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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斯密,《图解经典》编辑部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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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国富论试读：

1776年，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大事是《国富论》的出版；另一件大事是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独立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一个崭新的国家诞生。前者是一个学者终生对经济学求索的结晶，后者是无数人为维护自己利益奋战后作出的历史抉择，然而历史似乎证明了，前一件事所产生的影响比后一件事还要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克勒在其名著《文明史》中说：“从最终效果来看，这（《国富论》）也许是迄今最重要的书。这本书对人类幸福作出的贡献，超过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作的贡献的总和。”到现在，这句话似乎仍未能被推翻。

斯密在《国富论》中研究的是财富的来源和如何增加财富，并找出促进和阻碍财富增长的原因。书中批判了重商主义认为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观点，也抛弃了重农主义的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偏见，认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

斯密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从弄清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这个复杂问题入手，并获得重大发现，即发现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看不见的手。时至今日，市场经济能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并带来全球财富滚雪球似的增长，似乎都要归功于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这个发现。斯密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酒家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但这只说明了一半，斯密提到自由市场中存在的竞争，使得人人的自利心组成了一个自发的合作体系，从而引导社会趋于协调和一致。在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的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计划的结果还要好。

斯密也敏锐地看到，如果自由竞争受到阻碍，那么这只“无形的手”也不会把工作做得恰到好处。斯密对自由贸易有很大的信心，坚决反对高关税，也反对政府对商业的无理干涉，主张政府的职责尽可能减少到只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扮演“守夜人”的角色。斯密甚至反对同行商人的聚会，《国富论》中记载了他这样一个典型的观察：“同行商人很少聚会，但是他们的聚谈不是策划出一个对付公众的阴谋，就是炮制出一个掩人耳目提高物价的计划。”不仅如此，斯密对社会分工与交换、劳动价值理论等方面也作出了不朽的阐释。

此外，斯密治学之严谨，堪称学者之楷模。他为著述《国富论》整整投入了25年的辛勤劳动，特别是从44岁到53岁这一段时间，其写作的投入程度达到了“研究的事情一直是自己唯一的事情，自己埋头在里面，唯一的娱乐就是在海滨散步，现在的境遇是从来没有的幸福和满足。”《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曾这样评论斯密的学术研究：“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他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初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在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固坚持下牢固不破。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架藏而写的，而是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整个社会环境。”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尽管市场上流通的《国富论》的译著版本已经较为丰富，该书的读者群却始终被限制在经济学专家这样一个狭窄的范围之内。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国富论》写作的年代和国情与我们现在相隔得比较远，从而影响了我们对这部世界名著的理解。同时，原书文字浩繁，许多闪光的论点往往被掩埋在繁琐的叙事之下，读者只身闯入往往难以找到阅读的重心，也难免有空入宝山之叹。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恰好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图解国富论》以图解方式对原著进行了充分的解读，除了介绍书中原有内容之外，还系统地介绍了《国富论》的成书背景、作者研究、行文逻辑和未揭示的信念等，可以说能使读者从多个角度更全面地认识斯密和他的《国富论》。《国富论》许多概念和推理过程非常艰深，这和当今读图时代人们的阅读习惯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特别是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针对这个问题，本书运用绘画、图片、表格、提示和知识点等要素，以生动的图解形式，为读者带来视觉上的震撼和惊喜，有助于读者朋友直观理解和深刻记忆。

本书的文字通俗易懂，行文讲求实用性，结论明确，尽量言简意赅地专注于核心内容的论述，尽量提供读者朋友特别想了解的信息，有助于使读者朋友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最大的信息量，轻松领略经典蕴藏的巨大能量。编者谨识2014年4月本书阅读导航  第1章一部伟大著作的诞生18世纪中叶的英国，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较为发达，全国正处于工场手工业向大机器工业过渡的时期。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得壮大了的资产阶段呼吁政府对内放松管制，对外实行开放。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产生了各种各样经济学思想，其中最突出的有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而斯密正是在吸收其他学派思想的基础上写成其集大成之作的《国富论》，足足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发展。1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的关键时期《国富论》问世的年代《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那一年英国正处于时代的风口浪尖，“蒸汽革命”促使工业迅速发展，壮大了的资产阶级呼吁政府对内放松管制，对外实行开放。《国富论》的出版，为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南。

如果说“求利”这个词是比较近代的概念，也许我们会感到惊奇。我们习惯于相信人实质上是贪婪的动物，如果听任他们自行其是，他们就会跟不自重的商人一样地行事。但实际上不赚钱求利的自由经济制度的建立，的确是近现代的事情。

17世纪一位传奇人物威廉·配第爵士认为，对于拿工资的人来说，是难以希望他们重视劳动的，他们之所以重视劳动，只是为了吃和喝，而不是为了工资。所谓赚钱求利，就是每个人不仅可以而且应该不断努力改善他自己的物质生活的想法。就埃及、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的人民来说，其广大中下阶层对此都是陌生的，直到文艺复兴和基督教改革运动时期，这种想法才得到广泛的认同。

在中世纪，不仅求利概念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普遍，而且社会对这一概念的认可，其进展更加缓慢，受到的限制更严。教会的教导是，“基督教徒不应经商”。这句话背后的想法是，商人在社会中是个扰乱因素。虽然财富是始终存在的，而且贪婪的行为至少与圣经的故事一样古老，但少数几个大人物对财富的掠取和遍及全民的对财富的关注与争取，这两者还是有天壤之别的。

作为日常生活指导的“求利”概念的不存在——事实上是教会对这一概念所怀的敌对态度，构成了从10世纪到16世纪的“奇妙”世界和亚当·斯密之前一两个世纪的世界之间的巨大差异。当然从有史以来，市场与历史是共同存在的，但是，劳动在早期并没有成为达到目的的方法。劳动本身就是目的，当然，其中也包括金钱和商品。之所以从事劳动，主要是出于传统观念，认为这是生活的自然方式。直到18世纪，这个自我繁殖、自给自足的伟大世界，才演变成一个喧嚣扰攘、奔波忙碌的花花世界。其间的演变，过程虽然拖得很长，但却不是一次和平的演进，而是一次使人感到极度痛苦的革命。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国富论》问世了，这让我们看到了智者对这一剧痛过程的思索。基督教与经济伦理在中世纪，教会的教导是“基督教徒不应经商”。但经过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后，基督教对待财富有了3种不同的态度。其中唯有加尔文教派所持有的经济伦理促进了以理性生产和交换为原则的商业文明的兴盛。立场内容代表人物及观念理论根源著名的修士圣弗朗《路加福音》：“骆西斯认为：钱财如驼穿过针的眼，比应该像逃避魔鬼一粪土，贫穷可以使财主进上帝的国还样逃避钱财；赚得人特别亲近上帝。容易呢！”鄙视愈少就愈圣洁、愈他终其一生所拥有《雅各布书》：“上基督化；贸易只限的只是裤子、罩帝……拣选了世上于必需品的交易。袍、系衣服的绳子，的贫穷人，叫他们此外别无他物。在信上富足。”神学家奥古斯丁只《圣经》所谴责的不是将钱财当成人类《传道书》：“使我是财富，而是贪婪；堕落以后一种带着也不贫穷、也不富上帝不拒绝有金银惩罚的需要。他虽足、赐给我需用的者的祷告，穷人也然肯定了人们对财饮食。恐怕我饱足疏离不见得讨上帝喜富和经济的需要，不认你，说耶和华悦；财富不能超过但是将合理范围局是谁呢？又恐怕我生存所需，不能累限在民生必需品。贫穷就偷窃，以致积，也不可以用来他并不能接受一个亵渎我神的名。”享受。以努力扩张市场为目地的商业阶层。加尔文作为一个律己甚严、生活简朴的教会领袖，第一《传道书》：“上帝次破天荒地赞成累不藐视财富和经赐人资财丰富，使积和享受财富。在济，也认为财富可他能以吃用、能取他的影响下，18世以累积和享受。它自己的分，在他劳纪的清教徒在信仰改造不担忧基督徒的资碌中喜乐，这乃是态度上呈现出了一产和事业庞大，甚上帝的恩赐。”“手个别开生面的“入至还视此为上帝的懒的，要变贫穷；世禁欲”精神——奖赏和祝福。手勤的，却要富积极面对财富的诱足。”惑而不改心中对上帝唯一的信奉和顺服。《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那一年，美国独立战争胜利，《独立宣言》发表；之前7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之后14年，法国大革命发生，《人权宣言》发表。经过了资产阶级革命、圈地运动的资本原始积累，以及因圈地运动而出现的大量无产者，英国进入了工场手工业大发展时期，毛纺织业成为英国经济的核心，其他行业也有很大发展，国民经济的分工得到进一步细化。但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同样很多：《谷物法》对大土地所有者阶级利益的维护；长子继承法、限制继承法对土地自由转让的限制；学徒规章及济贫法中定居法对人口流动的限制……这一切都成了看到自由贸易能够带来巨大利益的亚当·斯密所批驳的对象。

引领一种新的思想潮流不仅需要有巨大的勇气，更需要有一种对科学的专注与奉献，而亚当·斯密正是这样一种人。16世纪到18世纪50年代是英国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的时期，也是重商主义盛行的时期。英国是欧洲重商主义发展较为典型的国家，也是最成功的国家。重商主义作为最原始的贸易保护主义，认为使国家富裕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尽量使出口大于进口。因此，政府应当竭尽所能地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英国工业发展迅速，需要大量的原材料供应，大量的过剩产品也需要更多的消费者。同时，迅速发展和壮大的工商业也需要更多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一些工商业者和学者呼吁政府要对内放松管制，对外实行开放。此时，主张自由贸易的古典经济学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很多学者著书立说论证自由贸易的种种益处。斯密对重商主义贸易保护的观点进行了系统评判，主张降低关税、取消出口补贴和奖励金，对内实现自由放任，对外实行自由贸易。《国富论》的问世，掀起了自由主义的浪潮，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较为完整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诞生，为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南。《国富论》诞生的时代背景新兴资产阶级的积极进取精神经济史学家发现，自1500年开始的大西洋、地中海、黑海等海域的长距离贸易是工业革命的关键条件之一。随着自身力量的壮大，新兴资产阶级关于自由贸易的主张越来越强烈，《国富论》的诞生可谓生逢其时。著名的冒险小说《鲁滨逊漂流记》表现的正是资产阶级冒险家积极进行海外贸易时的进取形象。重商主义的表现形式重商主义是一种原始的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于16世纪到18世纪的欧洲。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也表现了一些重商主义的特征。2处于萌芽期的政治经济学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一个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逐渐成长起来，这就是欧洲古典政治经济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后期，最先在英法这两个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力最为发达的国家萌芽，其创始人是威廉·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

马克思称威廉·配第（1623——1687年）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又称他是“政治经济学之父”。配第认识到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数量一样重要。他认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他还指出土地等自然力、人口及其素质、工具等是财富的要素。同时他的劳动分工理论被亚当·斯密更深入地讨论和发展。配第将地租看成是土地剩余的分析，以及他对资本与生产重要性的认识，后来逐渐被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加以具体发展。配第在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时期，几乎触及了政治经济学的所有重要问题，并且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地租论为核心，得出了一些科学结论。

从配第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英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最初的萌芽发展为完整的体系。这一时期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作出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主要包括洛克、达德利·诺思、大卫·休谟、孟德维尔及斯图亚特等。

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由布阿吉尔贝尔创立。他同时也是重农学派的先驱者之一，弗朗索瓦·魁奈后来将之发展成为重农学派。魁奈关于自由秩序、自由贸易、单一税，以及纯产品的性质和源泉的分析，还有关于社会财富流通的描述，被其他重农学者奉为至宝。他的后继者杜尔阁在继承发展其理论的同时，修正和发展了魁奈关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学说。重农学派对重商主义的批评和他们清除贸易壁垒的建议赢得了斯密的尊重，为斯密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其萌芽时期，为斯密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斯密《国富论》的著述和思想建构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亚当·斯密更早的威廉·配第威廉·配第的经济学著作配第对当时人们许多错误的经济观念进行抨击，例如他就普遍认为的国家贸易若是顺差则富裕的观点予以大力反对，理由是爱尔兰有持续100多年的顺差，但一直很贫穷。威廉·配第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3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不同凡响的亚当·斯密

在亚当·斯密的墓碑上面写着：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作者。这两本书耗费了作者几乎一生的心血，也为其赢得了“经济学之父”的盛誉。

1723年6月5日，政治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在苏格兰一个只有1500人的小镇柯卡尔迪诞生了。斯密幼年聪慧，14岁时进入格拉斯哥大学，他先后学了道德哲学、伦理学、数学、自然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由于成绩优秀，斯密于1740年被推举到牛津大学学习，毕业后在爱丁堡大学讲授修辞学和文学。1751年，他被评为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第二年他又被评为道德哲学教授。1759年，斯密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出版，之后他研究与教学的重点逐渐从道德伦理方面转向法学与政治经济学。

1764年，斯密辞去在格拉斯哥14年的教授职务，担任年轻的贝克莱公爵的私人教师，于1764～1766年间陪同他的学生到欧洲大陆游历。在旅行中，他结识了法国许多知名的人士，其中有法国著名学者伏尔泰、重农主义创始人魁奈以及这个学派的著名代表杜尔阁。这对斯密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加速自己理论的完成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次游历促进了斯密经济学说的成熟，并为归国后完成这一理论的表述进行了准备。返回苏格兰后，斯密就退休了，但他的家庭教师的职位使他每年可以得到300英镑的年金。斯密终其一生都享受着这笔年金。

1776年，斯密出版了10年前他在法国开始创作的《对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这本书立即获得很高的评价，并且为斯密赢得了永久的声望，该书的成功也使斯密成为英国当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

1777年，斯密定居爱丁堡，先后担任过苏格兰海关专员和格拉斯哥大学校长，同时继续从事研究。他除了研究新的课题外，还为他的两本重要著作的再版进行了认真的修订。经他自己修订的《道德情操论》出版了6次，《国富论》出版了5次。亚当·斯密和他的时代影响斯密的重要人物斯密能够成为一代经济学大家，这和他的博学多识是分不开的。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的第一卷中说：“斯密被授予‘创立者’的称号，而他之前的经济学家则成了‘前驱者’。”斯密的经济学贡献

1790年7月17日，斯密逝世。临终前，按照他固执的要求，他的朋友将其完成的基本手稿统统付之一炬，以实现他严格对读者负责的一贯信念。斯密一生持续进行科学研究，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斯密一生埋首书斋，著述甚丰，但问世的却不多。他生前出版的著作只有《道德情操论》（1759年）和《国富论》（1776年）。以下将对这两部巨著的创作过程作更进一步的介绍。后人在斯密逝世后将其著作整理出版的有《哲学问题论集》（1793年）和据考证为斯密生前讲演记录的《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1896年）等。

1759年，斯密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出版。这是他多年从教所编讲义的一个部分，其中包括神学、伦理学、法律和政治学的内容。斯密在日常生活中注意研究各种问题，这同他所受的教育与所交的朋友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著名的大发明家瓦特就是斯密的同乡和朋友。《道德情操论》的出版，为斯密在社会上赢得了声誉，使之成为英国第一流的学者。

1767年，在经历了3年多欧洲大陆的游历后，斯密回到故里柯卡尔迪，专心进行研究和著述。斯密曾长期居住在英国最发达的工业区之一——格拉斯哥，有机会细心观察当地工业发展的情况，并在工作之余参加当地经济学会的活动。这些都为他的研究和著作准备了良好的条件。经过6年的辛勤劳动，斯密完成了《国富论》一书的原稿，斯密带着这部浸透着自己心血的书稿奔赴伦敦。在伦敦，他接触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最新情况和资料，带着因过度辛劳而积下的疾病伏案修改自己的著作。修改工作一直进行了3年。1776年3月9日，《国富论》终于问世了，它标志着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面世。《国富论》可以看成是一台思想的发动机，它将为人类财富的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正是它使得工业化不再停留于发明机器和制造产品的阶段，而真正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意义。斯密奇特的一生斯密从小就显露出好深思的理性精神，逐渐形成深厚的学术素养，又拥有休谟这样的良师益友。斯密终身未娶，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学术，终其一生都在以道德哲学来考虑经济学问题。4《国富论》之前的铺垫《道德情操论》与《法学讲稿》《道德情操论》是斯密第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专著，此外，还有听斯密法学讲座课的学生合编而成的《法学讲稿》。它们为《国富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认为：人受到自私、社会和非社会情感的驱使，个人的利益并非仅仅和自我相关，公正、自制、仁慈和谨慎都是道德美德，同情在人们做出赞扬和道德判断时起着关键的作用。《道德情操论》是一本伦理学专著，而《国富论》是一本政治经济学专著，二者为不同领域的著作，人们通常认为它们在人的动机、行动和道德来源上存在着一定的哲学矛盾，并称之为“斯密的两论之谜”。

虽然这两本著作的侧重点不同，但从两者交替写作、修订和斯密整体的研究和写作计划来看，其学术思想及理论体系是一致的：从对人的行为动机的分析来看，二者都是从人的利己本性出发的；《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之间是一种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社会责任和追求自我的关系，所以说两本著作的精神是统一的。《道德情操论》为斯密制定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学说奠定了基础，这种政治经济制度并非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在这种政治经济制度中，谨慎、合作、公正的制度框架为有效的经济制度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在有生之年，斯密希望写一篇关于法学理论的文章，追溯法律的起源，并对公民政府和财产权的起源，提出一套完整公正的理论。但是，他要完成一部法学理论著作的设想却最终没有实现。之后，有两本学生笔记被人们意外地发现，它们记载了斯密1762～1764年的讲座，出版者将这两本笔记整理出版，并命名为《法学讲稿》。《法学讲稿》涉及到对自然权利和自然自由的论述，论及财产权、财产和政府的起源，并对公民权利、自然法则、平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公正是《道德情操论》《法学讲稿》和《国富论》的核心原则。作为一种内在的自我制约以及社会的基础，公正保证了安全和公平，并且在人际关系、道德领域和政治经济学制度中为公共利益服务。自然自由和私人财产是绝对放任主义经济的基础，它们只有在受公正制约的框架下才有意义。“斯密问题”及其纷争著名的斯密问题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正义感和同情心，在《国富论》中又强调追逐私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把这一矛盾称作“亚当·斯密问题”。史实对“斯密问题”的证伪有一种观点认为，斯密在从《道德情操论》到《国富论》的写作中，由于受到不同方面的思想的影响，因而从利他的理论转向了利己的理论。这一观点已被众多学者以史料予以证伪。“同情心”和“利己主义”的统一5形成体系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国富论》的全书架构《国富论》以分析分工、货币、生产物分配及增加国民财富为主线，系统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范畴。

斯密的《国富论》从理论上系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产生的过程，探讨了资本主义的生长方式和运行规律，从经济角度考察了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这部著作以发展生产力、增加国民财富为主线，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资本主义社会3个阶级的3种收入理论为核心，系统地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各个范畴。

探讨劳动生产力得以改进的原因，分析劳动生产物按什么顺序自然而然地分配给社会各阶级，这就是《国富论》第1篇的主题。它的结构大致为分工、货币、价值以及3个阶级的基本收入。斯密强调分工的重要性，认为分工是国民财富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他系统地提出了古典学派中的分工学说。

第2篇是“论资本的性质、积累和用途”。斯密在这里分析了资本的构成、资本的积累条件和资本的用途。资本是积累的一部分，又是国民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资本按其用途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斯密分析了资本的作用和资本积累的条件，同时分析了资本的几种形态。以上基本包括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部内容。

第3篇是“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这一篇是从经济史的角度，论述不同国家的财富的不同发展途径和结果。斯密指出只有资本主义关系是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自然关系。

第4篇是“论政治经济学体系”，是对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的最早的理论概括。这一篇研究的是经济思想史，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进行了分析批判。

第5篇是“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属于财政学问题。财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由斯密第一次创立的。斯密在这里论述了国家的支出、收入和公债，并提出了资产阶级财政学史上著名的“公平、确定、便利、经济”四大税收原则。

综上所述，《国富论》就其结构及涉及的主要内容来说，并不仅仅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它不仅包括了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而且还囊括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和财政学的内容。认识《国富论》的内在结构《国富论》的主线《国富论》的篇章结构  第2章包罗万象的著作与难以解释的谜题

《国富论》的内容极为丰富，不仅包含着自然权利与自由的思想，而且宣扬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亚当·斯密还将公平观念分为人天性的公平、法律的公平和社会的公平这3种，使之成为追求自由秩序、法制社会和公民政府的指导观念。此外，自利与合作是构建《国富论》思想的两块互相依存的基石。本章还就所谓的自利与利他的“斯密谜题”进行了解读。1自利、利他和互利的关系亚当·斯密的“自利原则”“自利原则”是《国富论》的核心思想。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心与公利心做了和谐的统一，让我们知道了自利与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以自利原则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斯密的自利原则首先体现于对“经济人”这一概念的论证中。斯密所描绘的经济人实际上是资本的人格化，“经济人”的根本特点就是从利己心出发，按普遍的行为方式从事经济活动的人。这种行为方式之所以具有普遍性，是因为人们都是“以谋取利润为唯一目的”。斯密认为人是个人利益的凝结物，是商品生产社会经济体系的一分子。在这一体系中，相互联系的结构的作用是由“看不见的手”来实现的。独立的经济个体，虽然追求个人的利益，但由于市场经济“自然秩序”的作用，必然会导致普遍的社会福利。斯密通过对这一原则的阐述，奠定了西方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的基础。

斯密认为，自利心是经济资源稀缺性的必然产物，“经济人”活动的主要动力是个人利益，而要满足个人利益只能通过和别人交换服务，亚当·斯密仍是从自利原则出发论述他利的获得。但个人不可能从事社会的生产活动，社会的生产活动从来都是群体性的，因而才有生产关系之说。在社会的群体中，一个人的自利，在别人看来就是他利。因此，他利的本质仍然是自利，其区别仅在于观察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斯密从这种使人们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利益之中引出了分工，而分工则被视为增加国民财富的首要条件。

从自利、利他到互利

而在论述分工和交换的关系的基础上，亚当·斯密提出了互利原则。由于分工的存在，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就必须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换，才能实现价值，达到互通有无、彼此满足的目的。因此，自利者之间的互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唯有通过市场上的公平交易才能实现。进而，斯密将一般的商品交换扩大运用到国与国之间的对外贸易：一个国家生产毛呢所耗费的劳动少，另一个国家生产葡萄酒所耗费的劳动少，那么每个国家都应该专门生产本国耗费劳动少的商品，然后彼此交换，这样双方都可以得到好处。因此，互利恰是坚守自利原则的个体的最终选择，互利就其根本仍是自利，自利原则是亚当·斯密经济学原理的重心所在。自利、利他和互利的辩证统一自利：市场经济的基础亚当·斯密认为自利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所谓“自利”（self——love）即基于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人类交换倾向。人的自利行为就是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过程。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增长。自利积累到一定量就会出现利他，而自利与利他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又逐渐形成互利。承认自利，尊重他利，发展互利，构筑了整个西方经济学经济发展原则的基础。证明一：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固然，面包商给人们提供面包是为了赚钱而不是出于好心。不过，仅为钱这种有形的东西而参与市场，动力终归较小，容易得到满足而止步不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证明：只有无形的、更伟大的动力出现，人参与市场的动力才能持续下去，而“利他”正是这样的伟大动力。证明二：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理论德国思想家韦伯试图证明，新教的宗教伦理是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繁荣兴旺的核心动力。他发现，加尔文教获得广泛传播和接受以后，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2支撑《国富论》各种论题的理论自然权利与自由思想

自然权利是自然秩序赋予我们的权利，而自然自由作为一种经济自由，则是自然权利的一部分。

斯密提出了一种区分自然权利和外在权利的观点。他说，自然权利是自然秩序赋予我们的权利；外在权利则是后天获得的权利，这种权利有赖于特定的政治和制度环境，在不同的社会和历史阶段各不相同。

这种对于权利的定义使亚当·斯密得以区分完全权利和不完全权利。完全权利就是那些不能被否认的权利。一切自然权利都是完全权利，如果它们遭到破坏就可以要求补偿。例如，个人自由是一种完全的权利，因为任何人都得遵守不损害这种权利的职责。不完全权利则刚好相反，它们是人应该具有的权利，却不要求人们捍卫这种权利。

亚当·斯密区分了人的3种权利：个人的权利、作为家庭成员的权利以及公民的权利。只有作为个人的权利才可以被称为自然权利，因为所有其他权利都有赖于某些人的行动或制度——虽然个人权利并非完全都是自然权利。个人的权利分为3种：个人的人身权、声誉权和财产权。斯密认为人身权和声誉权为自然权利，是每个人都被赋予的权利，不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同时，斯密认为地产权或财产权是外在的权利，因为它们有赖于制度对它们进行定义，并对它们进行保护。

自由是《国富论》中倡导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也是《国富论》的中心概念。在《国富论》中，自然自由对于亚当·斯密关于现代商业经济的思想非常重要：“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自然自由的思想显然与斯密提倡自由贸易、追求和谐秩序的观点是相一致的。

亚当·斯密经常把自由称为完全自由，也就是处在经济和社会活动环境下的自由。自由的思想为斯密的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斯密认为只要我们获得独立，实现劳动分工和自由贸易，进行复杂的商业交换，我们就能够得到最足以照顾自己的物品与劳务。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普遍主义思维模式对天赋人权的支持亚当·斯密的天然权利与他同时代的康德的自由思想密切相关。康德认为，一种权利能够普遍有效，必须满足从推理中不能带来对自身的否定这样一个条件。否则，这样的权利就不带有合法性。所以，在历史上存在的3种自由形式，只有自由主义的天赋人权才是普遍有效的权利。契约论者的自由观3外在的排他性权利财产是一种权利

财产权是一种具有排他性的所有权，它规定了对于物质财富的私人所有权。这种权利包括把他人排除在自己财产之外的权利。

斯密认为，因为财产是一种外在的权利，它的范围要由社会来规定，所以只有当社会发展到分清占有、获得和贸易的阶段，财产和财产权的思想才会出现在日常用语之中。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一种财产占有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物质匮乏导致了一种需要，要求政府保护财产权并稳定这种对权利的诉求。所以说，经济发展是公民政府、法律和司法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财产权是一种获得的权利。财产权和自由权、声誉权不同，受到社会条件的限定，可以在我们和他人之间进行转移。亚当·斯密在财产权利之下还区分了物权和人权。物权指人对当下占有物的权利，是一种排他性的财产权。也就是说，因为对于该财产的权利是有效的，所以他人无权占有或声称对它拥有。物权不仅包括财产权本身，也包括地役权。所谓地役权，就是人们对于某项财产可以要求对方必须让渡的权利，例如道路权、抵押权和遗产权。而人权则是由于契约、贷款等产生的权利，是由于契约或其他个人安排导致对于某些个人提出的财产权利。

斯密列举了财产占有的五大来源。这五大来源包括：第一、占有或占领，即通过占有它（例如立桩标定某块土地的所有权等），或通过劳动获得财产；第二、财产的获得还可以通过财产的自然增益，例如，自己所拥有的土地上的矿藏，自己的奶牛产的牛奶；第三、借助时效，因为某人对某种财产占有了一段时期，所以该财产归属于他；第四、通过继承遗产；第五、通过自愿转让，某人为交换而进行转让，该财产就被实际交付给另一方。斯密列举了这五大财产占有的来源，指明了有效占有的方式，而通过有效占有获得的财产必须得到保护。

虽然财产权是获得的权利，但是按照斯密的观点，它却是完全的权利。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有效获得的财产拥有一种权利，因此，他人就有完全的义务不得破坏这种权利，而政府的责任就是保护这种权利。守护自由的财产权让穷人变富的关键从人类的历史来看，不管如何改朝换代，穷人一直占据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穷人的财产权得不到保护，甚至性命也没有保障。直到20世纪，在欧美国家才开始出现了数量占绝对优势的中产阶级，改变的原因在于穷人的私有财产权开始得到严格的保护。维护物权的经典例子在西方国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深入人心。早在1689年，“光荣革命”后的英国颁布《权利法案》以及《王位继承法》强化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1776年，美国独立革命中发表的《独立宣言》将公民的财产权与自由权、生命权视为同等重要。可以说，在财产权受到严格保护的国家，公民的自由、民主等价值有了扎实的物质保障，而不再是无根无基的观念浮萍。4一对相互依存的关系体政府与公民权利

斯密认为公民权利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依存的。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和财产的不平均是最初建立政府的原因，公民财产权的状态总是随着政权的形式而有所不同。

政府发展的4个阶段——依财产权而建立的政府

亚当·斯密认为，公民社会的发展始于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区分，正是这种区分产生了成立政府的需要。随着市场的发展，劳动力成为一种商品并有了专门化的分工，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国富论》通过4个阶段追溯了财产权的“自然过程”以及公民政府和司法法律产生的必然性。私人产权、财产权和公民政府的出现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斯密认为公民社会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是狩猎阶段。猎人除了为自己消费而猎杀的动物外只有很少的财产，这时的经济很简单。猎人仅仅保存或交易他们狩猎的“成果”。由于无人拥有大宗财产，同时无需在经济上依赖于他人，因此，该阶段就无需规定财产权，无需建立复杂的司法体系。这时候的政府也很简单，并且只具有参与性，人民可以以个人的方式或民主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自然自由，因此当时基本不需要庞大的权力机构，也不要求服从。“因此，在猎人中间并不存在真正的政府，他们按自然法则生活。”

第二个阶段是畜牧阶段，较为复杂。人民开始以牲畜或牧地的形式提出财产权利的要求。这种要求由于把财产作为占有、转移或交换以及财产自然增值的结果而产生权利。关于这个阶段，斯密认为：“造成财富不均的对牛羊的私有，乃是真正的政府产生的原因。在财产权还没建立以前，不可能有什么政府。政府的目的在于保障财产，保护富者不受侵犯。”按照斯密的观点，当社会发展到获得财产的阶段，就有必要成立政府，就需要建立公正的法律。这不是由于任何自然或本源的赞同或契约，而是首先为了建立保护财产权的权威。

第三个阶段是农业阶段，该阶段随着人们开始定居生活而出现，并且至少具有3个小的阶段。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小阶段是农业阶段。在该阶段，财产进一步按照所有权和土地的利用做出规定。在这早期的阶段，斯密发现了政府的3种不同权力的雏形，亦即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财产权和公民政府的诞生Ⅰ狩猎阶段只有很少的财产，他们的经济很简单，同时无需在经济上依赖于其他人，所以在这一阶段无法形成真正的政府。畜牧阶段人民开始以牲畜或牧地的形式提出财产权利的要求。这种要求由于把财产作为占有、转移或交换以及财产自然增值的结果而产生权利。农业阶段的早期人们开始定居生活，财产进一步按照所有权和土地的利用做出规定。

农业阶段的第二个小阶段是城邦的形成。这些城邦是半独立的，要向贵族或地主支付保护费，因为当时很少有中央国家以君王或君主的形式出现权力机构。这个阶段也被称为采邑制阶段。在该阶段土地为私人占有，建立了大规模的土地占有制。以耕地谋生的佃户或农奴依靠贵族或地主对他们提供的保护维持生计。因此，大多数佃农生活在半农奴的状态。当土地被交易或出售时，农奴也成为谈判的一部分。因此，贵族通常有自己的军队保卫他们以及他们的土地和农奴。

第三个小阶段是封建时代。随着国家和具有中央权威的君主制的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被建立起来。拥有土地的地主向他们的君主寻求保护，反过来，君主因为害怕失去地主的顺从，从而建立了封建制度。佃农更加依赖他们的地主提供的保障，与此同时，他们在支付了高额租金后也得到土地的终身租用权。按照斯密的观点，正是在这个专制主义阶段，和平和秩序导致了议会和法律制度的发展，它们构成了司法行政的保障基础。

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出现了独立的城市，人们宣誓反对封建领主或教会，换取了君主授予的自我统治的特权。随着它们的独立，城市开始了自己的商业和贸易，而封建领主和城市居民对商品的需求又进一步导致了对外贸易。对外贸易的发展，再加上佃农与农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私人商业的出现，导致了第四阶段——商业阶段的形成。在斯密看来，劳动和商业的发展，使得各种生产力和财产可以交换，允许经济制度从君主权力中分离出来，并获得独立。正是在这个阶段，私人财产的进化产生了完备的财产权和管理这些权力的司法制度，还有对劳动的估价以及自由贸易的可能。这一切最终使得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成为可能，而这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正如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哪里有大宗财产存在，哪里就有大量不平等存在……因此，大宗财产的获得，必然要求公民政府的建立。”斯密认为商业时代是最为理想的阶段，因为，只有在这个阶段，经济制度才能实现经济自由、工业化和经济的发展。与此相对应，商业阶段又是经济进步的最终阶段，因为正是在这个阶段，斯密关于真正自由的商业经济的理想才能得到实现。财产权和公民政府的诞生Ⅱ农业阶段的中期：城邦时期城邦开始形成。这些城邦是半独立的，要向贵族或地主支付保护费，很少有中央国家以君王或君主的形式出现权力机构。农业阶段的晚期：封建时期随着国家和具有中央权威的君主制的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被建立起来。拥有土地的地主向他们的君主寻求保护，反过来，君主因为害怕失去地主的顺从而建立了封建的制度。商业阶段城市开始形成自己的商业和贸易，而封建领主和城市居民对商品的需求又进一步导致了对外贸易，佃农和城市居民之间的私人商业开始出现。

公民权利：政府庇护下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

亚当·斯密将人的权利分为个人的权利、作为一个家庭成员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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