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庆国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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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渡舟医论医话100则试读：
前言
刘渡舟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已故终身教授、《伤寒论》专业首批博士生导师，当代著名的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刘老行医、执教半个多世纪，上溯岐黄之道，下逮诸家之说，力倡仲景之学，博采众长，学验宏富，形成了鲜明的学术思想和医疗风格，被誉为“伤寒泰斗”、“经方大家”，日本汉方界更称其为“中国治伤寒第一人”，其学术成就为中医同仁所公认，在中医学界享有盛誉。刘老以振兴中医、培育桃李为己任，在繁忙的医疗、教学、科研之余，坚持著书立说，笔耕不辍，培养后学。刘老一生著述颇丰，曾出版中医学术著作2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为传承中医药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刘渡舟教授学术思想，弘扬刘老博古通今的治学精神，更好地推动经方临床运用，广泛宣传刘老学生、弟子以及再传弟子等的学习收获，我们精选了最能反映刘老治伤寒、用经方、妙用药、精临证的学术著作，经撰次整理，辑而成帙，名为《刘渡舟医书五种》，付梓出版，以飨读者。这五本书稿分别是：《刘渡舟常用方剂200首》、《刘渡舟常用中药200味》、《刘渡舟精选医案200例》、《刘渡舟临证常用200法》、《刘渡舟医论医话100则》等。这些著作能突出反映刘老之方证相对论、辨证知机论、古今接轨论、气机论、攻邪论、水火论、湿证论、脾胃论、肝胆论以及抓主证等学术思想及其善用经方、妙用时方、创制新方、精于用药的临证经验，汇集了刘老行医50余年的学术经验和心血结晶，贯彻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针。通过阅读刘老书稿，读者可窥其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之一斑，并有助于系统地掌握刘老的临证特色和诊治经验。编撰者也希望通过这些文字笔墨展示经方大家刘渡舟教授的学术经历及成就，使一代名家为中医药事业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人格品质及宝贵经验得以传世后人，为中国医学史树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2007年，为了整理、挖掘、继承和抢救京城名老中医的学术经验，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启动了“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抢救挖掘与优秀传承人才培养联动工程”（简称“薪火传承3＋3工程”），目的在于做好首都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的抢救、整理和挖掘工作。刘渡舟名家研究室（No.2007⁃SZ⁃A⁃09）于2007年10月首批获北京市中医管理局批准，2008年1月授牌，2008年6月正式启动建设，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2012年12月，王庆国教授作为项目负责人的“燕京刘氏伤寒流派传承工作室”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为第一批全国中医药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建设单位。此次申报成功的“燕京刘氏伤寒流派传承工作室”将与刘渡舟名家研究室协力同心，以学术流派的理论、观点和医疗实践中具体技术方法与方药运用为重点，充分体现中医药发展以继承为基础，探索建立中医流派学术传承、临床运用、推广转化的新模式。工作室的目标是培育一批特色优势明显、学术影响较大、临床疗效显著、传承梯队完备、辐射功能较强、资源横向整合的中医学术流派传承群体，今后对于传承、发扬刘渡舟教授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亦将发挥出重要作用。总之，将刘老积累多年的学术著作、文章、讲稿等整理、汇编、出版是研究室的重要工作之一，本书即是在研究室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之下完成的。在此，谨向名家研究室这一名老中医学术经验平台的发起者——北京市中医管理局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也向所有参与此次编撰工作的各位同仁致以谢意。燕京刘氏伤寒流派传承工作室负责人刘渡舟名家研究室主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庆国2013年1月刘渡舟教授简介
刘渡舟（1917～2001），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伤寒论》专业首批博士生导师，辽宁营口人。刘老16岁正式拜师学医，凡7年之久，博学强记，孜孜不倦，对中医四大经典及后世名家医著内容娴熟于心。出师后悬壶大连，每以奇方愈顽疾沉疴；又宽厚仁爱，待人诚恳，故备受患者称颂，医名噪起。1950年，考入卫生部中医进修学校学习，学习西医基础知识及临床课程，毕业后在北京行医。1956年，调入北京中医学院（后更名为“北京中医药大学”），从事《伤寒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是我国首批中医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之一。曾连续当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邀成员、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仲景学说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名誉会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名誉主编等职。
刘老致力于中医教学、医疗、科研工作半个多世纪，上溯岐黄之道，下逮诸家之说，力倡仲景之学，博采众长，学验俱丰，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学术思想和医疗风格。刘老非常重视《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对六经的实质有独到的见解，认为六经是经络、脏腑、气化的统一体。《伤寒论》主论外感风寒，兼论内伤杂病，因而六经辨证不但用于外感病，而且广泛用于临床各科疾病。刘老精研金元四大家之说，对刘完素的火热论、李东垣的脾胃论、张从正的攻邪论、朱丹溪的养阴论，皆反复琢磨，穷其理致，采其所长。对后来崛起的温病学派叶天士、吴鞠通、薛生白、王孟英的著作亦颇有研究，其中治火、治湿和养阴之法，为刘老临床所常用。临证时，刘老十分强调抓主证，他认为主证是纲，抓住了主证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纲领，纲举则目张。刘老治疗疾病，胆大心细，高屋建瓴，圆机活法，知守善变，不落窠臼。推重经方，不薄时方，并提出“古今接轨”的新论点，主张方证相对，有证有方，在诊治许多疑难重症时，每能出奇制胜，化险为夷。刘老临床善治内科、妇科、儿科疾病，尤对肝病、心脏病、肾病、脾胃病、痿证、痹证、眩晕、失眠等病有独到经验，用药以精简灵验著称。在其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创制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方剂，为中医临床医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刘老临证之余，笔耕不辍，著述颇丰，曾在全国各地中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二十多部，其中《伤寒论校注》一书，是宋代治平年以后一千年来，又一次由中央政府组织校注的《伤寒论》，是目前学习和研究《伤寒论》的最佳版本，此项成果荣获1992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伤寒论十四讲》和《伤寒论通俗讲话》在日本翻译出版，名为《中国伤寒论解说》。刘老教书育人，执教数十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各种层次的中医人才，自1978年以来，先后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30多人，其中大多数已成为中医事业的骨干力量。刘老还积极致力于中医学术交流，曾数次东渡日本讲学，并赴新加坡、澳大利亚、中国香港等地访问，弘扬了中医药学，令海内外中医学者赞叹不已。
刘老不但医术精湛，而且医德高尚，诊病不分贫富贵贱，皆以仁心相待，从不挟术而矜名索利，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深为病家所称道。学术思想方证相对论
凡是学习《伤寒论》需要讲求方法，然后得其门而入，才能做到登堂入室，事半而功倍。因此，对学习来讲，就有远近之分，难易之别了。记得子贡说过：“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伤寒论》这堵墙很厚，怎样才能穿入？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我不遗余力地为之上下求索。有一次看到晋·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序》，才得到了答案。序文说：“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
我从“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两个“本”字中悟出了中医是有学派之分的，张仲景乃是神农学派的传人，所以，要想穿入《伤寒论》这堵墙，必须从方证的大门而入。为此，我要先讲一讲《伤寒论》的方证大义：《伤寒论》的方，叫做“经方”，来源于伊尹的《汤液经》，而被西汉的太仓公淳于意和东汉的长沙太守张仲景继承而流传至今。“经方”的特点是，药少而精，出神入化，起死回生，效如桴鼓而为方书之祖。《伤寒论》的证，又叫“证候”，乃是用以反映疾病痛痒的一个客观“验证”。证有客观的规律性，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它具有可供人分析研究、综合归纳等诸多妙用。“证”不是捏造出来的，它是生理病理客观的产物，它同病可以分开，而又不能绝对地分开。所以证之于病，如影随形，从“取证”的意义来讲，它优于近代医学之上。由于病不能离开证而孑然独存，所以我不承认辨证与辨病的距离有天渊之别。“证”的精微之处，古人则称之为“机”，凡事物初露的苗头都带有机义。昔日张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又“贯且长也”，受汤勿服。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否？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言。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以上的记载，反映了张仲景预知生死可谓神乎其神，但是他说出了“色候固非服汤之诊”，还是通过色脉之诊而知其必然的。
古人说的“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等见微知著的本领，似乎发在机先，令人难于揣摩，如果以中医的理论衡量，实不能离开“证”的存在与反映，而机之发也不能无证。古之医家，能通天地，决死生而百发百中，而皆善于识证知机，辨证之学岂可轻视之哉！
中医学以辨证为先，惟《伤寒论》一书，祖述岐黄之学，发明汤液之旨，对于辨证论治，独领风骚，高出人表，而为中医之魂。《伤寒论》总结了六经辨证的规律，又厘定了主证、兼证、变证和夹杂证四个层次。
在临床辨证时，应先抓主证。主证是指决定全局而占主导地位的证候，所以主证是纲，纲举而目张，对附属于主证的兼证、变证、夹杂证等也就自然迎刃而解。
例如：太阳病中风的桂枝汤主证，是以汗出、发热、恶风为主；伤寒的麻黄汤主证，是以无汗、恶寒、身痛为主。少阳病的柴胡汤主证，是以口苦、喜呕、胸胁苦满为主。阳明病的白虎汤主证，则以烦渴欲饮、身热汗出、脉洪大为主；大承气汤的主证，则以不大便、腹满疼痛、潮热谵语为主。太阴病的理中汤主证，而以吐利、腹满、饮食不振为主。少阴病的四逆汤主证，则以四肢厥冷、下利清谷为主。厥阴病乌梅丸主证，而以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呕吐、下利、吐蚘为主。
六经的主证，是辨证的核心，只有先抓定主证，才能突出辨证的重点，这种宝贵的遗产是任何人都可以继承的。
至于兼证，是指附于主证的兼见之证，比如说在桂枝汤主证的前提下，而出现的“喘”，或者是“项背强”等证。
变证是指医生误治之后，使原来的主证一变而成另一种证候。如误发少阳之汗而变生的谵语，误下太阳而变生的下利等。
夹杂证其来源有二：一种是人的体质不同，感邪虽一，发病则异；一种是先有宿疾，后感伤寒，则使老病与新病、标病与本病、表病与里病交叉出现。
以上介绍的《伤寒论》证候之学，千姿百态，丰富多彩，说明证候的出现是无穷的，而古人遗留辨证的东西则是有限的。所以就有一个继承与发展、创新与开拓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自仲景以后，后世医家在六经辨证的基础之上，涌现出脏腑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许多的辨证方法，蔚成了辨证学的大观，扩大了辨证的范围，补充了六经辨证不逮之处。
应当指出的是，中医的辨证方法并不等于照本宣科，墨守成规，死气沉沉而毫无生意。古人说的“医者意也”，这个“意”字，就跳出了教条的框框，赋予了医者的独立思考，运用思维、理论、经验以及调查研究获得的材料，建立自己的“辨证观”，用自己的才智进行辨证论治，则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纵观历代的医学家多有这种人物而显示当时的医学成就和它的伟大之处。
总的来说，认识疾病在于证，治疗疾病则在于方。方与证乃是伤寒学的关键，而为历代医家所重视，所以，“方证相对论”的提出，起到了非凡的积极作用。然而最早提出“方证相对论”的，既不是明清的“错简派”医家，也不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古方派”医家，乃是公元682年唐朝的伟大医学家孙思邈。
孙思邈在他著的《千金翼方·卷九》一篇序文中说：“论曰：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尝见太医疗伤寒，惟大青、知母诸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意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伤其如此，遂披伤寒大论，鸠集要妙，以为其方，行之以来，未有不验。旧法方证，意义幽隐，乃令近智所迷，览之者造次难悟，中庸之士，绝而不思，故使闾里之中，岁致夭枉之痛，远想令人慨然无已。今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需有检讨，仓卒易知。夫寻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
根据孙氏以上之言分析，他重点讲述了以下三个问题：
1.“方证相对论”的提出
经王叔和撰次的《伤寒论》条文，证与方不上下相连，也就是“证”的下边没有“方”的衔接，这种格局不利于学习《伤寒论》和临床实践应用。有鉴于方证相离，不能一气呵成，孙氏提出“旧法方证，意义幽隐……览之者造次难悟”，所以他主张“方证同条，比类相附”，改为在证之下载其方，使方随证立，证随方呈，方证由不相顺接，而变为“方证互相对应”，扭在一起，互不分离。
以上这种改进，为伤寒学带来了三大好处：①突出了方证的重点和优势；②促进了方证的集合与归纳；③加快了辨证论治的速度，打开了通向《伤寒论》的大门。
自从孙思邈提出“方证相对论”的改革方法以后，又上升为学习方法与捷径，它被认为是唐代伤寒学的一大发明。
2.严厉批判了伤寒误用凉药的错误《伤寒论》第一张方子是桂枝汤，第二张方子是麻黄汤，显示了伤寒者乃风寒之邪伤人也。《阴阳大论》云：“从霜降以后，至春分以前，凡有触冒霜露，体中寒即病者，谓之伤寒也。”
但是，人们对伤寒的认识，在寒、温之间，见解游移不定，节外生枝，概念混淆不清，反而违背了仲景著书本意。因此，以寒训温、指鹿为马的问题不时发生，以凉药治疗风寒则习然不察。
今人学习《伤寒论》，我认为有三个难题：用经络学说一难也；用气化学说二难也；用桂麻治疗伤寒三难也。
孙思邈痛心疾首地指出：“太医疗伤寒，惟大青、知母诸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意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对用寒凉之药治疗风寒之误，铿锵有力，说得淋漓尽致。陶渊明有“今是昨非”的警句，喜用寒凉，诋毁温热，“矫枉过正者”应引以为戒。
3.建立治疗风寒三方
孙思邈对《伤寒论》众多方证之中，提纲挈领，经过认真的筛选之后，他说：“夫寻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并且具体地写出：“太阳病，用桂枝汤法第一”（五十七证，方五首）；“太阳病，用麻黄汤法第二”（一十六证，方四首）；“太阳病，用青龙汤法第三”（四证，方二首）。
由此可见，太阳病治疗风寒之方，皆为“正对之法”，至于柴胡等诸方，皆属吐下发汗后不解之事，则非是正对之法。太阳病确立桂枝、麻黄、青龙三方，按类立阵，如大将建旗鼓，望之各归麾下，而使方证对应井然不紊，“凡疗伤寒不出之也”。
日本江户时期的古方派医家吉益东洞所著的《类聚方》，是在孙思邈“方证相对论”启发之下而形成的。这本书的质量较高，尤以临床价值不容忽视。国内医家多以为“方证相对”始于东洞之手，乃有“吾道东矣”的说法，在此为之更正，以免讹误。辨证知机论
学习研究《伤寒论》，须要讲求方法，得其门而入，才能事半功倍，窥其要妙。子贡说过：“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每一门科学，前面都有一堵墙，必须想方设法，寻找门径，才能穿墙而进，一览而无余。《伤寒论》这堵墙很厚，怎样才能进去？我不遗余力地为之上下求索。在晋人皇甫谧《针灸甲乙经》的启示下，问题才得到了解决。
皇甫谧说：“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以为汤液。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在这一启示之下，我认识到了张仲景乃是神农学派的传人。要想登堂入室，必须从《伤寒论》的方证大门而进。方与证乃是《伤寒论》的核心，也是打开大门的一把钥匙。《伤寒论》的“方”，叫做“经方”。经也者，来源于《汤液经法》之谓也。它经过西汉的公乘阳庆、太仓公淳于意、东汉的长沙太守张仲景等人的继承发扬，临床实践，把“神农学派”一支传留于世，而使《汤液经法》免于亡佚。经方的特点，药简而精，神奇非凡，效如桴鼓，乃是“神农学派”的精华结晶。
至于证的为义，所涉甚广。简而言之，凡人之疾病，反映体之内外上下，以及各种痛痒、各种异常现象、一些蛛丝马迹，都可以概称之为证。证，就是“证明”，客观存在，而领事物之先。
自《伤寒论》问世以来，医坛学子，无不一口同音，攻读其辨证论治而已矣。对此，余大声疾呼，是则是矣，论其义则隘矣，犹未尽仲景之传也。我认为证之微妙之处，则在于“机”。何谓机？事物初露苗头的先兆，也叫机先，《辨奸论》则叫“见微知著”。中医学亦不能例外。所以，《伤寒论》既有辨证论治的学问，也有辨证知机的奥妙。两个层次，则有高下之分，精粗之别，不得混为一谈。宋朝的邵康节先生说：“知机其神乎”？知机的学问，则属于《伤寒论》的神品。
张仲景在“原序”大加赞叹“秦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反映了景仰高风，见贤思齐，志在千里的伟大怀抱。他望侍中王仲宣而预知其四十当眉落，眉落则死的一段史话，反映了仲景有“知机”的学问，并说出了中医之机，不能离开色、脉之诊。从色、脉之诊参悟，久而久之，鬼神通之，出神入化，而独领机先。
不要把“知机”当做玄学来看，更不要视为难以做到的畏途。古人说“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道出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思想，经天纬地的客观存在，则亦何难之有耶？《辨脉法》云：“脉浮而洪，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水浆不下，形体不仁，乍静乍乱，此为命绝也。又未知何脏先受其灾，若汗出发润，喘不休者，此为肺先绝也；汤反独留，形体如烟焦，直视摇头者，此为心绝也；唇吻反青，四肢絷习者，此为肝绝也；环口黧黑，柔汗发黄者，此为脾绝也；溲便遗失，狂言，目反直视者，此为肾绝也。”
以上之文，论五脏命绝之机，乃是决死生预后之方法。辨证为易，决死生则难。五脏气绝之先，所露之机，短期即应，而亦有长期方验的丝毫不爽。
北京石桥胡同有一童姓，男，48岁，患肺结核，皮肉林立，咳嗽多痰，余诊之为“阴痨”。《医宗金鉴》云：“阴痨细数形尽死”。为之配制“琼玉膏”、“百合固金汤”，稍见起色，其友曹群欣然来告。余曰：药力不可恃也。方今隆冬，少阴得气之时，天水相连，肺金未至于绝。来年入夏，火气用事，灼肺流金，端午节前恐难免也。童姓果死于阴历之五月初四日。曹君对余曰：中医其神乎？能决死生于百日之外，非设身亲见则吾不信也。《平脉法》云：“二月得毛浮脉，何以处言至秋当死？师曰：二月之时，脉当濡弱，反得毛浮者，故知至秋死。二月肝用事，肝属木，脉应濡弱，反得毛浮者，是肺脉也。肺属金，金来克木，故知至秋死，他皆仿此。”
马连良的“借东风”艺惊四座，脍炙人口。东风是借来的吗？《金匮要略方论》云：“冬至之后，甲子夜半少阳起。少阳之时，阳始生，天得温和”。诸葛亮知天地之机，察阴阳之理与六气之常，所以他预知“甲子日东风必降”。东吴一把火，烧了曹操的八十三万人马，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火烧战船”。其中的“知机”之学，起到了军事上的决定作用。
辨证知机是一门可以学会的科学。所奇怪的是，中医本身则视之为粪土，而以西医之学代替中医。不到几年之后，必然是宪法上有中医，社会上则无中医。
至于辨证论治的方法，我认为当分两步走：第一步叫做继承，首先要记住张仲景的原话，做到脱口而出，背诵如流。比如六经为病之证、误治救逆之法、随证施治之方，这些内容必须熟烂于胸中。因为胸中有了理法，有了分证，才能有感而通，一拍即合。
这种学习方法，虽然是按图索骥，照猫画虎，近于临摹，但毕竟迈进了仲景的辨证大门。唐诗上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你可以记，也可以不记，而无关紧要。至于“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对比来讲，虽然枯燥乏味，但不能轻视，必须牢牢记在心头。只有记得住，才能用得上，才能做到凭证知辨。
第二步叫灵活运用，指的是在大论的方、证归纳，与分析研究之下，经过锻炼陶冶，“十年磨一剑”，达到了融会贯通，会之一意，建立起来自己的辨证观，如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伤寒论》这部伟大著作，迄今已有一千七百余年的历史，发生过无数次的改革与创新，最能撼动医坛的一次，则为唐本《伤寒论》的问世。《伤寒论》自从太医令王叔和撰次整理，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医学名家，都未曾提出什么意见。到了公元682年，唐代大名鼎鼎的医学家孙思邈先生，独具慧眼，看到“证”之下而无方的奇怪现象。当时的《伤寒论》证之下不载方，读之非常蹩脚。从医理上论，则不能一气呵成，从逻辑上讲，则是岂有此理，从临床应用来讲，则破坏了辨证论治的完整体系。
为什么证之下不载方？我想张仲景的著作与王叔和的撰次都不会这样地蠢笨。但是，孙思邈先生在《千金要方》中夹叙了一句话，叫“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这句话必有所指，而决不空发，很可能在当时出现“证易得而方难求”，以及秘密不告的历史痕迹。唐本《伤寒论》对于伤寒之学来讲，有三大贡献：
1.指出太医用凉药治疗风寒的错误
他批评了“尝见太医疗伤寒，惟大青、知母诸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意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
2.指出“旧法方证”相离的错误
他说：“旧法方证，意义幽隐，乃令近智所迷，览之者造次（仓卒）难悟。”
3.推出方证相连的新措施
他认为：“今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须有检讨，仓卒易知。”
总之，孙氏对《伤寒论》的贡献，既维护了仲景治疗风寒（桂枝、麻黄、大青龙）的开手三法，又扭转了“证”下无方的缺陷，毅然打破了江南诸师对经方秘而不传的私有垄断行为。“方证相对论”的提出在国内外影响为大，日本江户时期的古方派著作《类聚方》，以及国内众多的归类诠释方法，大都是在唐本《伤寒论》启迪之下出现的。到了宋朝治平二年，朝廷命林亿、孙奇等人对《伤寒论》进行校勘，亦采用了唐本“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正确意见。
张仲景用《阴阳大论》与《汤液经法》起家，继承发扬，整理提高，写出了旷世巨典《伤寒杂病论》。学会了“辨证论治”，乃是初级的阶段，达到了形似；学会了决死生、处百病，可以预知的炉火纯青，才可以说达到了神似。张仲景在原序开头说出“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此乃辨证知机之训，画龙点睛之笔。古今接轨论
张仲景方，我们叫经方（古方），经方以后之方，我们叫时方（今方）。经方药少而精，疗效惊人，有鬼斧神功之力，起死回生之妙，而且方义隽永，药味精当，耐人寻味，不可思议。据梁·陶隐居云：“依《神农本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五味，以应周天之度，四时八节之气。尚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卷，为方亦三百六十首。上品上药为服食补益方者百二十首；中品中药为疗疾祛邪之方，亦百二十首；下品毒药，为杀虫避邪、痈疽等方，亦百二十首，凡共三百六十首也。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由此可见，经方乃古之圣贤为济世活人而留传于世的。
经方的实践性、科学性、创造性有无穷无尽的潜力，伤寒学问贵在其方。日本古方派的吉益东洞先生曾说：“张氏之为方也，虽复稍后扁鹊，而其药剂之富，法术之存，盖莫古焉。而医之学也，方焉耳！吾亦何求？”东洞氏能于千军万马之中，独具卓识，不愧为大家风范。
中国之文化，上下五千年，历史悠久，英雄辈出，继仲景方之后，如雨后春笋，又产生了数以万计的“时方”使方剂学大兴。方有古今之异，格调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具有内在的血缘关系，以及与之不可分割的家族史。《伤寒论》为方书之祖，比作母亲是之方源，而时方如同子孙，乃是方之流也。有源才能有流，有流才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时方中亦不乏有上乘之品，如《千金要方》、《外台秘要》、《普济本事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驰名医坛，与经方并驾齐驱。
方虽有古、今之分，亦有同气连枝之义，都是我们中医学伟大宝库中的瑰宝，应当兼收并蓄，使其古今相互补充，互相借鉴，因证制宜，把古、今之方，变成一个既有淳朴的古意，又有灵活的新态，且能切中病情一针见血地达成“古今接轨”创举。切不要厚古而薄今，更不要倡新而非古，应当主动而积极地创造古今之方接轨的新产品。
我认为用方要灵活，要有随机应变之才，不要壁垒森严不敢越雷池一步。两千年前的张仲景，就已有了两方合用的先例，如麻桂合方、柴桂合方等。所以“经方”与“时方”接轨，应当视为“水到渠成”之事。但也有人出于对古方的爱护，认为这样做恐怕破坏了经方的完整性和独立性，降低了经方的精华，因此妨碍古今接轨的进行，而不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认为中西医能结合，实验室的动物也能与人相结合，为什么同气连枝、一脉相承的古方与今方而不能接轨呢！我们叫“接轨”而不叫结合，是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的。如后世方的麻黄、桂枝、大黄、芒硝、柴胡、茯苓、白术等药所构成的各种方剂，多从《伤寒论》的麻黄汤、桂枝汤、大小承气汤、小柴胡汤、五苓散等方演变发展而来，这就是古今接轨的内在联系的历史发展趋势。“方”是“药”组成的，而“药”又是“证”所产生的，但是“证”受到客观影响，又有灵活多变的特点。举例而言，古今人异、气候变迁、体质强弱、生活习惯，都能左右“证”的变化。如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当时是以风寒邪气伤人为主，治疗上也是桂枝、麻黄、青龙三方鼎立。到了后世明清时期，由于自然界气候的变迁，治疗由辛温解表变为辛凉解表，继而叶天士、王孟英、吴鞠通等温病大师在医坛相继崛起。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个变化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客观的变化促进了医学的不断发展，也推动了新旧事物的交替更新。“古今接轨”这一方剂学伟大变革，必须经医人之手，从临床出发，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时方与经方进行巧妙的结合，用“古方”以补“时方”之纤弱，用“时方”以补“古方”之不全。既对经方有深刻的认识，又对时方有扎实的功夫，使古方、今方、古今接轨方成为当今的三足鼎立，这是中医药学创新的一个举措。“古今接轨”不是标新立异，亦非哗众取宠，而是一个顺应自然发展的科学构思，须投入大量的智力，呕心沥血，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兹将个人的“古今接轨”方法及临床应用简述一二，仅供参考。
1.经方接轨时方
我在临床治疗湿温病，如果出现胸满心烦，夜不能寐，每在下午发热与心烦加重，而有“懊”之势，这是湿热上蕴，气郁火结，因而出现了“火郁”的心烦之证。此时如果只用三仁汤清利湿热邪气，因内有火郁为援，而效果则差。为此，我选用了经方的栀子豉汤与三仁汤合方进行治疗。《伤寒论》的栀子豉汤，以擅治“虚烦”证而著称。“虚烦”是一种特殊的心烦，仲景称之为“心中懊”，形容其心中烦乱，难以名状。由于是火郁气结，所以有时可兼见“胸中窒”、“心中结痛”等气血郁滞不利的特点。
火当清之，郁当发之，所以用栀子豉汤清宣郁火。栀子苦寒清热，但因其体轻而上行，清中有宣，与芩、连苦降直折不同。凡火热郁而烦者，非栀子不能清，所以时方的丹栀逍遥散及越鞠丸的火郁证都用栀子而不用其他。豆豉气轻味薄，既能宣热透表，又可和降胃气，宣中有降，善开火郁，同栀子合用治疗火郁虚烦甚为合拍。
湿温病出现心烦，乃是湿热之邪蕴郁于胸的一种见证，除心烦证外，往往胸满为甚，三仁汤能清利三焦之湿热，而不能治疗胸中之火郁，而黄芩、黄连又因苦寒直折，有冰伏湿邪，郁遏气机之弊端。经方与时方接轨的三仁汤与栀子豉汤，既能清热除烦，开郁理气，而又不挠于湿热邪气，有利而无害，发挥了“古今接轨”之能事。
余在临床治疗“湿热伤肺之咳嗽”，咳嗽频繁，痰多胸满，舌苔白腻，脉来濡缓，每用“甘露消毒丹”汤剂服之奏效。一日治一妇人，观舌切脉，属于湿热之邪，然除咳嗽外又有气喘“咳逆倚息不得卧”之证。三日来头不接枕，痰声辘辘，周身疲怠难支，西医按肺炎论治而不效。切其脉浮濡，苔白厚而润，因思此证属于“湿咳”，然而肺失宣降，又出现喘不得卧，则又独非甘露消毒丹所能治。根据仲景方义，治喘当用麻黄，有寒者配以干姜、桂枝；有热者则配以生石膏辛寒之品。今为湿邪所伤，欲用麻黄治喘，配以何药为宜？思之，惟有《金匮要略》之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散寒除湿、宣肺平喘，既切中湿咳病机，又无助湿生热之弊（按后世之三仁汤方，实从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悟化而来）。于是，我在甘露消毒丹方中加入麻黄3g、杏仁10g、薏苡仁12g、炙甘草3g，甫服一剂，当夜则喘定能卧，熟睡一宵。继以是方治疗，喘症大愈。
我治疗食滞伤胃，中焦湿浊不化，食后胃胀痞满，嘈杂反酸，以及胃脘疼痛，舌苔白腻，脉沉滑者，每以经方之大黄黄连泻心汤与时方之平胃散接轨则效果明显。某西医大夫患胃病，泛酸涌苦，胃中嘈杂，烧心作痛，多方治疗不愈。时值余赴昌黎讲学之便，特邀余诊。切脉视舌，而为湿浊生热之证。乃用平胃散加黄连10g、大黄2g，服至七剂则酸水不泛，嘈杂与烧心皆愈。患者甚喜，连称“中医药确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2.时方接轨经方
经方之芍药甘草汤，是治疗“脚挛急”的一张名方。一日同诸生门诊用之弗效，诸生不知所以然，余在原方加羚羊角粉1.8g冲服、钩藤16g（为时方羚羊钩藤汤的主药），仅服三剂，而脚挛急全瘳。
芍药甘草汤，苦甘酸相合，平肝养血，缓急解痉，而用之不效者，病重药轻也。今用时方之羚羊钩藤汤与之接轨，羚羊角与钩藤入足厥阴肝经，有清肝祛风，舒筋凉血之专功，所以治疗脚挛急能与芍药甘草汤相互为用。从病理看两方之治有其统一性，从药味分析羚羊角与钩藤能加强芍药甘草汤之力，故取显效。
经方之小柴胡汤治疗“胸胁苦满”肝胆气郁之证，向为医林所用。余治妇人气郁而用此方，尚不尽如人意。余用时方之越鞠丸（汤）与之接轨，服之则心胸快然通畅。若单纯用小柴胡汤或越鞠丸，临床疗效逊于两方接轨之法。圆机活法，灵活变通，方能胜人一筹。
又如经方之苓桂术甘汤，治疗水气上冲之“水心病”效果甚佳。然水湿与痰热常可同行，临证除胸满、心悸、气冲之外，往往出现心烦、少寐、泛呕欲吐等证，曾用苓桂术甘汤加龙骨、牡蛎潜敛镇逆之法，效果不甚理想，后用时方之温胆汤与之接轨，豁痰行饮，安心定悸，诸证霍然而瘳。
近读河南周世印先生提出经方四逆散治疗肝气郁滞阻于经络，可与时方之二陈汤、黛蛤散、五磨饮子、金铃子散等合方之法，所涉为广，妙义无穷。而上海潘文奎先生用经方之麻黄附子细辛汤，治疗心动过缓，认识到古今接轨其力之大，提出时方菖蒲郁金汤、桃红四物汤、失笑散与之相合，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发挥了古今合方之优势。
可见“古今接轨”之法，在广大医人心中已有自发的趋势。把经方、时方有机而又恰如其分的形成“古今接轨”，既开创伤寒学科向前发展的新方向，也是方剂学的一大进步，实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开拓了新途径。水证论“水证”是指因水邪伤人的各种病证，水之为病，经过历代医家的发展与总结，尤以《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对“水证”之论妙义无穷，为千古之绝唱，济世活人而流传于世。余不敏，采撷古义，结合自己见解，著《水证论》问世，继承发扬，谅不无小补也。一、水证的形成
水为有形之邪，其性寒冽，最伤阳气。水在人体的新陈代谢，《素问·经脉别论》：“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
考本文之义，是对水液气化代谢的总结，水先入胃，藉胃气的腐熟之功，使水液移行于下，并摄取水之精气而上运于脾。脾与胃互相表里，又能为胃行其津液，又把水精上归于肺。归肺之水精，处于上升的阶段，故称“地气上为云”。水至高源，又藉肺气的呼吸与“通调”，才能或散或降，而润泽周身。所谓“通调”，指肺气有通达、调节三焦水道的功能。它使水津向外宣发叫做“浮”，或向内降叫做“沉”。若与上述的“地气上为云”对照，这个阶段则叫“天气下为雨”。凡下降之水，最后必归于肾，肾有气化功能，能使水之清者上升于肺，水之浊者下输膀胱，根据生理需求，或蓄或泻，维持了生命正常。
这就不能难看出，水的代谢，是由胃、脾、肺、肾、三焦一共有五个经气的功能，又经过升、降、浮、沉四个生理阶段，才完成“水精四布，五经并行”的新陈代谢作用。如果“五经”的气化失调，尤以阳气不能化阴，气不能行水，蒸化无权，则气冷水寒，流溢失序，或上冒清阳，或痞结中下二焦。水为阴邪，必伤阳气，浩浩淼淼，在表在里，沿三焦泛滥，于是各种水证则逐次发生。二、水气病脉证并治
水气病分为“水肿”与“水气上冲”两大门类。（一）水肿《灵枢·水胀》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肿，如蚕新卧起之状，其颈脉动时咳，阴股间寒，足胫肿，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随手而起，如裹水之状，此其候也。”《素问·气厥论》曰：“肺移寒于肾，为涌水。涌水者，按腹不坚，水气客于大肠，疾行则鸣濯濯，如囊裹浆，水之病也。”《素问·水热穴论》曰：“肾何以能聚水而生病？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上下溢于皮肤，故为肿。肿者，聚水而生病也。”
可见水肿为肺、脾、肾三脏所主。盖水为至阴，其本在肾；水化于气，其标在肺；水惟畏土，其制在脾。若肺虚则气不化精而化水；脾虚则土不制水而反侮；肾虚则水无所主而妄行。水不归经，则逆而上泛，故传入于脾，则肌肉浮肿；传入于肺，则气息喘急。分而言之，三脏各有所主；合而言之，则多由火气之衰微，阳气之不化，水道之不通所致也。《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少阴脉，紧而沉，紧则为痛，沉则为水，小便即难，脉得诸沉者，当责有水，身体肿重。”又说：“趺阳脉当伏，今反紧，本自有寒疝瘕，腹中痛，医反下之，下之则胸满短气。趺阳脉当伏，本自有热，消谷，小便数，今反不利，此欲作水。”又说：“寸口脉弦而紧，弦则卫气不行，即恶寒，水不沾流，走于肠间。”又说：“夫水病人，目下有卧蚕，面目鲜泽，脉伏，其人消渴，病水肿，大小便不利，其脉沉绝者，有水，可下之。”又说：“水病脉出者死。”
以上援引《金匮要略》对水肿病的脉诊、色诊、问诊以及辨脉知机的死候，对指导临床意义非凡。
水气病可分为四类：风水、皮水、正水、石水。至于五脏之水气，可附于正水、石水范畴之内。水肿病邪实而正不衰的有三种治法：即发汗、利小便与泻下大便，即《内经》所说的“开鬼门，洁净府”、“去菀陈莝”的治疗原则。
1.风水
风水由于风邪侵袭肌表，故脉来浮；若卫气虚不能固表，则脉见浮软与汗出恶风；荣卫之行涩，水道不利，而水湿之邪滞于分肉，则身肿，或腿肿，肢体沉重而懒于活动。
［治法］
疏风益卫，健脾运湿。
［方药］
防己黄芪汤。
［组成］
防己一两，甘草半两（炙），白术七钱半，黄芪一两（去芦）。
［用法］
上剉麻豆大，每抄五钱匕，生姜四片，大枣一枚，水盏半，煎八分，去渣温服，良久再服。喘者加麻黄半两，胃中不和者加芍药三分，气上冲者加桂枝三分，下有陈寒者，加细辛三分。服后当如虫行皮中，从腰下如冰，后坐被上，又以一被绕腰下，温令微汗，差。
如果风水而一身悉肿，脉浮，恶风，反映了风邪客于肌表，肺之治节不利，决渎失司，水溢皮肤，故一身悉肿。风邪中表则恶风；气血向外抗邪故脉浮；风性疏泄可见汗出；汗出则阳气得泄，故身无大热。此证治以越婢汤，宣肺以利小便，清热以散风水之邪。
越婢汤方
［组成］
麻黄六两，石膏半斤，生姜三两，甘草二两，大枣十五枚。
［用法］
以水六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恶风者加附子一枚，炮。
［方义］
方中麻黄宣肺以利水，石膏清解郁热以肃肺气下降；甘草补脾以扶正；姜、枣调和荣卫以行阴阳。
总之，以上两法同治“风水”而有虚实之辨：审其汗出脉软者，则用防己黄芪汤补卫健脾以行水湿；审其人体实，而脉浮、恶风、身肿、小便不利者，则用越婢汤宣肺利水以畅三焦。且越婢汤为治水的圣药，药少力峻，以麻黄之精锐，专走肺与三焦，开鬼门去陈莝，使毛窍开泄以成青龙之治；辅以石膏清肃肺胃之阳郁，又监麻黄之峻汗以成白虎清凉之功。仲景治水之法，不外补泻两法，然临床所见，能用越婢汤而治水者，则凤毛麟角，寥寥无几，圣道失传，后继乏人。
另外，治疗水肿，必须根据水肿部位而“有的放矢”，因势利导，则使水气乃服。仲景曰：“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上肿多风宜乎汗”，发汗当用越婢加术汤。腰以下肿，“下肿多湿利水泉”，若其人脉沉有力的，当用牡蛎泽泻汤；如果非表非里，阳气虚寒而小便不利的，则用真武汤治疗。
牡蛎泽泻散的组成及用法：牡蛎、泽泻、栝楼根、蜀漆、葶苈、商陆根、海藻。各等分，异捣，下筛为散，更于臼中治之，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利，止后服。
真武汤的组成及用法：茯苓、芍药、生姜各三两（切），白术二两，附子二枚，炮、去皮、破八片。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三服。
方义：本方名曰“真武”，意在威镇北方水邪为患。方用附子辛温大毒，雄烈气悍，补肾中之真阳，化一身之寒气；白术甘温，健脾化湿，以制滔天之势；生姜味辛而窜，健胃散寒，促进术附治水之功；茯苓甘淡，利小便行水气，以去有形之邪；四药共奏温阳利水以行气化之功。妙在加入一味芍药，助肝之疏泄以利小便、平补血阴以防范劫阴之弊。
仲景设牡蛎泽泻散一方，治大病瘥后，从腰以下有水气，其人小便不利而腰以下肿者。夫利小便治水气之法，如五苓散、猪苓汤，仲景皆摒而不用，亦足令人奇矣。细观此方药味，既有逐水峻药商陆，又有泻肺而通利三焦的葶苈，以及清热软坚消痞的牡蛎与海藻，劫痰逐水破结的蜀漆等药。以药证方，此乃泻水之重剂也，也可以说其逐水通泻六腑之峻不亚于三花、神佑等方也。此方不但利小便也能泻大便，而属于“逐水”之范畴也。余在临床治疗“肝硬化腹水”而正气不衰者，初期用之有效，然后再投用补脾养正之方善后为宜。
水之去路有：在表者发汗，在里者渗利，使水气有去路，而又事半功倍。但临床所见，也有腰以上肿，而内渗于里；腰以下肿，而水气外溢于表，以致肺气不宣，肾气不化，“大气”不能“一转”而使水气不服，如此则不要墨守成规。对腰以上肿，既要发汗解表，又要兼用渗利；腰以下肿，既渗利，又可应用“提壶揭盖”之法，先开肺气，而使肺气通调，则水邪方去。
医案：湖北李君，六旬开外，病水气小便不利，而周身浮肿。余巡诊至其家，脉之而弦，舌苔白厚，胸中发满。余用：白蔻仁10g，杏仁10g，薏苡仁15g，通草10g，厚朴14g，藿香10g，桔梗10g，半夏15g。
患者视方，嫌药力轻，恐难以胜任。然服药后至夜半，自觉欲大便，登厕后则小便如涌，周身汗出颇透，如释重负，全身之肿顿减。李君不知病愈之所致。余曰：此方为三仁汤加减化裁，其义有三：一为“提壶揭盖”，开其肺气，以利水之上源；二为“轻可去实”’，因水挟湿，非轻则邪不去；三为“淡能化浊”，三焦秽浊非淡药则莫能出也。余用“以小拨千斤”之法，犹太极拳也，则亦何疑之有？
仲景圣人也，从水证两类出发，以示后人。对肾阳虚而生寒，气化失司，小便不利，心悸头晕，周身浮肿，其脉多沉，则用真武汤温阳、祛寒、利水。对肾阴虚而生热，热与水结，症见：小便不利，水肿、渴、呕、咳、心烦少寐、脉来多浮（阳脉），则用猪苓汤育阴、清热、利水，效果明显，令人满意。
广大医界同仁，习惯成自然，由于阳虚气冷小便不利，而真武汤一枝独放，不胫而驰。对阴虚有热，热与水结的小便不利，咳、呕、心烦、水肿的猪苓汤证，则束之高阁令其冷落无闻。
余不才，在拙著《伤寒论诠解》等书中，提出辩证法、两点论来分析“肾主水”的理论，以免发生片面认识。肾能主水，在于它为阴阳之根、水火之原，为二气合化之总司。阳成气，为肾之用；阴成形，为肾之体。体与用有机维系，缺一不可。阴阳互相资赖，共同完成“肾主水”的生理作用。如果只知肾阳化气行水，而不及于肾阴相辅相成之理，把阴阳两点论变成片面地“唯阳论”，则阳中无阴，物资千罄，阳向何处而施气化之用也？《素问·灵兰秘典论》说：“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有津有气，才构成了“化”，所以只知“气化”有阳，而不知气化有阴，则就悖逆了中医的理论，而滑于主观片面性。
何况，引起小便不利发生水证，真武汤证阳虚而有寒，这个寒就能使小便不利而为肿；猪苓汤证阴虚而有热，这个热也能使小便不利而为肿，后世的朱丹溪将水分为阴水与阳水，阴阳者，寒、热之义也，所以水肿之发而与寒热两邪攸关，亦不可不知。
猪苓汤的组成及用法：猪苓（去皮），茯苓、泽泻、阿胶、滑石，各一两。上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内阿胶烊消，温服七合，日三。
方义：猪苓为一方之主，故以药名方。论其气味甘淡微苦，性平无毒，它能利水道，通小便，既利肾中之水，又清肾中之热，故擅治“热与水结”的肾病水证。茯苓为臣药，气味甘淡，《本经》明言“利小便”。它有行肺之治节、心之血脉、脾之运输、肝之疏泄、肾之气化而达到“利小便”之目的。《本经》还指其有治“忧恚惊邪，恐，悸，心下结气”之功。可见茯苓不独利水，而又利气开郁，利水理气，而“去菀陈莝”，乃是功莫大焉。泽泻性味甘淡微寒，能泻邪水以利小便，内滋阴气以强肾肝。泻水则能坚阴，阴坚则又能行水，所以它有双向调节的功效，是仲景利尿三驾马车之一，相得益彰，缺一而不可。滑石性寒而利六腑，利窍开结，上利肺金，下利州都，滑而善行，寒而善清。清水中之热超出“石膏”，利三焦之水胜过“车前”。所以，治疗阴虚有热、热与水结的小便不利，滑石的治疗大有可为，而非伊莫属。阿胶为血肉有情之品，《内经》云：“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阴虚生热，则为根本先拔。肾阴不立，阳光不煦，则气化安出？此时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1700余年前，仲景选用了“驴皮胶”在利水清热之中独领风骚而内滋肾阴。一锤定音，大局底定，则何其神妙也？况且血肉之品其功胜过草木，阿胶善能补血，润濡不滞，苓泽相济，而不掣苓、泽利水之肘。
陈修园先生曰：“泽胶猪茯滑相连，咳呕心烦渴不眠，煎成去滓胶后入，育阴利水法兼全。”
2.皮水
皮水是由于脾虚不能健运水湿，水湿阻塞，故腹中胀满；肺气虚则不能通调三焦，以致水湿不能代谢，聚集于松软之处，故下肢踝部浮肿，按之没指为辨。皮水之脉浮与风水同，但不见恶风、身痛等证。
皮水治法：皮水脉浮为病在外，因势利导而发其汗，可用越婢加术汤。如果皮水四肢肿，四肢聂聂动者，可与防己茯苓汤。
组成及用法：防己三两，黄芪三两，桂枝三两，茯苓六两，甘草二两。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
尤怡认为本证：“皮中水气，浸淫四末，而壅遏卫气，气水相逐，则四肢聂上动也。防己、茯苓善祛水气，桂枝得茯苓，则不发表而反行水，且合黄芪、甘草助表中之气，以行防己、茯苓之力也。”
3.正水
正水是由于脾肾阳虚，不能气化水湿，而使水停湿留，气机受阻，故脉来沉迟，而腹满不消。水邪为害，泛滥成灾，若外溢则身体浮肿；若上迫于肺，因而作喘；若水气凌心，则身重、短气不得卧；火衰则不温肾，水寒下控，其人则阴肿而烦躁；若水邪侵肝，气机被阻，则胁下与腹作痛；肝之疏泄功能乖戾，其气时而上冲，时而下降，水随气行，气升则津液微生，气降则小便续通；肝病犯脾，不能运化水湿，所以，可见腹部胀大；如果水邪侵脾，脾失转输之常，不能升清降浊，水湿内聚，外流四肢，故腹部胀大，四肢苦重难于活动；脾为水困，津液不生，气亦不足，故见口渴少气；脾不散精于肺，肺不通调水道以行决渎，故小便困难；如果水寒之邪盛于下，肾阳衰弱，不能温化水气，水气增多，故见腹大、脐肿、腰痛、不得溺；肾气不温，阳气不充，故阴下湿，如牛鼻上汗，其足逆冷；阳气不华，其面反瘦。
仲景精于方证之论，对病理阐述则相对为少。惟此篇论“正水”，从人体的肺、脾、肾三脏的生理而推论到水邪为病的病理机制。其中曲折之处与脏气特异之征，论述精细，大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奥妙。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而使人眼界大开，又非水证之一端也。
五脏水邪，因其生理各异，出现的证候而不相同。然水邪为病多与肺、脾、肾的阳气虚衰有关，不能行气化水乃是它们的共性。因此，在治疗上总以通阳化气、调整阴阳之偏颇而为上策。
事物是发展的，后世医家将水分为阴、阳两类，由博返约，而易于掌握。“阳水”为热为实，实则泻之，治以祛邪为主。如果水气逼肺而作喘，通调不利而小便短涩，则用苏葶丸治疗：苏子、葶苈子；或用沉香琥珀丸治疗：苦葶苈子、郁李仁、防己、沉香、陈皮、琥珀、杏仁、苏子、赤苓、泽泻、麝香；若通身水肿，大小便不利，脉来浮滑，其人体力不衰者，可用疏凿饮子外散内利，祛逐水气之邪，其方为：椒目、赤小豆、槟榔、商陆、木通、羌活、秦艽、大腹皮、茯苓皮、泽泻。
如果形气少差，或年老体弱之人，可改用茯苓导水汤最为理想。其方为：泽泻、茯苓、桑白皮、木香、木瓜、砂仁、陈皮、白术、苏叶、大腹皮、麦冬、槟榔。根据余之经验，方中的麦冬必须重用至30g，或另加黄芪30g，则效果方佳。“阴水”为寒为虚，如果其人大便溏薄，气怯畏寒，肢冷脉软者，宜用温补之法，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则是首选之方：人参、黄芪、炙甘草、白术、陈皮、升麻、柴胡、当归、生姜、大枣。如果中虚挟有寒湿之邪，则用实脾饮：白术、茯苓、木瓜、炙甘草、木香、附子、槟榔、草果、干姜、厚朴、大腹皮。余用此方，每加人参、黄芪，如果大便作泻，则更是非加不可。
如果其人面色黧黑，头眩心悸，背部恶寒，脉沉，舌苔水滑，小便不利者，则用真武汤扶阳消阴，祛寒镇水。真武汤方见前。如果尺脉沉迟，或见细小，小便不利，腰酸脚软者，可用金匮肾气丸治疗。
清人吴谦认为肿胀之病，属虚寒者，自宜投诸温补之药，而用之俱无效验者，虚中必有实邪也。欲设诸攻下之药而又难堪，然不攻之终无法也。须行九补一攻之法，是用补养之药九日，俟其有可攻之机，而一日用泻下之药攻之。然攻药亦须初起少少与之，不胜病渐加之，必审其药与元气相当，逐邪而不伤正始为法也。其后或补七日，攻一日；补五日，攻一日；补三日，攻一日。缓缓求之，以愈为度。
余治此病，颇能体会吴氏用心良苦。因而勤求博采，对肿胀大证，补攻两难之时，自制“白玉消胀汤”服之为佳。
其方为：茯苓30g，玉米须30g，白茅根30g，抽葫芦12g，冬瓜皮30g，大腹皮10g，益母草15g，车前草15g，土鳖虫10g，茜草10g，川楝10g，延胡索10g，紫菀10g，枳壳10g。
此方通气行水，活血通络，上利肺气以行治节，下开水府而利三焦，虽然属于逐邪消水之一类，然无伤正损人之弊端，施诸补药以后，而肿胀不减者，不妨一试。
4.石水
石水是由于肾阳虚衰，不能气化水湿，水湿不能从小便排出体外，而下结于少腹，故腹胀如石坚硬。病在下焦，属于水气内结，切其脉沉而不起。未及于肺，所以其人不喘；水气在肾而邻于肝，可见胁下胀满疼痛。治疗可选用温补脾肾，佐以疏肝通络之法，如真武汤加桂枝、川楝、延胡索、石楠藤、小茴香等药。
总而言之，“四水”之中，风水与皮水相类似而属表；正水与石水相类似而属里。“四水”的鉴别指征：风水恶风，皮水不恶风；正水自喘，石水无喘而为异。
总之，水肿是一个病证，有许多原因可以引发，如肝硬化腹水、肾炎水肿、心脏病水肿、营养不良水肿等，则实非本文所能全部概括。（二）水气上冲
1.水气的概念
古人对水气的概念，有认为水气是水之寒气，如成无己注：“水寒相搏，肺寒气逆”；也有人认为水气即是水饮，如钱天来注：“水气，水饮之属”。我认为他们似乎各自说对一半。因水与寒往往结伴而行，水指其形，寒则指其气，如影之随形，不能分离。“水气”，应该说既有水饮，也有寒气。
2.水气为什么要上冲
水气上冲证为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历代医家对它非常重视，在治疗上也有所发展。此证源出《伤寒论》及《金匮要略方论》，张仲景提出对本证以“苓桂”为主方的相应治疗，为后世治疗水气上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由于记载的篇幅不同，加减化裁缺少综合归纳，使读者难以窥其全貌与掌握要领，无法应用于临床。为此进行一番归纳整理，使其理论与临床有机联系，使方证而互相对应，参以个人知识，用古今接轨之法扩大其治疗范围以为目的。《伤寒论》第67条是论水气上冲证治的，一直叫了几个世纪，似乎应当有所创新加以改革，所以我斗胆把它改称为“水心病”。这一条原文是：“伤寒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脉沉紧，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振摇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本文的“若吐、若下”点出了证机属虚而非实。尤怡说：“吐下之后，定无完气”，心阳先虚，然后水气才得以上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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