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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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5：“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货币战略试读：
导论
如果从2009年试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开始算起，到2014年，人民币国际化实践已经走过了五个年头。以主权信用货币国际化的经验来看，与主要国际货币崛起所经历的整个时间跨度相比，五年事实上是非常短暂的。尤其是在初始阶段，新兴国际货币实现“从无到有”的变化不难，但其国际化程度要稳定地、迅速地“由低到高”则几乎注定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中国的人民币或许正在改写历史。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团队测算，客观描述人民币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实际使用程度的综合量化指标———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在2014年年底达到了2.47%。2009年年底该指数仅有0.02%，五年间增长了120余倍。此外，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等四大主要货币的国际使用份额较前一年度明显下降，人民币、澳大利亚元、加拿大元及其他新兴国际货币的份额有所上升。2014年年底日元国际化指数回落至3.82%。只要没有重大不利事件发生，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也许在未来一两年内就将赶超日元，从而跻身主要国际货币行列。
2014年人民币国际使用程度继续保持较快增长，贸易与金融双轮驱动模式更加突出，人民币国际接受程度大幅提升。随着区域贸易合作进程加快，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便利政策逐步落地，2014年全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量达6.55万亿元，同比增长41.6%。全球贸易中的人民币结算份额提高至2.96%。与此同时，金融交易逐渐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份额上升的主要力量。2014年人民币直接投资达1.05万亿元，同比增长96.5%；人民币国际债券市场日趋繁荣，遍布亚欧的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也取得重大进展。全球资本和金融交易中的人民币份额达到2.8%。目前，人民币是国际贸易融资第二大货币，是全球第五大最常用支付货币和外汇交易第七大货币。人民币在官方层面也得到更多认可。中国人民银行已与28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总规模超过4.07万亿元，人民币已经被一些国家的央行作为储备货币或干预货币。
有鉴于此，2015年例行SDR定值检查将人民币纳入其货币篮子也就成为大概率事件。如果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既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人民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官方认可，也是人民币进入主要国际货币行列的关键标志，象征意义巨大。而即使执行董事会再度以“可自由使用货币标准”为由拒绝人民币，也不可能延缓或是阻挡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因为在现有成绩基础上，中国正在积极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规划还将为人民币国际使用创造更多、更好的机会，使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之路继续保持又快又稳。
秉承古丝绸之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内涵，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这是中国倡导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目的是要将这条世界上最长经济走廊的增长潜力充分挖掘出来。“一带一路”战略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是中国在21世纪作为新兴大国而提出的两个举世瞩目的重要规划。这两大战略首先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可为新兴大国提供必不可少的支撑力量；这两大战略同时也符合全球利益，是对现行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货币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体现了新兴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2015年度《人民币国际化报告》的研究主题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货币战略。课题组主要完成了以下几项工作：首先，明确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的“五通”目标表达了中国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良好意愿和历史担当。其次，从理论探讨、历史经验和实证检验等多个角度系统梳理了“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这两大国家发展战略相互促进的逻辑。最后，特别强调了大宗商品计价结算、基础设施融资、产业园区建设、跨境电子商务等应当成为借助“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有效突破口，并分别围绕必要性和可行性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全球公共物品供应的总量不足和结构失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需的全球公共物品极度匮乏，严重制约了世界经济和金融的发展与稳定。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减少全球公共物品供应的情况下，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和重要的直接投资国，完全有能力提供全球公共物品。而且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公共物品需求方面或可有所突破。“一带一路”建设将打造世界上最具魅力的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以此为契机，中国可在五个方面增加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产生国际合作新理念和新模式，实现高效的设施互联互通，提供新的国际货币，建立新型国际金融组织，以及为消除局部战争和恐怖主义提供新的手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高人民币使用水平，也是中国在增加全球公共物品供应。人民币作为贸易计价货币越来越得到国际经贸活动的认可，有利于降低各国对华贸易成本，便利贸易结算，同时规避双边贸易使用第三方货币的风险。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通过成立新型的多边金融机构动员全球资源，并通过人民币债券、贷款、直接投资等多种形式为重大支撑项目提供金融支持，可为“一带一路”建设夯实物质基础。实际上，人民币在“一带一路”上全方位地发挥贸易计价结算、金融交易和外汇储备职能，意味着中国为沿线国家提供了新的国际货币及其风险管理机制，构建了经济金融的安全锚，为维护区域经济和金融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一带一路”建设要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大目标，归根结底就是要加强中国同沿线各国的区域经济合作，逐步形成区域深化合作的大格局。“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中国正在推动实施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直接加强沿线各国之间的货币流通，对实现“五通”目标、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发挥关键的积极作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提高区域内最频繁使用的本币比例，能够有效防范区域内金融风险，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区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加快区域内贸易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重要贸易伙伴，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居于区域领先水平，国内政治稳定，文化繁荣，为人民币在“一带一路”上扩大使用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只要在增强使用便利性和降低交易成本方面继续努力，则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过程的推进，沿线国家必将逐步提高贸易、投融资、金融交易和外汇储备中的人民币份额，为继续稳步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提供充足动力。
本报告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是造福沿线各国人民的巨大事业，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这两大国家发展战略可以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一带一路”建设的货币战略要从四个方面寻求重点突破。一是利用沿线国家对华大宗商品贸易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国在金融机构和期货市场方面的优越条件，积极推动沿线国家大宗商品贸易实现人民币计价结算，建议优先考虑铝矿石、铁矿石和煤的进口。二是利用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经验和资金动员上的能力，大力促成人民币成为沿线基础设施融资的关键货币，特别是在政府援助、政策性贷款、混合贷款和基础设施债券发行中应当更多使用人民币。三是利用产业园区在贸易创新、产业集聚等方面的特有优势，在园区规划和建设中积极引导人民币的使用，促进人民币离岸市场合理布局，形成全球人民币交易网络。四是利用沿线各国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的地理优势和文化优势，大力支持电子商务的人民币计价和跨境支付，积极争取根植于民间的对人民币的广泛认同与接受。
第二，要坚持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动员全球资源，造福沿线各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样的多边合作机构，得到了区域内外众多国家和地区的热烈响应和积极参与。这提醒我们，找到共建共享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就有希望达成互利共赢的目标。因此，无论是“一带一路”建设，还是其中的货币战略，都欢迎各国以自身优势资源广泛参与，充分吸收不同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特别是要借鉴和学习发达国家在经济建设、金融发展、风险管理、区域合作和多边治理等方面的经验和智慧。
第三，“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两大战略都需要国内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持。对外投资或贷款除了要重视资金效率与安全外，更要吸取西方国家的历史教训，切忌资金一味地盲目外流，以至于丧失掉本国产业升级的机会，从而在激烈的国家竞争中功败垂成。由此可见，两大对外战略能否成功，归根结底还是要取决于国内的经济转型、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2015年5月第1章人民币国际化指数1.1 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定义及编制1.1.1 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在国际范围内行使货币功能，成为主要的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金融交易货币以及政府国际储备货币的过程。自2008年以来，以维护世界经济健康发展和国际金融安全为目标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呼声高涨，降低对美元的过度依赖、推动国际货币多元化、提高发展中国家国际货币话语权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当下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上应该有所担当，肩负起历史使命，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向世界各国提供安全可靠的全球公共物品。同时，人民币国际化作为中国维护国家利益、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新动力，已成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国家战略之一。
国际金融历史表明，货币国际化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例如，实体经济保持稳健发展，在国际经济和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国内金融自由化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建立有利于货币国际化的宏观经济与市场制度基础；汇率比较稳定，具有高超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等。尽管人民币已基本上具备了货币国际化的条件，而且在过去5年中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取得了世人瞩目的进展，但是在国际货币使用的惯性作用下，贸易和金融交易计价结算货币的替代需要克服不少心理障碍，人民币要成为主要国际货币，还将面临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按照货币国际化的发展规律，人民币国际化必须经历周边化—区域化—全球化三个发展阶段，至少还需要大约20年的时间。在没有发生国际经济环境和中国经济增长态势的重大不利变化的假设前提下，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2020年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二阶段目标———人民币成为亚洲区域的关键货币，有望现实。届时人民币将成为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的全球第三大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市场自然形成与政府政策导向相结合的过程。中国经济换挡增效和稳步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综合实力的提升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保障，而境外市场经济主体对人民币日益扩大的需求则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外部动力。2014年，国际社会对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宏伟战略反响积极，人民币国际化将获得难得的重大历史机遇，因此进程明显加速。“一带一路”是世界上跨度最大的经济走廊。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上做主旨发言时指出：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加深入地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一带一路”是我国主导开启的全新经济区域化模式，不仅有利于国内西部开发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助于构建全新的国际经贸秩序，开拓人民币迈向主要国际货币的国际空间。积极利用这一历史契机，将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命题纳入“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框架，可以形成以“一带一路”促人民币国际化、以人民币国际化加快“一带一路”建设的全新局面。1.1.2 人民币国际化指数简介
国际社会通常使用货币在官方外汇储备中的比重来衡量货币的国际化水平。各国政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的统计要求，将自己的官方外汇储备中名列前茅的货币报送IMF，然后由IMF公布这一指标。由于IMF只单独统计并公布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比重大于1%的货币，符合该条件的货币目前只有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瑞士法郎、加拿大元和澳元，也就是说，无法使用货币在官方外汇储备中的比重这一国际通用指标来衡量人民币的国际化水平。
为了满足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认知需要，客观反映人民币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使用情况，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编制了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Index，RII）。我们从国际货币的基本职能出发，强调国际货币的功能应该主要体现在为实体经济交易服务，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强调人民币作为贸易计价结算和直接投资、国际债券交易货币的职能，并以此为指导思想选择适当的变量及指标，编制一个综合的多变量合成指数，用来衡量和反映人民币国际化的真实水平。通过观察RII指数的数值及其结构变化，不仅可以直观明了地评判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及其主要影响因素，还可以把握不同因素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作用方向、影响大小，并对主要货币的全球使用情况进行动态比较。这就为政府决策部门和私人部门准确把握人民币国际化的动态变化，及时抓住人民币国际化中出现的来自国内外的新机遇，认清不断出现的新挑战，有针对性地调整或制定对策，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科学工具和一个高效的管理手段。1.1.3 人民币国际化指数的构建原则
第一，立足国际货币职能，既能反映人民币国际应用的实际状况，又能体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引导方向，突出人民币作为实体经济交易流通手段的功能。RII的编制，其核心目标就是要客观反映世界各国使用人民币的现状，以便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决策、为私人部门使用人民币相关金融产品及制定相应金融战略提供客观、公正、可靠的依据。全球金融危机使人们认识到虚拟经济过度发达带来的危害，一旦货币脱离实体经济而内生膨胀，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就会遭到巨大破坏。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指数绝不可过于注重虚拟经济或衍生品类金融交易功能，而应强调实体经济的交易流通功能，在编制指数时赋予贸易结算适当的权重。
第二，综合考虑可比性与可操作性。RII的编制宗旨之一是为世界各国提供国际交易与储备货币选择的依据，这就要求设计中必须考虑评价结果在不同货币之间的横向可比性和动态可比性。通过对比分析人民币与其他主要货币的国际化指数，从结构上认识推动或阻碍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因素，了解人民币国际化与其他主要货币国际化之间的差距，发现其中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为政府分析检讨人民币国际化目标实现情况以及推动措施的有效性提供一个便捷的评价工具，以便我国政府及时抓住人民币国际化中的机会，制定恰当的、有针对性的对策，扎实、高效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与此同时，在设计指标体系时还要充分顾及数据的可得性与可操作性。对于某些特别重要而又无法直接采集数据的指标，应根据尽可能多的信息进行估计。而且所选择的指标其内容应易于理解，不能有歧义，以确保所构建的RII能够准确而方便地计算并应用。
第三，兼顾结构稳定性与灵活性。RII编制所依据的指标、各指标的权重不宜频繁变化，以使评估结果的解释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与动态可比性。然而，不能将指数编制依据的指标及其权重僵化对待，应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因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战略目标，而且这些阶段性战略目标还要根据国际政治与经济形势的变化进行适当的调整。为了准确、客观地反映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编制RII时所使用的指标及各指标的权重，应与人民币国际化实践和中国的战略目标相适应，能够在不同的阶段进行适当的调整。
第四，指数编制方法透明、简单。RII编制的指标选择原则、权重确定原则，均在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的指导下应用。同时，应采用比较简单直观的计算方法，避免过于复杂、难以理解的方法。此外，指数编制的方法是公开的，以便政府及相关研究部门的工作人员对人民币国际化问题进行协同研究，为RII的科学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1.1.4 人民币国际化指数指标体系
从理论上讲，货币具有三种功能———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和价值贮藏。考虑到在国际贸易中，计价货币通常就是结算货币，编制RII的目的之一是要侧重反映人民币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实际使用情况，因此将价值尺度功能与支付手段功能合二为一，即为计价支付功能。由此人民币国际化指数的一级指标主要包括国际计价支付功能与国际储备功能两大类，而国际计价支付功能又可以体现在贸易与金融两大方面，因此在国际化指数中，贸易计价、金融计价与官方外汇储备功能并行，所占权重均为1/3（见表1—1）。表1—1 人民币国际化指数指标体系
注：
世界贸易总额中人民币结算比重=人民币跨境贸易金额/世界贸易进出口总额；
全球对外信贷总额中人民币信贷比重=人民币境外信贷金额/全球对外信贷总额；
全球国际债券和票据发行额中人民币债券和票据比重=人民币国际债券和票据发行额/全球国际债券和票据发行额；
全球国际债券和票据余额中人民币债券和票据比重=人民币国际债券和票据余额/全球国际债券和票据余额；
全球直接投资中人民币直接投资比重=人民币直接投资额/全球直接投资额；
全球外汇储备中人民币储备比重=人民币官方储备余额/全球外汇储备余额。
根据RII编制的原则之一，即向实体经济交易流通功能方面加以引导，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实现的结算功能是评价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的三级指标可选择世界贸易总额中人民币结算所占比重。
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金融账户囊括了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金融交易活动。金融交易包括直接投资、国际证券和国际信贷三大类。指标体系中分别针对人民币在这三大类金融交易中的实际功能设置了相应的指标，本报告将对证券交易部分的指标设置做如下说明。
国际证券交易包括债券和股票两个部分。由于国际金融存在巨大的信息不对称风险，具有固定收益的债券的风险可控性优于股票，因此国际债券市场的规模远远超过股票市场的规模，一直在国际证券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此外，由于主要国家股票市场的规模往往以本币标价，缺乏按照币种对非居民股票投资的统计，从金融学原理和数据可获得性两方面考虑，本报告使用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的国际债券和票据指标来反映国际证券交易。按照BIS的统计分类标准，国际债券和票据包括：第一，所有由国内机构和非国内机构发行的非本国货币债券和票据；第二，所有本国市场上由国外机构发行的本国货币债券和票据；第三，所有非居民购买的本国市场上由本国机构发行的本国货币债券和票据。由此可见，国际债券和票据指标能够很好地反映一国货币在国际证券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为了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人民币国际债券和票据的交易情况，本报告采用两个指标：其一是存量指标，即债券和票据余额；其二是流量指标，即债券和票据发行额。这样做的理由在于，存量指标可以客观地体现人民币在国际债券和票据交易中的现实地位，流量指标则能够更好地捕捉人民币国际债券和票据的动态变化。当然，流量的累积形成存量，流量指标与存量指标之间的这种关系决定了存量指标本身含有流量指标的信息，因此，我们对人民币国际债券和票据交易的存量指标赋予了较大的权数。
国际储备功能是国际货币职能最典型、最集中的体现。通常，一国货币在国际储备中的比重是一个最直接、最明了的货币国际化衡量指标，该指标目前由IMF发布。绝大多数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一般不公布官方外汇储备中具体的货币结构，这就给人民币国际储备功能指标的数据收集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尽管人民币尚未进入IMF的单独统计行列，但是随着我国统计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国际合作的深入，人民币在官方外汇储备中的比重指标的数据可获得性有望得到改善。
RII指标的主要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世界银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经合组织。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上述国际组织的指标统计将有所改进，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中的使用情况有可能单独统计。届时RII的指标体系有可能随着国际组织指标统计的改进与细化，进一步纳入更多的指标，并且在指标赋权上进行适当的调整。1.1.5 人民币国际化指数计算方法及其经济含义
RII指标体系中每一个指标本身都是比重，不存在数量级差别，因此无须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可以直接进行加权平均并编制RII。tjt
式中，RII表示第t期的人民币国际化指数，X表示第j个变量在第tj期的数值，w表示第j个变量的权数。
RII的经济含义应做如下解读：如果人民币是全球唯一的国际货币，则RII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数值就应该等于100%，此时RII为100。反之，如果人民币在任何国际经济交易中完全没有被使用，则其各项指标的数值就等于0，此时RII为0。如果RII的数值不断变大，表明人民币在国际经济中发挥了更多的国际货币职能，其国际化水平就越来越高。例如，当RII为10时，意味着在全球各国的国际贸易、资本流动、官方外汇储备资产交易活动中，有十分之一的交易额使用的是人民币。1.2 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及其变动原因1.2.1 人民币国际化指数现状
2014年，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经济与金融改革呈现加快推进之势。伴随跨境人民币政策与清算安排的进一步完善，以及离岸市场的不断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交易以及外汇储备等方面的接受程度加速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大幅攀升。如图1—1所示，2014年RII继续呈现上升趋势，截至第四季度RII已达2.47，同比增长45.4%。图1—1 人民币国际化指数
注：由于原始数据统计调整，2013年第四季度的RII由1.69（《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4》）调整为1.70。
在2014年的四个季度，RII分别为2.37、2.35、2.14和2.47。人民币国际化指数保持着季均97.3%的增长速度，如图1—2所示。图1—2 RII季度同比增长情况1.2.2 推动RII走强的六大原因
2014年，全球经济复苏之路曲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然而，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人民币国际化快步跃进，国际使用规模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统计，2014年人民币取代加拿大元、澳元，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市场份额升至2.17%，人民币实现了从新兴货币向常用支付货币的转变。2014年，RII走强主要源于以下六个方面：
其一，中国经济迈进新常态，全方位巩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根基。2014年，中国结束了连续三十年高速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着手解决经济结构失衡、环境恶化、资源过度使用等原有发展模式带来的负面作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任务，在经济新常态下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以改革破除体制性障碍，激发中国市场的无限潜力。体制改革红利使得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与可持续性双双提升，增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2014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为8%，高于GDP的增速，消费贡献率升至51.2%，经济发展动力转型初见成效；服务业产值占比升至48.2%，移动互联网、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新兴产业异军突起，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快速成长，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与议价能力大幅提升；改善民生，完善医疗、教育、社保等制度建设，依法治国、从严治党，夯实了中国经济社会稳健发展的制度保障，增强了人民群众与国际社会对新一届中国政府执政的信心；简政放权，进行商事制度改革，减少三分之一行政审批事项，新登记注册企业增长45.9%，掀起了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高潮。尽管存在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但是中国政府推行稳定宏观经济的政策组合拳，着力解决突出矛盾与结构性问题，以改革增添经济发展动力，实现了中国经济稳健运行，GDP增速达7.4%，仍然位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2014年是深化改革元年，中国积极主动寻求变革，提升经济社会发展质量，以坚实的经济基础与明朗的发展前景为人民币国际化背书，大大增强了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专栏1—1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七大机遇
当前的中国经济步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长进入了可控、相对平衡的运行区间。在外需疲软、内需回落、房地产调整及深层次结构变动力量的综合作用下，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剧。然而，“新常态”并不是只有困难、挑战和风险，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孕育着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拥抱新经济体系的宏大发展机遇。
第一，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机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宣告了镶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传统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高投资带来的高能耗与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社会经济冲突以及过度管制带来的创新不足已经成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足和民族复兴的绊脚石。人民深深认识到，大改革和大调整是重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基石的唯一选择。这种“大改革”与“大调整”共识的形成是“新常态”带给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最大礼物，在世界性结构改革的大浪潮中给予了中国良好的机遇期。
第二，大消费、大市场与构建“大国经济效应”的机遇。世界各国惊奇地发现，中国在GDP稳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时，其市场份额和消费规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国需求成为世界需求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大国经济效应”开始全面显现。一是在市场上出现全面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生产效率的提升有效对冲着各种成本的上升，使中国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并没有下降。二是消费开始上台阶，中国的消费规模依然每年按照平均13%的速度增长，中国需求的扩张使中国采购成为世界经济稳定的核心因素，中国开始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三是中国的“世界工厂”开始与中国的“世界市场”相对接，在内外贸一体化的作用下使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抵抗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幅度上扬。
第三，“大纵深”与构建多元增长极的机遇。虽然到2014年年底，中国各类产业结构的指标标志着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化，工业化的红利开始衰竭，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国经济纵深的厚度和宽度，即“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区”虽然开始全面转向服务业驱动，但广大的中西部与东北地区的人均GDP依然不足5000美元，工业化依然处于高速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不仅为东部产业升级提供了有效的腾挪空间，也为中西部加速发展提供了契机。因此，中国产业的梯度大转移不仅大大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红利消退的速度，同时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增长极使中国经济的空间布局更加科学。
第四，“大人才”与构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遇。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老龄社会的逼近意味着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但必须注意的是，目前“招工难”和“用工贵”问题主要凸显在农民工领域。中国的就业格局是“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相并存。每年高达700多万名大学生毕业的压力已经使大学生的就业起薪与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开始拉平。而这恰恰是中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关键，这说明大规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经为中国产业升级准备了大规模高素质、低成本的产业后备大军。以大学生和人力资源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始替代以农民工和低端劳动力为核心的传统人口红利。
第五，“大创新”与构建技术红利的机遇。仔细梳理中国技术创新发展的各类指标，我们会发现，在粗放式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同时，中国创新发展模式已经崭露头角：一是专利申请大幅度提升，于2013年达到257.7万项，增速为15.9%，占世界总数的32.1%，居世界第一；二是R＆D经费支出突破低水平阈值，于2014年达到GDP的2.09%，增速达12.4%，进入高速度、中等强度阶段；三是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术市场交易额达到7469亿元，增速达到16%；四是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增长，总额达到660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0%；五是国外发表的科技论文在2013年已接近30万篇，迈入世界科技论文大国的行列；六是中国拥有世界规模最庞大的科学技术研究人员。上述这些参数说明，只要进一步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和鼓励各类创新创业活动，中国技术创新红利必将逐步实现。“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创新”转型，从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过渡。
第六，大升级与构建升级版中国经济的机遇。在市场、技术、人力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全面升级的势头：一是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消费开始出现大幅度升级，开始从过去30多年的以吃穿住行为主体的工业化消费转向以高端制成品和服务消费为主的后工业化消费；二是产业在需求的拉动下，开始大幅度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升级版经济的雏形开始显现。
第七，大开放与中国经济全球布局的机遇。中国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给予了中国前所未有的进行大开放和全球布局的机遇。一是中国开始从“商品输出时代”转向更为高级的“资本输出时代”，对外的FDI高速增长，海外并购突飞猛进，其平均增速超过30%，对外投资总量2014年已突破1000亿美元；二是以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全面强化中国开放的板块效应；三是以“一带一路”为核心展开中国空间战略与开放战略的全面对接，并通过互联互通打造中国新的国际合作格局；四是以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绸之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构建，打破欧美一统国际金融的格局。这些拓展有效扩张了中国资源配置的空间以及盈利模式，必将把中国发展带入新阶段。
当然，要很好地把握上述七大机遇，将各种战略机遇转化为真正的增长和发展，这不仅需要我们有效解决“新常态”面临的各种问题及挑战，同时还需要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构建出适合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陈雨露）
其二，金融改革加速推进，跨境人民币政策不断完善，形成人民币国际化的双轮驱动模式。2014年，中国金融改革加速推进，在金融市场开放、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突破，既为构建高效、完善的现代金融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人民币国际化纵深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例如，2014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基本上退出常态化外汇干预，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1%扩大至2%，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2014年7月，微众、温州民商和天津金城三家民营银行的发起设立打破了原有金融垄断，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提升中国金融市场的效率与公平。2014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扩大为基准利率的1.2倍，并就《存款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利率市场化更进一步发展。此外，为了顺应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的基本要求，跨境人民币政策在简化业务流程和审批手续方面不断完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呈现出由试点区域向全国推广、由企业向个人开放、由贸易账户向资本和金融账户延伸的趋势，从而健全了贸易与金融双轮驱动模式，加快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其三，资本账户开放度提升，增强了人民币的国际吸引力。中国（上海）自贸区与沪港通合力“先试先行”，驱动中国资本账户可兑换向深层次发展。2014年，中国（上海）自贸区进一步简化经常项下、直接投资项下的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允许经济主体在一定条件下开展境外人民币借款、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以及经常项下人民币集中收付，将第三方支付加入跨境电商人民币结算行列，建立了自由贸易账户（即FT账户）体系。这些措施提高了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效率与便利性，促使自贸区跨境人民币业务大规模扩容。为了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构筑人民币资本市场流动的机制和渠道，2014年9月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了以人民币计价的贵金属期货交易国际板，12月又推出了原油期货交易，实现了在岸资金和离岸资金的深度融合，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增强人民币大宗商品定价的价格发现功能。特别需要关注的是，2014年11月沪港通正式启动，不仅增强了沪港两地股票市场的综合实力，扩大了两地投资者的投资渠道，还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迈入了新阶段，人民币的回流机制基本建成。上述资本市场开放的新举措无疑提升了人民币作为国际投资货币的吸引力，导致人民币在国际金融计价交易方面的使用范围大幅扩大，金融交易功能进一步强化。
其四，“一带一路”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开启了战略窗口。“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新时期的国家战略，是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推进沿线各国互利共赢与共同发展的合作构想。2014年，“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成为了G20、APEC、博鳌论坛等国际会议的热点议题，并得到了沿线各国的积极响应与普遍认可。国内沿线各省市加紧战略规划与部署，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瞄准机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主导开启的全新经济区域化模式，将为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长久动力，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新的机遇和突破口。加强资金流通是“一带一路”建设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使用人民币则是沿线各国降低流通成本、增强金融风险抵御能力的有效手段。“一带一路”高度汇集了融资、投资、贸易等众多国际经济金融合作项目，加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丝绸之路基金相继成立，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倡导者和主要的推动者，人民币必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更多地发挥国际货币功能，加速人民币区域化阶段目标的实现。
其五，人民币离岸市场版图拓展，全球人民币清算系统布局基本完成。随着中国第一贸易大国地位的确立，众多国际企业开始将人民币纳入其资金负债管理与风险管理系统。尤其是在人民币币值长期稳定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预期下，离岸人民币投融资需求规模迅猛增长。微观主体的市场行为，自下而上地推动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的国家主动构建和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2014年，欧洲各国积极推进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中国对此予以支持和配合，指定人民币清算银行，优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全球布局。经中国国务院批准，继港澳台地区和新加坡之后，悉尼、伦敦、法兰克福、首尔、巴黎、卢森堡、多伦多等地各确定一家中资银行作为当地人民币业务清算行。通过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的制度安排，中国构建了覆盖全球的人民币清算网络，人民币的国际流动性和交易便利性由此获得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人民币离岸市场和清算系统的完善，进一步提振了海外企业对人民币的国际使用的信心，有利于拓展人民币境外循环使用的渠道与机制。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存款规模、产品种类、参与主体与上年相比，均出现显著增长。此外，2014年，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hina International Payment System，CIPS）落户上海，该系统连接境内外所有直接参与者，处理人民币贸易类、投资类等跨境支出业务，覆盖全球主要时区的人民币结算需求，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坚实的硬件支持。
其六，国际合作不断深化，互利共赢彰显大国责任。2014年，中国积极开展国际经济金融协作，双边、多边贸易合作取得突出进展，中国与瑞士、冰岛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实施，中国—东盟跨境人民币业务中心于广西南宁成立，拓展了人民币跨境使用渠道；银行间外汇市场先后实现了人民币与新西兰元、英镑、欧元和新加坡元的直接交易，大大降低了人民币与这些主要货币的汇兑成本，破除了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成本障碍；中国人民银行继续推动央行层面的货币互换合作，先后同瑞士、斯里兰卡、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加拿大五国货币当局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推动人民币使用的官方认可。当然，中国还积极参与多边机制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积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绸之路基金。中国正在成长为负责任、敢担当的世界大国，以互利共赢的理念积极融入国际事务。这些贸易、金融等多领域的深化合作，为人民币走向国际货币舞台的中心提供了重要载体与信心保障。专栏1—2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
2013年10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举行会谈时表示，为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方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截至2015年3月31日，即亚投行创始成员的最后申请日，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除美国外的其他4个，G20国家中的13个，全球GDP排名前10中的8个，均已申请加入亚投行。
亚洲各国经济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不少东盟、南亚及中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经济持续发展面临较大的瓶颈约束。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2010—2020年间，亚洲各国若想要维持正常的经济增长，基础设施投资缺口高达8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年的基础设施资金需求大约为8000亿美元。而现有的国际和区域金融合作组织根本满足不了如此巨大的融资需求。为了打破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瓶颈约束，中国倡导筹建亚投行，专门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这一倡议很快得到了亚洲国家的积极响应。2014年10月24日，包括孟加拉国、文莱、柬埔寨、中国、印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老挝、马来西亚、蒙古、缅甸、尼泊尔、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署《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备忘录》，计划在2015年年底前成立亚投行，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亚投行总部设在北京。秉持开放、合作的理念，亚投行还欢迎亚洲区域外的国家加入，共享共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利益。2015年3月12日，英国不顾美国的劝阻，向中国财政部提出申请，成为首个要求加入亚投行的非亚洲国家，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欧盟国家随即纷纷提出申请。最终申请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的国家和地区数目达到57个，包括巴西、埃及、澳大利亚等拉美、非洲和大洋洲国家。这迫使一开始对亚投行持反对态度的美国和日本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愿意与亚投行进行合作。亚投行之所以得到超出预期的国际社会认同，根本原因在于其拥有创新的理念和务实精神。
亚投行的成立不仅能推动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资本利用效率，也可以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发挥其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成熟技术与经验，实现亚洲国家的互利共赢。最为重要的是，亚投行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一样，都是在中国主导下的国际金融合作组织。中国将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用实际行动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通过建设新的国际金融机构和制定新的运行规则，提供全球性公共物品。当然，亚投行也将在制度层面上扩大人民币在周边区域的辐射力，并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广阔的平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 涂永红）1.3 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变动的结构分析
根据人民币国际化指数的计算方法，贸易计价、金融计价和国际外汇储备中人民币的使用占比变化，都会影响RII的结果。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起步阶段，主要表现为人民币贸易计价结算推动RII上涨。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RII的驱动模式已转变为贸易计价结算和金融交易计价结算并行驱动。2014年，人民币金融交易计价结算对RII增长的贡献更加突出，同时人民币外汇储备全球占比指标也大幅攀升。综合看来，贸易计价结算为RII指数的稳定上升提供了基本保障，而推动RII上涨的主要动力来自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接受度增加以及国际金融交易中人民币的更多使用。1.3.1 人民币国际贸易计价结算占比冲高回落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起点，如图1—3所示，2014年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规模较2013年继续保持较大幅度的增长。2014年，银行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6.55万亿元，同比增长41.6%。其中，货物贸易结算金额为5.9万亿元；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结算金额为0.65万亿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实收2.73万亿元，实付3.82万亿元，收付比为1∶1.4。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全球占比从2012年年初的1.03%提升至2014年第四季度的2.96%，增长了187.38%。图1—3 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功能
综合看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份额继续走强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区域贸易合作进程加快。《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及《中国—冰岛自由贸易协定》于2014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此外，中国实质性结束了同韩国和澳大利亚的自贸谈判协定，并且陆续开启了同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等国的自贸谈判，中日韩三国的自贸区合作谈判也进展顺利。这些跨区域的自贸协定的陆续签署与实施，提供了互利双赢的机制保障，有助于中国实现全面、高质量和利益平衡的双边贸易目标，直接刺激了贸易规模的扩大。
第二，便利结算政策不断落地，积极推动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继2013年7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简化跨境人民币业务流程和完善有关政策的通知》以来，经常项目下跨境人民币结算、融资业务的审核程序大为简化，受到跨境人民币结算成本下降、效率提高的激励，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意愿上升。2014年5月22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账核算业务实施细则（试行）》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账核算业务风险审慎管理细则（试行）》正式公布。区内经济主体可依托自由贸易账户这一载体，积极开展投融资汇兑等创新业务，进一步优化试验区的营商环境。6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向个人开放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提高了个体工商户从事外贸的便利程度，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迅速增长。1.3.2 人民币国际金融计价结算功能强化
人民币国际金融交易计价支付功能进一步强化，在国际信贷、直接投资以及国际债券和票据的交易与结算中，人民币金融交易规模继续扩大，保持高速上涨趋势。截至2014年第四季度，人民币国际金融交易计价结算综合占比达2.8%，同比增长34.0%（见图1—4）。综合看来，人民币国际债券与票据发行规模的大幅攀升是推动金融计价结算综合指标上升的主要原因。图1—4 人民币国际金融计价结算综合指标
注：人民币国际金融计价结算综合指标由全球对外信贷总额中人民币信贷比重、全球国际债券和票据发行额及余额中人民币债券和票据比重，以及全球直接投资中人民币直接投资比重构成。
1.人民币国际信贷
2014年，人民币国际信贷规模平稳增长，人民币国际信贷全球占比已经从2012年第一季度的0.25%上升至2014年第四季度的0.49%，3年增长了一倍（见图1—5）。
人民币国际信贷的攀升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是离岸市场人民币存量进一步扩容。截至2014年年底，香港地区人民币存款规模达到10035.57亿元，新加坡人民币存款规模也达到了2770亿元，离岸市场大量人民币资金的沉积为人民币国际信贷提供了资金支持。另一方面，2014年人民币跨境贷款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继深圳前海、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江苏昆山之后，苏州工业园区、中新天津生态园、广西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和云南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等陆续获得跨境人民币贷款试点资格。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的海外分行帮助境内企业在离岸市场借入人民币超过8亿元。由于境外资金价格相对便宜，跨境人民币贷款有利于企业降低财务成本，因此，跨境人民币贷款在试点区域内发展迅速，导致人民币国际信贷规模快速上升（见图1—5）。图1—5 人民币国际信贷全球占比情况
2.人民币直接投资
人民币直接投资包括人民币FDI和人民币ODI（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随着中国经济企稳回升以及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人民币直接投资规模保持快速增长。2014年银行累计办理人民币跨境直接投资结算业务1.05万亿元，同比增长96.5%。2014年第四季度，人民币直接投资规模全球占比达到6.9%（见图1—6）。图1—6 人民币直接投资规模及全球占比
中国经济平稳运行和人民币跨境投资使用便利化政策落地是推动人民币直接投资全球占比上升的两大主因。
一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是决定其能否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根本因素。在全球经济复苏尚不明朗的大背景下，进入经济新常态、保持7%的中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仍然被国际社会认为是最安全且能获得可观回报的投资场所。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和商务部先后发布《关于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金融机构人民币结算有关事项的通知》和《关于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有关问题的公告》，对人民币直接投资相关政策作出了明确规范，推动中资金融机构和个人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便利化。这些便利化措施让越来越多的FDI选择使用人民币进行投资，2014年人民币FDI规模达到8620.2亿元，同比增长92.3%。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加快了对外投资步伐，在人民币对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大幅升值的情况下，坚挺的人民币使得企业增加了使用人民币对外投资的积极性。此外，2014年7月，天津生态城和苏州工业园区试点四项人民币跨境创新业务，个人对外直接投资项下跨境人民币业务取得新突破。这两个地区内的个人可以使用人民币进行包括新设、并购、参股等方式的对外直接投资业务。由于企业和个人能够较少地受到资本项目管制的限制，能够较为方便地使用人民币进行对外投资，2014年人民币ODI规模达到1865.6亿元，同比增长117.9%。
3.人民币国际债券和票据
债券市场是最重要的国际金融市场，国际债券市场的币种份额是衡量一国货币的国际使用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2014年，人民币国际债券与票据发行规模达到475.78亿美元，同比增长104.68%。人民币国际债券与票据发行规模的成倍增长，推动人民币国际债券与票据余额的国际占比继续上升。截至2014年第四季度，人民币国际债券与票据余额达到940.31亿美元，全球占比达到0.45%，在国际债券市场的影响力非常微弱（见图1—7）。图1—7 人民币国际债券与票据综合指标
人民币国际债券与票据发行规模的不断上升，主要得益于人民币发行主体的扩大。2014年除了境内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在离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外，境外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和政府也纷纷加入了人民币发行的行列。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进一步开放，允许更多的境外机构参与债券市场交易，增加了人民币国际债券的流动性和吸引力。人民币国际债券供求规模的急剧扩大，使得人民币国际债券的市场基础变得越来越厚实。
从人民币国际债券的供给方面看，境内机构的发债意愿及发债规模呈现上升趋势。基于境内外利差，中国境内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纷纷选择在境外发债。2014年9月，中国最大的几家金融机构密集地发行人民币国际债券。例如，中国农业银行在迪拜通过全球中期票据计划发行10亿元人民币“酋长债”，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在台湾发行20亿元“宝岛债”，国家开发银行在伦敦发行20亿元人民币债券，中国银行在巴黎发行20亿元“凯旋债”，中国工商银行在新加坡发行40亿元“狮城债”。金融机构发行巨额的人民币国际债券，不仅加强了不同离岸人民币中心之间的合作，还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了有效的资产管理工具。由于人民币的有效汇率相对稳定，加上对人民币的使用和投资需求上升，越来越多的境外机构也选择发行人民币债券，发行地点既有在岸市场，也有离岸市场。例如，2014年3月，德国戴姆勒股份公司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了5亿元定向债务融资工具；9月，马来西亚国家再抵押机构CagamasBerhad发行了15亿元离岸人民币债券；10月，英国政府发行了30亿元3年期离岸人民币债券。
从人民币债券的需求方面看，由于2014年国际金融市场跌宕起伏，主要货币走势出现了极端的分化。受美国量化宽松（QE）政策退出、美国经济强劲复苏的影响，美元指数不断走强，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债券开始走俏。但是，欧元区却仍然深陷泥淖，欧元大幅贬值。在动荡的国际金融环境下，不仅人民币国际债券的供给量整体偏低，发行人民币债券的机构的信用等级很高，而且人民币利率相对较高，加上人民币的有效汇率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内，使得人民币国际债券能够为投资者带来非常丰厚的回报，因此，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国际债券的需求旺盛。1.3.3 人民币外汇储备功能继续扩大
储备货币地位是检验一国货币国际化水平的最简单、最直截了当的方法。伴随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人民币的储备货币地位不断上升，越来越多国家的政府将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在非洲地区这一趋势十分明显。目前，人民币已经成为安哥拉、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加纳、肯尼亚和南非等国央行外汇储备的组成部分。为了科学配置其储备资产，一些发达国家也在其外汇储备中持有人民币资产。例如，2014年10月14日，英国政府通过其财政部，由英格兰银行代理，由中国银行作为联席主承销商在伦敦发行了30亿元3年期离岸人民币债券。这是全球首只外国主权级离岸人民币债券，显示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巨大潜力。
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同瑞士、斯里兰卡、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加拿大五国中央银行首次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并且与多个国家续签了货币互换协议。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与28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累计达到4.07万亿元，现有余额3.12万亿元。通过这些央行层面的货币互换安排，市场对人民币的流动性充满了信心。专栏1—3 交通银行获任首尔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2014年7月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韩经贸合作高层论坛上宣布中国人民银行和韩国银行签订了在首尔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备忘录，确定中国交通银行担任首尔人民币清算银行。这将有利于促进中韩两国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人民银行网站同时发布公告。
首尔是中国人民银行继港澳台地区和新加坡之外又一个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亚洲地区，标志着人民币离岸中心在东北亚布局的开启，可显著提升人民币在东北亚地区的使用效率，拓宽人民币资金在韩国的运用渠道。根据首尔人民币清算安排，交通银行首尔人民币清算行拥有大额支付系统支付行号，允许直接进入中国境内外汇交易、同业拆借和银行间债券市场，能高效处理韩国本土及跨境人民币清算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