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干才
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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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器：金银传奇之光试读：
前言
中华文化也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总称，是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汇集而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物态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等方面的总体表现。
中华文化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而内涵博大精深的传统优良文化，历史十分悠久，流传非常广泛，在世界上拥有巨大的影响。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最直接的源头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这两大文化浪涛经过千百年冲刷洗礼和不断交流、融合以及沉淀，最终形成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中华文化。千百年来，中华文化薪火相传，一脉相承，是世界上唯一五千年绵延不绝从没中断的古老文化，并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顽强的生命力。
中华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已经深深熔铸到我们的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总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各族人民五千年来创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内容包罗万象，浩若星汉，具有很强文化纵深，蕴含丰富宝藏。
中华文化主要包括文明悠久的历史形态、持续发展的古代经济、特色鲜明的书法绘画、美轮美奂的古典工艺、异彩纷呈的文学艺术、欢乐祥和的歌舞娱乐、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匠心独运的国宝器物、辉煌灿烂的科技发明、得天独厚的壮丽河山，等等，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风华独具，自成一体，规模宏大，底蕴悠远，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和传世价值。
在新的世纪，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就要继承和发展五千年来优秀的、光明的、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和令人自豪的文化遗产，融合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向世界和未来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文化价值、文化形态与文化风采，实现我们伟大的“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为此，在有关部门和专家指导下，我们收集整理了大量古今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特别编撰了本套《中国文化百科》。本套书包括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厚重文化底蕴和强大民族凝聚力，具有极强的系统性、广博性和规模性。
本套作品根据中华文化形态的结构模式，共分为10套，每套冠以具有丰富内涵的套书名。再以归类细分的形式或约定俗成的说法，每套分为10册，每册冠以别具深意的主标题书名和明确直观的副标题书名。每套自成体系，每册相互补充，横向开拓，纵向深入，全景式反映了整个中华文化的博大规模，凝聚性体现了整个中华文化的厚重精深，可以说是全面展现中华文化的大博览。因此，非常适合广大读者阅读和珍藏，也非常适合各级图书馆装备和陈列。
夏商两周金银器
在甘肃省玉门夏代古墓中，发现了铸造粗糙的金耳环，这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金饰器实物。商代的金器以装饰品占主导地位，器物类相对较少。
河南省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眼部贴金虎形饰及金片、金叶、金箔等装饰，四川省广汉三星堆商代祭祀坑中，发现的金面罩和金杖等祭祀用的金器说明，金器在商代已得到社会上层广泛使用。夏商西周时期还没有银器发现。
夏代火烧沟发轫的金银器
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史记·夏本纪》注引《集解》等书说，夏朝“从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共471年。夏朝的主要活动地区在河南西部颍水上游和伊河、洛河下游及山西晋南地区。
与夏朝文化遗址同时存在的其他氏族、部落的文化遗址主要有黄河下游齐鲁地区的岳石文化、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长江中游荆楚先民的石家河文化和长江下游吴、越先民的晚期良渚文化等。夏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与夏朝并存的还有全国各地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这些分布在我国的早期国家和氏族、部落集团共同发展了经济，共同创造夏代的历史。
在甘肃省玉门市清泉乡火烧沟文化遗址，有一个称为“火烧沟原始村”的地方，其中“建草蓬泥屋八座”展现了河西先民的生活图景。
因遗址处于一条红土山沟旁，山沟土色红似火烧故名火烧沟遗址。该遗址中有大量新石器文化遗存，距今3700年左右，属夏朝末期，被称为火烧沟文化。
火烧沟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我国最原始的金器，主要是金耳环、合金鼻环等饰物。虽然铸造粗糙，但却开了我国金银器实物之先河。
通过火烧沟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夏代青铜器和冶炼作坊说明，这里是我国夏商时代重要的冶炼中心。
我国最古老而又比较确实的地理书籍《禹贡》和《职方氏》中，有关夏朝“九州”的记载，均包括了河西走廊，从中可以看到，河西走廊全境都包括在九州之中，是夏朝疆域的西陲。
因此，河西走廊并不是华夏文明之外的蛮荒之地。很多文献展现出的是河西走廊文化的先进性，例如《新语·术事篇》上说：“大禹出于西羌”；司马迁《史记·六国表》中说：“禹兴于西羌”；《荀子·大略》也说：“禹学于西王母国”等。
这些古代文献和火烧沟的考古资料，共同印证了河西走廊在我国夏代时期不但与华夏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有着最先进的文化。
火烧沟文化是羌文化，《说文解字》说：“羌，西方牧羊人也。”位于夏朝西陲的火烧沟墓葬中发现的四羊头铜权杖柄、羊头柄彩陶方杯，尤其是成规格的随葬羊骨，都体现了典型的羊文化特点。
而在火烧沟文化东面的齐家文化各遗址，甚至临近火烧沟的东灰山遗址，均不见这样典型的羊文化特点。从这些遗址中的兽骨，均以猪为主，羊骨极少，因此火烧沟所在的河西走廊西部应是早期的羌文化所在地，火烧沟人应是早期羌人的一支。
尤其重要的是，火烧沟人的黄金制造水平也是高超的。火烧沟遗址中发现的齐头合缝的金耳环数量较多，纯度很高，微泛红色。
火烧沟人除了懂得如何冶炼青铜，而且能冶炼其他合金，这说明火烧沟的金属制造业已达到相当高的层次了。拓展阅读火烧沟遗址还发现了一个金属鼻环，这个鼻环是银白色的，密度较大，外表光亮。它不会是纯银，因为银经过几千年早就氧化而发黑了，它也不会是纯金，因为金是黄色的。但有一点应是肯定的，即它是由合金制成，估计金、银是其主要成分。
展现金属之美的商代金器
商朝时期青铜工艺的繁荣和发展，为金器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同时青铜、玉雕、漆器等工艺的发展，也促进了金器工艺的发展，并使金器得以在更广阔的领域中，以更多样的形式发挥其审美功能。
商代金器大多为装饰品，而最常见的金箔，多用于其他器物上的饰件，或者说，是以和其他器物相结合的形式来增强器物的美感。
商代最主要的遗址是殷墟，这里发现的金箔十分轻薄，从厚度看，当时的锤揲工艺已相当高超，也说明商代工匠对金子的延展性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不然不可能加工到如此微薄的厚度。
在河南省安阳殷墟武官大墓中发现有环状金片，其中殷墟侯家庄一座葬坑中发现6枚包金铜泡，是用圆形金片的周边折入铜泡的背面，使金箔牢固地包在泡面上的，方法十分巧妙，此为金箔饰铜器数例。
木器贴金的器物较多，河南省安阳大司空村一座殷墓车马坑舆上中间有3片重叠一起的圆形金片饰，直径为12厘米，有可能是伞盖上的装饰。
安阳小屯一座殷墓车马坑舆内西部出土金箔片，金箔呈南北纵列，当是鞭杆之饰。杆饰自顶端玉饰下分8节，每节用金片相对地饰于杆上，杆径约2厘米，杆末端10厘米间为手柄，没有金饰。金片长5.5至6.5厘米、宽1至1.1厘米，总重3.9克。
此外，殷墟侯家庄一座墓中发现的桥形金片，片上有钉孔，可能是钉于木器上的箔饰。安阳殷墟妇好墓发现的一件玉虎，其眼睛处贴金箔以点睛。
商王朝统治区的黄金制品大多为金箔、金叶和金片，主要用于器物装饰。在商王朝北部地区的金饰品，主要是人身佩戴的黄金首饰。这个时期所发现的金器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一批金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制别具一格，这反映出我国早期文明发展的多元性和不平衡性。
古蜀族是世界上最早开采和使用黄金的古老的民族之一，在相当于中原殷商时期就已经熟练地掌握了黄金的加工技术，制作了精美绝伦的金杖、黄金面罩、金虎、金叶、金鱼、金璋等多种黄金动物图形和装饰品。
这些黄金饰品，不仅展现了古代蜀人高超的金箔加工制作技艺，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些金箔加工工艺也代表了商代最早的黄金制品水平，为揭示三星堆古蜀文明的珍贵资料对重新认识我国早期黄金冶炼水平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三星堆遗址的黄金器是商文化遗址中最丰富的。
一是种类多，有金杖、金面罩、金箔虎形饰、金箔鱼形饰、金箔璋形饰、金箔带饰、金料块等。
二是形体大，一、二号坑均有金面罩。二号坑的铜头像上有的贴有金箔面罩，构成金面铜头像。可以推测，金箔面罩原来都是粘贴在铜头像上使用的。一、二号坑中丰富的黄金器也是三星堆遗址晚期遗存的重要特征。
三星堆遗址的黄金制品，还有金箔或金片制成的金虎、金叶、金鱼、金璋、金带等，此外还有金料块。在这些黄金制品的制作工艺上，采用了捶锻平展、剪裁修整、平面雕刻等手法。
在三星堆的黄金制品中，其中一号祭祀坑的一柄金杖，堪称金器中的绝世珍品。它全长1.42米，直径为2.3厘米，用捶打好的金箔，包卷在一根木杆上，净重约500克。木杆早已炭化，只剩完整的金箔。
金杖杖身上端有3组人、鱼、鸟图案，说明金杖既被赋予着人世间的王权，又被赋予着宗教的神权，它本身既是王权，又是神权、政教合一的象征和标志。
靠近端头的是两个前后对称的人头像，头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面带微笑。另两种图案相同，上方是两只两头相对的鸟，下方是两条两背相对的鱼。它们的颈部，都叠压着一根似箭翎的图案。图案的意义大致是：在神人的护佑下，箭将鱼射中，鸟又将箭杆带鱼驮负着归来。
这是一柄权杖，同时又可看作是具有巫术原理的魔杖。传说蜀的国王鱼凫是以渔猎著称，因而后世尊奉为神，这柄金杖有可能和鱼凫氏的传说有关系。
黄金面罩是古蜀人使用黄金制品方面的又一杰作。从制作工艺上看，是先将纯金捶锻成金箔，然后做成与青铜人头像相似的轮廓，将双肩双眼镂空，再包贴在青铜器人头像上，经捶拓、蹭试、剔除、黏合等工序，最后制成与青铜人像浑然一体的黄金面罩。
在三星堆众多的金器中，金面铜头像由铜头像和金面罩两部分组成，金面人像高41厘米，铜头像为平顶，头发向后梳理，发辫垂于脑后，发辫上端扎束。
金面罩大小、造型和铜头像面部特征相同，双眼双眉镂空，用土漆调和石灰作黏合剂，将面罩粘贴于头像上。头像尊严高贵、气度非凡，这金光熠熠、耀人眼目，俨然王者风范的“金面使者”乃当时社会高层人士，掌握生杀大权，具有首领的统治意味。
从三星堆青铜头人像上包金面罩的情况来看，早在商代，蜀人就知道黄金为尊，所以他们才在铜头像上再包贴金面罩，其目的并非仅仅为了美观，而是为了得到神灵的欢娱，以使铜头像代表的神灵更灵验一些。
同时，从金箔面罩可以看出，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的面部有相当部分是高鼻、深目，颌下留一周胡须的形象，这种风格显然同商周时代我国的各种人面特征不同。
而在艺术风格上，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的面部神态几乎都是庄严肃穆，眼睛大睁，尤其是着意表现双眼在面部的突出地位，这同西亚近东青铜雕像的艺术风格表现出来是一致的。
另外，三星堆金面人头像，像高48.5厘米，人头像为圆顶，面罩与面部结合紧密，倒八字长眉，杏核状眼，蒜头鼻，阔口，闭唇，宽方颐。长方形耳郭，饰云雷纹，耳垂穿有一孔。
发现于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的金箔虎形饰，高6.7厘米，宽11.6厘米，用金箔锤拓而成。巨头，昂首，口大张，眼镂空，大耳，身细长，饰虎斑纹，前足伸，后足蹲，尾上卷，呈咆哮状。
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的金箔鱼形饰长22.68厘米，宽1.85厘米，形似鲇鱼，又似细叶，从一面錾凿形线和刺点纹。头端戳有一小空，两侧錾一个小缺口。
四川省成都市西部的金沙村远古文明遗址，在1000多件遗物中，包括30件金器。以金箔和金片为主，有金杖、金面罩、金面具、金带、太阳神鸟金饰、盒形器、喇叭形器、四叉形器、圆形饰、蛙形饰、虎形饰、鱼形饰等。
这些金器采用的是锤揲、剪切、刻画、模冲、镂空、打磨等多种技法加工，其厚度一般为0.02厘米至0.03厘米，最厚的约0.04厘米，含金量83.3%至94.2%，其中有些工艺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许多金器都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黄金工艺技术的代表之作。
一系列的发现表明，金沙遗址的金器具有浓厚的地域性特色，金沙先民有独特的“黄金崇拜”。首先是数量多，形制丰富，达几十种；其次，这些金器基本都是器物上的附件；再次，金面具等人物形象的金器在我国相当罕见；最后，金器的造型和图案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包含着丰富的古代历史信息。
其中，金冠带上的图案反映的是古蜀人对祖先和鸟的崇拜，太阳神鸟金饰则反映了古蜀人对太阳的崇拜。金冠带呈圆环形，直径上大下小，19.6至19.9厘米，宽2.68至2.8厘米，厚0.02厘米。金冠带表面纹饰由4组相同图案构成，每组图案分别有一鱼、一箭、一鸟和一圆圈。这件冠带上的纹饰与三星堆器物坑金杖上的纹饰基本相同，都是以鸟、鱼、箭、人头为主要构图元素组成的图案。金冠带与金杖都可能是当时古国古族至高无上的王权与族权的体现与代表，标示着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的统治者在族属上同一性或连续性。金冠带表面纹饰主要以錾刻的技艺完成，在局部纹饰中采用了刻画工艺。图案中鱼体宽短，大头圆眼，嘴略下钩，嘴上有胡须，鱼身刻画鳞片，身上有较长的背鳍，身下有两道较短的腹鳍，鱼尾作“Y”字形，两尾尖向前卷曲。箭头插于鱼头内，箭杆较粗，带尾羽，鱼的胡须处采用刻画工艺。
鸟位于箭杆后方，鸟头与鱼头朝箭羽方向，鸟为粗颈，长尾，大头，钩喙，头上有冠，翼展较小，腿爪前伸，鸟爪亦采用刻画工艺。
圆圈纹位于每组图案之间，直径约2厘米，外轮廓由两道旋纹构成，中间有两个对称的小圆圈，仍为两圈旋纹构成，每个小圆圈的上下各饰有一长方形方框，组成一个图案。
整个图案内容表现的是人用箭射鱼，箭经过鸟的侧面，箭头深插于鱼头内，所以这件金冠带称为“射鱼纹金带”。而这件特别的太阳鸟金饰件，在金饰上刻画着的是“太阳”和“鸟”的清晰图案。伴随着显示王权的大量玉器、金器的发现，足以证明这件金饰极有可能就是古蜀王举行盛大祭祀典礼遗存下来的宝物。
太阳神鸟金饰总体呈圆形，器身极薄。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0.02厘米，重量20克。整器呈圆形，器身极薄。
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分内外两层，内层为一圆圈，周围等距分布有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由4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
4只鸟身较瘦长，翅膀短小，喙微下钩，短尾下垂，爪有三趾。鸟首足前后相接，朝同一方向逆时针飞行，与内层漩涡旋转方向相反。
太阳神鸟金饰整个图案似一幅剪纸作品，线条简练流畅，极富韵律，无论是外层的4只飞鸟，还是内层旋转的太阳，都充满强烈的动感，富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和极大的想象空间。
特别是在红色背景衬托下，里面的漩涡就如同一轮旋转的火球，周围飞鸟图案分明就是红色的火鸟。外层飞行的神鸟和内层旋转着的太阳，表现的正是古蜀人对太阳神鸟和太阳神的崇拜和讴歌。
太阳神鸟金饰生动地再现了远古人类“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故事，4只神鸟围绕着旋转的太阳飞翔，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有研究认为其外层4鸟也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内层12道芒纹代表一年12个月周而复始。这是古代蜀人崇拜太阳的物证，也许当时古蜀人已经掌握了岁、时、月的概念以及形成的原因。
另外，从这个太阳神鸟金箔饰本身形象来看，内层12道漩涡状光芒，既像一道道火苗，又像一根根象牙，也像一轮弯月，极富美感。
古蜀人把所能够理解并掌握的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总结为科学知识，如天文历法知识等；而把不理解的自然现象就归之于神秘的宗教崇拜和神话传说。
一方面祭祀祈祷天神和日神保佑；另一方面顺应天时，总结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科学地安排生产和生活。同时，古蜀人首先又利用历法为农业生产服务。
古人采用的是观象授时的办法，来预告农事进程。即观测自然现象来判断农事季节。因此，鸟也可以代表四季。历法的先进性就是以历年和太阳的回归年之间的无限接近为前提的，而要准确地测量回归年，最简单而又确切的方法是测量日影的长度。因此，崇拜太阳和鸟的古蜀人在总结历法的过程中，是离不开太阳和鸟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知识的积累，经过一代代巫师和古蜀人的努力，历法也在逐步得到改进。因此，宗教崇拜，尤其是太阳和鸟崇拜及历法都在古蜀人的生产和生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太阳和鸟崇拜以及历法也是古蜀文化中的重要因素。
古蜀人使用历法的发展，除了古蜀人自己不断总结自然规律，不断进步以外，也借鉴了中原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历法知识。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都证明，古蜀人与其他地区，尤其中原地区的交流，自古就有，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
太阳神鸟金饰构图凝练，是古蜀人丰富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与想象力和精湛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也是古蜀国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
金沙遗址还发现中心孔圆形金饰，穿孔在圆心，器表略弧。器内壁有细微磨痕。直径1.1厘米。还有边缘孔圆形金饰，穿孔则在器物边缘，器身平整。
而这一件环形金饰，素面，残长15.9厘米，宽1.04厘米，环面宽窄不等，器身多有铜锈，环内外边缘有内卷痕迹。
金沙遗址竟然还有一件金盒，椭圆形，无盖，平底略外弧，高3.13厘米，宽2.97厘米，长9.43厘米。近沿外有多处擦痕，器表曾作抛光处理，器壁不平整，有破损。
金沙遗址也发现有金面具，高3.74厘米，宽4.92厘米。圆脸，耳朵外展，耳郭线清晰，耳垂上有孔，但未穿通。梭形双眼镂空，鼻梁高直，鼻翼与颧骨线相连，大嘴微张，镂空而成。器表作抛光处理，内壁则较为粗糙。
金沙遗址中的蛙形和鱼形金饰也很有特色，其中蛙形金饰，长6.96厘米。器呈片状，头部呈尖桃形，并列一对圆眼。“亞”字形身，背部中间有一脊线，前后四肢相对向内弯曲，尾端尖。脊两侧饰对称弦纹，由背脊处延至四肢，弦纹内饰一排连珠纹。
除此之外，另有几件金饰也各具特色。如喇叭形金器，口径9.8厘米。器较矮，小平顶，顶上有一个不规则穿孔。器表不平整，内外壁均抛光，留有零乱的细密划痕。还有“几”字形金器，器呈“几”字形，长49厘米，外缘不规整，有内卷痕迹。附有铜锈，抛光处理。
条形金饰，素面。残长14.7厘米、宽1.6厘米。三角形金器，长25厘米。器呈圆角三角形，器一端有长方形柄。器外缘内卷，身中部有一裂缝。除此之外，商代葬墓中位于死者身体贴近部位的，多为饰于衣帽上的金箔。拓展阅读在四川古史传说中，曾留下了许多与黄帝、颛顼、大禹有关的记载，说明古蜀族与华夏祖先有着极深的渊源。在殷墟甲骨卜辞中至少有70条记载了蜀与商之间的关系。大量的器物证明，四川盆地的先秦考古学文化受到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甘青地区等文化的强烈影响。三星堆灿烂的金器展示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风貌，而这些金器所体现出的价值也不断地为了解古蜀国，提供了可靠的实证资料。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能够掌握黄金的淘洗加工技术，而且又从挖掘的这些考古遗物上看，说明冶冶炼、捶锻、辗制加工已具有较高的水平。特别是金杖、金箔面罩、金箔叶之类的工艺精湛内涵丰富的黄金制品，可以说明古蜀王国在制作工艺上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在黄金制品的用途和内涵方面更显示出了鲜明的特色和无穷的魅力。
好德尚礼的西周时期金器
我国自古就崇尚人的品德，在我国古人的眼中，认为只有好的德行才能是世间最珍贵的东西，也是一个人真正能谨守一生不会丢失的最大财富。由于西周时人们并不崇尚奢华，所以当时的金制品也非常少见，西周的金饰主要是河南省三门峡虢国墓地发现的金带饰，其中圆形饰7件，长方形饰1件，兽面纹饰3件，类似虎头形，另有1件为镂空兽面纹三角形饰，大小共计12件，总重433克。
虢国墓地的金带饰的制作工艺均为钣金浇铸成型，而且运用了镂空工艺。这些金饰件都位于棺内尸体腰部，估计应是腰带上的装饰件。山西省曲沃西周晋侯墓也发现两组分别为15件和6件的金腰带饰，从中可以看出，西周时期已开始流行成套的金饰品。此外，在北京市琉璃河的西周燕国墓里发现了一件木胎漆，器身上镶有3道金箔，下面两道金箔上还嵌有绿松石，这是发现最早的一件金平脱古器。金平脱工艺的出现，说明金器工艺从商代发展到西周，已经有了小小的进步，而且这个工艺也可以看作是金工艺寻求独立发展的萌芽。尽管西周时期的金制品非常少见，但从已发现的实物看，明显存在着地区差别。北方长城内外地区多纯金制成的首饰类器物，如金耳环、金臂钏等，而中原地区和西南地区却多用薄金工艺把黄金加工成箔片，然后贴、包于铜器和漆木器之上，起装饰作用。如甘肃礼县大堡子西周晚期秦人墓发现的金饰片中，有金虎2件、鸱枭形金饰片8件、口唇纹鳞形金饰片26件、云纹圭形金饰片4件、兽面纹盾形金饰片2件、目云纹窃曲形金饰片2件，推定为棺木装饰。
其金虎长4.1厘米、高16厘米、宽3至4厘米。鸱枭形金饰片高52厘米、宽32厘米，以金箔剪裁而成，通身饰变形窃曲纹为翎毛，窃曲纹的余白中为形状各异的镂孔，使得鸱枭形象异常富丽。
这两件金饰纹路清晰，凸凹起伏，犹如青铜器铸造出的纹样。它在锤揲中似采取了加底衬式冲模等高超的手段。从先秦各金箔饰物的具体状况看，被金箔装饰的器物有铜器、玉石器、漆器、木器及衣帽等。
河南浚县辛村的西周墓发现的包金铜兽头一大一小，形制相同，大者长2.8厘米、宽2.8厘米，小者长2.4厘米、宽2.6厘米，铜兽头刻镂精细，外包金箔薄匀，花纹毕露。
墓中还有矛柄饰金箔24片，有条形、圆形、人字形、三角形等状，分贴于矛柄的各部位。
金箔贴于玉石器的器物，如陕西省扶风强家的西周墓发现的绿松石柄形器一件，顶端排列整齐绿松石片，并束有一圈金箔片。河南省洛阳北窑的西周墓发现玉柄形器的鞘饰上，也镶嵌有金箔片。
陕西淳化史家塬的西周墓人骨朽痕处有金片31件，亦应是衣物金饰，可分为方形和三角形两种，方形最大者长4.5厘米、宽3.5厘米，三角形最大者边长为2.5厘米。
掐丝是金器制作的基本技法之一，其做法是将锤打成极薄的金片，剪成细条，慢慢扭搓成丝，可以单股，也可以多股。另外还有拔丝，是通过拔丝板的锥形细孔，将金料挤压而入，从下面的小孔将丝抽出，较粗的丝也可直接锤打而成。
陕西、山西北部交界一带发现的西周时金耳环，通常称“珥”，共26件，形制相似，均是月牙形金片，一端呈螺旋形，另一端为伸出的金丝，或穿有一绿松石。
还有一种是圆圈形，发现于辽宁省朝阳魏营子西周墓，它是用金丝绕成两圈。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阿鲁柴登西周末期墓葬发现的金锁链则由多股金丝编成，金丝细如毫发。拓展阅读西周时，在金器工艺中还发明了錾刻，《荀子·劝学篇》说：“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锲是用刀刻，镂是雕刻。可知先秦时代多用刻镂的方法加工金石器物。在考古学中多称这种方法为錾刻或雕镂，它是在器物成型之后的进一步加工技术，多施用于花纹。从后世金器制造来看，錾刻工艺十分复杂，工具有几百种之多，根据需要随时制作出不同形状的錾头或錾刀。一类錾头不锋利，錾刻较圆润的纹样，不致把较薄的金片刻裂，用肉眼就能观到錾刻的痕迹，由一段段的短线组成。另一类錾头锋利如凿子，錾出较细腻的纹样，在制作实施时又分两种，一种线条为挤压出来的，另一种线条为剔出来的。錾刻技术产生出丰富多彩的艺术效果，有时为平面雕刻，有时花纹凹凸呈浮雕状，可在器物的表里同时使用。金器捶揲成型后，錾刻一直作为细部加工手段而使用，也运用在铸造器物的表面刻画上，贴金、包金器物的纹样部分也采用此法。
秦汉唐代金银器
秦朝由于年代短促，遗留的金银器不多，仅在始皇陵所出铜车上有所发现。其中金质的有金当卢、金泡、金项圈部件、纛座上镶嵌的金珠等，银质的有银、银镳、银軎、银辖及银环、银泡、银项圈部件等，均系铸造成型。错金银技艺在春秋中晚期开始兴起，到汉代，这种技艺已经成为我国传统金银工艺的主流，并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唐代在金银器制作工艺方面，既善于总结和继承前人的成就，又思路开阔，吸收消化外来文化中的丰富营养，创造出一种五彩斑斓、璀璨夺目的崭新文化。
秦朝王者之风的金银器
从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金银器主要是金制品，银制品极为罕见。无论是黄金制品的数量还是从造型、工艺水平上看，秦国的金制品在诸侯国中都表现得最突出。在陕西省凤翔秦都雍城地区的马家庄宗庙遗址、秦公一号大墓和凤翔西村秦墓中及始皇陵中，发现黄金制品百余件，既有花纹繁复、造型独特的装饰品，如龙首蟠龙、盘蛇、鸳鸯金带钩、金兽面、金方泡、玉环金铺首等；也有做工精细、精美绝伦的实用器，如错金虎符、错金银铜鼎、鎏金蒜头壶、金洗、金环首铜刀等。
此外，秦国的一些铜铁器的柄部也饰有金柄，如陕西省宝鸡益门村春秋墓发现有3件金柄铁剑。除秦公一号大墓的一件金箔系锻打之外，其他所有金器全是铸造成型，明显受到当时青铜工艺的影响。
根据凤翔和宝鸡等地所发现金器的规范程度和统一的造型风格推断，上述金器应是秦国官府作坊统一制造的，地方官府和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是不可能制造金器的。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除黄金制造业外，还出现了银器制造，但仍以金器制造为主。此时的金制品已由礼器和装饰品向实用器发展，主要是一些大型车马的部件和饰件，很少有实用生活器皿。
秦朝由于年代短促，遗留的金银器不多，大多在始皇陵所出铜车上有所发现。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封土西侧20米处的一个陪葬坑里，发现两乘大型陪葬铜车马，一前一后排列，大小约为真人真马的二分之一。
制作年代至晚在陵墓兴建时期，即公元前210年之前。铜车马主体为青铜所铸，一些零部件为金银饰品，各个部件分别铸造，秦代工匠成功地运用了铸造、焊接、镶嵌、销接、活铰连接、子母扣连接、转轴连接等各种工艺技术，并将其完美地结合为一个整体。如秦陵二号铜车马的零部件中就有金制件737件，银制件983件。一号铜车马为双轮、单辕结构，前驾4马，车舆为横长方形，宽126厘米，进深70厘米，前面与两侧有车栏，后面留门以备上下。车舆右侧置一面盾牌，车舆前挂有一件铜弩和铜镞。车上立一圆伞，伞下站立一名高91厘米的铜御官俑。其名叫立车，又叫戎车、高车，乘车时立于车上。该铜车马共由3500多个零部件组成，总重约1040千克，其中金饰件3000余克，银饰件4000余克，车马通体饰有精美绝伦的彩绘。
该车伞杠上有圆管形错金银纹样两节，纹样环伞杠一周，上下两端各有一条宽0.35厘米的金银错粗环纹，及一条细线作为纹样的上下界。中间部分也有3组凸起的阳弦纹作为整个图案纹样分组的间隔条带。
由上向下数第一、三两组阳弦纹上的错金银纹样基本相同，中间凸起的部分都是以金银错的横“S”纹作为主题纹样，形成二方连续的环带纹。纹样与纹样之间也是以3条细金银错线相隔。
金银勒是控驭马的重要器具。一号铜车前所驾的4匹铜马的头上各戴一副。4副勒的形制、结构和编缀方法基本相同，大小相似。主要的连接点上缀有金质或银质的圆泡形节约，额部饰金当卢。
金当卢为马头的金饰件，勒套装于马头后，当卢则位于马额中央。长9.6厘米，最宽5厘米，厚0.4厘米。分上下两层，上层为金质，下层为铜托。两层大小、形状相同，连接一起。
正面的周边有突起的状似流云纹的阳线边饰，中部为两条左右相对组成的类似蝉纹的浅浮雕单独纹样，二者交合为一的两条蟠虬纹。
金当卢背面的铜托上铸有4个纽鼻，两两相对。纽界内贯穿纵横呈十字形铜条，此铜条与托板、纽鼻铸连一起，用以连接金银勒上的链条，起节约作用。
位于马口两侧的链条上连接着银表和铜衔，位于喉革部分的链条上悬挂着铜丝扭结成的璎珞。左骖马和右骖马的勒除连接着银铆、铜衔外，还有铜橛以及连接衔、橛的圆片形铜构件。
勒是套在马匹头部，用来控制马匹的核心部件。俗称马笼头，古代又名羁，亦称络头。《淮南子·原道训》：“络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古代马勒多以革带制作。革带相交处，常见以底部带有钮鼻的铜环或铜泡连接，称为节约。
秦陵铜车中的马勒则是用金银子母节连接成的条带构成，条带的交叉处用底部有钮鼻、表面铸花纹的金泡和银泡连接并装饰。络有衔者谓勒，铜车马之衔由两节两端有环的铜棒相连而成，中间的小环相互穿接，两端的大环用于贯镳。镳为银质，呈弧形扁棒状，每副勒上两根，与勒系连为一体，分别位于马嘴两侧。镳的形状以弯月形居多，有的呈上尖下粗的牛角形，有的呈拉伸的S形。其质地有角、木、铜、银、玉、象牙等，铜镳占多数。
镳在实用功能之外，还以其质地和纹饰的不同表示尊卑，是马具中表示车主的身份的部件之一，很受人们重视。《后汉书·舆服志》记载，皇帝的乘舆“象镳镂钖”，王公、列侯的车“朱镳朱鹿”。
秦陵铜车中的8匹马皆银镳、金银勒，尽显高贵之气。
马勒套络于马匹头部，勒上系着辔绳，御者手握辔绳控驭马匹。御者根据需要做出不同的牵拉操作，辔绳另一端的衔、镳就会对马的口部施加不同的压迫，受过训练的马匹自然会遵从御者的指挥行动。
假如需要马匹停步或慢行，御者在发出口令后，只需同时牵拉双侧的辔绳，受到双侧辔绳共同作用的铜衔，就会向后勒挤马口。在铜衔的勒挤下，马匹便会做出扬头顿蹄的动作，随之停止或放慢脚步。
假如需要指挥马匹转向，御者在发出口令后，只需牵拉朝向一侧的那根辔绳，受其作用，马口中的铜衔便会被拉向该侧；此时，铜衔另一侧穿插的镳就开始发挥作用，既阻止铜衔抽脱马口，又逼迫马头向牵拉一侧转动。在辔绳、铜衔的带动和镳的迫使下，马匹必然按照御者的要求转向。
通过马勒在控制马匹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衔、镳的功能和用法，便清楚地展现了衔镳相连、随辔而动的场景，还可以生动地诠释“分道扬镳”这句成语的原始含义。两人分别，各自牵动马辔，勒上之镳随之扬起，车骑转头绝尘而去。
一号铜车的车舆呈横长方形，前面的左右两角成弧形钝角，后面的两角为直角。横宽74厘米，纵长48.5厘米。舆的四面装有軨。前有轼，后面为敞口车门。前侧车转上端与轼之间以弧面形的掩板相连，使舆的前部形成半封闭的空间。
前軨的上部偏左装有银弩辄两个，承托着铜弩的弓背，弩臂置于轼和掩板上。形状和大小相同，长12.3厘米，辄的后部呈长方筒形，前部有一含口，含口的上唇短，末端向下微勾呈鸟状，下唇长而斜向上方弯曲，末端呈鸭首形向前平伸，整个下唇的形状犹如鸭举颈昂首。其上侧及左右两个侧面铸有浅浮雕状的流云纹。
辄的作用有二：一用以承弓，二用以张弩。
此外，秦俑坑的5个探方内也发现有金节约、金泡等。陕西兴平发现的秦代错金银云纹犀尊也是那时的珍品，通高34.1厘米。造型雄奇浑厚，壮健有力。两眼前视，双角上竖。犀身整体以错金银云纹为饰，云纹细如游丝，运线流利生动。表现了秦代工艺匠师的高度技艺。除陕西省以外，在山东省淄博窝托村西汉齐王刘襄陪葬器物中，还发现了银器130余件，其中有一件公元前214年制造的鎏金刻花银盘，制作精细，装饰讲究。鎏金刻花银盘高5.5厘米，口径37厘米，重1705克，直口，平折沿，折腹，地微内凹。口沿及内外腹壁錾刻3组龙凤纹，每组布局疏密适宜，采用二方连续的环状图案，龙凤纹为S形结构，宛如流动的几何图形。3组龙凤纹上下相互叠压交错，龙首张口回顾，凤首卷曲，颈饰凤羽。
盘内底中心錾刻3条盘龙纹。龙首张口，额顶有角，躯下有足，龙尾弯曲与另一条龙相衔接。构图于规整中寓变化，线条古朴、抽象，而又流畅、华美，呈现出自由奔放、活泼秀丽的神秘感。
器身内外装饰纹样采用满地装，龙飞凤舞，布满全身，显得繁缛华丽。银盘制作工艺精湛，錾刻娴熟精致，纹饰处全部鎏金，银色的质地，金色的纹饰，交相辉映。
盘口沿底面和外底刻有铭文47字。……外底所刻“御羞”，即“御馐”。御馐归属少府，管理帝王膳馐原料，也提供帝王美食，因此，这件银盘系专供帝王美食之用。
这一件银盘刻花鎏金，纹饰錾刻得极为精致，可以看出秦代艺人娴熟的技巧。而且，所呈现的花纹规整、细腻，有很强的韵律感，应该说是在当时已有相当水平的工匠和很像样的作坊了。
刘襄墓中还发现两件略小的银盘，饰波折纹、花叶纹和云龙纹等，纹饰上全部鎏金。
根据对这些金银配件的研究已能证明，秦朝的金银器制作已综合使用了铸造、焊接、掐丝、嵌铸法、锉磨、抛光、多种机械连接及胶粘等工艺技术，而且达到很高的水平。拓展阅读秦代金银器虽然发现得并不多，但从文献记载分析，秦代的金银器数量应是相当大的。因秦陵地宫至今尚未发掘，真实情况还不得而知。秦陵铜车的马勒上各有一件叶形的金饰件，勒套装于马头后，叶形金饰位于马额中央。饰件的正面以浅浮雕形式塑出二者交合为一的两条蟠虬纹；背面有四纽鼻，用以穿连勒带，同时起着节约的作用。《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及诸多介绍文章，均将此饰件定名曰当卢，但实际此物的本名应是钖或镂，当卢是其俗称，名称出现较晚。使用镂钖的车马，一般级别规格较高，当卢即当颅也，名称与佩带的位置有关，是后世的俗称。以当卢注镂钖，正说明当卢名称较晚，世俗皆知。当卢一般无雕饰，无级别限制，使用比较广泛。秦陵铜车是皇帝乘舆车队中的马车，级别高贵，马额中间的叶形金饰雕刻花纹，是古代镂钖的典型形象，称其为当卢不够精确。
富丽堂皇的汉代金银器
汉王朝是充满蓬勃朝气的大一统封建帝国，国力十分强盛。在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金银器，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抑或是制作工艺，都远远超过了先秦时代。汉代金银器工艺在前代的基础上，又获进一步的发展。为满足需要，所制器物极为精致、豪华。如河北省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发现的单鎏银盒，湖南省长沙五里牌和五一街东汉墓发现的银碗、银调羹等。除饮食具外，更多的是各种金银装饰品。如在江苏省邗江甘泉山汉墓发现大批黄金首饰，其中的一对金胜由两个相对的三角形和圆形组成，圆形凸起如球面，用绿松石掐丝镶嵌圆心，外有小金球组成一圈联珠纹，制作甚为精美。
汉代有的金银器除镶嵌绿松石等材料外，还饰以人物、动物等，如河北省定县汉墓发现的金银错狩猎纹铜车饰，呈竹管状，表面有凸起的轮节。
将车饰分为4段，用金银错装饰以狩猎为主题的花纹，并嵌有圆形和菱形的绿松石，其间饰有人物及象、青龙、鹿、熊、马、兔、狼、猴、羊、牛、猪、狐狸、獐、鹰、鹤、孔雀等动物形象，并穿插以菱形纹、波纹、锯齿纹。
整个车饰构图饱满，气魄宏大，风格瑰丽，反映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技巧。
金制的动物如江苏省盱眙县发现的西汉金兽，通高10.2厘米，身长16厘米，身宽17.8厘米，重9000克。空腹、厚壁，浇铸成形。
金兽下盖着一个精美奇特的铜壶，壶内装满了金器，其中9块半金饼重达2864克，15块马蹄金、麟趾金重达4845克，11块金版“郢爰”重达3260克。黄金总重量超过20千克。
金兽呈蜷伏状，头枕伏于前腿上，屈腰团身，首靠前膝，耳贴脑门两侧，头大、尾长、身短而粗壮，似虎更类豹。附耳瞪目，张口露齿，神态警觉，颈部戴三轮项圈，头顶有一环钮。
通体斑纹是在兽体铸成后再捶击上去的，大小相当，呈不规则的圆形，十分精美。底座空凹，内壁刻有小篆“黄六”两字，为秦汉文字。“黄”指质地为黄金，“六”为序数。
错金银技艺在春秋中晚期开始兴起，到汉代，这种技艺已经成为我国传统金银工艺的主流，并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如中山靖王刘胜王后的陪葬品中发现了一些错金银器物，一件“朱雀衔环杯”上复杂多变的花纹都是用金线错出来的。
朱雀衔环杯通高11.2厘米，宽9.5厘米。以衔环朱雀脚踩一四足双耳兽为主体造型。杯内外饰错金柿蒂纹，座饰错金卷云纹。
朱雀衔环矗立于两高足杯之间的兽背上，通体错金。朱雀展翅翘尾，双翅羽毛向上卷扬，呈展翅欲飞状，轻轻盈盈地凌空取势，神采飞扬，喙部衔一能自由转动的白玉环。
不禁让人联想到古代《说卦传》中的“乾，为天为环”之说：正像圆环的无始无终一样，天道的运行亦是循环往复以致无穷无尽的……这枚玉环更为朱雀衔环杯增添了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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