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档(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姜昆 高玉琮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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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档试读：

在相声艺术的发展历史上，尤其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出版的相关书籍可谓不计其数，包括史、论、艺人传记、段子内容以及业内趣闻逸事等，可谓绚丽多姿，为相声艺术的研究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资料。今天《搭档》一书付梓，邀我写几句话，我欣然应允。皆因在诸多相声书籍中，少有着眼于“搭档”这一话题的。熟悉相声的观众都知道，搭档在相声表演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该为此书的策划者、出版者的独具慧眼点个赞。

搭档，即合作伙伴。我们常说的“三百六十行”，其中大多数都需要搭档进行合作。而在公众面前亮相最多的，无疑是曲艺搭档，如苏州弹词、二人转、双簧、数来宝、拆唱八角鼓等，观众在欣赏这些节目内容的同时，也很关注一对搭档之间的默契。而与其他曲艺形式相比，相声的搭档更具独到之处，也就更受观众的瞩目。而这独到之处，就是逗哏与捧哏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包袱能不能抖响，而包袱响不响，又决定了一个段子的成败。至于相声搭档的关系，艺谚云“三分逗，七分捧”，“逗哏是划船的，捧哏是掌舵的”，这说明了捧哏的重要性。但此类艺谚并非是指捧哏比逗哏更重要，而是因为观众在欣赏演出时往往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逗哏身上而忽略了捧哏的作用，这些艺谚正是为捧哏“鸣不平”。事实上，逗哏与捧哏是互为红花和绿叶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双方都是一门艺术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

在相声艺术的发展历史上，许多前辈演员对搭档的默契程度非常重视，更是为选择搭档而煞费苦心。艺名“万人迷”的李德钖之所以选择与张德泉合作，是因为张捧逗皆能。二人的合作留下了“粥李豆腐张”一说，指的是他们在演出《粥挑子》时，由李德钖逗哏；表演《豆腐堂会》时，则由张德泉逗哏。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能够取得最佳的演出效果。后来，李德钖让晚辈张寿臣与他搭档，二人互为捧逗，意在扶持张寿臣扛起大旗，推动相声艺术的发展。再如常连安亲自为长子常宝堃选择赵佩如，为次子常宝霖选择全常保，为三子常宝霆选择白全福作为搭档，可谓用心良苦。后来常宝堃、赵佩如成为天津著名的“五档相声”之一，常宝霆、白全福的合作长达四十余年，成为相声界无人不晓的“常白”组合。同样，马三立在选择搭档的问题上也曾思索良久，结果他特地从东北请来张庆森，并为张解决了居住问题。后来二人合作演绎了众多传统段子，还留下了《买猴儿》《开会迷》等经典创编作品。

上面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了相声搭档的重要性。但任何一对搭档的合作都不会自始至终一帆风顺。或因双方合作不是很成功，或因一方身体出现问题，或因一些不便为外人所知的缘由等，分手的情况屡见不鲜。遗憾的是，其中不乏一些优秀的搭档，如马三立和张庆森因张的失明而分手，郭荣起与朱相臣因郭希望朱能扶持晚辈苏文茂而分手。朱相臣与苏文茂合作，二人共同推出了独具特色的《论捧逗》《批三国》《文章会》等精彩作品。

相声艺术之所以成为备受观众喜爱的艺术形式，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的喜剧特质，而搭档的默契程度直接影响到其发挥喜剧功能的效果。在相声艺术的发展历史上，有不少极为优秀且为广大观众格外钟情的搭档，而对搭档的探讨也应被列入相声研究的课题之中。可以说，本书为这一课题的研究开了个好头。

感谢在曲艺书籍出版上有着优秀传统的百花文艺出版社，该社出版的《相声大词典》填补了相声辞书方面的空白。

感谢所有参加撰稿的曲艺工作者，其中大多数为中青年曲艺人，足见相声研究后继有人。

本书主编高玉琮先生是一位资深曲艺理论家、作家，他夜以继日、心无旁骛地为曲艺工作，并频出成果，我在祝贺的同时也表示感谢。

相信本书会受到相声人与广大读者的喜爱！马三立 王凤山为扶红花甘当绿叶 改说单口怀念知音刘文赟

1977年的一天，天津市人民体育馆举行了一场演出，当时馆内座无虚席，多位天津市的领导和文艺界知名人士都来观看演出。大家都在等待着两个人上场表演相声，正是这两个人使这场演出显得十分特别。

这份特别的原因有二：其一，这是相声演员马三立被错划为右派后第一次重返舞台；其二，这是马三立和他的新搭档王凤山合作以来首次登台演出。那天他们表演了反映现实生活的相声新作《精打细算》。当观众见到久违的马三立和王凤山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全场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二人的演出非常成功。在一片叫好声和掌声中，马三立激动得热泪盈眶，退场时拉着王凤山的手频频向观众致意。到了后台，马三立真诚地对王凤山说：“刚才我向观众三鞠躬，感谢他们前来捧场。现在我要向你三鞠躬，感谢你为我捧哏。”说着，他真的鞠起躬来。王凤山急忙拦住：“师叔，您快别这样，给我指点指点倒是雪中送炭。”马三立说：“凤山，别当我是在说着玩，我看准了，只要你不跟我分开，我这辈子再也不找别人为我量活了！”从此，两位老艺术家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合作，那一年马三立六十三岁，王凤山六十二岁。

1914年，马三立出生在一个曲艺世家，他的祖父是著名评书艺人马诚方，父亲是“相声八德”之一、著名相声艺人马德禄。马三立自幼随父学艺，后拜周德山（艺名“周蛤蟆”）为师。在家庭的耳濡目染和师父的传授下，他打下了坚实的艺术基础。他擅长表演文哏、贯口和评论类节目，表演自然谐趣，内紧外松，细致有序，机辩而紧凑有力，谈笑风生而不流于俚俗，寓意深刻而不拘泥于说理，在对作品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力求语调神态与形体动作夸而有节，含蓄幽默，在流畅叙述和滑稽巧辩中揭示矛盾，展现形象，令人回味，启人深思。马三立在多年的艺术实践中逐渐形成幽默含蓄、灵俏深湛、细致沉稳、潇洒自如的独特风格，在全国相声界都享有盛名。

王凤山出生于1915年，满族人，属镶白旗，本名王二有。王凤山幼年时家境贫困，为了糊口，六七岁时就到北京前门大栅栏要饭，后拜天桥著名数来宝艺人海凤为师，学习数来宝。他创造性地把竹板书老艺人关顺贵、关顺鹏的“黑红板”运用到数来宝的演唱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创立了以“俏”著称的王派快板。他的快板轻巧明快，节奏强烈；板起板落，半说半唱，快而不乱，慢而不断，缓而不散；表演潇洒自然，从容大方；台风严谨踏实。后来王凤山与李宝麒、侯宝林一起拜朱阔泉（艺名“大面包”）为师学说相声。他给朱阔泉、赵玉贵、罗荣寿、关少曾、汤金澄等都捧过哏，特别是与侯宝林、李宝麒的合作，真称得上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受到相声界的一致推崇。

马三立和王凤山能成为一对搭档，绝对算得上历尽沧桑终成正果，太多的相似经历让他们惺惺相惜。两个人都是为养家糊口从旧社会就开始撂地演出的穷苦艺人，都曾为了生活辗转大江南北，都是经历了半生奔波才成为国家的文艺工作者。正当他们准备为自己钟爱的艺术大干特干的时候，梦魇般的政治运动把两个人砸到了人生的谷底。马三立因为表演相声《买猴儿》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农村劳动，近二十年没有正式登台演出。王凤山则因为自己的快板是用黑线拴的，当时又在批判所谓的“文艺黑线”，结果他因为“黑线快板”蹲了三年半的监狱。两个人艺术上的黄金时段就这样被无情地消耗掉了……

光明终于驱散了阴霾，1973年，王凤山重返舞台，观众们又欣赏到了久违的王派快板。1977年，马三立也从农村回到了天津市曲艺团，组织上希望这位离开舞台十多年的相声艺术大师能够尽快重登舞台，观众们也盼着能够早一点在舞台上再次看到马三立的表演。但是，经过十年沧桑，过去为马三立捧哏的老艺人张庆森已经双目失明，不能演出，而曲艺团又找不到合适的相声演员来为马三立量活，团领导和马三立为此焦急万分。正在这个当口，王凤山找到马三立，毛遂自荐为马三立量活。他真诚地对马三立说：“师叔，如果您不嫌弃我，我来给您老量活。您是相声大师，我知道我这两下子配不上您，但是救场如救火，为了在观众中早日恢复您的名誉，我豁出去砸了我王派快板的牌子，也要给您量。您就是受点委屈，也要先登台演出才好。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来给您量好。”王凤山这一席掏心窝的话，深深地打动了马三立那颗饱受创伤的心，他欣然同意王凤山给自己量活，于是二人开始搭档演出。

一个好的相声段子，捧逗双方必须你来我往，功力悉敌，才能珠联璧合，交映生辉。王凤山善于适应马三立的表演特点，做到尺寸准，搭口严，不催不坠，不搅不支，还能适度翻抖包袱，取得更强烈的艺术效果。在表演中，两个人配合默契，心领神会，相辅相成，错落有致，使捧逗双方构成一对既矛盾又统一的有机体，从而大大增强了喜剧色彩，造成台上台下的强烈共鸣。马三立和王凤山的合作可谓红花绿叶，受到行内外，尤其是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

1979年深秋，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这是我国文艺界在经受了十年动乱之后的第一次盛会，也是文艺界拨乱反正，在“四化”建设的新长征中重整旗鼓、昂首迈进的一次誓师会。马三立和王凤山作为天津代表团的代表，应邀出席了这次盛会，受到了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一天下午，李润杰（快板书艺术创始人）兴奋地来到马三立和王凤山的房间，激动地告诉了马三立一个喜讯：“刚才我接到天津打来的长途电话，让我通知你，组织上正式为你平反昭雪，纠正把你打为右派的错误！”二十年的积冤终于昭雪了！马三立欲哭无泪，欲诉无声，两眼直勾勾地望着窗外。只见这位老人猛地转过身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砰砰砰连磕了三个响头，饱经沧桑的脸上泪如雨注。站在一旁的王凤山此时也是心如潮涌，泣不成声。当天晚上，马三立和王凤山为文代会的代表们表演了相声《十点钟开始》。

新的时代激起了两位老艺术家的欢欣和热情。虽然他们已年近古稀，十年动乱又使他们的身心遭到了严重摧残，但只要团里有演出任务，他们总是随叫随到，从没耽误过一场演出。王凤山和马三立合作后，他的两个脚后跟长了骨刺，疼痛难忍，站立不住。医生给他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开假条，连着开了一年多，但每次王凤山都悄悄地把假条一掖，一天也没有休息过。老伴儿心疼地劝他歇两天，不要硬撑，可他说：“要是我一个人演出，可以歇歇，但现在是和马先生合作，这些演出又非常重要，我要是不去，他也演不成了。他是团里的台柱子，是艺术大师，我们都得傍（指扶持、维护——作者注）着点。”

1984年11月17日，天津市曲艺团在滨江剧场举行“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募捐义演。此时的王凤山由于劳累过度病倒了，全身浮肿，四肢麻木，心跳过速，血压升到二百二，病情十分严重。医生坚持要他住院治疗，绝对禁止演出，否则弄不好会一头栽倒在舞台上再也爬不起来。因此，曲艺团领导临时决定，让曲艺团的相声演员杨少华替王凤山给马三立量活，参加这次义演。王凤山得知这一消息后，再三向领导请求要参加这次演出。他语重心长地说：“‘爱我中华，修我长城’也应该有我一份。我上岁数了，不能为修长城出大力了，只能用我的艺术来为修长城募捐义演，哪怕能募捐到一分钱，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们就让我尽这点心意吧！”在王凤山的苦苦央求下，领导只好答应让他参加这次演出。

当马三立和王凤山走上台时，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尔后人们疑惑地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怎么回事？报上不是登的杨少华吗？”“不是说王凤山病危了吗？”马三立笑着指着王凤山，幽默地对台下观众说：“你们看，他没死，又活了。阎王爷请他去说快板，他硬是不去，今天又来给大伙儿说相声了。谢谢大家对他的关心，还谢谢大家把花圈都送来了！”捧哏的王凤山笑着搭了话：“这花圈我暂时还用不着，先存在你那里吧！”全场响起一片掌声和会心的欢笑声。

马三立和王凤山两个人合作了十四年，演出大小节目三十余段，代表作有《十点钟开始》《开粥厂》《黄鹤楼》《西江月》《吃元宵》《夸住宅》《似曾相识的人》《卖挂票》《白事会》《买猴儿》《情绪与健康》《相面》《写对子》等。这些作品单看任意一段都是经典，集合在一起呈现，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两个人犹如一对相知相敬的老朋友，两个历经风霜的好弟兄。他们的合作真是浑然一体，和谐顺畅，达到了天衣无缝、炉火纯青的境界。

马三立一生曾与多位演员合作过，长期合作的有三位。一位是早年的搭档张庆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因失明告别舞台；随后马三立的搭档换成了赵佩如，他曾是常宝堃的搭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赵佩如去世后，王凤山与马三立搭档。从1992年王凤山去世到2003年马三立去世的这十一年里，马三立只表演单口小段，再没说过对口相声，大有“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之意。这一个高瘦一个白胖的“马王”组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观众带来了无穷欢乐，堪称绝响。侯宝林 郭启儒他们的江湖和江山沈之骅“幺鸡”“土豆”名声显，天津卫里逐浪翻

1940年，侯宝林和师兄李宝麒在沈阳目睹了河南坠子艺人乔利元之死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和日渐萧疏的买卖让这对小哥儿俩不敢再待下去了，匆忙之中连行李都没带就逃回了北平。回到北平以后，侯宝林计算了一下，出关三个月，只混了件上台演出的大褂，还有一身的惊吓。

那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黑暗的上海，红色的延安，灰淡的北京。从关外落魄而归的侯宝林在故都仍然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地方。想想也是，当初为什么要走呢？就是因为挤不进来，立不稳当，如今再回来，更没人认识你了。这时二十三岁的侯宝林把目光投向了二百四十里之外的天津，那是北方曲艺的重镇，好角儿都得在天津亮亮相才能在全国立足。不如我也到天津试试，可跟谁去呢？侯宝林想起了他的师叔，曾经合作过的郭启儒。郭启儒量活稳当，兜得瓷实，能托着自己。就这样，侯宝林找到了郭启儒，郭启儒欣然应允，叔侄二人便踏上了旅程。

侯宝林自幼学艺，从京剧到相声，但似乎一直都是个不入流的艺人。论京剧，他不是大科班坐科的学生，只是在天桥八大怪“云里飞”的滑稽二黄班子里学艺和演出；论相声，他是跟艺人常宝臣学会的，后来为了能够挤进相声圈，又改拜朱阔泉为师，这才使他和真正的江湖稍微近了一步。而让他成为江湖风流人物的，就是1940年的天津之行。

1940年，刚过了端午，天津的燕乐升平茶园多了一对从北京来的“正六”（演出顺序）演员，他们就是侯宝林和郭启儒。园子和他们订下的合同是一个月二百块薪酬，俩人平分。艺人初到一地，首场演出尤为重要，俗称“打炮”。在这个问题上，侯宝林和郭启儒的睿智第一次得以显现。他们认为，这是天津卫，说的唱的哪儿也盖不过这儿，要是使《菜单子》《庙游子》《对对子》这样的老活，肯定拼不过人家，想在天津打响，就必须有点新鲜玩意儿。侯宝林能唱，又能改，郭启儒的捧哏也没得说，不如就从学唱入手，演他三个新活。于是，在燕乐头一天的演出中，侯宝林和郭启儒白天演的是《空城计》，晚上演的是《改行》。这两个节目虽不是他们的原创，但都融入了鲜明的个人特色。果然，这第一炮就在天津打响了。《改行》中李多奎卖黄瓜的那句“香菜芹菜辣青椒，茄子扁豆嫩蒜苗，好大的黄瓜你们谁要，一个铜子儿拿两条”一落腔，就在燕乐得了个满堂好。懂行的观众一下子就看出了他们的能耐，这爷儿俩在天津卫立住了。

一炮而红的侯宝林和郭启儒这次真的算江湖里的人了，可是还是没有多少人能叫得上来他们的真名实姓。燕乐的台帘一挑，观众们在台下喊的是“好幺鸡”“好土豆”（因为二人一个瘦高，一个秃顶）。那时候，能叫出你的雅号，可是观众对艺人莫大的支持和喜爱。然而如今想起来，这样的名字透着那么的辛酸和卑微。好好的两个大活人却要用“幺鸡”“土豆”这样的字眼来指代，相声艺人在江湖里的位置就显而易见了。

在天津的这五年里，“幺鸡”和“土豆”真是争气，他们闯出了更大的江湖，不仅在园子里火了，还进了电台，这一下就让更多的人认识了侯宝林和郭启儒。他们俩成了当时天津第一流的“五档相声”之一，其他四档分别是张寿臣和侯一尘，常宝堃和赵佩如，马三立和刘宝瑞，戴少甫和于俊波。

风雨飘摇立江湖，人各自危难糊涂

在天津成了“火档”的侯宝林和郭启儒，在曲艺的江湖里也有了一号。艺人作为江湖人，离不开江湖，却也时刻畏惧着江湖。侯宝林和郭启儒从当年的挤不进江湖变成了如今的跑不出江湖。话说白了，就是别看他们出了名，一样是朝不保夕，殚精竭虑地过日子。没火时有没火的烦恼，火了后又有火了的麻烦。

1941年，已经在天津卫火了的侯宝林和郭启儒还是兜里没钱。您要问为什么，别忘了常宝堃的那段《牙粉袋》里说的——物价一会儿一涨。它涨你可不涨，俩人还是每个月一百块伪币的包银，根本不够挑费。情急之下，俩人找到了园子老板。可是您猜怎么着，平时指着你挣钱的时候，老板总是客客气气，一嘴的江湖道义，今天你找人家多要钱来了，人家就一句话：“哎哟，这可不行，您二位来的时候咱们订过合同，就这个价，合同没到期，涨不了！”

得，二人碰了一鼻子灰，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园子涨不了包银，就得找别的路子。那就只能多赶园子，每天活得那个累啊。累归累，看到每天能多挣点钱，侯宝林和郭启儒心里还是很高兴的，毕竟日子能好过些。直到1942年的下半年，二人进了商业电台，连说相声带报广告，一天八十分钟，每个月的收入总算是高了起来，稍稍富裕了一点。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已经在天津干了三年的侯宝林和郭启儒越来越忙，除了在电台播音，每天还要在燕乐、大观园、天宝、玉茗春等几家园子里赶场。就在生活看上去日趋稳定、逐步好转的时候，新的厄运又在等待着他们。

就在1943年，日本强盗的铁蹄仍然在中国的土地上践踏。每次强化治安之后，物价都要飞涨，不少物资被控制，限量供应。比如百姓生活中需要的煤炭就被实行了限供制度。侯宝林和郭启儒在这里找着包袱了，不久就编出了一段针砭时弊的相声。他们是这么说的：“澡堂子也没有煤啊。怎么办？烧棉花籽吧。那棉花籽能烧多大点热啊，水不热，这不我洗完了澡就感冒了。”这个包袱逗乐了不少观众，真解恨啊，说出了多少人的心里话。可是谁能想到，就这么几句话，给二人招来了大祸。这段相声得罪了当时天津澡堂同业公会的会长张老板。您想啊，到澡堂洗澡会得感冒，明天谁还来洗澡啊？这可不行，得让这“幺鸡”和“土豆”知道知道咱的厉害。演出之后，就在河北电影院门口，侯宝林和郭启儒正要往回走，迎面闪出一群大汉……后果自不必多表，这顿打可是让侯宝林和郭启儒又一次感到了江湖的寒冷。

被人打了的侯宝林和郭启儒并没有被吓倒，更重要的是他们依然要靠卖艺谋生，两个人也深深地记住了江湖险恶，世事无常。到了1944年，又一件相声界的大事轰动了平津两地，那就是戴少甫之死。在当年天津卫的“五档相声”中，最有文化的就要属戴少甫了，他表演的数来宝做到了现编现唱，辙口多变，深受大家的欢迎。谁承想，就是这样一位深受爱戴的艺人，因为演了一段《打白朗》，得罪了青帮头子袁文会，众多混混儿一拥而上就是一顿毒打。尽管有老艺人白云鹏挺身相救，戴少甫还是难逃厄运，时隔数日便含恨而去。戴少甫死了，家里还有老娘、媳妇、儿子。别说他们几个的生活费了，就连送葬的钱都没有。怎么办？侯宝林带头义演，这在相声界叫“搭桌”。演出结束后，观众们纷纷慷慨解囊，侯宝林一下子跪在了台上，无论是给一毛的还是给一块的，只要掏钱，侯宝林就给人家磕个头。这可不是作秀，是打心眼里感谢。艺人们太难了，虽然都是老江湖，可此刻的侯宝林也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给这位师哥挣一口薄板棺材了。

不日，侯宝林跪谢观众的义举在平津各大报纸上登了出来。有人说侯宝林火了，可侯宝林却浑身发冷，这样的江湖，何时才是个头儿啊……

江湖一去不复返，迎来一片好江山

1945年底，侯宝林和郭启儒又忧心忡忡地回到了故都北平。除了偶尔回天津演出外，他们俩大部分时间都在北平的各个剧场和电台说相声。这样艰辛而平淡的日子他们早已适应，未来迎接他们的还是那片江湖吗？他们是幸运的，几年之后等来了属于他们的江山。

1949年10月1日，随着五星红旗升起在天安门广场，侯宝林和郭启儒这些艺人也迎来了新的春天。江湖走了，艺人们要用什么样的姿态来迎接新的江山，这在这个刚刚更名为“文艺工作者”的群体中产生了新的彷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一些老艺人依旧在舞台上表演内容陈旧的节目，有关部门产生了取缔相声的想法，这让刚刚站起来的相声艺人们再一次陷入了窘境。“相声可以改好，我在重庆时也改过相声。”作家老舍对前来登门拜访的相声演员侯一尘这样说道，“我愿意试试，也愿意帮助你们。”这话给迷茫中的相声演员们吃了一颗定心丸。随即，1950年1月19日，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在前门箭楼上成立了，孙玉奎任组长，侯宝林任副组长。有人说应该把这一天定为“中国相声日”，因为它意味着相声迎来了新生。改革作品、学习文化和政治、实验演出，这个新成立的团体在火一样的热情中一点点积累着属于相声的新财富。而早在1949年初，刚刚搬进北平的毛主席就喜欢上了侯宝林的相声，这也为侯宝林和郭启儒提供了强大动力。

在那个时期，侯宝林和郭启儒是幸运的。一方面他们在相声改进小组创编表演新节目，像《婚姻与迷信》《一贯道》都是留给世人的经典原创之作。而在红墙里，毛主席则更喜欢看他们过去在天桥地儿上演的老活，为的是更多地了解中国百姓曾经的生活经历。就连过去撂地圆粘儿时经常表演的白沙撒字，侯宝林也给主席原景重现了一番。这样新与旧的并驾齐驱带来的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他们为传统节目赋予了适应时代的新面貌，又在新作品里融入了传统活的风骨，侯宝林和郭启儒真的站稳了相声这片江山。

天下没有不散筵，彼时江山待新颜

1900年出生的郭启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已是一位年近半百的长者了。不像现在，那时候五十多岁的人就会被称为“老头儿”，“老头儿”顶不住越来越繁重的演出任务了。两个人的江山是小山头，整个事业则是无垠的疆土。侯宝林需要一位新的搭档来帮助他，也帮助相声迈向新的高峰，这对合作了二十年的“火档”要分道扬镳了。在退休的问题上，郭启儒出于与侯宝林几十年的情谊和对相声无限的热情，选择了急流勇退，并努力把接班人扶上马，再送上一程。

1962年，李文华调入中央广播说唱团，拟接替已六十二岁的郭启儒，为侯宝林捧哏。可是当时没有退休制度，郭启儒在台上的反应虽然慢些，但身体还算可以，日常演出没问题，尤其在和侯宝林合演传统节目时仍驾轻就熟。因此，团里没有正式宣布李文华为侯宝林的搭档，而是让他向郭启儒学习捧哏，并将他与郭启儒安排在同一间办公室。其实，郭启儒心里很明白，但他毫无怨怼之心，对李文华十分亲切。每天上班后，如果没有排练任务，他就和李文华像唠家常一样，传授自己的捧哏经验和体会。每次演出，他都主动让李文华到台侧观看，下台后再现身说法，目的就是让李文华熟悉他和侯宝林是怎样表演每一个段子的，以便李文华能早日接替他的工作。为了培养李文华，郭启儒还和李文华一起排了两个新段子——《水浒外传》和《大褂的魔力》，由郭启儒捧李文华逗，边排练边分析角色，设计包袱，帮助李文华领悟捧哏艺术的真缔。后来，李文华回忆起向郭老学习的这段经历时仍十分感动。旧社会有句俗话叫“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现在是新社会，郭启儒教会李文华当然不至于挨饿，但作为和侯宝林合作了二十多年的老艺术家，心甘情愿地培养一个将要接替自己的人，而且还是毫无保留地倾囊相赠，没有高尚的情操和无私的品德是绝对做不到的。郭荣起 朱相臣先“请”后“辞”名搭档秦珂华

对口相声搭档的组合形式可谓形形色色，其中有一类搭档是两代演员的合作，一般是晚辈逗哏，长辈捧哏。但也有个别情况，比如郭荣起与朱相臣的合作，师叔郭荣起逗哏，师侄朱相臣捧哏，不过师侄长师叔九岁。我们不妨先扒一扒这一侄一叔的“老底儿”，而后再细说二人的合作。

郭荣起，祖籍山西太原，1917年出生于天津。相声行业的辈分这个事很微妙，也自有其道理。俗话说“萝卜不大，长在背（辈）上”，郭荣起的父亲郭瑞林是第二代相声艺人范长利（艺名范有缘）的徒弟。爹的辈分大，儿子也沾光，辈分自然就大了，这叫“自然辈”。所以比他年长的或与他年龄相仿的一些艺人，像刘宝瑞、赵佩如、王长友、侯宝林、罗荣寿、李润杰等，就得管他叫“叔”。在相声界，这种情况并不少见。郭荣起从呱呱坠地时起，耳边萦绕的就是相声的包袱，河北梆子、大鼓的唱段，山东、山西、河北、河南等各地的口音——这些声音都来自他的父亲。

父亲郭瑞林很有能耐，先学京剧再学相声，曾与“万人迷”李德钖搭档。侯宝林后来说过：“使柳儿活好的演员太多了，我服气的，一个是我的晚辈刘文亨，再一个就是我爷爷辈的郭瑞林了。”郭瑞林的相声非常出色，当年他在沈阳演出时，还常被请到军阀张作霖的大帅府演出堂会。

郭荣起虽然接触相声比较早，但真正开始学习相声却比较晚，1928年他才跟着父亲的搭档，也是父亲师弟的李瑞峰学说相声。后来，郭荣起拜“相声八德”之一、马三立的父亲马德禄为师，他使的《夸住宅》《拴娃娃》《铃铛谱》等对口段子以及《古董王》等单口段子，都来自师父的真传。

郭荣起很有天赋，生就一副好嗓子，无论学南昆、北弋、东柳、西梆，还是学曲艺中的各个曲种，都非常见功力，尤其是学唱河北梆子，堪称一绝。他还十分好学，在连兴茶社演出时，他暗暗向同辈的马桂元、李寿增、马三立等人学习，也向低自己一辈的李洁尘、杨少奎、刘奎珍等人学习。能耐大了，在名家云集的启明茶社，他还曾压轴攒底。

朱相臣，1908年出生于河北武清（今天津武清）。小时候学徒期间他就特别爱听相声。一次，一位叫何少亭的相声艺人在天津三不管撂地说相声，朱相臣听得如醉如痴，他主动上前搭话：“您能不能教我说相声？”何少亭何许人也？他的艺名是何寿亭，是“相声八德”之一卢德俊的徒弟。那年朱相臣才十岁。何少亭看这孩子十分诚恳，便说：“我教你！”朱相臣一听，扑通跪下，喊了一声：“师父！”

相声行有个规矩，拜师需要摆枝。朱相臣只靠这一跪就有了师父，有些老前辈不承认。但是朱相臣不在乎，他十三岁时就离开天津，到沈阳、抚顺、大连、营口等地演出。他的人缘很好，许多名艺人如张庆森、李润杰、汤民一、汤化民、白万铭等都曾与他合作。特别是他还为白银耳（原名连仲友，艺名连春仲，北京人，拜侯一尘为师）量过活，成功的合作催生了“关内的蘑菇，关外的银耳”之说。

朱相臣于1941年返回天津，因其捧哏艺术高超，受到张寿臣的格外赏识。1946年张寿臣正式收朱相臣为徒。

话拉回来，再说郭荣起和朱相臣的合作。两个人第一次合作说相声是在1943年，最后一次是在1956年，但他们实际的连续合作时间并不长，只有三年。即便如此，二人仍联手演绎了不少经典段子。可是二人为什么会在风华正茂的时候分手呢？

后话前提。那是1956年的一天，郭荣起对朱相臣说：“相臣，咱俩认识不少年了，搭伙也有几年了，是不？”

朱相臣说：“叔，没错。哎，您想起什么来了，怎么说这话？”

郭荣起说：“咱俩好聚，也要好散。”

朱相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愣了一小会儿：“散？您跟我散伙？”

郭荣起笑了：“散伙。”

朱相臣问：“为什么？我得罪您了？”

郭荣起在大笑了几声后说出了原因。原来，当时天津有两个曲艺演出团体，阵容可谓旗鼓相当，一个是天津广播曲艺团，一个是天津市曲艺团。前者有相声演员马三立、郭荣起、张庆森、朱相臣等，后者有相声演员张寿臣、常连安、李寿增、常宝霆、赵佩如、白全福、苏文茂等。1956年，两个曲艺团合并。就在这时，郭荣起提出了与朱相臣分手。

郭荣起说：“相臣啊，咱俩搭伙不错。现在俩团合并了，马三立有张庆森量活，赵佩如有李寿增量活，常宝霆有白全福量活，张寿臣、常连安使单的。苏文茂能耐不小，可你知道，常宝华给他捧哏，宝华参军了，就少了个好量活的。你给他站（指量活——作者注）着，对他的好处大了。实在话，我舍不得你。可为了文茂，你给他量活吧！”

朱相臣不再说什么了，他心如明镜，郭荣起宅心仁厚是出了名的，多年来没少扶持晚辈。这回郭荣起让出朱相臣，其实是把最好的伙伴让了出去，心里很舍不得。他的这一举动让朱相臣很感动。没几天，苏文茂、朱相臣组成新搭档的消息上了报纸，不了解内情的人还以为二人的合作是团里安排的，实际上这是郭荣起让贤的结果。很快，这对新搭档就红透了。朱相臣辅助苏文茂加工整理了《论捧逗》《文章会》《批三国》等一批传统段子。经过改编的传统段子变成新的经典，其中有朱相臣的功劳，也有郭荣起的功劳。

郭荣起了不起，他是“寿”字辈演员。从目前所知的资料来看，这一辈的相声演员中，他的年龄最小。他的表演技艺全面，能说单口，也能说群口，他与马三立、赵佩如合说的《扒马褂》已经成为这个段子的表演范本。他说对口相声，给他量活的除了父亲、师父外，几乎全是他的晚辈。但无论长辈还是晚辈，给他量活，都能受到充分的尊重，表演时轻松又舒服。朱相臣曾说：“我这一辈子给不少人站过，最能让我充分发挥的是荣起叔。”

这是朱相臣的肺腑之言。那是在1943年，朱相臣与郭荣起在沈阳偶遇。当时他们在沈阳的公余茶社演出，本应是白银耳和朱相臣的底。一天，白银耳突然发起了高烧，不能登台演出。郭荣起替白银耳出场，由朱相臣量活。那次是两个人的第一次合作，第一天使的是《赌论》。这个段子有几个臭包袱，快到包袱的时候，朱相臣也给“垫砖”了，可是郭荣起没抖，巧妙地绕了过去。当时沈阳也是相声重镇，观众对那些臭活和臭包袱非常熟悉。郭荣起却把那些都绕过去了，加了两个雷子包袱，观众很理解也很满意。朱相臣很佩服这位比自己岁数小的长辈，暗想：给他量活，真舒坦！接下来他们又演出了两天，使的是《杂学唱》《学梆子》，效果同样很好。就这样，俩人一共合作了三个段子，朱相臣心想：以后还能有机会和这位师叔合作吗？

1953年，天津广播曲艺团成立。筹办曲艺团的王焚是个曲艺行家，他先到郭荣起家，邀请他加入广播曲艺团，并就量活的演员征求郭荣起的意见。郭荣起想也没想，答得很干脆：“朱相臣！”于是，王焚又去请朱相臣。朱相臣问王焚：“给哪位站着？”王焚说：“郭荣起。”朱相臣听了，一下子蹦了起来：“好！”

就在当天晚上，朱相臣买了两盒“小八件”去了郭荣起家。两个人聊得很痛快，一直聊到了半夜。似乎还没聊够，转天，郭荣起又去了朱相臣家，也没空着手，带了半斤好花茶。聊的内容当然是相声，上什么活，怎么使，简直就是一场“相声研讨会”。“研讨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把《赌论》改成了《打牌论》，此外还谈了《绕口令》。

先说说《绕口令》。郭荣起问：“我使的《绕口令》是倒口，寿爷（指张寿臣——作者注）使的不倒口，你说哪个更好点？”

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寿爷的腕儿更大，能说寿爷的不好？但朱相臣的回答却让郭荣起很意外，他很干脆地说：“您使得好。”

郭荣起问：“你肯定？”“肯定！因为就《绕口令》的使法，我问过寿爷，寿爷说您的好。”

原来，朱相臣听过多次郭荣起的《绕口令》，他认为郭荣起的表演更好。为了验证自己的看法，他去征求了张寿臣的意见，所以此时回答郭荣起的问话就底气十足了。

有一天下午没有演出，郭荣起把朱相臣叫到自己家。他把青萝卜切成一瓣一瓣的，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一个碟子里。朱相臣看见了，正要去拿，郭荣起说：“别动，这萝卜有用。”朱相臣想，萝卜不就是吃的吗？有用，有什么用？

这萝卜确实有用。郭荣起端起了装着萝卜的碟子，朱相臣跟在他身后，二人来到了邻居家。进屋后，朱相臣看到了三男一女四个中年人正在打麻将。四个人跟郭荣起很熟，其中那个女的说：“兄弟来了，带着客人来的。自己搬凳子先坐吧……三万，我碰！”

朱相臣恍然大悟，原来是来看打麻将的。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郭荣起就对《赌论》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还把名字改成了《打牌论》。今天，他带着朱相臣来看打麻将，可以说是体验生活。在一旁看了八个多小时后，二人告辞了。后来二人再上演这个段子，又多了好几个包袱。

纵观郭荣起、朱相臣合作的段子，无论是《打牌论》《绕口令》《怯拉车》《当行论》等传统节目，还是《夜行记》《小飞刀》等新节目，就像是一位技艺超群的木匠做出的榫子活，严丝合缝。究其原因，除了相互间细致入微的了解和绝对的信任外，双方都敢于指出对方的不足，再有就是各自的技艺都十分了得。

郭荣起说、学、逗、唱四门功课都非常出色，表演不俗、不过、不吵、不闹，于沉稳中见诙谐，质朴中显机智，善于刻画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不同类型的人物，模拟戏曲、曲艺唱腔形神并重，且善于运用倒口，尤以山东话为最佳，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

朱相臣貌似犟拙憨愚，却能以巧补拙，机智灵敏，谈吐犀利，幽默滑稽，强烈的反差占尽相声演员“帅、怪、卖、坏”中的“怪”的特色。他擅长以冷峻深刻的艺术思维和巧发奇中的艺术语言，形成独特的“冷面滑稽”，其捧哏风格既为观众代言又独出己见，往往在其言“不俗”或“不逊”的背后连带着诸多人情事理、世态炎凉，引起观众的共鸣。

郭荣起邀请又“辞退”自己的捧哏朱相臣，这在相声史上没有先例，也为相声行业添加了一段耐人寻味的逸事。孙少林 李寿增晨光茶社相声大会最佳师徒搭档孙小林 孙承林

所谓相声界的最佳搭档，需要捧逗两位演员在表演中密切配合，并能达到炉火纯青的艺术效果。在有着“中国相声大本营”之誉的济南晨光茶社的相声大会中，每对演员都在为成为“最佳搭档”这一目标而努力，他们最崇拜也最熟悉的榜样，就是晨光茶社的创始人李寿增、孙少林师徒。他们二人是一对德艺双馨、配合默契的搭档，他们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为相声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如今晨光茶社的相声大会已经薪火相传到第四代，德高望重的李寿增（晨光后代演员尊称其为“李寿爷”）已经是晨光茶社名副其实的祖师爷了。其得意高徒孙少林，也被业界公认为做出了杰出艺术贡献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缘分铸就师徒情谊

李寿增原名李德林，因为是张寿臣的代拉师弟，故取艺名李寿增。孙少林九岁时就拜在李寿增的门下学习相声，跟随师父在天津著名的连兴茶社学徒。由于孙少林年纪小，又招人喜爱，大家都不称呼他的艺名“立英”，而是亲切地称呼他的乳名“大莱子”。当年的津门曲艺艺人几乎没有不知道活泼可爱的嘎小子“莱子”的，尤其是他那一听就懂、一看就会、超于常人的记忆力，每每令人感到震惊。李寿增认为孙少林天生就是说相声的好苗子，只要他爱相声，愿意付出，再加上因材施教的授艺，定能被铸成一块不落人后的好钢。正所谓严师出高徒，自拜师之日起，李寿增就对孙少林高标准、严要求。孙少林自己更是肯下苦功，别人不会的自己要会，别人会的自己要比别人更精，还要别具一格。李寿增对于孙少林艺术上的要求从不拒绝，有时候孙少林想学的作品并不是他所精通的，他就亲自带着孙少林去“专家”那里登门拜访，请求别人不吝传艺。许多当时的相声名家也很喜爱孙少林，纷纷倾囊而授。渐渐地，京津两地的许多名家都和孙少林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后来孙少林在济南创办晨光茶社，之所以能够请到众多相声名家捧场，与他学艺时和这些名家结交下的深厚情谊是分不开的。

此外，多数相声演员在戏曲表演上下的功夫仅限于相声表演中需要借鉴的少数程式化动作。孙少林却要正式学习京剧武生的功夫和折子戏的表演，为的是博采众长，以丰富自己的相声表演艺术。经过严格的训练，孙少林能够彩唱全本的《失空斩》及多部折子戏。

总之，李寿增在对爱徒的授艺以及教学编排上下了很大功夫，可以说使出了浑身解数，全身心地培养徒弟。孙少林也不负厚望，按照师父的教诲用心学习，努力努力再努力。多年的朝夕相处，形成了师徒之间息息相通，父子一般的深情厚谊，铸就了一生的师徒情缘。

打出个少林寺，开创新天地

1941年，年仅十八岁的孙少林和师父李寿增应济南青莲阁曲艺场老板马玉山的邀请，从天津前往济南演出。这一邀请在天津的同行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同行们认为，济南青莲阁曲艺场地处商家密集之所，济南又是山东的省会，蕴涵着深厚的齐鲁文化底蕴，是个出名士、聚能人的地方。孙少林师徒此番应邀演出，可以说是天津艺人的荣誉、同行们的光荣。临行前，马三立对孙少林说：“和你师父到济南闯码头，不能再叫‘大莱子’这个名字了，我给你取个名儿，叫‘孙少林’吧。但愿你们爷儿俩能够三拳打出个少林寺，一炮震响济南府，给我们说相声的打出个红红火火的阵地来。”应了马三立这番话，孙少林和李寿增来到济南后，很快名声大振叫响泉城，爷儿俩在当地站稳了脚跟。不久，孙少林就将父母和弟弟妹妹都接到了济南定居。

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出和考察，孙少林认为济南已经有了很好的相声氛围，开创自己的演出场地，搞个相声大会的时机已经成熟。如果能在济南把相声艺术红红火火地搞起来，就能和常氏父子在北京创办的启明茶社相声大会遥相呼应，再加上天津的相声大会，相声艺人就有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孙少林的这一想法与师父李寿增不谋而合。经过师徒二人不懈的努力，演出场地的问题解决了，就定在济南的大观园。孙少林对师父说：“常氏父子已经在北京创办了启明茶社相声大会，咱们师徒也不能落后于人。常氏叫启明茶社，但‘启明’只是说天要亮，可是还没见到阳光，咱们怎么也得带点太阳的光亮啊！”李寿增说：“对！有了，我们就叫‘晨光茶社’！”从此，相声界就有了两大享誉全国的相声专业演出场所——“南晨北启”相声大会。

演出效果是检验搭档默契程度的硬道理

相声演员根据自身的条件和需要，对捧哏与逗哏之间默契程度有着各不相同的衡量标准。按照晨光茶社相声大会的惯例，演出效果是检验搭档默契程度的硬道理。晨光茶社要求演员必须是集单口、对口、群口，以及逗哏、捧哏和临时创作于一身的全能型演员，演出方式是“推磨”，即演员上场后先逗一个再捧一个，或者是先使一个单口活，然后再捧一个，可以说不存在“死对儿”，也就是没有固定的搭档。

当时晨光茶社唯一固定的一对搭档就是李寿增、孙少林师徒，每天的攒底演出都是他们两个人。一到傍晚，相声大会的热度就会逐渐提升，园子里观众爆满，几乎没有立锥之地，园子外边还排着长队，大家都是来欣赏孙少林师徒的大轴节目的。无奈观众太多，师徒俩只好提前挤出来给外边排队的观众作揖鞠躬，劝他们改日再来。这样的场景，至今想起来都让人惊叹。

孙少林师徒的攒底活都是皮厚分量重的大活。能把观众留到最后的节目，要让人赏心悦目，回味无穷，一定得觉得过瘾才行。这就要求捧逗演员之间实现无缝对接，共同追求合二为一的最佳演出效果，让观众不会分心去考虑谁是捧哏、谁是逗哏，而是目不转睛地盯紧每一个细节，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演员的表演之中，从而实现演员与观众的完美融合。这样一来，甩出的包袱能不炸响吗？观众乐得拍巴掌跺脚，大笑到眼泪直流是常事，叫好声更是不绝于耳，铆足了劲大声呼喊着：“少林！寿增！”恐怕当今最狂热的粉丝拥趸们追星也不过如此。

孙少林自学艺之日起，就是由恩师李寿增亲自为他捧哏的，二人之间的默契可以说是臻于化境。很多时候，两个人甚至完全不需要用语言交流，只要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对方心中所想。这样的默契在舞台上是十分必要的，毕竟舞台上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被观众看在眼里，有时遇上特殊情况，需要演员临时进行处理，或者演员突然灵感迸发，想要来一个现挂，心有灵犀的默契就能发挥重要作用。

有这么一回，孙少林和李寿增正在演出，忽然赶上停电，舞台上的灯光全都熄灭了。可观众们正看得津津有味，即使停了电也不愿意走，仍然希望他们继续演下去。无奈之下，二人一人举着一把马灯接着演出。煤油燃烧冒出来的黑烟直窜鼻子，李寿增说：“这回咱俩说相声可别擤鼻子，一擤鼻子能擤出俩煤球来。”大伙儿听了都哈哈大笑。在演出被迫打断的情况下，李寿增抖出这么个包袱，是为了拢一拢大家的耳音，让大家集中注意力继续听相声。结果孙少林接着李寿增这句话说道：“平时都能擤鼻子，今儿不能擤鼻子，今儿可是大日子，随便擤鼻子被大家伙看见了笑话，多寒碜哪！”李寿增一听，徒弟没让自己的话掉在地下，就接着问了一句：“今儿是什么大日子啊？”孙少林一捧手里的马灯：“今儿是咱俩的洞房花烛夜啊。”这句话一出口，底下的观众笑成了一片。本以为李寿增说个“不答应”也就是了，结果接下来冒出的这句话出乎孙少林的意料，李寿增说：“要是别人说跟我，我肯定不答应。赶上今天你说要跟我，我还就答应了。”孙少林问：“为什么别人跟你你不答应，单单我跟你你就答应了？”李寿增回答说：“你跟了我，咱俩能搭伙做买卖。”孙少林问：“做什么买卖？”李寿增回答说：“你鼻子能擤煤球，我鼻子也能擤煤球，咱俩一块儿搭伙开个煤球铺子，大家伙用煤球不就方便多了嘛。”孙少林说道：“要这么说，你愿意我还不愿意呢。”李寿增问道：“为什么不愿意啊？”孙少林把嘴一撇，摆出一副不开心的样子：“你让大家伙看看，我的鼻子大，你的鼻子小，我擤的煤球多，你擤的煤球少，回头你刀切账，我娘家吃亏！”这一席话不但内容好笑，再加上孙少林将受了委屈还忍不住要算计的小媳妇模样模仿得惟妙惟肖，俩人一人一句，没打磕巴没“吃栗子”，观众们还以为是事先排练好的，向他们报以了热烈的掌声和笑声。有的观众说：“孙少林和李寿增的相声太好了。为了说段相声，供电局都配合他们停电了。”两个人在舞台上的默契程度可见一斑。

除了在舞台上，两个人的默契在舞台下还发挥了很大作用。早年间观众之中鱼龙混杂，不免有军警宪特、黑帮恶霸、地痞流氓之流，听相声不给钱不说，还经常寻衅滋事。有一次，当地一个颇有势力的人物在听相声时和茶坊伙计发生了争执，声称要亲手“教训教训”晨光茶社的老板。孙少林和李寿增都担心对方受到伤害，于是都出面声称自己是老板。这位一听：“怎么俩老板？”孙少林和李寿增都说自己是真老板，对方是假老板。这个问：“你说你是老板，你知道晨光茶社有多少个演员吗？”那个说：“你说你是老板，你知道晨光茶社有多少个伙计吗？”这个问：“你说你是老板，你知道晨光茶社有多少个茶壶茶碗吗？”那个说：“你说你是老板，你知道晨光茶社有多少条桌椅板凳吗？”这个问：“你说你是老板，你知道晨光茶社屋顶有多少个瓦片吗？”那个说：“你说你是老板，你知道晨光茶社房上有多少根椽子吗？”这个问：“你说你是老板，你知道晨光茶社门上有多少根钉子吗？”那个说：“你说你是老板，你知道晨光茶社后台有多少只耗子吗？”这个问：“你说你是老板，你知道晨光茶社后台的耗子都多大岁数了吗？”那个说：“你说你是老板，你知道晨光茶社后台的耗子都叫什么名字吗？”嚯，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唇枪舌剑交锋不停。二人的争执本来是越来越激烈，大伙儿都做好了劝架的准备，结果后面连耗子都出来了，大伙儿才明白，这是抖包袱呢。那位有势力的人物本来一肚子火，这下被逗得前仰后合，火气也消了。这一番话都是两个人的临时反应，正是由于师徒二人心有灵犀的默契和沉着机智的应变能力，这才化解了一场风波。

当年的媒体没有今天这么发达，最主要的媒体就是当地的广播电台。但李寿增不准演员上广告，主要是担心如果有人不慎做了虚假广告，大家都会跟着吃瓜落儿（这项规矩至今还在遵循，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晨光相声大会为名义的广告）。如今留下来的关于晨光茶社的音像资料非常少，当年茶社火爆的盛况和李寿增、孙少林师徒默契的表演，今人都只能借助人们的回忆来了解了。这里就举几个例子：

相声演员李金斗回忆说：“比如说河北梆子《汾河湾》吧，模仿剧中人物薛仁贵后台叫板：‘马来！’本来是薛仁贵牵着马出场，孙先生却模仿马童，翻了个武生马童虎跳出场，在台上用京剧趟马的功夫，自己打着家伙点跑圆场，锵锵……嘣噔仓！站住来了个马童牵马亮相，捧哏的李寿爷问了：‘你这是学《汾河湾》吗？’孙先生说：‘我这是《铁公鸡》。’捧哏的李寿爷把脸一沉，大声说：‘走！这里唱《汾河湾》，不唱《铁公鸡》。’李寿爷就这样把脸一沉，简单的表情加上一个‘走’字，就能把包袱翻得炸响。”这说明双方的默契已经达到了珠联璧合的程度，更说明李寿增已经是语言功力极深的大家了。

相声演员李伯祥回忆说：“孙少林先生创作的相声《学电台》里有这么一段，‘各位观众，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们，各位小姐，各位太太们’，这是过去电台的广告语，‘你们知道全世界最苦的是什么吗？’捧哏的李寿爷搭话了，说：‘那你说什么最苦？’逗哏的孙少林先生说：‘就是小孩子没奶吃最苦了。’捧哏的说：‘噢。’逗哏的说：‘小孩子没奶吃，就请吃大同药房寿星牌的生乳灵吧。’过去有一种寿星牌的生乳灵。这个药房叫大同药房，是当年最有名的，他就把这个搁里面了。‘请吃寿星牌生乳灵吧，销售寿星牌生乳灵的说：“这种药妇人吃下去当天就能催下奶来。”’在济南演出的话，就说‘催下来的奶就像趵突泉一样’，观众听了能不乐吗？‘催下来的奶和趵突泉一样，小孩子就保证有奶吃了，吃不了的奶水还可以给小孩子洗澡，吃奶、洗澡两用，但是千万要留神，不留神就把小孩子淹死了。’后面继续翻包袱说，‘大同药房总店在天津东马路邮政局北面，电话是二局一四四九；第一支店是在北京缸瓦大街，电话是七局四五八二；第二支店是在济南二大马路纬四路，电话是……’捧哏的李寿爷问多少号，逗哏的孙少林先生说：‘不知道。’捧哏的李寿爷猛地把脸往下一沉，说：‘你不知道你说它干什么！’这包袱甩得观众都乐得直不起腰来了。”

以上是李金斗和李伯祥接受采访时视频、音频记录下来的原话，但这里仅靠文字描述很难将叙述中的神采表现出来。《学电台》这个节目是当年孙少林为讽刺一心牟利的电台而创作的，这是个什锦的盘子，什么形式的内容都可以往里放，歌颂的、讽刺的、说唱的，演员会什么就可以放什么，技艺水平无论高低都可以驾驭，多年以来被很多相声演员拿来表演。

如今，济南晨光茶社相声大会第二代传人孙小林仍然遵循前辈老先生们建立的优良传统，培养捧逗双全，集单口、对口、群口，评书、快板、相声剧，以及创作于一身的全能型演员，以公益演出为主导，以网络版晨光相声大会为平台，努力让更多的观众欣赏到晨光的节目。阎笑儒 尹寿山麻子傻子好搭档王亮

传统相声中有两个上演率很高的名段——《武坠子》《卖布头》，特别是后者，老年间几乎所有的相声艺人都会表演。但如果问谁说得最好，有“相声泰斗”之誉的马三立说：“第一是刘化民，第三是侯宝林。第二呢？不是我往自己脸上贴金，第二是阎笑儒。”有“相声大师”之誉的侯宝林说：“《卖布头》《武坠子》，我说不过阎笑儒。”

阎笑儒何许人也？马三立的大徒弟，也难怪马三立会说“贴金”二字。当阎笑儒得知两位大家对他的夸赞后，说：“那是我师父和宝林师弟捧我。每次使这两块活确实很火，那也是因为尹叔量得出彩。”

阎笑儒对马三立、侯宝林的夸赞有些半推半就，不是不谦虚，而是把功劳推给了他的合作者尹寿山。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天津卫的观众没有不知道阎笑儒、尹寿山的。在全国相声界，这对搭档同样是尽人皆知，有着很好的口碑。不过在老观众中，比两个人的名字叫得更响的是他们的外号——“阎麻子”“尹傻子”。

一次，二人在著名的连兴茶社演出完去吃夜宵，可巧，刚刚看完他们演出的两个观众就坐在一旁，还主动搭起话来：“二位老板说的相声，那是没说的，一个字——好！可是您二位的名字，听着不怎么顺耳……”

阎笑儒指着尹寿山对那位说：“他是我叔，您看我叔他傻吗？”

那位笑了：“傻？傻能说这么好的相声？傻也是装傻。”

尹寿山指着阎笑儒对那位说：“您看他是麻子吗？”

那位说：“那哪叫麻子？麻子什么样，马路上看看，多了。”

尹寿山说：“哎，傻子、麻子，这就是外号。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得外号不富。”

阎笑儒接了话茬儿：“明白了？外号。说相声的老前辈叫麻子的多了，韩麻子、马麻子、张麻子……”他一扭头，“叔，人不得外号不富？咱爷儿俩有外号了，也没富啊！”

尹寿山淡淡一笑：“咱就是受穷的命。”

这对话发生在1947年，二人刚开始合作没几天。

其实在相声界，很多艺人都有外号，比如朱阔泉叫“大面包”，张宝茹叫“大狗熊”，张杰尧叫“张傻子”……叫的人多了，就成了所谓的艺名，艺人也乐于接受。

阎笑儒是天津人，原名阎鸿斌，生于1913年，拉过小套儿，当过学徒，学过织布。后来他向宋玉清学说相声，表演技艺日渐精湛。但按相声这一行的规矩，没有师承的演员不能靠说相声挣钱，而宋玉清不是相声门里的人，于是在1938年，阎笑儒在秦皇岛拜小他一岁的马三立为师，成了马三立的大徒弟。

尹寿山也是天津人，打小在天津多个明地听相声，私学表演，还不曾拜门时就已经掌握了多个段子。后来他开始撂地演出，引起了马三立的父亲、著名的“相声八德”之一马德禄的注意。1938年，马德禄收尹寿山为徒。

这样算起来，尹寿山是阎笑儒的师叔，所以阎笑儒平日里称呼尹寿山为“叔”。

阎笑儒和尹寿山的合作还要感谢一位牵线人，那就是马三立的师父，艺名“周蛤蟆”的周德山。

周德山是艺名范有缘的范长利的大徒弟，也是“相声八德”之一。他在连兴茶社掌穴时，发现阎笑儒的脸上有戏，是块演双簧前脸的好材料。而当时阎笑儒没有固定的搭档，常与刘广文、黄鹤来等合作，还曾与常宝堃互为捧逗。周德山还发现师侄尹寿山为人憨厚，使活也不错，知道他曾给马三立、郭荣起、马四立等捧过哏，口风瓷实，滴水不漏。于是，周德山把阎笑儒和尹寿山撮合在一起，让二人结成搭档。

阎笑儒、尹寿山二人此前就互相欣赏，再加上前辈这么一撮合，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按照周德山的要求，二人在连兴茶社的首场合作演出中，表演的不是相声，而是双簧名段《拉骆驼》。台下的观众都笑喷了。其中还有几位艺人：周德山、马三立师徒，还有一位身份特殊的小观众，他也是连兴茶社的演员，就是尹寿山的儿子尹笑声。

就在阎尹二人首演的当天晚上，周德山、马三立、尹寿山、阎笑儒、尹笑声老少三代共进晚餐。这五个人的关系很有意思：

周德山是马三立的师父，且与马三立的父亲马德禄关系甚笃。马德禄于1917年带着全家从北京来到天津定居，第二年就成了腕儿。天津有个非常著名的游艺场，叫“陶园”，就像上海的“大世界”，经常举办多种形式的文艺演出。当时的一则公告上写着：“延请马德禄、万人迷（李德钖）、周蛤蟆（周德山）串演相声。”那是1918年，说相声的艺人也只有这三位能进陶园。而且三个人都位列“相声八德”之中，并在一起合作，马德禄、周德山都为李德钖捧哏。

尹寿山是马德禄的徒弟，马德禄的儿子马三立是周德山的徒弟，阎笑儒是马三立的徒弟、尹寿山的师侄，而尹寿山的儿子尹笑声后来拜马三立为师——五个人的关系可谓盘根错节。

五个人在连兴茶社附近的宴宾楼随便点了几个菜。那时大家都是穷艺人，晚餐自然也算不上很丰盛。在吃喝中，周德山叮嘱尹寿山、阎笑儒：“你二人说相声、演双簧，搭档起来真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以后就别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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