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厉以宁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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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经济史文集(第5卷)：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试读：
导论
一英国的极盛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史，是这个曾经煊赫一时的殖民帝国不断衰落和解体的无情的记录。英国经济的衰落和英国殖民体系的瓦解，是一个不依英国资产阶级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从这一点来说，研究二十世纪英国经济的变化与研究十八至十九世纪的英国经济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对二十世纪英国经济的研究，可以清楚地说明一个历史上最早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最早确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最早进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在达到它的极盛阶段之后，遇到了哪些矛盾，这些矛盾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们怎样使英国经济从高峰一步一步衰落下来，以至于陷入当前的困境，患上了所谓“英国病”。“停停走走”的经济、通货膨胀—失业并发症与国际收支危机的交织、收入分配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分权主义日益严重的趋势，这就是“英国病”的主要症状。虽然其中某些症状在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有所表现，但在其他任何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症状都不如在英国那样严重。“英国病”不等于一般所谓工业化以后社会的病症，而是最早实现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病症。“英国病”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衰老症”。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衰老”固然是英国患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英国病”的社会经济含义，要比这广泛得多、深刻得多。因此，对于现代英国经济所患上的这种“英国病”，不能停留于一般性的讨论和分析，而应当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着手分析，这就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主题。
本书共分上下两编。上编的标题是：“问题何在?——‘英国病’的诊断”，下编的标题是：“回春无术——‘英国病’对策的剖析”。上编首先探讨英国经济“患病”的经过，叙述英国的“病史”；接着从“世界工厂”的遗产、殖民帝国的后果、福利国家的负担和传统精神的枷锁这四个方面，对“英国病”的根源进行分析。上编各章所得出的结论是：英国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曾经成为“世界工厂”；英国在将近四百年的时间内，通过海上霸权的确立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英国由于工人运动开展较早和工会力量的强大，以及由于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思想的严重影响，在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而采取的福利措施的条件下，福利国家的主张不仅较早得到传播，而且也被几个资产阶级政党接受，作为施政的目标；此外，英国历史上资产阶级与封建王权、贵族势力之间的密切联系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使得英国上层建筑领域内长期保留了不少旧的东西，使英国有一个倾向于保守的文化传统；——这一切都对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英国是最早进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国家，“世界工厂”的地位曾经是英国经济的骄傲，但它同时却给英国留下了陈旧的生产部门、墨守成规的技术、落后的经营管理方式等遗产，成为英国工业发展过程中的阻力。殖民帝国的“业绩”曾经是英国资产阶级引以自豪的东西，它也确实给英国资产阶级带来庞大的财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因殖民扩张而建立的大英帝国解体了，然而它给英国留下来的一大堆问题，至今仍然使英国的统治集团深为苦恼。畸形的经济结构、资本和人才的外流、国际收支的恶化、海外利益集团的“离心离德”，凡此种种，莫不是当前英国经济中无法回避的难题，它们也都是殖民帝国的后果。福利国家原是企图以此缓和国内阶级斗争，有利于维持国内经济稳定的，但福利支出的增加却引起了财政赤字剧增、企业的低效率等等，结果，英国在福利问题上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境地。福利国家不仅变成了压在英国经济之上的一个沉重的包袱，而且是使人们对国家经济前景失去信心的一种销蚀剂。至于传统精神这个历史的产物，也是我们在分析英国经济时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门第观念、等级制度、守成思想等等，从本质上说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相容的东西，然而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仅普遍存在，而且起过重要作用。它们有形或无形地阻碍着英国社会经济中的创新和变革。它们阻碍着拔尖人物在本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使他们或者被埋没，或者不得不转移国外，寻找发迹的机会。所以，总的说来，“英国病”的根子究竟在哪里?根子在英国的历史中。“世界工厂”的遗产，殖民帝国的后果，福利国家的负担，传统精神的枷锁，结合在一起，造成了现代英国经济特有的所谓“英国病”。
本书下编包括以下各章：首先分析二十世纪英国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的演变，说明最近七八十年内，英国的经济政策在“英国病”的各个阶段主要是根据什么样的理论制定的，作为英国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在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这两大方面各有什么样的显著变化；接着从英国经济中已经付诸实施的各种医治“英国病”的对策来论述英国经济的某些问题，这里包括国有化的过程和后果、需求管理、工资与物价管制的措施、企业界的创新和提高经济效率的努力、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试验、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种尝试。我们主要根据英国经济中的实际情况来说明这些医治“英国病”的处方的无效性，以及它们使“英国病”的病情复杂化的原因。实际情况表明，“英国病”不是在现存英国制度之下所能医治得了的，企业、工会、政府“三伙伴关系”的协调只不过是少数人的心愿；改良主义色彩的各种结构改革的尝试同样无济于事；北海油田的开发起不到使整个国民经济好转的作用，技术创新也不可能成为灵丹妙药。特别是，这一切对于信任危机是无能为力的。看来，停停走走的局面将继续存在，通货膨胀—失业并发症与国际收支危机的交织不可能消除，低效率的难题不可能得到解决，而地方分权主义的倾向则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英国衰老了，她像一个患病的老妇人一样，蹒跚地走向八十年代。即使英国资产阶级及其各个政党竭尽一切努力来进行修补，英国经济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相对地位还会不可避免地进一步下降，“英国病”难以摆脱。英国将不得不继续吞咽它作为世界第一个进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国家、最大的殖民帝国以及自诩为典型的福利国家种下的苦果。
以上就是本书的基本论点。这个基本论点在某些方面与当前某些研究英国经济的国外学者持有的看法相似，不过在论证上有所不同。在本书的有关章节中，我们将会分析国外学者的某些论断并给予评价。但在国外，至今还有一些人根本否认“英国病”的存在。例如1978年4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举行的一次关于英国问题的讨论会上，勃兰克（S.B1ank）的观点就是十分引人注意的。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英国经济不仅不是一种病态的经济，而且可算得上是欧洲的第一个经济奇迹，因为从劳动生产率、工业投资、生活水平和国际注1收支方面看，英国比过去都大大改善了。这里显然涉及如何看待战后英国经济的变化的问题。我们不打算简单地否定这种解释。我们认为，只有在结合英国经济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时，才能对问题作出正确的解释。这也就是我们在书中强调历史过程分析的一个原因。二
虽然历史过程分析应当成为理论和政策分析的背景，但我们不准备采取传统的编年式或大事记的写法，而宁肯采取这样一种论述方式，即假定这七八十年间英国经济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对本书的读者来说是已知的，并假定读者已具备一定的英国经济史知识，无需我们从头叙述。我们相信读者可以在一部较详细的现代英国史或现代英国经济史教科书中找到有关事件进程的叙述。
假定最近七八十年间英国经济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对读者来说是已知的，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打算把本书写成一本不涉及具体历史事件的关于英国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著作。那不是本书的目的。至少从主观意图上说，我们力求做到理论和历史的综合考察。在本书中，有两章是按年代顺序写的，一是第一章“历史的回顾：帝国在解体中”，另一是第六章“二十世纪英国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这两章都从二十世纪初年写起，按时间顺序，一直写到七十年代末。相同的是，这两章都是作为引子（上下两篇的引子），为紧接着的几章提供一个历史背景。不同的是，第一章所谈的是这七八十年间英国怎样逐渐衰落下来，怎样患上了特有的“英国病”，病情怎样越来越恶化。第六章所谈的则是英国资产阶级及其统治集团怎样制定确保英国的既得利益和医治“英国病”的对策，以及作为这些对策的指导思想是怎样逐步形成的。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史，在我们看来可以划分为这样五个阶段：（一）极盛时代的尾声（1901—1918年）；（二）“英国病”的初期（1918—1929年）；（三）危机和战争的双重打击（1930—1945年）；（四）帝国解体过程中的惨淡经营（1946—1967年）；（五）“英国病”的激化（1967年以后）。本书第一章和第六章都按照这样的阶段划分来撰写，论述的方式是统一的。这样，对其他各章所着重探讨的经济理论问题的了解，可能有所裨益。
我们在把最近七八十年的英国经济史分为上述五个阶段时，为什么不以1917年作为一个重要的划分阶段的标志呢?对于世界历史进程来说，1917年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它标志着世界历史中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但在具体考察英国经济史时，无疑可以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以后经济发展过程的不可低估的影响。英国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者。英国赢得了战争，但输掉了帝国。当最终打败德国的胜利喜讯传到伦敦时，英国朝野上下的那种兴高采烈的情绪，以及巴黎和会上英国代表以胜利者自居的那种盛气凌人的态度，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这已经是帝国解体的序幕，帝国再也不能按照以往的那种方式统治下去了。所以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的角度来看，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都是英国经济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前一阶段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就已存在的各种尖锐复杂的问题，这时充分暴露出来。
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年）是英国经济的极盛时代。1851年伦敦博览会的开幕，向全世界表明了英国在工业和技术方面当时所处的领先地位。十九世纪的下半期英国经济仍以中等的速度持续增长。八十年代以后，英国并不因美国在工业生产总值和煤、钢等重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超过了自己而感到不安，因为英国的海上霸权和殖民大国的地位还不曾受到威胁，英国在武器生产和造船等重要工业部门方面仍占据优势，特别是英国在国际金融方面的地位是非常稳固的，它不认为美国经济力量已经成为足以动摇自己的地位的挑战者。在庆祝维多利亚女王临朝六十周年的盛典时，英国资产阶级仍是那样充满了信心，似乎今后的一切都会像过去一样地顺利。1901年左右，英国的极盛时代达到了顶点，以后它再也没有越过这个极限。
1899—1902年的英布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结束。英国把南非这块垂涎已久的土地纳入了自己的统治范围。英布战争已经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一次战争，是英德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不久以后在世界范围内争夺霸权的大战的一次预演。从英布战争结束之日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英国大体上还保持了十多年的好光景。这就是本书第一章和第六章考察的第一阶段；我们称之为“极盛时代的尾声”。这种提法是有一定根据的。从表面上看，这段时期似乎还是平静的，帝国的威风不减当年，例如在摩洛哥危机中仍能对德国施加一下压力，迫使它作出妥协。当时的英国经济还是活跃的、有起色的。然而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德国的工业产值超过了英国；美国与英国之间的差距拉大了；电机、内燃机、化学工业等新工业部门中，英国显得越来越落后于其他先进工业国。不仅如此，英国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越来越加深，英国经济的食利者的性质越来越明显，英国国内经济结构的缺陷暴露得越来越充分。因此，即使英国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但大战对英国经济本身则是沉重的打击。英国并没有通过战争而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更不用说恢复维多利亚时代那种极盛的局面了。
1929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英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国家一样，受到这次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但对英国来说，从1929年起，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尤其值得注意。这一方面是因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英国就已经患了“英国病”，经过1929年危机的打击，病情恶化了；另一方面则因为英国资产阶级为了应付经济危机，防止“英国病”的恶化，在政策和企业经济活动中都开始了一种新的趋向。这就是由自由放任政策转向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以及企业垄断化和技术改造的加紧推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英国经济的打击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打击厉害得多。英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控制大大削弱了。1945年起，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加速了英帝国的解体。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殖民统治，为了使自己的经济适应于战后的新的国际形势，同时也为了尽快地恢复战争给英国经济造成的破坏和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英国采取了一系列不同于战前的经济政策，三十年代产生的凯恩斯经济学从这时起在英国奠定了正统的地位，成为英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理论依据。凯恩斯主义与费边派思想的结合、需求管理与福利国家措施的并用，又成为战后英国国内经济政策的特征。从1945年到1966年，英国在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国内和国际经济关系都得到了某些调整，经济一般说来还是比较平稳的，不曾发生过较大的震荡。这段时间内英国所发生的经济危机既不像三十年代危机那样猛烈，也不像七十年代那样错综复杂。
1967年前后对英国经济而言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状况受到美国经济显然恶化的影响，以及英国经济中前一时期积累下来的各种问题的大暴露，战后二十年的比较平稳的局面再也维持不下去了。以1967年英镑贬值作为信号，英国经济转入了停停走走、通货膨胀—失业并发症与国际收支危机交织的“英国病”新阶段。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从此不得不穷于应付越来越困难的处境。但一个个处方都收不到预期的效果，“英国病”仍在继续深化的过程中。
由此可见，把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分为上述五个阶段，是基本上符合英国经济发展和变化的实际状况的。三
纯经济分析方法认为影响经济变化的仅仅是若干经济方面的因素，而假定社会、制度因素和政治因素是已知的、不变的和不介入的。这种分析方法显然不足以说明实际的经济变化状况。
我们认为，在分析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并对“英国病”的原因、过程和后果作出理论解释时，应当联系与英国经济变化有关的技术方面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加以探讨。例如：
第一，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迅速进步与“英国病”的深刻化和复杂化有什么关系?英国经济怎样去适应这种世界性的技术进步，而世界性的技术进步又怎样影响着英国经济?当前的“英国病”能否通过另一次巨大的技术变革而有所起色?或者说，创新浪潮能否使英国经济再次进入高度繁荣?
第二，三十年代以后，英国政府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那么，政府所起的越来越大的作用与“英国病”的深刻化和复杂化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根据英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来判断，能不能这样认为，政府的干预和调节既有加重“英国病”的一面，又有暂时缓和“英国病”的某些症状的一面?反过来看，“英国病”的持续和发展曾经在哪些方面促使英国的政治结构发生变化，并且正在或将在哪些方面影响英国的政治结构?
第三，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非正统的经济学说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们与“英国病”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它们代表着英国资产阶级中哪一部分人的利益，反映着哪一部分人的愿望?在“英国病”日益严重和资产阶级学者对之束手无策的新形势下，那种憎恶工业文明、谴责现代化的经济思想，为什么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英国竟会出现，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去研究吗?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在经历了凯恩斯时代之后，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会逐渐抬头，国家干预主义思潮的阵地则似乎有所收缩?这又应怎么解释？
第四，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一般的社会思潮对英国经济的变化有何影响?例如，门第观念在英国确实是存在的。在分析美国经济时可以把类似的问题搁到比较次要的地位，而在分析英国经济时却不可能回避它，因为它与社会职业的流动性、利益集团的构成、移民以及与此有关的资本和人才的外流等经济问题密切有关。又如，守成思想在英国也比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浓厚些。关于这些，部分是由于英国近代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形成的民族优越感至今仍然起着作用，部分是由于英国作为第一个进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国家长期保存着历史的遗迹，所以墨守成规、抵制创新、维持现状的思想牢固地支配着较多的英国人。这些对于“英国病”不是没有影响的。
我们在分析二十世纪英国经济时，准备联系到上述这些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我们希望把本书当作对二十世纪英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综合考察的结果。换言之，我们在这里所试图进行的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我们把对“英国病”的研究当作一门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学说史、经济史、社会学都有联系的边缘学科来看待。我们愿意在这方面作一些尝试。四
要研究“英国病”，就必须把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放到世界经济的格局中加以研究和分析，而不能离开世界经济来孤立地讨论英国经济的变化。现代英国经济总被看成是开放经济的典型。应当从英国经济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出发，研究英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关系，进而说明“英国病”的特殊性和难以在现存制度结构之中得以消除的原因。
从历史上看，英国经济与欧洲经济是不能分开的。英国经济最初是以欧洲为原料产地和主要市场发展起来的。英国经济不可能离开欧洲。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欧洲对英国经济的重要性相对说来有所下降，其时间大约为一个世纪左右。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英帝国的逐渐解体，欧洲对英国经济的重要性又不断增加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这时英国经济之需要欧洲超过了欧洲经济之需要英国。英国终于“回到”了欧洲。这不单纯是历史的循环，而且是历史的嘲弄，因为英国被认为是在趾高气扬、活力正旺的年头“离开”欧洲的，当她“返回”欧洲时，却是老态龙钟，病魔缠身，步履维艰了。
英国经济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同样被认为是富有戏剧性的。那种把北美十三州脱离英国而独立说成是英国从此注定走向衰落的论点，未免渲染得太过分了。那种把南北战争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美国范围内的确立看作对英国经济的致命打击的说法，也近乎是夸张。事实上，十九世纪后半期美国西部边疆的开发，确实是促进英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有利因素。边疆是资本的天堂，是英国资本的天堂，这是不可否认的。从经济角度来看，十九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在一定意义上仍可以被看作是欧洲资本（其中首先是英国资本）的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局面改观，而这正是“英国病”开始的年份。从此，在大西洋的这一边，帝国在解体，“英国病”在加重；在大西洋的那一边，暴发户急剧兴起，金元势力迅速扩张。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连平分秋色都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想。不了解英国经济与美国之间这种关系的变化，也就不可能了解英国经济之所以“离开”欧洲而又“返回”欧洲的过程。
英国历史上长期经营而建立起来的殖民大帝国，是建立在宗主国的绝对军事优势和经济优势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军事优势和经济优势就是当时维持殖民帝国的基本手段。所谓古典式的殖民主义方式，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是最为典型的。然而，自从英国经济相对衰落，军事优势开始削弱，经济优势也逐渐消失之后，昔日建立的殖民体系主要靠什么来维持呢?特别是对那些经济上有较快发展的移民殖民地，靠什么来加强其向心力，减少其离心力呢?因此，英联邦的建立和扩大，只能被看成是衰落中的英国用以维持过去的殖民体系的一种新方式。英联邦的建立和扩大，自始至终与“英国病”的深刻化和复杂化不可分开。没有“英国病”，就不会出现英联邦。但实际上，英联邦的建立和扩大对于“英国病”来说，具有双重的作用：既有减轻“英国病”某些症状的作用，同时又有加深“英国病”的作用。这两方面的作用中究竟哪一方面是主要的，要随英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中其他条件的变化而定。
以上是分别从英国同某一特定地区或国家的关系来探讨的。要弄清楚二十世纪英国经济在整个世界经济格局的地位，还应当研究英国经济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周期变动之间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几次重要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固然需要考察，当前的经济危机，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的并发症更值得研究。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经济理论问题，这就是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从一国向一国的“传递”机制的问题。若干次经济危机并非首先爆发于英国，但“瘟疫”是怎样“传染”给英国的?它又怎样从英国“传染”给另一些地区和国家?应当怎样解释这些问题?我们准备在评论当前西方经济学界某些流行的观点的同时，提出自己的不成熟的看法。五
根据实际情况出发来分析现代英国经济，这是研究英国经济问题时应当遵循的科学态度。
我们可以看到：三十年代大危机之后，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曾发生过类似的大危机；英国的生产力发展速度虽然相对落后于其他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但它仍然是在发展着，而且其速度大于五十年以前的那些年份；英国国民的平均收入仍然在增长；严重的失业和通货膨胀还不至于使英国经济陷入崩溃的境地；资产阶级政府的福利措施尽管有很大的欺骗性，并且对社会经济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但不能认为它们在维持低收入者的最低限度生活水平方面不起作用；狄更斯时代的那些凄惨景象即使还可以发现，谁都不再认为它们仍具有普遍性；……对这一切，我们不仅要承认它们，更重要的，是要对它们作出解释。我们既要指出二十世纪英国经济的严重问题及其面临的在现存制度结构之内无法解决的难题，也要说明当前英国经济中出现的某些新情况，它们形成的原因及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在理论上，这里有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今天英国的生产关系是否还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第二个问题是：在二十世纪的英国，是否存在着一些阻碍着英国经济的衰落，使之不至于崩溃的有力因素?说得更明确些，是什么力量在挽救着英国，使它在帝国解体的过程中不至于陷入经济破产的境地?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不能说今天英国的生产关系已经完全不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了。具体地说，三十年代英国企业结构和经营管理方式的重大变革，以及六十年代以来这些方面的再一次重大变革，从本质上看是垄断资本统治的加强的结果，但也未尝不是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采取的调整生产关系的措施；战后英国在收入分配领域内实行的“民主社会主义试验”，以及在所得税、遗产税等方面的所谓改革，无疑是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缓和国内阶级矛盾而玩弄的新花招，但不能否认这些也是分配形式的某种程度的调整，以便借此多少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此外，五十年代以后，英国经济中的一个十分显著的变化就是保守党执政时开始的计划化的进行。这是资本主义计划化，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反映，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英国经济相比，集中计划管理和计划调节工作的出现应当被看成是生产关系一定程度的变化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指出：“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注2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可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变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的特征，不能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停滞不变的、僵硬不动的。当然，这里所谈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决不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而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调整，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之内的、局部的变化。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那就很难了解现阶段英国经济的特征。试问：假定最近二三十年来英国的资本主义关系没有发生上述这些变化，英国资产阶级根本不想把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调整得多少适应于生产力性质的要求，英国的生产力有可能继续增长吗?承认今天英国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还适应着生产力的发展，并不等于否认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或寄生性。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二十世纪的英国是否存在着某些阻碍经济衰落的有力因素。在我们看来，这种因素的确存在，并且正在发挥有力的作用：一个因素是英国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另一个因素是英国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意识。
一个国家，如果本国人民中大多数人科学文化水平很低，愚昧、盲从、迷信，如果他们还受到封建专制意识的严重束缚，他们所处的环境又是扼杀一切科学文化成就的、缺乏资产阶级民主的封建专制、家长式的、法西斯主义的统治，那么，当促使它经济高涨的有利条件消失之后，它的经济一旦衰落，必然急转直下，趋于崩溃而不可收拾。十七世纪以后的西班牙封建经济，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但今日的英国并非如此。
今日英国有较高的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英国人民对国际上新的科学技术成就和英国当前所处的国际地位是有所了解的。守成思想固然存在，但归根结蒂，英国人民能够接受新事物，引进新成果。国际间的密切交往也使他们的眼界比较开阔。另一方面，虽然英国还保留了较多的传统精神的旧东西，如门第和等级观念，但资产阶级民主意识的传统同样是根深蒂固的。列宁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注3天堂，对穷人和被剥削者是陷阱和骗局。”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但由于它毕竟不同于中世纪的制度，所以它还能使英国的统治阶级采取比较灵活的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策略。例如，容许选民在某种条件下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政策公开评论，对丑行进行揭露和谴责，对负责官员的失职行为加以抨击和通过一定程序使之离开职守。这一切都起着多少缓和国内矛盾的作用，同时也迫使英国的资产阶级政府使自己不断去适应变化了的客观形势，而不拘守某种僵硬不变的统治手法。
因此，英国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和资产阶级民主意识，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力量，起着阻碍英国经济崩溃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两种因素的作用，英国经济状况将比目前的处境还要困难得多。当然，我们在分析英国经济时，既要注意到这些因素起着阻碍英国经济顺着下坡路一直滑下去的作用，但也不能予以夸大。英帝国的解体和英国经济的衰落，是由英国经济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上述这些因素的存在和发挥作用，并不能改变总的历史趋势，而是使英国经济向下滑的速度变慢一些，向下滑的过程曲折一些，甚至能够使得在向下滑行的过程中出现暂时的停顿或回升。
那么，英国经济的近期前景将怎样?
正如不能割断现状与历史的联系一样，前景与现状之间的联系也不可能割断。对前景的预测，应当建立在对历史和现状的科学分析之上。我们不把英国经济当作一个封闭经济来看待。英国经济除了受各种国内的因素的制约而外，还在较大程度上受到欧洲、美国和全世界政治经济重大事件的影响。前景预测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一系列可能发生的新情况的干扰。因此，我们只能根据自己所估计到的因素的作用进行探讨，判断英国经济可能的演变趋势，而不可能有更多的奢望。
在预测英国经济前景时再追溯往事，应当说是很能引起人们兴趣的。
四百年前，当德雷克的海盗船完成了公海上的劫掠，耀武扬威地返回英伦，向伊丽莎白一世奉献自己的贡物的时候；二百年前，当英国军队在普拉西战役中击溃印度军队，使印度次大陆逐步沦为英国殖民地的时候；一百年前，当英国买下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票，从而成为东西方交通咽喉的有力控制者的时候，英国资产阶级中有谁曾想到今日英国经济的困境和“英国病”对这个久已染病的“老人”的折磨?历史洪流滚滚向前。它冲垮了不可一世的庞大的英国殖民帝国，但冲刷不掉英国殖民帝国给世界和给它本国经济留下的烙印。痼疾难医，“英国病”将拖下去，这就是英国经济的近期趋势。然而，今天的世界形势以及英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已大大不同于四百年前、二百年前，甚至一百年前。世界在迅速改变着自己的面貌，生产力的发展急剧地加快了。今天的英国处在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中，“英国病”的拖延及其不可能在现存制度结构下治愈的前景，能不引起英国社会各阶层有识之士思考么?我们承认，英国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较高，英国社会上资产阶级民主意识较浓，这些正起着阻碍英国经济顺着下坡路一直往下滑的作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较高的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和社会上较浓的资产阶级民主意识，未尝不是掀起意识形态领域内一场新的风暴的有利条件。这些阻碍英国经济衰落的因素，很可能也成为对当前无法解决“英国病”问题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经济学说进行挑战的有力因素。尽管目前还看不到这场风暴的来临，但今后随着“英国病”的拖延和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冲突将更加尖锐，这是可以预料的。第一章历史的回顾：帝国在解体中第一节 极盛时代的尾声，1901—1918
维多利亚女王在1901年去世。她临朝的六十四年（1837—1901年），是英国经济的极盛时代。她作为这个庞大的殖民帝国的象征，受到了像西塞尔·罗德斯这样狂热的殖民主义分子的崇敬。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六十四年，正是英国在经济上、军事上、版图上急剧膨胀的时期。
在维多利亚去世前的两年，即1899年，英国为了吞并布尔人在南非建立的两个共和国——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而发动了英布战争。支持布尔人的是英国遇到的最有力的、也是当时刚出现的竞争对手——德国容克资产阶级。英国向南非扩张政策的积极推行者罗德斯所说的“帝国就是饭碗问题”或靠“占领新的领土来安置过剩的人口”，只不过是蛊惑人心的一种说法，是英国殖民主义为了独霸世界、注4奴役各国人民的一个借口。实际上，英布战争是英德斗争的缩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预演。它是帝国主义者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而挑起的一场肮脏的战争。索耳兹伯里的保守党内阁为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坚持要在南非确立英国的统治地位，一再投入重兵，终于在维多利亚去世后一年，迫使布尔人在和约上签字。布尔共和国不再存在，布尔人承认维多利亚的继承人爱德华七世的统治权。
至此，英国殖民帝国权势达到了顶点。从西半球的加拿大、英属圭亚那、西印度群岛上的若干岛屿，到新西兰、澳大利亚、巴布亚，到英属婆罗洲、马来亚、新加坡、缅甸、印度和锡兰、亚丁，再到肯尼亚、乌干达、苏丹、南北罗得西亚、南非，一直到西非的加纳、尼日利亚和欧洲西部的马耳他、直布罗陀，这个庞大的殖民帝国是空前的。如果再把受英帝国控制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包括进去，二十世纪最初几年的英国殖民帝国确实是古往今来无与伦比的。
达到极盛时代顶点的英帝国远非当年的罗马帝国或西班牙帝国所能比拟。英国是以自己经济上的强大实力和显著优势而支撑和经营这一大片殖民地的。英国不仅是殖民地的占领者或勒索者，而且是殖民地的经营者，是以资本主义方式来盘剥殖民地的“精明的”宗主国。源源流入英国本土的投资收益和商业利润，加强了英国的经济实力。不仅如此，到二十世纪初年，英国把自己的殖民地和保护国同本土一起，结合成为一个有机的生产体系：英国向这些殖民地和保护国输出主要工业部门的产品（铁路车辆、钢轨、机器、棉毛织品等），而从后者输进原料（棉花、羊毛、有色金属）和食品。
在这极盛时代的尾声，英国并未因美国和德国在工业生产总值或某些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超过自己而受到实际上的威胁。伦敦城仍然是世界金融的大本营，伦敦城的一些著名的家族，像洛特希尔德、巴注5林、巴克莱、史密斯家族等，势力继续扩大。英国的金融巨头们是当时世界上最权威的人士。1907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也不曾动摇英国在世界金融、贸易、海运，甚至传统出口工业品生产方面的领先地位。这个时期内，来自美国和德国竞争的威胁在当时报刊上是被夸大的，其原因在于：一是军火工业的某些资本家认为有必要渲染这种威胁的存在，以促使政府增加武器的订货；二是比较有眼光的资产阶级政客和经济学家从工业生产增长率的国际比较中发现了问题，认为从长期趋势来看，英国现存的经济优势将会难以维持。当然，这些都不等于说在爱德华七世的年代（1901—1910年），英国作为最大的殖民帝国和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国家的优势地位已经被美国和德国所取代。
考察1870—1913年的英国经济增长率，并不能得出英国经济已经衰落或趋于停滞的结论，至多只能认为英国增长的速度相对地落后于美国和德国而已。注6
下面这个统计表可以说明问题：*1871—1913年数字。
经济增长率是不可能反映全部问题的，还必须从资本输出数额的变化和主要工业部门的状况来进一步考察。英布战争以后，英国对外资本输出不断增加，其绝对数额和增长的幅度都大于当时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时期英国的资本输出中，借贷资本输出与生产资本输出同样重要，而且资本输出的增长与出口贸易额的增长是一致的。二十世纪初年在英属殖民地和一些经济上受英国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国家内，掀起了一股铁路建筑热潮。英国作为出口钢轨和铁路车辆的主要国家，捞到的好处最多。当时英国生产的钢轨，有三分之二是供输出的。
作为英国当时工业支柱的三个最重要的部门——煤炭、棉纺织和造船工业，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内都经历过迅速增长的阶段。以煤炭工业而言，尽管机械化程度不如美国，但投资、产量和出口数量都有很大增长。棉纺织工业的情况与此类似。1905—1908年间，英国新建成的棉纺织工厂约一百二十个，它们共拥有纱锭一千万至一千二百万枚。这个数字超过了当时德国棉纺织工业纱锭的总数。在英国棉纺织工业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段时间有这样高的生产能力增长率。在造船工业中，由于军事订货的增加和世界海运业的急速发展，拥有当时最先进造船设备的英国各大造船厂处于兴旺时期。正是在这些造船厂中，造出了当时英国海军实力的标志——无畏舰，以及世界第一流的货轮和客船。1905—1907年是英国造船工业空前活跃的时期，每年都有一百万吨位的船只下水，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造船注7业的兴旺是这些年英国经济繁荣的有力支柱。此后，英国造船业的兴旺一直保持到1914年。1905—1914年，英国完成的船舶总吨位超过了本国历史上以往任何十年。这十年是英国造船工业的黄金时代。总之，在二十世纪初年，我们不仅看不到英国这三个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的停滞或衰落；相反地，我们却看到它们的急剧扩大。尽管这种情况被人们称为英国煤炭工业、棉纺织工业和造船工业的最后一次增长热潮，或被称为停滞和衰落前夕的“回光返照”，但这也足以说明，把二十世纪初年的英国经济视为走下坡路的经济的说法，并没有事实依据。
1907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对英国经济确有一定的影响。这次经济危机开始爆发于美国。1900年以来，在美国出现的交易所投机狂热和公司合并的浪潮，以及美国银行信用事业的迅速扩张，促成工业品价格不断上升。但这种高涨的基础是不牢固的，钢铁和建筑材料的生产过剩很快就暴露出来。1907年春天，美国发生了人们竞相抛售铁路公司和工业公司股票的现象，接着发生存户向银行提取存款和银行要求工商业企业迅速偿还贷款的情况。金融危机和工业生产过剩危机交织在一起，并通过美国和西欧国家的信贷和贸易关系，使西欧受到了严重的波及。伦敦当时是世界金融中心，英国是美国的主要债权国。英国资本广泛参预了美国的股票投机活动。此外，英国资本也在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俄国的证券市场上进行投机。因此，1907年经济危机对英国的影响首先是在金融和证券交易领域内，而后通过银根的紧缩、股票价格的下跌、出口量的减少，再影响到英国的工业生产。
由于1907年经济危机是世界性的，英国无论在国际经济的相对地位方面，还是在国内经济增长方面都不是唯一受到影响的国家，因此不能过高地估计这次经济危机对英国经济地位变化的作用，也不能认为通过这次经济危机使英国经济地位或经济政策发生了转折。
二十世纪初年是英国极盛时代的尾声，1907年经济危机只不过是这个尾声中的一段插曲。在经历了1907—1908年波动之后，英国工业很快又继续扩大生产能力和增加产量。英国的资本输出和出口贸易额并未因1907年经济危机而呈现衰落的趋势。1907—1909年间，注8英国的净资本输出仍然达到3.63亿英镑之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资本输出和出口贸易额都是增加的。从1880年到1913年，英国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增加了三分之一。而在国民收入中，归于财产（资本）的比例在1880年是37.5％，在1913年仍是37.5％，但来自国内来源的收入中，归于财产（资本）的比例则由1880年的34%降为1913年的31％。这表明了财产收入增长之中，来自国外来注9源的财产收入增加得更快。这就是对外投资带来的利益。
就英国国内经济的一般状况来看，二十世纪初年英国的经济基本上是繁荣的。1907年经济危机期间，由于生产的暂时下降，失业人数有所增加。但时间并不久，失业率又降到危机前的水平。工商业企业倒闭的户数和破产时的负债额在二十世纪初年没有显著的变化，甚至比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内还有所减少。
英布战争结束后，英国政府的基本政策目标是维持帝国的现存地位和既得利益。既然英国至今仍然是第一个殖民大国、第一个海军强国、第一个金融和贸易大国，来自美国和德国的对英国国际经济地位的实际威胁并不存在。既然英国国内经济仍处于增长、繁荣之中，英国统治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对此相当满意，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的政策被认为是无需修改的。1905年，自由党重新当政。虽然自由党在竞选中声称要实行不同于前十年一直执掌政权的保守党的国内措施，但事实是：英国的基本国策未变。自由党上台后所推行的海军扩建计划，以维持英帝国的海军优势，防止对英国海军强大地位的实际威胁的产生作为考虑的出发点。因此，它坚持要以超过德国海军实力一倍的方针来限制德国海军的扩张和提高自己的海军的作战能力。自由党上台后加强与俄国的联系（1907年英俄协约是这一联系的产物），其政策目标与保守党执政时加强与法国联系（1904年英法协约是这一联系的产物）的政策目标是一致的，这就是：力图确保英国作为第一个殖民大国的既得利益，使它们不至于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受到损害。
在这极盛时代尾声的最后几年，尽管英国政府的领导人如劳合·乔治之流，总是把“和平”二字挂在嘴边，尽管在海牙的国际会议上，在两次摩洛哥危机、波斯尼亚危机、两次巴尔干战争期间，英国政府总是呼吁“和平”，但这些都不是英国自认为军事和经济力量已经衰落，不得不以迁就和妥协的方式来购买“和平”的表现。英国的态度实际上是相当强硬的，它不准备让步。它认为自己有力量来保卫从远东到直布罗陀，从开普敦到苏伊士的英帝国“生命线”。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中英国带有摊牌性的强硬态度，就是一个证明。这与二十年后，张伯伦匆匆往返于伦敦、慕尼黑之间，为保持“和平”和维护现状而不惜一再退让的情况截然不同，因为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英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非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可比了。第二节 “英国病”的初期，1918—1929
毫无疑问，如果1914年不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就有可能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一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因为在1913年下半年和1914年上半年，存货不断增多，工业品销售量逐渐减少，价注10格呈现下跌的趋势。看来这场经济危机将是普遍性的，英国不可能例外。但从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来分析，还不能得出正在来临的或已经逼近的经济危机促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7年7—8月间爆发的结论。战争的准备过程早已开始，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一经形成，它们随时有可能动手厮打起来。这是一场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确定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战争。应该说，两次巴尔干战争都可能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线，因为战争的条件实际上已经成熟。但大战并未因此爆发，这主要是由于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中的每一方都认为自己在未来的战争中取胜的把握还不够大，不妨再等一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可以在经济高涨时爆发，也可以在经济危机或萧条时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与1913—1914年的经济形势并无必然的联系。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显著的不同。道理是很清楚的：二十世纪初年，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不存在大规模的失业人口和长期萧条现象，它们没有必要把用战争来刺激经济作为摆脱长期萧条的手段。
战争终于因萨拉热窝暗杀事件而诱发。促使英国直接参战的理由并不是对塞尔维亚命运的关心，也不是对比利时无故遭到德军入侵的同情，而是出于英国当时基本国策的考虑，即维持帝国的现存地位和既得利益。在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如果听任德奥联军囊括巴尔干半岛，打通到伊斯坦布尔的陆上道路，英国在中东、近东甚至印度的利益就会遭到直接的损失，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另一方面，如果容许德军侵占比利时，击败法国，独霸西欧大陆，那么英国的经济利益将受到严重的威胁，英国将被孤立在欧洲之外，甚至英伦三岛的安全也失去了保障。因此，英国必须为帝国利益而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所不同的另一点是：1914年，英国政府在号召本国人民参加战争时，并不像1939年那样把战争与制度的选择（资产阶级民主制还是法西斯制度）、意识形态问题（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还是纳粹主义）联系起来，而是在抽象的“公理”、“正义”、“人道”的幌子下，要公民们为帝国的荣誉而战斗。
这是一场为维护英国殖民帝国的既得利益的战争，但却是一场对英国来说得不偿失的战争。
表面上看，当英国投入战争后，与军事有关的部门由于得到政府的大笔订货而迅速增长。劳动力供给也显得十分紧张，各部门普遍感到人力不足。军事工业与某些重工业部门的利润大大增加，股票行情上升。然而，即使从英国国内经济状况来分析，英国也为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庞大的军费开支使财政赤字剧增。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英国不仅大量增发公债，而且增加了纸币的发行量。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迅速增加。停止银行券的黄金兑现，实际上等于结束了传统的金币本位制度。英国的战时通货膨胀是严重的。物价普遍上涨。
问题不限于此。庞大的军费开支以及向国外购买军需物资和居民生活资料的开支，使英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发生急剧变化。特别是由于战争期间英国传统出口品生产的减少和出口贸易额的大幅度下降（特别是棉纺织品、煤炭和机器出口总值的下降），英国不得不靠变卖自己持有的一部分国外有价证券和向美国借债来弥补国际收支逆差。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国和美国在国际金融中的相对地位颠倒了过来。英国从对美国的债权国变为美国的债务国。伦敦不再是世界唯一的金融中心。英镑的稳定地位因英国的金融实力的削弱和英国国际金融地位的下降而发生了动摇。
极盛时代的英国不仅是金融实力和传统工业品出口竞争能力最强，而且也是海上势力最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英国的商船的70%，英国的海军也因战争而大大削弱。正如大战结束时英国失去了国际金融方面的最强国的地位一样，英国也丧失了长期保持的海上霸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英国殖民帝国赖以维持的两个有力的手段——英国的经济力量和英国的海上霸权——大为削弱。虽然英国作为战争胜利者，再次扩大了殖民地面积（前德国殖民地坦噶尼喀、西喀麦隆、西南非洲，前奥斯曼帝国领土的一部分如伊拉克、约旦、巴勒斯坦都变为英国的殖民地或成为受英国统治的地区），并且巩固了自己在东非、南非和中东的阵地，但这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这时不仅英国本身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如往昔，而且整个世界形势也已改观。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埃及都掀起了规模浩大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新的斗争高潮。阿富汗、伊朗等国的人民强烈要求摆脱英国的控制。而在中国和土耳其，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不断高涨的民族解放斗争，也都把英帝国主义当作主要的敌人之一。
当然，如果要说英国殖民帝国这时已无法维持自己的统治，那是不确切的。英国对殖民地的反抗采取了镇压措施，并在镇压的前提下，加紧培植自己的代理人。英国政府清楚地察觉到，不能按照十九世纪的那种方式继续统治下去了，对殖民地、附属国和自治领，开始采取适应于新形势的新统治策略。
对殖民地和附属国，英国统治者感到单靠武力不足以应付战后出现的新情况，于是作出某些非实质性的让步或让步的许诺。例如，在1919年颁布的印度政府组织法中，英国对省一级的行政机构的组织作出某些新的规定，把教育、公共卫生、公共工程、农业之类的事务移交给地方立法机关和对这些立法机关负责的地方官员去办理，这就给予印度资产阶级以较多的参预地方行政的机会。但印度的最高行政权以及省一级的司法、警政、税务大权，仍控制在英国殖民当局或由它任命并对它负责的地方官员的手中。这在实质上虽无变化，但至少意味着殖民统治形式的一种改革。在埃及，鉴于1919年起埃及各阶层人民反英斗争的高涨，英国不得不于1922年取消埃及的保护国名义，承认埃及独立，而只限于在苏伊士运河区继续进行军事占领。在阿富汗，英国由于入侵失败，而在1919年退出阿富汗。在伊拉克，英国也在1921年被迫承认伊拉克独立，而保留驻军权和治外法权等特权。
对自治领，英国所作的让步要大得多。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随着英国的移民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和本地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它们对英国的离心力也不断加强。早在1867年，英国就允许在加拿大建立自治领。1914年，加拿大取得了较完整的国内事务自治权。澳大利亚于1901年成为英国的自治领。1907年，新西兰也获得自治领的地位。英国在南非的开普、纳塔尔、德兰士瓦和奥伦治四个省（州）组成了南非联邦（1910年），作为英国的自治领。这些自治领并不因自己已经争取得到的内部自治权而满足。它们要求扩大自治权和减少对英国的依附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各自治领与英国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基本一致性，这些离心倾向暂时有所缓和。但大战一结束，由于战争中英国力量的大为削弱，离心倾向迅速增长了。正如保罗·纳普伦德曾经指出的，各自治领大规模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行动，不仅刺激了它们政治上分治倾向，使它们进一步察觉到自己与英国本土之间的利益一致性与差距，而且由于各自治领都派出了兵士直接参战，并取得了战果，从而提高了自治领对自己力量的估计，这进一步注11扩大了自治领的离心趋势。但战后，英国资产阶级中一些仍然采取旧眼光来看待各自治领同英国之间关系的人，总希望把各自治领保留在帝国的结构之内，甚至寄希望于建立一个大英帝国联邦，以便用诸如宪法之类的条文把各自治领的离心倾向抑制住。但这些希望全都落空。各自治领在经济方面的发展和自身的军事实力的逐步壮大，特别是它们对英美两国实力对比变化的敏感性，以及它们的离心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的鼓励和支持，使得英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容易地驾驭各个自治领了。1921年的帝国会议通过了不解决任何具体问题的空洞决议，它只是一般性地声明英国与各自治领之间有必要保持联系，并就重要问题定期地举行磋商，而否定了制定帝国成文宪法的必要性。
隔了两年，在1923年举行的帝国经济会议上，虽然通过了有关英国与各自治领经济关系的重新安排的若干重要决议，但由于英国本身政局的动荡，由于保守党内阁的下台和1924年1月麦克唐纳的工党内阁的建立，这些决议暂时未能付诸实施。1923年通过的决议（包括组成帝国经济委员会，以统筹安排英国与各自治领以及印度等地的经济关系），直到1924年年底保守党再次执政以后，才成为事实。1924年年底起，保守党政府执行的有关英国与各自治领之间经济关系的政策的中心思想，是英国与各自治领双方在贸易互惠问题上各作出一定的让步，即自治领的产品输入英国时，要受到照顾，而英国产品输往各自治领时，也应受到照顾。与其说这种措施是放弃自由贸易传统、走向工业保护主义的一个步骤，还不如说它是英国与各自治领之间经济关系的重新调整，因为这意味着力量削弱了的英国为了适应战后的新形势，不得不使自己与各自治领处于接近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就这一点来说，这种关系已不同于十九世纪甚至二十世纪初期的关系了。
英帝国对殖民地和自治领的控制力量的减弱、各自治领离心倾向的加强，与二十年代英国国内经济的长期停滞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段时期英国国内经济特征是：开工不足，生产设备闲置，传统工业品生产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出口萎缩，高失业率，经济效率低。除了通货膨胀这一症状在当时还未具备之外，我们通常所说的“英国病”的症状，在二十年代内已经呈现出来，只是其严重程度远远不如以后那样，而且各个症状之间交织和错综复杂的程度也不如以后那样。所以我们把英国经济的这一时期称作“英国病”的初期。“英国病”的病根在于英国历史中。“英国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发作，受到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如果英国的经济没有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突然打击，虽然“英国病”迟早也会发作出来，但时间也许会拖得更长久一些。身上已有病根的病人，最怕剧烈的震荡和突然的打击。英国经济也是这样。加之，战争结束后不久又爆发了1920年经济危机。在战争期间萎缩的民用工业部门，本来指望可以在战争结束以后恢复和发展起来，然而1920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使这种打算成为泡影。煤炭、棉纺织品、造船工业部门因国内市场狭窄和出口遇到困难，不可能恢复元气。甚至在度过1920年经济危机之后的整个二十年代内，它们始终是停滞的。
二十年代英国国内工人阶级斗争的高涨，是这一时期英国政治与经济的另一重要特征。战后初期，在十月革命影响下，英国工人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先后展开声势浩大的要求提高工资水平和改善生活条件的罢工斗争。特别是在1920年期间，英国工人阶级为了反对包括英帝国主义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干涉苏俄，展开了全国性的斗争。这场斗争具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垄断资本统治的政治色彩。在英国经济长期停滞期间，1925年6月，英国煤矿业资本家为了加强同德国煤矿业的竞争，要求取消最低工资限额，并减少工资的10％（以后又决定将工作日从七小时延长到八小时）。英国煤矿工人坚决抗议资本家的这些无理决定。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采取联合行动，以拒绝运煤来支持煤矿工人的斗争。英国政府面临这种威胁，暂时作出让步，同意对煤矿工业的情况进行调查，并答应由政府拨款来弥补工资缩减后工人遭受的损失。但政府的让步只是为资本家加强对工人的压榨争取时间。到1926年4月，政府停止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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