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著,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译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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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三角：加强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对创新的贡献试读：
前言
提升高等教育机构（HEIs）和公共研究机构（PRIs）的创新贡献，对于解决当今的社会、环境和经济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HEIs和PRIs通过推动教育、研究和创新/社会参与，产出新知识，培养人力资源，并促进创新和经济发展。例如，过去几十年间，政府已明显加大力度，鼓励高校强化研究和创新之间的联系。“知识三角”政策框架能够促进高等院校主要任务之间关联性的提升。如此一来，知识三角成为强化高等教育质量和关联性的一种框架体系。目前在实践中，为实现卓越研究和吸引优秀学生，高校面临着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迫于压力而不得不只关注知识三角中的一个或两个领域。此外，高校的激励机制无法激发学生与企业进行研究和教育方面的交流合作。企业部门吸收能力的不足也是推进知识三角的一个关键障碍。
本书敦促政策制定者、高等院校和企业部门采取行动，强化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企业和社会部门之间的协作激励机制，从而提升管理结构的包容性，为开展“第三使命”活动保障专项资金来源，并为高校的社会参与活动制定适当的评估指标。本书根据第二部分的案例研究，提供了各种战略和政策指导意见，以整合各种机构的教育、研究和社会参与活动，从而实现“1+1>2”的合作集成效益。关于这点，本书阐释了要实现知识三角，需主要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
●实现高校研究和教育议程与社会利益相关者议程的一致性，从而使知识和人才供应持续匹配市场需求和社会需要。
●促进开展基于地方的高等教育、研究和创新政策路径，从而帮助降低地区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并提升创新的包容性。
●通过推动民间团体的广泛参与，尤其是公司、地方政府、发展机构以及公民团体，强化对区域创新系统的治理。
●通过加强不仅是国家内部，更包括区域和国家间的网络连接机制以及多层次的治理机制，强化地方、国家和全球的知识生产和吸收能力。
知识三角政策框架的应用非常强调结合实践语境，如要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指导，必须结合实践情况进一步解释。在公共政策（如资助政策）和制度激励政策（如面向研究人员）方面，可能存在冲突或需取舍的情形。要促进知识三角的创新贡献，主要政策建议如下：专栏实现知识三角的指导原则和建议针对政府部门及资助机构的建议
针对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的公共资助——资助和评估机制必须能够明确识别和奖励创新活动。——资助政策必须能够更好地区分不同类型机构在该领域的相应使命。——为“第三使命”（third mission）活动建立独立的资助来源，以有效优化机构资助模式。——平衡竞争性资助和机构式资助的同时，增强对第三使命活动的关注和支持。
议程设定——制定政策时，需为高校设定明确的发展目标，但机构本身在选择如何测度目标的方法路径时，一定要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建立HEIs和社会之间亲密的互相合作关系，如在符合道德和利益冲突规则的前提下，将公共和私营企业合作伙伴代表纳入高校、教职工和部门委员会，同时促进高校领导加入私人企业和经济发展机构的委员会。
基于知识三角理念激发研发和创新的市场需求——要使知识三角发挥有效作用，政府要改善营商环境，为企业提供研发和创新的框架条件，以使其具备与高校合作的条件。——优化推动各方开展合作研究的一系列政策工具，如研发补助、商业化前采购、SBIR计划、创新券等政策。——鼓励基于知识三角理念对此类计划进行更全面的评估，以改善相关计划的设计与实施，为支持高校知识和人才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社会需求。
为更深入的产学研伙伴合作提供政府支持——为促进产学研合作相关信息交汇的各类平台/在线服务机构提供政府支持，帮助企业在高校找到适当的研究创新机遇以及人才并与之建立联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但要注意的是，这些平台无法取代人际沟通。数字平台必须采取人本界面，以方便互动沟通。进一步鼓励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TTOs）等服务机构发展，以缩小信息鸿沟，激活信息联系。
促进各类人才流动——消除学术和非学术行业间的流动障碍，促进针对具有创新技能和能力的学术人员的招聘。——支持推动优秀研究人员与公共及企业之间合作联系的联合研究项目。针对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的建议——机构要更为有效地推动知识三角相关实践，更为重要的是需对高等教育管理体系进行体制改革。——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如要实施体制改革，则需采取适当的激励机制，包括竞争性公共项目，拥有专项预算支撑的国家或地区战略，以及嵌入公共预算分配机制的具体举措，等等。——不仅在高等教育层面，而且在中小学层面，鼓励知识三角互动。——提供更多的企业、学生和研究人员一起协作和解决问题的“学习空间”。——促进学生和顶级研究人员以及企业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基于实践的学习计划，以使学生参与研究项目。——应用数字技术为学生提供有关前沿研究和方法（如数据科学）等新洞察。——消除教学和前沿研究之间的制度性障碍。——实现研究人员与市民之间的互动。——采取明确的研究激励机制，以鼓励参与知识三角互动。——对机构层面的“第三使命”活动实施专项拨款并/或获取第三方资金流。
针对基于地方的HEI政策的建议——在现有政策网络的基础上制定公共计划，以实现更高效的协作。——优化区域生态系统，根据不同地区与利益相关者制定多样性的知识三角路径。——鼓励高校加入地方经济发展委员会和理事会，也鼓励地方经济发展机构参与高校委员会。——实现本地和全球层面的知识三角开放性互动，并使民间团体也参与进来。
针对企业部门的建议——进一步整合企业部门与高校的互相参与力度。因高校的设备资助、讲座教授席位以及奖学金和课程设置等问题，教育支持通常裹足不前，知识三角意味着更深层次的企业参与，如支持体验式学习，使学生体验真实的工作环境。——企业可将其与高校的合作关系视为制度化和合作关系建设工作的一部分。——企业应努力深入理解并积极推动高校议程，而非仅仅是影响。这有助于创建双赢局面和长期合作关系。——企业的经济和商业驱动行为某种程度上可与其社会责任保持一致。公私伙伴关系是企业整合社会利益及其商业利益的一种方式。——全球化提升了公司与客户建立本地联系的需求，同时也包含了要与知识生态系统建立联系的需求，而HEIs就是其中的重要一员。——加入高校委员会，以确保即使环境发生变化，已有议程依然可以得到支持。——公司，作为需要依赖高校人才的一类组织，必须为正式以及非正式自发性公司员工网络的创建提供支持，与高校和信息共享的PROs建立协作，从而实现创新的蓬勃发展。自发性网络可成为企业和高校的资产，尤其在正式合作关系或协议已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上。针对测度和影响的建议——高校应主动收集有关企业合作和更广泛社会合作的信息。——高校应顺应其使命任务和拟议目标需求选择适当的测度指标。——知识三角活动的测度指标应能够衡量真正的绩效，并避免体现资助机构本身的特征。——绩效指标的涵盖范围应充分广泛，以体现机构的多样性。——任何影响评估均应考虑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条件差异性。——应采取案例研究证据补充高校研究收益的定量测度，以涵盖那些不产生实际收入但具有重大影响的活动。——应实现指标的透明化，以使研究人员和机构能在研究基础上比较各种方法的优劣。针对国际政策研究团体的建议——政策研究和建议主要侧重于创新和研究之间的联系，而对于教育与创新或教育与研究之间的关联的建议较少，这一点需要做出变革。——在制订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指标时应进一步强调知识三角的三个角之间的关系。——高等教育和创新政策研究团体需协作开发对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有用的共同见解和证据。译者前言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创新政策研究领域一直走在全球前列。2017年发布的Knowledge Triangle: Synthesis Report, Working Party o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Policy（以下简称《知识三角》）重点介绍了以知识三角作为一种实用性的政策框架，强化高等教育机构和公共研究机构对创新生态系统的贡献，并推动教育、研究和创新相关政策的整合。该书系统介绍了知识三角的概念及相关理论，就知识三角如何在具体环境背景下发挥作用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同时分享了很多OECD国家实践知识三角的案例，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前，我国正处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时期，进一步明晰高校、科研机构在创新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发挥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既是机构主体在实践中的重要议题，也是政策研究者和制定者思考关注的重要方面。《知识三角》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案例，对于系统理解OECD国家相关领域的政策前沿，推进我国相关政策研究等，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成立于1980年1月，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地方软科学研究机构之一。我所以服务创新决策为宗旨，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应用导向，聚焦科技创新战略、公共政策和产业技术创新等领域，软硬结合、研咨一体，致力于打造专业化、平台型、有特色的高水平科技创新智库。我所一直高度重视并持续跟踪OECD创新战略和创新政策的研究进展，对《知识三角》一书的研究和译介，也是该方面工作的一个重要体现。
我所在2018年初组织力量翻译了本书，全书由常静博士负责统稿，张宇飞、芮绍炜、仇寻参与了相关章节的校译，骆大进研究员、缪其浩研究员对全书的翻译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建议。本书能够得以顺利编译出版，得益于诸多方面的指导、帮助和关心。衷心感谢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授权和理解，感谢Dominique Guellec先生和Mario Cervantes先生的热心帮助，促成了此书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出版。同时，衷心感谢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大力支持。相信该书中文版的出版，将对我们深刻理解知识三角政策框架，促进我国相关领域政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
由于翻译和校译人员能力有限，译稿难免存在疏漏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2018年12月第一部分 理论探讨第1章 政策要览1.1 通过知识三角框架强化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的贡献知识三角是一种构建在不同政策框架之上的通用框架，旨在促进高等教育和研究创新体系之间的转化……
知识三角（KT）是涵盖科学、创新和高等教育政策等不同领域理论概念的一个包罗万象的政策框架，致力于推动教育、研究和创新活动与政策的整合。与该框架相关的多种已有理论，有的以参与者为关注视角而非以活动为视角，包括Etzkowitz 和 Leydesdorf （2000）提出的“三螺旋”（政府—产业—高校）概念，这两位学者认为高校发展模式当前正在向强调研究应用和开发的创业型模式转变。“四螺旋”（政府—产业—高校—公民社会）将公民社会也纳入该体系议程设置中，进一步拓展了“三螺旋”模型。“创业型大学”模式不仅关注参与者，也关注功能方面（创业型教育与创业和商业活动，如基于高校的初创企业以及专利活动）。最后，公民和“挑战驱动型”高校是“三螺旋”模型的延伸，因为这类高校不仅在教学研究功能方面（基于项目的学习和解决问题、MOOCs的使用），同时也在高校与当地社区的参与合作方面，试图实现高校创新重点的制度化。……它暗示了与传统知识生产线性和顺序模式的背离
知识三角框架背后的中心理念为：从研究和高质量教育中产出新知识这一行为本身无法充分改善社会福祉和促进经济增长（Stam等，2016）。与线性管道模型的创新相比，该框架强调的是将高等教育机构（HEIs）的不同功能联结在一起，同时将周围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各种参与者（如基于地理位置和区域的维度）都纳入其中。如此一来，可在研究和教育的发展和应用过程中，识别教育和创业精神的明确作用，从而在基于地方创新发展的背景下，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无论是城市贫困、公共健康还是当地产业需求。知识三角框架促使机制通过创业精神等实现教育和创新的关联，并通过允许产业实践专家走进高校开设讲坛等，实现创新与教育和研究的关联。由此，知识三角中的知识流就不再是单向的。企业创新可以推动基础研究，正如创新和创业的作用可以反馈到教育中。政策制定者已理解了知识三角的内涵意义，当前更应关注的是，如何将此理念转化为更广泛的实践活动
虽然知识三角这一概念或术语在不同国家、区域和机构是不固定的，各有不同，但是它是一种非常实用和灵活的框架，被广泛应用于各地的很多高校，不仅包括欧盟的经合组织成员国家，还包括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智利、日本和韩国，以及非成员经济体，如中国和马来西亚。但是在许多国家，实施该知识三角实践的机构在经合组织国家成千上万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中仍呈边缘化。事实上，尽管大家都雄心勃勃地表示会推动更广泛的参与，但是实际上在过去15年左右的时间里，高校研究的增资仅在于增加科学出版物数量，强化卓越科学的全球竞争（经合组织，2016）。知识三角的中心是高等教育机构和公共研究机构……
高等教育机构和公共研究机构是推动知识三角的工作中心。因为近几十年来，在经合组织地区，高等教育在整个公共研究中的研发支出份额（HERD）稳步增长，而政府研发支出的份额（GOVERD）则有所下降（见图1.1）。拨给公共研究项目的很大一部分政府资金流向了HEIs（见图1.2）。图1.1 BERD、HERD和GOVERD的变化趋势来源：经合组织 OECD （2017），计算结果基于主要科学技术指标数据库的计算。数据于2017年8月检索自www.oecd.org/sti/msti.htm。图1.2 公共研究经费向高等院校转移来源：经合组织OECD（2017）核心科技指数（MSTI）数据库，2017年8月，www.oecd.org/sti/msti.htm。
高等教育研发支出的增长也与国家内研究资源的集中性有关；仅一小部分高校负责大部分研究项目的实施（见图1.3和图1.4）。在丹麦、英国甚至法国等国，由于公共研究机构与高等院校的合并，这种集中化形势进一步加剧（经合组织，2016）。这些高校在如何平衡和实施工作任务方面，通常拥有很大的自主权，这是受其规模和相对财力所影响的，即使对处于同一个国家的各个高校而言，这两种因素也会千差万别。此外，企业创新也越来越依赖于HEIs所建立的科学基础，这从公私合营的研究合作机构、合约性研究、对高等教育的产业资助、产业与高校的合作（见图1.6）以及科学与专利的联系等现象的激增上可见一斑（经合组织，2016）。图1.3 欧洲国家高等教育研发支出的集中化现象备注：支出指的是有至少10个观察点的国家的公共机构的总支出。其中，按机构计算的当前开支总额N=1 412。来源：基于ETER的经合组织计算结果。数据于2017年8月9日检索自https://www.eter-project.com。图1.4 美国高等教育研发支出的集中化现象（2012年），选定区域备注：没有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研发支出数据的机构计为零支出。支出是根据核心支出衡量的（GASB会计基础）。N=1 935。来源：基于IPEDS的经合组织计算结果。图1.5 产业资助的公共研究，2009年和2015年在整个高等教育和政府研发支出中的比例备注：阿根廷、奥地利、比利时、新西兰、挪威、瑞典和南非的数据指的是2013年而非2015年。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卢森堡公国、葡萄牙、西班牙和土耳其的数据指的是2014年而非2015年。澳大利亚2009年的数据实际为2008年的，希腊2009年的数据实际为2011年的。来源：OECD研发数据统计库（RDS），2017年4月，欧盟统计局科技数据检索自2017年8月10日的IPP.Stat。图1.6 与高等教育或研究机构协作创新的公司，根据公司规模排列，2010年—2012年来源：OECD科学、技术和工业记分板，2015：发展与社会创新，数据于2015年检索自http://dx.doi.org/10.1787/sti_scoreboard-2015-en。
集中性也可以反映出与尺度和规模相关的一系列因素组合。有一些框架因素需加以重点考虑，如城市的规模分布，以及某些经济要素诸如声誉等。政策有双向作用，可以进一步推动集中性，也可以提升公平性，某些政策如基于绩效的合同、相对于教育的研究经费的增长以及与HEIs和PROs相关的产业协同等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此外，机构立足自身发展而出台的政策也很重要，如更加重视“明星”科研人员的招聘，以更有效地推动教育、研究和企业的深入合作。HEIs正进行着使其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各种改革……
HEIs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定位有路径依赖性，它与中长期的结构性经济因素存在着密切关联性（Mowery和Sampat，2005）。因此，高校和公共研究机构一方面具有非常显著的异质性，而另一方面却很难改变，这一点就不足为奇了。HEIs面临的压力不仅是测量和量化它们对教育和研究的贡献，还有对用户（学生）、创新和公民社会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外部压力迫使高校自身进行创新，并更有效地阐明其不同的职能表现，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并为其繁荣发展提供可靠保证。……导致政策和激励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和张力
随着高等教育、公共研究和创新等相关领域的不断改革，事实已证明，在政策和激励的方向方面可能存在冲突。在研究方面，为了科学进步而展开的全球竞争推动政府激励在研究和教学上也更加以刺激鼓励精英为价值导向，导致研究资助和高等教育政策的精英模式把高校锁定在“脱离国家、城市和地区的高校”的发展道路或模式上（Goddard，2016）。
在教育方面，专科学校向高校或者应用科学高校的转换或升级，也扩大了高等教育的竞争格局，推动院校更好地实现其自身价值，以向市场提供更有差别化的教育产品。传统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政策关注的是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成功贡献，或者是对高素质毕业生的培养。生源竞争和政府问责制的压力也使得高校注重通过评估框架促进教学的卓越。与此同时，诸如大规模在线课程等教学和技术工具也改变了教育的商业模式，并给学校的资金和学费配置带来了挑战。
在创新方面，大多数政策在过去10年里都集中于通过立法改革提高研究创新的贡献（例如《拜杜法案》），通过支持技术转移办公室发展或公共研究和产业之间的其他接口来优化软环境与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此外，与公共研究的合作，无论是以科学的形式推动公共研究成果转移到产业界，还是通过公私伙伴关系等需求拉动措施，已经成为创新政策的主要导向和重点。即使是支持企业研发的政策也越来越多地瞄准公共研究与大小公司之间的合作。高校的创业精神是促进知识吸收和传播的重要手段，而不在乎自身的繁衍
创业政策也作为一种手段，通过注重知识的应用而非其衍生绩效来提高教育对创新和社会的相关性。鼓励HEIs不仅要教育和培训企业家应用知识，而且要在校园中实施创业活动。例如，在挪威，所有的HEIs都有创业教育，无论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学习计划，还是作为一门课程嵌入其他课程中（Borlaug等，2016）。这是一种理性的发展，因为创业是HEIs发展知识创新的主要渠道。俄罗斯国家研究型大学高等经济学院为不同专业的学生提供了创新的相关课程，以提高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兴趣。
与此同时，知识三角框架认识到，研究、创新和教育政策之间既有潜在的互补性，又存在潜在的冲突。为了缓解这些冲突，国家政策制定者、资助机构和学校之间必须加大整合和对话力度。1.2 国家政策尤其是多层次治理结构需要加强
知识三角框架假设，教育、研究和创新三角关系中每一条联系都可以通过平台和流程之间建立桥梁而得到加强（Sjoer等，2011）。在国家层面，教育、研究和创新政策的协调非常重要。在许多国家，这种协调是通过部际理事会或通过战略文件（即创新战略文件）进行的，为共同政策行动指明方向。但是，区域政府和越来越多的市政府也需要协调。HEI生态系统的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委员会的资金和管理能力对区域性参与者在转向创业生态系统的效能上有着重要的影响（E. Stam等，2016）。
不同的资金、管理、评价和评估系统是政府政策可以测度不同类型HEI使命定位的一种方式。根据对高教机构的调查，Reichert（2009）发现不同欧洲国家的矛盾的政策信号与回报机制意味着不同的HEIs会优先选择那些最容易获得资源的方向，因而其研究方向趋向相同的领域，即使在那些有明确的政策和工具来追求多样性的国家亦是如此。资金的孤岛模型是知识三角交互的障碍
许多国家已通过法律改革，赋予了高等教育机构更大的自主权，使机构对资助基金的内部分配、战略议程设置和机构发展有更多的控制权。与此同时，伴随而来的是体现为绩效评价和机构评估的责任。赋予HEIs更大自主权的必然结果是，协调和整合高校多重职能的任务落在了高校本身。
然而，各职能部门的经费资助和政策的孤岛模式并不能自动促发机构众多任务使命之间的协调推进。这完全对高校调整任务和创建不同任务之间的交互预设了过大的期望（Benner等，2015）。这样导致了双（有时甚至是支离破碎的）治理系统的出现：制度的选择是由内部治理结构决定的（如校长、院系和部门），但其会受到外部与立法、质量保证和经费资助相关的（超）国家和区域政策的影响。包括经费以及评估在内的实施政策必须明确表彰和奖励创新活动
此外，诸如项目资助、高校绩效合同和研究评估活动等治理机制——这些是增强HEIs问责制的常用工具——可能包括对知识三角的一个或另一个元素的偏向。以爱沙尼亚为例，对基于项目的竞争性资金的依赖已经不利于激励“第三使命”活动，因为需要争取竞争性资助经费的时间花费太多，以至于只剩下微乎其微的时间来参与活动。
虽然在政策目标导向上明确关注创新很重要，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包括资助和评价相关机制，必须明确承认和奖励创新活动。事实上，为了弥补这一点，西班牙等一些国家已将开展“第三使命”活动列为绩效评价的一个明确维度。虽然在其他国家，此类目标仍是次要的。这些机制通常仍然集中在教育和研究方面，其他维度的需求并未在资助机制中得到适当反映，那么紧张局势还是可能会出现。瑞典的情况就很能说明问题。虽然政府同意将第三使命活动作为高校的明确目标，许多高校仍在努力分配资源以实现这一目标。1.3 知识三角方法需要现代化的制度管理和领导
许多改革，如绩效合同的实施，已帮助HEIs提升了其战略规划能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资助环境，并在全球研究和教育市场中立足。对HEI生态系统的案例分析表明，采用知识三角方法不仅要在高校层面实施，而且要在更广泛的HEI生态系统中（即职业/技术学院、公共研究组织、集群、区域发展机构）实施，采取现代管理实践和领导能力。在一些案例研究中观察到的另一个障碍是，机构征聘和评估系统中的知识三角实践缺乏激励因素（Borlaug, B. Siri等，2016）。
许多院校对不同职能的管理参差不齐。虽然有些院校擅长管理研究活动和从事与产业相关的研究活动，但它们不擅长与当地社区和非营利组织接触。各院校应采取更具战略意义的方法来管理其不同的资产和能力。管理多样化资产的一个例子是“地理学习空间”或“知识集群”的发展，这被定义为教育、研究和商业在同一地理环境中的共同发展。卑尔根大学周边有一个强大的商业社区，并通过在校园内与IT公司和媒体公司一起举办一些活动来共同创造，积极参与其中。学习空间和知识集群必须提供物理空间，而不仅仅是网络。学生能够在这些知识集群中参与企业合作。调动知识三角各参与者和资源需要多元化和领导能力
高校必须支持多样化发展，这意味着要从共享管理模型向管理者转变。高校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在管理和利益相关者方面做出决策。然而，要找到合适的研究、第三使命和知识转移的激励因素，制度变革和政治领导力更为必要。1.4 基于地理位置与区域维度的知识三角政策知识三角必须嵌入一个在本地和全球均具有开放性的地理空间
高校遍布城市、地区和国家。但是，与地区或国家的行政界限不同，高校没有边界。高校支持学生和研究人才在本地和全球市场发展。技术发展使得教育以MOOCs方式在不同地区拓展，研究通过国际数字网络和人才流动得到深度开展。以地方为基础的政策目的在于引导HEIs的活动适应当地包括创新的需要。将自主权和经济发展政策下放给机构和地区已自然而然地让机构和地区的教育、创业创新政策更加贴近世界水平，世界高等教育政策一直具有很强的区域或地方维度，即使一些引领性机构已脱离它们的环境。
尤其是在落后地区，人们期望高校能起到促进结构变革的作用。例如，法国的政策旨在增强高校对当地的影响；高校应该推动与中小企业建立伙伴关系，并积极向初创企业发放许可证。在德国，定量证据表明知识三角的发展对周边地区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不来梅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研究型大学提升了学术排名，而其他应用科学高校致力于满足区域产业的需求（Daimer和Rothgang，2016）。中国已发展出国家级“创新示范区”，如中关村、东湖和张江，以链接区域发展教育和研究。
为了做到这一点，HEIs越来越多地将地方利益相关者吸引到高校董事会来筹集资金。然而，本书中的案例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机构可以让HEIs在为其提供公共服务职能、经济发展、城市规划或“智慧城市”的倡议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在荷兰的埃因霍温地区，Brainport基金会的案例就很能说明问题。它不仅负责HEIs，同时还联合公共研究组织、职业教育和私人组织一起促进区域发展。HEIs在区域中的作用还取决于参与者的相对权力和动机；在政府推动的模式中，创业型大学有助于发展现有产业，并根据政府的奖励创造新的产业。在一个由行业需求推动的模式中，高校可以在产业合作中寻求机遇（Lindqvist 等，2012）。1.5 拓展高校排名和影响评估以表彰知识三角交互目前的知识三角交互测度关注点在研究和教育上，而不是第三使命活动
高校创新的贡献也依赖于机构和政策制定者用以激励和衡量绩效的指标。如果高校是根据学术水平的指标来评估，那么卓越研究就是回报。如果高校得到资助和评估，以促进诸如创新和当地经济发展的“第三使命”活动，那么高校将统筹部署以实现这一目标。
获取资助经费、绩效指标和评价做法的多样性使执行和计量知识三角活动困难重重。不仅HEI的资金来源越来越多样化（来源于国家、区域、国际、商业和慈善机构），而且资金的属性也越来越多样化（机构补助金、基于项目的竞争性经费或基于合同的产业界经费）。这种多样性也反映在监测基金使用和影响的指标和度量中。
评估结果可作为研究机构的机构经费分配依据。而竞争的资金流经常鼓励研究成果扩散到社会，使用的指标将根据出资者的项目或报告的要求各不相同。然而，在某些情况下，知识三角活动不被囊括在评估标准中。因此，评估HEIs的指标是预先确定的，偏重于资金来源的目标/标准。
为了衡量更广泛的影响，减少绩效评估局限性的一种方法在于确保绩效测度系统的透明度和稳定性（经合组织，2016）。
诸如经合组织—欧盟推出的创新自我评估工具（OECD-EU HEIs Innovate）可以帮助高校基于一系列指标、指导和良好实践对创业绩效进行自我评估。土耳其的创业和创新高校指数，旨在增加高校的创新和创业活动，制定了与高校合作的指标，以此作为获得支持和合法性的手段。自2014年以来，在英国，20%的研究成果是基于研究卓越框架下的大学影响案例研究，该框架将研究资金分配给机构。这些是拓宽标准的一些方法。然而，评估时应确保限制评估机构和被评估机构的成本，以便实现可持续。
替代性指标，如产业下载的高校出版物，以及高校教师下载的产业出版物，成为测度知识利用的一种方式。数据可视化工具被用于确定科学和产业之间的协作模式，例如联合出版物的数量、引文以及每个学术产出的专利比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教育和技能局正在启动基准高等教育系统，该系统将在一系列活动中衡量高等教育系统的绩效，并解答绩效差异的原因之所在。结论知识三角发展策略需要量身定制，对于机构来讲没有万能之策
总之，知识三角的“最佳”形态可能因国家、地区和院校而异，但本书已经确定了一些国家政策、高等教育和院校的共同原则。其中一些是众所周知的，例如为院校提供奖励，资助研究人员从事第三使命和创新活动；使用适当的指标衡量知识三角的交互。由于内部领导和管理差距或政策信号和激励措施的冲突，许多机构和政府在执行方面仍然落后。正如西班牙研究和创新副部长Carmen Vela Olmo在知识三角高级会议上所说，是时候开始采取行动了。知识三角只有在一个运转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中才能发挥作用。这意味着各部委、高等教育机构、地方和区域政府之间的多层次治理安排必须确定利益相关者各自的作用，同时使他们能够承担责任。最后，知识三角互动和网络的有效治理需要区域商业领袖的投入，并对该区域做出长期承诺。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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