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星云大师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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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僧有话要说试读：
《贫僧有话要说》序
二○一五年三月，台北市政府对慈济功德会在内湖园区开发一事表示异议，此事历四任市长终没有通过。台湾媒体对慈济挞伐，引起了轩然大波，佛教界也受到波及。
其实，慈济对于台湾的社会也有正面的贡献，不能因为内湖事件，完全抹杀他们几十年来的喜舍、救苦救难。慈济集合佛教信徒、社会人士慈悲布施，为社会福利做的一切，并不只属于寺庙道场，而有了社会的慈善团体的意义。因为在“政府”主管单位上，他们大部分的事业隶属“卫福部”或“内政部社会司”管辖，是社团；而佛教的寺庙道场、佛教会大多属于“内政部民政司”管辖，是教团，因此在性质上，这恐怕是最大的不同了。
当然，慈济也应该检讨，除了各地的开发引起社会的异议，尤其对于财务没有即时公开，为社会所诟病。贫僧在三十多年前，也曾经为慈济医院主持破土奠基典礼，应该与慈济也有一些因缘，现在看到媒体因为慈济事件而践踏佛教，贫僧不得不出来有话要说。
最初只想写一说、二说，就可以结束了，但是社会对慈济和佛教的攻击有蔓延之势，后面就又再写三说、四说，一直写到二十说。记得我在海南岛出席博鳌亚洲论坛的时候，因《人间福报》四月一日创刊十五周年纪念，要刊登这许多文章，写了一篇《贫僧有话要说·序》。
没想到这些文章发表以后，支持佛教的海内外信徒、各界人士对此反响非常热烈。我出家七十七年来，从未见过佛教徒对于佛教这么样的热络，甚至鼓励我在二十说之后，继续说下去。我在感动之余，就请佛光山书记室妙广法师等，由我口述，帮我记录，就这样，不知不觉中就有了四十说。
这四十说旨在说明，在六十年前，我从宜兰度化青年，用音乐、歌唱、舞蹈，启动人间佛教弘传的开始，到一九六三年在高雄创办佛教学院，接引一些青年学佛、出家，培养佛教人才，共同推动人间佛教的发展。后来，又迁移至佛光山，如今，佛光山开山也有近六十年的历史，佛法也遍传全球五大洲了。
佛光山非个人所有，是佛教和信徒共成。在口述这许多历史的时候，把佛光山为社会兴办的文化、教育、慈善事业等，一切都摊在阳光下，借这个机会，让贫僧向社会和信徒做一个报告，觉得也是好事；同时，也勉励佛光弟子，在未来有一个修持上的依循。例如：要有平等的性格，要有“佛教靠我”的观念，要有“与病为友”的想法，要能对社会救苦救难，要珍惜生命、爱护生态、重视心灵环保等。
凡是宗教，你信仰他，他就是佛、是神；你不信仰他，他就是魔、是鬼。佛魔之间、神鬼之间，由人自己选择。贫僧在此，也只希望这个社会能够人心净化，增加道德和社会的美好，促进两岸和平发展。这就是写这本《贫僧有话要说》的微愿了。
这些文章在《人间福报》发表期间，信徒纷纷响应，表示要出资赞助，希望结集出版。后来由我的公益信托基金、“中国佛光传道协会”和《人间福报》读者、信徒共同印刷一百万册繁体版在台湾赠送给社会各界人士。书中除了这四十说以外，还收集部分文章作为附录，那是贫僧过去不成为诗的诗作。各界阅读《贫僧有话要说》后，纷纷响应，有近万封的回响，里面有许多的见解、看法，我们只能从中选择一些觉得应该与读者共同分享的内容，将之编辑成册一并赠送，提供给大家参考、指教。期盼这个社会对人间佛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就是贫僧最大的希望了。
大陆简体版分为精装版和平装版，平装版亦全部赠送。
希望以此诚心供养十方读者，并以“佛光四句偈”来祝福大家平安吉祥。“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
禅净戒行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二○一五年五月十六日于佛光山开山寮
星云大师简介
一九二七年生，江苏江都人，十二岁于南京栖霞山礼宜兴大觉寺志开上人出家，曾参学金山、焦山、栖霞等禅净律学诸大丛林。
一九四九年春天来台，主编《人生》杂志等刊物。一九五三年创宜兰念佛会，奠定弘法事业的基础。
一九六七年创建佛光山，以人间佛教为宗风，致力推动佛教教育、文化、慈善、弘法事业。先后在世界各地创建三百多所道场，又创办多所美术馆、图书馆、出版社、书局、云水医院、佛教学院，暨兴办西来、佛光、南华、南天及光明大学等。一九七○年后，相继成立“大慈育幼院”、“仁爱之家”，收容抚育孤苦无依之幼童、老人，及从事急难救济等福利社会。一九七七年成立“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编纂《佛光大藏经》、《佛光大辞典》。并出版《中国佛教经典宝藏精选白话版》，编著《佛光教科书》、《佛教丛书》、《佛光祈愿文》、《人间佛教丛书》、《百年佛缘》等。先后荣膺世界各大学颁赠荣誉博士学位，有智利圣多玛斯大学、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美国惠提尔学院及香港大学等，并获颁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同济大学、湖南大学及中山大学等大学名誉教授。
大师弘扬人间佛教，以地球人自居，对于欢喜与融和、同体与共生、尊重与包容、平等与和平等理念多有发扬，于一九九一年成立“国际佛光会”，被推为总会会长，实现了他“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理想。一说我还是以“贫僧”为名吧！十方来十方去，共成十方事。以无为有、以空为乐。
在过去，中国大陆的出家人都自谦叫“贫僧”，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称呼，出家人内心富有三千大千世界，为何自甘堕落要做贫僧呢？我童年家贫，甚至三餐不继，但我从来不觉得家里贫穷。虽然无钱入学念书，但是我有双手、双脚，眼耳鼻舌身俱全，我为什么要感到贫穷呢？
我一生历经北伐、抗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记得母亲告诉我，我出生的那一天，适逢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率军北伐和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在江苏会战的时候，军队正在家门口杀人，我就呱呱坠地了。南京栖霞禅寺山门高雄佛光山宜兰佛光大学校景
十岁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开始，我与家人每天跟随难民潮向苏北方向逃亡，穿梭在枪林弹雨之中求生，沉浮在死人堆里苟活。与此同时，父亲在南京的战争硝烟里人间蒸发，当时寡母遗孤的窘迫，岂止是贫穷可说呢？虽说战争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但经过枪炮子弹洗礼过的人生，对于生活中的穷困、生死自然别有一番体验。
十二岁出家之后，贫穷的祖庭宜兴大觉寺、贫穷的参学寺庙南京栖霞禅寺，都是生活艰苦，我也甘之如饴。在六十六年前，我二十三岁到了台湾，无亲无故，连找个寺院挂单，都没有人愿意收留，我仍然不觉得贫穷。
但后来，因各种的因缘，正如某些媒体清算佛光山的财产说有一百三十多亿台币，其实何止于此？其中，南华大学有四十多亿，佛光大学有六十多亿，普门中学有二十多亿，均头中小学和均一中小学有近二十亿，加上老人仁爱之家、孤儿院，还有佛光山的建设等，总花费应该不止五百亿吧！
在贫僧的下文里，会一一向各位报告。皆非我有 乃大众所共有
虽然花费那么多钱财，成就了那么多的事业，到了现在年近九十，才感到自己确实是一个“贫僧”。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都是大众和社会共有的。所谓“十方来，十方去，共成十方事；万人施，万人舍，同结万人缘”。这一切与我都没有关系，我只是其中的一点因缘而已。贫僧自比也是一个信徒，可以说也乐善好施，佛教里《金刚经》说，布施要无相，度生要无我。所以关于给人一些小惠乐助，也就不值得在此叙述了。至于创办的学校、寺院，本来就为十方财物，我孑然一身，不是“贫僧”又是谁呢？
不过，还有人说我少报了一条：“星云公益信托教育基金”的十多亿，但那也不是我的。这些款项属银行代为管理，私人不能动用，必须经过委员会会议，用于公益才可以支出，由银行按照章程规定，直接寄发给需要的机构、人士，贫僧也不能加以干涉。这几年基金会办了“真善美传播贡献奖”、“三好校园奖”、“全球华文文学奖”、“卓越教师奖”等。这些钱，也并不是化缘所得，是贫僧六十多年来稿费、版税、一笔字，以及人家的结缘供养而有，所以做一些微小的善事，这也是理所当然，不值得居功。享受贫穷 也是一种快乐
回忆五十年前开创佛光山，我就誓愿不积聚金钱，“以无为有、以空为乐”，我不赶经忏替人念经，我不出外化缘、不走政府、不到信徒之家，甚至于五十多年来，我没有到过百货公司、超市商店购买物品。因为贫僧不积聚金钱，所有一切，都归公佛光山教团所有，甚至信徒给我的红包，我都拒绝，很安然地过我的“贫僧”生活。我觉得享受贫穷也是一种快乐。
在开山初期，所有的拜垫、桌椅、图书、杂志，以及至少可以举办二三十次展览的名家书画，例如李自健的油画、施金辉的观音像、高尔泰的禅画、香港阿虫的漫画、何山的敦煌壁画、贺大田的老屋系列、田雨霖的水墨国画等等，当初都是贫僧分批收藏而有。现在，这些作品，均由佛光缘美术馆如常法师负责管理。艺术无价，文化、教育上的意义，价值又何止万亿元以上呢？
承蒙媒体某些女士先生经常在电视、报章批评我，甚至辱骂我，我都很感念，因为一无所有的贫僧，遭受一些批评、议论，也是替我的人生增添一点色彩。我一生“以不要而有”为理念，个人什么都不要，佛教、教团当然还是需要发展，虽是“贫僧”，能叫他不爱教吗？
就拿慈济功德会的证严法师来说，我想他个人的生活也是淡泊、节俭，一切都是为了社会。现在佛光山千余众比丘、比丘尼，不拿薪水、没有假日，他们使用的教室、寮区，配备的还是五十年前的传统生活设备，居住的地方都没有冷气空调，佛光山的空调都是客人所用。大家安贫乐道，还要为社会服务，那许多好发表议论却又不了解的人，为什么不对这些时间、空间因缘做一点研究功课、多了解一些呢？难道都没有看到这些贫僧们的身心、思想、生活天地吗？大师八米的长条桌
佛教徒大多守贫，纵有公共的寺院财富，亦为寺院所有、社会共有，都用之于社会大众。近来，各媒体对佛教很残忍地践踏，少数的媒体保持传统的道德，为佛教说几句公道话，持之以平。贫僧坦诚地向社会报告：我这一生没有用过办公桌，没有用过橱柜，虽然现在有了一些办公桌，身旁橱柜也很多，但我从来不曾用过、开过。我有一张八米的长条桌，吃饭、会客、写作、会议、写字都在这张桌子上，甚至当初李登辉先生光临佛光山和佛教里的万千信徒来访的时候，他们都曾经坐过。我不知道这些朋友、信徒是否还记得这张绿色桌面的长方形桌子？这张长条桌，一直陪伴着我四十多年的后半生。吾安于贫 自信用钱得宜
贫僧除了自己生活简单，不喜爱对外应酬，不喜欢社会公宴活动，非常欣赏古德所说的：“为僧只宜山中坐，国士宴中不相宜。”当初，之所以到南部弘法，也是因为在北部佛教界的会议很多，如果不去参加，他说你不同他合作；请你吃饭，如果你不去应酬，他说你看不起他。为了要看得起他、为了要跟他合作，每天开会、吃饭，就什么事都做不了了。贫僧感到自己不适合台北的应酬，便在六十年前到南部来。那时候台湾南部少有外省的出家人，减少了很多的应酬，贫僧有了时间写作、读书、课徒，才感觉到人生的乐趣。大师带领佛教青年赶火车下乡弘法
不过贫僧也知道，我能安于贫，所以能建设很多的寺院；我能安于贫，所以有那许多人缘。媒体把宗教骂得一钱不值，假如台湾没有这许多宗教里的寺院、教堂、宫庙、道观，还是多姿多彩、安定和乐的美丽宝岛吗？但我们自信，我们用钱用得很有价值。
贫穷会衍生罪恶，台湾是一个富而好礼的地方，希望我们爱台湾的人们，不要嫉妒别人所有，不要仇视富者，不要排斥宗教，不要诋毁信仰，我们的文化是宽容的、是厚道的。为了佛教许多“贫僧”，为了他们未来的生存形象，我不得不在这个时候，以我为例，代表他们说几句公道话。“以无为有”是大师生活之道二说我对金钱取舍的态度佛法在五大洲流传，佛教还会没有财富吗？人间还会没有幸福安乐吗？
在佛教里面，称“贫僧”的人很多，现在我忽然也称自己是“贫僧”，在世间法上，我感觉自己是最有资格称“贫僧”，为什么？
我在银行里没有过存款，我也没有储蓄过金钱，我的荷包里面、口袋里面没有钱；我没有保险柜，也没有保险箱，更没有把钱存到哪一个人的户头里去。在佛光山，我也和大众一样，在常住的福田库，也领有一个号码，常住给我的少许零用金，都存在那个福田库里。
全世界的佛教信徒们，我单独跟你们化缘过吗？我没有跟你们化过缘。甚至于多少年来，信徒送给我的红包，我也拒绝接受，或者不经手。为什么？因为我都不要。佛陀纪念馆千家寺院、百万人士功德芳名录
有时候人家送红包给我，我推辞不了时，那个红包就会交由常住去处理。因为我所要吃的、穿的、用的，都有常住帮我解决，我要这些钱做什么？没有用处啊！即使为了佛教事业，文化、教育、慈善、弘法上等等支出，如何使用金钱，也是大家的事情，不需要我个人特别去张罗。因此，今天敢称自己是“贫僧”，是因为我真正就是一介“贫僧”。
现在，站在我个人的立场上，看到东西来了、物品来了，就有一种不能接受的感觉，我不要那么多，好比《维摩经》所说：“吾有法乐，不乐世俗之乐。”但站在世间法上，佛光山的这许多事业，能说与我没有关系吗？当然与这许多钱财的关系是有的，不能说跟我没有因缘。只是，我个人没有和金钱有直接的来往，我与金钱，都是缘分或信仰的关系。
今天要来向各位护法信徒们报告一下，我个人的基本思想和心理，对金钱的看法与处理的模式，我先举几个例子跟各位说明。处理金钱 宁可无不预支
第一个例子：本山功德主南丰钢铁公司的董事长潘孝锐居士，在我开山建寺之初，那个时候应该经济非常困难，他将一枚印章交给我，跟我说：“需要用钱时，你拿着印章，随时都可以到银行去取钱。”但他的印章放在我这里几年，我从来没有用过一次，后来还是还给他了。你说我有困难吗？的确有困难，但是我不能动用他的印章。有了困难，常住大众会一起来解决，我自己要有分寸。我不会让佛光山因为困难而带来了其他不必要的麻烦。贫僧有贫僧的人格，我不去动用不属于我的东西。
第二个例子：日月光集团的创办人张姚宏影女士，我们都称呼她“张妈妈”，现在九十多岁了。她是一位非常发心，也是很肯布施的善人，但我向她募捐化缘吗？从来没有。都是她主动表示想要捐献，希望为佛教做些什么。
例如，在三十多年前，我们还没有见过面，她就约我在台北普门寺，拿了三十万美金给我，鼓励我到海外建寺弘法，可见她很有远见。后来，她又拿了五千万台币给我，叫我办大学。但是我也不能接受，为什么？因为办大学不是我自己想办就办，还要政府的法令准许登记等等。
我记得她见我不肯接受五千万台币的时候，她生气似的说：“我现在有给你，你不要，等到我没有，你要，我也没有办法。”我觉得话是不错，但是，我接受了你的金钱，你就会问我：“大学呢？大学呢？”我可受不了啊！所以我也不能接受。况且，大学在哪里都还不知道，我怎么可以还没有大学就先用了人家的钱呢？在我的个性里，我宁可以没有，但我不能预支。这就是贫僧一生处理金钱的性格。
第三个例子：月基法师把身上的八百万台币款项，寄存在依严法师那里。依严法师曾经是佛光山早期的徒众，但这件事情我并不知道。月基法师是我的师长，所以他后来住院医疗，都是我去照顾；他要建设栖霞精舍，叫我做监院，也是我去帮忙；甚至于他从香港到台湾来，高雄佛教堂请他做住持，也是我主动邀请，他圆寂以后，也是我去替他料理丧葬后事，他遗留下来的栖霞精舍，因为我是监院，当然是寺院的接任者，不过，我有佛光山，我也不会需要栖霞精舍。
再说，有一些人士出来想要争取栖霞精舍的所有权，我也从来没有过问。后来，知道月基法师有八百万元存放在依严法师那边，我就赶快叫依严法师拿去还给栖霞精舍的信徒。告诉他们，那是月基法师的，可以让精舍来处理，我不要这许多意外的财富。据闻，后来栖霞精舍上法院诉讼数十年之久，谁和谁争我不知道，至今我也没有过问。信众往来 依法不共金钱
贫僧一生也不曾向人借贷过，包括银行。过去我在困难的时候，曾经想要跟高雄土地银行贷款，但是当时银行不贷款给寺庙，于是就这样放弃了。从此以后，我就没有跟银行有所来往。这样也很好，因为高雄土地银行的拒绝，成就了贫僧一生从来和人没有借贷的关系。
常常有信徒知道我的性格，总特别在供养我以后，慎重地告诉我说：“这是要给您个人的，不可以给常住，不可以给佛光山。”我人都是常住的，身外之物，怎能不归常住所有呢？
也经常有这许多的信徒要我接受他们的供养布施，但我都不想用个人跟他们建立关系，为什么？我只想到整个常住，所以我都以常住的立场与他们来往。我的原则是，个人的名下不积聚金钱—这不叫“贫僧”还叫什么呢？
因此，我现在正式向全世界的信徒宣布，我没有向信徒化过缘，我也没有向信徒借贷过，这是我一生成为一个“贫僧”的人格保证。
在我的想法里，所有的信徒跟我的关系是佛法的因缘，既是法缘，私人就没有金钱上的来往。我没有请托过信徒为我买过东西，我也没有借助信徒的力量，为我去办过什么个人的事情，也没有向信徒借用过什么有价值的物品，大家都是以佛法为缘分而交谊，所以一切的来往都以佛法作为标准。
当然事实上，不错，佛光山要建寺，必须要筹款，但佛光山在筹款上是有制度的，常住筹款必须由住持公告天下有缘人，他自然会前来帮助，这也与我个人没有关系，是有缘人和佛光山建立的缘分。我做住持的时候，也建寺筹款过，但是我没有经手过钱。我一直主张，掌权的职事，不可以管钱，管钱的，都由没有权力的小职事负责。因此，钱财和权力要分开。成就学子 百万人士兴学
佛光山的一切都由历任的住持主持，现在已经到第九任，他代表着宗务委员会负责这许多事情，我个人则在三十二年前，就已经辞谢住持的职务，可以说，佛光山的财务跟我毫无关系。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责任，因为我也是佛光山的信徒之一，跟信徒一样，也乐捐乐助给佛光山，给我们信仰的中心。佛光山第九届全体宗务委员，向新任住持心保和尚宣誓全力护持，共扬人间佛教。2013.3.12
像是办大学这件事，现在台湾的信徒，知识水准提升，他们不只支持建寺，也有兴学的观念，愿意栽培莘莘学子，让下一代接受良好的教育。因此，我提出“百万人兴学运动”的建议，也提供他们一些策划，但我没有直接参与，也没有过问，都是由佛光山历任住持和执行大学建设的慈惠法师他们去处理。这些也都是有期限的，每个人每个月缴交一百元台币，三年为期。它不是无限的，因为我不贪图无限。
唯有佛陀纪念馆例外，它的花费浩巨，每日一开门，就需要各项费用支出。曾经我建议过，若是有人捐建佛陀纪念馆，每个人赞助一万元台币，他的名字可以刻在石碑上，对象以“千家寺院、百万人士”为主，让来到佛馆的大众知道，这里的设施，就是有这许多人的护持而成就。当然，我也没有经手过这些捐献，这许多事，就由功德主会慈庄、永平、满益等法师他们去负责了。
佛光山丛林是接受十方信众的供养，常住纵使有存款，不论多也好，少也好，我只是佛光山众中的一个，我还是一名贫僧，和大众一样同沾受益，一切都是统一由常住安排，因此我还是没有沾到财务的边缘。写一笔字 作为公益信托
甚至，我在常住照顾之下，自己也有作务，有生产，为什么？我出书，我有稿费、版税收入，但我悉数都捐给常住，没有留给个人。我也写一笔字作为公益之用，因为有人来捐款，甚至有人一个馆一个馆地来收购，这些一笔字的捐助究竟多少钱，我不曾过问，全由公益信托基金处理，我个人不能取用，至于如何使用，则由委员会做决定。我这一生不肯涉及金钱，化私为公，贫僧敢说，这样的自我期许是有做到的。
当然，我也有用钱的时候，比方我为了常住的公事出门，需要搭飞机，乘坐交通工具，需要路费，当然常住都会替我处理。至于我的俗亲家人，我父系的亲族很少，母系的亲族比较多，我也只有在两岸开放来往的时候，给予一点纪念品跟他们结缘，聊表心意。但那也是在我有能力的情况下，动用自己的稿费、存款买一点东西。
记得年轻的时候，有一回，一个远房亲族讥笑我说：“和尚的钱财，都是念经得来的。”我认为这是对我们人格最大的伤害污辱。就是和尚念经的钱，也是辛苦所得，何况这钱，都是靠我自己的智慧、能力、努力所获取的。你轻视佛教，就等于轻视我，亲人有这样的思想，我只有和他断绝来往。我在佛门里，对于这些亲情，债权、金钱都分得非常清楚，你既然对佛教有所伤害，我又在佛法因缘里，就觉得不用往来了。
甚至我有病了，每次从医院出来，我都吩咐我的侍者，不要动用常住的金钱，我请他们从我在常住福田库里的存款，把单银（金钱）取出来支付所有的住院花费。
贫僧八十岁的时候，问徒众我有多少钱，他们告诉我有两千多万台币。我很讶异，怎么会有这么多呢？一个人钱多，在别人是欢喜，在我却是恐惧，所以我就决定把它通通捐出去做公益信托基金。人家说“无官一身轻”，我是“无财一身轻”。我一生的欢喜自在，就是这样得来的。
当然，在佛光山住持这么多年，也在世界上创造这么多的事业，说我完全对金钱糊涂、对金钱没概念，那也不见得。我对于取财之道，也有我“星式”的风格，在此也向各位报告：财富观念 信徒富寺庙穷
第一、主张“储财于信徒”
我经常跟出家的弟子说，我们要“储财于信徒”。假如有时候信徒过分地发心，超过他的能力负担以外，我都会叫常住的人把捐款退回去给他。曾经，我请慈惠法师替我退回一笔捐款给香港一位非常发心的信徒，那位信徒还特地跑来台湾跟我抗议。
但我的想法是，我要让信徒富有起来，佛教才能富有，信徒不能贫穷。大家要了解，佛教事业需要财富，我们个人要钱没有用。但是信徒需要有钱，因为他要发展事业，他要养家活口，因此，超额的捐款必须还给他们。
所以，我一直主张不储财于寺庙、不储财于佛教，我认为，所有的个人都是寺庙的，所有的寺庙都是教会的，那我们在佛教里面还需要什么财富呢？要让佛教的信徒都要富有，他们富有了，佛教才会富有。这是我第一个关于财富的观念。
第二、兴办文教事业，要让佛光山“穷”
兴办大学、云水书车、云水医院，送医疗、图书到乡村、山区，办报纸、办电视台等等文化、教育事业，办这么多事业是为什么？其目的就是要让佛光山“穷”。
一般的人都认为穷不好，但在我认为，穷，对佛光山的弟子会有帮助。因为穷，你要奋发向上，你要辛勤努力，你要精进不懈，你要力争上游，你要发心光大常住。不穷，这许多力量怎么会出来呢？
贫僧看到历史上，有很多富有的寺院，或是富家子弟，有了钱财以后，都去享受，都去花费，不知道要上进，不知道要努力，最后惹了很多麻烦，就会失败。穷苦，才会让人努力奋斗进取，极力去寻找生存的前途。就像佛陀说的，修行人要带三分病，才肯发道心。所以修行也要带一点穷，才知道要向前走。大概我一生都是守贫、守穷，只知道努力弘法，所以也能为佛教创办事业。给受之间 施比受更有福
第三、珍惜信徒净施的发心
我不需要信徒拿许多大钱来捐献，大功德主在佛光山不是没有，只是说，我们之间也像君子之交。但对于那许多供养一百元、两百元的信徒，他们的施舍，我非常重视。
我经常告诫佛光山的徒众们，信徒一百元布施给佛教，那可能是他一整天的菜钱了，也可能是他一整个月薪水里百分之几的收入，他拿最真诚的心捐献给常住，我们能随便不当一回事吗？一个人能“给”比“受”更有意义啊！
但是依照我自己的内心，感觉对于所有的功德，我受得起，也给得起。只要肯得为佛教兴办事业，我有什么受不起？但是我也给得起，只要有好的、善的事情，我有力量，我为什么不能给他呢？我为什么不能布施呢？但是，“给”与“受”之间，我的这一生还是“给”多于“受”。
对于“受”与“给”，我这个人感到“给”比较快乐，“受”虽不痛苦，但有负担。因此，我生平喜欢给人，也为佛光弟子立了佛光人的工作信条：“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虽是千万，有意义，我就给；虽是万千，人给我，我也能受，但我不愿意。为什么？在钱财的前面，我做贫僧比较安全。
第四、布施要不自苦、不自恼
我们佛光山的信徒也真可爱，他们经常为佛光山出钱，一下缴纳会费，一下点光明灯，一下这个活动赞助，一下又那个活动捐款，整年总有许多对社会、对人生有益的事情可以参与。我也一直警告佛光山的徒众，要把信施和个人私有的财务分开。
有的人对教育热心，就不要他赞助文化事业；有的人对文化事业热心，就不要让他在教育上再支出；有的人在慈善事业上发心，就让他专心做慈善事业；有的人欢喜法会共修，就让他参与共修。因为分开，大家的负担就不重，他就不会有压力。重要的是，要让信徒在不自苦、不自悔、不自恼的情况之下欢喜布施。施者受者 功德等无差别
我也常说，佛教界的领导人，在领导信徒的时候，要懂得体谅信徒的生活，体贴信徒的辛苦，体会信徒的一切来之不易。所以，当信徒再给常住时，我们也要思考：我们自己又给了信徒什么？大师随众过堂
所谓，舍得、舍得，要舍才能得，我们自己也要奉行。我一直鼓励信徒在佛光山吃饭不必给钱，你在这里吃饭就是功德。你布施，有功德，你接受人家的布施，一样有功德。我们到寺庙里捐献、添油香是功德；在寺庙里面喝口茶，吃碗饭也是有功德。跟佛门结缘，并不是说一定都要给才是布施，才是功德。接受，也是缘分，也是功德。佛经里说，施者受者，等无差别。
过去，大醒法师曾经告诉我，凡是信徒供养他的钱，若信徒说：“师父，这个给你吃茶。”他就在红包上面写着：“这是吃茶的钱。”若信徒说：“师父，这供养给你吃水果、买水果。”他就在上面写着：“这是吃水果、买水果的钱。”他说，不能把信徒给的净财弄混了，这会错乱了因果。因此，他总是吃茶的钱用于吃茶，吃水果的钱用于吃水果，功德分门别类写好用途。
但我认为这样做也太过迂腐。在我认为，钱财是相通互用的，只要是善于利用，给你、给他用都是一样的。何况钱财是社会大众共有的，所以我不在这个细节上去分别。因此，当佛陀纪念馆建设好了以后，我召开了几次佛教寺庙的会议，欢迎他们来办活动；或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来使用这里的场地，因为佛陀纪念馆这本来就是大家的。
俗谚云：“大厦千间，夜眠不过八尺；良田万顷，日食又能几何？”所以，我们要比较的、要争夺的又是什么呢？一个人在世间，你能睡多少、用多少，都有一定的，如果你超过了，那就会变成一个负债的人。
对于一些出家不久的徒众，我也经常告诉他们，你可以储蓄十万元、二十万元，因为万一家人或有疾病了，或是你要旅行，或是你要买书，拥有一点私款可以使用，这是人之常情。你们可以存在福田库里，常住是不可以干涉你的所有的。这就是我人间佛教的性格吧！
所有佛光山的大职事，像慈惠、慈容法师、心定、心培和尚等，他们在佛光山都是长老级以上资深的职事，他们跟随我都几十年了，到现在，你问他们有多少存款，他们可能都没有。但是，他们在常住所有的用度开支，常住都有制度给予照顾。他们在佛光山所拥有的禅悦法喜，就够他们受用了。
佛光山常住为山上的徒众建立了医疗、疾病照护、退休养老等制度，徒众的衣食住行，常住寺庙也会全部为他们负担。我也主张徒众要孝养父母，所以现在不少徒众的父母，都依靠他们的儿女，住在我们的佛光精舍里颐养天年。试想佛光山都能救济天下的人了，为什么不能帮助徒众的父母，解除他们的苦难呢？当然，徒众也要争气，有所作为，父母才能沾你的光。
人常说，这世界上共产制度进步，它是要让社会贫富均衡、平等、不私有，其实佛教六和敬的僧团，本来就讲“利和同均”，你看我佛光山仿佛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
现在，佛光山开山五十年，宗务委员会也经常开会，总想一个道场要朝百年、千年发展，委员们要为未来着想。我都告诉宗委会的大家，不可以只想储财，大家要储道，要忧道不忧贫，要鼓励修道，有道就不怕没有钱财。
我们也要把大众的道粮预备好，因为不能吃了今天望明天，明天吃了望后天，是攸关大众慧命的事情，怎么能不预备呢？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穷苦一点，寺庙基本可以储粮一年，但不可超过三年，超过三年，就会变成积聚储蓄，那是非法的。这就是我对储财的想法。
过去佛陀和阿难在路上走，看到地上有几块黄金，佛陀跟阿难说：“阿难，你看啊，这是毒蛇。”阿难回答说：“是的，这是毒蛇。”他们就走过去了。
在田里工作的父子，他们听了佛陀与阿难两个人的对话后，跑去一看，就说：“哪有毒蛇？那是黄金嘛！”于是很欢喜地把它带回去了。
不久，国家政府发现国库里的黄金被人家盗取，在当时的印度法律明文规定，百姓不允许私藏黄金。因为这对父子窃取国库黄金的嫌疑最大，于是就逮捕他们关进牢狱。
在牢狱里，父亲对儿子说：“儿子啊，那个真的是毒蛇。”儿子也回答说：“父亲，那确实是毒蛇。”这对父子受苦了，才悟到金钱可以成为净财、善财，也可以成为毒蛇。
又有一天，佛陀与阿难走在半路上，看到一群乌鸦，在争食一块死亡许久的老鼠臭肉，互不相让，彼此争得你死我活。佛陀于是对阿难说：“阿难啊，末法时期，我的弟子也会为世间的财物，就好像这群乌鸦争夺这块臭肉一样，争得你死我活。”
所以，我对于这十方供养的应用，其实说起来，也没有什么秘密，“犹如木人看花鸟，何妨万物假围绕”，所有这些，原本什么都不是我的，是大家的、是十方的，在我，也只是“万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这也是我敢称自己“贫僧”的原因，我若有一点贪念，我哪里能自称“贫僧”呢？
最后，还有一件事跟大家报告，记得佛光山开山之初，有一些出家同道之人到山上来参观，看到前面高屏溪的水一直向外流，就警告我说，这个佛光山地理不好，水都流出去了，保不住钱财。
但我听了非常欢喜，因为水就是法财，佛法要长流，这是我们的目的，所谓“法水长流五大洲”，不就是我们的愿望吗？因此，我不需要储财，佛法在五大洲流传，佛教还会没有财富吗？人间还会没有幸福安乐吗？建在高屏溪畔的佛光山，象征着“法水长流五大洲”三说我究竟用了多少“钱”？慈善救济本来就是佛教徒的责任，社会需要寂寞的慈悲。
贫僧这一生的岁月究竟是有钱呢，还是没有钱呢？自己也搞不清楚。
不谈内心的财富，就是谈世间的金钱吧，贫僧口袋里一向没有放过钱财，银行里也没有存款，也没有私产，所以佛光山只有传法、传位给弟子，历任住持从心平、心定、心培，到现任的心保和尚已经是第九任了，没有钱财的传承。这一生真正追究起来，就算是过路财神，也有一些钱财经过我的名下。不幸的是，贫僧不好财富，却在名义上有很多财富上的关系。仔细一算，应该也不止在百千亿以上。兴办大学 动辄数十亿元
现在社会大众都叫人要公开账目，贫僧个人的私账没有，但公有的财富却有不少。为了向社会大众报告，将它列表如下：
第一先说慈惠法师帮我办的教育事业。宜兰佛光大学嘉义南华大学澳大利亚南天大学美国西来大学菲律宾光明大学
一、南华大学。二十年来，在“教育部”登录有案的花费就有四十多亿。
二、佛光大学。在“教育部”登录已使用的也有六十多亿。
三、西来大学。虽然在国外，大多由国外的信徒分担，若把美金换成台币，二十五年来，也约在二十二亿左右。
四、南天大学。土地由政府以一块钱赠送，占地一百英亩以上。澳大利亚的信徒，光是建一栋大楼和一座南天大桥，包括南天寺，开支也在三十六亿多。台湾的建筑费高于大陆一倍，澳大利亚又高于台湾三倍以上，在澳大利亚的建设之难，建筑经费之昂贵，说来实在让人胆战心惊。
五、光明大学。二十年前，由菲律宾的信徒，帮忙买下前苏联位于马尼拉的大使馆，改建成十层楼的“万年寺”。现在，又为光明大学买了十五公顷的土地，价码应该也在近十五亿以上。
六、普门中学。至今已经超过四十年。别人办学都是赚钱，但普门中学每年都要靠佛光山补助，再加上购买土地、迁建新校舍，四十年下来，总计也在新台币二十多亿左右。
七、在南投埔里承蒙灵岩山向台糖公司租赁土地，后来妙莲长老转让给我接收，要我办理“均头中小学”。因为空间不敷使用，又买下学校相邻的土地，预计开办高中。总计也花了大约七亿多元。
八、在台东建设的“均一中小学”，也是跟台糖公司租借土地办学，但光建筑费就花了三亿多元。因为路途遥远，照顾不周，刚好碰到严长寿先生对原住民教育有理想，我就把均一中小学交由他来接办。这一个学校的财务深坑，除了我最初投入的三亿多建筑经费以外，今后只好委由严长寿先生来负担了。
九、宜兰的慈爱幼稚园、新营的小天星幼儿园、善化的慧慈幼儿园、台南的慈航托儿所，甚至包括佛光山普门幼稚园，以及当初在高雄开办的普门幼稚园等，因为有学杂费收入，还可以维持日常开支，但土地和建筑费，也将近花费了六七亿元。
十、由政府主办、佛光山承办的社区大学全省有近二十所，现在由慈容法师担任总校长。虽然不买土地，不建校舍，利用各县市别分院的道场殿堂，当作教室使用，每个学期给予教师的钟点费，十年下来大概也花了五亿元左右了。
十一、在世界五大洲，三十余所的中华学校、幼稚园、托儿所等，甚至包括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印度、香港、菲律宾、南非等各地的佛学院、孤儿院，三十年来，除了完全供应学生免费就读，师资、三餐供应，应该也花了十五亿以上。所幸，在印度新德里由慧显法师领导的沙弥学园，有近百位来自印度各省的沙弥，非常用功勤学，将来印度佛教的复兴，还怕没有希望吗？
十二、佛光山丛林学院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每年有数百人免费就读，食宿衣单都供应。细账已难以计算，如果男众女众学部每年每人五万元，加上教师的钟点费，五十年下来，应该不止有十亿以上。善财办报 15年补贴20亿
其他，也曾经办过“西来奖学金”、“佛光奖学金”等，几十年来，在世界各地鼓励青年学子的奖学金也就不去计算了。
汇总上面的教育部门，贫僧自己虽然没有钱，感谢十方，为了贫僧的因缘，大家护持的教育经费，也用了二百三十亿以上了。我们没有大功德主，但是“百万人兴学”倡议每人每月新台币一百元，为期三年，让大家有办教育的理念，同时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
佛光山是一个教团，不是以慈善救济为主，而是以文化教育为重。大量的经费除了用于教育之外，第二大部分就是文化了。
说起文化，贫僧从小虽不好钱财，但喜欢舞文弄墨，六十七年前在大陆时，就曾经办过《怒涛》月刊，承蒙家师志开上人捐献补助纸张，荫云和尚负责印刷费，一共办了二十期。时逢法币和金圆券不断贬值，也难以去算它用了多少钱了。
到了台湾以后，贫僧除了供应过去的《自由青年》、《觉生》月刊、《菩提树》杂志稿件以外，自己也主编过《人生》、《今日佛教》杂志，尤其是发行四十年的《觉世》旬刊。到现在《人间福报》每天都有“觉世版”，至今十五年不辍。“觉世”这个名称随着我，应该也有五十五年的历史了。
之所以会办《人间福报》，是贫僧青少年时候的理想，一定要为佛教办一所大学、办一个电台、办一份报纸。虽然面临平面媒体发展不景气的时代，但我特地选择在二○○○年四月一日“智人节”创刊。我筹备了一亿元给心定和尚做发行人、依空法师做社长，我和他们说，这一亿元来之不易，你们要是把报纸办到三年才倒闭，我就不怪你们；如果在三年内停刊，你们就辜负我的苦心了。
贫僧的话还算有力量，先后历经依空、永芸、柴松林、妙开、符芝瑛、金蜀卿等社长，到现在已整整十五年了。十五年来，常住大约也有二十多亿元的补贴。办报纸到底有没有赚进分文，历任社长都可以见证，如实知道实际的情况。重编藏经 逾千套赠大学
另外，十五年来的人间卫视电视台，那更是一个无底深坑了。因为这是一个公益电视台，完全不收广告费。最初，光是付给二十六个国家系统业者上卫星的费用，每个月就要数千万元；还要做节目，每天二十四小时播出，从来没有过一分钟的空档，每个月花费亿元以上。后来，实在是经营不起，只有慢慢节省预算，将一百多名员工裁减到七十多名。十五年来，好在有几位卫视的护法，如赖维正、李美秀、罗李阿昭、陈郑秀子、薛政芳等人补贴，也应该花费了三十亿以上的新台币。目前就由觉念法师承担负责了。
为了编印《佛光大辞典》，日本龙谷大学博士出身的慈怡法师为我主持编务，花了十年的时间，在一九八八年完成。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长者，就希望我们能把大陆的出版权赠送给中国佛教协会去发行。虽然这十年开支了一亿元以上的费用，也在自己欢喜舍得的性格下，就转赠给他们在大陆出版了。《佛光大藏经·禅藏》
后来，听说在亚洲其他国家如越南、韩国，把这十大册、三万二千多则词条、约三千帧图表、近千万言的辞典，都翻译成当地语言出版。为了佛法的流传，我也就不去顾虑什么版权的问题了。现在随着电脑、网络的快速发展，也花了不少费用，由慈惠、永本法师将《佛光大辞典》重新增修，并且制作成电子佛学辞典发行，以利大众使用。《佛光大辞典》编辑完成后的三十多年来，佛光山大藏经编修委员会不断进行《佛光大藏经》的编修工作，将经典重新分段、标点、校对。陆续完成的有：《阿含藏》十七册、《禅藏》五十一册、《般若藏》四十二册、《净土藏》三十三册、《法华藏》五十五册等。这许多大藏经，光是送教育主管部门代为转赠给各大学就有三百部，还有赠予联合国图书馆，纽约大学、哈佛大学、俄国圣彼得堡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海内外各大学图书馆等，已不止千套以上了。
目前由依恒负责《声闻藏》，依空负责《艺文藏》，永本、妙书负责《本缘藏》，满纪负责《唯识藏》等，他们各自带领无以计数的义工，同步进行编纂藏经的工作。集数十人的力量、三十余年的时间，除了佛光山供应食宿之外，加上编辑义工的车马费、印刷、出版、运费等，也应该在五亿元以上了。佛教图典 花费不止10亿
耗费十余年编辑的《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出版之后，可以说，不但震动了佛教界，也震撼了文艺界、建筑界。这套由如常法师主持编修的二十巨册图典，收录有四百多万字，一万余张图片，九千多条词目。没有编入已出版图书中的图片，在佛光山档案里还存有五万多张。除了中文版之外，有恒法师负责的英文版也即将印行。这当中谁又知道，为了这套佛教美术图典，包括资料的收集、专业人士的撰写稿费、翻译、印行、出版等，佛光山花了不止十亿元以上。
从六十年前，慈庄法师负责的三重佛教文化服务处开始，到今日由满济等负责的佛光出版社，由永均、蔡孟桦、妙蕴前后负责的香海文化，在上海，有满观、符芝瑛先后负责的大觉文化等文化公司，以及依润、永均、觉念先后负责的如是我闻文化公司，虽然出版品也有订价买卖，但佛教著作仍然以赠送为多，其他印赠的小丛书、各类书籍、《佛光学报》、《普门学报》等，也实在无法一一细算，这几十年下来，开支应该也在三十亿元以上了。
此外，由依空、满济、永应、吉广舆负责，邀请两岸学者专家共同编撰的《中国佛教经典宝藏精选白话版》一百三十二册，和永明、永进、满耕以及南京大学程恭让教授共同收录编辑的两岸硕博士论文《法藏文库·中国佛教学术论典》一百一十册等，所投入的经费，也在一亿元左右。加上贫僧个人的出版物，著作二千万字以上，以一本一本的书计算，应该有三百多本。这些投入到文化事业的经费，我们又要向谁去化缘呢？
以上的开支，总计新台币一百多亿元以上。所幸，贫僧的书籍已上了大陆十大畅销书排行榜，他们赠予的稿费、版税，也给了我一些帮助。建图书馆 复兴中华文化
至于捐建的图书馆，像台湾“八八风灾”后，在高雄市我们协助整建九曲小学图书馆、溪埔小学图书馆、水寮小学图书馆、普门中学图书馆，重建那玛夏乡图书馆、桃源乡图书馆；在屏东、台东，分别重建雾台乡图书馆、长治乡向日葵图书馆等。在大陆，除了扬州鉴真图书馆外，也赞助了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岳麓书院、中国书院博物馆等，希望为中华文化的复兴贡献些许力量。
其实，光是佛光山系统下设立的图书馆，如：西来大学、佛光大学、南华大学、南天大学、光明大学等各级学校，加上新竹无量寿图书馆，以及设在各别分院大大小小规模不等的图书室，就不止三十间以上了。
这许多图书馆的书籍，当然很多是善心人士的捐赠，除了向万千护持文教的信徒们，深深地表达感谢以外，也没有什么别的表示了。可怜的贫僧，当初四五十年前省吃俭用，甚至把午餐的钱省下来，就为了买一本书，谁又知道贫僧对文化教育的热爱呢？
除了文化、教育以外，慈善也是佛光山的四大宗旨之一。只是我们认为，慈善救济本来就是佛教徒的责任，社会固然需要热闹的慈悲，但更需要寂寞的慈悲。因此，数十年来，佛光人默默关怀被社会遗忘的苦难者，或穷乡僻壤的居民，或不幸家庭、弱势团体等，也就少予对外宣传了。救灾济贫 六十年逾千百亿
在急难救助方面，往例不说，光是近几年来天灾人祸，像台湾“九二一大地震”、莫拉克“八八风灾”等，除了初期的积极救灾，物资捐献、祈福超荐外，事后的家园、校园重建，持续的心灵加油站，用佛法纾解受难民众恐惧等等，佛光会的慈容、慧传、永富、觉培和慈善院的依来、妙僧等法师，以及吴伯雄、陈淼胜、赵丽云总会长，也带领所有佛光信众无不全力以赴。佛光山为台中东势镇中科小学重建工程完成后，全校师生特别撰写感言感谢大师。2000.4.30
例如，“九二一大地震”之后，佛光会为无家可归的居民兴建永平佛光村，提供临时住所二百余间，认养三所小学重建校园费用（东势中科小学、中寮爽文小学、草屯平林小学）、提供十七所学校营养午餐、数十所学校设备、九所学校午餐炊具、临时教室二十余所等。
像大陆汶川大地震，我们协助重建木鱼中学、彰明中学，捐建医院，重建三昧禅林等佛教道场六十一间，捐赠救护车七十二辆、轮椅两千台。若要再加上与曹仲植基金会共同在全球赠送的轮椅，那就不止几万台了。
国际方面，南亚海啸、伊朗大地震、新西兰大地震、日本东北亚大地震、菲律宾台风、马来西亚水灾等，全球佛光人也本着四大菩萨慈悲的精神，及时出现在他们需要的地方，给予适当的救助捐赠。
慈善之外，教育是必须同时并进的。为了让贫困失学的儿童，得到适当教育，佛光会与香港严宽祜长者、邝美云会长等，一起于大陆兴建两百多所佛光希望小学，助学、盖校舍、建医院三百多所，领养孤儿六百余人等。
另外，启动“云水书车——行动图书馆”，让图书馆能够像行云流水一样，开往各地学校、偏远社区及村落，缩短城乡差距，让孩子们喜欢阅读。目前，全台湾已有五十部云水书车穿梭穷乡僻壤、偏远山区，设立了五百个服务点，嘉惠的儿童岂止上万人。以上这些慈善救灾捐赠的费用，也花了上百亿元以上。
至于，五十年来的大慈育幼院，也照顾近千名幼童，供应他们读书、升学、成家立业；而数十年来，仁爱之家和佛光精舍近千名的老人，也都是照顾的常住众了。
如上所述，教育、文化、慈善、各地建寺费用，还有五六十年来的相关经费等，总和也应该有千百亿元以上了。监狱赠书 花费超过千万
贫僧除了最初带了师父给的十二块银圆到台湾之外，以上千百亿的银钱未经过我的手，但总是经过我的因缘名下去发心、发展。假如有剩余的钱，应该要向大家报告，但这种“日日难过日日过”、入不敷出的情况下，贫僧不跑政府，不走信徒之家，不对外募缘，我们要向谁去报账呢？又可以向谁去呼救？又要向谁去报告呢？在台湾居住的各位仁者们，贫僧有跟你们开口募捐吗？
若不说以上情况，光是佛光山四十多年来，送给“外交部”带来海外贵宾们的纪念品，“国防部”希望我们提供给前线官兵的念珠、护身佛像，全省各监狱布教时赠送的书籍、结缘品等，也不止花了千万元以上。我们也不要政府知道，也不要领奖，只希望佛光山的信徒，你们要知道你们的功德啊！
二○一六年就是佛光山开山五十周年了，此时，台湾社会对宗教财务问题议论纷纷，我觉得也很好，趁此向我的信徒老板们有一个报告的机会，让徒众们和所有的佛光人，在辛苦、辛劳为大众服务之后，也知道他们做了什么、自己的成绩在哪里。
同时，也希望让弟子们知道，贫僧并不完全没有个人的钱财，但总是化私为公，奉献全部。之所以能大、能多、能有，除了文化教育以外，通过弘法建寺等等途径，才能把佛法弘扬到五大洲。想来，多少也与贫僧的这种性格以及心量的大小有关吧！
现在贫僧更老了，没有著作出版，渐渐不能写一笔字，也不收红包，社会和我仿佛更绝缘了。对于钱财问题，我生未带来，死也不会带走，社会再要如何批评，也只有向各位忏悔告罪了。四说佛陀纪念馆的风云录不好积聚，不好私蓄，有什么都是和人分享。
在我们的社会上，有许多有钱的穷人，也有许多清贫的富者。中国人讲道德人格是为人之道，平常不计较金钱多少，是以人格道德为君子之本；佛陀的大弟子大迦叶尊者居住山洞、树下，日中一食，他不以为苦，享受法喜禅悦。孔老夫子的学生颜回“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近代天主教的德蕾莎修女，她也以贫穷为荣。有钱、没钱，都是个人的生活态度、对生活的看法。我虽不敢比美这许多圣贤，但我也有一个性格：不好积聚，不好私蓄，有什么都是和人分享。佛光山佛陀纪念馆能舍即舍 忧他人不愁己
记得在二十岁离开焦山佛学院的时候，对我近十年出家生活所拥有的一些破旧的东西，虽不值钱，但在那个时候，却是我出家以来的所有，离开的时候，我只留下两句话：我所有的东西都跟同学结缘，谁喜欢什么，谁就拿去吧！包括棉被、枕头、蚊帐、书籍等。我只一袭长衫，身上没带盘缠路费，到镇江和师父志开上人会合，由他把我带回祖庭大觉寺礼祖。这一次的喜舍，使我人生拥有了另一种世界。
我在宜兴做了两年的国民小学校长，收入颇丰；在南京做了将近一年寺院的当家住持，也有了一些积蓄、衣单、用具等。但当我离开大陆的时候，我也只交代了两句话：凡是出家人用的圆领方袍，华藏寺的僧众都可以去拿；日常生活用的锅碗瓢盆等，给我逃难的兄弟李国民所用吧。我孑然一身，临走时，靠着师父给我的十二块银圆，走上不知道未来的前途，在太平轮失事后不久，我也乘船抵达台湾。
在宜兰念佛会服务的时候，一些年轻人和学生要跟随我到乡镇布教，火车票虽不贵，但需要筹措他们来回的路费；我也资助几个青年学生的学杂费、生活费，我自己没有为金钱忧愁，反而为他们烦心。这种忧烦，也是人生的另一种乐趣。
我初建佛光山时，就有许多孤儿集中而来。五十年来，成家立业的已经有七八百个。丛林学院曾办到有七百名学生之多，我要供给他们吃饭、衣单、医疗、零用等；甚至五十年前，有一些小姑娘初中毕业还没有穿过丝袜、用过化妆品，我也从国外买回来跟她们结缘，满足她们的愿望。“海关”人员检查的时候还嘲笑我：“出家人，还买这许多东西！”我想说的是，人是不容易为别人所了解的。大众成就 人间佛国现前
佛光山能到处建立寺院、到处成立佛光会、到处办学校、云水书车、云水医院等公共事业，当然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做到；但是我想我作为一个领导人，我“不要”、“以空为乐”的生活态度，信徒也是受到感召，而乐于施舍成就佛光山，乐于成就全世界佛教的事业。现在佛光山的所有，是怪信徒不好呢，还是怪贫僧不好呢？这个社会嫌宗教的建筑太多吗？我们的斋堂，不管是信徒、观光客，只要和我们一起吃饭，连添油香的地方，他们都找不到。是寺院的作风不好吗？还是要怪罪于信徒呢？
佛陀纪念馆兴建了，那庞大的费用，哪里是一个寺院所能承担？我们不开工厂，不经营商业，当然，总得靠发心的护法居士挺身而出购地、建筑。现在，千家寺院、百万人士共成的佛陀纪念馆，是台湾南部最好的观光朝拜景点，不收门票，不收停车费，每天有三百余位的职工、义工，为每天数万的来客导游、解说、服务。你说，是那些发心的护法居士不好吗？还是那许多职工、义工都不对呢？或是贫僧的错误呢？
佛陀纪念馆的本馆、佛光楼、佛光大佛早已正式取得使用执照，但社会少部分的人，一直以佛馆的山门、牌楼未有建筑执照而批评诟病。那只是佛馆的景点，并没有人居住，也正在办理执照中，只是山坡地开发、水土保持的行政程序旷日费时，时间来不及，信徒、游客就蜂拥而来，我们阻止好呢，还是开放好呢？感谢高雄市政府的领导单位，谅解我们为社会服务的苦心，协助我们补办执照。我们也不想拥有特权，只是时间迟了一些。我们又不图名、不图利，有那么大的罪过吗？免费办展 弘文化传知识
佛陀纪念馆开放了，每天游览车不止百部，小客车也在千部以上，光是解决停车问题，就不是我们民间能力所能负担。贫僧也想，这许多车辆都向国家缴了税金，政府应该要有路给他们走、有车位给他们停才是啊！可怜的佛光山，不得已，只有临时向一些村民租借土地作为停车场，提供来者免费停车。论坪计算，一年一坪也都要千元以上啊！有良心的信徒、旅客，你们觉得佛陀纪念馆应该怎样去发展才好呢？
一般人都知道，书展都在大城市举办，有些书商认为南部是文化沙漠，甚至不肯前来。为了提高南部知识水准，也配合陈菊市长兴建图书馆的政策，佛陀纪念馆位处偏乡，启用之后，已办了多次“国际”书展，获得些许肯定。为了感谢每个参展出版社的参与，我们都资助他们新台币十万块。贫僧不是要得到什么赞赏，只是尽一点对文化的热心，希望增加知识的传播而已。
此外，我们免费提供台湾艺术家各种作品的展览，组织明华园歌仔戏、刘家昌慈善义唱，文化部每年提供珍贵宝物展出，山东、河南、上海杂技团，四川的变脸、浙江的婺剧团、泉州的布袋戏等免费演出，现场经常爆满。在完全不收费的情况下，你说，佛光山要怎么做才好呢？
佛陀纪念馆里设有四十八座地宫，每一座地宫收藏一两千件文物，每一百年开启一个地宫。三百年、五百年、四千年、五千年后，当今的文物，都可以给未来的子孙做见证和研究。这许多文物，当然有的是信徒的捐献，多数还是佛光山的珍藏。你说，这是佛光山贪恋呢，还是喜舍呢？现在，佛光山已经把存放五年的文物录影留下纪录，有心人愿意观看，可以放映出来，供大家观赏、参考、了解。烟火灯会 为人心增美好
做了一些事，才稍有成果，就有人批评：“佛陀纪念馆一进门有零星的摊贩、汉来素食餐馆、统一7-11、星巴克……商业气息太重了。”殊不知，如果没有提供吃喝以及店家经营纪念品的地方，游客、信徒来了，累了、渴了、饿了、想要购买礼物等等，你想，应该如何替他们解决问题呢？现在，贫僧想在旁边的空地增建一些禅窟，提供给旅行的背包客，可以静修一天半日，让大家在人生的旅途上加油再出发。但为了山区水土保持而迟迟无法开展，这是青年的损失呢，还是佛光山的罪过呢？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积极引导。
如今，佛陀纪念馆里有猴子成群嬉戏，西伯利亚的候鸟、绿头鸭飞来双阁楼过冬。观察山上的鸟群，据说有百种之多，蝴蝶翩翩起舞，蜜蜂花丛飞翔；每一年的烟花，数十万人感动欣赏，每一年的灯会，带给多少家庭温馨欢喜。佛光山何止要花上千万啊？佛光山总当家慧传法师、馆长如常法师和几位副馆长，每次谈及，都是愁眉苦脸，慨叹开销困难。而我们也只是想为大家增添色彩、为社会人心增加美好而已啊！
贫穷是罪恶，我不积聚、不私蓄。综上所说，在我一生似乎拥有一切，似乎又空无所有，但总归一句：“何贫之有？”佛光山佛陀纪念馆樟树林生态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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