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耿立
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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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杂文年度佳作2016试读：
东德的“新人类”与“新人”
程映虹2012年秋，柏林的东德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反映前东德社会生活的展览。为了更生动地体现历史感，展出的很多内容采用了互动的方式：参观者触碰屏幕的某个部分或按钮，会看到更多把你带入当时某个特定情境的内容，有的要你回答问题然后得到评分，如果积赚到一定的分数，说明你对那个社会有相当地了解，可以去领奖。
这两张宣传画就是那次展览的内容之一，具体年代不详，但不会早于20世纪60年代初。东德宣传部门通过它们，向青年一代形象地展示两种新人：一种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新人类”，另一种是官方要塑造的东德“新人”。仔细阅读两张画上的一些细节，可以给今天的人们对渐行渐远的历史想象提供一些空间。
先来看看女性的那张。画面分为两部分，左边是受西方影响的“新人类”，右边是东德属意的“新人”。左边用裸露和曲线故意突出“新人类”的女性特征，紧身无袖上衣上有一个商标，下面是“FDJ”——法国的一个服装品牌，可能当时在东德比较受年轻人喜欢。此女发型妩媚，嘴角上翘，左手拿着一包美国的万宝路香烟。牛仔裤膝盖上方故意磨破——这在当时很新潮，体现的也是反传统的意思。一双高跟鞋表示远离生产第一线。画面还突出了这个妖娆“新人类”的生活趣味：她右手展示了一张滚石乐队群星的唱片，这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新潮的大众文化；脚边是一个休闲包，包里露出一本美国的娱乐杂志，封面是通俗文化的著名象征——米老鼠。
但这个受西方影响的“新人类”也有一定的政治诉求。画面背景是一面旗帜，还有一只飞翔的鸽子，这是当时“国际和平运动”的标志。在20世纪50年代，“国际和平运动”基本针对的是西方阵营，所以受到苏联阵营的支持，但到60年代分化出一个独立的政治运动，苏联阵营也成为它的目标，和当时的反战、种族和性别平等这些诉求相结合，成为“新人类”的口号。到这时，苏联东欧国家对它的态度也就变了，认为它无视战争的性质，要求无原则的和平，对西方和苏联阵营各打五十大板，反映了个人主义的政治态度。
性、休闲和无原则的反战——这就是当时东德眼中受到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化影响的部分东德青年的形象。
画面的右半边——一个基本看不出性别特征的“新妇女”，站在生产斗争第一线，很可能是厂房的建筑工地。她的一块头布裹住浓发，不施脂粉，制服的衣袖被卷起，露出一截手臂。制服上也有“FDJ”三个字母，但我想那可能不是衣服品牌，而是“东德青年团”的缩写。她的口袋里插着一把工具尺，左手执一把泥水匠的铲刀，右手展示报纸《德意志新闻》，脚蹬能踢死水牛的防护靴。她的身边也有一个休闲包，但里面露出的是政治读物，似乎是著名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好像在告诉人们，她的休闲时光也被政治化了。此外，画面背景旗帜与“新妇女”那坚定的目光和自信的神态交相辉映。
和左边的那个性感、叛逆、玩世不恭的新潮女郎相比，右边这个可以说是传统中的乖乖女。
再来看一下两类男性的对比。左边是受西方影响的“新人类”——一个大杂烩的男人形象：头戴旧时的绅士礼帽，蓄着过时的大胡子，身穿笔挺西装，上衣口袋插着一副大号墨镜。左手和新女性一样，拿一包万宝路烟，右手是美国快餐三明治，这副装扮与其说新潮，不如说颓废或者滑稽。衣袖上有一个标志：一个大写的字母A，一条横线连着这个A横穿一个圆圈。这可能是国际无政府主义的标志：A是无政府（anarchy），圆圈可能是英文字母O，意为秩序（order），连在一起就是“用无政府的态度来反社会秩序”。
这个男人穿露趾凉鞋，和全身笔挺的西装完全不配，其含义除了指同性恋之外，我一时想不出有其他更合适的解释。当时的东德虽然废除了纳粹德国专门为惩治同性恋制定的法律，同性恋被非罪化，但仍然被认为是西方腐朽的性文化的产物。不知从何时开始，穿露趾凉鞋被一些人认为是“男同”的暗示，大概是因为过去只有女性才穿露趾凉鞋。古巴在20世纪60年代革命高潮时清理“社会渣滓”，好像也据此来辨别“男同”。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东德和古巴对待同性恋都还是比较开放的，东德瓦解前同性恋出柜问题就不大，而古巴现任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独生女，在多年前就发起了呼吁容忍同性恋的运动，甚至向古巴议会提出有关议案，尽管她本人并非女同，而且还嫁给了一个西方男人。她父亲对此并不干预，这就造成了同性恋运动在古巴走在政治和经济改革之前的奇观。“新男性”的休闲包里多了一瓶象征西方消费文化的软饮料。这个休闲包是有品牌的。“ALDI”是一家国际性大型连锁超市，据说全世界开了数千家，以销售打折商品为主。当时的东德青年当然没有能力消费西方著名品牌，但当代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更多地体现在中低档商品的大量倾销和频繁换代等方面，所以，“ALDI”或许更能反映西方生活方式影响下的“新人类”。
画面右侧的男性，除了头顶的防护盔，全身打扮和“东德新人”中那个女性没有不同，不需要解释，画面上其他的政治符号也完全一样。不过身边的包不是休闲类型的，看上去像是公文包，里面装的东西也是一模一样的政治宣传品。
20世纪60年代是世界范围内青年反叛的时期。“新人类”在西方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更新，但它在苏联阵营的影响，就多少和政治相关。因为在这里，文化和生活方式被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所渗透，个人领域和国家政治没有很明确的分界线。尽管“新人类”并不是反政府的，但他（她）们代表了另一种政治——一种非政治的政治。它用疏远和冷淡在自己的身体、闲暇、情趣和国家的宏大政治之间划出一道分界线：我的身体在我的业余时间和我的私人空间由我做主。东德斯大林主义全能型的政治制度不但强求个人的政治参与，也企图规范他们的生活方式。而画面上的“新人类”把头一摆身子一扭，说“我不要你管”。在专断而事无巨细都要过问的大家长眼中，“小儿女”的这种态度当然就有一定的颠覆性了。
所以，东德当局也并不是小题大做，但它的反应方式非常笨拙，归根到底还是受对人性肤浅和机械理解的束缚。把被当局批判的“新人类”和想要塑造的“新人”放在一起，前者显然是活生生的女人和男人，身上和周边的一切都是一个有机的生活环境，它们会引起人们的好奇和探寻的冲动；而后者则多少像两台机器人，身上和周边的东西都像是被堆砌起来的物品，毫无生气，无法引起人们的兴趣。
把想要塑造的人描绘成两台连基本的性别特征都找不出来的机器，同时又把被它拒绝的那个人类描绘得性感十足，生机盎然，最终达到的效果，恐怕是有违始作俑者初衷的吧？《同舟共进》2016年第1期
禁野史与奏祥瑞
晏建怀南宋有几个时间节点颇值得注意。1127年5月，金人破开封、灭北宋之后，宋徽宗之子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成为南宋第一位皇帝，是为宋高宗。金人随即展开“搜山检海”行动，赵构从应天、镇江、扬州、杭州……温州，辗转十余个州府，一路南逃，仓皇如丧家之犬。直到1138年，宋金达成“天眷和议”，宋向金纳贡称臣后，赵构才回到杭州，将其升为临安府，定都于此。1141年，赵构与秦桧合谋，解除岳飞的兵权，将他关进大理寺，让他那“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的战略构想只有想法没有办法，从而取得向金国和谈的资格，随后与金签订了《绍兴和议》。1142年1月，赵构处死岳飞，增加了向金献媚的筹码，巩固了《绍兴和议》。此后，乞和便成了赵构南宋朝廷的基本国策。
一个国家，如果认准了乞和的偏安而不是奋起反抗的话，他的官僚士大夫阶层便会像皇帝一样，甘心为奴而不以为辱。此时的南宋就是这样，朝野之间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风气一时甚嚣尘上。随着这种马屁之风应运而生的是政治上一反北宋时期的宽松与清明，尤其是秦桧当政的十九年间，拉帮结派有之，深文周纳者有之，谄媚者、构陷者、告密者遍布庙堂江湖，士大夫因一字一言而遭到贬黜、身陷囹圄甚至葬送掉卿卿性命者不可胜数，许多人不得不同流合污以求自保，社会阶层渗透出一种如同末世的颓唐之风、衰败之气。
这种道路以目、人人自危的政治氛围下，秦桧鉴于对自由议论的畏惧和对自己罪责的掩盖，首先力推禁书——禁止私家野史的写作和出版。《宋史·秦桧传》载，绍兴十四年（1144年），秦桧“乞禁野史”；绍兴十五年（1145年）七月，秦桧“又对帝言私史害正道”；绍兴十九年（1149年）十二月，朝廷正式颁布诏令：“禁私作野史，许人告。”不难看出，禁止私家野史是秦桧一手推动的，他经过六年左右时间反复做赵构的工作，最后得到皇帝的同意，在政策层面全面禁止私家野史的创作和出版，而且“许人告”，谁还敢私撰？高压态势下，新书是不敢写了。不仅如此，即便是以前曾经洛阳纸贵的名家名作，其作家的后人还纷纷站出来辩白和表态，如司马光的曾孙司马伋就信誓旦旦地说，《涑水记闻》非其曾祖所撰。原参知政事（副宰相）李光的家人，不惜把李光所珍藏的万余卷书悉数焚烧——“焚书”，自北宋以来，这恐怕是破天荒头一遭的事儿。更有甚者，一个叫曹泳的小官，状告李光的儿子抄录李光所作私史，被逮捕归案，因为此时李光被贬谪已久，于是朝廷下诏宣布对李光“永不检举”，即永远不再推荐提拔。同时，李光之子李孟坚被充军至峡州（今湖北宜昌），同僚中受牵连罢官贬职者八人。而告密者曹泳，则因举报有功立马官升数级，一时间，“士大夫争以诬陷善类为功”。
所谓“国之将兴，必有祯祥”，与“禁野史”相伴相随的是，吹牛拍马的“奏祥瑞”者蜂拥而至，而所谓“祥瑞”又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宋史·秦桧传》中记载，绍兴十三年（1143年）冬天下了一场雪，秦桧上表贺瑞雪，大臣贺雪自秦桧始。同年，楚州地方官来奏，说盐城县（现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黄海出现“海清”，大臣纷纷请贺。进士施锷上《中兴颂》《行都赋》《绍兴雅》等马屁文章十篇，赵构给予他“永免文解”（无须地方官签发证明，即拥有赴京应试资格）的褒奖。绍兴十六年（1146年），虔州（今江西赣州）知州薛弼上章，说一老百姓拆屋时，发现朽柱中有“天下太平年”字样，赵构很高兴，下诏收藏至史馆。从此，颂咏导谀、粉饰太平者越来越多，马屁文章大行其道。不仅颂“圣”者日众，颂“相”者亦众，大小官吏竞相揣摩迎合宰相。台州曾惇向秦桧献诗，称他为“圣相”，其他尾随者争呼秦桧为“元圣”，大言不惭地说皋陶、后稷等贤臣尚不足比。于是，赵构和秦桧待在歌舞不休的杭州，如同西湖边被暖风熏醉的游人一样，苟且偷安，不复巡幸江上、做北定中原的思考和打算。
一些心系家国前途和命运的士大夫，本着自己的责任和担当而愤愤不平，提出异议，希望提振士气，复兴国家。但不成功则成仁的士气却遇到了赵构、秦桧的拜“金”主义，他们对金国忍气吞声，对自己人却磨刀霍霍，打压相加。礼部侍郎曾开问秦桧对金国使用什么礼节，秦桧答“高丽之于本朝”，即承认自己是金国的附庸，曾开因此拒写国书，立即被罢。李纲、胡铨上疏反对议和，均被贬至蛮荒之地。迪功郎王廷珪作诗赠胡铨，鼓励他一路走好，结果被贬谪辰州（今湖南沅陵）。宜兴进士吴师古将胡铨的奏疏刻板印刷，被流放到袁州（今江西宜春）而死。岳飞自不待说，南宋第一大冤狱。同时，朝廷还对持异议的原宰执大臣张浚、李光、赵鼎等人，分层次、分批次进行排挤打击，手段狠毒。赵鼎被贬茫茫海外吉阳军（今海南三亚），朝廷安排地方官随时监视，每月报告赵鼎生死。赵鼎知道朝廷要对他下毒手了，萌生了自杀念头，托人转告儿子：“秦桧必欲杀我。我死了，你们则无后患，我若迟死，必将祸及全家。”绍兴十七年（1147年），赵鼎在贬所绝食而死。
当赵构主导下的南宋朝廷进入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时，许多问题便积非成是、好坏不分了。一有谀颂，就“永免文解”；一有异议，则“永不检举”；一有谏诤，便深文周纳；无罪可状无据可证时，或说“谤讪”，或说“怨望”，或说“莫须有”，或说“立党沽名”，或说“指斥乘舆”，无所不用其极——目的只有一个，把人心和言论统一在偏安乞和的政策下。所以，无论是禁野史还是奏祥瑞，抑或除异己，这诸多手段都是投降政策下相辅相成的必然，也是以一帝一相的利益而牺牲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取舍。《宋史·高宗本纪》评价赵构说：“然当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师，内相李纲，外任宗泽，天下之事宜无不可为者。顾乃播迁穷僻，重以苗（傅）、刘（正彦）群盗之乱，权宜立国，确呼艰哉。其始惑于汪（伯彦）、黄（潜善），其终制于奸桧（秦桧），恬堕猥懦，坐失事机。甚而赵鼎、张浚相继窜斥，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时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切齿。帝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而所谓“来世之诮”，后人也只能如岳飞一样徒添叹息道：“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同舟共进》2016年第1期
挑灯种田是矫枉过正的闹剧
程枝文 何思不久前，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出现了一道奇观，人们津津乐道——夜幕下，风雨中，一群学生在校园中打着手电栽种油菜，有人用手扶式拖拉机耕种，有人拎起水桶给农田浇水，俨然一个个挺专业的农夫。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该校宣传部李老师做了解释：农场劳动是一万多名锦城学院学生的必修课，相当于“毕业通行证”，由于近日降雨频繁，学生们为了补课，才从黄昏劳作至深夜。
事件一经发酵，即得到一部分围观者的追捧。人们常叹喟“90后”四肢不勤五谷不分，懒懒散散还不珍惜盘中餐，而这门实践课似乎就切中了要害。该校校长更是满怀豪情地提出：“学生必须亲手碰到泥巴，才能知道什么是奋斗，什么是劳动。”的确，劳动应该，实践应该，但若进一步想，就觉得不对劲了：种田成了必修课，学生为挣学分甘愿冒雨抢种，这种事情发生在本科院校中，是不是有点儿过了头？
信手翻翻近年来的高校新闻，大学如此倒腾学生的做法还屡见不鲜。南昌大学的学子们“抢”了保洁阿姨的饭碗，走出课堂即撸起衣袖扫起了厕所。同样发生在成都，四川师范大学交通和机械技师学院的学生们也被“下放”到厦门某公司的生产线上，为手机贴膜，“业绩”同样与学分、毕业证挂钩。而事件引起舆论的反响时，学校工作人员总会给出冠冕堂皇的理由——“劳动”“实践”，似乎“90后”在他们的眼里真成了贪图安逸的一代了，没有经过这样劳动的洗礼，就不算合格的大学生。
拨开劳动这层云雾，拷问大学本科教育的实质，类似锦城学院这样开设的劳动必修课，有矫枉过正之嫌。
学生在大学中学习，本质任务应是习得专业知识，开阔视野，而不是成为农民、清洁员、贴膜工。作为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学校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无可厚非。但是，倘若与学分挂钩，变选修为必修，以至于为了要学分，挑灯夜战去种田，就变了味了。
若要问温室花朵们鱼和泥鳅的区别，果实是在树上还是埋在土里，他们发蒙的样子还真不少见。可这种从小到大劳作经验的缺失，真是一门种田必修课所能解决的吗？将种田引入校园的初衷是好的，但模糊了尺度，再好的想法都会演化成一场闹剧。
其实，摘掉必修这顶帽子，锦城学院将种田引入校园的做法还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若想解决病根，还要追溯根本，认真督促大学劳动周里学生的表现，也别让老师捧着课本，占领学生的劳动课。《杂文选刊》2016年第1期
仪式化的“忠诚”
阮直在我工作的写字楼前边有几家商铺，隔三岔五就看见身着统一工作服的员工，由一名领导模样的人统领，在那儿大呼小叫，类似发誓表决心，过往行人越是注目，他们越是昂首挺胸，声音洪亮。据说，这是从东洋学来的仪式化管理，说这么做，可以振奋员工精神，加强员工的团结一致和集体的忠诚感。
其实，这几家铺面大多生意冷淡，喊完了口号的员工回到自己的岗位，马上就如被扎了一锥子的皮球，那股气也就没了。原因很简单，经营不好，工资太低，员工在这里无非是骑驴找马，没人忠诚于你那个土鳖老板，更没啥信念让员工坚守。你一个月就给人家开个最低工资，还想培养别人“爱的情怀”“忠的精神”？无论你的仪式搞得多么庄严隆重，有多少人见证，都不过是忽悠，员工就是把嗓子喊充血了，也不过是忽悠老板。
仪式化这种玩意其实并非东洋人首创，自从发明了“礼”，仪式化就从宫廷到家庭，从军营到山头儿都学会了。就连三个小毛贼决定偷一家杂货店之前也都会对着电灯泡咬牙切齿地对天发誓：被抓之后绝不互咬。可一旦事发，分开审讯，没有一个坚守同盟“打死也不说”的。就连水泊梁山那些最讲义气的铁血好汉，在聚义厅里海誓山盟，打出“替天行道”的杏黄旗，谁都以为能一干到底了，可最后“大当家”的自己就带头归顺了朝廷。
我不做生意，可我总觉得要想让员工焕发工作热情，忠诚你的事业，前提是这事业一定也是他的事业，他做得越好越有利益。就是把员工聚集在关帝庙前搞个滴血为盟的仪式，都不如给员工几个股份更有正能量。
美国心理学家艾瑞克·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一书里指出，现代社会中“共同确认”的心理效果是一种有社会危险性的羊群效应。他写道：“关于社会成员的精神状态，人们在观念上的‘共同确认’非常具有欺骗性，与理性和精神健康都毫不相干。”
就像那些被仪式化洗脑的传销人员，他们好像是在忠诚于“共同确认”目标，是什么“信念”与价值观的一致，其实找他们单个一聊你就知道了，原来他们都有一笔数目不小的钱被绑定在“团伙”之中了，谁以为那是“仪式化”的效应谁就被忽悠了。
仪式不仅可能被剥离掉意义，还可能像婚礼一样，虽然的确有一点儿意义，但实际上起不到维护这种意义的作用。还有一些仪式则在意义和作用上都模糊不清。婚礼可以热闹、可以煽情，但婚礼的仪式从来不能保证男女的彼此忠诚，倒是葬礼的仪式即便有点儿浮夸，可那个沉默不语的主角从这个仪式之后就真的没有“二心”与“不忠”了，但这不是葬礼的仪式效应，而是上帝显灵了。《杂文选刊》2016年第1期
审美苦旅
姬中宪众所周知，国人的审美观是由导游决定的。导游说：“这儿是景点！”我们就拍照。导游说：“这个背景最漂亮！”我们就留影。结果，大家拍出的照片都一个样——同样的画面、同样的角度、前面站着一个不同的人、却举着同样的两根手指头，一看就是一个导游带出来的。就这样，人与自然，不可思议地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高度的和谐。
你发现了一处被导游忽略的景致，兴奋地举起相机，还没按下快门，导游就过来了——导游和导师一样，喜欢关心后进同学，绝不让任何一个同学落下。导游说：“别拍这个，这个不是景点。”你说：“可我觉得这儿也挺漂亮啊。”导游说：“我做导游十年了，十年里每天带团来这里一次，你了解还是我了解？”你说：“也许正因为你天天来，所以忽略了它，正因为我第一次来，所以发现了它。”
导游不高兴了，说：“全团有三十个人，等你一个人，结果不能准时赶到下一个景点，全天的行程都被打乱了，你好意思吗？”你不好意思了，不能为了自己那点另类的审美破坏了大伙儿公认的审美，于是你收起相机加入“团伙”，奔赴下一个景点。
国人的审美观是具象的：一棵树、一块石头、一处海角，必须得像个什么东西，才能称得上是景点，景点才有了卖点，否则一文不值；像的这个东西，还必须得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越具体越家常越好，咱们的想象力就那么方圆几平方米，太偏太远太抽象太唯美了不行。
于是，导游最常用的语言就是比喻句。导游说：“看那块石头像什么？像不像乌龟？”大伙儿一起说：“像！”然后拥上去和“乌龟”拍照。导游说：“看那个山头上面长了一棵树的像什么？像不像手机？”大伙儿一起说：“像！”然后拥上去和“手机”合影。
导游说：“看那两块石头，一块大一块小，一块胖一块瘦，它们像什么？像不像……”团里一个小朋友很不懂事，插话说：“像地球围着太阳转！”导游说：“错误！告诉你正确答案吧，正确答案应该是像猪八戒背媳妇！”大伙儿一起说：“噢！像！”然后拥上去和“猪八戒”以及他“媳妇”合影，只剩下小明妈妈在教育小明：“小明，知道正确答案了吧，下次不要再说错哦！”
国人的审美观，就这样有惊无险地又传给了下一代。
国人的审美观，还必须得跟权钱勾结起来，这才有了现实的意义，才算不虚此行，否则光给他们讲像这个像那个，全是白费。还是那两块石头，导游说：“左边那块石头，想当官的赶紧摸一摸，保你官运亨通；右边那块石头，想发财的赶紧摸一摸，保你财源滚滚。”于是我们就拥上去，各摸各的，也有那贪心的，两块都摸，其实没必要，官运和财运，说到底是一回事。
导游又说：“如果你已经当官了还想当大官，或者已经发财了还想发大财，就要从上到下顺着摸；如果你还没当官还没发财盼着当官发财的，就要从下到上反着摸。”好吧，大家都责怪导游不早说，害他们刚才白摸了，于是赶紧擦擦手，排起队，一个一个地重新摸，边摸边举着两根手指头让人拍照，好留下证据，日后万一没当官发财，好回来找石头算账。
两块石头油亮油亮的，光可鉴人，见证了无数国人的审美之旅。《风流一代·经典文摘》2016年第1期
来去此门缘
张亚丽多年前，8月某晚亥时，我与同事观一株昙花开放，目睹丝丝微颤，室内布满清香。那年我19岁，因花开悟。生命短暂，人生亦如此。我的生命能芬芳乎？
思兮寻兮，追问兮。生命的灵修，与诗同步。
多年后，6月某日卯时，我又追寻到有关昙花的故事。“昙花没开。昙花迟到了！”一位记者说，“那株迟开的昙花。”他与她认识了。她说：“你去过美国吗？你最想去的城市是哪一座？”记者说：“是哈特福德。”她说：“为什么，我的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就在哈特福德。”他说：“我想去查找一个人。”她说：“是谁呢？”记者说了人名。她消失了，几分钟后她回来告诉他打电话的内容：学院邀请他，批准一个月。因等一株昙花开放，一位记者得到追寻的机会。
偶然把他带进历史的另一头儿，偶然把我也引进历史的另一头儿。
2010年6月3日，在香港南洋大酒店，从美国归来的思想文化学者Mr .Li，临行前把一堆书赠予我。我选了两本，其中一本就是《昙花迟开的“果实”》。历史有脑有脉搏，我就这样进入那个时代文明的内核。
因一本书，引我回眸看到一艘船。这艘船从葡萄牙驶来，停泊在我国的南海东岸，船上人登岸歇脚，迈出踏上澳门的历史性一脚。
澳门因海洋文明的一只脚上岸，西方文明随之而来。
想见识与深圳隔海相望的澳门，就必须去上梅林海关办边境通行证。等大约10天，我收到打钢印的紫红色小本。一个大活人，凭人格是不能通行的，通行的是纸本上的人。午餐后，车经西环大桥时，导游讲述了桥与人的故事。
一座桥连接一座城的前后门。我从他的话语中得悟：天堂与地狱，背靠背。
当我们来到洋葱头的建筑入口，仰视反光的贴面时，人群成为建筑的一部分。我的影像悬在半空，真实的我反倒被同行人忽视，大家一起注目。因光的折射，光滑闪闪的金色贴面中，有奇形怪状的黑色装饰物，还有远处停车场闪来闪去的游人如织。洋葱头是魔幻的入口，想赢不输，博彩业不喜。上帝没空操心，每人的收支平衡。
认识一扇门，也就找到了入口。
这座城的生存之奇，奇在他们让大家找乐子玩心跳的同时，把一条钱脉打理得风调雨顺，滋养澳门的人气与繁荣。这儿的市民，从容淡定，见过世面，悟透贫富与生死。时空存在未知的通道，空间因时间充盈，计算与瞬间较量。天地是两扇大轮盘，人在其中被磨损或增值，系于一粒骰子旋转的弧线。人人想掌控局势，岂知术数一刹有千万面孔，挑战欲望的极限，在撞击中，无数文明的碎片飞落深渊与高峰。我交158元，获得去龙环葡韵的机会，花钱可另购准自费游，导游赠澳门旅游纪念表一块，鼓励此行。参团游是花钱买时间被别人掌控，处境尴尬。我对博彩无欲，多走一处景点吧。
葡国村之美在于几十棵百年老树撑出团绿，我伸臂拥抱树身，只能抱三分之一，外来树种的生命力强大，藤蔓植物与之亲近，令人生喜。嘉模教堂在高坡，此处也有大片老树不知其名，引我摄影，请上帝入住相机带走。当我进入葡萄牙人曾经居住过的5栋小楼，观赏私宅、办公官邸、氹仔博物馆，历史展现纵深一幕。这些人上岛后，经历的生存图景，超出我的预知。洋人开拓疆域，扎根异邦，解决了衣食住行的问题，令人赞赏。走出去，寻找开辟新天地的机会。
有人来，有人走。
澳门包容“来”与“去”。
那就说说走的人。这位与昙花迟开发生关系的人是容闳。他与澳门有关，与蓝色波涛相连。记者因昙花开放，得到考察时机。容闳是一位乡下孩子，缘何能远行大西洋彼岸呢？在圣保禄教堂大三巴寺牌楼前凝思，我仰视时代文明的标志，泛着青苔的大理石承接着过去与未来。当东西两种文明交锋时，谁能胜出呢？传教士给了证明。意大利人利玛窦，带来西方基督教的博爱与信仰，还带来海洋文明——航海图，被中国人刻印翻制为《坤舆万国全图》。此图改变国人的“天圆地方”理念，大地是一个球体。洋人的自鸣钟也胜过中国的滴漏，还有三棱镜、天文学、几何学等。一位传教士，让澳门的文明史增了重量。容闳对此并不陌生，他7岁时被父母送到普鲁士人开办的学校读书。这所学校是马礼逊学校的前身。马礼逊是苏格兰传教士，22岁那年离开欧洲绕道美洲，乘坐纽约的船只来到澳门，步利玛窦之路以“学术传教”立足中国，得以被朝廷接纳。他还是首位汉译《圣经》的翻译。
年幼的容闳在澳门接受传教士带来的异邦文明。不料中英交恶，学校停办，容闳失学。他为每月3元的工钱补贴家用，成为澳门天主教印刷所的书籍装订小工。后来复课后的马礼逊学校通知他复读，他却此消息相隔了一年多的距离。随后容闳再次成为此校的学生，踏入西方文明的殿堂。澳门奠定了容闳人生的第一步，没有在此的经历，就没有中国历史的一段辉煌。
这是值得记忆的时刻。
1847年1月5日，容闳随布朗牧师乘“女猎人”茶帆船出发，经98个昼夜航海登上美国陆地。容闳因在美国接受教育，增长见识拓宽视野之后，他思考什么是改变国家的利器。太平洋的蓝色浪涛把两个大国相隔两岸，三万两千里行程因航海文明并不难跨越，难逾越的是怎样攻克等级森严的帝制堡垒，让朝廷接受治国大策的新理念。如何促成这个理念变成现实，在历史的那头儿他走了曲折之路。然而，曲折前行的这头儿，我乘坐的豪华旅行车，正在澳门穿行大街小巷，沿路看到永安息巷、高地乌街、美副将大马路边有掩映在绿荫中的普济禅院，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处。经推算我弄清此条约签订3年后，容闳才远航。他在大西洋圣海伦娜岛拿破仑墓前，折下一根柳枝继续前行登陆美国东海岸。经过8年深造毕业时，他带到异邦栽种的细柳已经长成万挂绿丝。虽说强权让弱国没有平等与尊严，然而一艘商船在不平等条约的缝隙中悄然航行。时光不能倒流，他不可能再做细柳随风而摇。面对东方封建专制落后的僵固国家，他想到古语：“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示人。”我们有与世界文明抗衡的利器吗？中国近代史飘满鸦片的烟雾，只剩任人宰割的血腥版图。他心中的蓝图日渐清晰。警醒与智慧，让他走上教育救国之路。
容闳的路是一条艰难的开拓之路。
毕业后经17年的苦苦奔走，他从青年到了中年才看到留学计划得以实施。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非常时刻，1872年农历八月初三，30名官派小学生，年龄9岁至15岁，乘坐40多乘轿子穿过上海的街道来到领事馆，在吴淞口的晨光中出海驶向太平洋。穿越历史岁月的烟雾，我看见中国的孩子乘一艘艘船离去。一群拖着尾巴似的辫子的孩童，穿着统一模板裁剪出的清朝官式学服，告别乡土，他们在海船上呕吐后，强咽下面包与牛奶。经40个昼夜的海上颠簸才抵达美国西海岸旧金山。下船后，他们学习适应异族的家庭生活。因那片土地的厚爱，不久孩子们成为美国友人家庭的一分子。东西方文化与文明，在不同民族之间这样自然衔接融合。追寻100多年前的人文轨迹，目标锁定美国的哈特福德。此城相对美国历史而言，有资格被称为老城。中国留学生事务局大楼就在哈特福德落成。这座大楼与容闳有关。历史之轮在前进中，过去时与现在时发生共振。我乘坐的旅游车正在爬行通向历史的半坡，从车窗可看到一片天主教徒墓地，层层递进的墓碑雕刻精致，碑上的照片女士典雅、男子绅士，正在享受中美《望厦条约》的荫庇，与澳门市民同居一处生活区。我的耳边响起美国民歌《多年以前》：
Long, long ago
Tell me the tales that to me were so dear，
Long, long ago, long, long ago.
Sing me the songs I delighted to hear，
Long, long ago, long ago.
一艘船的到来打开古国的大门，一个人的远洋开启文明的序曲。一只脚上岸与一座城的意义，一个人求学与国家的文明，在时代进程中渐次呈现价值。容闳与历史结缘，令人感怀追述。
绵绵细雨敲打着一把把花伞。
在大三巴牌坊观“一刹那圣母童贞怀孕”石雕，神明与我再次相遇。因人多匆匆留影，我冒雨返回同安街停车处。一个人等一群人，独自在老庙的黄墙外品味当先锋的滋味。一个人如何脱颖而出，取决于你和时代的关系。挑战还是退缩？容闳的第一步，是因布朗牧师有身疾要回美国。“有谁愿意跟我到美国去读书呢？”一片静穆中，容闳站起来。这一起身，使他能够矗立在耶鲁大学的墙壁上，他成为中国首位法学博士。人生因瞬间改写。一个国家的走向，有时也如此。澳门洋葱头内的情景，无数人挑战一闪念。那种玄妙，不是谁都可以把握的。赢与输是人念，大自然无此。万物生长，起始轮回。博彩与股市是孪生兄弟，把人的欲望扩展到极限，还享受法律庇护。在金碧辉煌的空间，有人心颤，有人休闲。绞尽脑汁与看客随意，有天壤之别。历险与赏玩，谁升谁降，参与者知。因昙花带来的心缘，访问澳门。观看那么多陌生人围桌博弈，我难融入。
如今澳门市花高洁，九九莲花昭示和平。
弹丸小地，人文历史景观密集。博彩业带给人的启示独特，在拉斯维加斯之外的东方殿堂。有胆之人均可尝试，天堂一视同仁，另一面也如此。人对运势的掌控，最难思议。我有更多时间思考如何做人，但求存在的诗意。谁也把握不了恒定，洋葱头里的玩家，比我认识深刻。人类在时空中上演喜剧与悲剧，闹剧天天发生。瞬间与永恒，交织人类文明的经纬。容闳也没想到因起身的瞬间而走进中国近代文明史。葡萄牙人的登陆改写了中国南大门，容闳的离去架起中国通向西方的文明桥。这位留学鼻祖，因一扇门的开启得悟。他留学归来与曾国藩、李鸿章联手，开拓中国的自强培养人才之路，4批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在美国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回国后改变了中国近代文明的进程。中国的航海业开启新纪元，奔跑的火车提高了速度与利润，电话与电报缩短了与世界的距离，采矿业兴起提升经济，西医引进中国……不过有些人在中法与中日海战中阵亡，为国捐躯。李鸿章呕心沥血支持培养的学子成为幕僚、袁世凯的顾问，与“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半年周游14国，奏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预备立宪”标志着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起步，外交使臣在国际舞台上游刃有余。晚清到民国初年，几乎所有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都有他们参与。
容闳的《西学东渐》深得人心。世上法门万千，“一切法从心生”。我在澳门氹仔四面佛前，双手合十交融。心有昙花，灵光一现。所有的门只是一门，你能不能在瞬间打开，进入再走出——
澳门承载“来”与“去”。
我有缘结识一艘船与一个人。
佛祖拈花，心系乾坤，足矣。《现代艺术》2016年第1期
我们该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
李晓梁漱溟先生被称为最后的儒家。他的父亲梁巨川先生去世前，轻声问了儿子一句话：“这个世界会好吗？”儿子作答，这个世界会变得好起来。几天后，父亲自沉于北平的积水潭。后来，梁漱溟先生出了一本谈话录，这本书的名字就叫《这个世界会好吗》，也算是对父亲最庄重的祭奠。
这个世界会变好吗？科技日新月异，人类都进化了上百万年，可我发觉，人性深处最基本的喜怒哀乐，也还是和古代差不了多少。不过现代社会的纷繁干扰比古代多了，人性要经受的考验也多了。
一个人又该如何与这个世界保持从容的相处？最好的状态是：像一条河流那样，绕过群山与大地，奔流到海；像一棵树那样，开花结果落叶枯萎，尊重自然的生命历程。
人果真像植物那样活着就好了。植物尊重规律，把根扎在土里，平时大多沉默，但从容自在，活得青翠。风一来，植物就迎风起舞，亲昵私语。
人到底不能像植物那样活得洒脱，一个人哪怕宣称活得再自由，也有禁锢，只是严重或轻微。正如宣称最幸福的人一样，一般都经历过大悲大苦。不做最幸福的人，也不做最痛苦的人，做知道人世冷暖的人，做知道人生痛痒的人。
不过用文字来标榜的人太多了。这些年来，我已经不太相信那些用文字来标榜自己的人了，他们标榜忠诚、热情、孝顺、善良，感觉像轮番表演，就像某个人说的那样，缺啥补啥，他们用文字给自己补养。
清高者在台子上的清高，有时是做出来给人观看的，后来，就剩下那人与自己的道具了。不过有时也是想保持独立，不人云亦云。不是有一句话吗？看起来的不合群是孤独，一旦违心的合群，才是大孤独。有时从众，会渐渐丧失了思维的能力。一个丧失了独立思维能力的人，与一个植物人有啥区别？
有时孤独的东西，也成全了美好。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认识，有时不是在身边，而是要适当隔开一段距离。这就是我们对故乡，对往事，对离去的人，为什么还要牵肠挂肚的怀念，肯定是经过了时间的沉淀，沉淀到我们记忆里去了。时光屋檐下的滴水，成了冰，在树的伤口处，化作了琥珀。
在一个友人的博客里看到一件他经历的事情。他说，一行旅人要去赶飞机，几十个人坐在大巴里焦急地等一个人，旅客们纷纷责怪，导游解释说，他在大堂洗手间里。这时，一个旅客开口说，别太责怪他了，谁愿意一直在厕所里蹲着啊？旅客们顿时安静下来，安心地等他回来。所以有时候，慈悲，就是你突然有了一颗感同身受的心。
多少人想活得简单一点儿，这其实并不难，一件一件卸掉包袱、铠甲、面具就是了。一些复杂的人，算计太深，城府太重，结果还是很惨。往往是把自己给算计进去了，机关算尽，反倒让一生苍凉。
复杂者的人生，到底有多复杂？有时一回首，发现复杂的是人性，并不是经历。简单者的人生，到底有多简单？一眼望去，发现简单的，并不是经历，是人心。《杂文选刊》2016年第1期
请相信我
吴若增老实说，当我把那只盘子从阳台外面的空调罩上拿起来，把盘子里面的小米、点心和羊肉片等拨进垃圾袋，再把盘子洗刷一新并收起来的时候，我的心情十分沮丧——因为我的善意不被理解，不被接受。
在人的社会生活中，善意不被理解不被接受的经历，也是有的，但这一回的沮丧却好像有些异样。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完全没有料到竟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吧？两个月过去了，盘子里面的一切——包括我每天撤换的，都与我放进去时的一模一样。显然，它们连动都没有动过。它们完全无视了我的善意和努力。为此，我感到了若干苦涩，就使得这沮丧变得更加不堪了。
但我又分明地知道，这怪不得它们。
麻雀们如此，我是能够理解的，因为过去几千年的贫穷和饥饿，使咱们这个民族不放过一切能够果腹的东西，其中，自然也包括了麻雀。何况半个世纪之前，咱们还曾经举全国之力对它们施以围剿，必欲赶尽杀绝而后快。而咱们之所以未能得逞，并不是因为咱们后来的良心发现，而是因为它们的生命力实在是太过顽强。是的，咱们现在有了改变，但让它们消除那些记忆，可就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在那个时间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它们没有仇恨咱们，依然故我地跳跃于咱们的身边，就已经是一种了不起的宽容了。咱们没有理由要求它们更多。因此，对于它们不肯光顾我放在阳台外面空调罩上的那只盘子，不肯去啄食盘子里面的小米来说，我倒是没有什么怨责。我只是觉得遗憾。
可喜鹊就好像不那么应该了吧？放在盘子里面的点心和羊肉片，那是我特意给它们准备的。我本来以为它们会欢欣鼓舞地飞来抢食，没想到它们竟然也不肯光顾。难道咱们也曾经伤害过它们吗？堂前燕子、林间喜鹊，几千年来一直被咱们这个民族另眼相看，那是因为它们的到来，意味着吉祥，也意味着希望。因此，在咱们中国人这里，燕子和喜鹊的命运就跟麻雀完全不同了。这一点，难道喜鹊们不懂？
两个月前的那个上午，我站在阳台那里向外张望。那时我看到：在我窗前的那3棵大杨树上，正有20多只喜鹊在那里嬉戏、飞旋。而另外的三五只呢，则飞到了我家周围的这些地方落脚、觅食。那样子，令我感到了这个世界的祥和与美丽。而麻雀们呢，在楼间、在空地，或三三两两地追逐，或自顾自地啄食，就使得这个画面更加立体起来……一时间，我因这个美丽、祥和的活的画面激动了，并忽然想道：嗨，我何不给它们准备些吃食，请它们来我家做客呢？之后是想都没有多想，我便认真地准备了这一切。那时，我想象着它们争先恐后地飞来，争食我摆在盘子里面的食物的情景……啊，那该是多么动人呀！
然而，第一天，它们没来。第二天，它们还是没来。第三天，它们仍然没来……两个月过去了，它们居然一直没来。
是的，我肯定它们看见了我给它们准备的这一切。它们只是不肯飞来。
为什么？它们为什么不相信我的善意和努力？它们是不是怀疑那个盘子里面的美味，其实是一个诱饵？而那个盘子，其实是用来捕捉它们的陷阱？
是的，这样的坏事，咱们可是干得太多了！
于是，善意和陷阱，就成为难以分辨的东西了！
不要说是它们，就连咱们人类自己，都难以分辨！
悄悄地，我放上了一只盘子，那是我殷殷的期待。悄悄地，我撤下了那只盘子，留下了无尽的伤感和无奈。《今晚报》2016年1月3日
也说“颜值”
路来森时下，流行一个网络词——“颜值”。查“百度”，颜值，解释为：颜，颜容、外貌的意思；值，指数。表示人物颜容英俊或靓丽的一个指数，用来评价人物容貌。
说白了，“颜值”，就是指一个人的容颜之美，或者叫相貌之美。
其实，这也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只不过用了一个较“雅”的词来表达而已。再者就是，“颜值”一词，既可用作评价女人，亦可用作评价男人，颇有些对中国人传统“郎才女貌”观的颠覆意味。
随之，衍生而出的词语，还有“颜值爆表”“颜值社交”“颜值高人”，乃至于“颜值排行榜”等。
我感兴趣的是，“颜值”一词，何以会如此流行而火热？不仅娱乐圈、娱乐场所的人们开口闭口谈颜值，连日常生活中的平民百姓们，也动辄说“颜值”了。
乍一看，这不过是一个词语的流行问题。但若向深处思考，这一流行词语，实则体现了当今社会，人们的一种“审美倾向性”——过分看重外表之美。“看重外表之美”，并没有错，不是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吗？连老百姓都朴素地说：“人长得美了，看着养眼。”问题就在于“过分”，当过分地强调“颜值”、追捧“颜值”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种社会“导向性”，引导人们（至少是相当一部分人）去刻意追求外表之美，而忽视了自己内在的修养；延至社会，就会助长一种浮躁之风。
其实，“颜值”的形成，也是有“内外”因素之分的。许多人只看到、重视了外部因素形成的颜值，比如，梳妆打扮，甚至于整容；却忽视了内在因素，对“颜值”形成的重要性。“内外兼修”的颜值，才是最高颜值，才是“颜值爆表”的真正价值，也符合中国人“内慧外秀”的传统审美观。否则，只是通过化妆打扮，或者整容，来实现的有形无质的“颜值”；那些所谓的“颜值高人”，也不过是一只只绣花枕头罢了。
追求“颜值”，不可怕；可怕的是追求偏了，过当了，以至于形成一种社会浮躁之风。中国人，太需要沉下来，太需要一份安静和思考了，浮躁之风，要不得。《佛山日报》2016年1月5日
催泪
刘吾福胡局长跪在母亲的灵柩前，左右两边一字排开，分别是他的妻子、弟弟、弟媳以及儿子、侄子和侄女，所有人都披麻戴孝，低着头弓着腰虔诚地伏在地上。
鼓点子一响，喇叭吹出声声哀号，八个抬棺的夫子脚穿草鞋腰缠麻绳，摆了个抬棺的架势，灵柩就要启动了。在乡下，这是孝子贤孙们哭丧的时刻，哭声越大越显出孝心。
胡局长的母亲去世时已是85岁高龄，在这样的年纪去世叫“白喜”，白喜也算喜，悲情自然不那么浓。而且她老人家是无疾而终，去世前没有受到病痛的折磨。再说，老人有一个在城里当局长的儿子，晚年过得很滋润，是村里人人羡慕的对象。如今她去了，孝子贤孙们似乎很难找到哭泣的理由。
胡局长是长子，又是国家干部，无论从哪一方面说，他都得带头哭丧，可他实在哭不出来。伏在地上的人都不吭气，外面围观的老老少少开始指指点点，胡局长没办法，只好努力回想母亲过去的艰苦岁月，以激发悲情。
胡局长父亲早逝，母亲一手将他们兄弟几个拉扯大，经历了无数艰辛。记得当年母亲为了多挣工分，常常起早贪黑，早晨到村头捡牛粪，晚上到地里给瓜菜施肥，还被蛇咬伤过脚。想起这件事，胡局长心底泛起一丝苦味，眨眨眼睛，没有泪。
一年冬天下着大雪，母亲做了一双棉布鞋送到他的学校，自己却穿着一双露出脚趾头的烂鞋，脚都被冻伤了。想起这件事，胡局长心里有些发酸，眨眨眼睛，仍旧没有泪。“文化大革命”时期，母亲偷偷从地里挖回半竹筐红薯根，煮了给他们兄弟几个填肚子。那本是生产队丢下不要的，可母亲硬是被红卫兵抓去批斗了3天。想起这件事，胡局长很是悲愤，眨眨眼睛，还是没有泪。
往事一桩桩、一件件，虽然揪心，却不催泪。正在这尴尬时刻，胡局长兜里的手机猛烈振动起来。胡局长听着电话，脸色转阴。挂上电话，他眨眨眼睛，开始号啕大哭。
直到送母亲入土为安了，胡局长还在用纸巾抹着泪。“电话里到底说什么了？”胡局长老婆好奇地问。“组织部打来的，说决定让我退二线，新局长已经被派过来了。”《检察日报》2016年1月21日
智慧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
呐言又是一则涉嫌论文抄袭的新闻。
日前有媒体报道，山东大学一份硕士论文涉嫌大篇幅抄袭，连摘要、关键词与致谢词都高度相仿。对此，山东大学表示，涉嫌学位论文作假的，不论何时发现，一经查实，将对相关人员及导师进行严肃处理，对已获学位者撤销其所获学位，绝不姑息。
消息令人痛心。论文造假、论文抄袭，近些年来，类似的新闻屡见不鲜。尽管教育主管部门一再三令五申，要求高校强化责任意识，落实论文指导、阅评、答辩等各个环节的监督把关责任，确保学位授予质量，同时强化学风建设与学术规范教育，要求高校树立良好的教风与学风，强调学术诚信的必要性，但论文造假仍时有发生。
论文造假频发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什么？如何寻找到一条杜绝类似现象、让教育与科研领域风清气正的根本之道？
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科研评价体系仍存在诸多尚待完善之处，如第三方评价机制仍然不够健全。在一些高校与科研院所，论文审查仍流于形式，学术批评与监督不力，针对论文与学术造假的监督和处理手段还不够强硬，导致论文造假成本过低。未来，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规范科研成果审查与监督制度，强化学校与导师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还任重道远。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观念上重视不够，个别科研工作者与大学生科研与学术精神缺失，未能充分意识到珍惜学术品格、遵守学术道德与规范的重要性。如何改变？应当从教育的更早阶段开始开展科学道德教育，让学生们从小就懂得学术有道德、有操守、有准则，懂得珍惜学术品格与个人学术声誉的重要性，让遵守学术规范成为一种自觉行为。
有这样一句话说得好，道德常常能填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期望论文造假的事件不再发生。《人民网》2016年1月28日
有图未必有真相
李伟明这是个讲究“有图有真相”的时代。人们在网上发帖，倘配上相关图片，这说服力就立马倍增，于是时常可见跟帖的壮观景象恰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河滚滚来，“众口铄金”之势倚马可待。
可是，事实也一再证明，“有图有真相”的惯性认识，却也常常让读者悄然上当，让有关当事人无辜受伤，这误伤率甚至不算低。
距今不算太久的天津港爆炸事件，便出现了这么一个小插曲。2015年8月中旬，有人在其微博上上传了一张关于天津港爆炸事故发布会现场的照片，目标对准一位在发布会上打瞌睡的男子。很快，照片上这名男子的行为在网上引起“公愤”，广受网民指责。
正当越来越多的人义愤填膺地加入“谴责团”时，事情的真相出来了：这名男子并非当地官员，而是《人民日报》天津分社记者靳博。他是全国媒体里最早进入爆炸现场的记者之一，因为连续工作，一直没睡觉、没吃饭，此时正利用新闻发布会前的片刻时间靠在椅子上打个盹儿。
对此，靳博在朋友圈说：“下午是太过疲惫，实在撑不住就打了个瞌睡，因为4点的发布会需要拼体力。只希望你以后能够了解事件的真相再发声，不放过坏人，但也别冤枉一个自认为不坏的人。”
还好，这件事因为当事人本身是记者，知道如何应对舆论，而且有大量的事实证明自己的工作状态，所以不致被“黑”得太“高级”。倘若是普通人员，哪怕他和爆炸事故再没关系，可上了此图之后，如果既不懂应对，又缺乏有效的发声平台，恐怕一瞬间就要被汹涌的舆论给吞噬了。“有图的真相”误伤事件说明，有图未必就有真相。网上发言没有门槛，人们的道德水准、认知水平又参差不齐，所以难免有人在网上发言过于情绪化以至无底线。有些是无心之过，没了解前因后果，仅凭感觉下结论。有的则是为了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故意歪曲事实真相，比如近年来常见的某些“网络推手”的恶意炒作行为。随着自媒体的发展，这类事情已是屡见不鲜，如果我们就这样轻信了，跟着起哄了，那不正中人家下怀？
图片只是事件的瞬间状态，而事件真相是存在于过程中的，瞬间状态的图片，不等于事件完整的过程描摹，因而其是否代表了事件的真相，就更多在于发片人的自由裁量。图片只是图片，本身不会说话，可以从多角度来解读，就看发布者出于什么目的。两个人打架，图片说明可能告诉你张三欺压李四，事实却可能是李四挑衅张三，关键是这个“解说”出自谁之手。如果使用不当语言表现出来，图片不仅没告诉你真相，反而成了混淆是非的帮凶。
孔子带着弟子周游列国时，在陈蔡受困，粮食快吃完的时候，一行人只能以稀饭度日。有一次，一名弟子亲眼见到“道德标兵”颜回在煮稀饭时偷偷吃了一口，便告诉了孔子。孔子很吃惊，经调查，原来，颜回看到稀饭里落了些许尘土，用勺子将其舀出来，因为觉得扔了可惜，便将这口带尘土的稀饭吃了。真相大白，孔子由此感叹“眼见为虚”。亲眼所见尚且未必为实，何况仅仅是一个片断的图片？
避免“误伤好人”，首在图片发布人的客观公正，选取最具真相代表性的图片；次在旁观者要理性看待问题，避免先入为主；还需要当事人及时回应，澄清事实。网民们毕竟不在现场，仅凭想象与推理是无法更准确地接近真相的。当事人提供有利证据，借助有效载体，可以使“围观”的网民更迅速更准确地做出判断。如上述《人民日报》记者靳博的做法就很有效果，让人们很快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除了极少数见啥“喷”啥的偏执人士外，多数网民知道真相后，纷纷理性地对靳博表示敬意。《杂文选刊》2016年第2期
王安石的名声
刘诚龙王安石的名声，开始是很好的。其最初任七品芝麻官，为鄞县（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知县，在任四年，兴修水利，扩办学校，初显政绩。后来王安石任舒州（安徽省安庆市的前身）通判，勤政爱民，治绩斐然。德能勤绩俱佳，宰相文彦博向宋仁宗举荐王安石，请求朝廷褒奖以激励风俗，而王安石宰相呼来不上船，以不想激起越级提拔之风为由拒绝；又有欧阳修举之为谏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辞。其后，王安石出任常州（现江苏省常州市）知州，得与周敦颐相知，声誉日隆，名声非常好。
在最基层打拼的人，若无特佳美誉，能上达钧听？能位至宰相？“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辄辞不起，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于美官，唯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职，闻者莫不喜悦。”
朝廷真要提拔了，王安石名声开始变坏了。
皇帝要提拔王安石，先征求大臣们的意见，韩琦便打烂锣：“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当书生可以，当宰相不行；另有唐介，也跳将出来，极力非之：“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论议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扰。”自王安石进入朝廷提拔视野，王安石名声便开始逆转，不太那么“恨不识其面”，而多有“恨识其面”；也不太“闻者莫不喜悦”，而多有“闻者不喜悦”，其中原因想来有二：一是他上来了，我摆哪儿？二是他要来改革了，我怕是会被他革了吧。
王安石名声发臭，先前原因多半是第一种，他上台，挡了他人仕途；但王安石当了宰相，很多人并没转口颂，反是转口骂，源自第二条：王安石变法，动了他们的奶酪。有位叫朱光庭的，对王安石变法没一句好话：“王安石当国，惟以破坏祖宗法度为事，每于言路，多置私人，持宠养交，寖成大弊。”王安石改革有多猛，反对声便翻倍大：“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继去。”
先前韩琦与唐介等人，对王安石颂其是翰林之才子，骂其是庙堂之祸害，到底还是两分法，且也只品评其个性，不曾物议其人品；王安石变法进入深水区后，对其评价便进入人身攻击阶段，一些私生活领域之事也都被扒了出来。宋神宗请王安石去钓鱼，王安石没心思，坐在那里不经意地将鱼饵当葵瓜子、落花生嚼，于是便有人攻击他，说这家伙故意装深沉，城府深，必奸。苏洵著《辨奸论》，描述王安石衣食住行，不近人情：“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这般做派哪是正常人呢？“人见其太甚，或者多疑其为伪云”。王安石是最典型的伪君子。
王安石矢志变法，碰到三大问题：天变、祖法、人言。其最大阻力来自什么呢？估计是来自人言。王安石对此有充分估计，提了三个响亮口号：“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王安石变法，不曾冒枪林弹雨，却天天冒唾沫星子，孤独前行。
人言不足恤吗？人言是相当可怕的，苏洵骂王安石不近人情，还是留了口德的。有名为吕诲者，上书弹劾王安石，罗举十大罪名，骂起来毫不客气，所谓“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外表貌似厚道，内心龌龊无人能比，这是典型的奸臣，“大奸似忠，大诈似信”。更有严有禧者，将王安石与史上几位有名奸臣并列：“惟王莽、王安石、贾似道三人力任为必可行，而皆以扰民致乱。”
人言不足恤吗？王安石改革，确乎有很多败笔，有些内容操之过急，有些内容太理想化，有些内容不合时宜，但其改革的整体方向是对的。然则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一大因果，恰是这人言可恤，朝廷多半精英都鸡一嘴鸭一嘴，王安石有多大的意志力承受得住？王安石固然承受得了，皇帝、皇太后承受得了吗？罗大经安其罪大矣哉：“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王安石最后下台，也是皇帝家出来“人言”了，慈圣和宣仁两位太后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
王安石名声于晚清以前，多是毁多于誉的，不止在朝廷发臭，在民间也是骂声一片，“故此民间怨恨新法，入于骨髓。蓄养鸡，都呼为拗相公、王安石，把王安石当作畜生。今世没奈何他，后世得他变为异类，烹而食之，以快胸中之恨耳。”（警世通言）
王安石名声何至于如此难堪？他何以又没入《奸臣传》？有人一一数来，《宋史》之《奸臣传》，共有21人，其中14人在北宋，14人中的12人，非王安石的学生，便是王安石的部属。曾有那么多人斥王安石为奸诈之徒，王安石之徒又多有入奸徒者，王安石又何以没打入史之另册？清朝征召来编撰《四库全书》者，对此也是不太解，他看了陆游对王安石的高赞，质疑道：“以其祖陆甸为王安石客……故于《字说》无贬词，于安石亦无讥语。”在他看来，陆游不曾骂王安石，乃是因为陆游爷爷辈曾是王安石部下，陆游故徇私，对王安石曲为回护。
史上变法者，鲜有好结局——商鞅、王莽、张居正。商鞅被车裂；张居正死而不得安宁，遭挖棺戮尸；相对而言，王安石算是好的，他善终了嘛，后世名声嘹亮了嘛。王安石在晚清名声大逆转，也是时势使然，晚清大变局时代，需要变法英雄来撑持，梁启超便选中了王安石，梁公作《王安石传》，也是借之为时代来说话。唉，历史人物毁誉翻转，是与时相俯仰的吗？
王安石变法，一时间人言可畏，唾沫与板砖齐飞，污水共长天一色，却到底未入《奸臣传》，不全是变法之后后世要树英雄，也是跟王安石本人在变法中的表现甚为相干的。变法是一场深刻的利益再分配，蛋糕如何分？分配权掌握在变法者手中，诸多变法者趁机谋私，趁机把蛋糕往自己怀里扒，那是很多的。王安石变法，自己袋子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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