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月
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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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丰富形态试读：
前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可见，美丽中国，是环境之美、时代之美、生活之美、社会之美、百姓之美的总和。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紧密相连，建设美丽中国，其核心就是要按照生态文明要求，通过生态、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建设，实现生态良好、经济繁荣、政治和谐以及人民幸福。
悠久的中华文明历史，从来就蕴含着深刻的发展智慧，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是把我们人类看作自然世界的和谐组成部分。在新的时期，我们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是对中华文明的大力弘扬，我们要用勤劳智慧的双手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我们民族永续发展的中国梦想。
因此，美丽中国不仅表现在江山如此多娇方面，更表现在丰富的大美文化内涵方面。中华大地孕育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华大地之魂，二者完美地结合，铸就了真正的美丽中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滚滚黄河、滔滔长江，是最直接的源头。这两大文化浪涛经过千百年冲刷洗礼和不断交流、融合以及沉淀，最终形成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最辉煌最灿烂的中华文明。
五千年来，薪火相传，一脉相承，伟大的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而从没中断的古老文化，并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广博性，并充分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和神奇的文化奇观。中华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到我们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的根和魂。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各族人民五千年来创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内容包罗万象，浩若星汉，具有很强文化纵深，蕴含丰富宝藏。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建设更加优秀的新的中华文化，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
总之，要建设美丽的中国，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首先要站在传统文化前沿，薪火相传，一脉相承，宏扬和发展五千年来优秀的、光明的、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和自豪的文化，融合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向世界和未来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文化价值与文化风采，让美丽中国更加辉煌出彩。
为此，在有关部门和专家指导下，我们收集整理了大量古今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特别编撰了本套大型丛书。主要包括万里锦绣河山、悠久文明历史、独特地域风采、深厚建筑古蕴、名胜古迹奇观、珍贵物宝天华、博大精深汉语、千秋辉煌美术、绝美歌舞戏剧、淳朴民风习俗等，充分显示了美丽中国的中华民族厚重文化底蕴和强大民族凝聚力，具有极强系统性、广博性和规模性。
本套丛书唯美展现，美不胜收，语言通俗，图文并茂，形象直观，古风古雅，具有很强可读性、欣赏性和知识性，能够让广大读者全面感受到美丽中国丰富内涵的方方面面，能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豪感，并能很好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创造未来中国特色的先进民族文化，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梦想。
票号汇兑
票号最能体现晋商的经济活动。票号是近代银行产生之前的重要金融机构，在我国金融发展史上曾经起重要作用。事实上，票号就是晋商发明的金融货币。
在山西商人从事对外贸易的过程中，票号无疑起了巨大作用。可以说，山西票号是我国最早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并把分支机构直接设在国外的金融机构。
晋商还通过在国内各大商埠如广州、上海等地设立分支机构，直接为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中外商人提供金融汇兑服务，大大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
晋商的兴盛与衰落
山西人的商业活动由来已久，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猗顿这样的富商。他多种经营的方式对后世影响很大，至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逐渐以货币经营资本垄断我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并插足于亚欧市场。
清末民初，随着突如其来的战乱，晋商走向了衰败。
山西人以善于经商闻名天下，素有“晋商”之称。在我国古代商业历史中，晋商无疑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章。
山西商业传统历史悠久，早在远古时期，山西南部就有“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交易活动。
春秋战国时期，活跃在河东地区的猗顿，涉足盐业和畜牧业，成为著名大商贾。
猗顿原是鲁国一个穷困潦倒的年轻人，饥寒交迫，艰难地生活着。正当他为生活一筹莫展的时候，听说越王勾践的谋臣范蠡在助越灭吴，辅成霸业后，便弃官经商，19年间获金巨万，遂成大富，因号“陶朱公”。猗顿羡慕不已，试着前去请教。
陶朱公是根据猗顿当时十分贫寒，没有资本，无法经营其他行业，便让他先畜养少数牛羊，渐渐繁衍壮大，日久遂可致富。
于是，猗顿按照陶朱公的指示，迁徙西河，就是现在的山西省西南部地区。当时，这一带土壤潮湿，草原广阔，水草丰美，是畜牧的理想场所。由于猗顿辛勤经营，畜牧规模扩大，为当时畜牧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同时，为他积累了商业经验。
在经营畜牧的同时，顺便用牲畜驮运一些池盐，连同牲畜一起卖掉。在此过程中，认识到贩运池盐是一条获利更大的致富途径。他开发河东池盐，从事池盐生产和贸易，成为一个手工业者兼商人。
战国时代山林川泽之利的开发，虽然为官府控制，但官府不直接经营，而是用抽十分之三的税的办法让“民”去经营。但“民”是一种有钱有势的豪民。
猗顿即属于豪民，因此才有力量去开发河东池盐，而直接生产者当是依附于他的贫民、雇工等。
猗顿将池水浇在地上，风吹日晒后即可成为颗粒状食盐。正因为河东池盐为天然之美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猗顿便不断扩大生产与销售规模，使他成为当时我国著名的大富豪。
据说，猗顿为了更加有效地经营池盐，加快贩运速度，还试行改变驴驮车运的落后的运输方式，欲以舟运，开凿了山西地区第一条人工运河。
开凿这条运河，不仅是运输池盐的需要，也是保护池盐的需要，因为河东池盐最忌外来之水浸入，破坏池盐生产。运渠可以引走客水，保护盐池。
猗顿对山西南部地区的畜牧业和河东池盐的开发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山西商业发展史上也占着重要的地位。是山西见于史载的最早的工业者和商人，是山西经济史上的重要人物。
猗顿通过多方经营，终成倾国巨富，他的多方经营思想成为山西商人的优良传统，其影响是历史性的。
除了猗顿外，山西商人还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繁畤县的莫含，家世货殖，资累巨万。当时代国的建立，就是拓跋鲜卑在莫含等幽州汉族士人的影响下与晋朝争取的成果。
隋唐时期，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彠，年轻时经营林业木材，是有名的木材经营商之一。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士彠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
宋元时期，是山西商人的发轫时期。宋代蜀南、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其占近世商业中坚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体在这时显出身手。
宋代，山西地处北东边防，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宋代曾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
元代，虽然战争对工商业有一定破坏作用，但是元朝政权结束了宋、辽、金的割据局面，特别是元代驿站的完备，使山西商业活动的地域扩大了。从《马可波罗行记》可以看到，从太原到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晋商真正名扬天下是从明代开始的。山西商人抓住我国明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对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烟草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再转销至西北、蒙、俄等地，销售活动遍及国内外。
明王朝建立后，我国并没有完全统一，北部长期处于紧张的军事对峙之中，时有战乱发生。我国北部9个边镇构成的防御屏障，东起辽东镇东海岸，西至甘肃镇嘉峪关，管辖边墙长达万里，平时驻军达80多万，大批兵马自然需要巨额粮饷供应。
为解决边镇军事消费与供应的矛盾，明王朝采取了不少措施，其中一项是：按官府要求承办边镇需求的粮食等物资，即可获得盐的专卖权。这一措施，对晋商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汉蒙两族之间贸易互补性很强，蒙古族需要内地的粮、布、棉、丝、铁器和其他各种生活用品，汉族也需要蒙古族的马匹、皮毛等物资。山西“极临边地”，正处在北方游牧地区和中原农耕地区的中间地带，历来在两种经济的互补贸易中占有优势。
在与蒙古族的商贸活动中，明代马市和茶市的开放虽然是有限的，但也给山西商人带来了新的重要商机，山西商人充分发挥了优势，成为茶马互市的主要力量。
大规模移民也促进了晋商的成长。山西地狭人稠，十年九旱，民食不足。山西南部和中部战事较少，人口相对较多。当发生较大灾荒之时，有众多的山西灾民逃往异乡，附籍当地。
大规模有组织的移民和不断迁往各地的逃民，必然增强山西与各地的联系，增加山西人外出经商的机会，为晋商涉足京师，并向冀、鲁、豫、陕和内蒙古等地开拓发展创造了条件。
至清代，极具商业头脑的晋商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向金融业方向发展。
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开创了晋商的鼎盛时期，居全国民间商业活动支配地位达三四百年，创造了我国古代商业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从清顺治时期开始，经过几朝励精图治，至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出现了历史上称为“康乾盛世”、“乾嘉盛世”的极盛时期。山海关外、内外蒙古和新疆等北部边疆地区实现了统一与和平，与之相邻相近的山西也较早实现了稳定。
较之明代，清代放宽了边禁，扩大了边地各族互市贸易的开放程度。清朝廷实行了开明的重商和恤商政策，这为地处北方，已在边地贸易中的晋商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较好的发展环境。
从清道光年间开始，晋中商帮进入鼎盛时期，其显著标志是1823年首创票号，并很快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帮“汇通天下”，形成金融业和商业相辅相成、空前繁荣的局面。中经咸丰、同治两代，直至光绪末年，历经4朝，历时80余年。
道光、咸丰年间，可以作为晋中商帮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晋中商帮的兴盛，是我国商品经济和晋中商帮自身正常发展的延续和必然结果，正如日升昌票号著名的楹联所书，是“日丽中天”。
在当时，全国排名居前的大财团都在山西。据史料统计，仅仅把山西几个县域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的存银还要多，切实称得上“富可敌国”。
由于时局的波动，加上外国资本的侵入，使晋商的成长空间收缩，这就迫使贸迁四方、足迹遍天下的晋商，不得不从四面八方撤退，向本土收缩。从此，称雄我国商界500年的晋商走向了衰落。
知识点滴
晋商在恰克图几乎垄断了整个茶叶市场，赚取了大量的白银。但是，由于恰克图距离山西十分遥远，道路崎岖不平，运回山西成了难题。
最后，晋商将需要运回山西的白银集中起来，就地铸成大圆锭，每个重达500千克，叫作“千斤银锭”。然后专门打造运载“千斤银锭”的马车来运送。运回后再熔铸成银锭、元宝在市面上流通。
沿途的土匪见到这些运送的“千金银锭”，虽然明知贵重，却没奈何只好放行。于是，“千金银锭”也就有了个外号叫“没奈何”。
山西票号产生的背景
票号是山西商人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又叫“票庄”或“汇兑庄”。因晋商所创办经营，所以也叫“山西票号”。
山西票号是当时国内国际贸易发展的产物，是善于抓住商机的山西商人的独特创举。山西票号产生的历史背景，源于当时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早期金融组织账局、钱庄的出现，以及镖局运现的风险。
当然，富于开拓精神的晋商，本身也需要更为灵活的资金链。正是这些背景，催生了票号这一撬动整个金融体系的行业的诞生。
山西票号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我国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山西票号诞生的根本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
我国的封建社会经济，至明代中期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外白银流入的刺激，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
这种发展延续至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乾隆时期，国内政治安定，农业生产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较前更为活跃。国内市场扩展，不但有众多地方性市场兴起，而且全国的大市场也在逐步形成之中。
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为商品的转轨开辟了广阔的流通幅度，自然地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促使封建金融机构开始突破单纯兑换范围，逐步过渡到信贷阶段；另一方面，埠际贸易开展，使商品流通幅度扩大，出现了不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平衡等新问题，于是需要汇兑专业化。
银币的广泛使用，大致是从明英宗时田赋折收金花银开始。至万历年间，由于实行一条鞭法，规定向政府交纳的田赋、徭役、土贡、杂役等按人丁土地的一定比例全部并入地亩，折银征收。
清初，对赋役规定银米兼收，后来除了部分清银粮外，几乎全部征收银两和钱。后来清政府的征收赋役和发放薪饷一律用银。
此外，由于商品货币交换的日趋频繁，民间为了交换方便，除了用银外，还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用钱和纸币的现象。当时的用钱是买卖时付给中间人的报酬，可见用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调节供需矛盾的性质。
早期金融组织账局、钱庄的出现，为山西票号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清雍正时，我国北方已出现与商业发生借贷关系的金融组织，称“账局”，又称“账庄”。账局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张家口、太原等商埠，经营者多为晋人。
雍正时期，中俄恰克图贸易开始，乾隆时期成为中俄两国通商的咽喉，而内地商民到恰克图贸易，一半以上都是山西人，由张家口贩运这些绸缎布杂货等，易换各色皮张、毡毛等物。
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周期长，每周转一次，有时需一年，需社会信贷的融通与支持，以完成长途贩运，所以晋商最早设立账局在太原、纷州、库伦。比如张家口的祥发永账局，就是山西商人王庭荣经营。由于贸易的扩大和交换的需要，乾隆时已出现经营兑换银钱业的钱庄，如北京在几十年间先后开设钱铺数百家。除了北京以外，由民间钱庄签发的钱票，已在一些地区使用和流通。当时，钱票已在北方山西、直隶、陕西、山东等省流行。
在商品交易过程中，由于商人异地采购业务的不断扩大，现银调动额数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多，因此既安全又快速运现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镖局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应运而生的专门运现机构。
镖局运现一般是按季起运。以归化城镖局为例，凡运往直隶的白银，路线是经平型关、骆驼峪，达平山、唐县；运往山西的白银，由杀虎口，往雁门关，达祁县、太谷。
靠镖局运现，随着社会的动荡已不安全。因此，山西商人随着商业贸易的扩大，靠镖局运现确已远远不能适应业务发展要求，更何况镖局运现时间长、费用高，安全系数低。在这种情况下，以经营汇兑为主的票号自然就应运而生了。
票号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为晋商提供了便利，使运输成本降低，也较之前更加安全，各商号间的资金周转更为畅通。
知识点滴
票号出现以前，商人靠镖局运现时有被盗匪骚扰的事件。如山西祁县史家开办的大盛魁商号，祁县乔家开办的复盛公商号，其运货驼队曾多次在蒙古草原被土匪所抢劫。据说领头的劫匪绰号“流矢儿”，其人武艺高强。史、乔两家深受其勒索之害，便雇来镖师戴奎惩治其人。
在搏斗中，戴奎以绝招制住“流矢儿”腋下“夹窝穴”，使他一下蹲在地上，脑袋耷拉，诞水流出，两目发怔，面无人色，回到家没出7天，气血难通，一命归天。
票号的兴盛与衰落
票号是现代银行的前身。我国古代对银行的命名，则是按其业务特征和历史习惯，分别称它们为钱铺、账局和票号。
票号产生以后，经历了一个兴盛至衰落的过程。自从山西第一家票号开办以后，票号呈遍地开花之势。随着客观环境的种种影响，最终使盛极一时的票号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
山西票号一整套管理方法和业务经营模式，仍影响着我国现代的金融业，其成功的经营之道和衰败的历史教训，至今仍为现代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历史借鉴。
在清代嘉庆时期以前是书信不通的落后时代，聪明的浙江宁波商人，看到了当时工商业和出外经商做工人的通信需求，以及书信不通成为经济发展和人们交往的严重障碍，于嘉庆年间创办了我国的民信局。随后，信局业务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
民信局结束了我国数千年以来民间书信不通的历史，又为工商业沟通信息提供了方便，无疑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山西票号的产生在客观上提供了传递书信和为汇款者传递会票的条件，票号应运而生成为可能。
民信局的兴起，加上当时国内国际在贸易方面的各种因素，使活跃在我国北方地区的山西商人深深感到运现的艰难和危险。
也就在这样的时刻，平遥县西裕成颜料庄经理雷履泰，率先试办京晋之间的拨兑业务，继而把西裕成改组为“日升昌”票号，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揭开了我国汇兑业务的新时代。
日升昌作为山西票号的第一家，自从山西票号产生后，发展十分迅速，1820年至1852年，就初步形成了票号的平遥、祁县、太谷三帮发展的格局，分号涉及全国近30个工商业重镇。
把银行推向全国，大大改变了账局只在北方少数城镇设庄的不平衡现象，基本形成全国范围融通资本的局面，山西商人声誉空前。
此外，票号还在世界范围内设立分号，日本、朝鲜、俄罗斯、印度、新加坡、英国的大城市，也设有山西票号的分号。
由于几家大票号的总号都设在平遥，不显山不露水的平遥城差不多就是大清国的“金融中心”。
票号这一金融形态最接近于近代银行。其经营范围包括存款、放贷、汇兑、代办结算、债务清偿、发行银两票等。就汇兑业务而言，票号提供的服务也是多样化的，包括先收款再汇出的顺汇、先汇出再收款的逆汇、票据贴现、对期汇票、分期付款汇票等。
票号继承工商会票的经验，开始经营票汇，接着就经营信汇，而且信汇往往又与存放款相结合，既搞顺汇，又搞逆汇。对于远期票汇，还搞“认利预兑”的贴现业务。这一切表明，票号对汇兑方式和贴现业务都作出了贡献，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便利。
从清同治时期开始，经营票号的城镇比以前增加了。随着我国电报事业的发展，票号开始经营电报汇兑。至此，我国票汇、信汇、电汇3种汇兑方式，在票号经营过程中已发展完善。
在这个阶段，票号资本和存款都有很大增加，使它融通资本的能力扩大，除工商业放款外，各地钱庄成了它扶助的重要对象，钱庄之盛，盛于票号放款。比如外商在沪银行，给钱庄的放款，每岁不止数百万。于是，国内的商贾也开始通过商号进行放款。
票号的极盛，表现为汇兑业务和存放款业务的大增，盈利空前绝后。19世纪70年代，由于外商压价，丝茶业产生危机，多家商号商行因为经营不善倒闭，往往连带将放款给它们的票号也一并拖垮，晋商在苏州、汉口的票号倒账数十万。
20世纪初，以生产和出口豆油为主的营口“东盛和”五联号商行倒闭，之后，又发生了上海的橡皮股票风潮，在这次风潮中，源丰润、义善源票号相继倒闭，亏欠公私款项数百万，又一次引起信用危机。清朝廷成立的国家银行，也成为票号强大的竞争对手。户部银行具有代理国库、收存官款的职能和雄厚的资本，能够左右市场。过去由票号收存和承汇的官款业务，几乎全部被户部银行包揽而去。
对银行业而言，除自有资本外，它发展的规模主要决定于存款开展状况。存款多，放款就多；放款多，收入利息多，利润就多。因为金融利润大多归于户部银行，所以，票号经营业务所赚利润日益减少。清朝廷开办起银行后，从朝廷至地方都抢夺票号的汇兑生意，这更使山西票号雪上加霜。
辛亥革命中，许多商业都市，如汉口、成都、西安、太原、北京、天津等都发生了战争，工商业和银钱行号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损失。战争和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和政治风波，使许多票号放款难以收回，存款人人提取。后来各省使用纸币，汇款兑现困难。种种原因，使盛极一时的票号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
山西20多家票号中，除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4家票号因资本实力雄厚，拿出大量现款应付挤兑风潮，信用未失，继续营业外，日升昌等10多家票号都因无力应付挤兑风潮而倒闭。
此后，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4家票号又延续了二三十年，最终还是逃不掉倒闭的命运。从主观方面看，主要是山西票号放弃了改革发展的机遇。进入20世纪后，山西票号的资本比起官办银行成了沧海一粟，而当时官办银行资本在400万两至500万两，外国银行的资本就更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票号的有识之士主张改革，组建银行，与时俱进。但一些老票号的经理和股东却很守旧，盲目乐观，视票号固若金汤，大加反对，致使改革计划流产。
知识点滴
一天，平遥西大街日升昌总号接待了一个讨饭数十年的寡妇老太太，伙计一看汇票，数额为1.2万两，开具者是日升昌张家口分号，时间在1868年。在了解实情后，如数兑付了现银。
原来，老太太的丈夫早年在张家口做皮货生意，当时在日升昌分号汇款1.2万两白银后起程回籍，不料途中得病身亡。30多年后，老太太发现了这张日升昌汇票，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来到日升昌总号。
这件事之后，日升昌名声大振，汇兑和存放款业务一天比一天红火。
乔家大院的乔致庸
乔致庸是我国清朝时期山西祁县人，乔家大院第四代人。他讲究诚信为本、“以德经商”，并且善于用人，通过自己的用心经营，乔家事业突飞猛进。
起初是复字号称雄于包头，接着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于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当时乔家的财势已跻身于全省富户前列，家资千万，商业遍布全国。
乔致庸从一介儒生至晋商翘楚，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5个朝代，他的人生可谓浓缩着山西商人的传奇。
乔致庸是乔家第四代人。他自幼父母双亡，由兄长抚育。本欲走入仕途，刚考中秀才，兄长故去，只得弃文从商，挑起理家、理财之重担。乔致庸讲究诚信，待人随和，大胆开拓。以致在他执掌家业时，资产越滚越多，成为乔家殷实家财的奠基人。
乔家的商业得以超常规发展，首先是和乔致庸以“义、信、利”求生存分不开的。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世要以“信”为重，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最后才是“利”，不能把利放在首位。这是乔致庸作为一介儒商的根本。
乔家在包头的各商号，曾出现过以次充好、欺骗顾客的现象，极大地损害了“复字号”的声誉。乔致庸从接手之初，便扼住店大欺客的歪风，不仅销毁了全部劣质油，而且还对曾经购过劣质油的顾客给予一定经济补偿。
虽说赔上了一大笔银子，却是力挽狂澜大厦于将倾，铸就了乔家诚信的金字招牌。
不仅对顾客如此，对待掌柜和伙计们，乔东家也投之以诚信，换来的是对方的报之以忠，更为可贵的却是劫难中伙计们仍能不离不弃。不难看出，我国的许多百年老店之所以成其久，法宝不是别的，正是“诚信”两字。
挣了一辈子银子，无论得意抑或落魄，这位乔东家却从没成为过银子的奴隶。朝廷的海防捐款派发至祁县，他带头捐以重金响应号召；朝廷出兵北伐，他解囊借银助军；天下闹饥荒时，他几度甘愿倾家荡产为10万饥民开设粥场。
尽管这都是朝廷的事情，而他却不吝将大把的银子散出去，只求物有所值，一个“忠”字放大了写。然而朝廷希望他花银买官时，他却“吝啬”了起来，死也不肯捐官。
尽管曾经10年寒窗苦，曾为争得功名累，但如果这个官是用银子买来的，则一文不值，则实属不“义”。由此可见，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疏财常有时，只为仗义事。
乔致庸的成功也和他用人不拘一格有很大关系。
乔致庸用人以德选人，在徒弟们路过的小桥上，放一个一两重的银子，有的拾钱自己留下，乔致庸以此不可用；有的过而不拾，乔致庸以此看出这人适合做伙计；有的捡完以后，交还给失主，乔致庸认为，这是好的人才，可以做掌柜。
马公甫本是复盛公字号里的小伙计，雄才大略的乔致庸识出他是个人才，在大掌柜告老后，让他当上了复盛公的大掌柜，被包头商界称为“马公甫一步登天”。
马荀本是复盛西字号下属粮店里的小掌柜，不识字，但经营有方，盈利不小。乔致庸便给他一副资本，让粮店独立经营，他成为大掌柜后也给乔家赚回不少银子。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也是如此，后来为乔家收进几十万两白银的红利。
乔致庸礼遇聘请阎维藩，也是值得褒扬的一例。阎维藩原为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他因曾经受到排挤和总号斥责丧失了对蔚长厚的感情，决计离开蔚长厚返乡另谋他就。
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个商界难得人才，便派其子备了八乘大轿、两班人马在阎维藩返乡必经路口迎接。一班人马在路口一连等了数日，终于见到阎维藩。乔致庸之子说明来意和父亲的殷切之情，使阎氏大为感动。
阎维藩心想：乔家富甲三晋，财势赫赫，对他如此礼遇，实在三生有幸。乔致庸之子又让阎维藩坐八乘大轿，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明此乃家父特地嘱咐。
这更使阎维藩感动不已。两人相让不已，最后只好让八乘大轿抬着阎维藩衣帽，算是代阎维藩坐轿，而两人则并马而行。
阎维藩来到乔家，乔致庸盛情款待。乔致庸见时仅36岁的阎维藩举止有度，精明稳健，精通业务，更是感叹年轻有为，是难得之经济人才。当即聘请阎维藩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经理。
阎维藩对照在蔚长厚的境况，深感乔家对他之器重、知遇之恩，当即表示愿殚精竭虑，效犬马之劳。
阎维藩自主持大德恒票号以来，使票号日益兴隆，逢账期按股分红均在8000两至1万两之间，使大德恒票号后来居上，成为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票号之一。他为乔家的商业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劳。
乔致庸的身上有着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冒险精神，他总是第一个吃螃蟹，甚至说是一个叛逆。凭着这股不服输的勇气，一度成为晋商中的领军人物。
在乔东家之前，还没有哪家的伙计能够与掌柜平起平坐。乔致庸首肯了经营中人的价值，掌柜有身价，伙计也是有身价的。他敢于挑战旧规，在新店规中将“多年的老伙计顶两厘身股”作为激励办法确定下来；他不以资历唯用，甚至从年轻伙计中选拔掌柜。新店规极大地激发了伙计们的热情。
按理说，在那个年代，一位东家的买卖能做到全国有40多家分号，也足以沾沾自喜了。但乔致庸不甘心，他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带着银子南下武夷山贩茶，又北上恰克图，直至中俄边境，和俄国商人签订了长期合作贸易合同。
这是他“货通天下”理想的第一步，也是晋商对外贸易的第一步。风险乔致庸独自尝遍，后来却是惠及众多相与。
乔致庸赴恰克图时，曾考虑到携带大量货银的安全性，便将其全部换成了银票。这一换不要紧，他着实尝到了银票方便快捷的甜头。很快，他又意欲涉足票号业，经营范围囊括商银和官银。
在众人诚惶诚恐中，在票号业前辈的阻挠下，乔致庸喊出了“汇通天下”的口号，力排众难，毅然开业。他不是票号业的祖师，却率先成就了票号业的扩张。立誓时年富力盛，有望时已是风烛残年。
当乔致庸竭其一生之力实现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之际，我国大批银子流向海外，外国人渐渐控制我国经济。这让垂暮之年的乔致庸痛切地感受到自己以商救民、以商富国梦想的破灭。
这样的现实让他心力交瘁，性情大变。面对着自己毕一生之力建树的一切都将付之东流的打击，这个倔强的老人抱定了一个一定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点什么的信念，一改往日不治家宅的习惯，耗费重金修建了著名的乔家大院。
乔家大院位于祁县乔家堡村正中。这是一座雄伟壮观的建筑群体，从高空俯视院落布局，很似一个象征大吉大利的双“喜”字。
整个大院占地8724平方米，建筑面积3870平方米。分6个大院，内套20个小院，313间房屋。大院形如城堡，三面临街，四周全是封闭式砖墙，高10米有余，上边有掩身女儿墙和望探口，既安全牢固，又显得威严气派。
乔家大院设计精巧，工艺精细，体现了我国清代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具有相当高的观赏、科研和历史价值，确实是一座无与伦比的艺术宝库，被专家学者恰如其分地赞美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难怪有人参观后感慨地说：“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
乔致庸把亲拟的对联着人写好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儿孙，注重节俭，不要贪图安逸，坐享祖业。
事实上，乔家大院建成之际，乔致庸并不相信这所院子真能留存下来。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正因为他在世时的善行，这座荟萃了我国传统建筑文化中最精华之处的大院，在他去世后虽历经时光和战火，却奇迹般的完整保存了下来，成了中华民族的遗产，并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
知识点滴
乔致庸治家很严。其家规有：一不准吸毒，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虐仆，四不准赌博，五不准冶游，六不准酗酒。他将《朱子格言》作为其儿孙启蒙必读之书。
他常教育儿孙“气忌躁、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知欲圆、行欲方”。若儿孙有过错，则责令跪地背诵《朱子格言》，直至承认错误，磕头谢罪。
这虽然是一个商人的家教，但充满儒家修身处世气息。他的这些训言，对于生活在中国文化母体中的现代人，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钱庄银号
钱庄是我国早期的一种金融信用机构。早期的钱庄，大多为独资或合伙组织。规模较大的钱庄，除办理存款，贷款业务外，还可发庄票，银钱票，凭票兑换货币。后来在银钱兑换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信贷活动的机构。
主要从事中外贸易的资金划拨、通融，为洋货内销和土产外输提供信用支持。
钱庄适应当时的商业要求，对促进工商业发展方面，更有其重要贡献。
钱庄的产生与消亡
我国历史上货币多样，有铁钱、铜钱、银钱和纸币等，名称也极为繁复。于是，一种专门的货币兑换机构出现了，这就是钱庄。
不同区域的名称不同，也根据规模的不同有其他称谓，如银号、钱店等。
钱庄是银行的雏形主要评定银两成色，将银换成铜钱或将块银换成碎银，以满足商品交换和日常生活的需要。钱庄曾经与外国银行和本国银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后来被现代银行所取代。
明英宗期间，流通了270多年的明王朝官方货币大明宝钞贬值，朝廷放松用银禁令，银钱公开流通。此后几朝，由于私钱庞杂，贩卖铜钱和私铸私熔更多，铜钱轻重不一，成色各异。
在此情况下，出现了若干专营铜钱兑换的金融组织，称为“钱店”，又叫“钱铺”、“钱桌”。
1529年，私贩铜钱者更多，明朝朝廷下令禁止贩卖铜钱，导致经营货币兑换业务的钱桌、钱铺等私相结约，各闭钱市。
1577年，明代理财大臣庞尚鹏奏准设立钱铺，是为钱铺法定之始。法定钱铺允许由市镇中殷实富户开设，随其资金多寡，向官府买进制钱，以通交易。
明代末年，钱铺已成为一种独立经营的金融组织，不仅经营兑换，还办理放款，提供签发帖子取款的便利。原来在两地联号汇兑的会票，也就是现在的汇票，也成为钱铺发行有钞票性质的信用流通工具。
至清代道光年间，钱铺始称“钱庄”，也有的称为“银号”。其实，钱庄与银号实为一类。大抵在长江一带名为钱庄，在北方各省及广州、香港多呼为银号。习惯上，华北、东北各地多称银号，长江中下游及东南各地，则钱庄、银号两种名称都有。
在兰州不论规模大小均称为银号，其又分为3种：门市银号，经营银钱兑换，收入贴水；驻庄银号，系外地钱庄派驻单位，所营存放汇业务均通过当地银号进行；普通银号，经营存放汇兑换业务，当地基本队伍。
广州钱业分为3类：银号，以放款为主；西号，以汇兑和存储官款为主；“五家头”或“六家头”，以开炉倾销银锭为主，相当于银炉。由于长期经营习惯，各地还有许多名称和做法。
明代建成的钱庄，在清代继续发展。清代以银两为主，兼用制钱，清代晚期加上银元、铜元和纸币，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五大类货币之间及其本身就有多种成色、版别、折价、鉴定、公估、兑换行情及地区差价等的计算行用。
因此，在清朝初期期间，钱庄业务越加活跃，除包揽兑换外，还大做存放汇和保管保证等业务，并发行钱票和其他票券，成为该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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