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约瑟夫·亨里奇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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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成功统治地球的秘密：文化如何驱动人类进化并使我们更聪明试读：
前言
我们人类是有别于其他动物的。诚然，我们在很多方面与猴子以及猿类有着相似之处，但是与它们相比，我们还会下棋、读书、制造导弹、享用辛辣的美食、献血、烹饪食物、遵守禁忌、向神明祈祷，并且我们还取笑那些在穿衣、说话风格上显得怪异的人。虽然每一个社会都曾经出现过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需要遵守的规范、大规模的合作以及使用复杂语言进行交流的现象，但以上这些都是每个社会在不同的程度上用不同的方式实现的。那么，我们的物种究竟是怎样进化而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将如何有效地帮助我们去理解人类的心理与行为？我们又该如何解释文化的多样性与人的本性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以及撰写这本书，1993年，我辞去了位于华盛顿特区附近的马丁·玛丽埃塔公司的工程师职位，前往加利福尼亚州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攻读研究生。我在诺特丹大学攻读本科时就对两个领域产生了兴趣，其中一个是去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行为与决策机制。当时我的想法是，也许新的见解会有助于改善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人类学在某些方面吸引我的原因就在于，这个学科的研究工作通常需要进行深入与长期的田野调查，而这正是我认为理解人类做出的判断与行为以及面临挑战时的反应所需要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以上是我的研究重点。此外，我也对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有着浓厚的兴趣，特别是我很关心在过去一万年左右的时间里，人类社会是如何从那些规模相对较小的社会发展成为现在这些结构复杂的民族国家的。当时我的计划是跟随两位著名的人类学家学习，其中一位是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兼民族学学者艾伦·约翰逊，另一位则是考古学家蒂姆·厄尔。
有一年夏天，我乘坐独木舟穿梭于秘鲁的亚马孙河流域对马奇健格部落进行调查，调查结束后，我就市场一体化对农场经营决策与森林砍伐的影响写下了硕士论文。论文进展得比较顺利，我的两位导师也很满意（蒂姆当时离开去了另一所学校），我的硕士论文也就通过了。
然而，我对用人类学理论去解释马奇健格人的所作所为而感到不满意。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我无法理解马奇健格部落为什么会与邻近的皮洛部落如此不同，以及为什么他们自然地做出一些行为时自己却又无法解释这样做的缘由？
我曾考虑过放弃人类学，回到以前从事的颇为喜欢的工程工作。然而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人类的进化问题再次激起了我的兴趣。虽然在诺特丹大学读本科的时候，也曾经对人类的进化历程产生过兴趣，但当时我并没有找到人类的进化能够解释经济决策或是复杂社会体系的答案，所以在当时这只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刚开始读研时，为了将精力集中在主要的课题上，我试着申请免修作为研究生必修课的人类进化相关课程。为此，我找到了讲授生物人类学课程的罗伯特·博伊德，并向他提出我在本科期间的学习成果是符合该课程要求的。而在此之前我成功地申请到免修同为必修课的社会文化学课程。罗伯特很友好，在细看了我所修过的课程后，拒绝了我的免修申请。当时罗伯特要是没有拒绝我的话，现在的我很有可能还是一位工程师。
后来我才发现，人类进化与生物人类学领域中有许多可以用来解释人类行为和决策行为的重要内容。我还了解到罗伯特和他的长期合作者、生态学家皮特·里彻森，一直以来致力于用群体遗传学所使用的数学方法来进行文化方面的研究。这种方法给人提供了一个系统地思考自然选择是如何塑造了人的学习能力与心理空间的角度。虽然我对群体遗传学不太了解，但好在曾作为一名工程师的我，是知道状态变量、微分方程与稳定平衡等概念的，这让我大致读懂了他们所写的文章。第一学年快结束时，在罗伯特指导下的一个项目中，我设计了一个MATLAB（矩阵实验室）程序来研究遵守规矩的演进过程（详见第4章）。
在进入研究生三年级后，已经准备好毕业的我决定重新投入之前的计划，这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新的开始。我给自己制订了一个“阅读年”计划，尽管我知道这样的举动意味着我会推迟一年进入博士生阶段，或许也只有在人类学系学习才能做到不去考虑这些事情。在那一年里，我没有要修习的课程，也没有从导师那里分派下来的任务，更没有人关心我在做什么。我去图书馆搬来一箱关于认知心理学、决策行为、实验经济学、生物学及进化心理学内容的书籍进行阅读。在这之后，我开始关注期刊论文，我查阅了每一篇与“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经济学相关的论文，并在马奇健格部落度过的第二和第三个夏天里参考了这些论文。我还阅读了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阿莫斯·特沃斯基以及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许多著作。而卡尼曼与奥斯特罗姆在后来都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此期间，我从未中断过人类学民族志相关书籍的阅读（这可以说是我的趣味阅读）。从许多方面来说，那一年的学习内容确定了这本书的研究对象，直到那一年结束，我对我想要做什么事情有了初步的想法。我的目标是将社会科学与生物科学领域的观点整合在一起，建立一个以我们物种的文化特性为重点来研究人类心理与行为的进化论方法。为此，我们需要动用一切现在能够获取到的实验报告、采访资料、系统的观测结果、历史数据、生理指标及丰富的民族志等资源，并且对其进行充分利用。我们还需要研究人类，这里的人类不是指大学实验室里的实验对象，而是指走进这些人所生活的社群，对他们的一生（从婴儿到老人）进行考察。站在这样的角度来看，像人类学这样的学科，尤其是作为人类学分支学科的经济人类学，看起来是如此渺小与孤立。
1985年，博伊德与里彻森在马克·费尔德曼与路卡·卡瓦里–斯福尔扎奠定的基础之上，出版了《文化与进化过程》一书，并在这本书中展示了他们的一些主要理论基础。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基本上没有出现这方面的实证性研究成果，也没有产生出一系列的研究方法，更没有建立起能够检验由进化模型所产生的理论的机制。此外，当时存在的有关心理进程的观点，还没有发展到可以轻易地将正在逐渐兴起的文化演进心理学、神经系统科学，抑或附在科学翅膀上的文化人类学连接在一起的地步。
就在这个时期，两位新的研究生拜入罗伯特·博伊德的门下，他们分别是弗朗西斯科·吉尔–怀特与理查德·麦克尔里思（现在他是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在不久之后，娜塔莉·史密斯（现在已经是我的妻子娜塔莉·亨里奇了）也从考古学系转到我们这里并与罗伯特一同工作。转瞬之间，我不再是一个人了。我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了兴趣相投的合作者。那是一段光阴似箭却振奋人心的时光，就像有人突然把车上的刹车拿掉，车子再也无法停止一般，似乎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想法与思维方式迸发出来。罗伯特和我当时在组建一支由民族志学者与经济学者组成的实地考察团队，前往世界各地进行行为实验以及研究人的社会性问题。这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因为民族志学者从来不会加入团队工作中来，更不会用到（或者没有用到过）经济学的博弈理论。根据我在秘鲁进行的第一次实验，我写了一篇题为《经济行为中文化是否重要？》的文章向我之前在图书馆翻阅过的《美国经济评论》杂志投稿，当时作为人类学系研究生的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份经济学科中的顶级期刊，也不清楚当时的经济学家又是怎样质疑文化的作用的。与此同时，弗朗西斯科引入发展心理学的方法来证明他对蒙古游牧民族的民俗社会学及种族渊源的观点（参见第11章）。而娜塔莉与我则开发出公共池塘资源（CPR）博弈来研究秘鲁地区出现的节能行为（遗憾的是，后来才知道在我们之前已经有了这样的概念）。理查德编写了当时尚没有人做过的关于推测“文化发展”的程序，并与加州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科林·卡默勒讨论了如何使用计算机实验技术来检验社会学习理论的方法。有天早上，弗朗西斯科和我想到了一个关于人类地位的新理论（参见第8章）。在阅读社会学文献时受到创新扩散理论的启发，我开始设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否有可能从新的思想与技术的扩散探测到文化学习的“特征”。这些早期的努力在不同学科中成为大量的研究对象。
从1995年开始这项工作以来，已经过去了20年时间，我将此书作为尚在继续的进程中的一个路标。我坚信若想了解人类，并且为人类的行为与心理建立一个科学体系的话，我们需要从人性的进化理论开始，正确地做到这一点对踏出下一步将是至关重要的。我也从最近发布的题为《思维、社会与行为》的2015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受到了巨大的鼓舞。这份由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强调，承认人类是一种自动的文化学习者是具有决定性的认识。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所遵循的社会规范以及文化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所关注的、感知的、经历的东西以及我们的价值观。这与我之前发表的《经济行为中文化是否重要？》一文中提出的质问一脉相承。现在的世界银行经济学者显然也认为这是重要的。
我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帮助。首先，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的妻子娜塔莉，我们在知识上进行了交流。娜塔莉把每个章节都阅读了至少一遍，并且提供了关键的反馈。只有在她看过之后，我才会放心地拿去给别人审阅。
这项工作同样也得到了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许多人的帮助。当然，我的长期合作伙伴、良师兼益友的罗伯特·博伊德对本书贡献极大，感谢他几十年来为我提出的建议与提供的帮助。罗伯特在读过初稿后做了极佳的反馈。同样，艾伦·约翰逊也对几个章节的初稿给出了有益的意见。是艾伦将我带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他指导我，并在民族学方面的学术训练上培养了我，而且在我学习期间给予我很大的自由度。我还要感谢琼安·席尔克，她在一些问题上提出的明智建议及对于灵长类物种的深刻了解，使我至今仍时常向她咨询。
综观我的职业生涯，我非常幸运地在埃默里大学的人类学系待过（4年时间），并且成为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与经济学系的一员（9年时间）。我还在密歇根大学的商学院学者协会以及柏林高等研究院分别待了2年与1年的时间。这种深入的实地考察让我有难得的机会从心理学家、科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考察社会科学。尤其是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中，很多从事心理学工作的同事成为我关键的合作者，他们分别是史蒂夫·海因、阿拉·洛伦萨扬、杰西卡·特雷西、苏·伯尔奇和凯莉·汉姆林。我还从格雷格·米勒和伊迪斯·陈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史蒂夫和杰西卡也对这本书的初稿提供了宝贵意见。
我还要对我的学生们，包括之前的学生以及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思维、进化、认知与文化实验室（MECC）的成员们表示衷心感谢，尤其向马切克·查迪克、迈克尔·慕都克里希纳、丽塔·麦克纳玛拉、詹姆斯与塔尼娅·布勒施、克里斯蒂娜·莫耶、本·泊济奇、丹·赫鲁施卡、拉胡尔·布伊、艾亚娜·威拉德及乔伊·程致谢。这本书是我们通力合作的成果。迈克尔和丽塔对初稿提出了实质性的意见。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类进化、认知与文化中心的主任在本书观点的升华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进化人类学者马克·科拉德以及从汉学家转去研究认知科学的学者特德·斯林格兰进行的对话总是能够激励我，在本书完成最终稿之际，特德还为我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在我写作的关键时期，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慷慨地为我提供了2013—2014年的研究基金。同一时期，我从心理学家乔恩·海德、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及哲学家史蒂夫·施蒂希那里学到诸多有用的知识。这三位学者在我写作此书的不同阶段都向我提供了非常棒的资料。我也非常荣幸能与乔恩共同讲授了一门MBA（工商管理硕士）课程，这段经历让我有机会对未来的商界精英做了一些实验，为本书几个章节提供了素材。
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很荣幸地进入了加拿大高等研究院，并且成为该机构的一员，这个团体给予我极大的启发与支持，我也从其他成员那里学到了许多知识。尤其是苏雷斯·纳伊杜，对此书的初稿提供了很好的意见。
作为一名民族志学者，我曾有幸生活在三个不同的部落并且在那里进行了相关研究工作，这三个部落分别是秘鲁的马奇健格部落、智利南部的马普切部落以及南太平洋亚萨瓦岛的斐济部落。这些部落中的许多家庭与我分享了他们的家园生活，耐心回答了我数不清的问题，使我加深了对人类多样性的认识。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他们。
在为此书做各种设想时，我经常向提供给我许多帮助的作者与专家表示我的疑问。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戴龙·阿西莫格鲁、锡万·安德森、科隆·阿皮瑟拉、昆汀·阿特金森、克拉克·巴雷特、彼得·布莱克、莫尼克·博格霍夫穆尔德、萨姆·鲍尔斯、约瑟夫·卡尔、科林·科默勒、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莫特·克里斯蒂安森、阿莉莎·克里滕登、亚罗·邓汉姆、尼克·埃文斯、丹·费斯勒、吉姆·费伦、恩斯特·费尔、帕特里克·弗朗索瓦、西蒙·加赫特、乔什·格林纳、埃维纳·格瑞夫、保罗·哈里斯、艾斯特·赫尔曼·巴瑞·惠利特、金·希尔、丹·赫鲁施卡、埃里克·金布罗、米歇尔·克莱因、凯文·莱兰、乔恩·蓝曼、克里斯汀·勒加雷、汉娜·路易斯、丹·利伯曼、约翰·林德、弗兰克·马洛、萨拉·马修、理查德·麦克尔里斯、乔尔·莫基尔、汤姆·摩根、内森·努恩、戴维·皮耶特拉、戴维·兰、彼得·里彻森、詹姆斯·罗宾森、卡尔·凡·谢克、琼安·席尔克、马克·托马斯、迈克·托马塞洛、彼得·特琴、菲力克斯·瓦纳肯、珍妮特·沃克、安妮·韦茨、珀莉·韦斯纳、戴维·斯隆·威尔逊、哈维·怀特豪斯、安迪·怀特尼以及理查德·阮格汉姆的支持和帮助（还有许多人，包括上文提及的那些人）。
在本书多年来的规划与写作当中，我与很多朋友、合著者及同事有过大量的探讨与交流，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形成了自己的构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本书也是集思广益的成果（详见第12章）。约瑟夫·亨里奇2015年1月22日于加拿大温哥华第1章一种令人费解的灵长类动物
你和我都是一种相当奇特的物种中的一员，属于一种令人费解的灵长类动物。
远在农业革命、第一批原始城市或工业技术出现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遍布全球。从干旱的澳大利亚沙漠到寒冷的西伯利亚大草原，我们祖先的居住地遍布地球的主要陆地生态系统——远远超过其他陆栖哺乳动物。然而，奇怪的是，与其他动物相比，我们的祖先在体格上相对弱小、不够敏捷，在攀爬树木方面也显得相当可怜。虽然人类莫名其妙地在长跑能力与快速精准的投掷技术上具有优势，但这并不妨碍任何一只成年大猩猩随意击败我们、大型猫科动物轻易追捕我们。我们分辨不出可食用或有毒的食物，并且我们内脏的排毒能力也相当弱。尽管我们并非天生就知道如何取火并将食物煮熟，我们的消化系统却过度依赖煮熟的食物。跟其他与人类体型相似、食量相当的哺乳类动物相比，我们的肠胃都过于短小，牙齿也不够锋利。刚出生的人类婴儿，体型偏胖而且发育不够成熟，就连头盖骨也还未完全闭合。不像雌性猿类，人类女性整个经期都可以接受求爱，四五十岁进入更年期后会失去生育能力。不过其中最令人诧异的是，虽然我们拥有足够大的脑容量，但我们的聪明程度似乎不足以与此脑容量相匹配，至少我们没有天生就聪明到可以解释人类为何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也许你会对最后的观点持怀疑态度。
那么，现在我们来假设一场野外生存游戏。让一支由你和49名人类同伴组成的队伍，与另一支由50只哥斯达黎加卷尾猴组成的队伍，空降到遥远的非洲中部热带雨林进行荒野求生。两年之后，我们会回到这里清点人数，幸存者多的那支队伍将赢得比赛。当然，为了公平起见，两支队伍都不允许携带任何求生装备：火柴、储水容器、刀具、鞋子、眼镜、抗生素、锅具、绳子等。但是，为了表达善意，我们将允许人类队伍——而不是卷尾猴队伍——穿上衣服进行比赛。两支队伍将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为期两年的荒野求生游戏，在同样陌生的森林环境中只能依靠自己的智力以及与队友间的相互协助进行求生。
你会赌谁取胜呢，卷尾猴队伍还是人类队伍？在打赌之前，我想知道的是，你有几成把握能够独自制作箭头、捕鱼网或搭起庇护所？你是否知道哪些植物和昆虫是有毒的（许多都有毒），或者你知道如何解它们的毒吗？你能否在没有火柴和铁锅的情况下生火做饭？你会制作鱼钩吗？或者你能做出天然黏合剂吗？你能辨认出哪些蛇是毒蛇吗？在夜晚遇到猛兽时你将如何自保？如何找到水源？你对追踪动物的技巧又有多少了解呢？
不如让我们面对现实，人类队伍在很大程度上会输掉比赛，而且极有可能是惨败，顶着一颗臃肿的脑袋以及满怀一腔狂妄自大，输给一帮猴子。但是，如果我们在作为人类发源地的非洲都没办法依靠狩猎采集生存下去的话，那我们长着这么大的脑袋究竟有什么用呢？我们又是如何迁徙并适应地球上那么多不同的生态系统的？
我们人类成功的秘密，不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在冰河期反复遭遇那些典型生存难题时，被激发了直觉、天生的智慧或心理技能。我们能够在如此广泛的环境中幸存并得以繁衍，依靠的不是我们个人智力在面对复杂问题时的应用。正如你将在第2章中看到的，在去掉我们后天从文化中习得的思考能力与专门知识后，与猿类面对同样的问题时，我们没有那么突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我们也就不能充分说明人类遍布全球的秘诀与拥有较大脑容量的必要性之间的联系了。
实际上，我们听说过许多人类进行生存实验的故事，比如在加拿大北极地区或得克萨斯湾沿岸，就有过倒霉的欧洲探险家流离在险恶的环境下挣扎求生的案例。正如第3章所示，这些探险案例通常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他们要么全部遇难，要么就是被当地原住民所救，而这些原住民已平安无事地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生活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了。因此，你的队伍会输给猴子的真正原因在于——不同于其他物种——人类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并沉溺其中。此处的“文化”，我指的是由实践、技术、探索方法、工具、动机、价值以及信念构成的整体概念，这些“文化”大部分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从别人那里习得的。在这次生存游戏中，获胜的唯一希望，是指望人类队伍在无意中遇上生活在这片森林的俾格米人，并与他们结为朋友。这些在这片森林生活了很久的俾格米人，尽管身材矮小，却习得了前人留给他们的如何在丛林中生存并繁衍的专门知识及技能。
了解人类的演化进程以及我们为何与其他物种有所不同的关键之处在于，承认我们是一种文化物种。或许在100万年之前，人类演化谱系中的成员们就在相互学习中开始积累文化。这样，通过从别人那里学来的狩猎习惯、制作工具的能力、追踪动物的技巧和鉴别可食用植物的方法，再加上从前人那里得到的经验，就可以使这代人进一步整合与改进这些技术。在这样历经数代人的传递而建立起的结构下产生的庞大而复杂的一整套技术与技能经验，是仅凭一个人的才智与经验穷其一生精力也无法做到的。从因纽特人制造的雪屋、火地岛人的弓箭、斐济人的鱼图腾到后来的数字、文字及珠算的出现，我们可以列举出数不胜数的例子。
一旦这些实用的技巧与经验经过数代人的传递得到积累与提升后，自然选择就会青睐那些更好的文化学习者——那些在不断扩大的自适应系统中更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可用信息的人。在文化演进中产生的诸如取火、烹饪、切削工具、衣物、简单的手势语、投掷标枪及储水容器等新产品或新技术成为遗传上塑造我们思想与身体的主要选择压力的起源。这种遗传与文化间的相互作用，或者我所谓的“文化–遗传的共同演进”，驱使着我们人类走向在自然界从未出现过的全新演化途径，让我们变成与其他物种截然不同的一种全新形式的动物。
然而，在承认我们是一种文化物种之后，演进的方法就变得尤为重要。我们会在第4章中看到，我们学习别人的能力本身就是自然选择精心打造的产物。我们能够自适应学习，即使是一个婴儿，也会小心翼翼地选择在什么时候、从谁那里学习什么样的内容。从年幼的学习者到成年人（甚至读MBA的学生们）都会无意识地根据学习对象的声望、所取得的成就、掌握的本领、性别及种族等信息，优先选择需要学习的内容。我们很快就可以从别人那里学到偏好、动机、信仰、策略以及奖惩标准等知识。随着一个人的选择性注意和学习倾向形成的个人处理方式与记忆得到传播，文化也在这样无形的过程中发生演进。不过，这种文化学习能力也引起了整体文化知识的积累与形成的遗传演进之间的互动，并持续对我们的人体结构、生理机能与心理状态的形成产生影响。
从解剖学与生理学角度来看，当我们越渴望获得自适应文化信息时，我们的大脑就会越迅速地扩大，以确保有足够空间来对新的信息进行储存和整理。此外，被延长的童年期以及更年期之后的余生，使我们有充分的时间获取更多知识并有机会将其传递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看到文化演进在人类身体的各部位都留下了痕迹。它以遗传演进的形式改造了我们的大腿、小腿、双脚、臀部、胃、肋骨、手指、韧带、下颌、咽喉、牙齿、眼睛、舌头以及更多部位。这使得在生理上又胖又弱的我们也能够成为有力的投掷者与健硕的长跑者。
而在心理学上，迫于生存压力，我们又太过依赖从文化演进中获取的精细而复杂的产物，导致现在的我们经常会把重心更多地放在从我们的共同体中所学的东西上，而不再信任自己的个人经验或天生的直觉。只有在理解了我们对文化知识的依赖程度，以及在这种文化演进的细微选择过程是如何产生比我们个人提供的解决方案更优越的“解决方案”后，才能解释清楚这种令人费解的现象。在第6章中，我们将探讨如下问题来说明上述观点：为什么居住在炎热地区的人更倾向于在食物中加入更多的香料，并认为那样做更美味？为什么美洲原住民会习以为常地将烧过的贝壳或木灰放进他们食用的玉米粉中？古代的占卜仪式是如何利用博弈论战略来获取更多猎物的？
人们处理自适应信息情况的增加同时促进了由遗传演进形成的人的第二种地位，即所谓的声望，这一地位已经可以与我们从猿类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权威地位相提并论。一旦理解了声望这一概念，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人类在交谈中会无意识地模仿那些成功人士的行为，为什么像勒布朗·詹姆斯这样的篮球明星可以去代言汽车保险广告，怎么会有人因为有名而更加出名（帕丽斯·希尔顿效应），以及为什么在慈善活动中，第一个进行捐赠的名人通常会在诸如最高法院这样的决策机构做最后的发言人。声望的出现及进化带来了与原先那种权威不太一样的崭新的情感、动机与具体行动。
此外，文化通过衍生出各种社会规范改变了人类基因所处的环境。这些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的行为，包括自古以来就受到重视的亲属关系、交配、共享食物、养育及物质交换等方面。在人类演进的历史上，那些无视饮食禁忌，破坏礼仪，或是不将猎取的食物分配给姻亲等违反规范的行为，意味着名誉的受损、遭受流言蜚语以及由此带来的在联姻与结盟机会上的不便。人类不断地违反规范有时会遭到所在群体的放逐甚至刑罚。因此，文化的演进带来了一种自我驯化过程，进而导致的遗传演进使我们成为对由群体督促的法治社会抱有期望的、亲社会的、顺从的并且守规矩的正常人。
弄清自我驯化过程能让我们解决许多关键问题。在第9章~第11章中，我们要探寻的问题有：在心理层面上，仪式是如何在巩固社会纽带和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变得如此有效力的？婚姻的规范化如何使父母变得更优秀并扩大了家庭关系网络？为什么即使个人会付出代价，我们的直观反映也是要遵守社会规范？同样，从什么时候开始以及为什么深思熟虑会使人们变得更加自私？为什么遵守交通信号灯的人往往也是一个不错的合作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美国形成的“最伟大的一代”的心理影响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更喜欢与使用相同方言的人进行交流与切磋？生活在数百万人口中的我们，是如何成为灵长类物种中最擅交际，但同时又是最重视裙带关系且好战的物种的？
人类取得成功的秘密不在于个人智慧，而在于所在群体的集体智慧。集体智慧是综合了我们的文化与社会性质后共同形成的，在文化上表现为我们从别人那里学来的东西；在社会性质上则表现为我们在正确的规范下，生活在互相交往的大群体之中。从狩猎采集者使用的独木舟、复合弓，到现代社会的抗生素及飞机等，这些人类特有的惊人事物并不是凭借个人之力就能完成的，而是在相互间的思维交流及数代人的努力下依靠想法、实践、意外的发现与偶然的体会的交流与结合下才成为可能。第12章主要揭示了集体智慧的核心内容能够解释为什么相互往来更频繁的社会能够产生出更先进的技术、更多可供选择的工具与技巧，以及为什么一个规模较小的社会在突然受到隔离后，他们的技术水平与文化知识开始逐渐衰退。你会看到相比于智力而言，人类的创新更多地取决于社会属性，而我们一直以来所面临的挑战都是关于如何防止社会的分裂以及社会关系网的消解。
就像我们先进的技术与种种复杂的社会规范一样，语言所具有的力量与优美性也大体上来源于文化上的演变，通信系统的出现更是加速推动了遗传的进化。文化演进就像在其他文化那里进行建构与适应那样，也聚集并适应了我们的交流技能，譬如制作出一个工序复杂的工具或创造一种错综复杂的仪式等。在我们了解到语言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演进的产物后，我们便可以提出许多新的问题，比如为什么那些来自气候温暖地区的人说话声音会更加洪亮？为什么越是使用人数众多的语言就越拥有更多的词汇、语音（音素）与语法功能？为什么小语种与主流语言之间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从文化上演变而来的沟通方式通过遗传选择压力，限制了我们的发声器官与视野，让我们变得像鸟类一样具有模仿声音的倾向。
当然，所有这些文化演进的产物，从词语到各种工具，的确让我们变得更加聪明，至少在精神层面上能够让我们在所处的环境中勉力成长（变得更“聪明”）。想必，你在成长的过程中肯定也领略过许多文化的传承，包括便捷的十进制、阿拉伯数字、至少6万个单词的英文词汇量（如果你的母语是英语的话），以及诸如滑轮、弹簧、螺旋桨、弓、车轮、杠杆、黏着原理等的实际经验。文化给人带来的启发性，例如像阅读这样的复杂认知技能以及代替口算的算盘等，已经发展成为文化上的适应，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大脑与生理机能。你将会知道，不是因为我们有智慧，人类才拥有了这些工具、概念、技能与探索方法，而是文化令我们发展出了大量的工具、概念、技能和探索方法，是文化让我们变得如此聪明。
除了让我们可以进行遗传演进与（某种程度上的）自我规划以外，文化还以其他方式融入我们的身体与思想。在逐次的选择机制、价值观、名声与技术经历了数万年时间后，文化演进影响着我们大脑发育、激素与免疫反应的同时，也在标准化我们的注意力、感知、动机与推理过程，使我们能够更好地适应由不同文化建构起来的世界。在第14章中你将看到，从文化中获取的信仰可以使痛苦变为欣喜，摄取酒精也会使人快乐，而假使中国古代的星象学成立的话，则能使人的寿命得到延长。隐含在语言里的社会规范，也会有效地提供从扩充我们的海马体到增厚我们的胼胝体（连接左右脑的“信息高速公路”）等不同训练机制来塑造我们的大脑。即使不影响遗传，文化演进也会使群体产生心理与生理上的差异。也就是说，人类在生理上已经被上述由技能和探索方法构成的文化继承改造过了。
在第17章中，我们将会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来讨论这些人类物种的观点是如何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的：1. 是什么让人类变得独特？2. 为什么人类比其他动物更懂得合作？3. 为什么每个社会间的合作会有差异？4. 为什么我们看起来比其他动物聪明？5. 是什么让社会得以创新，以及互联网对社会创新有怎样的影响？6. 文化依然会导致遗传演进吗？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改变我们对文化、遗传、生物学、制度与历史的看法，以及我们如何“走近”人类行为与心理。而这种方法对于我们如何建构制度、设计政策、解决社会问题及了解人类多样性方面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2章并非因为我们聪明
我们人类改变了地球上超过1/3的土地样貌。我们的氮循环比其他所有陆栖动物的氮循环总和还要多。同时，我们还改变了地球上超过2/3的河流走向。人类消耗的生物质百倍于其他任何存在过的物种消耗的总量，如果加上我们的家畜，那么人类占据的生物质将占所有陆栖脊椎类动物使用生物质的98%。
这些事实使我们人类成功且无可争议地成为支配地球生态系统的物种。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是人类？该如何解释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支配地位？人类成功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暂时将现代文明的水电站、机械化农业设备、航空母舰以及古代文明的钢犁术、壮丽的古墓、灌溉术与大运河等搁置在一边，我们必须回到远早于工业文明、城市群的出现以及农业文明的时代，才可以去理解这一特殊的热带灵长类动物是如何成功地遍布整个地球的。
我们的狩猎采集者祖先在遍及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同时，很可能也使得诸多巨型动物灭绝，比如长毛象、乳齿象、巨鹿、毛犀、巨型地懒、犰狳等大型脊椎动物，而大象、河马、狮子等动物也难逃魔掌。气候变化或许也是这些动物灭绝的原因之一，但可怕的是，诸多巨型动物的灭绝与人类到达这些不同大陆与岛屿是同时发生的。举例来说，在人类登陆澳大利亚的6万年之前，这片大陆曾是巨型动物的乐园，这些巨型动物包括2吨重的袋鼠、巨型食肉类蜥蜴（见图2–1）、豹型袋狮。曾经在这里生存过的大约55种巨型动物在人类到来之后走向灭亡，人类的到来也导致生活在澳大利亚大陆上的88%的巨型脊椎动物灭绝。几万年后，人类终于抵达美洲大陆，那里的83种巨型动物也开始走向灭亡，其中包括马、骆驼、长毛象、巨型树懒、狮子以及恐狼等。这一事实体现在超过75%的曾在美洲大陆上生活的巨型动物消亡了。类似的事情同样发生在人类先后抵达的马达加斯加、新西兰以及加勒比地区。图2–1 澳大利亚地区发现的更新世巨大食肉性爬行动物
进一步讨论，那些生活在非洲大陆的巨型动物，包括部分生活在欧亚大陆的巨型动物的命运则好得多，这或许得益于这些物种的进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与人类的进化同时进行的，包括我们共同的直系祖先以及我们进化的表亲尼安德特人（穴居人）。非洲与欧亚大陆的巨型动物在进化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虽然人类没有锋利的爪子、尖利的牙齿、致命的毒液或惊人的速度等特征，似乎对它们没有威胁，但是人类拥有一系列的工具和诡计，其中包括弹枪、毒药、陷阱、火焰与团体合作，这些使人类登上掠食者行列的顶端。这一切并不只是工业文明的过错，人类对生态的破坏行为有着悠久的历史。
其他物种也不乏广泛迁至地球生态系统并取得成功的例子，然而，这种成功一般是由物种的形成引起的，自然选择让不同的生物适应并且擅长在不同的环境中存活。以蚂蚁为例，它们所获取的生物质在量上可与人类持平，这使得它们成为陆栖类无脊椎动物中的霸主。为了实现这一成就，蚁群在演进过程中的基因转变使其系谱发生了分裂，根据这些复杂而多样的基因适应，蚁群分裂成超过1.4万个不同的族群。而与此同时，人类却始终保持着物种上的单一性，当考虑到人类在面对如此复杂多样的居住环境时，我们在基因上的变化显得这般微弱。例如，我们在基因上的转变比黑猩猩小得多，而且还没有出现形成亚物种的现象。相反，黑猩猩的居住环境只局限在非洲热带森林地区，却已经分化出了三个不同的亚物种。正如我们将在第3章中讨论的那样，人类适应不同环境的方式，以及在如此繁杂的生态环境中得以繁盛的原因，不像其他物种那样是由一系列环境特异性引起的基因适应带来的。
若并非这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基因转变所致，那人类成功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至少在某些方面，很多人会赞同这一观点：人类可以制造出适应当地生态环境的各种工具、武器、庇护所，以及发明取火的方法或懂得享用不同来源的食物，如蜂蜜、水果、根茎类植物及坚果等。许多研究者也指出，这是人类的合作能力与不同形式的社会组织的产物。狩猎采集者基本上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合作，我们将其中一些规模较大的家庭称为族群。这些族群又构成了成千上万个部落。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在不同维度发生改变，例如身份婚姻（近亲结婚参见第9章）、交换、分享、所有权和住处。仅考虑狩猎采集者的情况时，人类比其他灵长类动物具有更丰富的社会组织形态。
从广义上讲，这样的观点只有在将问题推回到人类是如何有能力制作出求生工具、应用技术以及适应组织形式，并且在各种生态环境中得以兴盛的情况下才能自圆其说。那为什么其他动物没能做到这些呢？
最常见的回答通常是，人类只是单纯地比其他动物聪明一些。人类的大脑具备足够的认知处理能力以及强大的心理能力（如更好的工作记忆能力）使我们可以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一些学界公认的心理学家指出，人类演化中出现的“即兴智慧”（improvisational intelligence），让我们得以勾画出世界运转原理中蕴含的因果关系。我们又根据这些因果律制作出有用的工具、“随即”（on the fly）安排相应的战略战术。这样的观点认为，一个人在面对生存环境的挑战时，比如在捕猎鸟类时，能够使大脑的运转发挥到极致，认识到木材的特性（一个因果模型），便制作出了弓箭以及弹簧陷阱等来捕获鸟类。
另一种观点可能与前述观点互补，即认为我们大脑基因中充满了先天赋予的认知能力，通过自然选择的出现，解决着我们的祖先始终面对的最重要的生存难题。这些难题往往涉及诸如如何寻找食物与水源、如何选择配偶及朋友，或者避免近亲通婚、躲避毒蛇以及应对各种疾病等。人类在受到大自然的暗示后，这些认知机制会在为特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时发挥作用。例如心理学家史蒂夫·平克一直认为，人类之所以比其他动物更加聪明或更加灵活，“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动物具有更少的本能，而是因为我们具有的更多”。这种观点认为，由于人类长期依赖追踪与狩猎行为，当处在恰当的环境时，我们在心理层面上激发、演化并且赋予了自身追踪与狩猎的能力。
第三个常见的关于人类何以支配生态系统的解释，聚焦在人类的亲社会性以及人类在不同领域所具备的团结能力上。这种观点认为，自然选择造就了人类的高度社会化与合作化，并通过团结协作征服了地球。
因此，我们总结一下关于人类如何成为支配生态系统物种的最常见的三种解释：一是一般智力或心理处理能力；二是在生存环境中演化出的专门心理能力；三是合作本能或者社会情报的高度合作化。以上三种解释都致力于建立一种对于人类本性更加完备的理解。然而，如我将展示的那样，在没有认识到我们对当地环境的适应、对文化传播的信息有着强烈的依赖之前，上述三种观点中没有一种可以解释人类何以取得生态系统的支配地位或人类的独特之处，而这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依靠智力、耗费自己的一生就能够想出来的。为了同时理解人类本性与我们在生态上的优势，首先需要探讨文化演进是如何在自适应行为、信念与动机的复杂活动中缘起的。
在第3章中，走失的欧洲探险家的例子将告诉我们关于人类的跳跃性思维、合作动机以及心理能力的本质。在开始探讨这些问题之前，我希望通过一些事例打击一下你关于人类比其他灵长类动物聪明的信心。当然，作为地球上的生物，我们确实非常聪明。尽管如此，我们依旧没有聪明到可以解释人类在如此巨大的生态系统中的成功。更进一步，我们人类在认知力上有优势，在其他方面的优势却没有那么明显。我们的大脑可以在获取、存储、组织以及传输大量文化信息时，进行压力的选择，进而演化和发展，并可以预测我们自身心理能力和各类缺陷。就像自然选择那样，我们的文化学习能力是在“笨拙”摸索的过程中得到增强的，并且通过几代人的磨炼，产生出比任何一个人或群体更具智慧的经验。人类看起来那么多的智慧并不来源于我们的脑力或过多的本能，而是从前人的文化继承中累积下来的，诸如心理能力（整体）、技巧（区分左右）、概念（飞轮）以及分类（基本颜色）等本领。
在我们开始与猩猩们进行比试之前，先简单地在术语学上对一些专有名词进行解释。在本书中，社会学习是指在任何时间段内，一个人在学习中从他人那里受到的影响，其中包括种种不同的心理过程。个体学习是指一个人通过观察或直接受所处环境的影响而学习的过程。比如在某些猎物出现时计算出捕猎的最佳时机，或者通过反复试验来熟知不同用途的挖掘工具。所以，个体学习的过程中也包含着许多不同的心理过程。因此，复杂形态的社会学习仅仅是作为个体学习的副产品出现的。举个例子，如果我看到你用石头砸开坚果，我更倾向于自己思考出石头是可以用来砸开坚果的。这是从日常生活中触摸到石头与坚果时的触感得出的，所以我们更容易将两者联系起来。文化学习指的是一个更加复杂的社会学习能力的子类，每个人寻求从他人那里获取信息，往往通过对他们的偏好、目标、信念或战略的推论，决定模仿他们的行为或运动模式。当讨论人类的学习时，我一般将其指认为文化学习，而当讨论到非人类或我们古老的祖先时，我倾向于称其为社会学习，因为我们经常不能确定他们的社会学习中是否包括任何实际的文化学习。最后的对决：猿类vs人类
让我们从人类与两种拥有灵长类大脑的猿类动物——黑猩猩与猩猩的心理能力的比较开始。如上文所述，人类之所以“变得聪明”是因为从文化学习中习得了诸多认知能力。文化演进构建出了一个充满了工具、经验与系统学习机会的发展性世界，使我们的心理能力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并得到磨炼与延伸。因此，为了更加合理地与非人类进行比较，让猿类与已经具备文化知识的，比如说与已经掌握了分母分子知识的成年人进行比较是颇具误导性的。让孩子们在没有文化演化的环境里成长又是不可能的，也是绝对不道德的。所以研究者经常会将刚学会走路的小孩与猿类进行比较，但不可否认的是，刚学会走路的小孩也已经具备了高度的文化性，虽然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获取额外的认知能力（比如分清左右、弄清加减法等），并且还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
在一个标志性的研究中，德国莱比锡大学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埃斯特·赫尔曼、迈克·托马塞洛与同事们对106只黑猩猩、105名德国小孩以及32只猩猩进行了38组认知测试。这一系列测试包括对空间、数量、因果性以及社会学习能力的子测试。空间测试包括测试参与者对空间的记忆以及旋转能力，要求参与者回忆起一个物体所出现的位置或一个物体在旋转空间中运动的轨迹。数量测试则检验参与者的相对数量评估能力与加减法能力。因果性测试评估参与者在给定相关形状与声音的线索下找出理想答案的能力，以及他们在给定的情况下正确选择工具来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制造一个因果模型）。在社会学习能力测试中，参与者被给予机会观察一名演示者使用难以理解的技术来获得一个理想对象，比如从一个狭窄的管道中获取食物。随后让参与者也参加这个测试并且让他们像演示者那样去获得理想对象。
图2–2所示的测试结果是惊人的。在除了社会学习之外的所有心理能力测试结果中，黑猩猩与两岁半的小孩在本质上没有差别，尽管两岁半小孩的脑袋要比黑猩猩更大。猩猩的脑袋比黑猩猩的还要稍微小一点，测试结果也稍差，但差别不大。在评估因果性的测试中，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得到了71%的正确率，黑猩猩与猩猩分别是61%与63%的正确率。在工具使用方面，黑猩猩以74%完胜小孩子23%的正确率。
相比之下，在社会学习能力测试中，图2–2中的平均值基本掩盖了所有两岁半的小孩子全部答对问题的事实，而猩猩们的正确率则为0。综上所述，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与两种猿类动物相比，幼儿在认知能力方面拥有的唯一例外的优势是关于社会学习的能力，而不是与空间、数量或因果关系有关的能力。图2–2 黑猩猩、猩猩以及孩子们在4组认知测试中的平均表现
最重要的是，假如我们给成年人进行相同的测试，他们肯定能得到100%的正确率。这可能会让你产生“这个测试有失公允”的看法，因为埃斯特、迈克与同事们是将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与一批3~21岁不等的成年猿进行比较的。然而有趣的是，不像人类那样，年老的猿的测试结果并不比年轻猿的更好。至少在此次测试中，3岁的黑猩猩与猩猩的认知表现都很好。而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将不断地经历更多的事物，并不断地改进。只是他们能改进到什么程度将取决于所处的环境以及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什么样的人。
认识到黑猩猩与猩猩也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学习能力是相当重要的，尤其是在将它们与其他动物进行比较时，但是如果我们设计出一个同样适用于人类与猿类的测试，那么测试结果会是人类接近满分而猿类垫底。事实上，我们将在后面看到，在与猿类进行比较时，人类天生就喜欢主动模仿别人，甚至会自愿模仿一些看起来不太必要或纯粹是形式化的步骤。在演示者进行一些“多余”或“不必要”的步骤时，人类会吸取这些无用或者多余的因素，而黑猩猩则会将这些步骤直接过滤掉，这样看来，黑猩猩的社会学习能力显得比人类更高级。黑猩猩与大学生的记忆力
尽管事实上我们的认知能力在丰富的文化环境中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但在心理能力方面我们跟猿类相比是没有压倒性优势的。让我们首先从“工作记忆能力与信息加工速度”以及“战略冲突游戏”两个方面对人类与黑猩猩进行比较。两组测试的结果对人类获得成功是因为纯粹的脑力或拥有更好的心理处理能力这一观点提出疑问。第二组测试的结果对我们的心智是否是专门为在这个权谋世界中运筹帷幄而打造的这一观点提出疑问。
假如进行一项智力测试，你也许会听到一系列数字并且被要求以倒序的形式回忆这些数字。这是检验你工作记忆能力的测试。工作记忆能力与信息加工速度一起，经常被认为是两种最基本的智力形式。相关证据表明，拥有更好的工作记忆能力与信息加工速度的人具备更好的问题解决与归纳推理能力（被称为流体智力）。拥有更好的工作记忆能力与信息加工速度的儿童与青少年在长大后更理性，也具备更好的问题解决能力。由于工作记忆能力会消耗大脑新皮层，而人类的大脑新皮层要比黑猩猩多，故而我们可以期待成年人类在与黑猩猩的较量中会占据显著的优势地位。
两位日本研究人员，井上纱奈与松泽哲郎也进行了类似的一组黑猩猩vs人类的测试。他们训练了三只由母亲养大的黑猩猩来识别出现在触摸屏上的数字，并且按照顺序在屏幕上进行触碰（从1~9）。为了测试信息加工速度与工作记忆能力，他们升级了这个测试，屏幕上每次出现一个数字后随即被白板盖住（见图2–3）。然后被试者需要按照从1~9的顺序触碰屏幕上的（掩住数字的）白板。屏幕上可供被试者观察的数字从出现到被白板盖住的时间为0.2~0.65秒之间。图2–3 工作记忆能力测试。参与者会在屏幕上看到1~9的数字在闪烁后立即被白板盖住。随后，他们必须凭借自己的记忆按照顺序点击数字的位置
接下来，这些黑猩猩将面对大学生们的挑战。在工作记忆能力方面，人类更胜一筹。在最简单的测试中，当屏幕上有0.65秒的时间可以看到6个数字时，12名大学生中的7名击败了所有黑猩猩，包括黑猩猩里最聪明的5岁的阿玉木。平均来说，人类的测试结果与阿玉木持平而击败了其他所有的黑猩猩。这个结果略显不公，因为其中一个人只达到30%的正确率，拉低了整体水平，而这个人的成绩比所有黑猩猩都要糟糕。然而，数字出现的频率加快后，测试变得更为艰难，阿玉木击败了所有的人类。有趣的是，数字闪现的速度加快后，阿玉木保持了与之前一样的表现，而人类的成绩则与其他猩猩一样，都迅速下降。
在信息加工速度方面，即在比较黑猩猩与人类从闪烁结束后到第一时间触碰白板所需的时间时，黑猩猩完胜。每一只黑猩猩都要比人类的速度更快，并且他们的速度不会随着测试表现而发生变化。相反，速度较快的人类的准确率会降低。
通常到了这个阶段，人们开始为自己参差不齐的表现寻找借口，并辩称是因为这个游戏规则不公正。例如，黑猩猩的数据是选取了在它们预先进行了400次练习后再进行的100次测试结果，而人类则是在没有提前练习的情况下参与了50次测试。随后的测试确实表明，大学生们在经过训练后可以在精确度上击败阿玉木。
但这样的借口也同样适用于黑猩猩。人类小组的成员是由年轻的、接受过教育的成年人组成的，并且看上去正处在他们工作记忆能力与信息加工速度的巅峰时期。假如黑猩猩像人类一样拥有复杂的交流技巧，毫无疑问他们会申请年轻的黑猩猩与一群5岁的孩子进行重赛。年轻的黑猩猩确实在这方面胜过它们的母亲，也许真的可以击败任意一群人类小孩。他们或许还会抗议这些学生早已熟悉了这些奇怪的阿拉伯数字，而他们是在被囚禁的情况下被迫学习了这些数字。
要是根据这些现存的数据进行比较，这个争端将会一直持续下去。然而，这也的确说明了虽然人类拥有更大的脑袋，但在工作记忆能力与信息加工速度上没有很明显地比他们的猿类朋友更优秀。基于这样一种证据，人们很难再认为人类在生态上的成功可以归功于我们耀眼的工作记忆能力以及天生的信息加工速度。真正的不择手段者
现在让我们来探讨战略冲突问题。我们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性的物种，所以我们的全球性支配地位也许源自我们的社会智力。关于选择压力推动人类大脑的扩张与建立我们心理能力的一个主要观点被称为“马基雅维利智力假说”。这个假说强调，我们的大脑与智慧是专门用来对付别人的，并且认为大脑的大小与智力水平是在个体从策略上操控、捉弄、利用和欺骗对方这样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中发展起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比黑猩猩具备更好的游戏战略。
黑猩猩与人类一同进行了“猜硬币”博弈这款经典的战略冲突游戏。在这个博弈中，被试者需要与自己的同类配对并进行几轮互动。被试者会被分配为猜测一致方或猜测不一致方中的一个角色。在每一轮游戏中，被试者必须选择猜测硬币在左边还是在右边。猜测一致方只有在自己与对方的选择（左或右）一致时才会得到奖励。而猜测不一致方只有在与对方的选择相反时才会得到奖励。两者受到的奖励程度是不同的，如图2–4所示。在这个不均衡的奖励机制下，猜测一致方只有在猜对双方都是左边的情况下才可以拿到4个积分以换取苹果（人类的话则是现金奖励），但在猜对了右边时只能获取1个积分。猜测不一致方在猜对双方选择不同时的奖励不论何时都是2个积分。
我们可以用博弈论来分析这种类型的互动。为了赢得游戏，需要明确的第一件事情是，每个被试者需要尽可能地做到“深不可测”。你的优先选择是不能让对手猜到你的下一步选择，你需要表现得很随机。为了帮助理解，首先让我们切换到猜测一致方的立场上进行思考。不论猜对硬币在左边还是在右边，对方只能获得2个积分，所以你只要抛枚硬币就可以做到随机化，如果是正面就选择右边，是反面则选左边。这代表你选择左右的概率各为50%，那么对手就不再能够预测到你的选择。而如果你偏离了这50%的概率，你的对手就有可能频繁地看透你的选择。现在让我们再切换到猜测不一致方的立场上：如果你现在放一枚硬币，而猜测一致方会倾向于猜测硬币在左边，因为这样他可以拿到4个积分而不是1个，所以你需要一直以80%的概率选择硬币在右边。因此，一个智慧而理性的被试者在博弈中成功的预测策略是，猜测一致方要做到随机化的猜测，以50%的概率选择左边，而猜测不一致方则要随机化为一直以20%的概率选择左边。这种结果被称为纳什均衡理论。可以通过简单地改变猜测在左边还是在右边的一致或不一致的奖励程度来调整选择左边的概率。图2–4 猜测一致方与猜测不一致方在不对称的猜硬币博弈中获得的奖励。每个被试者需要选择在左边还是在右边。每个单元格的灰色阴影区域是猜测不一致方的奖励，而猜测一致方的奖励则是在单元格中的白底区域。猜测一致方选择在左边（4个积分）而不是右边（1个积分）时会得到更高的奖励，而猜测不一致方无论如何都会得到相同的奖励
一个由来自加州理工学院与京都大学的成员组成的研究团队测试了6只黑猩猩与2个成年人小组：来自非洲几内亚共和国博苏地区的黑猩猩与日本大学生们。当黑猩猩参与变化了的奖励不对称的猜硬币博弈时（见图2–4），其结果与预测的基本相同，符合纳什均衡理论。然而人类持续又系统地偏离了预测，在担任猜测不一致方时表现得尤其不佳。这种偏离“理性”的现象与此前测试人类理性的结果一致，与黑猩猩相比偏离将近7倍。此外，研究者对多轮比赛的反应模式进行详细分析后发现，根据近几轮情况和奖励的不同标准（如从猜测一致转为猜测不一致的结果时），黑猩猩会更迅速地回应对手。至少在这个博弈中，黑猩猩在个体学习与战略预测上似乎比人类做得更好。
猿类的这种表现不是偶然现象。研究团队还在其他两个版本的博弈中用不同的奖励标准进行了测试。在这两个版本的博弈中，黑猩猩测出的结果也接近纳什均衡理论。这意味着黑猩猩可以发展出博弈论这种所谓的“混合策略”，即做到一定概率上的随机化，而这是人类普遍做不到的。
最后一种体现人类表现不佳的观点来自对参与者做出反应时间的分析，测试参与者从一个回合开始直到做出选择的反应时间。黑猩猩与人类在担任猜测不一致方时所耗费的时间都比担任猜测一致方时的时间长。但是，人类在整体上耗费的时间比黑猩猩更长，就好像是在努力试图抑制一种自动反应一样。
这种模式可能反映出人类认知中的一个大漏洞：（为了猜测一致而做的）无意识的模仿。在猜硬币与诸如“剪刀石头布”的其他游戏里，参与者经常无意中在对手出手前的一瞬间暴露他或她的选择。看到对方举措的一瞬间可能会使动作稍迟的一方有更大的胜率。猜硬币博弈的实验结果表明：对于猜测一致的参与者，依靠模仿是可以获胜的。但对猜测不一致的参考者来说，依靠模仿只会让他输得更多，因为他们有时会不自觉地模仿对手的选择。其原因在于，人类更倾向于无意识地进行模仿。黑猩猩似乎不会在认知上受到这样的“干扰”，至少没有达到如此程度。
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通过对比人类与猿类认识到，我们是一个聪明的物种，却没有聪明到可以解释我们在大自然取得的成功。我还有大量的基于统计学、概率论、逻辑学以及合理性方面的测试本科生基准判断力与决策的心理学和经济学的文献。在多数情况下，人类会习惯性地造成系统性的逻辑错误，也经常会产生错觉，错将因果性认为是随机过程，以及给予具有不同重要性的事情同等重视。人类不只是系统地缺乏这些标准的判断基准，在这些实验结果上，我们甚至不如鸟类、蜜蜂和啮齿类动物等物种。有时候，人类还会做出更糟糕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经常会陷入诸如赌徒谬误、协和谬误（或沉没成本谬误）以及热手效应的困扰。赌徒们往往相信他们的赌博行为是一种“义务”（实际上并不是），正在观看一部糟糕影片的观众明明知道可以用余下的时间去做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睡觉），但是仍然会选择继续看完电影，篮球运动中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这种球员手感火热的现象，而实际上这只跟他们的投篮命中率有关。与此同时，像老鼠、鸽子或其他动物就不会陷入这种推理谬误，因而在遇到各种情况时往往也能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假如人类真的是这么一群“傻瓜”的话，又该如何解释我们取得的成功？为什么我们看起来很聪明？我将在接下来的15个章节中回答这些问题。但在此之前，我要提出一个问题，即我们在被剥去文化知识后，是否仍然能够激发大脑与智力，并依靠狩猎采集生存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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