就是经方方证的多面性。后世很多经方家总是努力将经方的方证归纳总结为一统一的方证，这样反而阻碍了对经方方证更全面的认识。如《伤寒论》中桂枝汤条文约20余条，《金匮要略》中亦有桂枝汤条文，其方证均有细微的差别，如将这些各不相同的方证归纳总结为一个方证，其结果必然是一叶障目。
要想入经方之门，首先要从宏观上对经方思维与经方理论体系等有清晰的认识，其次是要从微观上熟谙经方的方证及组合规律等，最后是要达到知常达变的境界。第二节 对经方的宏观认识一、经方与时方临证思维的比较
中国医学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由最初的单验方逐渐积累发展演变，形成了系统而完备的理论体系。
如今最具代表性且应用最广的只有经方与时方两大理论体系。本文所指的经方，是指医圣张仲景所编著的《伤寒杂病论》中的方药理论；时方是指以《黄帝内经》《难经》等为理论体系的医学流派。
时方的核心理论就是以阴阳五行、藏象、经络、运气等为主要内容。这一流派的影响最为深远，成为历代中医的主体。从汉唐到明清，绝大部分的中医典籍，均属时方体系，如《华佗神医密传》、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张元素《医学启源》等。这一流派的临证思维特点是，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判断其气血盛衰、阴阳偏胜、脏腑虚实等，进而确定治法、拟定方药。时方中的泻白散、左金丸、戊己丸、导赤散等方名即已显示其思维特征。时方在临床上强调对每一疾病病因病机的认识，晚清的中医更重视辨病治疗，甚至结合西医的病理药理来指导。当今中医的理论、科研、教学、临床皆以此为主体。如补中益气汤要辨出中气下陷，用归脾汤要辨出心脾两虚等。
我初入临床亦遵循时方法则，1989年春，我在常州中医院实习，出现纳差、恶心、失眠等症，便根据自己的病情写了医案：素体脾胃虚弱，春令风木旺盛，呕逆脘痞纳差，治拟疏木扶土。据此而拟方选药。1993年治一肾病综合征，全身高度浮肿，阴囊肿如茶壶，中西药叠用无效，患者喘气难安。后改用三拗汤合五苓散，药后15分钟即大汗淋漓、小便通畅。开了3剂药，仅服1剂，浮肿大消，余药未再服而改方调治。当时我用三拗汤的思路依据是宣肺利尿、提壶揭盖，用五苓散则是温阳化气利水。1994年治一女，患肝硬化10余年，因腹水加重住院，其小便不利，点滴难出，腹胀脐突，喘促难安，命在旦夕，诸法叠用而乏效。观其舌面光净无苔有裂纹，断为真阴涸竭，仿照张景岳补下启中法，重用生地黄、熟地黄各90克，并加芍药、山茱萸、五味子等，岂料药后小便渐出，逐日好转，未及半月出院。此案轰动一时，传为佳话。患者其后十年一直在我处随诊。那时虽然偶有杰作，但总体的临床疗效并不满意。虽然很努力，但看的书绝大多数是时方书，茫然困惑有增无减。1995年我进修前虽偶用经方，而遵循的却是地道的时方思路、时方思维。
在时方中既有按照四诊认真辨证而拟方选药的，更有想当然以己意杜撰立方的，就连赫赫有名的中医大家张锡纯亦不免。
经方的核心理论就是方证对应，其中《伤寒论》以六病为纲、以方证为目，《金匮要略》是以杂病为纲、以方证为目。临证的着眼点是疾病所表现出的特异性的脉证组合，在临床上并不注重什么气虚血瘀证、肝郁肾虚等，大论中极少有病机术语。《伤寒论》论述了所有疾病发生的基本脉证规律与治则方药，是中医辨证治疗学的总论，而《金匮要略》则属于各论。我自1995年随恩师黄煌教授系统学习经方时，目睹恩师用经方治疑难杂病获奇效，然而对我触动最大的却是恩师独特的临床思维。曾有一女患崩漏3年，历经中西医诊疗无效，当时天寒大雪，患者却不断地喝冷水，恩师据此并结合其脉证选用白虎汤加阿胶，病情迅速好转直到治愈。对于时方医来说，无法想象崩漏与白虎汤有何联系。
虽然仲景被称为医圣，又常以效如桴鼓来形容经方的疗效，但为什么经方的普及不尽如人意？虽然柯琴说“经方之道至平至易，经方之门人人可入”。可为什么真正入经方之门和擅于运用经方的人如此之少？
我通过不断学习反复思考，结合自己的临床体会，并从历代医家的成败得失中寻求答案。自金·成无己首开以《黄帝内经》解《伤寒论》以来，《伤寒论》的真实面目已被扭曲，严重阻碍了人们对《伤寒论》的正确认识、理解。历代经方家虽多，但真正领会经方奥旨者甚少。如林亿所言：“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寡闻浅见者所能及，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其间如葛洪、陶弘景、胡洽、徐之才、孙思邈辈，非不才也，但各自名家，而不能修明之。”孙思邈自己坦言：“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林亿所说的是要完全认识经方的本质是很难的，但从应用的角度来说还是可行的，并非望尘莫及。
我自随恩师学习以来，遵循恩师教诲，潜心于白文，从方证药证入手，通过临床反复体会大论中的方证组合，对经方思维的认识日渐明晰。曾有一患者，面如红枣半月，观其有低热、口渴等症，查血糖正常，一时难以着手，细问后知其小便不利，再结合其脉浮数，便认定其为五苓散证，5剂而愈。回想原先治肾病综合征虽也是用五苓散，但那时是根据想象推理，并不是根据大论中的方证，虽然获效，实属侥幸。
一高龄女患者，素有咳喘，一次复发，初在门诊输液治疗1周，病情难以缓解转住院治疗。观其咳喘不止，咳痰黏稠，舌面及咽光净而干。仅以麦门冬汤原方两剂而愈，令人不可思议。或许有人认为前面的治疗起了作用，可后来我以此方治疗有类似脉证特点而未经其他治疗的咳喘患者，用此方仍然疗效可靠。
另一患者胃痛数月，痛甚难忍，查为胃溃疡，观其痛甚则脘部隆起如块，不可触按。以大建中汤原方3剂而愈，并没有用什么白及、瓦楞子之类的药，当然更没有用西药。
一患者因胆结石服排石药两个月，因苦寒药过重，后出现顽固性呕吐，吐大量清涎，住院治疗多日不效，邀我会诊，以小半夏加茯苓汤两剂而愈。
一女年近五旬，患崩漏大半年，查为子宫肌瘤，妇科认为必须手术，患者拒不从。观其有口渴多饮等症，按照恩师的经验用白虎汤加味，十剂血止。
正是这些成功的医案，一次又一次的激发了我对方证探索的信心和兴趣。我渐渐淡忘了过去积累的时方经验，尤其是很少用时方的思维来处方。最奇怪的是，有一度我觉得自己空空如也，感觉心里什么经验也没有了，简直没有什么治病的方法。就这样我的思想不断地斗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思考，直到2003年便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当年我写了篇“方证药证是经方不变的灵魂”，参加了恩师首次举办的经方研讨会。跟随恩师学习多年，却并没有学到什么秘方，但恩师教给了我无上的秘法—即训练成了我的经方思维。
有些疾病用经方治疗还可以用时方勉强解释，而有些经方的应用则难以用时方解释，必须用经方思维来解释，如宋·许叔微用麻黄汤治咯血，清·舒驰远用麻黄汤治难产，及丁甘仁用桂枝汤治背疽。
经方与时方对药物认识亦有很多区别，时方尤其到金元以后，对药物的认识更繁杂，如十八反、十九畏等，而经方中的药物配伍却并不遵循这些。时方药物理论认为枳实破气，气虚胃下垂不宜用。而经方用枳实的着眼点是心下痞、腹满等。我早年曾在杂志见一篇报道，某医用补中益气汤加枳实治胃下垂多少例，当时颇为困惑，后来深入学习经方才弄明白。
历代号称经方家者多，但真正领略并坚持经方思维的纯正经方家很少，如范忠林、曹颖甫、吴佩衡、胡希恕等可谓纯正的经方家。只有真正领略经方思维，从方证药证入手，久而久之才能更正确、更深刻地认识经方、运用经方，最终在临床上达到操纵自在、左右逢源的境界。二、《伤寒论》理论体系及组方规律探析《伤寒论》最重要的价值并非仅仅为后人保存了一些有效的验方，而是为后人创立了提高认识疾病、处理疾病的能力与方法，是真正意义上的授人以渔。在简明的方证之中，蕴含了极为精密、实用、高效的诊疗法则，其价值远非《外台秘要》《千金方》等巨著可比。
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伤寒论》之所以如此神奇，就在于它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内核。一部《伤寒论》就是：以六病为纲—对纷繁复杂的疾病予以宏观分类；以方证为目—揭示了疾病具体的脉证规律；以“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为临证准则。构建了独具特色且疗效卓著的中医诊疗体系。把高深莫测、纷繁复杂的中医理论简易化、规范化、实用化。通过具体的脉证，展现疾病的特异性临床表现，并与相应的方药对应。开创了一个“至平至易，人人可入”的中医临床诊疗体系。它不是普通意义的方书，除具有以六病为纲、方证为目的严密体系外，就是其自身独特的临床思维与组方规律。
医圣在序言中掷地有声的写道：“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则思过半也。”所谓“见病思源”，即医圣通过寻常可见的脉证，破译了万千复杂疾病的脉证规律。《伤寒论》已从经验医学发展升华为一独特而完备的医学理论体系。如不能从理论体系的高度认识经方，而将之看作经验性的方书，必将片面而肤浅。
然后世医家大多对此缺乏足够认识，或随文演义或以经解经，难窥真谛。从现有的资料来看，除王叔和首先整理了《伤寒论》外，唐·孙思邈也收集整理了《伤寒论》，但他坦言：“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至。”说白了就是孙思邈没有真正读懂《伤寒论》。其后成无己首开全面引用《黄帝内经》相关理论来注解《伤寒论》，也没有真正理解经方，其对后人正确认识《伤寒论》并无裨益。后世医家大多难以摆脱其窠臼，未能对经方理论体系、经方思维有更清晰的认识。仅宋许叔微、清柯琴、陈修园及近代的曹颖甫、范中林、胡希恕、武简侯、马堪温、李翰卿、黄煌、李心机等对经方有更深刻的认识。
探讨其理论体系、剖析其组方规律等，对于正确认识、学习、运用和发展经方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一）六病为纲，统括万病
医圣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并以其天才的智慧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从万千复杂的疾病中破译出疾病的基本分类及脉证规律，并创立了与之相对应的特效方药。如同中国古代建筑，是由以梁柱为宏观结构和以卯榫为微观结构协同组成，不仅具有独特的力学结构，且坚固耐用并兼有良好的审美价值。《伤寒论》正是由以六病为宏观结构与以方证为微观结构组成的诊疗体系。即按照六病为纲、方证为目的系统，精确论述了疾病基本的脉证规律并确定了相对应的治疗方药，构筑了一相对完备而高效的中医临床诊疗体系，这是经方独特的理论体系。
最困扰历代医家的就是六病，真可谓形隐而难求。《伤寒论》之六病恰如《黄帝内经》之经络，处处可感受到经络的存在，就是难以找到它的实体。恽铁樵曾感叹：“经方第一重要处在于六经，第一难解处亦在六经。”
然而对六病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对经方的认识，历代医家可谓见仁见智。六病是医圣对万千复杂疾病的宏观分类，六病各有其独特的内涵，但其间又有非常复杂的联系。正如李心机所言“六病是人群中，不同人体感受外邪后，机体的不同反应状态。”
不难看出，经方之六病与《黄帝内经·热论》篇之三阴三阳有高度的相关性，但却比之更精确、更系统，后者恰似前者的雏形。方证统领在六病之下，全书是以六病为纲领、方证为眼目。如临床见到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即可判断为太阳病。若兼脉浮缓、恶风、汗出即桂枝汤证；若兼脉浮紧、无汗等即麻黄汤证。真的是简单明了，至平至易。
该体系兼具极强的原则性与极大的灵活性，即所谓“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不仅仅是针对某一类具体的疾病而是可以针对所有疾病，在临床上适用于内、外、妇、儿各科疾病，可以说是中医治疗学的总论。其方剂有着很强的系统性、逻辑性、规律性、普适性、灵活性、简易性和高效性。
然而目前中医高校的《伤寒论讲义》往往改变了原有的排序，破坏了原书的结构与规律，反令初学者难窥原貌。如北京的天坛是古代建筑的典范之作，试想若将之拆散，将砖瓦木料各自堆放，游客还能窥探其结构与雄姿吗？还能感受到它的艺术价值吗？
经方家范中林言：“疾病纵然千奇百怪，人之形脏又厚薄虚实不一，但归根到底，仍不离三阴三阳之传经变化规律。诚然，若临床掌握这一根本，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常见病如此，罕见之怪证焉能例外。”范先生对经方六病的认识非常深刻，反复研读其医案便会对六病有更清晰的认识。学习经方若对六病缺乏深刻的认识，那只能得其一鳞半爪，难入上乘境界。后世有：“六经通，百病通。”“仲景之六经，百病不出其范围”等。所有真正系统掌握经方的人即可以当全科医生，足以应对常见病、疑难危重病的治疗。《金匮要略》虽是以杂病为纲，论述杂病的治疗，但其间六病的身影随处可见。如痉湿暍病脉证治第二篇，首条：太阳病，发热无汗，名曰刚痉等。因此，不难理解六病乃医圣认知疾病的最基本方法。《伤寒论》中明明白白写的是六病，然后世医家却习称六经，诚不知经从何来？自宋·朱肱首倡六经解《伤寒论》以来，遂相沿成例，牢不可破。六病与六经虽只一字之差，而内涵与外延完全不同。六病是对疾病的认识分类，有特定的内涵，有具体的脉证，是属于病理的。只有发病时才能说谁患某病。故恽铁樵说：“不病直无其物”。而经络是生理的，不因发病与否而存在，至于“传手不传足”等悖论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仲景大论内容丰富，所论病症广泛，岂能与经络无关，但六病的内涵与经络绝非等同。用六经来解释六病，不仅混淆概念，在境界上更是相去甚远。（二）编排独特，蕴含逻辑
在历代中医典籍中，《伤寒论》的编排体例最为独特，极少论述阴阳、五行、藏象、经络。在以六病为纲对疾病进行基本分类的前提下，从寻常可见的基本脉证中寻找其独特的组合规律，并与特定的方药相对应。其中蕴含了高深的逻辑与排列组合原理。马堪温教授认为：“《伤寒论》体系，虽然说不上天衣无缝，却是中医学甚至是中国古代科学中最值得重视的应用逻辑体系”。仲景将某些脉证组合称之为特定的证，并与特定的方药相对应，形成了近似几何学上的公理定理，由此进行推导演化，形成一相对完备而复杂的体系，大大提高了方药应用的效率。犹如古代军事上的阵法，若不懂阵法者则难以破解。可以说《伤寒论》就是医圣给万千疾病布下的龙门阵。
仲景着眼于特定的脉证组合并有特定的方药与之相对应，如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呕而胸满者吴茱萸汤主之等。
仲景极少就单一症状确定方药，因为单一症状具有不确定性，缺乏特异性。其内容是条文式的，但全篇是一有机整体，前后条文有着紧密联系，纵览全篇不难发现仲景是将几十个常见症状与几十味常用中药进行排列组合，形成特定的对应关系。症状之组合即为证，药之组合即为方，两者相对即为方证相应。证以方名，方由证立，有一证必有一方，有是证必用是方，处处展现的是方证一体的精神。《伤寒论》的科学性在于它能很好地指导临床各科，不论是一个系统或一个病，抑或是一个症。如陈达夫所著《中医眼科六经法要》即是仿照《伤寒论》体例，以六病为纲，以方证为目，对眼科系统疾病进行辨治。咳嗽本为一症状，而唐步祺所著《咳嗽之辨证论治》虽未仿照大论体例，却基本遵循仲景的理法原则。该书罗列经方、时方达百余首，却仍未能囊括所有治咳嗽之方剂。（三）类方有序，规律可循《伤寒论》的方剂具有很强的规律性、系统性、连贯性，如同武术上的组合拳，并非孤立的一招一式。经方的脉证与方药之间存在着高度的有序性和规律性。医圣通过类方反复演示方证药证之间的动态对应关系。而汉唐及后世的其他方书，其方药的系统性、规律性明显不如经方。《皇汉医学》绪言：“后世方其间能统一连络者颇少”。
只有《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初具雏形，其虽有部分方剂与《伤寒论》相同或相似，却未脱离五行及脏腑辨证的思路。该书以五脏为纲，亦构筑了一相对独立的辨证体系，其方剂也有比较明确的方证，但其总体的学术和临床价值与《伤寒论》无法相比。
大论第12条，详述了桂枝汤的基本脉证，在其后的条文中随着脉证的细微变化，方药亦随之加减，形成动态的对应关系。其他如麻黄汤、小柴胡汤等同样如此。同时类方之间亦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如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柴胡桂枝汤等。至于半夏泻心汤、甘草泻心汤、生姜泻心汤，三者之间的方药组成及脉证极为相似，其细微的差别很难用后世病机来区分。
从类方入手可以系统认识方证、药证之间的动态演变规律，进而掌握经方临证规律与技巧。清代著名经方家徐灵胎的《伤寒论类方》及当代经方家黄煌教授的《中医十大类方》等书是系统研究类方的典范。（四）结构严密，组方精细
从宏观上来看，《伤寒论》通篇是一结构严密的有机整体；从微观上来看，其方剂更具有明显的结构学特点，方剂的药物组成较少而结构却井然有序。
经方的独特性，在于它有独特的构架。经方虽是由药组成，但更确切地说是由方根组成，方根乃经方的基本构架。如桂枝甘草、芍药甘草等方根如同建筑上的卯榫，每个卯榫均有其自身独特的结构与功能，不同的卯榫间的协同作用就更大了。很多方根是可以独立运用的小方，有其相应的适应证。方根进一步组合与塑造便孳生具有新的复杂结构与功能特点的众多新方，故经方与汉字一样具有简易性与繁难性、贯一性与孳多性两极共生的奇特现象。如桂枝汤药仅五味，却由好几个方根组成，但它又作为一个方根进一步组合成更多的新方，如柴胡桂枝汤、桂枝麻黄各半汤等。桂枝汤包含桂枝甘草汤、芍药甘草汤，其中的桂枝芍药、姜枣草虽没有特定方名，却作为方根广泛使用。如大青龙汤即包含麻黄汤、麻杏石甘汤等方根，这样更便于理解该方的方证。从方根入手是认识经方的重要方法。（五）脉证合参，方证对应《伤寒论》的脉法与后世脉法不尽相同，其脉法大多统言浮沉迟数，很少分三部九候，更极少涉及五行、藏象，而且脉证相互合参，极少单凭脉定方。
仲景的症状学具有自身的显著特点，对疾病的切入点迥异于历代其他方书。仲景将这些寻常可见的症状通过组合便形成具有独特病理价值的证，并与特定的方药相对应，形成了近似几何学上的公理定理，由此进行推导演化形成一相对完备而复杂的方证体系。
如发热、恶寒、身痛、口渴、心悸、小便不利、脉浮弱、脉紧等本身并无特异性，但几个相应症状的组合往往便成为具有特定内涵的证，并有特定的方药与之相对应。如脉浮弱、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脉浮而迟，表热里寒，下利清谷者，四逆汤主之；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之；厥而心下悸者，茯苓甘草汤主之等。这种具有特定病理价值并与特定的方药相对应的脉证组合即方证。熟练掌握基本的方证是提高临床疗效的根本保证。
临床见到单一的咳嗽，无从诊疗。如咳而汗出则属麻杏石甘汤证；咳而无汗兼脉浮紧等，则多半是麻黄汤证。仲景所确定的方证与方药之间有很强的对应关系，容不得丝毫的含糊，运用于临床即会收到良好的疗效。离开了相应的方证，很难说某方能治什么或不能治什么。历代经方大家的一些奇案，无不是对经方方证的准确把握。《伤寒论》极少有脾虚、肾虚等病理术语，虽罕言病理，但并非没有病理，其看似简略的脉证蕴含独特的病理。学习经方就是要从这些方证中领略其病理，否则难以真正理解经方、运用经方。故曹颖甫言：“不明病理者不可与论伤寒”。
某些方证若非通过特殊的案例是很难理解的，如28条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及174条去桂加白术汤。本人曾治一八旬老翁，因咳喘难以平卧以心衰住院治疗半月不效来诊，四诊时发现其有心下满痛，伴小便不利，即投以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数剂而愈。一七旬老妇，腰疼难以俯仰转侧，初据其有心悸、恶风、口苦等症用柴胡桂枝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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