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金群,廖超超,等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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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中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40年试读：
前言
城市不仅是一种物理的存在，而且是一种制度的空间，同时还是人类文明传承的载体。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主题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如果从历史时空的角度讲，其逻辑没有问题。因为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历史产物，同时又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未来期待。但是，如果从现实体验来看，这句话在逻辑上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的爆发，使城市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抱怨对象。事实上，上海世博会的英文主题——Better City，Better Life，比较好地诠释了城市与生活内在的逻辑。也就是说，如果有好的城市，就会有好的生活；或者说，只有好的城市，才会有好的生活。那么，怎样才能产生好的城市呢？公共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建筑学与城乡规划学等多个学科，都在做着各自的努力。
本书主要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基于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理论，对改革开放40年来的城市行政区划调整进行研究。这既是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又是对“生产”美好城市的行政区划做一个“空间管理”的交代。
当很多人把城市看成是生产、生活的场所时，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理论把城市看成是空间生产的对象。也就是说，本书的重点不在于关注“在城市中”生产了什么，而主要是关注为何、如何生产出“新的城市空间”。“如何生产”梳理的是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过程，“为何生产”回答的是城市行政区划调整背后的逻辑。而对“新的城市空间”的关注，也真切地回应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即空间不仅仅是静态的“容器”，其自身是动态地“被生产”出来的，它被人类行为塑造，同时又反过来影响人类生活。本书在系统梳理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理论，以及中国城市型政区及其调整方式的基础上，对直辖市、地级市、市辖区、县级市、建制镇、街道、开发区的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进行了深入研究。全书主要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系统梳理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的理论及其适用性。针对都市区的治理问题，理论界逐渐形成传统区域主义、公共选择理论、新区域主义、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等多种流派。所谓尺度重组，是指具有等级、规模、关系和权力等尺度特性的组织方式发生变化和转移的过程。地域重构与尺度重组紧密相伴，强调特定地理空间的地域化、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作为新区域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尺度重组和地域重构理论，把区域（特别是大都市区）治理和空间规模、等级关系、权力调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仅给我国城市行政区划改革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而且为剖析改革开放40年来的城市行政区划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分析工具。
第二章阐释分析中国的城市型政区及其调整方式。在静态意义上，行政区划可以简称为行政区或政区，由地域空间、政区名称、建制等级、隶属关系、行政中心、公共机构和人口等基本要素组成；在动态意义上，行政区划还带有改革的意涵，涉及政府层级调整、管辖范围变动、地域边界重划、行政建制变更、政区名称改变、政府驻地变化等多个方面。城市型政区具有人口密集、资源密集、服务密集、文化荟萃、信息集中、功能综合、系统开放、工作高效等特点，在有限的地域空间内，各种生产要素高度集中且相互交织在一起。在我国，城市型政区主要包括直辖市、地级市、市辖区、县级市、建制镇、街道和城市开发区等。城市型政区的调整过程，既是一个地域重构的过程，也是一个尺度重组的过程。
第三章主要研究直辖市的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直辖市是中国等级制城市体系中政区级别最高的城市，同时也是社会经济体系中人口、产业与资本高度集聚的大都市。本章首先梳理了直辖市制的形成和条件，并通过数据分析透视了改革开放40年来直辖市空间规模扩张、城市建设开发及经济发展的状况。其次，分析了重庆直辖市的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过程，以及重庆直辖市设立的政治、经济、社会影响。最后，剖析了直辖市行政区划调整的背后逻辑，即多层级尺度重组与博弈的政治逻辑、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下经济社会空间重构的经济逻辑、直辖市直管区县体制下层级优化的行政逻辑。
第四章主要研究地级市的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地级市在中国等级制城市体系中具有较高的行政等级和权力地位，同时其空间规模与经济规模相对较大，既是地方经济的增长中心，也是地方治理的重要主体。本章首先梳理了改革开放40年来地级市的设立标准及其变迁，并结合地级市数量的变化，分析了地级市设置数量的变化特征及原因。其次，根据地级市行政区划调整的撤地设市与地市合并、市县（市）分治与合治、县（市）升格、切块设市等四种模式发生频次的数据，分析了每种模式的变迁及其特征，从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的视角对各种模式的典型案例进行解读，并阐述了各种模式的行政区划调整的逻辑。
第五章主要研究市辖区的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逐渐从城市数量扩张走向城市规模扩张，由此带动了以撤县（市）设区、区县（市）合并、切块设区、区界重组为主要形式的市辖区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本章首先梳理了改革开放40年来市辖区的设立标准及其变迁，并结合市辖区数量、地级市数量的变化，分析了市辖区设置数量变化的特征和原因。其次，根据市辖区行政区划调整中撤县（市）设区、区县（市）合并、切块设区、区界重组四种模式的发生频次数据，分析了各种模式及其典型案例的变迁特征、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的具体过程，并详细剖析了各种模式行政区划调整背后的内在逻辑。
第六章主要研究县级市的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在我国现行城市体系中，县级市上承大中城市，下启乡镇农村，既有现代城市的基因，又具有较强的地域特色。部分县通过切块设市、撤县设市等方式转变为县级市，完成从农村区域向城市区域的尺度转向；部分县级市则通过边界重组，不仅实现了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生产了新的制度空间。本章首先梳理了改革开放40年来县级市的设立标准及其变迁，并结合县级市数量变化的数据，分析了县级市设置数量变化的特征及其原因。其次，基于改革开放40年来县级市行政区划调整中切块设市、撤县设市、县级市边界重组三种模式变化的数据，分别探讨了各种模式的变迁及特征，从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的视角对各种模式的典型案例进行解读，并剖析了县级市行政区划调整中各种模式的变迁逻辑。
第七章主要研究建制镇的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建制镇作为行政区划的基层空间单元，一方面在权力、规模、关系等尺度结构上不断发生重组，另一方面因资本的集聚与扩散在地域空间上不断进行重构。同时，折射了中国区划治理中空间的治理转向与治理的空间转向。本章首先依据公开信息资料和相关文献记载，对建制镇的设置条件及发展概况进行梳理，分析了权力、资本、空间诱发设置条件发生变迁的机制。其次以浙江省的建制镇数据为基础，分别对切块设镇、撤乡设镇、乡镇撤并三种模式的变迁及逻辑进行深入研究。对每种模式的研究，都遵循先从数据看该模式的历史演变，再选择具体案例剖析建制镇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的过程，最后归纳总结相应模式的逻辑的程序性思路。
第八章主要研究街道的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根据派出机关的不同，街道办可以分为市辖区设置的街道办、不设区的市设置的街道办、县政府设置的街道办三种类型。本章首先分析街道办事处的设置条件及演变，梳理全国及地方对街道办事处设置条件的具体规定，并分析街道办事处的全国宏观变化及浙江省的详细变更情况，同时阐述了街道办事处由“虚”逐渐转“实”的尺度化建构过程。其次，本章系统解释了乡镇改街道、街道重组这两种模式的变迁历史、主要方式及背后的逻辑。同时，结合浙江省清湖镇、福田街道的案例，描述了相应模式在权力与资本交织作用背景下进行的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过程。不同的变迁模式及其各自逻辑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了街道40年来的动态演变。
第九章主要研究城市开发区的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城市的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过程中，开发区承担了一种柔性的行政区划改革角色。从1984年第一批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创设起，开发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小范围探索期、快速成长期、二次创业期和转型升级期四个阶段。当前，我国开发区治理的主要类型有：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政企协作型、委托管理型以及协治型等。各地开发区出于发展战略定位转变、相关尺度组织关系变化以及对政治经济协调、区域治理绩效等诉求，治理模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迁。本章结合青岛西海岸新区、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个典型案例，详细阐述了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政企协作型三种开发区类型的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过程，以及各自变迁背后的逻辑。第一章 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理论及其适用性
全球化时代及其衍生的思想文化交流，给中西方理论之间的相互借鉴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本地化情境则不断提醒人们，任何改革实践必须兼顾地方治理的政治经济生态。这正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在地化（Localization）相耦合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潮流的深刻内涵之一。我国城市行政区划的改革，需要“思考全球化”和“行动在地化”的有机结合，避免“中尺度”（Meso-Scale）和有界限的“小盒子”（Little-Box）的局限，展示连接从地方到全球的不同尺度规模的能力。作为新区域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尺度重组和地域重构理论，把区域（特别是大都市区）治理和空间规模、等级关系、权力调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仅给我国城市行政区划改革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而且为梳理和剖析改革开放40年来的城市行政区划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分析工具。第一节 都市区治理与改革的理论流变
伴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政治进步、社会和谐与生态文明的重心由民族国家（Nation State）逐渐转变为城市国家（City State），大都市区已经成为各国提升竞争力的基本单元和重要引擎，也将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一个国家的整体走向。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间关系的研究重点，纷纷从中央—地方的纵向关系转向了大都市区内部的横向关系。正如奥斯特罗姆等（2004:63）指出的，当前有关地方政府的最严峻问题，就是大都市区的治理问题。而大都市区的治理，就是用“正确的方法”去克服城市功能范围和地方政府结构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Heinelt et al.，2005:9）。对此，学界做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逐渐形成传统区域主义、公共选择理论、新区域主义、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等多种理论流派。
传统区域主义针对基于地方自治形成的政府“碎片化”“马赛克”或“百纳被”现象，主张建立大都市区政府来统一管理整个都市区的公共事务。该类观点建立在规模经济和理性规划的基础之上，其认为大都市区政府可以将经济发展的外部性内部化，实现公共服务和产品提供的规模经济，整合各类资源，缩小发展水平和服务提供的不均衡。也就是说，它的潜在价值是既有效率，又有公平。传统区域主义对于是否建立大都市区政府没有太多的争议，但在建立怎样的大都市区政府上则有不同的观点。这一理论自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一直在政治科学和公共管理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且鲜有持异议的学者和实践者（萨维奇等，2013）。经典的研究包括切斯特·马克西（Chester Maxey，1922）的《大都市区社区的政治整合》、保罗·史图登斯基（Paul Studenski，1930）的《美国的大都市区政府》和维克托·琼斯（Victor Jones，1942）的《大都市政府》、罗伯特·伍德（Robert C Wood et al.，1961）的《1400个政府》。传统区域主义理论既得益于城市兼并与治理改革的实践，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大都市区的改革运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30年间，美国进行了68次公民投票决定市县合并的尝试。但是，其中大多数重组的尝试都失败了，只有17次被批准，成功的比例仅为25%（Young，1976）。尽管市县合并被拒绝的比例很高，然而新的市县合并动议在这一时期还是不断出现，这说明了一体化大都市区政府在当时有很大的吸引力（易承志，2010）。20世纪80年代之后，区域主义看到了复兴的曙光（Lefebvre，1998），人们对大都市区政府的兴趣重新燃起，并在全球范围特别是欧洲和加拿大得到了一定的传播。
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公共选择理论通过丰富的实证研究表明，大都市区政府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尽管将市县合并成单一的政府并由这个单一的政府对大都市区行使所有的地方政府职能的努力在欧洲取得过很大的成功，但在美国却遭到了明显的失败（奥斯特罗姆等，2004:76-77）。对传统区域主义的批评集中体现在：没有证据证明大都市区政府提高了效率；大多数公共服务似乎都极少具有规模经济；大都市政府没办法满足不同社区和邻里的差异化偏好；大都市区政府很少能够真正解决区域内的不平等问题；大都市区政府威胁到了少数族群的政治利益。对于公共选择理论而言，地方政府的碎片化与其说是一种需要纠正的缺陷，还不如说它是一种难得的优点。因为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提供了一种“类市场机制”，这是改善政治回应性、提高政府效率和优化公共服务的关键机制。由此，公共选择理论提出了“多中心治理”模式。其代表性著作包括：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等（Vincent Ostrom et al.，1961）的《大都市地区的政府组织：一种理论探讨》、罗伯特·瓦伦（Robert Warren，1964）的《大都市组织中的市政服务市场模式》、罗伯特·比什等（Robert L. Bish et al.，1973）的《理解城市政府：大都市改革再思考》和奥斯特罗姆夫妇（Vincent Ostrom et al.，1977）的《公益物品与公共选择》。总体上，公共选择理论提出的以分权为基础的市场化治理模式，与传统区域主义强调的以集权为基础的行政化治理模式正好相反。在实践中，过于碎片化的都市区治理似乎并未取得多少成效，缺乏支撑公共选择理论的足够经验证据。但公共选择理论的某些闪光思想，比如多中心治理、公共服务生产与供给的区分等，最终被汇聚到了新区域主义的潮流之中。
作为传统区域主义和公共选择理论论辩的产物，新区域主义理论于20世纪90年代应运而生。新区域主义是在大都市区形成的，以跨地方公共事务治理与协作网络为基础组合而成的治理制度。它主要针对区域内各地方共同面对的制约区域持续发展的问题，或者为了规划区域内产业布局和经济增长方式，而建立区域内互惠、合作和共同发展的网络体系（张紧跟，2010）。传统区域主义强调行政手段，公共选择理论注重市场力量，而新区域主义强调为有效解决区域公共问题，应该综合运用竞争与合作两种方法，以及政府、市场与社会三种机制，使地方政府、社会公众、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类企业之间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所以，新区域主义不仅是对传统区域主义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取舍与综合，而且增加了对社会力量的重视与吸收，这与20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的治理理论在逻辑上是一致的。相对于传统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强调治理而非管理、跨部门而非单一部门、协作而非协调、过程而非结构、网络化结构而非正式结构、开放而非封闭、信任而非问责、赋权而非权力（Wallis，1994；Windsheimer，2007）。相对于公共选择理论，新区域主义强调通过协作网络来整合区域的协调发展，并采取多种形式来解决区域公共问题。在治理的方法和策略上，新区域主义主要采用连结性功能（Linked Functions）和复合性网络（Complex Networks）（曹海军等，2013）。新区域主义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奈尔·R．皮埃尔（Neal R．Peirce，1993）的《城市国家：在一个竞争性世界中城市美国如何实现繁荣》、亨利·G．希思诺斯等（Henry G．Cisneros et al．，1993）的《交织的命运：城市与国家》、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1994）的《都市美国的新图景》、戴维·鲁斯克（David Rusk，1995）的《没有郊区的城市》。
虽然不同的新区域主义者在具体治理形式上有分歧，但是他们有三个方面的目标是共同的：①在大都市区建立推动地方政府自愿合作的方法，其隐含的理论是合作将使得区域在变迁的全球经济中更有竞争力；②解决源于碎片化政府结构的负外部性问题；③提供财政等手段缓解中心城市的贫困化，以使它们能对整个区域的经济做出更积极的贡献（Frisken et al.，2001）。然而，新区域主义不仅没有形成库恩科学哲学意义上的“范式”，而且实践中的尝试结果也有些令人失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区域主义被纳入到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理论框架，即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主张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的学者强调，国家范围内辖区和政治正在被重新划分，其依据是主体由国家层次到区域、地方层次所发生的转换（Keating，2001）。同样，存在大都市内部的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过程，以重塑和加强大都市的决策能力，并将更多的地方服务向新的（或复兴的）底层单位转移（Stoker，2004；Denters et al.，2005）。在地方和区域层级，这种城市重组正在促成对大都市区新的治理安排（Hoffmann-Martinot，2005）。区域政府在全球城市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改变区域边界和大都市城市治理的制度安排，整体上关系到区域的领导能力和发展战略，进而关系到城市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萨维奇等，2013）。
从都市区治理与改革的理论流变中，可以看到有四波浪潮（见表1.1）。这四波浪潮不是逐次替代，而是交叠起伏的关系。虽然在不同的阶段会有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和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彻底消失。不同的理论之间始终在相互争辩和相互影响，理论与实践之间也不断地在相互印证或相互挑战。实际上，区域治理根本就不存在唯一正确的组织模式，人们应该关注的是各种可能的治理模式以及治理是如何通过地方公共经济结构来和绩效发生关系的（奥克森，2006:161-162）。因此，我们在借鉴西方大都市区治理的经验，推进中国区域治理改革时，既不能仅仅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或合并建立大都市政府，又不能仅仅强调政府间竞争的多中心治理，而应该实行多元化的治理机制和模式（洪世键，2009:169）。其中，从新区域主义进一步拓展而来的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理论，尤其值得中国理论界的高度关注。表1.1 区域主义的理论框架资料来源：乔纳森·S．戴维斯，戴维·L．英布罗肖．城市政治学理论前沿[M]．2版．何艳玲，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3:131-132．第二节 空间生产、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一、空间与空间生产
正确理解全球化时代的空间与空间生产的含义，是理解城市行政区划改革，以及由此引发的尺度重组和地域重构现象的基础。何谓空间？《辞海》从三个层面进行了界定：广义上的宇宙空间，包容所有物质的三维空间容积；特定意义上的太空、外层空间；在哲学上与时间一起构成运动着的物质存在的两种基本形式。《大英百科全书》认为：空间是无限的三维范围，在其内部，物体存在，事件发生，且具有相对的位置和方向。作为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概念，空间长期被看成是客观的、中立的、作为社会经济容器的“空盒子”，并在计量革命中把这种空间观发挥到极致，试图寻找放之四海皆准的“空间关系法则”。然而，随着人文地理学开始向多元化发展，人们对空间有了全新的认识。一种后现代、强调地方独特性及其对当地社会经济事务之间密切联系的空间观开始占据主导（殷洁，2018:46）。现代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强调时间性而忽视了空间性，后现代主义则特别强调空间的重要性，重视研究问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独特性（Time-Space Specif ic）。
从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到作为产品的空间（Space as a Product），然后到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有关空间的研究已经极为深刻。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空间进行了新的定义，即空间不再是原来的自然物，而是弥漫着社会关系的社会之物，社会在生产空间的同时，空间也在能动地形塑和建构社会（见表1.2）。另外，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无意取消历史的根基性意义，而恰恰是通过空间角度深化对历史的理解，这就是著名的“空间的历史”理论——任何社会生产方式总有相应的社会空间形式（刘怀玉，2015）。与原始生产方式相对应的，是绝对空间；与古代生产方式相对应的，是神圣空间或政治空间；与帝国统治时代相对应的，是历史性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应的，是抽象空间；体现当代全球化资本与地方性对立的，是矛盾的空间；未来可体现差异与新鲜体验的空间，则是差异性空间（见表1.3）。表1.2 对空间理解的变迁资料来源：胡毅，张京祥．中国城市住区更新的解读与重构：走向空间正义的空间生产[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29．表1.3 空间历史概念对应的历史阶段资料来源：LEREBVRE R S. Love and struggle, spatial dialectics[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9: 170-172.转引自刘怀玉．《空间的生产》的空间历史唯物主义观[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68（1）：61-69．
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于1974年出版了《空间的生产》一书，开创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空间革命，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化转向，并为城市与空间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列斐伏尔的空间概念包含了一系列国家和城市居民之间的互动、改变、冲突和斗争。它不仅是一个容纳各种社会互动发生的容器，还是物理空间、历史遗产、象征意义和生活经验的结合体，是由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生产而成的。空间结构和社会关系本质上是辩证统一的，不同的利益群体试图将各自的社会版本镌刻到空间上，从而形成和维持一种文化。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辩证思想强调：①空间的本质是政治的；②由于空间被不同的行动者所定义，因而空间的爆炸，即不同层级的社会关系对空间的多重定义，就不可避免；③在空间的生产过程中，国家是独立的行动者；④革命力量在空间中有其重要性；⑤历史在空间的生产中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提出了三元空间分析框架：①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s）是日常生活中人们感知和使用空间的经历，是自然空间向社会空间转化的过程；②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是政府官员、科学家、规划师、建筑师通过话语、知识建构而成的空间；③表征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是基于日常生活而形成的对空间的感知和想象，体现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具有意识形态的特点。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的生产就是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全过程。其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所以城市化也便成了资本逐利的一种方式。虽然国家在空间生产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但是国家通过表征和话语来生产同质化城市空间的意图并不总能取得成功。城市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用来实现交换价值的抽象空间，也是城市居民用来日常生活和政治参与的生活空间（Lefebvre，1991；孙小逸，2015；周立斌等，2014:27-33）。正如苏贾（2004:1）所说，至少在以往一百年中，时间和历史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社会科学的实践意识和理论意识中，占据了宠儿的地位。然而，挡住我们视线以致辨识不清诸种结果的，实际上是空间而不是时间。所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在西方地理学家中，美国社会理论家和地理学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和爱德华·苏贾（Edward Soja）较早地将列斐伏尔的理论融入自身的研究中，并形成了以前者为代表的主流马克思主义流派（重视物质大于表象）和以后者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流派（趋向于意识形态）（Wilson，2013）。哈维是实证主义地理学的集大成者，其空间理论博杂而又精深，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积累问题为逻辑起点，以资本主义城市化为主线，以后福特时代的生产为背景，通过“时空压缩”（Compression of Time and Space）和“空间修复”（Spatial Fix）理论，阐发了资本主义在城市乃至全球空间的诸多不平衡问题（周立斌等，2014:67）。哈维（2003:25）使用时空压缩概念试图表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于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而空间修复则是资本主义用来解决资本危机导致的空间失调问题的“地理政治策略”（Geopolitics of Capitalism）。哈维以“资本三重循环”模型深刻阐述了资本为何要进行空间生产的问题。与列斐伏尔着力于对空间本体论的重新阐发不同，哈维更多地聚焦于空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对待列斐伏尔“概念三元组”时，哈维（2003）采取了较为“务实”的做法，“挪用”了三元组，架构了易于理解的四个面向，即可接近性与间隔化、占用和利用空间、支配和控制空间、创造空间，将其融合并搭建了他的空间实践格网（见表1.4）。有学者认为，哈维的最大贡献在于试图弥合马克思与列斐伏尔两者之间的断裂，并把空间的生产用地理学的专用术语表述为“资本主义地理（空间）景观生产”（韩勇等，2016）。表1.4 空间实践的“网格”资料来源：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75．
爱德华·苏贾较为忠实地继承了列斐伏尔的观点，并批判了哈维对列斐伏尔的“误读”（叶超，2012）。在列斐伏尔“概念三元组”的基础上，苏贾的空间研究三部曲——《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2004年中译本）、《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2005年中译本）和《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2006年中译本），建构了“空间三元辩证法”（Spatial Trialectics）概念，并用“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称呼超越二元对立并持续衍生的可能性场所。不像列斐伏尔从政治经济体系出发，苏贾的空间三元辩证法是从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三者的关系出发，指出社会空间是包括了前两者的非此即彼的对立，也是彼此交融、两者兼具的空间（见图1.1）。因此，主观与客观，抽象与具体，真实与想象，可知与不可知，重复与差异，结构与能动，精神与肉体，意识与无意识，本学科的与跨学科的，日常生活与永无休止的历史，一切都汇聚在一起。苏贾将第三空间定义为理解人类生活“空间性”（Spatiality），并通过社会行动对其做出改变的另一种方式。它是一个独特的，具有空间批判意识的模型。这种模型适用于新的（研究）范畴和意义，并试图在空间性、历史性和社会性三元辩证统一之间寻求再平衡。在本质上，第三空间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它包含了超越二元论，朝向“他者”（Otherness），持续运动的认识论、本体论和史实性（韩勇等，2016）。它充斥着象征、梦想和欲望，是边缘化者的空间，也是将资本主义、种族歧视、父权体制等具体化到生产和再生产关系。苏贾从灵活城市（Flexcity）、国际都市（Cosmopolis）、扩散都市（Expolis）、城市两极化（Metropolarities）、监禁群岛（Carcereal Archipielagos）以及模拟城市（Simcities）六个方面，考察了后现代的洛杉矶大都市区的空间生产。作为描绘未来生活的城市形态，洛杉矶充满了冲突和矛盾的交织，既包含了地域与中心之间的冲突，也包含了种族和阶层之间的冲突，甚至还包含了当下和未来的冲突，这使得洛杉矶成为一个充满真实和想象的空间（胡毅等，2015:33）。在前三部曲论证了“人是空间的存在”之后，苏贾（2016a）的空间研究第四部曲——《寻求空间正义》（2016年中译本），以寻求空间正义为主旋律，以公正的空间权利为基调，拒绝空间隔离，反对空间资源不公平分配，将人们带向了空间思维的纵深之处。图1.1 苏贾对空间三元辩证的理解资料来源：胡毅，张京祥．中国城市住区更新的解读与重构：走向空间正义的空间生产[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36．
如果说列斐伏尔于1974年出版的法文版的《空间的生产》激起了空间理论研究的第一次浪潮，1991年此书的英文版出版引发了空间理论研究的第二次浪潮的话，那么如今对空间理论的研究已经掀起了“第三次浪潮”。英美学者在以哈维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以苏贾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流派之间另辟新路，主张跳出《空间的生产》，从列斐伏尔其他著作中汲取营养以对空间生产进行深度解读。其中，2008年出版的《空间、差异和日常生活：品读列斐伏尔》（Space, Difference, Everyday Life：Reading Henri Lefebvre）是一个典型标志。第三次浪潮相对弱化对空间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讨论，重视在理论应用方面同人文地理学传统和现实热点问题进行对接，并重点解决理论“本土化”和学科“内部化”问题（韩勇等，2016）。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王丰龙等（2011）提出了制度结构—社会行动—资本流动三者与空间相互塑造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且都同时内含了“去地化”和“在地化”这个主要的过程（见图1.2）。在这一框架中，资本流动和空间景观的关系最为基本也最为成熟，其次是社会运动、制度结构和空间景观的关系。同时，资本流动、社会运动和制度结构之间，也发生交互作用。有别于西方国家，中国的制度结构对（城市）空间建构的作用最为直接，影响也最为深远。图1.2 空间生产的理论分析框架资料来源：王丰龙，刘云刚．空间的生产研究综述与展望[J]．人文地理，2011，26（2）：13-19．二、尺度与尺度重组
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是社会各利益集团在争夺城市空间资源、抢占资源优势区位、规避空间负外部性、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空间支持等过程中所进行的权利交易及其空间化过程。随着市场化、分权化、全球化、信息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空间生产理论的发展也在不断与时俱进。由经典马克思主义原理中“空间中的生产”，发展到空间政治经济学中“空间的生产”，乃至跃升为尺度政治经济学思想中“空间尺度的生产”。空间生产的地域性实践不断突破距离的局限，由“城市空间的生产”，扩展为“区域空间的生产”，乃至进一步扩张为“全球空间的生产”（马学广，2016:80-83）。伴随着西方人文地理学的空间转向，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尺度转向。尺度重组及地域重构理论的出现，使人们能够将空间转型和附着其上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空间的重构有机耦合起来进行分析，因此成为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城市—区域空间重构和治理重构的热点理论之一（殷洁，2018:81）。尺度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始于Taylor（1982）提出的尺度政治经济学框架。随后，哈维的学生、英国地理学家Neil Smith（1984）在《不平衡发展：自然、资本和空间生产》一书中详细讨论了尺度问题，并提出了“尺度政治”的概念。马学广（2016:113-115）在借鉴Moore（2008）、MacKinnon（2010）等对尺度理论研究路径划分的基础上，归纳了尺度理论发展的四个阶段：（1）前建构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尺度被看作是一个制图学概念，即比例尺，或者被看作是经济、社会和政治过程存在于其中的不同的分析层次。此时的尺度概念具有给定性、固定性和封闭性等特征，人们对它的理解是基于各种“暗喻”的，比如同心圆、金字塔、脚手架等。（2）尺度的政治经济学阶段。在这一阶段，尺度被看作是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过程的产物，并且这一社会建构的尺度是作为“物质实体”而存在的。其主要关注点在于：一是尺度建构，研究尺度通过社会空间过程而被建构的动因和机制；二是尺度重组，从资本主义全球化、国家管制、区域和城市规划等方面研究原有的尺度结构如何被社会组织经济过程重构；三是尺度政治，研究尺度过程如何同其他社会过程交织运作，并影响政治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3）后结构主义的批判阶段。在这一阶段，尺度作为物质实体的观点逐渐受到批判，因为尺度被认为是一个认识论范畴而不是本体论范畴。同时，尺度概念本身的混乱性和局限性也受到广泛批评，甚至有人提出应该完全抛弃尺度，以一种扁平的本体论即“场所”（Site）来代替尺度概念。（4）对后结构主义的反思阶段。在这一阶段，相关研究对后结构主义的批判进行了回应和反思，认为本体论—认识论的二分法难以抓住尺度的本质，但这两个维度都是需要的。如果摒弃尺度，将失去一个重要的思考和行动维度。可以有替代性方案，比如多关注“尺度间性”（Inbetweeness of Scale），重新界定尺度概念的外延，将尺度看作实践范畴而非分析范畴。
关于尺度重组的研究源于资本全球流动背景下，西方国家通过一系列分权化、去政府化、私有化方式对国家角色和功能的重塑（Swyngedouw，1997；Macleod et al.，1999）。尺度重组概念最振奋人心的是，为学者们提供了在城市政治中发挥作用的机会。地域和权力的结合蕴含了一种给后代解释城市在当前是如何塑造的可能性。这也是一种潜在性，即帮助城市政治复活，并将它推回到政治科学的主流之中（萨维奇等，2013）。然而，在尺度理论成型、发展、批判和反思的过程中，对尺度的内涵和属性特征的理解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以至于给人留下尺度与尺度重组的边界极为模糊、内涵非常模糊、类型很难说清的印象。事实上，尺度是表述空间规模、层次与相互关系的量度，属于一个相对的概念（Howitt，2002）。在相关研究中，尺度主要具有四个方面的含义：①制图学的尺度即为“比例”，它决定了地图所表现区域的大小、内容和精度。这是尺度一词最原初的含义，属于度量空间的工具型概念。②方法论的尺度，是指研究者选择在哪个层面上收集信息，以解决某个科学问题。这是对尺度原初含义的一个延伸，包括了个人、邻里、城市、都市区、国家、全球等多个层级。③政治经济社会分析的尺度，因为受空间生产理论的启发，关注焦点不再是静态的尺度构造，而是特定的尺度是如何被生产和再生产的。④实践工具的尺度，这是将尺度看成是用于获取资源或争夺权力的工具，也即政治活动的一个维度，强调其策略性运用和尺度性政治。它既是结构性的活动平台和权力框架，同时也不断地被社会实践重新生产。基于第三和第四种尺度的含义，“尺度重组”（Scale Rescaling）可被定义为具有尺度特性的组织方式发生变化、转移的过程，涉及权力结构、制度安排、政策制定或治理模式的“再尺度化”（Rescaling），即形成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尺度的过程（张践祚等，2016）。也就是说，尺度重组是一个空间与附着其上的经济、社会、政治关系再结合的过程（张永姣等，2015），或者是权力和控制力在不同尺度之间的变动（Shen，2007）。
Manson（2008）曾指出，对尺度的认识论理解已形成了从逻辑实证主义到相对主义的连续谱系（Continuum）。而当今地理学中的尺度概念已包含了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等多个层面的含义，每一层面的理解都包含一系列的理论讨论（刘云刚等，2011）。总体上，结构主义视角主要把尺度看作一种先验、本体的结构；地方和网络角度的研究，主要将尺度理解为扁平的网状关系和背景效应；实践视角把尺度置于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力的交互中，认为尺度既影响主体的社会实践，也通过尺度政治重构自身；认识论视角则试图将尺度抽象为一种一般性的认知体系和分析框架。这些视角在很多情况下相互矛盾，既限制了尺度研究之间的相互交流，也不利于尺度成为学科研究的核心概念。如果借鉴物理学和数学的二次抽象视角，则可以产生新的综合视角。一次维度主要包括地方、网络和领土三种。三者分别从点、拓扑和面的角度描述位置性、独特性、连接性、中心性、流量、面积、控制范围和权力层级等地理特性（见图1.3）。而二次抽象就是针对一次抽象出的维度进行划分、组合和变换。尺度主要是对这三种基本的地理维度进行二次抽象形成的同一维度的划分或不同维度的结构／关系和过程。其中，比例尺、尺度序列和尺度政治分别是二次抽象后形成的划分、结构和过程的典型代表（见表1.5）（王丰龙等，2015）。图1.3 一次抽象的三个基本维度资料来源：王丰龙，刘云刚．尺度概念的演化与尺度的本质：基于二次抽象的尺度认识论[J]．人文地理，2015，30（1）：9-15．表1.5 尺度的分析性框架资料来源：王丰龙，刘云刚．尺度概念的演化与尺度的本质：基于二次抽象的尺度认识论[J]．人文地理，2015，30（1）：9-15．
Smith（2008）认为，尺度是表明空间独特性水平的地理学概念（城市、国家、区域与全球）。尺度不是单一的绝对地理空间，而是多重相对的、收放自由的人类生产活动性的空间单位。Taylor（1981）最早将地理尺度概念化以探讨不同尺度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把尺度分为全球、国家与城市三种，每种尺度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作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全球尺度主要作为“现实的尺度”（Scale of Reality），用来组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态；国家尺度是“意识形态的尺度”（Scale of Ideology），资产阶级在该尺度中宣扬阶级分化的意识形态，而国家主义就是一种普遍的包装方式；城市尺度则是“经验的尺度”（Scale of Experience），是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所在地（马学广，2016:83-84）。当人们已经习惯于把城市看作是在他们各自的国家内具有完整的严格边界限制的地域时，Castells（1989，1996，1999）提出，存在一种新的空间逻辑来解释城市空间关系，城市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过程，城市需要彼此关联。特别是在信息时代和网络社会，空间的支配形式不再是地域的空间，而是一种流动的空间。“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已经取代“地方空间”（Space of Local），并具有下列四项特征：①流动空间具有电子脉冲回路（即具有电子设备、网络等）所构成的硬件设备；②它由“节点”（Node）与“核心”（Hub）构成网络；③它受到精英的操纵，同时也照着精英所关联的社会利益而组织，造成“二元城市”；④越来越多的活动由虚拟网络产生，网站等组成了电子交往空间（马学广，2016:104；修春亮等，20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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