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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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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阐释崇拜心理学试读：

内容提要

本书从以下内容阐述，分别为：

第一章　英雄崇拜心理

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这是一个争论不息的课题。现在当然可以肯定地说，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但这种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丝毫没有贬低英雄的历史作用，而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正确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了英雄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人们缅怀历史上曾叱咤风云的英雄，迷恋他们的魅力，同时也渴望有当代现实生活中涌现出更多更杰出的英雄，以使他们英雄崇拜心理能得以初偿和充实，但是，正如人们的崇拜心理走过了漫长历史岁月一样，随着崇拜对象的更迭，人们的崇拜心理也越来越成熟。人们不但再也不能回到对自然物的崇拜、对图腾的崇拜、对神灵的崇拜之中，就是对英雄的崇拜，也不再回到以往岁月的崇拜中去。那么令人神往的当代英雄崇拜和英雄崇拜心理又是什么呢？这不能说不是当代人所探索和思考的重要社会心理问题。

英雄崇拜心理评论

英雄和英雄崇拜，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话题。英雄崇拜古往今来，历代有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认真研读了卡莱尔的名著《英雄和英雄崇拜》之后，说过这样的话：“托马斯·卡莱尔的功绩在于：当资产阶级的观念、趣味和思想在整个英国正统文学中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他在文学方面反对了资产阶级，而且他的言论有时甚至具有革命性。……在他看来只有集中体现在一人身上，体现在克伦威尔或丹东这种人身上的革命，他才承认，甚至赞扬。这些人就是他的英雄崇拜的对象；他在他的《英雄和英雄崇拜》一书中把英雄崇拜成是解救绝望的现状的唯一办法，说成是一种的宗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卡莱尔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提出了英雄和英雄崇拜问题，但他却把英雄和英雄崇拜绝对化了，宗教化了。

对英雄的崇拜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和一种社会心理。对英雄的崇拜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于英雄崇拜和英雄崇拜心理如何评论，基本上有三种观点：一种是全盘否定，即认为英雄崇拜是对英雄人物的神化和无原则的歌功颂德；一种是全盘肯定，如卡莱尔的观点；一种是既肯定又否定，如认为英雄崇拜一方面的过分称颂、赞扬、迷信以及神化和偶像化。再如，认为英雄崇拜是不适当地推崇英雄人物，夸大英雄人物的个人作用，把个人神化和把个人当作偶像来崇拜的一种社会现象。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英雄崇拜更是极为复杂的，有时候突出地表现为一种社会心理；有时候又突出地表现为一种行为方式；有时候又是心理和行为同时鲜明地表现出来。那么，究竟如何认识英雄崇拜呢？

应当说，英雄崇拜和英雄崇拜心理都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这种现象并不是伴随人类生活始终的，而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英雄崇拜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以代替人类对自然物、图腾、神灵、祖先、偶像的崇拜时，应当说是一种进步的崇拜。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正确地估价英雄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英雄人物怀有一种景仰、崇敬、钦佩的心理，并在社会实践中对英雄人物顺应历史的潮流提出的一些理论性观点，采取科学的态度执行时，也不失为是一种正确的英雄崇拜心理。然而，当把对英雄人物的崇拜进行神化、偶像化，盲目地绝对化，不顾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对英雄人物无条件地服从时，就走向了事物的反面。而且必须注意到，随着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个人英雄就将被英雄的群体代替，所谓英雄，已不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具有统一的思想的先进集体时，就不能再出现对个人英雄的崇拜，而应当是对英雄集体的崇拜。这已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此时，如再来观照英雄崇拜的概念——是对个人、主要是对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个人的作用极端夸大乃至神化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就十分清晰、明确了。人们也就会深切地认识到，英雄崇拜已不是对个人的崇拜。个人崇拜的过程，不过是主体人格、价值、个性、智慧泯灭的过程，是主体在精神麻木状态中的一种心灵的“直接的纯粹满足”。尊崇和敬佩某位知名度颇高的人物，是对其敬佩、佩服程度极而言之的描述。这种崇拜，其过程绝不是失掉自我，让别人来控制自我。而是对客观规律、历史时势的一种必然遵循。

英雄崇拜心理机制

凡是有利于英雄人物发挥其才能的社会条件的时候和地方，总会有英雄人物出现。这就是说，每一个真正显示出了本领的英雄人物，即每一个成了社会力量的英雄人物，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但是英雄人物只能改变当时事变的个别面貌，却不能改变当时事变的一般趋势；他们自己只是由于这种趋势才出现的；没有这种趋势，他们永远也跨不过由可能进到现实的门槛。

有人曾这样反思过历史：如果法国旧制度再延续15年之久，拿破仑也许终身不过是个不太著名的波拿巴将军或上校。那时，拿破仑也许会像他在法国革命几年以前所打算的那样到俄国军队中去服务。如果他果真去了，他或许能在俄军反对土耳其军队的战斗或反对高加索山民的战斗中显一显身手，但是谁都不会想到这个穷困而颇有才能的军官，在情况顺利的时候能够成为世界霸主。而所谓“情况顺利”，是指事变的一般趋势，是指便于英雄人物发挥其才能的社会条件，是指当时的社会关系适合于英雄人物的出现。然而，人们在对成功的英雄人物崇拜时，却往往将这种社会关系降到次要地位，而将英雄人物本身的作用看作是主要的。这就是英雄造时势的传统观点。

如果仅仅将英雄造时势的错误崇拜心理归结为一种无知，或是受到某种社会集团的愚弄，那还远非问题的实质。重要的是要看到这种错误崇拜心理形成的心理机制、或曰其心理规律或基础是什么。

英雄崇拜是符合人的心理特征的，也是极自然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每个人的内心中都有崇拜英维的驱动力，都有其价值意识，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英雄的能力。因而，英雄崇拜是一种普遍的、必然的心理事实，是一种精神上的欲求。英雄崇拜心理具有广泛的心理基础。

英雄崇拜心理能有效地激发整个社会群体共同的热情。英雄崇拜的热潮，是生长中的社会正在寻求出路的表现。崇拜什么类型的英雄，即意味着采取什么样的生长形式。英雄是外扩的、创造型的，他的使命是引导整个社会群体向前走。崇拜者和被崇拜者心理导向的高度一致性很容易使崇拜心理控制在科学、适度的范围内。而一旦超出限度，也就必然走向科学的反面，自然进入英雄造时势的误区。

英雄崇拜心理类型

同其他崇拜心理一样，要为其划分类型，首先遇到的困难是以何种标准进行划分。而且划分标准不同，使用的先后顺序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何种标准为一度划分标准），会出现众多的不同划分结果和类型。要对这些类型进行一一研究（不进行全面的研究，就难免出现偏颇和论理疏漏，）很显然是比较困难的。为此，这里对英雄崇拜心理类型的评说，就只能采取以偏概全的方式，即仅举其要，而不计其全。但在所举类型之中尽可能找准典型意义和与现实英雄崇拜心理的有关联价值的类型进行重点说明。

神灵英雄

神灵英雄，即神化的英雄。这是人们英雄崇拜心理是最早期的类型。这种英雄与其说他们是英雄，不如说是神。因为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已完成的历史，归根结底被说成是世界上耕耘过的伟人们的历史。他们是人类的领袖，是传奇式的人物，是芸芸众生竭力崇拜的创造世界的人物。其至不妨说，他们是救世主。世界上能够被人们耳闻目睹的一切实现了的东西，不过是上天派给这个世界上的伟人们的思想的外部物质结果、现实的表现和体现。而且还可以说，整个世界历史的灵魂就是这些伟人的历史。也就是任何一个时代，只要能找到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一个非常智慧的人，它就不会走向毁灭。这样的伟人往往有真实觉察时代的需要的智慧，有领导它走上正确道路的勇气，从而使时代得到拯救。而且，具有直接来自上帝之手的自由力量的伟人，他的话是所有人都能相信的济世良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任何时候，都不能从活着的人们的心中完全消除掉对这种神灵英雄的特殊的崇敬、忠诚和崇拜。不管这种崇拜多么模糊不清和违反常情。这也就无异于说，只要有人类存在，对这种英雄的崇拜就要永远存在。对这种近似于神话的英雄，有一个很有兴趣的实例可以证明：

生活于1694年-1778年的法国著名作家伏尔泰，当他以84岁高龄从法国东部的费尔奈来到巴黎时，他就是被当作一个神灵英雄而受到欢迎和礼遇的。所有的人都无限地崇拜他，地位高的人甚至把自己装扮成酒馆的待者来欢迎他。女士们从伏尔泰的皮毛大衣上拔下一两根毛，当作圣物来保存。在整个法国，没有任何最高、最美、最高贵的人物不感到伏尔泰这个人更高大、更神明、更高尚的。

神灵英雄自有其当时的历史背景条件。在世界历史上，将不再会有哪一人能伟大到被他的同类视为神的地步。但是，过去真有一些人认为他们看到的正站在他们身边的某个人是神，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吗？也许有，也许没有。但是不管有没有，随着历史的发展，英雄不再被视为神灵确是事实。

在中国，真正的英雄崇拜未能得到充分发育，而往往逡巡、退缩到家族崇拜即祖宗崇拜的形式，甚至连天的“共主”——皇帝——也首先作为“祖先”（即家族英雄）在“太庙”里受到本家族的崇拜。每个帝王都有其“庙号”，并敕封其祖先为英雄或神。在皇家样板的作用下，各显族亮相进行家族崇拜活动，此风所及，遍于平民。这种英雄世家或托名为英雄后裔的家族，都是神灵英雄崇拜的心理，这也是中国传统心理中最为根深蒂固的心理意识。最让中国百姓有深刻印象的则是《三国演义》中的刘备这位英雄，动则以“刘皇叔”的显赫名声出现，这一是意味他有当英雄的神化条件（圣人的后裔，有圣人的血缘）；二是显示出他是正宗英雄。这种传统的神化英雄心理，直到民国时期，仍然很流行：一旦某个无根基者（即开始时并没有注意查找自己的多少辈祖先英雄人物的人）获得权势，第一要务即为自己“重修族谱”，或者是挖空心思，或者是生编硬造，把自己和家系的某个历史上的英雄名人联系起来，借此证明自己非等闲之辈，而是有英雄血脉的神化英雄。从而为自己头上罩上神化英雄的光圈，而以神化英雄自居。

皇上自己可以通过种种愚民的手段将自己打扮成“天子”，即“天子之骄子”的形象，那么一些新的权贵自然也可以冒充前世英雄的后代。这种寻英雄之“根”的行为，本身就是神灵的崇拜、祖先崇拜的翻版，或是创新。但不管怎么说，人类不再情原将自己崇拜的对象说成是“神灵”或是“祖先”，而愿意称之为“英雄”，就是一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进步。

先知英雄

当神灵英雄退出人们崇拜的历史以后，接着而来的是先知英雄，一个时代的历史最有意义的特点也许不是出什么样的英雄，而是人们迎接英雄的方式。当人们对神灵英雄之后的英雄进行欢迎时，所采取的方式是不再将英雄神化，而是将其先知化，即认为英雄都是天才人物。人们会感到这种英雄所说出来的话是其他人的话所难以比拟的。这种先知英雄的话直接来自万物的内在事实，说出的每一句话都能给人以“启示”，“全能的上帝的灵感给他以理解力”，他似乎是受了神的“启示”。这是脱胎于神灵英雄的先知英雄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征。

人们之所以要将英雄说成是先知的，就因为他们是英雄。由于科学发展的局限性，以及人们认识问题的局限性，使他们无法解释和理解英雄人物的丰功伟绩、传奇人生、有预见性的言论时，就是得不在崇拜心理的作用下，将一切都解释为“天才”。而所谓的“天才”，是几百年几千年才能出现一个的，这就更为英雄人物加上了“光环”。但是，人们不愿意再将其称之为神灵，那么称什么呢？只好以“先知”来代替。当然，这不只是名词概念上的简单变换，而是透露出人们已经在思考，在酝酿。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人们还是难以提出一个突破性的崇拜心理的内容。因此也就只能将“先知英雄”作为一个思考过程中的节点，以便以此为基础，再进一步思考、酝酿。

社会需要英雄，而不需要“救世主”。任何真正的英雄都不能以“救世主”的身份凌架于社会群体之上，而应以出类拔萃的才能和群众一员的资态出现在人民面前，英雄应当充满着创造的活力，而不是“禁锢”的权力。这样的英雄可以唤醒民族的沉睡。以至于后来人们特别尊重“先生”这一称呼，看来与对“先知英雄”崇拜心理不是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就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人类的社会实践经验及思维能力而形成对“先知英雄”的崇拜是有其进步意义的，那么到后来，已经有了对真正意义上的英雄的崇拜，如果再回到对“先知英雄”的崇拜就是一种倒退了，而且是一种有危害性的倒退。

政治领袖

政治领袖从广义上说也是英雄人物。领袖人物的最重要作用就在于“带路”和“掌舵”，使得群众的行动有一个统一而正确的方向。但是，革命的路是要群众自己去走的，任何领袖人物的作用均不能代替千千万万群众的革命行动。

恩格斯在《论权威》的著名论文中，总结了人类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深刻论证了权威的思想及行为都是应该予以坚决反对的。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需要自己的领袖，但是，领袖人物在革命事业中能否起卓越而重大的作用，主要是取决于：①是否能明确而深刻地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否具有伟大的远见和敏锐地洞察事物的能力；能否使自己的活动建立在冷静地分析客观局势和符合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②是否能正确地反映人民群从的根本利益；是否与先进阶级的活动联系在一起。③是否相信群众的伟大创造力，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是否能倾听来自下面的批评和接受群众的监督。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杰出的领袖人物是能够起促进社会发展的推动革命事业前进的作用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在他的一生中，始终是与人民群众保持着最亲密的联系，他孜孜不倦地教导群众，同时也经常倾听群体的意见，向群众学习，深信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量，列宁本人曾经说过“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才能管理国家。”人民知道列宁对他们的信任和爱护，所以他们也无限地信任列宁。俄国工人曾以一句发自内心的话表示他们对列宁的亲切的感情，他们说：“列宁就是我们自己。”

政治领袖虽然在广义上有英雄的含义，但并不等同于一般英雄的含义。这是因为作为政治领袖，除其社会实际作用是一般英雄所不能比拟的以外，领袖人物在社会理论贡献上也是一般英雄所难以比拟的。领袖的作用不单独表现在社会实践中，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理论上，唯有如此，才能具备高瞻远瞩的独特作用。正因为如此，领袖人物才引发了人们对他们的无限崇拜的心理。也正因为如此，领袖人物也就最容易在盲目和狂热的崇拜心理作用下被神化，和被说成是先知英雄。

作为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自然有其任何阶级的领袖人物所不能比拟的社会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越大，越应正确处理好阶级、政党和领袖三者的辩证关系，否则就会失去无产阶级领袖的应有作用。而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对于代表自己切身利益的领袖人物的崇拜，一定要建立在科学、正确、适度的心理基础之上，否则很容易将领袖人物“神化”和“先知化”，这是历史的经验已经证实的一条重要的崇拜心理原则。

媒介（传媒）英雄

20世纪30年代之后，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一种新的英雄开始取代以往那种真实的英雄。这类英雄依凭媒介的力量而声威显赫，因此可称为媒介英雄。媒介英雄可分为真实的和想象的两部分。所谓真实力的，是指那影视演员、歌星、节目主持人和运动员。这些人以其独有的天赋和后天的勤奋努力，在影视歌坛或竞技场上表现出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才能。

对于真实媒介英雄的崇拜心理，已经形成了一种全球性的思潮。如球迷对球星的如醉如痴！狂热无比的崇拜。而一些人对影视明星、歌星的崇拜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对球星的崇拜。

想象中的媒介英雄是指文艺作品中所塑造出来的为人们所崇拜的人物。这些人物往往能够迎合公众个人主义心态，往往是那些抗击邪恶势力，有非凡能力的各类人物。这类人物往往是力量（其中包括脑力）加成功的幻想人物，对大众的诱惑力是相当大的。电影中的兰博、超人、希曼，武侠小说中的侠士剑客，常常是强悍无敌的象征。他们的魅力无穷，也印证了人们对英雄的渴慕。企望有人能超凡脱俗，伸张正义，主持公理，这仍然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哪怕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实现，人们也要从虚幻世界中求得补偿。人们对想象媒介英雄的崇拜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只是过去受传媒水平的限制，没有现在这样突出罢了。

媒介英雄往往能得到比真实英雄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欢迎，但却不可能具有真实英雄般的长久魅力。

体育运动是世界性的，它没有硝烟弥漫的战场和刀光剑影的残酷杀戮之气，却能留存胜败之名，是最适宜创造英雄的背景。在国际体坛，一个个体育明星，以他们坚强的毅力和超人的力量，形成众人瞩目的焦点。这些同时间、空间、纪录挑战的体育明星，虽然在缺少传统英雄的那种强烈的感人个性，但他们的竞争意识、求胜欲望，起到鼓舞人们斗志的作用。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人们对媒介英雄产生如此广泛的崇拜心理，则是需要深入研究探讨的课题，因为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实际问题。

英雄崇拜心理的历史发展

英雄崇拜与祖先崇拜，在原始氏族的精神生活中本就是同一的。氏族英雄，往往就是氏族祖先。有时也是这个氏族崇拜的神，但随着精神文明生活中距离感的日益增强，祖先与英雄分离了。古老的神性英雄，让位给了人化的英雄。后一种英雄有了超氏族的性能，有了更宽广的活动空间，即有了更广泛的群众信仰的基础。于是英雄崇拜兴起了。

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大禹治水的动人事迹。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成为千古流传的英雄事迹。虽然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附会了许多神话传说，但是大属毕竟是一位受人崇拜的英雄。而愚公移山的行动，更是人们崇拜实际生活中英雄人物的有力证明。

英雄崇拜的真正产生，是当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类社会由于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而陷入了无法解脱的自我矛盾，不可调和的对立，而群体之间处于尖锐的阶级矛盾状态之中。于是，维持一部分人的利益和权利而压迫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和权利，就使得人对自然的胜利，造成了人对社会力量的依赖。也就是说，人从自然界的奴隶变成了人的奴隶，变成了必须依赖于人才能生存。在阶级社会中，广大人民群众处在被奴役、被剥削被支配的地位，而剥削、阶级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又不断宣传和强化对个人的崇拜，尤其是对当权者个人的崇拜。于是随着忠君意识和心理的扩大，也必然使英雄观念在逐渐强化，加之人们原始的、朦胧的崇拜心理基础，就逐渐地确定了对英雄的崇拜心理。

英雄崇拜发端于原始社会，经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随着小农经济的成熟和封建专制制度的巩固，英雄崇拜发展到了完备的形态。但是这一时期做为正统的英雄崇拜心理，是对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王侯将相的崇拜。而且这种崇拜又往往带有神化的色彩，即将人神化。如封建帝王就总是以“真龙天子”自居，这当然与图腾崇拜、神灵崇拜、祖先崇拜的传统心理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统治阶级利用人们的传统崇拜心理而对自己进行神化的结果。

与此同时，民间的英雄崇拜则更多的是“清官”形象的英雄，或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或是“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的英雄。这其实是与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所倡导的英雄崇拜观念相对立的一种英雄崇拜观念。

随着近代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英雄崇拜心理可以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资产阶级英雄崇拜观念一是提倡对个人英雄的无限崇拜；二是对神化英雄的否定。它自然是与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与封建阶级的对立，和争夺统治权的政治斗争需要有关，但在客观上却使英雄崇拜心理朝前迈进了一大步，即相对摆脱了神化英雄崇拜心理的影响，而使英雄崇拜心理现实化。至于对个人英雄的崇拜，虽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表达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进步思想，但也同时为英雄崇拜心理又罩上了一层阴影。而且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对个人英雄崇拜的盲目性和狂热性又给人类历史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

革命英雄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和共产主义道德观的表现，是无产阶级以及一切革命者所具血的品质。它是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极大发挥，它对革命事业有高度的责任感，并充满了事业必其的坚定信念。为了取得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排除万难、永往直前。为了人民的利益和需要，不仅可以牺牲某些个人利益而且可以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

革命英雄主义不同于个人英雄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是从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出发的，所以它相信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个人力量只有溶化在集体力量之中才能发挥其作用。革命英雄主义崇拜心理的提出，有其极大的进步意义，使英雄崇拜心理获取了本质意义上的进步。但这种崇拜心理的提出，在一开始只注意对英雄所代表的利益是广大人民群众这一点上，而对这样的英雄人物究竞是个人还是一个集体的根本问题没有弄清楚。再加上人们对传统英雄崇拜心理的留恋，因此，这种革命英雄主义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而且，这种局限性所带来的危害也确实是不可低估的。

英雄崇拜心理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两种新的内容，一是对媒介英雄的崇拜；二是对集体（特别是领导集体，其中既包括政治集团的领导集体，也包括各行各业集团的领导集体）英雄的崇拜。

媒介英雄崇拜心理是随着人类个性的充分发挥，及传媒对人类的巨大影响而形成。就其实质来说，这是人类英雄崇拜心理的一种世俗化的重要表现，即人类对传统的高大全英雄崇拜心理的一种异化。

人们对集体英雄的崇拜心理，是基于当前社会的高度发展，单个个人的力量已经逐渐让位于群体的力量的特点而提出的。当前社会的各个领域的发展已爱步向人类表明，即使是像科学研究成果这样曾完全依赖于某一科学发明创造的领域，也越来越明显地为群体力量所代替。这主要是由于人类科学知识经过科学的分化之后（科学研究、创造的成化，即科学知识分科的精细化，曾使各个精细的学科涌现出数以千计的科学家），又逐渐地出现了高度综合化的趋势，这种高度综合化的科学研究任务，是不能由仅掌握几门科学知识的个别科学来胜任的，这就需要科学家之间通过合作，才能在各个领域有所建树。这样取得的科学成果，不可能是某个科学家个人的功劳。如果说是由某个人来牵头才是比较合乎客观实际的。这种现实情况不可能再突现出个人的绝对权威性，因此也就很难再形成对某个人的崇拜。科学研究是这样，其他领域，其中包括政治领域，也无不如此。因此说，对群体英雄的崇拜现实，已向人们昭示了一种新的崇拜心理的形成。

第二章　偶像崇拜心理

偶像崇拜是由图腾崇拜和神灵崇拜发展而来，是把被崇拜的神灵偶像化，给他们塑造形象，并施以崇拜。

大量文物资料证明，在卢旺达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偶像，可能是最早的神灵偶像。当代的人们走进寺院庙宇中时，殿堂内的各种神像，也是古人留传下来的各种神灵偶像。无论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当人们向偶像献上丰厚的祭品顶礼膜拜时，不论怀有怎样的意图和目，心情都是十分虔诚的。这种对偶像的虔诚不仅能获得一时的心理平衡，而且当离开殿堂，回到日常生活中时，在偶像面前的虔诚的心情表达的某种希冀，仍然使内心感觉出一种平衡。

当人们所崇拜的神灵没有被人们用泥塑、石刻或木雕现出形象的躯体时，人们各自心目中神灵形象一般来说是模糊的、不统一的。人们虽然可以相信这些鬼神的存在，并且有着巨大的威力，但并不能具体可感到相对统一。而一旦用物质材料将这些神灵塑造出来，就会产生更进一步的心理效果。神灵以偶像的形式存在于现实当中，这些偶像就能散发出某种神奇的力量。这种看不见的能量，实际上是人们心理意识的曲折反映。当人们在殿堂里虔诚地祈祷时，一无所知的神灵偶像（塑像），正是通过人们的心理意识折射发挥出神奇的能量，人们就是借助这种能量来进一步安慰自己的心灵，预卜吉凶。而人们又根据自己的成功与失败，更加相信这些偶像的作用，即神灵的真实存在及其神奇的力量。

面对具体可感的神灵偶像，人们分明清楚地知道是泥塑的、石刻的、木雕的或金银铜铁铸造出来的，但这些偶像一旦树立起来，就不再是普通的、毫无神灵之气的泥、石、木、金银铜铁了，而是一方神灵，有一种为人看不见却又能感觉到的巨大的神秘力量。尤其是一些偶像崇拜心理比较虔诚的人，更是相信那些神灵偶像惩恶扬善，解救万民于苦海之中的神秘能量。而且还能感觉到，这些神灵偶像是在时时刻刻监视、评判着自己的善恶功过，而且可能会随时随地降灾或赐福。

是的，有些偶像崇拜心理比较虔诚的人，会真的感觉自己默默表达的某种欲望和希冀，在现实生活中获得了现实。而且还时常可以听到人们有根有据地讲述，甚至举出亲身经历的事情来加以佐证。这些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形成的偶像崇拜心理的反映。

偶像崇拜剔除了自然崇拜的因素，表现出的崇拜心理基本上是人对自身的灵魂、祖先的崇拜。又由于偶像是神灵造形，便被认为有神灵附于其身。这既能让人们制造偶像，又不允许人们随意亵渎偶像。由于偶像具有了人的形象，使人们自我的神灵崇拜在内容和形式上统一起来，更增加了崇拜心理的直接性和严肃性。再加之偶像造形经过了艺术的虚构和夸张，使偶像更加增强了可信性（艺术虚构和夸张的本身就是对偶像的一种再创造，而且是一种符合心理要求的再创造），这就使偶像有了空前的威慑作用和让人信仰的力量，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崇拜心理。如果说现代人在搞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那么偶像崇拜则是人类最大的一种公式化、概念化。

偶像崇拜心理衍化过程及心理效应因素

偶像崇拜心理衍化过程

偶像崇拜心理是在图腾崇拜、神灵崇拜心理基础上发层起来的一种崇拜心理，而且在其衍化过程中，是与图腾崇拜和神灵崇拜交织在一起，共同促进和发展的。

从旧石器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一些偶像看，先是动物的居多，逐渐有人兽合一的，或半人半动物的。而到后来，更多的是人形的。

伏羲和女娲在汉代时，其偶像形象是人首蛇身的造型，经过漫长的岁月，到了唐代，则从人首蛇躯变成了完全的人形。这种变化是以其社会原因作为基础的。

从汉化到唐代的漫长岁月，是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的时代，在这一雄浑的背景下，优羲和女娲的关系从兄妹、君臣变成了夫妇和人类的始祖；从人首蛇躯变成了完全的人形。与此进程同步，出现的是他们神话地位的不断升高。伏羲在汉代以后受到越来越盛的崇拜，在从李唐王朝至清代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他在国家祀典里占有稳固的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形偶像越来越多。这表明，在偶像崇拜的意识中，人类对自身神灵偶像的崇拜，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也获得了主导性的地位。这其实就是朦朦胧胧地透露出，人类对异已力量的神化在逐渐减弱，而逐渐开始对人自身的关注。

在早期的偶像中，以女性形象为主的倾向也是异常明显的。现在发现的最早的人体浮雕偶像，是法国洛塞尔执牛角裸女像，距今约3万年。与之稍晚一些的另两具裸女偶像是“温林多府维纳斯”像和法国加龙洞穴中的裸女像。在中国辽宁喀左东山嘴出土的红山新石器时代的裸女像也与洛塞尔女像有近似的特征，只是后者为主体偶像。这些神灵偶像与现代原始部族雕制和供奉的女神像，在造形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十分注意突出女性的乳房、腹部、臀部等第二性征的部位。这又向人们表现，神灵偶像之多为女性，反映了当时妇女在社会、经济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在母权社会中，人类只知其母，难知其父，女性偶像也就当然要占居主导地位了。至于突出女性的第二性征部位，这直接反映了人们对女性生殖功能的崇拜。人们体会到生养自己的女性及其特殊部位的依赖关系，故而突出这些第二性征部位。这是人们对生命生产的崇敬之情。同时，神灵偶像中以裸女为多且突出共生育功能的特征，是原始人类对生命生产与物质（动、植物）生产的一种联想，以此祈望丰产、丰收。因此说，从一定意义上讲，女性神灵偶像的崇拜，又是对“丰产女神”的崇拜，是从功利意义上去崇拜自己的祖先的。

随着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换，男性神灵偶像逐渐增多，而且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日趋多样化。与女性偶像增多，而且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日趋多样化。与女性偶像相比，后来居上的男性偶像的造形，添加或突出了生产劳动、为社会事物等方面所需要的神奇力量的形象。如能驱除邪恶的凶恶面貌，能战胜一切的具有三头六臂的超人形象，能呼风唤雨、移山填海的神奇形象。到了后来，神灵偶像上又添加了各种各样的灵物、法宝等。

偶像崇拜同灵物崇拜有许多方面是相似的，只是偶像崇拜的对象是经过人工加工，把神灵形象化、固定化而已。经过人工加工之后形象化了的崇拜对象，确有使人对神灵威力加强信心的作用。

对崇拜偶像的阿拉伯人来说，一个最古老的普遍受到崇拜的对象黑石，它安放在麦加的一个叫做卡巴的圣堂里。西尔弗斯特·德·萨西说，很可能这块黑石是一块陨石。这块陨石是神圣的，披着苏丹王年年给它奉献的黑色外衣。它约40英尺高，有两圈环形柱子，有几排花灯和精致的装饰品。在夜晚，这些花灯被点亮，在星光下闪闪发光。这是最古老的过去的一个真正的遗迹。它是所有伊斯兰教徒的朝拜方向。从德里到西非的整个穆斯林世界，无数祈祷者的眼睛每天五次朝向它——人们居住处的一个最高贵的中心。

偶像崇拜的对象是发展的，有些地区后来甚至出现了同僧侣相合的偶像，例如有一种巨大的、中空的偶像，人们在向它供奉主祈祷时，藏在偶像里面的僧侣代替偶像对供奉者提出的要求进行答复。这种作法无非是企图增加人们对神灵的崇拜心理。这种作法与后来主教或牧师在密宝中与信徒交谈可说是一脉相承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偶像崇拜的发展历程和承传关系上。

偶像崇拜除了人工塑造出来的统一的、固定化的崇拜对象的物质形象外，还有一定的统一、固定化的仪式相随。这既可以看作是与偶像相配套的一种形式化、程式化的内容和形成，又可以看作是对偶像化的一种维护。很显然，只有偶像是达不到对偶像化的一种维护。很显然，只有偶像是达不到对偶像崇拜目的的，只有通过这些只有少数人掌管的仪式规定，才能沟通崇拜者与崇拜对象（偶像）的关系，才能真正达到偶像崇拜的心理目的。

作为当代人来说，对于神灵偶像的崇拜已经成为历史。但是，由于神化英雄崇拜心理的出现，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偶像的崇拜并没有绝缘，仍然有种斩不断理还乱的情绪缠绕着人们的心理。而这种心理在适当的社会环境下，又会成为一种急剧膨胀的心理。有时，这种心理会上升为一种疯狂的状态。

当然，当代人为自己所崇敬的人化英雄人物塑造平面或立体形象，一方面是对他们的缅怀和景仰，同时也是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精神。但是，由于传统的偶像崇拜心理的影响，也就或多或少地存有将这些人化英雄作为偶像来崇拜的心理。这种心理如果仅仅是历史性地遗留下来的一种传统，倒也无妨。如果发展到人为地加温升热，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偶像崇拜的心理效应因素

偶像崇拜心理能够产生主宰人类命运的神奇力量，除了有其意识、观念、政治方面的因素外，其直接的心理因素也是不容否定的。这种心理因素主要是指在记述崇拜心理来源时所谈及的“晕轮效应”。“晕轮效应”是人们在潜意识作用下认识事物的一种规律。在偶像崇拜心理中“晕轮效应”的特性又集中地以“杯弓蛇影”本来是个著名的寓言故事。说的是应彬在汲县任县令时，一日，县主簿杜宣前来拜见，应彬请他喝酒。此时，北面墙壁上悬挂着一张红弩的影子恰好照在杜宣手中的酒怀里，形状如同一条蛇，杜宣心中又害怕又厌恶，却又无法推辞，不得不喝下了这杯酒。杜宣回去后，当天就觉得胸腹疼痛难忍，以至日后饮食不进，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他请了许多大夫，用各种方法治疗，都不见效。后来，恰巧应彬有事路过杜宣家进去看望，见他十分瘦弱，便问是什么缘故。杜宣此时再也不想隐瞒，只好实说实说：“我厌恶酒杯里的那条蛇，它进到我的肚子里去了。”应彬当时心理很纳闷，回到了县衙门，想了很多，百思不得其解。无意间一回头，看见了墙上挂的那张弩，一下恍然大悟，心想一定是它在作怪。应彬派人到杜宣家，请他到原来渴酒的地方，重新摆上酒。这时，酒怀中又出现了蛇的影子。应彬对杜宣说：“那是墙上弩的影子，并没有其他的东西在作怪。”杜宣这才一下消除了疑团，非常高兴，病也从此痊愈了。“蛇”是虚纪的，但墙上的弩却是实在的，杯中的“蛇”正是墙上挂着弩的投影。当人们在殿堂中虔诚的祈祷时，一无所知的神灵塑像，正是通过人们“杯弓蛇影”的心理效应的作用，感应到神灵的真实存在。封院道观里那些被人们塑造出来的神灵偶像的存在，也是通过人们“怀弓蛇影”的心理效应（实际是晕轮效应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幻化成的神灵。所以，人们对偶像的崇拜心理，是有其心理因素作为前提条件的。

在晕轮效应的泛化和扩大化的作用下，人们自身的偶像崇拜心理也在不断地泛化和扩大化。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但不再去崇拜神灵偶像，也不再去规规矩矩地崇拜所谓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偶像。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将偶像崇拜转化成世俗生活中的一种心灵寄托。偶像也似乎不再离人们那么遥远，只有在刻意追求某种事物时，心中就会浮现出所尊敬的某个人物的形象，并对这些尊敬的人物产生憧憬，使之成为偶像人物。于是青春偶像、银幕偶像、生活偶像、学习偶像、服装偶像等等，如同院道观中的千佛万神，一起充斥到生活中来，任人们自由挑选、随意膜拜。

偶像崇拜的世俗化，最明显的是一些青年人，他们将影视名星、歌星、体育名星、科学家、模特等等人物形象的照片、画像、石膏像挂在自己的房间，摆在床头或柜橱上，这是一种世俗化的偶像案拜心理和行为。当然，既或人们对偶像再世俗化，也不会无缘无故地将任一偶像拿来崇拜。偶像必然是有魅力的，而且这种魅力往往不能等待时间与历史的检验，只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能吸引群众，征服现实，形成一股潮流，就必定有人捧他为偶像，并真诚效仿。但是，不管人们崇拜偶像的心理如何的泛化、扩大化、世俗化，偶像必须是在自身的条件构成上具有一定吸引人的魅力时，其地位才能得以肯定。

社会的多元化导致人们选择的多样化，流行的浪潮不断翻新，也就是促成偶像人物千变万化。世俗化的偶像人物与传统的偶像人物相比，虽然不能如传统偶像人物那样长久和相对统一，但却更贴近人们。其实，偶像本身就是人们自身的反映，是人们理想和希望的反映，也是压抑和不满足的反映。所以，世俗偶像使人们更多地看到了自己自身的潜能和力量。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进化。

偶像崇拜与榜样学习

青少年偶像崇拜与榜样学习的主要理论和研究

心理学认为，偶像崇拜是个人对其喜好人物的社会认同和情感依恋。偶像崇拜是青少年发展的标准方向，因为青少增强的欲望行动不能只指向父母及同辈人，也需指向像偶像这类较远的人。偶像崇拜是一种对幻想中杰出人物的一种依恋，这种幻想常被过分的强化或理想化了。偶像崇拜理解为个体将儿童时期对父亲之养育式依恋转移到青少年时期对异性的浪漫式依恋的一种表现。就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变化而言，偶像崇拜可以是青少年自我确认的重要手段。青少年需要从对不同杰出人物的认同和依恋中肯定自我的价值。青少年从自我迷茫和自我确认的拖延状态中走出来，时常需要经历一些冒险，也不接受任何说教如过早的自我确认。在这当中，对一些成年或同龄的偶像认同可使青少年寻求更高的价值并为进入成年角色做好准备。

在美国的调查表明，影星占据了美国年轻人偶像崇拜的主导位置。还有许多青年人把摇滚歌星视作自己的“绝对英雄”。有人要求60个5年级、8年级和11年级的学生描述自己最喜欢的名人以及他们想与这些名人建立什么关系。他们从中鉴别了两种偶像依恋的类型，浪漫式依恋（希望成为该名人的恋人）和认同式依恋（希望成为该人那样的人物）。在香港，比较了77个16岁以下的影迷俱乐部学生和128个同龄的非影迷俱乐部学生，测量他们的自尊和自我负评估程度。结果表明，与非影迷俱乐部的同伴相比，影迷俱乐部成员们自尊程度更低，且更具自我负评估。参与影迷俱乐部的活动可提供给这些青少年相对稳定的同伴关系、地位尊重物价值参考，可使他们相对提高自我评价。特别是对较为敏感的青少年来说，这种影迷俱乐部的自我确认作用更显突出。调查了2500个香港的青少年，发现依赖偶像作为其道德判断标准的青少年更可能发生过失行为，也更不喜欢接受正面的道德观念，且缺乏解决问题的自信。

这些调查表明，青少年时期的偶像崇拜一方面可导致对偶像的过分认同和依恋，另一方面可以补偿青少年个体化过程中表现的一种遥亲感，以补偿脱离对父母的依赖而产生的情感真空。但这种遥亲感的达于理想化或浪漫化可使青少年对其偶像想入非非，做出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另一方面，榜样学习也可对青少年成长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榜样学习的理论当中，有两种理论占主导地位：精神分析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精神分析论理认为对适当的父母性人物的认同对于儿童的自我发展很重要，儿童不断地模仿并认同父母的态度和价值，会有助于其个性的发展。还有人认为，榜样可作为一个可靠的基础，推动青少年自我的探索和认识。缺乏这样一个可靠的基础，青少年可能会出现，忧虑、恐慌，并做出不成熟的自我表现。社会学习理论则强调模仿和榜样学习在帮助人们获得知适当社会技巧时的重要性。许多研究表明，当儿童认同某一个适合的人物时，榜样的积极作用就增强了。而替代学习也能使人们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是否受到强化或惩罚来调节自我的行为。榜样学习被证明在教授学生掌握新技艺和行为时特别有效。对于那些怀疑自己学习能力且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他们与那些成绩欠佳却不断努力而最终掌握知识的学生在一起。而就青少年自我确认来讲，对一些著名人物的认同可促进年轻人的自我思考与励志。在这种意义上说，把认同等同于模仿，但也有其他的心理学家认为认同经模仿能促进青少年的个性发展。

总而言之，在青少年偶像崇拜中，偶像与榜样密不可分。但一般说来，偶像在青少年自我发展中只是个过渡性现象，颇具戏剧性和幻想性效果；而榜样则更具实用性、现实性和替代性功能，其作用与年龄和性别无特别关系。至于两者之间具体有什么异同，各自对青少年的自我成长起什么作用，尚缺乏学者予以深入研究。

偶像与榜样之间的比较

偶像一般是一种理想化、完美化、非凡化和浪漫化的形象，而榜样则是一种现实化、世俗化、功利化和平凡化的形象。

理想化：偶像崇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理想化，即对依恋对象的特质加以强化和理想化，这种理想化的社会认知会使青少年把其偶像及其特质想象得完美无瑕；浪漫化：偶像崇拜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浪漫化，即对偶像产生浪漫的幻想。这种浪漫情怀会使青少年沉湎于对其偶像的种种情爱假想，以此梦幻自己的爱情生活；绝对化：偶像崇拜的第三个特点是绝对化，即对崇拜偶像投以绝对的信任。它会使青少年对其偶像采取一种近似狂热的追爱和迷恋，以至于把他们看成是世上最完美的人物；现实化：榜样学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现实化，即对榜样的特质做现实性评估。它会使青少年积极认同那些可具模仿价值的人物，进面使其榜样认同深具世俗性和平常性；理性化：榜样学习的另一个特征是理性化，即对榜样的特质做理性的和功利性的评估。它会青少年不盲目认同、模仿那些与个人能力和志愿不相吻合的榜样特质，进而使其认同、模仿那些与个人能力和志愿不相吻合的榜样物质，进而使其榜样认同深具针对性和功利性；相对化：榜样学习的第三个特征是相对化，即对榜样的认识不极端化，而是相对性地看待那些值得自己学习的人物。它会使青少年较为冷静、客观地认同自己所喜爱的榜样，不盲目地模仿他们，并能认清他们的优缺点和特长。

调查表明，理想化和现实化，浪漫化与理性化，绝对化与相对化之间的确存在着预期的差异，其中理想化与现实化，浪漫化与理性化之差异更具统计显著性。此外，浪漫化和绝对化对于选择偶像比选择榜样重要得多，现实化、理性化和相对化对于选择榜样更重要。

总之，被试在选择偶像时对理想化、浪漫化和绝对化的社会认知明显高于其对现实化、理性化和相对化的社会认知。而在选择榜样时，被试对现实化、理性化和相对化的社会认知显然高于其对理想化、浪漫化和绝对化的社会认知。这一现象对男性群体来说，更为明显。

香港和南京两地青少年偶像和榜样选取之比较

香港和南京的高中生在选择偶像时，在理想-浪漫-绝对类型上选择的名人较其他任何种类都多。在香港大学生所选偶像中，近75%的人选和香港高中生所选偶像中86%的人选是理想-浪漫-绝对型名我。南京高中生所选偶像近80%的人选是现实-理性-绝对型名人。然而，南京大学生所选偶像中近80%的人选是现实-理性-绝对型名人（大学生18%，高中生39%）。由经推测当香港的青少年仍沉湎于对理想-浪漫-绝对型名人的崇拜时，南京的青少年已更多地选择现实-理性-相对型名人做为他们的生活榜样。

总之，香港的青少年比南京的青少年明显选择了更多的理想-浪漫-绝对型名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大学生选择偶像中近75%的人选仍是理想-浪漫-绝对型名人，这与南京大学生所同样选择的22%的人选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大概与香港的大量主张消费主义的文化有直接关系。

这些调查结果可归因于偶像崇拜对青少年成长的过渡性作用，即在青少年情感个体化中，需要将对父母的爱转向对他们更具感召力和浪漫的偶像人物身上；也可归因于青少年对偶像的过分理想化。此外，对理想-浪漫-绝对型名人的优先选择也可用社会认同理论来加以解释。该理论强调个人的需求，需得到社会的认同，而且不仅是个体的认同。由此，个体需要将他人作为偶像来认同自我，并为该偶像的社会团体所接受。联系到香港的青少年，有报告说，成为歌/影迷俱乐部的会员能增强会员的社会认同和自信心。

青少年偶像崇拜和榜样学习的两种社会学习和依恋的比较

偶像崇拜和榜样学习共同处在于对偶像或榜样的社会学习和依恋，其中包含了对崇拜对象的心理认同，行为模仿和情感依恋三个要素。所不同的是，这一社会学习和依恋可因青少年对其所崇拜对象之社会认知的取向不同，而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是以人物为核心的社会学习和依恋，另一种是以特质为核心的社会学习和依恋。下面分加叙述。

在以人物为核心的社会学习和依恋

青少年一般将其对偶像的社会学习和依恋定位在某个特殊人物身上（如某个著名歌星、影星和运动明星）。由此，青少年容易对其人采取一种颇为直觉的、情绪化和极端化的社会学习和依恋。这主要包括：

直接性模仿：是班图拉之社会学习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它表现为个体对其认同人物之思想行为的直接模仿。在社会学习和依恋中，它可表现为青少年对其崇拜对象在人生观念、言行举止乃至服饰发型上的直接模仿。如歌迷对美著名猫王、杰克逊、麦当娜和英国已故王妃戴安娜等人的服装、发型、化妆品及日常动作的迷恋和追逐。

全盘性接受：指青少年在偶像崇拜中，不加选择地认同其行为表现和价值观。即当一个人喜欢上某个偶像时，他会喜欢他（她）身上的所有品质。无论这些品质是否值得他喜欢，并甘心为他（她）而排斥对其他偶像的社会认同和依恋。如香港和世界各地的追星族常会为维护自己的偶像而不惜对其对立的歌迷、影迷和球迷们出言不恭甚至动武。

沉湎式依恋：指当事人对他人的依恋建立在对自我的负面评估和无用感之上的。据研究表明，沉湎式依恋之人很容易对他人产生依赖、敬仰之情，并以此作为自信心的指标。在偶像崇拜中，许多人常会对其偶像产生一种自贬式依恋。它具体表现为一个人越是敬仰一个偶像，就越感到自己渺注和无能。如每当有传闻某个著名影星亡故或误传亡故时，就会使某些歌/影迷痛不欲生，甚至意欲自杀。

这种社会学习和依恋很容易使青少年对其崇拜对像加以偶像神化，并产生某种光环效应，其根源在于调查中所验证的偶像社会认知中的理想化，浪漫化和绝对化的综合作用。其结果，它可导致青少年对其崇拜对象产生偶像迷恋。这突出表现为：

浪漫式依恋　指青少年对偶像的依恋是以浪漫情怀为基础的，它突出表现在崇拜对象的迷恋中充满了情爱甚至是性爱的幻想。香港和世界各地的偶像调查表明，对异性名人的浪漫性依恋是青少年偶像崇拜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且女性的浪漫式依恋一般高过男性，年龄越轻就越爱听情歌。

高明星消费　是青少年崇拜的一个直接指标。青少年无论是直接地参与事关自己偶像的活动（如音乐会、演唱会、电影、体育比赛、演讲等活动），还是间接地消费事关自己偶像的物品（如唱片、录影带、图画、衣物、相册簿、歌/影迷会等），都需要大量的开销。有调查表明，有些香港青少年在自己偶像身上花费的开销可占他们零花钱的60%以上。

低自我信念　与高偶像崇拜似紧密相联。过高地评估他人的价值，理想化其对个人的影响都势必会使当事人降低对自我的信念和信心。有研究表明，香港中学生中的追星族与非追星族比较起来，前者的自信心水准要低于后者。

浪漫幻想　对自己喜欢的异性偶像产生浪漫幻想也是青少年偶像崇拜中的常见现象。从把异性偶像当作一般的梦中情人到久久地加以痴迷，浪漫情怀可以是偶像崇拜的巨大动力。有研究表明，浪漫幻想是青少年偶像崇拜的主要动机之一。

虚荣满足　从偶像崇拜中获取自我虚荣心的满足也可以是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动力。无论是想象自己能像崇拜对象那样富有和出名，还是梦幻自己可以成为偶像的密友，对偶像的虚荣心都可推动青少年从事其追星族活动。有研究表明，虚荣心得以满足可以是青少年偶像崇拜的重要动力。

自我迷茫　指对自我的认识含混不清。当一个青少年沉湎于对某（些）个偶像热烈的梦幻和追逐当中，很难想象他会积极追求自我的变化和成长。所以，自我迷茫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抬高别人，贬低自我有关。

总之，以人物为核心的社会学习和依恋可导致对偶像/榜样的一种直观的、非理性的、神秘化的和神圣的社会认知，它可致使青少年因过分依恋偶像的外表因素而对个人的自我成长带来某些消极的影响。

在以特质为核心的社会学习和依恋

青少年一般将其社会学习和依恋定位在某些成功人士的特质上面（如对成功人士之人格特点和自我励志精神的认同）。由此，青少年易于对其崇拜对象采取一种较为理性、实用和非情绪化的社会认同和依恋。

综合性模仿　是班图拉之社会学习理论的另一重要概念。它表现为个体对其榜样之思想行为采取综合性模仿。在社会学习和依恋当中，它表现为对崇拜对象之内涵因素的综合性认同和模仿。如美国电脑大王盖茨和香港名商人李嘉诚对许多大陆和香港的青少年来讲，是事业成功和奋力拼搏的典范。他们对这类社会名人的认同和依恋主要体现在其人格因素上。

选择性接受　指青少年在对其崇拜对象的社会学习和依恋上，有选择地认同其行为表现和价值观。由此，当青少年认同某个崇拜对象时，他不会盲目地喜欢他身上的所有品质，也不会将其作用凌驾在其他偶像之上。如香港有的青少年在欣赏四大天王的才艺时，会采取就事论事的方法，分别欣赏其最突出的歌曲，而并非要认定某中其个人去排斥其他三人。

稳固式依恋　指当事人对他的依恋是建立在对自我的正面评估和人际关系自如感。据研究表明，稳固式依恋之人虽愿意与他人交往，却不会因此降低对自我的信念。在对崇拜对象的社会学习和依恋中，青少年不会因敬仰他人就贬低自我。相反，会推动当事人努力去向自己敬佩的人物看齐，把他（她）当作自我成长的一个永久性指标。

这种社会学习和依恋很容易使青少年对其崇拜对象加以榜样认同，并产生某种聚焦效应。这种榜样认同的根源在于调查中所确立的榜样社会认知中的现实化、理性化和相对化的综合作用。其结果，青少年可通过偶像/榜样认同而促进其自我成长。这突出表现为：认同式依恋　指青少年对偶像的依恋是以思想认同为基础的，它突出表现为表少年对某个崇拜人物的依恋中充满了想获得类似成功的愿望。有调查表明，对社会名人的认同式依恋会推动青少年的自我确认和励志，在这当中，男性的认同式依恋一般高于女性。

低明星消费　中青少年理性化看待崇拜对象的一个直接表现。由于青少年看重的是偶像的内涵的特质，面非其表现形象，所以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消费事关自己崇拜对象的活动或物品并非重要。重要的是从其人的特质认同中吸取自我成长的养分。

高自我信念　是偶像崇拜正面影响的表现，也是榜样特质认同的直接体现。青少年通过对杰出人士之成功因素的认同，激发自我成长的动力，是偶像崇拜之理性化、成熟化之突出表现。

个人成长　是榜样特质认同的另一直接体现。青少年可以从不同的偶像中吸取自我成长的养分，进而不断地完善自我。有研究表明，追求自我成长是成熟的偶像崇拜的重要指标。

自我达成　指完成了对自我的确认，并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人生目标。在偶像崇拜中，完成上述之各项指标，可大力推动青少年对自我的确认，使不同偶像的出现成为青少年自我成长路途中的一个个路标。

总之，以特质为核心的社会学习和依恋可导致对崇拜对象的一种理性的、功利性的、实事求是的社会认知，它可使青少年积极认同崇拜对象的内涵因素，从而促进个人的自我成长。

第三章　明星崇拜心理

20世纪80年代，生活在东方大地上的中国人，短时间内经历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变革，惊喜地发现自己正生活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这是一种崭新的、充满活力的、生气勃勃的、富有挑战性的真正的新生活，这是在全世界都在寻求新生活和新的发展的广阔背景下出现的新生活，随着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剧烈变革，除了高耸入云的建筑物，纵横交错的立交桥，琳琅满目的各色商品，潇洒流行的各种服装，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人们内心深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人们心目占崇拜的偶像不再是固定的那么几位，而是各自心目中都有了自己崇拜的新偶像。追星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并且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追星现象并非是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所独有，而是一种世界性的思潮。也就是说，明星崇拜在现代社会中已成为一个十分醒目的标题。追星族们对其心目中偶像的崇拜类似于崇教崇拜那样热情、痴迷、狂热和执着，这就不能不让人要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社会心态呢？

明星崇拜的缘起

自始到今，人类已历经自然崇拜、图腾崇拜、英雄崇拜和明星崇拜四个过程。明星崇拜是上世纪20年代随着西方电影业的兴起、明星和明星制的出现而出现，并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和大众文化的发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崇拜，是大众社会崇尚世俗的消费主义的表现之一。中国大陆的明星崇拜尽管早在“五四”心后随着西风东渐和国内电影业的诞生就已出现，但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落后以及与明星崇拜息息相关的大众传媒尚不发达和普及，只能说是处于萌芽阶段。后来，因新中国的建立和随之而文化政治化，尚处萌芽阶段的明星崇拜也就中途夭折了，取而代之的是长达30年之久的领袖崇拜和英雄崇拜。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陆明星崇拜现象是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和港台大众文化移入后衍生出的新事物，与我国早期的明星崇拜之间并无太大联系。由于国内先前文化背景的后继影响以及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对大众文化超前性的制约，大陆的明星崇拜相对于港台和西方而言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皆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具体体现在大陆追星族的年龄层次较窄，主要集中在城市中的年轻一代，尤以中学生为主；追星族的追星行为尚不及西方狂热；明星效应对大众的影响范围较小，等等。但尽管如此，明星崇拜已经对我国社会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追星族较为明显的追星行为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社会后果；一是指大众的日常生活受到明星效应潜称默化影响的普遍趋势。这二者从本质上皆反映了文化对社会的导向性作用。正如杜维明所说，在社会系统中，如果说经济的作用是动力性的，那么文化的作用却是方向性的。明星崇拜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无论是对于追星族还是对于社会大众而言，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价值导向作用，而这种价值导向作用反过来又作用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因此，明星崇拜不仅仅是对追星族本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已渗入了社会有机体的内核，具有深远的意义。

明星崇拜具有社会心理现象和社会文化现象的双重性质，它的研究涉及到多个学科领域。国内有关明星崇拜的研究主要在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三个领域，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明星崇拜产生的原因、明星崇拜现象的现状思考、有关追星族和追星热的对策。这些研究为我们认识和研究大陆明星崇拜开创了启蒙之先河，且其中不乏力作。

“对明星崇拜”的界定

明星崇拜这一术语是20世纪以来出现的新概念，因为作为被崇拜的对象——明星——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在崇拜这一概念系统内，明星崇拜是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神灵崇拜、英雄崇拜等按崇拜的对象进行分类的种种崇拜相对应而存在的。明星崇拜既是一种偶像崇拜，又是一种英雄崇拜。具体地说，明星崇拜是一种对“传媒英雄”的崇拜。发了疯似的“追星现象”在全世界的流行蔓延，并非空穴来风，自有其现象出现的深刻本质和缘由。其中与明星和明星制的产生有着直接的血缘。自好莱坞精明的制片商推出明星制以来，明星们就大有取代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在人们心目的地位和趋势。

明星是现代大众媒介的产物。明星的巨大魅力使得电影等高风险投资成为一种保险阀，于是，影视业的职业运动等行业普遍推出明星制，突出明星的地位和作用，以使明星的名气更大，以便为本行业的高风险投资带来更大的保险能力。于是乎在大众媒介高强度、高密度的宣传下，明星们获得了异乎寻常的知名度，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性人物。

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摄制技术和制作技术的提高，电影逐渐成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最普遍的商业性娱乐形式。这时期出现的大型故事片，确立了电影在娱乐业的地位，并把电影转化为一种大众媒介。而精明的电影制片商们在电影业诞生的初期，就开始从观众对角色和演员本人的认同感中找到了一条吸引观众和稳定票房的手段——明星制。所谓明星制，就是以明星为台柱子，希望以明星的影响力来吸引更多的观众的制度。明星的巨大魅力为电影这项高风险的投资行业找到了保险阀。于是，电视和职业运动等其他行业也纷纷效仿推行明星制。明星因此作为大众社会的产物代替了昔日的英雄人物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焦点人物。对明星的崇拜也就成为了现代社会和普遍现象。尽管明星的外延不时被人们扩大，但影响范围较广，持续时间较长的却是来自演世界和体育界的明星，明星崇拜也主要是对来自上述领域内的影响明星、歌星和体育明星的崇拜。

所谓明星崇拜，就是指在现代传媒社会中，在大众媒介的运作下，人们对于自己认同的演艺界和体育界中的焦点人物所表现出的极度喜欢、欣赏、佩服等情感以及由此引发出的种种行为表现。

实际上，是观众促成了第一批电影明星的诞生。他们不满足于只见演员其形却不知其名的状态，便用制片厂的名称为自己喜欢的演员命名。精明的制片厂老板就是由此预见到出名的演员可能带来巨大利润，于是，就开始有意培养电影明星，并推行明星制。而且这种所谓的名星制又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而且策划的水平也越来越高。如，制作公司根据一些明星的气质和戏路，辅之以专门的创作班子。从剧本到角色形象、到宣传，充分突出明星的作用。而电影史上推出的首位明星，又完全是一种类似欺骗的计谋。1910年，美国独立电影公司的负责人卡尔·兰姆利为了替自己的影片作宣传，就在当时的《电影世界》杂志上故意刊登该公司台柱演员弗洛伦斯·劳伦斯死去的消息。接着，他又同甘共苦贼促贼地宣传：劳伦斯死亡的消息是一则十足的谎言，是独立公司的敌人恶意中伤，兰姆利随后又安排劳伦斯和她的经纪人在圣路易大车站与观众见面。作为观众来说根本不知道这是像演电影一样地在作戏，结果在安排见面的当天，充满好奇心的人挤满了车站。这一下让劳伦斯成了大名人。并因此而成为电影史上第一个受到狂热欢呼的明星。作为当时的背影来说，兰姆利别出心裁的计谋确实为以后的明星制的产生提供了一种不可多得的策划模式。于是在1927年，随着几家主要的有声电影制片厂在好莱坞建立，明星制开始真正确立。明星制为电影业解决了一个根本问题，即当为提高影片的质量和效果，在投资了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风险后，票房效果如何，主要取决于对明星所进行的高强度、高密度的宣传。这是电影业巨大风险性投资的最佳保证。于是后来对明星制的运用就高招叠出，其中包括最有效的明目繁多的电影奖的设立，如最权威、影响最大的电影奥斯卡奖。其实，观众的认同才是明星产生和存在的重要因素，但制片商不会总是被动地等待明星自然而然地出名。实际上，明星是被制片商精心炮制出来的。好莱坞有个笑话，一名影片公司老板对某些由他炮制出来的明星不知感戴德很有意见，他说：我从来没有遇见一个知道领情的电影演员。那些明星居然相信起自己的宣传广告来了，要知道是伟大的片子造就出大名星。把你的妈或姑妈送来，我照样可以让他们成为名星。

不管明星是如何产生的，都仅仅是一种包装和人工损制作的手段，这种手段也仅仅是明星的产生创造了一定条件，而一个明星要真正成为明星，主要取决于明星的水平和广大观众的认同。

在影视明星制的带动下，随着通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广播、电视成为歌星走红的主要媒介。在歌星中，以演唱流行歌曲出道的占了绝大多数。流行歌曲又称通俗歌曲，就是好些词曲通俗流畅，为大众广泛传唱的歌曲。它与各民族的民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民歌是流行歌曲的前身。唱歌是人类最基本的爱好之一，只要高兴，都会哼几句。歌曲的前身就起源于劳动中的号子，即人类在劳动中表达情绪情感的一种本能的方式。人们唱歌虽说有动听不动听之分，但学会一首歌绝不是什么难事。何况流行歌曲又是一种简单易学的歌曲。流行歌曲的广泛参与性，更符合现代社会追求平等的意识。特别是当日本人发明了卡拉OK，更使流行歌曲如虎添翼，使跃跃欲试者越发地多起来。由于卡拉OK，更使流行歌曲如虎添翼，使跃跃欲试者越发地多起来。由于卡拉OK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掩盖嗓音条件的不足，就越发增添了流行歌曲的参与性。这样一来，就产生了数也数不清的歌迷。因此歌星也就越来越吃香，越来越走红。

歌星的制作除有影视名星一样的运作方式外，又有其自己独特的运作程序。在国外，大致是由“星探”先到处寻觅有发展前途的歌手，再由唱片公司根据其嗓音特点和表现力为其创作适合其路数的歌曲。然后经过精心包装，大肆宣传，以将其推上顶峰。

以球迷为核心的对于体育明星的崇拜，其背后当然也掩藏着一些动作过程。体育动作原本是一种以健身为目的群众性娱乐活动。体育运动要展示的是人类的体魄，勇气和力量，因此在强调参与的同时又强调竞争。而竞争性无疑上体育最吸引人的地方。原本意义上的体育活动是一种业余时间进行的游戏。作为国际性的体育组织奥委会必须是非盈利组织，并要能抵抗政治、宗教、商业的影响。但是，20世纪以来，特别是随传播媒介的介入，体育和政治、商业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这就导致了“金牌战略”，即把体育重点和体育经费集中于少数能获得金牌的明星们。而体育与商业的结合又形成了运动员的职业化，使体育运动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这就是使明星的作用理加突出了。

体育运动的竞争性要求有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体育明星，一个没有明星的运动项目是不可能有吸引力的。这样也就使体育明星们成了英雄，成了偶像，于是也就使对体育明星的崇拜心理越来越升漫，以致出现狂迷或疯迷的现象。而这背后，体育明星的运作也自然是新招、怪招叠出的。

在传媒英雄或偶像中，又逐渐多了一个新人，这就是节目主持人。有人曾开玩笑地说：如果总统和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站在一起，人们不会问“站在总统身边的那个人是谁？”而是问：“站在主持人身边的那个人是谁？”随着电子媒介的发展，节目日趋栏目化，而每一种栏目都有其各自的主持人。节目主持人以其独有的魅力，如敏感的反应、犀利的分析、生动的串连，通过广播电视的媒介，直接面对广大听众、观众，影响越来越大，大有盖过影视明星的势头，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新偶像。

由于节目主持人不仅仅取决于一般性的表演，还取决于各种知识素质，因此，这种新的偶像无颖会引起一些的新崇拜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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